９６ 华　南　农　业　大　学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第 ３期 农业生产宏观环境、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农村及农户资源禀赋条件等影响，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在 区域上存在很大的异质性［１０］。一些学者对我国的农业要素市场扭曲程度进行了分析，发现由市场 扭曲导致的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效率损失在不断增加 。［１１］ 目前学术界关于我国农村土地经营权 流转效率损失的原因研究，主要可分为三类：一是农地产权属性导致，农地产权的模糊性和非完整 性降低了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户的投资积极性［１２］，地权不稳定，流转期限较短会降低农户对土地 的长期投资［１］，难以实现效率改进，从而降低流转效率；二是农户禀赋效应导致，农户在流入土地 上的投入更少，存在规模扩大和效率递减并存的现象［１３］，而且禀赋效应普遍存在于低效率农户中， 高效率的农户则因为农业的潜在风险，退出农业，导致效率损失［１４］，高效劳动力非农就业且农业投 资回报效率低的背景下，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并非有效［１５］；三是农村土地市场的缺陷导致，农村土 地经营权流转市场不是一个纯粹的要素市场，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的差序格局导致一些农户出于 人情关系，被迫接受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１６］，农地经营效率也就无法得到提高，农地市场存在着信 息不对称［１７］、价格机制扭曲［１８］、评估和监管机制不健全［１９］、风险保障机制不健全［２０］均影响了农村 土地经营权流转效率。 综上，已有研究对我国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效率损失的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但大部分基于 微观行为的考量，忽视了宏观上农业要素市场关联性以及流转相关要素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 场）扭曲和要素空间配置失衡对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市场的影响。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作为完 善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市场的重要手段，其对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市场的影响程度如何？具体的 作用机制又如何？这些问题亟待解答。鉴于中国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市场发展的迫切需要，亟需 理清农业要素市场关联对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效率的影响路径及效应。因此本文试图以要素市 场扭曲和空间配置失衡视角下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市场效率损失为研究对象，基于空间计量模型 对影响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效率的因素展开实证分析，以期为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市场发展提供 现实可行的政策依据。 二、理论线索与逻辑推导 （一）要素市场关联性 要素市场关联性理论有三个源头：一是生产要素的三元论。法国经济学家萨伊最早提出了生 产要素的三元论，即土地，劳动力和资本，劳动力创造了工资，资本创造了利息，而土地创造了地 租，商品的价值是三者“协同创造”的，一切产品和效用都归因于土地、劳动力、资本［２１］，农村土地 经营权流转的最终目的是农业生产经营，离不开土地、劳动力、资本的有效配置。二是农业经营中 的佃农理论。许多学者是通过研究佃农制度，认为土地、劳动力、资本市场具有关联性，仅依靠土 地重新分配与干预市场的改革是无效的，地主和佃户之间可能存在几种交易：土地租赁、劳动雇 佣、生产和消费信贷、产品的销售等，内含了几个不同市场 。［２２］ 最早是由 Ｂｒａｖｅｒｍａｎ和 Ｓｔｉｇｌｉｚ在佃 农理论的基础上，发现土地、劳动力和资本市场之间存在关联，地主是土地和信贷的提供者，并且 向佃农出售化肥等原材料甚至消费品，市场的关联能够提高要素的静态配置效率［２３］。三是一般均 衡理论。在新古典经济框架下，一般均衡不仅分析产品市场数量与价格之间的关系，而且分析要 素市场之间的相互作用［２４］。一般均衡理论最早由法国经济学家瓦尔拉斯提出，瓦尔拉斯认为各种 商品和服务的供求数量和价格是相互关联的，一种商品价格和数量的变化会导致其他商品的数量 和价格的变化［２５］，因此，有必要同时研究所有产品、所有市场供求的变化，而不是只研究一种商品、 一个市场的供求变化。农业经营规模本身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其实质是在现有要素禀赋结构下的 土地、资本、劳动力和技术等要素的均衡［２６］。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认为：改造传统农业中所必需的 投资类型，并不依赖于大型农场的建立……关键问题不在于规模，而在于各种要素的均衡［２７］。只 有当所有市场都处于均衡状态，单独市场才能处于均衡状态。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农村土地经营权

第 ３期 袁士超，王　健：农业要素市场关联与农地经营权流转效率损失 　　９７　 流转市场、劳动力市场与资本市场之间的互动关系，其本质是解释农业要素市场的一般均衡形成 的问题。生产要素三元论、佃农理论、一般均衡理论均说明了农地要素市场发育的关联性，这种要 素市场的关联性导致农村土地经营权效率损失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要素市场扭曲，二是空 间配置失衡。 １．要素市场扭曲。要素市场扭曲是指由于市场不完善导致的生产要素在经济生产中的非最 优配置，即要素的市场价格偏离了其机会成本。在理想的完全竞争市场中，要素处于无摩擦的运 行环境中，可以自由流动以实现最优配置。但在现实中，由于政策扭曲、市场失灵、制度障碍等一 系列因素，要素市场不可避免地存在摩擦，要素流动和配置受到阻碍，不能有效实现资源配置。由 要素市场扭曲引起的配置效率低下正在成为发展经济学关注的问题，尽管由于技术的进步和制度 的日益完善，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效率的提高对农业增长做出了重大贡献，但要素市场扭曲和流 动障碍延缓了农业增长。要素合理配置对农业生产效率和要素市场发育具有决定性影响，农业现 代化的重要指标是生产效率的最大化，而不是土地规模的占比，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后，关联市场 的发育必须具备规模化经营的条件。农户经营能力的差异与分化是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的前提， 随着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如果所有的农事均由农业经营主体单独处理，必定会超越农户自身的 行为能力，由此农业经营过程内生出农业劳动力要素市场和农业资本市场的发育。农业规模经营 和规模农户的产生，与相关要素市场的发育与匹配密切相关，不是由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市场单 独决定的。中国不完全的农业要素市场及要素市场扭曲可能严重制约了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效 率，限制农户高效利用土地，导致不同农户之间生产效率差异更加明显。 ２．空间配置失衡。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在完全竞争条件下，要素自由流动使得区域间的 要素供给相对均等，土地、劳动力、资本等要素的投入和集聚促进了区域农业经济的均衡发展，使 得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效率在区域间达到均等，但实际上不同地区的农业资源禀赋是不同的，吸 引资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的能力不同，农业发展的速度、规模、强度、方向也不同，劳动力、资本等 农业生产要素及其效率的空间集聚结果必然是不均匀分布的（图 １），在垄断竞争条件下，即使没有 资源禀赋的差异，区域间的规模集聚和差异化优势也能产生较高的生产效率，同时具有更低的交 易成本，并获得区域“黏性”而进一步加强，这可能使得初始时均衡的两个区域，随着交易成本的逐 渐降低，最终导致区域之间的非均衡，也就是空间失衡，在现代分工和要素流动的条件下，并不是 所有农业生产要素需求都在本地实现供给，这就使得空间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在完全竞争市场 中，生产边际转换率和消费替代率是相同的，如果不完全相等则会产生农业要素空间配置失衡，由 于市场不完善导致的劳动力、资本等农业要素资源在经济增长中并非最优配置，即农业要素的边 际产品价值与自身价格之间发生偏差或背离，劳动力、资本等农业要素市场扭曲在空间上则表现 为空间配置失衡。 图 １　空间中的农业增长集聚点的分布情况 （二）农村劳动力市场与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市场 虽然中国农村劳动力市场已经开放了 ３０多年，但许多制度障碍并没有完全消除，农民工的就 业稳定性对其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行为具有很强的正向作用［２８］，户籍制度及劳动雇工制度在城乡

９８ 华　南　农　业　大　学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第 ３期 区域间的分割，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不足使得部分地区劳动力没有得到充分调动［２９］。农业劳动力 市场存在扭曲和空间配置失衡，一边表现为农业劳动力要素供给过剩，２０２０年我国第一产业从业 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的 ２３．６％，而第一产业产值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７．７％，从数值对比来看，我 国第一产业从业人员仍有挤出空间；在另一边则表现为农业劳动力供给不足，农业经营大户普遍 面临雇工难，雇工贵的问题。劳动力的流动虽然提高了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速度［３０］，但劳动力迁 移对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具有阶段性影响［３１］，转移过快造成了农村有效劳动力不足。农业劳动力 的非农转移导致的结果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数量减少，产生数量约束效应［３２］，同时也会导致 输出地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质量下降，产生质量约束效应。两种约束作用的叠加，造成劳动力 雇佣价格偏离了农业劳动创造的价值。农村劳动力离农迁移主要以受教育程度较高的青壮年为 主，其影响的结果是家庭劳动资源的流失，伴随农业劳动力的迁移参与农业生产的劳动力老龄化 和女性化的现象日趋明显［３３］。城镇化引起了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但流动并不是很有效率，劳动力 的净流出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并不显著，流出的大量人口多为高素质人群，而且往往是单 向流动，这造成了人力资本投资和农业发展的恶性循环［３４］。由于农业生产具有自然生态的特点， 雇佣劳动还会产生劳动监督问题。雇佣劳动是按工资支付的，对最终的收成不负责，为了保证生 产过程的效率和质量，应该对雇工的劳动实施监督，但由于农业生产的高自然特性，农业劳动者的 劳动与最终收成之间缺乏清晰的关联，这使得很难监督雇工的劳动，造成劳动定价模糊。尽管近 年来的农业外包服务市场不断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业劳动力要素的雇工约束，但并不是 所有的土地都适合进行农业机械经营，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地域的限制。 （三）农村资本市场与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市场 完善的资本市场可以降低流动资本的影子价格，满足长期生产资本的投资。中国农村资本市 场二元体制突出，信息不对称问题也十分严重，小农户融资难问题一直难以得到有效缓解 。［３５］ 由 于农村资本市场发育不完善对农村、农业与农民发展的制约作用凸显，受限于小农的弱质性和金 融机构的逐利性，信贷约束普遍存在于农村社会中。农村资本市场的信贷约束，可分为供给约束 和需求约束，供给约束是指由于农业投资回报率低，周期长，农户缺乏有效的抵押物，以及信息不 对称引发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信贷机构对农户实行信贷配给，形成信贷供给约束。需求约束 是农户贷款信息的缺乏和意识狭隘，在主观层面制约了农户的信贷需求，形成信贷需求约束。由 于信贷资源的约束和利润驱动，再加上农业天然的弱质性，农业信贷风险相对较高，金融机构倾向 于将资金贷给收益较高的部门，减少对农户的贷款［３６］，尽管非正规金融市场在一定程度上是正规 金融市场的补充，但其融资成本很高［３７］。在非正规金融市场中，以亲缘、友缘为基础的网络体系， 限制了农户借贷的发生规模和范围。有限的信贷可得性和居高不下的信贷成本不利于农户参与 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市场，对农户的要素配置优化造成了负面影响［３８］。同时正规信贷约束也会抑 制农户转入规模，农业规模化经营往往需要用机械代替人工进行匹配，为让农地规模化经营与农 业机械投资形成良性互动，农户需要从资本市场获得资金支持，解决因扩大农地经营规模而产生 的资金不足的问题［３９］，小农由于自身资本不能满足农地规模化经营产生的资本需求。资本市场扭 曲和空间配置失衡对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效率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资本市场扭曲推 高了小农流动资本的影子价格，不仅降低了小农的竞争力，还抵消了通过农机生产节约监督成本的优 势；另一方面，市场扭曲无法满足农户的长期融资需求，导致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与长期生产投资之 间难以产生良性互动，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需要相应的农业机械部分替代劳动力投入。 根据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本文的研究假设：一是农业劳动力和资本市场扭曲会影响农村土 地经营权流转市场；二是要素配置的空间失衡会造成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效率损失，并可能引发 空间效应。

第 ３期 袁士超，王　健：农业要素市场关联与农地经营权流转效率损失 　　９９　 图 ２　中国农村三大市场之间的关系 三、模型设定及数据说明 （一）模型设定 基于以上的理论分析发现，农村土地经营权市场发育可能与要素市场扭曲和空间配置相关。 本文通过 ＤＥＡ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评价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效率，利用 ＣＤ生产函数弹性测度要素市 场扭曲程度的方法，对劳动力和资本市场扭曲程度进行测度，选择空间计量模型以农村土地经营 权流转效率为被解释变量，以劳动力和资本市场扭曲程度为核心解释变量，研究要素市场扭曲和 空间配置失衡带来的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效率损失问题。 １．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效率的测算基本模型。本文借鉴了夏玉莲等人计算农村土地经营权 流转效率的方法［４０］，采用 ＤＥＡ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评价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效率，由于 ＤＥＡ模型是非 参数估计方法，无须对函数形式进行先验假定，不需进行参数估计，可以有效避免参数方法需要严 格设定生产函数形式的缺点，以 ｔ时期技术 Ｔｔ为参照，基于产出角度的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利用公式可 以表示为： Ｍ０ｔ（ｘｔ＋１，ｙｔ＋１，ｘｔ，ｙｔ）＝ｄ０ｔ（ｘｔ＋１，ｙｔ＋１）／ｄ０ｔ（ｘｔ，ｙｔ）； 为避免时期选择的随意性所造成的差异，取 ｔ期和 ｔ＋１期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的几何均值作为衡 量从 ｔ期到 ｔ＋１期生产率变化的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 [ ]Ｍ０ｔ，ｔ＋１（ｘｔ＋１，ｙｔ＋１，ｘｔ，ｙｔ）＝ ｄ０ｔｄ（０ｔｘ（ｔ＋ｘ１ｔ，，ｙｙｔｔ）＋１）×ｄ０ｔ＋ｄ１０ｔ（＋１ｘ（ｔ＋ｘ１ｔ，，ｙｙｔｔ）＋１） １／２ （１） 　　其中，（ｘｔ＋１，ｙｔ＋１）和（ｘｔ，ｙｔ）分别表示 ｔ＋１期和 ｔ期的投入和产出向量；ｄ０ｔ和 ｄｔ＋１ 分别表示以 ｔ ０ 时期技术 Ｔｔ为参照，时期 ｔ和时期 ｔ＋１期的距离函数。 ２．要素市场扭曲程度的测定的基本模型。测算市场扭曲程度的方法主要有生产函数法、随机 前沿分析法、利润函数法等，本文借鉴陈永伟等人［４１］利用 Ｃ－Ｄ生产函数弹性测度要素市场扭曲 程度的方法，对劳动力和资本市场扭曲程度进行测度，Ｃ－Ｄ生产函数形式简单，经过了反复理论

１００ 华　南　农　业　大　学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第 ３期 验证，作为生产函数可靠性强，避免了估计参数过多带来的自由度不足、多重线性问题。因此，本 文假设生产函数为规模报酬不变的 Ｃ－Ｄ生产函数，具体形式如下： Ｙｉｔ＝ＡＫβｉｔＫｉＬ１ｉｔ－βＫｉ （２） 　　其中产出变量 Ｙｉｔ为各省份的农林牧渔业产值，已折算为 ２００５年的可比价格，劳动投入量 Ｌｉｔ用 各省第一产业从业人数表示，资本投入量 Ｋｉｔ用各省的农林牧渔业固定资产投资表示，使用永续盘 存法来计算，公式如下： Ｋｔ＝Ｉｔ＋（１－δｔ）Ｋｔ－１ （３） Ｋｔ表示当期的固定资本存量，Ｉｔ为第 ｔ年的农林牧渔业固定资产投资（可比价格），δ为折旧 率，参考农业固定资本折旧惯例，取值为 ５．４２％。通过回归计算各省份资本产出弹性 βＫｉ，假定规 模报酬不变，劳动产出弹性为 βＬｉ＝１－βＫｉ，然后代入以下公示，计算要素价格绝对扭曲系数： γ＾Ｋｉ＝（ＫＫｉ）／（ｓｉββＫＫｉ） （４） γ＾Ｌｉ＝（ＬＬｉ）／（ｓｉββＬＬｉ） （５） 　　其中 ｓｉ＝ｙＹｉ表示地区 ｉ的农林牧渔业产值 ｙｉ占全国农林牧渔业产值 Ｙ的份额；βＫ ＝∑ＮｉｓｉβＫｉ表 示加权的资本贡献值。ＫＫｉ表示地区 ｉ使 用 的 资 本 占 总 资 本 的 实 际 比 例，而 ｓｉβＫｉ是 资 本 配 置 有 效 时 βＫ 的理论比例；同理，ＬＬｉ，ｓｉββＬＬｉ分别为劳动力的实际比例和理论比例。 最后资本市场扭曲指数 τＫｉ和劳动力市场扭曲指数 τＬｉ可由以下公式表示： τＫｉ＝γ１Ｋｉ－１ （６） τＬｉ＝γ１Ｌｉ－１ （７） ３．要素空间配置测度的基础模型。为了研究要素市场扭曲对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效率的空间配 置失衡机制以及空间溢出效应，本文选择空间计量模型研究要素配置空间失衡问题，常见的空间计量 模型有空间滞后模型（ＳＡＲ），空间杜宾模型（ＳＤＭ），空间误差模型（ＳＥＭ），一般表达式分别为： 空间滞后模型：ｙｉｔ＝λＷｙｉｔ＋Ｘｉｔβ＋εｉｔ （８） 空间杜宾模型：ｙｉｔ＝Ｘｉｔβ＋ＷＸｉｔδ＋εｉｔ （９） {空间误差模型： ｙｉｔ＝Ｘｉｔβ＋ｕｉｔ （１０） ｕｉｔ＝ρＷｕｉｔ＋εｉｔ，εｉｔ～Ｎ（０，σ２Ｉｎ） 　　其中，ｙｉｔ为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效率，Ｘｉｔ为要素市场扭曲等解释变量，Ｗ 为空间权重矩阵，本 文使用的空间权重矩阵为反距离权重矩阵，λ、δ、ρ为相应空间回归系数，如果空间回归系数为 ０， 则证明变量间不具有空间效应，可简化为一般的线性回归模型，ε为随机误差项，ｕ为扰动项，为了 避免内生性问题，本文将要素市场扭曲等解释变量滞后一期。 （二）数据来源 受部分变量数据可获性制约，本文选取了中国除西藏、香港、澳门、台湾以外的 ３０个省（市、自 治区）２００５—２０２０年数据进行分析。数据分别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中国农村政策与改革统计年报》、《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为剔除物价水平变动影响，本文 以 ２００５为基期，采用价格指数对数据做平减处理。

第 ３期 袁士超，王　健：农业要素市场关联与农地经营权流转效率损失 　１　０１　 （三）变量说明 １．核心变量。考虑到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后主要用于农林牧渔业用途，本文以农林牧渔总产 值作为计算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效率的产出变量，用以衡量 ３０个省（市、自治区）在 ２００５—２０２０ 年期间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的总规模和总成果（以 ２００５年为基期折算为可比价格），选择农村土 地经营权流转面积、农业机械总动力、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化肥投入等四个方面的数据作为计算农 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效率的投入变量。对于核心解释变量要素市场扭曲，本文将其细化为劳动力市 场扭曲、资本市场扭曲，采用 Ｃ－Ｄ生产函数估计 ２００５—２０２０年中国 ３０个省（市、自治区）劳动力 和资本要素市场扭曲。 ２．控制变量。除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扭曲等两个核心解释变量外，通过参考既往研究和变 量的相关性［４２，４３］，本文还分析了 ８个控制变量，具体包括：经济程度（人均 ＧＤＰ）、教育程度（就业 人员高中以上教育程度占比）、财政支农（农林水支出占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产业结构 （农林牧渔业产值占 ＧＤＰ比重）、自然灾害（农作物受灾面积占农作物播种面积比重）、粮食产量 （人均粮食产量 ／全国人均粮食产量）、农机服务（单位播种面积上农机服务人员）、城镇化程度等变 量（城镇人口占比），具体见表 １。 表 １　变量统计表 变量名称 变量解释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产出 农林牧渔业产值（亿元） １８５２．２５９ １３６８．３１９ ９４．０００ ６５４８．４８６ 投入 流转面积（万亩） １０３５．０８１ １２３４．９５３ ９．０２０ ６８９７．３０８ 农业机械总动力（万千瓦） ３１２７．８６８ ２８１９．９３２ ９４．０００ １３３５３．０００ 资本投入存量 第一产业从业人员（万人） ８７６．４０４ ６３０．６３６ ３７．０９０ ３１３９．０００ 经济程度 化肥投入（万吨） １８４．４８４ １４１．９４２ ５．５００ ７１６．０９０ 教育程度 农林牧渔业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０ ５１２．７００ 财政支农 人均 ＧＤＰ（万元） ７６．８４０ ６９．８３９ ０．５３８ 产业结构 就业人员高中以上教育程度占比（％） ３．４１３ ２．１５７ ７．６６２ １３．０３７ 自然灾害 农林水支出占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 ３０．７３７ １３．６５５ ２．１３３ ８０．５００ 粮食产量 农林牧渔业产值占 ＧＤＰ比重（％） １０．４８２ ３．３１９ ０．７４６ １８．９６６ 农机服务 农作物受灾面积占农作物播种面积比重（％） １８．２５７ ９．１８４ ０ ５２．９９６ 城镇化程度 人均粮食产量 ／全国人均粮食产量 ２０．６８７ １４．９１２ ０．０２８ ９３．５６１ 单位播种面积上农机服务人员（人 ／公顷） １．０６６ ０．９１２ ０．０５５ ４．９５１ 城镇人口占比（％） ０．５３８ ０．２８０ ２６．８７０ １．３７８ ５４．５３３ １４．００２ ８９．６００ 　　３．要素市场扭曲程度及农村土地经营权流 图 ３　全国农业要素市场扭曲程度及农村 转效率描述性分析。从图 ３中可以看出，自 ２００８ 土地经营权流转效率趋势图 年起我国的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效率呈上升态 势，２０２０年受到新冠疫情发展影响，农村土地经 营权流转效率开始出现下降。２００５—２０１９年我 国劳动力市场扭曲系数普遍大于 １，而资本市场 扭曲系数 普 遍 小 于 １，这 说 明 了 从 全 国 范 围 来 看，我国农业劳动力市场表现为供给过剩，而资 本市场则表现为供给不足。从全国农业劳动力 市场和资本市场扭曲程度的趋势线来看，劳动力 市场和资本市场扭曲系数逐渐向 １靠拢，说明劳

