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1月

第41卷 第6期

Nov. 2023

Vol. 41 No. 6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HAINAN UNIVERSITY(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追赶与超越：中国式现代化话语范式的建构

毛 玲1

，卢 浪2

（1.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广州 510510；

2.长沙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长沙410022）

［摘 要］中国式现代化不断破解西方式现代化所面临的发展困境，以主动吸纳和批判借鉴的姿态，不断

推动对资本主义现代化弊端的扬弃，逐步形成了“以现代化为话语内核、以实现民族复兴为话语语境、以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为话语属性”的中国式现代化话语范式。中国式现代化话语范式实现了对西方传统资本主义现

代化话语范式的科学更替，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如何立足于本国基本国情、独立自主地迈向现代化提供了实践

参考和话语样本。为进一步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话语范式的内涵，我们从话语范式的角度梳理了西方现代化话

语范式的建构及其发展困境，通过回顾中国现代化话语范式的历史与演变，来探讨中国式现代化话语范式的

建构问题。

［关键词］西方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话语范式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1710（2023）06-0093-08

［DOI］10.15886/j.cnki.hnus.202309.0200

在现代化开启至今的五百多年历程中，西方式现代化话语范式得以建构并影响全球，西方式现代化道

路和发展模式因而成为了全球现代化的主要现象。中国社会的现代化道路虽然起步较晚，中国共产党却

充分发挥中华民族在理论指导、历史传统、资源禀赋和制度设计等方面优势，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话语范

式，并走出了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道路。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在新中国成立特

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

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1]22可见，中国式现代化既形成了中国现代化实践发展的新形态，也衍生了中国现

代化理论发展的新范式，属于现代化发展逻辑在理论和实践层面的双重演绎。作为中国现代化实践和理

论体系的外在表达形式——中国式现代化话语范式，既联结了中国推进现代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也承

载了话语主体的历史生成、目标追求和价值观念。为进一步诠释中国式现代化话语范式的内涵，本文从话

语范式的角度梳理了西方现代化话语范式的建构及其发展困境，回顾了中国现代化话语范式的历史与演

变，以期提出并探讨当代中国现代化话语范式最新成果——中国式现代化话语范式的建构问题。

一、缘起：话语范式及西方式现代化话语范式

（一）话语及话语范式

“话语”一词在英文中用 discourse表示，词头 dis-表示穿越、分离或对称，词根 course-表示线路或行

走，两者组合大致意思是指对事物进行演绎推理或述说的过程。在国内外学术界，存在着从语言学、超

语言学、话语研究的行为视角、话语研究的权利视角等针对话语范畴所构建的研究范式。这些研究范式

表明，虽然近年来“话语”这一范畴被学术界和理论界频繁使用，但人们感到要给话语下一个普遍公认的

［收稿日期］2023-09-12

［基金项目］广东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课题（2020JKDY065）；广东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2022GXJK566）

［作者简介］毛玲（1978-），女，湖南娄底人，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现代化治理与思想

政治教育研究。

［通信作者］卢浪（1991-），男，湖南长沙人，长沙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研究。

马克思主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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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还比较困难。人类对话语的依赖与生俱来，人类生成、发展的历史都被凝聚在了纷繁多样的话语形

态之中。一般说来，话语指的是“语言的具体实践，是通过一系列的语言规则、规律和约束等条件，在特

定的语境中所表达出来的，能够描述、沟通和建构社会实体和社会关系，且使人处于主体位置的符号系

统”[2]

。从更符合中国实际的角度来说，话语是“通过词语而构成的一种表达体系的特殊组合方式、理论

姿态和思想立场”[3]

。

“范式”一词源自希腊文，用 Paradigm 表示，意为“共同显示”，一般表示为模式、模型和范例等意思。

1962年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提出“范式”这一核心概念。他认为范式主要指特定的科

学共同体从事某一类科学活动所必须遵循的公认的模式，包括共有的世界观、基本理论、范例、手段、方

法、标准等与科学研究有关的内容[4]

。不同的范式均以独特的形式存在并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它们往往

关注的是研究的“元问题”或“核心问题”，同时就范式关注的内容来看，范式兼具理论和实践两种形式，

理论形式不断随实践的需要而演化，理论形式的不断演化也随之转化为不可通约、不断更替的范式。肇

始于自然科学领域的“范式”理论，虽然一开始是为了回答自然科学中涉及的科学史、科技哲学问题，但

是在提出者和诸多后学者的持续深化下，上升为具备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等诸多功能的哲学范畴，因

此也具有深刻的人文社会科学意义，会从世界观、方法论、价值观等维度凝聚起具有共同认识、共同方

法、共同目标的学术共同体，学术共同体的持续推动能够促进范式的不断更替，进而促进社会科学的前

进，促进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乃至整个人类的前进。

综合话语和范式的释义，“话语范式”指的是在特定的历史、文化和社会背景下，人们在交流和表达

中所采用的一种体现共同的语言、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认知模式。英国、法国、美国等现代化模式作

为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主要代表，在其资本主义道路进程中逐步形成了西方式现代化的话语范式。

现代西方学者在使用“现代化”这一概念时，时常会带有价值观偏见和意识形态的语调，以西方发达国家

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等领域的固有特征作为现代化的固有话语范式，甚至把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等

同于一种理想类型或代表一种新的乌托邦[5]26-27，视西方现代化模式和道路为圭臬。但事实上，面对着不

同实际情况和条件的世界各国在现代化发展目标、发展道路、发展方式上存在现实差异，推进现代化所

奉行的价值理念、制度规范以及发展路径也会相应存在差异，因此也不存在定于一尊、永远适用的现代

化话语范式，这就为现代化话语范式的创新留下了广阔空间。

（二）西方式现代化话语范式的建构与发展困境

在世界迈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率先走出了一条从“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

再到信息化的串联式”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了西方式现代化话语范式。这一传统的现代

化话语范式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掠夺历程而扩散至全球范围，影响了所有地区、不同社会制度

的国家。然而，随着西方现代化模式在全球扩张进程的受挫，西方式现代化话语范式也陷入了困境；反过

来，西方式现代化范式的困境从根本上体现出西方现代化模式存在着结构性、制度性、深层次的困境。

1.政治维度：“权力-权利”话语范式

1688年的英国光荣革命开启了西方世界政治维度上的民主政治话语范式。这场由于政治和宗教问

题引发的光荣革命奠定了英国现代政治制度的基础。君权神授下“朕即国家”观点的合理性被质疑，人

们重新思考国家和政府权力的源头，提出国家统治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于人民的同意而非超自然的神意，

政府权力建立在对公民权利保护的基础上，开启了西方现代化在政治维度上对“权力-权利”话语关系的

思考，由此形成了民族国家以及西方现代民主政治体制，资产阶级性质的公民言论自由、选举权和公平

审判等基本权利受到空前重视。后在霍布斯、洛克等思想家的不断探究之下，英国由传统专制国家向现

代资产阶级国家发展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为现代国家的出现创造了一个先机，并对欧洲各国形成资产阶

级政治制度和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各国资产阶级纷纷建立了诸如议会制或共和制的民主政权模式。

相较于封建政治，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体制的确立确实属于人类社会在政治理念和政治制度上

的一大进步。但从西方国家的政治实践来看，实质上是由资产阶级主导的政治实践导致西方民主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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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生存有无法自愈的痼疾。西方资产阶级国家虽然构建起“人民的权利”或“人民的统治”等话语范式，

并以此为口号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凝聚起了新兴并不断成长的资产阶级群体。但事实上，西方历史上先

后出现的各类政体本质上都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不论哪个党派上台执政，都只是资产阶级利益的

集中代表，代表一小撮资产阶级精英阶层的政党利益被置于国家和人民利益之上。“人民的权利”在由资

产阶级生产关系所凝结出的“资本的权力”之下，存在着极大的虚幻性。虽然执政党外还存在一些其他

代表各阶级利益的政党，但这些政党往往因为缺乏足够的力量而无法上台执政，也难以体现政党之间所

谓的民主监督作用。所谓轮流执政，不过是权力从垄断性的精英资产阶级的左手转到右手的政治“魔

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发展至今，在政治维度上已经无法形成科学的、通用的、公认的话语范式，

由此导致部分西方国家出现了政治乱象，政治共识难以达成的现状。

2.经济维度：“政府-市场”话语范式

随着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的出现，资本主义与工业主义开始紧密结合，人类得以采用新的生产方式

并不断扩大社会生产，非生物性动力取代传统人力畜力，机器和技术取代手工工具，资本主义经济体系

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本家奔走于全球各地。由于开拓了

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西方现代化的发展和扩张，把欧洲文明这样一

个创造GDP、创造社会财富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广到了全世界，成就了经济的全球化和欧洲文明

的全球性。这时候，“市场经济”的话语范式开始和西方式现代化绑定在一起，甚至让一些国家产生了市

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的错觉，并且导致了一系列严重后果。尼尔·弗格森在《文明》一书中论述了私有财

产权在美国成长史中的关键作用，认为政府对财产权的充分尊重和保障，是现代文明最基本的内涵[6]

。

以市场经济为核心的经济体制创造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独立和明确的所有权是进行市场交换的前

提条件，政府需要通过一系列措施保护私有产权的合法性与安全性，这就进一步形成了要求政府保障私

有财产，个人以及各类社会组织在市场中“自由”搏杀的“政府-市场”话语范式。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让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

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的同时，又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富

聚集在少数人手里”[7]36。资本主义社会贫富差距的鸿沟日益增大且无法自主消弭。如今，以美、英、德、

法等为代表的西方发达经济体也依然难以摆脱马克思曾预言的资本主义生产一定要经过繁荣、衰退、危

机、停滞、新的繁荣周而复始的更替[8]

，先后经历了多次全球金融危机、欧债危机以及英国脱欧等重大经

济危机，资本市场的无序和混乱以周期性呈现。可见，这些现代化发达国家在处理政府与市场、宏观与

微观、效率和公平之间还缺乏足够的控制力和协调力，其背后反映的是西方式现代化在经济维度上所构

建和推行的“政府-市场”话语范式的乏力。

3.社会维度：“自由-平等”话语范式

17世纪至 18世纪，欧美地区以“理性主义”为核心的启蒙运动进一步促进了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

和政治改革之后人们思想的觉醒。并开启了西方现代化在社会维度的发展历程。随着启蒙运动持续发

展和自然理性观念深入人心，自然权利理论突破了以贵族为中心的局限。18世纪末期的法国大革命开

启了从传统封建等级社会向现代民主社会转型过程，大革命真正击碎了贵族、宗教特权，法国社会成为

君主平民社会。在这个过程中，力量不断强大的资产阶级及其政治组织运用理性，对君主专制和贵族特

权的封建社会根基进行批判，用自由和平等构建对未来社会的理解和制度设计，把追求个人自由和社会

平等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浓缩为“自由-平等”——这一西方式现代化在社会维度上的话语范式。

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对平等和自由的价值追求原是为了消除社会特权阶层的固化，但这种价值追求

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现实发展存在悖论。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始终掌控着西方社会的财富分配方式、

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西方社会要实现持续增长，必须优先为资本家提供足够的制度与措施保障，使得

资产阶级得以加强自身并投资于经济成长过程。所以，在资本主义财产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制度安排下，

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和交换方式决定了广大劳动阶层获取社会资源和社会福利的能力十分有限，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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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资料的阶级和出卖劳动及其自身的阶级之间存在根本区别，且这种区别将出现永久化。近些年出

现在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和法国的“黄马甲”运动等就是广大劳动者反抗社会阶层固化的直接体

现。可见，如果西方社会无法改变其市场状况并提高广大劳动者的现实购买力，西方式现代化道路下要

实现真正的社会福利与社会流动平等性就只能是虚幻图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构建、西方广大劳动群

众所向往的自由和平等就只能是镜中花与水中月。

总体而言，西方式现代化话语范式的理论根基只不过是资本、权力以及虚伪的平等和自由等口号。

资本的逐利本性使得西方以一种野蛮的殖民方式实现其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工业化与帝国主义并行，

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一个世界，没有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几乎全部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西

方依靠科学技术、殖民掠夺而呈现的崛起和极具魅惑的西方式现代化话语范式，让亚非拉诸多后发国家

加入现代化潮流，并照搬西方模式试图推进现代化，却最终深陷“中等收入陷阱”，现代化呈现出水土不

服的发展困境。广大发展中国家在“西化”与“民族化”、“希望加快发展”与“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之间

艰难抉择。资产阶级，特别是以科技巨头、金融巨头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是西方式现代化的主导力量，

因而，西方式现代化在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所依赖的路径都难免是以资本为导向的单向逻辑，西方式

现代化所宣扬的民主只是一小撮资产阶级所谓的精英的民主，自由是资产阶级掠取财富的自由，平等也

只是掩盖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不平等基础上的平等[9]

。这种单向逻辑始终都让诸多后发资本主义国家

处于现代化发展困境。

二、追赶：中国现代化话语范式的历史演变

中国拥有“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

的发展道路”[10]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经过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发展历

程，构成了一幅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从“他者”走向“我者”的发展图景：既有在经济、政治、社会等领域实现

现代化共性的制度安排和现实实践，也有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映照其中，呈现共性与个性相结合的

现代性。

（一）危机之下对西方现代化冲击的被动应对话语范式

1840年开始，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暴力入侵，中华民族陷入亡国灭种危机的背景下，近代中国不得

不拉开现代化大幕，中华民族被迫开展了一系列回应西方现代化冲击的救亡图存运动，并在此过程中形

成了具有丰富内涵的被动应对话语范式。然而传统的政治秩序、社会结构的高度稳定和儒家文化的保

守性导致中国现代化的起步比较缓慢。当18世纪就开始工业革命并获得巨大技术领先的西方开始关注

中国时，中国却依然还确信自己位于世界的中心，这样的世界观阻碍着中国对现代化观念的接受和认

知。1901年，中国与11个列强国家签订的《辛丑条约》构成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史上的分水岭。强烈的

外来冲击把西方现代化这个“他者”置放在中国对世界的认知图谱上，此时，危亡感替代了以往的优越

感，成为现代化“落伍者”的近代中国，开始被动模仿和学习英、美和日的现代化模式，以试图应对西方现

代化带来的强烈冲击。洋务运动塑造出包含“师夷长技以制夷”“求富”“自强”等在内的现代化话语范

式，体现的是封建落后的清政府乃至当时整个中国社会层面对西方现代化器物和技艺进行模仿的被动

应对；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乃至所有具有旧民主主义革命性质的政治运动塑造的包含“维新”“改良”“革

命”等在内的现代化话语范式，体现的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对西方现代化制度的被动应对；新文化运

动塑造出包含“德先生”“赛先生”等在内的现代化话语范式，体现的是对西方现代化民主和科学思想文

化的被动应对。总体而言，中国社会对西方现代化冲击的被动应对话语范式，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一

次次模仿、学习的运动过程中得以形成。

（二）触底之后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艰辛探索话语范式

近代以来的中华民族尽管面临社会震荡和政治分裂，但摆脱列强干涉、恢复民族权利和实现国家统

一已成为彼时千百万中国人的共同目标，而实现这一共同目标所需要的指导思想和实体组织却迟迟没

有出现。1919年，作为一战战胜国的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全面失败标志着中华民族在当时的世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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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 玲等：追赶与超越：中国式现代化话语范式的建构

内已经沦落为可以被各国彻底忽视的弱小民族，中华民族的形象和声望跌入了数千年历史之谷底。同

年爆发的五四运动则被认为是中国现代历史和民族主义历史的里程碑事件，因为它开始并极大促进了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由马克思主义所催生，并在20世纪的民族主义和反帝国主义气氛中成长起

来的中国共产党，开启了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

历史进程。此后，在具有强大生命力、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

共同体被重新组织起来，凝聚力、向心力得到不断增强，中国又逐步被凝聚为现代多元世界中一个特定

政治实体的中国人的国家。毫无疑问，从中华民族共同目标形成到实现的这一历史进程，并不是一蹴而

就的，而是有着长期艰苦的探索过程。在这一长期探索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同中国广大人民群众一道

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塑造出了以“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为主旨的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话语范式；塑造出了包括新民主主义理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革命

军队建设和军事战略理论、政策和策略理论等在内的毛泽东思想话语体系。这些不断成熟的、一脉相承

的话语范式，助推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完成了“三大

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中华民族走自己的现代化道路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留下

了丰富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可以说，从“一边倒”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和经验，到“以苏为鉴”进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的长期探索，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一直在不断尝试和找寻在一个人口规模巨大、科学技

术落后、生产力不发达的落后农业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与方向，并塑造出了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所

共有、所公认的一系列话语范式。

（三）复兴之中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开拓创新话语范式

20世纪 70年代，西方现代化在第三次科技革命推动下进一步迅猛发展，经历了长期社会主义曲折

探索的中国社会感受到与西方蓬勃向上的现代化发展间的巨大落差。面对是坚持改革还是改旗易帜、

是战争还是和平的艰难抉择，中国共产党开辟了包含社会主义本质、和平和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

论、党的建设等在内的一系列话语范式。这些话语范式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为中华民族凝

心聚力，也为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小康”诠释“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11]

，设定“建设小康

社会和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制定“三步走”“新三步走”的发展战略，铺开了道路。也正因如此，

邓小平第一次高度概括道，“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12]

。在革命性的中国现代化话语范式

的带动下，中国于2010年成功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实现了在短短三十余年内的经济腾飞，人民

富裕、国家富强的目标，“中国速度”也成为了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当中的“世界级名片”。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提出明确了新时代之后

现代化“两步走”的战略安排，中国式现代化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背景下和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战略目标下全方位推进。2021年，中国共产党宣布中华民族已经建成了全面小康社会，中国几千年

以来的绝对贫困问题得以历史性地解决，为世界贫困问题治理贡献了中国方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

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这些历史性成就的取得是中国现代化话语范式的指导和引领的结果。党

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重申最早由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中国式现代

化”，并详细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点和内容[13]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又进一步诠

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重要特征以及重大原则，明确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发展路径[1]23-28，从整体框架上完整构建了中国式现代化话语范式。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多年以来，

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以来所实现的伟大历史变革和取得的伟大历史成就，充分证明了中国共

产党不断完善、不断更替的中国式现代化话语范式的成功。中国式现代化“我者”图景充分凸显，为世界

现代化向着更加多元和更加包容共享的方向发展提供了生动的实例[14]

。

三、超越：中国式现代化话语范式的全域建构

中国式现代化属于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

中国特色”[1]22，通过本土与外来、传统与现代的价值融合和认知交汇，实现民族复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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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对象和实践主题，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现代化强国表达了中国式现代化在经

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领域的目标追求，是对各国现代化普遍性发展要求的丰富和提升，“加强中国

共产党的全面领导、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话语则表达了中国式现代化特有的制度保障和社会主义

本质要求，在一般性和特殊性、共性和个性的融合中，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全域性”的发展逻辑和图景，

不仅与“西方现代化资本导向的单向逻辑”形成鲜明对比，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追求现代化道路所演化

出的一系列话语范式相比也更具时代特点。

（一）政治维度：“核心-道路”话语范式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1]22这一表述表明中

国式现代化是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以社会主义为道路的现代化，从政治维度直接建构出了中国式现代

化的“核心-道路”话语范式。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便在马克思主义正确思想的指引下，树立了“为中国

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实现“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

设定，也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中的力量源泉和坚实后盾。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要实现14亿人口的现

代化，任务不可谓不艰巨，同时，完成“将要改变世界现代化版图的创举”也绝非易事，只有强有力的政党

领导作为根本的核心领导才能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化解各种社会矛盾，推动社会稳步向前。在百余年的

治理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通过稳定的秩序治理和强有力的制度领导，保证了中国经济发展规划、发展目

标、发展战略的整体延续性与实际执行力，“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顶层设计者和实践推进者，中

国式现代化的目标确立、动力激发、力量凝聚，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15]

。正是与人民“同呼

吸、共命运”中，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完成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巨变。正如

马丁·雅克所说，西方国家与其他国家的竞争，从根本上说将不再是现代性与传统之间的不平等的竞争，

而是逐渐演变为不同现代性之间的公平竞争。[16]

中国式现代化在政治维度的“核心-道路”话语范式，突

破了西方式现代化只能由资产阶级政党领导、只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范式设定，为世界各国在走向真正

