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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engceku/2022-01/12/content_5667817.htm.

MovingFastertoDevelopNew QualityProductiveForcesinthe

DigitalEconomyEra

TONGJia-dong

1,ZHANGQian2

(1.SchoolofEconomicsNankaiUniversity,Tianjin300071,China;2.APECStudycenter

NankaiUniversity,Tianjin300071,China)

Abstract:Movingfastertofosternew qualityproductiveforcesisanimportantdrivingforcefor

buildinganewdevelopmentpatternandpromotinghigh-qualitydevelopment,anditisalsothekeyto

achievingChinese modernization.Thedigitaleconomybringsnewimpetustoeconomicgrowth,

endowsnewconnotationstonewqualityproductiveforces,andprovidesnewpatternsforaccelerating

theirformation.New quality productiveforcesareexclusivetothe digitaleconomy era.The

revolutionaryanddisruptiveinnovationsofthedigitaleconomycanpromotetotalfactorproductivity,

helpachievetheleapofworkers,labormaterials,laborobjectsandtheiroptimizedcombinations,

thuspromotingthebuildingofmodernindustrialsystem.To moverfastertodevelopnewquality

productiveforcesinthedigitaleconomyera,weneedtoputmoreinvestmentindigitaleconomy,

optimize modernindustrialand supply chains,promote digitalindustrialization andindustrial

digitization,developandcultivateemergingandfutureindustries,carryout“AI+”initiative,and

cultivatedigitallaborforce.

Keywords:new qualityproductiveforces;digitaleconomy;innovation;modernindustries;total

factorproductivity;newrelationsofproduction

[责任编辑 赵立庆]

96

第60卷 第4期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Vol.60 No.4

2024年7月 JournalofGuangxiNormalUniversity(PhilosophyandSocialSciencesEdition) July,2024

doi:10.16088/ji.ssn.1001-6597.2024.04.010

[收稿日期]2024-03-06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发展阶段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中国特色文明发展道路研究”

(22ZDA108)

[作者简介]柳春(1987—),男,陕西榆林人,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讲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经济增长、数字

经济;余进韬(1990—),男,重庆云阳人,西华大学经济学院讲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发展经济学、数字经济;龚星宇

(1989—),男,四川泸州人,西 华 大 学 经 济 学 院 讲 师,经 济 学 博 士,研 究 方 向:数 字 经 济 与 创 新,本 文 通 信 作 者;张 一

(1983—),女,陕西西安人,西安交通大学金禾经济研究中心教授,经济学博士。

数字化转型如何助力绿色发展

———基于企业绿色创新的视角

柳 春1,余进韬2,龚星宇2,张 一3

(1.西南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四川 成都 611130;2.西华大学 经济学院,四川 成都 610039;

3.西安交通大学 金禾经济研究中心,陕西 西安 710049)

[摘 要]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内在要求,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

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将成为绿色发展的新动能。基于中国上市企业数据,系统考察企业数字

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企业绿色创新水平,该效应

主要来自绿色发明专利申请数量的增加。这一结论在利用“宽带中国”战略构建工具变量以及进行一系列

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绿色创新效应在国有企业、重污染行业和宽

带网络基础设施较完善地区更强。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强化政府和公众监督、改善企业融

资状况、优化企业人力资本结构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改善了企业环境绩

效,有效降低了城市污染排放,表明数字化转型有助于经济社会绿色发展。研究结论揭示了数字化转型对

企业绿色创新的重要影响,为数字时代推动发展方式绿色转型以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决策依据。

[关键词]数字化转型;绿色创新;绿色发展;宽带中国

[中图分类号]F27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597(2024)04-0097-19

一、引言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已成为中国的发展共识和行动指南。绿色

发展的深刻内涵在于,通过创造新的绿色产品市场和绿色技术来摆脱经济增长过程中对

于资源使用、碳排放和环境破坏的过度依赖,实现资源的合理利用,人与自然的和谐相

处[1]。这意味着,绿色发展的本质是要在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之间探索一条“既要绿水青

山,也要金山银山”的平衡路径,利用绿色技术和产品来形成经济增长与资源节约的良性

互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

标的建议》提出,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支持绿色技术创新,推动重点行业和领域的绿色化改

造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这表明实现绿色发展的关键在于以创新为动能、以绿色

97

为导向。企业绿色创新作为统筹绿色和增长的关键结合点,连接着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

也连接着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无疑是从微观层面实现绿色发展这一宏观目标的核心和

关键[2]。

与本文研究主题相关的现有文献对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有益的探

索。一方面,现有文献从宏观视角考察了数字经济对绿色发展的影响。许宪春等从经济、

社会、环境三个角度定性分析了大数据在绿色发展中的作用[1]。韦施威等在测度城市数

字经济发展指数的基础上,发现数字经济通过推动经济集聚和优化金融结构促进城市绿

色创新[3]。王海等发现区域数字经济发展影响绿色创新呈现先抑制后促进的特征[4]。另

一方面,也有部分研究从微观层面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出发,揭示其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宋

德勇等发现重污染行业上市企业数字化通过促进信息共享和知识整合进而激发绿色技术

创新[5]。申明浩和谭伟杰、张泽南和钱欣钰等尝试从创新质量视角切入剖析数字化转型

的绿色创新效应[6-7]。祁怀锦和刘斯琴发现企业数字化发展通过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

和缓解融资约束作用于绿色创新[8]。刘海曼等发现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吸收能力和增强

内部控制的手段来刺激绿色创新[9]。王海等从创新资源和经营状况的视角揭示了数字化

转型如何赋能企业创新发展[10]。可以看出,现有文献对相关主题已经进行了一定程度的

研究,但是仍存在值得进一步推进之处。首先,现有文献的理论机制很少综合考虑到数字

化转型给企业生产组织带来的多方面变革,难以凸显数字化转型绿色创新效应的“绿色”

属性,因而现有作用机制对于各种类型的创新活动可能都适用,并非特定于“绿色”创新。

其次,数字化转型是企业自主决策的结果,现有文献在评估其因果效应时仍面临巨大挑

战。现有文献通常使用1984年企业注册所在城市每万人固定电话数量、邮局数量或互联

网普及率作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工具变量[10],但是工具变量的排他性约束往往很难满

足。也有部分文献基于外生冲击事件[9],直接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进行检验,但是,这一做

法评估的是外生冲击事件的绿色创新效应,而非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可能

导致研究主题的偏离。再次,部分文献以重污染行业上市企业作为研究样本[8],然而绿色

创新绝非重污染及环保设备制造行业企业的专属行为。最后,现有文献并未进一步挖掘

数字化转型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中更深层次的作用,因而难以揭示数字化转型与经

济社会绿色发展之间的重要关系。

本文立足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将数字化转型带来的微观企

业层面的绿色创新最终联系到宏观层面的经济社会绿色发展,探索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

经济社会绿色发展,揭示企业绿色创新在其中的关键作用。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

三个方面:(1)深入剖析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绿色创新的内在逻辑,并从监督、融资、就业

结构调整三个方面提供针对性的理论解读,丰富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生产组织变革的经

验证据,同时为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创新体系、推动社会经济全面绿色转型提供理论参考

和实践依据。(2)基于三重差分的工具变量(DDD-IV)方法,利用“宽带中国”战略带来

的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的变化设计基于冲击的工具变量(shock-basedIV)识别策略,更

好地识别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因果关系,这一识别策略也为今后实证研究

中解决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内生性问题提供有益参考。(3)从微观企业环境绩效和宏观城

市绿色发展视角进一步挖掘数字化转型的经济社会影响,揭示数字化转型显著改善企业

环境绩效、有效降低城市环境污染排放,验证数字化转型与经济社会绿色发展之间的重要

关系,为相关部门全面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建设美丽中国、实现高

98

质量发展提供有效路径。

本文后续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理论机制分析和假说提出;第三部分介绍数据来

源与样本选择、模型设定和变量构建;第四部分呈现基准回归结果;第五部分检验企业数

字化转型影响绿色创新的作用机制;第六部分进一步考察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环境绩效和

城市绿色发展的影响;最后一部分为结论与政策启示。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本文在理论分析框架部分重点阐述企业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绿色创新,进而赋能绿

色发展。现有文献对企业绿色创新的直接驱动因素展开了多方面讨论,结合数字化转型

可能带来的企业生产组织变革,本节将重点剖析数字化转型如何通过加强监督、融资和改

善人力资本结构这三个绿色创新直接驱动因素,最终促进企业绿色创新。

第一,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提升政府环境规制效力和公众环境监督能力,倒逼企

业进行绿色创新。一方面,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强化政府对企业的监管,进而提升环境规

制效力。在影响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的因素中,环境规制政策是一项不容忽视的关键因素,

合理的规制政策设计和有效的规制政策实施会形成创新补偿效应[11]。随着企业数字化

转型的不断推进,政府能够更智能更及时地全程监控企业的环境治理行为,从而有效降低

环境规制政策的扭曲,提升规制执行力。企业面对更高成本的环境规制,作为委托人的股

东具有更强烈的动机来督促企业强化绿色创新,降低环境违规风险;作为代理人的经理

人,面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带来的强监督效应,会更加主动地坚定绿色创新投资态度,寻求

绿色发展机会[12]。因此,企业数字化转型会提升政府环境规制效力,进而指向性地促进

企业的绿色创新活动。

另一方面,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实现公众对环境的有效监督。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

提高,公众在关注财富的同时,绿色发展的意识也在增强,集中表现在环保关注度的提

高[13]。数字化转型使得公众能够更加可视地监督企业的污染治理情况,这对企业的环境

责任产生了直接的威慑作用。同时,公众通过信访、举报、抗议等方式表达自身对改善环

境的诉求,可以与各级政府形成互动,在当前环境质量被纳入官员绩效考核的制度设计

下,公众诉求能够促成环境政策的调整和改变[14],自下而上地推动绿色发展。日益增加

的公众环境诉求加重了企业的环境污染成本,使其大于甚至远远超过企业粗放发展带来

的收益[15],易模仿、低成本的环境末端治理方式不但难以应对政府日益严格的环保标准

和公众自发产生的环境监督,持续增加的末端污染治理投入还会不断蚕食生产利润。面

对数字化转型带来的更强公众监督,企业唯有转变技术模式,强化以降低污染、减少能耗、

提升效能为最终目的的绿色创新,才能真正应对政府的环境规制和公众的环境诉求。因

此,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加强公众对环境的有效监督,促使企业变革生产模式、增加绿色

创新。

第二,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破解企业面临的融资困境,帮助企业获得关键的绿色创新

资金投入,发挥促进绿色创新的功效。一方面,信息不对称是阻碍企业获得正式融资的一

个普遍原因[16]。受到传统商业银行搜集和获取企业经营信息不及时不准确的影响,信贷

供需长期处于非充分竞争的扭曲环境中,具备强大绿色创新潜力的企业无法获得更多可

得性金融资源[17],进一步强化将资金投向生产而非绿色创新的短视行为。数字化转型不

99

仅能够对企业的不同利益相关者进行精准画像,充分获取传统征信等结构化信息,还能够

根据社会关系、缴税记录、数字足迹等非结构化信息挖掘企业的还款意愿与还款能力等

“软信息”,并由此形成全面准确的信息披露机制,有效克服融资困境的根源性难题———银

行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帮助企业获得银行贷款。

另一方面,数字化转型有助于企业吸收银行信贷途径之外的非正式金融资源,拓宽企

业的融资渠道。商业信用作为一种低风险低成本的特殊融资契约,扩大了企业的资金池,

扮演着重要的短期融资角色,因而对传统银行信贷融资形成重要替代,发挥着弥补正式融

资供给不足的作用[18-19]。数字化转型使得依托于网络平台的智能风控机制能够动态评

估企业的信用水平并迅速披露运营信息,有效降低了违约风险。同时,数字化转型作为

“数字中国”建设的重点内容,企业也往往借助数字化转型向外界释放关于企业技术潜能

的积极信号,强化综合实力形象,加快声誉传播,提升竞争力,进而提高企业商业信用。

绿色创新与一般创新相比,前期投入成本高、获利相对较慢以及风险较高的特点更加

突出,这使得绿色创新对资金需求更为敏感[20],数字化转型通过帮助企业获得正式融资

渠道的银行贷款和非正式融资渠道的商业信用,更有助于促进企业从事绿色创新活动。

同时,企业环境绩效表现与融资约束紧密相连[21],在绿色发展的大环境下,绿色创新是企

业的核心竞争力,融资约束程度越低的企业也更愿意将资金配置于绿色创新研发,降低污

染成本、缓解环境风险,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因此,数字化转型通过有效改善企业融资状

况,助力企业培育绿色创新这一核心竞争力。

第三,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优化企业的人力资本结构,促进绿色创新。创新的形成依

赖于人力资本质量,人力资本的创新效应又受到创新主体合作效率的影响[22]。一方面,

数字化转型降低了企业员工获取新技术的搜寻、复制和追踪的门槛,强化了信息的有效衔

接、处理与推送,同时降低企业内部的沟通成本[23],这有助于企业员工学习和吸收新知

识,提升思想交流效率,实现人力资本质量的内部升级。另一方面,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人

才队伍的专业与技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于高学历高技能员工更易与数字技术形成有

效的要素互补机制,进而相互赋能来提升企业生产率,故企业数字化转型会表现出高人力

资本偏向[24],加速科技人才与前沿技术向数字部门流动,优化企业的人力资本结构,为企

业从事创新活动注入内生动能。

绿色创新是一种更加强调新技术以实现资源高效利用与污染有效降低的创新活动,

这使得绿色创新对人力资本质量的要求可能比一般创新更高。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吸收的

配套专业人才优化了企业人力资本结构,高人力资本有利于整合分工环节流程,提升绿色

创新资源配置效率[25]。特别地,高人力资本和数字技术的结合还能够形成内部研发与外

部供应链网络化协同模式,加速数据要素的共享和流通,由此产生绿色技术扩散效应,辐

射带动社会的协同绿色创新行为[20]。同时,绿色创新有助于企业获得差异化绿色产品的

环境溢价[26],企业为了获取具有竞争力的环境溢价和塑造良好的声誉形象,也有激励积

极吸纳高学历高技能人才,重构企业自身知识体系,以高人力资本支撑绿色创新,主动抢

占绿色市场先机[27]。

综上所述,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强化政府环境规制效力和公众环境监督能力,破解企

业面临的融资困境,优化企业的人力资本结构,有效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据此,本文提出

研究假说:数字化转型将会推动企业绿色创新。

100

三、研究设计与统计描述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本文以2007—2020年中国沪深 A 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企业的发明专利、财务

信息、治理水平等数据来自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为了筛选出绿色专利,将

企业的专利分类号信息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2010年发布的“国际专利分类绿色

清单”匹配,从中提取出绿色发明专利和绿色实用新型专利来衡量绿色创新。企业数字化

转型程度测度是基于上市企业年度报告,利用爬虫技术提取全部企业年报的文本内容,统

计数字化转型相关特征词频,最终加总得到。本文进一步对数据进行如下处理:第一,为

了保证样本的可比性,删除了被“特别处理”①和样本期内退市的企业;第二,考虑到金融

类企业与其他企业在经营和财务上的异质性,剔除了金融、保险类企业;第三,删除了核心

变量缺失的企业;第四,为了减轻异常值对回归结果的可能影响,本文对连续变量进行了

1%和99%的缩尾处理。最终,本文获得2007—2020年2611家上市企业的21271个企

业—年度观测值。

(二)模型设定

为了考察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本文设定了如下基准回归模型:

Yi,t+1=α+βdigital_transformit+δXit+τi+λt+1+εi,t+1。 (1)

其中,下标i和t分别代表上市企业个体和年份。被解释变量Yi,t+1表示i企业t+1年的

绿色创新。考虑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存在一定程度的滞后效应,参考有

的学者的做法[28],本文对被解释变量进行前置一期操作,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缓解逆

向因果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是digital_transformit,表示i企业t年

的数字化转型程度。Xit是一系列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τi和λt分别为企业固定效应和年