１０２ 华　南　农　业　大　学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第 ３期 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扭曲程度在逐年缩小，这 与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效率在逐年增加的趋 势相反，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降低要素市场 扭曲程 度 有 助 于 提 高 农 村 土 地 经 营 权 流 转 效率。 　　从图 ４ａ中可以看出我国东部地区和西部 地区的农业劳动力市场扭曲系数均大于 １，说 明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农业劳动力市场表 现为供给过剩，其中西部地区农业劳动力市场 完善程度优于东部地区，而中部地区的农业劳 动市场扭曲系数小于 １，说明中部地区的农业 劳动力市场 表 现 为 供 给 短 缺。 从 时 间 趋 势 上 来看，我国农业劳动力市场扭曲程度在逐年缩 小，东部地区的农业劳动力市场扭曲改善程度 高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从图 ４ｂ中可以看 出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农业资本市场扭曲系 数均小于 １，说明我国东中西部的农业资本市 场均表现为供给短缺，但东部地区农业资本市 图 ４　我国东中西部分地区农业要素市场扭曲程度 场完善程度明显优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从 时间趋势上来看，我国农业资本市场扭曲程度同样在逐年缩小。农业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扭曲 程度在地区上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农业要素的空间配置失衡。 四、计量结果与分析 　　本文使用了 ＯＬＳ模型和空间滞后模 表 ２　相关检验结果 型（ＳＡＲ）、空间误差模型（ＳＥＭ）和空间杜 宾模 型 （ＳＤＭ）对 样 本 进 行 估 计 对 比 分 相关检验 数值 ｐ值 析，首先应确定最优的空间计量模型。本 ＧｌｏｂａｌＭｏｒａｎＭＩＥｒｒｏｒ ４３０００ ０．０００ 文采用的估计策略是进行 ＬＭ检验和 ＬＲ ＬＭｅｒｒｏｒ ０．００７ 检验，相关检验结果如表 ２所示，ＬＭ检验 ＲｏｂｕｓｔＬＭｅｒｒｏｒ ７．２５６ ０．００７ 显示在 ＳＡＲ模型和 ＳＥＭ 模型中应选择 ＬＭｌａｇ ７．２９１ ０．９３１ ＳＥＭ模型，ＬＲ检验显示使用 ＳＤＭ模型无 ＲｕｂｕｓｔＬＭｌａｇ ０．００７ ０．８３７ 法退化为 ＳＥＭ模型，因此应使用 ＳＤＭ模 ＬＲ检验 ０．０４２ 型，然后经过 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支持使用随 （比较 ＳＤＭ和 ＳＥＭ） ０．００２２ 机效应模型，因此本文采用随机效应模型 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 ２５．８２ 进行分析。从表 ２的模型结果来看，空间 ——— 杜宾模型的空间相关系数均显著且为正， 空间回归系数 －５２．８１ ０．９３１ 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本地区的农村土 ８．０９５８（ＳＡＲ） ０．００８ 地经营权流转效率会受到周边地区相关 ＡＩＣ值 ２０２４．２０９（ＳＥＭ） ０．０４８ 影响因素的加权影响。经过赤池信息准 １３７５．９０４（ＳＤＭ） ——— －１３０５．０５８（ＳＡＲ） －１３１１．５５１（ＳＥＭ） －１３２３．３６６（ＳＤＭ） 则的检验同时也发现 ＳＤＭ模型的拟合效果最优，因此本文选用空间杜宾模型（ＳＤＭ）进行估计。

第 ３期 袁士超，王　健：农业要素市场关联与农地经营权流转效率损失 　１　０３　 表 ３　劳动力和资本市场扭曲对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效率（ｔｆｐｃｈ）的影响 劳动力市场扭曲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资本市场扭曲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３） 经济程度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７） －０．０３２ （０．０１９） －０．０４７ （０．０１９） 教育程度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６（０．００５）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５） 财政支农 －０．２８４ （０．１０３） 产业结构 ０．１１９ （０．０６４） ０．１６５ （０．０９０） 自然灾害 ０．６３０ （０．１４９） －０．１７３（０．２６０） ０．４５６（０．２９８） 粮食产量 ０．１１２ （０．０４９） ０．５２７ （０．２０８） 农机服务 －０．０７０ （０．０１７） ０．４１５ （０．１７７） －０．１６２ （０．０６４） 城镇化程度 －０．０９２（０．０５９４） －０．０３３ （０．０１８） ρ －０．００２（０．００５） －０．０３１ （０．０１８） －０．０９８ （０．０４７） －０．１１６ （０．０４２） ０．１７９ （０．０７７） ０．０１８（０．０１４） －０．０２５（０．０８２） ０．２０４ （０．０５４） ６８２．６８３ １３７５．９０４ （５８１．７９１） Ｌｏｇｐｓｅｕｄｏ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注： 、 、 分别表示在 １０％、５％、１％水平下显著。 　　本文将解释变量对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效率的空间总体效应分解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两 部分，直接效应用于捕捉影响因素对本地区产生的影响，间接效应用于捕捉对周边地区的影响。 从表 ３可以看出，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扭曲均对流转效率的影响具有负向总效应，且至少在 ５％ 的水平下显著，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扭曲抑制了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效率，且具有空间溢出效 应，也即劳动力要素市场和资本要素市场扭曲不仅对本地区的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效率产生影 响，劳动力要素市场和资本要素市场扭曲程度每提高 １个百分点，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效率分别 降低 ０．００５％，０．０１５％，而且对周边地区的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效率造成了影响，劳动力要素市场 和资本要素市 场 扭 曲 程 度 每 提 高 １个 百 分 点，农 村 土 地 经 营 权 流 转 效 率 分 别 降 低 ０．００５％， ００３２％，从效应分解来看，资本市场扭曲的间接效应甚至超过了直接效应。经济程度对农村土地 经营权流转效率产生了抑制作用，可能的原因是经济发达的地区，农业占比小，易发生劳动力、资 本市场扭曲的现象。财政支农的直接效应在 １％的水平下显著且为正，说明财政支农对本地区的 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效率具有积极作用。产业结构对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效率的总效应为正，总 效应、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均在 ５％的水平下显著，说明农林牧渔业占比越高，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 效率越高，且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农林牧渔业占比高的地区往往具有空间集聚效应，对农村土地经 营权流转效率的影响更加明显。自然灾害对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的总效应和直接效应为负且均 显著，说明自然灾害对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效率具有抑制作用，粮食产量对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 效率的总效应和间接效应为负且显著，说明粮食产量越高的地区，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效率越低， 可能的原因是种植粮食作物的效率低于种植经济作物的效率。农机服务对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 效率的总效应和间接效应为负，可能的原因是农机服务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农户因缺少农业劳动 力而转出农地的意愿，因此降低了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效率。城镇化程度对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 效率的总效应和直接效应为正且显著，可能的原因是城镇化程度的提高，带动了劳动力的转移，进 一步提高了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效率。 　　表 ４进一步将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效率分解，从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的全要素效率的分解效 应来看，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扭曲影响主要集中在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效率。技术效率主要体 现在间接效应和总效应，分别在 ５％的水平下显著，而技术进步效率主要体现在直接效应，分别在 ５％的水平下显著。这说明了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扭曲抑制了技术效率，降低了资源要素间的 协调性，这种表现主要体现在对周边地区的溢出效应，劳动力市场扭曲程度每提高 １个百分点，技 术效率降低 ０００９％，资本市场扭曲程度每提高 １个百分点，技术效率降低 ００８７％；劳动力市场和 资本市场扭曲抑制了技术的创新及应用，从而降低了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效率，这种表现主要体 现在本地区范围内，劳动力市场扭曲程度每提高 １个百分点，技术进步效率降低 ０００３％，资本市

１０４ 华　南　农　业　大　学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第 ３期 场扭曲程度每提高 １个百分点，技术进步效率降低 ００２２％。 表 ４　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效率（ｔｆｐｃｈ）的分解效应 效率分解 效应分解 劳动力市场扭曲 资本市场扭曲 ρ －０．００３（０．００３） 技术效率（ｅｆｆｃｈ） 直接效应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９（０．０１０）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７） 间接效应 －０．００１（０．００２） －０．０８７ （０．０４２） ４５７７．９８１ （５８０．５１８） －０．００２（０．００１） 总效应　 －０．００３（０．００２） －０．０９６ （０．０４８） －０．００１（０．００３） 纯技术效率（ｐｅｃｈ） 直接效应 －０．００４（０．００４） －０．００５（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０．００６） 间接效应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３（０．０１６） ５４８．１８３（７１６．８１７） －０．００８（０．００５） 总效应　 －０．０１１（０．００７） －０．０１９（０．０１７） 规模效率（ｓｅｃｈ） 直接效应 －０．００３（０．０１０） 间接效应 －０．０６１（０．０４０） ４４４５．７０３ （６０２．４４２） 总效应　 －０．０６４（０．０４６） 技术进步效率（ｔｅｃｈｃｈ） 直接效应 －０．０２２ （０．０１０） 间接效应 －０．０６３（０．０４９） ６０５０．６１２ （４００．１９２） 总效应　 －０．０８５（０．０５６） 　注： 、 分别表示在 ５％、１％水平下显著。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首先从要素市场扭曲和空间失衡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市场发育的关 联逻辑及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上利用 ２００５－２０２０年的农业经济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验证了农 业要素市场关联对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效率损失的影响，得出了以下几点结论： 一是农业要素市场具有关联性，农业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发育会影响农村土地经营权流 转市场，主要体现在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扭曲降低了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效率；二是农业生产 要素空间失衡会造成周边地区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效率损失，具有空间溢出效应，也即劳动力市 场和资本市场扭曲不仅对本地区的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效率产生了抑制作用，而且对周边地区的 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效率产生了抑制作用，从空间效应分解来看，资本市场扭曲的间接效应甚至 超过了直接效应。三是根据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的全要素生产效率分解来看，劳动力市场和资本 市场扭曲的间接效应主要体现在技术效率损失，直接效应主要体现在技术进步效率损失。本地区 的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扭曲直接影响了本地区的技术革新，间接影响了周边地区的资源要素间 的协调性，最终造成了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效率损失。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本文得到以下政策启示：第一，发展农业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是促进我 国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有效市场发育的重要途径，三个市场互相关联，对于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 市场的发育政策的制定，应该同时考虑劳动力、资本市场的牵制作用。第二，应着力培育和发展农 业劳动力雇工市场和农业外包服务市场，打破农业劳动力在农业领域的流动壁垒，完善劳动力市 场对农村人口的社会保障福利制度，缓解农业劳动力空间失衡问题。第三，应优化农业资本市场， 提高现有农业投资利用效率，减少农业资本投入中可能出现的重复建设、低利用率等问题，降低农 业资本市场扭曲，改革普惠性农业补贴为有重点、有导向的规模经营补贴，同时应避免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对于农业财政的过度依赖。 参考文献： ［１］ＤＥＩＮＩＮＧＥＲＫ，ＡＬＩＤＡ，ＡＬＥＭＵＴ．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ｌａｎｄｒｅｎｔａｌｍａｒｋｅ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Ｅｔｈｉｏｐｉａ：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 ａｍａｔｃｈｅｄｔｅｎａｎｔｌａｎｄｌｏｒｄｓａｍｐｌｅ［Ｊ］．Ａｐｐｌｉｅ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１３（２５）：３５３１－３５５１．

第 ３期 袁士超，王　健：农业要素市场关联与农地经营权流转效率损失 　１　０５　 ［２］黄枫，孙世龙．让市场配置农地资源：劳动力转移与农地使用权市场发育［Ｊ］．管理世界，２０１５（７）：７１－８１． ［３］ＣＨＡＭＢＥＲＬＩＮＪ，ＲＩＣＫＥＲＧＩＬＢＥＲＴＪ．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ｉｎｒｕｒａｌｌａｎｄｒｅｎｔａｌｍａｒｋｅｔｓｉｎＳｕｂＳａｈａｒａｎＡｆｒｉｃａ：Ｗｈｏｂｅｎｅ ｆｉｔｓａｎｄｂｙｈｏｗｍｕｃｈ？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ＭａｌａｗｉａｎｄＺａｍｂｉａ［Ｊ］．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１６（５）： １５０７－１５２８． ［４］匡远配，陆钰凤．我国农地流转“内卷化”陷阱及其出路［Ｊ］．农业经济问题，２０１８（９）：３３－４３． ［５］孔祥智，周振．我国农村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历程、基本经验与深化路径［Ｊ］．改革，２０２０（７）：２７－３８． ［６］李承政，顾海英，史清华．农地配置扭曲与流转效率研究———基于 １９９５－２００７浙江样本的实证［Ｊ］．经济科学， ２０１５（３）：４２－５４． ［７］阚立娜，李录堂，文龙娇．金融支持对农地产权流转效率影响的实证研究———以陕西省杨凌示范区为例［Ｊ］．华 东经济管理，２０１５（８）：５５－６１． ［８］徐玉婷，黄贤金，程久苗．农地流转效率研究进展与启示［Ｊ］．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２０１６（６）：２２９－２３６． ［９］潘锦云，汪时珍．制约农地流转效率提升的因素研究———基于安徽省两镇农地流转的典型调查分析［Ｊ］．河南 社会科学，２０１１（１）：１４３－１４６＋２１９． ［１０］贺振华．农村土地流转的效率分析［Ｊ］．改革，２００３（４）：８７－９２． ［１１］郑宏运，李谷成，周 晓 时．要 素 错 配 与 中 国 农 业 产 出 损 失 ［Ｊ］．南 京 农 业 大 学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２０１９（５）： １４３－１５３＋１５９． ［１２］钱忠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产权残缺与市场流转困境：理论与政策分析［Ｊ］．管理世界，２００２（６）：３５－４５＋ １５４－１５５． ［１３］胡新艳，杨晓莹，王梦婷．农地流转中的禀赋效应及其影响因素：理论分析框架［Ｊ］．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 科学版），２０１７（１）：１０５－１１２＋１４４． ［１４］王倩，管睿，余劲．风险态度、风险感知对农户农地流转行为影响分析———基于豫鲁皖冀苏 １４２９户农户面板数 据［Ｊ］．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９（６）：１４９－１５８＋１６７． ［１５］贺振华．农户外出、土地流转与土地配置效率［Ｊ］．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６（４）：９５－１０３． ［１６］蔡键，郭欣琪．农地转出对象熟人化———“乡土社会的情感依赖”还是“不完全信息的有限理性”［Ｊ］．中国农业 大学学报，２０２２（３）：２７０－２８１． ［１７］顾天竹，纪月清，钟甫宁．中国农业生产的地块规模经济及其来源分析［Ｊ］．中国农村经济，２０１７（２）：３０－４３． ［１８］陈奕山，钟甫宁，纪月 清．为 什 么 土 地 流 转 中 存 在 零 租 金？———人 情 租 视 角 的 实 证 分 析 ［Ｊ］．中 国 农 村 观 察， ２０１７（４）：４３－５６． ［１９］季虹．论农地使用权的市场化流转［Ｊ］．农业经济问题，２００１（１０）：２８－３１． ［２０］陈振．农地流转风险：国内外研究进展、述评及改进［Ｊ］．农业经济问题，２０２１（６）：７６－８８． ［２１］［法］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Ｍ］．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９，５９． ［２２］ＢＡＲＤＨＡＮＰＫ．Ｉｎｔｅｒｌｏｃｋ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ｍａｒｋｅｔｓａｎｄａｇｒａｒｉａ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ｉｓｓｕｅｓ［Ｊ］．Ｏｘｆｏｒ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Ｐａ ｐｅｒｓ，１９８０（１）：８２－９８． ［２３］ＢＲＡＶＥＲＭＡＮＡ，ＳＴＩＧＬＩＴＺＪＥ．Ｓｈａｒｅｃｒｏｐｐｉｎｇ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ｌｉｎｋｉｎｇｏｆａｇｒａｒｉａｎｍａｒｋｅｔｓ［Ｊ］．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８２（４）：６９５－７１５． ［２４］李克，杨小凯，张杭辉，曹晖．劳动分工、专业化与侵占行为———“霍布斯丛林法则”的一般均衡分析［Ｊ］．南大 商学评论，２００５（１）：７４－９４． ［２５］［法］莱昂·瓦尔拉斯．纯粹经济学要义［Ｍ］．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９，５５． ［２６］罗浩轩．农业要素禀赋结构、农业制度安排与农业工业化进程的理论逻辑探析［Ｊ］．农业经济问题，２０２１（３）： ４－１６． ［２７］［美］西奥多·Ｗ．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Ｍ］．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６，１３２－１３３． ［２８］ＳＵＢ，ＬＩＹ，ＬＩＬ，ｅｔａｌ．Ｈｏｗｄｏｅｓｎｏｎｆａｒｍ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ｆａｒｍｅｒｓ′ｆａｒｍｌ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Ｉｍ 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Ｃｈｉｎａ’ｓｌａｎｄｕｓｅｐｏｌｉｃｙ［Ｊ］．ＬａｎｄＵｓｅＰｏｌｉｃｙ，２０１８，７４：６６－７２． ［２９］刘学军，赵耀辉．劳动力流动对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影响［Ｊ］．经济学（季刊），２００９，８（２）：６９３－７１０． ［３０］ＺＨＡＮＧＬ，ＴＡＮＳ，ＬＩＵＣ，ｅｔａｌ．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ｌａｂｏｒ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ｏｎｆａｒｍｌａｎｄ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ｃｏｍ 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ｐｌａｉｎａｎｄｈｉｌｌｙａｒｅａｓ［Ｊ］．Ｑｕａｌｉｔｙ＆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２０１８（１）：４３１－４４３． ［３１］ＧＡＯＪ，ＳＯＮＧＧ，ＳＵＮＸ．Ｄｏｅｓｌａｂｏｒ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ａｆｆｅｃｔｒｕｒａｌｌ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Ｃｈｉｎａ［Ｊ］．ＬａｎｄＵｓｅＰｏｌｉ

１０６ 华　南　农　业　大　学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第 ３期 ｃｙ，２０２０，９９：１０５０９６． ［３２］周来友，饶芳萍，马贤磊，石晓平．丘陵地区非农就业类型对农地流转的影响———基于江西省东北部农户调查 数据的分析［Ｊ］．资源科学，２０１７（２）：２０９－２１９． ［３３］ＬＩＭ，ＳＩＣＵＬＡＲＴ．Ａｇ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ｌａｂｏｒｆｏｒ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ｉｎｃｒｏｐ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ＬｉａｏｎｉｎｇＰｒｏｖ ｉｎｃｅ，Ｃｈｉｎａ［Ｊ］．Ｃｈｉｎａ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１３（３）：３４２－３５９． ［３４］匡远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基于要素收入流的一个解释［Ｊ］．农业经济问题，２０１３（２）：７６－８４＋１１１－１１２． ［３５］王萍，郭晓鸣．农地流转与农户金融需求［Ｊ］．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８（２）：７２－８２． ［３６］汪昌云，钟腾，郑华懋．金 融 市 场 化 提 高 了 农 户 信 贷 获 得 吗？———基 于 农 户 调 查 的 实 证 研 究 ［Ｊ］．经 济 研 究， ２０１４（１０）：３３－４５＋１７８． ［３７］袁士超，王健．农地经营权流转的农户融资诉求效应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Ｊ］．中国土 地科学，２０２１（６）：３８－４７． ［３８］侯建昀，霍学喜．信贷可得性、融资规模与农户农地流转———以专业化生产农户为例［Ｊ］．中国农村观察，２０１６ （６）：２９－３９． ［３９］谭燕芝，叶程芳．金融可得性视角下的农地流转与农村居民收入［Ｊ］．经济与管理研究，２０２１（１１）：９３－１０３． ［４０］夏玉莲，匡远配，曾福生．农地流转、区域差异与效率协调［Ｊ］．经济学家，２０１６（３）：８７－９５． ［４１］陈永伟，胡伟民．价格扭曲、要素错配和效率损失：理论和应用［Ｊ］．经济学（季刊），２０１１（４）：１４０１－１４２２． ［４２］ＹＵＡＮ，Ｓ．；ＷＡＮＧ，Ｊ．Ｉ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Ｅｆｆｅｃｔ：ＤｏｅｓＣｈｉｎａ’ｓＲｕｒａｌＬ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ＭａｒｋｅｔＳｔｉｌｌＨａｖ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Ｊ］． Ｌａｎｄ，２０２２，１１，７０４． ［４３］史常亮，占鹏，朱俊峰．土地流转、要素配置与农业生产效率改进［Ｊ］．中国土地科学，２０２０（３）：４９－５７．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Ｍａｒｋｅｔ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ＬｏｓｓｏｆＲｕｒａｌＬ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ＹＵＡＮＳｈｉｃｈａｏ１，ＷＡＮＧＪｉａｎ１，２ （１．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Ｌａｎ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Ｃｈｉｎａ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１９３，Ｃｈｉｎａ； ２．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ＬａｎｄＰｏｌｉｃｙａｎｄＬａｗ，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１９３，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ｐａｎｅｌｄａｔａｏｆＣｈｉｎａｆｒｏｍ２００５ｔｏ２０２０，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ｅｘｐｌｏｒｅｓ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ｍａｒｋｅｔ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ｌｏｓｓｏｆｒｕｒａｌｌ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ｆ ｆａｃｔｏｒｍａｒｋｅｔ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ｐａｔｉａｌｉｍｂａｌａｎｃｅｂｙ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ｓｐａｔｉ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ｍｏｄｅｌ．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ｍａｒｋｅｔｓａｒ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ｌａｂｏｒｍａｒｋｅｔａｎｄｃａｐ ｉｔａｌｍａｒｋｅｔａｆｆｅｃｔｔｈｅｒｕｒａｌｌ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ｍａｒｋｅｔ，ｗｈｉｃｈｉｓｍａｉｎｌｙ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ｉｎｔｈａｔｔｈｅ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ｌａｂ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ａｎｄｃａｐｉｔａｌｍａｒｋｅｔ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ｒｕｒａｌｌ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Ｔｈｅｓｐａｔｉａｌｉｍｂａｌａｎｃｅ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 ａ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ｆａｃｔｏｒｓｃａｎｃａｕｓｅｔｈｅｌｏｓｓｏｆｔｈ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ｔｈｅｒｕｒａｌｌ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ｉｎｔｈｅ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ａｒｅ ａｓ，ｗｈｉｃｈｈａｓａｓｐａｔｉａｌ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ｅｆｆｅｃｔ．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ｆｓｐａｔｉ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ｔｈｅ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ｃａｐｉｔａｌｍａｒｋｅｔ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ｅｘｃｅｅｄｓｔｈｅｄｉｒｅｃｔｅｆｆｅｃｔ．Ｆｕｒｔｈｅ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ｈｏｗｓｔｈａｔ，ｏｎｔｈｅｂａｓｉｓｏｆ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ｔｈｅｉｎｄｉｒｅｃｔ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ｌａｂｏｒｍａｒｋｅｔ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ａｐｉｔａｌｍａｒｋｅｔ 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ｉｓｍａｉｎｌｙ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ｉ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ｄｉｒｅｃｔｅｆｆｅｃｔｉｓｍａｉｎｌｙ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ｉｎｔｅｃｈ 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ｒｅｄｕｃｉｎｇｔｈｅｍａｒｋｅｔ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ｌａｂｏｒａｎｄｃａｐｉ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ｉｓｃｒｕｃｉａｌｔｏｔｈ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ｒｕｒａｌｌ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ｌａｂｏｒｍａｒｋｅｔａｎｄｃａｐｉｔ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ｒｅｄｕｃｉｎｇｔｈｅｃｏｓｔ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ｏｕｔｓｏｕｒｃｉｎｇｓｅｒｖｉｃｅ，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ｔｈｅ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 ｔｕｒａｌｆｉｎａｎｃｅａｒｅ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ｗａｙｓｔｏｐｒｏｍｏｔｅ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ｒｕｒａｌｌ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ｍａｒｋｅ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ｍａｒｋｅｔ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ｒｕｒａｌｌ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ｍａｒｋｅｔ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ｓ；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ｌｏｓｓ

