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tinandOttaviano)利用内生增长理论模型,得到产业集聚会降低企业成本从而促进

经济增长的结论[3]。潘文卿等、张达君等及部分国内学者也认为产业集聚能够促进经济

增长[4-5]。然而,由于产业集聚还具有一定的负效应,其对经济增长可能产生负面作用,

如赵文琪等实证分析了能源产业集聚对西部9省区的经济增长具有负影响[6]。

考虑到产业集聚正负效应的存在与变化及对经济增长造成的复杂影响,非线性关系

开始被更多学者接受并研究。主流观点认为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呈“倒 U 型”影响,如布

拉和斯伯格米(BrülhartandSbergami)、张云飞、赵玉林等、李骏等、黄宝凤等、修国义等

通过建模或实证表明产业集聚存在“门槛效应”或“拐点”效应。这支持了威廉姆斯假说,

也就是说产业集聚起初对经济增长具有积极影响,而当产业的地理空间集聚水平到达一

定门槛后,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会逐渐减小甚至转为负面[7-12]。

然而,非线性关系也并不都以“倒 U 型”曲线一概而论,非“倒 U 型”也被实证于不同

情况中。王芳等发现第一二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效率之间呈现“正 U 型”非线性相关关

系[13],齐涛等通过对广东省肇庆市先进制造业走廊的研究,表明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等8

个行业对经济增长也呈“正 U 型”影响[14]。

不过,无论是“倒 U 型”还是“正 U 型”关系,这些实证结论大都基于二次项的计量模

型加以估计。但事实可能并没有这么简单。基姆(Kim)、罗瑟斯(Rosès)、马丁内斯-加

拉拉加(Martinez-Galarraga)和蒂拉多(Tirado)验证了经济集聚与经济发展之间呈现钟

形关系[15-16]。钟形关系在曲线上大致服从“倒 U 型”,但函数形式并不是简单的二次函

数而是近似服从正态分布,这意味着集聚对经济的影响机制可能更加复杂。

纵观现有文献,可以发现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十分复杂,不同产业、不动地区

的集聚现象会导致不同的结果;但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地理学家早就指出:在某一空间

尺度上正确的东西在另一空间尺度上未必也是正确的。这也是著名的“生态谬论”。正如

阿纳斯(Anas)、阿诺特(Arnott)和斯莫尔(Small)所言:“不同的距离尺度上集聚经济作

用的类型是不一样的”[17],不同产业在不同区域的集聚得到不同甚至相反的结果并不违

反空间经济学的常识。伍先福也验证了产业协同集聚对不同地区的经济效率、技术进步

和生产规模变化的影响不尽相同[18]。

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复杂影响也诱发许多学者从数学建模的角度分析二者间的数

量关系。邵宜航和李泽扬基于克莱特和科图姆(KletteandKortum)、阿吉恩(Aghion)等

的理论基础建模思想,利用企业动态的中介渠道得出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率存在“倒 U

型”影响[19-21];程栋和李臻则基于古诺竞争框架,利用非均质空间的假设建立了企业集聚

的钟形模型[22]。

多年来,许多经济学家都在试图寻找一个或多个模型去解释不同区域的经济集聚,这

就诞生了一个本质性问题:一般均衡理论是否适用空间经济? 斯塔雷特(Starrett)证明

了,如果空间是均质的并且存在运输成本,那么竞争均衡的结果是没有运输活动发生[23]。

这意味着竞争均衡模式无法成为经济集聚的理论基础,需要以广义的垄断竞争的一般理

论加以解释。尽管自艾萨德提出一般均衡理论不适用空间经济的假设起对空间经济的建

模存在一定时期的空白,然而,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建立的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垄断

竞争模型(D-S模型)对其加以弥补,使其成为研究经济集聚的一个有力工具[24]。无论

96

是新增长理论、空间经济理论还是新经济地理理论,都需以 D-S模型作为基础。

综上所述,现有文献的主要进展可以归结为以下两点:第一,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

影响错综复杂,但大致认为二者的关系是非线性的,因此无论是“倒 U 型”还是其他关系

都会存在拐点效应;第二,对产业集聚的考虑要基于空间的非均质性,但目前相关研究的

进展依然较慢。因此,本文旨在对以下两个问题做出进一步的研究:一是通过拓展 D-S

垄断竞争模型,对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做出更加深层的解释;二是以粤港澳大湾区

高新技术企业为主体,找出该产业集聚的拐点,对比现状为未来的经济发展提供经验和

依据。

二、理论分析与模型推导

本文的理论模型主要沿用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垄断竞争模型的分析框架,引入聚

集效应,从而分析高新技术企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1.消费者行为

由于高新技术企业属于垄断竞争行业,满足 D-S模型的两大基本假设:首先,消费

者偏爱多样化的产品组合。新技术企业集聚会使不同的企业生产不同的产品,从而满足

消费者产品多样化的需求。其次,高新技术企业的产品与其他部门的产品的替代性很差,

但由于高新技术企业竞争激烈、技术更新换代迅速,行业内产品具有很强的替代性。在这

种情形下,某一地区消费者的 D-S效用函数为:

u=U(x0,[∑

n

i=1

xρi]

1

ρ

)。 (1)

其中,x0 表示其他商品,xi(i=1,2,…,n)是一个地区高新技术行业内具有良好替代性

的产品。假设每个厂商只生产一种产品,即厂商j生产产品j;再假设这些产品具有对称

性,且同一组中的产品具有相同的固定成本和边际成本,以及所有产品的收入弹性为1。

系数ρ为替代参数且满足0<ρ<1,并记σ=

1

1-ρ

为产品的替代弹性。

考虑到不同地区的经济、地理或政策等的条件不同,尽管假设n 的大小相同,但集聚

情况可能不同。因此,可用 m 表示不同地区的集聚效应,那么改进后的 D-S效用函

数为:

u=U x0,[∑

n

i=1

xρi]

m ρ 。 (2)

这说明,当集聚效应越大时,则该地区消费者获得不同的产品可能更便利或更优惠,

从而消费者可得到的效用越大。更进一步,假设pi 表示产品i的价格,I 为所有消费者

除去其他商品消费后的可支配收入,则效用最大化问题转化为:

maxU =(∑

n

i=1

xρi)

m

ρ ,

s.t.:∑

n

i=1

pixi =I。

?

?

?

???

??

(3)

建立拉格朗日函数,有:

97

f(xi)=(∑

n

i=1

xρi)

m

ρ -λ∑

n

i=1

pixi。 (4)

对xi 求导,可得效用最大化的一阶条件为:

m

ρ

(∑

n

i=1

xρi)

m

ρ-1ρxρ-1

i =λpi。 (5)

求和得:

m(∑

n

i=1

xρi)

m

ρ =λI。 (6)

由式(6)λ=

m(∑

n

i=1

xρi)

m

ρ

I

,代入式(5)并化简可得:

xρ-1

i

∑

n

i=1

xρi

=

pi

I

。 (7)

对式(7)两边同时 ρ

ρ-1

次方后求和,整理得:

I=(∑

n

i=1

xρi)

1

ρ (∑

n

i=1

p

ρ

ρ-1 i )

ρ-1

ρ 。 (8)

可以发现产品生产数量受到集聚效应影响,令Q=(∑

n

i=1

xρi)

m

ρ ,这表明聚集效应越大,

数量指数越高,产品生产数量也越多。为了简化模型,不考虑聚集效应对价格的影响,再

设价格指数为P= (∑

n

i=1

p

ρ

ρ-1

i )

ρ-1

ρ ,从而有PQ

1

m =I。又因为λ=

m(∑

n

i=1

xρi)

m

ρ

I

,从而有λ=

m

P

·

Q

m-1

m 。代入式(5),有:

m(∑

n

i=1

xρi)

m-ρ

ρ xρ-1

i =

m

P

pi·Q

m-1

m 。 (9)

整理式(9),可得需求函数为:

xi =

pi

P

Q

ρ-1

m

1

ρ-1

=

pi P

1

ρ-1

Q

1

m 。 (10)

式(10)表明需求函数是 m 的减函数。这意味着高新技术企业集聚效应越大,厂商数量和

产品种类越多,对单一产品的需求就越小。

2.生产者行为

假设某地区的生产者生产了qi 的产品,借鉴福吉塔和蒂斯(FujitaandThisse)关于

杜能模型与地租形成的相关论述和邵宜航、李泽扬考虑空间集聚、企业动态与经济增长的

模型假设[19],定义φ(m)为空间集聚带来的负效应,那么可变成本便是以最终消费品计

算的φ(m)qi

[25]。此外,我们补充定义φ(m)满足凸函数性质,那么对任意的 m1、m2,均

有f

m1 +m2 2 ≤

f m1 +f m2

2

。这个补充定义说明,随着集聚程度 m 的增加,集聚

的负效应呈现先减后增的趋势。最后,为了计算方便,假设固定成本为0,则厂商i的成

98

本函数为:

c(qi)=φ(m)qi。 (11)

3.一般均衡

假设市场出清,那么产品的需求量等于供给量,从而有xi =qi 。那么,厂商i的利润

函数为:

πi =[pi -φ(m)]xi =[pi -φ(m)]

pi P

1

ρ-1

Q

1

m 。 (12)

厂商行为追求利润最大化。对 m 求导,有

∂π

∂m

=-

pi P

1

ρ-1

φ'(m)Q

1

m + (pi -φ(m))

Q

1

mlnQ

m2

?

?

??

?

?

??

。 (13)

由于Q =(∑

n

i=1

xρi)

m

ρ 且0<ρ <1,xi 为大于1的正整数,可以证明 Q >1,从而

Q

1

mlnQ

m2 为正数。同时φ'(m)与 (pi-φ(m))均可能发生符号的变化,因此

∂πi

∂m

=0有解。

当存在 m 使得φ'(m)Q

1

m < (φ(m)-pi)

Q

1

mlnQ

m2 时,m 的增加可以使得利润增加;而直

到存在m 使得φ'(m)Q

1

m +(pi -φ(m))

Q

1

mlnQ

m2 =0时,厂商利润可以达到极大化。由于

式(13)涉及超越函数方程,对其求解十分复杂,然而由数学分析的知识我们可以确定存在

多个极值点,因此高新技术企业集聚对单一企业的影响也是多样化的。

最后,我们假设某地生产函数为y=f(πi,Z)。其中,y 表示某地区的经济水平,πi

是该地区代表性高新技术企业的企业利润,Z 表示其他影响该地区经济水平但与πi 无关

的因素;那么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水平就表示为该地区代表性高新技术企业的企业利润

的函数。

经济学理论通常认为,一个地区的企业利润水平越高,那么该地区的经济增长或经济

发展水平越高,即一个地区的企业利润水平和地区增长水平呈线性正相关关系;而对先进

地区而言,高新技术行业的产出占该地区总产出的比重较为稳定,从而可以衡量该地区的

经济增长水平。综上分析,πi 与y同方向变动,因此m 对y的影响与m 对πi 的影响在方

向上一致。

上述推导表明,高新技术企业集聚对一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复杂化的,集聚效应在

一定范围内的某个区间可能促进经济增长,在该范围内的另一个区间可能抑制经济增长,

而在另一个范围则可能出现相反的情况。换句话说,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确实存在“拐点

效应”,且这个拐点至少有一个。究其本质,在于产业集聚本身存在着正效应和负效应,经

济增长取决于正效应和负效应的不断斗争。而正效应和负效应本身与经济集聚也并不是

简单的线性关系,经济集聚的增加对正效应和负效应会产生不同方向和不同程度的影响,

最终导致对经济增长的多样性变化。尽管在现阶段,对产业集聚的正效应和负效应仍缺

乏较好的具体测量方法,也很难回答价格接受与集聚效应在什么程度上兼容这样一个集

聚经济学的本质问题,但是仍可以对经济增长提供一个基本的解释,进一步的研究需要实

99

证的支撑。

三、数据与计量模型

1.集聚度的测算及分析

为了度量产业集聚及其经济绩效,经济学家们构建了一系列的指标和方法。目前主

要的测量方法有:赫芬达尔指数、空间基尼系数、区位熵、产业中心值、EG 指数和杜兰

顿—奥弗曼指数。其中,区位熵指标可以度量一个地区某一产业相对专业化的程度,同时

测量一个地区的产业结构与平均水平的差异。根据研究的实际情况,令区位熵的计算公

式为:

eit =

TEit

Tit

IEt

It

。 (14)

其中,下角标i代表城市,下角标t表示年份;eit 表示高新技术产业的区位熵,TEit 表示i

市高新技术产品总产值,Tit 表示i市工业总产值,IEt 表示广东省高新技术产品总产值,

It 表示广东省工业总产值。当eit >1时,表明地区i高新技术产业在广东省具有优势;

而当eit <1时,表明地区i的高新技术产业在广东省具有劣势。从而,利用高新技术产业

的区位熵,可以反映粤港澳大湾区各地区高新技术产业的集聚水平。

2.计量模型设定

多数学者研究表明,集聚效应对经济增长通常为非线性影响,其关系一般呈“倒 U

型”曲线———在计量模型中,一般会建立二次项方程,通过检验二次项系数为负证实门槛

效应的存在。然而,经验分析和理论分析表明,集聚效应对需求、生产、经济增长等影响可

以用超越函数表示。尽管二次项的“倒 U 型”确实成立,但它可能近似服从正态分布而非

呈现为二次函数;又可能仅存在于某一范围内,超过这一范围将会发生新的变化。因此,

用计量模型估计集聚效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将会更加困难。

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给予了新的启示。该模型证明了,在假定要素市场完全竞争和

生产可能性曲线凹性的情况下,产业的集中和分散存在两个支撑点和两个突变点。这意

味着可以建立三次项的计量模型进行估计,同时更高次项的函数形式可以对幂函数加以

逼近。因此,本文建立如下计量模型:

yit =C +β1eit +β2e2

it +β3e3

it +B·Xit +ηt +σi +εit。 (15)

