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影响机制检验

按照前文的理论分析,数字经济发展提高税收收入,是通过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实现

的。为了验证这一机制是否存在,本文选取产业结构高级化作为机制变量,用于验证数字

经济发展通过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税收收入的影响。

表5列(2)为数字经济发展影响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回归结果,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

展水平每增加1个单位,产业结构高级化提高约0.999个单位。这就说明数字经济深入

发展,带动了产业结构高级化转型。本文进而验证了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税收收入的影响,

回归结果如表5列(3)所示,结果显示:产业结构高级化每提高1个单位,税收收入提高约

0.179%。这说明,数字经济发展提高税收收入,是通过带动产业结构高级化实现的,进而

验证了假设3。

表5 影响机制检验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 (1)lny (2)ais (3)lny

indu*de

2.065**

(0.962)

de

0.256*

(0.184)

0.999***

(0.197)

ais

0.179***

(0.054)

gdp

0.428**

(0.194)

0.166

(0.230)

0.504***

(0.193)

gov

0.541*

(0.280)

1.655***

(0.312)

0.598**

(0.277)

popu

0.881**

(0.358)

0.764*

(0.422)

1.000***

(0.357)

fina

2.033***

(0.183)

0.358*

(0.216)

1.876***

(0.174)

empl

0.495

(0.477)

0.370

(0.556)

0.883*

(0.461)

indu

0.429

(0.274)

常数项

0.424

(1.944)

-3.095

(2.295)

-0.261

(1.929)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地区效应 是 是 是

R2 0.908 0.813 0.906

观测值 261 261 261

注:***、**和*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六、进一步分析

本文基于空间0—1矩阵(W1)、空间地理距离权重矩阵(W2)以及空间经济地理权重

矩阵(W3)进一步检验数字经济发展影响税收收入的空间特征。首先检验2011—2019年

96

我国税收收入的空间相关性,由表6可以看出,在W1 矩阵、W2 矩阵、W3 矩阵三类权重矩

阵下,我国税收收入在样本期间内均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且总体而言 Moran指数

值呈上升态势,空间正相关性逐渐增强,表明选择空间计量模型分析较为合理。其次分别

进行 Wald检验和LR检验,结果显示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拒绝原假设,由此表明空间杜

宾模型(SDM)不能简化为空间滞后模型(SLM)和空间误差模型(SEM)。最后,豪斯曼

(Hausman)统计量显著,故论文选择固定效应的SDM 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表6 2011—2019年税收收入全局 Moran指数

年份 W1 矩阵 W2 矩阵 W3 矩阵

2011 0.172** 0.051*** 0.048**

2012 0.163* 0.047*** 0.043**

2013 0.173** 0.049*** 0.046**

2014 0.201** 0.055*** 0.052**

2015 0.239** 0.066*** 0.063***

2016 0.244** 0.070*** 0.067***

2017 0.233** 0.067*** 0.064***

2018 0.227** 0.064*** 0.060***

2019 0.233** 0.067*** 0.063***

注:***、**和*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

数据来源:根据2012—2020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各省份税收收入总额数据,利用stata15.0软件测算得出。

空间计量回归结果如表7列(1)—(3)所示。可以看出,在三类权重矩阵下,空间自回

归系数的估计值(rho)分别为0.579、0.495、0.466,并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存

在空间自回归效应。这表明,数字经济发展不仅能够有效促进本地区税收收入增长,还对

其他地区的税收收入增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在W1 矩阵下,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每增加1

个单位,其本地税收收入增加约0.787%,相邻省份税收收入增加约0.252%。在W2 矩阵

下,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每增加1个单位,其本地税收收入增加约0.509%,地理距离邻近省

份税收收入增加约1.024%。在W3 矩阵下,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每增加1个单位,其本地

税收收入增加约0.474%,经济距离邻近省份税收收入增加约0.531%。

表7 空间计量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

lny

(1)W1 矩阵 (2)W2 矩阵 (3)W3 矩阵

main

de

0.787***

(0.168)

0.509***

(0.161)

0.474***

(0.162)

gdp

0.337*

(0.182)

0.500***

(0.181)

0.504***

(0.179)

gov

0.537**

(0.271)

0.533**

(0.253)

0.483**

(0.247)

97

续表

被解释变量

lny

(1)W1 矩阵 (2)W2 矩阵 (3)W3 矩阵

popu

1.454***

(0.362)

1.021***

(0.350)

1.052***

(0.351)

fina

1.904***

(0.172)

2.030***

(0.166)

1.986***

(0.164)

empl

0.033

(0.481)

0.444

(0.451)

0.342

(0.453)

wx

de

0.252**

(0.282)

1.024*

(0.594)

0.531**

(0.437)

gdp

0.568***

(0.219)

-0.362

(0.379)

-0.579

(0.373)

gov

0.435

(0.520)

0.826

(1.405)

-0.420

(1.314)

popu

0.499

(0.579)

1.781

(2.137)

3.190

(2.049)

fina

0.995***

(0.335)

-0.249

(0.845)

-0.545

(0.805)

empl

0.333

(0.934)

2.272

(2.294)

2.080

(2.296)

rho

0.579***

(0.055)

0.495***

(0.110)

0.466***

(0.112)

sigma2_e

0.005***

(0.000)

0.004***

(0.000)

0.004***

(0.000)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地区效应 是 是 是

R2 0.237 0.475 0.407

观测值 261 261 261

注:***、**和*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表8汇报了SDM 模型的效应分解结果。其中,直接效应表示数字经济发展对本省

内部税收收入产生的影响;间接效应表示数字经济发展对除本省以外的其他省份税收收

入产生的影响;总效应表示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的加总。由表8可知,在三类权重矩阵

下,数字经济发展不仅能够显著促进省份内部税收收入增长,还能对其他省份税收收入增

长起到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

98

表8 空间效应分解结果

被解释

变量

lny

(1)W1 矩阵 (2)W2 矩阵 (3)W3 矩阵

直接

效应

间接

效应

总效应

直接

效应

间接

效应

总效应

直接

效应

间接

效应

总效应

de

0.917***

(0.174)

1.506***

(0.493)

2.423***

(0.567)

0.568***

(0.166)

2.532**

(1.108)

3.100***

(1.157)

0.507***

(0.166)

1.419*

(0.781)

1.926**

(0.836)

gdp

0.245*

(0.148)

0.856**

(0.344)

0.611*

(0.359)

0.476***

(0.151)

-0.259

(0.628)

0.217

(0.624)

0.471***

(0.149)

-0.673

(0.560)

-0.201

(0.550)

gov

0.685**

(0.347)

1.516

(1.239)

2.201

(1.484)

0.595**

(0.285)

1.944

(2.821)

2.538

(2.936)

0.487*

(0.272)

-0.568

(2.496)

-0.081

(2.581)

popu

1.729***

(0.434)

2.873**

(1.196)

4.602***

(1.467)

1.132***

(0.407)

3.893

(3.722)

5.025

(3.920)

1.217***

(0.405)

6.327**

(3.116)

7.543**

(3.322)

fina

1.892***

(0.214)

0.216

(0.684)

2.108***

(0.804)

2.033***

(0.191)

1.430

(1.386)

3.463**

(1.438)

1.972***

(0.187)

0.676

(1.279)

2.648**

(1.320)

empl

0.125

(0.586)

0.705

(2.437)

0.830

(2.854)

0.591

(0.491)

5.204

(5.541)

5.795

(5.782)

0.468

(0.489)

4.380

(5.162)

4.848

(5.392)

注:***、**和*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七、结论和政策建议

(一)主要结论

本文基于省级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了2011—2019年我国29个省份数字经济发

展对税收收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第一,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促

进税收收入增长,并且数字经济发展在不同产业税收收入、不同税种和不同分位点之间呈

现出明显的异质性特征。第二,调节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工业化程度的提高在数字经济发

展对税收收入的影响中发挥着正向调节效应,也即工业化程度的提高强化了数字经济发

展对税收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第三,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提高税收收入,

是通过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实现的。第四,空间计量回归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税收

收入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数字经济发展不仅能够显著促进省份内部税收收

入增长,还能对其他省份税收收入增长起到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

(二)政策建议

第一,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助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数字经济发展能显著促进税

收收入增长,并且工业化程度的提高强化了数字经济发展对税收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

因此,应在把握新一轮产业革命和科技革命带来的机遇的基础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

持续培育和壮大数字经济,助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第二,推动数字经济和传统经济深度融合,加速产业结构高级化演变。数字经济发展

促进税收收入增长,是通过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实现的,因此,应推动数字经济和传统产

业深度融合发展,加速产业结构实现高级化演变。具体而言:一是应促进核心数字技术和

传统产业深度融合,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奠定基础。针对传统产业数字化改造的时间跨

度一般为3~10年这一特征,建议将税收减免优惠政策的时间设定为6年甚至更长。二

99

是应加快培育壮大新兴数字产业,赋能产业转型升级。建议将国家重点鼓励的应用数字

技术企业纳入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政策范围,另外,针对数字经济平台化组织形式制定

独立的认定标准,让更多的数字企业享受到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政策。三是应加强前

沿核心技术自主创新,提高核心技术创新能力。对于初创企业和成长企业而言,由于这两

类企业在前期发展过程中都需要投入大量的推广资金,因此建议在初创期将这两类企业

的推广费和广告费扣除比例设定为不超过当年销售(营业)收入的30%,使其享受更高的

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额度[20]。

第三,加强数字经济发展的区域协作机制,缩小地区间“数字鸿沟”。数字经济发展不

仅能有效促进本地区税收收入增长,还对其他地区的税收收入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并且数字经济发展对税收收入的影响在不同地区间呈现出一定的异质性特征,对于税收

收入越高的区域,数字经济发展对其促进作用愈加明显。因此,应加强数字经济发展的区

域协作机制,缩小地区间“数字鸿沟”。一方面,在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

发展不平衡现象,因此,应允许部分省份数字经济领先发展,积极探索数字经济发展的区

域协作机制。东部地区能够为中西部地区提供更新的数字技术、更广阔的市场、更发达的

数字产业,而中西部地区能够为东部地区提供更丰富的生产资料以及用能资源。因此在

保障东部省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优势地位的基础上,应充分发挥这些省份的辐射带动作

用。另一方面,目前“东数西算”工程已形成点状布局,但尚未形成整体合力,因此应增强

长期资金投入力度,推动“东数西算”工程纵深发展,通过数据中心的东西分布布局,弥合

东西“数字鸿沟”。与东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具有良好的资源禀赋条件,因此尤其应加大

对于西部地区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力度,引导数据中心向西部地区聚集,推动区域间

数字经济协调发展。对于西部地区符合条件的数字经济企业而言,建议在资源税、城市维

护建设税、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耕地占用税等税种上给予其一定比例的税收减免,以

鼓励该地区数字经济发展。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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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梁晓琴.数字普惠金融对地方税收影响的实证研究[J].审计与经济研究,2020(5):96-104.

[4] 杨杨,徐少华,杜剑.数字经济下税收与税源背离对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影响及矫正[J].税务研究,2022(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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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theInfluenceMechanismofDigitalEconomy

DevelopmentonChina’sTaxRevenue

XIWei-qun,YANGQing-yu

(SchoolofPublicFinanceandPublicAdministration,JiangxiUniversityofFinanceandEconomics,

Nanchang330013,China)

Abstract:Thein-depthapplicationandcontinuousdevelopmentofthedigitaleconomycanpromote

theincreaseoftotaleconomicvolume,whichinturnbringsalargerspaceforthegrowthoftax

revenue.Tothisend,basedontheinterpretationoftheimpactofdigitaleconomydevelopmenton

taxrevenueanditsimpactmechanism,thispaperemploystheinter-provincialpaneldataofChina

from2011-2019toempiricallyanalyzesuchimpactmechanism.Itisfoundthat:digitaleconomic

developmentcansignificantlypromotethegrowthoftaxrevenue,anditpresentsheterogeneous

characteristicsamongdifferentindustrialtaxrevenues,differenttaxtypes,anddifferentsub-points.

Theresultsof mechanism analysisshow that:theincreaseinindustrializationstrengthensthe

promotioneffectofdigitaleconomic developmentontaxrevenue;moreover,digitaleconomic

developmentraisestaxrevenuebypromotingtheadvancedindustrialstructure.Furtheranalysis

resultsshowthat:thereisasignificantpositivespatialcorrelationbetweentheimpactofdigital

economydevelopmentontaxrevenue:digitaleconomy developmentcan notonly significantly

promotethegrowthoftaxrevenuewithinprovinces,butalsoplayasignificantpositivespillover

effecton the growth oftax revenuein other provinces.Therefore,we should promotethe

constructionofnewindustrialization,enhancethedeepintegrationofdigitaleconomyandtraditional

economy,acceleratetheevolutionofadvancedindustrialstructure,andstrengthentheregional

collaborationmechanism ofdigitaleconomydevelopmenttonarrowthe “digitaldivide”between

regions.

Keywords:digitaleconomy;taxrevenue;advancedindustrialstructure;degreeofindustrialization;

spatialcorrelation

[责任编辑 刘文俊]

101

第59卷 第5期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Vol.59 No.5

2023年9月 JournalofGuangxiNormalUniversity(PhilosophyandSocialSciencesEdition) Sep.,2023

doi:10.16088/ji.ssn.1001-6597.2023.05.010

[收稿日期]2023-04-21

[作者简介]胡键,上海政法学院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理论经济学博士后。

引进与反思: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成长

胡 键

(上海政法学院 政府管理学院,上海 201701)

[摘 要]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是当今中国的时代任务,也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的时

代使命。不过,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绝不是仅仅靠摆脱“学徒状态”并进行“自我主张”就能完成。

实际上,自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传到中国来以后,中国学术界最开始是积极引进和接受的,但很快就进行反

思。尽管知识分子和学术界没有像欧洲思想界那样对他们自己的传统思想一直都在反思和批判,因而才

在反思与批判中逐渐构筑起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但从严复、梁启超等一直到当今学术界,对西方学

说的反思是比较深刻的,反倒是中国历代学者很少对中国自己的学术传统有一种很好的反思,而这种反思

正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成长的必要路径。另外,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时代任务不仅要

本土化,而且还要再世界化。

[关键词]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知识成长;时代任务

[中图分类号]G32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597(2023)05-0102-12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是当今中国的时代任务,这是不容否定的事实,

也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的时代使命。哲学社会科学是以学科来划分的,不同学科

的学者对自己的学科体系的建设的确有学术的自觉,也产生了不少成果,但是,纯粹按照

学科体系来教学和研究,既不能真正阐释复杂的社会现象,也无法对学生进行科学解惑,

很难达到 “以其昭昭使人昭昭”[1]981的境界。中国现代化的实践非常丰富也非常复杂,客

观上要求用产生于中国社会实践的哲学社会科学尤其是要用融合相关哲学社会学科的综

合理论阐释中国的伟大实践。这就意味着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问题

上,需要基于具体学科的知识但更需要跨学科和融学科的知识,对学科在总体上加以把

握,目的就是要进行宏观理论的创新。不过,当前学术界在宏观理论上进行了大胆且努力

的尝试,但很显然这个过程非常艰难。

通常而言,宏观理论创新的知识依据主要有三种:历时性知识、共时性知识和当下具

体实践的知识。当然,“知识生产和知识创新主要依赖于两种知识,一种是历史知识,另一

种是现实知识。历史知识对当今的知识生产和知识创新的影响,是通过知识的历时性传

播;而现实知识生产和知识创新的影响,是通过知识的共时性传播”[2]。不过,当下具体实

践的知识是当下宏观理论创新的直接知识来源,是不可或缺的。就这三种知识而言,历时

性知识作为历史传统一般会得到尊重,当下具体实践的知识可能由于过于琐碎且不容易

102

及时进行理论概括和抽象,以致关于这种实践知识对宏观理论创新的作用往往被忽视。

而共时性知识涉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知识,在文化差异大、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具有明

显矛盾冲突的情况下,这种知识很有可能在国家的宏观理论创新中被排斥。

鉴于此,本文专门研究近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对共时性知识的态度问题。近期,有学者

指出面对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学说的西学东渐,中国学术界长期以来处于一种“学徒状态”,

并认为当前中国学术已经进入一个决定性的转折阶段,即摆脱它对于外部学术的“学徒状

态”,并从而取得其“自我主张”的阶段[3-4]。然而,回顾近代以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成

长史,这个判断显然是值得商榷的。

一、面对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中国学术界是学习的态度还是“学徒状态”?