份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扰动项。考虑到潜在的异方差以及企业绿色创新在时间维度上的

相关性,本文报告了在企业层面聚类调整的标准误[29]。β 是本文关注的系数,根据理论

分析,预期β显著为正,即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了绿色创新。

(三)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是绿色创新。参考现有文献[12,30-31],本文以上市企业绿色专利申请数量

(green_patent)来衡量绿色创新。主要原因有以下两点:一是与绿色创新投入相比,作为

绿色创新产出的绿色专利能够更加直观、更加量化地刻画绿色创新能力[31],而且绿色专

利还能根据专利性质分类,可以深入研究不同绿色创新的价值内涵。二是与专利授权数

据相比,专利申请数据具有更高的稳定性、可靠性和及时性[32],有助于更具时效性地探究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影响。考虑到绿色专利数量的右偏特征,本文对其作对数

化处理。

2.核心解释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是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digital_transform)。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核

心内容包括底层技术和实践应用两大层面,底层技术的核心架构主要由人工智能、大数

101

① 包括且不限于S、ST、*ST、SST、S*ST、PT等为前缀的股票代码。

据、云计算和区块链构成[33],而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目的是形成创新产出和应用。因此,参

考吴非等的做法[34],结合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定义和内涵,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的构建过

程如下:首先,利用Python爬取全部 A 股上市企业(除金融业和ST企业)的年度报告,进

一步使用JavaPDFbox库提取文本并形成数据池。其次,借鉴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相关文

献[35-36],结合相关重要政策文件和研究报告,归纳数字化转型的特征词库①。最后,基于

数据池,使用特征词进行搜寻、匹配、统计,得到加总词频,作为衡量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

的整体指标。鉴于指标数据的右偏特征,本文将所有指标作对数化处理,其中整体指标即

为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分类指标留待后文进行稳健性检验。

3.控制变量

为了减轻潜在遗漏变量对回归结果的影响,本文控制了一系列企业层面变量:(1)企

业规模(firm_size):上市企业总资产的自然对数。(2)企业年龄(firm_age):实际年份

与上市企业成立年份之差。(3)研发投入(R&D):上市企业年报中披露的研发支出除以

营业总收入。(4)企业杠杆(leverage):上市企业总负债除以总资产。(5)现金持有(cash

_holding):上市企业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除以总资产。(6)企业市场价值与资本重置成

本之比(Tobin_Q):上市企业所有者权益除以总市值。(7)企业成长性(sales_growth_

rate):上市企业营业收入增长率。(8)净资产收益率(ROE):上市企业净利润除以所有者

权益。(9)国有企业(SOE):衡量企业所有权性质的虚拟变量,上市企业如果属于国有企

业则为1,否则为0。(10)独立董事比例(independent_director_ratio):上市企业独立董

事人数除以董事总人数。(11)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largest_shareholder_share):上市

企业第一大股东股份数除以上市企业总股份数。(12)两职合一(duality):上市企业董事

长或CEO 是否存在兼任情况,如果兼任则为1,否则为0。此外,考虑到CEO 个人特征对

企业绿色创新活动的可能影响,本文进一步控制了一系列 CEO 个人特征变量:(13)CEO

年龄(ceo_age):CEO 的实际年龄。(14)CEO 性别(ceo_gender):虚拟变量,CEO 如果是

女性则为1,男性为0。(15)CEO 受教育程度(ceo_edu):高中及以下为1,大专为2,本科

为3,硕士为4,博士为5。(16)CEO 任职年数(ceo_tenure):担任 CEO 职位的年数。②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表1报告了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的基准回归结果,所有回归均加入了企业

102

①

②

人工智能技术类别特征词包括:人工智能、商业智能、图像理解、投资决策辅助系统、智能数据分析、智能机器

人、机器学习、深度学习、语义搜索、生物识别技术、人脸识别、语音识别、身份验证、自动驾驶、自然语言处理等;大数据

技术类别特征词包括:大数据、数据挖掘、文本挖掘、数据可视化、异构数据、征信、增强现实、混合现实、虚拟现实;云计

算技术类别特征词包括:云计算、流计算、图计算、内存计算、多方安全计算、类脑计算、绿色计算、认知计算、融合架构、

亿级并发、EB级存储、物联网、信息物理系统;区块链技术类别特征词包括:区块链、数字货币、分布式计算、差分隐私技

术、智能金融合约;数字技术应用类别特征词包括:移动互联网、工业互联网、移动互联、互联网医疗、电子商务、移动支

付、第三方支付、NFC支付、智能能源、B2B、B2C、C2B、C2C、O2O、网联、智能穿戴、智慧农业、智能交通、智能医疗、智能

客服、智能家居、智能投顾、智能文旅、智能环保、智能电网、智能营销、数字营销、无人零售、互联网金融、数字金融、

Fintech、金融科技、量化金融、开放银行。

限于篇幅,未报告描述性统计表格,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层面控制变量以及企业和年度固定效应。①

表1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绿色创新

变量

(1)

green_patent

(2)

green_patent_inv

(3)

green_patent_utility

digital_transform 0.0340*** 0.0328*** 0.0060

(0.0096) (0.0086) (0.0081)

firm_size 0.3257*** 0.3012*** 0.1812***

(0.0289) (0.0266) (0.0235)

firm_age -0.0620** -0.0710*** -0.0512**

(0.0264) (0.0263) (0.0224)

R&D 1.7454*** 1.8142*** 0.6434**

(0.4379) (0.3982) (0.3101)

leverage -0.0537 -0.0751 0.0546

(0.0953) (0.0848) (0.0780)

cash_holding -0.2153* -0.0704 -0.2349**

(0.1151) (0.0983) (0.0952)

Tobin_Q 0.0126 0.0072 0.0633

(0.0514) (0.0461) (0.0433)

sales_growth_rate 0.0104 0.0002 -0.0089

(0.0241) (0.0211) (0.0200)

ROE 0.4779*** 0.3313*** 0.3915***

(0.0929) (0.0806) (0.0792)

SOE 0.1533** 0.1696*** 0.0320

(0.0700) (0.0637) (0.0527)

independent_director_ratio 0.0905 0.0525 0.1219**

(0.0664) (0.0588) (0.0583)

largest_shareholder_share 0.0235 -0.0666 0.1833

(0.1652) (0.1451) (0.1327)

duality -0.0181 -0.0044 -0.0474**

(0.0232) (0.0200) (0.0199)

ceo_age 0.0008 0.0020 -0.0005

(0.0016) (0.0014) (0.0013)

ceo_gender -0.0131 0.0102 -0.0223

(0.0464) (0.0374) (0.0397)

ceo_edu 0.0092 0.0033 0.0108

(0.0145) (0.0121) (0.0125)

ceo_tenure -0.0001 -0.0055** 0.0043*

(0.0029) (0.0026) (0.0025)

企业、年度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R2 0.7523 0.7348 0.7134

样本数 18764 18764 18764

注:括号内是聚类在企业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 、* 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

103

① 考虑到地区层面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可能影响,本文将城市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指数加入基准

回归模型,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限于篇幅,正文未报告这一结果。

表1列(1)显示,在绿色专利整体的回归结果中,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系数为正,且在

1%水平上显著,表明数字化转型显著增加了企业绿色专利申请数量,提升了企业绿色创

新水平,支持了本文的理论假说。为了进一步探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实质性绿色创新和

策略性绿色创新的差异化影响,表1列(2)和(3)分别使用绿色发明专利和绿色实用新型

专利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结果显示,在绿色发明专利回归中,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系

数为正,系数大小与列(1)类似,且在1%水平上显著;在绿色实用新型专利回归中,企业

数字化转型的系数非常小,且不显著。由此可见,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促进效应

主要来自绿色发明专利申请数量的增加,即企业实质性创新水平的提升,而非源于企业因

受到政策约束或部门监管而增加策略性创新。因此,数字化转型实质性地提升了企业绿

色创新水平,这种源于企业内部转型升级带来的“结构性”创新,相较于政策规制下开展的

“数量型”创新,更具内源性绿色转型动力,将更有助于企业跨越资源依赖和环境污染的困

境,为整体经济社会绿色转型注入新的动能。

(二)内生性问题

本小节讨论基准回归模型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为了更好地识别数字化转型对企

业绿色创新的因果效应,本文利用“宽带中国”战略的准自然实验,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

工具变量,进行工具变量估计。

工具变量回归需要合理的工具变量,本文利用“宽带中国”战略这一外生政策冲击,构

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工具变量。“宽带中国”战略是中国政府为了推动信息基础设施快速

健康发展而采取的一项重大战略性举措。为落实“宽带中国”战略,工业和信息化部与国

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分别于2014年、2015年和2016年确定了共计将近120个城市作为

“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城市群)。“宽带中国”战略的实施有效推进了宽带网络提速、扩大

了宽带网络覆盖范围和规模、提升了宽带网络服务质量和应用水平,对支撑经济发展和服

务社会民生起到了战略性关键作用。特别地,“宽带中国”战略显著拓展和深化了宽带在

企业生产经营中的应用,加速了企业宽带联网,促进了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催生了新产业

新模式新业态,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重要的公共基础设施支撑。考虑到“宽带中国”

战略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本文进一步结合国家统计局颁布的《数字经济及其

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划分的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来识别“宽带中国”战略对不同行业

的数字化转型带来的冲击。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设计如下基于冲击的工具变量识别策略,工具变量回归第一阶段

的模型设定如下:

digital_transformit=μ+γBroadband_Chinact×digital_industrys+

δXit+τi+λt+εit。 (2)

其中:digital_transformit为i企业t年的数字化转型程度;Broadband_Chinact等于1,如

果c城市在t年被确定为“宽带中国”示范城市,此后年份也均为1;digital_industrys表

示s行业是否属于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如果是等于1,否则为0;其他变量含义与式(1)相

同。本文预期交互项系数γ 大于0,即“宽带中国”战略显著推动了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中

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在工具变量回归的第二阶段,使用式(2)第一阶段被解释变量的拟合

值digital_transformit替换式(1)中的核心解释变量digital_transformit进行回归,即可

得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因果效应估计值。

104

工具变量的合理性需要满足相关性条件和排他性约束。首先,对于相关性条件,根据

前文关于“宽带中国”战略的论述,可以预期随着“宽带中国”战略的实施,信息基础设施的

不断完善将有效推动高度依赖该类基础设施的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中的企业向数字化转

型;同时,第一阶段回归系数γ 的符号和显著性也将帮助验证该相关性条件。其次,对于

排他性约束,本文认为,“宽带中国”示范城市的选取主要以完善当地信息基础设施为目

标,与企业层面的特征没有直接关系;而且,在控制了一系列企业层面特征以及企业固定

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之后,可以认为工具变量将仅通过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绿色创新。

表2呈现了工具变量回归结果。第二阶段估计结果显示,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企业

数字化转型显著增加了企业绿色专利申请数量,而且,数字化转型的绿色创新效应主要来

自绿色发明专利申请数量的增加,而非绿色实用新型专利。同时,相比基准回归估计系

数,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工具变量估计系数显著更大,表明可能由于度量误差或者企业数字

化转型的自选择效应,基准回归的估计系数向下偏误。第一阶段估计结果表明“宽带中

国”战略显著推动了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中的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此外,F 统计量远大于

10,帮助排除了弱工具变量的担心。总体而言,工具变量估计结果再次支持了本文的理论

假说,即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企业绿色创新水平。

表2 内生性问题:工具变量回归

变量

(1)

green_patent

(2)

green_patent_inv

(3)

green_patent_utility

第二阶段:被解释变量-绿色创新

digital_transform 0.4433** 0.5735*** 0.1668

(0.1746) (0.1716) (0.1373)

第一阶段:被解释变量- digital_transform

Broadband_China×digital_industry 0.2160*** 0.2160*** 0.2160***

(0.0400) (0.0400) (0.0400)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企业、年度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第一阶段F 统计量 29.1967 29.1967 29.1967

样本量 18764 18764 18764

注:控制变量包括表1中的所有控制变量;括号内是聚类在企业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 、* 分别表示1%、5%

和10%的显著性水平。

鉴于基准回归结果和工具变量回归结果均表明,对企业绿色创新而言,数字化转型主

要增加了绿色发明专利申请数量,而对绿色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数量没有显著影响,因此,

除非特别说明,后文将主要关注以绿色发明专利为对象的绿色创新。①

(三)稳健性检验

1.数字化转型虚拟变量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指标在信息属性上属于软信息,为了进一

步检验软 信 息 问 题 对 变 量 指 标 的 可 能 影 响,本 文 构 建 了 企 业 数 字 化 转 型 虚 拟 变 量

105

① 在后文中,本文也以绿色实用新型专利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所有估计结果均不显著。

(digital_transform_dummy)。具体而言,如果企业从某年度开始进行数字化转型,则该

年度及后续年度变量取值均为1,否则为0。由于该虚拟变量在很大程度上排除了主观信

息、冗余信息或观察信息等的干扰,因此,可以有效减轻软信息问题的可能影响。

表3呈现了回归结果。可以发现,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在绿色专利和绿色发明专利

回归中,企业数字化转型虚拟变量的系数为正,且在1%水平上显著;在绿色实用新型专

利回归中,企业数字化转型虚拟变量的系数不显著。表3的结果表明,软信息问题对本文

结论影响不大。

表3 稳健性检验:数字化转型虚拟变量

变量

(1)

green_patent

(2)

green_patent_inv

(3)

green_patent_utility

digital_transform_dummy 0.0462*** 0.0414*** 0.0161

(0.0173) (0.0148) (0.0150)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企业、年度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R2 0.7521 0.7345 0.7135

样本数 18764 18764 18764

注:控制变量包括表1中的所有控制变量;括号内是聚类在企业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 、* 分别表示1%、5%

和10%的显著性水平。

2.绿色创新质量

企业实质性创新水平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创新的质量。参考有的学者的做法[28],本文

使用绿色专利引用数量刻画创新质量和创新价值。① 同时,考虑到专利引用中包含自引,

而自引主要是企业内部的知识转移,本文使用剔除自引的绿色专利引用数量②,来更加准

确地捕捉以知识的扩散和外溢效应衡量的绿色创新质量。此外,使用专利引用数量衡量

创新质量可能面临“截断问题”,即申请年份越早的专利,引用数量自然较多,而对于样本

期末的专利,引用数量则偏少。为了克服该问题,参考有的学者的做法[28],首先,将每一

个专利的引用数量除以同一申请年度同一专利技术分类下的平均专利引用数量,消除申

请年度带来的专利引用“固定效应”;然后,在企业—申请年度层面加总调整后的专利引用

数量,得到企业在某一年度申请的所有专利的引用数量。③ 鉴于绿色专利引用数量的右

偏特征,本文对其作对数化处理。

表4呈现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质量的回归结果。列(1)显示企业数字化转

型显著增加了绿色专利引用数量,即数字化转型提升了企业绿色创新质量。本文进一步

将绿色专利引用数量划分为独立申请和联合申请的绿色专利引用数量,列(2)和(3)呈现

了回归结果。可以发现,数字化转型主要提高了独立申请的绿色专利质量,而对于联合申

请的绿色专利质量,数字化转型的影响较小且不显著。

106

①

②

③

限于数据可得性,本文仅考察了绿色专利总体的引用数量,没有区分绿色发明专利和绿色实用新型专利分别

的引用数量。

本文也使用了包含自引的绿色专利引用数量来度量绿色创新质量进行回归,结果与表4一致。

本文也使用了未经调整的绿色专利引用数量进行回归,结果与表4一致。

表4 稳健性检验:绿色创新质量

变量

(1)

绿色专利引用

(2)

绿色专利引用:独立申请

(3)

绿色专利引用:联合申请

digital_transform 0.0582*** 0.0562*** 0.0153

(0.0178) (0.0171) (0.0112)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企业、年度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R2 0.5876 0.5741 0.5250

样本数 18764 18764 18764

注:控制变量包括表1中的所有控制变量;括号内是聚类在企业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 、* 分别表示1%、5%