其中,下角标i代表城市,下角标t表示年份;eit 是i地区在t时间内高新技术产业的区位

熵或聚集程度,也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yit 为被解释变量,Xit 是控制变量集,εit 是随

机扰动项,C 是常数。此外,该模型控制了时间效应和个体效应,从而考虑了不同城市以

及时间趋势上的部分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在这里以ηt 表示时间效应,σi 表示个体

效应。

3.变量说明及选取

为了研究高新技术企业集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本文选取了粤港澳大湾区9市(除香

港、澳门)2008—2018年的相关数据进行统计,样本数共计为99个。本文所用数据均来

100

源于各年《广东省统计年鉴》《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及广东省各市统计年鉴。

被解释变量首先考虑了人均 GDP的增长率。人均 GDP增长率不仅能够衡量经济增

长的水平和速度,而且也具有 GDP所不具有的考察经济发展状况的功能,是近年来研究

经济增长多数文献选用的科学指标。

本文的控制变量包含:1)物质资本存量增长率(用k表示)。传统经济学理论认为,经

济增长 取 决 于 技 术、物 质 资 本 投 资 和 劳 动 力 投 入。物 质 资 本 存 量 通 常 用 古 德 米 斯

(Goldsmith,1951)建立的永续盘存法(PIM)来测量,即某年的物质资本存量等于该年的

物质资本投入加上上一年折旧后的存量。一般而言,物质资本存量越大,对经济增长的正

作用越大;2)劳动力投入增长率(用n表示);3)对外开放程度(以 TS 指数衡量)。TS 指

数是净出口与进出口总额的比值,满足 TS <1。当0<TS<1时,表明该国家或地区在

对外开放上进口更具优势,当-1<TS<0时,表明该国家或地区在对外开放上出口更具

优势。 TS 越接近1表明出口或进口优势越明显;4)政府干预经济水平(以财政支出占

GDP的比重衡量,用gov 表示)。政府干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具有两面性,这主要由于以

下两点:政府干预经济的目的不完全出于单纯的经济增长以及政府干预经济的力度是否

适中;5)金融效率(以中资金融机构存款与贷款的比值来衡量,用fe 表示)。金融效率表

明一个地区金融结构将存款转化为贷款的能力,金融效率越高的城市,其经济发展水平往

往越高。

表1对上述变量进行了描述性统计,显示了各个变量的观测值、均值、标准差等,为后

续的实证分析提供了基础。

表1 全部观察值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1)

N

(2)

mean

(3)

Sd

(4)

min

(5)

max

y 99 0.0867 0.0468 -0.0204 0.244

e 99 1.056 0.513 0.145 2.311

k 99 0.170 0.0587 0.0686 0.326

n 99 0.0204 0.0329 -0.0332 0.174

TS 99 0.256 0.172 -0.0960 0.591

gov 99 0.110 0.0345 0.0550 0.210

fe 99 1.690 0.272 1.258 2.657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1.基本计量结果及分析

为了得到高新技术企业集聚程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需要使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对

面板数据进行回归。表2报告了使用不同计量方法的回归结果。其中,估计(1)是混合回

归结果,估计(2)是只考虑城市的个体固定效应的结果,估计(3)和估计(4)是分别用

FGLS与 MLE方法进行的混合回归结果,估计(5)则在估计(2)的基础上加入了时间固定

效应。由于存在个体效应,混合回归的方法不再适用;而进行稳健的豪斯曼检验后(考虑

101

了异方差和误差序列相关性),确定存在固定效应而非随机效应。同时,时间趋势带来的

不可观测因素也会对结果带来影响,因此最终选用估计(5)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加以

估计。

表2 高新技术企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

变量 (1) (2) (3) (4) (5)

OLS FE_i RE_FGLS RE_MLE FE_i,t

e -0.230* -0.157 -0.230** -0.230** -0.209**

(-1.99) (-1.14) (-1.994) (-2.359) (-2.33)

e2 0.174 0.099 0.174* 0.174* 0.209**

(1.65) (0.83) (1.655) (1.956) (2.64)

e3 -0.035 -0.016 -0.035 -0.035 -0.054**

(-1.30) (-0.50) (-1.298) (-1.454) (-2.56)

k 0.354*** 0.483*** 0.354*** 0.354*** 0.411***

(5.16) (3.16) (5.157) (4.488) (3.25)

n -0.157 -0.217 -0.157 -0.157 0.013

(-1.00) (-1.44) (-1.002) (-1.274) (0.12)

ts -0.017 0.020 -0.017 -0.017 0.140**

(-0.95) (0.29) (-0.951) (-0.635) (2.55)

gov -0.279** -0.295 -0.279** -0.279** -0.153

(-2.32) (-1.11) (-2.323) (-2.014) (-0.57)

fe -0.006 -0.008 -0.006 -0.006 -0.018

(-0.55) (-0.27) (-0.546) (-0.373) (-0.85)

Constant 0.151*** 0.111 0.151*** 0.151*** 0.071

(3.60) (1.30) (3.598) (3.142) (1.13)

Observations 99 99 99 99 99

R-squared 0.352 0.373 0.770

Numberofcity 9 9 9 9 9

注:***、**、*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下显著;下同。

估计(5)的结果表明,核心解释变量e的一次项到三次项均通过了5%的显著性水平

检验,其中e3 的系数约为-0.054,e2 的系数约为0.209,e 的系数约为-0.209。为研究

趋势和找出拐点,我们暂不考虑除区位熵以外其他变量的影响,令函数y =-0.054e3 +

0.029e2 -0.209e的一阶导为0,可以得到两个实数解:e1=0.678,e2=1.902。这说明,在

粤港澳大湾区中,高新技术企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拐点效应确实存在,但在考虑三次项的

影响后,结论并不同于简单的先增后降的“倒 U 型”影响,而是存在两个拐点。具体而言,

在高新技术企业集聚度在第一个拐点值0.678附近时,其对经济增长产生先降后增的“正

U 型”影响;高新技术企业集聚度在两个拐点值0.678与1.902之间时,其对经济增长具

有积极作用;而当集聚度超过第二个拐点值1.902时,集聚就对经济增长带来负的影响。

对比威廉姆斯假说,它考虑到了集聚水平过高的情况,但并没有考虑集聚水平过低的

现象。根据结果分析,我们把集聚分为三个阶段:集聚初期、集聚中期及集聚后期。在集

102

聚初期,由于产业集聚程度过低,集聚水平的提高并不能带来经济增长———这是因为集聚

初期企业需要投入大量的成本,并且由于集聚程度低,规模效应和溢出效应不明显,市场

需求小;当集聚程度超过第一个拐点后,集聚对经济增长的正效应开始凸显,集聚优势得

到充分发挥,成本得以大规模节约;当集聚程度超过第二个拐点后,集聚的负效应大于正

效应并占据主导地位,拥挤效应、极化效应和回流效应带来的负作用愈加突出,最终对经

济增长产生消极影响。

因此,尽管在集聚初期和集聚后期集聚的增加都抑制了经济的增长,但二者的作用机

制并不相同。初期由于集聚尚未形成规模,集聚的正效应和负效应都很小,但正效应过小

产生了负作用。这个阶段也可以理解为集聚要素累积阶段。而中期和后期的临界点,即

第二个拐点是所追求的“最佳平衡点”,从集聚初期到集聚中、后期其正效应和负效应都在

增加,但越接近“最佳平衡点”,正效应的增加速度就越小于负效应的增加速度。虽然集聚

后期的负效应仍然更大,但此时正效应和负效应都很大。

为了直观地反映高新技术企业集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图1给出了双向固定效应模

型下的散点图及其拟合线。从图中可看到,粤港澳大湾区大部分城市的高新技术企业集

聚程度都没有超过第二个拐点,说明绝大部分可以通过提高集聚程度来推动经济增长;少

部分的点分散在第一个拐点前和第二个拐点后,意味着企业集聚总体处于集聚中期,集聚

态势良好。更具体地看,约有一半的点分散在第一个拐点附近,处在第一个拐点到第二个

拐点间,说明这些城市在高新技术企业集聚上存在较大的潜力,暂时不用过多地考虑最终

集聚带来的负影响。

e

0 0.5 1.0 1.5 2.0 2.5

0.25

0.20

0.15

0.10

0.05

0

y Linear prediction

图1 粤港澳大湾区高新技术企业与经济增长的散点图及其拟合线

图2描绘了粤港澳大湾区9市2008—2018年高新技术企业集聚度的百分比频率分

布,更清晰地反映了各城市历年高新技术企业集聚度所处阶段的情况。根据实证结果,利

用两个集聚度拐点把样本划分为三个部分:大于1.902、介于1.902与0.678之间、小于

0.678。从图2可以看到,2008—2018年绝大部分城市的集聚度都介于两个拐点之间,对

应散点图及其拟合线的上升部分,表明此时高新企业集聚的提高有利于其城市的经济增

长;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处于“上升期”的城市所占的比例在整体增加。

由于现有多数文献较少考虑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更复杂的影响,研究者一般从“倒 U

型”的关系进行总结,得到的结论可能并不全面。理论上,传统“倒 U 型”曲线的唯一拐点

在经济关系上与本文三次函数表现出的“回归式抛物线”的第二个拐点相对应;但从图1、

103

图2可以观察到,处于第二个拐点后的样本事实上占据了最低的分布比例。对没有处于

“上升期”的城市而言,它们反而更多地处在第一个拐点之前———也就是集聚初期集聚水

平过低的情况。图2还显示了,2008—2018年处于集聚初期的分布并不稳定,这意味着

部分城市的集聚水平位于第一个拐点附近上下波动。这些城市可能短期能够突破第一个

拐点,但由于种种原因(如政策、企业内部创新及合作等)导致集聚度没有根本性的提高,

从而陷入“第一拐点陷阱”。

0

+



!%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1.902 0.678<x<1.902 <0.678



图2 粤港澳大湾区高新企业集聚度百分比频率分布

因此,一般的“倒 U 型”曲线在反映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可能对传统工业

如钢铁、纺织等有较强的解释能力,但对高新技术企业甚至其他新兴行业缺乏一定的现实

意义。粤港澳大湾区属于我国经济发展及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状况较好的地区,但除深圳

外并没有其他城市超过三次曲线的第二个拐点(关系上对应“倒 U 型”曲线的唯一拐点);

部分城市长期没有超过第一个拐点或陷入了“第一拐点陷阱”。这说明,我国高新技术等

新兴行业的发展仍处于萌芽期,对于尚在起步的高新技术行业或企业,应该重点关注。

2.内生性检验

尽管验证了在一定范围内粤港澳大湾区高新技术企业集聚会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

响,但反过来,经济增长也会影响高新技术产业集聚,这样就产生了内生性问题,从而导致

前面的回归分析可能出现偏误。为了解决内生性问题,通常的做法是采用工具变量法。

根据封志明等的研究并借鉴林伯强和谭睿鹏的做法,选用地形起伏度作为区位熵的工具

变量[26-27]。首先某一区域的地形起伏度由该区域的最高与最低海拔高度、平地面积和区

域总面积共同决定,是一种天然形成的地理上客观存在的因素,因此与人均 GDP增长率

并无直接的关系。其次,地形起伏度越大,从地理因素分析人口密度就越小,从而对产业

集聚程度产生负的影响。本文使用封志明等测算的中国各省市1km 的地形起伏度数

据[26]进行测算。

由于采用单一的工具变量,因此在工具变量检验中不需要过度识别检验,同时在沃尔

德检验中拒绝了地形起伏度为弱工具变量的假设。因此,该变量是合理的工具变量。最

后,控制时间效应后进行内生性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104

表3 内生性检验结果

变量

(1)

tsls

(2)

liml

(3)

gmm

(4)

igmm

e -0.379* -0.379* -0.379* -0.379*

(0.217) (0.217) (0.217) (0.217)

e2 0.339* 0.339* 0.339* 0.339*

(0.190) (0.190) (0.190) (0.190)

e3 -0.0847* -0.0847* -0.0847* -0.0847*

(0.0487) (0.0487) (0.0487) (0.0487)

k 0.327*** 0.327*** 0.327*** 0.327***

(0.0590) (0.0590) (0.0590) (0.0590)

n -0.0285 -0.0285 -0.0285 -0.0285

(0.0956) (0.0956) (0.0956) (0.0956)

ts 0.0312 0.0312 0.0312 0.0312

(0.0218) (0.0218) (0.0218) (0.0218)

gov -0.268* -0.268* -0.268* -0.268*

(0.153) (0.153) (0.153) (0.153)

fe -0.0244* -0.0244* -0.0244* -0.0244*

(0.0132) (0.0132) (0.0132) (0.0132)

_cons 0.223*** 0.223*** 0.223*** 0.223***

(0.0713) (0.0713) (0.0713) (0.0713)

N 99 99 99 99

R2 0.738 0.738 0.738 0.738

在表3中,第(1)列先使用了2SLS的估计方法。为了稳健起见,第(2)列使用了对弱

工具变量更不敏感的有限信息最大似然法。然而,由于异方差的现状普遍存在,因此第

(3)列、第(4)列分别使用了更有效率的 GMM 估计和迭代 GMM 估计方法。结果表明,

四种估计方法中e的一次项到三次项系数符号分别为负、正、负,且函数的趋势和性质保

持一致。同时,e的每一次项系数均通过了10%的显著性检验,因此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因此,考虑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后,本文的核心理论假说仍然成立。

3.稳健性检验

由于区域经济的产业集聚具有溢出效应,因此粤港澳大湾区的高新技术企业集聚具

有空间相关性。根据地理学第一定律:“所有事物都与其他事物相关联,但较近的事物比

较远的事物更关联”,空间相关性广泛存在于经济活动当中。因此,如果在回归中考虑了

空间效应,则可以进一步证明结果的稳健性。

区域经济学中常用 Moran’sI 指数测量空间相关性。全域的 Moran’sI 指数的计算

方法如下:

I=

∑

n

i=1 ∑

n

j≠1

wij(xi -x?)(xj -x?)