哲学社会科学严格来说是社会科学,是在近代西学东渐的过程中来到中国的。广义

而言,可以认为始于林则徐、魏源等,林则徐组织翻译海外大量的报刊信息,后来魏源概括

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这是中国开明人士主动向西方学习的开始。尽管那时候主要还是

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但并不意味着相关的社会科学思想没有对中国产生任何影响。孔

飞力(PhilipA.Kuhn)就认为,魏源、冯桂芬等人的思想深受西方政治学说的影响,并在此

影响之下形成了他们自己对当时中国社会的看法。他指出,魏源所倡导的“政治竞争”就

是不同的“文人中流”在政治框架之内,就政府制定正确的政策展开思想性的竞争,从而加

强了政治的合法性[5]41-42。魏源在《海国图志》一书中谈到了英国的议会制度,还谈到了

美国总统非世袭但实行四年一期的任期制,他“对此给予了高度的评价”[6]335-336。张之洞

也曾说过,《海国图志》一书使中国人开始认识西政。尽管有学者提出了质疑,认为《海国

图志》之前,“已有美人高理文的《美理哥国志》,裨治文的《联邦(合省)志略》等书,而梁廷

枏的《合众国说》尤盛赞其民主政治”[7]49,但《海国图志》是早期认识西方政治且对后世最

有影响的著作,这一点是不能否认的。冯桂芬的思想主要体现在《校邠庐抗议》所收录的

四十篇论文中,这些几乎都是在上海期间所撰写的。在这些论文中,冯桂芬提出了两类建

议,一类涉及对于政府运作实行技术层面的大张旗鼓的改革,另一类则涉及在官僚体制内

部与外部重新调整政治权力和政治地位的改革。孔飞力认为,冯的思想“毫无疑义地带上

了受到西方影响的印记”[5]53。

这是否就是一种“学徒状态”呢? 纵然林则徐、魏源、冯桂芬的政治思想受到西方政治

学说的影响,那也不意味着学习西方就是一种“学徒状态”,更何况魏源非常有限的政治思

想,与其说是受西方政治学说的影响,还不如说受中国传统政治加强国家权力的观念的影

响。至于冯桂芬的政治思想,连孔飞力自己也认为,冯桂芬并不承认这些思想是受到了外

来思想的影响,而是强调自己的思想同中国先哲的看法有着一脉相承之处[5]56。况且孔

飞力所说的近代中国的“根本性议程”是站在西方的方位上来认识中国的,而19世纪中国

的社会议程很少表现在政治层面,尤其是政治权利的追求上。这是因为,中国人一般不会

讨论这样的政治议题,而且在专制政治中,中国人的政治权利观念根本没有觉醒。

在辛亥革命以前,受西方社会学说影响最深的人非严复莫属。因为,严复进入海军学

堂后就到英国留学,就其本人而言,他在英国深受启蒙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的影

响,甚至在相当长时期内的确是以“学徒状态”接受这些西方学说的,“故其维新言论每以

《天演论》为根据”[8]798。然而,严复并非完全是以“学徒”心态而囫囵吞枣接受的,在大多

数情况下,他是在对中西学说的比较之后而作出选择的。也正因为如此,严复的变法思想

103

的特点在于“办本末,明次第,而无取于支离鲁莽之躁进”[8]801。在西方学说的影响下,严

复撰写了《政治讲义》一书,这是中国第一部政治哲学著作,对后来构建中国本土化的政治

学科是有重要意义的。秉持渐进主义社会改良的逻辑,在民国以后严复认为社会革命过

于激进,这与其思想是相左的,故“持守旧之说以矫之”[8]798①,实乃回到中国传统思想轨

道了。严复此一所为似乎摆脱了自己的“学徒状态”,但事实表明这并不是一种符合中国

社会发展趋势的正确选择。

梁启超的变法思想受到康有为的重大影响,以及此前包括黄宗羲、王夫之、冯桂芬的

经世思想的影响[9]57。同时,梁启超的政治变革思想也源于自己对西方的了解,这一点体

现在他的《说群》一文中[10]198-200。有学者认为这篇文章表明,梁启超已经涉及政治参与、

政治共同体、政治合法化等政治现代性问题[9]73。不过,除了梁启超对西方了解的一种自

我悟性外②,他在19世纪90年代的思想受到严复译著思想的影响很深,也正是在这时

候,他接受了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然而,梁启超依然不是以纯粹的“学徒状态”对待西方

学说的,1903年,他有过一次出访北美的经历,这段经历使他的思想陷入矛盾之中,一方

面,他对民主制有一种特殊的热情,另一方面他出访北美专注于美国政治阴暗面的考察,

因而又陷入了国家主义的困境之中[9]181-182。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又考察了欧洲,

并撰写了《欧游心影录》这本小册子,他在反思欧洲文化以后提出了四点:“第一步,要人人

存有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第二步,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他,得

他的真相;第三步,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补助他,叫他起一种化合作用,成

了一个新文化系统;第四步,把这新文化系统往外扩充,叫人类全体都得到他好处。”[11]85

1919年以后,中国思想界的争论可以说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从胡适与保守派文人的“问

题与主义”之争、陈独秀与杜亚泉及钱智修的文化取向之争,从1921年梁漱溟的《东西文

化及其哲学》到1933年陈序经的《中国文化之出路》等所引发的一系列文化争论,直到

1940年1月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一文的发表,其中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定义和发

展方向的论述,则事实上对自五四以来的思想文化论争作了一个重要的总结,从此思想文

化的论争基本上结束,这些争论都表明中国从来就没有以“学徒状态”来对待西方哲学社

会科学。

1949年以后,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逐渐建立起来,但其发展分为

两个阶段:一个阶段是以苏联的哲学社会科学作为参照,学科体系和相关思想理论主要是

为中国计划经济服务的;另一个阶段是以欧美国家的哲学社会科学作为参照,学科体系和

相关思想理论主要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的。不管是以哪里的作为参照,

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进程中,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同样,不管用哪里的作

为参照,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都没有完全照搬。反倒是以苏联哲学社会科学为参照的时候,

照搬的成分多一些,毕竟都是同样的意识形态,也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在这方面

中国还真处于某种“学徒状态”之中。而以欧美哲学社会科学作为参照的时候,中国学界

一直比较慎重,20世纪80年代引进了大量的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理论,这无疑为构筑服务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学科体系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处

104

①

②

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在19世纪90年代的思想界中,严复代表了激进的立场。参见张灏著:《梁启超与中国思

想的过渡:1890-1907》,崔志海、葛夫平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版,第47页。

关于这点,梁启超在《说群》一文中已经涉及政治参与、政治共同体、政治合法化等政治现代性问题。参见梁启

超著:《梁启超全集》第一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98-200页。

于“学徒状态”? 笔者觉得依然不能说是“学徒状态”,因为,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处于领导地

位,无论来自哪里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被引进到中国来,无疑是经过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

“筛选”的,也就是有一个去伪存真的过程,并非是囫囵吞枣的;另一方面,引进其学说和学

科固然是一个学习过程,但并不意味着就处于“学徒状态”,而是必要的借鉴。毛泽东在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中就指出,古代的和外国的文艺作品,不是源而是流,

“是古人和外国人根据他们彼时彼地所取得的人民生活中文学艺术原料创造出来的东

西”。也就是说,产生于西方的社会科学学说是西方人根据西方的社会实践而获得的理论

认识,也是人类头脑反映社会实践的结果。这就意味着它也是人类认识的一种规律性。

正因为这样,毛泽东指出,“我们决不能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

资产阶级的东西”[12]860。

因此,回顾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传到中国的100多年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知识分

子和后来的学术界始终是以反思、批判的精神对待的,以学习的态度对待但并不是处于

“学徒状态”仰视它。那么,中国知识分子和学术界的“反思”是否如吴晓明教授借用黑格

尔所说的“外在反思”呢? 即“是一种忽此忽彼的推理能力,它从不深入事物自身的实体性

内容;但它知道一般原则,而且知道把一般原则抽象地运用到任何内容之上”[4]。如果是

这样,那么中国不可能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不可能开辟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

路。从“中体西用”到维新变法,从《欧游心影录》到《反对本本主义》和《新民主主义论》等,

都是立足于中国实践来反思西方学说包括马克思主义的运用的。正是这样的深刻反思才

特别强调借鉴外来学说对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意

义。借鉴实际上就是在“美人之美”中获得发展的基础和动力,从而更有利于构建中国特

色的哲学社会科学。确切地说,对于外来的哲学社会科学及相关学说,中国知识分子和学

术界从来就没有以“学徒状态”来对待;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与国际哲学社会科学长期“不

接轨”的情况,亦可作如是观。很显然,把中国对外借鉴与学习视为“学徒状态”,似乎夸大

了外部的学说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影响。

二、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能否通过“自我主张”构建起来?

何谓“自我主张”呢? 吴晓明教授说:“所谓的自我主张或自律性要求,意味着某种学

术批判地脱离自身以外的权威,意味着它是‘自我—授权’的。”[3]为此,他做了两个非常重

要的判断,即“很显然,只有当一种学术已然摆脱了它对于外部学术的学徒状态时,这种学

术才开始达于其成熟阶段;同样明显的是,只有当一种学术坚定地获得了它的自我主张

时,这种学术所取得的成果才从实质上来说是本己的,并因而才能成为伟大的”[3]。这里

先后用了“很显然”和“同样明显的是”作为修饰,以强调其观点。从语言修饰学来看,“显

然”和“明显”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客观事实的不言自明,另一种情况则是主观上认为

是不证自明的客观实际。前者是客观事实,后者则是主观的认知但不一定正确。我们来

看其第一个判断,“只有当一种学术已然摆脱了它对于外部学术的学徒状态时,这种学术

才开始达于其成熟阶段”。事实上,学术摆脱“学徒状态”,并不意味着学术走向了成熟,也

有可能使学术走向倒退。从逻辑上来看,因果关系似乎弄错了,若把句子倒置则的确是

“很显然”的客观实际,即当一种学术达于其成熟阶段时,则意味着学术已然摆脱了它对于

外部学术的学徒状态。

下面笔者重点讨论一下吴晓明教授的另一个“同样明显”的判断,即“一种学术坚定地

105

获得了它的自我主张时,这种学术所取得的成果才从实质上来说是本己的,并因而才能成

为伟大的”。第一,“主张”其本义为“主宰施行”,源于《庄子》:“天其运乎? 地其处乎? 日

月其争于所乎? 孰主张是? 孰为纲是?”[13]441后来引申义为“见解”“主意”。很显然,在吴

教授的文章中的“主张”是“见解”“主意”之意,它是一种主观的见解。“主张”也就意味着

在不需要任何客观物质的情况下,也不需要任何历史条件的情况下,都可以提出主张,获

得见解,拿出主意。它实际上是一种强烈的审美判断,相当于康德所说的“对一个表象”用

主观的心境去“意识它”[14]40。换言之,一个人获得“自我主张”不需要任何前提,只要是正

常人的意识,都可以获得“自我主张”。不过 ,这种“自我主张”不是逻辑的,而是审美的。

关于这一点,其实吴晓明教授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词,即“自我—授权”,我认为用得非常

好,这个词反映了“自我主张”的情况。既然是“自我—授权”,也就意味着是将自我的见解

强加于某种事物之上,是审美的结果。当然,审美也会有与客观事实相一致的,即“主张”

也有可能是符合客观实际的,也有可能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因此,学术“自我主张”任何

时候都可以,但并不能表明学术的“自我主张”一定能获得“本己”的成果。第二,“自我主

张”的“本己”是否一定能产生“伟大”的成果? 前文述及,“自我主张”可以凭空而获得,这

样的“本己”往往表现为自负,不可能产生伟大的成果。众所周知,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

会科学,既要基于中国的历史传统,这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来源;又要借鉴外来的

学科体系范式,借鉴学科范式可以减少创新成本;还要立足于中国现实,这才使得哲学社

会科学体现其本土性或者也叫本土关怀。因此,主观上的“自我主张”所形成的“本己”,的

确是一种“自我—授权”,不可能导致中国学术的成熟,况且所谓“学术的成熟”之说,也是

有待商榷的,我们可以说学科体系发展成熟,学术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发展过程,以何种标

准来论“学术的成熟”呢?

那么,吴晓明教授的“自我主张”究竟主张什么呢? 他在2012年的文章强调的“自我

主张”在于,“中国学术从形式上来说必然是讲‘中国语’的”,而“就内容方面而言,中国的

人文学术和社会科学之取得其自我主张的标志是:能够批判地脱离‘主观思想’,特别是批

判地脱离主观思想之最主要、最基本的形式,即‘外部反思’”[3]。他在2022年的文章则强

调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主体性、原创性[4]。笔者就此概括为:一是形式上必然是“中国

语”的;二是内容上坚持主体性和原创性;三是方法上要克服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

问题在于,第一,吴晓明教授在两篇文章中都没有展开论述什么叫“必然是‘中国语’

的”。不过,笔者在其2012年文章的提要中看到了一个表述,即“本民族的‘活的语言’”。

然而,作者在所有的论述中引经据典的都是西方哲学中的案例,因而这显示的无疑就是西

方哲学史中的“语”,而不是“中国语”。作者旁征博引,从笛卡尔到科林伍德、威廉·冯·

洪堡特、黑格尔、海德格尔等,目的是强调中国学术的“自我主张”的必要性,但既没有看到

中国学术史“自我主张”的案例,更没有看到中国学术史上的“中国话语”和“中国主张”的

内容。那么,作者究竟是在讨论欧洲学术的“自我主张”还是中国学术的“自我主张”呢?