和10%的显著性水平。

(四)异质性分析

为了提供一个较为全面的分析,本文从企业、行业和地区三个视角出发,探究数字化

转型的异质性影响。

首先,国有企业由于其特殊的企业性质,在经营管理方面与非国有企业表现出显著的

差异[37-38]。与本文研究问题直接相关的是,国有企业的多任务目标往往意味着其承担更

大的社会责任[39-40]。同时,随着公众对环境问题日益关注,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改善

环境促进绿色发展,在政府和社会的双重压力之下,国有企业首当其冲成为绿色转型的重

要实践者[41]。因此,相比非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国有企业的绿色创新可能产生更大

的影响。本文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添加企业数字化转型(digital_transform)与国有企

业(SOE)的交互项,检验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发明专利的提升效应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

可能存在的异质性。表5列(1)呈现了回归结果,可以发现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表明随

着数字化转型,国有企业申请了更多数量的绿色发明专利。

表5 异质性分析

被解释变量:green_patent_inv

(1)

var=SOE

(2)

var=pollution

(3)

var=internet

digital_transform×var 0.0707*** 0.0368*** 0.0243*

(0.0173) (0.0092) (0.0144)

digital_transform 0.0151 -0.0260 0.0180

(0.0096) (0.0215) (0.0123)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企业、年度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R2 0.7353 0.7348 0.7359

样本数 18764 18764 18570

注:控制变量包括表1中的所有控制变量;括号内是聚类在企业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 、* 分别表示1%、5%

和10%的显著性水平。

其次,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可能依赖于行业特征。具体而言,重污染行

业中的企业通常会受到更大的绿色转型压力,对绿色创新的意愿和动力可能更强,本文预

期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在重污染行业企业中更加显著。根据中国

证券监督委员会2012年修订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环境保护部2008年制定的《上

107

市公司环保核查行业分类管理名录》以及《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南》,我们将研究样本

划分为重污染及环保设备制造行业和其他行业,并在基准模型中加入企业数字化转型

(digital_transform)与是否属于重污染产业(pollution)的交互项,回归结果见表5列

(2)。与预期一致,相比非重污染行业,重污染行业中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发明专利

的提升效应更强。

最后,数字化转型的作用发挥极大地依赖于当地的宽带网络基础设施支撑。宽带网

络是推动新一轮信息化发展的战略性公共基础设施,对拓展和深化宽带在生产经营中的

应用、加快企业的流程再造与业务创新、利用信息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政府为了改善信息基础设施而实施的“宽带中国”战略有效扩大了宽带网络覆盖范

围、增强了传输和接入能力、提升了应用服务水平。但中国宽带网络仍然存在一些有待完

善的方面,宽带网络区域发展不平衡是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42-43]。本文使用城市互联网

宽带接入用户数与移动电话年末用户数之和除以城市人口衡量当地宽带网络基础设施发

展水平,将位于宽带网络基础设施中位数以上的城市定义为宽带网络基础设施较完善地

区(internet)。为了检验位于不同地区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差异化影响,在基

准模型中加入企业数字化转型(digital_transform)与宽带网络基础设施(internet)的交

互项,回归结果见表5列(3)。结果显示,位于宽带网络基础设施较完善地区的企业数字

化转型将会带来更多的绿色发明专利,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促进效应取决

于当地宽带网络基础设施的发展水平。

五、机制检验

本文已经证实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本节采用中介效应三步法检

验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的潜在机制。

首先,对于监督机制,参考现有文献[44-46],本文分别从财经新闻、股吧讨论和网络搜

索多个渠道来度量政府和公众对企业的监督程度。具体而言,财经新闻指数为网络新闻

报道和报刊财经新闻报道内容中出现企业信息的次数汇总,股吧指数为股吧中涉及企业

信息的有关帖子阅读数汇总,网络搜索指数为公众网络搜索企业信息的次数汇总,本文对

上述汇总数据进行对数化处理作为最终指数。相关数据均来自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

这些指数从不同渠道反映了政府和公众对相关企业经营管理的关注度,指数数值越大,表

明关注度越高,企业面临越强的监管环境与环境责任压力,进而促使企业投入更多资源进

行绿色转型。考虑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机制变量更可能在当期就产生影响,本节机制检

验中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机制变量的回归模型设定为同期变量。表6列(1)—(3)呈现了监

督机制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企业的财经新闻指数、股吧指数和

网络搜索指数,且数字化转型系数和中介变量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

使得企业相关信息更加透明和公开,降低了企业与外界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信息获取

程度的提高,强化了政府和公众的监督,对企业的绿色创新活动形成了有效的倒逼机制。

此外,Sobel检验进一步证明了上述中介效应的存在。

其次,对于融资机制,本文认为数字化转型有助于企业获得正式融资渠道的银行贷款

和非正式融资渠道的商业信用,因此,参考部分学者的做法[19][47-48],本文分别构建变量

108

度量企业的银行贷款和商业信用。具体而言,银行贷款定义为企业短期借款和长期借款

之和与总资产之比,商业信用定义为企业应付账款与总资产之比。相关数据来自国泰安

(CSMAR)数据库。表6列(4)—(5)呈现了融资机制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数字化转

型显著增加了企业的正式融资(银行贷款)和非正式融资(商业信用),有效帮助企业破解

了融资困境,进而对 企 业 开 展 绿 色 创 新 提 供 了 重 要 的 资 金 支 持。同 样,通 过 了 Sobel

检验。

最后,对于就业结构调整机制,借鉴现有文献[49],本文使用企业本科及以上学历员工

数与总员工数之比来度量企业高学历员工占比,该比值越大,表明企业人力资本结构越优

化。企业员工学历构成的数据来自万得(Wind)数据库。表6列(6)呈现了就业结构调整

机制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企业高学历员工就业比例,优化

了企业的人力资本结构,为企业从事绿色创新活动注入了内生动能。Sobel检验 Z 值

显著。

表6 机制检验

被解释变量

监督机制 融资机制

就业结构

调整机制

(1) (2) (3) (4) (5) (6)

财经新闻指数 股吧指数 网络搜索指数 银行贷款 商业信用 人力资本

digital_transform

0.0236*** 0.0226*** 0.0141*** 0.0008** 0.0007** 0.0035***

(0.0065) (0.0078) (0.0040) (0.0004) (0.0003) (0.0013)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年度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R2 0.7962 0.7699 0.9945 0.7960 0.8492 0.8682

被解释变量:green_patent_inv

digital_transform

0.0239*** 0.0223*** 0.0205*** 0.0243*** 0.0234*** 0.0230***

(0.0060) (0.0057) (0.0059) (0.0059) (0.0058) (0.0057)

中介变量 0.0340*** 0.0317*** 0.0387* 0.3346*** 1.0473*** 0.1860***

(0.0108) (0.0116) (0.0216) (0.1284) (0.3001) (0.0700)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年度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R2 0.7345 0.7388 0.7523 0.7339 0.7342 0.7554

样本数 19012 18959 16303 19227 19209 16748

Soble-Z值 3.162*** 3.347*** 2.086** 3.421*** 2.571** 2.713***

注:控制变量包括表1中的所有控制变量;括号内是聚类在企业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 、* 分别表示1%、5%

和10%的显著性水平。

六、进一步研究

作为绿色发展的内生动力,绿色创新不仅能够帮助企业保持领先地位、维持市场份

额,更为重要的是,可以推动企业高效利用资源、有效减少环境污染,从而实现企业环境绩

效改善和城市绿色发展的双赢。一方面,绿色创新可以有效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并极大

地减轻企业环境负担,促进企业积极履行环境责任,改善企业环境绩效;另一方面,企业作

109

为经济活动的重要载体,其数字化转型带来的绿色创新必将对当地城市绿色发展产生积

极影响,具体而言,如果城市中数字化转型的企业数量较多,意味着大量经济活动主体开

展绿色创新、进行绿色转型,最终将会降低城市整体环境污染,助力城市绿色发展。基于

上述逻辑,本节将从微观企业环境绩效和宏观城市绿色发展两个视角出发,分别考察数字

化转型对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促进效应,以期对数字化转型的经济社会影响提

供一个更为全面的评估。

(一)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环境绩效

本小节考察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模型设定如下:

Env_Performanceit=α+βdigital_transformi,t-1+δXit+τi+λt+εit。 (3)

其中,Env_Performanceit表示企业环境绩效,考虑到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环境绩效的滞

后性,式(3)将企业数字化转型滞后一期(digital_transformi,t-1)。

本文使用和讯网(Hexun.com)中国企业社会责任(CSR)数据中关于企业环境责任维

度的评分来衡量企业环境绩效,记为企业环境责任(Env_CSR)。此外,虽然企业环境责

任较好 地 综 合 评 估 了 企 业 的 环 境 绩 效,现 有 文 献 认 为 构 成 企 业 社 会 责 任 的 优 势

(strengths)和关注(concerns)可能有不同的成因和后果[50-51],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将企

业环境责任分为优势和关注两个方面,分别考察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这两个方面潜在的差

异化影响。由于和讯网企业社会责任数据并未公开企业环境责任评分的详细构成指标和

具体算法,本文使用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中环境、社会和治理数据库(CESG)关于企业

环境绩效的详细信息,分别构建了企业环境责任优势和环境责任关注两个变量。具体而

言,企业环境责任优势包括八个方面:环境有益的产品、减少三废的措施、循环经济、节约

能源、绿色办公、环境认证、环境表彰以及其他优势。如果企业有相应的环境责任优势,则

记为1,否则为0,最后加总八个方面的环境责任优势,得到企业环境责任优势变量(Env_

strengths)。同理,企业环境责任关注包括两个方面:环境处罚和污染物排放,如果企业有

相应的环境责任关注则为1,否则为0,加总这两个方面得到企业环境责任关注变量(Env

_concerns)。其他变量与基准回归模型式(1)定义相同。本文报告了在企业层面聚类调

整的标准误。

表7列(1)呈现了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环境责任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数字化转型

显著提高了企业环境责任评分,说明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的企业,综合环境责任绩效越

好。① 表7列(2)和列(3)分别报告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环境责任优势和环境责任关注的

影响。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显著增强了企业环境责任优势,而对企业环境责任的关注,

数字化转型的系数虽然为负,但影响很小且不显著。这一结果表明,与相对负面的环境责

任关注相比,数字化转型更有助于企业积极主动采取环境友好的政策和措施,增强环境责

任优势。综上所述,数字化转型带来的绿色创新,有效助力企业积极履行环境责任,最终

改善企业环境绩效。②

110

①

②

参考部分学者的做法[50,52],本文也使用企业环境责任优势和环境责任关注信息构建了企业综合环境责任分值

(Env_score),即Env_score等于Env_strengths减去Env_concerns。回归结果显示,与企业环境责任评分(Env_CSR)

一致,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企业综合环境责任分值(Env_score)。限于篇幅,正文未报告这一结果。

本文也考察了绿色创新与企业环境绩效之间的关系,发现绿色创新显著改善了企业环境绩效,进一步支持了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环境绩效具有提升效应的论证。限于篇幅,正文未报告这一结果,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表7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环境绩效

变量

(1)

Env_CSR

(2)

Env_strengths

(3)

Env_concerns

digital_transform 0.1210** 0.0285** -0.0019

(0.0591) (0.0129) (0.0017)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企业、年度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R2 0.1879 0.7657 0.7689

样本数 17824 18333 18333

注:控制变量包括表1中的所有控制变量;括号内是聚类在企业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 、* 分别表示1%、5%

和10%的显著性水平。

(二)数字化转型与城市绿色发展

本小节将从宏观城市绿色发展视角,考察数字化转型对城市环境污染排放的影响。

参考有的学者的实证策略[41],本文检验城市中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整体强度能否降低城市

环境污染排放,模型设定如下:

Pollutionct=α+βcity_digital_transformc,t-1+μΦct+υc+σt+εct。 (4)

其中,Pollutionct为c城市t年的环境污染排放。借鉴现有文献[53],本文从多个维度衡量

城市环境污染排放,包括城市二氧化硫排放量(吨)与城市工业资产总值之比的对数

(SO2),城市工业烟(粉)排放量(吨)与城市工业资产总值之比的对数(soot),城市工业废

水排放量(万吨)与城市工业资产总值之比的对数(wastewater),以及城市 PM2.5年均浓

度(微克/立方米)(PM2.5)。city_digital_transformc,t-1为核心解释变量,表示城市中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整体强度,使用城市中所有上市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的加权平均计算,

权重为企业总资产占城市所有上市企业总资产的比例。考虑到城市中企业数字化转型整

体强度对城市环境污染排放影响的滞后性,式(4)将城市中企业数字化转型整体强度滞后

一期。Φct为城市层面控制变量,包括第二产业增加值占 GDP比重(%)、第三产业增加值

占 GDP比重(%)、城市人均 GDP的自然对数、城市年末户籍人口的自然对数、普通高等

学校在校学生人数的自然对数、城市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与城市 GDP之比。υc 和σt

分别为城市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εct为随机扰动项。城市层面数据均来自各年度

《城市统计年鉴》。本文报告了在城市层面聚类调整的标准误。β 是本文关注的系数,反

映了城市中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整体强度对城市环境污染排放的影响。

表8呈现了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在四类环境污染排放中,城市数字化转型整体强度

均显著为负,表明城市中越多的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将会显著降低城市环境污染排放。

结合数字化转型与微观企业环境绩效的回归结果,本文发现,数字化转型通过激发绿色创

新,有效助力企业积极履行环境责任、改善环境绩效,最终降低城市环境污染排放、实现经

济社会绿色发展。

111

表8 数字化转型与城市绿色发展

变量

(1)

wastewater

(2)

SO2

(3)

soot

(4)

PM2.5

city_digital_transform -0.1384*** -0.1791*** -0.1812*** -0.4926**

(0.0392) (0.0409) (0.0469) (0.2115)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城市、年度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R2 0.9169 0.9273 0.8871 0.9518

样本数 2054 2053 2053 2098

注:括号内是聚类在城市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 、* 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

七、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生态文明

和美丽中国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新一轮信息科技革命加速了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

度融合,促进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催生了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给中国经济带来了战略

性新机遇,将成为推动绿色发展的重要引擎。

本文首先在理论层面剖析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潜在影响和作用机制。然

后,基于中国上市企业数据,从微观企业视角系统考察了数字化转型的绿色创新效应。研

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了绿色创新,这种促进效应主要来自企业实质性创新水

平的提升,即绿色发明专利申请数量的增加。这一结果在利用“宽带中国”战略构建工具

变量以及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此外,数字化转型的绿色创新效应在企业、

行业和地区层面存在异质性,在更具社会责任的国有企业、受到更大的绿色转型压力的重

污染行业、更具备数字化转型支撑条件和发展优势的宽带网络基础设施较完善地区,企业

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更强。从影响机制来看,企业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强化公

众和政府监督、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优化企业人力资本结构促进绿色创新。进一步研究发

现,数字化转型通过激发绿色创新,改善了微观企业环境绩效,降低了宏观城市环境污染

排放,促进了经济社会绿色发展。

本文研究结论对数字时代推动绿色创新进而实现经济社会绿色发展具有如下政策

启示:

第一,加快推进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充分释放数字化转型对经济社会绿色

发展的助推作用。中国在战略层面应该积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继

续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积极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推动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

合,利用数字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全方位、多维度改造,充分激发数字化转型的强化监督、

改善融资、优化人力资本的作用,促使经济活动主体特别是企业部门积极进行绿色转型,

助力经济社会绿色发展。

第二,继续完善宽带网络公共基础设施,推进区域宽带网络协调发展。应积极完善宽

带网络公共基础设施,特别是针对中西部地区、农村地区给予适当政策倾斜,因地制宜、灵

活采用各类技术手段扩大网络覆盖范围、提高宽带网络信息服务水平。这一措施不仅能

够进一步强化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发展之间的助推关系,而且对缩小地区和城乡差距、实现

