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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仁学院学报》202401期

发布时间：2024-3-27 | 杂志分类：其他

《铜仁学院学报》202401期

作者: 铜仁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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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仁学院学报》2024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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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仁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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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变量 Ocon 的系数 β4，我们从上表可以看到，两个分组样本的情况分别是：值为-0.0668，5%水平上 显著；值为 0.00435，不显著。也就是说，法治水平低的样本下，管理者过度自信与公司成本粘性有显著的 正相关关系；而在法治水平高的样本下，管理者过度自信对公司成本粘性的影响不显著。我们对法治水平低 地区的公司和法治水平高地区的公司样本回归中的 β4 进行 Z 检验，发现管理者过度自信对于法治水平低地区 公司的成本粘性的影响要大于其对法治水平高地区公司的成本粘性的影响（Z=-1.73），假设 H3b得到验证。 可能的原因是：更高的法治水平和更好的投资者保护环境，能减弱管理者追求个人私利的可能性，抑制代理 问题的产生，而且与缺乏法律约束、法治水平低的环境相比，更能够抑制管理者的过度自信心理。 （四）稳健性检验 本文对上述研究结果进行了如下的稳健性检验：一是，借鉴余明桂等人[17]的方法，改用年度企业景气指 数来衡量管理者过度自信，研究结果基本保持不变。二是，制度环境变量的分组标准改用中位数而非取平均 数，重新进行分类后所得研究结论基本不变。 1．替换管理者过度自信衡量指标 管理者过度自信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该变量的衡量是否准确有效是本文研究结论是否可靠的关键。 本文采用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的企业景气指数来代表管理者的过度自信程度，进行稳健性检验。该指数每季 度披露一次，表现为纯正数，数值在 0-200 之间。当景气指数大于 100 点时，表明企业家对企业生产经营和 对未来发展乐观；当景气指数小于 100 点时，表明企业家对企业生产经营状况和对未来发展悲观。本文以当 年 4 个季度的平均值作为年度指数，表示管理者过度自信程度。研究结果基本保持不变。Ocon*D*LRev 的符 号仍然显著为负，其他变量的符号也都没有发生变化，表明本文的主要结论“管理者过度自信与成本粘性显 著正相关”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2．改变分组方法 借鉴谢获宝等人[11]的做法，采用制度环境变量的中位数来替代平均数作为分组标准，重新分类后进行稳 健性检验，研究结果基本保持不变。分别以 Mar 和 Law 的中位数分组以后，通过分析市场化程度低的样本， 发现管理者过度自信与公司成本粘性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在市场化程度高的样本中并不显著；同样地， 在法治水平低的样本时发现，管理者过度自信与公司成本粘性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在法治水平高的样本 下这一影响并不显著。假设 3 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得到了验证。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选取“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Mar）和“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治环境”（Law）两个指标代表 企业所在地制度环境状况，从制度环境的视角来对管理者过度自信与成本粘性的相关关系进行后续深入分 析。得到的主要结论有：我国 A 股上市公司存在着成本粘性。这符合我们对于现实世界中成本变动情况的分 析和理解，也与以往大多数学者的研究结果一致。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与管理者非过度自信的企业相 比，管理者过度自信的企业具有更大的成本粘性。即，管理者过度自信与成本粘性正相关。管理者过度自信 与成本粘性的正相关关系在市场化程度较低或法治水平较低地区的公司中更为显著。具体而言，管理者过度 自信对地处市场化进程慢或法治水平低地区的公司的成本粘性影响更为显著，而对地处市场化进程快或法治 水平高地区企业的成本粘性则没有显著影响。 （二）政策性建议 第 1 期羊琴：制度环境、管理者过度自信对成本粘性影响研究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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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强化对管理者的全面素质管理 管理者的个人素质是影响成本粘性的主观因素的重要源头，对企业的成本管理决策等决策行为有着重大 影响。通过前述的研究结论可知，管理者的非理性行为会增强企业的成本粘性，损害企业的成本管理效率和 经营成果。尽管“过度自信”十分主观，难以衡量和避免，但是通过提高自我意识，管理者可以有更清楚的 自我认知，做决策时能够更加全面、理性地考虑，减少非理性行为，从而减少对企业经营管理决策的不利影 响。要达到该目标，需要企业内部建立良好的监督和培养机制，把提高管理人员素质的目标提升到一定的战 略高度，不断强调和重视，在企业内部形成良好的氛围，有效地促进管理者的成长和进步。同时，可以改善 公司的治理结构，通过增加董事会中独立董事占比，达到规模上的优势，一定程度上保证独立董事能够较容 易地获得话语权，从更加准确、客观地在董事会会议中发表独立想法，强调公司的理念、目标，加强对管理 者非理性行为的警惕和防范。 2．改善绩效评估和薪酬管理体系 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在业务量下降时，会做出有损企业利益的成本管理决策，增加成本粘性。为了使这种 情况发生的可能性减小或消除，企业可以通过完善绩效评估与薪酬管理制度，将管理者的报酬与其工作水平 和决策效果更好地挂钩。薪酬委员会对管理者的绩效展开估测，并设计监督、激励管理者的一套薪酬方案。 3．完善我国的职业经理人市场 目前我国尚无公开的、大规模的职业经理人市场。在完善的经理人市场中招聘，可以帮助公司甄选出合 适的、管理成效记录好的管理人员。管理人员就职后，由于完善的市场时刻都在动态评价每一位经理的价值， 他们即使有偶尔的自利动机也更不敢为之损害公司利益、进而损害自己在职业经理人市场的未来前途和身 价。完善的职业经理人市场十分必要，它有利于减少甚至杜绝经理人损害公司利益的非理性或自利行为，提 高经理人的经营管理水平，进而提高企业的成本管理水平。 4．加速中、西部地区市场化进程 从研究结果可以看出，管理者过度自信对市场发展程度高地区的公司影响不明显。因此，推进市场发展 程度落后的中西部地区更好更快发展，是我国中西部发展的关键，也是我国各地区均衡发展、缩小差距的前 提。市场发展程度提高以后，企业的经营效率、管理机制都将得到改善，成本粘性等问题会有效地减少。 5．加强法律制度建设和人才培养 本文研究证明，法治水平高的地区，投资者利益保护机制健全，法治人才队伍壮大，人们的维权意识强。 这种环境下，管理者的自利动机会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和约束，做出非理性行为的可能性变小，非理性行为 最终对企业产生的影响也可以得到显著降低。因此，提高中西部地区的法治水平，完善法律制度建设和法律 人才培养机制，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效率，降低成本粘性。 注释： ① 该交乘项出自经典的成本粘性存在性检验模型，其意在通过成本粘性的定义，结合模型，用某一项的系数正负反映粘性存 在。并非笔者在本文的研究中为检验两因素的交互作用而添加，特此说明。 ② 借鉴 Chen et al.（2010）和龚启辉、刘慧龙、申慧慧（2010）的方法，Z 值=两个回归模型中变量 Ocon*D*LRev 的回归系数 （β4）之差÷回归变量方差之和的平方根。 参考文献： 96 铜仁学院学报 202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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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韩岚岚．创新投入、内部控制与成本粘性[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8，39（10）：131-144． [2] 徐玉德，杨晓璇，刘剑民．管理层过度自信、区域制度环境与内部控制有效性[J]．审计研究，2021（2）：118-128． [3] 全怡，陶聪．女性高管与企业费用粘性——基于管理层自利的视角[J]．会计与经济研究，2018，32（5）：40-58． [4] 刘斌，张列柯．去产能粘性粘住了谁：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J]．南开管理评论，2018，21（4）：109-121． [5] 石善冲，王晋珍，林亚囡．内部控制、产权性质与费用粘性——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J]．工业技术经济，2018， 37（2）：32-41． [6] 王珏，肖露璐．股权集中度、成本粘性与企业风险[J]．财会通讯，2017（27）：28-31． [7] 李燕，张祝恺，李海舰．可用冗余、高管过度自信与成本粘性[J]．财会月刊，2021（4）：44-50． [8] 刘慧龙，齐云飞，王成方．金字塔集团不同层级公司成本粘性差异及其成因的实证分析[J]．会计研究，2017（7）：82-88． [9] 樊纲，王小鲁，朱恒鹏．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6[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58-209． [10] 于浩洋，王满，黄波．内部控制质量、供应商关系与成本粘性[J]．管理科学，2017，30（3）：122-135． [11] 谢获宝，惠丽丽．成本粘性、公司治理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基于企业风险视角的经验证据[J]．管理评论，2017，29 （3）：110-125． [12] 朱和平，马妍．管理者过度自信对商誉减值的影响[J]．统计与决策，2021，37（18）：175-179． [13] 张泽南．政治关联、管理者过度自信与成本粘性——基于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财经论丛，2016（10）：67-75． [14] 周兵，钟廷勇，徐辉，等．企业战略、管理者预期与成本粘性——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经验证据[J]．会计研究，2016（7）： 58-65，97． [15] 戴子礼，罗玄．董事会治理与成本粘性的实证研究——基于管理者过度自信的中介效应检验[J]．会计之友，2016（12）： 59-63． [16] 李秉成，江婉滢，尹行．宏观经济波动、管理者预期与企业成本费用粘性研究[J]．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 18（5）：526-533． [17] 余明桂，夏新平，邹振松．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激进负债行为[J]．管理世界，2006（8）：104-112． Studies on the Impact of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and Managerial Over Confidence on Cost Stickiness YANG Qin (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Chizhou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Chizhou 247100, Anhui, China ) Abstract: The paper selects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in Shanghai and Shenzhen from 2018 to 2021as a sample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ager overconfidence and cost stickiness, and further investigate whether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this relationship under different marketization processes and legal levels.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managers’ overconfidence may lead to wrong cost decisions and aggravate the cost stickiness of the company. The improvement of external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can alleviate the aggravation of cost “stickiness” caused by managers’ overconfidence to a certain extent. This is of far-reaching significance to promote enterprises to improve the supervision and incentive of managers, promote relevant national departments to improve the resource allocation of product market, and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legal system and talent training. Key words: cost stickiness, controller, overconfidenc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责任编辑陈书慧）（责任校对陈俭）（英文编辑田兴斌） 第 1 期羊琴：制度环境、管理者过度自信对成本粘性影响研究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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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商环境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 邹蓓蓓 （安徽大学商学院，安徽合肥 230031 ） 摘要：作为企业经营发展面临的重要外部环境，营商环境已成为企业财务决策考虑的重 要因素，可能通过影响企业财务行为作用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然而有关营商环境对企业数字化 转型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的实证研究关注不足。文章以 2010—2020 年间沪深两市 A 股上市公司 作为数据样本，探讨营商环境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营商环境与企 业数字化转型呈现正相关关系，表明优化营商环境能够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机制检验表明， 优化营商环境通过增加企业研发投入、提高信息透明度与降低财务风险，进而促进企业数字化 转型，以上构成了营商环境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主要路径；在进一步区分产权性质后发现， 非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营商环境的敏感性更强。研究结论丰富了营商环境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领域的相关研究，明晰了营商环境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机理，同时也为政府持续优化营商 环境、企业加速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增量经验证据。 关键词：营商环境；企业数字化转型；企业研发投入；信息透明度；财 务风险；产权性质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639 (2024) 01-0098-13 一、引言 作为企业经营发展面临的重要外部环境，营商环境有利于提升企业的投资吸引力和综合竞争力[1]。