从这一点来看,不是中国没有摆脱“学徒状态”,而是作者自己心怀根深蒂固的“学徒心态”

而无法摆脱“学徒状态”。第二,吴晓明教授强调在内容上要坚持主体性和原创性。原创

性是学术的生命力所在,而主体性体现的是本土性和对本土问题的学术回应,因此,主体

性和原创性在学术创新和学术发展上的确是至关重要的。然而,认真拜读两文,除了知道

作者提出了“主体性、原创性”的呼吁之外,似乎没有看到究竟如何坚持原创性和如何坚持

主体性。呼吁固然重要,但作为学者仅仅发出呼吁是不够的,必须要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

106

社会科学方面身体力行地坚持主体性和原创性。实际上,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主体性即

本土化进程一直在进行,而且取得了重大成就。如果不承认这一点,那就意味着中国哲学

社会科学界70多年来至少近40年来所做的工作全都是徒劳的。假若是这样,那么我们

就无法理解国家社科基金的各类项目尤其是重大项目,以及各省市的社科规划项目等的

价值何在。当然,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原创性的确令人担忧,也是最艰巨的学术任

务,但是,作为学者不能只停留于此,而是要剖析问题的根源和寻找走出困境的路径。不

过,从作者相隔十年发表的两篇文章来看,似乎也就停留在呼吁上,且文章的思想几乎是

一样的,也没有看到十年后的文章在思想上比十年前的文章有何推进和深入,更没有看到

文章对问题的根源有任何剖析。第三,吴晓明教授的两篇文章都强调要克服教条主义和

形式主义。他认为,“在当今中国的人文学术和社会科学中,非常普遍地流行着那种‘仅仅

知道把一般原则运用到任何内容之上’的外部反思。其主要表现无非就是通常被称作形

式主义或教条主义的东西。如果说,我们先前的外部反思曾特别地借重过来自苏联的一

般原则,那么,当今中国的学术则更多地从西方世界 取 得 其 抽 象 原 则,并 把 它 们 运 用

到———实则是先验地强加到———中国社会的任何内容之上”[3]。这的确是一个问题,但前

文述及,中国学术不是脱离实践的问题,而是缺乏学术自信的问题,就如作者文章的表现

一样,强调“自我主张”却依然是以西方之“语”来阐发中国式的“自我主张”。

“自我主张”只是一种主观态度,知识体系尤其是学科体系绝对不是“自我主张”就能

形成的,必须要有基础,这个基础首先是文化传统;其次是对外来知识包括概念、理论范畴

等的借鉴;最后才有可能形成一个基于民族文化土壤的学问系统。这就构成了一个具有

主体性的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如果想当然地“自我主张”,即便形成相关知识,也只能是

碎片化的知识,碎片化知识难以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自我主张”颇似一般研究

人员撰写论文,先想一个题目(即所谓的选题),然后到中国知网查阅相关文献,了解所谓

的“学术动态”。更不可思议的是,通篇论文的引注文献只是期刊论文,没有参考任何学术

著作,这怎么能够把握文献? 又如何掌握前辈学者对相关问题研究的深度、广度? 又如何

发现既有研究存在的问题? 问题是这样的论文被成功“制造”出来并发表。这样的论文的

“自我主张”是不容怀疑的,但它对中国学术体系的构建和现实关怀有价值吗? 可以说,一

点都没有。然而,中国学术界的大多数论文恰恰主要就是在用碎片化的知识进行重组。

其结果是,论文产出了不少,但对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并没有任何推进作用。构建

学科体系、学术体系的前提是要有学问体系,即由历时性知识和借鉴共时性知识构成的、

属于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学问系统。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前提是要构

筑起中国的完整的学问系统。

三、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时代任务究竟是什么?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时代任务是什么? 当然是促进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

体系成长。吴晓明教授指出:“从性质上来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乃是获得了‘自我主

张’的学术,并因而才实际地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这项时代任务是在当

今中国的历史性实践发展到特定的转折点(新的‘历史方位’)上被提出来的,因而对于中

国哲学社会科学来说,不仅是一项艰巨的学术理论任务,而且是一项由时代所指派的历史

使命。”[4]简言之,这个时代任务就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哲学社

会科学。然而,这个判断在逻辑上是有问题的,相当于“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时

107

代任务”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这显然是一个同

语反复即循环定义的逻辑错误。这属于责任编辑的问题,但的确对文章有重要的影响。

这里专门讨论本文即笔者所理解的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时代任务的问题。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首先是要解决哲学社会

科学的一般理论、一般原则即普遍性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和理论的本土化问题。事实上,

普遍性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和理论大都产生于西方,当被运用于特定的社会实践来解决

特定的社会问题时,“需根据具体状况和材料加以改造和改进,使其具有更大的适切性和

适用性”[15]。鉴于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和理论都有时空性特征,因此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

会科学的时代任务之一,就是实现哲学社会科学普遍知识和一般理论的本土化。为了完

成这个时代任务,需要做到对普遍知识和一般理论的科学的、精准的本土性表达,这是最

基本的前提。这就正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中国式表达一样。

然而,在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表达方面,中国学术界的学术不自信是非常严重的。其

一,对传统的规范性概念本可以直接使用,但总觉得概念背后有某种“价值阴谋”或“价值

陷阱”,于是总是刻意回避并试图换一种说法。例如,“民主”被视为一种“普世价值”。国

内学者不仅忌谈“民主”更反对“普世价值”。国内学者大多用恩格斯关于不存在“永恒道

德”的观点来反对“普世价值”,而同样借用恩格斯的“共同道德”提出了一个“共同价值”的

概念。我们来看恩格斯反对 “永恒道德”的逻辑。他虽然指出,如果封建贵族、资产阶级

和无产阶级都有自己的特殊道德,“那么我们由此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人们自觉地或不

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

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16]99。大多数人都引用恩格斯的这一句话来证明不

存在超阶级的、对各个阶级都 “绝对适用”的道德,然而,恩格斯在这句话的后面还指出,

“但是在上述三种道德论中还是有一些对所有这三者来说都是共同的东西———这不至少

就是一成不变的道德的一部分吗? ———这三种道德论代表同一历史发展的三个不同阶

段,所以有共同的历史背景,正因为这样,就必然有许多共同之处。不仅如此,对同样的或

差不多同样的经济发展阶段来说,道德论必然是或多或少地互相一致的”[16]99。由此可

见,恩格斯反对 “永恒道德”,但他承认不同阶级的道德只要是在相同的历史背景之下、在

相同的经济发展状况之下,是存在着一些共同内容的[17]。值得注意的是,莱布尼茨认为,

数学上是“共同”而哲学上则是“永恒”,二者在意义上是一样的[18]3。换言之,“普世价值”

和“共同价值”表达的实为同样的意义。直到为了反击拜登政府的“民主”峰会,中国以官

方的名义在北京举办了“民主:全球人类共同的价值”国际论坛,这才使得理论界、学术界

理直气壮地谈论这个来自于西方的概念。

其二,追捧西方的“热”概念,打压本土化的新概念。二战后,西方学术界、舆论界提出

了不少概念,如“权力转移”“霸权稳定”“相互依赖”“软实力”“美国自由主义秩序”“修昔底

德陷阱”等,当然有的是学理性的规范概念,有的则是流行性的非规范性概念。每当西方

出现一个此类概念,一旦被介绍到中国来,学术界相当大程度上就会不加批判地追捧。以

最近流行的两个概念为例。2017年,阿米塔·阿查亚的《美国世界秩序的终结》被翻译成

中文,作者很快就被邀请到中国各著名高校演讲,作者及其思想观点就迅速红遍了学术

界。2019年,格雷厄姆·艾利森的《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被译介到中

国,同样作者也被邀请到中国各高校演讲,这个概念也一样在中国成为学术“流行词”。前

一本书还有点学理性,即便如此,其漏洞也是显而易见的,笔者对此撰文做了评述,但学术

界只在追捧原作者[19],而对评述的文章根本不放在眼里。至于艾利森一书,则没有什么

108

学理性,不仅概念是剽窃的,而且也没有认真论证,只是举了一些案例来支撑其概念性的

观点而已。尤其是“修昔底德陷阱”的概念,实乃抄袭20世纪80年代美国赫尔曼·沃克

的概念[20],同时也没有对这个概念进行学理上的论争,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概念①。然而

随着其著作在中国出版,作者本人也成为中国学术界的明星。相反,中国学者提出的一些

重要概念却难以被接受,例如,叶自成教授在研究《道德经》和评述研究约瑟夫·奈的“软

实力”时提出了“柔实力”[21-22]的概念,学术界没有对“柔实力”的概念产生任何反响。又

如,笔者在商榷艾利森的“修昔底德陷阱”概念时,提出了“杜牧陷阱”的概念,虽然有一些

关注,但不仅被误解了意思,而且还被忽视了原创者的身份②。此前有学者质疑并认为这

是在制造概念,但在对话、文献研究与学术反思中提出来的概念并不是刻意制造出来的,

刻意制造的概念不具有任何学术生命力。实际上,学术的构建离不开概念的“制造”,例如

哈佛中国学派就提出了不少概念,包括“冲击—反应模式”“在中国发现历史”“近代中国的

核心议程”等;日本汉学界也提出了不少概念,如内藤湖南的“文化中心漂移论”“唐宋转型

论”等,沟口雄三的“以中国为方法”“蜕皮论”等。近代中国史学家也提出了不少概念,如

钱穆的“平民社会”等概念;海外华人史学界也有一些概念,如唐德刚提出的“历史三峡

论”、张灏的“幽暗意识”、余英时的“士文化”等。因此,这些概念的提出只要不是随意的,

而是在与西方学者对话中且对中国文献有很深研究的前提下提出来的,那么就有原创性

意义。这也正是哲学社会科学本土化和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最重要的内容。

其三,刻意强调自己的海外学术背景。曾经有段时间,国内学者无论是学术讲座还是

发表论文,都强调其学术头衔,诸如“文化名家”“领军人才”“长江学者”“国务院学科评议

组成员”“教指委成员”“国家社科基金评审专家”等,近年来由于某些原因,这些头衔多被

略去,但海外学术背景被提到特别重要的高度,如一个作者是国内某大学教授,署名时除

了标明国内的工作单位外,也要强调国外某某大学的博士或博士后或访问学者,按照论文

署名要求,这其实都是不需要的。那么,为什么诸多学者要加上这些累赘呢? 无非就是海

外学术背景具有更高的认可度,反过来表明中国学术的严重不自信。

因此,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首先不是“自我主张”的问题,而是要树立中国学者

的学术自信的问题。当缺乏学术自信的时候,任何“自我主张”都会被自卑所埋没。何谓

学术自信呢? 简而言之就是如费孝通先生所说的文化自觉,即“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

与共,天下大同”。学术上的“各美其美”就是要在本国的文化长河中以本国的知识传统创

建学术体系和学问系统;学术上的“美人之美”就是要善于汲取外来哲学社会科学的优秀

成果;学术上的“美美与共”就是要把本国的历史性学术成果与外来的共时性学术成果融

合在一起;学术上的“天下大同”就是学术不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上述两种知识的融合

109

①

②

学术界对此提出了不少异议,如晏绍祥:《雅典的崛起与斯巴达的“恐惧”:论“修昔底德陷阱”》,《世界历史》

2017年第6期,第109-125页;何元国:《“修昔底德陷阱”:一个站不住脚的概念》,《安徽史学》2020年第2期,第120-

125页。此外本人对此也作过剖析,参见胡键:《大国成长的困惑:“修昔底德陷阱”还是“杜牧陷阱”?》,《社会科学》2021

年第2期,第3-17页。

“杜牧陷阱”是笔者在2017年提出来的,一方面是为了与“修昔底德陷阱”商榷,二是从杜牧《阿房宫赋》的“灭

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概括出来,强调大国兴衰的根本原因是内部因素。然而,近期阎学通

教授却说:“……杜牧在《阿房宫赋》中感叹:‘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而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根据美国学界的造词习惯,就会把大国衰败的前赴后继现象称为‘杜牧陷阱’”。参见阎学通:《大国竞争的欹器满覆之

危》,《国际政治科学》2022年第2期,“编者寄语”。阎学通教授在这里刻意不提“杜牧陷阱”的原创者,似乎认为原创者

的学术资历浅,而借用美国学术界的“造词习惯”,并且刻意改换原创者概括的原文,以进一步明确此概念与最初提出者

没有关系。

共同构筑世界学术大厦,促进世界哲学社会科学在新的知识体系支撑下进一步发展。

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双重时代任务:本土化与再世界化

诚然,笔者非常赞同吴晓明教授乃至学术界共同的看法,即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

学需要摆脱西方一般理论的束缚且深入到当今中国的社会现实之中。哲学社会科学尤其

是社会科学产生于西方,然后传到中国。这些学说和思想的确为中国社会和中国知识分

子观察社会和观察世界都打开了视界,所以在最初的激荡与矛盾冲突之后以独特的热情

接受它乃至应用它。然而,中国社会实践的复杂性等因素对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学说产生

了强烈的“排异反应”。与此同时,经历战争之后的反思,中国知识分子至少有相当一部分

认为必须借鉴西方的范式来创建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因此,在中国社会就出现了一个

非常奇特的现象,“在西学冲击之下,普遍向西转而追随世界主义乃当时中国学术界的大

势背后”,又隐藏了“相当深的民族主义取向”[23]479。也就是说,从一开始,中国学术界都

不是一味追随或照搬西方学说来建构这个学术体系的,而是与中国社会实践实现了有机

的结合,从而产生了相关的重要成果。然而,哲学社会科学的本土化并非只是凭借“自我

主张”的主观热情和纯粹的实证调查就能够构建起来,这个构建的过程需要在以下几个方

面作出努力:

其一,在历史对话中构建。考察欧洲政治思想史我们不难发现,几乎每部政治哲学著

作(当然也包括其他哲学社会科学著作)都是在历史对话中产生的。但丁被恩格斯称为

“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24]26;沃格林则认为,“随着但

丁的出现,一类新型政治思想家进入西方历史舞台,他在作品中所表达的心态在西方政治

思想的模式中注入了一种新的元素”[25]69。沃格林所说的“但丁的出现”实际上是指但丁

的《论世界帝国》的发表。但丁的历史对话表现为他穿越数个世纪而与奥古斯丁对话,从

而倡导建 立 一 个 世 俗 的 “一 统 天 下 的 世 界 帝 国”,而 且 帝 国 的 权 力 应 该 直 接 来 自 上

帝[26]2,59。但丁的世界帝国思想是在与亚里士多德的“城邦至善”思想的对话中产生的;另

外,但丁的这一思想以及他的反教会的思想被霍布斯在《利维坦》中得以接续,但被改造成

为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活的上帝”即利维坦的诞生。洛克虽然反对君主制,但他接纳了

霍布斯反宗教的思想,把霍布斯描绘的“每一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的弱肉强食的自然状

