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 衡水学院学报投稿平台:http://hssz.cbpt.cnki.net/ 第 23 卷 定位》中进一步提出： lm<noHnpT.qr9stuT.vwxy/z{|}~•€•‚<A<uHq rjƒƒ„…†‡ˆIno‰HbcT.Š‹ŒH•ŽƒƒbY••H‘\"’“s”•–—˜?™ †š-›œH•DžŸ ¡9€¢•£abY¤‚‰—˜M¥bY\\]¦§RHfTWg¨©ª «9¬<Q&•YI-9®Yb-*HT.••dij[2]k 根据吴光的看法，儒学在 21 世纪的发展，将会以一种“道德人文主义”的形态存在于世界多元文化 格局中。这种新儒学的内容，既继承和吸纳了传统儒学的“道德人文主义”思想养料，又汲取并超越了 非儒家文化的思想酵素。 （三）“民主仁学”的丰富 基于自己的学术立场，吴光将儒学的演变分为七大阶段，并根据阶段特质将儒学的形态分为三种， 即“仁本礼用”的古典儒学，“中体西用”的改良性儒学和“新体新用”的当代儒学。依新的儒学三期 说的划分，吴光将自己的“民主仁学”列入正在形成中的“变革型的当代新儒学”。所谓“民主仁 学”，就是兼容了儒家仁爱价值观与西方民主价值观的新儒学，或曰新仁学[3]。 从“民主仁学”的思维模式来看，它是一种区别于第一代、第二代新儒家所追寻的“内圣外王”的 新型学说。尽管吴光仍在体用的框架内做研究，但其实践路向并不是走现代新儒家的“老内圣”开出 “新外王”之路，而是将“内圣”与“外王”统一起来。“内圣”与“外王”也并非传统儒家所倡导的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是现代意义上的“新内圣”与“新外王”。吴光认为， “‘新’者，即这个道体之‘仁’是融合了传统‘仁爱’精神与西方‘民主’精神而形成的新型道德主 体；这个道体之用，是融合了传统的仁政与新型的民主法治与科技文明的制度、事功”[4]。从体用关系来 看，“民主仁学”即是以“民主仁爱为体，礼法科技为用”。 -#$%&'()*./0123! 就历史演变来说，儒学起源于殷周，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它一直担任着中华文化的主流角色。其 发展形态历经先秦子学、两汉经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近现代新儒学，以及当下正在形成中的儒学 新形态。要之，这种“新体新用”的儒学形态或许可以从吴光提出的“民主仁学”中加以认识。 （一）“民主仁学”的体用论 首先，“民主仁学”以民主仁爱为体，挖掘了传统儒家的仁爱精神，避免围绕理气心性而展开论 述，摆脱了纠缠在宋明理学所讲的理气心性之关系，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解决了以往过分脱离人民大众 而只是一种书斋里的学问这一问题。在这里，“仁”仍是一个根本之德、根本之道，属于道体层面。 其次，这一理论形态以“民主仁爱”为体，其糅合了中西价值观并融二为一，以此汇成了道体层 面。而礼法、科技则属于形而下层面的东西，属于外王制度之用。在该“用”中，“礼”就是代表传统 儒家的礼义思想与礼仪制度，“法”则是依据现代治理法则而设立的政治法律制度。传统儒家认为， “礼者序也”，即是说“礼”本身就蕴含有秩序的意思。现代社会中出现着日益严重的生态失衡、环境 污染等生态问题，科技的重大进展对于解决全球性问题更是起着关键的作用。 因此，“民主仁学”将科学技术作为其新外王之用，是中国文化的独特优势，是构建当代新体新用 新“仁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同时也顺应了当今时代发展，促进了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二）“民主仁学”的文化观 在表现出差异乃至出现冲突的多元文化共存中寻找基本的伦理共识，是现时代一项思想理论任务。 “民主仁学”的文化观所倡导的“一元主导，多元辅补；会通古今，兼融中西”代表的是一种与时俱进 的新的文化发展思路。 “民主仁学”关照下的文化观是以承认并认同文化形态具有多元性为前提，是以构建和谐社会、和谐 国家、和谐世界为宗旨的文化观。诚如吴光所言，在树立多元和谐文化观的实践中，我们应当谦卑地认识 到，中华文化传统尽管有种种优长与永恒的价值，但也有诸多的局限与缺失，例如竞争精神不足、功利意

第6期 王 宁 “民主仁学”理论评析 79 识淡薄、法治传统缺乏、制度建设忽略等，因此必须学习、借鉴和融摄其他异质文化的积极因素[5]。换言 之，既要弘扬中华文化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进取态度，又要克服传统“和谐”精神的理论 局限，树立在中国特色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竞争意识，丰富拓展和谐文化的思想内涵。 （三）“民主仁学”的核心价值观 陈来提出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观是仁爱、礼教、责任、社群以及王道，这贯穿了中华文明两千多年 的历史实践[6]。姜广辉则从儒家经典的研讨入手，揭示了中华民族价值观体系由十二大观念构成[7]。在 “民主仁学”价值观中，吴光认为历朝历代的儒者对于价值观的概括是与时代特征、社会环境紧密相关 的。因此，他提出“仁”为根本之常道，“义礼信和敬”为常德的价值观。 儒家自孔子始就提出了“仁”的概念，而孟子将仁的基点从血亲孝悌转换为更为普遍的“恻隐、羞 恶、辞让、是非”等道德情感。随后，历代儒者对于“仁”都有不同的阐发。宋儒程颢云：“医书言手 足痿痹为不仁，此言最善名状。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如是观仁，可以得仁之体。” （《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依程氏所言，仁即是一种以万物为一体的精神境界；不单单是一体，还是 以“己”为立足点，将天地万物皆看作与“己”是相贯通的。然而，这种仁与所谓的万物一体观并不完 全相同。近代以来，以康有为、谭嗣同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在广泛汲取吸纳“西学”基础上，为儒 家“仁”道精神注入了近代资产阶级的启蒙因素。诚如李泽厚所讲，“仁”是中华文明连续性的一种体 现[8]。总之，儒家“仁”道精神一以贯之，代表了儒学在不同阶段、不同时期的核心价值观之精华。 4#$%&'()*(256! 在中国和平崛起与儒学全面复兴的大势下，“民主仁学”的提出既传承和延伸了儒家的道德人文精 神，又融合了现代民主价值观，这不仅是儒学在当代发展的新模式，同时又提供了一个面向大众、面向 社会、面向世界的儒学发展的新方向。 （一）推进儒家“内圣外王”的新发展 传统儒学首先是政治之学，然后才是心性之学。但是心性之学是政治之学的学理基础，政治之学是 心性之学的终极归宿。值得注意的是，不知是否受到中国港台新儒家一些观点倾向的影响，学界在很长 一段时间将心性之学抬到了一个较高的地位，甚至不谈儒家的政治之学。显然这确实会使人误解，似乎 儒家只有心性之学。要知道这是与原始儒家的精神相背离的。诚如余英时所言，内圣外王作为一个连贯 的整体统一于秩序的重建。但“秩序的重建”绝不可等同于“外王”，而是“内圣外王”的统一实现[9]。 “内圣外王”绝不是什么“已陈走狗”，“老调”虽老，但绝不可“休矣”。而“民主仁学”则发扬了 儒家体用一源、知行相须的“内圣外王”之学。 从整体观之，“民主仁学”的内在理论架构推进了传统儒家“内圣外王”的新发展，从而在第一代 新儒家由“老内圣开出新外王”的路子上打开了一条新的发展模式。 （二）推进中西、古今关系的再思考 以走向近现代为历史背景，一代又一代的新儒家自觉担负起时代使命，面对文化认同的危机想要从 思想文化层面重新思考传统，以期回应现代化问题。杨国荣从“五四”所宣扬的核心价值——民主与科 学出发，将其与儒家所倡导的仁、礼和新观念进行对比，提出“五四”时期的思想家们虽然倾向于对传 统和现代做出划界与对峙，但其中所蕴藏的深层价值观念仍然是离不开传统的；罗志田认为，尽管“五 四”对于个人主体性的重视是被动接受外来的影响，但仍不能忽略中国传统文化中固有其顶天立地的个 人；温儒敏提到，以“五四”作为“全盘性的反传统主义”这个观点是非常浅薄的，应是其一方面颠覆 了传统，另一方面又赓续并再次造就了传统；何中华从另一个视角出发，提出“五四”并没有真正正视 并深入地研究西方核心价值观（即民主和科学）背后所具有的历史文化传统与社会根源[10]。 由此言之，文化的现代化绝不是以割断传统为途径。在推进中国文明现代转型的过程中，“传统” 与“现代”并非是二元对立之关系，也不是推倒、否定一切传统。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也是人类 文化传统的伟大继承者。19 世纪 70 年代，当德国理论界将黑格尔视为“死狗”而进行打压时，马克思却

80 衡水学院学报投稿平台:http://hssz.cbpt.cnki.net/ 第 23 卷 站出来宣布：“我要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并且在关于价值理论的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 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11]若仔细研究马克思对于传统的态度，不难发现马克思确实是人类 文化传统批判的继承者。那么何为传统？美国学者 E.希尔斯认为：“传统意味着许多事物。就其最明 显、最基本的意义来看，它的含义仅只是世代相传的东西（traditum），即任何从过去延传至今或相传至 今的东西。”[12]凭实而论，中国的文化传统具有整体性、连续性特征，就决定了其内在的复杂性。 （三）推进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新阐释 “民主仁学”中蕴藏的仁、义、礼、信、和、敬的基本内涵就是儒家所倡扬的仁民爱物、公平正 义、重礼守法、诚实守信、和谐合作、敬人敬业，这些德目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统文化源泉，真 正彰显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中国特色。 第一，以“仁”为精神内核构建和谐人际关系，追求尽善尽美，建设爱国友善的和谐社会。“仁” 作为儒家哲学中最高的价值理念，对于在法治化社会中兼顾友善的人际关系、构建紧密和谐的社会环境 仍具有现实意义，这为当今时代弘扬爱国友善价值观念提供了丰厚的德性资源。第二，以“义”为衡量 标准传播正确价值导向，抑制过分竞争，推进社会公平正义。习近平同志指出，要“依靠文化自信坚定 理想信念”。传统社会中所强调的“义利统一”观念为当下建筑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大厦”提供了积 极的养分。第三，以“礼”为行为规范加强公民道德修养，推进法德并举，构建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 家。在现当代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政治秩序的建构既要倡导传统社会的道义礼乐精神，也要进行抽象继 承并重新阐释其精神的合理内核，通过创造性转化为构建礼法并举的文明和谐的现代社会提供土壤和滋 养。第四，以“信”为立身之本、立业之本、立国之本，传承尚诚守信的道德准则。在新的生存发展境 遇下，我们更要立足“诚”的原则，有力地唤醒人们的道德内心和道德情感，重新让至善的道德原则挺 立于人的心目之中，避免成为现代社会中空心化的主体人。第五，以“和”为处事原则，弘扬“以和为 贵”的道德人文主义精神，推进人际关系的和谐与社会的和谐发展。第六，以“敬”为行事原则，发扬 敬事敬业的美德，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弘扬爱岗敬业的优良传统。不管任何时候，都要兢兢业业地做 事，努力去践行一种“工匠精神”，真正将爱岗敬业的价值观落到实践生活的点点滴滴。 7#$%&'()*289:! “民主仁学”内在逻辑理路沿用了体用框架，该理论的提出是仁学在当代回归的一个面相。然而， 其中逻辑结构也并非人人认可，譬如“民主”何以成为本体此一问题即是该理论形态受到的诘问之一。 即使在倡导儒家仁学这一派别的内部，也存有不同的声音，或许在一种哲学原创性问题上仍未能跳出一 种思维定式，在某种意义上或许可以说，我们都仅是搭乘顺风车的思想游客。 （一）“民主”何以成为本体 在“民主仁学”的理论架构中，它首先沿用了体用的框架，将“民主”与“仁爱”一道作为本体， 这一点是值得商榷的。然而，吴光本人对于学界质疑做出了一些回应，“在我的民主仁学论述中，民主 仁爱是融合了东、西价值观而合二而一的东西，是属于‘道体’层面的东西，这个道体，既是民主的， 也是仁爱的，是承认人民起主宰作用而具有亲亲而仁民的道德理性的价值观，既非用民主来改良仁爱， 也非用仁爱解释民主，因此不能将‘民主’和‘仁爱’割裂开来而当作两个东西去看”。因吴光将民主 视作和仁爱一样具有相同道德理性层面的价值观念，由此才出现上述的质疑与发问。但是问题在于，民 主究竟是形而上学还是形而下的观念？针对该说法，李洪卫认为，仁和民主首先都是体验和经验的方 式，其次它才是作为价值性的观念存在。把它上升到概念是一种哲学构造的结果，是一种在理论论述上 的需要，是人类达成认知与共识的诉求后而造就的结果。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构造也并非纯粹由思 想理念完成，其立足于人的生命经验与自我体认[13]。对于“仁”作为一种理念存在是无须多言的，但在 今天，若把民主看作与仁学一样能够作为本体性的存在则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美国学者杜威认为：“民主主义不仅是一种政府的形式，它首先是一种联合生活的方式，是一种共 同交流经验的方式。”[14]在这里杜威澄清了两点：一是民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人们共同生活的方

第6期 王 宁 “民主仁学”理论评析 81 式，这就要求人们要学会换位思考，说到底也是儒家仁之精神的展现；二是具有仁之精神的人在空间上 大量扩充范围，这个过程也即是民主生活的扩充，同时带动了人的个性自由拓展，而这与马克思所说的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其他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有着极大相似之处，当然这也是民主的本质之所 在，体现了人本主义，完成人之本性的有效展现。通过以上讨论，我们大体可以知道，民主与仁爱或许 并不只是一种工具，或是相较于内圣外王的制度体现，它首先是一种具有普遍的道德理性的、面向生活 的价值观念，这就不难理解“民主仁学”存在的可能合理性。 （二）体用二元：疑似陷入“双重边缘化”困境 “民主仁学”的逻辑架构相对完整，其延续了“体用”的框架。“体用”是中国传统哲学中极为重 要的概念范畴。自近代开始，学界逐渐使用“体用”来分析文化层面的主体精神原则与实践应用方面。 方克立在其《论中国哲学中的体用范畴》一文中曾做出了梳理，并界定了其中两个含义。新儒家代 表人物贺麟也立基于体用观来建构他的新儒学体系。然新中国成立之后，清末洋务派提出的“体用”说 法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一直到 20 世纪最后 20 年，以李泽厚为代表的体用观登场，与“中学为体，西 学为用”这种折中主义不同，他主张“西体中用”论。简言之，以西为“体”就是一种西化主义的表 述。与之相反，尽管庞朴也用“体用”关系来论述自己的文化主张，但他并不赞成“西体中用”这样的 说法。“文化改革上有所谓体与用问题，曾经争个不亦乐乎。照我理解，所谓体，应该就是文化传统； 而所谓用，则是这个体的功能、作用、外在表现”[15]。他认为不论哪一个民族，体是无法变更的既定的 东西。 张岱年也对“西体中用”的说法表示不赞同，他将“体用”的含义进行了区分：“在中国古代哲学 中，所谓体用，第一种含义是，体指实体，用指作用。第二种含义是，体指原则，用指应用（原则的运 用）。”他认为若照着第一种意思来解释的话，就是“民族的存在是体，文化的内容为用”[16]。而“中 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就第二层意思来讲的。张岱年认为，针对“五四”以来掀起对于中西文化评判的 热潮，我们并不能简单地以“好”或是“坏”、“优”或是“劣”、“先进”或是“落后”等诸如这样 的词语来评价各个文化。全盘接纳西方文化或是一味地盲目复兴儒家文化都是不可取的做法。陈来在其 《儒学思想访谈录》里回应道，如果非要拿“体用”来说，他的立场是“以中为体”，“中”就是指中 国、中国文化。 毋庸置疑，以上种种都仅代表一家之言，正确的文化观或许可以抛开中西体用之关系的说法，朝着 一种综合的、创新的、对话的、交流的文化共存共荣的趋势发展。在“民主仁学”的理论架构中，凸显 了一种综合的创新的发展路向，展现出了化中西“文化冲突”为“文化整合”的意味。就上文所述，在 “民主”何以与“仁”一道处于道体层面这个疑惑之外，“礼法科技”如何糅合在一起又成为“用”的 层面，这些是值得再深思的。 儒学在 20 世纪的发展，其实也并不缺乏形而上的哲学建构，如熊十力的“新唯识学”、冯友兰的 “新理学”、贺麟的“新心学”、牟宗三的“道德形上学”、张岱年的“新气学”等。但要明白的是， 在社会转型时期的儒学，并不是要一味投入式地宣扬一种具有高度哲学思辨色彩的学术运动，而是说儒 家的真精神能否与现时代这种政治制度、社会环境相配合，为真正意义上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建设 提供理论依据和价值支撑。简言之，或许首先要推动并唤醒的应是生活伦理化的儒学，使之能够在解决 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人生的价值、活着的意义以及社会伦理问题，体现当代儒学的鲜活生命力，为现 实社会问题的解决贡献出中国传统儒学的智慧资源，以便发挥其无过无不及的最优价值理性的功能。 尽管在如何正确认识和客观评价“民主仁学”的贡献与局限这一问题上，学界目前并未有过激烈讨 论，而在本文中所做的一些可能性探讨或许离吴光先生本人的研究观点差之甚远。值得肯定的是，“民 主仁学”的体用论、文化观有着相对完善的理论体系，同时也彰显出吴光“会通古今、兼容中西”的闳 放的学术视野与“实事疾妄”的批判精神。这一理论建构无疑对于在马克思主义与儒学融通背景下如何 处理儒学在当代的发展拓宽了一些新思路，同时也在追源溯流中真正彰显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在返

82 衡水学院学报投稿平台:http://hssz.cbpt.cnki.net/ 第 23 卷 本开新中突出当代价值观重塑之中国特色[17]，是值得进一步去深入挖掘与思考的理论问题。 ;<=>? [1] 吴光.儒家哲学片论——东方道德人文主义之研究[M].台北:允晨文化出版公司,1990. [2] 吴光.21 世纪的儒家文化定位[C]//中国孔子基金会.儒学与廿一世纪.北京:华夏出版社,1996:65-66. [3] 吴光.中国当代儒学复兴的形势与发展方向[J].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21-31. [4] 吴光.民主仁学的基本理论架构与发展前景[J].探索与争鸣,2013(4):90-93. [5] 吴光.多元和谐:树立面向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发展观[J].探索与争鸣,2008(8):67-70. [6] 陈来.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国学流变与传统价值观[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 [7] 姜广辉.中国文化的根与魂——儒家经典与“意义信仰”[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14:56-69. [8]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22,25. [9]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研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925-926. [10] 杨国荣,罗志田.反思“五四”:中西古今关系再平衡[J].文史哲,2019(5):5-23,165. [11]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24. [12] E.希尔斯.论传统[M].傅铿,吕乐.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15. [13] 李洪卫.仁学的回归与民主仁学的成立[J].衡水学院学报,2018(5):64-70. [14] 约翰·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M].王承绪,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97. [15] 庞朴.庞朴文集:第 3 卷[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268. [16] 张岱年.张岱年全集:第 6 卷[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202. [17] 魏涛,王宁.儒学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融通探论——儒家传统的现代阐释[J].华夏文化论 坛,2019(2):21-32. On “Democratic Benevolence” Theory WANG Ning (School of Marxism,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Henan 450000, China)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era where the three major cultural exchanges of China, the West, and Malaysia are converging, the “democratic benevolence” proposed by the academic circle is different from the Confucian thinking mode of previous generation-“the old way of the ‘internal sage’ ( people’s inner cultivation reaches a certain height, or reaches the realm of saints) can produce the way of the ‘external king’ (to serve the country and make meritorious deeds for the king, which is the traditional thinking of Confucianism)”. Under the macroscopic perspective of the development of Confucianism, it tries to combine democracy and Confucian benevolence into Taoism to explore new possibilities for the integration of Confucianism and Marxism. The doctrine of “democratic benevolence” is an ontology, with “democracy and benevolence as the body, etiquette and technology for the use”; it possesses a cultural view of “one factor domination, several factors harmonizing”; it has the core value of “one way and five virtues (the fundamental way of Confucianism and the five virtues embodying the fundamental way”. This theoretical form has promoted the new development of “internal sage and external king” of Confucianism, and promote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re values of socialism, and it has also promoted people to rethink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ancient and modern, which has great academic value and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Nevertheless, there are many theoretical puzzles about why “democracy” becomes the ontology and “ontological dualism”, so it is extremely necessary to carry out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of the internal logic of this theoretical form. Key words: Wu Guang; “democratic benevolence”; new benevolence theory; Confucianism; Marxism （;<6=：耿春红 >0=?#杨 敏）

第 23 卷 第 6 期 衡水学院学报 Vol. 23, No. 6 2021 年 12 月 Journal of Hengshui University Dec. 2021 !\"#$%&'()*+%,- ——读以赛亚·伯林《两种自由的概念》 郭子涵 （苏州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 \"#作为最伟大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家之一，以赛亚·伯林的自由理论为个人层面的消极自由进行 了丰富的论证，并且揭示了积极自由的潜在危险，意图通过捍卫消极自由的方式来实现自由。然而伯林 的自由理论却存在诸多缺陷，以致其逃不脱“普遍主义的贫困”。通过对消极自由的考察可以得知消极 自由是无法实现真正的自由的，积极自由在实现自由的过程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只有在正确理解个人自 由的实现与共同体的发展之间的关系的基础上，通过个人与共同体双向互动才能实现更高水平的自由， 真正保障和更充分地实现人们的权利。 $%&#以赛亚·伯林；消极自由；积极自由；价值多元论；共同体价值 DOI#10.3969/j.issn.1673-2065.2021.06.011 '()*#郭子涵（1997－），男，山西长治人，在读硕士。 +,-./#B025.9; D081 01234#A 056/#1673-2065(2021)06-0083-06 789:#2021-05-16 !\"#$%&'( 自由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中重要的价值追求之一。西方从古希腊开始就产生了私有制以及发达的商品 经济，从而为个体人格的独立奠定了物质基础[1]。这种人格的独立表现在价值倾向上就是自由。启蒙运动 之后人的理性得到充分的肯定，人依据理性享有自由也成为自然的结果。然而理性的人类却在 20 世纪发 动了两次世界大战，并在冷战中继续对抗，在这个过程中“自由便成为任何政治体系和政权都声称要加 以保护和捍卫的价值，甚至连奴役都会以自由的名义施加”[2]。 作为最伟大的自由主义政治思想家之一，在受到邦雅曼·贡斯当提出的“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 自由”的启发下①，以赛亚·伯林以他敏锐的眼光发现了早就存在于西方历史上的“两种自由的概念”， 这也成为当代政治理论分析政治自由的重要起点②。伯林对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概念的论证，有着很现实 的目的，“他的皇皇著述，不管其即时的焦点如何变化，都可以说是专注于一个唯一的压倒性的计划， 也就是针对 20 世纪的极权主义的一种自由主义的抗争。伯林显然是站在冷战中的自由民主一方的”[3]。 也就是说，对极权主义的反思以及由此带有的冷战意识形态影响成为伯林思想的重要特征。因此在把握 伯林所处时代的基础上思考政治自由问题，更有助于理解其自由观。 伯林的自由理论有其深刻的一面，也有其片面的一面。在充分认识其深刻性以及片面性的基础上反 思自由问题以及个人自由与共同体关系，有助于理解自由的重要价值并为自由的进一步实现提供可能。 ① 贡斯当在其著作《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中提出古代人最珍视的自由是政治自由，这种自由是与奴役相关 的，而现代人的自由是个人自由，更多与权利相关。这种划分方式成为伯林灵感的来源。 ② 根据《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所述，“自由有着两种基本的概念，一种是哲学层面的自由，一种是政治意义层 面的自由。哲学上的自由强调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外部世界的改造，政治意义上的自由是相对于奴役、专制而言的，与人们 的权利有关”。然而自由问题的理论不可避免会投射到公共政治领域，因此影响深远。