112

共同富裕具有深远意义。

第三,积极引导财政资金和金融机构加大对数字经济特别是产业数字化的支持。从

源头上破除企业融资困境,提供充分资金保障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不仅有助于加速数字

技术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而且有利于形成数字化转型和融资能力相互促进的良性循

环,最终强化数字化转型的绿色发展效应。

第四,不断健全有助于更高质量就业的人才保障制度。要优化就业市场环境,充分发

挥企业和人才的主体作用,一方面,建立多渠道灵活就业机制,清除各类限制劳动力充分

流动的政策;另一方面,加强就业创业服务平台建设,大规模开展数字经济从业人员技能

培训。通过改善人力资本在企业、行业和地区之间的有效配置,畅通数字化转型和绿色发

展之间的作用渠道,最终实现经济社会绿色发展和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的双重目标。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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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DigitalTransformationPromotesGreenDevelopment:

EvidencesfromthePerspectiveofCorporateGreenInnovation

LIUChun1,YUJin-tao2,GONGXing-yu2,ZHANGYi3

(1.SchoolofEconomics,SouthwesternUniversityofFinanceandEconomics,Chengdu611130;

2.SchoolofEconomics,XihuaUniversity,Chengdu610039;3.JinheCenterforEconomic

Research,Xi’anJiaotongUniversity,Xi’an710049,China)

Abstract:Promotingacomprehensivegreentransformationofeconomicandsocialdevelopmentisan

inherentrequirementforbuildinga “BeautifulChina”.Withtherapiddevelopmentofthedigital

economy,thedeepintegrationofdigitaltechnologyandtherealeconomywillbecomeanewdriving

force for green development.This paper, based on data from Chinese listed companies,

systematicallyexaminestheimpactandmechanismofdigitaltransformationongreeninnovation.The

empiricalresultsindicatethatdigitaltransformationhassignificantlyimprovedgreeninnovationin

enterprises,mainlyindebtedtomoreapplicationofgreeninventionpatents.Theseresultsarerobust

totheuseoftheinstrumentalvariableestimationapproachbasedonthe “BroadbandChina”anda

batteryofrobustnesstests.Theeffectofcorporatedigitaltransformationon greeninnovation,

heterogeneityanalysisshows,isstrongerforstate-ownedenterprises,thehigh-pollutingindustries,

andfirmsin areas with betterinternetinfrastructure.Mechanism testing showsthat digital

transformationmainlypromotesgreeninnovationinenterprisesbystrengtheninggovernmentand

publicsupervision,alleviatingfinancialconstraints,andoptimizingthehumancapitalstructureof

enterprises.Furtherresearchhasfoundthatdigitaltransformationsignificantlyimprovescorporate

environmentalperformanceandeffectivelyreducesurbanpollutionemissions,indicatingthatdigital

transformationcontributestogreeneconomicandsocialdevelopment.Theresearchfindingsreveal

thesignificantimpactofdigitaltransformationongreeninnovationinenterprises,providingdecisionmakingbasisforpromotinggreentransformationofdevelopment methodsinthedigitalageto

achievehigh-qualitydevelopment.

Keywords:digitaltransformation;greeninnovation;greendevelopment;broadbandChina

[责任编辑 刘文俊]

115

第60卷 第4期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Vol.60 No.4

2024年7月 JournalofGuangxiNormalUniversity(PhilosophyandSocialSciencesEdition) July,2024

doi:10.16088/ji.ssn.1001-6597.2024.04.011

[收稿日期]2024-03-20

[基金项目]教育部民族教育发展中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委托项目

[作者简介]张积家(1955—),男,山东蓬莱人,广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姝玥 (1983—),女,

广西来宾人,广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论民族意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关系

张积家,张姝玥

(广西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广西 桂林 541004)

[摘 要]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事业发展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

部分。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背景下,厘清民族意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关系,对增进民

族团结、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从意识内容看,民族意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关系有

“主干论”和“层次论”两种表述;从两种意识的强弱看,二者之间可呈现出“双强”“弱强”“强弱”“双弱”四种

模式。应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加强各民

族的国家认同和中华文化认同,努力增进民族团结,为全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的政治保障。

[关键词]民族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国式现代化;国家认同

[中图分类号]C9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597(2024)04-0116-17

中国民族众多。近百年来,中华民族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政治文化格局。但是,“文

化多元”和“政治一体”之间的逻辑张力一直是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主要挑战[1]。

因此,处理好民族意识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关系,既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又具有重

要的实践价值。

一、相关概念之界定

厘清“民族”与“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民族意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等基本概念,对于明确“民族意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关系非常重要。

(一)何为“民族”与“民族意识”

在古汉语中,“民族”一词从未出现过,与“民族”类似的词有“民”“族”“种”“类”“部族”

“族类”等。“民族”一词是外来的。1899年,梁启超在论及日本人自称为“东方民族”时,

第一次引用了“民族”一词[2];1902年,他在《十种德性相反相成论》中最早使用“民族”一

词[3];1903年,他阐述了“民族”的内涵,认为民族除拥有血缘、人种等共同特质外,更突出

地表现在有共同的历史经验、文化习俗等。“民族”是集合共同体,通过血缘、风俗、语言等

共同点维持群体成员的稳定性[4]。中文“民族”对应于英文中数个词,如“nation”“people”

“race”“ethnicgroup”“ethnicity”等。与 “民 族”有 关 的 概 念 有 二:一 是 “族 群”(ethnic

116

group),它指由于共同的背景,共享某些信念、价值、风俗习惯及道德规范的人群。20世

纪上半叶,我国常用“民族”来指代有不同特点的文化群体。因此,有学者主张用“族群”的

概念代替“民族”的概念。这种看法虽然看到族群的文化意涵,但与中国民族的实际状况

不完全相符。在中国,“民族”是经过政府识别确定的,有特定政策和政治意涵。将族群等

同于民族,有弱化政治色彩、强化文化特性的意义。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各民族通过政治、

经济、文化共同塑造的统一体,而非简单的族群相加[5]。在中国,无论是从历史传统看,还

是从现实情况看,文化从来都不是判别民族的唯一基准,民族成员对文化的认同起更重要

的作用[6]。二是种族(race),它指在体质形态上有某些共同遗传特征的人群[7]4。目前,民

族学界对“民族”较为一致的看法是:民族是指一群基于历史、文化、语言、宗教、行为、生物

特征而与其他群体有所区别的群体。民族既有客观特质,包括地域、语言、宗教、外貌特征

或共同祖先等,也有主观特质,特别是人对其民族性的认知和感情[7]4。例如,顾颉刚就认

为,“民族的构成是精神的,非物质的;是主观的,非客观的”[8]。

与“民族”的概念相对应,民族意识是基于民族基础上的心理文化概念。民族意识

(nationalconsciousness)的内涵和外延非常复杂。据考证,1844年恩格斯首先提出“民族

意识”一词,却未给出明确定义[9]。1904年,孙中山率先使用了“民族意识”术语[10]。其

后,政界、学者相继沿用了这一术语,并对其进行科学探索。最早给民族意识下定义的人

是梁启超。1922年,他指出:

最初由若干有血缘关系之人,根据生理本能,互营共同生活,对于自然的环境,常为共

通的反应;而个人与个人间,又为相互的刺激,相互的反应,心理上之沟通,日益繁复,协力

分业之机能的关系,日益致密;乃发明公用之语言及其他工具,养成共有之信仰学艺及其

他趣嗜;经无数年无数人协同努力所积之共业,厘然成一特异之“文化枢系”;与异族相接

触,则对他而自觉为我[11]31。

血缘,语言,信仰,皆为民族成立之有力条件;然断不能以此三者之分野,径为民族之

分野。民族成立之唯一要素,在“民族意识”之发现与确立。何谓民族意识? 谓对他们自

觉为我[11]30。

在梁启超看来,“民族意识”是一个相对概念,个体在心理上区别“己群”与“他群”,有

了“自己人”与“他者”意识,即为“民族意识”。

顾颉刚指出:“‘民族’是什么? 乃是具有共同民族意识的情绪的人群。‘民族意识的

情绪’又是什么? 乃是一国国民彼此间的情感和相互的同情心,这种情绪能把宗教信仰、

经济利益、社会地位各种不同的人们结在一个民族意识之下”[12]70-71。费孝通认为,民族

意识是“同一民族的人感受到大家是属于一个人们共同体的自己人的这种心理”[13]。20

世纪80年代以来,民族意识的定义繁多,说到底,就是对所属民族或族群有“自己人”意

识。综合各家的定义,可以认为,民族意识是一个人或一个民族对自身及其他民族或族群

以及族际关系的认知,是基于外貌、语言、文化、血缘、习俗等属性所产生的自觉。

除关注界定民族意识外,学者还关注民族意识的结构。20世纪80年代,学者认为民

族意识就是民族自我意识。王雪梅归纳了80年代对民族意识的定义,发现有如下观点:

民族意识是对民族利益的感觉和维护;民族意识即民族自尊心、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强精

神;民族意识是民族存在的反映;民族意识是对民族的认同[14]。到20世纪90年代,人们

认为民族意识具有复杂结构。如黎岩认为,民族意识分为民族分界意识和民族认同意

识[15]。徐杰舜认为,民族意识“是一个民族对于自己以及对自己与周围关系的意识”[16]。

117

民族意识的核心是民族认同(nationalidentity)。陈寅恪提出“化认说”,认为在中国

历史上,“凡汉化之人即为汉人,胡化之人即目为胡人,其血统如何,在所不论”[17]200。他

解释说:

我国历史上的民族……往往以文化来划分,非以血统来划分。少数民族汉化了,便被

视为“杂汉、汉儿、汉人”。反之,如果有汉人接受某少数民族文化,与之同化,便被视为少

数民族人。南北朝时期,北方便有汉人因为久居鲜卑地区,接受鲜卑文化,与之同俗,不仅

被人目为鲜卑人,自己也把自己视作鲜卑人。……在研究北朝民族问题的时侯,不应过多

地考虑血统问题,而应注意“化”的问题”[18]244。

费孝通认为,民族是“世代相传,具有亲切认同感的群体,同一民族的人们具有强烈的

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的一体感……形成了守望相助、患难与共的亲切社会关系网络”[19]3。

顾颉刚指出,“一个有团结情绪的人群,能同安荣、共 患 难,这 就 完 成 了 一 个 民 族 的 条

件”[12]98。民族认同也具有复杂结构,包括个体对群体的归属感,对所属群体的积极评价,

以及对群体活动的卷入情况等[20]。

(二)何为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在当代中国,“民族”概念有狭义与广义之分。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狭义的民族指

我国56个具体民族和一些未经识别却有独特文化心理特征的族群,广义的民族指中华民

族,中华民族是一个共同体。马克思主义认为,民族共同体是在一定地域内形成的有特殊

历史文化联系、稳定经济活动特征和心理素质的民族综合体。在民族共同体内部,各民族

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方式等方面的特征会随着历史发展表现出稳定的共性。“中华民

族”的概念最早由梁启超在20世纪初提出。他说:“‘彼,日本人;我,中国人’:凡遇一他族

而立刻有‘我中国人’之一观念浮于其脑际者,此人即中华民族之一员也。”[11]301903年,

他分析了“民族”的特征,认为民族在开始时是“同居于一地,其始也,同一血缘,同其支体

形状,同其语言,同其文字,同其宗教,同其风俗,同其生计”,并提出“大民族主义”主张:

“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 汉族对

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 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

……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提全球三分之一之人类,以高掌远

跖于五大陆之上。”[4]641922年,他又指出,对民族而言,血缘、语言、地域、信仰等因素固然

重要,然“民族成立之唯一的要素,在‘民族意识’之发现与确立”[11]30,“今日硕大无朋之中

华民族”是在漫长历史时期里由各部族不断融汇化合,形成“民族意识”,“成为数千年来不

可分裂不可磨灭之一大民族”。显然,梁启超的“中华民族”是指中国各民族,“中国人”是

指中国各族人民即“中华国民”。

现在一般认为,中华民族是生活在中华大地上所有民族及海外华人的总称,它由许多

民族共同体结合而成。自从近代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后,“中华民族”便成为政治上的整体。

1912年,孙中山指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

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21]3梁启超亦指出:“今中华国民,兼以汉满蒙回

藏诸民族为构成分子。”[11]30孙中山还提出“国族论”,把中华民族视为“国族”[22],“国族

论”就蕴含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义。学术界也有诸多学者关注中华民族问题。如傅斯年

1935年在《独立评论》发表《中华民族是整个的》的文章[23],顾颉刚1939年在《益世报·边

疆周刊》发表《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文章[24]125,他们均立足于增强民族凝聚力以共御外侮

的立场。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担负团结、凝聚中华民族的历史任务。1931年,《中

118

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提出“中国民族”的概念[25]647;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提出“中

华民族是代 表 中 国 境 内 各 民 族 之 总 称,四 万 万 五 千 万 人 民 是 共 同 祖 国 的 同 胞”的 理

念[26]808;1954年《宪法》序言宣布“我国各民族已经团结成为一个自由平等的民族大家

庭”;1982年《宪法》序言确认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格局[27]。在上世纪90年

代,也有学者把中华民族视为“复合民族”[28]或“多民族集团”[29]。

1962年,夏鼐明确提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一词。他说:“现今全国的少数民族还很

多,他们虽然和汉族不同,但各兄弟民族的祖先在悠久的历史过程中,与汉族的祖先建立

起日益紧密的联系,今日大家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30]2011年,彭南生对中华民族使

用“共同体”术语,说“同一共同体内的人们具有高度的民族认同感和利益一致性,中华民

族共同体就是这样一个民族共同体”[31]。2014年,习近平提及中华民族共同体,并阐释

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涵。他说:“各民族共同开发了祖国的锦绣河山、广袤疆域,共同创

造了悠久的中国历史、灿烂的中华文化。我国历史演进的这个特点,造就了我国各民族在

分布上的交错杂居,文化上的兼容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格局。”[3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的正式使用使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有了新方向。这一概念较

好化解了具体民族和中华民族共用“民族”概念时产生的逻辑困难,迅速成为我党民族理

论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指出,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一部中华民族史就是一部各民族

团结凝聚、共同奋进的历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

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他说:“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

同开拓的……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

造的……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32]这说明,中华民族共同体既是地缘共

同体,也是历史共同体,还是文化共同体、心理共同体。在论及两岸关系时,习近平指出:

“两岸同胞一家亲,谁也不能割断我们的血脉。两岸同胞一家亲,根植于同胞共同的血脉

和精神,扎根于我们共同的历史和文化”,“两岸虽然尚未统一,但我们同属一个国家、同属

一个民族从来没有改变,也不可能改变。因为我们的血脉里流动的都是中华民族的血,我

们的精神上坚守的都是中华民族的魂”[33]。这说明,中华民族共同体亦是血缘共同体,更

是命运共同体。这种命运共同体在江泽民的“三个离不开”(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

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互相离不开)[34]和习近平的“一个民族都不能少,一个

民族也不能掉队”[35]论述中都有充分的体现,说明它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本质属性。

明确“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概念,就不难界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是个体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客观现实的心理反映,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知、

情感和行为倾向的统一体[36]。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种基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

认知基础上具有价值倾向性的政治文化心理范畴。习近平在第二次新疆工作座谈会提出

“牢固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提出“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在十九大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核心是建构

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是个体在认知上明确认可自己是中华民族共

同体的一员,在情感上对中华民族共同体产生依恋和偏爱,在意志上怀抱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共同目标,在行为上积极进取,克服困难,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36]。

二、民族共同体与国家之关系

正确理解民族意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关系,有一关键环节:民族共同体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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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关系。对此关系,中国近代思想家有相当深入的思考。回顾这些探讨,将为民族意识与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关系的探讨张目。在中国,最早探讨民族共同体与国家关系的人

是孙中山。他说:

民族是天然力造成的,国家是用武力造成的。……自然力便是王道。用王道造成的

团体就是民族。武力就是霸道。用霸道造成的团体便是国家。

造成……民族的原因,概括地说,是自然力。……当中最大的力就是血统。……次大

的力是生活。……第三大的力是语言。……第四个力是宗教。第五个力是风俗习惯。

……这五种力,是天然进化而成的,不是用武力征服得来的。所以用这五种力和武力比

较,便可以分别民族和国家[37]94-95。

从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看,虽然有诸多武力因素,更多靠的还是王道。历史上,少数

民族多次入主中原,最终仍然皈依了中华文化,自身也成为中华民族一分子,便是明证。

第二位深入探讨民族共同体与国家关系的人是吴文藻。1926年,吴文藻发表《民族

与国家》一文,详细辨析了民族与国家之概念。他说:

民族乃社会的人类学研究之对象,故为一文化的及心理的概念。民族上所表现之特

性曰民族性。……国家用政治学,国际法学,社会学,及其他种种社会科学研究之对象,

……国家所表现之特性曰国民性[38]98-99。

他综合国内外的民族定义,得出结论说:

民族者,乃一人群也:此人群发明公用之语言文字,或操最相近之方言,怀抱共同之历

史传统,组成一特殊之文明社会,或自以为组成一特殊之文明社会,而无需政治上之统一;

当民族形成也,宗教与政治,或曾各自发生其相当之条件的效力,第其续续之影响,固非必

需也。故民族者首属于文化及心理者也,次属于政治者也[38]113。

他也给国家下了定义:

国家者,乃一政治组织致密之人群也;此人群在一定之疆土内,创设共同之统一政府,

命以特别之名称,委以最高之主权,持守共同之历史传统,互营共同之文明生活,机能的统

一关 系 感 于 内,自 觉 的 特 殊 精 神 形 于 外,而 在 人 类 社 会 中,怀 抱 同 一 之 生 活 态 度

者也[38]113。

显然,这是一种文化立国论,表现出民族与国家的相成而非相反义。他说:

民族乃一种文化精神,不含政治意味,国家乃一政治组织,备有文化基础。民族者,里

也,国家者,表也。民族精神,实赖国家组织以保存而发扬之。民族跨越文化,不复为民

族;国家脱离政治,不成为其国家。民族跨越文化,作政治上之表示;国家脱离政治,失政

治上 之 地 位,则 退 为 民 族。 民 族 与 国 家 应 有 之 区 别,即 以 有 无 政 治 上 之 统 一

为断[38]122-123。

综合地看,吴文藻认为民族共同体与国家的关系是“表”与“里”的关系。当民族共同

体有了政治涵义,就成为国家。中华民族产生经历了漫长历史过程,但作为一个明确、自

觉的概念,“中华民族”的概念是在近代以来受列强欺凌背景下产生的,从它产生那天起,

就有明确的政治含义,它将中国各民族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共同体。因此,“中华民族共

同体”与“中国”的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一枚硬币的两面。

第三位论及民族与国家关系的人是傅斯年。他提出:

我们中华民族,说一种话,写一种字,据同一的文化,行同一的伦理,俨然是一个家族。

我们中华民族自古有一种美德,有四海一家的风度。……“中华民族是整个的”一句话,是

120

历史的事实,更是现在的事实。……有时不幸,中华民族在政治上分裂了,或裂于外族,或

裂于自身。在这时候,人民感觉无限痛苦,所渴望者,只是天下一统。未统一时,梦想一

统;既统一时,庆幸一统;一统受迫害时,便表示无限的愤慨[39]161。

从这段话可发现三点:一是中华民族形成于文化;二是在中华民族形成中存在许多国

家,国家兴亡未改变中华民族的延续;三是大一统思想是中华民族兴旺发达的心理因素。

顾颉刚对民族共同体与国家之关系有更深入的探讨。他认为,无论是由属于一个在

血统和文化上的人群组成的民族,还是由与血缘无关但与政治和政治认同有关的不同族

群和语言集团的人民组成的民族,都包含有一个核心要素———共同的“民族意识的情绪”。

他说:

“民族”是什么? 乃是具有共同民族意识的情绪的人群。“民族意识的情绪”又是什

么? 乃是一国国民彼此间的情感和相互的同情心,这种情绪能把宗教信仰、经济利益、社

会地位各种不同的人们结在一个民族意识之下[40]70-71。

顾颉刚区分“民族”与“国家”。他说:“本来‘民族’是 nation的译名,指营共同生活,

有共同利害,具团体情绪的人们而言,是人力造成的。”在英文中,“国家”一词有两种解读:

state或nation。对二者的区别和联系,顾颉刚认为:

现在一般人都以为在一个政府统治之下的一班人民所形成的一个团体是state,应译

为“国家”;语言、文化及髅质(血统)上相同的一班人民是nation,应译为“民族”。这个解

释我认为颇有商量的余地。state固然一定译作国家,但nation有时也该译作国家。……

这二字的分别,state是指一个政治的组织,nation是指一群有组织的人民[40]123。

顾颉刚认为,从 英 文 释 义 看,虽 然 state和 nation 都 可 指 称 国 家,但 侧 重 点 不 同:

nation更侧重于“人”,多用以指称有共同语言、文化等特点的共同体;state偏重于“国

家”,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他赞成孙中山的观点,认为:

民族是由于天然力造成的,国家是用武力造成的。……用王道来造成的团体便是民

族。……用霸道造成的团体便是国家[40]126。

真正构成民族的条件只有一个,就是“团结的情绪”。民族的构成是精神的,非物质

的;是主观的,非客观的。一群人中,各个人的社会地位、宗教信仰、经济利益、皮肤颜色,

这样那样尽可不同,彼此间的冲突也尽可不免,但他们对于自己民族都抱着同样的爱护之

情,一旦遇到外侮,大家便放下私争而准备公斗,这便是民族意识的表现。所谓民族意识,

只是一个团结的情绪。这种情绪的形成,内部原因是由于共同的历史背景、共同忧患的经

验、和共同光荣耻辱的追忆,外部的原因简单得很,只是外侮的压迫。一个有团结情绪的

人群,能同安荣,共患难,这就完成了一个民族的条件。民族是由政治现象(国家的组织,

外邻的压迫)所造成的心理现象(团结的情绪),它和语言、文化及体质固然可以发生关系,

……但民族的基础决不建筑在语言、文化及体质上,因为这些东西都是顺了自然演进的,

而民族则是凭了人们的意志而造成的,所以一个民族里可以包含许多异语言、异文化、异

体质的分子(如美国),而同语言、同文化、同体质的人们欲可因政治及地域的关系而分作

两个民族(如英和美)[40]125-126。

顾颉刚也提及了“国族”的概念:

我们一说到“中国”或“中国人”,就感到它是有整个性和永久性的,无论地方势力怎样

的分割或是朝代怎样的递妪,它总是不变的。所以中国的“国”和中华民族的“民族”,才是

恰恰相当[40]127。

121

顾颉刚还举明末思想家顾炎武的例子。顾炎武生于明清之际,身遭亡国之痛,奔走联

络以谋光复。世人皆以为他是为了复明,顾却说:“有亡国者,有亡天下。……易姓改号,

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

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顾炎武《日知录》)。

顾颉刚认为,顾炎武心中的“天下”就是民族,“亡天下”就是“失去了民族精神”。“天下”就

等于中华民族或中国人[40]127-128。可见,“中华民族”具有“国家”的含义。这个“国家”不

是在历史上反复更替的朝代或割据政权,而是“天下”,是共享中华文化在中国国土上生存

的人们,即中华民族。这与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宗旨一致。

综上所述,从孙中山到顾颉刚,都十分强调民族共同体的文化性质和心理特质,重视

中华民族共同体与国家之间的关系。2019年,习近平提出要“不断增强各族群众对伟大

祖国、中华民族、中国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32],进一步明确中华

民族共同体与伟大祖国、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在“五个认

同”中,“对伟大祖国的认同”排在首位。这意味着,历史悠久的祖国是中华各族儿女的共

同家园,中国是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命运共同体,维护祖国统一是国家的最高利益,更是

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五个认同”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文化观和国家观的重要发展。

2024年4月10日,习近平又指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

……制度的不同,改变不了两岸同属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客观事实”[41]。这里的“国

家”显然是指英文中的“nation”或“country”,是指古文中的“天下”。习近平的这一思想是

对从孙中山到顾颉刚关于民族共同体与国家之间关系思想的合理继承和创造性发展。

三、民族意识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关系

民族意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属于群体意识范畴,均是人的自我意识的升华及

社会价值的凝聚及显现,这是二者的共同点。但二者之间亦有重要差异。首先,二者的形

成过程不同:民族意识形成的基础是共同的历史记忆(特别是关于民族起源的记忆,无论

这种记忆是客观历史事实的反映还是群体主观虚构的产物)和从亲属关系衍生出来的根

基性情感,根基性情感是亲属情感的泛化和扩展,它基于民族共同体成员对共同血缘的想

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过程从心理上看是一个再分类过程,个体将原来的内群体

和外群体分类到一个更大的内群体中,它是族群边界模糊和族群边界扩展的结果。其次,

二者的形成路径不同。民族意识产生是个体实现民族社会化的过程,是将自己归类进某

一文化群体的过程,其心理基础是个体的归属需要,当个体将自己归入某一民族中时,就

会产生一种认同融合,将同一民族的人视为“自己人”,将其他民族的人视为“他者”。因

此,民族意识产生是一个相对自然的发展过程。只要个体在一定民族文化环境中生活,在

一定民族群体中成长,民族意识就会自然而然地生发出来。当他们同外民族成员接触时,

会很容易将“自我”与“他者”区别开来。然而,在多民族国家中,由于个体并不一定具有同

其他民族进行跨民族、跨文化交往的经验,民族意识并不必然地转化为民族共同体意识。

个体和群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产生离不开中国各民族间的交流交往交融,在很大

程度上还需要通过教育的引导和法律的保障。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产生不是一个

自然发展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有意识的自觉加工过程[36]。对二者之间的关系,

还可以从两种意识的内容及强弱程度来分析。

122

(一)“首位论”和“主干论”

这是习近平的观点。习近平指出:“要正确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各民族意识的

关系,引导各民族始终把中华民族利益放在首位,本民族意识要服从和服务于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同时要在实现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整体利益进程中实现好各民族具体利益,大汉

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都不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42]这一论断为处理好民族意识

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间的关系指明了方向。习近平强调,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共同

组成中华文化,中华文化是主干,各民族文化是枝叶,根深干壮才能枝繁叶茂[42]。

前已叙及,中华民族共同体虽是关于人群的称呼,却有国家的含义。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与国家意识在内涵上有相当大程度的重叠,二者均有政治含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与国家意识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它既是中国民众根本利益的体现,更是国家意志的体

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好地体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更好地体现了中国各民族

的血脉相连、文化共享和命运与共。从形成过程看,民族意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原

材料,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各民族意识的铸成品。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放在首位,让

民族意识服从和服务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是国家意志的体现,也是国家观、大局观、

整体观的体现。

中华文化,又称为中国传统文化、华夏文化,它指以中原文化为基础,经过长期历史发

展不断演化、发展而成的中华特有文化。中华文化不等于汉文化,它以汉文化为核心,吸

收众多民族文化成分发展而来,是中国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家园。顾颉刚曾从音乐、用

具、服饰、习俗等文化组成部分,详细列举各少数民族文化对中华文化的影响,进而论证中

华文化的整体性和融合性。他说:民间主要乐器如胡琴、琵琶和羌笛,是从胡人和羌人传

来的。椅子从匈奴传进,炕是辽金人带来。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后,中国始有单人匹马,裤

子兴起是为了骑马方便。纸制冥器原是辽国风俗。民国时期男人穿长袍马褂,女人穿旗

袍,是清朝制度。涂脂抹粉也学匈奴女子风尚,胭脂原产于匈奴,如匈奴人失败后唱“失我

焉支(胭脂)山,使我妇女无颜色”。他认为,汉人生活方式取于非汉人的一定比汉人原有

的要多得多。他说:

现有的汉人的文化是和非汉人的共同使用的,这不能称为汉人的文化,而只能称为

“中华民族的文化”[24]。

在中国,除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外,不同民族还有特色文化,这些特色文化与中华

文化是“枝叶”与“主干”的关系,是“共性”(普遍性)与“个性”(特殊性)、“本”与“末”、“源”

与“流”的关系。本固才能末荣,源远才能流长,根深干壮才能枝繁叶茂。

(二)层次论

层次论认为,民族意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处于不同层次。层次论有两种形式。

1.两层次论

费孝通认为,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56个民族是基层,中华民族是高层。在

长期历史发展中,由于汉民族的凝聚作用把“多元”结合成“一体”,成为中华民族。中华民

族是一个高层次认同的民族。高层次认同并不一定取代或排斥低层次认同,二者可并行

不悖,还可 以 在 不 同 层 次 认 同 基 础 上 各 自 发 展 原 有 的 特 点,形 成 多 语 言、多 文 化 的

整体[19]。

“两层次论”在我国学术界和政界得到广泛认同。按照这一理论,具体民族与中华民

族不是简单的局部和整体的关系,中华民族不是56个民族的简单合并,而是有新的升华。

123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不是对本民族意识和对其他民族意识的机械组合,而是个体对生

活在中国大地上的所有民族或族群有了“自家人”的感觉,有了命运与共、生死相依的意

识。民族意识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产生后并未消失,而是与之和谐共存,即个体对本民

族和中华民族产生了双重认同。

2.多层次论

2018年,张积家首次将容器隐喻与差序格局结合来说明民族共同体心理。容器隐喻

(continermetaphor)是用容器状意象图式来表征抽象概念,主要用来表征事物类别、个体

与他人之间的亲密度等。一般说来,与个体亲密度高的人在同一容器内,与个体亲密度低

的人在同一容器外;相同类别事物在同一容器内,不同类别事物在同一容器外[43]。“差序

格局”是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出的概念,它反映中国传统人际关系的本质。他说:“差

序格局就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之后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

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这些人际关系圈子拥有共同的中心点,那就是自己,与自己构成

社会关系的他人按照与自己的亲密度排在不同圈子的不同位置上。他人与自己之间的绝

对距离代表个体与他人关系的亲密度。在一定距离内,离中心距离近,就是“圈内人”;在

该距离外,就是“圈外人”。个体用不同态度对待圈子内外的人。影响差序格局的有血缘

关系、姻缘关系、地缘关系等因素[44]25-26,还包括有语言、宗教、生产生活方式、思维方式

等[43]。张积家指出,中国人的集体主义取向在很大程度上由容器隐喻和差序格局共同决

定:在宏观上,中国人在人际交往中重视容器隐喻;在微观上,在同一“容器”内部,又存在

差序格局[43]。2021年,张积家和冯晓慧提出人类意识的圈层结构(见图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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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人类意识层次结构

该模型认为,无论是从个体发展角度看,还是从意识的深度和广度看,人类意识可分

为四个层次———个体意识、民族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个体

意识是人类意识的核心。个体首先产生个体意识(自我意识);在社会化过程中,个体被赋

予民族身份,从而萌生民族意识。由于各族人民共同生活在名叫“中国”的国度中,具有共

同的历史条件、物质基础、精神文化和价值追求,因此有了共同身份,即“中国人”身份。随

着个体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日渐增多,就产生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如此一来,对中华

民族每一个体而言,就有了双重民族身份:每个人既是某一具体民族的成员,也是中华民

族的成员。在不同民族个体间产生的认同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随着全球化进行,

中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之间交往增多,个体与不同国家的人打交道的经验不断增加,个体

124

认识到各国人民命运与共,在追求本国利益的同时也合理关切兼顾其他国家的利益,由此

产生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这一层次论在中国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与费孝通的“差序