态[27]95,看作是一个自由、平等和有自己财产的状态[28]3。洛克的这种思想被英国乃至欧

洲的自由主义者如孟德斯鸠、穆勒、米塞斯、海耶克所继承,并得到了弘扬,成为自由主义

的基本主张。霍布斯的自然状态的思想后来被卢梭所吸收;同时,卢梭还吸收了霍布斯和

洛克的社会契约思想[29]258-259。从这一点来看,卢梭的政治学说乃是集大成者,且对后世

的实践如法国大革命和学说如康德的政治哲学一直到黑格尔都有重大影响。笔者在这里

只是梳理了欧洲思想发展史其中一条线索而已,实际上欧洲许多著作都是在历史的对话

中开展研究,从而实现自己的创新的。中国在这方面似乎不是在历史对话中展开研究,而

是不断复述孔孟时期的观点并加以注释,却没有在对话中推陈出新。近代以来,在西方学

术思想的影响下,虽然有学术的争鸣,但缺乏“共情性”的对话。在批驳对方的学术观点之

时,只是为了表明自己观点的正确,却无法将自己的观点置于历时性的知识框架中来展开

逻辑论证。因此,中国知识创新就无法形成知识体系和学问体系,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

科学就需要加强学术历史的对话。

其二,在文献反思中建构。欧洲的学术对历史文献都具有强烈的反思精神,所以欧洲

学术创新性显得更为突出,因而我们就可以理解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为什么会在欧洲产生。

110

反思性也就是一种批判性。走出中世纪之后的欧洲,在学术上最重要的是反宗教、反教

会。所以,但丁反对教会主宰一切,但依然主张君权神授;而霍布斯则坚决反对君权神授,

教会必须臣服于世俗政权。这是历史的一大进步。洛克的《政府论》则是直接以罗伯特·

菲尔麦爵士的《先祖论》为批驳对象的,一方面是要颠覆“君权神授”的观点,另一方面他指

出,自然状态、社会契约都是为了保护私有财产,从而奠定了私有产权是现代文明基石的

观点。所以,休谟既是对洛克思想的反思更是对洛克思想的发展,他指出:在人们缔结了

攫取他人所有物的协议,并且每个人都获得了所有物的稳定以后,“这时立刻就发生了正

义与非正义的观念,也发生了财产权、权力和义务的观念”[30]527。后来,哈耶克更明确指

出,一切人的最大自由要根据休谟的三条“基本自然法则”,即所有权的稳定、其转移需经

同意以及信守承诺[31]34,才能获取。不过,对洛克思想反思最为深刻也是继承最彻底的是

穆勒。洛克的《政府论》的真实目的是“通过构建一个具有人民授权的合法而有限的政府,

以此强化个人权利的重要价值,即他们是政府权力的正当性来源”;而穆勒的《论自由》则

直接讨论个人思想言论自由以及个性自由的重要性,所以被誉为“十九世纪新版的‘政府

论’”[32]。另一个例子是,1690年,洛克出版了《人类理智论》一书,该书阐述了洛克的哲

学认识论体系,认为知识直接来源于经验,批评了理性主义。这本书对18世纪的唯物主

义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然而,1704年意大利哲学家莱布尼茨则撰写了《人类理智新论》

一书,逐章批驳了洛克一书。这实际上是欧洲长期以来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间论战的

一次重要对决,尽管莱布尼茨的唯心主义哲学存在着诸多错误,但这种论战对推动学术发

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我们再来看中国学术界对文献的态度,基本上是引注为自己的观点

作证据,对文献反思且又能够继承既有文献积极思想的情形似乎并不多见。

其三,要有充足的实践知识才能够构建。理论来自于实践,但西方理论产生于西方的

社会实践。因此,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构建客观上要求构建者本身也要有充足的实践知

识。在古希腊,希罗多德经过多年的艰辛游历,足迹踏遍波斯帝国的大部分地区,在丰富

的一手资料基础上写成《历史》;修昔底德也是亲历了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战争而成就了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在古罗马,奥古斯丁由实际观察获得了罗马沦陷的感性材料,完成

了《上帝之城》这部巨著。但丁是在流亡中完成《神曲》和《论世界帝国》等重要作品的;霍

布斯也是在流亡巴黎期间完成《利维坦》的。此外,马基雅维里、卢梭等都有非常艰辛的社

会实践行动,从而激发他们去思考。当人生处于低潮的时候,其思想成果往往会更加伟

大。在社会实践方面,自五四以来的中国大约六代知识分子,前三代学者理论扎实、实践

也丰富,但思想上、方法上受中国传统史学观念和方法的影响很深,尽管对西方学说有较

大的好奇之心,但很难突破传统的束缚。后三代学人则学术传统根基浅,无法进行学术反

思;至于实践,有的是政治诱导性的实践,有的则完全没有参与过中国社会的实践。因此,

学术思想缺乏鲜活感,也缺乏本土的理论特性。

即便我们能够顺利地构建起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但这个任务还没有完成,这是

因为,“社会科学本土化或中国化即构建中国特色社会科学并不是目的,它只是中国社会

科学工作者的任务之一。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另一项重要任务是使中国化的社会科学

‘再普遍化’,即重新走向世界”[33]。这两项任务并不是两个过程,而是同一过程的两个任

务。这样才能体现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世界历史意义”。不过,吴晓明教授所

说的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世界历史意义”,是黑格尔所说的那种“世界历史”。

他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性实践的当代发展,已开始呈现出它的‘世界历史’。所谓

‘世界历史意义’,我们大体上是在黑格尔所规定的那种意义上来说的,它意味着:一个特

111

定的世界历史民族,在特定的历史转折点上承担起‘世界历史任务’;由于这一任务在世界

历史中具有更高的普遍性,所以就具有‘世界历史意义’。”[4]那么,对“世界历史意义”的理

解,我们是停留在黑格尔还是要发展到马克思呢? 如果停留在黑格尔的“世界历史意义”,

则意味着一个民族是通过完成本民族的社会实践任务来彰显其“世界历史意义”的。在黑

格尔看来,上帝统治着世界,“‘世界历史’便是上帝的实际行政,便是上帝计划的见诸实

行”[34]38。而作为一般的世俗国家、民族只能通过完成本国、本民族的历史任务才能彰显

上帝的“世界历史任务”。然而,马克思则不一样,马克思认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

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35]196。因而,人是可以创造世界历史的。鉴于此,马克

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无产阶级要“获得整个世界”[36]66。恩格斯后来在《共产

党宣言》1888年的英文版序言中也指出:“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

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任何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

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控制下解放出来。”[36]14这些才真正表明出无产阶

级的“世界历史任务”及无产阶级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

按照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逻辑,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世界历史意义”当

然就不只是在解释中国世界和改造中国社会方面来彰显其“世界历史意义”,而更应该的

是把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推向世界,使之重新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哲学社会科学。如果

社会科学仅仅是本土化、中国化,那么这样的社会科学就会因仅仅强调“中国特色”而导致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上的自我屏蔽。诚然,“中国是一个大国,又处于重大社会变革当中,有

许多社会现象可以好好研究,应该是社会科学家的一个理想试验室”[37],然而,也正是因

为中国是一个大国,大国如果仅仅是为世界贡献一个独特的案例,这是不足以称为大国

的,也不体现大国的责任担当。大国还应该提供各种公共产品,一般人都以为只有国际制

度、国际规则、国际道义等属于国际公共产品,实际上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

一旦成为世界化了的东西,那么它们就成为国际公共产品。既有独特的成功案例也能提

供国际公共产品,这样的国家才可以名正言顺地被称为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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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andIntrospection:theGrowthoftheDisciplineSystemof

PhilosophyandSocialSciences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

HUJian

(SchoolofGovernment,ShanghaiUniversityofPoliticalScienceandLaw,Shanghai201701,China)

Abstract:ItisthetaskoftheerainChinatodaytobuildphilosophyandsocialsciencewithChinese

characteristics,anditisalsothe missionoftheeraforChinesescholarsrelevant.However,this

missioncanneverbecompletedonlybygettingridofthe“apprenticeshipstate”andmaking “selfassertion”.Infact,thewesternphilosophyandsocialsciences,whenintroducedtoChina,werefully

acceptedinitially,butverysoonthey metscholars’reflections.Althoughsuchreflectionsarenot

copies,in-depthandcontinuous,oftheirEuropeanpeerswhohavegraduallyconstructedtheirown

system.However,startingfrom YanFu,LiangQichao,thoseearlypioneerstotoday’sacademia,

thereflectionon westerntheoriesisalsoquiteprofound.Onthecontrary,agoodreflectionon

China’sownacademictraditionhaslongbeenignored,whilesuchreflectionisthenecessityforthe

growthofthephilosophyandsocialsciencesystem 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Inaddition,the

missionitselfneedsnotonlytobelocalized,butalsotobeglobalized.

Keywords:philosophyandsocialsciences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disciplinesystem;knowledge

growth;tasksoftheera

[责任编辑 刘文俊]

113

第59卷 第5期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Vol.59 No.5

2023年9月 JournalofGuangxiNormalUniversity(PhilosophyandSocialSciencesEdition) Sep.,2023

doi:10.16088/ji.ssn.1001-6597.2023.05.011

[收稿日期]2023-06-10

[作者简介]周亚平,男,江西吉安人,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副院长;王力行,女,安徽合肥人,本文通信作者。

孔德的实证主义及“工业社会”的学理省思

周亚平,王力行

(兰州大学 哲学社会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摘 要]社会学创始人孔德阐释实证精神,关联工业社会之理性,亦是社会学学科奠基之石。法国

孔德及英国斯宾塞的社会学思想及其实证主义指向工业化分析,涉及“物理之学”转向“社会之学”时代语

境。孔德实证主义及其精神,涉及工业社会的价值及其类型建构。一方面,孔德的实证主义学理及工业社

会的新哲学省思,提升了实证主义普及大众的理性教育,影响现代社会科学的发展;另一方面,孔德回避了

法国工人阶级所面临的资源分配与社会规则的核心问题。知人论世,孔德“工业社会”学理及其经验省思,

仍须纳入社会学界及其先驱学者历史发展的脉络中加以辨析与探讨。

[关键词]孔德;实证主义;工业社会;理性省思

[中图分类号]C9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597(2023)05-0114-09

诞生于法国大革命之年的奥古斯特·孔德(IsidoreMarieAugusteFrançoisXavier

Comte,1798—1857)与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Spencer,1820—1903)系社会学学科两

大奠基人。与英国的斯宾塞相比,孔德的社会学立足于法国国情基础上的理论抽象,更带

有欧洲大陆学派的色彩。根据相关文献的检索与研读,有关“实证主义”和“孔德”的研究

领域,学术史的梳理和与马克思经典理论对话是主要研究方向。诸如袁振国通过系统分

析实证研究的历史和阐明实证研究对于教育学走向科学的意义[1];沃野整理实证主义及

其方法论的变化和发展[2];谢向阳、淦家辉认为孔德的实证主义尽管有缺陷,但对社会理

想的追求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3];杨深认为孔德的科学哲学思想体系具有进步的历史作

用和积极的现实意义[4];吴辉澄清迪尔凯姆社会事实论的基本理解和问题实质,并阐释经

典社会理论中实证社会理论传统和批判社会理论传统之间的根本差别和原则划分[5]7-16;

孙代尧与何海根认为马克思和孔德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来处理19世纪欧洲危机,为我

们处理社会变迁中“变革”与“稳定”关系提供了有价值的理解视角[6]。相比之下,从资源

分配乃至认识壁垒且抽象出工业社会模型部分的相关分析仍是研究领域的薄弱环节。下

文以1843年孔德所著《论实证精神》为基础,结合其他论著进行文本细读,并置于时代发

展以及学理自身演进的脉络展开分析。

一、“物理”转向“社会”:孔德及斯宾塞实证主义关联的工业化分析

孔德与斯宾塞创立社会学时,整个西方学界面临学术转向与融通,涉及自然科学上的

114

天文学、生物学等“物理”转向社会科学上的“政理”。相比孔德由天文学进入社会学,后来

者斯宾塞由生物学进入社会学。比照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斯宾塞提出社会进化论。斯

宾塞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推及人类社会,认为生物进化论适用社会,由此提出了社会有

机体论。1873年斯宾塞出版专著《社会学研究》,指出社会有机体与生物成长、结构、功能

的某些总特征一样,有的呈现的是整体、有的是部分,而有的功能是在下一层次的形体器

官中体现。社会学原理也如此[7]53。1876年斯宾塞发表专著《社会学原理》,阐述社会有

机体论,涉及结构(socialstructures)、功能(socialfunctions)与社会形成(socialgrowth),

斯宾塞把社会支撑体系比作生物有机体的营养系统。工业体系(theindustrialsystem)在

社会发展中充当类似的角色[8]523。论及社会资源分配时,他指出社会有机体的分配取决

于社会各部分之间传送资源的需要[8]538。斯宾塞认为社会系超有机体:生物有机体各部

分组成了实体性的整体(aconcretewhole);而社会的各部分构成的整体具有非连续性或

分离性 (discrete)[8]475。斯 宾 塞 认 为 生 物 有 机 体 通 过 发 达 的 神 经 系 统 (adeveloped

nervoussystem)操控整个躯体行动,从而保持思想与行动一致性[8]478。而相比之下,社会

有机体的思想意识关涉构成社会群体的每个个体身上[9]8-9。

如何把自然科学上的实证引进社会科学中的实证是整个社会科学立论的基础。当

时,社会学被视作包罗万象的综合性的学科体系,虽然研究对象是社会,但是社会学的学

理探讨是融通的,而如何解读社会的结构、功能及其历史变迁则需要社会材料的支持。如

何将学理与材料相结合,则涉及实证主义的路径、方法及走向。作为社会学的奠基人孔德

的实证主义也不例外,但孔德的思想要早斯宾塞30年。

孔德称实证一词,传统词义指的是真实;由此而论,“它完全符合新的哲学精神;新哲

学特征是一贯注重研究我们的智慧真正能及的事物,而总是撇开其童稚时期主要关心的

无法渗透的神秘”。孔德将实证与实证主义定义为工业社会的“新哲学”。所谓新哲学提

示:“一切健全思辨的必然使命都是为了不断改善我们个人和集体的现实境况,而不是徒

然满足那不结果实的好奇心。”新哲学“有着别具特色的能力,善于自发地在个体中建立合

乎逻辑的和谐,在整个群体中促成精神的一致,而不像古老的精神状态,必然引起无穷的

疑惑和无尽的争论”。新哲学通常的含义主要在于“以精确对照模糊……精确的含义使人

想起真正哲学精神的恒久倾向,即处处都要赢得与现象的性质相协调并符合我们真正需

要所要求的精确度”。新哲学的四个基本特征区别于前工业社会的旧哲学。在孔德看来,

工业社会关联的新哲学,“第五种用法……表示着现代真正哲学的一个突出的属性,同时

表明,就其性质来说,它的使命主要是组织而不是破坏”。孔德认为新哲学精神的持久倾

向对“所谓形而上学精神”来说,从来只能是批判性的[10]29。

面对整体意义上“物理”转向“政理”,孔德提出,全部天文学知识必须成为全部哲学不

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理论基础建立在关于人类整个认识演变的重大规律[10]1。孔德的理