近年 来，在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重目标的压力下，通过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助力企业生存发展已成为政府各 部门工作的重点。自 2018 年国务院设立优化营商环境专题组以来，政府部门对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愈加重视。 2020 年企业家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同时，《优化营商环 境条例》自 2020 年开始正式施行，该条例的实施标志着我国营商环境立法的正式确立。通过实施一系列简 政放权的政策，使得营商环境取得了极大地改善。 《2021 年中国企业数字转型指数研究》表明，我国大多数企业目前仍处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摸索期，具 有显著转型成效的企业仅占 16%。部分学者认为，造成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低效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资金紧 张[2-4]，资金投入是否充裕直接决定着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成败。而营商环境的优劣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生存环境， 对企业的财务行为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能够提升企业综合竞争力，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与银企之间的信息 不对称程度，使企业数字化转型获得充足的资金支持。同时，优良的营商环境能够促进企业研发投入[5]，随 着企业不断增加研发投入，使得其对自身前沿科技有了更明晰地把握，能够选择契合自身的数字化转型方向， 收稿日期：2022-09-14 作者简介：邹蓓蓓（1997-），女，安徽淮南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公司治理。 第26卷第1期铜仁学院学报 Vol. 26, No.1 2024 年 2 月 Journal of Tongren University Feb.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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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促进其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6]。最后，优化营商环境能够降低企业财务风险，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良 好的财务基础，使企业将更多精力聚焦于主营业务的优化升级，数字化转型由于其高效的数据挖掘能力，成 为许多企业所运用的重要手段[7-9]。 已有研究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因素的考察主要涉及机构投资者[10]、金融科技[2]、政治关联[11]、卖空机 制[6]等维度，鲜有学者关注到外部制度环境可能对企业数字化转型成效的影响，同时，营商环境作为外部制 度环境的主要内容，能够有效反映企业的生存环境。基于此，为了弥补外部制度环境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 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文章将营商环境纳入研究范畴，研究营商环境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有助于完善 营商环境经济后果的研究体系，丰富其对企业行为决策影响的文献研究。 二、文献综述、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文献综述 第一类是关于营商环境的文献研究。学术界主要从营商环境的定义、指标构建以及经济后果展开深入研 究。关于营商环境的定义方面，目前仍未形成统一的观点。部分学者将营商环境视为企业创业时面临的外部 环境，并定义其为一个综合性生态系统[12]。关于营商环境的指标构建方面，目前国内外对营商环境指标体系 的构建逐渐趋于完善，国际上主流的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是由“Doing Business”聚焦于各国企业从开办到 破产各环节所面临的便利程度[13]；我国以世界银行制定的评价指标为标杆，逐步发展符合自己国情的评价指 标体系，早期以樊纲市场化指数为代表[14]，创造性地对我国经营环境采用相对指数进行度量。李志军等[12] 运用效用值法对数据处理，计算的指标评分范围覆盖更广，数据更加权威公开，具有可持续等特征。关于营 商环境的经济后果方面，学术界对其进行了深入且透彻地研究。优化营商环境能够有效提升社会资本与法治 效率，减少债务人违约行为，缓解企业融资约束[15][16]，促进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提升企业生产率[17]， 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促进培育企业家精神，推动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显著提升经济增长质量[18]，抑制企业 寻租行为[19]，更大程度提升企业研发投入与专利产出，有效促进企业绩效水平[20]。 第二类是关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文献研究。本文主要基于内外部治理视角探讨数字化转型的驱动因素。 外部治理方面，卖空机制作为资本市场中的重要制度之一，能够有效影响企业行为决策，优化企业内部信息 环境以及强化企业创新[6]，激发企业数字化转型意愿，加速自身转型升级；内部治理方面，高管团队作为企 业内部治理的主要决策者，其表现特征能够影响企业对资源的整合和综合处理水平，影响数字化转型实施的 成效[21-22]，管理者作为把握数字经济时代革命的关键内部力量，是企业在多变的竞争环境中能否实现数字化 转型升级成功的关键。基于管理者特征视角，管理者认知能够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发挥关键作用，研究表明， 管理者对数字机会的认知能够有效影响组织成员的评价判断并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23]。此外，信息技术[24]、 员工技能[25]、数字战略[26]等内部因素亦是学术界研究数字化转型影响因素的重要维度。 总结上述已有研究，尽管已有文献关注卖空机制、数字金融、利率市场化、高管团队资本、异质机构投 资者等方面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但营商环境作为数字经济时代下微观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制度环境， 其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因此，文章实证检验营商环境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情境特 征及影响路径，有助于加深在数字经济时代下对企业数字化转型领域的理解。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第一，优良的营商环境能够增加企业研发投入。一方面，良好的营商环境会增强地区产权保护力度和减 少企业寻租行为，会显著降低企业创新绩效和成果被侵占的可能性，大大激发企业研发投入的积极性，增强 第 1 期邹蓓蓓：营商环境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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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投入动机，进而提高企业研发投入[5]；另一方面，良好的营商环境为企业提供了包括财政补贴、税收减 免等在内的众多优惠政策，为企业提供资金支持，降低市场的制度交易成本与企业研发投入面临的资金约束， 提升企业研发投入可能性，进而提高企业研发投入[27]。而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有利于数字化转型，原因在于， 高研发投入水平会显著提升企业对于前沿科学技术的敏感性，驱动企业挖掘内外部有利信息[28]，提升企业的 信息处理能力，明晰自身科技竞争优势所在，提升企业数字化转型效率[6]。更重要的是，随着企业研发投入 的增加，基础硬件设施得到完善，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奠定充足的匹配条件，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发展[8]。 第二，优良的营商环境能够提高信息透明度。一方面，良好的营商环境意味着市场更加公开透明，具备 较高的市场信息效率，有利于投资者获取充分且正确的市场信息[21]，降低了信息不对称程度，有效提升信息 透明度；另一方面，良好的营商环境代表地区更规范、更完善的法制体系，增加了企业的违规成本，强化了 企业提高信息透明度的动机，并且，优化营商环境能够提升地区市场化水平，增加外部竞争，而激烈的外部 竞争有利于提升信息透明度[29]。高信息透明度有助于减少投资者识别优质投资企业的时间、资金成本，使得 优质企业能够短时间内集中充足的金融资源，为企业研发投入提供充裕的财务资源基础[30]，为企业数字化转 型注入充足的资金动力。除此之外，高信息透明度使得市场有效性提升，在信息多元化的经营背景下，企业 决策层必须根据市场潮流做出相应决策，顺应市场中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趋势，加速企业数字化转型[6]。 第三，优良的营商环境能够降低财务风险。优化营商环境能够推动市场竞争[31]，面对激烈的竞争压力， 单个企业无法垄断资本、技术等信息资源，关键信息透明度得以提升，同时，较低的信息壁垒提高了企业认 知水平，显著提升经济发展效率。面对公开透明的市场环境，管理者利用不对称信息进行的投机决策受到抑 制，只能通过调动自身工作积极性从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取有用信息，从事与公司发展目标一致的经营活动， 进而显著降低企业财务风险[32]。同时，稳定的财务环境是企业从事高风险和长周期投资的基本保障，在该氛 围下企业的创新活动才能顺利开展，而不仅仅只关注于自身财务状况稳定与否[2][33]。营商环境不仅能为企业 增加研发投入的可能性奠定优良硬件设施，还能够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一个稳定的内部财务体系，进一步 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文章认为营商环境通过增加企业研发投入、提高信息透明度与降低财务风险来驱动 企业数字化转型。鉴于此，文章提出如下假设： H1：限定其他条件，营商环境能够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文章选取 2010—2020 年沪深两市 A 股上市公司作为数据样本，并依据惯例剔除以下观测值：（1）金融 保险行业观测值；（2）处于 ST 等异常交易状态观测值；（3）数据缺失的观测值，最终获得 12974 个公司— 年度观测值。关于数据来源方面，企业数字化转型数据是基于 Pathon 对上市公司年报文本提取的数据池，营 商环境原始数据源于《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中最能够代表地区营商环境优劣的“综合经济竞争力指数”， 其他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 CSMAR。文章对所有有关连续变量同时在 1%分位数和 99%分位数进行 Winsorize 缩尾处理，以克服样本极端值可能对数据处理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二）变量定义 与文章有关研究变量的详细定义如下所示： 1．被解释变量。DCG 表示企业数字化转型，文章参考吴非等[8]的研究，将企业数字化转型划分为五个 100 铜仁学院学报 202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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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面，分别是人工智能技术、大数据技术、云计算技术、区块链技术以及数字技术应用，最终加总后得到企 业数字化转型的总指标。由于这类数据具有右偏性特征，文章将五个分类指标加总后进行对数化，最终形成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指标。 2．解释变量。BUSEN 表示营商环境，文章参考吴成颂和汤学永[34]、于文超和梁平汉[35]的研究，采用两 种营商环境度量方式：（1）BUSEN1代表城市综合经济竞争力指数；（2）BUSEN2 为虚拟变量，以 BUSEN1 中 位数为标准，高于中位数的营商环境数据赋值为 1，否则为 0. 3．情境变量。SOE 表示产权性质。 4．控制变量。参考王宏鸣等[2]的研究，文章选择以下变量加以控制： 表 1 变量定义与说明 变量类型变量名称变量符号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企业数字化转型 DCG 具体计算方法见上文定义 解释变量营商环境 BUSEN 情景变量产权性质 SOE 企业性质为国有时赋值为 1，否则为 0 控制变量 企业规模 SIZE 总资产取自然对数值 资产负债率 LEV 总负债与总资产的比值 总资产利润率 ROA 净利润除以平均总资产 净资产利润率 ROE 净利润除以平均股东权益 营业收入 REV 营业收入取自然对数值 资本密集度 CI 总资产与营业收入之比 股权集中度 FIRST 第一大股东持股占总股数的比例 上市年限 AGE LN(数据所处年份-上市年份+1) 两职合一 DUAL 若董事长与 CEO 为同一人，则赋值为 1，否则为 0 审计意见 AUDIT 企业被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则为 1，否则为 0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GDP 企业所在省份人均生产总值取对数值 年份 YEAR 涵括 11 个年份，设置 10 个虚拟变量 行业 INDUS 根据 2012 年证监会行业分类标准设置行业虚拟变量 （三）模型设定 为了验证假设 1 中营商环境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文章参考有关文献[3]，构建如下模型（1），以检 验营商环境能否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 DCG=β0+β1BUSEN+β2SIZE+β3LEV+β4ROA+β5ROE+β6REV+β7CI+β8FIRST+β9AGE+β10AGE2+β11DUAL+ β12AUDIT+β13GDP+YEAR+INDUS+ε （1）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与分析 表 2 列示了文章主要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BUSEN1和 BUSEN2 的均值分别为 0.4722 和 0.5014， 标准差分别为 0.3026 和 0.5000，极差分别为 0.9513 和 1.0000，说明我国上市企业所在地区营商环境存在突 出的不平衡问题，企业财务行为可能因此出现明显差异。DCG 的均值为 1.8080，最大值为 5.0039，最小值为 第 1 期邹蓓蓓：营商环境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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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说明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存在异同。在上述营商环境、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分析中存在的显著数 据差异为后文实证检验奠定了分析基础，换句话说，探讨差异形成的原因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表 2 主要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观测值均值标准差最小值 1\/4 分位中位数 3\/4 分位最大值 DCG 12974 1.8080 1.3417 0.0000 0.6931 1.7918 2.7726 5.0039 BUSEN1 12974 0.4722 0.3026 0.0487 0.1955 0.4391 0.7080 1.0000 BUSEN2 12974 0.5014 0.5000 0.0000 0.0000 1.0000 1.0000 1.0000 SIZE 12974 22.2619 1.2771 19.9740 21.3374 22.1018 22.9845 26.1812 LEV 12974 0.4164 0.1975 0.0574 0.2586 0.4089 0.5631 0.8680 ROA 12974 0.0510 0.0673 -0.2759 0.0284 0.0509 0.0811 0.2251 ROE 12974 0.0570 0.1328 -0.7281 0.0311 0.0685 0.1129 0.3104 REV 12974 21.5949 1.4512 18.7298 20.5549 21.4516 22.4744 25.7033 CI 12974 2.3917 1.7539 0.4009 1.3037 1.9130 2.8203 10.6776 FIRST 12974 0.3286 0.1489 0.0135 0.2157 0.3047 0.4249 0.7409 AGE 12974 1.9827 0.8829 0.0000 1.3863 2.0794 2.7726 3.2581 AGE2 12974 4.7104 3.2043 0.0000 1.9218 4.3241 7.6872 10.6152 DUAL 12974 0.3012 0.4588 0.0000 0.0000 0.0000 1.0000 1.0000 AUDIT 12974 0.9763 0.1522 0.