格局”理论有相通之处。

在具体研究中,如果个体对中华各民族的认知、情感和行为符合容器隐喻,就表明他

们已经具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如孟乐等人通过3个实验考察内藏班高中生对国内外

民族的容器隐喻、群际态度和助人倾向。实验1发现,国内民族人名呈现在圈内的反应时

显著短于呈现在圈外,国外民族人名呈现在圈外的反应时显著短于呈现在圈内,说明内藏

班高中生已经建构了中华民族共同内群体认知,将国内民族成员置于容器内,将国外民族

成员置于容器外。实验2发现,当启动词是国内民族名称时,判断积极词词性的反应时显

著短于消极词;当启动词是国外民族名称时,判断消极词词性的反应时显著短于积极词,

说明内藏班高中生对国内民族存在共同内群体偏爱,对国外民族存在共同外群体偏见。

实验3发现,内藏班高中生捐赠给国内民族成员的金钱和时间均显著多于国外民族成员,

说明内藏班高中生对国内民族成员有更强的助人意愿。整个研究表明,具有丰富跨民族

交往、跨文化生活经验的内藏班高中生在共同内群体认知、共同内群体偏爱和对共同内群

体成员的帮助倾向上均展现出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45]。

冯晓慧、张航和张积家将容器隐喻与差序格局理论相结合,考察了广西龙胜各族自治

县少数民族中学生的民族认同。实验1发现,当目标词处于圈内时,被试对本民族、本地

其他民族、国内其他民族、外国民族名称的反应速度依次减慢;实验2发现,当目标词为积

极词时,被试在本民族名称启动下反应最快,在本地其他民族名称和国内其他民族名称启

动下反应次之,在外国民族名称启动下反应最慢。整个研究表明,龙胜县少数民族中学生

对中华民族认同具有层次性,表现为对本民族认同强于对本地其他民族认同,对本地其他

民族认同强于对国内其他民族认同。这表明,龙胜少数民族中学生的民族认同存在容器

隐喻和差序格局:中国各民族处于容器内,国外民族处于容器外;在容器内,本民族处在

“认同”中心,再往外层是经常接触的本地其他民族,然后是未接触过的国内其他民族。这

种认同层次性也反映中华民族认同的形成过程:首先产生本民族认同,然后通过与直接接

触民族频繁的交往交流交融,形成对本地其他民族认同,再发展为对包含56个民族的中

华民族认同(见图2)。群际接触水平与语言标签在认同发展中起重要作用[46]。

(三)两维度模型

张积家和张姝玥根据民族意识和共同体意识水平高低,认为它们之间关系可呈现出

四种模式(见图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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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中国人的认同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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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民族意识与共同体意识的关系

125

在图3中,横轴是共同体意识,从左到右,共同体意识越来越强;纵轴是民族意识,从

下到上,民族意识越来越强。民族意识与共同体意识两个维度构成四个象限,表现为四种

模式,按照顺时针旋转方向,分别为双强模式、弱强模式、双弱模式和强弱模式。

1.双强模式:强民族意识与强民族共同体意识

双强模式为民族意识与共同体意识均强。个体或群体既具有很强的民族意识,也具

有很强的共同体意识。双强模式通常出现在以下群体或个体身上。

(1)主体民族及其成员

在多民族国家中,主体民族及其成员通常具有很强的民族意识与很强的民族共同体

意识。例如,美国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他们是北美最早的移民,是新教徒,是美国的主体

民族。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在白人人口中占较大比例,也因为他们在美国社会中有较高的

社会地位和较大的话语权。美国绝大部分“国父”都是英格兰人或英格兰移民后代。例

如,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G.Washington,1732—1799)是第四代英格兰移民,《独立宣

言》的主要起草者、美国第三任总统杰斐逊(T.Jefferson,1743—1826)是第五代英格兰移

民,美国第一任副总统、第二任总统亚当斯(J.Adams,1735—1826)是第五代英格兰移民,

美国第一任邮政总长、五人委员会成员富兰克林(B.Franklin,1706—1790)是第二代英

格兰移民。美国的民族政策是“熔炉模式”,“熔炉”的能量大多来自语言。美国是移民国

家,官方语言只有英语。在建国前,美国的语言政策是确立英语的中心地位;在建国后,继

续巩固英语地位,英语被赋予了美国身份的符号功能。在《联邦党人文集》中,约翰·杰伊

把美利坚描绘成“一个团结的民族,从同一个祖先繁衍而来的民族,一个说同样的语言,信

奉同样的宗教,行为举止、风俗习惯相同的民族”。建立美国后的北美大地上理当“飘扬着

一面国旗,回响着一首国歌”,人民“将说同一种语言”。1919年,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在

给国防部的指示中也说:“我们(美国)只有容纳一种语言的空间,那就是英语。”[48]又如英

国的英格兰人,他们是英国主体民族,使用英语,多信奉属于基督新教分支的英国国教,是

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后裔,有很强的民族意识和很强的民族共同体意识。一般说来,在一

个民族国家中,如果只存在一个政体(state),主体民族与民族共同体有大部分重叠,成员

就会既有很强的民族意识,也有很强的民族共同体意识。

(2)统治民族及其成员

双强模式也出现在民族国家的统治民族身上。例如,大一统思想最早见于华夏族(汉

族)。“大一统”一词最早见于《春秋公羊传》。汉武帝时期,董仲舒将其上升到“天地之常

经,古今之通宜”的高度。“大”即高度重视,“一统”即以一统之,包括地理上国土统一,政

治上高度一致,时间上江山永固,民族上“华夷一家”[49]。在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多次入

主中原,掌权后也认同大一统思想。例如,建立后汉的匈奴人刘渊说:“夫帝王岂有常哉,

大禹生于西戎,文王生于东夷,顾惟德所授耳。”前秦统治者氐人苻坚认为,非汉人也可以

建立“混六合以一家”的大一统王朝。少数民族统治者也接受“华夷一家”思想。如清朝入

主中原后,竭力淡化“华夷之辨”。雍正亲自撰文批判“华夷”论,认为汉族与满族无中外之

分,区别只在地域不同,尽人伦者为人,灭天理者为禽兽,不可将华夷作为区分之标准。许

多少数民族统治者为表明统治的正当性,甚至不惜修改历史记忆,主动认同华夏族源,自

称为华夏先王之后人。如匈奴人赫连勃勃自称为大禹之后,他建立的国家称为大夏国。

鲜卑人自称为黄帝之后。契丹人认为自己是炎黄子孙。还有少数民族统治者声称自己与

中原王朝有血缘关系,如刘渊认为自己是汉朝外甥,故自称汉王[49]。

126

(3)与主体民族或统治民族关系密切的民族及其成员

与主体民族关系亲密者如壮族和纳西族。在中国历史上,自秦代以来,随着岭南统

一、中原汉族南迁和中原文化传入,广西与中原联系逐步密切,促进了壮族先民与中原汉

族的交往交流交融,生成了壮族先民对中华文化和统一国家的认同。特别是南越王赵佗

实行“和辑百越”政策,推行越人治越、遵从越人习俗、鼓励汉越通婚等政策,促进了汉越民

族和睦相处,为壮汉民族交融与团结产生深远影响。壮族是广西主体少数民族,广西被习

近平誉为“民族团结进步区”,与汉壮关系和谐不无关系[50]。纳西族也具有很强的民族意

识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纳西族不仅保留和发展了举世闻名的纳西文化,历史上对主

流文化也持包容态度。1382年,纳西族首领阿甲阿得归附明军。朱元璋将自己的姓去掉

一撇一横,赐其姓“木”,名木得。第二年,木得亲往南京。朱元璋接见后颁旨让他“世袭土

官知府,永令防固石门、镇御蕃鞑”,下辖四州一县。在明朝十四代木氏土司中,至少有十

二位到京城面圣。木得八世孙木增立下家训:“凡我子孙,受朝廷世袭美官,拓守边城,不

可有动扰患,以贻天子忧。遵祖宗世传之雅训,不可紊淆变乱,以坏木氏之家箴。”[51]木氏

土司还聘内地读书人来丽江执教,教授其子弟学习汉文化。土司府内设“万卷楼”以藏书,

楼中有数以万计的宋明善本。由于热爱汉字和积极学习儒家文化,木氏家族涌现出许多

通晓汉诗文、有较高文学修养的文人,如木泰、木公、木青、木增等,他们均有汉诗文传

世[52]。改革开放后,纳西族在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成绩卓越,

丽江古城、纳西古乐已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东巴文整理和香格里拉市的建设也名扬海外。

与此同时,纳西族与毗邻的汉、彝、藏、白、普米等民族也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与统治民族关系密切的民族还有蒙古族、藏族。清代,蒙古族和藏族与满族关系亲

密,满蒙联姻是清朝基本国策。满蒙联姻促进满蒙双方的政治互信、经济交往、文化交流、

血脉交融,使满蒙双方强化了休戚、荣辱、生死、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对巩固统一的多

民族国家有重要意义[53]。皇太极被尊为“宽温仁圣汗”[54]。清朝皇帝一直与格鲁派的达

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联系密切。达赖、班禅、活佛在清朝有极高社会地位[55]。这从承德

外八庙建筑中可见一斑。清朝皇帝建立这些寺庙,是为了顺应蒙、藏等少数民族信奉喇嘛

教习俗,“因其教而不易其俗”,通过“深仁厚泽”来“柔远能迩”,以达“合内外之心,成巩固

之业”的政治目的。

(4)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

“小少民族”,正式名称叫做“人口较少民族”。最初划定时指人口在10万人以下的民

族。在我国,有“六小民族”说法,指基诺、珞巴、门巴、赫哲、鄂伦春、独龙六个民族。人口

较少少数民族由于人数少,往往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这些民族在解放前大多处于社会

发展早期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人民生活困苦。新中国建立后,国家对这些民族给予

更多的优惠,使得这些民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空前高涨。

2.弱强模式:弱民族意识与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这种模式经常表现在如下民族的群体或个体身上:

(1)文化民族

汉族是一个“和而不同”的整体,内部差异巨大。在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汉族作为一

个核心,像滚雪球一样,吸收了众多民族成分,成为一个文化民族。从历史记忆角度看,汉

族与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在很大程度上重合,民族特征只作为个人基本信息显现,个体或

群体从思想意识上因为文化认同的国家指向而表现出“弱民族意识强国家意识”,汉族人

127

对国家的认同感强于渐被忽略的民族感。因此,汉族在整体上呈现出“弱民族意识与强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弱强”关系。汉族人对文化认同胜于对民族认同。如《论语·子

罕》有云:“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清代曾国藩、李

鸿章、左宗棠都是汉人,却为清廷服务;太平军是汉人,却是曾、李、左的死敌。为何? 他们

不是为了民族与太平军斗,而是为了文化与太平军斗。这一点在《讨粤匪檄》中说得很清

楚。檄文云:“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

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皆

以兄弟称之,谓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士不能诵

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

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

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

(2)民族走廊地区的民族

“民族走廊”是费孝通在上世纪70年代末提出的历史—民族区域概念,本意是指一定

民族或族群长期沿着一定自然环境如河流或山脉向外迁徙或流动的路线。他将中国西南

方的怒江、澜沧江、金沙江并流的区域称为藏彝走廊,包括四川、云南、西藏毗连地区,即横

断山脉地区。在历史上,藏彝走廊是汉、回、蒙古等民族南来北往的通道,也是藏缅语族中

藏、彝、羌等民族的主要分布区。费孝通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就是以“民族走

廊”为主要架构形成的[56]。此外,还有河西走廊、苗疆走廊、南岭走廊、辽西走廊等。民族

走廊地区有许多民族分布,小聚居、大杂居,各民族间有较多的互动。因处于多元文化的

交汇处,走廊地区的人民在主观上民族观念淡薄,在客观上民族边界模糊,他们对不同民

族文化往往持包容态度,各民族在文化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57]。因此,走廊民族存在

着更高水平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例如在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生活着苗、瑶、侗、壮、

汉五个民族,五个民族人口数量接近,彼此之间有较多互动。研究表明,龙胜中学生的民

族本质论观念非常低,共同体意识非常强[58]。广西地处南岭走廊,民族分布是小聚居、大

杂居,各民族间有较多互动,民族意识相对弱化,这是广西成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的重

要心理原因之一。

(3)族际通婚者及子女

族际通婚(intermarriage)是指不同民族成员间的相互联姻,是与族内婚对应的婚姻

形式,又称为跨族通婚、族际婚。与族内通婚者比较,族际通婚者无疑对文化差异具有更

大的包容性。与族内通婚子女比较,族际通婚子女具有遗传基因优势[59]。陈寅恪说:“李

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

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60]研究表明,与族内通婚子女比较,族际通婚子女

的民族本质论观念较为薄弱,对本民族认同感不强烈,但对其他民族的态度和交往意愿都

更积极,在自我身份范畴化过程中更有灵活性,更倾向于构建归属水平更高的上位身份认

同[61]。所以如此,与族际通婚子女的民族身份不具有与生俱来的先赋性和毋庸置疑的确

定性、存在选择的可能有关。广西所以成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族

际通婚率非常高,全区族际通婚率达到34%。在龙胜,在一个家庭三代人中多者竟然有

五个民族。

但也存在相反的情况。受“高考加分”“就业照顾”等政策影响,我国的族际通婚存在

着少数民族与汉族通婚选“少”、少数民族之间通婚选“小”的情况。在族际通婚子女的民

128

族身份确认方面,绝大多数父母选择子女的民族身份时受民族优惠政策引导。这种“逆向

民族成分再确定”潮流是在利益考虑驱动下产生的,这种因民族优惠政策产生的“认而不

同”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有弊无利[62]。有研究发现,族群融合并非一个不可逆的线

性过程:在特定社会情境下,少数族群原生认同一旦激活,会使已发生的结构同化出现逆

向趋势,导致族群文化趋向“和而不融”和“多元并置”[63]。

3.强弱模式:强民族意识与弱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这种模式一般出现于文化体系相对完整的少数民族中,主要由于血缘、文化等本质性

原因,体现为区域性、习俗性的文化影响生活,使其保存了相对完整的文化体系,并以族群

归属为意识所向。这些少数民族因为受本民族文化影响,民族身份认同感强,国家认同感

弱。除此之外,少数民族身份的政策性利益取向也是强民族意识的另一重要原因。我国

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政策利益偏向少数民族尤其是少小民族。这些优惠政策使得少

数民族身份具有工具性和利益性,在同等条件下,少数民族身份会为其带来更便利的社会

政治、经济及文化等利益。身份工具性强化了一些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

跨界民族也可能属于这一模式。形成跨界民族的原因是一个民族聚集生活的地方被

国境线分隔开来。在我国国界附近,大多分布着跨界民族。中国55个少数民族约有一半

是跨界民族。国境线将这些民族生硬地划分开来,使得这些民族的国家身份和文化身份

不一致,导致这些民族国家意识淡漠。我们对佤族的研究表明,境内外佤族相互间非常认

同,国外佤族更认同境内佤族,对汉族、拉祜族也很认同,但对“中国人”的认同度并不高。

所以如此,与佤族的国家观念产生晚、划界后族群分离引起的困惑感有很大关系。

4.双弱模式:弱民族意识与弱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在历史上,北方燕人就是典型的“双弱”例子。金世宗说:“燕人自古忠直者鲜,辽兵至

则从辽,宋人至则从宋,本朝至则从本朝,其俗诡随,有自来矣。虽屡经迁变而未尝残破

者,凡以此也。”南宋马扩也说:“燕云汉人随事俯仰,契丹至,则顺契丹,夏国至,则顺夏

国,金人至,则顺金人,王师至,则顺王师,但营免杀戮而已。”故《新唐书》有“天下指河朔若

夷狄然”之语[64]。

当代一些族群出现“双弱模式”,与文化缺失有关。如民进党在台湾掌权后,实行“去

中国化”的文化政策,去除行政单位、驻外机构、文教单位、教科书等领域与“中国”有关的

称谓、名称、符号、标志、内容等,试图从根源上割断两岸的历史文化联结[65]。文化错位也

导致意识的“双弱关系”。“香蕉人”就是明显例子。“香蕉人”又叫 ABC(America-Born

Chinese),本意指“在美国出生的中国人”,现泛指在海外出生长大的年轻华裔,包括一部

分自小出国留学、在国外侨居多年未归的华人华侨。“香蕉人”的特征是“外黄内白”“外中

内西”。这些年轻华裔都有中国人血统和特征,却只会说外语,信仰国外的价值理念。他

们一般不懂汉语,不了解中国历史文化。他们从小接受国外教育,受外国文化熏陶,形成

了外国式的价值理念和思维模式[66]。

四、两种意识之关系的实践启示

明确民族意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关系,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有