论体系涉及人类一切思辨的第一次飞跃是神学性的。神学三阶段分别是拜物教阶段、多

神教阶段与一神教阶段。孔德的认知与资产阶级思想启蒙密不可分。19世纪伊始,法国

启蒙运动兴起,关联人文主义逐步从神学剥离。孔德成长于狂热的天主教家庭。14岁

时,他背弃天主教,但其思想一定程度上仍承认部分神学精神的作用。1844年他著有《论

实证精神》。此为孔德思想发展的第二阶段,承前启后。孔德思想发展的第一阶段为

1820年至1826年,即他创作《社会哲学文集》;第二阶段为1830—1842年他写作并发表

《实证哲学教程》阶段;第三阶段以《实证政治体系》和《论人类宗教社会学》(1851—1854

115

年)为标志。孔德哲学思想对应的是“作为代表断言、解释和证实人类一致性阶段”[11]56。

可见1844年孔德发表《论实证精神》正处于他思想发展承前启后的中后期。

相对工业社会的新哲学而 言,孔 德 认 为:“唯 有 神 学 哲 学 真 正 适 应 人 类 的 童 年 时

代”[10]6。可见孔德的思想并未完全脱离神学精神的影响。关于“抽象思维”概念,孔德提

到:全部抽象思辨最初属神学性质。按照合乎现象复杂性的次序,实证精神才能深入思

辨[10]33。这也导致他认为哲学的局限性在于其不能建立任何属于自己的东西。实际上,

孔德将形而上学归纳为神学中诸多软弱无力中的一种,从而否定形而上学,肯定启蒙意义

上的哲学。基于自己构建的认知,孔德提出实证主义的核心问题(即探索实证研究的本

质)。孔德认为实证哲学的第一次系统建立在本体论模式开始衰落之后[10]34。当时整个

法国科学界试图将许多仍毫无联系的理论研究交叉综合,建立起包含自然科学与社会科

学相统一的科学体系,塞巴斯蒂安·沙来蒂写道:“这一代科学家完成或准备完成一项工

作,这项工作的特点是用普遍性观念认识世界,就像社会理论家或政治理论家那样。”[12]30

孔德放弃探求实证主义归宿,而将实证研究归结为有关存在物的系统评价。孔德认为先

前关于抽象逻辑的一切研究是无用的[10]40,他尝试用实证科学解释一切现存问题。孔德

尤强调“科学发展”的作用。

孔德尤其强调天文科学,由此论及社会学这一科学。他认为传播实证知识的初期阶

段,“天文科学这种必然的优势完全符合这门学科的历史影响”,迄今为止,“它是伟大智力

革命的主要动力。……唯一的实际秩序……在泰勒斯和毕达哥拉斯学派中,其数学雏形

后来构成了多神教衰落一神教兴起的主要精神源泉”。孔德认为,“现代实证观念的系统

发展基本上是源于由哥白尼、开普勒和伽利略开创的伟大的天文学革新”,由自然科学而

及社会科学,“现代实证观念正公开趋向于形成新的哲学体系”。工业社会匹配的新哲学

包含现代实证观念,因此,“实证观念的普遍传授,按照个人教育必须与集体进化相符的原

则……而这门决定性哲学的直接确立则有赖于普遍传授。这无疑是人类理性全面发展过

程中理应为其承担的最终基本任务;理性一旦在所有人中间达到真正的实证状态,接着就

会在新哲学的推动下前进”[10]75。可见科学及其理性是工业化社会新哲学的精髓。

二、实证主义与孔德的工业社会类型建构

孔德的实证精神受亚里士多德哲学思想的影响。亚里士多德否定了柏拉图思想中唯

心主义的观念[13]7-110,更多地从“物理”层面解读世界。从时间维度考量世界,涉及过去、

现在与未来,孔德在论著中从多个层面提出了他所认同的社会形态。解读孔德的《论实证

精神》,可从中归纳以实证主义为基础的工业社会模型。承接孔德思想发展第二阶段代表

作的《实证哲学教程》提出“关于人类整个认识演变的重大规律”,即神学、形而上学和实证

等三大阶段,《实证主义精神》阐发了孔德的实证主义思想。据孔德的听众回忆:临近

1840年,“圣西门主义者放弃宣传自己的学说之后,为了达到占有财富的目的,搅乱整个

社会的和谐”;其时,有两种学说取代关心社会问题的那些活跃人士其思想中的圣西门主

义。“一种是傅立叶主义,它毫不费劲地占据了大多数资产者和若干无产者的心灵;另一

种是不同形式的共产主义,尤其是伊加利亚共产主义,它从无产阶级精英的最忠诚分子中

吸收成员。”而两个学派有相当数量的人不愿意追随傅立叶学说,他们认为“该学说太注意

发展个性”[10]87。这部分无产者去听工艺博物馆的各门功课。而1843年4月末《实证主

116

义教程》的作者孔德于每周日中午在第三区政府教授大众天文学。孔德称,天文学是伟大

的动力,它在改造民众意识的同时提升“理性状态”;他指出:“我们所享有的主要进步,其

基础是向民众传播天文学的普遍原则;天文学使每个人头脑中处于萌芽状态的理论能力

得以充分发挥。”孔德清楚地了解:“天文学是最佳的方法,可以在善于抽象思维的人士中

识别那些能够确实处理社会学与伦理学的难题的人还可以从其中分辨出那些相当谦逊、

也相当坚强的人,他们强制自己只承认已被准确认识的事物。而这方面,正与神学及形而

上学的信徒的倾向相反。”孔德扼要归纳他所从事的整个工作,“给我们展示了整个实证主

义、它的全部效果及其所有行动方法”。总而言之,“这时候我们感到,听众中最活跃的部

分,深受打动,看来已完全赞同新学说”。1844年,孔德讲授天文课之前,有四次预备课,

汇总《论实证精神》,该文收录于同年出版的《大众天文学哲学专论》[10]88-89。孔德的实证

精神强调思辨对生活的作用,由此“自发”在思辨生活与实在生活之间建立较为全面的协

调。这关联观察世界的视角及其多维解读。

其一,从人的角度乃至社会角度来看待事理。基于社会整体视角的讨论,孔德提出新

哲学精神重在将理论引向实证。另一方面,包括辩证法在内的自然哲学的传播逐步趋向

系统化,构成科学的或逻辑的单一观点,这种观点可以支撑起世人思辨地看待事物的视

角[10]35。由孔德的论述过程可见他对“人”的关注不仅是在理论层面的思考上有所推进,

更是在行动上强调对于社会中每一个个体的重视。孔德论述了新哲学意义上的实证及其

与科学的关系,认为实证学科的广泛传播,目标局限于满足公众需求。尤其要让受众体会

到“科学不光为学者所独享,它尤为大众本身而存在”[10]57。在行动层面上,孔德投入时间

为当时法国社会的底层工人创办夜班,传授课业知识,将实证精神潜移默化地教授给他

们。他选择社会考察视角往往决定着他解读社会的构成、发展趋向等努力。孔德以实证

观念为实践指导。孔德指出,要开门见山地强调实证主义构成“唯一精神”,在探索解决问

题路径时不能拘泥理论目标,更要有现实政治的眼光。而这种“出路”可能出自面对18乃

至19世纪整个西欧、特别是法国面临即将到来的巨大社会危机[10]35。孔德认为社会秩序

源于家庭秩序,社会的基本运行逻辑体现社会秩序。正如昂惹勒·克勒默-马里埃蒂在

《实证主义》中解读孔德代表的法国实证主义学派,称:“由家庭秩序出发在历史上形成政

治秩序,由政治秩序出发源于家庭的情感势必趋向于其社会目的”[14]3-30。

其二,孔德的实证主义涉及神学哲思渐趋松散。就孔德的《论实证精神》的写作背景

来看,神学哲思是法国专制统治的核心逻辑。动摇神学哲思,一定层面上为他后续反思社

会规则与分配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孔德判断形而上学与神学,都不大可能带来真正的

进步[10]41。相比之下,英国科学主义及实证主义代表人物牛顿晚年都未能摆脱神学思想

对于其观念的影响,而孔德抱有神学哲思必然湮灭的观点,这种思想在其所处的时代是有

超越性的。孔德提及,近500年间神学哲思以及以其为精神基础的政治制度走向不可逆

转的普遍的体系化衰落。此时到了无法保留原有制度、日益需要新制度的时刻,神学哲思

消亡的危机终将爆发[10]36。另一方面,大众理性倾向接受实证精神。随着时代的发展,人

们发现一直占据统治地位的神学精神以及形而上学精神展示出缺陷。面对工业化进程,

孔德认为 大 众 理 性 会 趋 向 接 受 实 证 主 义 并 将 其 视 作 解 决 精 神 与 道 德 混 乱 的 可 行 基

础[10]39。实证精神直接保证社会秩序的理念整合。在大众理性倾向接受了实证精神后,

孔德提出实证精神与社会秩序的关联。孔德论证实证主义精神可从科学方面和逻辑方面

保证社会秩序,并提出实证主义精神在社会秩序层面能提供的保障很快会 远 超 哲 学

117

领域[10]40。

其三,实证精神能够自发归纳秩序与进步这两个并存的健全观念,能扼要标明工业化

时代“新哲学”具备的高超的社会效能。孔德非常看重实证精神在社会秩序构建中所能够

发挥的作用。孔德放弃从事理科工作的机会[12]15,毕生以学术为业,研究理论。面对工业

化语境中反实证主义学派的思想,孔德回应:“今天所谓思辨的大众对实证学派正表示各

种抗拒”[10]56,他认为实证学派发出直接而持久的呼吁,从而启迪“普遍良知”,同时,“今后

大力在活跃的民众中系统传播宜于为其伟大哲学设想构成必需基础的主要学科”[10]56。

孔德对于工业社会的构想涉及:实证精神支撑的社会,关联“秩序”与“进步”为核心的两大

关键问题。“秩序”关联社会结构运行所涉及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分配问题,关乎社会结构

组织运行的逻辑。孔德认为新哲学的价值尤取决于科学事实,即它在原则和事实之间尽

可能平衡。全面重建才能结束危机。重建工作,关键在于提供适当解释整个人类历史的

社会学理论[10]43。就科学及逻辑方面而言,孔德认为,“实证精神今天在社会范围内给予

秩序以强有力的直接保证”[10]40。相比之下,“进步”表明社会运行的方向与目标。这一切

都与结合科学研究思路的实证精神息息相关。从孔德关于实证主义的论证及其在历史脉

络中建构的工业社会类型,大体可以总结他关于工业社会的构想,系建立在科学的信任基

础上的实证主义,可见这在当时具有前瞻性与超前性。另一方面,孔德在学术领域花费大

量篇幅论证神学必然走向不可挽回的颓势,但没有精准论证社会问题的症结在于资源分

配制度固化而导致阶级矛盾日益加深。

三、实证主义的精神指向及孔德定义的工业社会的价值

孔德的实证主义的精神指向有其历史语境。孔德诞生时,法国政权属于督政府,拿破

仑发动政变并成为法兰西帝国皇帝,推行开明专制。法国政治革命与民众起义风起云涌。

在工业革命早期,法国社会正面临资本的原始积累,工人群体遭受剥削,生活贫困,社会地

位低下。法国传统文化保守主义价值观衰败得快:法国大革命后,法国社会的传统文化宗

教代表的保守主义迅速没落和世俗化自我为中心等思想开始流行。孔德所处欧洲社会面

临着各类问题。1830—1848年欧洲革命运动频繁爆发,工人阶级仍处于弱势。法国面临

着政治危机与经济萧条双重压力。大革命后的法国面临分化,资本统治渐成主流。秩序

混乱同时又充满变革,宗教信仰遭受质疑,这一社会语境中成长起来的孔德经历综合工艺

学校的学习。作为综合工艺学校的学生孔德试图用所学的科学知识开展社会研究,哈耶

克评价:“这种类型的工程学诞生了”,“来自军事实践和工程实践的组织性,那种对一切有

意识建立而非自发生长的事物的审美偏爱”,取代了青年学生的革命热情[15]113。孔德的

思想深受由古典转向近代的自由主义思想家的影响,他赞成自由市场论的古典经济学集

大成者亚当·斯密的观点,认为国家就像一个大工厂,各个人的劳动性质差异虽大,但总

会有利于总体财富积累[12]23。与此对应,孔德的社会学能够将理论回归于社会实践,颇有

实证主义风格。

孔德的“工业社会”类型及其关联的实证主义,既有实践的参照,也有学理推演的路

径。孔德式构建实证主义的思路,涉及工人阶级习得经验性知识。经验知识或许可以为

学习者带来益处,但习得经验性知识本身不涉及资源分配制度的核心问题。既得利益者

以保护自身利益为前提制定社会规则,这无形压缩社会阶层流动的渠道。身处这样的社

118

会背景,从个体视角出发学习经验性知识,这或许是社会个体获取机遇的一种途径。但整

体性而言,以学习知识的方式来应对极其不公的社会规则与固化的分配方式过于温和,难

以改变社会底层群体的处境,诸如法国大革命前后底层人民的劳动成果被剥夺,行为被限

制,精神被奴役。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弱势群体需要与既得利益者谈判资源分配方式并

改良社会规则。若精英人物只是以增进知识为筹码,难以达成目的。理论与实践相比,底

层群体需要更加高效有力的实践指导,但又不能简单否认思想遗产的价值。

孔德思想的形成与其人际脉络及学人交往有密切关系。1817年孔德成为空想社会

主义者圣西门的秘书。孔德有关实证哲学的一般观念既对圣西门的作品有参照但也有不

同。圣西门认为道德哲学将成为实证科学,政治学将成为实证科学,哲学将成为实证科

学,宗教体系将达到完美,传教士将被重新组织,而这就意味着重新组建科学团体,因为教

士团体必定就是科学团体[16]36-113。

孔德在实践中教授工人天文学等知识,这与他以实证主义方式创建社会学在思想脉

络上有关联。以他者为参照,可见孔德思想理念中的“工业社会”有“光明的幻想”之嫌,此

也涉及以学术为业是工业社会模型的学理批判。以学术为业,成就了孔德奠定了社会学

实证研究的基础,同时导致孔德的思路尤局限于学术领域,充满着学者视角,于现实社会

起到一定的思想层面的指导作用,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却难以发挥出撼动社会规则的作