华 南 农 业 大 学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 ２０２３年第 ３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第 ２２卷）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 农村公共物品的“诱致性供给过剩”及其治理 金江峰 （华中师范大学 中国农村研究院 ／政治科学高等研究院，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９） 摘　要：当前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主要模式是政社合作型。政府与村庄之间在资源上的相互诱导与吸 引，导致资源低效、浪费 和 不 均 衡 不 合 理 供 给，即 农 村 公 共 物 品 的 “诱 致 性 供 给 过 剩 ”。 农 村 公 共 物 品 “诱致性供给过剩”主要源于政府自上而下项目激励、村组干部横向社会竞争和村庄自下而上资源吸附 三重机制。化解农村公共物品“诱致性供给过剩”问题，可通过包干式资源投入、监管结合的村财制度 和落实村级民主参与制度等，对“公有”和“共有”的“公共池塘资源”进行有效治理。 关键词：资源下乡；农村公共物品；项目制；民主参与 中图分类号：Ｄ６３８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０２０２（２０２３）０３－０１０７－０９ 　　在国家由汲取型政权向分配型政权转型的后税费时代，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主导模式已然从 传统村社自筹型转变成政社合作型［１］，即乡村社会在很多时候不再是一个独立且自给自足的公共 物品供给单位，而是需要国家财政支持进行公共建设与公共治理，项目制是政社合作供给模式的 代表。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模式的转变，一方面受到农业税费改革之后村集体经济收入虚空和村庄 治权弱化影响［２］，不得不依赖国家财政转移支付进行公共建设；另一方面受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 反哺乡村的国家福利与服务政策影响，使得村庄能够享受来自国家财政转移支付的惠农项目支 持。但国家的财政支持并不是包干式的，需要村庄有相关配套资金，这反映在项目制实行的先建 后补、以奖代补和“一事一议”等机制。当村庄难以根据项目配套要求进行筹资筹劳时，村庄公共 物品供给就容易出现短缺［３］。这也是为何当前国内公共物品供给研究领域，主要关注农民合作与 协商治理等机制对村庄公共物品供给的影响。然在公共资源分配中有短缺问题，就必然存在过剩 问题，解决好公共物品供给过剩，一定程度上也是化解供给短缺的有效路径。特别是在政社合作 型公共物品供给模式下，对供给过剩的探讨，不仅有助于推动国家财政资源的合理分配，同时也能 够切实推进公共服 务 的 均 等 化 供 给。 这 是 关 涉 人 民 福 祉 与 共 同 富 裕 水 平 的 重 大 问 题，也 是 关 系 “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的重要理论命题［４］。本文结合经验调研，尝试在农村 公共物品供给过剩研究视角下，通过剖析供给过剩现象、逻辑与问题等，提出相关治理方案，助推 公共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 一、公共物品供给及其过剩问题 公共物品供给是公共选择理论研究的重要议题，自萨缪尔森、布坎南与奥斯特罗姆等提出公 共物品概念并对其进行属性分类以来，如何有效供给公共物品成为学术研究的重点。早期研究者 受市场理论与国家理论影响，在论述公共物品供给时提出制度主义的解决方案，尝试通过正式制 度规制和福利规划等，弥补市场理性不足和推动政府主导的公共物品供给［５］。随着对公共物品供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０１－０１　　　ＤＯＩ：１０．７６７１／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０２０２．２０２３．０３．０１０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２２ＣＤＪ０４９）；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 ７２批面上项目（２０２２Ｍ７２１２９５） 　作者简介：金江峰（１９８９—），男，江西瑞昌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 ／政治科学高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主要研究方向为党的建设、基层治理。Ｅｍａｉｌ：４０７９３４８３２＠ｑｑ．ｃｏｍ

１０８ 华　南　农　业　大　学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第 ３期 给过程关注的深入，研究者发现各种团体内部总是存在“搭便车”行为，影响着公共物品的供给［６］。 相关研究由此从正式制度规制转向团体内部非正式制度发掘，集体共识、规范、信任与监督等被视 作解决“搭便车”问题，保证集体行动能力的重要社会资本［７］。奥斯特罗姆受波兰尼“多中心秩序” 理论的启发，针对产权界定与集体行动理论的不足，尝试跳脱集权与分权的单中心治理辩论，提出 公共物品的自组织治理和自主治理模式，从而形成了公共物品供给的多中心治理理论［８］，典型如 公私部门契约化的协作治理模式（ＰＰＰ）［９］。但无论是多中心协作治理抑或单中心治理，研究者始 终关注的是因“搭便车”、公地悲剧、排他成本和融资分配等带来的公共物品供给不足问题 。［１０］ 实际上，在农村公共物品供给领域，还存在公共物品供给过剩问题，即公共物品供给的类型、 数量、标准与功能等，超出或不符合农民的需求和预期，带来的公共物品冗余、闲置、错位和浪费 等。较为典型的是，在政策执行压力变大、政策意志变得愈加集中的体制环境下，地方政府为吸引 上级注意力、提升横向政绩竞争能力等，采取资源集中投放打造“亮点工程”策略，带来的农村公共 物品供需不匹配和冗余浪费［１１］。与地方政府通过运营项目和经营农村主动制造少数村庄公共物 品供给过剩不同［１２］，在项目制技术治理体制下，项目目标设定权、检查验收权、监督激励权的集中 化配置［１３］，往往容易形塑上下级政府间的支配 －服从关系，而上级政府因认识偏误与信息不对称 等，难以通过项目制度精准地向下投放公共资源，导致项目化公共物品供给的瞄准偏差与政策性 过剩［１４］。上述政绩导向和政策导向的公共物品供给过剩，在归因分析上可以视作农村公共物品的 “强制性供给过剩”，亦即政府单方面权力与意志主导下的供给过剩。 在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实践中，强制性供给过剩是较为典型状态，但并非唯一。受政社合作型 公共物品供给模式影响，项目资源自上而下输入往往会激发村庄争项目、跑项目和做项目热情；村 级组织和村组干部自主性的调动，同时容易诱发村组间的竞争并反向吸引项目资源的非均衡投 放，带来村庄公共资源集聚和公共物品供给过剩。此供给过剩是受到国家项目制度安排与村庄治 理绩效相互诱发所致，文章将其称作公共物品的“诱致性供给过剩”。文章经验材料主要来源于笔 者及团队成员近年来在广东、浙江、湖北和江西等地的调研，出于分析之便，本文根据广东佛山 Ｎ 镇 Ｌ村①的调研经验展开论述。遵循学术伦理，行文涉及的具体地名和人名皆为化名。 二、“诱致性供给过剩”的内涵及表现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模式由村社自筹型向政社合作型的转变，意味着国家权力意志与政策目标 对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影响越来越大，有时甚至起着主导作用，由此也就容易出现公共物品供需 矛盾与强制性供给过剩问题。但在政社合作型公共物品供给模式下，强制性供给过剩多数情况下 只出现在部分明星村、亮点村，是县乡政府及其部门合力打造的结果［１５］。由项目化公共物品供给 制度安排带来的“诱致性供给过剩”则可能出现在任何村庄。这是因为在政社合作模式下，政府能 够利用专项项目诱导村级组织进行资源竞争，主动实施资源配套并展开项目建设；同时，村级组织 也能够借助已有建设基础或特殊资源禀赋等（地理位置、发展基础、政治意涵等），吸引县乡政府及 其部门自上而下主动投放项目资源，支持村庄公 共 建 设 与 治 理。无 论 是 项 目 “钓 鱼”与 “反 钓 鱼”［１６］，抑或县乡村三级之间的合作与合谋［１７］，都反映出诱致性公共物品供给过剩形成的两条途 径：一是政府自上而下利用项目资源，诱导和激励村级组织进行资金配套与项目建设，带来的村庄 公共物品供给过剩；二是村庄自下而上借助建设成绩与资源优势等，吸引政府及其部门进行项目 资源输入，引起的村庄公共物品供给过剩。由此，文章所谓的“诱致性供给过剩”主要是指，在政社 ① ２０２２年 ７月 ５日至 ２５日，笔者及团队成员在广东省佛山市 Ｎ镇 Ｌ村进行了为期 ２０天的村治调研，访谈对象包 括镇党委政府工作人员、村干部、普通村民、企业主和外来务工人员等，针对镇域和村庄内部的公共物品供给问 题进行专门了解。本次调研运用的方法主要是半结构式访谈法、参与观察法和交叉验证法等。

第 ３期 金江峰：农村公共物品的“诱致性供给过剩”及其治理 　１　０９　 合作型公共物品供给模式下，政府和社会分别利用项目资源、内生优势等相互诱导和吸引对方进 行公共建设与公共治理投入，带来的村庄公共物品供给过剩现象。 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过程与结果看，强制性供给过剩与“诱致性供给过剩”的共性特征在于： 二者同样源于政社合作型的公共物品供给模式，同样是项目化公共物品供给制度安排的产物，二 者在结果上同样会导致项目资源的内卷化供给、村庄公共物品供需之间的矛盾以及部分公共物品 的闲置、退化与低效利用等，即公共物品的低效、浪费与不均衡不合理供给。二者之间的差异主要 表现在（表 １）： 一是主导力量上，强制性供给过剩的主导力量是政府，即由政府自上而下的权力或政策主导， 村庄在其中缺乏目标设定与决策的权力；“诱致性供给过剩”的主导力量主要是村庄，无论是政府 项目诱导抑或村庄优势吸引，都代表着村级组织在公共物品供给中具有相对自主的行动权力和项 目承接能力。二是形成路径上，强制性供给过剩的形成路径是县乡政府及其部门自上而下强制资 源输入与项目建设所带来的，是一种资源叠加逻辑；“诱致性供给过剩”的形成路径分别是项目诱 导下的自下而上资源竞争与村庄优势吸引下的自上而下资源输入，遵循的是资源吸附逻辑。三是 形成机制上，强制性供给过剩主要是县乡政府出于政策压力与政治竞争等，采取的打造“亮点”的 供给策略，可概括为外向型压力与竞争驱动机制；“诱致性供给过剩”虽体现着项目资源的诱导与 内生资源的吸引作用，但村级组织做出项目竞争与资源分配决策的关键是在于同行压力、资源占 有、社会面子与内生需求等，呈现出内向型压力与竞争驱动机制。四是表现形式上，强制性供给过 剩因具有打造“亮点”和落实政策取向，项目资源的堆积与叠加往往未能考虑村庄公共需求，表现 为结构性过剩，即供给数量上的过剩和供需之间的不匹配；“诱致性供给过剩”一定程度上反映着 村庄的内生需求，但公共物品供给又超出了村庄的现实需要，往往表现为结构性过剩与功能性过 剩的复合，包括供给数量上的过剩、供给标准上的过高和公共功能上的超预期等，以及由此衍生的 公共资源低效、浪费与不均衡不合理利用问题。 表 １　强制性供给过剩与“诱致性供给过剩”的差异化比较 　供给类型 主导力量 形成路径 形成机制 表现形式 强制性供给过剩 政府 自上而下 外向型压力 资源叠加 结构性过剩 诱致性供给过剩 村庄 上下之间 竞争驱动 结构性与功能性 资源依附 内向型压力 双重过剩 竞争驱动 　　综上，农村公共物品“诱致性供给过剩”具有村庄（村级组织）主导、资源正向与逆向吸附、压力 与竞争驱动以及结构性与功能性双重过剩等内在属性和特征。需要说明的是，政社合作型公共物 品供给中，“诱致性供给过剩”自上而下项目诱导与自下而上资源吸引的两条道路之间并非分开 的，而是具有实践的互构性，一般表现为政府项目诱导和激励下的村庄竞争，进而形成村庄优势吸 引下的政府项目资源投入。这也构成农村公共物品“诱致性供给过剩”的普遍生成逻辑。 三、“诱致性供给过剩”的生成逻辑 在政社合作型公共物品供给模式下，“诱致性供给过剩”的生成一定程度上具有“搭便车”意 蕴。一方面是村级组织和村干部希望通过搭上政府项目的“便车”，以较低成本满足自身公共物品 供给需求及其他竞争需要；另一方面是政府及其部门尝试通过搭上村庄的资源优势“便车”，提高 项目投入的治理绩效和政治成绩，增加自身政绩竞争与政治晋升筹码等。当双方在公共物品供给 中的互动关系深刻嵌入到乡土逻辑与政治 ／行政逻辑，也就构成“诱致性供给过剩”的生产机理，亦 即上文所述，政府项目诱导和激励下的村庄竞争，以及村庄优势吸引下的政府项目投入。本文将

１１０ 华　南　农　业　大　学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第 ３期 这一逻辑概括为“项目激励—社会竞争—资源吸附”，下面结合实践经验展开具体论述。 （一）项目激励 通常意义上的项目激励具有非正式内涵，表现为利益化激励和特惠性激励。如县乡政府及其 部门通过对项目“剩余控制权”的让渡，给予村级组织或村干部一定的项目收益（项目管理费），以 提高其承接项目的热情与动力［１８］；还有就是县乡党委、政府通过向村级组织或村干部承诺特惠型 项目，动员其承接普惠型项目建设。与非正式化项目激励不同，本文所述的项目激励是在项目化 制度安排下展开，具体指向的是项目诱导与引导，具有正式化特点。这一正式化项目激励机制，在 宏观上源于政社合作型公共物品供给模式下，政府对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项目支持，村庄能够根 据自身需求从政府项目库中“点单”申请项目资源，弥补自主供给公共物品能力的不足。特别是在 村庄治权弱化与集体经济“空壳化”的后税费时代，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主要资金来源于政府财政 转移支付，项目资源自上而下输入对村级组织的激励更是不言自明。 在中观层面，项目激励的主要表现是吸引村级组织参与项目竞争，引导村庄进行公共物品供 给配套以及积极开展公共建设与公共治理。这里的吸引和引导在实践中主要包含以下三重机制： 一是政策性资源倾斜，即根据国家政策设计与治理需求，进行相关财政配套，设置相关专项或 非专项项目。无论是可统筹的非专项项目，还是不可统筹（但有的能整合）的专项项目，在国家政 策意志主导下，都会产生短期集聚效益，激发着村庄项目建设热情，刺激村庄进行公共物品供给。 如广东佛山 Ｎ镇，自 ２０１８年以来，镇级财政投入美丽乡村建设的项目资金就超过 ２５亿元，加上中 央预算内 资 金 和 地 方 政 府 配 套 资 金，五 年 内 累 计 投 入 项 目 资 金 接 近 ４０亿 元 （访 谈 编 号 Ｎ２０２２０７２１Ｘ）①。项目资源短期内在农村建设领域的集聚，并不必然诱发村庄公共物品供给的普遍 过剩，但容易造成部分村庄公共建设的冗余，这就涉及半竞争性资源分配与级差化成本分担的项 目制度运作问题。 二是半竞争性资源分配，即政府项目资源并非平均分配的，而是实施紧缺性、差额化配置，就算是 普惠性项目，也会存在阶梯化推进，不是各村同步进行。所以，在项目资源差额配置与项目需求普遍 的供需张力下，村级组织需要展开资源竞争，以获取项目指标。但这种竞争又并非完全开放公平和市 场化的，而是政府意志、村庄意愿与社情村况的综合，掺杂着多重考量，具有半竞争性特征。其中包括 地方与基层政府根据自身政治与政策需求，有选择地向部分村庄主动输入项目资源，进行强制性供 给；还包括村庄为获取项目立项，利用信息优势、关系资源等进行项目竞争的行为。而在 Ｎ镇，各村为 提高项目竞争效力，更是采取内外分工方式，由村书记（村主任）专门负责向上“跑项目”。 三是级差化成本分担，亦即项目建设与治理成本不是由委托方或代理方单独承担，而是在打 包、分包与接包的多方主体之间进行比例分担，在有小组集体经济的农村地区，甚至村民小组也构 成成本分担主体。如 Ｎ镇项目管理制度规定，除村级公共建设外，所有涉及各村民小组的公共建 设项目，如“四小园”建设、“三楼”建设、路面黑化与广场建设等，都由镇、村、组三方共担成本。其 中，政府财政出资 ４９％，行政村和村民小组各承担 ２５．５％（访谈编号 Ｌ２０２２０７１８Ｓ）。在湖北京山与 江西九江等地农村，因村集体经济羸弱，“小农水”、道路、公园和广场等公共物品供给，多数实行的 是两级成本分担，即政府财政担负 ６０％，村集体统筹 ４０％，有的甚至是政府负担 ９０％，村集体统筹 １０％。在级差化成本共担机制下，村级组织搭政府财政“便车”进行项目建设的热情被激发，村民 小组共享村集体经济的“占用”动机被调动，村庄公共物品呈现竞争性供给特征。而村组“搭便车” 与“占用”的频度越高，其公共物品供给的负担也就越重，由此只能通过更加积极地申请新项目，来 覆盖资金缺口、缓解债务压力。 ① 访谈资料根据相关乡镇和村庄名称的首字母、访谈日期和时段进行编号，如 Ｎ镇农办 ２０２２年 ７月 ２１日下午的 访谈，访谈编号为：Ｎ２０２２０７２１Ｘ。

第 ３期 金江峰：农村公共物品的“诱致性供给过剩”及其治理 　１　１１　 （二）社会竞争 从政策与制度层面看，财政政策倾斜和项目资源分配制度，会诱使村庄进行项目竞争和进行 公共物品供给。其中关键在于，村庄有项目建设需求以及村组干部“搭财政便车”与“占用”公共资 源的动机被激发。但政策和制度因素只是诱发机制，是村庄公共物品供给过剩的必要而非充分条 件。从村庄场域看，村级组织和村组干部之所以积极展开项目竞争，背后还勾连着其社会竞争的 逻辑，即作为村庄当家人的村组干部，需要通过公共建设与公共治理等公共物品供给，彰显其治理 能力、社会权威与福利供给能力等，进而获取体制化或社会性的认同、面子与地位等。所以，由于 能力与权威认同、面子和集体福利等构成的社会竞争，进一步诱发了村庄进行项目建设的热情，并 构成村庄公共物品供给过剩的关键助推因素。 其一，认同竞争，包括上级政权的能力认可和社会的权威认同。在政社合作型公共物品供给 模式下，村庄向上争取项目的数量与资源体量，反映着村级组织和村干部的竞争能力和治理能力， 同时关系着村民对其社会评价和权威认同。村级组织和村干部从外部争取的项目资源越多，说明 上级政权对其治理能力越认可，同时也表明上级政权对村庄的重视程度越高。而项目化公共物品 供给的数量与质量，虽不必然提高村民对村级组织和村干部的社会评价，但却能够使其在村庄之 间的横向比较中，获得集体优越感和社会荣誉感，从而增加对村级组织和村干部的权威认同。反 之，村级组织和村干部的项目竞争能力较弱，村庄公共建设和公共治理较差，在村民看来则说明干 部能力不行，会直接影响到村民对其社会评价和权威认同。按照佛山 Ｎ镇 Ｌ村梁委员的说法是： “村民的想法很简单，如果 Ｌ村建设得比其他十几个村好，别人会羡慕，他们脸上也有光，自然会想 到村干部的功劳，增加对村干部的认可；要是 Ｌ村搞得最差，那大家就会觉得这届干部的能力不 行、得不到上面的支持，自然也不会从心里认可（村干部）。”（访谈编号 Ｌ２０２２０７０９Ｓ）正是在这种社 会评价体系内，村级组织和村干部为证明自身能力和得到上下认同，往往会产生争取项目和搞大 项目的心 理。甚 至 出 现 Ｎ镇 Ｚ村 潘 书 记 所 说 的 “死 也 要 做 第 一”的 做 项 目 心 态 （访 谈 编 号 Ｚ２０２２０７２３Ｘ）。这里的“死也要做第一”不仅是在项目资源竞争上的第一，更加关键的是在项目建 设上争取“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高标准、高规格建设。 其二，面子竞争，主要是村组干部集体性与个体化的面子竞争。来自上级政权和村庄社会的 认可与评价，是村级组织和村干部争取项目和进行公共建设、公共治理的外部动力，虽也关涉着村 干部的面子竞争，但主要还是体制化与社会性的功能实践。而村组干部基于个人在同辈群体中的 同行压力，展开的面子竞争，则构成其进行公共物品供给的内部动力，是集体性与个体化的面子实 践。这一面子竞争实践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纵向上的面子竞争，即村组干部在纵向历史比 较中，不能比原来的村组干部做得差，否则会遭遇来自村庄的不良评价。特别是不能比前一两届 的村组干部在公共建设和公共治理中表现得差，不然将面临村民的比较压力和舆论影响。在 Ｎ镇 Ｌ村陈委员看来：“选上村‘两委’干部说明在村里有脸面，能得到村民的信任。但如果村庄建设和 治理搞得不好，被大家议论比不上上一届干部，我们就丢了面子，在村里也抬不起头。”（访谈编号 Ｌ２０２２０７１５Ｘ）所以，在村庄舆论评价、纵向比较与面子竞争下，村组干部只能做得比前任干部好，让 村民在公共建设和公共治理中感受到真正的实惠，否则就会出现信任危机和面子剥夺。二是横向 上的面子竞争，主要是村组干部在同辈群体中的面子实践，即在村庄公共物品供给中比其他村组 干部做得好，否则会面临面子压力。这在行政村层面，Ｚ村潘书记的“死也要做第一”最为典型；Ｌ 村张书记虽未表明要争第一，但出于维护村庄“老先进”地位，自 ２０１８年以来 Ｌ村累计自筹资金将 近 １亿 元，建 设 了 灯 光 球 场、文 化 室、图 书 馆、村 心 公 园、休 闲 广 场 和 游 泳 馆 等 （访 谈 编 号 Ｌ２０２２０７０７Ｘ）。在村民小组层面，小组长的公共物品供给动力，受到面子竞争影响更大，这在 Ｌ村 的 ９个村民小组之间表现得十分明显。调研过程中，多数小组长在进行自我评价时，总会列举小 组公共建设的变化，如比其他小组多修了几个公堂、宗祠、文化楼，多建了几个小广场、小公园，硬