84 衡水学院学报投稿平台:http://hssz.cbpt.cnki.net/ 第 23 卷 )\"*+,&-./0,&%12( 明确划分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概念并解释其不同是伯林的重要贡献。伯林认为消极自由就是“免 于……”的自由[4]175，积极自由就是“去做……”的自由[4]179。消极自由是一种注重自主性的自由，而积 极自由是一种注重自我实现的自由。伯林关于自由问题的讨论始于政治自由，而政治自由在伯林看来就 是“一个人能够不被阻碍地行动的领域”[4]170。这个观点实际上源自霍布斯对自由的定义“自由一词就其 本义说来，指的是没有阻碍的状况”[5]。可见伯林眼中的政治自由本身就隐含了消极自由的意味。自由的 政治意义体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之中，也就是说，人天生是政治动物，政治自由存在于公共领域。“凡人 由于本性或由于偶然而不归属于任何城邦的，他如果不是一个鄙夫，那就是一位超人”[6]。由于人的群体 生活需要，自由不可能是与他人无涉的，因而可能遇到外在强制。由于政治领域才是实现政治自由的正 确空间，伯林因此专门排除了因个人能力不足而无法实现目标的情况。纯粹没有能力达到某个目的不能 叫缺少政治自由[4]171。也就是说伯林关心的自由是与他人干涉有关的客观的自由，而不是能力不足导致的 目标不能实现的自由。“为什么我（或人和人）必须服从另一些人？”[4]169 因此伯林对自由的划分以及 对消极自由的推崇本质上可以理解为对“强制是否合法”的论证。 伯林的自由思想在本质上是为了捍卫消极自由。具体来说，一方面，伯林的自由思想表现出了对消 极自由的偏好。“对自由的捍卫就存在于这样一种排除干涉的‘消极’目标中……不干涉，作为强制的 反面，总是好的，虽然它不是唯一的善。这就是古典形式的‘消极’自由概念”[4]176。伯林认为因为消极 自由是强制的反面，因而就是好的。伯林提出的消极自由来自贡斯当的与奴役相关的古代人的自由，这 种自由也就是自由的最初的含义，即贡斯当说的政治自由①。而贡斯当也认为这也是现代人不该忽视的权 力。贡斯当提到“个人独立是现代人的第一需要：因此，任何人绝不能要求现代人做出任何牺牲，以实 现政治自由”[7]43。可见，在贡斯当那里，古代人的自由主要是以一种“集体”为本位的自由，而现代人 的自由主要是以一种“个体”为本位的自由[8]。也就是说，由于消极自由意味着个人独立，因此其在现代 社会有着重要的意义。 另一方面，伯林通过强调积极自由因其存在欺骗性而往往成为暴虐的伪装，警示人们应当重视保有 消极自由，力图在绝对意义上捍卫个人的独立与自由，从而为自由主义个人优先进行了论证。伯林认为 “自由”这个词的“积极”含义源于个体成为他自己的主人的愿望[4]179。个体成为自己的主人，主要说明 在个人与其他行动者的关系上，个体不受他者干涉和影响，因此我可以自主决定行动，在这个意义上我 才是自由的。成为自己的主人，不受他人的主宰，也就是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中能够 不受宰制[9]。然而这种成为自己主人的自我即理性自我，却因为距离经验世界太远，而有了成为暴虐的伪 装的可能。在伯林看来，积极自由之所以更容易被扭曲和滥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比消极自由的概念 离经验世界更远[10]。“说如果这是为我好，那我就没被强制，因为这是合乎我的意愿的……即使我可怜 的肉体和愚蠢的脑袋激烈反对它”[4]182。一些权威假借明白你的理性自我，并加以引导，你在真实世界受 到了束缚，但他们却解释说这是实现了你的积极自由，表面上的牺牲被改成了实现自己的权利。换句话 说，这种被扭曲的自由所造成的悲剧都伴随着消极自由的不在场。总之，伯林认为正是由于积极自由容 易被利用这一点，使得很多悲剧发生。然而仅有积极自由被利用还不至于滑向暴虐的深渊，相反，只有 当积极自由被利用的同时，消极自由还缺席，这二者共同发生作用才使得理性自我走向自由的反面。而 对积极自由的滥用并没有可靠的避免其发生的办法，但是让消极自由不再缺位却是个人能够做到的事 情。在这个意义上，消极自由是人们克服积极自由潜在风险的重要凭借。因此消极自由在面对被歪曲的 积极自由的强制时的重要作用就体现了出来，它“可以警醒我们对悲剧性损失的敏感以及防范狂热、价 值观扭曲以及各种形式的欺骗”[11]。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价值多元论基础上的消极自由思想才拥有了 ① 贡斯当在《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中提出，古代人的自由在于以集体的方式直接行使完整主权的若干部 分。贡斯当认为这种自由不仅古代需要，现代人也不应忽视，因为政治自由是自我发展的重要手段。

第6期 郭子涵 自由问题的反思与共同体的价值 85 持续的吸引力。 再一方面，作为消极自由的理论基础的价值多元论能够为宽容等价值提供支持①。价值多元论也是伯 林思想的核心。在伯林看来，价值多元论相比一元论是更为人道的。这主要是因为“多元主义以及它所 蕴含的‘消极的’自由标准，在我看来，比那些在纪律严明的威权式结构中寻求阶级、人民或整个人类 的‘积极的’自我控制的人所追求的目标，显得更真实也更人道”[4]219-220。也就是说，在更真实的意义 上，价值多元论承认存在彼此不可公度的多元价值，因而在很大程度上真实反映了现实，而价值一元论 由于可能具有的欺骗性就更不真实；在更人道的意义上，消极自由暗含的宽容精神，即人人自主，并不 剥夺他人重要的东西，因而更为人道，这也是伯林始终追求的目标。 3\"*+,&-45%67( 伯林的自由思想存在诸多的缺陷，包括在概念上割裂了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价值多元论对自由主 义不成功的论证、过度否定了积极自由等。 伯林的两种自由概念本身存在缺陷。划分两种自由是伯林对自由主义思想的贡献，也是其自由主义 理论的前提性问题所在。首先，伯林的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概念来自贡斯当的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 的自由，但贡斯当本人并没有对这两种自由的价值做出高低之分。事实上，贡斯当提出两种自由观，并 不是为了论证古代人的自由有什么优先性，相反，贡斯当认为古代人的自由被移植到现代只能是一种 “时代错乱症”的错误。“这位卓越的天才把属于另一世纪的社会权力与集体性主权移植到了现代…… 却为多种类型的暴政提供了致命的借口”[7]40-41。古代人的自由的滥用会导致暴政以及现代人的自由的损 失。贡斯当认为：“我们并不希望放弃政治自由，而是要求在得到其他形式的政治自由的同时得到公民 自由。”[7]46 因此贡斯当认为两种自由同样重要，显然伯林对贡斯当的自由思想存在误读。其次，消极自 由和积极自由并非是截然两立的，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是一种不够清晰也不够科学的划分，而之所以没 有这种科学划分正是因为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原本就是不可分割的，他们原本就是自由的一体两面。正 如麦卡勒姆所提出的自由公式所示：“X 在摆脱 Y 去做（或不做、成为或不成为）Z 上是（或不是）自 由的。”[12]从逻辑上看，伯林对积极自由观念的描述实际上综合了自由的消极因素和积极因素[13]，纯粹 的积极自由和纯粹的消极自由在真实世界都是不存在的。想要实现积极自由的目标，就必须排除掉消极 自由所说的障碍，因此在这个意义上，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强调的是同一个行动过程的不同阶段。人能 够做出一个行为，首先就要有行为的动机，而这个动机显然就是积极自由所描绘的目标实现，而一个行 为能够真正按照其所预想的实现，就需要有摆脱障碍的能力，而这就是消极自由所说的排除障碍。因 此，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是同一个行为的两个方面。 伯林自由观最大的缺陷在于其坚持的价值多元论为自由主义的论证是不成功的。虽然约翰·格雷等 学者认为伯林本人的思想是不同于严格的消极自由主义至上者的，即认为是消极自由主义至上和古典自 由主义紧密结合在一起才使得“赞成自由的优先性和支持文化多元主义之间的联系被割断了”[14]304。但 是，伯林的价值多元论与自由主义存在内在冲突确实是不争的事实。伯林的价值多元论“它不仅没有为 自由主义的普遍主义原则提供坚实的基础，相反是为摧毁这种普遍主义提供了理论根据”[15]。价值多元 主义从根本上不承认存在“优先价值”，因而作为价值之一的自由自然也不被价值多元主义承认具有超 然性，这就形成了悖论。约翰·格雷称：“自由主义原则为价值多元主义所颠覆。”[16]实际上，价值多 元论不能为任何一种价值的优先性做背书，而这实际上也反映了普遍主义论证的失败②。不过，导致普遍 主义的贫困的原因并不是普遍主义本身，任何理论都具有追求普遍主义的倾向；普遍主义的贫困的原因 ① 参见约翰·格雷：《自由主义的两张面孔》，顾爱彬、李瑞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 页。格雷划分 了两种自由主义，并认为伯林代表的自由主义追求的是和平共存的手段而不是对理想生活形式的追求。 ② 普遍主义的思想伴随着西方哲学思考的历史，即以一种特殊的东西来指称普遍性的东西。参见马德普：《普遍主义的 贫困——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批判》，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普遍主义缺乏历史的视野，因此往往会超越了合理性的限度。

86 衡水学院学报投稿平台:http://hssz.cbpt.cnki.net/ 第 23 卷 在于，它将应然问题错误地理解为实然问题，并且在此基础上进行推论，而这会导致在前提性的预设上 存在争议。例如，格雷曾论述到一种为伯林消极自由思想辩护的无效观点，这种观点认为“社会自由本 身不可能与任何其他价值处于竞争状态，因此自由主义不能被刻画成坚持赋予自由相对于其他价值的优 先性的一种哲学”[14]291。在一个社会中，把“让各种竞争性的价值自由竞争”置于优先地位，本质上还 是一种特殊的偏好，而这种特殊的偏好未必应当具有绝对优先的地位。事实上，不仅格雷列举的这种不 成功的论证无法为价值多元论论证的自由主义提供辩护，而且格雷本人的观点也无法为价值多元论论证 的自由主义提供合法性。格雷认为的保留善的价值的可能性也一样具有普遍主义的思考方式，格雷眼中 的价值多元主义的精神实质并不是要排斥一切善的价值，而是要保留一切善的价值，“在这种社会中， 作为人类境遇的恒久特征的善的竞争不是被逃避或回避，而是被积极地接受下来”[14]306-307。实际上，关 于善的价值本身就具有争议性，因而无论是不是积极地接受不同价值，都无法让任一价值具有绝对普遍 性和优先性。因此，论证善的竞争具有“积极地接受”的特征仍然没有解决价值判断具有主观性这种前 提性问题。 最后，伯林的自由思想过度否定了积极自由。“真正的积极自由”在自由的实现过程中是非常重要 的，但伯林对“虚假的积极自由”的批判容易在实践中将“真正的积极自由”也一并否定了。伯林本人 曾提到“积极自由在正常生活中虽然更重要，但与消极自由相比更频繁地被歪曲和利用”[17]。也就是 说，伯林虽然承认积极自由是重要的，但他还是继续了对积极自由的批判。伯林之所以对积极自由抱有 这种既肯定又否定的态度，是因为积极自由具有两面性。如果我们以是否被歪曲作为分类标准对积极自 由进行一个分类，就可以得出那种被歪曲的积极自由是虚假的积极自由，而未被歪曲的积极自由是真正 的积极自由。在这个意义上，伯林所警惕的并不是真正的积极自由，而是虚假的积极自由，伯林警惕的 是积极自由的阴暗面。真正的积极自由在人的权利和利益的实现过程中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伯林对虚假 的积极自由的批判，无差别攻击了真正的积极自由，积极自由因为存在缺点就被完全否定了，这不得不 说是过度否定了积极自由。进一步讲，伯林之所以对积极自由有深度的不信任，实际上不是不信任积极 自由本身，而是在更深层意义上不信任人的理性的能力。“纵观伯林的自由观，不论是积极自由也好， 消极自由也好，凡是涉及自由变成了不自由的情况，他都怪罪于理性的运用”[18]。从根本上来说，消极 自由的根源就是信任缺失。伯林提出：“在理想的状态下，自由与法律相一致，自治与权威相一致…… 在一定时候，那些沿着这条道路致力于问题解决的思想家们，就要面临如何在实践上以这种方式使人变 得理性这个问题。”[4]197-198 伯林不相信人可以是完全理性的，因此伯林追求的消极自由只能是非理性人 之间的低水平安全满足，在这个意义上，消极自由并不能真正实现人的自由，它只是力图不失去既有的 “自由”，而不是去增进“自由”。因此，在一个信任程度较低的社会中，不仅新的自由无法得到实 现，旧的自由也无法得到真正的保存，而所有的合作就必然会涉及积极自由的因素，因此过度否定积极 自由会阻碍自由的实现。 8\"59:;<%=>?@ABCD0,&( 查尔斯·泰勒认为所谓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可以从一个全新的认识角度入手，即认为“（积极）自 由的概念是一种‘操作概念’（an exercise-concept）。与此相对，消极自由理论只能依赖于一种‘机会 概念’（an opportunity-concept）”[19]。在查尔斯·泰勒看来，所谓障碍实际上有两种，包括外在的障碍 和内心的障碍，消极自由实际上是在机会概念基础上的操作概念。消极自由的最大问题就在于如何去除 内心的障碍，没有某种程度的自我实现则是不可能的。而自我实现显然是积极自由蕴含的元素。在查尔 斯·泰勒的认识角度的基础上，笔者认为，作为一种操作概念所必需的“操作能力”的提升，是实现自 由的重要途径，而这种途径具体来说就是在与共同体的双向互动中实现真正的积极自由。 人的自由从本质上来说并不是保持独立就够了。正如贡斯当所说现代人的自由是与权利相关的，因 此在独立的基础上实现更多的福祉才是自由的根本目的。而要增进自己的福祉，就意味着需要以严肃的 态度提升自己的“操作能力”。与此同时，由于共同体的存在与持续发展是个人利益得以实现的根本前

第6期 郭子涵 自由问题的反思与共同体的价值 87 提，同时共同利益的发展程度也决定了个人利益的实现程度，因而共同体本身的建设在个人自由实现的 道路上也是必不可少的。也就是说，保障公民权利的国家和积极致力于实现自身福祉的负责任的公民都 是自由实现道路上的重要力量。正如约翰·穆勒所言“心智与道德的能力，跟体力一样，只有运用才能 得到增强”[20]。在双向互动的过程中能够不断增进自身保障自由的能力，而积极主动的躬身入局精神是 维护自由所必需的主观条件，也就是说，自由的实现是存在向度的，并且自由实现的向度不仅仅是单向 的，更是双向的。自由不是等来的，而是人们在实践的过程中逐步增加实现自由和维护权利的能力的基 础上创造出来并不断发展的。换句话说，人们的自由将在保持“开放的机敏”[21]的状态中不断调试并提 升，在开放中收获进步，在机敏中保持安全。政治作为公共领域，合作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不得不做 出的妥协。只有通过社会化的途径才能掌握实现自身利益的方法，而不同程度的合作、协同也就成为自 由和权利的重要条件。因此，自由问题的最终解决路径不应为在绝对意义上发扬消极自由，而应在塑造 社会共识与合作以及激发公民自身政治参与的意识和能力方面努力。 在与共同体的双向互动过程中，不仅伯林自由思想的积极因素能够得到吸取，而且伯林自由思想的 消极因素能够得到一定的克服，双向互动还有助于实现更多元的价值。首先，双向互动对消极自由、积 极自由和多元价值都有促进作用。一方面，双向互动尊重了消极自由。即这种互动是建立在互相同意的 基础上的，也就是尊重个人的选择权是基本的前提。而消极自由的积极意义在于，其不是为了拒斥一切 而存在，而是为了给一切留有可能而存在。正是由于尊重成为前提，双向互动才会是自由的，才是尊重 人的主体选择的政治自由。另一方面，积极自由是互动的根本目的，人们抱着合作与进步的目的而不是 拒绝合作的目的进行互动，也就是说积极自由的有益成分也得到了发挥。人们实现自由的能力在实践中 得到提升，经常性的锻炼认知也提升了自由实现的可能。同时，多元价值在实践中得到更普遍的认识， 从而为获得彼此更好的相处模式创造了可能。因此，共同体与个人的关系是相互促进的合作关系，而非 奴役与被奴役的敌对关系。 其次，双向互动有助于人们在能力发展的基础上实现自由。双向互动内含对人的能力发展的要求，而 人的能力的发展是实现包括自由在内的诸多价值的真正力量。正如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所说：“人不 是由于有逃避某种事物的消极力量，而是由于有表现本身的真正个性的积极力量才得到自由。”[22]而伯林 事实上在《退居内心的城堡》中也通过对禁欲主义者、斯多葛派和佛教圣人的自我解放之法的批判，体 现出其外向型理解自由的方式。“无法拥有的东西就必须学会不去企求……在我看来，这不折不扣地是 一种酸葡萄学说：我没有把握得到的东西，就不是我真正想要的东西”[4]188。也就是说伯林并不认可对欲 求的克服（而不是欲求的实现）是实现了自由。那么要实现自由就必然不能是自欺欺人的方式，而要在 社会实践中通过发展自身能力来增进自由，既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主观世界，因此共同体中的双向互 动才是真正有助于自身能力发展的。 最后，双向互动不仅有助于实现自由价值，也有助于实现更多元的价值。人的能力发展所追求的目 标是多元的，而不仅仅是为了自由，自由的绝对优先性是不合理的。因为如果将自由置于价值的优先地 位，将可能会导致新的奴役和压迫形式，这种新的压迫形式完全可能以我们想象不到的形式出现，而逻 辑上我们无法排除这种可能。因此自由必须放弃一厢情愿的执念，在双向互动中不断调整自己的定位。 给自由以真正的容错机制，而不是陷入绝对意义上的“多元价值不可通约”的相对主义的思考。因此， 人们必须思考个人与共同体的真正关系，而不能停留在一厢情愿的无目的挣扎中。 总之，虽然伯林的消极自由试图追求一种绝对确定的安全范围，然而在纯粹拒斥的状态中，自由是 不能在根本意义上得到充分的实现的。一方面，只有在共同体之中，只有在真实世界之中，人们才能通 过社会化的手段和途径实现个人的权利和自由。自由的实现意味着社会的进步、对人性的尊重、对个人 的满足；另一方面，社会条件只是提供了支持便利，人的一切需要的满足无不仰赖与社会的互动，只有 在与社会的双向互动中才能实现更高水平、更加充分的满足。因而要在社会化的一侧进行努力，反对社 会化的消极自由思想很大程度上不能保证自由。即使一些价值不可公度，也不可将之等量齐观。只有为

88 衡水学院学报投稿平台:http://hssz.cbpt.cnki.net/ 第 23 卷 积极自由提供充分支持并对消极自由保持一定尊重的社会才是真正良善的自由社会。 EFGHI [1] 邓晓芒.什么是自由?[J].哲学研究,2012(7):64-71,129. [2] 刘训练.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中的自由[J].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1):105. [3] 乔治·克劳德.自由与多元论——以赛亚·伯林思想研究[M].应奇,惠春寿,李哲罕,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2. [4] 以赛亚·伯林.自由论[M].胡传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5] 托马斯·霍布斯.利维坦[M].黎思复,黎廷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162. [6]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7. [7] 邦雅曼·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M].阎克文,刘满贵,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8] 高景柱.自由与平等:冲突抑或相容?[J].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1):106-117. [9] 龚群.捍卫消极自由——论伯林的自由观[J].江西社会科学,2014(8):29-36. [10] 刘擎.自由及其滥用:伯林自由论述的再考察[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5(4):43-53. [11] A LICIA S. Value Pluralism and Tragic Loss[J]. Critical Review,2020,32(4):556-573. [12] 杰拉尔德·麦卡勒姆.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M]//应奇,刘训练.第三种自由.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41-42. [13] 林少敏.画地为牢的“个人”与政治自由——对伯林自由理论的批判[J].政治学研究,2010(6):70-79. [14] 约翰·格雷.论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M].应奇,汤丽明.译.应奇,刘训练.第三种自由.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 [15] 马德普.普遍主义的贫困——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批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166. [16] 约翰·格雷.自由主义的两张面孔[M].顾爱彬,李瑞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98. [17] 拉明•贾汉贝格鲁.伯林谈话录[M].杨桢钦,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37. [18] 邓晓芒.伯林自由观批判[J].社会科学论坛,2005(10):18-34,161. [19] 查尔斯·泰勒.消极自由有什么错？[M]//达巍,译.刘训练.后伯林的自由观.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169. [20] 约翰·穆勒.论自由[M].孟凡礼,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9:64. [21] MERCIER H. Not Born Yesterday:The Science of Who We Trust and What We Believe[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20:28. [2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67. Reflection on Freedom and the Value of Community ——Reading Isaiah Burling’s Two Concepts of Freedom GUO Zihan (College of Polit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Suzhou University, Suzhou, Jiangsu 215123, China) Abstract: As one of the greatest liberal political philosophers, Isaiah Burling’s theory of freedom provides negative freedom with rich arguments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and reveals the potential dangers of positive freedom, with the intention of realizing freedom by defending negative freedom. However, as there are many defects in his theory, it cannot escape the “poverty of universalism”. The investigation on negative freedom shows that negative freedom cannot achieve true freedom, while positive freedom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cess of achieving freedom. Only on the basis of correctly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ealization of individual freedom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mmunity can we realize freedom at a higher level, truly guarantee and fully realize people’s rights through the two-way interaction between individual and community. Key words: Isaiah Burling; negative freedom; positive freedom; value pluralism; community value （;<6=：耿春红 >0=?#杨 敏）

第 23 卷 第 6 期 衡水学院学报 Vol. 23, No. 6 2021 年 12 月 Journal of Hengshui University Dec. 2021 !\"\"#$%&'()* ——第十一届国际二语语音教学研讨会综述 吴亚乐 1，刘 真 2，刘希瑞 2 （1. 马来西亚理科大学 外语学院，马来西亚 槟城 11800； 2. 河南工业大学 外语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 \"#第十一届国际二语语音教学研讨会以语音教学的跨学科交互研究为主题，研讨内容涵盖二语语音 学习和教学的研究方法及元音、阻塞音、响音、韵律等。目前二语语音教学研究的新进展主要包括：产 出－感知实验研究、母语与目标语之间的对比分析、语音分析软件和可视化技术的应用、基于语音库的 语音教学研究等。第二语言语音教学研讨会（PSLLT）是国际二语教学研究领域的盛会，领航该学科发展 方向。 $%&#第十一届国际二语语音教学研讨会；二语语音；语音教学；研究进展 DOI#10.3969/j.issn.1673-2065.2021.06.012 '()*#吴亚乐（1992－），女，河南平顶山人，在读博士； 刘 真（1984－），男，河南许昌人，在读硕士。 +,-.#河南工业大学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JXYJ2021029）部分研究成果 /0123#H319 45678#A 49:3#1673-2065(2021)06-0089-05 ;<=>#2020-06-16 语音是学好语言的前提和基础。长期以来，我国语言教学界对语音学习和教学重视不够，严重制约 高水平语言人才的培养。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深入推进，对高水平外语人才 需求日益增长。早在 2008 年 9 月，我国外语学界在江苏南通成立了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语音专业委员会 （现更名为：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语音教学研究专业委员会），并拟定每两年举办一次学术研讨会，为 提高我国英语语音教学研究水平做出了重要贡献。相应地，国际二语语音教学研讨会（Pronunciation in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简称 PSLLT）专注于世界范围内的二语语音习得、学习和教学研 究，是该学科发展方向的风向标。第十一届国际二语语音教学研讨会于 2019 年 9 月在美国北亚利桑那大 学举行，来自美国、法国、德国、日本、加拿大、意大利等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和学者，共提交论文 188 篇，共同探讨语音教学的跨学科交互研究（Interdisciplinary Intersections in Pronunciation Learning and Teaching）。会议形式包括：主旨发言、小组汇报、海报展示和教学技巧交流等。主要话题包括：二语语 音研究方法、元音、辅音、响音、韵律习得及智能语音软件辅助语音教学等。二语语音教学研究学届内 国际知名学者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 Murray J. Munro、美国北亚利桑那大学 Douglas Biber、加拿大阿尔 伯塔大学 Tracey Derwing 和美国佐治亚州立大学 Eric Friginal 分别就二语语音研究数据收集、基于语料库 的口语话语分析、语音库的创建和标注等做了主旨发言。笔者通过认真研读本届会议论文集全部论文 （涵盖专家主旨发言、小组讨论等所有议程的内容），针对本次研讨会交流的主要话题及观点，探讨国际 二语语音教学研究的新进展及新趋势。 以语音教学研究为核心，讨论的语音研究涵盖全世界 23 种语言或其变体（见下表 1），研究方法主要 以实验研究为主，涉及元音、阻塞音、响音、韵律等方面。目前二语语音教学研究的新进展主要包括：