的现代化过程中寻找正确的“核心”和正确的“道路”提供了样板。

（二）经济维度：“人民-共同”话语范式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1]22

这一表述表明中国式现代化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现代化，从

经济维度直接建构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民-共同”话语范式。马克思主义坚持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及

其道路内在地、天然地蕴含着共同富裕的思想，而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所凝聚的共识和具体的实践来

看，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从来不只是宏大的目标设定，也是具有实践意义的现实活动。目前，我国人民生

活水平已实现了从“实现温饱—总体小康—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而且，社会主义制度也提供了先富

带动后富，以及以政府“有形之手”提供财富合理分配的制度建设，确保“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

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17]

。2021年，高质量发展典范的浙江省成为全国“共同富裕示范区”，更是为全面

推动共同富裕探索提供了现实路径。中国共产党向全国乃至全世界做出的庄严承诺，即中华民族必须

要、也一定能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民性”，也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话语范

式在经济维度的实践目标，更是中国式现代化话语范式对导致贫富分化的西方式现代化话语范式的

超越。

（三）社会维度：“物质-精神”话语范式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

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1]22-23这一表述表明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两手都要抓、两

手都要硬的现代化，从社会维度直接建构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精神”话语范式。中国式现代化不

仅要夯实物质文明这个现代文明的基础，也要不断提升我国精神文明的建设水准，两者协调发展是中国

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的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加强物质文明建设

的制度基础和体制保障，也是平衡政府宏观调控和市场微观活力之间的制度基石。社会主义公有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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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 玲等：追赶与超越：中国式现代化话语范式的建构

政府强大的宏观调控力能有效规范资本的自发性与逐利性，能引导资本健康成长和全社会生产要素有

序流动，政府和市场同属于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双驱动力，市场经济的活力和有序同步实现。中国经济

从改革开放初强调效率优先，依靠高投入高消耗“粗放式”发展，到“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建立，我国实现了经济从高速发展到高质量发展的转型，为物质文

明的建设提供现实基础。此外，中国共产党也十分重视文明构成要素的协调与平衡，推动各要素同步发

展。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及其伟大实践[18]

，可以给

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纵观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历程，物质财富不

断积累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以及社会价值体系的塑造往往同步进行，中国式现代化所创造的物

质文明成果需要与更高质量、更深层次的精神文明与之配套，并形成两者彼此促进的良性循环，中国式

现代化因此比西方现代化具有更强大的说服力和感召力。

（四）生态维度：“绿色-和平”话语范式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华民族在实现现代

化的过程中，持续化解人与自然、人类社会之间的矛盾，从方法维度直接建构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绿

色-和平”话语范式。人类在传统社会里从大自然中获取食物并接受各种自然灾害的挑战，人生活在自

然之中。现代社会里，工业主义构成了人类与自然之间相互发生作用的主轴线[19]

，科学和技术直接改变

人与自然的相处方式，人类开始生活在“人化”环境之中。二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大规模经济重

建，把“发展”简单地等同于“经济增长”或GDP的提高，先污染后治理的掠夺式开发成为普遍发展模式，

生态威胁成为人类社会的一种新的风险景象。因此，如何打破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对立关系成

为 20世纪 90年代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关注内容。中国式现代化充分融合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和中华传

统“天人合一”的智慧，主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出“绿色发展的现代化”。我国绿色发展理念取得了巨

大实践成效，中国成为全球大气质量改善速度最快的国家和全球森林资源增长最多的国家，地表水优良

比例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土壤污染风险得到有效管控，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绿色发展、和平发

展的发展方式表明，中国提出的现代化理论从思想上、话语上、方法上对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两大根本

矛盾，即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之间矛盾、人类社会内部矛盾凝聚了共识、做出了指引。

四、结 语

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中国人民摆脱外来屈辱而以大国自立于世界的实践过程，是在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立足国情、有序实现民族复兴目标的历史过程，也是扎根于中国语境、实现中国与世界共同发展

的科学过程。在这个宏大的历史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从政治、经济、社会等维度为中华民族构建起了符

合时代要求、符合中国实际的中国式现代化话语范式。中国式现代化话语范式将是产生于中国乃至世

界现代化历史上的一次彻底的话语范式变革。《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

议》指出“: 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

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20]

在

复杂国内国际形势冲击下，中国依然能站稳脚跟，依然能保持自身肌体的活力和韧性，这就表明了中国

式现代化道路的可行性与成效性。中国式现代化不断破解西方式现代化所面临的发展困境，以主动吸

纳和批判借鉴的姿态，不断推动对资本主义现代化弊端的扬弃，逐步形成了“以现代化为话语内核、以实

现民族复兴为话语语境、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话语属性”的中国式现代化话语范式，是对西方资本主

义现代化话语范式的发展和替代，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如何立足于本国基本国情、独立自主地迈向现代化

提供了实践方向和话语样本。

参考文献：

［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

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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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肖 琴］

Catching up and Surpassing: The Construction of Discourse

Paradigm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MAO Ling1

, LU Lang2

(1. School of Marxism, Guangdong Polytechnic of Industry and Commerce, Guangzhou 510510, China；

2. School of Marxism, Changsha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22, China)

Abstract: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has constantly solved the development dilemma faced by western

modernization, and has constantly promoted the sublation of the drawbacks of capitalist modernization with

the attitude of active absorption and critical reference. It has gradually formed the discourse paradigm of Chi‐

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with modernization as the discourse core, national rejuvenation as the discourse

context, and socialism as the discourse attribute. The discourse paradigm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has realized the scientific replacement of the discourse paradigm of western traditional capitalist moderniza‐

tion, and provided practical reference and discourse samples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on how to independent‐

ly move towards modernization based on their own basic national conditions. In order to further interpret the

connotation of the discourse paradigm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this paper combs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dilemma of the discourse paradigm of western modern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s‐

course paradigm, reviews the history and evolution of the discourse paradigm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and

hopes to propose and explor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iscourse paradigm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the latest achievement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modernization discourse paradigm.

Key words: western style modernization; Chinese style modernization; discourse paradigm

100

2023年11月

第41卷 第6期

Nov. 2023

Vol. 41 No. 6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HAINAN UNIVERSITY(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我国旅游管理机构的演变与前瞻

徐艳晴，郭 娜

（海南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海南 海口 570228）

［摘 要］国务院旅游管理机构对指导地方旅游管理部门和调控我国旅游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本文以国

务院旅游管理机构作为研究对象，在梳理国务院旅游管理机构演变历程的基础上探究最新一轮国务院文旅机

构整合情况，以促进“十四五”期间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通过回顾国务院旅游管理机构演变历程发现：

国务院旅游管理机构呈现重要性逐渐上升，职责转向分权化、市场化和服务化的变化特征。对最新一轮国务

院文旅机构融合改革前后进行量变和质变分析得到：国务院文旅机构融合改革已经基本实现量变，即改革前

后内设机构和主要职责数量减少，实现从部门外协调转为部门内协调。但文旅融合发展的质变有待加强，体

现为业务机构职责整合较为僵化、文旅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不完善以及我国旅游发展的转变存在现实困境。

文化和旅游部是否已经形成了一种关于文旅融合发展的合力，如何实现从“物理整合”的量变转为“化学反应”

的质变是当今学术界更应该关注的话题。

［关键词］国务院；旅游管理机构；历史演变；文旅融合

［中图分类号］F59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1710（2023）06-0101-09

［DOI］10.15886/j.cnki.hnus.202206.0080

一、引 言

近年来我国不断推出全域旅游、乡村旅游、休闲旅游等一系列旅游发展新模式，旅游对满足人们美

好生活的新期待具有重要意义。国务院旅游管理机构对指导地方旅游管理部门和调控我国旅游发展具

有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行了八次大规模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改革思路从关注行政机构层面

向完善行政体系层面拓展[1]

。国务院旅游管理机构在历次改革中都紧跟时代步伐，不断创新旅游管理体

制。旅游管理体制的变迁推动着我国旅游业的发展[2]

，机构改革作为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3]

，为旅游

业的发展奠定坚实基础。高舜礼基于第四次国务院机构改革的精简幅度大及逐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体制两大特点，对地方旅游管理部门的改革形势、改革思路和操作方

法等进行分析[4]

。虽然地方政府改革对中央政府改革具有“路径依赖”[5]

，但由于地方政府在执行能力、地

方资源[6]

等方面有所差异，各地旅游管理机构存在各自为政[7]

、政府多头管理[8]

等问题。针对以上问题提

出了四川藏区的“大旅游”制[9]

、桂林市单一部门向多部门共同管理的“大管理”[10]

等改进措施。此外，学

者也对比了以泰国为代表的政府主导模式、以日本为代表的政府和民间协作模式、以英国为代表的完全

市场模式三种国际旅游管理体制[2]

，通过相关国际经验的研究以期完善我国旅游管理体制和提升我国旅

游管理机构的管理水平。

第八次国务院机构改革的指导思想与以往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它强调协同高效，优化政府机构设

置和职能配置。将文化部和国家旅游局合并成立文化和旅游部，构建了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的新体

系[11]

，文旅职责融合日益成为学界关注的话题。文旅职责融合是要将文化和旅游部门的职责融合到位，

［收稿日期］2022-06-2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1AZD928）

［作者简介］徐艳晴（1980-），女，浙江宁波人，海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政府改革的理论与实

践、政府绩效管理等方面的研究。

中国改革发展研究

101

2023年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6期

保证文化和旅游在行动上的共建关系[12]

。由于文化和旅游具有不同的内在特性、两部门长期分头管理

体制下形成的“理念和组织文化”上的差异[13]

等构成了文旅职责融合的重大挑战，如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的平衡[14]

。

虽然已有较多研究涉及旅游管理机构和文旅融合发展，但依然存在两方面的问题需要完善：一是现

有研究缺乏从宏观的角度审视国务院旅游管理机构自成立以来的演变历程；二是在文化部和国家旅游

局合并后，虽然有学者讨论了国家层面文旅融合改革前后内设机构和职责变化情况[15]

，但并没有进一步

对内设机构及职责进行分类对比，也缺乏对文旅深度融合发展的未来展望。这两方面可构成进一步探

讨的空间。基于此，本文将立足于中央层面，以国务院旅游管理机构作为研究对象，采用文本分析法，结

合“三定”方案，在梳理国务院旅游管理机构演变历程的基础上，对最新一轮国务院文旅机构的改革情况

进行研究，以便更好推动“十四五”期间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

二、国务院旅游管理机构概况

1964年国家旅游管理机构诞生，成立中国旅行游览事业管理局。1978年中国旅行游览事业管理局

改为直属国务院的管理总局。改革开放后国务院进行了八次大规模的机构改革，国务院旅游管理机构

在改革中也做了相应调整。本文根据国务院旅游管理机构自成立以来在机构名称、机构性质、职责配置

等方面发生的变化，将国务院旅游管理机构的演变历程划分为不同的阶段并梳理国务院旅游管理机构

的演变特征。

（一）国务院旅游管理机构的演变概况

国务院旅游管理机构自成立以来机构名称、机构性质、职责配置等不断发生变化。这些变化能够反

映出机构的不同发展阶段。将国务院旅游管理机构的演变历程划分为四个阶段，分别为:初创起步阶段、

成长突破阶段、全面拓展阶段和融合发展阶段。

1.初创起步阶段（1964—1977年）

该阶段旅游管理机构总体呈现无自主管理权、政企合一、以政治目标为导向的特征。1964年中国首

次成立旅游管理机构，是外交部的外事行政管理部门，由外交部归口管理，中国旅行游览事业管理局与

中国国际旅行社合署办公。虽然1970年外交部重申中国旅行游览事业管理局与中国国际旅行社的职责

不同并作了具体的职责规定，但还是合二为一，一起办公，两机构的上级领导由同一人兼任。虽然一开

始给中国旅行游览事业管理局确定了为国家吸收自由外汇的任务，实际上却以政治建设为发展目标，为

了增加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对外宣传，更好地传播社会主义建设思想并增强对外影响力，具有强烈的政治

色彩。由于国务院旅游管理机构的上级是外交部，同时赋予了较强的外交属性，主要的工作是外事

接待。

2.成长突破阶段（1978—1992年）

该阶段旅游管理机构由外交部归口管理转变为国务院直属管理的国家总局，且逐渐淡化政治导

向，开始明确经济导向。1978 年我国实行对外开放后，全国以经济建设为重点，在该背景下国务院旅

游管理机构的发展逐渐淡化其政治导向，开始明确其经济导向。1982年国务院开启第一次机构改革，

在此次改革中更名为国家旅游局，政企合一的体制开始被打破，两机构分开办公，国家旅游局不再直

接经营旅游组团和接待任务。1986年国务院决定成立旅游协调领导小组，办事机构设在国家旅游局，

加强了国家对旅游机构及旅游工作的指导。第七个五年计划中，国务院提出发展国民经济应将旅游

业考虑在内。在 198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中，国家旅游局的经济发展目标进一步被强化，开始与经济体

制改革相结合。

3.全面拓展阶段（1993—2017年）

1993年的机构改革，开始强调转变政府职责，转变职责的根本任务是实现政企分开，强化宏观调控

和监督职责，下放部分行政审批事项。1998年机构改革进行了大规模的人员精简，旅游事业委员会成

立，办事机构设在国家旅游局，加强了国务院对旅游工作的领导，推动国家旅游局进一步实现职能转变。

102

徐艳晴等：我国旅游管理机构的演变与前瞻

1998年之后，国家旅游局几乎未被调整，说明该时期的机构发展与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机构发

展稳定，国家旅游局更注重全方面下放权限，加强宏观调控，推动旅游行业在市场经济调节下进行全面

发展。2009 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指出“把旅游业培育成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

业”，国家旅游局在国务院机构中的重要地位也越发凸显。

4.融合发展阶段（2018—至今）

201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将文化部和国家旅游局合并成立文化和旅游部，成为国务院组成部门。新

时代赋予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的新使命。文化丰富旅游内涵，旅游加强文化影响，二者相互融合，相互

促进，共同发展。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建设一批富有文化底蕴的世界级旅游景

区和度假区，打造一批文化特色鲜明的国家级旅游休闲城市和街区”，为“十四五”时期深化文化和旅游

融合发展提出新要求。

（二）国务院旅游管理机构的演变特征

通过梳理国务院旅游管理机构的历程可以发现机构重要程度逐渐上升以及职责转向分权化、市场

化和服务化两大特征。

1.随着机构性质的调整，国务院旅游管理机构的重要程度逐渐上升

1964年成立中国旅行游览事业管理局，由外交部归口管理，是国务院部委管理的国家局。1978年成

为国务院直属管理的国家总局。201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组建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旅游管理机构上升

为国务院组成部门。虽然文化和旅游部是由不同级别部门“合并”形成的，文化部属于国务院组成部门，

国家旅游局属于国务院直属机构，组建的文化和旅游部属于国务院组成部门。但国家旅游局能从国务

院直属机构上升为国务院组成部门，是其战略作用凸显的表现。在国务院的历次机构改革中，很多机构

和部门被撤销或降级，然而国务院旅游管理机构却能逆流而上成为国务院组成部门，是因为其本身的重

要程度所决定。从最新一轮机构改革来看，国务院赋予了旅游文化的内涵，融合文化共同发展。旅游业

将从单纯强调经济数量的高速发展阶段转向以文化为核心、强调品质内涵的高质量发展阶段，旅游管理

机构的重要作用更加凸显。

2.随着机构职责的转变，国务院旅游管理机构的职责走向分权化、市场化和服务化

第一，分权化。在分权的过程中，组织的信息沟通和传递速度变快，信息失真度较低。为了使机

构尽早实现职责转变，国务院旅游管理机构改革赋予地方政府和企事业单位较多权力。国务院旅游

管理机构向地方政府的分权有三星级及以下饭店的星级评定、经营国内旅游业务旅行社的行政审批

权等。国务院旅游管理机构向企事业单位的分权有旅游行业技术等级考核、行业资格考试等具体工

作。分权化涉及的范围广、实施力度大，极大地调动了地方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的积极性。第二，市场

化。引入市场机制对机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国务院旅游管理机构下放权限给中央管理的企

事业单位，企业单位在市场经济中谋取利益，以营利为目的，营利获得的资金是组织的主要收入，为组

织发展提供支持和保障。旅游管理机构下放权限给旅游饭店、旅行社、旅游景区等，放松政府管制，重

视市场调节机制的作用，让市场根据产品的供需情况调节旅游消费，政府只在市场机制失灵时给予辅

助手段配合市场进行调节。第三，服务化。“十二五”规划中“旅游公共服务”作为一个重要的词汇开始

在政府旅游工作报告中被多次提及。“十三五”规划提出加快全面建设旅游公共服务体系。“十四五”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提出加强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机构功能融合。我国旅游管理机构越来越重

视旅游公共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旅游公共服务供给多样化，满足游客的需求，改善旅游服务质

量，提升游客满意度。

三、国务院文旅机构融合改革前后的“量变”和“质变”分析

机构融合可以促进文化和旅游更加紧密融合发展。自2018年组建文化和旅游部至今，两部门之间

是否已经实现了真正意义的融合是我们考察的重点。要对当下国务院文旅机构的融合情况进行考察，

103

2023年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6期

需要对改革前后进行“量变”和“质变”分析。冀玮认为“量变”分析是改革前后部门内设机构和主要职责

数量的对比分析；“质变”分析是改革前后主要职责具体变化的对比分析，以明晰职责转变的内在逻

辑[16]

。崔凤军等提出组织重建、职责调整是文旅融合的“物理整合”过程，而真正的文旅融合是一个“化

学反应”的过程[13]

。徐艳晴认为内设机构可以进一步分为辅助机构和业务机构：辅助机构指承担辅助性

职责的机构，为业务部门履行职责提供管理、协调和服务，普遍存在各个部门，工作具有高度同质性；业

务机构指直接承担对外社会管理职责的机构[17]

。基于此，本文既关注国务院文旅机构融合改革的量变

分析，也关注改革前后职责有机融合的质变分析。

（一）国务院文旅机构融合改革前后的“量变”分析

对国务院文旅机构融合改革的“量变”分析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参考冀玮的“量变”分析方法，对改革

前原文化部、原国家旅游局与改革后文化和旅游部的内设机构和主要职责的总数进行对比分析；二是进

一步对改革前后内设机构中辅助机构和业务机构的数量进行对比分析。

1.国务院文旅机构融合改革前后内设机构和主要职责总数对比分析

改革前后，原文化部、原国家旅游局与文化和旅游部的内设机构和主要职责的总数如表1所示。改

革前，原文化部设立11个内设机构，包括推进公共文化服务、管理社会文化事业等13项职责。原国家旅

游局设立7个内设机构，主要包括协调旅游业发展、规范旅游市场秩序等8项职责。两部门的内设机构

和主要职责总数分别为 18 个和 21 项。改革后，根据《文化和旅游部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

定》，文化和旅游部设立13个内设机构，有13项主要工作职责。改革前后内设机构和主要职责的总数变

化可以视为改革的成果体现[16]

。仅从数量上看，改革后文化和旅游部的内设机构和主要职责在整体上

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整合。

2.国务院文旅机构融合改革前后辅助机构和业务机构数量对比分析

考察辅助机构和业务机构在数量上的整合情况之前，需要注意的是辅助职责和业务职责的划分较

为清晰，但在现实中一个内设机构可能既承担辅助职责又承担业务职责，这给机构类型的划分带来了困

难[17]

。一般来说办公厅属于典型的辅助机构。虽然人事司也承担一些对外职责如原国家旅游局的人事

司承担旅游培训工作，为了方便起见，本文将人事司视为辅助机构。

在辅助机构数量整合方面，原文化部的辅助机构包括办公厅和人事司2个，原国家旅游局的辅助机

构包括办公室（综合协调司）和人事司2个，文化和旅游部的辅助机构包括办公厅和人事司2个，如表2所

示。可以发现辅助机构采取了合并同类项的方式，合并后辅助机构数量减半，辅助机构的整合较为

彻底。

表1　改革前后三部门内设机构和主要职责总数比较

机构设置及职责

内设机构

主要职责

改革前

原文化部

11

13

原国家旅游局

7

8

合计

18

21

改革后

文化和旅游部

13

13

资料来源：根据2008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文化部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印发国家旅游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和 2018年《文化和旅游部职能配置、内设机