１１２ 华　南　农　业　大　学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第 ３期 化了多少里村道，增加了多少个停车位等。如果在小组建设上落后，小组长会觉得没有面子，大家 一起喝早茶的时候说话都没那么硬气。 其三，集体福利竞争，在村级层面可以看作是村级组织和村干部围绕集体利益展开的项目竞争， 在村庄内部则表现为村干部或村民小组长基于本小组公共福利进行的集体资源竞争，主要是对村集 体经济的福利分配竞争。特别是在村庄“共有”经济模式下，村集体经济收入来源于各村民小组土地 收益的让渡，会刺激小组之间进行集体利益争夺，以维持村庄社会的正义平衡感。如在 Ｎ镇 Ｌ村，村 集体经济合作社每年从各小组土地收益中的公共“提留”近 ３０００万，其中 ２０００万用于公共开支，剩下 １０００万左右作为各村 民 小 组 项 目 建 设 的 配 套 资 金，刺 激 着 小 组 之 间 的 资 源 竞 争 行 为 （访 谈 编 号 Ｌ２０２２０７０７Ｘ）。所有村民小组长都认为，这些钱是集体的，自己不去争取就被其他小组用掉了，会被村 民认为保不到本，要被指责。而集体的钱用得越多，村民会觉得小组长能力越强，虽然小组也要负债， 但主要是从每年的提留中扣除，大家不用分摊，于村民分红没有影响。由此，在 Ｌ村出现各小组之间 为搭政府的“便车”、占集体的便宜，竞相建设的局面，很多小组甚至修建三四个小公园、运动场，各种 公堂、宗祠、活动室、文明楼和文化楼等更是多达七八座。在项目支出上，有的小组在项目预算只有 １００万的约束下，单一座祠堂就超支 ６００多万，本来只需花 ５万元（两根）的罗马柱和 ０．６万元（两棵） 的罗汉松，分别就花了 １００万和 ７万。在访谈时，该小组长表示：“钱反正是集体的，大家一起用，下沙 （村）用得还不算多，像隆兴（村）前两年一下就花了上千万。”（访谈编号 Ｌ２０２２０７１２Ｓ）而在其他小组 长看来，修个祠堂花了 ７００多万，算是占了大便宜，给组里争到了好处。 （三）资源吸附 政府项目激励与村庄社会竞争的叠加，构成农村公共物品供给过剩的必要条件。在村庄社会 竞争诱导下，部分有着项目竞争与资源配套能力的村庄会脱颖而出，实现村庄公共物品的超标准 供给。这种“超标”建设同时也超出了政府的项目预期，使其变成了政策引导下的典型村。这部分 典型村在地方及基层政府打造亮点的政绩驱动下，会吸引更多项目资源，自下而上的资源吸附最 终导致了村庄公共物品的供给过剩。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实践看，村庄自下而上的资源吸附主要 有两种方式： 一是整体性吸附，即由上级党政机关统一打包项目资源，进行村庄公共物品供给的吸附机制。 整体性吸附主要遵循的是“造点”逻辑，是上级党委和政府在村庄建设基础和资源优势吸引下，希 望搭乘村庄公共建设和公共治理的“便车”，以较低成本投入获取较高政治绩效。以 Ｎ镇 Ｌ村与 Ｚ 村为例，两个村庄在美丽乡村建设中都因超预期建设，变成了地方乡村振兴和人居环境整治的典 型村，吸引了区、镇两级政府的大量项目资源。最近五年，仅政府在 Ｚ村投入的项目资金就接近 １ 亿元（村庄自筹资金超过 ３．８亿元），修建了 １８座文化休闲公园、４０多座亭台、近 ３０间公共厕所和 扩建改建了 ６０多座大小桥梁等（访谈编号 Ｚ２０２２０７２３Ｘ）。在 Ｌ村，２０１９和 ２０２０两个年度，政府对 Ｌ村隆兴小组的项目投入就达到 ３８００万元，修建起了村级游步道、休闲广场、小公园、绿道、村史 馆、书院和图书馆等（访谈编号 Ｌ２０２２０７０８Ｘ）。大量项目资源向部分村庄的聚集，带来村庄公共物 品供给的结构性过剩，导致了项目资源的浪费和部分公共物品利用效率不高。比较典型的是，部 分公共厕所的空置，村史馆、书院和图书馆的闲置等，村庄还需投入大量资金，对其进行维护。如 Ｎ 镇规定要按照超市标准一天 ８次打扫公共厕所，村庄需要请 １—２名保洁员，专门负责一个公厕的 清洁卫生，这项花费每人每月就得数千元（访谈编号 Ｌ２０２２０７１９Ｘ）。 二是部门化吸附，与地方党委、政府统一打包下的整体性资源吸附不同，部门化吸附主要是指 村庄自下而上分别吸纳上级政府部门项目资源的过程。政府部门之所以会主动将项目资源投向 部分村庄，既可能出于地方“造点”的政治裹挟或资源统筹，更加直接的原因是部门希望借助村庄 建设基础和资源优势，保证项目资源的有效落地，获取部门化的政绩。按照 Ｎ镇 Ｌ村罗委员的说 法：“交通局、文广旅体局和农业农村局这些部门知道，把项目投到 Ｌ村上面领导容易看到，能产生

第 ３期 金江峰：农村公共物品的“诱致性供给过剩”及其治理 　１　１３　 政绩。他们也知道，Ｌ村有能力把项目实施下去，甚至很多时候建设都超过了他们的预期。”（访谈 编号 Ｌ２０２２０７１１Ｘ）在部门化吸附下，各政府部门的借势考量和分散性资源投入，会带来村庄部分 公共物品供给的功能性过剩，如 Ｌ村的六兴村（小组）就因组织部门与民政部门的分散投入，分别 建设了两个村民小组议事厅，导致其中一个议事厅变成了棋牌室，摆满了麻将桌。另外，Ｌ村的各 种公堂、祠堂、文明楼和文化楼等，亦因部门分散资源投入，走向公共活动空间的“内卷化”，有的村 民小组甚至一个房支建一个公堂，造成公共设施的日常闲置和浪费。 四、“诱致性供给过剩”的有效治理 前文结合调研经验，从政府、村庄和政村互动三个层面，讨论了政府项目激励、村庄社会竞争 与政村资源吸附三重机制，如何共同形塑了农村公共物品的“诱致性供给过剩”问题。其中，政府 政策资源倾斜与项目制度运作，是诱发农村公共物品供给过剩的前置条件；村级组织和村组干部 围绕认同、面子与集体福利的社会竞争，是助推农村公共物品供给过剩的关键因素。在项目激励 与社会竞争的叠加效应下，部分有着竞争优势和配套能力的村庄，实现了超标准和超预期建设，成 为典型村，吸引着地方及基层政府的注意力，进而吸附了更多的项目资源，造成公共资源的不均衡 不合理聚集，最终形成政府和村庄相互诱导与吸引下农村公共物品的结构性与功能性供给过剩， 出现部分公共物品的空置、闲置与低效利用。农村公共物品的“诱致性供给过剩”，不仅会造成国 家项目资源的浪费和村庄间的分化，同时会诱发公共建设与公共设施维护的村级债务问题。如 Ｎ 镇 Ｌ村每年仅用于公共厕所维修保洁的支出就上十万元；在公共建设上的负债更是巨大，负债最 少的村民小组都有 ３００多万，最多的有近千万。而那些高标准、高投入的书院、公堂、文化楼和村史 馆等，却因失修与失管走向房顶破漏和设施腐朽。 从农村公共物品强制性供给过剩与“诱致性供给过剩”的比较看，强制性供给过剩会带来项目 资源向部分村庄的聚集，导致村庄公共建设和公共治理的“马太效应”，即公共物品供给丰富的村 庄愈加丰富、供给紧缺的村庄越发紧缺［１９］；“诱致性供给过剩”同样会引发公共资源的集聚效应， 并造成村庄间的分化和资源的浪费。但“诱致性供给过剩”的形塑逻辑不同于强制性供给过剩简 单地自上而下资源输入，而是政府与村庄之间相互诱导和吸引的产物。所以，化解农村公共物品 “诱致性供给过剩”问题，不能简单遵循强制性供给过剩的项目资源普惠化解决方案，或是理想化 地强调竞争规制和执行监管［２０］，而是需要结合“诱致性供给过剩”的形塑机制，提出切实可行的对 策方案。基于农村公共物品“诱致性供给过剩”的具体形塑机制分析，无论是政府项目运作机制， 还是村庄社会竞争机制，抑或政村之间的资源吸附逻辑，其背后普遍反映着政社合作型公共物品 供给模式下，政府与村庄之间是一种相互配合与影响关系。政府希望通过项目资源诱导村庄进行 公共物品投入，村级组织和村组干部则希望借助政府项目满足公共建设需求和个人诉求，二者互 相搭乘着对方的“便车”，最终造成公共物品的不均衡不合理供给，以及部分村庄公共物品的冗余、 浪费和低效利用等。因此，化解农村公共物品“诱致性供给过剩”，提升公共物品供给均衡性与合 理性水平的核心是，如何对政府财政与村集体经济等“公共池塘资源”进行有效治理，抑制政府、村 级组织和村组干部的“搭便车”与政治 ／社会竞争裹挟资源竞争等行为。 对于公共池塘资源的有效治理问题，公共选择理论有着诸多论述，但多是基于模糊秩序下的 资源竞争和公共物品供给不足出发，尚未对“公有”“共有”经济结构下的公共池塘资源治理和公共 物品供给过剩问题提出可靠方案。本文认为在资源结构和政社合作型公共物品供给模式不变情 况下，化解部分村庄公共物品供给过剩问题，主要应当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制度创新： 其一，实行包干式资源投入，增加县级政府的资金统筹比例，根据地方财政配套能力，设置公 共建设与公共治理专项包干资金，级差化或均等化打包公共物品供给的项目资金，由村级组织在 项目库中自主选择公共物品供给类型，规避项目资源的低效集聚和村庄间公共物品供给的分化。

１１４ 华　南　农　业　大　学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第 ３期 同时，在包干式资源投入下，村庄可以根据自身能力与需求，统筹进行公共建设和公共治理，能够 保证公共物品供需平衡，并有效化解村级债务和公共物品闲置、失修、失管与退化等问题。其二， 实施监管结合的村财制度，不仅要强化“村财镇管”制度，同时应当加强基层政权对村级收入分配 的监督，尤其是对村庄项目建设支出需要进行科学论证与严格监督，避免村庄内部竞争导向下的 资源浪费和过度建设。其三，落实村级民主参与制度，真正畅通村民的民主决策、民主监督和诉求 表达渠道，确保公共物品供给与需求的有效衔接，提升“共有”“公有”公共池塘资源的利用效率，避 免为竞争而建设、为建设而建设和为“搭便车”而建设等。 从制度结构层面看，上述制度创新是“三位一体”的，缺失政府监管和村级民主，包干式资源投 入有可能带来资源的“精英俘获”和无效利用。而没有包干式资源投入，政府监管就容易失去抓手 和力度，村级民主也缺乏运作平台，公共物品供给亦难避免陷入供给过剩、不足和分化困境。 五、结论与讨论 进入分配型国家政权建设阶段，农村公共物品的主要供给模式是政社合作型。政府功能的嵌 入既能够有效弥补村庄自主提供公共物品能力不足问题，同时也容易带来部分村庄公共物品的供 给过剩。其中，地方政府打造“亮点”意志主导下的强制性公共物品供给过剩是为典型，而项目激 励、社会竞争和资源吸附逻辑下公共物品的“诱致性供给过剩”则具有非典型意义。二者之间的区 别表现在主导力量、形成路径、形塑机制与表现形式等方面的不同。“诱致性供给过剩”更多地表 现为政府与村庄之间相互诱导和吸引带来的资源聚集，具有结构性与功能性双重过剩特征。其背 后的深层原因是，在项目资源激励下，村级组织和村组干部试图搭政府财政“便车”进行公共物品 供给，而村组之间的项目竞争又嵌套着社会竞争，刺激村级组织和村组干部围绕认同、面子与集体 福利等积极投入公共物品供给；其中，部分有着竞争优势、资源优势与配套能力的村庄，逐渐成为 典型村，吸引着上级党政机关的注意力，诱发其搭村庄资源“便车”的冲动，使得部分村庄吸附了更 多项目资源投入，从而造 成 公 共 物 品 的 供 给 过 剩。 农 村 公 共 物 品 “诱 致 性 供 给 过 剩 ”的 治 理 方 案 是，对政府财政和村集体经济等“公共池塘资源”进行有效治理，抑制政府和村庄相互“搭便车”的 行为，具体可通过包干式资源投入、监管结合的村财制度和村级民主参与制度等创新进行化解。 不同于既有研究对公共物品供给不足的关注，本文讨论了在政社合作型模式下的公共物品供 给过剩问题，具体是探讨非典型案例中的“诱致性供给过剩”。这对拓展公共物品供给理论研究视 域有所裨益，特别是在多数研究只关注到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不足或强制性供给过剩现状下，对公 共物品“诱致性供给过剩”的分析，有助于发现公共物品供给过程中社会行为者的另一个面向。而 有关村庄社会角色与行动的发掘，客观上能够细化公共选择理论下政府与社会互动的微观机制， 如外部诱导下的社会竞争，优势吸引下的资源吸附，发现波兰尼所谓“多中心秩序”中不同制度、规 范与秩序间的嵌套性与互构性关系。在公共物品供给秩序的互相嵌套与相互建构下，“公共池塘 资源”的治理有可能是奥斯特罗姆笔下多元主体之间围绕权责边界、治理规则与协商系统等的制 度建构，也可能需要重申“公有或共有池塘资源”的公共性，建立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占 有”与分配制度，发挥政府在当中的调配监督功能和社会的参与决策功能，保证“公共池塘资源”的 公平公正和按需分配，避免资源的集聚、浪费、低效利用和村庄间公共物品供给的分化。 参考文献： ［１］贺雪峰，桂华．农村公共品性质与分配型动员［Ｊ］．开放时代，２０２２（４）：５１－６１． ［２］申端锋．乡村治权与分类治理：农民上访研究的范式转换［Ｊ］．开放时代，２０１０（６）：５－２３． ［３］王振标．论村内公共权力的强制性———从一事一议的制度困境谈起［Ｊ］．中国农村观察，２０１８（６）：１２－２５． ［４］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 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２：４６．

第 ３期 金江峰：农村公共物品的“诱致性供给过剩”及其治理 　１　１５　 ［５］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经济学：第十七版［Ｍ］．萧琛，主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２００４：２９． ［６］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Ｍ］．陈郁，郭宇峰，李崇新，译．上海：格致出版社，２０１５：３． ［７］ＴＳＡＩＬＬ．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ｗｉｔｈｏｕｔ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ｓｏｌｉｄａｒｙｇｒｏｕｐｓａｎｄｐｕｂｌｉｃｇｏｏｄｓ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ｉｎｒｕｒａｌＣｈｉｎａ［Ｍ］．Ｃａｍ 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７． ［８］埃利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Ｍ］．余逊达，译．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２０００：２７８． ［９］陈潭，刘建义．农村公共服务的自主供给困境及其治理路径［Ｊ］．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１（３）： ９－１６． ［１０］沈满洪，谢慧明．公共物品问题及其解决思路———公共物品理论文献综述［Ｊ］．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 版），２００９（６）：１３３－１４４． ［１１］叶敏．政策执行的“亮点工程”及其生产逻辑———以 Ｘ市新农村建设的政策过程为讨论基础［Ｊ］．甘肃行政学 院学报，２０１６（６）：１９－３０． ［１２］卢青青．经营村庄：项目资源下乡 的 实 践 与 困 境 ［Ｊ］．西 北 农 林 科 技 大 学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２０２１（６）：１０－ １９． ［１３］周雪光．项目制：一个“控制权”理论视角［Ｊ］．开放时代，２０１５（２）：８２－１０２． ［１４］李祖佩．论农村项目化公共品供给的组织困境及其逻辑———基于某新农村建设示范村经验的实证分析［Ｊ］．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２（３）：８－１６． ［１５］李祖佩，钟涨宝．“经营村庄”：项目进村背景下的乡镇政府行为研究［Ｊ］．政治学研究，２０２０（３）：３９－５０． ［１６］梁晨．村庄经营者与“钓鱼”经营：项目进村背景下的村干部———以华北 Ｐ县西水村为例［Ｊ］．北京工业大学学 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１（３）：２８－３７． ［１７］余成龙，冷向明．“项目制”悖论 抑 或 治 理 问 题———农 村 公 共 服 务 项 目 制 供 给 与 可 持 续 发 展 ［Ｊ］．公 共 管 理 学 报，２０１９（２）：１４７－１５８． ［１８］金江峰．分散控制权：理解项目下乡实践困境的一个视角［Ｊ］．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２（１）：７４－８２． ［１９］叶敏，李宽．资源下乡、项目制与村庄间分化［Ｊ］．甘肃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１４（２）：１４－２１． ［２０］李博．项目制扶贫的运作逻辑与地方性实践———以精准扶贫视角看 Ａ县竞争性扶贫项目［Ｊ］．北京社会科学， ２０１６（３）：１０６－１１２． ＩｎｄｕｃｅｄＯｖｅｒｓｕｐｐｌｙｏｆＲｕｒａｌＰｕｂｌｉｃＧｏｏｄｓａｎｄＩｔｓ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ＪＩＮＪｉａｎｇｆｅｎｇ （Ｃｈｉｎａ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ｆｏｒＲｕｒ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ｉ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ＣｅｎｔｒａｌＣｈｉｎａ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９，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ｔｐｒｅｓｅｎｔ，ｐｕｂｌｉｃｇｏｏｄｓｓｕｐｐｌｙｉｎｒｕｒａｌａｒｅａｓｉｓｉｎａｍｏｄｅｏｆ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ｃｏｏｐｅｒａ 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ｍｕｔｕａｌｉｎｄｕｃ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ｏｎ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ｈｅｖｉｌｌａｇｅ， ｗｈｉｃｈｍａｙｅａｓｉｌｙｂｒｉｎｇａｂｏｕｔｌｏｗ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ｗａｓｔｅａｎｄｕｎｂａｌａｎｃｅｄｓｕｐｐｌｙｏｆ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ｅｖｅｎｔｕａｌｌｙ ｌｅａｄｔｏ″ｉｎｄｕｃｅｄｏｖｅｒｓｕｐｐｌｙ″ｏｆｒｕｒａｌｐｕｂｌｉｃｇｏｏｄｓ．Ｔｈｉｓ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ｍａｉｎｌｙｃｏｍｅｓｆｒｏｍ ａｔｒｉｐｌｅｍｅｃｈａ ｎｉｓｍ—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ｔｏｐｄｏｗｎ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ｖｉｌｌａｇｅｃａｄｒｅｓ′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ｓｏｃｉａｌ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ｖｉｌｌａ ｇｅｓ′ｂｏｔｔｏｍｕｐ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Ｔｏｔａｃｋｌｅｔｈｉｓｐｒｏｂｌｅｍ，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ｌｉｋｅａｌｌ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ｉｎｖｅｓｔ ｍｅｎｔ，ａ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ｖｉｌｌａｇｅ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ｏｎｖｉｌ ｌａｇｅｌｅｖｅｌ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ｔａｋｅｎ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ｍａｎａｇｅｔｈ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ｎｄ″ｃｏｌｌｅｃ ｔｉｖｅ″ｉｎｔｈｅｃｏｍｍｏｎｐｏｏ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ｔｏｔｈｅｃｏｕｎｔｒｙｓｉｄｅ；ｐｕｂｌｉｃｇｏｏｄｓｉｎｒｕｒａｌａｒｅａｓ；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ｙｓｔｅｍ；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ｐａｒｔｉｃｉ ｐａｔｉｏｎ

华 南 农 业 大 学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 ２０２３年第 ３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第 ２２卷）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 行政嵌套自治与现代简约治理 雷望红 （中南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０００） 摘　要：我国进入到强国家时代，基层治理行政化趋势不断增强，行政和自治关系发生变化。广东潮州 Ｚ镇通过重选村庄头雁、赋予制度空间、激活村干部治村动力，对村庄内生型自治结构进行改造，构建了 行政嵌套自治的乡村关系结构。行政嵌套自治强调行政力量对自治力量的总体性控制，以及自治力量 在总体性控制之下的自主空间。在具体实践中，行政嵌套自治通过任务包干制、压力释放术和策略批评 法等工作机制进行责权分配和矛盾协调，呈现出乡村关系结构稳固和基层治理有效的特点。行政嵌套 自治遵循目标导向、建设导向和协作导向的治理逻辑，强调权力简约、制度简约和目标简约，符合国家发 展要求和基层治理实际，是现代简约治理的典型实践形式。 关键词：乡镇行政；村庄自治；简约治理；有效治理 中图分类号：Ｄ４２２．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０２０２（２０２３）０３－０１１６－１１ 一、行政与自治关系研究现状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国改革开放迈出新步伐，深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随着国家财政支出能力增强、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和技术治理手段的运用，我国乡村治理进入强 国家阶段［１］。国家力量不断加强，其中一个重要表现是行政力量不断渗透进社会治理体系中，由 此改变了行政与自治的关系。 有研究指出，当前我国的村级治理呈现出行政势强、自治势弱的非均衡态势，村民参与自治的 责任感越来越弱，甚至出现了“自治空转”现象［２］。贺雪峰发现在建设服务型基层组织过程中，出 现了过程替代结果，形式替代内容，表面工作替代实质工作的问题，认为规则下乡形成对基层自治 空间的挤压［３］。陈义媛通过对成都市村公资金进行研究，发现随着村公资金日益程序化、正规化， 且被切割以应付行政任务，出现了“行政吸纳自治”的局面［４］。在基层治理行政化趋势下，出现了 行政包办取代社会动员、行政本位虚化农民参与等问题，由此造成基层治理能力弱化［５］。农村基 层组织在行 政 化 目 标 导 向 下 所 引 发 的 消 极 治 理，在 一 定 程 度 上 会 加 剧 乡 村 社 会 的 去 公 共 化 困境［６］。 然而，“行政”与“自治”并非不可兼得的二元对立关系，二者都是基层治理中的关键要素［７］。 一些研究者通过研究发现，行政力量的妥当运用有助于促进基层自治和有效治理，具体可以分为 两种视角：一种是制度视角，这一视角认为行政制度的输入有助于规范自治空间。一方面，通过制 度输入重塑村庄内部规范，加强基层自治组织建设，促进基层治理规范性与有效性的平衡［８］；另一 方面，行政力量可以将国家的“硬规则”以柔性的方式导入农民生活实践，通过思想引导等方式推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０２－０９　　　ＤＯＩ：１０．７６７１／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０２０２．２０２３．０３．０１１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２０ＣＳＨ００２） 　作者简介：雷望红（１９９１—），女，湖北荆州人，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基层治理、城乡教育。 Ｅｍａｉｌ：ｌｅｉｗａｎｇｈｏｎｇ＠１６３．ｃｏｍ