S2∑

n

i=1 ∑

n

j=1

wij

。 (16)

105

其中,wij 是空间权重。定义 wij 为邻接关系空间权重,并采用联系更加紧密的

Queen邻接矩阵的规则,即若i市与j市相邻,则wij =1,否则wij =0(本市与本市的邻接

关系也记为wij =0)。n 是研究区域内的地区总数,xi,xj 表现为i市和j市的属性,x?=

1

n∑

n

i=1

xi 是属性的平均值,S2 =

1

n∑i

(xi -x?)2 是属性的方差。

根据定义,-1≤I≤1。|I|越接近1,表明属性x 的空间相关性越强,且I<0时则

表明存在空间负相关性。根据计算,人均实际 GDP增长率的 Moran’sI 指数为0.432,且

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因此具有较强的空间正相关性,可以进行下一步分析。

目前常用的空间模型有空间杜宾模型、空间自回归模型、空间误差模型与空间自相关

模型,具体使用哪种模型需要考虑各种变量的空间相关性。在空间相关性检验当中,已经

证明了被解释变量y 具有正相关性。经计算,核心解释变量e 的 Moran’sI 指数为

0.085,同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又由于误差扰动项的空间相关性广泛存在,因此最后

使用空间自相关(SARAR,又称SAC)模型进行估计,方程如下:

lnyit =ρWiyt +βXit +ui +εit, εit =λWiεt +vit。

(17)

其中,Xit 表示包括核心解释变量在内的所有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ρ 是被解释变量的空

间自相关系数,λ 是扰动项的空间自相关系数;W 表示权重矩阵,由W =(wij)n×n 组成;

εit 和vit 表示误差扰动项,ui 表示个体效应。

根据粤港澳大湾区2008—2018年的空间面板数据,利用SARAR 模型进行估计。同

时经过豪斯曼检验,确定使用固定效应估计该空间面板,得到的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空间自相关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1)

SAC

(2)

SAC

(3)

SAC

e -0.282*** -0.282*** -0.282***

(-2.92) (-2.92) (-2.92)

e2 0.257*** 0.257*** 0.257***

(3.41) (3.41) (3.41)

e3 -0.064*** -0.064*** -0.064***

(-3.54) (-3.54) (-3.54)

k 0.439*** 0.439*** 0.439***

(2.58) (2.58) (2.58)

n 0.064 0.064 0.064

(0.47) (0.47) (0.47)

ts 0.074*** 0.074*** 0.074***

(2.92) (2.92) (2.92)

gov -0.526*** -0.526*** -0.526***

(-5.84) (-5.84) (-5.84)

fe -0.020 -0.020 -0.020

106

续表

变量

(1)

SAC

(2)

SAC

(3)

SAC

(-1.27) (-1.27) (-1.27)

rho -0.013

(-0.18)

lambda 0.203***

(4.36)

sigma2_e 0.001***

(5.26)

Observations 99 99 99

R-squared 0.243 0.243 0.243

Numberofcity 9 9 9

结果表明,核心解释变量e的一次项到三次项系数分别为-0.282、0.257与-0.064,

与不考虑空间效应时的系数-0.209、0.209与-0.054接近。同时,经过计算,考虑空间效

应后的函数性质与趋势相同。最后,三项系数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因此进一步证

明了结果的稳健性。综上所述,无论是基本估计结果还是稳健性检验结果,都支持了本文

的模型结论: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多样性与复杂性,其中粤港澳大湾区的高新

技术企业集聚对经济增长具有两个拐点,呈先减后增再减的趋势。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拓展 D-S垄断竞争模型,探讨集聚效应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更进一

步,依此建立了三次项的计量模型,对粤港澳大湾区9市2008—2018年的面板数据进行

估计,并进行了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根据分析,本文的主要结论有:第一,产业集聚对经

济增长的作用存在至少一个拐点效应,这源于集聚的正效应和负效应的复杂变化。第二,

实证表明,粤港澳大湾区高新技术企业集聚对经济增长存在两个拐点,呈现先增后减再增

的趋势。对此我们划分了集聚的三个阶段,只有在集聚中期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正。

尽管集聚初期和集聚后期都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影响,但二者的作用机制有所不同。集

聚后期是因为随着集聚程度的增加,集聚的正效应和负效应都在增加,但最后负效应大于

正效应从而抑制经济增长;而集聚前期是因为集聚的正效应和负效应都不明显,这少部分

企业在前期必须面临成本大于收益的处境。第三,在不处于高新技术企业集聚对经济增

长影响的“上升期”的样本中,绝大部分城市实际上仍停留在集聚初期,还有部分陷入了

“第一拐点陷阱”。因此,对我国高新技术企业集聚状况的担忧应更多地考虑集聚度过低

而不是过高的情况。第四,考虑三次项影响后,第二个拐点是所追求的“最佳平衡点”。实

证结果表明,粤港澳大湾区多数城市的集聚水平仍在第二个拐点前,大部分距离“最佳平

衡点”仍有不小距离,因此有充分的发展潜力。

研究粤港澳大湾区高新技术企业的集聚现象,有助于进一步认识我国新兴产业的集

聚现象。尽管当前传统制造业因为成本因素或环保因素等面临着集聚和发展瓶颈,但我

107

国的高新技术行业仍处于起步阶段,可以对传统产业进行升级改造,未来具有巨大的发展

潜力。因此,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首先,各地区产业发展需结合区域各地实际情况,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形成集聚合力。

要充分利用企业研发、营销与生产可分离的特征,把制造部门布局于集聚程度相对较低、

具有一定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地区,把总部或科研中心设在集聚程度相对较高、高端人才密

集的地区,促使优势互补从而发挥协同效应。其次,要积极发挥企业创新和政府治理创新

的重要作用。坚持创新突破企业发展瓶颈和提升低附加值环节的效率水平,克服集聚负

效应的弊端,延长集聚正效应,从而带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再次,要加快数字化发展

和数字化应用对传统产业赋能。数字化的高速发展使企业的信息成本和资源成本显著减

小,不断降低运输成本和交易成本在产业集聚中的负面影响,进一步提升集聚的正效应。

[参 考 文 献]

[1] KrugmanPR.GeographyandTrade[M].Cambridge:MITPress,1991.

[2] KrugmanPR.Increasingreturnsandeconomicgeography[J].The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1991,99(3):484

-499.

[3] MartinP,OttavianoG.Growthandagglomeration[J].InternationalEconomicReview,2001,42(4):947-968.

[4] 潘文卿,刘庆.中国制造业产业集聚与地区经济增长———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研究[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

会科学版),2012(1):137-147+161.

[5] 张达君,赵鑫.高技术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及发展建议[J].经济纵横,2017(10):81-86.

[6] 赵文琦,胡健.能源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基于“一带一路”沿线西部9省区的实证分析[J].西安财

经大学学报,2020(5):71-81.

[7] BrülhartM,SbergamiF.Agglomerationandgrowth:cross-countryevidence[J].JournalofUrbanEconomics,

2009,65(1):48-63.

[8] 张云飞.城市群内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面板数据的分析[J].经济地理,2014(1):108

-113.

[9] 赵玉林,马照宁.产业集聚视角下高技术产业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J].财会月刊,2018(14):3-12.

[10] 李骏,刘洪伟,陈银.产业集聚、技术学习成本与区域经济增长———以中国省际高技术产业为例[J].软科学,2018

(4):95-99.

[11] 黄宝凤,武翰涛,曹增栋,等.高技术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基于门槛回归的经验研究[J].管理现

代化,2019(3):30-34.

[12] 修国义,郑雪.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区域创新效率的溢出效应研究———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分析[J].科技与管理,

2020(2):24-31.

[13] 王芳,汪婷.我国省际差异视角下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研究[J].商业经济研究,2018(19):168-171.

[14] 齐涛,何双希.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以肇庆市先进制造业走廊为例[J].开发研究,2021(3):106

-113.

[15] KimS.Expansionofmarketsandthegeographicdistributionofeconomicactivities:thetrendsinU.S.regional

manufacturingstructure,1860-1987[J].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1995(110):881-908.

[16] RosèsJR,Martinez-GalarragaJ,TiradoD A.TheupswingofregionalincomeinequalityinSpain (1860-

1930)[J].ExplorationofEconomicHistory,2010(47):244-257.

[17] AnasA,ArnottR,SmallK A.Urbanspatialstructure[J].JournalofEconomicLiterature,1998(36):1426

-1464.

[18] 伍先福.产业协同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门槛效应研究———基于中国246个城市的实证检验[J].经济经纬,

2019(2):72-78.

108

[19] 邵宜航,李泽扬.空间集聚、企业动态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制造业的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2017(2):5-23.

[20] KletteTJ,KortumS.Innovatingfirmsandaggregateinnovation[J].The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2004,

1125(5):986-1018.

[21] AghionP,AkcigitU,CagéJ,KerrW R.Taxation,corruptionandgrowth[J].EuropeanEconomicReview,2016

(86):24-51.

[22] 程栋,李臻.非均质空间下企业区位选择与空间集聚———基于古诺竞争的框架[J].现代管理科学,2016(6):54

-56.

[23] StarrettD.Marketallocationsoflocationchoiceinamodelwithfreemobility[J].JournalofEconomicTheory,

1978(17):21-37.

[24] DixitA K,StiglitzJE.Monopolisticcompetitionandoptimum productdiversity[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77(67):297-308.

[25] FujitaM,ThisseJF.Economicsofagglomeration:cities,industriallocation,andglobalization[M].Cambridge:

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13.

[26] 封志明,唐焰,杨艳昭,等.中国地形起伏度及其与人口分布的相关性[J].地理学报,2007(10):1073-1082.

[27] 林伯强,谭睿鹏.中国经济集聚与绿色经济效率[J].经济研究,2019(2):119-132.

High-techEnterprisesAgglomerationandEconomicGrowth

—TaketheGuangdong-HongKong-MacaoGreaterBayAreaasanExample

TANGXue-bing,WEIKai-cheng

(SchoolofEconomicsandBusinessAdministration,CentralChinaNormalUniversity,Wuhan430079,China)

Abstract:Thispaper,byexpandingtheDixit-Stiklitzmonopolisticcompetitionmodel,basedonthe

paneldata(2008—2018)of9citiesintheGuangdong-HongKong-MacaoGreaterBayArea,aimsto

verifytherelationshipbetweenhigh-techenterprisesagglomerationandeconomicgrowth.Empirical

evidenceshowsthat1)consideringtheeffectsofthecubicitem,agglomerationhastwoinflection

pointeffects on economic growth,showing atrendthatdecreasing comesfirst,followed by

increasingandthenitshiftstodecreasing;2)thedegreeofagglomerationinmostcitiesduringthe

researchperioddoesnotexceedthesecondinflectionpoint,indicatingthattheagglomerationofhightechenterpriseshasasignificantroleandalargepotentialspaceinpromotingeconomicgrowth.

Therefore,underdevelopedregionscanlearnfrom theeconomicdevelopmentexperienceofthe

Guangdong-HongKong-MacaoGreaterBayArea,thatis,tostrivetoforma“corearea”forhightechindustryclusters,giveplaytosynergyforutilizingcomplementarystrengthenssoastolead

regionalhigh-qualitydevelopment.

Key words: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high-tech enterprises

agglomeration;inflectionpointeffect;economicgrowth;monopolisticcompetitionmodel

[责任编辑 刘文俊]

109

第58卷 第3期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Vol.58 No.3

2022年5月 JournalofGuangxiNormalUniversity(PhilosophyandSocialSciencesEdition) May,2022

doi:10.16088/ji.ssn.1001-6597.2022.03.010

[收稿日期]2021-07-19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之大调解制度研究”(20AZD083)

[作者简介]李栋,男,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南政法大学比较私法研究中心研究员,法学

博士。

洋务运动时期知识分子对西学的认知—评价心理

———从“强制同化”到“新的阐释”

李 栋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摘 要]洋务运动时期,面对西学在中国的传播,朝野知识分子首先利用“强制同化”的认知心理,

将来自于西方的一切知识,用中国传统固有的概念和框架进行归类。接着,他们再用演绎的方式,将其放

置在儒学精义下“圣学投影”,进行评价。这一“认知—评价心理”在洋务运动时期具体表现为“西学中源”

说和“中本西末”说。然而,随着对西学知识认知的加深,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开始突破既有的“认知—评价

心理”,提出了“中西各有本末”“中本亦可变”“中本中的大本”等别样的“中本西末”观,但最终仍未摆脱既

有“中本西末”的整体框架。按照麦金泰尔的相关理论,上述现象出现的原因在于,中国朝野知识分子没能

从根本上意识到西学之于中国在本质上属于“认识论危机”,而他们仍在采用传统处理知识危机的方法进

行应对,因此意义有限。

[关键词]强制同化;圣学投影;西学中源;中本西末;认识论危机;洋务运动

[中图分类号]C912.64;K25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597(2022)03-0110-13

如果说鸦片战争前后西学的输入在中国并未掀起波澜是因为“政教一体化”的王权主

义维系着传统的“夷夏观”,国人囿于文化心理的定势思维对其进行排斥的话[1]232—241,那

么,洋务运动三十年,当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有机会接触并认识这些知识时,其影响效果依

旧有限,就不得不引起思考了。显然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并不在于西学传播内容的多少

或传播方式的优劣,而主要涉及这背后中国人对西学这种舶来知识的认识、理解和评价,

即心理学意义上的“认知—评价心理”。

以往学界对西学东渐中洋务运动时期朝野知识分子的研究,大都局限于史实经验层

面,侧重于通过大量详实的史料,介绍他们都说了什么以及所说内容前后发生的变化,而

缺少对于这些史料背后所涉相关理论的整体性分析。本文在结合相关史料的基础上,以

“认知—评价心理”为分析框架,试图解释上述问题,以期深化学界对这一主题的研究。

一、中国对西学的认知—评价心理

(一)“强制同化”:朝野知识分子的认识心理

首先就认知心理而言,根据主客二分的相关理论,人作为认知的主体,会自然而然地

从自身的角度看待外在的客体或外部世界。按照已有的研究,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将人

