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民学”各行各业党组织的跨界联系.例如,笔者
在调研过程中发现,一些地区推出的“税地企”“银
企”党组织联建模式就属于这一类型,即把税务、金
融、行政审批等相对封闭的行业部门党组织捆绑在
一起,以任务导向为抓手,聚焦民营企业的健康发
展.第三,跨层级联建共建模式.该模式突破“层
级隶属”,推动市县乡(街道)村(社区)四级党组织
纵向联通.例如,在调研过程中发现,一些地区推
出的市县乡三级联动执法模式就属于这一类型,即
赋予县乡层级信息报告权、执法召集权,促进共治
向下沉淀、自治向上展.第四,跨地域联建共建
模式.该模式突破“地理区划限制”,推动地区内党
组织与对口帮扶地区、发达地区等地区外党组织的
辐射联动.例如,一些地区与对口帮扶地区开展党
建结亲,形成了更深层次、更加长效的帮扶机制.
(三)任务型党组织的运作机制
第一,组织嵌入机制.在跨界事务治理中,组
织嵌入机制是指公共部门将自身的组织体系嵌入
到经济社会组织中.任务型党组织是指依托联合
党组织,将党组织的组织体系嵌入经济社会组织
中,增进其与其他组织的联系,充分发挥其对经济
社会组织的引领和协调作用.组织嵌入机制既包
括法律和政策层面的制度性机制,也包括管理层面
的操作性机制.[１５]一般而言,制度性机制要配之以
操作性机制,以提高制度设计的协调性、精细化和
可执行性.其中,制度性机制包括议事平台的搭
建、运行规范的确立、准入退出规则的设定以及基
础条件的保障等;操作性机制涉及文件的流转、会
议的召开、任务的分配、进度的汇报、成效的宣传等
具体内容.党组织对经济社会组织的嵌入为后续
的合作网络机制和融合党建机制增添了不同色彩.
第二,合作网络机制.网络机制的作用方式是
指基于跨行业、跨领域、跨层级、跨地域的多元主体
在跨界治理中形成合作网络.从传统意义上讲,信
任是合作网络中最重要的社会资本.最有用的信
息很少从组织正式的命令链上自上而下地传导而
来,也不从变动的价格信号中推断而来,而往往来
自过去交 往 过 或 者 认 为 可 靠 的 人.[１６]
Kaneko 和
Imai就发现通过网络传导的信息要比市场获得的
信息“厚重”,也比通过科层沟通获得的信息更“自
由”[１７].在任务型党组织中,这种信任既来自正式
化党建活动的有意识生成,也来自对促使不同主体
相互联系的“特定任务”本身相对一致的预期.如
上所述,任务的“跨界性”带来了绩效的“不可测性”
“不对应性”,“激励失灵”伴随着考核问责及其他过
程性政策工具的强化,它们共同瓦解了竞争逻辑、
强化了“抱团取暖”的行为逻辑,进而增强了主体之
间互惠互利、互通有无的行为动力.
第三,融合党建机制.所谓“融合”,是指党建
工作与业务工作的融合.融合党建机制将“跨界任
务”有机嵌入“跨域党建”进程中,通过党的跨域建
设来强化党的跨界领导,在政治方向、价值追求、行
为规范和政策沟通等方面为任务的有效完成和组
织的发展保驾护航.一方面,通过融合党建机制强
化政策沟通,减少制度摩擦,形成稳定预期;另一方
面,通过融合党建强化使命共识,激发并纠偏行为
主体的内在动机.融合党建机制虽然也强调情感
网络的聚合功能,但不同于合作网络机制,后者的
信任资本更多来自任务本身及外部考核压力带来
的情感共鸣,而融合党建机制更注重挖掘任务本身
的“政治性”象征及其价值使命[１８],以使多元主体
在行为上能够自动自觉地趋向于共同的组织目标.
在此,融合党建机制更多地起到对公共价值和组织
共同使命的强化效用,以应对“理性经济人”在集体
行动和公共选择中的“行动困境”.
第四,任务认领机制.任务型党组织的成立,
最终要以跨界事务的有效治理为目的,在党组织嵌
入、形成合作网络并开展融合党建工作的基础上,
通过自主认领、摊派认领和补充认领三种形式分配
组织任务,达到组织与各方主体共同判定“任务属
于我”的目标效果.值得一提的是,任务的形成和
认 领 基 于 跨 界 治 理 的 思 维 视 角,辅 之 以 “项 目
化”[１９]的运作载体和“积分制”的管理办法.一些
任务型党组织以重大项目为抓手,在基础设施建
设、产业结构调整、民生保障领域投入大量财政资
金,促进区域高质量发展.此外,面对一些常规化
的跨界任务,任务型党组织往往使用“积分制”管理
办法助推主体行为.值得一提的是,“积分制”的使
用有明确的标准规范:一是激励内容仅仅围绕所认
领的跨界事务的治理,不能将任务型党组织的整体
工作内容打包植入其中;二是积分制应聚焦于“助
推”[２０]人的行为改变的微观机制,而非简单地将其
作为物质奖励、职务升迁的筹码,杜绝奖励上的功
利化倾向.
二、任务型党组织引领跨界治理的地方实践
随着地方治理的时代背景从高速增长转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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