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等资料编制而成。

表2　改革前后三部门辅助机构整合情况

改革前

原文化部

办公厅

人事司

原国家旅游局

办公室（综合协调司）

人事司

改革后

文化和旅游部

办公厅

人事司

104

徐艳晴等：我国旅游管理机构的演变与前瞻

改革前后业务机构数量的变化情况是考察业务机构整合力度的一个简单评估指标[18]

。原文化部的

业务机构包括艺术司、文化科技司等 9个。原国家旅游局的业务机构包括政策法规司、监督管理司等 5

个。改革后，文化和旅游部下设的业务机构包括公共服务司、资源开发司等11个。如表3所示。改革后

文化和旅游部的业务机构较改革前原文化部和原国家旅游局的业务机构之和减少3个，业务部门在数量

方面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整合。

通过对国务院文旅机构融合改革前后内设机构和主要职责的总数以及辅助机构和业务机构的数量

进行对比分析可以发现：国务院文旅机构的融合已经基本完成了“物理整合”的量变，即改革前后内设机

构和主要职责数量减少，并且实现了从部门间融合转变为部门内融合。改革前后主要职责和内设机构

的数量变化可以视为改革结果的主要外显形式，然而，这种外显形式并不能充分说明改革带来的全部效

益，更应该对国务院文旅机构融合改革后内设机构的职责整合情况进行分析。

（二）国务院文旅机构融合改革前后的“质变”分析

职责的有机整合是机构改革的核心要求。国务院文旅机构融合改革前后职责的“质变”分析依据冀

玮的“找到职责转变的内在逻辑”的思路，主要是对辅助机构和业务机构职责有机整合情况进行分析。

同时，文旅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的建设情况、我国旅游发展及其产业的变化情况可视为文旅机构职责整合

的检验标准。因此，本文将这两方面也视为“质变”分析的内容。

1.辅助机构和业务机构职责的整合情况

由于辅助机构的职责具有高同质性，在机构改革过程中，辅助机构职责的整合更为容易。通过梳理改

革前后辅助机构所承担的职责，可以发现辅助机构职责的整合实质上是将原文化部的办公厅、人事司与原

国家旅游局的办公室（综合协调司）、人事司的相似性辅助职责进行合并，辅助机构的职责整合较为彻底。

业务机构的职责具有高异质性，业务机构的整合不能只关注数量上的变化，更应该关注业务机构

职责整合的合理性和有机程度[19]

。通过对改革前后业务机构职责的整合情况进行梳理发现，业务部门

职责的整合大致采取了以下四种方式：第一，采取合并相似职责的方式设立的部门，如政策法规司、国

际交流与合作局、财务司。原文化部和原国家旅游局设立的政策法规司都承担法律法规草案的起草、

体制机制改革等工作，改革后采取合并相似职责的方式进行整合；原文化部的对外文化联络局（港澳

台办公室）、原国家旅游局的港澳台旅游事务司、旅游促进与国际合作司都承担港澳台及国际的交流

合作事宜，职责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因而将三者合并成立国际交流与合作局；新成立的财务司是由原

文化部的财务司和原国家旅游局规划财务司的相似性职责整合而成的。第二，以原文化部或原国家

旅游局业务机构的主要职责为基础设立的部门。由于文化更多地具有事业属性，旅游更多地具有产

业属性，二者在属性上具有差异性，因此在文化和旅游部的内设机构中仍保留着各自的主要职责。以

表3　改革前后三部门业务机构整合情况

改革前

原文化部

财务司

政策法规司

艺术司

文化科技司

文化市场司

文化产业司

社会文化司

非物质文化遗产司

对外文化联络局（港澳台办公室）

原国家旅游局

规划财务司（全国红色旅游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

政策法规司

监督管理司

港澳台旅游事务司

旅游促进与国际合作司

改革后

文化和旅游部

财务司

政策法规司

艺术司

公共服务司

科技教育司

非物质文化遗产司

产业发展司

资源开发司

市场管理司

文化市场综合执法监督局

国际交流与合作局

105

2023年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6期

原文化部业务机构的主要职责为基础设立的部门有艺术司、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公共服务司、科技教育

司。新设立的艺术司是原文化部艺术司的直接迁移；新设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司是以原文化部非物质

文化遗产司的主要职责为基础设立的部门，同时职责也做了相应的增减变动：增加的职责有指导非物质

文化遗产调查、记录等，删减的职责有组织实施优秀民族文化的传承普及工作等；公共服务司是以原文

化部社会文化司的主要职责为基础融入承担全国公共文化服务、旅游公共服务的指导协调等职责而建

立的部门；科技教育司是以原文化部的文化科技司为基础融入旅游科技创新发展等职责而建立的部门。

以原国家旅游局业务部门的主要职责为基础设立的部门有资源开发司。资源开发司是以原国家旅游局

规划财务司中的相应社会管理职责为基础融入文化资源普查和开发等职责而建立的部门。第三，部分

职责+部分职责设立的部门，如市场管理司、产业发展司。原国家旅游局的监督管理司所承担的监管服

务质量、建设信用体系、拟定服务标准等部分职责与原文化部的文化市场司所承担的行业监管等部分职

责合并成立市场管理司。产业发展司是由原国家旅游局的规划财务司所承担的引导旅游业社会投资等

部分职责与原文化部的文化产业司所承担的文化产业基地建设等部分职责整合而成立的。第四，原有

部门职责的完善和强化而设立的部门，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监督局。2018年十九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

市场监管和执法体系，为了顺应这一时代需求，设立了文化市场综合执法监督局。文化市场综合执法监

督局的职责是原文化部的文化市场司中指导文化市场综合监管这一职责的完善和强化，包括拟定文化

市场综合执法标准和规范、整合文化市场综合执法队伍和查处文化市场重大案件。

通过对比分析国务院文旅机构融合改革前后辅助机构和业务机构职责的整合情况可以发现：改革

后文化和旅游部辅助机构职责的整合较为彻底，但是业务机构职责的整合则显得较为僵化。改革后业

务机构职责的整合更多是以原文化部和原国家旅游局业务机构的职责为基础僵硬地加入文化或旅游的

相关职责，具体体现为或原有业务机构职责的直接迁徙，或在原文化部相关职责基础上加上旅游二字，

或在原国家旅游局相关职责基础上加上文化二字，真正体现文旅融合的职责较少。

2.文旅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的建设情况

文化和旅游部在强化文旅融合的大背景下设立，加强统筹文旅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建设是机构改

革的主要目标之一，文旅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的建设情况相应成为机构职责整合的检验标准。梳理国务

院文旅机构融合改革后文化和旅游部发布或联合发布的促进文旅融合发展的政策法规和规划计划可

知：发布的政策法规有《国家级生态保护区管理办法》等8个。其中部门规章有2个，涉及加强国家级文

化生态保护区规划与旅游发展和文化产业等规划的衔接、市场信用管理等方面；规范性文件有6个，涉及

促进乡村文化旅游、制作运营具有文化内涵的旅游演艺项目等方面。制定的规划计划有《太行山旅游业

发展规划（2020—2035年）》等 8个，涉及创新太行山文化遗产旅游、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在文化和旅游领

域的合作等方面。具体情况如表4所示。可以发现文化和旅游部虽然在顶层设计方面对促进文旅融合

发展做出了一定的努力，但由于国务院文旅机构融合改革后业务机构职责整合不到位，真正体现文旅融

合的职责较少，导致文旅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的建设仍然存在不足之处。首先，政策法规和规划计划数量

较少。促进文旅融合发展是一个系统而庞大的工程，需要一系列的政策法规和规划计划为文旅融合发

展提供制度保障。然而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的政策法规和规划计划的数量较少，显然不能为文旅融合发

展提供充足的制度支撑。其次，涉及文旅融合发展的范围不全面。文旅融合发展是文化和旅游全方位

的融合发展，推动业态融合、产品融合、市场融合、服务融合和交流融合等全面融合。从发文的内容来

看，只涉及到文化生态保护与旅游发展衔接、文化和旅游市场信用管理等方面，与文旅全面融合发展的

理念相违背。最后，文旅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建设较为缓慢。自2018年以来，推动文旅融合发展已经持

续了四年左右的时间。然而从政策法规和规划计划发布的时间来看，在2018年、2019年和2020年发文

较少，分别有2个、3个和3个，占总数的12.5%、18.8%和18.8%。前三年文旅融合体制机制的建设缓慢。

2021年是第十四个五年计划的开局之年，为了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的目标，文化和旅游部关于文化

和旅游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建设才稍微加快。

106

徐艳晴等：我国旅游管理机构的演变与前瞻

3.我国旅游发展及其产业的变化情况

国务院旅游管理机构对我国旅游发展及其产业具有重要的宏观引导作用。探究国务院文旅机构融

合改革前后我国旅游发展及其产业的变化情况，可以明晰文旅机构融合改革产生的具体效果。通过改革

前后的对比分析，我国旅游出现了从传统旅游业到“旅游+”业态的转变。虽然2017年“旅游+”被写入中

央一号文件，但此时“旅游+”业态仍然处于初步探索阶段。2018年国务院文旅机构整合改革以后，将文化

资源融入了旅游发展，涌现出较多的“旅游+文化”业态，推动我国旅游业从高速发展到高质量发展。博大

精深的中国文化让中国旅游业在世界旅游业中独具魅力。在“旅游+文化”业态的影响下产生了“旅游+康

养”“旅游+体育”“旅游+医疗”等多种业态。国务院文旅机构融合改革给我国旅游发展及其产业带来了相

应的转变，但由于业务机构职责的整合较为僵化，在发生转变的同时也存在如下的现实问题。首先，由于

旅游的产业属性和文化的事业属性之间具有较大的鸿沟，在“旅游+文化”业态中或以牺牲旅游的经济效

益为代价来迎合文化的事业属性、或以牺牲文化的社会效益为代价来迎合旅游的产业属性。如何平衡旅

游的产业属性与文化的事业属性、如何将旅游的产业属性与文化的事业属性有效融合，是实践中面临的

现实困境。其次，“旅游+文化”业态并不只是将二者简单地相加，而是要力求产生乘数效应。由于文化和

旅游长期分属文化部和国家旅游局两个独立的机构，两部门具有不同职责、不同理念、不同体制，二者在

融合发展的过程中短期内难以达成共识，导致实践中“旅游+文化”的业态仅仅停留在“1+1=2”的简单相加

阶段。最后，在“旅游+文化”业态的影响下产生了“旅游+康养”“旅游+体育”“旅游+医疗”等其他多种业

态，但由于文旅融合发展是优先考虑的内容，导致“旅游+”业态较难冲出文旅融合发展的界限。

四、结论与展望

在国务院机构改革的推动下，国务院旅游管理机构在机构名称、机构性质、职责配置方面经历了一

系列变革并取得了一些成果。国务院旅游管理机构在国务院机构中的重要性逐渐提升，职责走向分权

化、市场化和服务化。国务院文旅机构融合改革至今，文化和旅游的融合发展已经基本实现了“物理整

合”的量变，但文化和旅游部是否已经形成了一种关于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的合力，如何从“物理整合”

的量变转变为“化学反应”的质变是当今学术界更应该关注的话题。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文化和旅游

表4　促进文旅融合的政策法规和规划计划

政策法规类型

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

规划计划

发布时间

2018.12

2021.11

2018.11

2019.1

2019.3

2019.5

2020.8

2021.6

2020.10

2020.12

2021.2

2021.4

2021.4

2021.5

2021.5

2021.6

政策法规名称

《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管理办法》

《文化和旅游市场信用管理规定》

《关于促进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意见》

《关于实施旅游服务质量提升计划的指导意见》

《关于促进旅游演艺发展的指导意见》

《关于促进旅游演艺发展的指导意见》

《文化和旅游统计管理办法》

《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 支持民营文艺表演团体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

《太行山旅游业发展规划（2020—2035年）》

《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

《冰雪旅游发展行动计划（2021—2023年）》

《“十四五”文化和旅游科技创新规划》

《“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

《“十四五”文化产业发展规划》

《“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市场发展规划》

《“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

资料来源：根据文化和旅游部官网发布的相关政策法规整理得到。时间截止到2021年12月31日。

107

2023年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6期

融合发展做出了重要部署。十九届五中全会又一次提出“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为“十四五”时期

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指明了方向。新时代开启了以旅游为传播媒介彰显文化自信，以文化为内涵推动

旅游创新发展的新征程。为实现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推动文化和旅游由“物理整合”向“化学反应”的

转变，本文提出以下三条展望：

1.深化文化和旅游职责的有机融合

党的十七大和十八大提出的大部制改革主要是为了解决部门之间职责交叉的问题，将不同部门相

似或相同职责进行整合。然而最新一轮机构改革强调协同高效，优化政府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成立

文化和旅游部更多是强化文化和旅游两种功能和职责的统一，打破文化和旅游的边界，促进文化和旅游

的融合互动。深化文化和旅游职责的有机融合要进一步完善内设机构设置，融合内设机构职责，加强内

设机构之间的协调配合，优化文化和旅游部的内部结构，提升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的效能。将文化和旅

游职责的深度融合扩展到如市场监管、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质量、对外交流合作等各个领域。由于文化

和旅游具有不同的属性，文化和旅游的职责融合也应该注重不同性质的职责科学合理地融合。

2.完善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

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要完善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文化和旅游

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的完善，是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的制度保障。文化和旅游部应加强对文化和旅

游融合发展的宏观指导，明确政府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过程的角色扮演，深化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的

供给侧结构改革。突破原来文化和旅游两种体制的分割，创新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健全

促进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的政策法规体系，出台体现融合发展、协调发展、创新发展和长期发展的政策

法规，为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奠定制度基础。制定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全面发展的规划计划，做好

统筹部署工作，明确融合发展的目标，体现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的科学性、全面性、系统性和前瞻性。

3.推进“旅游+”新业态的实践探索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综合性产业，是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旅游+”可以发挥旅游业的

吸引力、整合力、催化集成力等来促进旅游与其他领域的有机结合，提升整体发展水平[20]

。为推进“旅

游+”新业态的实践探索：一是要重新审视旅游属性，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不仅要强调旅游在

发展经济方面的产业属性，而且要注重旅游在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方面的事业属性。通过开

发旅游的事业属性、探寻文化和旅游多角度多领域的共通点来促进文化和旅游深入全面地融合发展，力

求产生“1+1>2”的乘数效应。二是要注重旅游与其他产业的有效融合，探索旅游与体育、农业、交通、卫

生等其他产业的高效融合，丰富我国旅游产品供给的多样性，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生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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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文光］

The Evolution and Prospect of China's Tourism

Administration Departments

XU Yan-qing, GUO Na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Hainan University, Haikou 570228, China)

Abstract: Tourism administration departments under China's State Council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guiding

local tourism administration departments and regulating tourism development. With tourism administration

departments under China's State Council as the obje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latest round of integration of

cultural and tourism agencies of the State Council while analyzing the evolution of the tourism administration

departments under China's State Council in expectation of promoting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culture and tourism

dur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A review of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tourism administration departments

reveals that tourism administration departments show the features of increasing importance and shifting

responsibilities to decentralization, marketization, and service orientation. Through analyzing the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changes in the integration of institutions and responsibilities before and after the latest round

of integration and reform of culture and tourism departments, it shows that the State Council's reform of inte‐

gration of culture and tourism departments has basically achieved quantitative changes, i.e., the number of

institutions and major responsibilities has been reduced, and the shift has been made from the extra-depart‐

mental coordination to the intra-departmental one. However, the \"qualitative change\" in the integrated devel‐

opment of culture and tourism needs to be strengthened since the integration of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busi‐

ness organs is relatively rigid, the institutional mechanism of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culture and tourism is

imperfect, and the realist dilemmas exist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tourism development. Whether the

Ministry of Culture and Tourism has formed a synergy on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culture and tourism,

and how to realize the shift from the quantitative change of \"physical integration\" to the change of \"chemical

reaction\" is a topic that today's academic circles should be more concerned with.

Key words: the State Council; tourism administration department; historical evolution; integration of culture

and tourism

109

2023年11月

第41卷 第6期

Nov. 2023

Vol. 41 No. 6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HAINAN UNIVERSITY(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关系利益、地方依恋对季节型旅居者目的地

忠诚的影响：文化参与作为调节因素

吴 鸿a

，赵 玉a

，赵 达b

（海南大学a.旅游学院，b.国际商学院，海南 海口 570228）

［摘 要］本文应用结构方程模型，探讨关系利益和地方依恋对季节型旅居者目的地忠诚的影响，以及文

化参与在关系利益与地方依恋之间的调节作用。通过在海南省海口市的调研发现：季节型旅居者感知的关系

利益对地方依恋有显著正向的影响；季节型旅居者的地方依恋对其目的地忠诚具有显著正向的影响；季节型

旅居者感知的关系利益会通过地方依恋间接影响游客忠诚；季节型旅居者的文化参与在关系利益与地方依恋

之间的调节效果不显著。可见，建立与旅居者的情感联系是提高其目的地忠诚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旅游目的地关系营销；游客情感联系；季节型旅居者行为

［中图分类号］F590.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1710（2023）06-0110-10

［DOI］10.15886/j.cnki.hnus.202110.2704

类似候鸟迁徙的旅居现象逐渐成为度假目的地细分市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旅居者随着季节的

变化而往返于原居住地和目的地之间，冬季他们前往温暖的南方，夏季又回到清凉的北方[1]

。随着旅游

目的地之间的竞争日趋加剧，留住游客、提高游客重游率成为业界及学者关注的关键问题。

作为一种特殊的旅游行为，季节型旅居，既有居民生活的部分气息，又有旅游活动的特征。只有在

旅居者与目的地之间形成接触、交流及相互依赖，才可以形成相互信任的情感关系，并产生顾客忠诚[2]

。

然而，已有的类似文献未能把关系利益、地方依恋及文化参与等社会及情感因素在目的地游客忠诚中进

行整合性研究，而且季节型旅居者作为对象的研究成果也非常缺乏。在实践中，目的地旅居者与当地社

区跨文化交流的机会和通道也严重不足。

本研究的目的：通过对前来海南省海口市享受季节型旅居生活的游客开展调研，探讨季节型旅居者

关系利益感知对地方依恋、地方依恋对游客忠诚等的影响；同时，检验关系利益通过地方依恋对其游客

忠诚的中介作用；此外，分析文化参与在关系利益和地方依恋之间的调节作用。本文有助于丰富目的地

游客忠诚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充实其知识内涵。本研究成果为生活型旅居目的地情感留人、人文引人

提供了有效的解决方案。

一、理论模型构建及假设

（一）季节型旅居

20世纪 30年代，美国芝加哥社会学派 Siu[3]

针对某类跨国人群使用了“旅居”(Sojourn)的概念。基于

旅游背景，Taubmann[4]

首次提出“居住型旅游”(Residential Tourism)的概念。随后，出现了许多类似的术

语，例如：居住型游客、季节性访问者，季节性/休闲迁徙，候鸟游客。可见，季节型旅居是一种介于移民

［收稿日期］2021-10-27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一般项目（71661006）；海南省自然科学基金创新团队项目（2019CXTD402）；海南省哲学社

会科学规划重大课题（HNSK（ZK）2019-04）

［作者简介］吴鸿（1964-），男，广东汕头人，海南大学旅游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旅游目的地管理、旅游者行为、战略管理

研究。

中国改革发展研究

110

吴 鸿等：关系利益、地方依恋对季节型旅居者目的地忠诚的影响：文化参与作为调节因素

和旅游者之间的一种复杂的人口流动形式[5]

，既可以满足游客对日常生活质量的追求，也可以满足他们

休闲、康养和旅游的需求，从而成为一种新型生活方式[1]

。

（二）关系利益

顾客关系利益，是顾客高阶心理利益构面的一个重要维度。Gwinner等[6]

指出，顾客关系利益是除去

和超越核心利益之外，带给顾客的其他利益，包含信任利益、社会利益和特殊待遇利益等。首先，信任利

益可以描述为对服务供应商信赖和信任的感受。Christos等[7]