110

们对外部客体对象的认知过程类型化为两种:同化(assimilation)机制和顺化(即顺应,

accomodation)机制。

前者指的 是,“把 外 界 元 素 整 合 于 一 个 机 体 的 正 在 形 成 中 或 已 完 全 形 成 的 结 构

内”[2]429。这即是说,当主体认识外在客体时,主体常常需要利用自己已有的认知,将外在

之物“翻译”过来,让其成为主体原有认知的一部分。在此种“同化机制”中,对外在客体的

存在和刺激,认知主体通常会将其放在已有的知识框架内理解,其本质上是一个外在客体

融入主体已有认知结构的过程。

后者则指的是另一种情况,即对于外在客体,主体在认识其过程中,发现从自身知识

结构出发,无法认识、“翻译”它,其内容和意义完全超越了主体原有认知结构,因而,认知

主体必须主动改变或更化原有的认知结构,以顺应外在客体的刺激。

由于后者能够不断自我更新,以适应认识客观世界的需要,因而具有开放性;而前者

主要适合于主体对外部世界周而复始、循环出现的熟知对象迅速加以处理、分类和编码,

因而对新鲜事物或异质事物显得无能为力,因而倾向于保守[3]34-35。对此,皮亚杰指出:

当同化胜过顺化时(就是说不考虑客体的特性,只顾到它们与主体的暂时兴趣相一致的方

面),就会出现自我中心主义的思想[2]432。

如果以此为据,我们可以很容易发现,由于缺乏异质文明的冲击以及对自身典章制度

的自信,中国传统的认知心理大体上应属于同化机制。当他们遇到新事物、新知识时,惯

常用“旧瓶装新酒”的方式,从旧有词库中寻找相近术语进行表达,而不会另辟蹊径,通过

建构或发明新概念完成这一任务。如他们将西方的“炮船器具,声光化电”用古语“奇技”

“机巧”来表达,将国与国之间的“通商贸易”用古语“互市”“通市”来概括,将英美的议会政

治用古语“议礼明堂”“议政乡校”来比附。

这种“强制同化”的认知心理,一方面很容易使来自于西方的新事物、新知识被中国人

归类到其原有的知识结构中,转化为中国人可以直接理解的概念形态,甚至构成一种接受

西方知识的权宜“策略”,“展现了冲破文化隔阂或拘囿的努力,为求弥合而诉诸本土话语,

为异域法 律 文 化 寻 找 ‘适 当’的 本 土 表 述,蕴 含 着 对 西 方 法 律 的 引 介 之 策 与 推 广 之

术”[4]307。然而,从另一个方面来讲,由于这种“强制同化”发生在认识主体对新事物的客

观性特征和本质属性尚未充分认知以前,因而,认识主体也就失去了对其进一步辨识、理

解的机会,必然表现为一种不真实或者说一种扭曲的认知,其结果必然导致观念与现实的

背离,出现名实不符的情况。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皮亚杰的认知心理理论等于提醒我们,美国学者费正清提出的理

解近代中国的“刺激—反应”可能并不恰当。因为一个“刺激”之所以能够引发“反应”,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有机体首先能否“感受”到这个“刺激”。如果不能采取“顺化”的认

知,而采取“同化”的认知,那么,由于缺乏对外部的“感受”,何谈“刺激”,哪有“反应”呢?

(二)“圣学投影”:朝野知识分子的评价心理

具体到认识主体的评价心理,按照既有的研究,人们评判和取舍外在客体或事物,需

要遵照一定的标准和尺度。而评价标准和尺度的来源,大致存在两种方式:(1)归纳综合

有关事实的信息,提出假说,然后考察这一假说能否说明全部事实,并通过比较事实与假

说,进而修改、补充和丰富这一假说。这一过程是在不断试错、修正过程下完成的,其最终

111

结果一般会发展或者反思原有标准或尺度。(2)以某种先定的信条、原则、规范及外在的

权威命题为前提,并从这些前提中演绎出针对具体问题的判断尺度和取舍标准[3]44。就

差别而言,后一种以类似演绎逻辑的方式将新事物纳入先验性的权威系统进行评价;而前

一种则有归纳逻辑的意蕴,即新事物构成了原先先验性知识的“源头活水”。

从理论上讲,评价心理虽不同于认识心理,但两者的关系十分紧密,因为从诠释学的

角度讲,认知主体在认知心理的模式选择过程中已经“前见地”持有某种价值倾向。申言

之,洋务运动时期朝野知识分子认识心理的“强制同化”,必然会对其评价心理产生影响。

具体而言,洋务运动时期朝野知识分子所恪守的先验性权威原则就是“尧舜孔孟之

道”。这些先验性权威原则意味着人世间万事万物并没有什么新奇之处,世间一切都只是

这些权威原则的“投影”。如果用权威原则的“投影”无法投射,这类事物就一定是旁门左

道、异端邪说。而任何新出现的问题和遇到的困境,都被归结到对权威性原则的偏离,因

此,解决方式就是重归圣人之学。

二、“西学中源”与“中本西末”:朝野知识分子认知—评价心理的具体表达

按照前述洋务运动时期朝野知识分子认知—评价心理的介绍,其处理西学的思维过

程可大致分为两步:第一步是他们利用“强制同化”的认知心理,将来自西方的一切知识,

用中国传统固有的概念和框架归类;第二步再用演绎的方式,将其放置在儒学精义下评

价。具体而言,这一过程在洋务运动时期呈现为两种具体的观念或者说范式:“西学中源”

说和“中本西末”说。

(一)“西学中源”说:认知心理“强制同化”的具体表达

就涉及认知心理的“强制同化”来说,无论是居庙堂之上的洋务派士大夫,还是处江湖

之远的早期维新派文人,为了认知、接纳西方异质事物,都在秉持“西学中源”说。

先说洋务派,该派之所以坚持“西学中源”说主要是为了对抗守旧派,为洋务运动开

路。与洋务派所坚持的功用主义不同,面对西学,保守派则表现得更加敏感,他们更关心

的是这样一套西学知识会不会破坏中国人亘古不变的“人心”及其整套的价值体系。面对

保守派的指摘,洋务派必须回答中学和西学的关系问题。申言之,洋务派面对的困境是,

一方面他们与保守派一样也是孔孟之道的拥护者,恪守道统,不能逾越雷池;另一方面,他

们必须谋求变化,接受西学,以应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于是,我们看到“强制同化”的认识心理在洋务派这里发生了作用,他们不去客观地辨

识、理解中国和西方,而是千方百计地将西方纳入中国,寻求一种正当性。需要强调的是,

洋务派鼓吹“西学中源”并不是什么理论创新,而是借用在明末清初朝野上下已经形成共

识的“西学中源”理论。实际上,李鸿章早在1865年为了论证派人赴西方学习机器制造并

不违反固有传统时,就开始主张“西学中源”说:

无论中国制度文章,事事非海外人所能望见,即彼机器一事,亦以算术为主,而西术之

借根方,本于中术之天元,彼西土目为东来法,亦不能昧其所自来。[5]14

洋务派后期的代表曾纪泽也是如此认为。他在光绪五年(1879)二月廿三日的出使日

记中就认为西学涉及的政教、器物皆来自于“上古之中华”[6]177-178。

112

总之,洋务派“西学中源”说为他们“师事夷人”进而“采西学”作了合理性辩护。令人

感到奇怪的是,“西学中源”说不仅是洋务派所坚持的,以王韬、薛福成、郑观应为代表的早

期改良派也对此深信不疑,并在此基础上将“西学中源”说的范围从“声光器电”扩展到“礼

乐刑政”。

长期接触西学的王韬在《原学》篇得出“中国为西土文教之先声”的结论,并用大量篇

幅予以溯源,他说:“中国,天下之宗邦也,不独为文字之始祖,即礼乐制度、天算器艺,无不

由中国而流传及外。”[7]89-90

薛福成对“西学中源”说的表述更为极端,不仅器物层面的各种“制作”是“西学中源”

的,而且西方的宗教、工商、政制亦是如此[8]252。早期改良派代表人物陈虬(1851—1904)

也认为议院之名虽不直接来源于中国,但其法则却是中国的。他说:

议院之设,中土未闻,然其法则固吾中国法也。考之传记,黄帝有明堂之议,实即今议

院之权舆。管 子 大 匡 篇:凡 庶 人 欲 通,乡 吏 不 通,七 日 囚。乡 子 产 不 毁 乡 校,其 知 此

义矣。[9]917

此外,早期改良派集大成者郑观应在其《盛世危言》卷一《道器》篇中,也说到今日中国

之西学不过是“流徙而入于泰西”的结果,接着在《西学》篇中详细列举了“西学中源”种种

表现,认为学习西学是“以中国本有之学还之于中国”,“犹取之外厩,纳之内厩”,并据此批

评保守派反对西学,恰恰是不明中国固有古史的表现[10]111。

光绪十六年(1891)还未出仕的汤震甚至明确提出西方各门学科、各种技能源自中国

古籍:

余若天文、物学、化学、气学、光学、电学、重学、矿学、兵学、法学、水学、声学、医学、文

字制造等学,皆见我中国载籍。[11]511

由是观之,“西学中源”说构成了前述朝野知识分子践行“强制同化”认知心理的主要

方式。这其中既有他们对明末清初官方确立“西学中源”说的知识方面的接受,同时也有

其应对保守派策略上的考量,但主要的还是源于其根深蒂固的认知心理。这一点可以从

早期改良派拓展“西学中源”说的范围得以验证。至于为什么早期改良派会将“西学中源”

说的范围扩大至“礼乐刑政”,则涉及他们对于“中本西末”观的不同认识。

(二)“中本西末”说:评价心理“圣学投影”的具体表达

就涉及评价心理的“圣学投影”来讲,实际上洋务派和早期改良派在对待、评价西学知

识时,在某种程度上都在坚持“中本西末”说。

既然洋务运动时期朝野知识分子在认知心理上坚持的是“强制同化”,具体表现为“西

学中源”,那么,中西之间的关系是不言自明的,即中国的“圣学”是放之四海的,而西学只

是“圣学”在泰西之地的延伸。因而,评价西学的标准自然是“圣学”,“圣学投影”就成为一

种评价心理。“西学中源”说只是在文化源头上作了解释,而“圣学投影”需要进一步在文

化的性质上明确中西之间的全部关系问题。于是,“中本西末”说就成为洋务运动时期知

识分子评价心理“圣学投影”在实践中的具体表现。

学界一 般 认 为,洋 务 派 和 早 期 改 良 派 的 “中 本 西 末”说 皆 来 自 1861 年 冯 桂 芬

(18091874)《校邠庐抗议》中的“采西学议”。冯桂芬担任过翰林院编修,因而他很可能读

过明末清初天主教来华传教士所译、所编西书,故而提醒国人不能夜郎自大,应注意这些

113

西学文献。接着他提出了“采西学”的顺序以及所涉范围:

今欲采西学,宜于广东、上海设一翻译公所……一切西学皆从算学出……由是而历算

之术,而格致之理,而制器尚象之法,兼综条贯,轮船、火器之外,正非一端。[12]56

由此,我们看到冯氏将西学的范围限定在数算地理、声光器电等自然科学领域,但同

时,他又主张尽可能多地“鉴诸国”,凡是“于我朝章、吏治、舆地、民情类”有帮助的,都应该

了解。“鉴诸国”秉持的原则立场是“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其目

标是“驭夷为今天下第一要政”[12]57。这里,冯桂芬明确地提出了“中本西辅”说,且西学仅

作为辅助中国富强的功用。“伦常名教”作为“圣学”之本是毫无疑问的。

尽管洋务派在洋务运动中以反对保守派得名,但在坚持“中本”还是“西本”这个问题

上,两派并未产生分歧,皆将“圣学”奉为圭臬。李鸿章在1864年致函总理衙门时称:“中

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于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

器。”[13]卷二五,9-101865年他在《置办外国铁矿机器折》中明确提出了“中本西末”的观点:

“中国文物制度”是不可动摇之本,而西学“犹如急病之方”,是末,且“末”对“本”而言,有

“补救”之功效[14]卷九,35。

曾纪泽甚至认为,种种西学的内容,中国圣人“于数千年已曾道破”,其内容不曾超出

中国经典所言[6]228-229。

可见,洋务派与保守派最大的不同在于是否“开门”接纳西学,前者以一种功用的态

度,认为西学可以“补救”“中本”;而后者则恪守“夷夏大防”,完全“堵塞”西学,生怕西学之

末的引入会最终腐蚀、消解“圣学”之本。然而,两者却在是否应该固守“圣学”之本这个问

题上态度完全一致,且不容分说。

洋务运动时期另一个让人感到奇怪的表现是,早期的改良派在对待中学与西学的关

系的价值取向和评价心理也是“中本西末”说。

对于“中本西末”说,王韬认为:“治天下者,当立其本,而不徒整顿其末”[7]13,且本末

应同时兼顾,由本及末。在此,王韬不仅明确了“本”是“中国之政治”,“末”是泰西诸国“练

兵士、整边防,讲火器,制舟舰”,而且批评了洋务派徒袭西人皮毛而不固国本的问题。王

韬在《上当路论时务书》中一再重申“中本西末”说,其中的“本”就是中国固有的“圣学”,

“末”是西学,学习西学的目的是为了“相辅而行之”[7]246。

由此,我们看到早期改良派中的王韬虽然批评洋务派只学习西方之“末”,但对应坚持

中国之“本”并无异议,相反,他还提醒洋务派在学习“西末”的同时,更应该提升“中本”,且

后者更为重要,纲举才能目张,“此由本以治末,洋务之纲领也”[7]29。

作为早期改良派的集大成者,郑观应也明确地坚持“中本西末”说,强调“中学其本也;

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10]112。与前述王韬一样,郑观应的“中本西末”说也建

立在“道器论”的基础上,凸显了其坚守“中道”圣学的立场。他说:

《易·系》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盖道自虚无,始生一气,凝成太极

……故物由气生,即器由道出……然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为万世不易之大经、

大本,篇中所谓法可为而道不可变者。惟愿我师彼法,必须守经固本;彼师我道,亦知王者

法天。[10]18-20

由是观之,“中本西末”说构成了前述朝野知识分子践行“圣学投影”评价心理的具体

114

表达。洋务运动时期朝野知识分子的这种认知—评价心理决定了他们对于西学的态度,

以及西学在这一时期在中国被接受的可能性。对此,有论者认为这些朝野知识精英基本

来自上层,而“这些人受过中国经典学说的彻底熏陶,因而最不可能背离对待外国人的传

统态度”[15]141。

先说保守派。该派适用这一心理机制的逻辑大体是,从认知心理上,甚至无须刻意地

“强制同化”,直接将西方的一切归入未曾开化的“夷情”范畴,进而在评价心理上,在“圣学

投影”“夷夏大防”的演绎下,直接对其进行否定性评价。此种逻辑在洋务运动时期保守派

关于“同文馆”设立之争和关于“海防”的争论中,表现得极为明显。

再说洋务派和早期改良派。他们在适用这一心理机制时,一开始在认知心理上,用中

学的固有概念和表达,在“西学中源”说的指导下,“强制同化”新出现的业已在中西交往中

显示出无可辩驳之实际威力的西方事物;接着,在“圣学投影”的逻辑演绎下,以“中本西

末”说为具体展开公式,以一种包容性的姿态,以西末“补救”中本。

因而,按照上述认知—评价心理,西学在洋务运动时期,要么像保守派那样彻底否定,

要么像洋务派和早期改良派那样有限地接受,其接受的效果无法从根本上置换掉中国固

有的“圣学”传统。

这样一种认知—评价心理的结果,要么像保守派那样,呈现出一种近乎迂腐般的盲目

乐观情绪,进而滋生一股虚骄、排外之气;要么像洋务派和早期改良派那样,随着对“西末”

了解、接受程度和广度的提高、加大,在思维层面越来越呈现出一种观念与现实的极度混

乱和悖离。实际上,早期改良派中的很多知识分子已经表现出这一点。

三、别样的“中本西末”观:朝野知识分子认知—评价心理的有限突破

尽管从整体上讲,洋务运动时期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受到“强制同化”的作用,影响有

限,但是这些新鲜西学知识的传入反过来也会对上述的认知—评价心理产生一定的冲击。

这里,笔者试图再以“中本西末”说为论说的重点,展现早期改良派虽在整体上坚持“中本

西末”观,但由于受到上述西学的影响,他们后期的“中本西末”观在内容方面已经与洋务

派产生了很大的不同。

前已述及,“中本西末”观既是洋务运动时期朝野知识分子对待西学的评价心理,也是

一种逻辑演绎范式,似乎一切新鲜知识、新奇事物都可以毫无扞格地放进这个既有的公式

中进行逻辑推演。然而,令他们始料未及的是,这里的西学是一套全新文明的产物,是一

套用固有“圣学”所无法涵摄的新知识;同时它还是一整套既包括“奇技淫巧”,还包括“政

教文化”的完整知识。因此,“中本西末”在早期改良派那里,到了后期还有另一种表达,构

成了对于其既有认知—评价心理的某种有限突破。

(一)中西各有本末

总体说来,洋务派所说的“中本西末”观,指的是西方的一切“船坚利炮”“声光器电”,

甚至包括后期利用“西学中源”所“强制同化”的“政教文化”,都属于“末”的范畴。中国当

下学习它,只是为了修补、拱卫“中本”。“中本”与“西末”是在一个大框架下的,是可以相

互修补的。至于到底是“由本及末”,还是“由末及本”,抑或是“本末并行”,并不是最为关

115

键的。因为这个“本”已经由中国的先贤圣人规定好了,且这个“本”本身是至当的和放之

四海而皆准的。即便“西末”中有涉及“中本”的内容,那也是“中本”很久之前传入西人那

里的,现在的学习充其量算是“礼失而求诸野”。申言之,西人要么无“本”,即使有“本”也

是中国固有之“本”,“本”只有一个,那就是“圣学”。

对于此点,郭嵩焘在接触了西学,尤其是作为公使出使英法之后,发生了改变。1875

年他在《条议海防事宜》中就提出了西洋也有本末的观点:

嵩焘窃谓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

强,又末中之一节也。[16]345

并且,就本末之关系而言,他认为要因时制宜:“时之应有常、有变,而功之施有本、有

末。时处乎变,则从其变之数以治其末而匡救之,而本有不暇顾矣。时际乎常,则审其常

之理以探其本而厘正之,而末有不足言矣。”[16]340

既然西人也有“西本”,那么,他们的“西本”又是什么? 这个“西本”是否只是“中本”的

投影呢? 如果不是,它又是什么? 对此问题,郭嵩焘1877年在考察完英国政制之后,得出

了如下认识:在君主政治之外,“尚有君民共主,民主之治矣”的其他文明政治模式,而这种

“君民共主”的政治模式是西洋富强、文明的根本所在,即 “西洋所以享国长久,君民兼主

国政故也”[17]156。需要注意的是,郭氏甚至还拿西洋“君民兼主国政”的民主制度参照、反

思了中国陈陈相因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政体,认为中国两千年以来的政治恰与西洋“君民

兼主国政”相反[17]407。由此观之,郭嵩焘不仅认为西人亦有本末,而且西人之“本”完全不

同中国之“本”,甚至西人之“本”可能是优于中国之“本”的。因而,中国学习西人应从“本”

开始,徒学西人之“末”是存在问题的。这些观点不仅与洋务派的“中本西末”观相左,而且

在某种程度上已经颠覆了洋务派的观点。

(二)中“本”亦可变

按照洋务派“中本西末”观的理解,中“本”乃圣王之学,是万古不变之常经,这个“本”

是不能变的。即便西学中存在诸多涉及“本”的内容,按照“强制同化”的认知心理,在“西

学中源”的逻辑下,西学之“本”也是从中学之“本”得来的,因此,说到底这个中“本”是静止

的、永远不能变的。

然而,随着西学知识的传入,早期改良派不仅开始意识到“中西各有本末”,而且随着

这种认识的加深,中“本”亦可变的观念开始产生。这其中以薛福成、钟天纬表现得最为

明显。

从法政思想来看,薛福成的思想以出使西洋为界,大体分为两段。前期薛福成的思想

仍没有摆脱传统的法政观念,仍是在经世致用思想指导下对传统制度的补苴,而出使后才

认识到了西洋法政的利弊,以及中国可资借鉴之处。例如,1865年他在论及筹海防事宜

时用传统治世“治标”和“治本”的观念,最早使用了“中体西用”这一概念,但其实质上并未

与 洋 务 派 的 “中 本 西 末”有 太 大 的 不 同,只 是 富 有 洞 见 性 地 将 练 兵、通 商 等 也 列 为

“体”[18]20-22。

薛福成有感于保守派因循守旧、阻挠洋务,也觉察到洋务派徒学皮毛、效果有限,因而

提出“变 法”主 张,即 “大 抵 天 道 数 百 年 小 变,数 千 年 大 变。自 尧 舜 至 今 世 益 远,变 益

甚”[18]52,并 极 具 洞 见 地 概 括 出 天 下 已 由 “华 夷 隔 绝 之 天 下”转 变 为 “中 外 联 属 之 天

116

下”[18]88。

由此,薛福成主张应“大变”,认为“世变小,则治世法因之小变;世变大,则治世法因之

大变”[18]89。同时,他还认为:“今天下之变亟矣,窃谓不变之道,宜变今以复古;迭变之法,

宜变古以就今。”[18]89他甚至突破了洋务派“西末”的观念,认为西法不仅不是“西末”,相反

西法得“风气之先”,中国应主动学习:

或曰以堂堂中国而效法西人,不且用夷变夏乎? 是不然。夫衣冠、语言、风俗,中外所

异也;假造化之灵,利生民之用,中外所同也。彼西人偶得风气之先耳,安得以天地将泄之

秘,而谓西人独擅之乎? 又安知百年数十年后,中国不更驾其上乎?

[18]89

在这段表述中,薛福成已经承认中国在作为“本”的“风气”方面已经不如西方,并希望

通过学习,以期在未来“更驾其上”。他在1893年借出使随员之口,讲出西学之“本”最重

要的五个方面,即“通民气”“保民生”“牖民衷”“养民耻”“阜民财”。他认为:“有此五端,知

西国所以坐致富强者,全在养民教民上用功;而世之侈谈西法者,仅曰精制造、利军火、广

船械,抑末矣。”[8]803

既然承认中学之“本”不同于西学之“本”,甚至不如西学之“本”,那么,中学之“本”是

否应该变? 对于这个问题,薛福成回答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在主张中国之“本”亦可变是

必须的。如他在出洋之后还坚持说:“居今世而图立国之本,虽伊、吕复生,管、葛复生,谓

可勿用致意于枪之灵、炮之猛、舰之精、台之坚,吾不信也。若夫修内政,厚民生,濬财源,

励人才,则又筹此数者之本原也。”[19]卷六 但是,在另一方面,薛福成又在很多时候坚持“独

三纲之训,究逊于中国”,强调“中本”的优先性[8]273。

而对同一问题,在1880年前后,同样出过洋并长期与西人接触、从事中西翻译工作的

钟天纬则表达得更为明确和深刻。他首先认为西人之“本”在于“政教修明”的政教制度,

以及君主对通过民主形式产生的法律至上性的遵守[20]21。接着,他指出,西方正是由于坚

持了这个不同于中国之“本”,进而带动了各种“目”,纲举目张,实现了大治[20]21。对这样

一种良善的“西本”,钟天纬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国的贫弱源于“本源之地,受病最深”所致。

他说:

乃中国事事与之相反。由于堂帘太隔,太阿独操,所以易治者以此,所以易乱者亦以

此。望君门如万里,则壅蔽日深,操政柄于一人,则民心日涣,虽有九州十八省,实则家自

为政,人各有心,不啻瓜分为百千万国。如此则国势安得不削弱,君民安能关痛痒乎? 于

此而欲谋挽回补救之方,原自有在,特不从大本大原处着手,而仅就外面张皇,不揣本而齐

末。则如遣使、肄业、练兵、制器、开矿等事,非不竭力经营,仍治标非治本,则不过小小补

苴,终无救于存亡之大计。[20]21

因而,钟天纬在字里行间已经表露出用西方政教修明之“本”,来改变中国“独操为政”

之“本”的想法,可谓走向了“中本西末”的反面。当然,像钟天纬这样极端的表达在当时只

能算是“先知先觉”,更多的早期改良派依然试图在“中本西末”的范式内表达其不同于洋

务派的主张。

(三)“中本”中的“大本”

随着对西学了解、认知的深入,早期改良派不仅认识到西学一样“有本有末”,而且西

学之“本”有其良善的一面,甚至产生了中学之“本”亦可变的想法。但是,囿于时代之风

117

气、教育之背景以及不得不考虑的政治压力的影响,他们陷入了既想突破“中本西末”,引

进“西本”,又不敢公然革新“中本”的尴尬境地。因此,他们十分无奈地提出了一些奇特的

主张。这其中以郑观应所提出的“大本”最具代表性。

前已述及,郑观应亦是“中本西末”观的代表性人物,其代表性表达即是“中学其本也;

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10]112。然而,如果认真品读郑观应《盛世危言》一书中

《西学》篇的论述,实际上,在这段表达“中本西末”观的文字中,还有一个“大本末”的概念。

其完整的表达是:

故善学者必先明本末,更明大本末,而后可言西学。分而言之,如格致、制造等学,其

本也(各国最重格致之学,英国格致会颇多,获益甚大,讲求格致新法者约十万人),语言文

字,其末也。合而言之,则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知其缓急,审

其变通,操纵刚柔,洞达政体。教学之效,其在兹乎?

[10]112

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郑观应一方面“分而言之”,认为西学也是有“本末”的,“本”就

是格致、制造等学,后来也包括政教之学,“末”则是语言文字等;另一方面,就中学与西学

关系而论,他强调“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那么西学这个“本”与中学这个“本”是什么

关系呢? 对此,郑观应提出了“故善学者必先明本末,更明大本末,而后可言西学”的观点,

即是说中学这个“本”较西学那个“本”来说,更为重要、更为根本,是“大本”。

那么,这个“大本”具体包括什么呢? 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一书中《道器》篇给出了明

确的说明,他说:

然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为万世不易之大经、大本,篇中所谓法可为而道不

可变者。[10]20

可见,郑观应对中学之“大本”作了明显的限制与收缩,仅将其定位为抽象化的尧舜周

孔“圣学之道”。这也就是说,除去这个抽象化的“圣学之道”以外,可以说都是“末”,哪怕

是涉及西学之“本”的种种制度和知识。

通过这种转换,我们看到,一方面,郑观应在政治立场层面,坚决贯彻了“中本西末”这

个清廷和社会舆论所必须坚守的原则和底线;另一方面,“大本”的提出,使中学之“本”在

内容上被缩小了,这样更多的西学之“本”,可以通过这种转换,堂而皇之地进入中国,因为

说到底它们还是“末”。关于这一点,郑观应在该篇的另一段话表露得更加明显:

《新序》曰:“强必以霸服,霸必以王服。”恭维我皇上天亶聪明,宅中驭外,守尧、舜、文、

武之法,绍危、微、精、一之传,诚使设大小学馆以育英才,开下议院以集众益,精理农商,藉

植富国之本;简练水陆,用伐强敌之谋,由强企霸,由霸图王,四海归仁,万物所得,于以拓

车、书大一统之宏规而无难矣。[10]19

在这段论述中,类似“开下议院”这样涉及根本性政教内容的西学之“本”,也被认为可

以作为“末”,来辅助中国之“大本”。这样一来,在早期改良派的世界里,“中本西末”这个

评价心理公式已经与洋务派有了绝然的不同。在早期改良派那里,“西末”的内容不断扩

大,而“中本”的内容不断缩小。这也解释了前面提到的问题,即为什么早期改良派会将

“西学中源”说的范围扩大至“礼乐刑政”,其中学之“本”的内容要远远大于洋务派。

事实上,这一时期为了弥合中学之“本”与西学之“本”同时存在的尴尬,与郑观应提出

“大本末”类似的是,周采提出了“末中之本”和“本中之本”的概念:

118

今之天下,欲弥外患非自强不可,人能知之;而自强之要之本,人固不能尽知也。简

器、造船、防陆、防海,末也;练兵、选将、丰财、利众,方为末中之本;修政事、革弊法、用才

能、崇朴实,本也;正人心、移风俗、新主德、精爰立,方为本中之本。得末中之本者尚难勉

支强敝,得本中之本者足以永奠苞桑。[21]卷4,23

这里朱采对中学之本末和西学之本末进行了杂糅,按照四个序列进行排序,即洋务早

期所提倡的“坚船炮舰”和“声光器电”被认为是最低等的“末”;洋务后期所讲的练兵、丰

财、利众等内容被认为是“末中之本”;而早期维新派所提倡的西方的“政教制度”被认为是

“本”;而中国传统“圣学”被认为是最高级的“本中之本”。对此,他解释道:“人心何以正?