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GDP 12974 11.2221 0.4263 10.1711 10.9336 11.2414 11.5191 12.0130 SOE 12974 0.3032 0.4597 0.0000 0.0000 0.0000 1.0000 1.0000 （二）多元回归分析结果 表 3 列示了营商环境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两者关系的基准回归分析结果。回归结果表明，BUSEN1 与 DCG 的回归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系数=0.5708，t 值=11.6404）；BUSEN2 结果类似，此处不再赘述。以上 回归结果综合说明，优化营商环境能够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即企业所在地区营商环境越优良，企业数 字化转型程度越高，支持了研究假设 1。 控制变量方面：SIZE、LEV、ROA、FIRST、GDP 项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规模越大、财务杠杆越高、 盈利能力越强的企业可能数字化转型意愿不强，同时，当股权比例越集中、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时，可能 会抑制企业数字化转型；REV、CI、AGE 与 DCG 均在 5%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表明营业收入、资本密集度能 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上市年限越长的企业更乐于数字化转型，可能是由于该类型企业具备 良好的基础设施，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条件。 （三）敏感性测试 1．工具变量法 为了解决文章研究模型可能存在的遗漏变量问题，文章参考相关文献[36]，采用企业所在城市的开埠通商 历史作为营商环境的工具变量。该工具变量的合理性在于，城市开埠通商历史是影响营商环境的重要方面， 但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并没有直接的联系，满足工具变量的基本条件。具体回归结果如表 4 所示，第（1）列 中，BUSEN1 与 DCG 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系数=0.6671，t 值=8.7510），BUSEN2 结果类似，此处不再赘述。 以上结果综合表明，在采用开埠通商历史工具变量以控制内生性后，良好的营商环境仍然能够显著促进企业 102 铜仁学院学报 202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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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转型，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 表 3 营商环境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变量 （1）BUSEN1 （2）BUSEN2 系数 t 值系数 t 值 Constant -1.2037*** -3.0213 -1.6350*** BUSEN1 0.5708*** 11.6404 BUSEN2 0.2264*** 8.1879 SIZE -0.1074*** -2.6867 -0.1118*** -2.7909 LEV -0.5701*** -8.3116 -0.5580*** -8.1020 ROA -2.2308*** -6.1947 -2.3922*** -6.6304 ROE 0.9468*** 5.3080 1.0139*** 5.6704 REV 0.2207*** 5.7083 0.2228*** 5.7506 CI 0.0355** 2.5329 0.0355** 2.5359 FIRST -0.5645*** -8.0991 -0.5552*** -7.9656 AGE 0.2680*** 5.9436 0.2632*** 5.8294 AGE2 -0.0931*** -7.5011 -0.0914*** -7.3566 DUAL 0.1361*** 5.7412 0.1498*** 6.3116 AUDIT 0.0656 0.9401 0.0713 1.0220 GDP -0.0664** -2.0485 -0.0052 -0.1602 YEAR\/INDUS 控制控制 样本量 12974 12974 Adj_R² 0.2679 0.2635 注：***、**和*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下显著，报告中的 t 值均已经过 Robust 调整。 表 4 营商环境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工具变量法 变量 （1）BUSEN1 （2）BUSEN2 系数 z 值系数 z 值 Constant -0.9344** -2.1780 0.5903 1.0812 BUSEN1 0.6671*** 8.7510 BUSEN2 0.6535*** 8.6728 控制变量控制控制 样本量 12971 12971 Adj_R² 0.2677 0.2496 注：***、**和*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下显著，报告中的 z 值均已经过 Robust 调整。 2．替换营商环境的度量方式 为了进一步加强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文章采用学术界普遍认可的樊纲市场化指数总指标和各分项指标。 关于市场化总指标，采用《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中总指标“市场化指数”，记为 BUSEN3；分项指标 方面，分别采用三个一级指标“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治环境” 第 1 期邹蓓蓓：营商环境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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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经济发展、政企关系、法治环境等分维度刻画各地区营商环境情况，并记为 BUSEN4、BUSEN5、BUSEN6。 将重新采用的营商环境指标放入模型（1）中进行基准回归，结果如表 5 列示。BUSEN3、BUSEN4、BUSEN5、 BUSEN6 与 DCG 的回归系数均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以上结果综合表明，在替换营商环境的度量方式后， 研究结论依然稳健。 表 5 营商环境与企业数字化转型：替换营商环境的度量方式 变量（1）BUSEN3 （2）BUSEN4 （3）BUSEN5 （4）BUSEN6 Constant -0.5277 -2.4792*** -2.6776*** -1.0319** （-1.1217）（-6.5660）（-7.2264）（-2.1005） BUSEN 0.0938*** 0.0559*** 0.0445*** 0.0217*** （8.2880）（5.3035）（6.1874）（5.4601） 控制变量控制控制控制控制 样本量 12974 12974 12974 12974 Adj_R² 0.2634 0.2612 0.2617 0.2613 注：***、**和*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下显著，报告中的 t 值均已经过 Robust 调整。 3．替换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度量方式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度量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实务界均是一个前沿问题，对其定量测度方法也是不尽相同[8]。 文章参考张永珅等[37]的度量方式，将企业数字化转型定义为 DIGIT，等于上市企业财务报告附注中与企业数 字化转型有关的无形资产与无形资产期末总额的比值，该比值越大，企业数字化水平越高。回归结果显示， BUSEN 与 DIGIT 的回归系数均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系数=0.0898，0.0336；t 值=10.0881，7.0377），上述 结果表明，替换企业数字化转型度量方式后，优化营商环境仍能够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 表 6 营商环境与企业数字化转型：替换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度量方式 变量 （1）BUSEN1 （2）BUSEN2 系数 t 值系数 t 值 Constant 0.3910*** 5.7813 0.2952*** 4.4360 BUSEN1 0.0898*** 10.0881 BUSEN2 0.0336*** 7.0377 控制变量控制控制 样本量 19603 19603 Adj_R² 0.2377 0.2354 注：***、**和*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下显著，报告中的 t 值均已经过 Robust 调整。 五、营商环境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路径分析 （一）基于企业研发投入的中介效应检验 通过构建下文的模型（2）和模型（3），以检验企业研发投入是否在营商环境作用于企业数字化转型过 程中扮演中介角色作用： INNOVATION=β0+β1BUSEN+β2SIZE+β3LEV+β4ROA+β5ROE+β6REV+β7CI+β8FIRST+β9AGE+β10AGE2+ β11DUAL+β12AUDIT+β13GDP+YEAR+INDUS+ε （2） 104 铜仁学院学报 202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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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G=γ0+γ1BUSEN+γ2INNOVATION+γ3SIZE+γ4LEV+γ5ROA+γ6ROE+γ7REV+γ8CI+γ9FIRST+γ10AGE+ γ11AGE2+γ12DUAL+γ13AUDIT+γ14GDP+YEAR+INDUS+ε （3） 上述模型中，INNOVATION 代表企业研发投入的自然对数值，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 表 7 列示了基于企业研发投入的中介机制检验结果。Panel A 中 BUSEN1 与 INNOVATION 在 1%的水平上 显著正相关，系数为 0.4409，说明优化营商环境能够增加企业研发投入，进一步在模型（1）的基础上控制 企业研发投入，第（3）列回归结果显示，INNOVATION 的回归系数在 1%统计学水平上显著为正（系数=0.1772， t 值=15.2791），且第（3）列中 BUSEN1的回归系数相比于模型（1）中显著下降，Panel B 中结果与 Panel A 类似，不再赘述。综合上述回归结果，结合中介效应检验机制，可以发现企业研发投入在营商环境推动企业 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扮演着中介变量角色。 表 7 营商环境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基于企业研发投入的中介效应检验 变量 Panel A：BUSEN1 Panel B：BUSEN2 （1） DCG （2）INNOV （3）DCG （4）DCG （5）INNOV （6）DCG Constant -1.2079*** -4.1134*** -0.4791 -1.6257*** -4.3608*** -0.8265* （-2.7336）（-10.6298）（-1.0959）（-3.6600）（-11.1216）（-1.8783） BUSEN 0.5701*** 0.4409*** 0.4920*** 0.2220*** 0.1862*** 0.1879*** （10.9054）（12.3684）（9.4393）（7.5360）（8.5977）（6.4228） INNOV 0.1772*** 0.1833*** （15.2791）（15.7903） 控制变量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 样本量 11500 11500 11500 11500 11500 11500 Adj_R² 0.2708 0.5903 0.2850 0.2664 0.5883 0.2816 注：***、**和*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下显著，报告中的 t 值均已经过 Robust 调整。 （二）基于信息透明度的中介效应检验 通过构建下文的模型（4）和模型（5），以检验信息透明度是否在营商环境作用于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 中扮演中介角色作用： TRANS=β0+β1BUSEN+β2SIZE+β3LEV+β4ROA+β5ROE+β6REV+β7CI+β8FIRST+β9AGE+β10AGE2+ β11DUAL+β12AUDIT+β13GDP+YEAR+INDUS+ε （4） DCG=γ0+γ1BUSEN+γ2TRANS+γ3SIZE+γ4LEV+γ5ROA+γ6ROE+γ7REV+γ8CI+γ9FIRST+γ10AGE+γ11AGE2+ γ12DUAL+γ13AUDIT+γ14GDP+YEAR+INDUS+ε （5） 上述模型中，TRANS 代表信息透明度，参考相关研究[38]，以深交所对上市企业的信息披露质量的评级 进行度量，信用披露质量的等级由低到高分别为：不及格、及格、良好、优秀，相对应地依次赋值为 1、2、 3、4。 表 8 列示了基于信息透明度的中介机制检验结果。Panel A 中 BUSEN1 与 TRANS 在 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 关，系数为 0.8437，说明优化营商环境能够提高企业信息透明度，进一步在模型（1）的基础上控制企业信 息透明度，第（3）列回归结果显示，TRANS 的回归系数在 1%统计学水平上显著为正（系数=0.0892，t 值 =8.8985），且第（3）列中 BUSEN1的回归系数相比于模型（1）中显著下降，Panel B 中结果与 Panel A 类似， 第 1 期邹蓓蓓：营商环境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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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赘述。综合上述回归结果，结合中介效应检验机制，可以发现企业信息透明度在营商环境推动企业数字 化转型过程中扮演着中介变量角色。 表 8 营商环境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基于信息透明度的中介效应检验 变量 Panel A：BUSEN1 Panel B：BUSEN2 （1）DCG （2）TRANS （3）DCG （4）DCG （5）TRANS （6）DCG Constant -1.2037*** -1.6802*** -1.6350*** -2.1059*** （-3.0213）（-4.1987）（-4.0876）（-5.2507） BUSEN 0.5708*** 0.8437*** 0.5262*** 0.2264*** 0.3260*** 0.2084*** （11.6404）（11.0489）（10.6439）（8.1879）（7.3020）（7.5169） TRANS 0.0892*** 0.0959*** （8.8985）（9.5835） 控制变量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 样本量 12974 12974 12974 12974 12974 12974 Adj_R² 0.2679 0.0811 0.2722 0.2635 0.0791 0.2685 注：***、**和*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下显著，报告中的 t 值均已经过 Robust 调整。 （三）基于财务风险的中介效应检验 通过构建下文的模型（6）和模型（7），以检验财务风险是否在营商环境作用于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 扮演中介角色作用： Z_score=β0+β1BUSEN+β2SIZE+β3LEV+β4ROA+β5ROE+β6REV+β7CI+β8FIRST+β9AGE+β10AGE2+ β11DUAL+β12AUDIT+β13GDP+YEAR+INDUS+ε （6） DCG=γ0+γ1BUSEN+γ2Z_score+γ3SIZE+γ4LEV+γ5ROA+γ6ROE+γ7REV+γ8CI+γ9FIRST+γ10AGE+γ11AGE2+ γ12DUAL+γ13AUDIT+γ14GDP+YEAR+INDUS+ε （7） 其中 Z_score 代表财务风险，文章借鉴已有研究[39]，采用 Z_score 衡量财务风险，越高的 Z_score 值往往 代表财务风险越低，财务稳定性越高。 表 9 列示了基于财务风险的中介机制检验结果。Panel A 中 BUSEN1 与 Z_score 的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 著为正，系数为 0.9912，说明优化营商环境能够降低财务风险，进一步在模型（1）的基础上对财务风险加 以控制，第（3）列回归结果显示，Z_score 的回归系数在 1%统计学水平上显著为正（系数=0.0055，t 值=2.3131）， 且第（3）列中 BUSEN1 的回归系数相比于模型（1）中显著下降，Panel B 中结果与 Panel A 类似，不再赘述。 综合上述回归结果，结合中介效应检验机制，可以发现财务风险在营商环境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扮演 着中介变量角色。 六、基于产权性质的情境性分析 在我国，一部分上市企业由国有企业转型而来，国有控股这一特殊制度安排是研究我国资本市场的重要 视角[40]。一方面，基于创新能动性视角，银行债务是影响企业创新的关键因素，国有企业由于与银行合作广 泛，其获得的银行信贷资金一直较为充裕[41]，营商环境所带来的地区保护以及优惠政策对国有企业的银行信 贷提升有限。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研发投入水平往往对良好的营商环境具有较弱的敏感性，而良好 106 铜仁学院学报 202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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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营商环境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基于财务风险的中介效应检验 变量 Panel A：BUSEN1 Panel B：BUSEN2 （1）DCG （2）Z_score （3）DCG （4）DCG （5）Z_score （6）DCG Constant -1.0779*** 26.5793*** -1.2244*** -1.5727*** 25.7205*** -1.7327 *** （-2.6328）（16.3020）（-2.9498）（-3.8689）（16.1184）（-4.2091） BUSEN 0.5628*** 0.9912*** 0.5574*** 0.2232*** 0.3957*** 0.2207*** （11.3162）（5.0718）（11.1874）（8.1086）（3.8661）（8.0158） Z_score 0.0055** 0.0062*** （2.3131）（2.6072） 控制变量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 样本量 12655 12655 12655 12655 12655 12655 Adj_R² 0.2685 0.4569 0.2687 0.2643 0.4562 0.2647 注：***、**和*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下显著，报告中的 t 值均已经过 Robust 调整。 的营商环境则能够有效降低非国有企业的信贷成本，提升其银行债务水平[42]，有利于其从事研发创新，进而 促进其数字化转型；另一方面，基于管理者认知视角，管理层对技术创新的认知在企业转型升级中起着不可 替代的作用[43]。国有企业实际控制人的任职权主要集中于政府，且具有较高的流动性。因此，国有企业决策 往往更倾向于稳健的方案[41]，且更愿意投资低风险低收益项目，采取保守的发展策略，即使自身财务资源禀 赋丰富也具有较弱的数字化转型动机。而非国有企业则迫切希望通过数字化转型以提高自身的比较竞争优势 与综合竞争力，加强自身创新能力。基于上述分析，文章认为，相较于国有企业，营商环境促进非国有企业 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显著增强。 为了检验产权性质在营商环境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关系中的异质性作用，文章在模型（1）的基础上进一 步引入营商环境与产权性质的交乘项 BUSEN*SOE，构建如下模型（8）： DCG=β0+β1BUSEN+β2BUSEN*SOE+β3SOE+β4SIZE+β5LEV+β6ROA+β7ROE+β8REV+β9CI+β10FIRST+ β11AGE+β12AGE2+β13DUAL+β14AUDIT+β15GDP+YEAR+INDUS+ε （8） 表 10 列示了产权性质在营商环境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二者关系之间的调节分析结果。第（1）列中 BUSEN1*SOE 项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系数=-0.3051，t 值=-4.1952），第（2）列中 BUSEN2*SOE 项 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系数=-0.2036，t 值=-4.6627）。以上数据综合表明，相较于国有企业，营商环 境提升非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显著增强。 表 10 营商环境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产权性质的情境性分析 变量 （1）BUSEN1 （2）BUSEN2 系数 t 值系数 t 值 Constant -1.5718*** -3.9097 -1.9410*** -4.8332 BUSEN1 0.6410*** 12.1354 BUSEN2 0.2891*** 9.5028 BUSEN*SOE -0.3051*** -4.1952 -0.2036*** -4.6627 SOE -0.0914** -2.1568 -0.1392*** -4.0512 控制变量控制控制 样本量 12974 12974 Adj_R² 0.2726 0.2688 注：***、**和*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下显著，报告中的 t 值均已经过 Robust 调整。 第 1 期邹蓓蓓：营商环境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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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作为企业经营发展面临的重要外部环境，营商环境已成为企业财务决策考虑的重要因素，其可能通过影 响企业财务行为作用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然而，有关其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的实证研究关注 不足。基于此，文章以 2010—2020 年间沪深两市 A 股上市公司作为数据样本，实证检验了营商环境对企业 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第一，良好的营商环境能够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第二，良 好的营商环境会增强地区产权保护力度和减少企业寻租行为，为企业提供各种优惠政策，进而提高企业研发 投入，随着企业研发投入的增加，基础硬件设施得到完善，也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显著促 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发展；第三，良好的营商环境有利于投资者获取充分且正确的市场信息，降低信息不对 称程度，有效提升信息透明度，高信息透明度使得市场有效性提升，在信息多元化的经营背景下，企业决策 层必须根据市场潮流做出相应决策，加速企业数字化转型；第四，良好的营商环境能够推动市场竞争，管理 者通过调动自身工作积极性从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取有用信息，从事与公司发展目标一致的经营活动，进而 显著降低企业财务风险，稳定的财务环境是企业从事高风险和长周期投资的基本保障，进一步驱动企业数字 化转型。第五，由于国有企业具有特殊的政策属性，在资源获取与市场认可方面具有天然优势，相比于非国 有企业，在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时，缺乏竞争压力和竞争动力，其进行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动力不足。因此， 相对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营商环境的敏感性更强。文章研究结论丰富了营商环境与企业数 字化转型领域的相关研究，明晰了营商环境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机理，同时也为政府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企业加速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增量经验证据。 根据以上研究结论，文章提出以下五点建议：第一，企业应抓住国家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的有利外部因素， 加快数字化转型步伐。当前，国家为促进民营企业发展，不断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驱动企业研发投入。 在此背景下，企业应顺应数字潮流，选择契合自身战略定位的数字化转型模式，充分利用营商环境优化的政 策红利。第二，企业应主动增加研发投入，进而驱动数字化转型。优化营商环境健全了地方的产权制度，为 企业研发投入提供良好的制度背景，大大激发企业研发投入的积极性。企业应积极从事研发投入活动，提升 企业前沿技术水平，提供强有力的基础设施与技术配置支持企业数字化转型；第三，企业应主动提升信息透 明度，进而驱动数字化转型。面对良好的营商环境，企业各项隐瞒信息的行为决策会被市场参与者察觉，企 业只有提高信息透明度，才能吸引目标企业的投资，为数字化转型提供充裕的资金支持；第四，企业加强内 部经营环境建设，为数字化转型提供稳定基础。优化营商环境能够促进市场竞争，激烈的市场竞争要求企业 必须进行有利于实现企业价值的活动，提高财务稳定性。只有稳定的企业内部财务经营环境，才能使得企业 专心于数字化转型，提高转型成效；第五，非国有企业抓住市场机遇，推动数字化转型发展。优化营商环境 有效降低了非国有面临的信贷歧视，解决其“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解决了自身数字化转型的资金瓶 颈制约，基于此，非国有企业应当积极推动数字化转型的发展以提高自身市场综合竞争力。 参考文献： [1] BRUHN M. License to Sell: The effect of business registration reform on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in Mexico [J].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11, 93(1): 382-386. [2] 唐松，苏雪莎，赵丹妮．金融科技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基于企业生命周期视角[J]．财经科学，2022（2）：17-32． [3] 王宏鸣，孙鹏博，郭慧芳．数字金融如何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财经论丛，2022（10）： 1-14． 108 铜仁学院学报 202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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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洗钱犯罪的侦查困境及其治理路径 李梵予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湖北武汉 430073 ） 摘要：目前，网络洗钱犯罪主要利用银行网络、虚拟货币、电商平台等方式来实现洗钱 目的，具有极强的隐蔽性、跨地域性，且犯罪成本低、分工明确等特点，这为网络洗钱犯罪的 侦查增加了难度。据此，应根据网络洗钱犯罪的特点，强化源头控制，配以协作组织机制、提 升个人信息保护、健全监管机制等路径，及时、有效地惩治和防范网络洗钱犯罪。 关键词：网络洗钱；犯罪侦查；网络平台；监管机制 中图分类号：D92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639 (2024) 01-0111-07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加强和完善现代金融监管，强化 金融稳定保障体系，依法将各类金融活动全部纳入监管，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强化社会治安整体 防控，推进扫黑除恶常态化，依法严惩群众反映强烈的各类违法犯罪活动。”2023 年 10 月 30 日，全国金融 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切实提高金融监管有效性，依法将所有金融活 动全部纳入监管，全面强化机构监管、行为监管、功能监管、穿透式监管、持续监管，消除监管空白和盲区， 严格执法、敢于亮剑，严厉打击非法金融活动。”2024 年 1 月 22 日，李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 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修订草案）》。近年来，检察机关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反 洗钱工作部署，联合中国人民银行、公安部等有关部门开展打击治理洗钱违法犯罪三年行动，联合国家监委、 公安部印发《关于在办理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中加强反洗钱协作配合的意见》，持续加大惩治洗钱犯罪力度， 切实以反洗钱工作遏制上游犯罪、促进追赃挽损，服务保障金融安全。但是洗钱犯罪仍然猖獗，并显现出上 升趋势，如不严加惩治，将严重影响和破坏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损害人民经济利益。 一、网络洗钱犯罪的主要方式 在法学研究和法律实践中，洗钱是指将犯罪所得及其所产生的收益，通过金融机构以各种手段掩饰、隐 瞒资金的来源和性质，使其在形式上合法化的行为。而网络洗钱，则是指利用计算机系统、网络和计算机数 据，隐瞒或掩饰犯罪收益所得，并使之成为表面上看来合法的所有犯罪活动和过程的总称[1]。与传统意义上 的洗钱相比，网络洗钱具有科技性、跨地域性等特点，从而使犯罪成本更低廉，因此被犯罪分子所利用。世 界各国关于洗钱犯罪的概念和罪名不尽相同，但各国对于洗钱罪规定的核心都是将非法获得的钱款、赃物进 行“洗白”，将赃款赃物通过一定隐蔽手段转化为“合法”来源所得，以达到清白目的。我国《刑法》第一 百九十一条中对洗钱行为进行了规定，即掩饰、隐瞒上游犯罪所得及其所产生的收益的来源和性质的行为。 第26卷第1期铜仁学院学报 Vol. 26, No.1 2024 年 2 月 Journal of Tongren University Feb. 2024 收稿日期：2023-12-19 作者简介：李梵予（1998-），男，仡佬族，贵州铜仁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侦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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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洗钱犯罪则是在洗钱犯罪过程中借助互联网作为手段与平台发展而来的洗钱行为。互联网与科技的迅速 发展，不仅使“互联网走入千家万户”，更使得“互联网走入每个人的手里”，移动电话相较于计算机是更加 便捷的上网工具。数据显示，我国手机上网人数已达 9.86 亿，在互联网的用户不断增多的同时，公安机关与 监管部门对于现实中的犯罪乱象整治力度也在加大，使得一些犯罪团伙转向了网络电信这一领域，加之网络 洗钱犯罪具有低风险、低成本、高回报的特点，这就给了不法分子可乘之机，利用网络进行洗钱犯罪活动。 目前，网络洗钱犯罪主要有以下三种方式： （一）利用网络银行实现洗钱 区别于传统银行业务的线下办理模式，网络银行通过互联网设置虚拟柜台，让用户不需要到线下窗口与 柜员面对面办理业务，只需通过网络即可办理各项银行业务。目前，我国主要存在两种网络银行：一是以传 统国有银行为主体开办的网络银行，如传统国有四大银行；二是以民间金融机构为主体，基于云平台计算开 办的网络银行，如由腾讯公司主导发起的我国首家互联网银行——深圳前微海众银行。