认为，这种信任利益包括降低风险感知、维

持一致性认知和心理舒适感等范畴。其次，社会利益指客-服之间建立的情感纽带关系。Berry[8]

研究发

现，它包括与服务商建立的亲近感、友谊、密切关系以及社会认可等。同时，关于特殊待遇利益，它体现

在顾客可以获得更快的服务、更多的折扣、个性化的服务，这是其他普通顾客无法得到的利益。本研究

采用了Gwinner等[6]

提出的概念。

（三）关系利益与地方依恋

早期的地方感理论(Sense of place theory)对地方依恋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对旅游地来说，地方依恋

是人们形成的与地方相关联的情感在个体心理上的反映[9]

，可以通过地方依赖和地方认同两个维度来测

量。在旅游情境下，Patwardhan[10]

指出，地方依恋的两个维度（地方依赖和地方认同）对目的地依恋进行

测量是非常适用的。

关系利益是服务商提供的超越功能性产品之外的附加价值[6]

，而其他游客难以获得，所以它可以成

为游客对旅游目的地产生功能依赖和情感认同的理由。地方依恋取决于目的地能在多大程度上能满足

个体的功能需求[11]

，与此同时，目的地个性化的体验以及社会互动使得人们依恋某一地方的内涵，并成

为一个人地方认同的构成部分[12]

。在关系利益与地方依恋相关研究中，Namyun[13]

通过对自然休闲和旅

游地带的游客利益感知、地方依恋以及未来出游意向的关系研究表明，游客所期待及所获得的利益均会

对地方依恋产生重要作用。因此，本研究推论关系利益对地方依恋具有正向显著影响，并提出假设：

H1：季节型旅居者关系利益感知对该地的地方依恋呈正向显著影响

（四）地方依恋与游客忠诚

顾客忠诚是游客参与特定游憩活动的执着行为，是一种明显的偏好，可以划分为行为和态度两个层

面[14]

。关于地方依恋与游客目的地忠诚之间的关系，前者可被看作是游客忠诚前因变量[9]

。Lai等[15]

观察

到，对地方依恋的程度高会增加游客重游的可能性。Patwardhan等[10]

的宗教场所调研表明，地方依恋直接

影响游客忠诚，(客-主)情感凝聚(Emotional solidarity)对游客忠诚也具有正面影响作用。Stylos等[16]

研究发

现，地方依恋对重游意向有显著积极影响，认为拥有较高地方依恋的游客受认知和情感印象的影响较

小。因此，结合本研究的主题，提出假设：

H2：季节型旅居者的地方依恋对其目的地的游客忠诚呈正向显著影响

Driver[17]

强调必须把目的地相关的诸如利益、地方依恋以及行为结果变量等构念整合于管理系统，

以获得正面的效果。社会心理模型计划行为理论[18]

认为，个体感知会影响其态度，态度会影响其行为

意向。基于此[13]

，游客所感知的利益会促进地方依恋，进而影响游客的未来行为，包括未来重游意向。

有关地方依恋作为关系利益与游客忠诚之间中介变量，张春晖和白凯[19]

发现，场所认同在实惠与游

客忠诚关系间的中介作用以及它在闲适与游客忠诚关系间的中介作用都是相对较大的，而场所依赖在

实惠与游客忠诚及闲适与游客忠诚关系间的中介作用相对较小。Namyun等[13]

探讨了自然游憩区与旅游

区消费者利益、场所依恋与未来游憩意图之间的理论关系，通过对结构模型检验确认，地方依恋完全中

介于预期利益和未来出游意愿之间的关系，并在游客所得利益和未来出游意愿之间存在部分中介关系。

综上所述，提出假设：

H3：季节型旅居者关系利益感知会通过地方依恋对游客忠诚呈正向显著影响

（五）文化参与对游客关系利益和地方依恋关系的调节

民族文化对于旅游具有深层次的影响，可以向游客提供令人愉悦和舒适的体验[20]

。Namyun等[13]

还

111

2023年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6期

指出，居住时间以及与当地社区的亲近，也是强化地方依恋的因素。本研究将文化参与定义为季节型旅

居者对海南省海口市文化方面的意识参与或行为参与。

关于文化参与，有实证研究发现，居民的文化参与对城市认同起到促进作用，居民的文化参与频次

越多，文化参与类型越广，城市认同感和归属感越强[21]

。Tung和 Ritchie[22]

认为, 深入了解和积极参与当

地的文化、生活方式和语言有助于创造真实难忘的体验。Lee, Lin和Hung[23]

研究艺术文化参与与成人生

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分析得出参观博物馆和美术馆可以提高人际交往的频率和生活满意度。通过以

上分析推论，提出假设如下：

H4：文化参与程度的高低会影响季节型旅居者感知的关系利益对地方依恋的关系

本文基于以往研究成果，构建以下研究模型，如图1所示，旨在探究季节型旅居者关系利益感知、地

方依恋及文化参与对旅居者忠诚的作用及影响。

二、研究设计与方法

（一）数据收集

本研究数据自2020年10月底开始收集，为期2个月，采用便利性抽样的方法，对冬季来海南省海口

市旅居12个月以内的游客调查，因为该市是我国名列前茅的冬季旅居养老栖息地。收集场所包括公园、

度假区、大型居住小区和购物场所等。

（二）问卷设计

研究变量含人口统计学变量和潜在变量，包括关系利益、文化参与、地方依恋与游客忠诚。

1.研究变量与文献来源

本调查采用李克特7刻度量表，范围从非常不同意（1）到非常同意（7）来计分，分值越高，表示被访者

对于问题的同意度越高。参考国内外文献[7][24-25]

，本研究变量包括关系利益（信任利益、社会利益、特殊待

遇利益）、文化参与、地方依恋、游客忠诚等。

2.关系利益变量衡量

在信任利益方面，本研究通过对Christos等[7]

的问卷修正，评估季节型旅居者在海口市生活的安全、放

心、服务和信心方面的感受，共设计5个题项；在社会利益方面，根据服务互动关系中，顾客感受到的友善

及由此产生的友谊关系[6]

，对其问卷修正，共设计6个题项；关于特殊待遇利益，参考Tracey和Meredith[24]

研

究，将其定义为优惠及礼遇等方面感受的评估，共设计5个题项。

3.文化参与、地方依恋、游客忠诚等变量衡量

参考Adolfo[25]

的文献，本研究将文化参与定义为，对居住地新闻、出版物、人文及地方语言等方面了

解或参与情况的评估，并对其问卷加以修正，共设计了 6个题项；关于地方依恋，基于 Williams等[26]

的空

间环境依赖理论，本研究对游客优势、融入感、自豪感、留恋感及归属感情况的评估，并对贾衍菊和林德

荣[27]

的问卷加以修正，共设 7 了个题项；对于游客忠诚，本文参考沈雪瑞和李天元[28]

的研究，在“重游意

向”和“推荐意愿”基础上进行衡量，对贾衍菊和林德荣[29]

的问卷加以修正设计了5个题项。

图1 季节型旅居者感知的关系利益对游客忠诚的影响研究模型

112

吴 鸿等：关系利益、地方依恋对季节型旅居者目的地忠诚的影响：文化参与作为调节因素

三、数据分析与结果

（一）资料分析

本研究使用SPSS 24.0和AMOS 20.0统计软件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信度分析、效度分析及结构模型

验证。首先，讨论样本的人口统计特征；然后，计算各构面的均值和标准差，分别描述信任利益、社会利

益、特殊待遇利益、文化参与、地方依恋及游客忠诚 6个变量的集中程度；其次，描述各变量的信度和效

度；最后，将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SEM)来测试路径关系系数，以验证本研究的假设。

（二）人口统计信息分析

本研究共发出390份问卷，收到有效问卷385份，总有效率98.72%。人口统计样本调查结果：男性占

53.8%、女性占46.2%；年龄段集中在50~60岁以及60岁以上，占近97%；旅居者主要来自东北地区、华北

地区、华中地区，分别占 25%、21% 以及 19%；每次来海口市居住时间，在 3 个月以上的占大多数，高达

79%；受访者大多为退休人员，占 88%；教育程度，专科及以上占比超过 45%，其次是初中及以下者，占

36%；此外，被调查者均为已婚。

（三）描述性统计分析

Curran等[30]

建议，偏态绝对值为2以内，峰度为7以内，表示数据符合单变量常态。本研究题项的均

值为2.122~6.299之间，标准差为1.137~2.304之间；偏度为-2.000~1.423之间，峰度为-1.603~4.441之间，

均符合标准。

（四）信度分析

信任利益、社会利益、特殊待遇利益、文化参与、地方依恋和游客忠诚的 Cronbach's Alpha 值分别为

0.857、0.922、0.928、0.893、0.926、0.953，均大于0.8。表示问卷具有良好的研究信度。

（五）会聚效度

本研究根据二阶模型 Kline[31]

对 CFA 测量模型进行评估与修正。标准化因素负荷量介于 0.646~

0.938 之间，均符合范围，显示每个题目均具有信度；研究构面合成信度介于 0.868~0.954 之间，均超过

0.7，全部符合学者建议标准，每个构面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平均方差抽取量范围为0.57~0.806，均高

于0.5，全部符合Hair等[32]

，Fornell与Larcker[33]

的标准，显示每个构面具有良好的会聚效度。

（六）区分效度

本研究采用较为严谨的AVE法对测量模型的区分效度进行检验。Fornell与Larcker[33]

认为每个构面

的AVE平方根如果大于构面之间的相关系数，则表示模型具有区分效度。如表1所示，本研究对角线每

个构面AVE均方根均大于对角线外的相关系数，因此本研究每个构面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

（七）拟合度报告

本研究拟合度指标应用Jackson等[34]

研究中探讨的194篇国际学术期刊(SSCI)论文，为应用模型拟合

度分析蓝本，并以最广泛的九种拟合度指标来报告本研究成果。

由于 SEM 样本大于 200以上易造成卡方值过大会导致拟合度不良，故拟合度值需要以 Bootstrap 法

修正[35]

。Bollen-Stine Bootstrap修正模型拟合度结果对照表如表2所示，经Bollen-Stine Bootstrap修正模型

拟合度之后，本研究之各项拟合度指标通过，显示本研究结果为可接受模式。

表1　测量模型之区分效度

变量

信任利益

社会利益

特殊待遇利益

地方依恋

游客忠诚

平均方差抽取量

0.570

0.678

0.728

0.635

0.806

信任利益

0.755

0.266

0.360

0.436

0.248

社会利益

0.823

0.233

0.290

0.165

特殊待遇利益

0.853

0.346

0.197

地方依恋

0.797

0.569

游客忠诚

0.898

113

2023年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6期

（八）路径分析

由图 2 和表 3 可知路径系数结果。信任利益(COB)(b=0.611,p < 0.001)、社会利益(SOB)(b=0.170,p=

0.002)与特殊待遇利益(STB)(b=0.177,p < 0.001)对地方依恋(PLA)影响显著。同时，地方依恋(PLA)(b=0.550,

p < 0.001)对游客忠诚(TOL)也显著。

本研究结果支持本模型的研究问题。信任利益(COB)、社会利益(SOB)与特殊待遇利益(STB)对解释

地方依恋(PLA)的解释力是25.4%。地方依恋(PLA)对解释游客忠诚(TOL)的解释力是32.4%。

表2　模型拟合度

拟合指标

卡方值

自由度

卡方值/自由度

近似误差均方根

塔克-刘易斯指标（非规范拟合指标）

比较拟合指标

拟合优度指标

调整后的拟合优度指标

可容许范围

The small the better

The large the better

1<χ2

/DF<3

<0.08

>0.9

>0.9

>0.9

>0.9

研究模型拟合度

568.667

343

1.094

0.016

0.996

0.996

0.955

0.947

图2 SEM 标准化系数统计模式图

114

吴 鸿等：关系利益、地方依恋对季节型旅居者目的地忠诚的影响：文化参与作为调节因素

（九）中介效果分析

从下表4中介模型间接效果分析表可以得知：

在信任利益→游客忠诚的总效果中，其p＜0.05，且此置信区间并未包含0[0.199, 0.686]，表示总效果成

立。信任利益→地方依恋→游客忠诚的总间接效果中，其p＜0.05，且此置信区间并未包含0[0.199, 0.686]，

表示总间接效果成立，即中介效果存在。社会利益→游客忠诚的总效果中，其p＜0.05，且此置信区间并未

包含0[0.037, 0.174]，表示总效果成立。社会利益→地方依恋→游客忠诚的总间接效果中，其p＜0.05，且

此置信区间并未包含0[0.037, 0.174]，表示总间接效果成立，即中介效果存在。特殊待遇利益→游客忠诚

的总效果中，其 p＜0.05，且此置信区间并未包含 0[0.041, 0.18]，表示总效果成立。特殊待遇利益→地方

依恋→游客忠诚的总间接效果中，其 p＜0.05，且此置信区间并未包含 0[0.041, 0.18]，表示总间接效果成

立，即中介效果存在。

（十）调节效果分析

调节效果检验。在本研究模型中，文化参与为调节变量。

在下表 5 中，信任利益*文化参与对地方依恋的调节效果为 0.021 (z =|0.287|＜1.96，p =0.774≥0.05)，

社会利益*文化参与对地方依恋的调节效果为 0.029 (z =|0.745|＜1.96，p =0.456≥0.05)，特殊待遇利益*文

化参与对地方依恋的调节效果为-0.026 (z =|-0.787|＜1.96，p =0.431≥0.05)，表示各调节效果不存在。

表3　回归系数

因变量

地方依恋

游客忠诚

自变量

信任利益

社会利益

特殊待遇利益

地方依恋

非标准化

回归系数

0.611

0.170

0.177

0.550

标准误

0.110

0.054

0.049

0.049

非标准化回归

系数/标准误

5.575

3.145

3.596

11.290

p值

0.000

0.002

0.000

0.000

标准化

回归系数

0.325

0.159

0.192

0.569

可解释

方差量

0.254

0.324

表4　中介模型间接效果分析

效果

总效果

信任利益→游客忠诚

总间接效果

信任利益→地方依恋→游客忠诚

总效果

社会利益→游客忠诚

总间接效果

社会利益→地方依恋→游客忠诚

总效果

特殊待遇利益→游客忠诚

总间接效果

特殊待遇利益→地方依恋→游客忠诚

点估计

0.336

0.336

0.093

0.093

0.097

0.097

系数乘积

标准误

0.106

0.106

0.034

0.034

0.034

0.034

Z值

3.164

3.164

2.703

2.703

2.831

2.831

p值

0.002

0.002

0.007

0.007

0.005

0.005

自助法1000次

置信区间95%

下界

0.199

0.199

0.037

0.037

0.041

0.041

上界

0.686

0.686

0.174

0.174

0.180

0.180

115

2023年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6期

四、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讨论

1.本研究显示，季节型旅居者关系利益感知对地方依恋有显著正向影响，此结果与过去相关的研究

结果[36]

相同，表明被访旅居者对居住地关系利益较为关注，有较高的关系期望。此外，在关系利益构面

题项中，“我觉得海口市的季节型旅居是有安全保证的”均值最高，表明旅居者对于海口市生活环境的可

靠性最为认同；而“有关当地的服务人员知道我的名字”的均值为2.564，在本构面所有题项中最低，标准

差为 2.029，显示旅居地服务人员对季节型旅居者的关注差异较大，服务人员与旅居者之间没有太大的

关联，不存在较为紧密的关系。

2.由研究结果可知，在地方依恋方面，最高均值达到5.764，相比其他构面最高，表明季节型旅居者选

择目的地的态度非常肯定。而季节型旅居者的海口市地方依恋对于游客忠诚具有显著正向的影响，此

结果与以往的研究结果相同[9][16][37]

。

3.本研究中季节型旅居者的关系利益感知会间接影响游客忠诚，且地方依恋起到中介效果，此结果

与过去的研究结果相同[13][19]

。因此，季节型旅居者的关系利益感知越明显，则旅居者对目的地的依恋就

越高，进而显著影响其对旅居目的地的游客忠诚。

4.文化参与在关系利益与地方依恋之间不存在调节效果，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不相同[22][38]

。由此可

知，海口市季节型旅居者的文化参与，可能不存在分值高低的群组，即表示季节型旅居者对当地文化参

与的差异性大。并且，季节型旅居者对当地文化的参与度也较低。

上述结论也反映了本研究的理论贡献：首先，基于关系营销和社会心理学模型，本研究应用结构方

程模型的方法从关系利益变量出发，以消费者情感联系变量地方依恋为中介，系统地探讨了这两个前因

变量对游客忠诚的影响，并检验了文化参与在两个前因变量之间的调节作用。本研究表明，传统的交易

营销与新兴起的关系营销分别揭示了游客消费行为的不同关注点，或对目的地不同的心理契约（交易型

心理契约和关系型心理契约）。只是前者关注游客的有形效用交易诉求，具有一次性和短暂性，难以寻

找到与消费者建立长期而密切关系的路径，培养顾客忠诚；而后者关注游客的情感心理契约这一长期关

系，如游客的目的地社会归属、友情、信任、依恋和执着，因此建立了游客忠诚更高层次的研究基准。本

文显著的理论贡献在于：优化了传统研究框架，搭建了关系利益-情感-行为关系的整合模型，突破了传

统交易营销的理论局限，进一步充实了相关领域的知识内涵。其次，不同于一般旅游的活动，季节型旅

居是一种新的社会现象，游客以年长者为多、季节特征明显、在目的地停留时间长、活动空间和体验内容

广，体现了对不同生活方式的追求。过去关于季节型旅居者“候鸟”行为的研究文献零星可见，但是实证

研究非常稀缺。实践中，游客与目的地互动的渠道不畅通。本研究首次以季节型旅居者为调研对象，开

展游客情感变量关系和文化参与的实证研究，构建了游客目的地忠诚行为研究的一个新的路径，为未来

表5　调节效果分析

因变量

地方依恋

自变量

信任利益

社会利益

特殊待遇利益

文化参与

信任利益*文化参与

社会利益*文化参与

特殊待遇利益*文化参与

估计值

0.639

0.154

0.166

0.122

0.021

0.029

-0.026

标准误

0.154

0.063

0.056

0.051

0.073

0.038

0.032

Z值

4.154

2.466

2.963

2.388

0.287

0.745

-0.787

p值

0.000

0.014

0.003

0.017

0.774

0.456

0.431

116

吴 鸿等：关系利益、地方依恋对季节型旅居者目的地忠诚的影响：文化参与作为调节因素

的类似旅游目的地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同时，游客忠诚对于每一个目的地的可持续发展都是至

关紧要的，本研究成果具有很高的应用价值，为目的地向高质量、高层次转型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路径

和理论指导。

（二）管理建议

基于本研究结果，提出以下对策：

1.应该进一步强化季节型旅居者的关系利益，使他们对海口市产生高度的情感和功能依赖。例如，

每年一度的迎送仪式、重要节日的联欢和慰问、大型集体生日会等。同时，要提高服务人员的工作技能

和服务热情，从而增强客人对海口市的认知、认同、信任以及友谊。

2.珍惜季节型旅居者对海口市的情感联系，维护他们对海口市的热爱和情怀；加强服务创新，使他

们有所依、有所享、有所乐、有所为，进而形成高度的目的地忠诚。

3. 文化参与调研结果，并不能够否认文化参与在旅居者关系利益与地方依恋关系中的积极作用。

因为，工作型长居旅游者与东道主之间互动强度高，更易于形成客-主之间积极有利的态度[39]

，而且客人

满意度也较高。因此，激发季节型旅居者的文化参与动机，让游客分享当地传统生活方式和精湛的服

务，建立社会参与型海南自贸港旅游发展共创机制，这恰恰是提升海口市目的地季节型旅居者文化参与

亟须解决的问题。因为，只有把旅居者的需求提升到文化融入的层面，才能够强化客-地感情互动，形成

难以忘怀的游客体验。

（三）研究局限及未来展望

本研究应用了便利抽样调查。结果表明，抽样对象多为中老年者，对海口市的文化参与度不高，可

能无法完整地呈现其他年龄段季节型旅居者文化参与情况。其次，本研究抽样地点未能均匀地覆盖海

南全省各地，可能使得季节型旅居者行为研究存在一定的误差。本研究通过季节型旅居者关系利益感

知来讨论游客忠诚，游客与当地社区文化互动的问题未来仍需进一步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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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 菲］

118

吴 鸿等：关系利益、地方依恋对季节型旅居者目的地忠诚的影响：文化参与作为调节因素

Influence of Relationship Benefits and Place Attachment

on Seasonal Sojourners' Loyalty for Their Destinations:

Cultural Participation as Moderating Factors

WU Honga

, ZHAO Yua

, ZHAO Dab

(a. School of Tourism; b.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Hainan University, Haikou 570228, China)

Abstract: With structural equations modelling,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influence of relationship benefits and

place attachment on seasonal sojourners' loyalty for their destinations, 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cultural

participation between relationship benefits and place attachment. According to research in Haikou City,

Hainan Province, relationship benefits perceived by seasonal sojourners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place attachment. The place attachment of seasonal sojourners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their desti‐

nation loyalty. Relationship benefits perceived by seasonal sojourners indirectly affect the tourist loyalty

through place attachment.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cultural participation between relationship benefits and

place attachment is not significant. In this regard, establishing emotional connections with sojourners is an

important way to increase their loyalty for destinations.