躬化导、尊名教,其大纲也。风俗何以变? 崇师儒、辨学术,其大要也。”[21]卷4,23

总之,尽管洋务运动时期朝野知识分子在评价心理上都秉持“中本西末”观,但基于立

场和认识的不同,早期改良派语境下的“中本西末”观在很多方面已经与洋务派产生了很

大的不同。这些不同,一方面很大程度上是早期改良派接受西学知识的结果;另一方面,

他们的“中本西末”从根本上并未突破“中本”的限制。因而,这就决定了他们对西学的理

解和接受程度是有限的,法政知识连同背后的西学一起是中学之“大本”之外的“本”或者

“末”。这也是为什么甲午战争后,当维新派变法改制的思潮席卷中国时,他们反而噤若寒

蝉的原因所在。

四、朝野知识分子认知—评价心理背后的原因

前已述及,洋务运动时期尽管西学在中国的输入较之鸦片战争前后已有明显不同,朝

野知识分子对于它的态度已不再是冷漠与排斥,而是以一种极为复杂的心理对待它,并将

其具化为“西学中源”与“中本西末”这样的认知—评价心理,甚至这一认知—评价心理在

后期的某些朝野知识分子心里出现了某种有限的突破,呈现出一种别样的“中本西末”观,

但无论如何,这一时期朝野知识分子仍给泱泱华夏几千年来固有传统的内核留下了位置,

不仅没有彻底否定它,甚至连怀疑它都缺乏勇气。因此,无论“中本西末”也好,别样的“中

本西末”也罢,“中本”这一核心本身对于这一时期的中国而言,仍是具有正当性的。

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显然是传统的力量。传统作为一种承上启下的存在,既是一种

制度,也是一种思想,更是一套特定场域下人们日常洒扫应对的信仰。用美国学者麦金泰

尔的话讲,传统并非是笛卡尔以降,尤其是启蒙思想家笔下那种“未经反思的智慧”,相反,

它不但不违反理性,其本身就是理性的具体表现,即“传统的合理性”[22]457-466。作为一种

传统存在的中国,历经几千年,并在鸦片战争前,在泛东亚地区构建形成“朝贡体系”,这都

不能不促使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对其传统保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自豪感,并对其内在

典章文物的良善性深信不疑。

然而,两次鸦片战争残酷的现实,促使生活在传统中的人们不得不开始反思他们在兹

念兹的这个传统,于是,才有了上述类似“中本西末”这样的表达。正如前文所述,尽管这

一时期朝野士大夫开始反思甚至更化这种传统,但其本质仍是在“绝对主义”哲学思维框

架下对待传统的,亦即传统的典章文物仍被看成是“大本”,看作是绝对的、不容更改且优

于其他传统的存在。

119

按照麦金泰尔的理论,一个传统之所以称之为传统,并具有合理性,其自我发展、更化

的过程,大致包括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建立起相关的信仰、经典和权威,而生活在这个传

统中的人们对此深信不疑;第二个阶段是在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传统中出现了某些问题或

“各种各样的不充分性”,这对传统构成了潜在的威胁,但尚未找到克服或补救的方法;于

是在第三个阶段,经过努力,对于上述问题找到了解决办法,“那种神圣的权威因此会在这

一过程的进展中免遭否定,但其话语当然可能重新阐释”[22]464-465。这即是说,经过第三

个阶段,尽管传统的内核被保留了下来,但是与之前两个阶段相比,人们在此过程中对那

个过去牢不可破的传统进行了新的解释。当然,我们对于这种新的解释也不能给予太高

的估计,因为从本质上讲,这种新的解释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或者解构传统的核心部分,

而其核心部分在这种新的解释下不仅更贴近“原教旨主义”,而且更具活力。

具体结合本文,可以看到,清末自海禁大开以来,当传统受西学的强势冲击,遭遇麦金

泰尔前述提及第二阶段的“潜在威胁”,开始朝第三个阶段转化时,传统中国为了赓续传

统,自然会对传统进行反思,看看自己的传统究竟哪里出了问题,探究为什么会这样,该如

何应对。很明显,两次鸦片战争之前,作为“天朝上国”的中国社会不会主动产生这些想

法,相反,之后的洋务运动时期,朝野知识分子的上述表达与实践,实际上都在说明他们在

对被冲击的传统做着“新的阐释”。当然,与过去历史不同的是,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

局”,这一时期朝野知识分子的“新阐释”所依凭的和所面对的都是传统农业文明所不曾遇

见过的工业文明全新且不同质的知识。当然,借助这套新知识所给出“新的阐释”,如“西

学中源”“中本西末”“中体西用”等,显然是过去不曾有的,但是这套“新的阐释”的框架仍

然未超出传统。“新的阐释”探究的最终依据还是来源于历史经验,强调的仍然是“中国之

所以为中国”这种特殊性,而非西方笛卡尔出发点式的探究,也非黑格尔那种终点式的

探究。

中国社会对待传统这种探究的合理性在于:它不仅使得传统具有某种延续性,陈陈相

因,自成一体;而且使得任何赓续传统的努力具有某种正当性,即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

新”。

然而,这种探究传统的方式也是存在问题的。申言之,当这种具有“绝对主义”色彩的

传统通过“新的阐释”能够应对危机,即通过前面麦金泰尔提到的第三个阶段的工作使得

传统重新获得活力时,传统还能得以维系和继续。但问题是,当这个传统即便通过“新的

阐释”无法应对问题时,这种具有“绝对主义”色彩的传统就面临着破产的危险,呈现出“认

识论危机”[22]473。

“认识论危机”不仅意味着具有“绝对主义”色彩的传统无法维系,被迫承认他传统存

在的“相对主义”哲学思维框架;而且在“相对主义”哲学思维框架下的固有传统和他传统

也并非是相互平行、无法比较、不分优劣的。相反,当一个传统遭遇“认识论危机”,它必须

借助于他传统帮助其“续命”,这一过程就使得两种传统不仅可以比较,而且在这一时刻它

们在价值上是存在优劣的。这即是说在“认识论危机”之下,不仅任何自认为具有“绝对主

义”色彩的传统无法继续“绝对”,被降格为“相对主义”意义上的存在,而且这种“相对主

义”意义上的存在如果还想继续存在,就必须借助另一个有生命力的他传统,在批判、质疑

原有传统内核的基础上,彻底改变自己。

120

同时,“相对主义”者的哲学命题(每一种传统必须永远按照那些标准来得以维护,因

为它提供自己的合理性证明标准)也就跟着破产了。尽管在这里麦金泰尔注意到他传统

与旧传统之间应具有连续性,但他特别强调克服“认识论危机”的新理论和概念结构“绝不

会从那些早期的立场中派生出来”,是与传统发展第三个阶段解决问题的方式有本质区别

的。更为重要的是,从价值上来看,这种帮助旧传统“续命”的他传统是“更有洞见的”,它

一方面使旧传统“得以幸存和繁荣”,另一方面,它凸显了他传统在何时何地较旧传统而言

才更具意义。

以此为据,我们认为:前述所概括抽象出的洋务运动时期朝野知识分子对西学的认

知—评价心理及其所出现的有限突破或者说尴尬的表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在根本

上没有认识到清末之变实际上是中国固有传统遭遇了“认识论危机”,仍旧采取传统的应

对危机的方式对待之的缘故。

面对“华夷隔绝之天下”变为“中外联属之天下”的现实,当时尽管不乏薛福成、郑观应

等有识之士发现了此一变化不同于以往,但是他们尚无力从更为深入层面和更具理论化

的角度阐释此种变化,因而,他们注定只能从麦金泰尔前述所说传统发展第三个阶段所使

用的方式思考它、应对它。笔者这里并不是苛责古人,只是想表达他们的阐释在当时不仅

是符合时代的,而且也是注定的。甚至国人对此认识的茫然无知,一直持续到五四运动时

期,即梁启超所概括的“器物—制度—文化”。这一过程因为无法预计,所以只能通过历史

的发展,固有方式、努力的不断受挫,即通过时间才能感悟和获得。

因此,这也就注定了洋务运动时期的朝野知识分子在面对西学时,一方面他们无法摆

脱“绝对主义”的思想框架,站在一个“相对主义”的哲学立场去正视它们、理解它们;另一

方面,在无法意识到“认识论危机”的情况下,更无法用他传统的知识去质疑或者从根本上

置换掉关涉固有传统中核心的部分,并论证这种质疑和置换本身的正当性。

[参 考 文 献]

[1] 李栋.鸦片战争前后英美法知识在中国的输入与影响[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

[2] 张述祖.西方心理学家文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

[3] 萧功秦.儒家文化的困境:近代士大夫与中西文化碰撞[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4] 黄涛涛,马腾.近代比较法研究的“格义附会”现象分析[C]//徐昕.司法 · 近 代 司 法 专 号.厦 门:厦 门 大 学 出 版

社,2012.

[5]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海防档·机器局(一)[M].台北:台湾省政务印刷厂,1957.

[6] (清)曾纪泽.出使英法俄日记[M]//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Ⅴ).长沙:岳麓书社,2008.

[7] (清)王韬.弢园文录外编[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8] (清)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M].张玄浩,张英宇,点校.长沙:岳麓书社,1985.

[9] (清)陈虬.创设议院以通下情[G]//“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中国对西方及列强认识资料汇编(第三辑第二分

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6.

[10] (清)郑观应.盛世危言———郑观应文献选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11] (清)汤震.论中学西学[G]//“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中国对西方及列强认识资料汇编(第三辑第二分册).台

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6.

[12] (清)冯桂芬.校邠庐抗议[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13] (清)宝鋆.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M].北京:中华书局,2008.

[14] (清)李鸿章.吴汝纶.李文忠公全集·奏稿[M].台北:文海出版社,1980.

121

[15] [美]费正清,刘广京.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00):下册[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16] (清)郭嵩焘.郭嵩焘奏稿[M].杨坚,校补.长沙:岳麓书社,1983.

[17] (清)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M]//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Ⅳ).长沙:岳麓书社,2008.

[18] 徐素华.薛福成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

[19] (清)薛福成.庸庵海外文编[O].清光绪长沙新学书局刻本.

[20] 薛毓良,刘晖桢.钟天纬集[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8.

[21] (清)朱采.复许竹筼[M]//丁伟志,陈崧.中体西用之间———晚清文化思潮论述.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22] [美]阿拉斯戴尔·麦金泰尔.谁之正义? 何种合理性? [M].万俊人,吴海针,王今一,译.北京:当代中国出版

社,1996.

TheScholar-officials’Cognition-evaluationofWesternLearning

duringtheSelf-strengtheningMovement

—From “theForcedAssimilation”to“NewInterpretation”

LIDong

(SchoolofLaw,ZhongnanUniversityofEconomicsandLaw,Wuhan430073,China)

Abstract:DuringtheSelf-strengthening Movement (1860s—1890s),inresponsetothespreadof

Westernknowledge,scholar-officialsoftheroyalcourtinitiallyadoptedthecognitivepsychologyof

“forcedassimilation”toclassifytheknowledgewiththeconceptsandframesinherentintheChinese

tradition.Theirnextstep,inadeductiveway,istoplaceitundertheessenceofConfucianismfor

evaluation.Such“cognition-evaluationpsychology”wasinitiallyembodiedinthetheoryof“XiXue

ZhongYuan”(Chineseknowledgeistherootofthe Westernlearning)andthatof“ZhongBenXi

Mo”(Chineseknowledgetakespriority).However,withthedeepeningoftheircognitionofWestern

learning,somebegantobreakthroughthatpsychologyandputforwardsomeadditionalviewsthat

furtherexpanded“ZhongBenXiMo”,suchas“ZhongXiGeYouBen Mo”(Chineseand Western

learningeachhavetheirownroot),“ZhongBenYiKeBian”(therootofChineselearningcanbe

altered)and“ZhongBenZhongDeDaBen”(themajorpartoftherootofChineselearning),which,

however,doesnotrunoutoftheoverallframework.Suchaphenomenon,accordingtoMacintyre’s

theories,isexplainedbythoseofficials’failingtorealizethattheinvasionofWesternlearning,for

China,isessentiallyan“epistemologicalcrisis”,amisinterpretationwhichrendersthemtoadoptthe

traditionalmethodstodealwithsuchcrisis,hencethelimitedsignificanceofsuchashiftincognition.