第 ３期 雷望红：行政嵌套自治与现代简约治理 　１　１７　 动实现国家要求和社会实际的统一［９］，规则下乡为农民的政治参与、理性协商提供了制度空间和 规则引导［１０］。另一种是资源视角，这一视角认为行政化实际上是一个资源输入的过程，有助于为 基层组织积累治理资源，提高治理水平。比如，在贵州河镇 １＋５寨管家自治组织建设中，政府通 过外部行政力量为自治注入其有效运转所需的要素，推动实现了村寨的有效自治［１１］。再比如，国 家对社区居委会的行政赋权，也可以转化为身份赋权和行为赋权，为提高社区居委会治理能力注 入关键要素［１２］。行政力量可以通过事件输入、干部下沉、组织再造等方式为村社输入资源，实现 “行政激活自治”［１３］。 从基层治理实践来看，随着国家力量深入到乡村社会，行政力量与自治力量进行了深度互动， 形成了不同的治理样态和治理效果。既有研究对于行政和自治互动关系的理解，多是将之放置在 村庄社会的具体情境中，一是从单一任务或单一行动中探讨行政与自治的关系，二是着眼于内部 视角，站在自治的角度看行政与自治的关系，但是缺乏整体视野和外部视野，无法对行政与自治之 间的关系进行总体认识和稳态把握。本文将从乡村关系的角度理解行政与自治的关系，这一研究 视角具有整体性、外部性和稳定性，一方面更能把握行政与自治、乡政与村治的合理边界，构建更 稳定的结构性关系，另一方面有助于探索基层社会积极的乡村关系模式和有效的乡村治理模式。 张厚安将农村基层政权组织体系及其架构概括为“乡政村治”，“乡政”是乡镇一级政权，是国 家依法设在农村最基层的一级政权组织；“村治”是村民委员会，是农村最基层的群众性自治性组 织［１４］。可以说，前者代表着国家力量，具有更强的行政性，后者代表着社会力量，具有更强的自治 性。本文借用张厚安对于农村基层政权组织的定义，将乡镇政权作为行政力量的代表，将村级组 织作为自治力量的代表。２０２２年 ７月，笔者在广东潮州 Ｚ镇调研 ２０天，其中在 Ｚ镇 Ｓ村① 驻村调 研近 ２周，后期转移到乡镇调研 １周，通过对乡镇领导、村干部、党员代表和普通村民进行深度访 谈，全面了解了村庄历史、村庄建设、村民诉求和乡村关系等内容。调研中发现，党的十八大之前， 当地村级组织形成 的 是 内 生 型 自 治 组 织，但 因 享 有 高 度 自 治 权 而 出 现 治 理 失 序。 党 的 十 八 大 之 后，在乡镇政权着力调整下重建了外生型自治组织，重新调整了乡村关系，塑造了行政嵌套自治的 乡村关系结构，有效地推动了乡村治理新局面的形成。 二、村庄治理失序的结构困境 １９８０年，我国村民自治制度从广西宜州合寨村开启，继而向全国推广。村民自治的核心是通 过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推动广大农民群众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 务。然而，随着村民外出务工，村庄结构发生变化，村庄民主缺少一定的内生力量，村民自治逐渐 演变为村级组织自治，即村民自治权利实际由村干部掌握，甚至出现部分村干部垄断自治权力谋 取私利的问题，从而导致村庄治理的涣散和失序。 实行村民自治制度，意在给予村庄社会更大的自主权力和治理空间，依靠村庄社会的内生力 量推动村庄实现有序治理。村庄社会实行村民自治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村庄的事情由村民和村干 部自己做主，村民和村干部拥有了一定的自主空间，一方面有助于激发村民内生动力和村庄内在 资源，另一方面则有助于回应村民和村庄的整体诉求。理想的村庄自治是内生型的村民自治，即 村民主动参与和积极关心村庄事务，能够进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从而形 成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局面。在一段时间里，一些地区的村民自治制度运转良好，尤 其是在宗族地区。原因在于，宗族地区具有良好的社会基础，村民之间相互信任，关心公共事务， ① 为了遵循学术规范，本文所涉镇村的地名和人名均为化名。

１１８ 华　南　农　业　大　学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第 ３期 对村庄充满感情，村庄治理容易激活内生力量，形成内生型的村庄自治。不过，村民自治制度在实 际运行过程中，会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而导致制度失灵，比如村民外出务工影响村庄事务的关 注度和执行力，在选举过程中受到姓氏力量的影响形成派性政治，具有威望的村干部因长期执掌 村庄事务而形成权力垄断等等，从而使得村庄治理陷入结构性困境中。 党的十八大之前，Ｚ镇的村民自治制度总体上遵循村庄自治的原则，坚持“大稳定，小调整”， 乡镇将村庄社会治理的主导权交给村干部。然而，在新一届村书记换届时出现令人意想不到的情 况：全镇 ２１个村中就有 ６个村的村书记联审不过关。村书记联审不过关背后反映的是村庄自治的 困境。以 Ｚ镇 Ｓ村为例，该村前任村书记李彦江 ２００８年—２０２０年担任村书记，在担任村书记前几 年，李书记为村民和村庄做了大量工作，比如硬化道路、接通自来水、化解村“两委”的债务、积极为 村里争取项目等，由此积累了较高的威信。正是由于李彦江书记能力强，在村内享有权威，以至于 他变得有些狂妄，不仅在村里一手遮天，而且也不把乡镇领导放在眼里。李彦江书记在任期间，私 自将村里的集体山林以极低价格长期承包出去，造成村集体资产事实流失。他还联合部分时任村 干部，假借其他村民名义冒名领取危房改造资金，由此造成村集体资产流失和村庄正义被侵蚀。 对待上级领导，有村民反映李彦江有次与乡镇干部吃饭，不知为何原因要打人大常委会主任，镇长 都拦不住，只有乡镇党委书记能够劝住他。这意味着，村干部主导的村庄自治格局出现治理失灵， 不仅村庄内部治理失效，而且乡镇对其也难以进行管控。如果继续放任村干部在缺乏约束的情况 下进行村庄治理，不借助外在力量纠偏，不仅会使得村集体资产进一步流失，而且会造成村级治理 逐步失序。因此，Ｚ镇借助村“两委”换届选举之机强力进行纠偏，对村庄自治结构进行改造。 三、行政嵌套自治的基本构造 在党的十八大之前，国家给予了村级组织充分的自治空间和自主权力，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村 庄社会的内部治理，但是也出现了基层组织“软弱涣散”和治理失序的乱象。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的过程，既是国家基础能力不断提升的过程，也是国家不断塑造社会的过程。党的十八大之后，乡 镇政权着力对村级组织进行整顿，通过行政力量介入重塑村庄自治结构，推动村庄治理实现内生 型自治向外生型自治的转变，形成行政嵌套自治的关系结构。 （一）中等富人：行政嵌套自治的“头雁”选择 村书记是村级组织的领头雁，村庄治理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村书记的能力。在既有治理 格局之下，大量事务向乡村输入，乡镇政府要推动任务执行和落地，高度依赖村书记的能力和态 度。谁来治理村庄是基层治理的重要命题，梳理已有研究发现大致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富人治村， 富人能力强、能量大、办法多，具有极强的治理能力，但是富人容易把村庄治理变成私人治理和“金 钱政治”［１５］，甚至削弱乡镇政权的能力［１６］。二是能人治村，以中农为主的能人因长期在村，对村庄 熟悉且热心村庄事务，愿意参与村庄治理［１７］，能人能够依靠资源禀赋、信任资源与互惠关系所积累 的公共性和权威性，对村庄进行有序治理［１８］。三是强人治村，强人治村是指依靠暴力、狠气进行村 庄治理的一种干部治理类型，其中不乏违规违法行为［１９］。随着法治化、规范化水平提高，强人治村 的制度空间不断被 压 缩。 能 人 治 村 是 一 种 较 为 理 想 的 治 理 模 式，但 是 随 着 行 政 化 的 任 务 日 益 繁 重，村干部在家庭生产和村庄事务之间的协调难度增加，寻找村庄内生能人的难度加大。 ２０２０年新一届村书记换届之前，Ｚ镇党政领导班子借助一肩挑制度将村书记的选择权牢牢掌 握在手中，并四处物色村书记人选，着力解决村庄治理中长期存在的一些顽疾。笔者发现 Ｚ镇现 任村书记身上均具有一个显著的特征，他们既非贫穷之人，也非大富之人，经济水平处于村庄中的 中上游水平，家庭产业的年收入在几十万至上百万之间，笔者将之称为“中等富人”。Ｚ镇的中等

第 ３期 雷望红：行政嵌套自治与现代简约治理 　１　１９　 富人在村外积累了一定财富，属于村庄中经济分层的中间阶层，他们没有脱离村庄，对于村庄有一 定感情，并愿意参与村庄建设。中等富人具有区别于超级富人和普通平民的显著特征。相比于超 级富人①，中等富人对村庄更富有感情、对村庄利益更加脱敏；相比于普通平民，中等富人因经营能 力较强而被认可，更加具有权威性、动员性。在内生能人治村空间缩小的情况下，在外经营的中等 富人回村治村，是对能人治村的一种补充或替代。中等富人在担任村书记之后，仍然会继续从事 自己的职业，将其作为主营业务，而村干部身份对于他们的产业发展具有一定的正外部性。比如， Ｓ村现任李贺俊书记就是典型的中等富人，他中专毕业之后就开兽医店、日杂店、加工厂等，生意最 好时在邻省开了 ３家兽医连锁店，积累了一定的财富。他挣到一点钱之后，就萌生了回乡的想法， ２０１７年回乡参与村庄 工 作，２０１８年 回 老 家 乡 镇 建 房，将 兽 医 生 意 主 要 放 在 家 乡 做。 因 上 一 届 村 “两委”班子集体“坍塌”，李贺俊书记被上级领导看中并顺利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兼任村主任，该 书记就是典型的中等富人。 对于乡镇领导而言，选择中等富人担任村庄的“头雁”，具有至少四个方面的意义：一是他们的 经济实力及野心不至于太强，易于管理；二是他们的利益不在村，又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不会侵占 村集体利益，不容易出现复杂的干群矛盾和干部矛盾；三是他们之所以愿意回到村庄，说明他们对 村庄有感情，不看重村干部微薄的工资，具有一定的情怀和公心；四是他们具有兼业性，家庭产业 发展是支撑家庭经济的重要支柱，能够做到家庭生产和村庄工作两不误。 （二）权力赋予：行政嵌套自治的制度空间 乡镇政权为村级组织选择合适的“头雁”是重塑乡村关系的第一步。乡镇政府依靠一肩挑制 度实现对村书记的控制，如果按照这种单向度的控制模式，乡镇可以彻底将村级组织变成乡镇政 府的“下派”机构，让村干部为乡镇政权所用，但是这种权威控制模式缺乏可持续性。原因在于，基 层工作极其复杂，政策执行落地关键要靠村干部灵活应对基层复杂性，如果村级组织变成乡镇政 府的“下派”机构，村级组织的工作就会变得程式化，不易应对复杂的村庄事务。因此，乡镇党政机 关在选好“头雁”之后，还需要用好“头雁”，而用好“头雁”的关键是向村书记赋权，为村书记更好 应对基层治理复杂性创造制度空间。Ｚ镇在人事权、财务权和事务权三权上做到了对村级组织的 充分授权。 在人事权上，乡镇授权村书记根据村庄治理实际需要搭配村“两委”班子。由村书记选用干部 具有三重功能：一是乡镇让村书记感受到上级对他们足够信任和尊重，二是村书记能够根据自身 需要和习惯搭配容易合作的班子，三是被选入村“两委”的干部们会因村书记的信任而对书记产生 一种忠诚感和使命感。比如，有村干部在村中积极做事，当问及为何如此积极时，村干部回答说， “这都是分内的事，因为我们都是书记细心挑选出来的”。尽管村书记掌握干部任命权可能会出现 任人唯亲的情况，但是因村书记由乡镇监管，如果出现了严重偏差，乡镇政府会敲打村书记，因此 较少出现失控的情况。乡镇政府也会基于村庄发展需要，在村干部队伍缺乏力量时给予一定的支 持。比如 Ｎ村的干部队伍年龄整体偏大，有些任务完成不了，乡镇就专门为 Ｎ村培养了一个本村 中专毕业的小姑娘，先让她在乡镇学习一段时间，然后在合适的时间安排回村任职。 在财务权上，乡镇同样给予村级组织极大的自由支配空间。当地的乡镇财政所允许村级组织 提前预支经费，出纳手中不能拥有超过 ５０００元的现金，１０００元以内的支出不需要正规的发票，有 相应票据（如收据、微信转账记录、小票等）和凭证单就可以去报账，提交的报账材料由规定的 ５名 ① 超级富人治村的典型地区是浙江农村，浙江村庄的富人书记资产高达上千万甚至上亿，他们之所以愿意参与村 庄治理，普遍对于村书记身份背后的资源（如土地资源等）有诉求。

１２０ 华　南　农　业　大　学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第 ３期 村干部签字即可。尽管乡镇政府在财务管理上有相关规定，但是并没有严格约束村级组织，村级 组织主要依靠内在自觉进行财务管理。内在自觉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村干部的内在自觉，即村干 部花钱时不乱开销、有分寸。Ｓ村的出纳说，他在为村里购置物品时，容易看出总价的物品，他就自 己去买，如果要购买不容易看出总价的物品，就会找另一个村干部一起去买，方便留下人证。二是 村级组织的内在自觉，指村干部能够按照制度规定执行财务制度，包括花销自觉、财务监督、行为 调整等。由于当选村干部具有一定荣誉感，多人签字又可以形成相互监督，因此能够避免村干部 滥用资金。 在事务权上，乡镇政府允许村庄进行自主管理、轮流坐班，除部分上级的硬性任务外，村级组 织有权自主安排村庄工作，上级对村级组织提出的具体要求少。比如，很多地区将矛盾纠纷调解 工作纳入乡镇对村级组织的考核中，完成调解后还要留下相应的材料，但是 Ｚ镇未要求村干部做 大量的材料工作，只要调解好矛盾纠纷即可。Ｓ村每年都会调解一些矛盾纠纷，均可在村内自行解 决，问题解决后也不用留下证据材料。在乡村振兴规划工作中，上级将主导权充分授予村级组织。 上级政府按照人均 １０００元的标准拨付经费，每个行政村可以统筹这笔经费，Ｓ村就以自然村为单 位，让各自然村按照建设需求申报项目，比如其中一个自然村申报扩宽道路、打造池塘，建设停车 场、老年人活动中心，对自然村进行小修小补等，这些都高度契合农民需求和村庄实际。 （三）信利动员：行政嵌套自治的运行动力 从村庄 头 雁 的 选 择 和 村 “两 委 ”干 部 任 命 来 看，Ｚ镇 村 庄 治 理 已 经 失 去 了 村 民 自 治 的 基 本 要 义，谁来当村干部已经不再由村民来决定，而是由乡镇党政部门来决定。但是，在财务管理权和村 庄事务权上，村级组织又拥有一定的自主空间。因此，可以看出，乡镇党政部门对于村级组织的介 入，是为了打破内生型自治组织所形成的权力垄断问题，通过选好“头雁”并赋予头雁及其所带领 的团队相应的权力 空 间，重 新 塑 造 一 个 具 有 自 主 治 理 能 力 的 外 生 型 自 治 组 织。 对 于 乡 镇 政 权 而 言，村级组织的外生型自治是一种可控的自治结构，既可以避免内生型自治可能造成的失控局面， 也可以规避行政力量过度介入所带来的自主空间压缩问题。 外生型村级自治组织有效运行主要依靠两种力量：一种是信任关系。这里的信任包括双重信 任，一重信任是乡镇党政领导对村书记的信任，另一重信任是村书记对村“两委”其他干部的信任。 正是由于拥有两重信任关系，村干部在开展各类工作时，首先考虑的不是任务的难度而是领导的 认同。比如，笔者询问李贺俊书记为何要积极做某项工作时，李贺俊书记总是强调“领导信任啊， 不得不做啊”，而其他村干部努力投入工作，也会将原因归结为“我们都是书记细心挑选出来的，做 的都是分内的事”。由此可见，领导的信任极大地激发了村干部的干事积极性。 还有一种是利益满足。乡镇党政领导注重满足村干部对于自身合理利益诉求，村干部的利益 诉求包括村干部工资待遇和自身产业两部分。村里主职干部和监委成员的待遇是由财政包干，其 他村干部的待遇由村集体自筹，村集体自筹可以通过村集体经济和向上“要钱”解决，如果村集体 缺乏支付能力，乡镇政府不会坐视不管。在产业发展方面，乡镇鼓励和支持村干部发展自身产业， 不严格要求干部坐班，而是实行轮班制，客观上为村干部经营自身产业腾留了必要的时间和空间。 此外，乡镇还会适时给予村干部一点甜头，用以支持村干部的产业发展。因此，在信任关系和利益 满足的激励下，村干部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 四、行政嵌套自治的工作机制 Ｚ镇选择中等富人担任村庄“头雁”，授予村书记人事权、财务权和事务权，通过信任和利益激 活村干部队伍，建立了行政嵌套自治的基本架构。“嵌套”不同于“嵌入”，Ａ嵌入 Ｂ是指 Ｂ的运行

第 ３期 雷望红：行政嵌套自治与现代简约治理 　１　２１　 要受到 Ａ的影响甚至控制，Ａ嵌套 Ｂ是指 Ａ管总，但 Ａ、Ｂ两个结构的运行均具有相对独立性。行 政嵌入自治强调行政力量以一种规范性的力量整体介入到自治力量中，从而产生积极［２０］或消极的 后果［２１］。Ｚ镇所建构的行政嵌套自治，强调的是行政力量对自治力量的总体性控制，以及自治力 量在总体性控制之下的自主空间。在具体实践中，行政嵌套自治的乡村关系结构，还需要回答如 何把握总体控制和自主空间之间的度、如何面对上下目标冲突、如何应对群众对政策的抵制等问 题。本部分以 Ｚ镇农田垦造项目为例，呈现在任务执行中乡村两级如何分配责任和如何协调矛 盾，并从中提炼出行政嵌套自治的工作机制。 （一）任务包干制：乡村两级任务执行的责权分配 乡镇政权是我国农村的基层政权，在国家政权体系中处于末梢位置，但是乡镇政权本身不是 任务执行的最终主体，需要依靠位于最基层的村社组织。由于社会具有复杂性，在任务执行过程 中面临着各种不确定性，如何面对不确定性需要乡镇政权和村级组织依据自身权责空间进行处 置。Ｚ镇在推动工作时，善于采取任务包干制明晰乡村两级的权责边界。２０２２年 ３月底，Ｚ镇接到 必须在当年 ６月份完成 １４００亩农田垦造的任务，农田垦造是将圈定的基本农田复垦后用于种植粮 食。由于需要复垦的土地大多种植的是果树，因此这一任务难度高、群众意见大。为了顺利推进 工作，Ｚ镇采取任务包干制，将复垦任务按照每亩 １万元的青苗赔偿标准分配给 ８个村，各村可以 根据实际情况设置赔付标准，完成任务后的剩余资金归村集体所有。Ｓ村分到了三百三十多亩任 务，需复垦的土地上多是果树，工作难度大，但是任务包干制给予了村干部任务执行空间和剩余索 取权，因此他们的工作积极性高，想方设法推动工作。 Ｓ村考虑到村庄中的实际情况，选择了实质公平的分配方案，荒地赔偿 ４０００元 ／亩，黄皮、荔 枝、龙眼赔偿 １００００元 ／亩，其他果树和桉树，按照生长年限和果树大小，赔偿价在 ４０００—１００００元 ／ 亩浮动。在全部赔偿之后，村集体还有一定的余钱自主支配。在具体执行任务时，Ｓ村村干部采取 了一系列工作策略：一是摸心理，了解村民的真实想法；二是看意图，了解村民们的心理预期；三是 找准人，针对不好说话的人，搜寻他们身边好说话的人，比如老人不好说话就找儿子，儿子不好说 话就找孙子。如果面对特别难做工作的人，就采取“用人攻”的战术，即让老实的、脸皮厚的村干部 先打头阵，让村民骂一阵，然后再让经验一般的村干部去做工作，反复骂几次，村民出气了，最后再 由经验丰富的村书记上门讲道理、讲政策、讲规矩。通过“你柔我刚”“你刚我柔”的策略做通群众 工作。Ｓ村村干部之所以愿意通力合作、策略应对，核心在于任务包干制的权责界限明晰，使得他 们既有工作积极性，也有工作主体性。 有学者研究过“行政包干制”，强调以政治动员的方式充分调动和整合党政部门的资源进行超 常规治理［２２］。行政包干制的核心是将责任落实到个人，通过权力授权、默许或交换等形式，形成 “包干权力”［２３］。任务包干制与行政包干制具有相似性，二者均着眼于包干事务目标，核心是将任 务完成状态与完成 主 体 激 励 相 挂 钩，但 是 前 者 的 行 政 主 导 性 要 弱 于 后 者。 在 乡 村 两 级 任 务 执 行 中，任务包干制是一种较为合理的责权分配模式。具体来讲，这一制度形式拥有三个方面的功能： 一是总体任务目标清晰，村干部能够有的放矢；二是在执行任务时，村干部拥有自主发挥和自主调 配的空间；三是责任和权力、能力和利益具有一定的对等性，村干部不会形成被剥削感，能够保持 工作积极性和主体性。通过任务包干制对乡村两级进行责权分配，能够有效地推动任务执行。任 务包干制的思想和行政嵌套自治的思想高度一致，是调节乡村两级关系的重要制度形式。 （二）压力释放术：目标冲突下乡村关系的平衡 村级组织在执行任务过程中，部分任务会涉及上级任务目标与村民诉求目标之间的矛盾。如 果只是为了完成任务，不顾村民诉求，容易埋下隐患。如果充分考虑村民诉求，又会影响任务执行