Key words: tourism destination relationship marketing; emotional connection with tourists; behavior of seasonal

sojourners

119

2023年11月

第41卷 第6期

Nov. 2023

Vol. 41 No. 6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HAINAN UNIVERSITY(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乡村民宿服务质量标准的内容质量测度研究

尹正江a

，王 欢b

，黄崇利c

，冯 迪a

（海南大学a.旅游学院， b.国际商学院， c.图书馆，海南 海口 570228）

［摘 要］乡村民宿的高质量发展需要高质量的标准来引领，但现有多数乡村民宿服务质量标准却因其

内容质量欠佳而难以发挥应有的引领作用。有关乡村民宿服务质量标准内容质量评价方面研究成果的缺失

和对乡村民宿服务质量问题研究的不足是导致乡村民宿服务质量标准内容质量欠佳的根本原因。评价标准

内容质量的主要目的在于提高标准的内容质量。因此，进行乡村民宿服务质量标准内容质量评价方面的理论

研究显得十分必要。首先运用扎根理论归纳、提炼出一个贴合乡村民宿业态特征的服务质量指标体系；然后

以该指标体系为依据，设计一种量化评价乡村民宿服务质量标准内容质量的方法；最后进行应用举例。

［关键词］乡村民宿；服务质量；标准；内容质量；测度

［中图分类号］C93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1710（2023）06-0120-09

［DOI］10.15886/j.cnki.hnus.202304.0309

自2015年以来，为了以标准助力乡村民宿业态的高质量发展，我国从国家层面到省、市（县）地方政

府都积极出台乡村民宿服务质量方面的标准。截至2022年10月，全国共发布了40多个此类标准，形成

了涵盖国家、行业、地方三个层级的标准体系。

尽管部分乡村民宿服务质量标准的出台和实施确实在一定范围内对提高乡村民宿服务质量和引领

乡村民宿业态的健康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多数标准却因其自身的内容质量（即技术内容安排的优劣

程度）问题而未能达到预期目标。其内容质量问题主要表现为：第一，这些标准的规范要求仅停留在“原

则”层面，可操作性不强；第二，这些标准是其他住宿业态标准的简缩版，其内容安排仅对住宿功能的标

准化进行了规定，而未对主题文化、主人服务、人情氛围等乡村民宿特征要素提出具体的要求；第三，这

些标准没有全面关注顾客、政府、社区居民、内部员工等利益相关者的基本诉求。

导致上述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有关乡村民宿服务质量标准质量评价方面研究成果的缺失和对乡村

民宿服务质量问题研究的不足。目前，与乡村民宿（民宿）标准化相关的研究成果甚少，仅有极少数学者

对共享民宿的制度规制[1]

和民族特色民宿标准化建设[2]

等少数问题进行了探讨。将视角拓展至旅游标准

化研究领域，发现较有代表性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标准化的作用[3]

、对旅游标准化的评价[4]

、旅游标准体系

构建[5-7]

、对旅游企业标准化建设效果的评价[8]

等几个方面。到目前为止，尚无与乡村民宿标准及旅游标

准内容质量评价相关的研究成果。显然，评价标准内容质量的主要目的在于提高标准的内容质量。因

此，此类成果的缺失导致乡村民宿服务质量标准的编写和评价缺乏“一杆秤”，即质量评价与优化依据。

与乡村民宿服务质量相关的研究成果也很少，它们主要聚焦于民宿服务质量评价[9-10]

、地区或民族

民宿服务质量提升[11-12]

、服务质量对顾客满意度的影响[13-16]

、民宿住宿平台服务质量评价[17]

等方面的主

题。诚然，这些成果对乡村民宿服务质量标准内容质量评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但是，它们大都应用现

［收稿日期］2023-04-18

［基金项目］海南省自然科学基金高层次人才项目（720RC569；722RC632）；海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创新团队资助

（HNSKTD202025）

［作者简介］尹正江（1972-），男，湖南邵阳人，海南大学旅游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服务标准化、乡村民宿、酒店管理等领

域的研究。

［通信作者］黄崇利（1971-），男，湖南衡阳人，海南大学图书馆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管理科学与工程相关领域的研究。

中国改革发展研究

120

尹正江等：乡村民宿服务质量标准的内容质量测度研究

有普适性的服务质量理论模型（如SERVQUAL差距分析模型、顾客价值理论、顾客满意度指数模型等）对

乡村民宿服务质量进行评价，而未凝练出契合乡村民宿特征的专属服务质量模型。有的成果虽然设计

了服务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但这些指标体系更多地体现了传统住宿业态服务质量要素架构的基本特征，

而对乡村民宿业态特征的体现度则过低，而且尚未得到实践的验证。因此，上述成果对乡村民宿服务质

量标准内容质量评价的指导意义有限。

综上，为了促进乡村民宿业态的高质量发展，有必要不断优化乡村民宿服务质量标准的内容质量。

而要提高标准的内容质量，就有必要创建评价标准内容质量的理论模型和科学方法，做到“以评促质”。

为此，本文尝试构建一个贴合乡村民宿业态特征的指标体系（专属服务质量模型），并以此为基础设计一

种量化的测度方法，以期对乡村民宿服务质量标准内容质量评价提供参考依据。

一、研究设计

（一）指标体系的合理性评判依据

1.乡村民宿 乡村民宿是依托乡村景观、风情民俗和美学创意等特色吸引物而建的，以安全为保障、

以舒适为前提、以服务为抓手的，有美感、有文化、有故事、有人情、有体验、有趣味的住宿业态。清晰的

概念界定是搞好乡村民宿设计、建设、经营、管理和服务的必要条件，也是确保乡村民宿服务质量标准具

备合理技术结构和特质服务要素的重要前提。

2.服务包理论 服务包指的是在某种特定环境下提供的一系列产品和服务的组合[18]

。服务包有5个

构成要素，即支持性设施、辅助物品、信息、显性服务和隐性服务[18]

。评价这些要素的指标各异。通常，

用地点、建筑、内部装修、设施布局和支持性设备等指标来评价支持性设施；用一致性、数量和选择等指

标来评价辅助物品；用培训、全面性、稳定性和可获性等指标来评价显性服务；用态度、气氛、等候、舒适

感、保密性、安全性和便利等指标来评价隐性服务[18]

。

3.服务质量决定要素理论 Berry等人提出了决定服务质量的5个维度，即有形性、可靠性、响应性、保

证性和移情性[19]

。其中，有形性主要与服务设施、设备、物料和员工外表相关；可靠性是指企业按照约定

准确、及时、无误地提供服务；响应性是指员工愿意帮助顾客，且能迅速、有效地解决顾客面临的问题；保

证性是指员工真诚、值得依赖、有安全感，并具备解决顾客问题的知识与技能；移情性是指企业充分为顾

客着想，给予顾客个别关注，且能根据顾客需求灵活地调整服务时间[19]

。

乡村民宿的定义对本文指标体系特质表达的合理性评判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服务包是服务产品

组合方面的经典理论，服务质量决定要素理论是有关服务质量度量的经典理论之一，它们分别对本文指

标体系技术结构的合理性评判和服务质量要素安排的合理性评判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研究方法

扎根理论是一种归纳式质性研究方法，它强调在经验资料基础上归纳出新理论。其研究过程主要

包括产生研究问题、进行文献探讨、收集和分析资料、建立初步理论、论证和完善初步理论、形成最终结

论等几个环节[20]

。扎根理论大致可以分为原始扎根理论、程序化扎根理论和建构主义扎根理论三个流

派。其中，建构主义扎根理论认为，扎根理论研究过程是一个开放性和生成性的过程，其“文献回顾”“样

本选择”“编码流程”“数据分析”以及“理论建构”等都是相对灵活而非固化的[21]

。本文遵循建构主义扎

根理论的基本原理，根据实际情况采取适宜的方法和流程构建一个指标体系。首先，运用关键词词频统

计、专题小组讨论、专家评判等方法对样本资料进行关键词（句）提炼和甄选（即开放式编码），形成三级

指标（副范畴）。第二，在开放式编码的基础上，依次进行主轴式编码和选择式编码，相对应地归纳出二

级指标（主范畴）和一级指标（核心范畴），形成初始指标体系。第三，运用网络文本分析法和访谈法获取

利益相关者的诉求信息，并据此完善初始指标体系和验证其理论饱和度，形成终极指标体系。最后，对

指标体系进行合理性评判。在测度方法设计过程中，通过专题小组讨论拟定计算方法和流程，运用专家

评判法对计算方法和流程进行合理性评判。

121

2023年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6期

（三）样本资料

根据理论关联性选择样本资料。考虑到已发布的乡村民宿（民宿）服务质量标准与本研究理论关联

性最强，所以选取适量的乡村民宿（民宿）服务质量标准作为样本资料。

2022年11月2日，我们以“民宿”为检索词，在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官网获取45项与乡村民宿（民

宿）服务质量相关的标准。为了保证数据收集的可靠性，我们对这45项标准进行了遴选。首先，剔除与

“服务质量”主题契合度不高的7项标准，如《海岛民宿聚落基本要求与评价》《特色休闲示范点品质评定

第 9部分：民宿》等。第二，剔除 10个专项技术性标准，如《民宿业卫生规范》《乡村民宿消防安全规范》

等。第三，剔除12项更具其他住宿业态服务质量规范特征的标准。第四，将剩下的16项标准确定为本

研究的样本资料①。

需要说明的是，考虑到行业标准和山东、黑龙江、深圳、昆明、武汉等地地方标准虽然以“旅游民宿”

或“民宿”标准命名，但其主旨却是对乡村民宿服务品质提出规范性要求或者包含了对乡村民宿服务品

质的规范性要求，所以把这些标准也遴选为本文的样本资料。

二、指标体系构建

（一）构建初始指标体系

1.提炼与取舍关键词（句）第一步，提炼关键词（句）。采取手工方式依次对上述16个标准逐字逐句

地进行关键词（句）提炼，然后通过专题小组讨论的方式对所提炼出的关键词（句）进行反复验证和修正，

共获取2125个关键词（句）（分属于16个列表）。对同一列表内部的关键词（句）进行去重化处理，然后将

所有列表的关键词（句）合并成统一的关键词（句）列表，并对统一列表中的关键词（句）进行同名化处理，

共获取1603个关键词（句），形成初始范畴②。

第二步，取舍关键词（句）。首先对关键词（句）进行频次计算和排序，随后邀请民宿方面的专家、统

计专家和住宿行业管理者精英等共6人参与讨论，共同决定关键词（句）取舍的临界点。通过讨论，产生

如下观点：其一，为了保证指标的合理性和科学性，作为体现质量决定要素的关键词（句）应该是多数标

准（50%以上）所注重的；其二，实践经验表明，只有当超过50%的企业提供某项服务或提出某项具体服

务规范时，此项服务或服务规范才能被认为具有行业标准化的特征；其三，频次小于8的绝大多数关键词

（句）并不是乡村民宿服务质量的关键要素。反复斟酌以上观点后，本文舍弃了频次低于 8 的关键词

（句），而选取频次大于或等于8的111个关键词（句）形成副范畴（即三级指标）③。

2.拟定初始指标体系 首先进行主轴式编码。对上述111个关键词（句）进行分析、归类和提炼，并经

过反复比对、修改和验证后，共产生 24个二级指标（主范畴），即：“B1合法合规”“B2交通条件”“B3安全

保障”“B4环境卫生”“B5设施设备一般要求”“B6建筑物”“B7停车场”“B8通讯”“B9接待处”“B10客房”