90 衡水学院学报投稿平台:http://hssz.cbpt.cnki.net/ 第 23 卷 产出-感知实验研究、母语与目标语之间的对比分析研究、智能语音分析软件和语音可视化分析技术的应 用研究、基于语音库的语音教学研究等，这也是目前二语语音教学的主要研究方向，与我国国内二语语 音研究的热点类似，即主要聚焦于韵律特征习得、基于语音库的二语语音习得研究等[1]。此外，利用可视 化语音分析软件辅助二语语音训练是二语语音教学研究的新趋势，其主要特点是可操作性强、训练效果 明显；以课堂教学实践为案例进行二语语音研究亦是热点，且研究成果能够反哺于语音教学实践。会议 内容还涉及二语语音库建设及其应用等有关问题。 洲名 ! \"##$%&''()*+,-.'/# 欧洲 涉及语种（或其变体） 英语、德语、丹麦语、法语、西班牙语、芬兰英语、瑞士英语、意大利语、瑞典 亚洲 语、奥地利语 美洲 汉语、韩语、日语、泰国英语、越南语、波斯英语、印地语、高棉语、伊朗英语 巴西葡萄牙语、墨西哥英语、阿根廷英语、加拿大英语 下图 1 是将会议论文集导入在线词云生成器——微词云（网址：www.weiciyun.com）生成的可视化 词云图。从图 1 中可以看出，此次会议讨论的热点主题有：发音（pronunciation）、语音（speech）、语音 产 出 （ production ）、 语 音 感 知 （ perception ）、 语 音 教 学 （ instruction ）、 英 语 （ English ）、 西 班 牙 语 （Spanish）、清晰度（intelligibility）、可理解度（comprehensibility）等。语音产出和语音感知实验是进行 二语语音分析研究的主要方法；世界英语（World English）和以英语作为世界通用语（English as Lingua Franca）一度是语音研究的核心，因此，英语在图中高频次出现。西班牙语的频繁出现与美国本土青睐于 将西班牙语作为第二外语有关，而且此次研讨会在美国召开，有关西班牙语的语音研究相对较多。清晰 度（intelligibility）和可理解度（comprehensibility）是二语语音评估标准的新趋势，也是语音教学效果的 重要评判标准。此外，从图 1 中还可看出现代语音学研究多借助于计算机软件辅助进行实验研究，如由 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两位学者开发的用于语音分析的专业软件 Praat，可用于数字化语音信号的分析、标 注、处理及合成等实验，并生成各种语图；语音教学更加注重发音的准确性及人际交流的有效性；韵律 层面的流利度（fluency）、语调（intonation）、重音（stress）、口音（accent）、焦点（focus）等也是二语 语音研究的核心主题。 # # 0 \"##$%&''()*+123450# 基于该研讨会涉及的主要研究方法，针对元音、阻塞音、响音、韵律等语音方面的相关研究做以下总结： 1）研究方法：二语语音教学研究感知是基础，产出是结果。研讨会涉及的主要语音研究方法有单词 录音、单词识别、口头阅读、听写等；在被试选择上，鉴于个体差异，实验中的被试多为在校大学生或 国际助教，均经过严格挑选及分类，在性别上也有明确要求；数据收集主要是现场录音，也有问卷、在 线语料收集以及超声成像数据收集等。 2）元音：音段层面元音的研究主要涉及单元音、双元音、元音音质、元音高低和前后、共振峰等。

第6期 吴亚乐，等 二语语音教学研究新进展 91 元音研究涉及的语种主要有法语、巴西葡萄牙语、奥地利语和西班牙语等。法语元音研究最具代表性的 是采用超声成像技术进行元音语音训练研究，研究对象是澳大利亚在校大学生，研究方法是提取两对央 元音（/y/-/u/ 和 /e/-/ɛ/）产出的元音共振峰，其实验结果表明在语音训练中利用视觉反馈技术能够有效提 高发音的准确性；巴西葡萄牙语元音研究是英语-葡萄牙语学习者的鼻化元音产出和感知研究，其研究结 果证实葡萄牙鼻化元音通过持续有效的模仿可达到近母语水平；奥地利语元音研究以感知研究为核心， 通过考察不同母语背景的听者对奥地利英语学习者最小对比对儿（单元音/ɜː/-/e/-/æ/）的感知辨认，证明 世界通用语核心（LFC, Lingua Franca Core）元音/ɜː/的教学需考虑母语语音特征，而不应该笼统地将单元 音/ɜː/的教学放在首位。西班牙语元音研究，均是基于感知-产出的实验研究，研究对象都具有西班牙语学 习基础，且其母语均为英语，研究方法涉及单词录音、单词识别、听写、朗读录音以及语音训练前后对 比分析等；对采样数据的分析方法有利用 Praat 分析元音边界和统计元音音质；研究结果表明二语语音受 母语影响较大，通过辨别母语与二语的元音差异、准确感知及持续重复性语音训练，可准确掌握元音发 音；教学实践中应重视首次语音学习输入的准确性，语音训练时可采用智能语音技术手段进行语音感知 和听辨，进而促进二语语音学习。 3）阻塞音：研讨会涉及的阻塞音包含塞音和擦音两类，计算嗓音起始时间（voice onset time，简称 VOT）是研究阻塞音的主要方法，感知-产出实验和母语与二语的对比分析是主要研究手段。在外语语言 环境下，有效的语音感知训练对二语语音听辨和发音有良好的效果[2]。表 2 列举此次研讨会所涉及的所有 阻塞音实验研究，其中第 2 组英-日双语对比研究，通过两组产出实验比较分析，证实在语音教学过程中 双语语言学习环境有利于语音习得；其余 5 项研究，研究对象是不同层次的英语-西班牙语学生，展示出 英语-西班牙语主流学习者的阻塞音语音习得现状；研究方法是以录音为主的产出研究、图片描述、发音 模仿和感知辨认；语音分析方法主要是利用 Praat 提取 VOT，然后进行纵向前后对比分析；研究结果表明 听力训练有助于二语语音习得，语音感知模仿训练及反馈性纠音练习能够有效促进语音习得，对语音教 学实践具有借鉴意义。值得指出的是：Shelby Bruun 等人（表 2 第 4 项）的研究虽立足于感知-产出对比 研究，但采样结果借助于由 Mark Davies, BYU 创建的 el Corpus del Español 数据库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 明学生语音习得受教师发音影响。Daniel Olson 和 John Nielsen（表 2 第 5 项）的研究基于课堂教学，将产 出实验与课堂教学实践相结合，利用智能语音可视化反馈训练辅助语音教学，通过实验证明可视化语音 训练有利于二语语音习得。 ! 6##78(9():# 序号 作者 被试 目标语 语料 研究方法 结论 1 Carlos 15 名英语-西 西班牙语 录音：读 15 个句 在 Praat 中对 阅读任务差别较 Andrés 班牙语中级 子，叙述 1 个句 比 前 后 /p, t/ 大，叙述任务差别 Rojas 课程学生 子；每天听 1 个 的 VOT 值 不大，听力训练有 小时新闻，间隔 助于二语发音 5 周后重复录音 15 名英语-日语 Tetsuo 小学生（注： Harada 和 班里无日语母 读日语或英语句 日 语 或 英 语 双语环境中的学生 2 Asako 语 学 生 ）； 英语-日语 子，句子均以包 句 子 中 含 清 发音更准，双向教 Hayashi- 25 名英语-日语 含三个清塞音 /p, 塞音 /p, t, 学环境有助于语音 Takakura 小学生（注： t, k/的单词开头 k/起始的单词 学习 班里有相同数 量日语学生） 每 个 月 一 次 （ 7 在 Praat 中对 模仿准确，产出准 3 Charles 30 名英语-西 西班牙语 个 月 ）： 描 述 图 比/b, p/的 VOT 确 ； 与 时 间 正 相 Nagle 班牙语大学 片；模仿单词发 值，观察感知 关 ， 练 习 后 发 音 一年级学生 音；识别清音和 -产出任务表 准；感知-产出个体 浊音[b]–[p] 现差异 差异性明显

92 衡水学院学报投稿平台:http://hssz.cbpt.cnki.net/ 第 23 卷 ;##! 6# 序号 作者 被试 目标语 语料 研究方法 结论 4 Shelby 16 名第一或第 西班牙语 每月一次（一个 在 Praat 中对 VOT 的 值 变 化 较 Bruun 等 二学期参加西 学期），描述图片 比 /p, t, k/ 的 小，与教师相处 VOT 值 时，学生更倾向于 班牙语课程的 使用二语 英语-西班牙语 大学生 录音：单独，话 Daniel 语和故事中包含 5 Olson 和 24 名 中 级 英 西班牙语 /p, t, k/的单词； 在 Praat 中对 VOT 清浊之间无差 语-西班牙语 “visual feedback 比 /p, t, k/ 的 异，可视化训练有 John 学生 training” 练 习 发 VOT 值 助于发音 Nielsen 音；4 周后重复 任务 6 Rebeka 25 名 英语-西 西班牙语 在学期开始和学 在 Praat 中对 VOT 的 值 差 别 不 Campos- 班牙大学生水 期末分别录音单 比 /p, t, k/ 的 大，通过训练，相对 平的西班牙二 词（选取具有同 VOT 值 于不送气的清塞音， Astorkiza 等 语学习者 位音的单词），学 近音更容易掌握 期中间纠音 4）响音：响音的研究主要包括边音（laterals）、日音（rhotics）、鼻音(nasals)等。研讨会涉及的响音 研究聚焦/l/－/r/的跨语言语音教学，特别是亚洲母语者，如日语母语者、汉语母语者和韩语母语者等；研 究方法以语音感知和语音训练前后对比分析为主；研究理论依据是对比分析假说（Contrastive Analysis Hypothesis, 简称 CAH）[3]76-83 和言语学习模型（Speech Learning Model, SLM）[4]233-273。CAH 产生于 20 世 纪 50 年代，其核心观点是语言学习的主要干扰来自母语，对比分析的任务是把语言学习者的母语和二语 进行系统的对比，进而预测语言学习难点，该理论侧重于语音产出层面的对比分析，即母语中没有的音 是产出的难点；SLM 主要观点是母语中存在的类似音是二语语音感知的难点，该理论侧重于语音感知层 面的对比分析[5]。在响音学习过程中，学习者能否有效感知二语与母语对应音之间的差异是其能否准确掌 握二语语音的关键。此外，研讨会上 Marsha Chan 和 Sunburst Media 关于 Chopsticks are not only for eating （筷子不仅仅是用来吃饭的）的研究为响音/l/、/n/、/r/的教学提供了可行性方案，即用筷子作发音练习工 具，放在舌头上面发音为/l/，放在舌头下面发音为/n/，放在舌头前面发音为/r/等。实验可操作性强，为响 音语音教学提供了新方法，但采用此发音联系方法，其准确性并未得到考证，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虽然 该研究尚未有语音研究的科学性支撑，但为语音教学提供了新方法，同时表明，二语响音语音研究仍有 较大的研究空间。 5）韵律：韵律即超音段特征，如重音、节奏、声调、语调、流利度等，它与意义突显、语义理解、 情感表达等密切相关。对韵律的感知直接影响交际话语的清晰度和可理解度。研讨会涉及韵律感知层面 的研究有语调、重音、音高等；语种涵盖英语、西班牙语和汉语；研究的案例主要是在语音教学过程中 运用节拍性较强的语料进行语音训练，如绕口令、说唱等。学界公认的母语韵律特征对二语韵律学习有 迁移作用，对二语语音韵律的准确感知有利于二语语音习得。韵律感知方面的研究大都基于语音教学实 践，且被试涵盖高级语言学习者和儿童语音学习者，对从事二语语音教学的一线教师具有借鉴意义。此 外，对二语语音韵律边界的感知也是二语语音习得的关键，研究表明二语语音学习者对目标语词边界的 感知较母语者更为敏感，通过重复的韵律训练能够提高其二语语音韵律感知能力。ToBI（Tones and Break Indices）韵律标注是韵律研究的主要手段，也是目前国际上较为公认的韵律标注体系[6]。会上 Karin Puga 关于 English Prosody of Advanced Learners of English - A Contrastive Interlanguage Analysis 的研究，依据 ToBI 标注系统理论，运用 Praat 语音分析软件进行标注，并在语音语料库进行对比分析，全面解析母语韵 律与二语韵律的差异。

第6期 吴亚乐，等 二语语音教学研究新进展 93 综上所述，第十一届国际二语语音教学研讨会以二语语音教学研究为主要宗旨，呈现语音教学研究 的以下趋势：第一，实验语料采集趋于多样化，阅读、叙述、听辨结合、线上线下结合、超声成像采集 等，随着科技的发展，语料采集的方式将不断丰富；第二，语料对比分析手段多样化，由传统的采样样 本间对比分析逐渐过渡到采用语音语料库进行对比分析，通用语音语料库创建是未来二语语音研究发展 的新方向；第三，语音教学采用智能语音技术手段，如可视化语音分析软件、语音反馈训练软件等。产 出-感知实验研究、母语与目标语之间的对比分析、语音分析软件和可视化技术的应用、基于语音库的语 音教学研究等有关二语语音教学研究都有新进展。研讨会上涉及并讨论的各项研究为二语语音教学提供 真实案例和实证支持，为二语语音教学提供新方法，二语语音研究逐渐聚焦于语料开发、教师培训和教 师课堂实践等。 !\"#$% [1] 刘希瑞,刘岩.国内二语语音习得研究的计量可视化分析[J].考试与评价(大学英语教研版),2019(4):25-32. [2] 陈莹.第二语言语音感知研究的理论基础和教学意义[J].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2013(3):68-76. [3] LADO R.Linguistics across cultures: Applied Linguistics for Language Teachers. [M].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Michigan,1957. [4] FLEGE J E.Second-language speech learning:Theory, findings, and problems[M]//.STRANGE W.Speech perception and linguistic experience: Issues in cross-language research. Timonium, MD: York Press,1995. [5] 刘希瑞,王鲜杰.对比分析与言语学习模型视角下英语语音习得[J].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11(4):76-80. [6] 杨军.ToBI 韵律标注体系及其运用[J].现代外语,2005(4):34-40,111. New Progress in the Research of Second Language Phonetics Teaching ——Summary of the 11th International Second Language Phonetics Teaching Seminar WU Yale1, LIU Zhen2, LIU Xirui2 (1.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University Sains Malaysia, Penang 11800, Malaysia; 2.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e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01, China) Abstract: Taking the interdisciplinary interactive research of phonetics teaching as the theme, the content of the11th International Second Language Phonetics Teaching Seminar covers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second language phonetics learning and teaching, as well as vowels, obstructive sounds, ringing sounds, prosody, etc. The current new progress in the research of second language phonetics teaching mainly includes the output-perception experimental research, comparative analysis between native tongue and target language, application of speech analysis software and visualization technology, speech teaching research based on speech database and so on. The Second Language Phonetic Teaching Seminar (PSLLT) is a grand event 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leading the developing direction of this discipline. Key words: the 11th International Second Language Phonetics Teaching Seminar; phonetics of second language; phonetics teaching; research trend （?@:A：耿春红 B4AC#杨 敏）

第 23 卷 第 6 期 衡水学院学报 Vol. 23, No. 6 2021 年 12 月 Journal of Hengshui University Dec. 2021 !\"#$%&'()*+,- 刘广瑞 1，胡明颖 2 （1. 邯郸学院 地方文化研究院，河北 邯郸 056005；2. 河北大学 宋史研究中心，河北 保定 071002） ! \"#笔者所收藏《许状元祭塔》是太行山地区出土的明清时期的关于白蛇传故事的小说类文书，全 书共 300 多页，内容完整翔实。《许状元祭塔》中故事的发生时间为唐僖宗年间，发生地为钱塘县，人 物形象和情节都有一定的发展和深化。《许状元祭塔》为研究白蛇传故事提供了最原始、最真实、最可 靠的新资料。 $%&#白蛇传故事；《许状元祭塔》；太行山文书；明清时期 DOI#10.3969/j.issn.1673-2065.2021.06.013 '()*#刘广瑞（1982－），男，河北沙河人，副教授，历史学博士； 胡明颖（1992－），女，河北秦皇岛人，在读硕士。 +,-.#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201704060202）阶段性成果 /0123#I207.709 45678#A 49:3#1673-2065(2021)06-0094-04 ;<=>#2021-01-14 白蛇传故事，家喻户晓，在上千年的丰富和发展中，形成了多样的版本，收录情况也颇为复杂。白 蛇传故事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唐传奇与宋元话本阶段。白蛇传故事的雏形可以追溯到唐传奇 《白蛇记》，又名《李黄》，北宋时期李昉等人将其编辑到《太平广记》第 458 卷中[1]。后又有宋元话本 《西湖三塔记》，目前辑录在明代洪楩所著的《清平山堂话本》中[2]22-32。二是《雷峰塔》传奇阶段，收 录于明代冯梦龙《警世通言》第 28 卷的《白娘子永镇雷峰塔》[3]。嘉庆年间，陈遇乾出版《绣像义妖 传》，清代康熙年间，古吴墨浪子在《西湖佳话》第 15 卷中收录了《西湖怪迹》，也就是原来的《雷峰 塔传奇》[4]。三是《白蛇传》阶段。《西湖民间故事·白娘子》[5]所收录。笔者所收藏的《许状元祭塔》 就是其中的一个版本，是太行山地区明清以来的重要历史文献。 !\"#$%&'()*+,-./0 白蛇传说的收录情况复杂多样，关于白蛇故事的发生时间说法不一，在白蛇传故事最初发生时间上影 响最大、也最为推崇的便是“宋代说”[6]196，以钱静芳为代表。钱静方在《小说丛考》中，通过对地方史料 文献和地方志的考证和分析得出结论“然则雷峰塔镇蛇事，在宋季不在明季也”[6]196。该观点在充分而有力 的史料和古籍的支持下，获得了许多史学研究者的赞同。戴不凡曾在《试论白蛇传故事》中指出“根据今 天能见的资料，《白蛇传》故事的雏形，似成于南宋”[7]13。除此之外，宋元话本《西湖三塔记》中有云： “是时宋孝宗淳熙年间，临安府涌金门有一人，是岳相公麾下统制官，姓奚，人皆呼为奚统制。”[2]25 在 《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中有云：“话说宋高宗南渡绍兴年间，家中妻子有一个兄弟许宣。”[8]两者都明确指 出白蛇传故事的发生时间应该是在宋朝。继“宋代说”之后，便是胡士莹所支持的“唐代说”[9]。胡士莹在 《白蛇故事的发展——从话本“白娘子永镇雷峰塔”谈起》中，在丰富而真实的史料支持下，有力论证了 白蛇传说始于唐代。王骧在考证《金山志》后，认为“法海降服白蛇的故事早在唐代即已产生，到了北宋 更为盛传”[10]。两者都肯定了白蛇传故事最初发生的时间应该在唐代。 继续向前追溯，则有不少学者赞同“古代图腾说”。王骧和汪玢玲等持这种观点，并依靠完整翔实

第6期 刘广瑞，等 新见《许状元祭塔》本事考辨 95 的文献资料，运用古代神话等新的研究方式，从各种神话故事和民俗中进行考证。比如通过对人首蛇身 的女娲、伏羲和制服水害的鲧、禹的研究，以及对《隋侯之珠》中记载“隋侯行见大蛇伤，救而活之。 其后蛇衔珠以报之”[11]，从而得出白蛇传故事来自“图腾崇拜”的结论。虽然这种观点很新颖，也拓宽 了思考范围，但是缺乏客观而有力的论据证明。 在《许状元祭塔》第 1 页中有云：“话说唐朝喜（笔者案：应为“僖”）宗驾前有家忠臣，江苏省 钱塘县人士，姓许名良字乐善，系二名进士出身。”较为明确指出了白蛇传故事发生的时间应当为“唐 代”。所以，《许状元祭塔》为“唐代说”又添一例证。 1\"#$%&'()*+,-20 白蛇传故事的发生时间是众多学者讨论的焦点。目前有“杭州说”“镇江一源说”“河南鹤壁说”[12] “河南汝阳说”[13]114 及“河南济源说”[13]117。除了上述说法，还有学者认为白蛇传故事来源于国外，出现 了所谓的“外来说”。秦女、凌云认为“中国的白蛇传并不是中国旧有的地道国货，也并非跋山涉水而来 的纯粹的印度舶来品，只不过是中国旧闻和印度传来的神话结合起来，而产生的一种哀艳的宁馨儿罢 了”[14]。孙正国和丁乃正也赞同故事来源于印度的说法。 但是从《许状元祭塔》第 1 页的叙述中（如前所引），可以看出故事的发生地是钱塘县。而钱塘县 是中国浙江省杭州地区历史上的一个旧县名，如唐僖宗年间就属于杭州地区，所以《许状元祭塔》中白 蛇传故事的发生地应该为“杭州说”。除此之外，在《许状元祭塔》中，白蛇故事的情节多处都发生在 杭州西湖附近，与西湖景物相联系。比如，许仙与白娘子相遇是在西湖附近，二人同船渡也是在西湖 上，借伞还伞在西湖边，许仙从金山寺逃出和白娘子断桥相会还是在西湖等情节。这些都表明《许状元 祭塔》故事的发生地是杭州。 3\"#$%&'()45670 关于白蛇传故事演变形成过程，学界认为唐人小说《李黄》为其发轫之作，因为故事中提到了白蛇 幻化为美女去害人的情节。真正的白蛇传故事的雏形是宋话本《西湖三塔记》，形成了完整的白蛇传故 事。明末冯梦龙《警世通言》中所辑录的话本《白娘子永镇雷峰塔》，是我们目前能见到的最完整的 《白蛇传》故事版本，标志着白蛇传故事的正式形成[15]。《许状元祭塔》中，所述时间是唐朝之事，和 《李黄》版本存在一致性；故事发生地也是在杭州西湖；故事中的塔也是“雷峰塔”。因此，《许状元 祭塔》是结合杭州西湖周围景物与《李黄》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进行改造和发展而形成的。 8\"9:4;<=0 白蛇传故事经过近千年的发展和完善，经久不息，其中的一些人物形象也让世人牢记于心。近千年 中白蛇故事人物的形象在持续不断的发展和完善。白娘子的形象由害人性命的美女蛇妖变为妖性减弱兼 具小市民形象的半人半妖，最后变成象征爱与美的蛇仙；许仙的形象则由懦弱无辜的贵族子弟变为贫困 无依的小市民，最后变为现代男性，即坚守爱情的情圣；青蛇的形象是在许、白二人的红娘之外，经历 了忠义女仆、率意侠客、普通女性的转变；至于法海，则是完成了由救人除妖的道士到无情的法海再到 佛祖的使者的演变。在《许状元祭塔》中，白娘子的形象再次升华，转变为真善美的化身，上升到蛇仙 的层次。首先，第 4 页“瑶池金母念她千年修行，封他白云仙姬”一句即给了白娘子一个华丽的变身。 此外，白娘子在遇到许仙之后，设计种种相遇，以及成婚之后与法海的抗争，都表现了她对爱情、对自 由的追求。而且《许状元祭塔》删去了两次盗物的情节，使得白娘子的妖性消失殆尽，主要保留了她对 丈夫真挚的爱。其次，婚后的白娘子更表露了一种贤妻良母的形象。她温柔体贴，一心为丈夫思虑，衣 食住行安排得妥妥帖帖。端午佳节，白娘子为不违逆丈夫雅兴，不顾危险饮雄黄酒；许仙被吓死，白娘 子又不辞困难与艰辛盗取灵芝仙草，救其性命；断桥上，白娘子原谅许仙。可见此时的白娘子已经是一 位敢于追求幸福、对爱情至死不渝的社会女性代表。 许仙在《许状元祭塔》中虽然依旧被法海蛊惑，在法海与白娘子之间徘徊，但对白娘子也是有着深 厚的感情。本书中的许仙单纯、软弱，使他在法海与白娘子的徘徊中选择了背叛，第 99 页记载“小许仙

96 衡水学院学报投稿平台:http://hssz.cbpt.cnki.net/ 第 23 卷 尊师命出寺前走，想此事道叫我心中发愁”，就体现出法海命他收伏白娘子时的矛盾心情。到最后，许 仙将金钵罩在白娘子头上时，他也曾“怜贤妻痛哭嚎啕”，可见他对白娘子还是有感情的。 青青在这里是一个许、白婚姻的红娘，也是白娘子最忠实的女仆，更具一种侠客的风范。青青贯穿 白蛇传故事的始末，她永远在白娘子左右，帮她对抗法海；同时，面对许仙的背叛和白蛇的遭遇，第 115 页记载她的话：“好难舍主仆情恩重如山。今夜晚入寺院行刺杀坎，杀和尚与娘子大报仇怨。”由此可 见，青青与白娘子情深义重，是她最忠实的追随者，更有一种为白娘子报仇的侠肝义胆，是一名率意而 为的侠客。 法海老僧在这里是一位佛祖授命的慈悲普度者，同时也是许、白爱情婚姻的破坏者。第 10 页记载 “敢问法海乃西方金仙”；第 158 页记载“一日丹书下诏，法海率众归西，吩咐各驾云车来至大佛宝 殿，俯伏在地，跪而言曰：‘弟子法海领命，东土渡来使童孝廉、李君辅夫妇，又渡青白黑三仙、金山 寺周围男女老少、沙僧等五百余人。伏望我佛慈悲，恕子不忠之罪’”。可见法海乃是受佛祖之命前来 普度众生。但是，在众多读者看来，法海拆散了许仙和白蛇，确实是一个爱情的破坏者。 综上所述，在《许状元祭塔》中，白娘子是一个真善美的化身，许仙是一个矛盾、懦弱的小市民， 青青是一个忠义的女仆和侠客，法海则是慈悲普度者和爱情破坏者的合体。 >\"?@,A<=0 白蛇传故事经过近千年的流传和发展，不仅版本多样，人物形象变换，故事情节也从粗糙变得相对 完美，故事的核心也从原来的“人妖不可共居”变成对至死不渝的爱情和幸福的歌颂。因为，不同的时 代背景赋予了它们不同的感情和意义，最终形成了版本不同、情节各异的故事。所以，便有一些研究人 士依据不同的情节、形式，划分了白蛇故事发展的整个过程，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是“三分法”，或 叫“三段论”；一种是“四分法”。 “三分法”是在 20 世纪 80 至 90 年代出现的。段美华、陈建宪和陈云发等著名学者是其主要代表人 物，他们提出了三种不同的“三分法”。首先，段美华通过对白娘子形象演变的分析，将故事分为“蛇 妖—半人半妖—蛇仙”三个阶段[16]；其次，陈建宪在《从淫荡的蛇妖到爱与美的化身——论东西方〈白 蛇传〉中人物形象的演化》和《女人与蛇——东西方蛇女故事研究》中，按照白蛇传故事的内容将故事 分为“淫荡的蛇妖—情欲的挣扎—爱与美的化身”三阶段[17]；最后，陈云发在《蛇妖·蛇精·蛇仙—— 试论白蛇形象从邪魅到人格美的升华》中，从白蛇传故事中人物的演变出发，将故事划分为“蛇妖—蛇 精—蛇仙”三个阶段[18]。 进入 21 世纪，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对白蛇传进行改写或者重述，提出了白蛇传故事的“四分法”， 主要代表人物是范金兰、张万丽和袁益梅等。其中，袁益梅提出了“萌芽—雏形—基本成型—成熟期” 的“四分法”；范金兰在《〈白蛇传故事〉型变研究》中，通过对不同时期“白蛇传”创作的分析研 究，将故事创作分为“起源期—发展期—成熟期—增异期”四个发展阶段[19]；最后，张万丽在《〈白蛇 传〉青蛇形象的流变及演绎初探》中，从主题设计出发，将故事分为了“雏形—发展—成熟—生发”四 阶段[20]。 在 20 世纪的“三分法”中，《许状元祭塔》是对《白娘子永镇雷峰塔》版本的一个发展。在 21 世 纪的“四分法”中，由于《许状元祭塔》的情节已经相当完善，与冯梦龙《白娘子永镇雷峰塔》相比， 前者增加了白娘子、许仙、法海及许士林的来历，点名许、白是前世姻缘，同时，增加了白氏之子许士 林金山探父、雷峰救母等情节，书最后第 158 页记载“吾弟子东土度众功勋浩大，品加三级，长享极 乐，永不下凡。封使童原任旧职，后日无过再加封。当封孝廉佛忠孝菩萨，李许二家九玄七祖尽皆超囗 天堂。封李君辅逍遥天真。封许百室自在菩萨，清白黑三仙与五百余僧等同注册標命，待功成自有封 赠，待候三期同众下世帮助收原修成正果，再加升赏”的圆满结局。由此可见，《许状元祭塔》对白蛇 传故事情节的发展和研究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综上所述，笔者结合白蛇传故事的收录情况，对《许状元祭塔》进行了简单的探究。《许状元祭