１２２ 华　南　农　业　大　学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第 ３期 的速度与效率。乡镇政权更加看重任务压力，希望“快刀斩乱麻”，村级组织则要充分考虑到村民 诉求以及村庄治理稳定性。上下目标冲突会形成一定压力，乡镇政府和村级组织要协调上下目标 冲突，就需要寻找到合适的压力释放术。 县里要求 Ｚ镇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农田复垦工作，但是这一时间正好是当地荔枝成熟、黄皮开 花的时间点。如果要 赶 在 规 定 时 间 完 成 复 垦，就 意 味 着 农 民 一 年 的 收 成 没 了，每 亩 大 概 会 损 失 ８０００—１００００元的收入，整个村庄总共会损失几百万，很可能会引发群众强烈不满，甚至出现干群 冲突。李贺俊书记为了保住村民当年的经济收入，反复跟镇长请求推迟砍树时间，最初镇长也十 分为难，因担心影响后续工作进度而承担责任。但是镇长禁不住村书记的反复请求，转而向县里 申请推迟验收时间，镇长向县里打了多次报告之后，县里最终松了口，同意收完当年果实再完成复 垦。乡村两级组织经过博弈，在任务压力和村民诉求间找到平衡，通过向县级部门寻找空间释放 压力，缓和了任务执行的目标冲突。 在出现目标冲突时，Ｚ镇政府领导和 Ｓ村村干部都没有无视矛盾冲突、忽视群众利益，而是设 法寻找空间释放压 力。 在 行 政 嵌 套 自 治 的 这 一 关 系 结 构 中，村 级 组 织 发 挥 了 作 为 自 治 组 织 的 功 能，充分重视了村民的实际利益，积极向乡镇政府反映村民公共诉求；乡镇政府同样敢于主动担 责，努力向县级政府为群众争取利益空间。尽管乡镇政府代表的是正式化的行政力量，但是行政 力量并不是僵化的力量，而是富有弹性和有温度的力量；村级组织作为自治组织，在接受政策任务 的同时也关照了群众情绪，有助于避免干群矛盾和政社矛盾。乡村两级寻找到政府任务目标和群 众利益诉求之间的平衡点，通过磨合和博弈实现压力释放，确保了任务顺利执行和乡村社会稳定。 （三）策略批评法：政策抵制下乡村关系的协作 在任务执行过程中，尽管乡村两级权责关系明确，尽可能为基层群众争取更多的利益空间，但 是仍然还会出现一些抵制政策的群众。由于农田垦造要将农民已经种好的经济作物砍掉，将之复 垦为水田，而村中一些村民主要依靠这些经济作物获得现金收入，一旦复垦种植水稻，水稻的经济 收益远不如经济作物，因此会有一些村民强烈抵制这一政策。他们往往态度较为坚决，光靠村干 部难以劝服他们，此时需要借助乡镇政府的力量。针对强力抵制政策的村民，村干部通过摸心理、 看意图、找准人和“用人攻”等战术都无效了，他们就会寻求乡镇政府的支持，联合采取一种技巧性 的工作方法———“策略批评法”。 “策略批评法”用于村干部的群众工作较难做通时，借助乡镇领导的正式权威，让乡镇领导骂 村干部，表面上是向村干部施压，实际上是通过乡镇领导给村民施压。Ｓ村在推进农田复垦工作 时，一户村民坚决不同意复垦，李贺俊书记亲自上门给村民做工作，村民拒不同意。李书记就偷偷 发微信给镇长，让镇长打电话来把自己臭骂一顿，镇长立马打来电话，将李书记骂得狗血淋头，指 责他们办事不得力，工作做不通，影响了全镇农田垦造项目的工作进度。李书记故意开着手机外 放音让抵制政策的村民听见，接完电话之后，李书记哀求村民，说上级领导都把自己骂成这样了， 说明这个事情不得不做啊。村民们感受到村干部的压力和不易，很快就签字同意砍树复垦了。村 民们最终妥协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在抵制政策的村民们看来，乡镇政权代表国家力量，政府工 作人员尤其是政府领导的态度代表着国家态度，是不宜违逆的力量，乡镇领导的态度如此强硬，说 明上级政策不会改变；二是村书记的示弱引发了村民同情，村民感受到村书记开展工作不容易，并 非村书记为难他们，而是上级领导要求他们这么做。因此，他们最终接受了这一政策。 “策略批评法”是一种看似粗鲁实则有效的工作方法，其充分体现了乡镇政权和村级组织之间 的协作关系。在行政嵌套自治的关系结构中，乡镇政权把握总体方向，给予村级组织充分的自主 空间，但是在任务执行遇到问题之后，乡镇政权会全力支持、积极配合村级组织更好地开展工作，

第 ３期 雷望红：行政嵌套自治与现代简约治理 　１　２３　 前者会倾听和尊重后者的想法、困难和建议。这一结构所呈现的乡村两级不是割裂的关系，而是 充分信任和荣辱与共的关系，二者共同朝着一个方向努力，即使出现困难，通过乡镇政权和村级组 织的策略性协作，也能够顺利啃下难啃的“硬骨头”。 五、行政嵌套自治：现代简约治理模式 从 Ｚ镇行政嵌套自治的乡村关系实践来看，乡镇政权代表行政力量，对于村庄社会具有绝对 的掌控权，但同时又给予村级组织一定的自治空间，允许村级组织根据村庄实际调整政策，并积极 支持村级组织完成相关任务，这一乡村关系具有结构稳固、治理有效的特点。行政嵌套自治的乡 村关系结构，使得乡村两级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和团结，呈现出区别于基层治理行政化的差异化 导向。 （一）行政嵌套自治的治理逻辑 １．秉持目标导向而非过程导向 基层治理行政化具有一种事本主义的倾向，强调“办事留痕”、保留证据链［２４］，要对过程进行 精细化治理［２５］。过程导向更加注重过程形式，比如各项工作都要程序合理、行为合法、材料合规， 讲究办事流程化和考核时效化［２６］。相反，行政嵌套自治的乡村关系结构，追求的是目标导向的治 理，即以完成目标为核心，尽管行政力量在其中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行政力量的工作重点是分配 任务和资源，具体操作空间仍然留给村级组织，由村干部根据任务目标和环境条件进行自主操作。 乡镇政府只要求他们在法律允许范围内实现既定目标即可，不在乎他们实现目标的具体方式，任 务包干制就是典型的目标导向的治理模式，这种目标导向为善治提供了可能。 ２．秉持建设导向而非问责导向 基层治理行政化的过 程 导 向，使 得 上 级 政 府 对 村 级 组 织 各 项 工 作 的 每 个 环 节 进 行 监 督 和 考 核，对村级组织工作的具体细节吹毛求疵，只要存在一定问题或过错，即使不影响结果，也会对村 干部进行责罚，从而延伸出问责导向［２７］。原因在于，过程导向的治理模式对过程和细节极为重视， 任何一个细节出现错误都可能引发风险，从而影响到工作开展的效率和效果，因此为了规避风险， 会采取问责方式倒逼治理主体进行细节把控。不同的是，行政嵌套自治的乡村关系结构，因具有 明确的目标导向，不仅不过问具体细节，而且即使出现了错误，也不是首先问责村干部，而是着手 共同解决问题，推动整体目标的实现。因此，这一乡村关系结构为村级组织开展工作留有容错纠 错的空间，更加具有建设性，这种建设导向有助于润滑乡村两级关系，使得各项工作更易落实。 ３．秉持协作导向而非控制导向 随着基层组织行政化力量不断加强，乡镇政权对于村级组织的控制越来越严，规范化程度越 来越高，村级组织的执行者角色更加突出，主体性意识更加削弱，乡村两级关系的等级性更加凸 显。然而，行政嵌套自治塑造的乡村关系，不是上下级之间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而是平等主体之 间的协作关系。行政嵌套自治的协作导向，一方面让村级组织拥有创新工作的勇气，能够放心大 胆地根据任务要求和资源条件设法开展工作，另一方面使得村级组织在遇到问题或障碍时，敢于 向上表达诉求、寻求帮助。无论是乡镇政府向县级政府争取政策空间以释放压力，还是村级组织 向乡镇领导寻求被骂以解决困难，都是乡村两级通力协作的表现，二者通过相互协作共同推动了 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 行政嵌套自治秉持着目标导向、建设导向和协作导向的治理逻辑，有助于规避基层治理行政 化趋势下行政力量向基层社会渗透所可能引发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和文牍主义，所探索的是乡 镇政权与村级组织和谐相处、协作治理的良性关系模式。行政嵌套自治的关系结构使得乡村关系

１２４ 华　南　农　业　大　学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第 ３期 具有一定的权变性，在不同情境下能够根据目标要求、环境变化、资源条件进行关系调试，达到权 责明晰、相互协调、通力合作的状态，既不彻底脱离政策目标，又能最大化减轻基层工作压力和任 务执行风险，从而实现基层社会有效治理。 （二）简约治理的现代探索 简约治理是我国基层治理的重要模式，在一个变迁和流动的乡村社会，能够自主、灵活地应对 基层诸多无法预测的临时性、突发性和复杂性问题［２８］。广东潮州 Ｚ镇形成的行政嵌套自治，构造 了兼具自主性和协作性的团结型乡村关系，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本质需求高度契合，是基层 治理行政化趋势下现代简约治理的重要探索。之所以说是现代简约治理，因为相比于传统简约治 理，这一治理模式的控制力和规范性更强，能够适应复杂的社会结构和治理任务，但是又延续了传 统简约治理的简约特征，具体表现为权力简约、制度简约和目标简约。其权力简约是指权力行使 指向清晰，不过度用权。在任务的具体执行中，乡镇政府不“以权压人”，而是依靠乡村两级共同协 作完成任务。制度简约指的是上级政府对村级组织在制度管理方面的简约性，即上级政府不会通 过密集的制度设计约束村级组织的行为，给予村级组织充分的自治空间，只在关键环节进行制度 约束，以此避免村级组织的治理失序。目标简约是指乡镇政权对村庄社会的建设目标明确，目的 是将村庄治理定位在维持性治理的状态，主要回应村庄自身的治理需求和完成上级部门要求的中 心工作，而非进行“高大上”、高标准的村庄建设。在这一简约目标之下，乡镇政权无须过度动员村 干部，只要保持乡村两级关系的平衡即可。 史云贵、薛?提出了“完全正式治理不可能定律”，认为国家正式权力对基层进行主动、直接、 实质性介入的同时，就是简约治理生存空间的生成过程［２９］。从行政嵌套自治的乡村关系实践来 看，在总体性行政化程度不断加深的情况下，乡镇政权和村级组织通过制度调试寻找到简约治理 的生存空间。行政嵌套自治意义上的“简约治理”是形式简约，其实质并不“简约”，其“不简约”之 处不在于权力的规范执行和制度的复杂性，而在于简约形式背后需要依靠关系的复杂性、手段的 复杂性和人的主观能动性来支撑这一治理体系。从关系的复杂性上来讲，乡村两级干部之间既要 学会“做朋友”、扮演“红黑脸”，又要学会做群众工作；从手段的复杂性上来讲，要求乡村两级干部 要善于使用情理法 力 等 各 种 力 量，而 且 还 要 找 准 时 机 和 情 境。 无 论 是 关 系 的 处 理 还 是 手 段 的 使 用，都对人的主观能动性提出了要求。换言之，现代简约治理的精髓是依靠基层干部的经验积累 和灵活调试，以应对复杂的社会现实和治理任务。目标导向、建设导向和协作导向的治理逻辑与 简约治理的精神高度一致，正是秉持着简约治理的理念，行政嵌套自治的乡村关系结构才能有效 推动基层有效治理。 六、结论 自实行村民自治制度以来，我国乡村关系经历了一系列变迁：税费时期乡村关系紧密，形成利 益共同体［３０］；取消农业税费之后，乡镇治理能力被削弱，形成 “悬浮型政权”，乡 村 关 系 逐 渐 疏 离［３１］；实行项目制以后，基层政府通过项目捆绑的形式支配村庄，塑造了支配与反支配的乡村关系 结构［３２］。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国家基础能力得以增强，不断加强行政化和规范化治 理，基层组织行政化的趋势愈加明显，乡村关系变得更加紧密，但是却不免出现基层负担过重、治 理成本过高、形式主义盛行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尽管一些地区尝 试调整了行政与自治的关系，形成 “行政引领自治”［９］、“行政助推自治”［１１］、“行政激活自治”［１２］ 等积极经验，但是并未明晰乡村关系的权责边界，也未形成稳定的乡村关系格局。 行政嵌套自治的乡村关系结构，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简约治理的现代探索，符合当

第 ３期 雷望红：行政嵌套自治与现代简约治理 　１　２５　 前国家发展要求和基层治理实际。广东潮州 Ｍ镇通过重选村庄头雁、赋予制度空间、激活村级干 部治村动力，构建了行政嵌套自治的乡村关系结构，形成了任务包干制、压力释放术和策略批评法 等工作机制，既实现了国家力量对基层组织的纠偏，也确保了乡村治理的能动性和有效性。不同 于基层治理行政化导向下的乡村关系结构，行政嵌套自治遵循目标导向而非过程导向，建设导向 而非问责导向，协作导向而非控制导向，既能实现国家对社会的总体控制，又可确保社会的自主空 间和乡村的合作治理。行政嵌套自治是基层治理行政化趋势下现代简约治理的重要探索，这种简 约治理模式依靠权力简约、制度简约和目标简约，能够适应复杂社会结构和治理任务，是新时期积 极有效的治理形式。 参考文献： ［１］桂华．迈向 强 国 家 时 代 的 农 村 基 层 治 理———乡 村 治 理 现 代 化 的 现 状、问 题 与 未 来 ［Ｊ］．人 文 杂 志，２０２１（４）： １２２－１２８． ［２］张云生，张喜红．行政与自治均衡互促的村级治理模式建构———基于结构功能主义的视角［Ｊ］．湖湘论坛，２０２２ （４）：９３－１０５． ［３］贺雪峰．规则下乡与治理内卷化：农村基层治理的辩证法［Ｊ］．社会科学，２０１９（４）：６４－７０． ［４］陈义媛．国家资源输入的内卷化现象分析———基于成都市村公资金的“行政吸纳自治”［Ｊ］．北京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０（１）：３４－４０． ［５］卢丛丛．行政替代自治：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建设的实践困境［Ｊ］．地方治理研究，２０２２（２）：４１－５２． ［６］徐琴．乡村社会的行政化整合：表征、根源与效应———基于社会行动理论的分析［Ｊ］．求实，２０２２（６）：７５－９０． ［７］李强彬，马丹妮．构建协商系统：乡村治理中“行政”与“自治”的协调之道［Ｊ］．党政研究，２０２２（４）：１１２－１２２． ［８］朱云．超越“二元博弈”：行政与自治均衡视角下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研究［Ｊ］．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３（１）：１６５－１７３． ［９］冷波．行政引领自治：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实践与机制［Ｊ］．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１（６）：１５－ ２２． ［１０］望超凡．行政嵌入与农村社会自治能力再造———基于对浙江宋村的个案研究［Ｊ］．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 会科学版），２０２２（３）：１００－１０９． ［１１］李华胤．行政助推自治：单元下沉改革中的政府介入与自治生长———基于河镇石寨村的调查与分析［Ｊ］．南京 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２（１）：９８－１０８． ［１２］张庆贺．“行政激活治理”：社区行政化的新阐释［Ｊ］．求索，２０２１（５）：１１０－１１８． ［１３］卢丛丛．嵌入型政权：治理精细化背景下农村基层政权的实践及逻辑［Ｊ］．天津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２２（５）：２０－ ２８． ［１４］张厚安．乡政村治———中国特色的农村政治模式［Ｊ］．政策，１９９６（８）：２６－２８． ［１５］魏程琳，徐嘉鸿，王会．富人治村：探索中国基层政治的变迁逻辑［Ｊ］．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４ （３）：８－１５． ［１６］陈文琼．富人治村与不完整乡镇政权的自我削弱？———项目进村背景下华北平原村级治理重构的经验启示 ［Ｊ］．中国农村观察，２０２０（１）：２９－４３． ［１７］刘锐．农民阶层分化与乡村治理转型［Ｊ］．中州学刊，２０１２（６）：８９－９３． ［１８］崔盼盼．乡村振兴背景下中西部地区的能人治村［Ｊ］．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１（１）：１３１－１４０． ［１９］夏柱智．乡村合谋视角下的混混治村及后果———基于中部 Ｇ村“示范点”的调查［Ｊ］．青年研究，２０１４（１）：１０－ ２１． ［２０］陈柏峰．行政嵌入自治：乡村治理的“苏南模式”［Ｊ］．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０（４）：５－２０． ［２１］余彪．行政嵌入自治与村级治理变革［Ｄ］．武汉：华中科技大学，２０２０． ［２２］杨华，袁松．行政包干制：县域治理的逻辑与机制———基于华中某省 Ｄ县的考察 ［Ｊ］．开放时代，２０１７（５）：

１２６ 华　南　农　业　大　学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第 ３期 １８２－１９８． ［２３］余练．贫困治理视域下的基层行政包干制［Ｊ］．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１（４）：１－１１． ［２４］贺雪峰．监督下乡正成为塑造基层治理关键元素［Ｎ］．北京日报，２０２１－１１－０８（１２）． ［２５］王阳，熊万胜．从简约治理到精细治 理：效 率 视 角 下 的 社 会 治 理 及 其 变 迁 ［Ｊ］．暨 南 学 报 （哲 学 社 会 科 学 版 ）， ２０２１（７）：８７－９９． ［２６］舒丽瑰．行政消解自治：网格化管理的村庄实践及其困境［Ｄ］．武汉：华中科技大学，２０２１． ［２７］张国磊，张新文．行政考核、任务压力与农村基层治理减负———基于“压力 －回应”的分析视角［Ｊ］．华中农业 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０（２）：２５－３０． ［２８］欧阳静．简约治理：超越科层化的乡村治理现代化［Ｊ］．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２２（３）：１４５－１６３． ［２９］史云贵，薛?．简约治理：概念内涵、生成逻辑与影响因素［Ｊ］．中国人民大学学报，２０２２（１）：１４９－１５９． ［３０］杜鹏．边缘人的崛起———读吕德文《乡村社会的治理》［Ｊ］．社会科学论坛，２０１４（２）：２４１－２４７． ［３１］周飞舟．从汲取型政权到“悬浮 型 ”政 权———税 费 改 革 对 国 家 与 农 民 关 系 之 影 响 ［Ｊ］．社 会 学 研 究，２００６（３）： １－３８． ［３２］金江峰．项目制背景下的乡村关系———制度主义的视角［Ｊ］．天府新论，２０１６（４）：１０４－１１２．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ＮｅｓｔｅｄＡｕｔｏｎｏｍｙａｎｄＭｏｄｅｒｎＭｉｎｉｍ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ＬＥＩＷａｎｇｈｏｎｇ （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ｌＳｏｕｔｈ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ａｎｇｓｈａ４１０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Ｃｈｉｎａｈａｓｅｍｅｒｇｅｄａｓａｗｏｒｌｄｐｏｗｅｒ；ｔｈｅ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ｔｒｅｎｄｏｆ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ｈａｓ ｂｅｅｎ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ｌｙｅｎｈａｎｃｅｄ，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ｕｔｏｎｏｍｙｈａｓｃｈａｎｇｅｄ．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ｉｎＺＴｏｗｎ，Ｃｈａｏｚｈｏｕｃｉｔｙ，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ｈａｓｂｕｉｌｔａｒｕｒａｌｒｅｌａ 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ｎｅｓｔｅｄａｕｔｏｎｏｍｙｂｙｒｅｓｅｌｅｃｔｉｎｇｔｈｅｖｉｌｌａｇｅｌｅａｄｅｒ，ｇｉｖｉｎｇ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ｓｐａｃｅａｎｄ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ｎｇｖｉｌｌａｇｅｃａｄｒｅｓ．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ｎｅｓｔｅｄａｕｔｏｎｏｍｙ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ｓｔｈｅｏｖｅｒａｌｌ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ｔｈ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ｐｏｗｅｒｏｖｅｒｔｈｅ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ｐｏｗｅｒ，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ｔｈｅ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ｓｐａｃｅｏｆｔｈｅ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ｐｏｗｅｒ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ｏｖｅｒａｌｌ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ｎ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ｎｅｓｔｅｄａｕｔｏｎｏｍ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ｓ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ｒｉｇｈｔｓａｎｄ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ｓ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ｗｏｒｋｉｎｇ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ｓｕｃｈａｓｔａｓｋ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ｙｓｔｅｍ，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ｒｅｌｅａｓｅ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ｍｅｔｈｏｄ，ｗｈｉｃｈｓｈｏｗｓ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ｓｔａｂｌｅｒｕｒａｌｒｅ 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ｎｅｓｔｅｄａｕｔｏｎｏｍｙｆｏｌｌｏｗｓｔｈｅｇｏｖ ｅｒｎａｎｃｅｌｏｇｉｃｏｆｇｏａｌ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ａｎｄ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ｓｏｎｔｈｅｓｉｍ ｐｌｉｃｉｔｙｏｆｐｏｗｅｒ，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ｇｏａｌ，ｃｏｎｆｏｒｍｓｔｏｔｈｅ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ａｌｉｔｙｏｆ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ａｎｄｉｓａｔｙｐｉｃ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ｆｏｒｍ ｏｆｍｏｄｅｒｎｍｉｎｉｍａｌｉｓｔ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ｔｏｗｎｓｈｉｐ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ｖｉｌｌａｇｅａｕｔｏｎｏｍｙ；ｍｉｎｉｍ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华 南 农 业 大 学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 ２０２３年第 ３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第 ２２卷）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 新时代十年中国的城乡融合发展之路 杨　骞ａ，ｂ，金华丽ａ，ｂ （山东财经大学 ａ．经济学院；ｂ．高质量发展研究中心，山东 济南 ２５００１４） 摘　要：城乡融合发展是解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关键思路。新时代十年来，中国城乡 融合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有序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取得扎实成效、公共资源合 理配置提质增效、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城乡区域发展差距不断缩小。面对新征程新任务，中国城 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脱贫质量等都面临不同程度的挑战。在“十四五”乃 至更长一段时期内，中国城乡融合发展应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改革、 加快城乡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普惠共享、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为新征程 上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农业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关键词：党的二十大；城乡关系；城乡融合发展；新时代十年 中图分类号：Ｆ３２０．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０２０２（２０２３）０３－０１２７－１４ 一、城乡二元与城乡融合 城市与乡村作为经济社会发展两大基本构成，是互为条件、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长期以来， 城乡二元体制下城市偏向的发展战略加深了中国城乡分割矛盾，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 分问题日益突出，严重制约了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农业强国目标的实现。为了破除城乡二元结构、 实现城乡融合发展，中国准确把握城乡关系新的历史方位，就城乡融合发展作出重大决策部署。 党的二十大指出，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这为重塑城乡关系指明了前进方向。从 党的十八大到党的二十大的十年间，中国持续深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在克服城乡区域非均衡发 展难题、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引发的“城进村衰”、农村空心化和日趋严峻的“乡村病”等方面取得了 重大进展，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有序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取得扎实成效、公共资源合理配置提 质增效、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城乡发展差距不断缩小。面向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农业强国建 设新的征程，全景展示新时代十年中国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践历程和发展成效，对于全方位把握中 国城乡融合发展进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实现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目标跨越具有重大的历史 意义和现实意义。 城市与乡村是不可分割的融合体，学者们对中国城乡融合发展的形成和发展变化进行了历史 回顾与梳理［１－２］，为厘清城乡有机联系和发展逻辑奠定了坚实基础。从国内外城乡发展模式看，西 方发达国家以城 镇 化 为 依 托 探 索 了 城 乡 融 合 发 展 的 实 践 范 式［３］，例 如，美 国 推 出 郊 区 化 发 展 模 式［４］、德国推出平衡发展模式［５］、英国推出逆城市化发展模式［６］、法国推出补贴农业发展模式［７］、 日本推出以城养乡发 展 模 式 ［８］、韩 国 推 出 新 村 运 动 模 式 ［９］。 借 鉴 发 达 国 家 城 乡 融 合 发 展 实 践 经 验，中国基于国情农情从“以农养工”到“城市反哺农村”再到“城乡等值”［１０］，成功探索出一条城乡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０２－０９　　　ＤＯＩ：１０．７６７１／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０２０２．２０２３．０３．０１２ 　基金项目：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协同创新研究专项重点项目（２１ＢＣＸＪ０２） 　作者简介：杨　骞（１９８３—），女，山东泗水人，山东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乡村振兴。Ｅｍａｉｌ： ｙａｎｇｑｉａｎ４７８７＠ｓｉｎａ．ｃｏｍ