伴随金融开放的深化， 民间金融机构开办的网络银行逐渐兴起，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深圳前微海众银行的总资产就已经有约 5098 亿元①。两种银行最大的共同之处是均使用移动终端 app，即手机银行。截至 2023 年，我国手机银行的 Mau 数据（月用户访问次数）已超过 17 亿，手机银行已成为人民群众最常使用的金融工具。 网络银行在给人们带来便捷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安全隐患，如只有在初次办理银行卡绑定业务时，网 络银行才要求验证用户身份，但在后期进行金融转账、汇款、购买理财等活动时，网络银行无法做到逐个验 证身份。这就使网络银行在实现其金融功能过程中，掩盖了空间要素。网络银行用户不需要持卡到线下银行 柜台进行操作，这样就无法保证使用在线金融工具的主体是卡主本人，无形中给了犯罪分子可乘之机。 利用网络银行进行洗钱的犯罪分子，通常先利用亲戚、同事、朋友等不同的身份注册多张银行卡，开通 网上银行功能后，将违法所得分多次相互转账，以“汇洗”方式实现洗钱。由于网络银行转账十分迅速和便 捷，加之转账金额为多笔、小额，这就让相关监管部门难以“察觉”洗钱行为，导致洗钱犯罪越发猖獗。 （二）利用网络虚拟货币实现洗钱 虚拟货币虽然无法成为通用货币用以支付，但作为国际上比较权威的反洗钱机构——反洗钱金融行动特 别工作组（简称 FATF），将虚拟货币定义为以数字形式交易的，具有货币价值的数字符号。虚拟货币多为非 金融机构发行，经由计算机大量运算而生成，如比特币、狗狗币等。在持有和使用方面，与传统货币相比， 虚拟货币账户的持有人可匿名注册，使用过程中也大多不需要验证真实身份信息，身份信息的隐藏，让虚拟 货币交易更具隐蔽性。使用者只需要登录虚拟货币的系统即可完成全球在线交易，这也就给了犯罪分子可乘 之机，犯罪分子可以大量购入虚拟货币，再多次进行“倒买倒卖”，最终将钱款“洗白”。 特别是在伴随互联网使用频率急速上升的背景下，网络游戏兴起，大量游戏从单机游戏、局域网游戏“升 格”为互联的网络游戏，许多网络游戏在网络服务器中进行游戏内虚拟游戏货币与虚拟游戏装备的真实货币 消费和虚拟财产转让。基于游戏装备、游戏账号等虚拟财产的可转让性，利用虚拟货币洗钱的犯罪分子，可 以将钱款大量充入网络游戏中，将钱款转化为网络游戏中的虚拟财产，最后将游戏账号或装备进行出售，成 功将钱款“洗白”。 （三）借助电商平台实现洗钱 不同于利用网上银行大批量、小金额式的洗钱途径，利用电商平台进行洗钱，通常会使用到各种电商平 台或网络店铺来进行洗钱，其中不仅有国内的电商平台，还有国外的电商平台。利用电商平台洗钱主要有两 种具体的路径：一是犯罪团伙会建立一个网络店铺，并挂牌一些价格虚高的产品，团伙内成员便会用需要“洗 112 铜仁学院学报 202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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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的资金来购买商品，在进行虚假交易后，钱款的“洗白”就已经完成；二是犯罪团伙直接使用所需“洗 白”的钱款在网络电商平台购买商品，转而在二手交易平台出售，以此完成洗钱。 在网络销售的常态化下，大量电商交易平台涌现，难免有部分电商交易平台对买家和卖家的身份信息认 证和违规操作缺乏监管，给了犯罪分子可乘之机。由于利用电商平台进行虚假交易的洗钱方式不受地域限制， 甚至可以实现跨境交易，被洗钱款可以快速、多次地在各个地点、各个银行之间流动，洗钱方式比较隐蔽， 难以被侦查人员发觉。 二、网络洗钱犯罪的特殊性 （一）利用网络技术彰显隐蔽性 伴随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以网络通讯和支付工具为媒介的洗钱犯罪行为，由于其隐蔽性强，逐渐成为 网络洗钱的主要方式。以网络通讯为媒介进行的洗钱犯罪行为，具有较高的智能性和隐蔽性。这类犯罪以网 络通讯工具为媒介进行交流，如 QQ、微信、邮件、在线社区等，加上在网络洗钱犯罪行为中多使用“黑话” 进行交流，监管部门难以全面甄别。相较于信用卡或银行账户，网络通讯或电信通讯一般很难追溯到个人， 其对用户身份验证的要求要比信用卡和银行账户低。一般来说，只要电话卡内金额充足，就可以被用来消费， 而不像信用卡或银行卡那样留下交易记录。而且，还可以利用通讯技术来更改 IP 地址，进一步隐藏自己，这 也为追查工作增加了困难。最主要的是，在网络洗钱犯罪中，多以网络支付为支付方式，如电子钱包、信用 卡公司提供的互联网支付服务等。网络支付对于一般网络用户来说，其在线支付功能是非常实用的，而且也 不用向对方透露相关财务信息。[2] 如买方不用向电商平台或商家透露自己的银行账号信息，只需要向一个网 络账户转账，即可完成交易。 （二）借助网络互联性呈现犯罪跨地域性 就传统的洗钱犯罪来看，相关犯罪团伙通常在某一地或几地进行洗钱作案，案发后，侦查人员的侦查地 域范围较小。而网络技术的发展，让网络洗钱犯罪空间突破了传统的地理界限，相关犯罪行为的分布地极为 广泛，这不仅降低了犯罪行为的成本，同时也增加了侦查人员的侦查难度。由于资金转移的便捷性，使得网 络洗钱犯罪的传播速度极快。可以说，在互联网时代，洗钱犯罪的收益比传统洗钱犯罪的收益更高，这也催 生出更多的网络洗钱犯罪行为。如在一起网络洗钱犯罪案件中，上游犯罪行为发生于江西省南昌市，而后发 生的洗钱犯罪主体则为山东省的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可见洗钱犯罪具有跨地域的特点。与传统的洗钱犯罪 相比，网络洗钱的跨地域性程度更高，犯罪分子可以通过网络轻易地将非法的巨额资金转移到全国各地，甚 至全球各地，而不会留下任何纸质凭证。 （三）搭连互联网络体现犯罪成本较低 较传统洗钱犯罪来看，网络洗钱犯罪的成本更低。一方面，网络洗钱犯罪通常使用银行卡进行资金汇款、 转账，购买虚拟货币，进行游戏充值，在电商平台上购买商品等，还有些金融公司或网络平台疏于监管，给 网络洗钱犯罪行为提供了交易平台，这就增加了监管难度，同时也降低了网络洗钱犯罪的成本；另一方面， 网络洗钱犯罪黑数大。② 网络洗钱犯罪所涉钱款多为非法所得，很难查找到网络洗钱犯罪的准确受害者。一 般来说，网络洗钱案件通常是在上游案件案发后，再经“由案到人”的侦查模式发现，这就导致网络洗钱犯 罪容易产生犯罪黑数，且难以得到较全面的统计。 另外，网络洗钱犯罪的作案成本也比较低。犯罪分子不需携带大量现金去往各个银行进行分散存款，通 过简单的工具，如手机、计算机、银行卡等，就可以进行网络洗钱犯罪，这就节省了网络洗钱犯罪的固定资 第 1 期李梵予：网络洗钱犯罪的侦查困境及其治理路径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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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损耗和成本。在互联网金融系统中进行转账、汇款、购买等行为，资金的流动时间以秒为计量单位，这也 极大地降低了网络洗钱犯罪的时间成本。据相关资料显示，美国通过比较网上银行和传统银行在资金划拨方 面的成本后，发现前者所耗的成本远低于后者。相比之下，仅以计算机以及良好的网络通信技术为基础，便 可支撑建立一家网上银行，其成本仅相当于开设传统银行所需费用的 5%左右，这就大大降低了开发、维护 成本，同时也减少了固定资产损耗以及职员工资等费用。在各项犯罪成本极低的情况下，网络洗钱犯罪还有 着较高的犯罪收益，在低风险高回报的刺激下，网络金融安全监管形势愈发严峻。 （四）依靠团伙作案且技术分工明确 网络洗钱犯罪团伙的内部管理颇为严格，存在着明确的预谋和分工。其内部管理中，通常由上层组织领 导，中层实施管理和下层具体执行，甚至，有的犯罪团伙还会成立有针对性的反侦察措施团队，以逃避犯罪， 如教导团队成员如何逃避侦查、如何应对公安机关的盘问、如何及时销毁证据等。[3] 网络洗钱犯罪团伙通常 会事先确定洗钱项目，以及要达成的目标。通过规划洗钱项目，将网络洗钱犯罪行为“包装”为普通市场行 为，再由分散在各地的犯罪团伙各自实施这一“正常商业项目”。在网络洗钱犯罪的团伙中，甚至有精通计 算机技术和信息技术的专业人员。如在广东省破获的一起网络洗钱犯罪中，侦查人员就在犯罪团伙的作案地 点里发现了有关虚拟货币的 app 制作、区块链技术、木马病毒制作技术的相关专业书籍，通过培训学习提升 专业能力，从而实施犯罪。 三、侦查网络洗钱犯罪的困境 （一）网络洗钱犯罪侦查协作困境 如前所述，网络洗钱犯罪具有跨地域性的特点，其上游犯罪与洗钱犯罪通常分处不同行政区域，这增加 了对网络洗钱犯罪的侦查难度，主要表现为：在侦查跨省、市，甚至跨国网络洗钱犯罪案件时，地区间或者 国家间的侦查协作问题。在针对网络洗钱犯罪案件的侦查过程中，需要不同警种的通力协作，如果配合不好， 会延误证据获取、人员抓捕等问题。 此外，网络洗钱犯罪涉及犯罪情节通常比较复杂，犯罪主体通常较多，需要多部门加以配合。有的需要 网络运营商配合，才方便侦查人员调查“第一犯罪现场”，提取涉案交易记录等电子数据证据；有的需要通 讯运营商加以配合，才方便侦查人员在侦查过程中开展行动；有的需要银行与网络支付平台的配合，才方便 侦查人员查看涉案资金流动情况，倒查涉案人员和单位，这对网络洗钱犯罪的侦查工作有重要影响。整体上 看，网络技术既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便捷，也为网络洗钱犯罪孕育了“温床”，同时也为网络洗钱犯罪行为的 线索侦查、证据获取等增加了难度。 （二）网络洗钱犯罪追查取证困境 网络洗钱犯罪隐蔽性较强，犯罪分子不仅会利用亲戚、朋友的银行卡隐瞒身份，还会在网络平台中使用 虚假身份信息。如在部分网络电商平台、虚拟货币交易平台的平台协议中，既不要求提供用户身份识别与验 证，更不会产生与真实身份相关的交易历史记录，加上缺乏集中监管，犯罪分子便可以不实名或冒充他人身 份注册平台账号并使用。以去中心化为主要目标的网络交易平台，包括虚拟货币交易，具有极大的匿名性交 易风险[4]，同时也给侦查人员的追查取证增加了难度。 依托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网络洗钱犯罪分子可以使用虚拟身份进行非法转账、汇款等行为。为躲避 侦查，网络洗钱犯罪分子还可以使用动态 IP 地址，在短时间内实现跨区域多笔、大量的非法资金转移，同时 抹除电子交易记录和网络地址。加上上游犯罪与网络洗钱犯罪团伙之间的跨空间合作，犯罪情节复杂、犯罪 114 铜仁学院学报 202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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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关系密切，这些都为网络洗钱犯罪的线索侦查和取证增加了难度。 （三）网络洗钱犯罪人员抓捕困境 近期，在国内打击网络洗钱犯罪的高压态势下，尤其是在实现的“断卡”行动后，由分散于全国各地的 银行卡注册业务大量向境外转移，多分布在东南亚国家。特别是在边境地区，借助互联网这一“顺风车”， 跨境洗钱犯罪频繁发生，非法资金能够以更加快速和更加隐蔽的形式在边境各国进行非法转移。[5]由于各国 对网络洗钱犯罪的法律规制不尽相同，在缺乏两国或多方共识的情况下，国内侦查人员在进行跨国调查取证 和资产追回方面存在较大困难，如缺乏国外配合侦查、语言不通、情报信息泄露等，这些都大大增加了侦查 难度，难以对境外网络洗钱犯罪团伙实施有效抓捕。 四、侦查网络洗钱犯罪的路径 （一）积极强化源头控制 网络洗钱犯罪主要利用各种网络平台和虚拟财产来进行洗钱活动，针对其隐蔽性强、跨地域性、犯罪成 本低和分工明确的特点，应当以网络源头为主要线索，强化源头控制。一方面，相关侦查机关要以“网络控 制”为中心，建立线索跟踪机制、关键词和关联词检索系统，将与洗钱犯罪相关的术语（包括黑话）列入“重 点监控词”名单，对短期内进行多次信息发放的电话号码、QQ 号等账号实施重点监控。这就需要与前述相 关网络运营商进行密切合作，进一步强化监管系统。同时也需要与公安部门密切配合，在网络运行程序中开 设公安机关经济侦查专用通道。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多数网络运营公司侧重于对中文文字交流的网络监管， 而忽视了对外文文字交流和中外文音频交流的网络监管。文字交流和语音交流是当前网络交流的主要形式， 在对网络洗钱犯罪进行源头控制时，要加以重视。 源头控制不仅涉及互联网，还涉及普通民众群体。公安机关要强化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继续深度开发 “国家反诈 app”，利用报纸、短信、微博、微信等新兴网络平台推送相关宣传信息，定期发送反洗钱犯罪短 信，开展洗钱犯罪案例宣讲、举办网络犯罪小剧场、普法栏目等，通过各种宣传形式来加强公民防范网络洗 钱犯罪的能力和意识。 （二）强化协作组织机制 针对网络洗钱犯罪跨地域性强的特点，网络洗钱犯罪跨国化趋势凸显，应当加强国内、国际侦查协作。 在国内层面，在打击网络洗钱犯罪中，时间是关键因素，侦查机关要在细化机构职能配置，提高专业性的同 时，通过资源整合，推动各部门形成联动机制，进行优势互补，形成合作模式，在第一时间开启侦查程序。 进一步提升经济犯罪侦查意识与能力，构建网络洗钱犯罪侦查新模式。 在国际层面，互联网打破了跨国洗钱犯罪的空间限制，国家间合作是应对网络洗钱犯罪跨地域性的重要 手段。目前，我国积极参加了区域性反洗钱组织，是“欧亚反洗钱与反恐融资小组”（EAG）的创始成员国 之一，于 2007 年加入了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并取得了一定经验和成绩。[6] 目前，国际反 洗钱形势仍然严峻，在有关网络反洗钱方面，仍要积极与其他国家共同协作，保持持续高压打击态势，构建 更加广泛的侦查合作平台。对于暂时还没有达成合作共识的国家和地区，更要强化国家间交流机制，相互学 习先进的侦查技术及经验，积极探索、研究制定更加完善的协作机制，为打击网络洗钱犯罪构建坚实堡垒。 （三）强化个人信息保护 互联网的发展为个人交往提供了便捷，同时也为保护个人信息增加了难度。网络洗钱犯罪涉及到个人信 息泄露问题，各种网络平台的兴起，催生出网络“黑灰产业”，如交易银行账户黑户以及交易微信号、游戏 第 1 期李梵予：网络洗钱犯罪的侦查困境及其治理路径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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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账号、电商网络平台账号等，有的网络平台账号经过长期的维护，具备了良好的基础，其被交易后用于 网络洗钱犯罪，更容易逃避监管。类似的网络“黑灰产业”已经成为网络洗钱上游犯罪的主要领域之一，针 对这一现状，一方面，要加强网络账户交易监管，在提升网络反洗钱监测技术的同时，建立合理的网络实名 制和密钥托管机制。网络的匿名性和加密性阻碍了侦查部门对网络洗钱的追查。我国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做 法，建立起私人密钥托管制度，在发现网络洗钱活动时，可以合理合法地进行证据搜集。[6] 值得注意的是， 最高人民检察院于 2020 年颁布的《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服务保障“六稳”“六保”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要 加大惩治洗钱犯罪的力度，切实转变“重上游犯罪，轻洗钱犯罪”的做法，将上游犯罪案件办理与洗钱犯罪 进行同步审查。[7] 这无疑为完善网络洗钱犯罪的侦查方法指明了方向。 另一方面，要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网络“黑灰产业”将盗取的大量用户个人信息贩卖给网络洗钱犯罪分 子，这不仅侵犯了公民的个人隐私，还给公民的人身财产带来极大的安全风险，有的还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 下参与了网络洗钱。在加强网络洗钱犯罪侦查工作时，要着重加强个人信息保护，打击网络洗钱犯罪分子获 取其他个人信息的途径，既要“斩断”网络洗钱犯罪的信息工具来源，又要防止网络“黑灰产业”线索来获 取犯罪情报。 （四）健全监管机制 网络洗钱犯罪案件所涉金额总数往往特别巨大，但网络洗钱犯罪的资金流动通常十分频繁，且多数为小 金额进行，这无疑为监管和侦查增加了难度。一方面，要完善金融机构内部监管制度，进一步核实网络用户 信息，保证基本信息的真实准确性。基于互联网数字化、信息化的特点，金融机构既要提供“去中心化”的 金融服务，又要加强互联网金融安全。在网络时代，金融机构应更加审慎地去对待网络交易操作，更加精准、 正确地识别客户信息，真正了解客户交易意图。公安机关也要加强同银行以及其他第三方支付平台的合作， 在网络支付阶段，严把网络支付平台关，在第一时间相互通报案件情况，对犯罪资金实施冻结和追缴。针对 新开设的企业资金账户，银行与支付平台共同进行严格的资质审查。预防利用网络进行的洗钱活动，为反洗 钱的刑事侦查提供可靠真实的数据信息。[6] 另一方面，公安机关应联合各大网络平台，建立高敏感词与疑似行为预警提醒机制。针对已经侦破的网 络洗钱犯罪，将其聊天记录进行敏感词汇分析，发现并梳理网络洗钱犯罪的专有名词，如“跑分”就是指让 钱款流动起来；将网络洗钱犯罪团伙称为“水房”或“跑分平台”意指负责将非法所得的钱款进行拆分“清 洗”，进行洗白的团伙；将非法掌握大量银行卡与银行账户的犯罪嫌疑人称为“卡农”；“菜商”是指盗取公 民个人信息并向犯罪团伙出售的犯罪嫌疑人。[3] 确定敏感词后，再将网络洗钱犯罪所涉敏感词设置敏感度， 一旦聊天记录中涉及网络洗钱的相关敏感词，即触发报警。同样，可针对在短时间内多次进行小金额转账、 汇款的银行卡，在短期内大量进行购买重复商品的电商平台账户，在短期内多次进行买卖的游戏账号等疑似 洗钱行为，也设置触发报警机制。在触发报警时，公安机关与网络平台应与相关银行及时互相通报情况，确 证后触发冻结支付机制，及时、有效地防范网络洗钱犯罪。 五、结语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互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等技术日新月异，这些技术促进了网 络金融的快速发展，而洗钱犯罪团伙也借助科学技术持续更新洗钱通道，升级网络洗钱技术模式。