重要启示。

(一)从首位论和主干论出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

首位论和主干论强调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性。中华民族共同体有“国家”的含

129

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国家意识在内涵上有相当大程度的重叠。应深入进行中华民

族发展史教育,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坚持“历史中国”与“现实中国”的统一性,坚

持中华文化的主体主导性和开放包容性,坚持各民族共创中华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史观[5]。

应使民族意识服从和服务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时对民族意识有包容和容忍的态度。

应正确处理“多元”与“一体”关系,莫以多元害一体,也莫以一体伤多元。应正确处理共同

性与差异性之关系,明确共同性是主导、方向、前提、根本,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

异性[67]。

(二)从层次论出发,应意识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展的阶段性、长期性和复杂性

无论是“两层次论”和“多层次论”,都说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展的阶段性、长期性

和复杂性,决定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长期性和重要性,血缘、地缘、语言、文化、教

育、宗教、习俗、生产生活方式都影响民族意识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成,如何协调各种

因素的作用,形成合力,促进民族意识的健康发展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和巩固,

如何在认同本民族同时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既是一个理论任务,更是一个实践任务。

(三)从两维度模型出发,应意识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点在于强弱模式和

双弱模式

在“强强模式”中,由于两种意识均强,且有一致性,对国家稳定和社会发展而言,属于

稳定模式;在“弱强模式”中,民族意识弱,共同体意识强,也属于稳定模式;在“强弱模式”

中,民族意识强,且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相当不一致,因而属于不稳定模式;“双弱模

式”是文化缺失或文化错位的结果,对国家和民族共同体而言是不稳定模式。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的重点应在“强弱模式”和“双弱模式”。既要反对狭隘民族主义、极端民族

主义,反对分裂势力,又要反对大汉族主义。明确重点就不至于平均用力,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的实践就可以事半功倍,取得更好的效果。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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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SenseofNationalIdentityandthe

SenseofCommunityfortheChineseNation

ZHANGJI-jia,ZHANGShu-yue

(FacultyofEducation/AcademyofCommunityfortheChineseNation,GuangxiNormalUniversity,

Guilin541004,China)

Abstract:Asaunifiedmulti-ethniccountry,thedevelopmentofethnicundertakingsinChinaisan

importantcomponentofsocialism with Chinesecharacteristicsinthenew era.Inthecontextof

consolidatingthesenseofcommunityfortheChinesenation,clarifying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

senseofnationalidentityandthatofcommunityfortheChinesenationisofgreatsignificancefor

enhancingnationalunityandpromotingthegreatrejuvenationoftheChinesenation.Therelationship

betweenthetwo,fromtheperspectiveofcontent,canbeexpressed with “backbonetheory”and

“hierarchytheory”;From theperspectiveofthestrengthofthetwosenses,therecanbefour

patternsbetweenthem:“dualstrength”,“weakstrength”,“strongweak”,and “dualweakness”.

WeshouldfocusonforgingastrongsenseofcommunityfortheChinesenation,unswervinglyfollow

thecorrectpathofsolvingethnicproblems with Chinesecharacteristics,strengthenthenational

identityandChineseculturalidentityofallethnicgroups,strivetoenhancenationalunity,and

provideasolidpoliticalguaranteeforthefullpromotionofChinesemodernization.

Keywords:thesenseofnationalidentity;thesenseofcommunityfortheChinesenation;Chinese

modernization;nationalidentity

[责任编辑 阳 欣]

132

第60卷 第4期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Vol.60 No.4

2024年7月 JournalofGuangxiNormalUniversity(PhilosophyandSocialSciencesEdition) July,2024

doi:10.16088/ji.ssn.1001-6597.2024.04.012

[收稿日期]2024-01-18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的考古学研究”

(LSYZD21018)

[作者简介]郑君雷(1968—),男,天津人,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

授,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汉唐考古学。

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文明新构造

郑君雷

(中山大学 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广东 广州 510275)

[摘 要]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是古代中华文明发展的重要节点。秦汉时期“文化、主体人

群、疆域”三位一体的文明新构造得以形成,文化、主体人群和疆域这三重因子在相互牵动中确立了“大一

统”的社会格局。随着秦汉文化向边远地区的大规模扩展,初具国家和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体人群不断壮

大,幅员辽阔的王朝疆域藉此得到巩固,汉民族就此成型。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文明新构造强化了中华

文明的突出特性,奠定了中国文化结构、中华民族结构和中国疆域版图的基础格局,在考古学上具有很大

阐释空间。

[关键词]秦汉王朝;文化;主体人群;疆域;文明新构造

[中图分类号]C951;K232;K871.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597(2024)04-0133-10

学术界关于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特征有很多认识,考古学者更多是从文明特

性的角度考察这类问题。“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1]193,秦汉王朝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

家形成发展的第一个历史阶段,中华古代文明自此开启了从沿续约二千年的王国文明向

帝国文明的转型。作为古代中华文明发展的重要节点,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在中国历史

上第一次建构起“文化、主体人群、疆域”三位一体的文明新构造,秦汉时期中华文明的突

出特性不但更为彰显,而且被赋予了更加丰厚的历史内涵。

一、秦汉文明的新构造

苏秉琦提出的中国古代国家形成的“古国—方国—帝国”三部曲及“原生型、续生型、

次生型”三模式在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有着巨大影响力,原因在于苏先生认为:“文明起

源,我意就等于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另一种简化的提法。”[2]尽管对于

“古国”“方国”等概念的理解不尽一致,但中国考古学者大多将文明起源与国家起源联系

在一起,在中国古代国家形成“三部曲”的演进脉络中考察中华文明的形成发展过程,代表

学者如张忠培、李伯谦、王巍等[3],无论这些学者的具体认识如何,都是在帝国文明的视域

133

中审视秦汉王朝。如张忠培将中国的文明时期概括为包括方国(古国)、王国和帝国的三

期五段,其中帝国时期论及秦汉,而以东周大致作为从王国到帝国的过渡时期[4];王巍认

为中国古代国家发展历经邦国、王国、帝国三个阶段[5]78-86,以秦统一标志中华文明由王

国文明转变为帝国文明[6];李伯谦更指出,由古国(酋邦)、王国、“再到从秦至清帝国灭亡

的帝国阶段,便构成了古代中国从文明、国家的起源、形成、发展到衰亡的全过程”[7]。

秦汉时期是“帝国”取代“王国”的时代,是帝国形成与早期发展的时代[8]16。概略地

说,“进入帝国阶段后,国土范围大大扩大了,民族文化融合的程度大大提升了,郡县制代

替了分封制,自耕农耕作制代替了井田制,举荐和任免制代替了官僚世袭制,法律也不断

规范化。这些都是帝国的特征”[9]。王子今曾对秦汉时期的历史特征加以概括,其中,以

郡县制为主体的地方行政管理形式逐渐完善、选官制度满足了行政体制需求并促进了社

会阶层流动、社会各阶层的国家意识有鲜明的文化表现、以农耕经济和畜牧经济为主体及

包括其他多种经营结构的经济形态逐步成熟、各基本经济区借助交通和商业的空前发展

互通互补、物质文明取得了空前成就、形成了超越区域文化因子的统一风貌的汉文化、儒

学道德倾向在民间普及等内容[10],值得在考古学上思考和讨论。

秦、西汉和东汉王朝的历史内涵固然存在差异,但由于秦汉制度的继承关系,西汉初

期人们已经将“秦汉”看作一个历史时期,“在这441年的历史阶段内,中国文明的构成形

式和创造内容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10]。白云翔在城市与聚落考古、墓葬考古和社会生

活研究之外,还提出了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研究的秦汉考古课题[11]17-27,自然

注意到了秦汉文明形态在剧烈的社会变革中呈现出众多新特征。古今中外对于“文明”的

理解可谓争论不休,甚至有批判性反省[12],秦汉时期中华文明的构成形式和创造内容也

可以从多方面加以归纳,而考古学上“文化、主体人群、疆域”三位一体的文明新构造则是

值得开拓的研究视域。

这一文明新构造及于文化、及于主体人群、及于疆域,在此三个维度相互作用,构成三

位一体的辩证关系,其多重层次的考古学内容实际是秦汉王朝社会状态的一种总括。首

先,秦汉文化最初在关中和中原地区形成,主要表现在物质文明范畴,并折射在精神文明、

政治文明领域,呈现出不同于“王国文明”的、“大一统”的崭新内容;其次,以中原郡县居民

为代表的主体人群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凝聚核心作用,引领着“大一统”的秦汉文化向边

远地区扩展,在此过程中主体人群不断壮大,并在与“王化之外”的接触中强化了国家和民

族共同体意识;再次,中原文化和主体人群的扩展巩固了秦汉王朝“大一统”的疆域版图,

边远地区则为秦汉文化在统一性格局中增添了多样性因子,并为秦汉文明的创新发展和

中外文明交流提供了空间条件。这一文明新构造在文化、主体人群和疆域三个维度上统

合为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大一统”,从而为中华文明的发展、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

形成、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巩固奠定了基础,成为秦汉大一统的宝贵历史遗产。

概言之,考古学上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三位一体”的文明新构造就是共性文化、主体

人群和基础疆域互为因果,在相互牵动中形成了“大一统”的社会格局。考古学上的观察

点,就是随着秦汉文化向边远地区的大规模扩展,初具国家和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体人群

不断壮大,秦汉王朝幅员辽阔的领土疆域藉此得以巩固,汉民族就此成型。这一新构造的

核心,是“大一统”的秦汉文化。

134

二、文明新构造及于秦汉文化

就一般理解,“文明”与“文化”具有同样内涵,“即指精神或上层建筑方面的意义”,但

“文明”的外延要大许多,其范围“不限于精神方面,而首先在于物质方面的内容”[13]18-19,

因为文明社会的发展带来的首先是物质生产的进步。正由于“文明”首先体现物质内容,

考古学者不局限于“考古学文化”的文化研究往往聚焦在文明层面,如苏秉琦《中国文明起

源新探》、张光直《商文明》(ShangCivilization)、白云翔《秦汉考古与秦汉文明研究》等,

王仲殊《汉代考古学概说》其耶鲁大学英文版也是名为 HangCivilization(《汉代文明》)。

张光直提出“文明是一种风格,一种品质,其特征表现在考古资料的物质文化如宏伟

建筑和宗教艺术。简单地说,这些物质文化脱离了日常需要或生存需要,或从实用角度说

是无用的东西”[14]353,显然是在强调“文明”物质文化属性中的精神层面价值。白云翔认

为,秦汉文明在考古学上最明显地表现在物质文化层面,各类实物资料、各种图像资料同

时也反映着意识形态、思想观念等精神世界,而“以皇权统治、官僚政治、郡县制为核心的

政治体制,有关社会政治、社会经济、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的各种律令构成的法律体系,以

及有关赋税、手工业和农业生产、货币铸行、商品流通等的一系列经济政策”所构成的政治

文明在考古资料中也有不同程度的反映[12]24。

新型的、“大一统”的秦汉文化的形成,有一系列战国时代的背景因素在发挥作用,包

括土地私有制的产生、国野体系的瓦解、郡县体制的出现、君主专制政体的确立、小农经济

和地主经济的发育等[15],核心因素是从血缘社会向地缘社会的转变分离。滕铭予通过分

析咸阳塔儿坡墓地,认为战国晚期至秦统一后,较高阶层的人群“已经完全放弃了使用传

统的秦式青铜礼器,转而主要使用三晋两周地区的青铜礼器”,这些人群大部分是通过军

功、交易等方式而非世袭途径获得了使用青铜器的权力,表明“血缘统治向地缘统治的转

变进程趋近完成”,“由于社会基本组织的日渐地缘化而使秦文化在战国晚期以后所表现

出的开放 性 和 包 容 性,则 为 其 建 立 统 一 的、超 越 文 化 圈 的 秦 帝 国 奠 定 了 文 化 上 的 基

础”[16]158-159。

统一后的秦代物质文化虽然已不是区域性文化,但是原来的秦国物质文化“仍然没能

彻底的取代战国时代其它六雄所形成的各自区域文化”[17]5。在秦王朝基础上建立起来

的西汉帝国“基本维持着统一的局面……列国各不同的文化也会组成一个分布范围更大、

一致性更强的新文化……这当然是在原有秦文化和六国文化的基础上发展出来而不是从

外界输入的,从而必然是渐变过程。汉初的六七十年就是这个渐变过程,最后形成了一个

完整形态的汉文化,因而此阶段又可认为是汉文化的形成期”[18]。此形成期的汉文化主

要是六国旧传统与新兴秦汉文化因素的整合,随着汉文化向边远地区传播,又与各地的区

域社会文化发生整合,其文化内涵愈加丰厚。

“形态完整”的汉代物质文化在城邑、陵墓、中小型墓葬及农业、工商业遗存等方面有

着大量体现,而武帝前后墓葬制度中的“汉制”取代“周制”[19]332-337则是最具显示意义的

文化现象。赵化成认为,商周到秦汉墓葬从“竖葬制墓”到“横葬制墓”的总体性、根本性变

化,以及墓地制度、合葬制度、葬品制度、祭祀制度、观念信仰等方面发生的一系列变革,涉

及从方国、王国向帝国转型的重大历史命题。横葬制墓“起源于战国晚期至秦代的秦都咸

阳一带,西汉时期首先在长安都城附近高等级大型、次大型墓葬中广为流行,随着诸侯王、

135

列侯的分封就国而传播或影响至汉域各地”,而中小型横葬制墓取代竖葬制墓则“直至东

汉时期才最终完成了这一变革”[20]205。

横葬制墓的流行以及汉代墓葬的一系列变化,如“用砖和石料筑墓室”,随葬青铜器减

少、漆器增加,使用大型陶器储存食物和饮料;西汉中期以后“一般都是夫妇同墓合葬”,陶

明器剧增,大量使用木俑、陶俑;普遍筑坟丘,坟丘前设祠堂,东汉时盛行在墓前建石阙、置

石雕像、立石碑[21]972等,反映了秦汉社会大变革背景下时代精神和社会风尚的变化。这

些变化首先发生在关中和广义的中原地区,这一区域是秦汉考古学上的中心文化区,也是

汉代的基本经济区[22]139-140。

作为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物化表现,俞伟超认为考古学中的汉文化隐含着“家族茔

地的兴起”“多代合葬一墓的新葬俗”“模拟庄园面貌的模型明器的发达”以及“墓室壁画和

画像石反映的‘三纲五常’道德观和‘天人感应’的世界观”等主要历史特点[18];刘庆柱则

将汉字、儒家思想、统一帝国中央集权的社会政治架构、“以农为本”和“重农抑商”的基本

国策、盐铁铸币的垄断专营、道佛两教的发展传播、“帝国”取代“王国”的历史过程等方面

视为“作为考古学文化的汉文化”的学术内容[8]9-21,这些内容已经超越了秦汉文明构造中

的物质文化范畴,其时代特性更为明显,历史意义也更为深远。

中原文化向边远地区的大规模扩展是秦汉文明新构造的重要特征。边远地区不但为

“大一统”的秦汉文化提供了更宽广的发展空间,更在“大一统”的文化格局中增添了多样

性的地域文化因子。白云翔认为统一性和多样性(地域性)是审视汉代文明的两个基本视

角,汉代物质文化统一性的动因在于“政治上中央集权统治下的规制的统一”“经济上全国

统一背景下手工业产品的广为流通”以及“在时尚的影响下形成了一致性”[23]462-463,这些

论述诠释了在秦汉文明新构造中,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基础,在一定意义上

也是精神文化和政治文明产物的辩证关系。

三、文明新构造及于主体人群

“民族为历史之主脑”[24]6,文化认同则是民族认同、族群认同的基础维度。秦汉时

期,以中原郡县居民为代表的主体人群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凝聚核心作用,引领着“大一