１２８ 华　南　农　业　大　学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第 ３期 互补、共同繁荣的城乡融合发展之路。在内涵层面，刘守英和龙婷玉［１１］基于对城乡转型典型事实 梳理，更加强调城乡的联系与融合。Ｌｉｕ＆ Ｌｉ［１２］从振兴乡村的视角出发，认为城乡融合是把城乡当 作一个具有同等地位的有机整体。魏后凯［１３］、金成武［１４］基于对城乡生命共同体的深入解读，提出 城乡融合是一个多层次、多领域、全方位的全面融合概念。在实践历程层面，方创琳［１０］、张海鹏［２］ 等基于对中国城乡协调发展政策深入解读，梳理了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践历程。刘守英和王一鸽［１］ 基于乡村变迁视角，回顾了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的实践历程。在发展成效层面，已有文献主要 从人口、经济、社会、环境和空间等维度构建指标体系，借助客观赋权法对城乡融合发展取得的成 效进行测度［１５－１６］。在实现路径层面，已有研究从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１７］、推进户籍和土地 制度改革［２］、推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１８］、缩小城乡劳动生产率差距［１９］等多个角度详细探讨了推 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实现路径。 以上文献深化了对中国城乡融合发展的直观认识和理解，但仍存在拓展空间：第一，完整梳理 新时代十年中国城乡融合发展历程的研究尚不多见，而新时代十年是中国城乡融合发展发生历史 性变革、取得历史性胜利的十年，是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农业强国进程中极其重要的十年，正如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的，“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 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因此，在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新征程，全面总结 回顾新时代十年中国城乡融合发展走过的光辉历程，既能提醒我们时刻不忘城乡融合发展之初 心，也能增强我们坚定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之信心。同时，完整回顾新时代十年 中国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践历程和重大成就，对于史料的丰富也极具价值。第二，现有文献大多采 用指标体系和指数化的方式评价城乡融合发展的成效，需要对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同时 也需要对不同的指标采用不同的赋权方法进行赋权。然而，受研究方法自身的要求和限制，采用 指数化的方法无法观察指数背后底层数据所表现出来的原本特征和趋势。因此，采用“原汁原味” 的数据真实立体展现新时代十年中国城乡融合发展的成效可以对现有的指数化评价研究进行有 益补充。第三，现有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城乡融合发展的内涵阐释、实践历程、发展成效、实现路 径探究等方面，关于重点阐释城乡融合发展的时代价值以及根据党的二十大提出的新任务新要求 对城乡融合发展作出路径展望的文献较为稀少。因此，面对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农业强国建设新征 程，迫切需要在新时代十年城乡融合发展实践历程和重大进展的基础上，深刻阐明中国城乡融合 发展的时代价值，并结合新时代十年中国城乡融合发展面临的挑战，对新征程上如何深入推动城 乡融合发展进行路径展望。 二、新时代中国城乡融合发展的内在逻辑 城乡融合最早可追溯到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中的城乡发展构想［２０］，以傅立叶、欧文为代表的空 想社会主义者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城乡对立的弊端，提出了城乡融合的设想［２１－２２］。在此基础上， 马克思首次提出“城乡融合”这一概念并进行理论阐述［２３］。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 产党，在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的背景下提出城乡融合发展，明确了乡村与城市同等的 战略地位，由此开启了城乡融合发展的新时代。中国在借鉴已有优秀成果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 中国特色的城乡融合思想，为加深对城乡融合发展必要性紧迫性艰巨性的认识提供了学理支撑。 （一）城乡融合发展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强大动力 中国城乡关系已经从“乡土中国”阶段转入“城乡中国”阶段［１］，新时代要更加稳妥地推进城乡 融合发展，助力乡村振兴迈出坚实步伐。一方面，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要以构建城乡融合发展的 体制机制为前提条件。国家从顶层设计上不断加大力度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着力破除各项体制机

第 ３期 杨　骞，金华丽：新时代十年中国的城乡融合发展之路 　１　２９　 制障碍，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了制度保障 。［２４］ 另一方面，城乡融合发展为乡村振兴战略注 入了新动能。乡村振兴需要各类资源和要素在城乡间自由流动，但从现实来看，资源要素主要从 “乡”流向“城”，造成农村严重“失血”，这种资源要素主要从乡村单一流向城市的现象，成为乡村 振兴的短腿短板。以人才流动为例，在国家强农惠农政策支持下，城乡流动更多的是农村人才流 向城市，虽部分地区人才返乡回流渐成趋势，但远远不能支撑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所需，农村发展面 临人才缺乏的困境。因此，打通城市资源要素向农村流动的通道，让城市的资源和要素更多下沉 到农村，才能激发农村发展活力。 （二）城乡融合发展是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支撑 协调发展是新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是新发展格局下中国经济发 展亟待解决的问题［２５］。一方面，城乡区域协调发展要求我们更加重视乡村，推动城乡共同繁荣。 城乡二元结构与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严重不相适应，不仅满足不了广大农民 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长此以往也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加快破解城乡二元结构， 才能为全面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积势蓄能。另一方面，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为推动实现区域协 调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国家统计局发布《２０２１年夏粮产量数据的公告》显示，中国的粮食总产量 再创新高，实现“十八连丰”，但农村仍更多地需要城市发展的带动和辐射，农村内在潜力难以充分 发挥［２６］。因此，在推进区域协调发展过程中，充分发挥城乡融合发展的支撑作用，缩小城乡差距， 补齐农业农村短板，优化城市和乡村发展的战略布局，推动城乡融合发展见实效，能够为推动区域 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战略支撑。 图 １　中国城乡融合发展的内在逻辑 （三）城乡融合发展是推进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 城乡融合发展以共同富裕为目标导向［２７］，中国“三农”工作取得了历史性巨大成就，但农业基 础还不稳固，农村成为制约共同富裕实现的最大短板。一是农业生产“小农”特征明显。“大国小 农”是中国的基本农情，中国人均耕地面积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土地产出率、劳动生产率和 资源利用率较低，农业生产以小规模分散经营为主体形态［２８］。将小农生产有效引入现代农业发展

１３０ 华　南　农　业　大　学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第 ３期 体系，实现“大国小农”国情下的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二是农业 供需结构高度错配。中国农业的主要矛盾主要表现为农产品总量供过于求与优质农产品供不应 求并存［２９］。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联合发布的《中国农村发展报 告 ２０２０》显示，到“十四五”期末，可能出现 １．３亿吨左右粮食产需缺口。食物用粮需求趋势相对明 确情况下，工业用粮产需缺口最高可能达到 ７０００万吨［３０］，有效供给不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农产 品的生产结构急需调整。三是农业产业升级难以启动。中国的土地细碎化问题导致了农业生产 规模和机械化发展的现实矛盾，农业发展面临瓶颈，特别是农业经营主体“小、散、乱”问题严重，耕 地细碎化带来了土地资源利用率低、农业新技术的研发和使用困难等问题。因此，深刻把握基本 国情特征，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关键所在。 三、新时代中国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践历程 城乡关系问题由来已久，新时代十年，中国把城乡融合发展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考虑到诸多 文献已经对不同阶段中国城乡关系发展变化进行了梳理总结①，故不再展开论述。本部分突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个重点，完整回顾新时代十年中国城乡融合发展走过的光辉历程。 第一，不断完善顶层设计和各项规划体系。新时代十年，中国持续抓好城乡融合发展顶层设 计和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推进城乡关系向融合方向发展。国家确定了在 １１个区域②开展城乡融合 发展改革试验，为全国城乡融合发展打造了示范样本。“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了“城乡协调发展” 的目标和任务，“十四五”规划突出强调“健全城乡融合发展机制”。中国在探索研究城乡二元结构 问题上持续发力，出台了纲领性文件及各专项规划方案，明确了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具体举措，城 乡融合发展的各项规划体系逐渐形成并日益完善，为深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第二，深化改革加快体制机制创新。改革是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动力。一方面，要深入推进 户籍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是促进人口和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的重要手段，２０１４年 ７月，国务 院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随后《居住证暂行条例》《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 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等文件发布，进一步推动了新时期户籍制度改革从制度顶层设计到全面推 进落实。另一方面，要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２０１９年修订的《土地管理法》，明确了 土地入市的条件和程序，为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提供了政策保障。２０２２年 １月，国 务院印发《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总体方案》，允许将存量集体建设用地依据规划改变用途 入市交易，对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进行了探索。 第三，协同推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国家重要 的战略部署。新型城镇化战略立足城市，根植乡村，乡村振兴战略聚焦乡村，联动城市。２０１７年 １０ 月，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明确了乡村振兴主要目标和战略任务。２０１９年 ５月，习近 平总书记在江西视察时深刻回答了城镇化与乡村振兴之间的关系，以农业农村现代化为目标的乡 村振兴和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统一于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之中，为全面推进新型 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协同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２０２２年 １１月，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责任制实施办 法》，就农业转移人口融入城镇作出了规划，为协同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提 供了明确方向。 ① 参见蒋永穆和胡筠怡（２０２２）、张海鹏（２０１９）、刘晓畅（２０２１）等的研究。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关于开展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工作的通知》：详见 ｈｔｔｐｓ：／／ ｗｗｗ．ｎｄｒｃ．ｇｏｖ．ｃｎ／ｘｘｇｋ／ｚｃｆｂ／ｔｚ／２０１９１２／ｔ２０１９１２２７＿１２１６７７３．ｈｔｍｌ。

第 ３期 杨　骞，金华丽：新时代十年中国的城乡融合发展之路 　１　３１　 第四，以科技创新助推城乡融合发展。科技创新是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推力。中国农业科 学院组织研究并发布的《２０２０中国农业科学重大进展》《２０２０全球农业研究热点前沿》等报告指出，中 国农业科技整体研发水平在发展中国家居于领先地位，与发达国家差距在一些领域逐步缩小，基础前 沿原始创新能力不断提升。农业科技创新能力为中国农村新产业新业态大量涌现奠定了坚实基础， 有力促进了农村创新创业环境不断改善。２０２１年 １２月，农业农村部印发《“十四五”全国农业农村科 技发展规划》，对重大农业科学工程建设布局进行了调整与优化，就农业更多领域实现“从 ０到 １”的 原创性突破，完善各级各类农业创新主体、平台布局和功能定位提出了具体要求。 第五，不断夯实城乡融合发展人才基础。人才是第一资源，是发展的基石和根本。城乡融合 发展要发挥好人才的作用①，“让大学生甚至是海归人才主动回乡务农”②。国家相继出台《关于深 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关于改革完善技能人才评价制度的意见》等一系列完善技能人 才评价体系的政策文件和改革措施，着眼于破除束缚人才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障碍，明确 了深化人才改革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主要目标。２０２３年 １月，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做好二 二三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破除了妨碍劳动力、人才流动弊端，对培养、引进、管 理、使用、激励乡村所需各类人才提出了针对性举措，为全面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人才 支撑。 图 ２　新时代十年中国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践历程 　　第六，以县域为基本单元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县城是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支撑。中国坚持从 国情出发，不断完善以县域为基本单元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为推进县域治理现代化和构建新型工 农城乡关系进行了宝贵探索。《“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乡村建设行动实施方案》等 一系列配套文件发布，逐步形成以县域为基本单元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政策体系。２０２２年 ５月，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科学把握了县城的功能定位，为 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关键支撑。２０２３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推进县域城乡融合发展”，就强 化县城综合服务能力、促进县乡村功能衔接互补作出总体部署，明确了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方向 和重点工作。 ① ２０１８年 ３月 ７日，习近平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广东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详见：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ｃｃｔｖ． ｃｏｍ／２０１８／０３／０７／ＡＲＴＩＴＲＬｖ５ＤＣＡ５ｌｂＥｄｘｏｈｖＫＡＤ１８０３０７．ｓｈｔｍｌ。 ② ２０１８年 ３月 ８日，习近平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山东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详见：ｈｔｔｐ：／／ｃｈｉｎａ．ｃｈｉｎａｄａｉ ｌｙ．ｃｏｍ．ｃｎ／２０１８－０３／０９／ｃｏｎｔｅｎｔ＿３５８２１５２４．ｈｔｍ。

１３２ 华　南　农　业　大　学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第 ３期 四、新时代中国城乡融合发展的成效评估 伴随城乡融合发展的深入推进，中国在克服城乡区域非均衡发展难题、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引 发的“城进村衰”、农村空心化、“乡村病”等方面取得了阶段性显著成效①。本部分围绕农业转移人 口、土地制度改革、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和脱贫攻坚等方面，对新时代中国城乡融合发展的成 效进行评估，真实立体全面展现中国城乡融合发展取得的重大进展及面临的挑战。 （一）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取得重大进展 新时代十年，中国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举措扎实推进，相关领域配套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 一是户籍制度改革 进 一 步 深 化。 随 着 户 口 迁 移 政 策 普 遍 放 开 放 宽，农 民 进 城 落 户 的 门 槛 不 断 降 低。公安部数据显示，２０１２年以来，全国有 １．３亿农业转移人口成为城镇居民，提前完成了《国家 新型城镇化规划（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规定的“到 ２０２０年将完成 １亿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任务”，１ 亿多农业转移人口自愿有序实现了市民化。人口城镇化率由 ２０１２年的 ５３１０％提高到 ２０２２年的 ６５２２％，累积增长了 ２２８２％。２０２２年，城镇人口相较于 ２０１２年增加了 １９９亿人；乡村人口相较 于 ２０１２年减少了 １４６亿人，城镇化发展迅速（见图 ３ａ）。二是市民化配套政策有序实施。国家出 台意见大力支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提出了一系列配套优惠政策。２０１６—２０２１年财政部向地方 下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奖励资金由 ２０１６年的 １００亿元提高到 ２０２１年的 ３５０亿元，累积增长了 ２５０％，随着农业转移人口数量不断增加，城市建设用地面积由 ２０１２年的 ４５８万平方公里提高到 ２０２１年的 ６２４万平方公里，累积增长了 ３６４４％（见图 ３ｂ），农业转移人口呈现出市民化人数与配 套政策持续优化的发展趋势。然而，相对城乡建设整体而言，农业转移人口存在时间与空间不确 定性，使得农业转移人口并未及时被列入社会基本公共服务保障范围，财政无法做到“钱随人走”， 从而造成基本公共服务面临非均等化风险。 图 ３　新时代十年中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发展情况 注：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财政部《中央财政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奖励资金管理办法》； 图 ３ｂ中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奖励资金可得数据始自 ２０１６年 （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取得新突破 新时代十年，通过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承包经营制度、征地制度等一系列制度改革，中国农村 土地制度改革取得新突破。一方面，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不断完善。国家始终坚守土地公有性质不 ① 本部分收集了最新的实证数据，但由于部分指标最新年份的数据尚未公布，因此实证数据未能统一到相同 年份。

第 ３期 杨　骞，金华丽：新时代十年中国的城乡融合发展之路 　１　３３　 改变，通过建立农地“三权分置”制度，推进各项农村土地制度改革［３１］。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由“单 一产权”走向“三权分置”，农民闲置宅基地和闲置农房政策不断完善，逐步破解了农村宅基地和住 宅闲置浪费、宅基地管理制度僵化等问题，为盘活农村大量闲置宅基地提供了积极有效的政策基 础，促进了农村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并带动了农村经济的增长。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推动了资源流向 有效的利用主体，闲置的宅基地重新被利用起来，也有效提升了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另一方面， 农村土地市场化水平持续提高。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有力地促进了农地要素自主有序流转，要素流 转总体规模不断扩大［３２］。家庭承包耕地流转总面积由 ２０１２年的 ２７８亿亩增长到 ２０２０年的 ５６５ 亿亩，累积增长了 １０２８４％（见图 ４ａ）。家庭承包经营耕地面积由 ２０１２年的 １３１０亿亩增长到 ２０２０年的 １５６２亿亩，累积增长了 １９１７％（见图 ４ｂ）。农村土地逐步走向市场化，农地要素市场 化配置效率不断提高，农民成为改革的积极参与者和真正受益者。然而，目前中国的农村土地制 度的功能主要集中在保障性功能，经营性功能和生产要素功能未能得到充分发挥，农村土地制度 改革推动农民收入增长动力有待增强。 图 ４　新时代十年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发展情况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农村经营管理统计年报（２０１２—２０１８）》《中国农村合作经济统计年报（２０１９—２０２０）》 （三）城乡一体的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新时代十年，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向联通化、一体化的方向迈进。一是供水基础设施加 快推 进。乡 镇 供 水 普 及 率 与 城 镇 差 距 逐 步 缩 小，集 中 供 水 的 乡 占 全 部 乡 的 比 重 由 ２０１２年 的 ７６４０％增长 到 ２０２１年 的 ８９４０％。乡 镇 供 水 普 及 率 由 ２０１２年 的 ６６７０％ 增 长 到 ２０２１年 的 ８４００％（见图 ５ａ）。中研普华研究院《２０２２—２０２７年中国农村自来水行业市场供需调查与投资潜 力研究报告》显示，截至 ２０２０年底，中国农村集中供水率达到 ８８％，自来水普及率达到 ８３％，供水 基础设施加快推进。二是交通设施建设显著改善。城乡交通设施差距呈持续缩小趋势，２０２１年城 乡人均道路面积比为 ０８３，相较于 ２０１２年缩小了 ３２０３％（见图 ５ｂ）。城乡交通设施建设逐步完 善，不仅解决了农村地区群众“出行难”的问题，而且有效推动了城乡发展朝着高水平深度融合方 向迈进。三是电网升级改造力度加大。随着农村居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农村地区家用电器大幅 度增加，农村发电设备容量由 ２０１２年的 ６５６８６亿瓦逐步增长到 ２０２０年的 ８１３３８亿瓦 （见图 ５ｃ），有效解决了农村地区用电“低电压”和供电“卡脖子”的问题，满足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安全 可靠用电需求。四是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全面强化。在网络强国战略指引下，城乡网络基础设施 不断完善，城乡网络覆盖率迅速提升，移动网络和智能手机的普及使乡村不再边缘化，农村网民数 量迅猛增长激发了农民的网络需求。２０１２—２０２１年农村宽带接入用户数年均增长了 １６２２％，城 市宽带接入用户数年均增长了 １２１８％（见图 ５ｄ），城乡网络设施差距进一步缩小。然而，大部分

１３４ 华　南　农　业　大　学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第 ３期 农村地区新农村建设项目属于公益性工程，长期以来基础设施建设前期规划和后期管理养护一直 处于缺位状态，少数已损毁严重，对加快推动城乡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造成了严重影响。 图 ５　新时代十年中国城乡水电路网等基础设施发展情况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和国家统计局 （四）城乡一体的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机制逐步建立 新时代十年，中国的基 本 公 共 服 务 提 供 机 制 逐 步 向 制 度 接 轨、质 量 均 衡、水 平 均 等 的 方 向 迈 进。随着基本公共服务规划的连续出台，引导着财政资源向民生发展领域持续投入，国家财政民 生支出持续攀升，民生事业呈稳步发展态势（见图 ６ａ）。财政教育支出由 ２０１２年的 ２０１４０６４亿元 增长至 ２０２１年的 ３５７７８５０亿元，累积增长了 ７７６４％，卫生健康支出由 ２０１２年的 ７１７０８２亿元增 长至 ２０２１年的 １８９１９１７亿元，累积增长了 １６３８４％，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由 ２０１２年的 １１９９９８５ 亿元增长至 ２０２１年的 ３２９００９７亿元，累积增长了 １７４１８％，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由 ２０１２年的 ２０７４７９亿元增长至 ２０２１年的 ３７７４１０亿元，累积增长了 ８１９０％。随着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 健全和财政投入不断增加，公共服务逐渐向农村延伸、社会事业逐渐向农村覆盖。九年义务教育 巩固率由 ２０１２年的 ９１８％增长至 ２０２１年的 ９５４０％，累积增长了 ３９２％，城乡卫生技术人员数比 由 ２０１２年的 ２５０下降至 ２０２１年的 １５７，累计下降了 ３７１４％，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覆盖率比 由 ２０１２年的 ０３５下降至 ２０２１年的 ０１２，累计下降了 ６７３２％（见图 ６ｂ）。一系列举措使基本公共 服务一直保持着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普惠性、基础性和兜底性基本公共服务事业建设成效显著，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不断缩小［３３］。当前尽管城乡一体的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机制取得显著成效， 但是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仍然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基本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供 给水平有待提高，尚未实现地方居民的全覆盖。

第 ３期 杨　骞，金华丽：新时代十年中国的城乡融合发展之路 　１　３５　 图 ６　新时代十年中国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发展情况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财政统计年鉴》和国家统计局； 国务院《中国儿童发展纲要（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终期统计监测报告 （五）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 新时代十年，中国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一是农村地区减 贫成效由量变向质变跨越。随着扶贫开发事业的推进及近年脱贫攻坚力度加大，中国减贫事业取 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见图 ７）。按现行农村贫困标准计算①，截至 ２０２０年，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 贫，中国消除绝对贫困人口的任务基本完成。二是区域性脱贫取得突破性进展。中国贫困人口主 要集中于西部地区，贫困问题具有显著的区域性特征，东西部协作、对口支援、社会帮扶等制度完 善，使区域性脱贫取得显著成效。２０１９年，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农村贫困人口数与 ２０１２年相比分 别减少了 １３２０万、３２６５万、４７６３万，农村贫困发生率分别为 ０１％、０６％、１１％（见图 ７ａ）。三是 农村居民收入和消费能力大幅度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持续增长，从 ２０１２年的 ８３８９元提高至 ２０２１ 年的 １８９３１元，累积增长了 １２５６６％。农村居民财产净收入占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从 ２０１２年的 ０９１％攀升至 ２０２１年的 ２４８％，农村居民收入结构不断优化。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从 ２０１２年 的 ６６６７元上升至２０２１年的１５９１６元，累积增长了１３８７３％，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和城乡居民人 图 ７　脱贫攻坚进展情况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农村住户调查和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调查》 和国家统计局《农村贫困监测调查》 ① 现行农村贫困标准为每人每年生活水平 ２３００元（２０１０年不变价）。