第6期 刘广瑞，等 新见《许状元祭塔》本事考辨 97 塔》中故事的发生时间为唐代僖宗年间，发生地为钱塘县，即当今杭州，人物形象和情节都有一定的发 展和深化。对《许状元祭塔》的研究，不仅让我们了解它与其他白蛇传故事的相继关系，更为我们研究 白蛇传故事提供了最原始、最真实、最可靠的新资料，弥补了前人研究的缺失和不足。当然，在文章中 对白蛇传故事和《许状元祭塔》的考证中也存在很多缺陷和问题，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BCDEF [1] 李!.太平广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1:3752. [2] 洪\".清平山堂话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7. [3] 冯梦龙.警世通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384-411. [4] 古吴墨浪子.西湖怪迹[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1:34-49. [5] 杭州市文化局.西湖民间故事[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28-49. [6] 钱静方.小说丛考[M].上海: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7:196. [7] 戴不凡.百花集[M]. 北京:作家出版社, 1956:13. [8] 冯梦龙.警世通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385. [9] 胡士莹.宛春杂著[M]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98. [10] 王骧.《白蛇传》神话故事探源[M]//刘振兴.白蛇传文化集粹·论文卷.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江苏文 艺出版社, 2007:80. [11] 干宝.搜神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238. [12] 马紫晨.《白蛇传》故事研究及其本源试析[J].中州今古,2002(2):41-42. [13] 戴不凡.名家谈白蛇传[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114-117. [14] 秦女,凌云.白蛇传考证[J].中法大学月刊,1933(2):107-124. [15] 祁连休.中国古代民间故事类型研究[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7:550. [16] 段美华.白娘子嬗变的历史家族[J].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2(1):81-94. [17] 陈建宪.从淫荡的蛇妖到爱与美的化身——论东西方《白蛇传》中人物形象的演化[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 1987(2):101-106. [18] 陈云发.蛇妖・蛇精・蛇仙——试论白蛇形象从邪魅到人格美的升华[J].当代戏剧,1994(5):50-53. [19] 范金兰.《白蛇传故事》型变研究[M].台北: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3:53-366. [20] 张万丽.《白蛇传》青蛇形象的流变及演绎初探[D].重庆:西南交通大学,2007:55-56.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Xu Shilin Offering Sacrifice to Leifeng Pagoda in Tale of the White Snake LIU Guangrui1, HU Mingying2 (1. Institute of Local Culture Research, Handan University, Handan, Hebei 056005, China; 2. Song History Research Center,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Hebei 071002, China) Abstract: Xu Shilin Offering Sacrifice to Leifeng Pagoda collected by the author is a novel document about the story of the Tale of the White Snake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unearthed in Taihang Mountains. The whole book has more than 300 pages, with complete and detailed content. The story in Xu Shilin Offering Sacrifice to Leifeng Pagoda took place in Qiantang county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Xizong of the Tang Dynasty, of which both the characters and plot have developed and deepened to a certain extent. It provides us with the most original, true and reliable new data for studying the story of the Tale of the White Snake. Key words: Tale of White Snake; Xu Shilin Offering Sacrifice to Leifeng Pagoda; the document of Taihang Mountains;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耿春红 B4AC#杨 敏）

第 23 卷 第 6 期 衡水学院学报 Vol. 23, No. 6 2021 年 12 月 Journal of Hengshui University Dec. 2021 !\"#$%&#'()*+,-./01234 汝泽龙 1，汝亚国 2 （1. 中国政法大学 诉讼法学研究院，北京 100088；2. 江苏师范大学 法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 \"#“多审合一”是我国法院在对各流域提供司法保障实践中采用的一种集中审理模式，是将涉流 域的刑事、民事、行政、执行等案件由具有管辖权的流域审判机构合并审判。该审判模式产生的原因归 于过去我国流域保护重视不够、落实具体工作力度不足、审判资源配置不合理以及相关审判机制僵化 等。实行“多审合一”审判模式，提升流域司法保障工作实效具有现实紧迫性。应加强立法开展、管辖 权划分、审判机构和队伍建设、证据规则适用、案件交叉领域研究等方面工作，完善“多审合一”审判 模式，为我国各流域司法保障工作提供支撑。 $%&#'多审合一”；流域司法保障；生态保护 DOI#10.3969/j.issn.1673-2065.2021.06.014 ()*+#汝泽龙（1990－），男，北京人，在读硕士； 汝亚国（1966－），男，江苏徐州人，副教授。 ,-./0#D922.66 12345#A 1670#1673-2065(2021)06-0098-05 89:;#2021-05-16 流域的司法保障是一项全局性、系统性的工程，需要流域内各级人民法院发挥司法的最后一道防线 作用，充分履行审判职能，在司法实践中进行审判机制的创新。“多审合一”审判模式是我国流域司法 保障实践中出现的工作成果，在部分流域施行后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是该审判模式在依托的审判机构 建设、具体审理模式运用、管辖权的划分、审判队伍建设、裁判尺度统一和证据规则适用等方面仍存在 若干问题。本文通过分析部分流域采用“多审合一”审判模式相关经验做法，提炼出共性问题，结合国 家最新流域司法保障要求，以期找出问题解决路径。 !\"#$%&!'%()*+,-./01 （一）“多审合一”审判模式 我国幅员辽阔，流域众多。长江、黄河、海河、淮河等流域养活了全国各族人民，是其生存和生产 的基础。我国在完成了治理众多流域历史性任务的同时，各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新任务和新要 求也应时而生。在全面依法治国理念指引下，对各流域的司法保障不能固守过去经验，还需要进行体制 机制创新，灵活运用各种手段进行加强。近年各流域所产生纠纷种类繁多，水污染、非法采砂、岸线违 法活动等纠纷横跨刑事、民事、行政、环境等领域，单一专门法庭很难满足审判新要求。因此，地方各 级法院在借鉴其他领域司法实践经验基础上，创新司法审判机制，在涉流域诉讼中将民事、行政、刑 事、执行等制度有机结合，施行“多审合一”的审判模式，以增强对流域的司法保护力度。该审判模式 是流域内各级法院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各流域司法保障等通知文件，充分行使审判职能，在为各 流域生态保护和发展提供司法保障工作中，探索出的涉流域案件归口审理机制。就司法实践所探索出的 做法来看，该审判模式主要是人民法院将涉流域案件中的刑事、民事、行政、执行等案件统一由独立建 制的流域环境资源审判专门机构进行管辖并审理的审判机制。具体应用形式有：刑事+民事、刑事+行 政、行政+民事等案件的“二审合一”；刑事+民事+行政等案件的“三审合一”；刑事+民事+行政+执行

第6期 汝泽龙，等 “多审合一”审判模式：流域司法保障创新机制 99 等案件的“四审合一”。 （二）“多审合一”审判模式产生的动因 第一，国家战略需要。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 领下，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多部加强流域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发展司法保障的意见。以长江、黄河为例， 2017 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加强长江流域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发展司法保障的意见》，要求 推进流域内环境公益诉讼、跨行政区划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案件的集中管辖机制。推进流域内环境资源 刑事、民事、行政案件的“三合一”或者“二合一”归口审理模式。推进构建重大环境资源行政案件在 跨行政区划法院审理的专门管辖机制[1]。同样，2020 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司法服务与保障的意见》，要求统筹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和文化资源整体保护需要，深 入推进环境资源刑事、民事、行政案件“三合一”归口审判机制改革[2]。最高法院发布的诸多意见为各级 法院提供了方向指引和工作依据。 第二，审判资源的合理配置。司法实践中一方面各级法院一直存在“案多人少”的问题，在中央加强 对各流域司法保障工作后，涉流域纠纷呈现数量剧增、案情复杂和多元的势头，本就有限的审判资源日趋 紧张；另一方面是涉流域案件相关的刑事、民事、行政等法律关系有较强的关联性，如按照传统分立的专 门审判庭分别审理较易发生适用法律标准不一、裁判结果相冲突的情形，因此普通的审理程序不能满足此 类案件的特殊需求，为避免“一案多审”，需要进一步改进审理模式，合理配置有限的审判资源。 第三，涉流域案件自身的特殊性。一是流域面积广阔，往往涉及多个行政区划，管辖授权范围过小 会导致司法保障力度不够，案源不足，授权范围过大有可能导致管辖权的争夺。而且流域案件具有公益 属性，在涉流域案件解决过程中包含的生态修复等功能，传统上的刑事、民事、行政等审理原则难以精 准地满足需求，此类案件的固有特殊性决定了应适用不同的审理原则。 第四，涉流域案件审判人员的特殊要求。普通案件的审判人员都是经过专业训练的法律工作者，然 而涉流域案件有别于普通案件，经常涉及环境资源、生态生物等自然学科的知识，这就对审判人员提出 了很高的要求。一方面审判人员要在刑事、民事、行政等领域有深厚的理论素养和实践经验，另一方面 要在所涉及的自然科学领域具有相应的知识背景。虽然涉流域诉讼中可以吸纳自然科学领域专家作为陪 审员或专家辅助人，但是在具体的案件中还是需要具有复合型知识结构的法官来运用证据、认定事实、 裁判案件。 2\"#$%&!'%()*345671 （一）“多审合一”审判模式应用现状 第一，模式依托的审判机构建设。普遍做法：一是在最高人民法院指导下，流域内各高级人民法院 设立环境资源审判庭或指定合议庭专门负责。二是流域各中基层人民法院按照管辖范围内实际需求设立 流域环境资源审判庭、流域巡回法庭等专门审判机构。以长江流域为例，截至 2020 年 6 月，长江流域各 级人民法院根据所在地方实际需求设立环境资源审判庭 480 多个、合议庭（团队）460 多个、人民法庭 （巡回法庭）250 多个，达成了对该流域重点区域全覆盖的工作目标[3]。同样，以黄河流域为例，现有环 境资源审判庭 110 多个、合议庭（团队）240 多个、专业人民法庭（巡回法庭）50 多个，分布于流域内 9 省市[4]。除此之外，其他流域的相关工作也在如火如荼地开展中。 第二，具体审理形式探索。部分流域在建立了一系列专业审判机构后，开始探索新的审理模式。目 前主要存在“二审合一”“三审合一”“四审合一”等形式。由于长江流域内各级法院开展相关工作较 早，取得较为良好的成效，流域内 10 个高院中只有 2 个未实行环境资源刑事、民事、行政案件“二合 一”或“三合一”归口审理模式。此外，河北省高院于 2020 年底正式批复设立白洋淀环境资源法庭，该 法庭正式履职后将集中管辖雄安新区应由基层人民法院受理的涉环境资源一审刑事、行政、民事及所产 生的执行案件，在河北省范围内首次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三审合一”[5]。随着后续全国流域司法保障力 度的加强，“多审合一”审判模式会被更多的人民法院采用。

100 衡水学院学报投稿平台:http://hssz.cbpt.cnki.net/ 第 23 卷 （二）“多审合一”审判模式存在的问题 第一，目前尚无明确的法律依据。目前我国实行“多审合一”审判模式的工作依据多以最高法院所 发布的意见等文件为主，虽然此类文件对指导各级法院专项工作开展和相关机构设置有重要指导作用， 但毕竟不能替代法律。在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中 并无关于“多审合一”审判模式的论述，在《人民法院组织法》同样也未提及该审判模式所依托的流域 审判专门机构。 第二，管辖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在涉流域的案件发生后，案件的管辖问题值得深入探讨。由于涉 流域案件自身的复杂性、广泛性等特点，若流域内实行“多审合一”审判模式的法院数量较多，虽然便 利了当事人的司法权力救济，但有可能造成案源分布不均，同样会造成一部分审判资源的浪费；若管辖 权过于集中，则会加剧“案多人少”的冲突，违反了该审判模式设置的初衷，不利于流域司法保障工作 的开展。 第三，审判相关人员的专业性需要增强。传统的刑事、民事、行政审判庭的审判人员组成往往较为 单一，“多审合一”审判模式对审判人员组成要求则较为复杂。在案件同时涉及刑事、民事、行政等领 域时，单一领域法官组成的审判庭难以进行充分审理；另外，涉流域案件多为水污染防治、水生态保 护、非法采砂等环境资源类案件，虽然不具备相关知识背景的法官可以听取专家辅助人的讲解说明，从 而进行事实和损害后果的认定，但客观上仍然存在导致法官内心确信偏差的因素，较易导致不当裁判的 发生。 第四，证据标准理解适用容易产生分歧。我国目前并无一部完整的证据法典，诸多关于证据的规定 分散于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中。关于证据收集、证据属性、证明标准等问题，在“多 审合一”审判实践中较易出现冲突和偏差，尤其是证明标准，同一个事实，前述民事审判认定未构成侵 权，但刑事裁判认定构成犯罪的情况屡见不鲜。实行“多审合一”审判模式，集中由一个专业审判机构 审理，可以把握裁判尺度，统一证明标准，防止出现矛盾的裁判结果。三大诉讼法不完全相同的证明标 准需要在“多审合一”审判实践中进一步研究和梳理。 第五，审判中各领域交叉的问题需要深入研究。审判中各领域交叉主要是基于同一法律事实引发刑 事、民事、行政诉讼程序交叉的情形，即通常意义上的刑民交叉、刑行交叉和行民交叉。对各领域交叉 问题的研究一直是法学热门课题，特别是涉流域案件，一个案件经常涉及多种法律关系，形成两个领域 交叉，特别复杂的案件甚至出现三领域交叉。在个案审理过程中，需要理清涉及的法律关系，合理安排 审理顺序，防止出现实体性与程序性问题，影响审判实效。 8\"#$%&!'%()*9:;<=>?@1 （一）适时进行立法，明确法律依据 “多审合一”审判模式的依托机构为各流域环境资源审判法庭，流域环境资源审判法庭的按需设立 并不违背我国《宪法》《人民法院组织法》的相关规定，是响应依法治国战略、加强流域司法保障要求 的题中应有之义。然而“多审合一”审判模式的法律依据较为欠缺，仅仅依靠最高法院发布的诸多意见 略显不足，应当尽快在立法层面上确立“多审合一”审判模式的地位，如在刑事、民事、行政等三大诉 讼法及司法解释中立法予以明确，从而为后续法律体系的建立夯实基础。 （二）兼顾多种因素，统筹考虑管辖问题 在三大诉讼法中均规定了级别管辖、地域管辖等制度，明确了人民法院受理第一审案件的分工和权 限，流域环境资源审判庭亦需要遵守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的基本规定。除此之外，涉流域案件自身具有 特殊性和复杂性，部分地方法院也制定了针对流域的管辖细则，但管辖权的划分仍需考虑更多因素。一 是要方便当事人诉讼。流域的特点是范围内所涉及的行政区域广，如水污染类案件，损害面积较大，针 对此类跨区案件可采用集中管辖与指定管辖结合的方式，即案件发生后当事人可就近向法院起诉，首先 由法律预先授权的法院管辖，出现管辖权冲突的由上一级共同法院指定管辖。未制定具体管辖权规定

第6期 汝泽龙，等 “多审合一”审判模式：流域司法保障创新机制 101 的，可以遵从地域管辖或由共同上级法院指定。二是要便于法院有效行使审判权。涉流域案件未跨行政 区域的、纠纷数量和社会矛盾较多的地方，由于基层人民法院最接近案件发生地，可由其管辖。跨区域 的、复杂的、影响较大的涉流域案件，应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以确保正确、有效地行使审判权。三是 要避免机构设置形式主义。各流域情况不同，产生的纠纷数量不一，纠纷数量少的流域避免跟风设置流 域环境资源审判机构，增加机构冗余。 （三）加强审判队伍建设，提升审判专业水平 审判是法院工作的核心之要，需要不断提升涉流域案件审判水平。首先，涉流域案件从审判庭的构 成上看，除需要传统刑事、民事、行政丰富审判经验的审判员外，还需要具有相关自然科学的知识背景 的审判人员。因此，在构建流域环境资源审判机构时，需要着力注重审判人员的挑选，最好挑选具有法 学和自然科学等知识背景的复合型审判员组建审判庭。其次，注重审判人员的培养和提升。通过内部培 训和专家授课，增加审判员涉流域案件相关知识储备；通过和流域管理机构等行政机关的交流，增加对 相关工作的理解和认识，从而提升整体审判水平。最后，构建流域审判智库。通过遴选和推荐专家，组 建相应的流域审判智库，分学科和实际审判需求对专家进行分类，以便于实际审判使用。 （四）统一裁判尺度，合理适用证明标准 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主要是“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主要是“高度 可能性（又称高度盖然性）”；行政诉讼证明标准主要是“证据确凿”。笔者认为，证明标准按严格程度 排序为：刑事>行政>民事。刑事的证明标准最为严格，因此在涉及刑事的交叉案件中，以刑事证明标准优 先，行政证明标准次之，最后才是民事证明标准。另外，流域环境审判庭也要和侦查机关、流域行政机关 建立联络机制，在新种类、疑难、复杂和社会影响大的案件上加强沟通，以统一同类案件的裁判尺度。 （五）明确审理次序，合并审理交叉案件 “多审合一”审判工作中，难点在于如何审理多类法律关系交叉案件。在审判庭对案件经过初步梳 理后，可分两种情况进行审理：一是遵循“先刑后行”或“先刑后民”的审理顺序。由于刑事案件具有 国家追诉性，犯罪事实具有客观性，即使行政诉讼是刑事诉讼的前提，也应该按照刑事诉讼相关标准来 追诉，已解决被告人是否有罪的问题，侵犯的其他法律关系可以通过后续提起附带诉讼来解决。二是将 民事诉讼排次最后。依据我国民诉法相关规定，民事案件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的，需等待另 一案件做出裁判后才能做出判决。总之，审理交叉案件时，审判庭应当分析案件的关键因素，同时考虑 当事人的诉求与所保护的法律关系，灵活进行裁判。 ABCDE [1] 最 高 人 民 法 院 . 最 高 人 民 法 院 关 于 全 面 加 强 长 江 流 域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与 绿 色 发 展 司 法 保 障 的 意 见 [EB/OL].(2017-12-04)(2021-04-15)http://www.court.gov.cn/fabu-xiangqing-71562.html. [2] 最 高 人 民 法 院 . 最 高 人 民 法 院 关 于 为 黄 河 流 域 生 态 保 护 和 高 质 量 发 展 提 供 司 法 服 务 与 保 障 的 意 见 [EB/OL].(2020-06-05)(2021-04-15).http://www.court.gov.cn/fabu-xiangqing-234021.html. [3] 人民法院新闻传媒总社.为长江流域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发展提供有力司法保障——最高法发布《长江流域 生 态 环 境 司 法 保 护 状 况 》 及 长 江 流 域 水 生 态 司 法 保 护 典 型 案 例 [EB/OL].(2020-09-25)(2021-04- 16).http://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259171.html. [4] 乔文心.全面服务保障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最高法相关负责人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司法服务与保障的意见》和典型案例答记者问[EB/OL].(2020-06-06)(2021- 04-16).http://www.rmfyb.com/paper/html/2020-06/06/content_168830.htm?div=-1. [5] 李元闯.白洋淀环境资源法庭在雄安新区揭牌[EB/OL].(2020-12-11)(2021-04-16).http://www.xiongan.gov.cn/ 2020-12/11/c_1210927070.htm.