用。孔德提到发展实证主义困难在于“目前缺少任何思辨的文化”[10]58,这导致孔德传播

实证主义的实践过程必须假定受众有思辨知识储备。从时代的角度来看,法国的高等教

育体制培养出很多有知识的青年。身处其中的孔德面临着前途渺茫的就业困境。复辟时

期的法国青年不仅在物质方面较为贪乏,而且在精神上感到痛苦。这种痛苦被称为“世纪

病”[12]28。

由此可见,孔德所构建的实证主义的观念支撑的世界观,以及孔德看待社会的特殊视

角,涉及孔德为了实现理想在现实中所做出的努力———包括为工人开设课程,传授工人所

处的社会阶层无法获取的知识以及知识蕴含的思考逻辑,孔德所谓吸收知识可以为被剥

削阶层中的个人带来社会资源。孔德认为实证教育的普遍推广及其在无产者当中得到体

现,属于完成哲学革新的必要条件[10]61。但社会问题的症结未必仅限于知识层面,吸收更

多的知识固然可以打破认知壁垒,关键问题在于既得利益者制定社会规则,而分配规则处

于社会运行规则的核心位置。而孔德向工人传授知识,推广实证精神,势必会在一定程度

上唤醒被剥削阶层的精神需要。但被唤醒的精神需求在现存的社会分配规则下难以满

足,并给被剥削阶层带来另一层面的痛苦。本质贫穷的定义下认知自身匮乏的知识资

源[17]3-30,可能导致社会中的被剥削群体处于机会贫困的窘境,即被剥削群体明知自身处

境但无法通过努力改变自身命运。此种语境下无知者在思想层面反而没有如此挣扎。

四、实证主义学理及工业社会的新哲学省思

孔德的实证主义思想的学术史定位,涉及它与神学哲思比较,由此展示它对学者与每

一个有思考意识的人的意义。实证主义认为,只有习得知识才能在实践中思考,而神学哲

思很可能存在禁锢人们思想的作用。另外,实证主义思想及其关联的社会结构乃至功能

分析有助于继续思考群体的处境问题。此亦证明实证主义对于学者和每一个有思考意识

的人是非常重要的逻辑支撑。

119

相较而言,实证主义思想和神学哲思常被学者和每一个有思考意识的人视作推断各

种问题的思想,但他们存在着本质的不同。神学哲思很可能忽略它对于思想上的“禁锢”

作用,而实证主义认为只有习得知识才能有效地思考实际问题,不能夸大陈述及传播效

果。实证主义思想的重要性在于它能帮助一般大众继续思考群体处境问题,而不受神学

和哲学的影响。

缘于实证主义的思想影响及其余绪,社会学人才有可能继续思考群体处境问题。只

有在系统、客观的知识基础之上,社会学人才能开展实践探索。对于学者而言,实证主义

思想是不能忽视的。它可以帮助学者系统性地构建理论,从而使他们更好地处理日常生

活叙事及其关联的实践性。实证主义思想也可以帮助一般大众更好地分析实际问题,避

免被神学和哲学的说辞影响,从而更加明智地把握实际问题。

与实证主义相比,神学哲思是一种以假设、经验、知觉推断来判断实际问题的思想。

虽然它也可以帮助学者推断问题,但它很容易陷入“神秘”的思想路径,而忽视了它对于思

想上的“禁锢”作用。历史上对这种禁锢作用有着不同的评价,一些人认为它有助于社会

长期的进步,另一些人则认为它可能会忽略科学主义归宿一些重要的问题,从而影响到大

众科普的发展。

在孔德生活的时代背景下,他选择实证主义作为信仰,核心逻辑是信仰知识。《论实

证精神》发表一年后,即1845年,孔德致信克洛蒂尔德·德·沃,表明他对教育的浓厚兴

趣,这正是《论实证精神》主要关心的问题 。孔德认为个体教育必然在连续的重要的阶段

性上“仿效群体的教育,在感情上如此,在思想上也是如此”[10]94。这与他所处的欧洲学术

氛围息息相关,参照欧洲地区大学教育的发展脉络,可以进一步思考孔德思想形成的时代

动因。比较而言,德国哲学家康德在《系科之争》中指出,大学是追求真理和学术自由的共

同体[18]170-210。从历史上来看,欧洲大学教育发展起来在当时是很重要的,因为它成为欧

洲社会发展学术思想和理念的基础。欧洲大学教育的最初意义在于培养有学术基础的智

力和能力。大学的结构和学术系统印证了这种基础,这种机构在内容、范围和格式上都被

精细地剖析和讨论[19]41-60。独有的学术系统鼓励学生从教授那里获得最新的思想,就有

关议题提出问题,培养独立学习能力、科学研究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这就形成了文科和

理科学生能够以渊博的知识和精湛的技艺作为促进个人发展的基础。

另一方面,在学术思维的范畴,与传统大学教育不同的是,孔德运用自身经历与实际

经验尝试将大学教育的知识传授给社会的底层群众,在教育领域亦是值得学习的尝试,一

定程度上培育了社会底层的人们的分析思维和研究能力。这些能力不仅能够引导学习的

人们培养在学术领域探索的欲望,同时也会引发他们创新性地研究社会、文化、经济和政

治问题,从而更进一步推动文明,解决社会问题的思考。总之,欧洲大学教育自10世纪以

来,一直致力于培养学术思想,推动文明进程,使欧洲人具备分析和研究能力。而孔德在

教育领域的创新性尝试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亦有重大意义。

身处现代教育背景下学习的群体,回看孔德在学术领域以及拓展到现实社会的抱负,

更需心存以学术为业的坚定志向,避免结构性的知识目的性问题。

分析孔德的成长背景,他在学术领域以及拓展到现实社会的抱负也值得反思。在社

会实践中,孔德也以学术的头脑和胸怀去担负社会的责任,在改革社会政治、社会制度、文

化革新方面都有所贡献,他通过论证实证主义对大众文化也作出了贡献。分析孔德的学

术文本,启发我们明确学术成果在社会层面的拓展,增强结构性的知识观念,将学术的边

界拓展到思考实际的社会问题。无论我们以何为追求,学生阶段都应该学习孔德对于学

120

术纯粹而又能坚持的态度,以获得知识进而影响个人和社会发展。孔德力主将学术成果

拓展为可以改变社会状况的生活实践,尊重社会与学术之间的有机融合关系,考虑学术为

业的实践性意义。所以,关注学术为业的坚定志向无疑是必要的,有助于我们反省获取知

识的目的性追求,将学术思维拓展至社会领域指导行动逻辑。

孔德有力提升实证主义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1848年3月8日,孔德在《实证主义

协会创建人致志愿入会者》,称要引导人们回到与革命的批判部分相适应的形而上学学说

方面去。而纯粹革命哲学无力的复兴,说明与时代需要和倾向多么不相容。这在当时法

国尤其如此,“法国既排斥无政府主义,更排斥落后倒退”[10]80。另一方面,孔德相关思想

一定程度上固化认知壁垒,且具有持续的和稳定的特点,即孔德虽然理解到社会普遍存在

矛盾问题,但他未能发现社会的痛点在于资源分配与社会规则制定的偏向。

其一,孔德在神学哲思的没落与实证主义哲学兴起的层面上有着建设性与前瞻性的

思考。他的思想不仅涉及知识分子思想启蒙,更趋向于社会底层,特别是缺少科学知识学

习的工人阶级。孔德认为法国工人阶级从感情上或从理智上都倾向于随时履行这一使

命。在孔德等人发起的实证主义集会中,工人阶级不会忘记自己的实践本性。工人阶级

“参加会议定期训练自己的精神力量和道德力量”,由此,实证主义的基本精神深入人

心[10]85。但孔德未能明确解决资源分配潜在的不平等问题,他对于社会规则制定的倾向

缺少深入探讨。

其二,从现代性层面来看,孔德的理论侧重于理性意义上的学习科学知识。他倡导用

实证主义精神指引并反思现实社会存在的问题。孔德认为,一直争夺统治地位的神学精

神和形而上学精神有缺陷,而大众理性倾向接受实证精神,以此作为解决精神与道德大混

乱的基础。另一方面,这种大混乱是现代大危机的主要特征[10]39,但在实践层面做得不够

彻底,也难以真正地追求解决社会不平等。比如,他没有看透社会资源、权力分配及由此

引发的社会和经济不平等问题;他也未能贡献更有效的监管措施、制定更公平的社会规

则,从而化解社会中不同层级的鸿沟。孔德强调,为了确保实证协会成分一致,“要从智慧

和品德层面评判申请者”[10]84。孔德尤其强调:“那些真正想参加新协会而又尚未研究过

本人长篇论著的人,起码也应该完全采纳《论实证精神》。”[10]84孔德认为实证精神能归纳

秩序与进步观念,从而足以扼要地标明全部新的哲学所具备的高超的社会效能。他重申,

新哲学的价值尤其取决于充分的科学事实[10]50。

综上所述,孔德倡导实证主义,并从教育理性的角度来探讨工业社会关联的认识鸿

沟。孔德称实证学派今后将在活跃的民众中系统传播新哲学及其关联的主要学科[10]56。

孔德总结实证主义的思想精髓及其关联的“工业社会”,既涉及学理,也关联实践。孔德认

为:“大众智慧自然倾向于健全的哲学”,新哲学要与良知结合起来。这种良知不仅由笛卡

儿和培根曾提倡过,幸好下层阶级未接受经院式的文化因而不大有空泛的或诡辩的习惯。

除此差别之外,一方面是人数不多的业主掌握各种物质手段,包括金钱、信贷,管理所有活

动,并由此担负责任;另一方面,工薪阶层构成劳动者的大多数,“完成一些基本动作,而不

特别关心自己的最终贡献”。面对这样的社会情景,实证学派更易于开展普遍教育,从而

广泛传播新哲学[10]60-61。面对工业化进程,孔德认为深得人心的政策并未能成功,“唯有

新哲学能够制定这种政策”[10]63。在推动时代变革的行动中,特别是面对法国大革命后的

政治秩序恢复与稳定,论及秩序,孔德应该具备学理及历史两个层面。前者在于按其次第

互相依存的关系来安排学科,使每一门学科都以前一门学科为基础而又为后一门学科作

准备;后者规定按其实际形成的历时性进程进行安排[10]68。人们逐渐发现基本学科不变

121

的序列:既是历史的和学理的,同时又是科学的和逻辑的[10]70。简言之,考察近代欧洲社

会内部现实问题及其关联的新哲学化解,涉及学理分析机制及其关联的社会教育偏好,诸

如此类的社会学命题探索及经验尤值得关注。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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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te’sPositivismandtheDoctrinalReflectionofthe“IndustrialSociety”

ZHOUYa-ping,WANGLi-xing

(SchoolofPhilosophyandSociology,LanzhouUniversity,Lanzhou730000,China)

Abstract:Comte,thefounderofsociology,interpretsthespiritofpositivism associated withthe

rationalityofindustrialsocietyandhispositivismservesasthefoundationstoneforthedisciplineof

sociology.ThesociologicalthoughtandpositivismsharedbybothComteandSpencerpointtothe

analysisofindustrialization,involvingthetransition of “physics”tothecontextof “society”.

Comte’spositivismanditsspiritinvolvetheconstructionofindustrialsociety’svalueandtypes.On

theonehand,hispositivismandthenewphilosophyreflectiononindustrialsocietyhavepromoted

therationaleducationofpositivism topopularizethepublicandinfluencedthedevelopmentof

modernsocialscience.Ontheotherhand,heavoidsthecoreproblemsofresourceallocationand

socialrulesfaced bythe French workingclass.Comte’s “industrialsociety”doctrineand his

reflectionsonitstillneedtobeanalyzedandexploredinthecontextofthehistoricaldevelopmentof

thesociologicalcommunityanditspioneeringscholars.

Keywords:Comte;positivism;industrialsociety;rationalreflection

[责任编辑 刘文俊]

122

第59卷 第5期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Vol.59 No.5

2023年9月 JournalofGuangxiNormalUniversity(PhilosophyandSocialSciencesEdition) Sep.,2023

doi:10.16088/ji.ssn.1001-6597.2023.05.012

[收稿日期]2023-02-27

[作者简介]尚杰,郑州大学哲学学院特聘首席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后现代哲学、现象学、欧洲大陆哲学。

ChatGPT 与人类的相互超越

———后人类时代的雏形已经到来

尚 杰

(郑州大学 哲学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摘 要]ChatGPT是一个自回归语言模型,目的是为了使用“深度学习”生成人类可以理解的自然

语言,它只是人工智能发展的最新形式,虽然具有强大的储存与记忆知识的能力,但它不具有自我意识。

就此而言,ChatGPT与人类是相互超越的,理性与非理性因素既相互纠缠,又相互超越。这种情形还表现

在语言逻辑的工具理性与人类感性生活之间的撕裂关系。由于我们实际上正在实现从语言时代向图像时

代的转变,图像将使语言生活回归感性生活,这与以往的文明是断裂的,预兆后人类时代即将到来。

[关键词]ChatGPT;人工智能;自我意识;后人类时代

[中图分类号]B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597(2023)05-0123-10

目前热烈讨论的“ChatGPT”话题,英语为“ChatGenerativePre-trainedTransformer

3”,意为“生成型预训练变换模型”,简称 GPT-3。它是一个自回归语言模型,目的是为

了使用“深度学习”生成人类可以理解的自然语言。全新的 ChatGPT ———经由人类反馈

强化学习(ReinforcementLearningfrom HumanFeedback,简称 RLHF)训练,是一种依

赖于人类反应的算法创建的新模型,比以往的智能聊天机器人更加“人性化”。

一

ChatGPT并没有通过“图灵测试”,它仍然是人类智能所创造的机器。它不是人,未

来也不可能取代人———这个判断的学理依据在于,ChatGPT 的强大能力最终仍然返回语

言与逻辑,但这只是人类能力的一半,也就是理性。既然语言与逻辑都是人类创造的精神

产品,那么它们都是某种已有的知识,而从知识出发,相当于从既有的结论出发,这不可以

作为我们思考的起点。我们应该追溯语言与逻辑的起源,而不是将它们视为现成的东西,

这就得返回人之为人的更为根本的直觉能力,直觉同时是语言与逻辑的剩余物与起源。

为了使我们的讨论更具有科学依据,我们不纠缠 ChatGPT 的技术操作层面的具体问题,

而是通过讨论它的基础问题,即逻辑与数学,指出 GPT-3无法解决的哲学疑难,以证明

我们的结论:作为当代人工智能的最高端,ChatGPT所具有的记忆知识的能力,远远超越

了人类。但是,人类所具有的直觉能力,却是现在与未来的人工智能不可能达到的,因为

直觉永远都是逻辑计算中的剩余物、超越物。

123

换句话说,ChatGPT与人类是相互超越的:ChatGPT 对于人类的超越,将使得近代

以来人类对于思想的界定,产生根本的动摇。英国哲学家培根曾经精辟地将这种界定归

结为“知识就是力量”。获得知识取决于学习和记忆能力,由于有了 ChatGPT,就像有了

导航设备,人们再不必花费大量时间去记忆知识,这种依赖性是必然的、无法避免的。不

仅如此,由于 ChatGPT具有惊人的记忆与学习能力,由于它已经或者还将日益广泛地在

人类日常活动中产生影响,可以预期它将有能力取代人们很多程序化、重复性的工作,这

势必极大地改变人类的生存方式———这里有某种根本的断裂,会有深深的忧虑甚至恐慌,

不仅保安、护士、司机、售货员、翻译的职业,在可预见的将来将被取代,甚至医生、公务员、

教师的岗位,在未来也会受到威胁。这些现象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人将成为“多余的”乃

至“无用的”,它使得人类将进入“后人类时代”,而这个新时代最为迫切的问题,将是伦理

问题。也就是说,在这个根本断裂发生之后,活着或者生存的价值意义在哪里? 面对这种

十分紧迫、来自人工智能的威胁,人类将不得不求助于哲学。

笔者将首先对正在发生的ChatGPT深刻影响人类生活的现象作事实描述,然后从学

理上考察为什么人类的逻辑、计算、知识能力和创造性来自直觉,最后对于“后人类时代”