面对网络 洗钱日益科技化、隐蔽化、跨地域化等呈现的复杂化，导致惩治“黑钱”资金流向追踪难度加大的严峻态势， 只有不断强化源头控制，强化协作组织机制，强化个人信息保护等多元协同共治，提升利用网络技术侦办网 116 铜仁学院学报 202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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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洗钱案件的能力。同时，不断拓展高危易受害群体宣教工作，多管齐下管控网络洗钱犯罪风险，形成合力 才能有效惩治网络洗钱，确保国家金融秩序和网络安全，切实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保障人民经济权益， 实现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注释： ① 数据来自微众银行 2023 年半年度报告[EB\/OL]．(2023-12-20) [2024-03-12]．https:\/\/tctp.tctpwebankcdn.net\/owb-admin\/ data\/ appsystems\/owb-admin\/1702647756133-99911.pdf． ② “犯罪黑数”也称犯罪暗数、刑事隐案，是指一些隐案或潜伏犯罪虽然已经发生，却因各种原因没有被计算在官方正式的 犯罪统计之中，对这部分的犯罪估计值。 参考文献： [1] 周红亚，刘根娣，薛博文．网络洗钱犯罪的治理与防控[J]．犯罪研究，2017（4）：83-88． [2] 郝川，马涛，黄毅．洗钱犯罪新形式：网络洗钱[J]．财会月刊，2008（13）：56-57． [3] 张应立，蒋利俊．网络洗钱犯罪实证研究[J]．河南警察学院学报，2022（5）：38-45． [4] 师秀霞．虚拟货币洗钱风险的法律规制[J]．南方金融，2016（6）：81-88． [5] 佴澎，胡冰阳．跨境网络洗钱犯罪研究[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4（4）：109-112． [6] 李娜．新形势下网络洗钱趋势与对策[J]．人民论坛，2011（2）：128-129． [7] 王新．网络洗钱犯罪的刑事规制[J]．中国检察官，2021（14）：15-18． The Investigation Dilemma and Governance Path of Network Money Laundering Crimes LI Fanyu ( School of Criminal Justice,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430073, Hubei, China )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internet technology not only provides a platform for economic growth but also creates opportunities for economic crimes. Currently, money laundering through networks is primarily accomplished through the use of online banking, virtual currency, and e-commerce platforms. This method of money laundering is characterized by its strong concealment, trans-regional nature, low cost, and clear division of labor. These characteristics increase the difficulty of investigating network money laundering crimes. To improve the investigation method of network money laundering crime, it is essential to focus on source control, enhance the investigation collaboration mechanism, protect personal information, and improve the supervision mechanism. This will help prevent and detect network money laundering crimes in a timely and effective manner. Key words: network money laundering crime, crime investigation, network platform, regulatory mechanism （责任编辑陈书慧）（责任校对陈俭）（英文编辑田兴斌） 第 1 期李梵予：网络洗钱犯罪的侦查困境及其治理路径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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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研究】 超越优绩的困境：对优绩主义的反思与修正 徐鏖，李静雯 （西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渝北区 401120 ） 摘要：优绩主义旨在建立一个以优绩为中心的社会，它承诺这样的社会是公正、繁荣和 美好的。然而优绩主义自身的主张决定了它实现不了自身的理想。随着优绩主义的社会践行， 它所带来的弊端逐渐显露，近年来成为政治哲学家思考的热点话题。由于优绩主义的历史功绩， 政治哲学家们并不愿意完全舍弃优绩主义，因此寻找一系列克服优绩主义困境的方案。然而这 些政治哲学家只是将优绩主义作为一种公共话语进行思考，并只是从实践层面提出具体的实施 方案，所以这些政治哲学家的方案缺乏系统性，也很少系统地触及到优绩主义的原则本身，而 这些方案本身也存在着缺陷。尝试将优绩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形态，从理论的层面对优绩主义的 核心主张进行系统思考，从理论上克服优绩主义的困境，是解决优绩主义困境的另一途径。通 过对优绩主义核心主张的修正，我们得出了一种温和优绩主义理论，这种优绩主义理论能够克 服优绩主义以往的困境，并为研究者推进优绩主义理论研究提供新起点。 关键词：优绩主义；机会平等；公正；应得；基因优势；社会优势 中图分类号：B8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639 (2024) 01-0118-11 如果一个社会能给所有人平等的机会，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才能和努力取得优绩（merit），并能获得 其应得的回报，这样的社会会是一个美好的社会吗?这是优绩主义（Meritocracy）提倡的社会构建，优绩主义 者认为这样的社会可以打破特权垄断、阶层固化以及种族歧视。在这种社会里，无论贫穷与富贵，无论何种 人种，信奉何种宗教，人们都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并通过努力获得成功。为此，优绩主义的这种社会构想 在直觉上对人们充满了吸引力。然而，近几年，随着优绩主义弊端的逐渐显现，诸多政治哲学家从优绩主义 引发的社会问题出发，对其所产生的社会负面效应进行批判和反思。如果优绩主义的理念存在负面效应，人 们是应该将它消除，还是将它修正？换言之，优绩主义究竟是不是一个值得被社会所践行的理念或理论？ 一、作为公共话语和理论的优绩主义 当提到优绩主义时，人们需要区分两种意义上的优绩主义，一种是作为是公共话语的优绩主义，一种是 作为理论的优绩主义。作为公共话语的优绩主义是将优绩主义作为没有经过严格界定的社会观念或者一些政 治家提倡的激励口号，这种社会观念或者口号提倡以个人才能、努力和成就来分配政治、经济、社会等资源， 这种优绩主义观念在中西方文化中，都有着悠久的历史。无论是在我国先秦时期的孔子那里，还是在古希腊 时期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那里，都呈现过优绩主义的思想。[1]95 但那时的优绩主义观念没有作为一个明确 收稿日期：2023-05-26 作者简介：徐鏖（1994-），男，四川资阳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政治哲学，教育哲学。 李静雯（1999-），女，四川南充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哲学。 第26卷第1期铜仁学院学报 Vol. 26, No.1 2024 年 2 月 Journal of Tongren University Feb.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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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出现，优绩主义作为一个术语出现，是比较晚近的时期，它最早出现于英国社会学家迈克尔·杨（Michael Young）的专著《优绩主义的兴起》[2]17-178 中。后来，贝尔（Bell，D.）[3] 和罗尔斯（Rawls，J. B.）[4]100-108 等 人也讨论过优绩主义的原则问题，但是它真正作为政治哲学的重要话题则是近几年的事情。近些年来，斯蒂 芬·麦克宁（Stephen J. Mcnamee）、丹尼尔·马科维茨（Daniel Markovits）、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 等人对优绩主义展开了深入的讨论。① 不过，从迈克尔·杨创造优绩主义这个词以来，无论是赞同它还是反 对它，大多数学者都是将其作为一种公共话语或者社会观念加以对待，很少将其作为理论而加以对待。 作为理论的优绩主义则是指一种经过系统界定和阐释的优绩主义。这种优绩主义的发展正处于起步阶 段。而在少数对优绩主义进行理论阐释的政治哲学家中，最具代表性的要数托马斯·穆里根（Thomas Mulligan），因为他对优绩主义的阐释，归纳了政治哲学家所讨论的优绩主义的基本特征和核心主张。他在 2017 年明确提到自己在发展优绩主义理论：“说实话，我是唯一一个赞同优绩主义的实践哲学家......但我的优绩主 义理论是自己完成的有限工作的自然发展，它与优绩主义的直观概念相一致。”[5]77-91 因此，不妨将穆里根对 优绩主义的阐释视为理论的优绩主义的初步版本，通过他的阐释，人们可以了解作为理论的优绩主义究竟是 一种什么样的理论，它有什么特征，有哪些核心主张。在此基础上，人们可以在理论的层次上对优绩主义进 行进一步地研究与思考。 根据穆里根对优绩主义的阐释，优绩主义有几个核心主张：第一，优绩主义拒绝平等与分配的道德关联， 一个（在资源、福利等方面）严格平等盛行的社会是一个不公正的社会（除了通过自由市场交换产生平等， 或者每个人是应得相等的回报这些特殊情况）。第二，重视个人责任，即自己应该对自己的成功或者失败负 责。第三，诉诸经济现实为自己的理论辩护，即认为可以将经济的繁荣度作为衡量一个理论是否正义的指标， 一个好的政治哲学理论也应该是一个可以促进经济繁荣的理论。第四，优绩主义是一种基于人们应该得到其 应得的东西的理念的正义理论，工作的分配严格根据优绩（因为最优秀的申请人应得这份工作），收入的分 配基于生产效率（因为那些对人们共同的经济生活贡献更多的人应该得到更多的回报）。第五，以优绩来作 为衡量应得的标准，需要以机会平等为前提，这里的机会平等是指两方面的机会平等，一方面是形式机会平 等（formal equality of opportunity），另一方面是公平机会平等（fair equality of opportunity）。[5]77-91 前者是指 一种程序上的机会平等，后者是指一种实质上的机会平等。在机会平等的基础上，每个人根据自己的天赋、 才能、努力去取得优绩和回报。第六，优绩主义承认人的基因优势是合法的，但是人的社会优势是不合法的， 即通过发挥天赋获得的成功是可以接受为应得的。② 穆里根所阐释的几个核心主张实际上可以得到进一步归类，五、六可以归为前提性主张，即以优绩进行 分配的前提条件；四可以归为标准性主张，即优绩主义所倡导的分配标准；一、二、三可以归为目标性主张， 即指明优绩主义的目标是指向一个公正、繁荣（主要是经济上的繁荣）的社会以及提升个人的责任感。无论 是作为公共话语的优绩主义，还是作为理论的优绩主义，它们都有着共同的愿景，就是希望能够打破阶层固 化，促进阶层流通，希望通过提供平等的机会使人们能根据自己的天赋、努力和才能获得自己的优绩，从而 获得相应的回报。这些优绩主义的倡导者们认为，优绩主义的理想一旦实现，就能出现一个公正的社会。优 绩主义在直觉上的吸引力，往往被很多人所接受。然而，优绩主义在社会中的践行却又使自己陷入困境。 二、优绩主义的困境 现在的大多数政治哲学家将优绩主义作为一种公共话语进行反思，而且这些政治哲学家的反思已经触及 到了优绩主义理论的各个核心主张。如果就优绩主义的各类核心主张为线索，去梳理优绩主义理论的困境， 第 1 期徐鏖，李静雯：超越优绩的困境：对优绩主义的反思与修正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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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将有助于人们对优绩主义理论做出深入地思考。 从前提性主张来看，优绩主义的第一个困境是机会平等。公平的机会平等不是绝对的机会平等，人们可 以设想，有一个国家 X，这里没有歧视，这个国家通过强有力的遗产税和其他方式，使得人们在财富上没有 差异（当然这在实际中很难），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由于每个人的父母知识背景不同，所擅长的技能不一 样，对孩子的投入程度不一样，也会导致人们的机会不一样。优绩主义所宣称的机会平等实际上并不是绝对 的机会平等。③ 第二是基因优势和社会优势带来的困境。桑德尔对此做出了论证。[6]116-120 优绩主义承诺，在公平的机会 平等条件下，人们通过天赋、才能和努力获得的成就和回报是其应得的，这种应得具有道德上的正当性。 ④ 但即使在公平的机会平等条件下，还是不能证明人们的成就和回报是应得的。首先，人们的天赋（基因优势） 似乎不是其本身的功劳，而是出于运气。在每个人出生之前，没有人能够选择和塑造自己的天赋，人们的天 赋是一个随机事件，这诉诸于人们运气如何。如果两个人在公平的机会平等条件下同样努力地做同一件事， 由于天分不同，这两个人会得到不一样的回报。获得更多回报的那个人的多余部分回报所依赖的不是努力， 而是运气。这种所得对于没有得到这部分回报的人来说是不公正的。因此，根据自然优势所获得的回报不是 应得的，那么优绩主义承认自然优势的根据在哪里？其次，公平的机会平等条件下，优绩主义想要排除的社 会优势也不是可以完全消除的，这些社会优势时刻影响着人们的优绩。例如，人们不可能消除社会需要。人 们的天赋和才能有可能是社会所需要的，也可能不是社会所需要的。如果一个拥有哲学天赋的学生和一个拥 有篮球天赋的学生生活在同一个社会，这个社会重视和鼓励篮球运动而排斥哲学，那么付出同样多的努力， 那个篮球天赋高的人成为了篮球运动员，有哲学天赋的人成为了哲学家，篮球运动员挣了上千万的报酬，但 是这个哲学家还在担心还房贷，这对于这个哲学家来说，似乎是不公正的。因为篮球运动员恰巧生活在一个 对篮球有极大需求的社会，才多挣了很多钱，通过这种社会优势获得的回报不是他应得的。优绩主义可能会 辩护，即使人们有很好的天赋和社会优势，但是没有努力和奋斗，人们也不能获得成功。因此，人们的回报 和成就是应得的。这种辩护看到了努力在成功中的作用，但是努力只是成功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 这种将成功归结为努力和奋斗的逻辑造成了对天分和其他复杂因素的忽视。例如，一个亚洲田径运动员，即 使比博尔特训练更努力，可能还是不能超过博尔特。 从标准性主张来看，首先，如上所述，它所依赖的前提性主张自身存在着有关合理性的困惑，它们没有 为优绩作为衡量应得的标准提供保障。其次，“优绩”概念本身存在着概念的模糊性。“merit”一词在英语世 界中包含多重含义，既指才能、能力、英才、品性、德性等，也指功绩、成就。[1]95-103 像穆里根这种致力 于将优绩主义理论化的政治哲学家，也是在几种定义之间徘徊。[5]77-91 那么人们究竟应该将哪种意义上的优 绩作为衡量应得份额的标准呢？另外引申出的一个问题是，人们如何来衡量优绩呢？按照穆里根的说法，优 绩主义是按照对经济的贡献来作为评判优绩的标准。但是如果依据经济贡献来加以评定的话，那么，就容易 将优绩等同于经济效益。但是经济效益受偶然性的供求关系影响很大，很难说是由人们基于机会平等而通过 自身的努力、才能、奋斗去获得的。因此，经济贡献无法作为衡量优绩（无论优绩的定义是什么）的合理标 准。那么人们应该按照什么其他的标准来衡量优绩呢？这是优绩主义需要回应的。 从目标性主张来看，也会带来两方面的困境（主要是主张一、二带来的困境）。第一是优绩主义对不平 等的结果的承认，可能会导致机会不平等的加剧，从而造成新的阶层固化。正如迈克尔·杨所说：现代社会 是世袭贵族统治向天才统治的逐渐演变。[2]48 原有的世袭阶层的固化变成了精英阶层的固化。从当前的实践 来看，优绩主义不仅没有促进阶层的流通，反而使得阶层更加固化，机会不平等加剧。正是由于优绩主义具 120 铜仁学院学报 202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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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直觉上的吸引力，它为多数政治家所接受，并在社会上积极实践。慢慢地，人们坚信只要努力，就能获得 成功。而优绩主义提供的一个实现阶层流通的手段就是教育，教育筛选出成功者，那些能够拿到高文凭的人 被定义为社会的精英，或者成功者，其他被筛掉的人则是失败者。但是由于对结果不平等的接受，分配上的 差异使得那些富有和掌握特殊资源的家庭会通过给孩子上补习班、培养运动特长等方式让自己的孩子拥有更 多成功的机会。以美国为例，优绩几乎成为了世袭贵族的垄断。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 2\/3 的学生来自美国 收入最高的 10%的家庭，尽管有慷慨的经济援助政策，但只有不到 4%的常春藤联盟高校学生来自收入最低 的那 20%的家庭。