102 衡水学院学报投稿平台:http://hssz.cbpt.cnki.net/ 第 23 卷 “Multiple Trials in One” Mode: An Innovative Mechanism of Regional Judicial Guarantee RU Zelong1; RU Yaguo2 (1. Procedural law Research Institute,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Beijing 100088, China； 2. Law School,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Jiangsu 221116, China) Abstract: “Multiple trials in one” is a centralized trial mode adopted by Chinese courts in the practice of providing judicial guarantees for various regions, which means the criminal, civil, administrative and execution cases related to the region are brought to combined trail by regional judicial institution with the jurisdiction. The reason for its appearance is attributed to the insufficient attention paid to regional protection in the past, insufficient implementation of specific work, irrational allocation of trial resources, and rigidity of related trial mechanisms in China. Thus it is urgent to implement the “multiple trial in one” mode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regional judicial protection.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legislation development, jurisdiction division, construction of judicial institutions and teams, application of the rules of evidence, and the research on cross-field cases, and improve the “multiple trial in one” mode so as to provide support for the judicial guarantees in each region of China. Key words: “multiple trials in one” mode; regional judicial guarantee; ecological protection （<=7>：耿春红 ?1>@#杨 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上接第 30 页) [6] 邓红.日本的董仲舒否定论之批判[J].衡水学院学报,2014(2):7-18. [7] 庆松光雄.春秋繁露五行诸篇伪作考[J].邓红,译.衡水学院学报,2015(5):6-13. [8] 田中麻纱巳.关于《春秋繁露》五行诸篇的考察[J].秦祺,邓红,译.衡水学院学报,2015(5):14-21. [9] 戴君仁.董仲舒不说五行考[J].“中央”图书馆馆刊,1968(2):9-19. [10]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卷二[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76. [11] 近藤则之.关于董仲舒思想中的“元”的意义[J].日本中国学报,1998(51):31-45. [12] 邓红.董仲舒思想研究[M].北京:文津出版社,2008. [13] 田中麻纱巳.两汉思想研究[M].东京:研文出版,1986. [14] 邓红.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M].北京:工人出版社,1999:52. [15] 江新.《春秋繁露》五行诸篇真伪考[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4):43-48. [16] 程苏东.《春秋繁露》“五行”诸篇形成过程新证[J].史学月刊,2016(7):27-40. Three Schools of Verifying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Articles in Luxuriant Gems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DENG Hong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Kitakyushu University, Kitakyushu, Fukuoka Ken 802-0841, Japan） Abstract: Luxuriant Gems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is an important material for the study of Dong Zhongshu’s thoughts, and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literature for the study of the thoughts in the Han Dynasty. However, there has always had the problem of verifying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articles in it. Scholars who have verified the authenticity of them can be roughly divided into “school of inference”, “school of rationalism” and “school of literature cross reference”. They all have proposed some good ideas, but they lack conclusive evidences.“Textual research” and “content research” about the study of Dong Zhongshu’s philosophical thoughts belong to different academic fields and they should have their own independence. Keywords: Dong Zhongshu; Luxuriant Gems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the five elements; yin and yang; false text; authentic text; textual research; content research （<=7>：卫立冬 ?1>@#吴秀兰）

第 23 卷 第 6 期 衡水学院学报 Vol. 23, No. 6 2021 年 12 月 Journal of Hengshui University Dec. 2021 !\"#$%&'()*+,-./0 王亚楠 （河北大学 法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0） ! \"#企业数据纠纷不断,引发了企业数据法律保护难题，以著作权、商业秘密和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 条款保护企业数据均存在困境。国内和国外都对以财产权保护企业数据进行了探索与尝试，并初见成 效。劳动产权和功利主义是构建企业数据财产权的理论基础。企业数据财产权是一种新型财产权，其构 建理念是：以保障个人数据权益为前提，促进数据合理流通为必要。企业数据财产权包含权利体系和限 制体系，权利体系包括：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控制权；限制体系包括：收集限制、使用限制和出 境限制。赋予企业以财产权是保护企业数据的一种新路径。 $%&：企业数据权益；财产权；权力体系；限制体系 DOI#10.3969/j.issn.1673-2065.2021.06.015 '()*#王亚楠（1996－），女，满族，河北秦皇岛人，在读硕士。 +,-./#DF37/DF411.91 01234#A 056/#1673-2065(2021)06-0103-06 789:#2020-12-16 随着数据产业的发展，数据已经取得了生产要素地位，其重要性堪比石油，被越来越多的企业所争 夺。企业间数据纠纷呈现井喷之势：国内发生了酷米客诉车来了案[1]、新浪微博诉脉脉非法抓取用户信息 不正当竞争案[2]、淘宝诉美景案[3]等；国外发生了 Facebook 诉 Power 公司案、Ryanair Ltd 诉 PR Aviation BV 案[4]和 HiQ 诉 Linkedin 案[5]。企业数据权利不明给司法实践带来极大困扰，抓取企业数据是否构成不 正当竞争没有明确标准，侵犯企业何种数据权利没有明确依据，企业数据保护面临困境，企业数据的具 体保护路径亟待在立法层面上进行顶层设计。 !\"#$%&'()*+,-. （一）著作权保护困境 企业对数据进行收集、整理和分析形成数据库，与著作权中的汇编作品最为相似，但以汇编权保护 企业数据具有不周延性。首先，著作权的保护客体是“作品”，而作品要求具备“独创性”，但是企业 汇编原始数据的创造空间极为有限，通常达不到“独创性”标准。其次，汇编权的保护内容为具有独创 性的选择或编排，不保护汇编的原始材料，但企业更需要保护的恰恰是数据内容，这就如同“只保护瓶 子，不保护瓶子中的水，但对数据库的开发和制作者来说，瓶子中的水才是最重要的”[6]。 最后，著作 权的保护范围具有地域性。受《伯尔尼公约》的影响，大多数国家对于“以他国为起源国”的作品，只 有在本国与他国签订了国际条约、具有双边或者多边协定的规定，该作品“符合特定条件”时才会给予 保护，以著作权保护企业数据，企业数据在他国可能无法得到保护。 （二）商业秘密保护困境 以商业秘密保护企业数据同样存在困境。首先，商业秘密要求具备秘密性，但很多企业数据并不具 有秘密性，如一些公开数据，商业秘密保护路径忽略了企业对此类数据的保护需求。其次，商业秘密要 求具备保密性，即要求企业对数据采取保密措施。但保密性对于企业来说存在举证难题，企业为控制成 本可能只会采取一些必要的保密措施，但这种最低程度的保密措施是企业收集和使用数据的必要手段还 是出于保密目的采取的额外措施，企业难以举证。最后，商业秘密只保护以不正当手段获取商业秘密的

104 衡水学院学报投稿平台:http://hssz.cbpt.cnki.net/ 第 23 卷 行为，通过反向工程破译商业秘密为法律所允许，而还原企业数据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因此企业数据一 旦以正当手段被破译将无法以商业秘密保护。 （三）《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保护困境 以《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一般条款保护企业数据，存在以下困境：1）一般条款具有规则不确定的问 题[7]。法律适用首先需要保证的就是法律的准确性和可预测性，而一般条款具有很强的抽象性，法官在个 案中自由裁量的空间很大。2）这一条款的立法目的并不是保护企业数据权益，而是维持市场竞争秩序， 不能给企业数据提供有针对性的直接保护。3）一般条款只规制具有竞争关系的企业，数据纠纷也会发生 在不具有竞争关系的企业之间，如 HiQ 诉 Linkedin 案，二者之间并没有竞争关系，不同类型的企业之间 数据纠纷完全有可能发生，一般条款限制了企业数据的保护范围。 /\"0123#$%&)*45'67+89. （一）国内对财产权路径的探索 由于企业数据权益保护存在着上述困境，我国学者开始探索以财产权来保护企业数据。龙卫球认 为：“企业数据保护应走出传统的法律保护策略，构建新型财产权化新机制。”[8]王玉林、高富平认为： “大数据财产权是数据控制人财产的组成部分，是大数据控制人的数据资产。因为大数据是控制人通过 资本投入或与信息原权利人达成协议后获得的。”[9] 不仅专家学者提出了构建企业数据财产权保护路径的建议，而且我国在立法层面也有承认企业数据 财产权的趋势。《民法典》第 127 条规定：“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依照其规 定。”立法者意识到应该对数据，包括企业数据进行保护，但是具体以何种权利保护它们，立法者却举 棋不定。根据体系解释的方法，立法者将“数据”与“网络虚拟财产”并列放置于同一条文中，说明立 法者认为“数据”和“网络虚拟财产”具有同一属性。立法者将这一条文紧接着人格权、物权、债权和 知识产权之后规定对数据的保护，实际上等于认同了数据的权利是一种新型的财产权利[10]。《数据安全 法（草案）》对数据的财产属性表述渐渐明朗，草案第 17 条规定：“国家建立健全数据交易管理制度， 规范数据交易行为，培育数据交易市场。”可见国家鼓励数据交易，企业可以对数据进行商品化利用。 司法具有反推立法的作用。在“新浪微博诉脉脉案”中，法院肯定了新浪微博对于收集和处理用户数 据的投入，确认了其对用户数据享有的合法权益。脉脉获取新浪微博用户数据的行为侵犯了微博的商业资 源，构成不正当竞争①。这实际上是为企业创设了一种排他性的财产权，企业可以利用数据获取收益，也 有权排除他人非法抓取。在“淘宝诉美景案”中法院更是直接支持了淘宝提出的对涉案“生意参谋”数据 产品享有竞争性财产权益的诉讼主张，这为今后以财产权路径解决企业数据纠纷提供了司法导向。 （二）国外对财产权保护的路径探索 美国的莱斯格于 1999 年提出了数据财产化理论，虽然莱斯格更注重个人数据保护的单边财产权构 造，但同样为赋予企业数据财产权提供了理论基础。莱斯格认为应“通过财产权来保护个人数据，鼓励用 户利用财产权的方式，来保护适当的许可。利用相应的技术，用户可以创设许可。如果没有得到许可，隐 私权的使用者将会成为侵权人”[11]。这实际上是为个人数据创建了一种财产权，由于理论提出较早，莱斯 格提出数据财产权理论时企业数据保护问题还未如今天这样迫切需要解决，但是沿着莱斯格的理论构想， 企业在与个人协商后付出价款，数据的财产权即转移到了企业手中。又或者根据莱斯格的逻辑推演，带有 人格利益的个人数据都可以被赋予财产权，“强财产弱人格性”[12]的企业数据则更能被赋予财产权。 欧盟于 1996 年颁布了《关于数据库法律保护的指令》（以下简称《指令》），又把创设企业数据财 产权的脚步向前推进了一步。欧盟此前也以版权法保护企业数据库，要求企业数据库需具备独创性，但 很快发现独创性的标准并不符合数据产业发展的需要，于是在《指令》中降低了保护标准：具有独创性 的数据库仍适用版权法保护，不具备独创性的数据库，只要企业对数据库进行“实质性投资”即可获得 法律保护。不仅如此，欧盟还进行了数据库权利的具体设计。《指令》第 7 条第 1 款规定：“各成员国 ① 参见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京 73 民终 588 号。

第6期 王亚楠 企业数据权益保护的困境及路径研究 105 应为在数据库内容的获取、核验核实或选用方面，经定性与/或定量证明作出实质性投入的数据制作者规 定一种权利，即防止对数据库内容的全部或定量证明为实质部分进行撷取与/或反复利用的权利。”《指 令》最大的贡献在于摆脱了版权法保护企业数据的窠臼，不再要求具有独创性，一系列的制度安排都体 现了对赋予企业数据财产权的初步尝试。 早在 1918 年，美国就在司法实践中认定数据具有财产属性，创立了“数据盗用”理论①。在 International News Service V. Associated Press 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国际新闻社贿赂美联社员 工在新闻还未刊登前就提前披露给自己，其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新闻信息和事实数据不受版权保护， 但美联社为之投入劳动，享有特殊利益，是美联社的准财产，可以对抗竞争者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在 今天，“数据盗用”理论仍然在司法实践中得以适用，Facebook, Inc. v. Power Ventures, Inc.一案的法官认 为：“Power Ventures 未经 Facebook 授权爬取 Facebook 用户数据，Facebook 有权阻止。”虽然盗用数据 的手段不同，但判决结果是一样的，背后的判决原理也是一致的，即企业对数据享有财产性利益。 :\";<#$%&45'+=>?@. （一）劳动产权理论 洛克认为财产权是生存权的延展，人之生存、人之发展都需要财产，但对于处于自然状态中的一 切，例如果实和兽类，没有人能够天然地享有财产权，但如果对之施加劳动，就有了赋予财产权的正当 性基础，“因为一个人有权享受所有那些他能施加劳动的东西，同时他也不愿为他所享用不了的东西花 费劳力。这就不会让人对财产权有何争论，也不容易发生侵及他人权利的事情”[13]。根据洛克的劳动赋 权理论，赋予某一主体对某一物质以财产权需要满足如下三个条件：1）主体对物质有利用需求；2）主 体需付出劳动；3）主体不能侵犯他人权利。 洛克的劳动赋权理论为赋予企业以数据财产权提供了一个有力论证：1）企业对数据有强烈的利用需 求。数据已经成为生产要素，未来企业发展将会更加依赖数据。2）企业对数据付出了劳动。企业对原本 处于散乱状态的数据进行收集、清洗、匿名化处理后，使数据的价值有了巨大提升，单个数据的价值微 乎其微，只有经过企业加工处理后数据才会产生聚积效应，爆发出巨大能量，企业对数据的投入不容忽 视。3）赋予企业数据财产权不会侵犯他人权利。赋予企业对数据的财产权不仅能够保护企业的数据权 利，同时，还会对企业保护个人数据权利产生激励作用。“有恒产者有恒心”，赋予企业对数据持久的 财产权利，将会激励企业对数据进行合规化处理，在企业数据不能得到法律有力保护之时，企业可能只 对个人数据采取基本的匿名化处理措施，若明确设立企业数据财产权，企业为充分有效利用数据会更有 动力保护个人数据，采取更为安全的加密措施，因为只要达到法律所规定的数据合规化标准，企业便可 放心地使用数据。综上所述，赋予企业数据财产权符合洛克的劳动产权理论。 （二）功利主义理论 边沁认为法律应当“按照看来势必增大或减少利益有关者之幸福的倾向，亦即促成或妨碍此种幸福 的倾向，来赞成或非难任何一项行动。不仅是私人的每项行动，而且是政府的每项措施”[14]。他认为， 法律应通过事先的制度安排，尽可能降低损害、获取利益，实现个人的最大福乐，进而实现社会的最大 利益。将数据财产权赋予企业才能实现社会的最大利益，是当前最妥当的立法选择。 假设将数据财产权赋予个人，首先，会损害人与人之间的正常沟通。个人拥有数据财产权，意味着每 次获得他人数据都应征得他人同意，如果未经他人同意则有侵权之嫌。在这个信息社会，人与人之间的数 据在不断地频繁地流动着，个人对数据拥有财产权会阻碍人与人之间的正常沟通。其次，还会损害数据产 业发展。将数据财产权赋予个人，企业要想获得数据必须花钱购买，即便价格低廉，对于有上千万、上亿 用户的企业来说，巨大的交易成本也会使其无法承受，大数据产业无法运转。最后，将数据财产权赋予个 人，个人并不能获得利益。企业支付了数据对价以后必然会转嫁成本，可能会将以前提供的免费服务改为 收费服务或者将以前较低的收费改为较高收费，个人看似有权用数据获得财产利益，实则“羊毛还是出在 ① 参见 International News Service V. Associated Press，248 U.S.215(1918)。

106 衡水学院学报投稿平台:http://hssz.cbpt.cnki.net/ 第 23 卷 羊身上”。由此可见，将数据财产权赋予个人并未使最大多数人获得最大利益，违背了功利主义原理。 相反，将数据财产权赋予企业是对功利主义原理的真正践行。企业对数据享有财产权将会促进数据产 业的发展。根据科斯定理，“当交易成本为零时，不论权利的法律原始配置如何，只要权利交易自由，就 会产生高效率的资源配置”[15]。显然，交易成本不可能为零，因此权利的初始配置至为关键，不同的权利 配置会产生不同的资源配置结果，法律要做的就是明确产权，降低交易成本。如前文所述，将数据财产权 配置给个人将会产生极高的交易成本，数据资源无法得到有效利用，而将数据财产权配置给企业将最有效 率，因为数据的集中化运用与规模化运用可以有效化解数据的外部性问题和交易成本问题[16]，实现数据资 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数据产业得以获得健康发展。将数据财产权赋予企业不仅会使企业获得利益，个人 也会得到利益。明确企业数据财产权的同时也为企业明确规定了利用个人数据的规范，促使个人数据在阳 光下流动，保障个人数据权利。将数据财产权赋予企业，使个人和企业都能获利，符合功利主义原理。 A\"#$%&45')*67+BCDE. （一）构建理念 构建企业数据财产权应以保障个人数据权益为前提，促进数据合理流通为必要。企业数据财产权不 同于现有财产权体系下的任何一种权利，传统物权的客体一般为有体物，企业数据财产权的客体是无形 物；也不同于知识产权，知识产权奉行“知识是公开的，权利是垄断的”[17]，企业某些数据不是公开 的，所以企业数据财产权也不能被知识产权所囊括；也不同于债权，债权是一种请求权，企业对数据需 要的是支配权，如果按照债权属性去构建企业数据财产权，企业数据权益还是不能得到有效保护。因 此，企业数据财产权是一种新型财产权，是一个包含权利体系与限制体系双边构造的财产权体系。 （二）权利体系 1. 占有权 占有权是企业对数据享有排他占有的权利。数据的非排他性特征致使企业不能对数据实质性地独自 占有，数据与一般有体物不同，有体物被盗取、被侵夺将会排除被侵权人的占有，数据被盗取并不会致 使被侵权人丧失对数据的实质占有，但是占有权为实现企业数据财产权所必需，法律应根据数据的特征 作出拟制性规定，人为地为企业设定排他占有权。排他占有权可以排除他人非法爬取、非法盗取等一切 不正当手段获取本企业数据的行为，有权主张侵权人删除数据，恢复权利的圆满状态。企业对数据的排 他占有权是在法律上的排他，是为了构建企业数据权利体系作出的特别规定，纵使企业不能在事实上排 他，但企业可以获得法律上的支持，这一权利将是解决当前爬取类企业数据纠纷的直接依据。 2. 使用权 使用权是企业对数据享有的以各种形式利用的权利。可将企业对数据的使用权分为内部使用权和外 部使用权：内部使用是指供数据占有企业自身使用，如使用数据进行员工管理、风险预判、制定营销策 略、研发数据产品等；外部使用是指供数据占有企业以外的企业使用，如将数据共享给合作伙伴。需要 说明的是，内部使用权和外部使用权的区分仅仅是为了便于企业主张数据权利，法院作出司法裁判而做 的分类，随着数据利用的加深，出现了无法归于内部也无法归于外部的数据使用模式，可不必拘泥于这 一分类，按照笼统的数据使用权加以保护。例如在联邦学习①框架下，既有内部使用也有外部使用，在数 据交易过程中，企业既使用数据为自己获得了收益，也将数据提供给了其他企业使用。因此在这种情况 下没必要做刻意区分，只要企业的数据使用符合正常的数据产业发展规律，皆应受到使用权的保护。 3. 收益权 收益权是企业利用数据获得经济利益的权利。只有收益得到保障，才能激励企业对数据合法占有、 正当使用，如果获取收益是企业合法占有数据、正当使用数据的必然结果，企业每一次合法利用数据产 生的收益都能得到保障，那么将会在三者之间形成良性循环。企业利用数据研发数据产品，然后利用数 ① 又称联盟学习，是一个机器学习框架，能有效帮助多个机构在满足用户隐私保护、数据安全和政府法规的要求下， 进行数据使用和机器学习建模。

第6期 王亚楠 企业数据权益保护的困境及路径研究 107 据产品提供服务或者将数据产品出售会产生直接收益，随着数据财产化的加强，企业不进行数据产品研 发，通过清洗、建模后将数据出售也成了企业获得直接收益的一种重要方式。可以预见未来直接交易数 据将会是数据产业的常态。企业利用数据进行精准营销、风险研判会使企业产生间接收益。企业利用数 据所产生的两种收益都应得到法律的保护。 4. 处分权 处分权是企业依法对数据进行处理的权利。具体来说就是，企业有权将经过处理后的数据投入生 产，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的体制机制的意见》，国家首次明确 了数据与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传统生产要素同等的生产要素地位，数据已经成了企业生产发展 不可或缺的要素，能够为企业带来巨大经济利益。企业也有权利用数据进行交易，除底层数据不能交易 外①。如贵阳自 2015 年成立大数据交易所以来，数据交易并不鲜见，企业利用数据进行交易在事实上为 企业创设了数据处分权，企业的数据处分权应在法律上予以明确。 （三）限制体系 1. 收集限制 收集数据是企业行使数据权利的起点，但企业收集数据受到诸多限制。其一，受到个人知情同意权 的限制。企业收集个人数据一方面要保障个人的知情权，应将收集范围、收集目的和使用方式等如实告 知个人；另一方面要保障个人的同意权，不得利用格式条款、技术手段等迫使个人同意。其二，受到必 要原则的限制。企业收集个人数据限于实现收集目的的最小范围，不得收集与所提供服务无关的个人数 据。其三，受隐私协议范围的限制。企业应细化隐私协议，为个人设置勾选项，保障个人的自主选择 权，个人未允许企业收集的数据通常情况下不得收集。 2. 使用限制 企业对数据的使用权受到两方面的限制：一方面，应受到个人利益的限制。数据之中蕴含着人格利 益，个人享有数据权益。企业对个人数据负有保护义务，对此可借鉴欧盟的数据保护官制度，要求符合 条件的企业应聘任数据保护官专门负责保护个人数据。另一方面，应受到公共利益的限制，出于维护公 共利益的需要，国家可动用强制力促使企业将数据共享给国家。企业数据的强制共享制度在疫情时期尤 其具有重要意义，不仅仅在发生疫情的情况下可以要求企业共享数据，发生自然灾害、市场失灵、违法 犯罪等情况下也可以做此要求，但要注意共享范围与共享期限。此外，出于科研需要，科研人员、科研 机构、教学机构有权使用企业数据，但应向企业支付合理费用，且不得利用企业数据从事牟利活动。 3. 出境限制 企业数据跨境流动不可避免，为维护数据安全完全禁止数据出境是不现实的，为保障个人数据权 益，需要对企业数据跨境流动做出合理限制。首先，应建立数据出境的事前许可机制，企业数据出境应 以保障个人数据权益为前提，在企业数据敏感性较高、安全风险较大的情况下应申请许可；其次，企业 数据出境后，企业仍需对数据安全负责，履行持续负责义务。最后，企业未履行数据安全保障义务，数 据监管机关有权对企业采取行政处罚措施。 F\"GH. 正在制定中的《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和《数据安全法（草案）》分别为个人数据和政府数据 提供保护，却忽视了企业数据权益的保护需求。数据已进入要素市场，成为企业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企业为之付出劳动、用之生产，也应受到法律的保护，同时，只有企业数据权益得到保护，企业才有动 力保护个人数据，而依靠现有法律保护路径不足以为企业数据提供充分有力的保护，需要探索新的保护 路径，构建企业数据财产权已经成为保护企业数据的一种趋势。企业数据财产权是一种新型财产权，有 自身独特的构建理念，也有特殊的构建结构，既包含权利体系也包含限制体系，具有保障个人隐私、发 展数字经济、保障数据安全的多重功能。法律应对企业数据权益的边界予以厘清，才能使个人、企业、 ① 底层数据，即原始数据。指未经清洗、去识别化的数据，一旦泄露可能会引发个人信息安全风险，侵犯隐私权。

108 衡水学院学报投稿平台:http://hssz.cbpt.cnki.net/ 第 23 卷 政府各方主体的数据利益达致平衡。 IJKLM [1] 王巍.“车来了”涉嫌偷数据被警方立案,非法获取计算机系统数据是个什么罪?[EB/OL].[2016-07-06](2020-12-30) http://www.bjnews.com.cn/news/2016/07/06/409048.html. [2] 佚 名 . 新 浪 微 博 诉 脉 脉 非 法 抓 取 用 户 信 息 不 正 当 竞 争 案 [EB/OL].[2017-10-31](2020-12-30)https://sciiip. gdufs.edu.cn/info/1028/1083.htm. [3] 董磊.淘宝公司诉美景公司不正当竞争,大数据产品财产权益究竟归谁[EB/OL].[2019-03-20](2021-10-27) http://finance.china.com.cn/industry/20190320/4928293.shtml. [4] 曹建峰,田小军.六大国内外典型案例解读:AI 时代,如何保护企业数据权益?[EB/OL].[2019-03-29](2021-10-27) https://zhuanlan.zhihu.com/p/60732584. [5] 瞿淼.数据之争——盘点 2017 年与数据有关的争议[EB:OL].[2018-03-21](2021-10-27)https://www.kwm.com/zh/cn/ knowledge/insights/summary-of-all-the-disputes-related-in-data-throughtout-the-year-of-2017-20180321. [6] 李扬.试论数据库的法律保护[J].法商研究(中南政法学院学报),2002(1):57-66. [7] 丁晓东. 什么是数据权利? ——从欧洲《一般数据保护条例》看数据隐私的保护[J]. 华东政法大学学 报,2018(4):39-53. [8] 龙卫球.再论企业数据保护的财产权化路径[J].东方法学,2018(3):50-63. [9] 王玉林,高富平.大数据的财产属性研究[J].图书与情报,2016(1):29-35,43. [10] 程啸.论大数据时代的个人数据权利[J].中国社会科学,2018(3):102-122,207-208. [11] 劳伦斯·莱斯格.代码 2.0 网络空间中的法律[M].李旭,沈伟伟,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245. [12] 李扬,李晓宇.大数据时代企业数据边界的界定与澄清——兼谈不同类型数据之间的分野与勾连[J].福建论坛 (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11):35-45. [13] 洛克.政府论:下篇[M].瞿菊农,叶启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32. [14] 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M].时殷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59. [15] 理查德·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M].蒋兆康,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38. [16] 丁晓东.数据到底属于谁?——从网络爬虫看平台数据权属与数据保护[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9(5):69-83. [17] 管洪博.大数据时代企业数据权的构建[J].社会科学战线,2019(12):208-215. The Dilemma of Enterprise Data Rights Protection and Its Solutions WANG Yanan (School of Law,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Hebei 071000, China) Abstract: The endless disputes over enterprise data have caused difficulties in the legal protection of enterprise data. There are difficulties in protecting enterprise data with copyright, trade secrets and the general provisions of the anti- unfair competition law.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how to protect enterprise data with property rights has been explored and attempted, achieving initial results. Labor property rights and utilitarianism are the theoretical basis for constructing enterprise data property rights. Enterprise data property right is a new type of property rights, and the concept of its construction is to protect personal data rights and interests as the premise and promote the rational circulation of data as a necessity. Enterprise data property right includes right system and restriction system. The former includes the rights of possession, use, income and control, while the latter the restrictions of collection, use and exit. And giving enterprises property right is a new way to protect enterprise data. Key words: enterprise data rights and interests; ownership of property; power system; restriction system （;<6=：耿春红 >0=?#杨 敏）