Keywords:forcedassimilation;reflectionsofthesacred;XiXueZhongYuan;ZhongBenXiMo;

epistemologicalcrisis;theSelf-strengtheningMovement(1860s—1890s)

[责任编辑 赵立庆]

122

第58卷 第3期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Vol.58 No.3

2022年5月 JournalofGuangxiNormalUniversity(PhilosophyandSocialSciencesEdition) May,2022

doi:10.16088/ji.ssn.1001-6597.2022.03.011

[收稿日期]2021-09-16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后现代主义和哲学发展路径与新进展研究”(18ZDA017)

[作者简介]蓝江(1977—),男,湖北荆州人,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国外马克思主义。

赛璐珞、影像共同体与数字化

———从《一秒钟》到数字时代的影像

蓝 江

(南京大学 哲学系,江苏 南京 210093)

[摘 要]张艺谋新片《一秒钟》既是对曾经的赛璐珞胶片时代电影的回忆,也是用数字化技术对那

个时代的埋葬。在《一秒钟》中,赛璐珞胶片电影的放映被再现为仪式化行为,电影放映本身获得了巨大的

感召力,让所有参与观看电影的人构成了一个影像共同体。然而,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发展,这种影响共同

体丧失了基础,从而逐步走向解体,新的数字化技术重构了电影影像和我们感觉神经中枢系统的关系,在

新的观看模式下,我们无法再回到共同观看电影的共同体经验,只能在被数字化技术所生成的新感觉系统

之下,来体现数字时代影像对我们生命的再生产。

[关键词]《一秒钟》;赛璐珞;影像共同体;数字化

[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597(2022)03-0123-08

2020年底上映张艺谋导演的新片《一秒钟》用了十分古典的方式,让我们重新回忆了

那段曾经沧桑的岁月。一望无际的黄沙、矗立在公路边的小镇、方砖砌成的礼堂、风俗淳

朴的民众,与那张镶着黑边的白色荧幕一起构成了张艺谋导演为我们呈现出来的一个20

世纪60年代中国西部的世界。或许,这部电影的主角并不是打了人,从劳改农场逃出来,

拼了老命就为了看女儿一秒钟影片的张九声;也不是为了盗取电影胶片来赔偿被弟弟烧

坏了人家用电影胶片制作成灯罩的刘闺女;也不是在二分场里因为放映电影拥有着崇高

地位,总是试图用尽各种方法来保住自己电影放映员地位的范电影。其实,《一秒钟》试图

通过被电影重构出来的那个时代的三个小人物的故事,来展现一个特殊的主角:电影本

身。换言之,《一秒钟》是一部关于电影的电影,它本身制造了一个时代,一个以赛璐珞胶

片电影为中心地位的时代,在那个叫做二分场的地方,电影成为了一种圣物,而放电影和

看电影也随之变成了一种仪式,这种看电影的仪式,经过导演的塑造,变成了一种以电影

为中心的社会关系格局,而《一秒钟》中的那两卷电影胶片自然也成为了勾连起整个电影

故事脉络以及三个彼此看起来无关人物之间的关系,甚至直接构建了整个位于中国西北

一隅的小镇上的社会关系网络。在这个意义上,电影(包括具体的电影胶片和范电影所在

的剧场,甚至包含了抽象的电影观念)构成了《一秒钟》整个逻辑框架的中心,它就是《一秒

钟》的真正主角。

123

倘若从这个角度深思下去,不难发现,张艺谋导演通过《一秒钟》复活一个以电影为中

心的时代,并不是为了缅怀一段业已逝去的岁月,一个让电影如此神圣的时代,更不是对

那个时代的种种现象的挞伐,而是一种埋葬。就像最后被埋入黄沙里面的那一秒钟张九

声女儿的胶片一样,曾经的赛璐珞电影业已在今天的数字化时代被埋葬。今天的时代,俨

然已经是数字媒体为王的时代,人们当然还可以到电影院里去看和范电影在礼堂里投影

在屏幕上的一样的电影,但更经常的是,我们可以在自己家的手机和电脑上看电影,甚至

可以在地铁和公交上看电影。原来一部电影胶片的拷贝需要从一个地方护送到另一个地

方,就像《一秒钟》的杨河所做的工作一样,但今天的一份拷贝仅仅只是电脑上的一个复制

加粘贴的操作。在进入到5G 和万物互联时代之后,一部时长一个多小时的高清电影,在

网络上下载可能真的只需要一秒钟。试问,在这样的时代里,我们为什么还需要怀念那个

曾经的赛璐珞胶片的时代? 尽管我们今天仍然可以在电影博物馆里保存着经典的赛璐珞

胶片,但是,那些曾经以这样的方式看电影的人和空间或许很难再被复制出来了。或者可

以这样说,《一秒钟》在根本上就是一部埋葬电影的电影,在《一秒钟》的最后,包含张九声

女儿一秒钟的胶片还在,只是被埋入了滚滚黄沙之中,我们今天何尝不是如此呢? 很多经

典影片的赛璐珞胶片还在,但是已经淹没在更个性化和细分化的数字媒体当中,它们当然

可以通过数字复刻的方式再现在人们的电脑和手机屏幕上,但那个原本的胶片放映的体

验却永远地埋葬了。因此,在表面上,《一秒钟》似乎在为生活在21世纪的中国的人们讲

诉曾经的往事,但更根本的是,《一秒钟》向今天的人们提出了一个震耳发聩的课题:萦绕

在电影周围的神圣化光环退却之后,电影影像还能为我们的生活世界做些什么?

一

在整个《一秒钟》电影中,或许,在一些观众心目中,影片临近结尾处,张译饰演的张九

声最后在面对被保卫科干部扔进黄沙里的女儿的胶片嘶吼的镜头是整个片子最富有情感

张力的片段。但对我来说,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却是当范电影的傻儿子赶着驴车驮着第22

号《新闻简报》,而那一卷胶片已经变成了范电影口中的“一堆烂肠子”。随后的一系列镜

头,对于当今处于数字时代的人们来说,已经变得有些匪夷所思了,为了这堆“烂肠子”,范

电影几乎动员了整个二分场的力量,不管男女老幼,为了看上这么一场电影,都主动听从

范电影的安排。二分场的女人们回家找了好的花布,缝合起来,将已经变成“烂肠子”的胶

片放在了这块巨大的花布上,众人小心翼翼地托举着花布,一步步地将大街上沾满灰尘和

砂砾的胶片送进了放映电影的礼堂。在这里,导演给出了从空中俯拍的镜头,这似乎是从

一个神圣的视角向下看到了一种胶片相对于二分场群众的一种权力关系,花布下的每一

个人,都努力维持着位于她们上方的电影的神圣性,那堆被搅成“烂肠子”的赛璐珞胶片,

在今天看起来就如同垃圾一般,但在那块神圣的花布上,那就是一种象征,一种代表着二

分场所有人精神生活的象征。正如范电影所说,“看一次电影,跟过年一样”。

在二分场的群众热火朝天地将电影胶片送进礼堂之后,便进入到了清洗过程,和找花

布的过程一样,二分场的老少爷们在街道上开了火,并按照范电影的说法,制作了蒸馏水,

用这些被视为最纯净的水,来清洗这些被神圣化的胶片。我们注意到,范电影要求的不是

124

普通的开水,而是经过蒸馏提纯的蒸馏水,相对于开水,制作蒸馏水需要更复杂的工具。

或许,张艺谋导演试图通过这个制作蒸馏水的过程,试图表达出一种象征性意义,即蒸馏

水代表着纯洁无瑕,那么,即便在那个时代里,被蒸馏水清洁的对象也一定是纯洁无瑕的,

换言之,当范电影提出用蒸馏水来清洗电影胶片的时候,或许已经不再纯粹从技术性的原

理来理解蒸馏水与电影胶片的关系,蒸馏水的纯洁与胶片的神圣性建立了一种语义学的

关系,即无论时代如何风云变幻,那些神奇的电影胶片,即便被卷成了一团,沾染了尘土,

它依然是最神圣无瑕的存在物,也只有这种最纯洁无瑕的存在物,才能有效地将二分场群

众上下一心地统一起来。在具体擦拭环节中,范电影像刚刚提出烧制蒸馏水的方式一样,

对参与擦拭胶片的动作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在看到一些毛手毛脚的老爷们干不好这个活

的时候,他生气地将所有的男人都赶下台去,只留下了那些干活细致的妇女用她们纤柔的

巧手,一点点地拭去胶片上沾染的泥土和尘埃,让胶片重现清澈透亮的原貌。

此后,导演不停地用镜头切换表现了在后台上细心擦拭着胶片的人们,甚至有时候给

出一个特写,看出某个人面对胶片的那种眼神,不是一种主体面对着客体带着认识论权力

的凌厉目光,而是一种崇拜,如同信徒在神灵面前的眼神一般。对经过蒸馏水擦拭过的胶

片,电影给出了一个中景,让观众的目光停留在两行挂着电影胶片的平行的绳子中间,光

线从正前方的窗户照进来,让被清洗过的胶片在光线的反射下熠熠生辉。而略透着明亮

光线的电影胶片轻微地摇曳着,似乎在面对着映射过来的光线做着它们最自然的反应。

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隐喻,我们知道,电影胶片最终是透过光线将影像投影在荧幕之上,

在这个意义上,电影胶片不仅仅意味着纯洁无瑕,也意味着它们在从沾染泥灰的不透明状

态向被擦拭之后的透明状态的转变过程中,在重新可以被光线透过的那一刻,胶片重新获

得了生命,在光线的洗礼下重新焕发出活力。这一组镜头,与其说是在为今天的人们重现

出上个世纪赛璐珞胶片时代如何清洗胶片的技术性常识,不如说张艺谋导演用光与胶片

之间的映射关系,谱写出胶片电影时代的诗学,电影需要胶片,因为胶片是电影的身体,电

影也需要光,因为只有光才能赋予胶片灵魂。当然,在光和胶片之间,还有一个最主要的

元素,就是那些介入其中的人,只有人的目光,人的凝视,正像电影中给出的特写镜头一

样,让光与胶片的关系发生了关联,让光的能量真正注入到那些物质性的胶片当中,那么,

人的目光构成了光和胶片辩证关系的催化剂,让胶片可以在人的目光之前道成肉身,成为

真正意义上的电影。这是一种三位一体的诗学,它构筑了光—胶片—人的目光之间的循

环,而这种循环才是胶片时代电影的意义所在。

终于到了电影的放映环节,事实上,当范电影每一次从后台走出来,告诉清洗胶片的

进展时,礼堂下面都会响起雷鼓动山川般的掌声。当夜幕降临,礼堂内的光线都熄灭之

后,从正对着屏幕的窗口中投射出来一束白光,洒在那洁白的幕布上。整个礼堂顿时喧嚣

起来,在那一刻,礼堂里的男女老少似乎从日常生活的节奏中剥离开来,他们找到了另一

种自我;在白色光束的指引下,他们的身体似乎在那被白色灯光映射的幕布上找到了最好

的出口。他们大声嘶吼着,将埋藏在心里的压抑和兴奋都发泄出来;他们伸出手来,触摸

着在礼堂空间里那道唯一的光;他们身体的任何部位出现在白光经过的地方,都会被直接

映射在幕布上,看到了自己的行为得到了回应,人们更加兴奋,不顾一切地将自己映射在

幕布上,仿佛在刹那间,自己在荧幕上的映射成为了他们逃逸整个日常生活空间的出口,

125

有人甚至搬来了自行车和其他日用品,用自己的身体和物件在幕布上绘制着属于他们自

己的艺术画作。这是今天的电影院里无法再享有的艺术和快感,因为在今天的人们看来,

走进电影院等待着电影的开场就是一种日常的程序,进入影院与电影的放映是直接连接

在一起的,中间没有太多的间隙。而在上个世纪有过类似观影经历的人们都知道,在那个

时代,观众入场坐好和放映正片之间有一个巨大的时间空隙,而在这个空隙中实现一种观

众的狂欢化,成为那个时代观影经验不可磨灭的记忆;导演足足给出了几分钟的时间,让

礼堂内的人们竭尽全力去展现出自己,也让今天的人们通过我们眼前的这块屏幕体会了

那个时代的观影愉悦。让我们知道,在那样的体验中,看电影不是一种静态的观众和影片

的二元关系,而是一种参与性的活动,每一个人都试图通过自己的身体和手中的物件来为

这场放映留下自己的痕迹,而他们的身体运动也与电影的活动有效地衔接在一起。或许,

我们可以从这个侧面重新理解范电影的那句话,放映电影就“跟过年一样”,它具有特殊的

快感和意义。而今天电影院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恰恰是观众面对荧幕的冷静,人们的

观影体验不再是狄奥尼索斯式的狂欢,而是阿波罗式的常规化轨迹,这种仪式化的狂欢快

感的消失,也意味着一个时代的逝去。

二

在放映正片《英雄儿女》的时候,导演给出了一段运动—影像的长镜头。镜头从荧幕

前最正常的观影位置开始运动,这个起点是我们今天在电影院里被视为最佳观影位置的

地方。通过这个方式,电影形成了两个视角的重合:一个角度是我们今天在电影院里观看

《一秒钟》这部电影的角度,另一个角度是坐在二分场的礼堂里从最佳观影位置出发观看

《英雄儿女》的角度。这种错位造成的感觉是,我们在此处看的《一秒钟》,实际上也正在观

看着影片之中的《英雄儿女》,我们同时成为了两部电影的观众,但是这两个视角并不是完

全重合的,因为我们看到的《一秒钟》是宽荧幕电影,而《英雄儿女》是窄荧幕电影,那么《英

雄儿女》的两侧实际上是露出来的;而在张艺谋的再现下,一些观众实际上是站在二分场

礼堂中央舞台的两侧来看《英雄儿女》的,在那一刻,似乎这些站在两侧看《英雄儿女》的观

众,也仿佛出现在我们的荧幕两侧,和我们一起看着《英雄儿女》。借助这种视角的重合,

我们和二分场的人们一起参与了一场观影行动,现实中的我们似乎与电影中的观众叠加

在一起,构成了一种画面里和画面外的共同体验。倏然间,我们仿佛通过这种共同体验穿

越了时空,和那个时代的人们一起感受了那个世界,一起体会了赛璐珞胶片时代的特定感

受。为了增强这种感受的现实感,导演还特意增加了一个烧胶片的插曲,烧胶片是赛璐珞

胶片时代特有的产物,一旦烧片,放映员在放映室里就会一阵忙乱,将烧掉的影片剪掉,将

前后两个部分重新接在一起,继续放映。估计有不少观众在看到眼前电影中烧胶片的那

一刻,都有一种时代的穿越感,一个胶片时代的事故,在张艺谋的电影里突然变成了一种

浓浓的乡愁。

随后,电影的镜头发生了运动,通过镜头的运动,为今天的观众展现了赛璐珞胶片时

代特有的观影仪式感,在礼堂里,不仅仅在中心场地上挤满了各色各样的人,礼堂的窗户

和门口,以及中心舞台的两侧都挤满了人。镜头做了一个弧形运动,从中心场地运动到侧

126

面,再从侧面运动到荧幕的后方,我们看到,原先用来清洗和擦拭胶片的后台,此时此刻也

坐着满满当当的人;一个中景镜头告诉我们,这些观影的观众,即便处在观看视角很不好

的侧面和后方,他们都带着欣喜和愉悦,欣赏着荧幕上的运动—影像。在我们今天的观影

体验中,无论是在电影院,还是在家里,我们都会选择最好的观看角度。但是,那个时代不

一样,如果能具有最佳的位置当然是最好的(范电影似乎正是通过帮人保留好座位获得了

某种特殊地位,譬如多加一勺油辣子,媳妇们会让范电影的口袋里塞瓜子花生,等等),但

倘若没有最好的位置,大家也毫无怨言,尽可能选择能看到荧幕的角度去观看,即便这个

角度(比如荧幕的侧面)实际上看不到太多东西。从这个细节中我们似乎看到,在那个时

代,看到电影的内容并不那么重要,与看到具体的人物和画面比起来,人们更关心的是看

得到荧幕。也就是说,当电影从《南征北战》换成《英雄儿女》似乎并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