在哈佛和其他常春藤联盟高校，来自收入最高的那 1%家庭（年收入超过 63 万美元）的学 生比来自收入最低的那 50%家庭的学生加起来还要多。[6]27 这些名校的文凭逐渐被富有的家庭所垄断，而因 为这些文凭的垄断，这些富人家庭的孩子今后更容易成功，而贫困家庭的孩子则相对不易。 第二是优绩主义对个人责任的强调会导致精英的傲慢和人们的精神压力剧增。优绩主义对个人责任的强 调，使成功者和失败者都应该对自己的成功和失败负责。这样的社会会对成功者和失败者都产生负面影响。 成功者坚信其成功是靠自己的努力换来的，而失败者相信自己的失败是由于自己无能和不够努力。成功者认 为失败者的失败是理所当然的，成功者不会对失败者有更多的同情和尊重，而失败者则拥有更多的自卑情绪。 这导致了成功者与失败者群体之间的分裂，对人与人之间的团结构成了严重威胁。而由于每个人要对自己的 成败负责，人们惧怕失败，因此人们拼命想涌入精英阶层。这种残酷的竞争给人们带来巨大的精神压力。以 美国为例，在美国 6-8 岁的孩子中，自由的游戏时间从 1981 年到 1997 年减少 25%，而家庭作业增加了不止 一倍。1976 年到 2012 年，美国父母花在辅导孩子功课上的时间增加了五倍多。美国父母为了追求精英竞赛 中的成功，急于全面掌握孩子的生活，已经对孩子们造成了严重的心理伤害。[6]167-168 学业压力所造成的精神 压力是增加孩子日后抑郁症或焦虑症患病率的重要原因。据 2018 年的研究发现，在美国，每五名大学生就 有一人有自杀的念头，每四名大学生中就有一人被诊断为患有精神疾病或接受治疗。[6]169 虽然优绩主义的核心主张会遇到一些困境，但是它在历史上也产生过积极影响。优绩主义的践行让 20 世纪上半叶盛行的限制犹太人入学的配额和非正式做法已经取消，让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长 期以来对上流寄宿学校的年轻人的偏爱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有所减弱，让常春藤联盟高校录取任何不合格 校友子弟的程序减弱等等，这些成就都不可否认。[6]156 正因为如此，相较于完全放弃优绩主义，哲学家们更 愿意试图去寻找解决这些困境的方案，以便应对优绩主义导致的弊端，从而去建立一个公正、美好的社会。 三、当前对优绩主义困境的解决方案及其缺陷 如前文所述，大多数政治哲学家将优绩主义作为一种公共话语来进行反思，但是这些政治哲学家的反思 已经触及到了优绩主义理论的各个核心主张。这些政治家们提出的解决方案也是针对各个核心主张而提出 的。因此以优绩主义的核心主张为线索，去梳理当前的解决方案，人们可以看到这些方案是否成功应对优绩 主义的困境，以便进一步对优绩主义做出更深入的思考。 在前提性标准方面，学者们主要是集中在解决主张五的问题。这种思路在于，当代社会之所以未实现机 会平等，实际上是一个实践问题，社会可以通过实践来实现机会平等。例如，马科维茨认为通过建立更包容 和开放的教育体制来促进机会平等。但是这种方案存在着严重缺陷。第一，机会平等不一定能得出结果的不 平等是正当的，因为即使机会是平等的，但是基因优势的影响会使得结果的不平等不一定正当。第二，绝对 的机会平等是达不到的，刘擎认为，除非社会能够实现基因平等主义，否则严格的机会平等仍然无法实现。 [7]201-212 但事实上，即使社会实现基因平等，人们也可能受到家庭、地理等因素的影响。绝对的机会平等是不 第 1 期徐鏖，李静雯：超越优绩的困境：对优绩主义的反思与修正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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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的。 在标准性主张方面，学者们主要专注于转换优绩的定义和衡量标准。桑德尔是采用这种方案的代表。桑 德尔认为，社会应该将以经济贡献为标准转化为以社会贡献为标准来衡量人的优绩，优绩就是指一个人的社 会贡献。他进一步指出，他所指的这种贡献是指对公共利益的贡献。他说：“我们贡献的真正价值取决于我 们努力服务的目标在道德和公民角度的重要性。”[6]195 这种社会贡献的前提是职业平等。桑德尔认为人们应 该尊重所有劳动，每种劳动都是有尊严的。那些替我们捡起垃圾的人归根结底和物理学家是一样重要的。如 果哪天清洁工人不干活儿了，疾病就会蔓延。[8] 低学历的工人和高学历的精英可以同样为社会做出贡献。基 于社会贡献的优绩和回报是应得的。桑德尔认为这个标准不仅能够满足标准性主张的要求，还能消除社会歧 视，建立社会尊重。他指出，低学历的工人需要的不是作为消费者的工作补偿，而是作为生产者的尊重和认 可，低学历的工人需要的不仅是分配正义，还更需要贡献正义。贡献正义的理论教导人们，当人们为公共利 益做出贡献，并因所做贡献而赢得同胞的尊重的时候，人才是最完整意义上的人。优绩主义带来的不满表面 上是一种对分配的不满，但从更深层次上来说，是一种自身认同的危机。人们需要的是让那些没接受过高等 教育的人能够拥有为公共利益做贡献的机会，从而让低学历的人重拾人的尊严。 桑德尔的方案具有直觉上的吸引力，但是用社会贡献来代替经济贡献作为评判优绩的标准，会存在一些 问题。第一，职业平等是指每种职业能对社会作出相同重要性的贡献。即使社会能够就哪些是公共利益达成 一致（但事实上很难达成一致），人们也很难认为所有职业都是对公共利益的贡献是一样的，试想一个重视 健康的社会，烟草行业和医学行业对社会的贡献会是一样重要的吗？如果不是所有职业对公共利益的贡献都 是一样的，那么桑德尔的标准是没有根基的。其次，即使所有职业对公共利益的贡献都是一样的，桑德尔的 方案也会不可避免地遇到一个问题。社会的各行各业都有很多从业人员，这些从业人员对公共利益的贡献是 一样的吗？以教师行业为例，教师对公共利益的贡献应该是为社会培养人才，或者说培养具有一个真正意义 上的人。如果有三个老师分别在其教学生涯中成功培养了 N，N-1,N-2 个真正意义上的人，那么这三个老师 对社会的贡献是一样的吗？似乎不是。如果在每个行业里，贡献做得多的人坚信自己是在机会平等的条件下 努力创造了比别人多的贡献，并将其定义为成功者。这些贡献做得多的人也会认为其他贡献做得不多的人是 失败者并将失败者的失败归因于不努力，这很可能再一次形成优绩主义的傲慢。 在目标性主张方面，学者们专注于打破阶层固化和消解精英的傲慢。采用打破阶层固化路线的代表是马 科维茨。他认为许多工作（比如，在医疗、法律和金融等服务系统中）其实并不需要高等学历就可以胜任。 因此，政府应当鼓励增加这类中等技能的工作职位，以促进中产阶级的就业机会和质量。在他看来，重建更 平等的社会秩序会让所有人受益。精英阶层能够（在可接受的范围内）以收入和地位的下降，换取更多的闲 暇时间，而中产阶级则通过收入和地位的增长，得以重返美国社会生活的中心。[7]201-212 但是促进中产阶级就 业机会虽然能在分配上给予中产阶级一些补偿，并促进一定的阶层流通，但是这些补偿仍然无法弥补学历上 的鸿沟。低学历的人群即使得到了更高的工资，也可能得不到尊重，会受到高学历的人歧视，这种歧视可能 会比分配的不平等更让人苦恼。由于优绩主义的影响，高学历的人认为自己的成功是理所当然的，而低学历 的人的失败是因为低学历者的无能（不仅高学历的人这样认为，连低学历的人自己也这样认为），因此这很 容易导致低学历的人受到歧视。在美国和欧洲国家⑤ ，瞧不起受教育程度低的人比对其他不受欢迎的群体的 偏见更容易得到支持，或者更容易得到承认。[6]92 因此，马科维茨的方案无法应对优绩主义的陷阱。 采用消解精英的傲慢路线的代表是迈克尔·杨和桑德尔。迈克尔·杨认为消解精英的傲慢，中学和大学 要竭力灌输一种更加适当的谦卑意识。[2]107 但是迈克尔·杨只是指出了一个方向，而并没有在细节上展开， 122 铜仁学院学报 202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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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思路被桑德尔所继承。桑德尔在此基础上给出了消解精英傲慢的具体方案，他认为优绩主义作为政客和 改革家所青睐的观念，已被渗透在社会的各个领域，但是影响最大的还是教育和工作领域。[6]146-183 在教育 方面，桑德尔认为优绩至上的观念使得教育领域形成了文凭主义，这使得学习的成功者歧视失败者。[6]146 教 育中的优绩至上在工作上的投射使得低文凭者在社会上受到歧视，低文凭者的失败被当作理所当然而得不到 社会的认可和尊重。因此要消解精英的傲慢，需要从教育入手。针对这些困境，桑德尔提出了他的解决方案。 桑德尔主张在高等教育上实行“抽签制”[6]173-174，他认为高校录取仍然要将成绩作为门槛，但是高等院校可 以降低门槛，只要学生达到了一定的学业水平测试，就能够获得申请资格。例如，一个学校招 2000 个人， 高等院校可以设置一个学业水平测试的门槛，通过这个测试的有 40000 人，那么这 40000 人都有资格申请， 而学校在这 40000 人中，随机录取 2000 人。这样，被录取的学生虽然通过努力才获得申请资格，但是这些 被录取的学生最终是因为运气而被录取。因此被录取的学生会更容易产生感恩、谦卑、尊重以及同情。同时， 也可以使学生们减小竞争压力，让学生的生活更健康。 尽管抽签制能够一定程度上减轻学生的竞争压力，然而抽签制还是无法避免精英的傲慢。虽然最终被录 取的人是通过抽签录取的，这些被录取的人可能会觉得自己的录取是幸运的，也可能会产生感恩、谦卑和同 情，但是那些没有获得申请资格的人可能仍被认为是失败者。这些未获申请资格的人的失败会被认定为理所 当然并可能遭到歧视。然而，正如桑德尔自己所说，即使是最聪明的招生人员也无法精确地评估 18 岁的学 生最终会做出哪些真正杰出的贡献，无论是在学术上的还是其他方面。他举例说诺兰·莱恩是棒球历史上最 伟大的投手之一，保持着最多的三振出局记录，并在第一轮投票中就入选棒球名人堂。他在 18 岁的时候参 加棒球选秀直到第 12 轮才有球队签下他。[6]174 那么，人们有什么理由认为那些没获得申请资格的人不是“诺 兰·莱恩”呢？但是事实上，没获得申请资格的人由于自己没有获得申请资格而受到歧视。有人可能会说， 我们可以直接放大抽签的范围，让所有人都具有申请资格，然后随机抽签录取。这样的做法确实会使录取人 意识到自己的成功是运气所致，但是这样的社会将会没有动力。因为很多努力学习的人会因为运气不好而不 能被选，一些平时懒惰的人反而因为好运气被录取。按照这样的逻辑，最好的选择就是不学习，努力学习的 人将失去学习的动力。但这样的社会显然不是我们所向往的。 如上所述，当前对优绩主义困境的解决方案涉及到主张一、二、四、五，但是并未涉及到主张三、六。 当然，因为主张三并未带来困境，所以它也没有解决问题的需要。在主张六的方面，目前还没有学者给出解 决其困境的方案。另外，政治哲学家们提出的解决方案也没有对相关的困境做出有效的解决。优绩主义如果 能够继续作为社会所践行的理念或者理论，它必须要能够应对这些困境，但是根据当前的现状，如果优绩主 义要成功战胜这些困境，需要找到新的解决方案。本文接下来将做出一个尝试。 四、优绩主义的一种新可能：温和优绩主义 在以往的解决方案中，大多数方案都是从实践的角度去提出一些具体的实践方案，以此来辩护优绩主义 的主张。这种思路的缺点在于默认了优绩主义的主张是没问题的，而是这些主张的实施有问题。然而，提出 这些方案的政治哲学家并不能确保优绩主义的主张没有问题。相反，政治哲学家们提出的实践方案之所以不 能解决优绩主义的困境，很可能就是因为指导这些实践方案的主张本身存在问题。因此，相较于实践路线， 另一个思路是去审视这些核心主张本身，对这些主张的不足之处进行修正，从而从原则上避免它所带来的困 境。事实上，这条思路对于优绩主义来说更为可行。因为在当下，优绩主义仍主要是以公共话语的状态存在， 作为理论形态的优绩主义则是处于萌芽期。任何一个理论要成长和壮大，就需要是在细节上不断完善。因此， 第 1 期徐鏖，李静雯：超越优绩的困境：对优绩主义的反思与修正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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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细节上对优绩主义的核心主张进行修正，可以为建立成熟的优绩主义理论创造更多的可能性，并在此基础 上审视它是否是一种值得为社会所践行的理论。 从前提性主张来看，需要修正的是主张五和主张六。在主张五方面存在的困惑是达不到绝对的机会平等。 优绩主义所说的机会平等分为形式机会平等和公平机会平等，实际上形式机会平等是社会很容易达到的，关 键在于社会很难达到公平机会平等。所以问题的实质转换为社会无法达到绝对的公平机会平等。在这里人们 要考虑到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张力。绝对的公平机会平等是一种理想层面的公平机会平等。在现实层面，社会 不能达到绝对的公平机会平等，现实的公平机会平等只能尽可能地达到程度较高的公平机会平等，去无限趋 近于理想的绝对公平机会平等。人们无法改变家庭等因素对人们的机会的影响，但是人们可以利用公共资源 尽可能地为人们创造平等程度较高的条件。例如，鼓励名校大学生去偏远地区支教，改善偏远地区基础设施， 缩小贫富差距，这些都是人们通过公共手段能够尽力去营造的。只要机会平等的程度能够提高，那么这个社 会公平竞争的程度也会提高。而当人们把这两种层面的公平机会平等相混淆时，就会认为优绩主义所提倡的 机会平等是不可能达到的。而优绩主义理论目前也没有对相关问题进行澄清。优绩主义是指向现实的，它的 最终目的是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引领人们走向美好的人生。因此它应该给自己设定一个现实层面的主张。 因此，它可以将公平机会平等设定为一种现实层面的公平机会平等。我们可以将主张五调整为：以优绩来作 为衡量应得的标准，需要以机会平等为前提，这里的机会平等是指两方面的机会平等，一方面是形式机会平 等，另一方面是公平机会平等，这种公平机会平等是一种现实的公平机会平等，它尽可能地趋近于理想的公 平机会平等。 在主张六方面，正如罗尔斯所说：“没有一个人应得他在自然天赋的分配中所占的优势，正如没有一个 人应得他在社会中的最初有利出发点一样——这看来是我们所考虑的判断中的一个确定之点。认为一个人应 得能够使他努力培养他的能力的优越个性的断言同样是成问题的，因为他的个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幸运的 家庭和环境，而这些条件他是没有任何权利的。”[4]104 那些运用基因优势和社会优势得到的优绩确实很难说 是应得的。而优绩主义的问题在于它承认基因优势的正当性却又没有很好的辩护理由，拒绝社会优势却又没 有办法消除它。优绩主义能够做的是尊重这个事实，勇敢地做出调整：拒绝基因优势和社会优势，但是承认 基因优势和社会优势的不可消除性⑥。但是这样调整之后，由于我们在获得优绩和回报的过程中都有基因优 势和社会优势的参与，这是否意味着人们所有的优绩和回报都不是应得的呢？如果是的话，那么优绩主义将 遭到毁灭性打击。因为优绩主义要求人们应该得到其应得的东西，但是优绩却不是人们应得的，这实质上是 取消了优绩作为分配的标准。一个没有优绩的优绩主义还叫优绩主义吗？有人可能会辩护，人们可以取消将 应得理论作为分配原则，保留优绩。但这样做得一个后果就是，人们应该得到其不应得的东西，这样显然是 反直觉的。不过，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优绩和回报是基因优势、社会优势、自身能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尽管基因优势和社会优势得到的优绩和回报不是应得的，但是如果人们在获得优绩和回报的过程中有自身努 力和奋斗的因素参与，那么通过这些因素获得的优绩和回报在道德上应该是应得的。换言之，人们所获得的 优绩和回报常常具有应得和不应得的两部分。优绩主义的应得原则虽然不能适用于优绩和回报的所有部分， 但是仍可以用于优绩和回报的应得部分。因此在调整之后，优绩主义并没有毁灭，而是它的应得理论的适用 范围缩小了。优绩主义的这种妥协的一个好处就是，如果人们的优绩有基因优势和社会优势的参与，人们就 能够明白其成就并非自身努力的结果，那么人们可能更会催生一种谦卑意识。有人或许会质疑，人们应该如 何区分优绩中自身能动因素和非自身能动因素的比例呢？事实上，这种区分是没必要的。因为这种区分不会 影响优绩的大小，而人们只要明白其优绩有两种因素的参与，就可能产生谦卑意识，而这一点才是重要的。 124 铜仁学院学报 202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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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标准性主张来看，主张六的调整也涉及到了主张四的部分调整。但是对于主张四来说，更为关键的 还是优绩的定义和衡量标准的问题。根据主张六的调整，经济贡献和社会贡献都能作为衡量优绩的标准，那 么人们应该选择哪一种来作为优绩的标准呢？但人们为何非要从二者之中做出选择呢？正如人们看到的那 样，“优绩”本身就是一个具有多重含义的词语，但是每个含义不是让“优绩”更加含混，而是显示了“优 绩”本来含有的多重特征。不同的含义对应了不同的衡量标准。因此，为了保留“优绩”的多维度特征，一 个更为可取的办法是允许衡量优绩的多元标准存在。 对前提性主张和标准性主张的调整，实际上也是对优绩主义的目标性主张的进一步限定。这些限定可以 消解目标性主张的困境，使得优绩主义的目标性主张能够作为现实社会所接受的目标。目标性主张的第一个 困境是对不平等的结果的接受，加剧了机会不平等，导致了新的阶层固化。而以往的优绩主义之所以会导致 社会阶层固化和垄断，是因为人们对优绩进行了单一维度的理解，用单一维度的标准绑架了“阶层”概念。 在当前的优绩主义中，“优绩”概念只是在经济和文凭的维度来使用，因此也用相同的标准去划分阶层，优 绩主义的“阶层”概念往往是作为一种经济概念或者文凭概念来使用。这跟现代社会太过于重视文凭或者金 钱有很大关系，这种社会观念的代价是牺牲了生活的丰富性，忽略了生活中其他丰富的维度。当社会用文凭 或金钱来作为划分阶层的单一标准时，人们认为文凭或金钱容易通过代际传递，因此出现了阶层固化。当桑 德尔想用社会贡献代替财富和文凭去衡量成功与失败的时候，实际上是将社会贡献设置成了一个单一的维 度，其后果是仍然会让人形成阶层固化的思维定势，只不过这种固化是以社会贡献为维度。如果将优绩理解 为多元维度的优绩，则能避免阶层固化的问题。这些维度包括金钱、学历、贡献、脾气、颜值、身体素质、 贡献等等。这样做的优点在于可以根据多维度的优绩和回报去定义人的成功与失败。例如从脾气的维度出发， 脾气好的是成功者，脾气不好的则是失败者，根据这种划分，这些成功者是精英阶层。