第 23 卷 第 6 期 衡水学院学报 Vol. 23, No. 6 2021 年 12 月 Journal of Hengshui University Dec. 2021 !\"#$%&'()*+,- 洪猛 （河北大学 历史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 \"#根据考古学发现与研究成果，雄安及邻近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演进可分为四个阶段。其中新 石器时代早期以南庄头遗址为代表，新石器时代中期以上坡一期和梁庄下层为代表，新石器时代晚期可 分别以北城村、留村、三各庄、午方等遗址的相关发现为代表，新石器时代末期以上坡二期、午方二 期、哑叭庄一期等为代表。总体看，雄安及邻近区域在近万年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演进中没有大的缺环， 发展脉络较为清晰。对新石器时代文化演进的考察有助于加深理解雄安区域的历史文化。 $%&#雄安区域；新石器时代；文化演进 DOI#10.3969/j.issn.1673-2065.2021.06.016 '()*#洪 猛（1983－），男，山东邹城人，副教授。 +,-.#保定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2018093） /0123#K878/K928 45678#A 49:3#1673-2065(2021)06-0109-05 ;<=>#2021-05-10 考古学成果表明，雄安所在的环白洋淀区域早在万年前的史前时代就有人类活动，特殊的区位与环 境特点决定了这里逐渐孕育出了具有鲜明特色的地域文化。着重从文物遗存角度对雄安历史文化演进历 程的梳理总结有助于加深理解雄安传统文化，进而可促进推动雄安新区的文化建设与发展。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雄安发现的重要文物遗址点逾 300 处。随着雄安考古与文物保护工作的推进， 有关数据还在不断增长中，显示出区域内较为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资源。其中，雄安新石器时代的考古 发现尤为引人瞩目，遗存地点多，对认识雄安早期历史文化至为关键。笔者在以往研究 [1]147-153 的基础 上，选取代表性遗址进行分析，进一步充实有关内容，可以更好地理解雄安及环白洋淀区域的史前文化 发展，对于深入认识和传承利用雄安传统文化将有所裨益。 参照学界认识和以往研究，雄安及邻近区域的新石器时代大致可分为四个大的阶段，分别是：新石器 时代早期，约从公元前 1 万年前至公元前 6 500 年；新石器时代中期，约从公元前 6 500 年至公元前 5 000 年；新石器时代晚期，约从公元前 5 000 年至公元前 3 000 年；新石器时代末期，约从公元前 3 000 年至公 元前 2 000 年[1]148。本文将按照时代先后顺序进行梳理与分析。 !\"#$%&'()* 雄安邻近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以南庄头遗址发现为代表。南庄头遗址位于保定市徐水区高林村镇 南庄头村东北 2 公里处，面积约 2 万平方米，先后于 1986－1987 年[2]、1997 年[3]经过两次发掘，获得了 一批重要的考古资料。根据科技测年结果，南庄头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大约距今 1.05 万－9 700 年，属于 华北地区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之一，具有重大的科学价值。 出土遗存分遗迹和遗物两类。遗迹包括灰坑、灰沟、灶以及草木炭（灰）层等。灰坑比较简单，包 含物较少。灰沟是南庄头遗址非常重要的遗迹，有的出土较密集的木炭渣、碎木屑，散落破碎的动物骨 骼、石磨盘、石磨棒、石块、陶片等，充满人类生活痕迹，多是人们利用自然沟形成的原始活动场所。 原始灶的发现也很重要，可能兼具烧制陶器和烧烤食物的功能。出土遗物中最重要者当属两次发掘获得

110 衡水学院学报投稿平台:http://hssz.cbpt.cnki.net/ 第 23 卷 的几十块陶片，主要分夹砂灰陶和夹云母褐陶，分属于罐、钵等简单器形的残部，有口沿、腹片、器底 等部位。陶片烧制火候低，质地疏松，有的饰附加堆纹或细绳纹，个别口沿有花边痕迹。由测温结果推 测，南庄头陶器烧制技术或处于平地堆烧阶段[4]。石制品中有人工痕迹者有磨盘、磨棒、锤、核、石片 等。磨盘和磨棒是最富代表性的石器，磨盘两端厚，中间较薄，磨面凹陷严重，显示使用时间较长。磨 棒磨痕明显，有的背面及侧面布满砸击斑点。石锤周身亦有零星斑点。石器更多呈现出采集经济的生业 特点。骨器、角器、木器多残留切割、削磨痕迹，有的骨锥甚为精致。南庄头遗址发现大量动物骨骼， 绝大多数为野生动物，以鹿科动物居多，如麝、马鹿、麋鹿、麅、斑鹿等。此外还有雉、鹤、狼、鼠、 蚌、鱼、鳖、水牛等。最值得注意的是猪和狗的骨骼，第一次发掘资料鉴定认为猪和狗有可能为家畜[5]， 第二次发掘资料鉴定认为猪暂时还不能称之为家猪，只能定为野猪，但确认了南庄头遗址的狗骨骼是目 前所知中国最早的狗，并且从探讨家养动物的起源角度看也是目前所知的中国最早的家畜[6]。从南庄头出 土动物骨骼来看，狩猎和捕捞在当时人们生计方式中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南庄头社会获取肉食资料的 方式更多地依赖自然，但也已经产生了家畜驯化。 南庄头遗址处于华北地区新石器时代初始阶段，又有着明确的发现内容，具有多方面重要的科学价 值，诚如有研究总结的那样：丰富的遗物和遗迹现象为研究陶器的起源、农业的起源、家畜饲养的开始 以及建立当时人们的行为模式等提供了重要的材料[7]，使我国农业、家畜饲养业和陶器的烧造历史提前了 一个时期，为研究它们在我国的起源提供了新的资料和线索，无疑是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一项重大发 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966。 +\"#$%&',)* 雄安区域内有两项新石器时代中期的重要发现，分别是上坡遗址和梁庄遗址。 上坡遗址位于容城县城南 0.5 公里处的上坡村南一处高岗上，南距白洋淀水域仅 12 公里，遗址面积 约 3 万平方米。1981－1982 年，文物部门发掘 1 150 平方米，至少获得了四个时期的文化遗存。这批重 要的资料长期为人们所淡漠，后经过专门整理，先后于 1999 年[8]、2007 年[9]发表。上坡遗址的发掘主要 获得的四个时期的文化遗存，以第一期遗存最为重要，也即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内容。 上坡一期遗存指遗址第 4 层及同期单位所代表的遗存。遗迹仅发现 13 座灰坑，平面形制有圆形、椭 圆形、圆角长方形和不规则形等几种。有的坑内杂有红烧土块，包含物有石器和陶器。H74 较具代表 性，平面椭圆形，南北长 225 厘米、东西宽 170 厘米、深 95 厘米，内填灰土和红烧土块，出土遗物较 多。从遗迹结构和包含物看，该灰坑或具有一定的居所功能。上坡一期遗物主要包括石器、骨器和陶 器。石器中打制石器有斧、砍砸器、尖状器、刮削器、石镞、带坑窝石器、磨盘、磨棒等；磨制石器有 斧、铲、镰、凿、耜等。骨器包括锥和加工骨器的骨料。陶器均为夹云母陶，以红褐色为主，有少量的 灰黑色和黑色陶器，陶色一般不纯，往往杂有灰褐斑。器形只发现陶直腹盆和支脚两种。多采用压印和 刻划的方式施纹，内容以几何形图案为主，也有一定量的坑点纹、网格纹、指甲状纹等。 梁庄遗址位于安新县大田庄乡梁庄村南百余米处，面积约 8 万平方米。1986、1987 年两次发掘 37.5 平方米，获得了两层文化堆积，其中下文化层为新石器时代中期[10]481-484。 梁庄下层遗迹发现两座灰坑，其中一座坑口为椭圆形，直径 1-1.75 米、深 0.4 米，坑底较平，填灰褐 色土，包含物有红陶钵、直壁盂等。梁庄下层出土遗物以陶器为主，另有少量石器和骨器。陶器包括夹 砂陶和泥质陶两大类，砂质陶略多于泥质陶。器表多素面，个别夹砂陶有乳钉纹饰。多为平底器，器类 有盂、壶、罐、碗、盆、钵等，有一些陶支脚残块、器底等。代表性器形有斜直壁盂、直口壶、敛口 钵、折沿罐等。 关于这两批遗存的文化性质，一直存在较多争议。由文化内容观察，梁庄下层遗存很可能系在上坡 一期遗存基础上融合其他因素的产物，二者具有内涵和年代差异，它们处于磁山文化阶段，与周邻地区 新石器时代中期遗存相比，很可能与磁山遗存属于同一文化性质，与冀南地区磁山文化的差异可能主要 是分布地域或发展阶段的不同。从出土遗存看，以上坡一期和梁庄下层为代表的雄安新石器时代中期社

第6期 洪 猛 雄安新石器时代文化演进述略 111 会先民应该具有了以农业为主的相对稳定的生活，生计水平已脱离了新石器时代初始阶段的原始性[1]148。 -\"#$%&'.)* 雄安区域内出土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较多，包含有多处不同阶段的内容，代表性内容有北城村、 留村、三各庄、午方等遗址的相关发现。 北城村遗址位于容城县中部容城镇北城村东南，面积约 1.9 万平方米，东北距南拒马河仅 4.5 公里。 2006 年，在遗址西南部发掘面积 2 000 平方米，获得了两大阶段的遗存，其中第一阶段遗存约相当于新 石器时代晚期，内涵丰富，很大程度上扩充了对于雄安区域新石器时代中期向仰韶时代过渡阶段文化的 认识。北城村新石器时代遗存出土遗迹包括房址、灰坑、沟三类。房址 15 座，均为半地穴式，长方形或 不规则长方形，门道有斜坡式、阶梯式、竖穴式三种，门道方向不一致。房址一般约长 3.5 米、宽 2-2.5 米，地穴深 0.6-0.9 米，门道宽约 0.7 米。灰坑 78 座，坑口平面多为圆形或椭圆形，坑壁分直壁、斜壁或 弧壁，包含物较丰富，主要是陶片。灰沟 1 条，长条形，出土物较少。遗物主要是石器和陶器。石器均 为生产工具，器类以斧、磨石、磨盘、磨棒为多，也有杵、镰、石叶、石球、砍砸器等。多为磨制，部 分经磨光加工。陶器基本是生活用具，以泥质陶为主，夹云母陶次之，陶色总体以红陶为主，其余为灰 陶和褐陶。泥质陶主要是碗、钵、壶、瓶等器类，夹砂陶主要是罐等器类，夹云母陶主要是釜、鼎等器 类。陶器除部分器盖饰指甲纹或楔点纹外，均为素面。器类绝大部分是炊饮器，其中釜、钵占较大比 例，鼎、罐、瓶、支座、环较少[11]。北城村遗存在文化性质上属于北福地二期文化，对于探索太行山东 麓新石器时代晚期早段的文化变迁具有重要价值。 留村遗址位于安新县城西 1 公里留村北 300 米处。1986 年在遗址北部试掘 10 平方米，获得了上、下 两层的文化遗存。其中，上层遗存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偏早。留村上层堆积厚约 0.25-1.05 米，出土甚多 陶片。陶器以泥质陶为主，夹砂陶亦较多，多为平底器，圈足器有一定数量，多见指甲纹、坑点纹、刻 划纹。两大陶系中，夹砂陶代表性器形有鼓腹罐、方唇缸、方柱形和三棱锥形鼎足等，泥质陶代表性器 形有支脚、敛口罐、大口直领罐、高领壶、束颈瓶、浅腹碗、红陶盆、红陶钵，并有少量涂陶衣的泥质 红陶残片[10]484-487。留村上层遗存具有较强的过渡性，文化面貌上既有北福地二期文化的延续，又显示了 后冈一期文化阶段的新特点。 三各庄遗址位于雄县七间房乡三各庄村西 50 米，西距白洋淀 500 米。遗址呈长方形，略高于四周耕 地，东西长约 300 米，南北宽约 100 米，面积约 3 万平方米，文化层厚约 1-2 米。地表暴露有大量陶片、 兽骨等。该遗址未经过正式发掘，从取土坑断面可见灰坑遗迹，灰坑内遗物丰富。采集标本有彩陶片、 泥质红陶、夹砂红陶器物残片。彩陶片口沿残片，器表磨光饰墨彩，以点、叶纹构成图案[12]。从调查内 容来看，三各庄遗址有属于仰韶文化庙底沟阶段的遗存，处于新石器时代晚期中段。材料虽然比较零 散，但反映了此时中原地区的庙底沟文化因素向冀中地区的扩展。 午方遗址位于容城县城南 1.5 公里的午方村西耕地上，面积大约有 10 万平方米。1982 年试掘 325 平 方米，获得了四个时期的文化遗存。其中第一期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晚段。午方一期遗存主要见于遗址 的第 3 层堆积，遗物可分为陶器、石器、骨器三种。陶器基本为夹砂红陶、泥质红陶、泥质灰陶、夹砂 褐陶、夹砂灰陶、夹砂黑（灰）陶等六种陶系，以红陶为主，次为灰陶和褐陶，器表以素面磨光为主， 纹饰主要是刮条纹，还有绳纹、弦纹、方格纹、彩绘等。彩绘以红、赭红色为主，少见黑彩，多为单 彩，一般为外彩。彩绘图案主要以直线、曲线、三角为元素，组合成多种图案。全部为平底器，代表性 器形有敞口斜壁筒状罐、敛口折腹钵、敞口平底碗、大口平底盆、长颈广肩壶等[13]61-66。与午方一期相似 的遗存在冀中地区多有发现，总体呈现出明显的区域文化特色。 由以上四处代表性遗址发现可知，雄安区域内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发展脉络比较清晰，基本没有明 显的缺环。进一步综合考察有关内容，这一时期雄安社会先民当以种植农业为主，但种植技术还比较粗 放，然而整个社会内涵比之前要有很大进步，比如陶器制作水平较本地新石器时代中期有了明显提高， 社会组织的紧密性在房址分布等内容上也有突出表现[1]149。

112 衡水学院学报投稿平台:http://hssz.cbpt.cnki.net/ 第 23 卷 /\"#$%&'0)* 雄安辖域内新石器时代末期的代表性遗存有上坡二期、午方二期遗存等。 上坡二期遗存主要见于上坡遗址的 3 座残存灰坑，一些器物出土于少数探方的第 3 层。出土遗物主 要是陶器。陶质分为夹云母陶和泥质陶两种，陶色红褐色或灰褐色，颜色不均匀，器表以素面为主，有 少量彩陶。器形主要有双耳罐、敛口钵、磨光盆等。彩陶片饰紫红色平行斜线纹饰带、黑彩网格纹等。 发现陶环 3 件，断面有不同形制[9]322-324。 午方二期遗存发现灰坑 1 座，坑口东西长 4.3 米，南北宽 3.7 米，深 1.8 米，坑壁齐整，出土许多炭屑、 红烧土块和陶片、鹿角、骨锥、残石器等。陶器分泥质红陶、泥质灰陶、夹砂褐陶等，轮修陶器较多，除平 底器外，还有少量圈足器。主要器形和纹饰种类除继承了午方一期外，新出现了少量豆和甑。彩绘图案增添 了 S 纹和连弧三角纹。主要器形有敛口钵、敞口碗、筒状罐、盆、盂、豆等。石器中磨制石器有斧、镰、 铲、锛、镞、磨盘、磨棒、石球等。打制石器有石镞、尖状器等。骨角器有角锥、角铲等[13]66-72。 上坡二期和午方二期遗存时代大体相近，主要年代约当公元前 3 000 至前 2 600 年间，大致处于仰韶 文化末期或仰韶时代向龙山时代过渡的时期。 雄安辖域目前鲜见新石器时代末期偏晚也即龙山时代的遗存，邻近的哑叭庄遗址可补充这一阶段的 认识。哑叭庄遗址位于任丘市西哑叭庄村西北 1.5 公里处的一处岗地，面积 6 万余平方米，北 15 公里为 白洋淀。1989、1990 年发掘面积 1 300 平方米，出土大量龙山时代及青铜时代遗存[14]。发掘简报将出土 遗存分为四期，其中第一期遗存年代上限为龙山时代。 哑叭庄一期遗迹主要是灰坑，坑口有圆角长方形、圆形、椭圆形等形制，有的灰坑从结构看可能是 房址。遗物分为陶器、石器、玉器、骨器、牙、角器、蚌器和自然遗物七类。陶器以泥质陶器最多，次 为夹砂陶、夹蚌陶，陶色以灰陶为主，次为红褐陶和磨光黑陶，少量白陶。纹饰以绳纹为主，弦断绳纹 最多，篮纹和方格纹次之。磨光陶器数量不少。主要器类有缸、瓮、罐、甗、鬲、圈足盘、豆、盆、 碗、器盖、杯等。石器分为磨制石器和打制或压制的细石器。磨制石器有斧、锛、凿、刀、铲、镰、 镞、钻、石球、纺轮等。细石器有刮削器、镞、尖状器等。总体看，哑叭庄一期遗存与山东龙山文化、 河南龙山文化以及后冈二期文化都有较强的相似性，也呈现较强的自身特点，大致代表了冀中地区尤其 是冀中偏北区域的龙山时代——主要是龙山时代晚期的文化面貌。 雄安及邻近区域新石器时代末期遗存不多，但表现出若干明显的进步性，比如陶器轮修成分很大， 玉、石器工艺也较为发达，农业的精细化程度明显提高，生业模式较为多元化，聚落规模明显扩大等， 整个社会趋于复杂化[1]150。 1\"23* 上文以时代先后为主要线索，在以往认识基础上，通过缕析雄安辖域及邻近地区发现的代表性遗 址，对雄安及白洋淀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演进概貌进行了初步总结与分析，大致明晰了这一区域史前 文化发展脉络，从中可以进一步得出一些总结性认识。 现有考古学成果表明，雄安及白洋淀地区从公元前 1 万多年前至公元前 2 000 年前后的新石器时代文 化没有大的时间缺环，整体延续不断，呈现出较为完整的发展链条，并且涌现出了不仅在本区域，而且 在整个冀中南地区也是很有代表性的众多遗址，比如南庄头遗址、上坡遗址、北城村遗址、午方遗址、 哑叭庄遗址等，说明雄安所在的白洋淀史前文化圈在更大的范围内也很有典型性，深入揭示雄安史前文 化有助于推动对整个同时期冀中南地区的文化认识。 从若干代表性遗址所包含的考古学文化内容具体分析，雄安及白洋淀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演进既源 于自身发展的驱动，也同周邻考古学文化尤其是南、北侧文化长期的交互影响息息相关。这里一直处于 南北文化交流、碰撞地带，多种不同来源的文化渗透融合可能也是造成白洋淀周边在某种程度上可称之 为史前文化富集区的发展原动力之一，并且使得这一区域史前文化的发展能够基本呈现出与中原等地区 的文化演进大致同步的迹象。

第6期 洪 猛 雄安新石器时代文化演进述略 113 对雄安及邻近区域新石器时代文化演进的考察属于对白洋淀区域历史文化探索的一部分，不仅在一 定程度上有助于丰富对雄安一带早期文化面貌和社会内涵的认识以及更清晰地理解白洋淀区域传统文化 的根脉，而且有助于揭示出文物考古视野下的有关历史文化遗产的独有价值，提升对雄安以及周边地区 历史文化的认知和传承利用水平。 45678 [1] 洪猛,张文瑞.雄安先秦文化演进与社会发展[J].河北学刊,2020(6):147-153. [2] 保定地区文物管理所,徐水县文物管理所,北京大学考古系,河北大学历史系.河北徐水县南庄头遗址试掘简报 [J].考古,1992(11):961-970,986. [3]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保定市文物管理所,徐水县文物管理所,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1997 年河北徐水南庄头遗 址发掘报告[J].考古学报,2010(3)361-392,429-432. [4] 周理坤,王涛,李!,等.南庄头遗址早期陶器烧成温度研究[J].岩矿测试,2010(2):148-152. [5] 周本雄.河北省徐水县南庄头遗址的动物遗骸[J].考古,1992(11):966-967. [6] 袁靖,李君.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出土动物遗存研究报告[J].考古,2010(3):385-391. [7] 郭瑞海,李!.从南庄头遗址看华北地区农业和陶器的起源[M]// 严文明,安田喜宪.稻作、陶器和都市的起源.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51-63. [8]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保定市文物管理处,容城县文物保管所.河北容城县上坡遗址发掘简报[J].考古,1999(7):1-7. [9] 段宏振.容城上坡遗址的发掘[M]//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段宏振.北福地:易水流域史前遗址.北京:文物出版 社,2007:305-340. [10] 保定地区文物管理所,安新县文化局,河北大学历史系.河北安新县梁庄、留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简报[J]. 考古,1990(6):481-488. [11]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涿州市文物保管所.北城村——冀中平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M].北京:科 学出版社,2014:1-36. [12] 沧州市文物局.沧州文物古迹[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26-27. [13]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容城县午方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M]//《考古》编辑部.考古学集刊(5).北京: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1987:61-78. [14]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沧州地区文物管理所.河北省任邱市哑叭庄遗址发掘报告[J].文物春秋,1992,(S1):178- 219,303-304. On Evolution of Neolithic Culture in Xiong’an HONG Meng (School of History,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Hebei 071002, China) Abstract:According to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and research results, the evolution of Neolithic culture in Xiong’an and its neighboring regions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stages. Among them, the Nanzhuangtou site is represented in the early Neolithic Age, the first phase of Shangpo and the lower Liangzhuang layer are typical in the Middle Neolithic Age, the Beicheng Village, Liucun, Sangezhuang, Wufang and other sites can be represented respectively in the late Neolithic Age, and the end of the Neolithic Age is represented by the second phase of Shangpo, the second phase of Wufang, and the first phase of Yabazhuang. On the whole, there were no major gaps in the evolution of Neolithic culture in the past ten thousand years in Xiong’an and its neighboring areas, and the developing context was relatively clear.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Neolithic culture is helpful to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Xiong’an region. Key words: Xiong’an region; Neolithic Age; evolution of culture （?@:A：耿春红 B4AC#杨 敏）

第 23 卷 第 6 期 衡水学院学报 Vol. 23, No. 6 2021 年 12 月 Journal of Hengshui University Dec. 2021 !\"#$%&'()#*+,-./0& 刘东升 （安阳师范学院 历史与文博学院，河南 安阳 455000） ! \"#十六国时期，渐趋中国化的佛教开始积极、主动地为世俗统治服务。五胡王朝基于民族整合的 需要，大多崇重佛教。融入了儒家思想精髓的佛家经义以其强大的约束力和普及性，有效地将国家意志 贯彻到了基层社会。作为一种华夷、士庶共同的信仰，佛教的传播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夷夏矛盾、 加速了民族融合，还起到了缩小社会差距、缓和社会矛盾、巩固统治的作用。此外，“佛是戎神”，对 华夏信众而言，礼拜戎神本身就意味着他们摒弃了华夷之见，这有助于五胡王朝的合法性构建。 $%&#十六国时期；五胡王朝；佛教；中国化；民族整合 DOI#10.3969/j.issn.1673-2065.2021.06.017 '()*#刘东升（1982－），男，河北唐山人，副教授，历史学博士。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5CZS047）；河南省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培养计划（2018GGJS125） /0123#K239 45678#A 49:3#1673-2065(2021)06-0114-04 ;<=>#2021-05-16 十六国时期，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儒家思想在论证五胡王朝合法性、建构封建等级秩序和职官体系 及推动五胡王朝由部族而国家的政体演变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然而十六国时期的社会、 政治情势与传统的华夏王朝有很大不同，尊崇儒学不能解决五胡社会的所有问题。因此，五胡在尊儒的 同时，还大力推崇佛教。 佛教本是出世的宗教，但当其传入中国后，在中华传统思想的规范下，发生着中国化的转变，逐渐 成了“助王化”之教。而五胡诸君之所以崇佛，也正是看中了佛教的政治整合功能。可以说，十六国时 期，佛教虽流布中国，但五胡王朝却未脱离中华传统的王朝治理轨道，未背离先王之道。 !\" 佛教虽自两汉之际便已传入中国，但因佛教是外来宗教、且其教义与主流意识形态格格不入，故二 百余年间，佛教一直遭到官方主流意识形态的抵制，流传不广。直到东汉末年，随着儒学的衰落、大一 统王朝的解体，使得佛教挣脱了思想和政治羁绊，加之这一时期持续的战乱饥馑，使得深感人生无常、 世事维艰的人们为寻求心理上的慰藉，转而寄思佛法，于是佛教逐渐兴起。 佛教之所以能蓬勃发展，不仅得益于社会、思想环境的改变，更有赖于佛教自身的更化。事实上， 佛教应对主流社会诘难的过程，也是佛教自身中国化的过程。在此期间，深谙中华传统文化的士大夫信 众，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如主流社会对佛教的攻讦主要集中在孝道上，《弘明集》载： 问曰：《孝经》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曾子临没：“启予手，启予足。”今沙 门剃头，何其违圣人之语，不合孝子之道也？[1]21 或难曰：周孔之教，以孝为首。孝德之至，百行之本；本立道生，通于神明。故子之事亲：生则致 其养，没则奉其祀；三千之责，莫大无后；体之父母，不敢夷毁……而沙门之道，委离所生，弃亲即 疏；!剃鬓发，残其天貌；生废色养，终绝血食；骨肉之亲，等之行路；背理伤情，莫此之甚[1]152-153。 针对上述非难，牟子曰：“泰伯断发文身，自从吴越之俗，违于身体发肤之义，然孔子称之‘其可