统”的秦汉文化向边远地区大规模扩展,同时在此过程中壮大了初具国家和民族共同体意

识的主体人群,这一主体人群就是汉族。

汉族的形成发展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既往学者多上溯三代,以记载略为清晰的

“华夏”“诸夏”作为汉族形成的萌始阶段。“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25]1667,中原地区

就此成为中国早期国家演进的主要空间载体。夏、商王族及核心人群的物质遗存与周边

地区的考古学文化能够明确区别,两周时期燕、秦、楚等边远封国的考古学文化与周边地

区的考古学文化也能够明确区分,说明“华夏”的物质文化已经自成一格,与此相适应的观

念、制度必然自成体系。“华夏”在与戎、狄、夷、蛮的接触中强化了以血缘、宗法和礼仪为

纽带的文 化 认 同,故 而 产 生 “南 夷 与 北 狄 交,中 国 不 绝 若 线”[26]203 “裔 不 谋 夏,夷 不 乱

华”[27]1578这类族 群 区 分 意 识,而 秦、楚、燕 等 边 远 封 国 被 中 原 诸 侯 视 为 秦 戎、荆 蛮、燕

貊[28],缘故就是文化“不纯正”。

战国时期“华夏”“诸夏”的几个主要支脉已然定型,汉以前“一种可以包括齐人、燕人、

楚人、秦人等等族群在内的大族群的观念,已经出现,一种范围更大的、统一性更强的新族

136

群,亦即汉族的形成,早已具有主观认定的基础”[18]182-183。战国时期北方一些戎狄、淮河

流域的夷人、南方楚人、江浙地区的吴越已经被纳入华夏叙事体系,“到战国末世夷夏共同

体重组的历史使命已大体完成,由此奠定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社会基础,秦汉帝国

的建立使以夷夏共同体为主体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形成,可以说是水到渠成”[29]162。

罗志田指出,秦统一后“复数的诸夏已成为单数的统一之华夏”,“中国”也就限定在

“华夏人居住”的“政教所及之区”[30]30-31,此种变化的历史条件就是“大一统”。汉代的

“汉人”名称并非指称民族共同体,当时“匈奴与西域各族,往往称汉朝百姓为‘秦人’,汉朝

人自称‘中国人’”,而“边疆各民族又往往称郡县之民为‘汉人’,是指汉朝人”[31],从这些

称谓中可以见到秦汉王朝在汉族形成过程中的节点意义,也可以见到中原郡县居民在主

体人群发展过程中的引领作用。范文澜“自秦汉起,汉族已经是一个相当稳定的人们的共

同体”[32]的认识经过汉民族形成问题的争论已经成为历史学界主流观点[33],汉代“中国

人”这一概念就是汉族的早期代称。陈连开认为“汉族,从其起源及其前身华夏的形成,至

今已有5000年的历史。而作为统一的民族和统一的多民族中国的稳定的主体民族,其

基本特征则形成于秦汉时期”[34]291,这些认识离不开考古学研究成果。

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展与中华文明的连续发展相始终,与中华

文明的统一态势相始终。经过古国文明、王国文明阶段的孕育,随着春秋战国时期“氏族

与宗族力量渐退,由国家直接管理的‘编户齐民’逐渐走上社会舞台”[35],秦汉时期主体人

群的国家和民族共同体意识大为增强。许倬云讲到,中国这个延续长久的共同体“一直有

一个相当坚实的核心”,“秦汉时代,一个庞大的共同体网络终于形成。……这一共同体,

从此长期屹立于东亚。在共同体之内,文化、政治、社会与经济四环互相制衡,具有自我调

节的功效”[36]7-8,对于秦汉时代这一庞大共同体网络的核心可以有各种解读,但是以中

原郡县居民为代表的主体人群确实已经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凝聚核心作用,西汉中期以

后全国范围内物质文化的强烈共性即是明证。

主体人群起到凝聚核心作用的一个重要表现,即是中原文化在与边远地区地方文化

的互动整合中形成了边疆族群“汉化”与内地移民“在地化”甚至“蛮夷化”的物理合力线,

而以前者更具有决定意义。原六国文化的边缘地带以及汉代新开辟的疆域“横葬制墓”出

现较早且数量较多,“显然与移民戍边,长安都城墓葬文化向外传播有着直接关系”[20]205。

随着边远地区的开拓,以乐浪汉墓和南越国墓为代表的复合结构汉人群体、以内蒙古中南

部汉墓为 代 表 的 内 附 匈 奴、以 青 海 大 通 上 孙 家 寨 墓 地 为 代 表 的 羌 人 (月 氏 胡、卢 水

胡)[37]220、以贵州赫章可乐墓地[38]甲类墓为代表的西南夷、以江浙地区汉代土墩墓为代表

的百越后裔等人群集团陆续融入主体人群。“秦汉时各族改汉姓虽不普遍,但在许多族中

都已开始”[39]2,边疆族群在与主体人群的交往、交流中交融,“逐步以华夏族为中心融合

成一个几乎占人类四分之一的文化共同体———汉族”[29]179。

国家和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前提是文化认同,边远地区秦汉遗存显现的共性文化特征,

不仅体现在物质文明层面,更体现在文化认同基础上的精神文明层面,也体现在秦汉王朝

边疆治理的政治文明层面。秦汉时期的主体人群吸纳或吸附了分属在不同政治结构中、

分属于各种经济文化类型的边远地区人群,这些主体人群具有了“胡汉”“越汉”“夷汉”之

别[31]236,产生了见诸铜镜铭文的“国家”“四夷”概念[40]230,已经初具国家和民族共同体意

识。作为秦汉文明新构造的效应,自秦汉以来,这一主体人群的“统一性”更强,“包容性”

也更大。自是以后,汉族和汉文化的内涵越发丰富,其族群边界和文化边界也越发模糊,

137

从而为汉族和汉文化的发展预留出巨大空间和伏笔。

四、文明新构造及于王朝疆域

“中华民族的家园坐落在亚洲东部……这片大陆四周有自然屏障,内部有结构完整的

体系,形成一个地理单元”[41]4,辽阔而稳定的疆域版图为中华文明的发展提供了丰饶物

产和巨大的战略回旋空间。在秦汉文化向边远地区扩展和主体人群壮大的过程中,秦汉

王朝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囊括了现今版图的大部分疆域,兼有了“渔盐枣粟之饶”[42]1657

“三江五湖之利”[42]1668“马﹑牛﹑羊﹑旃裘﹑筋角”[25]3254之用,“珠玑、犀、瑇瑁、果、布之

凑”[25]3268,建立起农耕、畜牧、山地及海洋等经营结构共同支撑的国家经济形态,以主体人

群为核心的各民族初步充盈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家园,并为秦汉文明的创新发展、主体人群

与边疆族群的交往交融以及中外文明交流提供了地理空间。

秦王朝“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

东”[25]239,出土文字和文献资料所见秦郡已有五十之多。虽然秦王朝国祚短暂,但是“在

东到辽东半岛、西到甘肃境内、北到长城沿线、南到岭南地区的广大地域,都发现了反映统

一措施的实物资料”[43]172-173。西汉初年的王朝疆域大为收缩,“景帝时,汉境北至燕、代,

燕、代之北未列为郡。吴、长沙之国,南至岭南;岭南、越未平,亦无南边郡”[25]803。武帝时

期社会经济得到极大发展,但是人口的快速增长和分布的不平衡带来许多社会问题,于是

“西北和东北边疆及长江、淮河以南辽阔的未开发地,成为了来自人口密集的基本经济区

的移民的天堂”[22]16、18、133。西汉中期大规模的领土扩张“奠定地大物博的现代中国的基

础”[44]134,秦汉文明新构造中的“疆域”意义自此发酵。

秦汉王朝的疆域“大一统”,可以理解为《史记》《汉书》等记载的各个经济文化区、风俗

地理区和方言区之间的密切联系,也包括对于边远地区的有效管辖。如果说秦统一主要

是建立在华夏诸侯的内部统一基础上,那么西汉的统一则建立在翦灭卫氏朝鲜、南越、闽

越等外诸侯和经略秽貊、匈奴、西南夷、西羌、百越等边疆族群的基础上。武帝外事四夷、

教通四海,爰及东汉,边远地区的社会文化内涵和族群结构大多已经“脱胎换骨”,在考古

学上形成了各种“同中有异”的汉文化地方类型。秦汉文明新构造的疆域意义,在考古学

上突出体现在显示政治文明的边疆治理层面。

设置边郡是秦汉王朝在边远地区确立有效管辖的主要措施,这些郡县“就好像一根藤

上结出的瓜,交通线就是藤,县城就像藤上的瓜”[45]310。作为郡县治所的城址是边远地区

秦汉物质文化的集中载体和政治文明的突出表现,其在区位地理环境、经济条件、基础设

施和社会因素的综合利用方面已经臻于完善。包括广州南越王宫苑、福建武夷山闽越城

村汉城、浙江温岭大溪东瓯古城等在内,边远地区外诸侯和郡县城址的形制布局虽然与中

原地区未必完全一致,但是出土板瓦、筒瓦、瓦当等建筑材料的共性极其突出,物质文化和

政治文明的“大一统”特征非常显著。

以塞防体系和郡县城址为依托,秦“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谪徙民,与越杂处十三

岁”[25]2967,武帝在上郡、朔方、西河等地“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25]1439等移民屯

戍记载不绝于史。“把百姓改造成农民”是秦汉国家管理的基础[46]62,农业也就成为秦汉

文明大厦的基石,秦汉边远地区发现了大量农业遗存(包括新疆尼雅遗址出土的“司禾府

印”、云南出土的陂池水田模型等),河西走廊的塞防走向与控制水源、保障农业生产安全

138

密不可分[47]183,农业经济为秦汉边疆的巩固提供了基本保障。而边远地区的多种经济形

态,如秦汉“北边”的浓厚畜牧经济成分[48]55,岭南地区的“盐官”“圃羞官”“橘官”[49]273-281

等,则为此增添了韧性支撑。

秦汉王朝的边疆治理政策体现在考古学上。朝鲜半岛的玄菟、乐浪“郡初取吏于辽

东”[42]1658,云贵高原的牂柯、永昌、越嶲郡太守多为巴蜀籍,长沙出土的“逃阳长印”表明岭

南地区的一些郡县官吏来自湖南[50],而广西合浦望牛岭西汉墓的“九真府”陶提筒[51]则

表明交趾地区的一些郡县官吏来自岭南,选用邻近籍贯的官吏任职于更偏远地区,是汉代

边疆治理政策的一个特色。秦汉王朝在边远地区设置比郡县的属国(属邦)以安置降附部

族,属国遗存清晰地反映了边疆族群的汉化过程,如辽宁锦县昌盛石椁墓(辽东属国,乌桓

鲜卑[52]134-139)、宁夏同心倒墩子墓地[53](安定属国,匈奴)、甘肃民乐八卦营墓地(张掖属

国,小月氏或羌人[54]3、185-187),以及四川芦山芦阳镇汉墓(蜀郡属国,青衣羌)、云南昭通崖

墓(犍为属国,朱提夷)[55]等。通过因地制宜的边疆政策,秦汉时期大批边疆族群在郡县

体制下逐渐融入主体人群,成为边疆巩固的又一保障。

秦汉边郡依托河西走廊、藏彝走廊等民族走廊和北方长城地带、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

带、沿海半月形地带[56]23-24等考古学文化地带,以及“环黄海之路”[57]等文化廊道,将中原

地区与边远地区以及边远地区之间紧密联结在一起,构建起中国历史边疆基础轮廓的内

圈骨架[58]1-5。汉 式 文 物 等 中 华 文 明 因 子 还 通 过 丝 绸 之 路、海 上 丝 绸 之 路 传 播 至 域

外[43]905-1019,并在中外文明交流中催生了“华戎所交”的敦煌[59]3521、“近处海……中国往商

贾者多取富焉”的番禺[42]1670等边陲都会。秦汉文化在郡县以外地区的广泛分布,建立起

秦汉王朝疆域版图的外围屏障。

五、秦汉文明新构造的历史效应

“居于考古学的视角,对中国古代文明进行阐释,从古史构建维度论述历史中国的发

展演变,充分发挥‘考古写史’的功能”,是目前学术界论析历史时期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

形成与发展的主要路径之一[60],但考古学的作用不止于“考古写史”。通过秦汉王朝“大

一统”的国家机器的运行,“文化、主体人群和疆域”这组辩证关系确立了秦汉统一多民族

国家的文明新构造,在考古学上具有巨大阐释空间。

“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

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61]168。秦汉的

统一是划时代的,它一统了天子王畿和分封诸侯,突破了血缘宗族纽带,是真正的政治统

一;它规范了思想文化、伦理纲常和风俗礼仪,是真正的文化统一;它打破了封国部族的闭

塞,各区域的经济联系空前加强,是物质文化大发展基础上的统一;它第一次将农耕人群、

游牧人群、山地居民、沿海居民统辖在辽阔而稳固的疆域版图内,并凝聚了初具国家和民

族共同体意识的不断壮大的主体人群,是“广土众民”“四海为一”的统一。凡此种种,堪称

在统一多民族国家文明新构造中的统一。

中华民族的历史家园及其周边地区“长期存在农耕、游牧、山地三大文明”[62]。秦汉

王朝通过对“北边”“西边”和“南边”的经略[63],建立起北方游牧区、西方游牧区这两个“巨

大的游牧区”与“以汉族为主体的许多农业民族(西胡、百越、西南夷等)所建立的农业区”

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关系,成为“我国大统一思想所以深入人心的经济基础,也是我们历

139

朝历代大统一政治局面所赖以建立的经济基础”[64]274。在秦汉文明新构造的作用下,秦

汉统一多民族国家奠定了统一性与多样性兼具的中国文化结构基础、以汉族为主体的中

华民族聚居格局基础以及中国历史边疆和现今版图的基础[65]。

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文明新构造,是秦汉“大一统”的历史内容和时代特征,又是秦

汉“大一统”的现实基石和历史贡献。秦汉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奠基时代,王子今强调“一

统,‘秦汉之所赐’”,并引林剑鸣等学者的论述高度评价秦汉的历史地位[66-67]。林剑鸣认

为,“秦汉时期所表现出的重要特点和规律,在以后的历史发展时期一再反复出现”,所以

研究秦汉时期文明发展的特点对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全部历史具有重要作用[68]7。就文明

发展史的角度,秦汉以来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更加彰显,中华文明“不断裂”[69]的基础更

为坚实,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文明新构造就此成为中华文明的宝贵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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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ingaUnifiedMulti-EthnicCountryduringtheQinandHan

Dynasties:TheCreationofaNewCivilization

ZHENGJun-lei

(CenterforHistoricalAnthropology,SunYat-senUniversity,Guangzhou510275,China)

Abstract:Theformationofaunified multi-ethniccountryduringtheQinand HanDynastiesisa

milestoneintheevolutionofancientChinesecivilization.Duringthisperiod,thetriadof“culture,

mainpopulation,andterritory”setupanewcivilizationandestablishedasocialpatternof“great

unification”throughtheirreciprocalinfluence.Itisobservedthatwiththelarge-scaleexpansionof

theQin-Hanculturetotheremoteareas,themainpopulationwhoinitiallyboreasenseofnational

andethniccommunitycontinuedtogrow,andthevastterritoryofthedynastieswasconsolidated,

withwhichtheHannationalitythustookshape.Thebuildingofaunifiedmulti-ethniccountryhas

strengthenedtheoutstandingcharacteristicsofChinesecivilization,as wellassettledthebasic

patternsofChineseculturalstructure,Chineseethnicstructure,andChineseterritory,thusoffering

greatpotentialforarchaeologicalinterpretations.

Key words:Qin and Han Dynasties;culture; main population;territory;creation ofa new

civilization.

[责任编辑 阳 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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