“B11餐饮”“B12庭院”“B13常规服务一般要求”“B14接待服务”“B15客房服务”“B16餐饮服务”“B17主

题有形化”“B18特色吸引物”“B19特色服务”“B20人员要求”“B21管理模式”“B22管理评价”“B23改进

提升”“B24社会效益”。接下来进行选择式编码。对24个二级指标进行再归类、提炼，并经过比对、修改

和验证后，产生6个一级指标（核心范畴），即：“A1基本条件”“A2设施设备及物品”“A3常规服务”“A4主

题特色”“A5规范管理”“A6效益”。④至此，形成初始指标体系。

（二）确定终极指标体系

根据利益相关者的基本诉求或建议对初始指标体系进行修改和完善，然后确定终极指标体系。

1.根据顾客诉求完善指标体系 选择 BOOKING 平台获取顾客诉求信息,平台上的顾客点评真实、可

靠，有自行提炼出的顾客诉求信息（关键词）供直接提取。

2023年3月31日，在此平台上对我国内地的民宿以“点评数大于10”（点评数普遍偏少）为依据进行

① 样本资料情况参见增强出版附加材料附表1。

② 关键词（句）提炼示例参见增强出版附加材料附表2。

③ 三级指标列表参见增强出版附加材料附表3。

④ 归纳、提炼二级指标和一级指标的示例参见增强出版附件材料附表4。

122

尹正江等：乡村民宿服务质量标准的内容质量测度研究

样本选择，共选取37家样本企业，其中浙江16家，云南12家，海南3家，江苏、广西、安徽各2家；对我国台

湾地区的民宿以“点评数大于200”为依据进行样本选择，共选出29家样本企业。对这66家企业按点评

数由少到多的顺序进行排序、编号。然后按编号（由小到大）对样本企业进行顾客关注点之关键词（句）

的提取，并将提取的新关键词（句）不断增添至关键词（句）列表里。当列表里无法再增加新的关键词

（句）时，此项工作即可终止。结果表明，从第40号至第45号样本连续没有出现新的关键词（句）。为了

验证样本的饱和性，我们用第 46—50 号样本和第 60—66 号样本的顾客关注点之关键词（句）来进行验

证，结果均无新的关键词（句）产生。这说明关键词（句）主题已经饱和。

通过此项工作，我们共获取“位置、交通、安静、冷气、暖气、员工素质、安保、安全、监控系统、报警器、

灭火器、清洁卫生、消毒、免费WIFI、停车场、前台服务、使用的语言、休闲区、旅游咨询、客房设施、客房服

务、客房隔音、家具、插座、床单、拖鞋、卫生间、卫生纸、淋浴间、热水、毛巾、洗浴用品、客房每日打扫、舒

适程度、厨房、做饭、餐饮服务（早餐）、景观、特色主题、当地文化之旅、娱乐设施、体验感”等42个顾客关

注点之关键词（句）。将这些关键词（句）与初始指标体系中的111个三级指标进行仔细比对，发现此三级

指标完全覆盖了这42个关键词（句），这说明指标体系有关对客服务方面的关注点与顾客诉求点高度契

合。因此，无须从顾客诉求角度对指标体系进行修改。

2.根据社区居民诉求完善指标体系 通过阅读和分析相关的报道、调研报告、网络点评等文献资料，

总结、提炼出社区居民对乡村民宿的基本诉求，即提供就业机会、带动发展致富、保护环境、给予赞助。

为了验证这些诉求的真实性和主题饱和性，我们对海口昌道村 112家农户以 10的倍数为间距进行等距

抽样，共确定11个样本；然后，以非结构式访谈的方式询问这11家农户对乡村民宿的基本诉求。调查显

示，这些农户对乡村民宿的期望与上述四大诉求基本吻合。显然，这些诉求点与初始指标体系中服务社

区方面的关注点是匹配的。因此，无须从社区居民诉求角度对指标体系进行修改。

3.根据内部员工诉求完善指标体系 以5的倍数为间距分别对三亚博后村现有58家和海口观澜湖现

有10家乡村民宿进行等距抽样，共确定13个样本。以非结构式访谈的方式询问这13家企业的内部员工

对乡村民宿的诉求。他（她）们普遍认为“合理的收入”和“充满人情味”很重要。随后又采用随机数字表

法在万宁日月湾抽取5家乡村民宿作为样本，进行主题饱和性验证。这5家企业的内部员工所表达的诉

求与前13家的几乎没有区别。因此，在初始指标体系中增加“注重人情味”这一个三级指标。但“合理的

收入”在指标和标准中出现不太合适，所以被舍弃了。

4.根据政府诉求或建议完善指标体系 选取近年来负责乡村民宿市场监管的且每年均参加乡村民宿

服务质量等级评定的资深政府公共管理人员共10人（旅游系统、住建系统、公安系统、消防系统、卫健系

统各2人）。采用焦点小组访谈法组织他们针对初始指标体系提出各自的见解。他们认为，应增设“标识

标牌”和“经济效益”两个二级指标，并在这两个指标之下相对应地分别增设“表达清晰”“夜间可视”和

“销售利润率”“成本利润率”各两个三级指标；在“安全保障”二级指标之下增设“员工安全管理技能”“建

立事故台账”“配置专用保险箱（柜）”等三级指标；在“设施设备及用品一般要求”“建筑物”“通讯”“接待

处”“餐饮”“庭院”“特色吸引物”“人员要求”“管理评价”等二级指标之下分别相对应地各增设一个三级

指标，它们是“设施设备精致化”“建筑外立面”“移动通讯网络”“前台接待设施设备”“餐厅自助设备和用

品”“景观小品”“有可依托的游览区（点）”“身份标识”和“自我评价”；在“客房服务”二级指标之下增设三

级指标“服务指南”；在“主题有形化”二级指标之下增设“景观创意体现主题”“家具用品用具配置体现主

题”“员工服饰体现主题”“背景音乐体现主题”“主题接待服务”“主题节庆活动”等六个三级指标；在“改

进提升”二级指标之下增设三级指标“服务改进效果”。他们表达了增设这些指标的充足理由，所以增设

了这些指标。

5.形成终极指标体系 修改、完善后的指标体系包括6个一级指标、26个二级指标和136个三级指标。

为了增强指标体系的指导性，我们把136个三级指标分成两类，即契合顾客诉求的指标和契合其他利益

相关者诉求的指标。其中，前者共110个，按Cxk编号（Cx表示“顾客诉求”，k表示序数）；后者共26个，按

123

2023年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6期

Cyh编号（Cy表示“其他利益相关者诉求”，h表示序数），详见表1。

表1　乡村民宿服务质量指标体系

一级

指标

A1

基本

条件

A2

设施

设备

及物

品

A3

常规

服务

A4

主题

特色

A5

规范

管理

A6

综合

效益

二级指标

B1合法合规

B2交通条件

B3安全保障

B4环境卫生

B5一般要求

B6标识标牌

B7建筑物

B8停车场

B9通讯

B10接待处

B11客房

B12餐饮

B13庭院

B14一般要求

B15接待服务

B16客房服务

B17餐饮服务

B18主题有形化

B19特色吸引物

B20特色服务

B21人员要求

B22管理模式

B23管理评价

B24改进提升

B25经济效益

B26社会效益

三级指标

Cx1经营证照要求，Cx2明码标价

Cy1经营场地符合规划，Cy2房屋产权或租赁合法，Cy3单幢客房数量设限，Cy4向政府报送资料

Cx3交通可达性，Cx4交通导向标识

Cx5 执行安全管理制度，Cx6 突发事件应急预案，Cx7 安全教育与培训，Cx8 员工安全管理技能，

Cx9员工急救知识及技能，Cx10场地无安全隐患，Cx11房屋通过安全性鉴定，Cx12“四实”登记，

Cx13 公共区域视频监控，Cx14 防盗措施，Cx15 紧急广播措施，Cx16 安全报警措施，Cx17 安全巡

查，Cx18安全警示标识，Cx19应急非处方药品及医疗物品，Cx20配置专用保险箱（柜），Cx21顾客

人身意外伤害险，Cx22消防设施与器材，Cx23消防安全技术措施，Cx24食品提供安全要求

Cy5建立事故台账，Cy6住宿登记接入公安系统，Cy7安全演练，Cy8食品原材料台账

Cx25生态环境要求，Cx26生活用水要求，Cx27空气质量要求，Cx28噪声限值要求，Cx29防虫要求

Cy9垃圾处理，Cy10污水排放与处理要求，Cy11建设与装修用材要求，Cy12节能环保要求

Cx30有取暖和制冷设备，Cx31客用品消毒设备，Cx32设施设备精致化，Cx33讲究美学创意

Cx34表达清晰，Cx35夜间可视

Cx36建筑结构，Cx37建筑外立面

Cx38停车场档次及车位，Cx39停车场标识

Cx40移动通讯网络，Cx41 WIFI

Cx42前台接待设施设备，Cx43接待处休闲空间，Cx44接待处公共卫生间

Cx45客房家具，Cx46客房饮水设备，Cx47照明系统，Cx48电源插座，Cx49客房便利设备及用品，

Cx50客房布草，Cx51客房设独立卫生间，Cx52客房卫生间干湿分离，Cx53客房卫浴设施，Cx54客

房卫生间排水、排气，Cx55客房遮光效果，Cx56客房隔音效果

Cx57餐厅家具，Cx58餐具，Cx59餐厅服务用具，Cx60餐厅自助设备和用品，Cx61厨房设施设备

Cx62庭院绿化，Cx63景观小品，Cx64庭院休闲设施

Cx65服务规范及流程，Cx66设施设备定期维护保养，Cx67各区域整洁卫生

Cx68提供预定、接待、结账等服务，Cx69执行登记制度，Cx70信息咨询，Cx71接待处有宣传资料

Cx72客用品配备，Cx73客房冷热水供应，Cx74客房一日一扫，Cx75客房公共饮具、用品用具一客

一消毒，Cx76卫浴及床上布草一客一换一消毒，Cx77服务指南

Cx78 提供餐食及饮品服务，Cx79 菜单及饮品单，Cx80 餐食出品、存储要求，Cx81 餐饮具消毒，

Cx82厨房器具消毒

Cx83建筑风格体现主题，Cx84装修装饰体现主题，Cx85景观创意体现主题，Cx86家具用品用具

配置体现主题，Cx87标识标牌体现主题，Cx88背景音乐体现主题，Cx89员工服饰体现主题，Cx90

主题接待服务，Cx91主题餐饮服务，Cx92主题客房服务，Cx93主题节庆活动

Cx94有独特资源，Cx95有可依托游览区（点），Cx96室外特色活动，Cx97室内特色活动

Cx98主人服务，Cx99文化特色讲解，Cx100当地历史文化推介，Cx101本土特色产品售卖，Cx102

服务智能化，Cx103服务品牌展示，Cx104无障碍设施及服务

Cx105业务知识，Cx106仪表，Cx107服务技能，Cx108服务态度，Cx109服务语言，Cx110身份标识

Cy13推行标准化管理，Cy14注重人情味

Cy15顾客评价，Cy16自我评价

Cy17服务改进措施，Cy18服务改进效果

Cy19销售利润率，Cy20成本利润率

Cy21在地文化保护与传承，Cy22带动相关产业发展，Cy23解决社区居民就业，Cy24构建和谐邻

里关系，Cy25致力于公益事业，Cy26生态环境保护

124

尹正江等：乡村民宿服务质量标准的内容质量测度研究

（三）指标体系的合理性分析

1.技术结构的合理性分析 如表1所示，一级指标包含6个技术结构要素。首先，“基本条件”“设施设

备及物品”“常规服务”“规范管理”等 4个要素与服务包的 5个构成要素相对应。其中，“设施设备及物

品”与支持性设施、辅助物品相对应，“常规服务”与显性服务相对应，“基本条件”“规范管理”则涵盖了与

信息、隐性服务相对应的基本要素。第二，“主题特色”突出了乡村民宿的基本特征。第三，“规范管理”

和“综合效益”对应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基本诉求。二级指标是一级指标的具体化和细分化。可见，指

标体系技术结构的设置既顾及了顾客诉求，又顾及了其他利益相关者诉求；既与服务包理论的基本要素

相对应，又突出了乡村民宿的基本特征。因此，指标体系的技术结构具有合理性。

2.质量决定要素安排的合理性分析 指标体系三级指标体现了服务质量决定要素理论的5个基本要

素。例如，“建筑物”“客房设施”“仪容仪表”等是有形性的体现；“证照要求”“明码标价”“服务规范及流

程”等是可靠性的体现；“服务规范及流程”“服务态度”“主人服务”等是响应性的体现；“安全措施”“业务

知识”“服务技能”等是保证性的体现；“主题服务”“特色服务”等是移情性的体现。同时，三级指标还涵

盖了契合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质量决定要素和凸显乡村民宿特征的质量决定要素。因此，指标体系质量

决定要素的安排具有合理性。

为了进一步验证指标体系的合理性，我们遴选乡村民宿企业对其进行适用性评价。对海南现有14

家金宿级和61家银宿级乡村民宿进行分别编号，然后以3的倍数为间距进行等距抽样，共抽取4家金宿

级和20家银宿级民宿。在海南省旅游民宿协会的配合下，组织这24家企业进行座谈。请他们结合顾客

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点赞、投诉、建议等信息对指标体系进行评价。结果表明，除了1家企业（银宿）认为

指标体系要求过高以外；剩余23家企业（占比95.83%）认为指标体系具有很强的实践指导性。

三、量化测度方法的设计与应用

（一）量化测度方法的设计

1.计算公式的设计 通过专题小组讨论，我们认为在测度特定乡村民宿服务质量标准的内容质量时，

计算指标体系不同层级指标在被测度标准相对应层级中的显现度较为合适。用计算公式表示为：指标

体系特定层级指标在被测度标准中的显现度=（特定层级指标在被测度标准相对应层级中的显现数量÷

特定层级指标个数）×100%。为了方便起见，我们把显现度叫作被测度标准特定层级的内容质量比率。

举例来说，若指标体系二级指标中有13个指标在某被测度标准第二层级中显现，则指标体系二级指标在

该被测度标准二级层级中的显现度=（13÷26）×100%=50%，亦即被测度标准第二层级的内容质量比率为

50%。根据这一原理，我们设计了四个计算公式，即（1）—（4）式。其中，（1）式用于计算被测度标准第一

层级的质量比率，用“QR-A”表示。“QR”即“Quality Rate”的缩写，意为质量比率。（2）式用于计算第二层级

的质量比率，用“QR-B”表示。（3）式用于计算第三层级中契合顾客诉求要素的质量比率，用“QR-Cxk”表

示。（4）式用于计算第三层级中契合其他利益相关者诉求要素的质量比率，用“QR-Cyh”表示。显然，质

量比率越大，被测度标准的内容质量则越高。一般地，QR≥90%，内容质量为优秀；QR≥80%，内容质量为

良好；QR≥70%，内容质量为一般；QR≥60%，内容质量勉强合格。

我们邀请 3位统计、管理方面的专家和 4位行业精英参与座谈，请他们评判上述计算原理与方法的

合理性。他们认为，上述四个公式合理且可操作性强，但还有必要设计一个公式对特定标准整体的内容

质量进行评价。于是，我们设计了一个复合质量比率的计算公式，用QR 复表示，如（5）式所示。

QR-A=（指标体系一级指标在被测度标准第一层级中显现的数量之和/6）×100% （1）

QR-B=（指标体系二级指标在被测度标准第二层级中显现的数量之和/26）×100% （2）

QR-Cxk=（指标体系三级指标中契合顾客诉求要素的指标在被测度标准第三层级中显现的数量之

和/110）×100% （3）

QR-Cyh=（指标体系三级指标中契合其他利益相关者诉求要素的指标在被测度标准第三层级中显

现的数量之和/26）×100% （4）

125

2023年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6期

QR 复=（指标体系所有指标在被测度标准中显现的数量之和/168）×100% （5）

其中，（1）式中的“6”表示指标体系一级指标的个数；（2）式中的“26”表示指标体系二级指标的个数；（3）

式中的“110”表示指标体系契合顾客诉求要素的指标个数；（4）式中的“26”表示指标体系契合其他利益

相关者诉求要素的指标个数；（5）式中的“168”表示指标体系的总指标数。

2.测算流程的设计 首先，直接摘录被测度标准一级条款的标题作为一级条款的关键词，摘录提纲、

统领式二级条款的标题作为二级条款的关键词（句）。并分别制作一级和二级条款的关键词（句）列表。

第二，对标准二级（质量要素性质）、三级至五级具体的条款内容进行关键词（句）的提取，形成三级条款

关键词（句）列表，并对此列表内的关键词（句）进行标准化处理。第三，将一级、二级、三级条款的关键词

（句）列表组合成总关键词（句）列表。第四，把被测度标准的总关键词（句）列表与本文构建的指标体系

输入同一个excel表格中，分别考查指标体系一级、二级、三级指标在被测度标准相对应的第一、第二、第

三层级中的显现情况。第五，根据上述计算公式，分别计算被测度标准第一层级、第二层级、第三层级的

内容质量比率，再计算被测度标准的复合质量比率。

（二）应用示例

随机选取 3个乡村民宿服务质量标准来进行举例，测算它们的内容质量比率。首先，将这 3个标准

分别编号为 S1、S2和 S3；然后，以 S1为例进行测算。第一步，获取相关数据：①指标体系一级指标在 S1

标准第一层级中显现的数量为4；②指标体系二级指标在S1标准第二层级中显现的数量为16；③指标体

系契合顾客诉求要素的三级指标在S1标准第三层级中显现的数量为73；④指标体系契合其他利益相关

者诉求要素的三级指标在S1标准第三层级中显现的数量为18。第二步，应用上述公式做如下计算：

1.S1第一层级的质量比率QR-A=（4÷6）×100%≈67%；

2.S1第二层级的质量比率QR-B=（16÷26）×100%≈62%；

3.S1第三层级中契合顾客诉求要素的质量比率QR-cxk=（73÷110）×100%≈66%；

4.S1第三层级中契合其他利益相关者诉求要素的质量比率QR-cyh=（18÷26）×100%≈69%；

5.S1复合质量比率QR 复=（[ 4+16+73+18）÷168]×100%≈66%。

用同样的方法可以求出另外两个标准的各项质量比率（表2）。

如表2所示，S1标准的各项内容质量比率均在60%-69%之间，这说明S1标准的技术结构水平和质

量要素安排都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特别是QR-cx只有66%，说明此项标准对顾客诉求的关注度不够。

如果用此项标准来指导乡村民宿的对客服务，出现顾客满意度偏低和高顾客投诉率的风险可能会比较

大。因此，应尽快对此项标准进行全面修订。S2标准各项内容质量比率均低于60%，这说明此项标准的

应用价值不大，应尽早被废止。S3标准除了 QR-cy以外，其他的质量比率均高于 80%，这说明此项标准

的内容质量较高。但是，QR-cx只有86%，QR-cy只有77%，如果用此项标准来指导乡村民宿经营和对客

服务，较高顾客投诉率的风险依然存在，造成其他利益相关者不满意的可能性也会存在。所以，仍然有

必要对此项标准的质量决定要素部分进行修订。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以公开发布的乡村民宿（民宿）服务质量标准为样本资料，运用扎根理论的方法归纳、提炼出一

个指标体系，并对指标体系进行理论饱和度验证和合理性评判。最终确定的指标体系包括 6个一级指

表2 S1、S2、S3三个标准各项质量比率测算的具体数据一览表

标准序号

S1

S2

S3

一级指标

显现数量

4

3

5

二级指标

显现数量

16

10

21

Cx指标显

现数量

73

62

95

Cy指标显

现数量

18

12

20

QR-A

67%

50%

83%

QR-B

62%

38%

81%

QR-cx

66%

56%

86%

QR-cy

69%

46%

77%

QR 复

66%

52%

84%

126

尹正江等：乡村民宿服务质量标准的内容质量测度研究

标，26个二级指标和136个三级指标。随后以该指标体系为依据，本文设计了一种量化评价乡村民宿服

务质量标准内容质量的方法，即分别计算被测度标准不同层级的质量比率及整个标准的复合质量比率。

最后，以3个乡村民宿服务质量标准为例，运用上述测度方法对其内容质量进行评价。结果发现，其中一

个标准的内容质量较高，但仍需对其部分内容进行修订；而另外两个标准，一个应被废止，一个应被全面

修订。

本文的理论意义：第一，迄今为止，尚无评价乡村民宿标准及旅游标准内容质量方面的研究成果。

本文对乡村民宿服务质量标准内容质量的量化测度进行研究，拓宽了乡村民宿理论研究和旅游标准化

研究的视角和思路。第二，凝练出一个贴合乡村民宿业态特征的服务质量模型，这对后续有关乡村民宿

服务质量方面的研究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本文的实践意义：第一，对于乡村民宿服务质量标准的编写者，为其能参照标准内容质量评价依据

而写好标准以减少低质量标准的出炉创造了条件。第二，对于此类标准的评审者，为其如何科学评价标

准内容质量并严把质量检验关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第三，对于相关政府部门，为其能根据确切的内容

质量评价数据而严把标准发布关创造了条件。第四，对其他服务业领域标准内容质量评价的实践也具

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相关建议：第一，在评价标准内容质量时，指标体系所有的一级指标都不可或缺。如果被测度标准

不能显现“基本条件”“设施设备及物品”“常规服务”等指标，则该标准很有可能是“非标”的原则性规范；

如果标准不能显现“主题特色”“综合效益”两个指标，则该标准很有可能是其他住宿业态服务规范的简

缩版。第二，要评价一个乡村民宿服务质量标准的可操作性，应重点考查其第三层级的质量比率。该层

级质量比率越大，则标准的可操作性程度越高；反之，则相反。第三，为了确保测度方法的简便化，本文

没有对指标赋予权重。但事实上，不同指标的重要性存在差异。例如，有关合法性、安全、私密性、服务

功能、主题特色等方面的指标显得更为重要。因此，在评价标准内容质量时，不仅要考虑内容质量比率

的大小，还应综合考虑不同指标的重要性。第四，应在共性基础上彰显个性。本文的指标体系是共性要

求，标准评价者和编写者应根据实际情况考虑标准的个性化，可在本指标体系基础上纵向拓展标准的技

术结构，或（和）横向拓宽标准的层级。

本研究有一定的局限性。其一，文献的稀缺、样本选择的限制和定性研究的主观因素都对研究结果

有一定的影响。其二，本文对指标体系技术结构各要素之间的关联机理和指标体系各指标因子的权重

未做深入探讨，这将是下一步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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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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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家诚］

A Study of the Content Quality Measurement of Rural Homestay

Service Quality Standards

YIN Zheng-jianga

, WANG Huanb

, HUANG Chong-lic

, FENG Dia

(a. School of Tourism，b.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c. Library, Hainan University, Haikou 570228, China)

Abstract: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rural homestay industry calls for the guidance of high-quality stan‐

dards while the current service standards fail to play the guiding role due to their poor quality of services.

Lack of research findings related to the quality evaluation of service standards and inadequate research on the

quality-specific problems are the root causes for the poor content standards for rural homestay services. Eval‐

uating the contents of the standards is mainly intended to improve the content quality of these standards.

Therefore, it is quite necessary to conduct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the evaluation of the content of the service

standards for the rural homestay industry. First, a service quality indicator system that matches its characteristics

is established through careful summarization with the grounded theory. Second, a quantitative measurement

method is designed on the basis of this indicator system. Finally, the examples of its application are provided.

Key words: rural homestay; service quality; standard; content quality; measurement

128

2023年11月

第41卷 第6期

Nov. 2023

Vol. 41 No. 6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HAINAN UNIVERSITY(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人工智能的职业替代效应与职业结构演变：

基于CGSS数据的微观证据

赵 贺，王林辉，曹章露

（华东师范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部，上海 200062）

［摘 要］当前，人工智能在各个领域广泛应用，其对劳动力市场的冲击已引发社会各界的关注。将国际

标准职业分类与美国O*NET数据库职业匹配，借鉴Frey和Osborne（2017）对美国职业替代率的测算思路，结合

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库（CGSS）考察城市层面人工智能的职业替代率，从职业任务复杂度、工作灵活度、社会

评价和所属产业四个维度，探讨人工智能技术的职业替代效应及其对职业结构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人工

智能技术冲击会诱发职业替代风险，尤其是任务复杂度较低、工作灵活度较低和第一产业的职业替代风险更

大，人工智能技术的职业替代效应会改变劳动力职业结构，且会受城市市场化程度和教育规模约束。

［关键词］人工智能；职业可替代率；职业结构；职业属性；职业替代风险

［中图分类号］F124.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1710（2023）06-0129-10

［DOI］10.15886/j.cnki.hnus.202206.0159

一、引 言

伴随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新兴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可执行任务的纵向延伸和应用领域的横

向拓展，使其渗透到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对传统的生产模式和劳动力就业市场产生重大冲击。人工

智能技术发展不仅关乎我国能否在新一轮产业革命中抓住先机，更是推动我国经济成功转型的关键要

素。2018年我国政府部门将人工智能与5G技术、工业互联网与物联网技术定义为新型基础设施，并在

“十四五”规划纲要中强调大力发展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体现了政府对人工智能领域的高度重视。与历

次产业革命的主导技术不同，人工智能使机器拥有类似人脑的思考能力，势必对劳动力市场产生较大的

影响。因此，评估人工智能对中国劳动力市场不同类型职业的替代程度和职业结构演变特征，有助于全

面评价人工智能对劳动力市场冲击，并为采取相应的针对性防范措施提供理论支撑。

现有文献更多关注智能化发展对劳动就业的替代效应和生产率效应，关于人工智能技术对不同类

型职业的替代程度以及劳动力市场职业结构演变的研究相对匮乏。现有研究发现，机器人应用会挤占

中低技能劳动者的就业岗位，引发“技术性失业”[1-3]

。孔高文（2020）基于行业和地区异质性视角探究机

器人使用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结果发现短期内机器人应用对未来一年本地劳动力就业具有挤出效应，

在中长期某一行业和地区内机器人应用，会增加本地下游行业、本地其他劳动力替代较高行业及外地同

行业的就业[4]

。陈彦斌（2019）基于中国人口老龄化背景，探讨人工智能应用能否缓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

的不利影响，研究发现智能化和自动化技术在生产活动中的应用将减少对相关劳动力的需求，人工智能

能够较好地应对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冲击[5]

。王永钦和董雯（2020）运用中国行业机器人和制造业上市

公司数据，从企业层面研究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结果表明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企业

劳动力需求产生替代效应，并且易出现“就业极化”现象[6]

。王小霞和李磊（2020）基于工业机器人进口数

［收稿日期］2022-06-1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ZDA069）；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0BJY019）

［作者简介］赵贺（1993-），女，山西阳泉人，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技术进步和产业经济。

中国改革发展研究

129

2023年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6期

据，实证分析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企业劳动力需求的影响，研究发现工业机器人应用通过替代效应和规模

效应对劳动力需求弹性产生冲击，且技能要求低和自动化替代风险高的行业受到的冲击更加明显[7]

。汪

前元等（2022）通过构建空间杜宾模型，检验工业智能化对不同技能劳动者就业的影响，发现工业智能化

发展总体上降低低技能和中技能劳动者就业总量，促进高技能劳动者就业增加[8]

。

本文借鉴Frey和Osborne（2017）对标准职业分类（SOC）下美国职业替代率的测度方法[9]

，测算中国各

职业被人工智能技术替代率。同时运用CGSS数据库，基于不同城市人工智能技术职业替代率的计算结

果，从城市层面探讨人工智能技术对职业结构的影响。与已有文献相比，本文的边际贡献如下：第一，对

Frey和Osborne测度职业替代率的方法进行了改进。Frey和Osborne（2017）使用的高斯回归过程的思路

类似于贝叶斯线性回归[9]