在现实社会中，人们 的生活拥有丰富的维度，每个人可以在一些维度上是精英阶层，在一些维度上不是精英阶层。当新的维度出 现时，人们又会从新维度进行划分。由于划分阶层的标准的多元化，一个人不可能在所有方面都能成为精英 阶层，有些人可能是学历维度的精英阶层，但不是脾气维度上的精英阶层。正是由于这种维度的多元化，个 人所拥有的这些多元维度的阶层很难通过代际完全传递下去，因此每个人身上的多元阶层很难完全固化。精 英也不会垄断所有成功，因为每个人在一些维度上都是成功者。无论何时，所谓成功、失败只能是相对某一 事件或参照某一价值系统而言。[9] 第二个是精英的傲慢和精神压力的剧增。但是通过主张六和标准性主张的调整，优绩主义容易使人产生 一种谦卑意识，让人看到优绩和回报中的非自身能动因素。而正是非自身能动因素，造成了结果的不平等， 例如收入上的不平等，地位上的不平等以及贡献上的不平等等后果。正因为如此，成功者更能看到成功的幸 运，也能更同情失败者的不幸。失败者也不必为自己的失败而太过自卑。无论是成功者还是失败者，只对其 自身能动因素造成的后果负责。在一个社会中，它的成员的收入、对社会的贡献以及岗位的重要性不一样， 但是人们能够彼此尊重和认可，来自精英的傲慢自然得到消解。而随着人们能够更合理地看待成功与失败， 人们的精神压力也会随之下降。 除了应对优绩主义遇到的困境之外，人们还需要额外考虑一个问题，就是结果不平等的界限问题。当前 的优绩主义还未在此问题上进行细化。如果结果的不平等导致部分群体连基本生活都得不到保障，那么这种 结果上的不平等是不可以接受的。因此可以为结果的不平等再加一个限定：结果上的不平等必须建立在人们 的基本生活能够得到保障的基础之上。这个限定之后，结果的不平等似乎是可以接受的。 综上所述，通过调整优绩主义，优绩主义以往遇到的困境可以得到克服。而调整后的优绩主义相较于以 第 1 期徐鏖，李静雯：超越优绩的困境：对优绩主义的反思与修正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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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的优绩主义，它对现实的包容度更高，与现实的冲突程度更低，因而显得更加温和。所以可以将调整过的 优绩主义称为温和优绩主义。它有六个核心主张：第一，以优绩来作为衡量应得的标准，需要以机会平等为 前提，这里的机会平等是指两方面的机会平等，一方面是形式机会平等，另一方面是公平机会平等。前者是 指一种程序上的机会平等，后者是指一种实质上的机会平等。而这里公平机会平等是一种现实的公平机会平 等，它尽可能地趋近于理想的公平机会平等。在机会平等的基础上，每个人根据自己的天赋、才能、努力去 取得优绩和回报。第二，拒绝承认基因优势和社会优势带来的优绩是应得的，但是承认基因优势和社会优势 的不可消除性。第三，优绩主义是一种基于人们应该得到其应得的东西的理念的正义理论，但承认优绩受到 不可消除的基因优势和社会优势的影响。优绩主义所指的优绩是一种多维度意义上的优绩，它们是自身能动 因素和非自身能动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涉及自身能动因素的部分是应得的，回报的分配按照优绩分配。第 四，优绩主义拒绝平等与分配的道德关联，一个（在资源、福利等方面）严格平等盛行的社会是一个不公正 的社会（除了通过自由市场交换产生平等，或者每个人是应得相等的回报这些特殊情况），但是结果上的不 平等必须建立在人们的基本生活能够得到保障的基础之上。第五，重视个人责任，即自己应该对自身能动因 素造成的成功或者失败负责。第六，诉诸经济现实为自己的理论辩护，即认为可以将经济的繁荣度作为衡量 一个理论是否正义的指标，一个好的政治哲学理论也应该是一个可以促进经济繁荣的理论。一、二是前提性 主张，三是标准性主张，四、五、六是目标性主张。有人可能会问，这样调整过的优绩主义还是优绩主义吗？ 答案是肯定的。因为经过修正的优绩主义仍然是以优绩为中心去进行分配，去构建一个相互尊重、相互认可、 公正程度较高的社会。 五、结语 优绩主义以打破特权垄断、阶层固化以及种族歧视为起点，旨在打破促进阶层流通，建立一个公正、美 好、繁荣的社会。正因它在直觉上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被很多政客所接受，这些政客将其在社会上践行，因 而成为当代社会最重要的公共话语之一。然而传统的优绩主义自身的基本承诺决定了它无法完全实现自身的 理想，且带来了一些困境。但也因为它的历史功绩，人们不愿直接将它舍弃。对优绩主义的修正，使其更加 理论化，并能更好地指导实践，从而得出了一种温和优绩主义。这种温和优绩主义或许能克服以往的优绩主 义带来的困境，但同时它也可能会催生新的问题。因此，这种温和优绩主义或许并不是优绩主义的终点，而 是人们思考优绩主义的起点。作为理论形态的优绩主义仍处于萌芽期，需要学者们在细节上多做探究。 注释： ① 详见 MCNAMEE S J and MILLER R K.The Meritocracy Myth[M].UK: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2014; MARKOVITS D, The meritocracy trap[M].New York : Penguin Press, 2019; SANDEL M J.The Tyranny of Merit[M].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20.Mcnamee 将优绩主义看作一种不可实现的神话，Markovits 将它当成一种陷阱，Sandel 称其为暴政。 ② 这里用一个例子来理解这两方面的机会平等。例如，有一场短跑比赛，它的规则是当起跑指令发出后，参赛选手从起跑线 开始起跑，最先跑到终点的人即为获胜者，将会获得 100 万美金。最后 A 选手第一个到达终点，他按照规则被判定为获胜 者，并成功拿到了奖金。这里参加比赛的选手都是在同样的规则下进行竞争，这个规则没有事先偏向任何选手，这些选手 在形式上是在公平竞争，因此这个规则体现了一种形式上的机会平等。但是，在优绩主义看来，光有形式上的机会平等是 不够的。比如说，这场比赛的其他选手没有 A 选手的训练条件以及营养条件，导致了其他选手在比赛中失败，这在优绩主 义看来，其他选手的失败虽然符合形式上的机会平等，但是不符合公平的机会平等。因此，A 的优绩和回报都不是应得的。 126 铜仁学院学报 202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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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这个反驳最早出自罗尔斯，正如诺齐克所说，现在的政治哲学家要么在罗尔斯的框架内工作，要么解释不这么做的理由。 因此，现在拥护罗尔斯的观点政治哲学家继承了罗尔斯的观点，并以此来批判优绩主义。但是本文第四部分将指出，罗尔 斯的观点是站在一个过于理想的层面思考机会平等，这种观点由于离现实太远，反而不适合作为指导现实的一个原则。关 于罗尔斯对机会平等的看法和对优绩主义的反驳，详见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72-74，84-90，100-108. ④ 就现代应得理论而言，应得理论应至少包含三个部分：（1）应得主体；（2）应得客体；（3）应得的理由（a certain base）。 应得理论内含一种“相关性原则”（aboutness principle），具体包括：（1）应得的理由必须与应得主体具有恰当的相关性；（2） 应得的理由与应得对象之间也必须具备相关性。某个主体是由于某种理由而应得某物或某种对待，而且主体在道德上有资 格获得某物或某种对待。关于应得概念的分析，详见朱慧玲《作为分配正义的优绩主义》，载《伦理学研究》2022 年第 3 期，第 74-81 页；BROUWER H ,MULIGAN T. Why Not Be a Desertist?: Three Arguments for Desert and Against Luck Egalitarianism[J]. Philosophical Studies,2019,176 (9):2271-2288. ⑤ 一组心理社会心理学家在英国、荷兰、比利时做了一些列调查，发现受过大学教育的受访者对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比对其 他不受欢迎的群体有更多的偏见。研究人员调查了受过良好教育的欧洲人对一些列典型受歧视对象——穆斯林、在西欧体 面生活的土耳其人、穷人、肥胖者、盲人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的态度，结果发现受教育程度低的人最不受欢迎。研 究人员在美国也做了类似的研究，美国人的回答也是把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排在最后详见 KUPPENS T, SPEARS R, ANTONY S R,et al. Educationism and the Irony of Meritocracy: Negative Attitudes of Higher Educated People Towards the Less Educated[J].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2018, 76:429–47. ⑥ 事实上，社会优势虽然不可消除，但是随着机会平等的程度提高，社会优势的影响则会降低。 参考文献： [1] 朱慧玲．优绩主义错在何处[J]．哲学动态，2021（11）． [2] YOUNG M. The Rise of the Meritocracy [M]. London: Penguin Books, 1958. [3] 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M]．高铦，王宏周，魏章玲，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8：384. [4] 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5] MULIGAN T. What’s Wrong with Libertarianism: A Meritocratic Diagnosis, In Jason Brennan, David Schmidtz & Bas van der Vossen (eds.),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Libertarianism[M]. New York: Routledge, 2017. [6] SANDEL M J. The Tyranny of Merit[M].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20. [7] 刘擎．2019西方思想年度述评：下篇[J]．学海，2020（3）． [8] Martin Luther King, Jr., March 18, 1968, Memphis, Tennessee, kinginstitute. stanford．edu\/king papers\/publications\/autobiog raphy-martin-luther-king-jr-contents\/chapter-31-poor-peoples. [9] 王建华．优绩主义与高等教育的未来[J]．教育研究，2022，43（6）：99-111． Beyond the Dilemma of Merit: Reflection and Revision of Meritocracy XU Ao, LI jingwen ( School of Marxism,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Yubei District 401120, Chongqing, China ) 第 1 期徐鏖，李静雯：超越优绩的困境：对优绩主义的反思与修正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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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eritocracy aims to build a society centered on merit, which promises that such a society is just, prosperous and beautiful. However, the idea of meritocracy itself determines that it cannot realize its own ideal. As it is practiced by the society, its disadvantages are gradually revealed, and it has become a hot topic for political philosophers in recent years. Because of the historical merit of meritocracy, political philosophers are not willing to abandon it completely, so they look for a series of solutions to overcome the dilemma of meritocracy. However, these political philosophers only think about meritocracy as a public discourse, and only put forward specific implementation plans from the practical level. Therefore, their plans lack systematicness and rarely systematically touch on the principle of meritocracy itself, and these plans also have defects. It is another way to solve the dilemma of meritocracy to try to take meritocracy as a theoretical form, systematically think about the core proposition of meritocracy from the theoretical level, and theoretically overcome the dilemma of meritocracy. Through the revision of the core proposition of meritocracy, we come to a mild theory of meritocracy, which can overcome the previous difficulties of theory of meritocracy and provide a new starting point for researchers to advance their research on meritocracy. Key words: meritocracy,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justice, deserves, genetic advantages, social advantages （责任编辑马俊锋）（责任校对李昌礼）（英文编辑田兴斌） （上接 86 页） [3] 彭兆荣．文学与仪式：文学人类学的一个文化视野——酒神及其祭祀仪式的发生学原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4] 侯乃铭．黔中魂[M]．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21． [5] 陈颖．从中国战争小说看中华民族政治伦理观的演进：上[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1）：58-66． [6] 西元．中国的历史命运与战争及战争小说[J]．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0（4）：72-79． Heroes, Regions and Wars: The “Epic” Presentation of Qian Zhong Hun QIU Tong ( School of Literature,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Guiyang 550001, Guizhou, China ) Abstract: With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e Song and Mongolian War, Qian Zhong Hun tells the story of the two families of Sitian Boyang, who were in central Guizhou at that time, assisting the Southern Song court to fight against the Mongol invasion, presenting a magnificent historical picture. The “epic” features are distinct, which are embodied in the heroic shaping of the hero, the diverse presentation of regional culture and the enlightening thinking of the war narrative. Key words: Qian Zhong Hun, “epic”, hero, territory, warfare （责任编辑郭玲珍）（责任校对肖峰）（英文编辑田兴斌） 128 铜仁学院学报 202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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