是在每个月的那天晚上能看得到电影,同样,至于荧幕上放的是《新闻简报》还是《英雄儿

女》也不是那么重要,因为正如范电影所说,即便是《新闻简报》连续放映一晚上,二分场的

观众也会跟着看一晚上。于是,相对于彻底理解电影的叙事和内容而言,人们更关心的是

看到影像本身,至于情节,显然被置于次要地位。人们更希望的是,通过自己的身体性参

与,加入到二分场的一月一度的狂欢当中,电影就是这个狂欢的媒介,通过电影的放映,整

个二分场的世界被组织起来,形成了一个共同体,放映电影成为了那个时代二分场的固定

的仪式。而通过这个仪式,人们被整体动员起来,在那一刻,日常生活的张家长李家短都

被悬置了,人们尽情参与在白色光线照射下的狂欢,电影成为了这个巨大的狂欢派对中的

物神,在电影凝聚的力量下,二分场成为一个被电影塑造出来的共同体。正如法国思想家

维希留曾这样描写道:“当电影放映厅陷入人造的黑暗中,它自身的轮廓和坐在大厅中的

人们便悄然消失。遮挡荧幕的幕布升起,就重现出涅普斯的原始仪式。”[1]45

如果说古希腊戏剧是实现城邦共同体政治教育的仪式,那么在张艺谋的《一秒钟》中,

电影也成为这种凝聚人民群众的仪式,在这里,电影不仅仅是艺术性的,更是政治性的。

在古希腊传统中,戏剧和仪式从来不是独立的艺术形成,参与仪式和观看戏剧,本身就是

让城邦成为城邦,让诸众成为公民的过程。正如尼古拉斯·赫隆(NicholasHeron)指出:

“仪式体系成为古希腊城邦行政治理体系的一部分,而这种体系也贯穿了整个希腊化和古

罗马时期,并在托勒密时期的埃及达到巅峰,托勒密的埃及会一次性要求几乎全体人民都

参与到仪式中来。”[2]4如果从赫隆的角度来看,我们便可以理解,在《一秒钟》所设定的时

间和空间里,看电影早就不是一种纯粹的艺术和娱乐形式,而是一种仪式,一种政治仪式。

在这种仪式化的狂欢中,人们的身体性的参与和聚集,形成了一个悬置日常生活和区分的

共同体,在电影荧幕前,日常生活的身份都悬置了,那里只有观众。这种悬置的最极端情

况,就是当保卫科的崔干事在抓住并绑好了张九声之后,在礼堂里一起重看了《英雄儿

女》,一个不经意的镜头显示:被绑在地上的张九声和作为政治符号的崔干事一起流下了

泪水。只有在看电影的过程中,崔干事才不再是崔干事,他会与寻常人一样流下泪水,而

张九声也忘却了自己的身份,和抓住自己的保卫科成员们一样地看着荧幕上的影像。在

这样的环境下,《新闻简报》加上正片放映的模式才能起到最佳的政治教育的效果,在《一

秒钟》的小空间里,荧幕上的影响能够将二分场统一为一个整体,在整个国家层面,放电影

和看电影的仪式也将中国建构为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的中国。

127

三

然而,事情总有一个例外。这个例外是,本来准备看完一秒钟镜头就走的张九声折返

回来,向范电影说:“一秒钟太短,不够看!”从情感上,张九声的要求是能得到观众的同情

与理解的。不过,真正例外的不是张九声的要求,而是范电影的回应,范电影不仅答应了

要求,而且用自己的独门绝技完成了一个大循环,反复在荧幕上播放着张九声女儿的一秒

钟影像。而完成这个大循环操作之后,作为放映员的范电影有些自鸣得意,并号称整个农

场只有他会这个绝活。怎么理解这个特殊的设定? 既然在《一秒钟》设定的时空中,电影

成为了二分场这个小镇上的物神,所有的人的关系都几乎围绕着放映电影的结构组织起

来,那么,在电影背后有一只操作性的手,在放映机背后控制着整个播放仪式的进行。当

然,在一般情况下,放映员并不能成为一个主体,他的存在仅仅实现了电影放映机的自主

运动,他偶尔只会在换片或烧片的情况下出场,履行他们的职能。不过,《一秒钟》里的范

电影并不仅仅只有这个功能,他有改变电影播放结构的能力。一方面,他具有能力决定先

放《英雄儿女》,后放《新闻简报》,但更重要的能力是,他能做出剪辑,完成一个原本胶片中

不存在的电影运动,这个运动就是他所谓的大循环。在《一秒钟》中,导演十分细致地为我

们展现了范电影如何炉火纯青地实现了他特有的剪辑能力,然而,恰恰是范电影的这个能

力,让他获得了一个超越于普通电影放映员之上的地位。正如德勒兹曾强调说:“剪辑就

是创 作 (composition),是 运 动—影 像 的 装 置 (agencement),让 它 成 为 时 间 的 间 接 影

像。”[3]47简言之,从德勒兹电影理论的角度来看,一旦范电影完成了大循环的剪辑,他实

际上完成了一个新的电影影像,尽管这个电影影像是专门为张九声生产的。不过,正是因

为他的这种随意剪辑的能力,让他成为了电影放映之上的主体(subject),而不是一个代理

人(agent)。于是,范电影深刻理解了这种权力带来的一种潜移默化的优势,他所感到欣

喜的不仅仅是为几个人提供几个前排座位的权力,也不是多加一勺油辣子的好处,而是一

种凌驾在电影之上的权力,一种可以通过自己的剪辑手段,来决定电影的创作权力。这是

一种生成电影的权力,也是生成共同体的权力,这种权力不能简单还原为体制内职位的好

处,而是他在隐隐中看到了他不仅决定了礼堂之内的电影放映,也决定了二分场这个政治

共同体的构建,而他无疑将自己放在了这个共同体的主体位置上。因此,一旦这个职位遭

到威胁,一旦诸如杨河之类的人物试图来挑战他的地位时,他才会不惜做出违反良心的行

为来保住这个共同体隐形掌控者的虚幻地位。

然而,《一秒钟》的世界最终在张九声女儿的电影胶片永埋黄沙之中结尾,似乎在张艺

谋导演看来,这隐喻着那个曾经的胶片电影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在那一刹那,我们仿佛迅

速地被画面冲击回到现实,我们突然明白,张九声最后的遗憾,最终不再是数字媒体时代

的问题,因为今天的一秒钟的画面,就是24帧画面组成的文件,只要我们鼠标轻轻地一点

击,或者我们的手指轻轻触摸屏幕,就可以轻松地制作一个副本。而范电影的绝技也不再

是什么绝技,在电影剪辑方面,很多普通用户已经能使用 PR、Vegas、Edius等软件实现比

他更为炫酷的操作,让电影可以随时被编辑创造,不断生成出新的版本。问题在于,在这

样一个数字化技术成为主流,5G 通信和万物互联技术让我们观影体验日新月异的时代

128

里,我们是否还能期望电影的影像拥有一种强大的政治动员力,让人们在看电影的名义下

被整合起来成为一种巨大的力量(就如同《一秒钟》的范电影对整个二分场的动员一样)?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尽管在一些学者看来数字化技术并没有真正改变电影的本质,如罗

多维奇(D.N.Rodowick)曾认为,“毫无疑问,电影艺术通过数字过程的整合不断地更新

和重塑自己,同时某种电影的理念也被融合到互动媒体的发展之中。在这里,类似的艺术

并没有被数字技术所取代,而电影的理念仍然会在新媒体中持续存在,成为视觉参与和观

众想象的主流文化和审美模式”[4]97。然而,在十多年之后,数字媒体的发展显然超出了

罗多维奇的想象力,所以,在新近的后电影和数字电影研究中,人们不仅看到了数字媒体

和互联网互动媒体正在重新定义着影像的可能性,比如网飞(Netflix)公司的作品《黑镜:

潘达斯奈基》(BlackMirror:Bandersnatch,2018)实际上需要观众参与影片中的互动,像

游戏一样选择选项,从而改变电影的结局。而这种多线程的电影观看,不再是将影像的内

容局限在一两个小时的内容中,因为这种互动性的电影模式,看完全片并没有实质性的意

义,而更有意思的地方在于观众的不同选项导致了什么样的组合,从而生成了一种新的电

影。换言之,原来专属于具有某种特殊技能的放映员的权力,已经从放映室走向了每一个

屏幕面前,而每一个观众都可以在自己的选择中实现对影片的重新组合和剪辑,去让潜在

的可能性得以实在化。

《一秒钟》是一个不错的尝试,张艺谋导演试图在数字化媒体时代去回顾一个业已淹

没在历史黄沙中的观影方式,即在类似于二分场礼堂空间中用电影放映机来放映赛璐珞

电影的方式,那里有一种观影的共同体,人们在观影中被整合为一个光学技术装置下的整

体。然而,无论如何帮助今天的观众去体验这种经验,张艺谋导演也十分清楚,那个时代

一去不复返了。正如美国电影研究学者罗格·F.库克(RogerF.Cook)指出:“就是说,正

如胶片电影让20世纪中早期的城市居民的神经中枢网络去适应了一种更快速、更高度机

械化的现代文化一样,那么今天的数字电影影像也让我们进一步适应了一种新的文化环

境,即我们生活于其中并在很大程度上被数字技术所中介的环境。”[5]182库克的说法没有

错,今天我们的感觉神经中枢系统已经被更为弥散的数字化技术和媒体所中介,正是这种

中介,让今天的人们已经很难再体会到赛璐珞胶片时代的共情,以及在电影放映中形成的

共同体。与之前的共情性的感觉相比,今天的数字化媒体让我们更集中于个人化的观影

体验,更数字化的拟真感,以及更炫酷的影像效果。在这种观影效果下,我们的感觉神经

中枢已经被连根拔起,变得与周围的世界相分离,这样,今天的影像不再是构建共情的影

像共同体,而是转向了被数字技术介入的个体,数字化技术不断对我们的观影体验进行数

字化图绘(digitalprofiling),让我们找到让自己更惬意的影像和观影感受,也意味着数字

化的媒体在生成着我们的感觉中枢,它们会比我们自己更了解我们自己,让我们日益沉浸

在这种体验之中,让我们身体和神经中枢同时成为巨大的算法机器和大数据结构所俘获

的生命。

被黄沙埋葬的赛璐珞,意味着胶片电影时代的逝去,也意味着曾经的电影架构的共同

体的解体。数字化时代的《一秒钟》成为了埋葬赛璐珞时代的电影,因为我们今天也在自

己的数字环境里欣赏着这部影片。或许,《一秒钟》更像是沙漠中的一阵狂风,它曾吹起了

覆在胶片上的沙尘,让胶片露出了一点点痕迹,然后再次被新的黄沙掩埋,让它继续沉浸

129

在无尽的沙漠之中。

[参 考 文 献]

[1] [法]保罗·维利里奥.视觉机器[M].张新木,魏舒,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

[2] Heron N.Liturgicalpower:betweeneconomicandpoliticaltheology[M].New York:Fordham University

Press,2018.

[3] DeleuzeG.Cinema1:L’image-mouvement[M].Paris:MinuitÉditions,1983.

[4] RodowickDN.Thevirtuallifeoffilm[M].Cambridge:HavardUniversityPress,2007.

[5] CookR F.Post-cinematicvision:thecoevolutionofmoving-imagemediaandthespectator[M].Minneapolis:

UniversityofMinnesotaPress,2020.

Celluloid,ImageCommunityandDigitization

—FromOneSecondtoImagesintheDigitalAge

LANJiang

(DepartmentofPhilosophy,NanjingUniversity,Nanjing210093,China)

Abstract:ZhangYimou’snewfilm OneSecond notonlyarousesourmemoryofthecelluloidfilm

era,butalsoburiesthaterawiththedigitaltechnologyemployed.Thescreeningofcelluloidfilmis

reproducedasaritualbehavior,whichforthefilmscreeningitselfhasgainedgreatappeal,making

allthose who participatein watchingthefilm form animagecommunity.However,withthe

developmentofdigitaltechnology,thisimagecommunity haslostitsfoundationandgradually

disintegrated,andthenewdigitaltechnologyhasreconstructedtherelationshipbetweenfilmimages

andoursensorynervoussystem.Underthenewviewingmode,audiencecannolongerreturntothe

communityexperienceofwatchingfilmstogether,buttoexperience,underthenewsensorysystem

generatedbydigitaltechnology,thereproductionofourlivesbyimagesinthedigitalage.

Keywords:OneSecond;celluloid;imagecommunity;digitization

[责任编辑 赵立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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