，但是Logistic回归需满足单位解释变量的事件值（EPV）大于10的条件，否则回

归结果无法收敛。而 Frey和 Osborne（2017）模型的 EPV 值为 4.1[9]

，存在过度拟合的可能。因此，本文选

择随机森林分类器法预测中国职业替代率，有效避免模型过度拟合风险。第二，现有文献对职业结构的

度量往往以劳动者学历划分劳动者技能等级，基于技能劳动力就业的变化刻画职业结构演变，对职业结

构指标的刻画较单一。本文创新性地从职业任务复杂度、工作自由度、职业社会评价和职业所属产业四

个维度，多角度衡量职业结构，全方位探讨人工智能技术的职业替代效应对劳动力职业结构的影响。

本文剩余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和研究假说；第三部分是计量模型选择、变量指标设

计和数据来源说明；第四部分是实证检验结果与评价；第五部分是进一步分析；第六部分为基本结论和

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说

关于人工智能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现有文献认为人工智能对劳动力就业产生替代效应和生产率

效应两种影响，其中替代效应对就业产生负向影响，生产率效应对劳动就业产生积极作用，而最终的就

业影响取决于这两种效应的相对大小[10-11]

。

以机器人为载体的人工智能技术在生产中应用会取代部分劳动力，可能会引发失业。Frey 和

Osborne（2017）基于美国 O*NET 数据库提供的职业特征信息，测算美国 702个职业被替代的概率，结果

发现美国职业中47%的岗位存在被智能技术替代的风险[9]

。David（2017）基于日本职业矩阵数据构建模

型，发现 55% 的职业存在被计算机技术替代的风险[12]

。Arntz 等（2016）运用国际成人能力评估数据库

（PIACC）数据测度21个OECD国家的工作任务被自动化替代的风险，发现21个国家中平均有9%的工作

是可自动化的[13]

。Acemoglu和Restrepo（2020）发现机器人应用显著降低了工人的就业水平，机器人与工

人数量之比每上升1%，就业率下降0.2% [14]

。类似地，国内学者亦发现人工智能技术或机器人应用对劳

动力存在明显的替代效应。王永钦和董雯（2020）运用 IFR 数据计算中国企业层面工业机器人渗透度，

实证研究发现工业机器人渗透度每上升1%，会导致企业劳动力就业数下降0.18%[6]

。孔高文等（2020）构

建 2012—2017年中国行业-地区层面面板数据，研究发现机器人使用数量增加会导致本地未来一年的

劳动力就业数量显著下降，且易被机器人替代行业的劳动力就业数量下降幅度更大[4]

。

文献也关注到人工智能技术对劳动力就业的生产率效应，即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能提升生产效率和

降低生产成本，一方面促使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必然会增加更多的就业岗位，另一方面会增加劳动者的

消费需求，使得对劳动力的衍生需求上升。Autor（2015）认为自动化技术对劳动力既存在替代效应，又存

在互补效应，即自动化技术会替代掉部分劳动力，也会衍生出新岗位以匹配相应劳动力，进而产生职业

更替[10]

。Acemoglu 和 Restrepo（2019）提出自动化技术具有“复原效应”，即自动化技术在替代劳动力同

时，会创造新工作任务，抵消部分自动化对劳动就业的消极影响[15]

。

那么，人工智能技术对我国劳动力就业的净影响究竟如何？当前，我国老龄化趋势愈加明显，人口

红利逐渐消失，“用工荒”和“技工荒”等现象的出现使得用智能化设备替代劳动力的需求大幅提升。同

时，智能化技术的使用成本不断降低，资本相比于劳动的要素相对价格下降，企业作为劳动需求方，更倾

130

赵 贺等：人工智能的职业替代效应与职业结构演变：基于CGSS数据的微观证据

向于用智能化设备替代劳动以节约用工成本。此外，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使得计算机不断“类人化”，人

工智能可以执行较复杂的任务，加之大数据、物联网和云计算等技术的普及与深入，衍生出大批对人类

劳动力依赖性较低的职业，不断向“机器换人”的趋势发展。结合以上三点，本文提出研究假说1。

假说1：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会引发职业替代风险。

人工智能技术作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高阶表现形式，不仅会导致劳动力就业需求的总量变化，也会

对劳动力职业结构产生相应的影响。具体来说，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在降低易自动化岗位劳动力需求的

同时，也增大了人机协作岗位的劳动力需求。部分研究文献表明，人工智能技术对低等和中等技能劳动

者的替代作用较强，对高技能劳动者则表现为互补性；也有部分文献认为人工智能应用主要替代中等技

能劳动者，而对低等和高等技能劳动者就业产生促进作用。因此，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会导致技能劳动力

职业结构的变化。

Autor 等（2006）研究发现人工智能发展促进了高技能和低技能劳动者的就业，而不利于中等技能劳

动者的就业[16]

。Autor 和 Dorn（2013）基于美国人口普查数据从实证上验证了上述理论发现[17]

。Goos 等

（2014）指出在1993—2010年间，常规偏向型技术进步导致整个欧洲经济体就业呈现两极分化[18]

。Kunst

（2020）发现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全球范围内制造业对中等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呈下降趋势[19]

。国内研

究者大多以劳动者学历划分劳动力技能等级，运用技能劳动力需求的变化刻画职业结构演变。孙早和

侯玉琳（2019）发现在东南沿海地区，工业智能化加剧了对低技能劳动力的替代作用，使得劳动力就业结

构呈现“单极化”趋势[20]

。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说2。

假说2：人工智能技术的职业替代效应会改变劳动力职业结构。

在人工智能技术会冲击劳动力市场的背景下，由于不同城市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教育规模、市

场化程度以及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支持力度不同，各城市和地区的人工智能发展呈现异质化。因此，分析

不同城市人工智能职业替代的差异化作用十分必要。

现有文献大多基于省域和国别数据探讨人工智能发展对不同区域的差异化影响。李丫丫（2018）发

现工业机器人使用对京津地区、北部沿海、东部沿海和南部沿海地区的制造业生产率提升产生正向影响

且最为显著，对中部地区和西南地区的正向影响次之，而对东北和西北地区的制造业生产率没有显著影

响[21]

。魏玮等（2020）发现在工业智能化发展初期阶段能够显著提升东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而对中部

和西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表现为抑制作用[22]

。周晓时（2021）以1991—2018年世界银行和国际机器人联

合会的数据为基础，探讨人工智能发展对农业生产率影响的国别差异，研究发现人工智能发展对高收入

国家农业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显著，而对中低收入国家农业生产率产生抑制作用[23]

。人工智能技术对不

同区域生产率的差异化影响，引致其对劳动力职业结构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18]

。

中国不同区域的市场化程度呈现差异性，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新兴技术的推广速度更快与应用

范围更大；相反，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囿于成本、技术环境和人力资本水平等因素的限制，企业对于

新技术的接受存在一定的时滞性。那么，在不同市场化程度的区域中，人工智能技术的职业替代效应对劳

动力职业结构的影响存在差异。中国不同城市的教育规模也存在差异，在教育规模较大的城市，劳动者有

更多机会提升其人力资本水平；而在教育规模较小的城市，劳动者通过教育提升其自身能力的机会相对较

少，面对人工智能技术的职业替代冲击时易被替代。因此，教育规模较小的城市中，那些任务复杂度、工作

自由度较低岗位上的劳动者受到人工智能技术的冲击更大，被机器人替代的风险更高。综上，本文提出

假说3。

假说3：人工智能技术的职业替代效应对劳动力职业结构的影响受市场化程度和教育规模约束。

三、计量模型构建、变量指标设计与数据来源

（一）计量模型构建

本文依据人工智能技术职业替代效应对劳动力职业结构影响的问题，构建如下模型：

131

2023年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6期

osit = α + θccrit + ηXit + μi + δt + εit （1）

式（1）中，被解释变量osit衡量第t年城市i的职业结构，从职业任务复杂度、工作自由度、职业社会评

价和职业所属产业四个维度衡量。解释变量 ccrit衡量第 t年城市 i的职业替代率，取值为 0~1。Xit为第 t

年城市 i的一系列控制变量，包括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科学技术水平、城市教育基础、对外贸易水

平、城市企业规模。μi和δt分别表示城市和时间固定效应。εit表示随机扰动项。

（二）指标设计

1.核心变量指标设计

（1）职业可替代率（ccri

）。t 借鉴 Frey和 Osborne（2017）对美国职业替代率的测算方法[9]

，对中国职业

可替代率指标的测度按照如下步骤进行：第一，按照职业名称和职业内容描述，将国际标准职业分类IS‐

CO中的职业与美国职业信息网络 O*NET数据库中的职业进行匹配，从而获取 ISCO分类下各职业的职

业特征评分；第二，运用Manyika 等（2017）提出的智能体的工作能力及其等级划分结果[25]

，筛选智能体工

作能力等级为低级的工作能力指标，对照O*NET数据库选取能够反映上述工作能力的指标作为特征变

量；第三，综合现有研究者所选取的最容易被替代和最不容易被替代的职业集作为训练集，运用随机森

林算法获得国际标准职业分类ISCO中各职业的职业可替代率。基于CGSS数据计算每个城市中每种职

业各自的劳动者就业比例，并将这一比例作为权重计算城市层面职业替代率的加权平均值，作为各城市

职业岗位被人工智能技术替代的指标。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对于第一步，在对ISCO职业分类下的职业和O*NET数据库中的职业进行匹配时，如果一个O*NET数

据库中的职业对应于多个 ISCO 分类中的职业，那么对于这若干个 ISCO 分类下职业均赋予所匹配的

O*NET数据库中职业的职业特征评分；如果一个ISCO分类中的职业对应于多个O*NET数据库中职业，那

么此ISCO分类下职业的职业特征评分为所匹配多个O*NET数据库中职业特征评分的平均值。本文选取

“能力（Abilities）”、“技能（Skills）”和“工作内容（Work Activities）”三个板块给出的“重要性（importance）”评

分作为职业特征评分。

对于第二步，选择 Manyika 等（2017）智能设备工作能力中等级为低的指标作为从 O*NET数据库选

取模型特征变量的主要依据[25]

，并结合 Frey 和 Osborne（2017）对特征变量的选取[9]

，最终筛选出“口语理

解、书面理解、感知速度、演绎推理、归纳推理、独创性、全身协调、社交感知、劝说、谈判、协助与照顾他

人、协调他人的工作和活动”这12种指标作为训练集与测试集的特征变量。

对于第三步，结合现有相关文献，综合研究者们所选取的职业及标签值作为训练集，共选取了60个

职业，其中30个职业为最不可能被人工智能技术所替代的职业，标签为0，包括牙医；董事和首席执行官；

律师；土木工程师；药剂师；市场销售部经理；建筑师、城市和交通规划师；作家和创作或表演艺术家；宗教

助理专业人员；摄影师、图像和录音设备操作员；船舶工程师；小学教育教学专业人员；警察、督察和侦探；

运动员及相关专业人员；儿童保育员；消防队员；电气工程师；中学老师；经济学家；雕塑家、画家及相关艺

术家；营养师和营养学家；理疗师及相关助理专业人员；装饰师和商业设计师；高级政府官员；心理学家；

厨师；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法官；美发师、理发师、美容师等。其余30个职业为最可能被人工智能技术

所替代的职业，标签为1，包括屋顶工；房地产经纪人；电话总机接线员；土木工程技术人员；钣金工人；印

刷及相关行业工人；缝纫机操作员；会计师；法律及相关业务助理专业人员；政府税务及消费税官员；数据

输入操作员；电气和电子设备装配工；信使和搬运工、送货员；收银员和抄表员；保险代理人；办公室帮工；

出纳员；混凝土浇筑工和修整工；木材及相关材料手工业工人；装订工；机械装配工；起重机和相关设备操

作员；街头摊贩；上门和电话销售员；垃圾收集者和相关劳工；纺织、毛皮和皮革制品机械操作员；时装和

其他模特；橱柜制造商和相关工人；粉碎、研磨和化学混合机械操作员等。

基于上述数据即可进行随机森林分类模型的训练，随机森林模型的输出结果是对各个职业能否被

替代的判断，各职业的概率值Pi即为我们所求的职业可替代率，概率值越大，被智能设备替代的可能性

越大。

132

赵 贺等：人工智能的职业替代效应与职业结构演变：基于CGSS数据的微观证据

（2）职业结构。本文从职业任务复杂度、工作自由度、职业社会评价和职业所属产业四个维度来衡

量劳动者职业结构演变。

第一，职业任务复杂度（os1

）。ISCO职业分类法将职业分为九大类，对于这九大类职业，ISCO又按照职

业任务复杂度分为四个层级：第一层级Level1包含简单的、重复性较强的常规任务，在九大类职业当中，第

九类职业属于Level1；第二层级Level2包含操作和维修设备，储存和整理基础信息等任务，第四、五、六、

七、八类职业属于Level2；第三层级Level3包含较为复杂的技术操作和技术实践任务，第一和第三类职业

属于Level3；第四层级Level4包含复杂的综合性任务，第二类职业属于Level4。此处用城市“（level1职业人

数+level2职业人数）/总职业人数”（os1

）衡量任务复杂度视角的职业结构。

第二，职业工作自由度（os2

）。对于职业自由度高低的划分，基于CGSS问卷调查中“在您目前的工作

中，您在多大程度上能自主决定您工作的具体方式”这一问题，回答“完全自主决定”或“能在一定程度上

自主决定”，划分为“高工作自由度职业”；回答“在很少程度上自主”或“完全不能自主”，划分为“低工作

自由度职业”。本文用城市“低工作自由度职业人数/总职业人数”（os2

）衡量工作自由度视角的职业

结构。

第三，职业社会评价（os3

）。本文采用国际社会经济地位ISEI指数来衡量各职业的社会地位。鉴于

本文样本中 ISEI评分的范围为 16~55，按照 16~25、26~35、36~45、46~55的范围将职业评分划分为较低、

低、较高、高四种类型，并用“（较低职业评分人数+低职业评分人数）/总职业人数”（os3

）衡量职业社会评

价视角的职业结构。

第四，职业所属产业（os4；os5；os6

）。将ISCO分类中第六大类“农业和渔业工作者”中的各职业归类为

第一产业，将第七大类“工艺及相关行业工人”和第八大类“工厂和机器设备的操作员和装配工”中的各

职业归类为第二产业，此外，第九大类“初级职工和非熟练工人”包含的两个子类“农业、渔业及相关劳

工”和“采矿、建筑、制造和运输业劳动者”中的各职业也归类为第二产业，其余职业归类为第三产业。本

文用城市“第一产业职业人数/总职业人数”（os4

）、“第二产业职业人数/总职业人数”（os5

）和“第三产业职

业人数/总职业人数”（os6

）衡量职业所属产业视角的职业结构。

2.控制变量

经济发展水平（rgdp），以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来衡量。产业结构（industry），以第二产业产值占GDP的

比重衡量。科学技术水平（psci），以人均地区科学技术支出来衡量。城市教育基础（pedu），以基础教育、

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在校生总和占总人口的比重衡量。对外贸易水平（pfdi），以人均外商实际投资额来

衡量。城市企业规模（pent），以人均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衡量。

（三）数据来源说明

在计算职业替代率时所运用的O*NET数据库由美国劳工部职业信息网官网获取，该网站从不同的

职业评价模块对各个职业的职业特征进行了多方位描述，并给予数值评分，为我们选取各职业的职业特

征作为随机森林模型的特征变量提供了参考。本文用于和O*NET数据库匹配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

库（CGSS），是由中国人民大学执行的全国性、综合性学术调查项目，基于数据可得性，选取 2010、2012、

2013和2015年数据。

四、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

表1列示了人工智能的职业替代效应影响劳动力职业结构的基准回归结果。由列（1）可知，从职业

任务复杂度视角来看，人工智能的替代效应使得从事低复杂度任务的劳动就业比例下降，从事高复杂度

任务的劳动就业比例上升。具体来说，简单、重复性强、操作和维修设备以及整理和存储基础信息类职

业易被人工智能所取代，所以低复杂度职业劳动者比例下降，相对应地，包含复杂技术操作实践和综合

性任务的职业被人工智能替代的风险较低。由列（2）可知，从职业的工作自由度来看，人工智能技术职

业替代率越高，低工作自由度职业的劳动者就业份额越低，相应地高工作自由度职业的劳动者就业比例

133

2023年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6期

越高。由列（3）可知，从职业的社会评价来看，人工智能的职业替代效应并没有对职业社会评价产生显

著影响。由列（4）~（6）可知，从职业所属产业来看，人工智能的职业替代效应促使第一产业的劳动者就

业比例下降，而使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劳动者就业比例上升。原因在于，智能机器设备在农业的大规模应

用，使从事农业生产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到了第二和第三产业中进行再就业。综合表1结果可知，人工智

能应用改变了任务复杂度、工作自由度和产业结构这三个维度的劳动职业结构，但并未对职业社会评价

维度的职业结构造成影响。

（二）稳健性检验

本文通过更换解释变量即职业替代率的衡量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如前所述，Frey 和 Osborne

（2017）使用 O*NET 数据库对计算机智能技术发展背景下美国职业可替代率进行了预测[9]

，他们的研究

方法和结果被各国研究者广泛采用。为对上述基本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运用 Frey 和 Osborne

（2017）测得的美国职业可替代率结果[9]

，通过匹配中美两国的职业从而获得中国职业的可替代率（ameccr）。

具体回归结果见表2，可知基准回归中的各项结论仍然成立。

表1　基准回归

解释变量

ccr

pgdp

industry

psci

pedu

pfdi

pent

Cons

城市控制

时间控制

N

R2

（1）

os1

-0.5267***

（0.1049）

-0.0010

（0.0042）

-1.0292

（0.9444）

0.2768*

（0.1421）

-0.7065***

（0.2718）

-0.1736

（0.2516）

-0.0183

（0.0173）

0.4811***

（0.0852）

是

是

318

0.7259

（2）

os2

-0.8212***

（0.0637）

0.0004

（0.0025）

0.3511

（0.5652）

0.1452*

（0.0850）

-0.0241

（0.1627）

-0.0071

（0.1506）

-0.0157

（0.0104）

-0.0931*

（0.0512）

是

是

317

0.6373

（3）

os3

-0.0608

（0.1264）

0.0005

（0.0051）

-1.8403

（1.1380）

0.4227**

（0.1713）

-1.0957***

（0.3275）

-0.5224*

（0.3032）

-0.0243

（0.0209）

0.4759***

（0.1027）

是

是

318

0.6877

（4）

os4

-1.1962***

（0.1436）

-0.0026

（0.0057）

-2.5033**

（1.2524）

0.5567***

（0.1869）

-1.1205***

（0.3641）

-0.3918

（0.3274）

-0.0052

（0.0223）

0.7622***

（0.1129）

是

是

291

0.7659

（5）

os5

0.8466***

（0.0514）

0.0026

（0.0021）

0.6283

（0.4630）

-0.1466**

（0.0697）

-0.1988

（0.1332）

-0.0612

（0.1233）

-0.0195**

（0.0085）

-0.1235***

（0.0418）

是

是

318

0.7161

（6）

os6

0.8884***

（0.0967）

-0.0041

（0.0039）

0.2734

（0.8705）

-0.0121

（0.1310）

0.7660***

（0.2505）

0.3672

（0.2319）

0.0481***

（0.0160）

0.1313*

（0.0785）

是

是

318

0.7279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下显著。以下同理。

表2　稳健性检验

解释变量

ameccr

控制变量

城市控制

时间控制

N

R2

（1）

os1

-1.0461***

（0.0238）

是

是

是

318

0.9622

（2）

os2

-1.1851***

（0.0308）

是

是

是

317

0.9504

（3）

os3

-0.0420

（0.0491）

是

是

是

318

0.4229

（4）

os4

-1.2826***

（0.0659）

是

是

是

291

0.8806

（5）

os5

0.8078***

（0.0639）

是

是

是

318

0.6338

（6）

os6

0.3780***

（0.0635）

是

是

是

318

0.6857

134

赵 贺等：人工智能的职业替代效应与职业结构演变：基于CGSS数据的微观证据

五、进一步分析

（一）市场化程度

为考察人工智能技术的职业替代对劳动力职业结构的影响是否因城市市场化程度而不同，本文基

于樊纲等（2011）的方法测度市场化指数[26]