第6期 刘东升 十六国时期佛教的中国化与五胡王朝崇佛 115 谓至德矣’，仲尼不以其断发毁之也。由是而观，苟有大德，不拘于小。”[1]21 孙绰更将周太王之子泰伯 奔吴让位、断发文身之事，与净饭王太子悉达多（即佛陀）为“弃国学道”，而“释其须发，变其章 服，既外示不反”相提并论[1]156。此外，他还宣称“周、孔即佛，佛即周、孔，盖外内名之耳，故在皇为 皇，在王为王。佛者梵语，晋训觉也。觉之为义，悟物之谓，犹孟轲以圣人为先觉，其旨一也”[1]151。牟 子、孙绰皆士大夫出身 ，故能在辩难中，娴熟地征引中华典故以为佐证。此二人以中华古圣先贤比附佛 陀，在面对主流思想的攻讦时，非但没有针锋相对地反唇相讥，反而汲汲于中华传统道德伦理框架内阐 释佛家教义的合理性，这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世人（特别是士大夫阶层）对佛教的成见与抵牾。 不仅如此，自三国时期开始，僧徒、信士在翻译、注释佛经时，便将佛教教义与中华传统的儒家思 想相结合[2]463。于是，在经义的转译过程中，或许失去了其原旨、本真，但也正是在不断的“曲解”“创 造”中，融入了儒家思想精髓的佛教实现了中国化。至十六国时期，大量契合中国传统纲常、伦理思想 的佛经风行于世。如小乘经典《辩意长者经》就教导信众要“一心奉孝尽忠”，不可“反逆，无有上 下，君臣父子，不相顺从”[3]。而据孙绰统计，“佛有十二部经，其四部专以劝孝为事”[1]158-159。纲常、伦 理思想的融入，使得儒释两种意识形态趋于合流[4]。自此，原本出世的宗教——佛教便有了“助王化”[1]667 的政治整合功能。 十六国时期，不仅出现了一些暗合中华传统伦理的佛经，为方便传教，一些名僧也开始积极寻求与 政府合作。比如，后赵时期的佛图澄为传教，就是走的上层路线。他在两晋之际主动投效石勒军中，是 后屡屡参赞军机，且言无不验；加之，其精于幻术，每令后赵君主石勒、石虎啧啧称奇。佛图澄也因此 备受君主推重，尤其是石虎“倾心事澄，有重于勒”。朝会之时，竟赐其乘雕辇上殿，并令“常侍以下 悉助举舆，太子诸公扶翼而上，主者唱大和尚，众坐皆起，以彰其尊”[5]2487。有了君主的推崇与支持， 北方佛教臻于鼎盛。佛图澄的得意门徒释道安也认为“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6]241。后秦时期释僧䂮曾 宣称，僧徒“故在罗纲之内，即是陛下道化之一臣”[1]618，释僧䂮不仅不以僧人为化外之人，他本人也担 任了后秦管理僧众的官员——僧正[6]343。与释僧䂮同一时期的北魏道人统法果亦每每称赞道武帝：“明睿 好道，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应尽礼，遂常致拜。谓人曰：‘能鸿道者人主也，我非拜天子，乃是礼佛 耳。’”[7]十六国时期，名僧大德一改佛家先前的出世观，积极融入世俗社会，礼敬王者，从而化解了佛 教与封建王朝的冲突，赢得了五胡国主的大力支持，为佛教在北方的发展壮大创造了条件。 正如荷兰学者许理和所说：“在中国评价某个思想体系通常是根据它的实际功效而不是它的宗教的 或形而上学的价值。”[8]五胡君主之所以大力推崇佛教，也不是仅仅因为佛家玄妙的义理，而是其中国化 后所具有的现实政治功用。十六国时期趋于“伦理化”“政治化”的佛教，开始积极、主动地为世俗统 治服务[9]，而五胡诸君也大多在尊儒的同时，大力推崇佛教，以“助王化”。 #\" 从政治学角度讲，主流意识形态“具有扩大政治认同、规范政治行为、增强政治体系合法性和促进 政治稳定的作用”[10]。作为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儒家思想在基层社会的影响力和约束力相对不足，这 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其政治功能的发挥。而在流布中渐趋中国化的佛教则正好弥补了这一缺失。 与仰赖系统庠序教育的儒学不同，佛教传播方式灵活。为使玄奥的佛法便于理解、传播，十六国时 期，名僧竺法雅首创“格义”之法。《高僧传》载，法雅“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为生解之例，谓之 格义”[6]203。此中，外书即中华传统经典。所谓“格义”，即以中华传统思想比附、解释佛家教义，以便 于世人理解、接受[11]。这不仅能使佛法变得通俗易懂，更从某种程度上化解了士大夫阶层的抵触情绪。 而真正使佛教广为流布的，还是一些精于风角、幻术的名僧在传教过程中展现的“神迹”。比如，后赵 之时的佛图澄，相传拥有洞悉秋毫、先言后验、起死回生、拘龙布雨、役使鬼神等异能，邺中百姓对其 视若神明，“因（佛图）澄故多奉佛，皆营造寺庙，相竞出家”[5]2487。事实上，对下层民众而言，真正 吸引他们的不是佛教的玄理、教义，而是对神验的信服和对神佑的期许。正如史学家赵翼所言：“盖一 教之兴，能耸动天下后世者，其始亦必有异人异术，神奇灵验……不然则何以起人皈依也。”[12]

116 衡水学院学报投稿平台:http://hssz.cbpt.cnki.net/ 第 23 卷 十六国时期，佛教不仅深入了基层社会，其因果报应说，更使得佛教教义具有了十分强大的社会约 束力。相较而言，儒家纲常伦理在基层社会的约束力，主要靠官方的“教化”。所谓“万民之从利也， 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13]2503-2504。可是， 自汉末以来，儒家伦理道德体系已然崩塌，士大夫尚多不能坚守士行德操，更遑论下层民众？可以说， 儒家伦理道德在当时的约束力已相当有限。而佛家教义则不同，其因果、轮回理论认为，行善能给人带 来福报；为恶则会招致无妄之灾。并且，报应不仅会作用于现世，还会影响来生。如译于三国时期的 《无量寿经》就将芸芸众生的贵贱之等、贫富之别，解释为前世之善恶因果所致[2]454-455。此说虽虚无缥 缈，无从证实，却可以用来理解现实中的问题，故能打动信众之心。既然在佛家理论体系中，行善可邀 福，弃恶可避祸，因此，为趋利避害，佛教戒律自然更易成为信众自觉践行的道德准则。 值得注意的是，在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背景下，佛门的“善”“恶”标准，也逐渐与儒家的传统道德 观趋同[14]。因此可以说，十六国时期，中国化的佛家经义以其强大的约束力，在将国家意志贯彻到基层 社会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所谓的“五戒之禁，实助王化”之说[1]667，实由于此。 佛教的传播不仅有助于儒家教化的推行，还能起到麻痹民众、维护政权统治的作用。十六国时期， 天下动荡，干戈扰攘，加之官方征索无已，百姓困窘了无生赖，故相率奉佛，以求心理慰藉。佛教给他 们构设了一个虚无缥缈的极乐世界，劝导信众要忍受压迫、安于苦难，以期死后能登极乐净土，邀来世 之福。佛教在以极乐净土、往生来世为“画饼”的同时，还将人世苦难解释为一种“修行”。比如，译 于三国时期的《维摩诘经》就认为，世间的种种困厄与苦难，其实都是一位“不思议菩萨”为度化世人 而制造的，只有经受过诸般“小苦”考验的人，才能获得“永劫大安”[2]433-434。此外，《无量寿经》还 将世间贫富、贵贱归结为前世因果，认为当世富贵之人，皆因其前世积善修德；相反，当世贫贱之辈， 皆因其前世为恶不仁。在这番因果论、宿命论的解读下，富贵、贫贱成了前世“奖”“惩”，如此，世 间的种种不平就被彻底地合理化了。总之，不论是佛家经义中极乐净土的构设，还是以困厄为修行、宿 命的解说，其实质都是要使信众放弃对悲惨现实的抗争，转而安于苦难，汲汲于种当世之善因，以期来 世之善果。这在客观上起到了消弭民众反抗意志、维护政权稳定的作用。而这正是五胡诸君大力推崇佛 教的一个重要原因。 佛教虽然具有较强的欺骗性，但不容否认，在十六国时期，它也起到过一定的积极作用。正如刘淑 芬所言，共同的佛事活动促进了基层社会的整合。它不仅有助于改善村落内部的人际关系，增强村落之 间的联系，更成了一条沟通不同阶层的纽带，从而起到了缩小社会差距、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 的作用[15]。不仅如此，作为一种夷夏民众共同的信仰，佛教的传播还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夷夏矛盾，加 速了民族融合。十六国时期，佛教广被中土，甚至在后秦时期，还出现过“事佛者十室而九”的盛况。 共同的信仰成了增进夷夏交融的精神纽带，促使华夷信众淡化差异性民族意识，增进彼此间的认同。 不仅如此，佛教还能助力五胡王朝的合法性构建。十六国时期，五胡诸君虽依托儒家理论框架，论 证王朝的合法性、正当性，但由于儒家思想在基层社会影响力不足，因此，其中的华夷同祖、重定华夷 等理念[16]，并不能在基层发挥效用。不仅如此，由于儒家民族观既有开放的一面，又有封闭的一面；既 认同华夷一体，又高唱夷夏之防。因此，当五胡利用华夷同祖等理念论证王朝合理性时，敌对势力若以 “戎狄禽兽”“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国”相讥[13]3834，则五胡难免会陷于入室操戈之窘境。而佛教 倡导众生平等，故在佛家观念中是断无夷夏畛域的。此外，佛家的轮回观、因果论更是巧妙地化解了夷 狄不能为天子的困局，如《高僧传》载，佛图澄谓石虎曰： 王（即赵天王石虎）过去世经为大商主，至\"宾寺，尝供大会。中有六十罗汉，吾此微身亦预斯 会。时得道人谓吾曰：“此主人命尽当受鸡身，后王晋地。”今王为王，岂非福耶？[6]542 在这里，佛图澄用因果论申明，石虎君临中土，实乃其前世修德礼佛之福报。此外，佛图澄轮回观 的表述中，众生之间既然可以相互转生，那么，现实中的、抑或说当世的夷夏之别自然就显得无足重轻 了。更何况，“佛是戎神”，尤其是对华夏信众而言，礼拜“戎神”，本身就意味着他们摒弃了华夷之

第6期 刘东升 十六国时期佛教的中国化与五胡王朝崇佛 117 见；既然礼拜“戎神”，又何妨接受一位夷狄之君？ $%&'( [1] 李小荣.弘明集校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2] 任继愈.中国佛教史:第一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3] 任继愈.中国佛教史:第二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156-157. [4] 严耀中.佛教戒律与中国社会[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8. [5] 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6] 释慧皎.高僧传[M].朱恒夫,王学钧,赵益,注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0. [7] 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3031. [8] 许理和.佛教征服中国:佛教在中国中古早期的传播与适应[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372. [9] 孙昌武.北方民族与佛教: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M].北京:中华书局,2015:85. [10] 王宗礼,史小宁.政治、语境与历史:意识形态概念的变迁[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5-10. [11]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161. [12] 赵翼.廿二史札记[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220-221. [13]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4] 徐嘉.佛道戒律及其伦理意义[J].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1):20-24. [15] 刘淑芬.五至六世纪华北乡村的佛教信仰[J].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十二册第三分.1993:497-544. [16] 刘东升.祖述华夏:五胡王朝的合理性建构[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2):90-95. Sinicization of Buddhism in the Sixteen Kingdoms Period and the Worship of Buddhism in the Five Northern Barbarian Tribes in Ancient China LIU Dongsheng (School of History and Archaeology, Anyang Normal College, Anyang, Henan 455000,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Sixteen Kingdoms, Buddhism, which was gradually sinicized, began to actively and actively serve the secular rule. Based on the needs of national integration, the Five Northern Barbarian Tribes mostly emphasized Buddhism, and Buddhist Scriptures, incorporating the essence of Confucianism, have effectively implemented the will of the state to the grassroots society with its strong binding force and popularity. As a common belief of Hua Yi (the Han nationality and the minority nationality of ancient China) and Shi Shu (the common people), the spread of Buddhism not only bridged the contradictions between Yi and Xia (the ethnic minority areas and the interior of ancient China ) and accelerated national integration to a certain extent, but played a role in narrowing the social gap, easing social contradictions, and consolidating rule as well. In addition, “Buddha is a God” in Chinese believers’ eyes, worshiping the God means they abandon the different views between Hua and Yi to each other, which is of great help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legitimacy of the Five Northern Barbarian Tribes. Key words: the Sixteen Kingdoms Period; the Five Northern Barbarian Tribes; Buddhism; Sinicization; ethnic integration （?@:A：耿春红 B4AC#杨 敏）

第 23 卷 第 6 期 衡水学院学报 Vol. 23, No. 6 2021 年 12 月 Journal of Hengshui University Dec. 2021 !\"#$%&'()*+,-./0123456 789:;<= 郭志斌 a，徐常兰 b，刘 磊 b, 侯淑梅 b，李洪良 c （衡水学院 a. 柴可夫斯基国际音乐艺术学院；b. 公共外语教学部； c. 外国语学院，河北 衡水 053000） ! \"#艺术类外语课程是培养国际化应用型人才的基础，衡水学院柴可夫斯基国际音乐艺术学院开设 有英语和乌克兰语两门外语课程，由衡水学院和乌克兰国立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教师共同授课，体现了 中乌合作教育教学的优势与特色。文化自信视域下，正确辨识“育人”与“化人”同向的外语课程思政 建设学理起点，将对学生进行优秀传统文化特质的培育与语言文化的教育统一在艺术类外语课程的实施 过程中，培养他们具有民族根的全球视野的同时增强其文化自信。艺术类外语课程思政建设从互鉴、融 合和发展的角度进行中外艺术比较，梳理和挖掘艺术类外语课程文化自信思政元素，拓宽思政元素融入 渠道，帮助学生建立文化自信的重要精神底色。 $%&#衡水学院柴可夫斯基国际音乐艺术学院；文化自信；外语课程思政建设；艺术类大学外语 DOI#10.3969/j.issn.1673-2065.2021.06.018 '()*#郭志斌（1972－），男，河北衡水人，教授； 徐常兰（1974－），女，河北衡水人，副教授。 +,-.#衡水学院校级课题（2021SK29）；河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2019GJJG526） /0123#G648.9 45678#A 49:3#1673-2065(2021)06-0118-05 ;<=>#2021-08-16 衡水学院柴可夫斯基国际音乐艺术学院（以下简称“柴院”），由衡水学院与乌克兰国立柴可夫斯 基音乐学院合作创办，于 2020 年 4 月获得教育部正式批准设立。实现了河北省普通高校本科层次艺术类 学科中外合作办学“零”的突破，成为中国北方第一家中外合作办学的音乐类本科教学机构。 随着“柴院”建设“特色鲜明、国内一流、具有一定国际影响的音乐艺术学院”办学目标的有序推 进、师资队伍的深度合作、中乌人才培养的逐步全面接轨，一些课题凸显出来，如探索思想政治教育多 元融入的传统文化导入路径、中国文化认同路径、本土文化植入路径，继而打造本土化教育建设新高地 等，这些课题已经成为强化内涵建设、凝练学科专业特色、不断创新中乌合作音乐类人才培养模式、深 入推进国内一流音乐类学科专业建设的迫切需要。 在文化自信视域下，探讨“柴院”艺术类外语课程思政建设的学理要义及实践向度，在有助于完成艺 术类外语课程既有教学目标的同时，最大化思政教育语言素材的课堂效用，全方位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 使课程思政成为“区域+国际”的办学特色优势，成为“柴院”中乌合作办学可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 !\"#$%&'()*+,-./0123456789:;<=>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 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文化交流互鉴中更要彰显文化自信，只有在中西文 化比较中，在多元文化良性互动过程中，才能够更加真切而深入地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质，从而增 强文化自信，并使之进一步发扬光大。“柴院”中乌合作办学师资队伍国际化程度高，包括教学方式及

第6期 郭志斌，等 文化自信视域下“柴院”艺术类外语课程思政学理要义与实践向度 119 教学语言等，学生对西方文化认可度较高。而艺术类外语课程是培养国际化应用型人才的基础，迫切需 要突破中乌合作办学自身的局限，需将“文化自信”真正落实到外语课堂教学全过程，提高思政教育课 堂效用最大化，培养德才兼备兼具创新精神、国际视野、一流水平的应用技术型高级专门人才。因此， “文化自信”视域下，深入探索“柴院”艺术类外语课程思政建设的学理要义，是新时代中乌合作办学 艺术类外语课程思政建设进程中需要解决的重要理论问题[1]。 （一）育人与化人同向：“柴院”艺术类外语课程思政建设的学理起点辨认 中乌合作办学面临多元文化价值的影响，面对社会思想多元多样多变的新形势，需要不断创新思想 政治工作方式方法，着力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有机融入人才培养各环 节，引导师生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汲取滋养、丰富涵养、提升品位，以文化人，以文育人，进一步 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 随着文化自信教育要求在“柴院”艺术类外语教学领域不断深入推行，艺术类外语课程的育人和化 人功能更加深入地被开发出来。二者同向而行，既是外语教学对文化自信理念的学科创新之道，更是 “柴院”艺术类外语课程思政建设的学理内涵起点。 以外语课程为载体和主渠道，坚持正确导向，梳理和挖掘艺术类外语课程文化自信思政元素，使其对 艺术类外语课程人文性和工具性双重性质的导向起到积极推动作用。运用育人与化人的同向关系辨认艺术 类外语课程思政建设的学理起点，以习近平总书记历次讲话对文化自信的阐述，强化外语课程政治方向和 思想引领，为艺术类外语教育在思想认知与人文素养培养方面提供明确指导方向。在艺术类外语课程中， 对比中、西文明发展，特别聚焦中国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包容、同化与发展，从各个角度论证中华文明生生 不息发展至今的内在逻辑[2]，将课程所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融入教学各环节，在完成艺术类外语课 程既有教学目标的同时，最大化思政教育语言素材的课堂效用，全方位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 （二）自知与自信互联：“柴院”艺术类外语课程思政建设的学理框架解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传承中华文化，绝不是简单复古，也不是盲目排外，而是古为今用、洋为中 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摒弃消极因素，继承积极思想，“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实现中 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文化自信来自文化自觉自知，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了 解和把握，与经典产生良性互动，把学习优秀传统文化与提升自己人生境界融为一体，使学生对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具有热爱和崇敬之心，在自知基础上确立真正的自信。 自知是艺术类外语思政的主体导向，也是课程思政设计的核心依据，自信需要按照外语学科特点组 织和实施外语课程与教学活动。自知与自信互联，阐明了艺术类外语学科核心素养培育进程中的自信导 向和育人特征之间的内在联系，确定了思政教育目标和艺术类外语教育目标，也映射出了艺术类外语课 程建设的学理核心，即在艺术类外语课程思政建设过程中保持艺术类外语教育与思政教育一体，知识传 授与价值引领统一。 自知与自信互联作为艺术类外语课程思政建设的学理核心，将学生文化自信的培育与语言文化教育 统一，在教学过程中用外语带领学生学习音乐、电影、戏剧、话剧、舞蹈等中华优秀艺术经典，帮助学 生用批判性眼光看待西方文化，在与世界其他文明的对比中做到知己知彼，对自身文化的特色更为了 解，在此过程中梳理优秀中国艺术文化发展脉络，特别聚焦中国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包容、同化与发展， 从而在相互了解的前提下理性地增强文化自信。 以科研教研成果支撑教学，积极开发“文化自信”艺术类大学外语智能学习平台，基于智能学习策 略模型，开发学生外语思政学业评测系统，实现外语思政教与学的全过程数据收集；利用大数据分析学 习行为模式，实现自主学习资源的智能化推荐，提供艺术类外语课程思政教与学的最优路径，培养具有 “柴院”特色、政治素质过硬、外语能力上乘、专业知识深厚的国际化艺术类人才。 （三）外语与思政互融：“柴院”艺术类外语课程思政建设的学理要义整合 艺术类外语课程思政的本质是通过营造隐性和柔性的环境，将新时代思政教育融入外语教学，以实现

120 衡水学院学报投稿平台:http://hssz.cbpt.cnki.net/ 第 23 卷 艺术类外语课程系统性与思政教育协同性的耦合，实现外语课程人文价值与工具价值的统一。人文价值与 工具价值的统一作为外语课程思政建设的学理主线，其要义是让学生在中西文化比较和外语语言技能学习 过程中，潜移默化多元文化良性互动过程中，真切而深入地把握优秀传统文化特质，增强文化自信。 “柴院”着力培养具有国际视野、一流音乐艺术水平的应用技术型高级专门人才。艺术类外语课程 是培养国际化应用型人才的基础，要积极融入课程思政内容，在语言能力培养的基础上，通过对中外艺 术的比较，以及对它们之间相互借鉴、融合和发展的讲解，培养学生深层文化自信。外语与思政互融作 为艺术类外语课程思政建设的学理主线，其要义是要突破外语课程自身的局限，注重跨文化交际能力培 养的同时，进一步把中西文化互鉴视为常态，将动态中华文化融入教学，进行有效、整体和综合把握， 帮助学生用批判性眼光看待西方文化，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文化自信，提高思政教育课堂效 用，培养德才兼备兼具创新精神、国际视野、一流水平的应用技术型高级专门人才。 （四）区域与国际共振：“柴院”艺术类外语课程思政建设的学理支撑优化 外语课程是“柴院”跨学段最长、教学内容最丰富、教育指向最明确的课程之一，这一特征也凸显 了外语课程思政建设的纵深和周期，同时也为长周期和循环性地提高学生文化自信提供了优质的实践环 境。“区域与国际共振”正是外语课程在这种实践环境积极影响下产生的独特教育模式。通过外语课程 的学习，培养学生文化自信并且使其内化形成正确的外语学习行为，既是外语课程思政建设中提升文化 自信所设的学理枢纽，同时也为彰显文化自信的外语课程思政建设提供了学理支撑。 “区域与国际共振”是对外语课程落实文化自信根本任务的最好注解。利用外语课程自身具备的开 放性育人环境优势，“柴院”艺术类外语教学有机融合国内外教学资源，积极融入思政元素，以课程思 政为载体建构国际化外语课程体系框架。民族化与国际化结合，国际化助力民族化；衡水地域文化特色 与国际化实践结合，衡水地域文化特色凸显合作办学优势，上述两点使课程思政成为“区域+国际”的办 学特色优势，成为“柴院”中外合作办学可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为艺术类外语课程思政建设注入源源 不断的认识能量和实践动力，从而优化了艺术类外语课程思政建设的学理支撑。 ?\"#$%&'()*+,-./0123456789@ABC> 实践向度的构建是外语课程思政落实效度的必要保证。基于文化自信的要求，在灵活运用国外优质 教学资源的同时，积极探索思想政治教育多元融入的传统文化导入路径、中国文化认同路径及本土文化 植入路径，与时俱进改进与加强艺术类外语课程思政教学，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践履“柴 院”外语课程思政建设肩负的使命与担当。 （一）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消解本土文化失语症 “柴院”艺术类外语教学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在 中外文化交流中突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标识和优势。 “柴院”艺术类外语教学要注重人文性，加强课程思政。在教学设计上要注意如下方面：融入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国外优质教学资源融入思政教育，地域特色文化与国际化实践相结合，课程教学与思政 教育一体，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统一，教学目标与思政教育契合，知识传授与价值观教育共振，地域特 色与课程思政相结合等。如此才能提升大学生的专业综合应用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以及帮助学生用 批判性眼光看待西方文化，从而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增强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视域下，加强“柴院”艺术类外语课程思政，必须结合立德树人的培养目标、学校定位和 地域文化优势。地域文化特色与国际化实践结合，利用自身地域文化优势形成国际特色品牌，使课程思 政成为“区域+国际”的办学特色优势，将自身特色和优良传统有机融入思政教育体系建设中，发挥课程 的育人作用，落实好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二）传承革命文化，加强“柴院”外语课程思政 革命文化是文化自信的重要源头之一，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引以为自豪因而更加自信的又一精 神力量源泉，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革命”为精神内核和价值取向，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借

第6期 郭志斌，等 文化自信视域下“柴院”艺术类外语课程思政学理要义与实践向度 121 鉴世界优秀文明成果，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 “柴院”外语课程思政的核心是国际化助力民族化，这就要求教学中系统梳理和深入挖掘课程所蕴 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有机融合国内外教学资源，积极融入思政元素，做好地域文化特色与国际化实 践结合，以地域文化特色凸显合作办学优势，并进一步构建科学合理的思政教育与外语教育无缝对接模 型，通过知识传授和价值引领结合，以专业文化知识技能为载体，加强思政教育。 文化自信视域下，加强“柴院”艺术类外语课程思政，必须创新课程德育理念，强化政治方向和思 想引领。以推动“课程思政”为目标，优化课程设置、修订教材讲义、设置知识点考核、制定育人目 标、规范育人评价标准，充分利用衡水市及周边相邻地区特有的红色教育资源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大力 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在完成中外合作办学艺术类外语课 程既有教学目标的同时，最大化思政教育语言素材的课堂效用[3]。 （三）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建融入思政元素的多元课程体系 “柴院”艺术类外语教学，要强调作为国家发展根基与底蕴的传统文化的自信，更要强调对在中国 革命、建设与改革伟大实践过程中逐步孕育出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自信及对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的自信。 “柴院”外语课程思政要技巧性地运用国外优质教学资源，挖掘其思政教育素材，引导学生理解、 坚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定“四个自信”。这就要求在教学中树立国际化与民族化协同观，有机融 合国内外优质教学资源，以“学用一体、全人教育”为教学理念，采用中西合璧的教学模式，打造“课 堂教学与课外教学、线上教学与线下教学相融合”的多元课程教学体系。 文化自信视域下，加强“柴院”艺术类外语课程思政，还要坚持“文化育人”原则。运用现代信息 手段，打破教学时空限制，地域文化特色与国际化实践结合无缝对接，构建思政元素特色多元课程体 系，并在构建过程中，在课堂教学中加强中国元素，以中外文化科技交流为特定语境，讲好中国故事， 弘扬中国精神。比如，国际音乐艺术学院充分注重引入外方优质师资、名师、艺术家等，组建师资团 队，融合优质的乌克兰民族音乐及欧洲音乐教育资源优势，实现中外优秀的音乐教育理念、教学方式方 法、专业的技术技巧充分融合、创新[3]。 （四）阐发文化自信内涵，搭建以德育人的艺术类外语智能教学平台 文化自信包含着对我们民族文化传统的自信、对中国现实发展道路的自信以及对中国未来发展前景 的自信。阐明文化自信的这三重内涵，将为艺术类外语课程思政建设培育文化自信提供价值参照。 “柴院”外语课程思政，应贴近学生生活，打造融媒渠道，创建有中国文化元素和地域特色的外语 语料库。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传统文化、学科特色和地域特色文化融入课程教学内容，以科研 教研成果支撑教学，将传统文化语料库、自主开发的课程学习软件及语料库学习平台等成果，与智慧教 学平台等相融合，形成智能学习平台。实现课程思政教与学的全过程数据收集，实现课程思政文本电子 化、学习直观化、分析多元化、结论科学化、成果数据化，提供课程思政教与学的最优路径，使之成为 地方院校中外合作办学可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 文化自信视域下，加强柴院艺术类外语课程思政，将思政教育贯穿于教育教学全过程，培养学生的 文化自信和跨文化交际能力。利用公众号、微视频、微信群等新媒体平台，将思政教育的触角延伸到学 院每一位求学的学子，切实增强党支部的凝聚力和学生党员的组织归属感，切实提升海外学生党员的教 育管理服务效果，切实强化海外学生党建活动的规范性、定期性和严肃性。 （五）加强文明交流互鉴：为“柴院”艺术类外语课程思政建设注能 “柴院”艺术类外语教学实践，在中外文化的交流互鉴中，要提炼、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 标识，提炼、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并将之体现到既在多种文 化互鉴中博采众长，又始终挺立民族文化主体性的中华现代文化实践中去。 中外合作办学背景下的意识形态交锋更加激烈，同时也凸显中外合作办学背景下的“柴院”艺术类