做某种展望。

如上所述,后人类时代的到来,不是危言耸听,而是一个事实,我们以往所在意的,经

过刻苦学习才得到的学习能力将被取代,知识和记忆力变得不再重要。以下的情形已经

被证明,而不再是假设:ChatGPT 是最为强大的“思维工具”,但它实际是赤裸裸的合法

“抄袭”与“剽窃”(收集数据与资料,经过计算与优化重组),使用这个工具的人本身可以不

思考,只需要输入所要提出的问题,回答的速度和准确程度都是普通人难以达到的。“不

得使用 ChatGPT写论文和考试”的法规,可能无法落实,因为人类具有投机取巧本性,趋

利的本性。

ChatGPT可以写出人类无法与电脑区别的文章与字符串。它是存在于云上、已经训

练好了随时可用的人工智能“模型”。它是一个语言模型。它做的都是能用语言描述的事

情,关键在于它能做到前言后语有逻辑性,内容切合题意。比如,让它以 FacebookCEO

的名字“扎克伯格”为题写一条“twitter”,它写的是“离扎克伯格远点,现在最危险的事就

是科技公司正在进军金融领域”。有人在写一篇叫做《如何高效地开董事会》的文章,自己

写了一半,把这个前半部分输入到 GPT-3,GPT-3 就把后半部分给写出来了,有理有

据,还列出了原作者未曾想到的几个点。它可以用你的语言风格写这篇文章。

如果指定一个作家的名字,它还能使用那个作家的语言风格。GPT-3 还会写诗、写

情书、写产品说明书、写剧本。它还会像个真人一样跟人对话,它会翻译,会回答问题,会

“完形填空”,会做阅读理解题,而且会做公务员考试题。比如下面这两句话:“我带着狗

出去散步”“我带着香蕉出去散步”,语言模型知道第一句的可能性更大。这个知识不用特

意教,模型并不知道狗和香蕉都是什么东西,散步是什么意思:它只是阅读了太多的文字,

它知道当人们说“散步”的时候更容易提到“狗”,而不是“香蕉”。

作为一种集合了人类世界过往思想的人工智能,ChatGPT 正给学术界带来巨大冲

击。但是,ChatGPT的上述才华,并不能掩盖它的尴尬。当问及 ChatGPT 时,它回答道:

“我是一个机器学习模型,不像人类那样拥有意识或自我意识。我也无法像人类一样感受

情绪或体验世界。但是,我能够快速处理大量数据,并且能够以类似于人类交流的方式理

解和响应自然语言输入。”

124

从上述事实可以看出,ChatGPT 并不具有自我意识,因此它永远无法取代人类的哲

学与艺术才华,因为思想逻辑是奠基在直觉基础上的,ChatGPT 并没有直觉能力,它只是

在收集海量知识之后,对于与其聊天者的模仿式的逻辑反应,最为关键的在于,它不知道

自己在做什么,它没有自我意识,因此它的意愿是被动的,而不是自主的。被动的意愿是

指令性 的 意 愿,它 违 背 自 由 意 志,而 没 有 自 由 的 意 志 将 不 再 可 以 被 称 为 “意 志”。

ChatGPT的问答是有一个界限的,它无法面对“我知道‘我知道’”的无限回溯。它无法模

仿没有精神病的“精神病”和没有真正病理上的发疯的“发疯”。语言无法替换切己的亲身

体验。

二

我们从哲学上讨论 ChatGPT的界限,即它不能做什么。根据康德,对象是自我意识

的产物:对象是一种表象,我们所意识到的事物或者现象,不能与事物本身或者物自体混

为一谈。换句话说,某些超逻辑的东西构成了所有知识的先决条件,这就是人类先天的直

觉能力,空间直觉为我提供“外在感觉”,时间直觉为我提供“内在感觉”。直觉的魔力在于

它自身就是基础,它超越了逻辑证明,从而也超越了理性,无论这种理性是以笛卡尔式的

唯理论,还是以休谟式的经验论形式表现出来。人类天生具有直觉能力、具有自我意识能

力,外感官的经验本身有赖于直觉所给出的判断:如果我单独在房间,看见面前一个苹果,

然后闭上眼睛,再睁开,又在同一个位置看见苹果,时间上我经历了两次,但我仍然认为只

有一个苹果,这不是经验判断,而是来自天生的空间直觉判断。

下面这个例子更明显说明人类具有自我意识:如果我是我自己的认知对象,那么在不

同的时空环境下,有很多不一样的自我。从肉体看,只有一个我,但从精神行为看,我的相

互冲突的任意行为,能做出不像我能做出的事情,它来自我选择的任意性。在不同的意愿

下,有多个自我,它们都是真实的我。但是,ChatGPT 显然不具备这样的反省能力,我在

与一个最笨的人聊天,或者与一个疯子聊天的时候,也知道对方是人,即使对方是蠢的或

者是一个精神分裂者。但我与ChatGPT聊天时,不认为它是人,因为它过于正常、没有情

绪,不犯错误,因此它不可能通过上述“图灵测试”。

什么是自我意识呢? 比如,我在向前跑的状态下,我知道我在向前跑,进而还有我知

道“我知道我在向前跑”,这种后退可以是无穷的,直到我们不再追究这个问题。这种与自

身分离开来的奇特能力,也是 ChatGPT 所不具备的。为什么呢? 因为 ChatGPT 只拥有

知识,但无法反省自身。一个重要区别在于,自我意识本身并不是知识,而是获得知识的

先决条件。换句话说,上述“我知道我知道”的情形,并不是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经验知

识之后,才知道的。

自我意识或者说反省过程中,对于对象的描述,可能是不准确甚至是错误的,但这并

不重要,重要的是人类具有反省的能力,这是智能机器人不具备的。这里的重要区别在

于,“犯错误”,或者说“不确定性”,既是人的一个天性,又是人的优势,而人工智能不犯错

误,不仅显得不像人类,而且是它的劣势,因为它是建立在程序化的确定性基础上的,这种

已经确立的“共同体”的信念,反而是幼稚的。

但是,事情的奇妙之处,并没有终结于自我意识,我之所以能辨别我的身份,是因为有

他人的存在。换句话说,在我身上有某些不是我的东西,这就是存在于我身上的浪漫因

125

素。也就是说,它不是以客观知识形态存在的东西,而是知识的先决条件,它是超语言的,

是直觉到的,是出于流变过程中的自由意志。自由选择的意愿导致人类具有一连串的创

造活动的能力,这种活动本身是超语言的,它高于人工智能,因为ChatGPT实际上是对人

类语言知识的模拟。正像一个数学家说的:“连续的‘创造性’行动是不能在一种先验的固

定语言中被把握的。”[1]21

人工智能不浪漫,是因为它不懂得只有不完备本身才是浪漫的,而人工智能的目标动

机,却朝向完备的无所不能。这里隐藏着科学与人文的战争:科学总是试图还原为确定的

基本元素与客观规律,越是清楚明白越好,而人文思考却认为,科学的还原忽略了活生生

的人的世界,人的性灵与行为选择是极其复杂的,是随机的、即兴的,不确定的,因此科学

只能在自己的模型中自娱自乐,脱离人的现实生活。科学主义将具体事物还原为公式定

理,严重脱离了真实的人类生活:“知识不可能达到自我的这种不可划归的‘活动成分’。

这是能够被感知、感觉与现实的对象,但不是科学所能研究的对象。也就是说,科学达不

到这种自然的原初力量。如果科学、逻辑与语言能够在某些某种方式捕捉到这种力量,就

不会存在某些自由来进行创造性活动。浪漫主义断言,万物都进入一种严格的决定论的

框架中。那种依赖于无法言说的直觉的感觉,对于浪漫主义者来说,是艺术的源泉,并最

终是所有宗教感情的源泉。上帝不是几何学家,而是一位无法预言的诗人。”[1]21

三

人工智能或者科学理性有雄心壮志,哲学反思却使理性陷入困惑,这困惑属于浪漫主

义因素。人类理性突然使自己陷入到黑暗和矛盾之中。这迫使我们重新思考18世纪的

启蒙,那时的启蒙和哲学一道,捍卫科学的确定性,而20世纪以来,这种确定性遭受广泛

质疑,这就进入了后现代哲学,或者说,进入“后哲学”。从前的哲学只是从理性定义人,后

哲学则从直觉与性灵出发描述人。与此相应,我们认为人工智能时代将使人类进入后人

类时代,它不是模拟语言的时代,而是性灵的时代。性灵时代的思维模式不是语言的,而

是图像的、幻想的、虚构的,而电子游戏就是我们时代的一个象征。

如果说传统哲学是理性的,那么后现代哲学是感性的,具有浪漫主义的一切因素,用

感性征服理性。这是科学与人文大战的焦点。卢梭、康德、叔本华与尼采,都认为生活需

要某些幻想,消除幻想因素将导致冰冷的理性与无趣。想象、直觉、隐喻,这些都是不可能

被理性征服的浪漫因素。浪漫主义试图回到语言与数学的根源,也就是虚构与幻想,与康

德同时代的英国功利主义者边沁也承认这一点:“对于边沁来说,虚构在每一种语言中,为

了叙述的目的,是必须在语言中表达的东西。”他继续说:“我知道幻想是不真实的,但我不

得不认为它们仿佛是存在的。”[1]36换句话说,正是语言中隐含的非语言因素、幻想因素创

造了语言,从而实现了从不可能到可能的跨越。有趣的是,人们一方面认为自己诉诸于某

种实在,另一方面在诉诸实在的过程中,掺杂进不可缺少的幻想。显而易见,数学符号中

到处都是这样的虚构。那么,无论语言还是数学符号的操作,都受到连续性的心灵活动的

支配,而不是空无内容的句法形式与逻辑演算过程。心灵是多出语言的因素,是创造语

言的。

也许 ChatGPT就属于“盲目的思想”即没有思想,它在“我带着狗出去散步”和“我带

着香蕉出去散步”中,选择“狗”而不是“香蕉”,只是由于它收集了大量的语言用法,知道当

126

人们说“散步”的时候更容易提到“狗”,而不是“香蕉”。这属于空洞符号串的收集与计算,

是机械的自动方法的结果,它假装了这种预定的和谐,它不是自我意识的结果。于是我们

说,人工智能消除了幻觉。人工智能体现了人类创造真理的自由,是被人类制造的,但是

人工智能本身,却不能等同于这种自由。自由是超越语言的,因此自由拒绝被定义,自由

总是与意愿、选择、心灵的行为站在一起。自由是高于理性的,所谓普遍性、确定性、自明

性,都来自非理性的虚构。无论语言还是逻辑,都是从已经实现了从非理性到理性的跳跃

开始的。根据索绪尔《普通语言学》,词语能指与所指的对应关系,已经实现了从任意性到

约定性的过渡。数学中的“0”和负数,也来自任性的理性虚构。浪漫主义者的质疑在于:

从非理性到理性的跳跃并不是天然合理的,真正有趣的问题在于:这个跳跃本身,到底是

如何发生的? 这跳跃具有任意性,它不可能被唯一正确性所控制,它不可能被先验的语言

框架控制,不可能被任何现成的知识所控制。

于是,这跳跃就具有如下的复杂性:一方面它导致了语言、数学、逻辑,另一方面它又

解释了艺术的来源、浪漫主义的来源。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就出现了在逻辑与数学领域本

身的一种奇特现象,即逻辑与数学中的直觉主义与浪漫主义是不期而遇的,它们都赞同语

言是一种连续的创造性活动。直觉与浪漫的真谛在于,它们永远都具有比现成的东西更

多的东西,这里的“更多”,就是人性的因素,它也揭示了为什么笔者认为人工智能与人类

是相互超越的关系。人在科学技术面前如此多余的后果,却是比理性的工具人更像是人。

比人更像是人的人,指每个人心灵的差异:指个体的人、独一无二性、切己性、个体性,

而一旦被归纳出关于人的一般情况,就会导致某种失真、疏远、异化。人工智能所模拟的,

正是人的一般性,它假设了凡是人都应该会怎样,所以是“带着狗去散步,而不是带着香

蕉”。这是由于人工智能所模拟的是逻辑,如上所述,逻辑归纳必然会选择“狗”而不是“香

蕉”。人工智能忽略了这样一点:人带着什么去散步,其实是不确定的,是无穷无尽的,而

只有这样的情形,才导致浪漫的诗意,它表明人的可能性不可穷尽,具有比眼睛所看见的

内容更多的内容。重要的不仅在于外感官向陌生者开放,更在于心灵朝向异域。人体不

是解剖学的应用,不可以将一个活生生的人还原为一具骷髅。同样,也不可以将数学与语

言还原为逻辑与语法,因为数学的真谛在于比数学更多的东西,语言的真谛在于比语言更

多的东西。如果将数学和语言还原为逻辑与语法,那么它们的主要工作就是“解码”与程

序,这种重复性的工作忽视了比其自身更多的富有人性的东西。

人生之所以值得,不在于活得是正确的,或拥有很多知识,而在于活得是有趣的心灵

触动。苏格拉底所谓“认识你自己”应该修改为“我是我自己的深渊”,即我不可能认识我

自己,这不会导致悲观,反而导致有趣的期待与永不绝望,因为“深渊”的说法,指的是我永

远都处于活生生的、自由的、连续的创造活动之中,它永远都不局限于语言之内。“深渊”

具有不可表达性,它具有诗意,进而是浪漫的,因为“浪漫主义基本上考虑的是不可表达的

东西”[1]48。对于不可表达的东西,人类使用活动的图像加以显露,例如表情、一个手势、

沉默不语———这些是象形与表意的语言,因此汉字天生具有诗意,也就是言不尽意的隐喻

性。在这个意义上,诗歌是语言中的“非语言”。对于逻辑语言而言,汉语是不完备的语

言。对比拼音文字而言,这既是汉语的缺憾也是汉语的优势。

浪漫其实是不能“主义”的,因为“主义”强加给浪漫一个停滞的形式。于是我们说“浪

漫”就相当于艺术中“达达主义”的“达达”,表达了不能表达的意味。萨特曾经这样说自

己:“我构造的每一个句子从我自身渗漏出去,我的话还只是在我的嘴中的时候,它们就已

127

经被歪曲了。”[1]51每个人都可以这样说自己:我内心里有一个能量的怪兽,某一种情绪一

旦进入我心里就不走了,随时随地都可能爆发,这是真的,它是比文明礼貌更多的东西。

越是礼貌的套话表明关系越疏远,越是抓不住的情感变化,反而越是真实。从浪漫的角度

看,“停滞的形式”是死的东西,柏格森也是这么看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人工智能是

死的东西。

但是,笔者并不支持这样的极端观点,不支持任何事物都是任意的随机的,而是说有

某些东西超出理性之外,不能用语言和逻辑充分把握。尤其在人工智能时代,它将牛顿的

自然哲学推向极端,因为牛顿说“大自然是由数学语言写成的”,而后现代哲学对此表示怀

疑,认为真理不能限制在形式化的语言系统内部;哥德尔从数学逻辑出发却导致了直觉的

真理,他认为有不可能被证明的真理。于是,当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的家,人就居住在