，并将样本划分为市场化程度较低和较高两类，借以研究不同

市场化程度下人工智能职业替代效应影响劳动力职业结构的异质性。具体回归结果见表3。

表 3 的 Panel A 列示市场化程度较低样本的回归结果，Panel B 列示市场化程度较高样本的回归结

果。由列（1）可知，市场化程度越高，低任务复杂度的职业越容易被替代。由列（2）可知，无论市场化

程度高低，人工智能对低工作自由度职业的替代作用差异不大。由列（3）可知，对于市场化程度较低

的城市，人工智能技术对低社会评分职业的替代作用不显著；而对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城市，人工智

能技术显著替代低社会评分职业。由列（4）~（6）可知，对于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城市，人工智能技术显

著增大了第二产业劳动者就业占比，但对第一和第三产业劳动者就业的影响不显著；而对市场化程度

较高的城市，人工智能技术的职业替代显著降低了第一产业劳动者就业占比，同时促进第二和第三产

业劳动者就业。

（二）城市教育规模

人工智能技术的替代效应对劳动力职业结构的影响是否依城市教育规模而有所差异？本文依照

“每万人在校大学生数”这一指标衡量各城市教育规模，并将总样本划分为教育规模较小和较大两类，探

讨人工智能技术职业替代效应对劳动力职业结构的异质性作用。具体回归结果见下页表4。

表4的Panel A列示教育规模较小样本的回归结果，Panel B列示教育规模较大样本的回归结果。由

列（1）可知，教育规模越小，低任务复杂度的职业越容易被人工智能技术替代。由列（2）可知，教育规模

越小，低工作自由度职业被人工智能技术替代的可能性越大。由列（3）可知，对于教育规模较小的城市，

人工智能技术显著替代低社会评分职业；而对于教育规模较大的城市，人工智能技术对低社会评分职业

的替代作用不显著。由列（4）~（6）可知，对于教育规模较小的城市，人工智能技术的职业替代显著降低

了第一产业劳动者就业占比，同时提高了第二和第三产业劳动者就业比例；而对教育规模较大的城市，

人工智能技术显著促进第二和第三产业劳动者就业，而对第一产业劳动者就业的影响不显著。

表3　分组检验：市场化程度

解释变量

Panel A：市场化程度较低

ccr

N

R2

Panel B：市场化程度较高

ccr

N

R2

控制变量

城市控制

时间控制

（1）

os1

-0.2983**

（0.1337）

167

0.8037

-0.7503***

（0.1723）

151

0.6804

是

是

是

（2）

os2

-0.8377***

（0.1131）

166

0.6137

-0.8734***

（0.0786）

151

0.6721

是

是

是

（3）

os3

0.2652

（0.1645）

167

0.7431

-0.3971*

（0.2081）

151

0.6685

是

是

是

（4）

os4

-0.8003

（0.5844）

154

0.8033

-1.4917***

（0.1847）

137

0.7453

是

是

是

（5）

os5

0.8248***

（0.1031）

167

0.7990

0.8367***

（0.0541）

151

0.6232

是

是

是

（6）

os6

0.5878

（1.9784）

167

0.7513

1.1341***

（0.1075）

151

0.6613

是

是

是

135

2023年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6期

六、基本结论

人工智能技术正全面赋能实体经济，在提高生产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同时，不可避免地对劳动力

就业产生影响。本文借鉴 Frey 和 Osborne（2017）的思路，对我国 ISCO 职业分类标准下的职业替代率进

行测算，赋权加总得到城市层面的职业替代率，并分析人工智能技术的职业替代效应对劳动力职业结构

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工智能技术会诱发职业替代风险，人工智能技术的职业替代效应改变了任务复杂

度、工作自由度和职业所属产业这三个维度的职业结构，而对职业社会评价这一维度的职业结构并无显

著影响。具体来说，人工智能发展减少从事简单、重复性强以及维护、修理设备和整理、存储基础信息的

常规任务岗位，降低工作自由度较低和从属第一产业的职业的劳动就业份额，增加了复杂操作、实践及

综合分析决策的岗位，以及工作自由度较高和从属第二、第三产业岗位的就业。与此同时，人工智能技

术职业替代对劳动力职业结构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在不同市场化程度和不同教育规模的城市，人工智能

职业替代对劳动力职业结构的影响有所不同。

根据经验研究结果，相关政策建议如下：（1）人工智能技术会诱发职业替代风险，对劳动力就业产

生替代作用。政府一方面应给予充分的社会保障政策，避免因失业引发社会民生问题，另一方面应引

导企业加大对员工的职业技能培训，提高“人机匹配”程度，从根源上缓解人工智能发展对职业的替代

影响。（2）人工智能技术的职业替代效应影响劳动力市场的职业结构并存在地区异质性。相关部门应

根据不同地区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阶段、市场化程度以及教育水平等现状，因地制宜地规划不同区域

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战略，在发挥人工智能生产率提升作用的同时，最大程度地降低对劳动力市场的

冲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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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分组检验：城市教育规模

解释变量

Panel A：教育规模较小

ccr

N

R2

Panel B：教育规模较大

ccr

N

R2

控制变量

城市控制

时间控制

（1）

os1

-0.7370***

（0.1382）

161

0.7102

-0.7004***

（0.1702）

157

0.8503

是

是

是

（2）

os2

-0.8464***

（0.1014）

161

0.6883

-0.8274***

（0.0942）

156

0.6762

是

是

是

（3）

os3

-0.4471**

（0.1996）

161

0.7112

-0.2178

（0.1648）

157

0.8103

是

是

是

（4）

os4

-0.9536***

（0.2032）

147

0.7796

-0.6739

（0.3953）

144

0.8228

是

是

是

（5）

os5

0.7560***

（0.0626）

161

0.7602

0.7858***

（0.0818）

157

0.8341

是

是

是

（6）

os6

0.9424***

（0.1146）

161

0.8026

0.5431***

（0.1524）

157

0.8026

是

是

是

136

赵 贺等：人工智能的职业替代效应与职业结构演变：基于CGSS数据的微观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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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靳香玲］

137

2023年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6期

The Occupational Substitution Effec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Evolution of Occupational Structure:

Micro-Evidence from CGSS Data

ZHAO He, WANG Lin-hui, CAO Zhang-lu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Abstract: At present, the wide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s impacted the labor market, which

attracts great attention in all sector of society. Through matching 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 occupational

classification with the occupations in the O*NET database of the United State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occupational substitution rat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n the city with reference to the calculation ideas of

Frey and Osborne (2017) on the American occupation substitution rate and the China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 database. Furthermore, it discusses the occupational substitution effec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and its influence on occupational structure from four dimensions of occupational task complexity,

job flexibility, social evaluation and the industry that the occupation falls into.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mpac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induces the risk of occupation substitution, and the higher risks of

substitution exist in occupations with lower task complexity, lower work flexibility and those in the primary

industry. The occupational substitution effec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changes the occupational

structure of labor force, and is constrained by the degree of urban marketization and the scale of education.

Key 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ccupational substitution rate; occupation structure; occupational attribute;

occupational substitution risk

138

2023年11月

第41卷 第6期

Nov. 2023

Vol. 41 No. 6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HAINAN UNIVERSITY(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我国国家治理结构的演进、转型和优化

周芷帆a，b

（西北工业大学a.马克思主义学院，b.智能科技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陕西 西安 710129）

［摘 要］国家治理结构决定了国家治理的实现方向，对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大

意义。传统的一元化治理结构已无法适应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必须进行转型。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

国家治理的探索中逐渐形成了全能型、绩效型和协同型等国家治理结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

改革的总目标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标志着我国国家治理结构的重大创新。坚持党的全

面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分别构成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一进程的核心、根本与基本遵循。党、政

府、社会力量、市场在国家治理结构中具有不同功能，只有实现四者的良性互动，才能更好地提高国家治理效

能，进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

［关键词］国家治理结构；治理现代化；党的领导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1710（2023）06-0139-08

［DOI］10.15886/j.cnki.hnus.202306.0308

“国家治理”（National Governance）概念源于国外，与此相关的概念还有“治理国家”（Governance

State）。国家治理涵盖了政府治理、市场治理、社会治理等多元主体不同层次的治理，主要指的是“国家

在基本权力安排既定的情况下，如何使国家权力运行得合法、顺畅、高效与得到社会认同的问题”[1]

。关

于国家治理结构的概念，我们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界定：从系统原理的视角来看，结构主要是指政府、社会

力量、市场等系统要素的组成形式，合理的结构强调功能和治理要素的排列组合，以促使系统的功能得

到更好地发挥；从管理理论的视角来看，管理过程分为计划、执行、检查和处理四个环节组成循环，结构

设置符合关系理论的需求，进而完成管理的目标；从政治结构的视角来看，政治结构是在经济结构之上

的一系列政治法律制度及其实施方式。随着数字化时代的来临，国家公共事务呈现出复杂多变的态势，

其原有的国家治理模式亟须改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推进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

经验的决议》又进一步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不断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向广度和深度进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党和国家事业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2]

。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把“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深入推进”作为未来五年国家发展的主要目标任务之一。这表明，我国在

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将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同国家职能的转变实现了深度融合，更好地服

务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党的坚强领导下，随着国家机构权力的整合，以及国家治理多元

化的出现，我国国家治理结构形成了新的逻辑关系。这种新逻辑关系实现了国家治理由“管制”到“治

理”模式的发展，既彰显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意义，也为新时代实现高质量发

展提供了机制保证，开拓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之路。新征程上，我国必须深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把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治理效能。

［收稿日期］2023-06-23

［基金项目］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专项（2023HZ0571）；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22QN039）

［作者简介］周芷帆（1987-），女，湖南邵阳人，西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西北工业大学智能科技与国家

治理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国家治理。

中国改革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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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6期

一、我国国家治理结构的逻辑演进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国家治理结构在实践中逐渐深化，这一过程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并大

致形成了三大治理结构类型。

（一）全能型国家治理结构

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改革开放之前，为推进国家治理的“管控型”阶段。这一

阶段的主要表征是“社会权力高度集中于国家，国家权力高度集中于执政党，执政党权力高度集中于中

央，中央权力高度集中于领袖”[3]

。通过建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实现党政的高度融合，以管制作

为治理的主要手段，政府统揽一切，实施统一生产、统一分配的措施，实行自上而下的全方位管控，“改革

开放之前的国家治理史上，公与私、国家与社会、政府与民间几乎合为一体”[4]

。在国际和国内的历史背

景下，党对权力规范下的全能管理体制进行了初步探索和实践，构建了全能型国家治理结构。

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并确立和坚持“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带领全国人民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个方面同时进行改造，重构具备现代

文明和共产主义价值形态的国家秩序”[5]

。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提出了在经济和文化相

对落后的国家建立社会主义的基本条件。他认为，遵循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

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集体领导下，在政治上建立“统一纪律”[6]

，实施“全国一盘棋”的控制体系；在经济上

建立“计划经济体制”，中央政府通过制定统一计划来实现国民经济资源配置，以保证经济社会的运行。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自上而下逐渐建立起一套较为完整的控制体系，从而达到对政治、经济、社会等方

面的控制和管理。

具体来说，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的措施达到国家管控的目标：在政治上，提出“东西南北中、党政

军民学”，党领导管理国家一切事务的体制；在经济上，提出城市的国家公有制和农村的集体公有制并

行；在社会建设上，提出大力开展全国性建设运动，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集中资源办好事的社会主义制

度优势。“在国家自主框架下，我国初期实行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初步抑制了规模治理难题。”[7]

在当时的特定背景下，这种全能型国家治理结构可以最大程度地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开展社会主义建

设。政权巩固之后，在需要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社会物质财富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情况下，该治理结构

尽管符合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发展中“组织化”治理路径的实际，但暴露出权力过于集中、效率低

下等不可持续的现象。同时，由于国家上层建筑自上而下地控制着整个社会，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地

方政府、企业、社会及人民等方方面面的积极性与创造力，影响了治理的效率，使国家治理体制缺乏

活力。

（二）绩效型国家治理结构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八大召开，为推进国家治理的“管理型”阶段。这一阶段最为突出

的是“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分开，政府将一部分权力下放给企业和社会，给予了它们一

定的自主权力”[8]

，国家治理由单一主体向多元主体初步转变，充分体现“效率优先”原则，构建了绩效型

国家治理结构。

在国家治理的实践中，全能型国家治理结构未能较好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因此，需要对这

种治理模式进行变革。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得到更好地发

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经济结构的调整优化引起社会利益主体的变化，进而影响到国家治理

体系的变革。为此，政府需要释放权力，促使国家治理转向规范市场活动、维护市场制度、促进公平正义

等内容上来。中央层面的党政机构承担全国性的制度设计、制度建设与制度执行；地方层面的党政机构

在坚持中央制度的前提下承担本地方的政策制定与政策执行。政府的职能以制定发展战略、促进经济

发展、开展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加大社会保障等为主。国家治理聚焦于解决人民日益增

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各项政策制度基本围绕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激发他

们的创造性为基调来制定。中央政府在不同程度上赋权激活地方政府体制改革，促使各地政府让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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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芷帆：我国国家治理结构的演进、转型和优化

人民。对政府与市场、中央与地方、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进行重塑[9]

，形成了企业具有高度自主权、劳

动者具有高度选择权、以绩效为主要准则的绩效型国家治理结构。在该国家治理结构的治理下，国民经

济快速发展，科技力量加快壮大，社会财富不断积累，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升，社会

主义文化繁荣兴盛。但同时也产生了一些负面现象，如地方保护主义、狭隘产业主义浮起，贫富差距逐

渐扩大，治理失误造成资源浪费、权钱勾结、权力寻租和特权膨胀等不良现象出现。

（三）协同型国家治理结构

党的十八大以来，为推进国家治理的“治理型”阶段。这一阶段“坚持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10]

，构建起“一核多元”的协

同型国家治理结构。这一国家治理结构强调党的领导，并把社会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坚持

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11]

，使国

家治理体系不断健全和完善，治理效能显著提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过四十余年的发展，经济结构、社会格局、利益群体及人民的思想认识等

各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凸显出当前存在

的主要问题是区域之间、产业之间、层级之间、群体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纵观西方发达国家的

历程，我国也存在面对新兴大国与传统大国可能发生对抗的所谓“修昔底德陷阱”，面临经济增长缓慢和

长期徘徊在中等收入区间的“中等收入陷阱”，落入无论出台好的治理政策或是坏的治理政策，都会受到

人民负面评价和政府失去公信力的“塔西佗效应”的可能性。在此背景下，我国对国家治理结构进行了

重塑。协同型国家治理结构强调党的全面领导，也更加注重多元化的治理主体，发挥各方利益主体的主

动性和创造性，提升国家治理水平。中国共产党“在治理结构中发挥‘领导一切’的‘核心作用’，以维护

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为目标，担负着维护秩序、提供服务、增进利益的责任”[12]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

出了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定为全面深化改革

的总目标。这个总目标的提出，体现了改革由局部探索、破冰突围到系统集成、全面深化的转变，进一步

推进了改革开放，也推动了国家治理结构的重塑和变革，使我国国家治理结构更加科学高效。我国政府

提出了“社会协调”“公众参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等国家治理理念，实现主体的多元化、方式的民主化、

手段的科学化和依据的法治化，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积极作用。在党的领导下，

协同型国家治理结构实现了国家治理结构的重大变革，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了制度

保证[13]

。

二、我国国家治理结构的现代转型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我国面临着全球共时性治理难题及自身

经济社会转型治理困境所带来的双重压力和挑战。在此背景下，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成为我国新时期

全面深化改革的一项重大战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持续推进，传统的国家治理结构已

经不能适应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如何转型成为新时代国家治理中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当前中国

正处于‘治理型发展’的新时代，资本逻辑、市场逻辑、技术逻辑、人性本能逻辑、发展逻辑、社会主义逻辑

等竞相展演开来。”[14]

因此，需要在党的领导下，推进国家治理结构的变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

供制度保障。

（一）从静态平衡到动态平衡

鸦片战争以降，我国传统的治理模式因受到近现代化的冲击，而发生了巨大变数。1949年以后，在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国家治理实践中依据具体国情，我国自主探索出了适合自己的国家治理模式，终

结了近代“国家政权‘内卷化’扩张”的被动型逻辑[15]

。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共产党带领

全国人民艰难探索本土化的国家治理经验及改革方案，共同抵御来自各方的挑战，实现了国家治理结构

从失衡到平衡的转型。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中

国共产党从领导人民进行革命的“革命党”成为掌握国家政权的“执政党”，实现了国家权力结构和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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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6期

治理体制的变化，为党领导国家建设和国家治理奠定了基础。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其根本原因缘于在党的领导下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在国家治理过程中着重解决政府存在的“错位”和“缺位”问题，不断推进国家治理结构从静态平衡向

动态平衡的转型。该转型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国家治理结构中处于核心领导地位。党的领导与其

他国家治理主体能否实现功能的有效融合，达到国家治理结构的协调，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国国家治理

效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项系统工程，仅仅依靠单一力量，很容易导致治理结构

处于静态平衡状态，甚至偏离现代化轨道，影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的实现。1949年到

改革开放前这一时期，我国国家治理结构主要体现在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参与国家治

理，是一种群众动员模式。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我国国家治理格局也在不断地进行变化，逐渐实

现国家治理结构从静态平衡到动态平衡的转型[16]

。在国家治理的各个方面，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得到

体现，通过动员广大人民参与国家治理所形成的巨大能量，对我国国家治理结构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

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既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独特优势的深刻根源，也是

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始终秉持的核心价值与逻辑主线。”[17]

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形成政府、社会力量、市场的良性互动。只有这样，才能形成更加科学

高效的国家治理结构，并实现动态平衡，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水平。

（二）从一元主体到多元共治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治理主体具有单一性特征。在国家治理中建立了党的一

元化治理结构和党政一体化治理体制，这在国家发展和社会稳定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该国家治

理结构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着不足，因为无论宏观决策权还是微观决策权都集中在党委，使得许多国家事

务不能及时有效地解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政府的办事效率。党委和政府主要通过行政手段对国家

事务进行管理，人民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并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化程度进一步

深化和社会流动性进一步加强，人口的大流动引发了社会结构的变革，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的指导下，出现了人口格局的区域集中问题，导致行政规划原则与人口分布的偏差较大，国家治理模式

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当前我国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发达板块吸纳了大量的流动人口，使原有的

行政区划已经无法适应当前社会的发展，常住人口膨胀冲击区域性的行政管理体制，出现了“向上升级”

和“向下生级”的“纵向突破”[18]

。改革开放彻底改变了我国传统社会的经济结构，加之全球化背景下国

家治理模式的变革，使我国的国际视角更加开放，进而推动了国家治理结构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变革。中

国共产党遵循和平与发展规律，基于全球化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影响，系统总结了其他社会主义

国家发展的经验教训，从全球的角度看待社会主义发展问题，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更加自觉地融

入世界的现代化潮流。更重要的是，它以开拓性的勇气、坚定的意志和改革开放的精神，推进市场经济

体制改革，推动社会各领域的变革，优化社会结构，促进国家治理结构重构，使国家治理结构由一元向多

元逐渐转型。国家治理主体逐渐从一元主体向多元共治转变，形成多元共治的国家治理结构[19]

。国家

治理转型为在党的领导下政府发挥主导作用，社会力量、市场共同参与的多元共治的国家治理结构。其

为新时代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制度保证，“并在经典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基础上开创了由‘制’

而‘治’的新格局，进而开辟中国独特的政治现代化道路”[20]

。国家治理主体的变化，彰显了我国国家治

理水平的提升，也体现了国家治理结构的科学高效。

（三）从传统管控到现代治理

自古以来，国家治理结构的变迁从未间断，一直在横向和纵向结构上不断地转变。我国传统管理制

度是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面对复杂多变的国情，其集中体现在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两个方面，如何实

现两者的均衡，一直是执政者所不断探寻的难题[21]

。我国传统社会形成了独特的管理体系即郡县制，包

括文官制度、中央集权、乡村自治等。著名史学家秦晖认为魏晋时期是古代中国世家大族最为辉煌的时

期，社会开放程度非常高，但仍然没超出中央集权的约束，奉行“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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