１３６ 华　南　农　业　大　学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第 ３期 均消费比均出现明显下降趋势（见图 ７ｂ）。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深刻改变了贫困地区落后面 貌，农村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大踏步赶上来。虽然中国在预定时间内消除了农村绝对贫困现象，但 是由于部分脱贫人口的收入水平较低、收入中对政策性补助依赖较高、遭受外部冲击等原因，脱贫 质量不够稳定，少数脱贫人口仍存在返贫风险。 五、新时代中国城乡融合发展的时代价值 城乡融合发展是解决农村贫困代际传递和资源配置失衡的有效工具，为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创 建了有效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新时代中国城乡融合发展不仅对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优化国 家治理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和创新价值，也为世界破解城乡二元问题提供了重要借鉴。 （一）城乡融合发展对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第一，城乡融合发展提升人和地区的发展能力。贫困具有复杂性、系统性和反复性特征［３４］。 中国脱贫攻坚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但是脱贫人口返贫风险依然很大，相对贫困问题还将长期存在， 因此提升人和地区的发展能力应成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缓解相对贫困问题的核心任务［３５］。 一方面，脱贫攻坚瞄准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和深度贫困地区，通过提高贫困地区人口的观念、技能与 素质，推进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变革，实现了所有乡村的全域覆盖。另一方面，地区可持续发 展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努力方向，打赢脱贫攻坚战，强调在期限内彻底解决绝对贫困问题，着重解决 农村居民和乡村的长远发展问题，实现城乡一体发展与全面进步。 第二，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乡村振兴落地见效。城乡融合是城乡发展的重要方向，也是实现乡 村振兴的有力举措。一是促进各类要素更多向乡村流动。城乡融合发展期内建立健全城乡要素 合理配置的体制机制，增强城市反哺农村的能力，实现相互促进、融合发展。二是为乡村振兴创造 有利条件。城乡融合发展使各地树立城乡发展“一盘棋”思路，以产业发展、公共服务、要素配置等 为着力点，使农村资源有效“激活”，城乡要素有序“聚合”，不断补齐城乡发展差距的短板，为乡村 振兴进一步打开空间。三是设立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先行先试。推进乡村振兴中应借鉴城 乡融合发展试验区的相关经验，先行先试、观照全局，为改革“探路”、为基层探索搭建有效平台。 第三，城乡融合发展为乡村振兴战略注入新动能。城乡融合发展推动人才、土地、资本等要素 在城乡之间的双向流动、平等交换，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动能［２４］。就“人”而言，城乡融合发展进 一步打破了城乡居民户籍限制，使城市居民和乡村居民享有相同的权利和待遇，不断健全有利于 促进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机制，鼓励城市居民到乡村创业生活。从“地”上说，城乡融合发展不 断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积极探索具体路径和办法，为土地承包权在农村集体成员之间、经营权 在经营主体之间以及所有权在城市乡村之间合理流转创造了有利条件。从“钱”的角度，城乡融合 发展鼓励公共财政和社会资源积极投入到乡村建设，带动资本要素在城乡间的双向合理配置，特 别是促进了资本下乡，为乡村产业带来更多外部经济支持，扭转了乡村资本动力不足的现状。 （二）城乡融合发展对于优化国家治理具有重大的创新价值 第一，城乡融合发展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全国上下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为共同富 裕与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政府对城乡融合发展进行全过程干预，强调“城乡发展有序 共富”，促进了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城乡融合发展通过促进人才、土地、资本 等要素在城乡间双向流动，农村地区发展活力得以激发，推动了城乡发展从低水平不平衡到高质 量相对平衡。城乡融合发展不断“做大蛋糕”并“分好蛋糕”，把城乡融合发展成果转化为普遍受益 的社会认同，切实把发展成效体现在民生改善上，实质性地发展与完善了社会主义制度。 第二，城乡融合发展优化和创新了乡村治理机制。一方面，城乡融合发展促进了基层治理方 式从政府单向管理向政府主导、社会多元主体协商共治转变，从以行政管理为主向行政、法律、道

第 ３期 杨　骞，金华丽：新时代十年中国的城乡融合发展之路 　１　３７　 德手段综合运用转变，逐步构建了村民自我决策、自我监督、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自治体系。另 一方面，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党的执政根基在基层，国家治理的神经末梢在基层，人民对 美好生活的感知在基层。城乡融合发展健全了乡村治理工作体系，明确了县乡村三级各自的职能 定位，通过县乡村联动，全面提高乡村治理能力，从而优化了国家治理机制。 第三，城乡融合发展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基本途径。国家治理能力是立足于具体实践与国 情而提出的自身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３６］。一方面，城乡融合发展改变了农村发展只是农业发 展、农村功能只是提供农产品的传统观念，树立了“城乡等值”“共存共荣”“共建共享”新理念，有 效缓解了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的问题，为中国区域协调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另一 方面，城乡融合发展充分发挥了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独特优势，最大限度地整合社会资源、集 中力量办大事，为加快形成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和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保障，也为推动实现更 高水平的公平正义、维护国家安全提供了有益借鉴，进一步提升了国家治理能力。 （三）城乡融合发展对于解决城乡不协调问题具有重要的世界意义 第一，彰显了中国的道路优势，为世界城乡协调发展提供了借鉴参考。中国城镇化快速推进， 但并没有像印度、菲律宾、巴西等国出现严重城市贫民窟问题，这体现了中国坚持走城乡融合发展 道路的正确性。城乡融合发展将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作为乡村和城镇发展两大抓手，乡村振兴 战略聚焦乡村、联动城市，新型城镇化战略立足城市、根植乡村，两者相互融合、共同促进。从当代 中国城乡融合发展实践来看，这条道路能够有效应对城乡要素流动不顺畅、公共资源配置不合理 等突出问题，为世界破解城乡二元问题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第二，彰显了中国的理论优势，充分发挥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代价值。马克思城乡融合思 想为新时代中国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中国城乡融合发展围绕 城乡关系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以问题为导向，史无前例地把乡村放到和城市平等位置上进行战 略规划，进一步发挥乡村的主动性，激发乡村的发展活力，强调“要把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作为 一个整体统筹谋划”，旨在实现城市与乡村“共生、协同、开放、共赢”。这一理论既为新时代中国破 解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缩小城乡区域差距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撑，又为世界各国正确认识和处理 城乡关系，实现城乡融合发展贡献了重要的实践范本，彰显了中国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优势。 第三，彰显了中国的制度优势，为发展中国家城乡问题贡献了制度范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基本制度框架下，中国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方面不断与时俱进，为推动城乡深 度融合发展奠定了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城乡融合发展提供全方位制度供给，是城乡融 合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的根本保障，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胜利。特别是在破解城乡二 元体制的实践中，中国的城乡融合发展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 性，为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城乡协调发展问题贡献了制度范本。 第四，彰显了中国的文化优势，传承了中华民族丰富厚重的文化精髓。城乡融合的实质是城 市元素与乡村元素的有机融合。在“融合发展”阶段，融合的理念体现了中国传统“和合”思想，是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光大。“和合”思想既尊重事物之间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又强调 在此基础上达成和谐统一的重要性。与西方传统的二元对立思维不同①，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崇尚 以和为贵，“和合”精神已经成为中华文明的精神气质和实践操守。中国的城乡融合发展建立在世 间万物的和谐统一之上，为世界弥合城乡发展鸿沟、实现融合发展指明了方向，彰显了以和为贵、 ① 西方传统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即“非此即彼、非彼即此”的二元对立方式。例如：形式与实质的二元（柏拉图）、 善与恶的二元（摩尼教）、理性与感官的二元（笛卡尔，怀疑主义）等，与中国的以和为贵、和而不同、中庸等思维 方式及思想截然不同。

１３８ 华　南　农　业　大　学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第 ３期 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强大力量和时代魅力。 六、新征程中国城乡融合发展的路径展望 ２０２３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对标党的二十 大对新征程上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提出的新任务新要求，本文从五个方面对城乡融合发展进行展望。 第一，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的二十大强 调，坚持和加强党的 全 面 领 导 是 前 进 道 路 上 必 须 牢 牢 把 握 的 重 大 原 则 之 一。 一 是 办 好 中 国 的 事 情，关键在党。新时代城乡建设事业要将党的领导贯穿于城乡融合发展的全过程，把党的政治优 势和制度优势转化为破解城乡二元问题的强大动力和坚强保障，是未来城乡融合发展继续成功和 胜利的根本保证。二是始终遵循“在我国拥有近十四亿人口的国情下，不管工业化、城镇化进展到 哪一步，农业都要发展，乡村都不会消亡”的客观规律，深入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确保城乡关系发展 正确方向。三是把党的领导落实到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确保党在乡村治理 中的核心地位，不断健全和完善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城乡融合发展的总方针、总目标、 具体路径等制度安排不偏不倚。 第二，深化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在于破除体制机制弊端。一是 推进城乡要素合理配置。坚决破除妨碍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和平等交换的体制机制壁垒，打破乡村 振兴面临的“人地钱”瓶颈制约。二是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普惠共享。破除乡村公共服务供给 总量不足、质量失衡状态，提高人民群众在教育、医疗、养老、住房、食品药品安全等方面的获得感 和幸福感。三是推进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把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放在乡村，破解农村基础设 施存在的数量不足、质量不高、管护不力等突出问题。四是推进乡村经济多元化发展。完善农业 支持保护制度，落实农业主体功能区制度，积极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实现乡村经济多元 化。五是推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强化多元就业，健全城乡均等的公共就业创业服务制度，以土 地合作、资源开发、生产服务、资产租赁、联合发展等形式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推动资源变资 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推动农民收入稳步增长。 第三，加快城乡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应成为乡村建设的“先行者”，要把公共基 础设施建设重点放在乡村实现统一规划、建设、管护。党的二十大强调，要“统筹乡村基础设施和 公共服务布局，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在规划上，注重把握农村实际情况，结合农村现实需求， 把城乡作为整体通盘考虑，统筹规划城乡重大基础设施的布局，促进城乡基础设施的融合布局。 特别是在便捷农村生活、提高生活品质等方面，布局一批具有先进理念的基础设施。在建设上，要 积极引导“新基建”向农村延伸下沉，确保新型基础设施和传统基础设施之间实现资源共享、空间 共用、互联互通，加快实现城乡基础设施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在管护上，要落实管护责任和明确产 权归属，建立政府主导、多方参与、市场运作的管护体制机制。同时协同科研机构、高校与企业等 定期指派技术人员深入农村进行指导教学，利用技术手段对农村基础设施进行管理维护。 第四，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普惠共享。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普惠共享是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中 破解农村难题的重要路径。党的二十大强调，要“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在 教育方面，要大力提高乡村学校教师编制使用效益，畅通城乡一体配置渠道，合理规划教师队伍建 设，完善教师待遇提升保障机制，加大保障性住房供应力度，继续加强“双师型”教师的培养，全面 提高职业教育质量，让劳动者掌握一技之长。在医疗方面，进一步打通基层医务人员职称晋升通 道，拓宽基层医务人员职业发展前景，提升基层医务人员工作积极性。建立健全乡村医生成长发 展机制，如职称晋升政策进一步倾斜、给予更多评优名额等，增加基层医务人员岗位吸引力。在社 会保障方面，推进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完善社会救助、社会福利、慈善事业、优抚安置等制度，

第 ３期 杨　骞，金华丽：新时代十年中国的城乡融合发展之路 　１　３９　 不断扩大各项社会保险覆盖面，构建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创新多元化照料服务模式。 第五，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党的二 十大强调，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一是强化监测帮扶。发挥“一键报贫”等在线申报系统的 平台作用，通过组织专项筛查、完善帮扶政策，强化兜底保障等方式，及时识别有返贫致贫风险的 农户，做到应纳尽纳、帮扶到位、消除风险。二是强化稳岗就业。就业是民生之本。“一人就业，全 家脱贫”，是中国推进就业扶贫的宝贵经验，全面落实《关于做好 ２０２２年脱贫人口稳岗就业工作的 通知》，高质量完成脱贫人口稳岗就业各项任务。三是强化产业帮扶。持续加大中央财政补助资 金用于产业扶贫的投入力度，支持联农带农富农产业的发展，多措并举增加贫困群众家庭经营性 收入。四是强化社会帮扶和驻村帮扶。充分发挥制度优势，建立起党组织帮扶、党员互助帮扶和 社会救助帮扶等多渠道帮扶相结合模式，及时排查预警区域，制定防范措施，落实帮扶举措，坚决 守住防止规模性返贫的底线。 参考文献： ［１］刘守英，王一鸽．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中国转型的乡村变迁视角［Ｊ］．管理世界，２０１８（１０）：１２８－１４６． ［２］张海鹏．中国城乡关系演变 ７０年：从分割到融合［Ｊ］．中国农村经济，２０１９（３）：２－１８． ［３］刘守英，程国强．中国乡村振兴之路———理论、制度与政策［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２１． ［４］ＪＯＮＥＳＣ，ＫＡＭＭＥＮＤＭ．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ｕｓ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ｃａｒｂｏｎ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ｓｒｅｖｅａｌｓｓｕｂ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ｕｎｄｅｒｍｉｎｅｓ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ｇａｓｂｅｎｅｆｉｔｓｏｆｕｒｂａｎ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ｄｅｎｓｉｔｙ［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４（２）：８９５－９０２． ［５］ＺＡＳＡＤＡＩ，ＰＩＯＲＲＡ．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ｌｏｃａｌ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ｅａｄｏｐｔｉｏｎｏｆｒｕｒ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ｐｏｌｉｃｙ：ａｎｅｘａｍｐｌｅ ｏｆ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ｏｕｒｉｓｍ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ｖｉｌｌａｇｅｒｅｎｅｗａｌｉｎＢｒａｎｄｅｎｂｕｒｇ，Ｇｅｒｍａｎｙ［Ｊ］．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２０１５： ８２－９３． ［６］ＣＵＬＬＩＮＧＷＯＲＴＨ Ｂ，ＮＡＤＩＮＶ．Ｔｏｗｎａｎｄｃｏｕｎｔｒｙ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ＵＫ［Ｍ］．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０６． ［７］ＳＡＩＮＴＣＹＲＬＤ．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ｆａｒｍｓｉｚ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ａｎｄｉｍｐａｃｔｓｏｆｓｕｂｓｉｄｉｅｓｆｒｏｍ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ｐｏｌｉｃｙ：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 Ｆｒａｎｃ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２２（３）：８９３－９２３． ［８］ＷＩＲＴＨＰ，ＥＬＩＳＶ，ＭＬＬＥＲＢ，ｅｔａｌ．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ｍａｌｌｔｏｗｎｓｉｎＧｅｒｍａｎｙａｎｄＪａｐａｎ———ｄｅａｌｉｎｇｗｉｔｈ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ｄｅｃｌｉｎｅａｎｄ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ｌｏｓ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Ｒｕｒ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１６：６２－７５． ［９］ＰＡＲＫＪ，ＬＥＥＳ．Ｓｍａｒｔｖｉｌｌａｇｅ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ｉｎＫｏｒｅａ：ｒｕｒａｌｔｏｕｒｉｓｍ，６ｔｈ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ｍａｒｔｆａｒｍｉｎｇ［Ｍ］．Ｂｒａｄ ｆｏｒｄ：Ｅｍｅｒａｌｄ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Ｌｉｍｉｔｅｄ，２０１９． ［１０］方创琳．城乡融合发展机理与演进规律的理论解析［Ｊ］．地理学报，２０２２（４）：７５９－７７６． ［１１］刘守英，龙婷玉．城乡融合理论：阶段、特征与启示［Ｊ］．经济学动态，２０２２（３）：２１－３４． ［１２］ＬＩＵＹＳ，ＬＩＹＨ．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ｅ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ｓｃｏｕｎｔｒｙｓｉｄｅ［Ｊ］．Ｎａｔｕｒｅ，２０１７（７６６７）：２７５－２７７． ［１３］魏后凯．深刻把握城乡融合发展的本质内涵［Ｊ］．中国农村经济，２０２０（６）：５－８． ［１４］金成武．中国城乡融合发展与理论融合———兼谈当代发展经济学理论的批判借鉴［Ｊ］．经济研究，２０１９（８）： １８３－１９７． ［１５］周江燕，白永秀．中国城乡发展一体化水平的时序变化与地区差异分析［Ｊ］．中国工业经济，２０１４（２）：５－１７． ［１６］ＺＨＡＯＷ，ＪＩＡＮＧＣＪ．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ｓｐａｔｉａｌａｎｄ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ｄｙｎａｍｉｃ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ｕｒｂａｎｒｕｒａｌｉｎｔｅｇｒａ ｔｉｏ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ｔｈｅ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ＤｅｌｔａＲｅｇｉｏｎ［Ｊ］．Ｌａｎｄ，２０２２（７）：１－２２． ［１７］陈钊，陆铭．从分割到融合：城乡经济增长与社会和谐的政治经济学［Ｊ］．经济研究，２００８（１）：２１－３２． ［１８］付伟．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中的乡村产业及其社会基础———以浙江省 Ｌ市偏远乡村来料加工为例［Ｊ］．中国社 会科学，２０１８（６）：７１－９０． ［１９］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课题组，叶兴庆，徐小青．从城乡二元到城乡一体———我国城乡二元体制的突出 矛盾与未来走向［Ｊ］．管理世界，２０１４（９）：１－１２． ［２０］ＤＥＮＮＩＳＡＲ．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ｃｉｔｉｅｓｉ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Ｍ］．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Ｓａｇ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１９８３． ［２１］傅立叶．傅立叶选集：第 １卷［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２．

１４０ 华　南　农　业　大　学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第 ３期 ［２２］欧文．欧文选集：第 １卷［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９． ［２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３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 ［２４］刘彦随．中国新时代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Ｊ］．地理学报，２０１８（４）：６３７－６５０． ［２５］叶兴庆．在畅通国内大循环中推进城乡双向开放［Ｊ］．中国农村经济，２０２０（１１）：２－１２． ［２６］卢昱嘉，陈秧分，康永兴．面向新发展格局的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探讨［Ｊ］．农业现代化研究，２０２２（２）：２１１－ ２２０． ［２７］刘合光．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逻辑与路径［Ｊ］．社会科学辑刊，２０２２（１）：１４９－１５７． ［２８］魏后凯，崔凯．建设农业强国的中国道路：基本逻辑、进程研判与战略支撑［Ｊ］．中国农村经济，２０２２（１）：２－ ２３． ［２９］魏后凯．中国农业发展的结构性矛盾及其政策转型［Ｊ］．中国农村经济，２０１７（５）：２－１７． ［３０］张义博．新时期中国粮食安全形势与政策建议［Ｊ］．宏观经济研究，２０２０（３）：５７－６６． ［３１］俞明轩，谷雨佳，李睿哲．党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土地政策：百年沿革与发展［Ｊ］．管理世界，２０２１（４）：２４－３５． ［３２］徐美银．制度模糊性下农村土地产权的变革［Ｊ］．华南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１）：１－１１． ［３３］温兴祥，郑子媛．农村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的多维贫困［Ｊ］．华南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０（５）： ５６－６９． ［３４］王介勇，戴纯，刘正佳，等．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动乡村振兴的政策思考及建议［Ｊ］．中国科学院院刊，２０２０ （１０）：１２７３－１２８１． ［３５］王禹贜．中国特色对口支援机制：成就、经验与价值［Ｊ］．管理世界，２０２２（６）：７１－８５． ［３６］燕继荣．反贫困与国家治理———中国“脱贫攻坚”的创新意义［Ｊ］．管理世界，２０２０（４）：２０９－２２０． Ｃｈｉｎａ′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ＲｏａｄｏｎＵｒｂａｎＲｕｒａｌ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ｎＹｅａｒｓｏｆｔｈｅＮｅｗ Ｅｒａ ＹＡＮＧＱｉａｎａ，ｂ，ＪＩＮＨｕａｌｉａ，ｂ （ａ．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ｂ．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ｈａｎｄｏ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Ｊｉｎａｎ２５００１４，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ｕｒｂａｎｒｕｒ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ｓｋｅｙｔｏｓｏｌｖｅｔｈｅｉｍｂａｌａｎｃｅａｎｄｉｎ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ｐｒｏｂ ｌｅｍ ｏｆＣｈｉｎａ′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ｔｅｎｙｅａｒｓｏｆｔｈｅＮｅｗＥｒａ，ｒｅｍａｒｋａｂｌｅ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ｈａｖｅｂｅｅｎｍａｄｅｉｎｔｈｅ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ｕｒｂａｎｒｕｒ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ｔｈｅｏｒｄｅｒｌｙｃｉｔｉｚｅ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ｔｒａｎｓ ｆｅｒ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ｅｒｕｒａｌｌａｎｄｓｙｓｔｅｍｒｅｆｏｒｍ，ｔｈ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ｍｐｒｅ ｈｅｎｓｉｖｅｖｉｃｔｏｒｙｉｎｔｈｅｆｉｇｈｔａｇａｉｎｓｔｐｏｖｅｒｔｙ；ｔｈｅｕｒｂａｎｒｕｒａｌｇａｐｈａｓｂｅｅｎｓｔｅａｄｉｌｙｎａｒｒｏｗｉｎｇ．Ｆａｃｅｄｗｉｔｈ ｔｈｅｎｅｗｔａｓｋｓｉｎｔｈｅｎｅｗｊｏｕｒｎｅｙ，ｉｎｔｈｅｕｒｂａｎｒｕｒａｌ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 ｔｕｒｅ，ｂａｓｉｃｐｕｂｌｉｃ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ｐｏｖｅｒｔｙ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ｌｌｐｏｓｅ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１４ｔｈＦｉｖｅＹｅａｒ Ｐｌａｎ″ａｎｄｅｖｅｎａｌｏｎｇｐｅｒｉｏｄｏｆｔｉｍｅｂｅｙｏｎｄ，ｗｅｓｈｏｕｌｄａｄｈｅｒｅｔｏａｎｄ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ｔｈｅ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ｌｅａｄ ｅｒｓｈｉｐｏｆｔｈｅＰａｒｔｙｉｎｔｈｅ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ｕｒｂａｎｒｕｒ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ｄｅｅｐｅｎｒｅｆｏｒｍ ｏｎｔｈｅ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ｍｅｃｈａ ｎｉｓｍ，ｆａｓｔｅｎｔｈｅｓｔｅｐｓｏｎ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ｕｒｂａｎａｎｄｒｕｒａｌ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ｐｒｏｍｏｔｅｔｈｅ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ｓｈａｒｉｎｇｏｆｂａｓｉｃｐｕｂｌｉｃ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ｕｒｂａｎａｎｄｒｕｒａｌａｒｅａ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ｌｙｅｘｐａｎｄｔｈｅ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ｏｆ ｐｏｖｅｒｔｙ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ｏｖｉｄｅｓｔｒｏｎｇｓｕｐｐｏｒｔ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ａｎｄｒｕｒａｌ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ｏｗｅｒｈｏｕｓｅｏｎｔｈｅｎｅｗｊｏｕｒｎｅ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ｔｈｅ２０ｔｈＣＰＣ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ｕｒｂａｎｒｕｒ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ｕｒｂａｎｒｕｒ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ｉｎｔｅｎｙｅａｒｓｏｆｔｈｅＮｅｗＥｒ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