这个家中”,他说的不对。当语言代替了人的生活方式,并且在人工智能中得到证明的时

候,我们忘记了人的生存是不需要证明的,错误的生存、没有语言的生存,也是生存。这里

的关键词不是语言,而是意志。语言并非传达意志的唯一途径,喊叫、音乐、舞蹈、影像、表

情,都可以传达意志,而且更加原始与真实,因为他们与人的身体和感官有密切关系,相比

之下,语言是普遍的、形式化的抽象载体,因此语言是与人疏远的异化现象,是一种社会制

度,它远离了自我。就像浪漫主义者声称:语言无法接近我。任何个人的行为都不可能被

一个法则所决定,因为人的行为是不确定的。因此,语言没有魔力,活生生的人才具有魔

力。当代西方哲学重视语言,它批评康德不讨论语言,而是用概念取代了语言。但是后现

代哲学既批评语言哲学,也批评康德哲学,因为语言、概念,都是符号,在出发点上,就用符

号取代了人。它忽视了从一开始,存在的不是符号,而是人的现实行为。语言符号的能指

和所指都是空的,而现实的人是有内容的。

计算机具有强大的计算能力和超人的记忆力,但是它果真能够取代人的心灵吗? 不

能,因为人的心灵不能被彻底模式化,因为心灵是自由任性的,而模式却是从约定出发的,

也就是从符号出发。葬礼上的黑纱意味着悲痛,黑纱相当于约定好了的象征符号,而不再

是黑本身,于是我们便忘记了黑色带给我们的感官刺激。在葬礼上走神溜号,痴迷于黑色

带给我们的感官刺激,这被认为是不道德的;换句话说,葬礼上的黑色已经被模式化了。

计算机中的模式化,只不过更抽象、更复杂而已。当我们认为已经模式化的计算机和程序

化的生活可以取代人的真实生活的时候,我们就会忘记它其实是某种模拟、某种伪装、某

种约定,而忘记了人会厌倦与遗忘,忘记了人的本能。这就是卢梭早就提醒人类的危险异

化现象。计算机的记忆能力远超人类,但人会遗忘与厌倦,人会犯错误,人具有野蛮的意

志力,人可以对没有意思的事情说“暂停,我不玩了”。所有这些,使得人类超越了计算机,

使人类不可能在符号面前安乐死,因为可计算性和语言符号一样,都是有界限的,这样的

情形也是人与计算机相互超越。

四

人工智能对于人类的威胁已经从潜在变成了现实,现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在手

机这个媒介上生活,在获得方便的同时又被手机所奴役;这就像人们躲进婚姻以逃避自由

的矛盾心理,它掩盖了人们既恨又爱那些奴役我们的东西,使得人与科学的对立成为现

实。这使我们由衷佩服卢梭的惊人预见能力,他在《论科学与艺术》中,就曾经警告科学将

128

给人类带来的危机;而胡塞尔晚年的《欧洲科学的危机与先验现象学》,也提出了同样的警

告,这使得我们以下的讨论具有现实意义。

形式、程序、约定,已经充当了意识形态的角色,它们奴役我们,因而可以说它们剥夺

了人的自由。它们并不是真理,正像我们以上已经指出的“哥德尔不完备定理”———真理

与证明是两码事,数学与逻辑证明都只是相当于演算,而它们有赖于直觉或者自由想象活

动。如果我们觉得哥德尔的不完备定理过于困难,那么德里达式的以下判断与哥德尔不

谋而合:“你不能证明某些事情是不随时间变化的,除非你历经所有的时间观察到这一点。

同样地,你也不能证明任何事物一直是必然变化的,除非你能知道所有事情。”[1]132也就是

说,任何统一的、普遍的判断都是不完备的,之所以不完备,在于普遍的形式判断中一定会

包含自相矛盾,从而不可能是自洽的。

同样的批评也可以针对语言学,因为语言也是一种已经存在的形式系统,就像是约定

好了的社会制度。语言自身无法回答究竟是什么把词语维系在一起,又是什么使得语言

不断发展变化。答案应该来自使用语言的人所具有的随机性,人们在某个瞬间突发奇想,

认为不仅人和动物有腿,没有生命的椅子也有腿,于是“椅子腿”这个新词组就诞生了。换

句话说,人不能在语言中消失,因为是人创造了语言,而不是语言自己创造语言。是写作

的人偶然决定了词语的组合,决定一句话在哪里结束和重新开始,它们是不连续的。罗伯

-格里耶、列维-斯特劳斯、福柯,分别将语言学应用到文学、人类学、社会生活,他们共同

的缺憾都在于忽略了人。他们不研究实际的人而是研究人在语言中的表现,假装这就是

有关人的所有东西,这种语言的回归放弃了浪漫的因素,为语言牺牲了浪漫,而语言不能

把握人性。语言学的立场与人工智能是一致的,两者都不需要指出是某个人在思考。人

工智能并没有主体,而语法中的所谓“主语”也不是某个人,个人是多余的累赘。

笔者赞同德里达的观点,因为他反对将现有的语言形式当成思想的起源,他这样写

道:“我们还必须警惕形式主义和数学主义的‘幼稚’方面,我们不要忘记,形式主义和数学

主义在形而上学上的一个次要功能,是完成和确证了理性中心的神学,而它们本来是可以

反驳的。”[2]35这里的“中心”,指传统哲学中的理性,而我们以上所批评的语言与逻辑中的

形式主义,包括人工智能,都是以理性作为中心的。换句话说,以“逻各斯”作为中心。但

是,这个所谓“中心”只是来自我们以上已经说过的约定或者假设,它假设了一个在实际行

为中不可能真正起作用的“中心”。人类的实际活动就像是不同的身心游戏活动,这也是

人类活动从外部对现成语言的解构,对于同一性逻辑的解构。所谓“中心”的思想,已经对

不可还原的非逻辑因素,实施了不合理的还原,而将语言与逻辑,视为思想的出发点,这并

没有返回语言的初始时刻,而如上所述,这个初始时刻是“没有语言”的,它们更像是实际

行为活动,是超出逻辑的。在解构同一性或统一性时,德里达认为实际上语言不可能真正

囚禁我们。由于人类活动的存在,我们实际关注的并不是语言自身,而是语言的他者,于

是德里达用他所谓“延异”解放被囚禁的他者,“延异”来自自由想象活动,而不只是语言的

活动。因为“延异”既不是一个现成的词语,也不是概念,而像是我们以上所谓思想的“深

渊”。

五

传统西方哲学以“逻各斯”的理性为中心,它的近代形式,表现为概念思维,在20世纪

129

发生了语言学的转向,语言与思想被认为是同一的,当代人工智能就是这种倾向的集中表

现。概言之,理性战胜了感性。但是,质疑的声音一向存在,甚至可以说,目前正在热议的

“ChatGPT”话题,从社会生活领域,使得感性与理性之争更加白热化了,它不再仅仅局限

于学术界,而关切到人类生活方式的转变。

我们的结论是,从表面看,似乎工具理性正在主宰人类生活,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当

代科学技术的最新应用,并不是理性战胜感性的证明,恰恰相反,由于这些新科技是依靠

广义上的图像媒介传播的,我们实际上已经进入了图像时代,图像转向已经取代了语言转

向。语言不再是万能的,语言传达意义的作用日渐式微。越来越明显的事实是,在我们的

日常生活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图像没有利用,或者只是较少地利用语言,却传达

出意义,这些意义具有强烈的画面感,它们是感性的、直觉的。“ChatGPT”的出现,无论

它多么新颖,都掩盖不了它只是语言模式的模拟手段。

如果说“ChatGPT”具有颠覆性意义,那么它首先威胁的并不是人类的感性活动,而

恰恰是传统理性的传播与交流方式,因为显而易见,它是电脑和智能手机屏幕上的语言文

字,它在不远的将来,将使报纸杂志书籍迅速走向衰落,它使得记忆知识成为多余。柏拉

图所谓“知识就是回忆”已经成为完全过时的人类精神遗产,人类创造的人工智能反过来

正在吞噬人类自身的智能。如果记忆知识的时间、学习的时间已经被大量节省出来,如果

人类的智能由于严重依赖人工智能而显得无所事事,那么人类的生活方式将变成怎样的

呢? 一个可能的情景就是:一方面人们工作时快乐而单调地使用人工智能,另一方面有更

多的空闲时间过着感性的生活,这种情形,就是所谓“后人类时代”。这里所谓“后”,指的

是告别人类传统生活方式,其中发生了根本性的断裂。

我们可以这样展望后人类时代,人们享受着感官世界的幸福,由于记忆与知识已经交

由人工智能去处理,直觉与灵感就将成为人类精神生活最后的栖息地,它也是物质的,因

为它返回原初给予的、丰富多彩的生活世界。人类的创造活动出于享受生活本身的动机,

而功利性的目的已经不再是人类的关键追求。

后人类时代告别了人类中心论,即所谓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着的事物存在的尺

度,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人已经不是启蒙时代的神人,不必再有让地球仅仅服

务于人类需要从而改变世界的野心,也不是尼采式的超越“末人”的超人,生活不必像以往

那样按照某种因果必然性,追求某种一成不变的目的,归纳出某种中心思想,成为活得规

范或者活得正确的人,因为就规范与正确而论,智能机器人已经在做,而且比人类做得

更好。

人类将超越机器人时代,这里所谓机器人,不是指狭义上的智能机器人,而是指传统

启蒙时代所追求的科学确定性,恰恰就是将人变成机器,18世纪的哲学家拉美特利曾经

在肯定的意义上提出“人是机器”。机器只是机械地遵循某些正确指令生活,而后人类既

告别“人是机器”,也告别智能机器。后人类时代重返人类原始本能,强调亲自性,亲身体

验,而不再只是依赖人工智能或五官四肢的延伸。后人类时代重新享受人类的自主本能,

它是热情奔放的,相互友爱的自然感情与自然生活。

后人类时代“告别遵循因果必然性或目标始终如一”式的机械生活模式,这意味着告

别传统的“等价交换”(货币与商品之间、罪与罚之间、爱与被爱之间等等)的心理习惯,人

类将逐渐接受不对称性的生活,承认原始本能的差别。所谓不对称,意味着消解古典的对

立,不再坚持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生活不再遵循算计或者计算。政治不再截然区分敌

130

友、死刑的废除意味着消解了罪与罚的对立统一关系,黑格尔描述的主奴关系将不复存

在,因为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主人,从而没有任何人是他人的仆人。随着结婚率的大幅下降

和离婚率的惊人上升,传统家庭模式将面临极大挑战,随之而来的,就是两性之间专属的

传统观念趋于瓦解,羡慕嫉妒恨的情绪极大减弱,人类将更加追求感官快乐。

“ChatGPT”显然有能力写论文,作者只需要列出题目和比较详细的章节题目,检查

它们之间的逻辑关联。知识性的问题越是详细,智能机器越是能将论文写得更好。即使

目前它的细节操作还有某些不完善,但是不消几年,可以预见它将趋于完善。

以上,对于文理科学生和学者,以及现有教育模式,都是严峻挑战,以文科论文最为严

重,因为这类论文大都可以归结为对于以往知识与观点的归纳与总结,属于客观知识,所

谓的作者再加工过程,与智能机器的“知识洗涤”过程,是差不多的,更为严重的在于,仅从

这方面而论,智能机器比人类做得更出色。

但是,与人类相比,智能机器最大的弱点,在于它完全没有主观意识,因为无论它对于

知识的归纳多么正确,其实它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对于所做的工作没有感情,它

拒绝偶然性,拒绝面对已有的知识走神溜号。它创作的所谓小说诗歌都是模仿出来的,即

使能模仿某种风格,也是人类曾经有过的某种风格,而不会创造出某种不曾有过的新风

格,在这个意义上,智能机器仍旧只局限于一般情况(即使表面上它模仿了某种个性)。

随着智能机器人能力越来越强大,可以肯定学生和学者会依赖它写出(按照时下的学

术规范)更好的论文,但作者自身的思考能力不仅没有提高,反而降低了。可以预期这种

风气会蔓延开来,这会倒逼学术界重新审视学术文章的质量评定办法。也就是说,作者得

提出智能机器人无法达到的思想,它来自主观意志、意愿、自由选择、直觉能力、即兴灵感

的连接,也就是名符其实的原创能力。

如果学生和学者延续使用归纳他人成果的方法写论文,将有可能在未来的学术竞争

中被淘汰,而剩余的是少数确实有原创能力(包括原创语言的写作能力)的才华横溢的思

考者,他们不可以只局限于提出一般性的问题,而要显示出创造差异,尤其是创造精神风

格之能力;以哲学领域为例,他们将是那些开创思想或者思潮流派之先的杰出思想家。

由于人具有主观能动性、选择的自由、选择过程中的任意性,就像不同的单子任意而

凌乱地在时空中运行,其复杂程度,远比数学逻辑和自然科学更为复杂。人的行为是无法

被完全预测的,任何一种模拟都无法贴近人内心的真实,因为模拟是人创造出来的。因此

所谓“人的现实生活可能来自计算机模拟”的说法,恰恰是将真实的顺序弄颠倒了,因为只

有人知道模拟是怎么回事,因为人具有跳出程序系统反观自身的能力,具有比现成的想法

更多的想法的能力。人的复杂程度不是数量上的复杂,不是大数据库上的复杂,而是心理

行为的复杂,是质量上的复杂。质量上的更多意味着更多的意味(差异),这就有力地驳斥

了各种还原论,即把复杂因素还原为不可再分的基本要素、基本规律、基本形式,就好像能

将人类复杂的心理与生活还原为数学逻辑公式与程序,这就是人工智能的运行原理,它是

还原论的,它创建各种模式,它只处理一般情况。与启蒙思想不同,后人类时代并不来自

人的自主设计,而来自人工智能时代给人类带来的生活状况,它以崭新的方式回归感性

生活。

[参 考 文 献]

[1] [加]弗拉第米尔·塔西奇.后现代思想的数学根源‰M ‱.蔡仲,戴建平,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

131

[2] DerridaJ.Position‰M ‱.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81.

ChatGPTandHumans,OneTranscendstheOther

—TheArrivalofEmbryonicFormofthePostHumanEra

SHANGJie

(SchoolofPhilosophy,ZhengzhouUniversity,Zhengzhou450001,China)

Abstract:ChatGPTisanauto-regressivelanguagemodelaimedatusing“deeplearning”togenerate

naturallanguagethathumanscanunderstandanditisjustthelatestform ofartificialintelligence

development.Evenwithstrongabilitytostoreandrememberknowledge,ChatGPTdoesnothave

self-awareness.Inthisregard,forChatGPTandhumans,onealwaystranscendstheother,withboth

rationalandirrationalfactorsintertwined and transcending each other.This situationis also

manifestedinthetearingrelationshipbetweentheinstrumentalrationalityoflanguagelogicand

humanperceptuallife.Duetothefactthatweareactuallytransitioningfromthelanguageagetothe

imageage,images willbringlanguagelifebacktoemotionallife,whichisdisconnectedfrom

previouscivilizationsandaugurs,predictingtheupcomingofposthumanera.

Keywords:ChatGPT;artificialintelligence;self-awareness;posthumanera

[责任编辑 赵立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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