122 衡水学院学报投稿平台:http://hssz.cbpt.cnki.net/ 第 23 卷 外语课程思政建设的重要性，任课教师必须不断增强政治意识和提高思想站位，有机融合国内外优质教 学资源，采用中西合璧的教学模式，深入挖掘课程思政核心元素，通过理论授课、实践教学、校企合作 创新平台做到显隐结合，实现知识传授、价值塑造和能力培养的多元统一，将思政教育润物细无声地融 入艺术类外语课程教育中，实现全方位思政育人、向外输出和讲好中国故事的最终目标。 D\"E2> 文化自信视域下，“柴院”艺术类外语教学要注重人文性，更应加强课程思政。在教学设计上要注 意：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外优质教学资源融入思政教育；地域特色文化与国际化实践相结合；课 程教学与思政教育一体；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统一；教学目标与思政教育契合；知识传授与价值观教育 共振；地域特色与课程思政结合等。提升大学生的专业综合应用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同时，帮助学 生用批判性眼光看待西方文化，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文化自信，打造地方院校中外合作办学 课程思政原创特色，使课程思政成为“区域+国际”的办学特色优势，并使之成为“柴院”中乌合作办学 可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 FG#HI [1] 陈志国.从“思政课堂”到“课堂思政”[N].湖南日报,2019-02-27(07). [2] 陈建强.南开大学:外语课融进思政教学[N].光明日报,2017-08-20(06). [3] 徐常兰,郭志斌.激发中外合作办学独特活力,打造本土化建设新高地[EB/OL].(2021-08-16)[2021-09-18]. https://m.gmw.cn/baijia/2021-08/16/35083525.html. On Theoretical Essentials and Implementation of Integ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HSUT Art Foreign Languages Curriculu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Confidence” GUO Zhibina, XU Changlanb, LIU Leib, HOU Shumeib, LI Hongliangc (a. Tchaikovsky 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Music and Art; b. Department of College English; c.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Hengshui University, Hengshui, Hebei 053000, China) Abstract: Art foreign language curriculum is the basis of cultivating applied international talents. The Tchaikovsky 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music and art at Hengshui University (HSUT) offers two art foreign language courses: English taught by teachers from Hengshui University and Ukrainian by teachers from Ukrainian National Tchaikovsky Conservatory of Music. The two courses reflect the advantag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Sino-Ukrainian cooperative education and teaching. Cultural confidence is indispensable to correctly identify “educating people” with “transforming people” as the starting point of foreign languages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integrate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al identity with language and cultural education in art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to cultivate their global vision with national roots while enhancing their cultural confidence. Art foreign language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carried out by comparing Chinese and foreign ar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utual learning,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while clarifying the cultural confidence elements of art foreign language courses for the good of students’ important spiritual background of cultural confidence and deep cultural confidence through widen integration channel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Key words: Tchaikovsky 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Music and Art of Hengshui University; cultural confidence; foreign languages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rt foreign languages （?@:A：耿春红 B4AC#杨 敏）

第 23 卷 第 6 期 衡水学院学报 Vol. 23, No. 6 2021 年 12 月 Journal of Hengshui University Dec. 2021 !\"#$%&'()*+,-./01 ——以“衡水学院柴可夫斯基国际音乐艺术学院”为例 周莲芝 （衡水学院 音乐学院，河北 衡水 053000） ! \"#2020 年 4 月 26 日，教育部印发《关于同意设立衡水学院柴可夫斯基国际音乐艺术学院的函》， 至此，衡水学院中外合作办学掀开了新的篇章。多元文化视角观察，“柴院”的学生、师资、教学手段 和教学内容均呈现多元化特点，同时也不可避免存在一定问题。为解决实际办学中存在的问题，教学中 应尽快实现线上与线下、主教和助教、中方教师与外方教师、直播课程与录播课程、网络资源相互交融 而形成的优质课程，通过多种教学方式和手段同向进行，多方补充，从而让学生取得长足进步。 $%&#多元文化；中外合作办学；衡水学院柴可夫斯基国际音乐艺术学院 DOI#10.3969/j.issn.1673-2065.2021.06.019 '()*#周莲芝（1988－），女，山西中阳人，讲师。 +,-./#G648.9 01234#A 056/#1673-2065(2021)06-0123-06 789:#2021-08-16 2020 年，衡水学院柴可夫斯基国际音乐艺术学院（以下简称“柴院”）正式被国家批准成立，该院 由衡水学院与乌克兰柴可夫斯基国际音乐艺术学院联合创办，从此，衡水学院迈入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行 列，学生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国际水平的教学理念和师资教育。衡水学院在多元文化视域下要打造高校 中外合作办学典范，需要面对诸多机遇和挑战，同时也需克服种种困难，才能行稳致远。 !\"#$%&'()*+,-. （一）多元文化 1985 年，法国 L.P.罗伯特提道：多元文化首次出现可追溯到 1971 年，它被定义为“多种文化在同一 国家的共存”[1]15。多元文化主义旨在认可一个国家除了主流文化之外，同时存在多种文化的状态，这些 文化不存在孰优孰劣。多元文化主义的核心主张是每一种文化都值得尊重，但并不是所有文化的所有内 容都值得认同，每一种文化都存在缺陷，发现文化中存在的迷信、压迫以及错误思想，我们都应该与之 斗争[1]12。以上启示我们：在中外合作办学中，要学会慧眼识珠，把优良的教学方法和策略拿来用，而摒 弃不合时宜及不符合中国制度的文化和观点，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艾米·古德曼指出不仅社会具有多 元文化性，而且，社会的成员，至少是部分成员也日益变得具有多元文化性[1]17。而中外合作办学下的教 师和学生均来自不同民族甚至不同国家，有着各自的信仰、习俗和语言等，都属于多元文化的范畴。 刘向《说苑·指武》曰：“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 然后加诛。”[2]指出圣人治理天下先用文德感化之，而后再用武力。若一味使用武力则人民不服，若不以 文化之，仍会反叛。这里的“文”，多指跟“武力”对应之“文德”。英国人类文化学家泰勒在《原始 文化》一书中指出：“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总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类在 社会里所得到的一切能力与习惯。”[3]田耀农指出：“文化即人化，即在生物进化过程中一种动物从被称 作人的那天起，凡在一个大的群体中共同采用的有别于其他动物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的总和。”[4]两种 论述虽从不同的角度来阐述，但主旨都表明了“文化”这一概念的广博之处。

124 衡水学院学报投稿平台:http://hssz.cbpt.cnki.net/ 第 23 卷 （二）中外合作办学历程 中外合作办学在 20 世纪末就开始了，随之教育部制定一系列规章制度来规范办学模式。1995 年 1 月 26 日，国家教育委员会发布《中外合作办学暂行规定》，其中规定：中外双方可合作举办各级各类的教 育机构，须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贯彻中国的教育方针，不得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5]。该规定的发 布，标志着我国教育适应新的需求，逐渐迈进了新的历史阶段。2003 年 3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 外合作办学条例》的颁布，为我国中外合作办学的顺利进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其中规定“中外合作办 学属于公益性事业，是中国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6]。2004 年，教育部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 作办学条例实施办法》，充分肯定了中外合作办学的模式，并将其列为中国教育事业的行列。2007 年 4 月 6 日，教育部发布了《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外合作办学秩序的通知》，对办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总 结，并要求积极整改。2018 年 6 月 19 日，教育部发布了《关于批准部分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终止的 通知》。据统计，“十三五”期间，教育部审批通过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 580 个，而在 2018 年和 2019 年共依法批准 286 个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终止办学。严格的审核制度和评价体系是中外合作办 学质量保证的前提，也是合作办学优胜劣汰的重要手段。 （三）衡水学院中外合作办学概况 高校中外合作办学主要教育对象为中国公民，依托中国境内的高校，师资和教学方法多采用国外先 进的教学理念和师资。部分高校中外合作办学需要出国进行学习，而“柴院”采用的“4+0”的培养模 式。所谓“4+0”就是学生大学四年的学习都在国内，无须出国门就能接受纯正的欧洲音乐教育，免去学 生的奔波之苦和疫情防控期间感染病疫的风险。学生修满规定学分顺利毕业即颁发“三证”，即衡水学 院毕业证和学位证以及乌克兰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的学位证。教育部于 2020 年 4 月 26 日印发《关于同 意设立衡水学院柴可夫斯基国际音乐艺术学院的函》，至此，“柴院”正式成立，并于 2020 年 9 月，迎 来了首批新生入学就读。 /\"#$%&01234()*+,-56789:;<. （一）学生现状分析 “柴院”的学生呈现多元文化性，这种多样性是由生源地和学生专业的不同而带来的。 1. 生源地不同表现出的多元文化性 “柴院”跟大部分同类中外合作办学的高校一样，其招生范围为中国部分省市的音乐类高考生，各 地的差异性主要表现为南北方的饮食差异，宗教文化的不同，生活习惯的差别等。作为河北省唯一一所 艺术类中外合作办学的高校，“柴院”生源主要以河北籍考生为主。据统计，2020 年和 2021 年共计招生 162 人，河北省的学生占学生总数比例的 1/3 多，其次为江苏、广东、福建、湖南、浙江、四川等 6 个南 方省份的学生，都在 10 人以上，再其次为甘肃、陕西、湖北等省份考生。从学生的民族构成看，其中， 满族、土家族、回族、土族各 1 名学生，蒙古族有 2 名，其余的均为汉族。可见多民族化也是学生多元 化的主要特点。生源地的不同，导致宗教信仰、生活习俗和饮食结构的差异性，也决定了学生语言的差 异，这就导致了教学和管理上的种种矛盾亟待解决。 2. 不同专业的学生所呈现出的多元文化性 “柴院”招生专业为音乐学和音乐表演专业。其中音乐表演有声乐演唱方向、钢琴与键盘器乐演奏 方向、管弦和打击乐方向。几乎涵盖了西洋演唱和演奏的各个专业，所以招收专业的多元化是其重要的 表现之一。从 2020、2021 这两年的招生情况来看，“柴院”现有学生总数为 162 人，其中音乐学 66 人，音乐表演 96 人。音乐表演专业的学生又分为不同的小专业方向，声乐演唱方向有 67 人，占比最 大。钢琴演奏 13 人，位居第二。大号、萨克斯演奏各 3 人，圆号、爵士鼓、打击乐演奏分别有 2 人，单 簧管、小提琴、长笛、古典吉他演奏各 1 人。 学生所学的专业门类的多元化决定了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的多样性，不同专业的学生所具备的知识

第6期 周莲芝 多元文化视域下高校中外合作办学探索 125 结构各不相同，所需要提供的指导方法也不尽相同。音乐学专业的学生需要更多新的学术理念和方法 论。音乐表演的学生则更多需要专业技能和技巧方面的指导，需要解决学生个性化的问题。 （二）对教师的现状分析 “柴院”在师资方面也体现了多元化的特点，不仅表现为教师专业的多元化，更主要表现为师资结构 和教师语言的多元化。教师队伍由乌方教师、衡院本部教师以及聘请的国内知名教学专家和学者组成，三 方力量为学生开展授课。在语言的使用上，教师们采用中文、英语、乌克兰语和意大利语四种语言。 1. 教师结构的多元化 新冠疫疫情爆发以来，中外合作办学和出国留学变得异常艰辛。为确保学生的安全，避免疫情的大面 积蔓延，“柴院”从 2020 年成立以来，采用外聘、外教、加本校高水平教师三者结合来对师资进行补 充。外聘的教师大多为国内知名教学专家和行业内的著名学者。尽管外聘教师成为“柴院”的重要师资来 源之一，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使外聘教师在实行过程中遇到了诸多困难。首先，大多数外聘教师在自己的 单位担任教学工作，所以时间和精力有限，往往无力胜任高强度的工作。其次，由于家庭生活圈子和生活 习惯的原因，定居于衡水显然是很不现实的事情，所以这些外聘教师都免不了两地奔波。其三，目前的师 资跟教育部认证和评估标准有一定差距。 教育部于 2006 年 2 月 7 日发布《教育部关于当前中外合作办学若干问题的意见》中说：中外合作 办学教育机构应切实加大外国教育资源的引进力度，并对其课程进行认真评估。并规定：引进的外方 课程和专业核心课程应当占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全部课程和核心课程的 1/3 以上，外国教育机构教师担 负的专业核心课程的门数和教学时数应当占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全部课程和全部教学时数的三分之一以 上[7]。引进国外优质的教育资源是中外合作办学的主要目标和宗旨。为此，学校领导积极推进，于 2021 年 9 月学生开学之后，随即为 2020 级音乐学和音乐表演的学生开设了《乌克兰语》和《艺术概 论》两门外教课程。2021 级新生也于 9 月底开设《乌克兰语》课程，这为学生多元文化的学习提供了 良好的开端。 除此之外，“柴院”也选用衡水学院的高学历、高职称、高水平的“三高”教师任教，以确保学生 能在线下直观地学习专业技能知识。采用本校老师线下授课的优点在于：相比于线上授课的种种局限 性，线下授课不再受限于网络信号和课堂上师生的距离感所带来的心理障碍，采用面对面的线下授课， 学生能更加直观地接受老师近距离的指导。音乐是声音的艺术，无论声乐或是器乐都对音色有极高的要 求，只有面对面及时纠正学生在演唱或演奏中出现的问题，才能使学生有更大的提高和进步。本校教师 基本工作日都在校内，这样也能更加便捷地为学生进行解惑，为其学习进行及时跟踪和指导。所以本校 教师在教学指导上有充分的便捷性和无可替代性，是重要的补充力量。 2. 教师专业的多元化 “柴院”招生专业的多元化决定了教师专业的多元化。声乐教师是需求量最大的，“柴院”现有两 名外聘教师和 10 名本校的高学历、高职称的声乐教师为学生授课，教师学历均为博士学历，且在专业水 平和素养方面都有着相当的实力。钢琴教师也是由本校加外聘构成的教师队伍。对于学习小众乐器的学 生，如单簧管、长笛之类的乐器，则采用外聘教师的形式授课，在确保学生安全的前提下，让学生去老 师所在地听课学习。尽管困难重重，学校还是千方百计满足教学、教师等的多元化要求，尽量适应音乐 专业的特点和满足学生的需求。 （三）对教学手段和教学内容的现状分析 1. 教学手段多元化存在的问题 跟大部分留学生课程一样，外教担任的课程主要通过线上教学来完成。线上的外教课程很好地补充 了教学内容上的缺陷。但是线上教学仍存在一些问题，比如：由于网络不畅通而中断课程，学生所产生 的焦虑和烦躁的心理等。其他的大部分课程为线下教学，较之线上课程，没有了网络不畅的烦恼，教学

126 衡水学院学报投稿平台:http://hssz.cbpt.cnki.net/ 第 23 卷 相对顺畅很多，但是在线下教学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部分外聘教师由于多种原因而无法认真履行 课程的具体规划，这都需要出台一系列政策来推进教学，鼓励教师排除困难积极上好课。 2. 教学内容多元化存在的问题 “柴院”学生的课程门类多样，其中公共课程是中国大学生必不可少的必修课之一，主要有：大学 体育、大学英语、大学计算机基础、大学生健康教育、形势与政策、军事理论与训练以及思政课程等。 开设这类课程旨在培养身心健康的当代大学生，有这些课程的积累，学生才能对自我有清晰的定位，对 社会有正确的认识，进入社会才会对国家有所贡献。专业课程也多元化：其一，理论课程，如：乐理、 视唱练耳、和声、曲式、复调、歌曲写作、中国音乐史、西方音乐史、民族民间音乐等；其二，专业技 能课程，如：声乐演唱、器乐演奏、合唱排练、合奏排练等。通过这些课程的学习，学生对专业知识和 理论知识有一定的掌握；其三，中外合作办学的一些特色课程，如：乌克兰语等。多元的教学内容，学 生能接触到不同的知识门类，拓宽其知识面，从而使学生在不同的课程中受到不同教师的启发，达到触 类旁通的效果，以提高专业水准。但是学生面对繁重的教学任务，不仅要把理论课程学通，还要把技能 课程学精，而技能的提升离不开日常大量的练习，紧凑的课程安排让学生奔波于课堂中间，缺乏足够的 时间练习，如何上好各门课程并且保证专业课的有效练习，这也是亟待解决的一大难题。 =\"#$%&01234()*+,-5>?'@A. 通过对“柴院”中外合作办学中学生、教师和学情三个方面的分析，发现“柴院”无论是招生还是 教学上都存在某些不足，只有逐一解决，才能有助其长远的发展。 （一）针对学生多元文化融合的解决措施 学生来自五湖四海，从小到大的生活习俗、兴趣爱好、家庭背景等都截然不同，从而形成的价值 观、人生观等也不同；学生不仅要跟国内教师交往和相处，还要跟外籍教师有一定的交集，这样就形成 了多元文化的相互渗透、相互冲击、相互影响。在日常生活和教学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多元文化融合的一 系列问题，要处理好这些问题，不仅涉及社会学和传播学的知识，还涉及人类学和心理学的综合知识， 所以对于相对年少的学生来讲具有很大的挑战性。 要使同学们快速融入自己的生活圈子中，让每个人身上所具有的不同的文化在此相互交融，彼此认 同，就需要多与学生进行沟通并进行思想教育，或举办相关的心理辅导，让学生慢慢学会对多元文化的 包容和理解。也可以把儒家文化渗透到学生当中，用儒家思想来解决学生在这方面的困顿。儒家文化是 我们祖先大智慧的结晶，无论是孔子、孟子还是汉儒董仲舒，他们对人生的领悟和对世事的理解，都可 以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如孔子作为儒家文化的创始人，就曾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8]的论 述，也有关于交友、师生关系和同学间相处之道的论述，这些都对当代大学生有诸多启示。 语言作为人与人沟通的重要工具，学生要充分利用好。首先，学生要认真学习英语和乌克兰语，能 把它作为跟外教交流的手段，而不仅是以此来获得学分的一种途径。通过这些课程让自己掌握更多的语 言技能和文化知识，亦是一件有益无害的事。其次，要利用好自己的母语，学会“说好话、好好说 话”，真诚地跟同学和国内老师交流，这样才能让自己尽快融入新的环境中。 （二）针对外教和外聘教师教学难题的解决措施 线上课程的教学中，由于语言不相通、网络环境差等原因，需要充分考虑外界因素给教学带来的困 难。所以外方教师进行网络授课时，现实课堂中需要有一名助教教师来对课堂秩序进行管理并且负责跟 外教的联络和学生学习的指导，所以助教教师要有较高的外语水平，这样才能跟外教进行流畅沟通并对 学生及时进行面对面辅导。线上课程还需要考虑网络问题等突发状况，外教可以提前录制一部分课程内 容以备不时之需。也可以由外教或助教在网络上提前选择并推荐一些优质的网络资源来补充在线直播教 学的不足。从而形成线上与线下、主教和助教、中方教师与外方教师、直播课程与录播课程、教师讲授 和网络资源的相互补充的优质课程。作为中外合作办学的机构，只有真正把国外的先进师资和教学方法

第6期 周莲芝 多元文化视域下高校中外合作办学探索 127 搬进校园内，才是对学生的真正负责，也是给家长和社会最满意的答复。 对于外聘教师长途奔波无法保证按时授课的解决方案：首先，要制定措施，在师资的聘用上，可以 采用外聘教师外加一名本校教师来双向协同进行的方式，确保每周课时量都能保质保量完成。如果由于 种种原因不能来学校授课的外聘教师需要向相关领导请假，并交由本校老师来替代授课，确保学生课程 进度顺利进行。其次，要及时引进高水平的海归博士作为长期的师资。海归博士既有先进的海外教学方 法和理念，又没有语言沟通的障碍，这部分教师是中外合作办学教师队伍的重要力量。 （三）针对现阶段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的建议 在教学中如何打破传统教学的藩篱，使中外合作办学呈现出多元的教学方式，这是需要我们思考和 探究的。 首先，对于授课方法，这里尤其是指技能课的授课，可以采取双导师或者三导师制，分阶段、分步 骤对学生进行一对一的专业指导。采取本校教师和外聘教师相结合的形式，以一首作品或一个时间段 （如：一个月）为教学单元，分为三个阶段进行，前两节课由本校教师对学生音乐作品的基本音乐元素 进行专业的处理，主要包括谱面上的音乐术语、音准和节奏的准确把握、强弱的表现等，以及对音乐作 品的创作背景和作曲家的生平等进行大概的学习和了解。通过两节课的教学，学生对作品的掌握到达百 分之六十的水平。随即进入第二阶段的学习，在该阶段的学习中，主要由水平较高的外聘教师进行提 高，对学生的声音状态和咬字吐字以及歌曲的艺术处理等方面的问题进行逐一解决。最后再进入第三阶 段，由外教对学生进行全面的高阶的训练。根据不同的作品进行不同阶段的规划，每个阶段不是彼此孤 立的，比如第一阶段的教学中，也要重视对学生的声音训练，而不是只做节奏音准方面的要求，每提高 一个阶段都是对学生作品更加精细化的加工。这样不仅保证了每一个个体的进步，也保证了整个集体的 教育资源的相对公平。 其次，对于专业基础课和专业理论课，如：乐理、视唱练耳以及和声、曲式等课程，可采取分级分 班进行授课，对于不同程度的学生通过入学测验后，编配到不同的班级，进行不同程度的授课，避免进 度过快或理论知识过深而部分学生跟不上课程进度，或有的学生因为课程内容太浅显而出现“吃不饱” 的现象。另外，中外合作办学不仅要引进技艺高超的教师，也要引进先进的教学方法和理念，比如，视 唱练耳课可采用外国的教材和教学方法来授课。再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授课方式，前一部分课程让外教 讲授教学方法，并给出相关的题目做练习，然后再由助教带领学生进行练习和辅导。和声、曲式课程也 可以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手段进行，外教的教案和 PPT 可提前给中方助教，让其预习和参考，再在课 上通过外教的讲解，使助教更好地理解并传达给学生，同时辅导学生做相关的练习。只有这样才能真正 做到引进外国的教学方法和系统的理论知识，让学生学到其精髓，这也正是中外合作办学的目标。 教学内容多元化是一把双刃剑，如何解决好繁重的课业和主课练习量的关系，需要多方的努力。首 先，学生要合理安排时间，做到有效练习，在练习时要排除杂念，增强自控能力。其次，校方可以适当 精简课程，比如，对于音乐专业的学生，如果修读了乌克兰语和意大利语的课程，就可以免修英语课 程。另外，有些课程也可以使用网络课程的形式让学生自由选择学习时间，在规定时间范围内把课程内 容学完并通过考核即可。 B\"CD. 2021 年 9 月 26 日举行的“首届全国儒学史研讨会暨河北省董仲舒研究会 2021 学术年会”开幕式 上，衡水学院党委副书记卢援助在开幕式讲话中提道：衡水学院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建立衡水 学院柴可夫斯基国际音乐艺术学院，实现了河北省普通本科高校艺术类学科中外合作办学零的突破。衡 水学院中外合作办学能取得今天的成绩，离不开相关领导的认真筹划和积极推进，更离不开国家的正确 引导以及相关法规和制度的保障。如果能解决好中外合作办学过程中多元文化相互融合这一问题，那么 人与人的关系、教与学的关系、教学内容与教学手段的关系就会迎刃而解，只有这些问题真正解决，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