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年第 5 期 的第一性问题和同一性问题只能诉诸实践和科学的历史过程才能得到解答。恩格斯的这一根本见解实 际上指明了实践中思维与存在的现实关联，而不是思想中的反思联系。能在论认为，恩格斯从根本上瓦 解了近代反思哲学框架及其问题，但不意味着思维与存在关系不再是哲学的基本问题，更不意味着实证 科学兴起之后哲学本身的消亡。在能在论看来，思维与存在关系仍然是哲学的基本问题，但理解二者关 系的视角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能在论关注的不是观念中思维与存在两个理念之间的反思关系，也不是 实践过程才能证明的第一性问题和同一性问题——因为第一性问题和同一性问题不是哲学在思维内部 本身能够解决的，而是思维与存在在实践中的统一性和否定性问题。能在论对存在的思考实际上就是 在这个意义上把握思存关系。 如果说近代哲学因为批判古代哲学中思维与存在非反思的同一性而推进了人类思想进步的话，近 代哲学在反思框架中构成的思存二元论也构成了人类思维发展的困境。在思存对立的二元建制中，存 在和思维是两个相互排斥的绝对理念，思想把握到了思维与存在的根本差异同时也意味着二者在观念 中的抽象对立。黑格尔在思辨哲学的框架中指明了对立的不是实际生活中的物质和意识，而是被抽象 掉了具体规定的两个无限理念，并由此揭示了两者作为理念本身的同一性。在《哲学史讲演录》的结论 中，黑格尔指出：“哲学到·现在·为止达到的观·点·就在于：认识到理念在它的必然性里，认识到理念分裂出 来的两个方面，自然和精神，每一方面都表现理念的全体，不仅本身是同一的，而且从自身内产生出这唯 一的同一性，并从而认识到这个同一性是必然的。哲学的最后的目的和兴趣就在于使思想、概念与现实 ····· ·· 得到和解。”［3］（P372）黑格尔哲学以思维的方式克服思维与存在两个抽象概念在思想中的对立，从而将 哲学理解为“精神的和解”。思维中构成的对立最终只能通过思维的劳作去解决，以便达到与现实和解， 因为现实中本来就不存在这样的抽象对立。黑格尔的统一性哲学由此走到了近代反思哲学的极端边 缘，并且成为近代哲学乃至整个传统西方哲学的完成者。只需跨出黑格尔哲学预示但没有最终跨出的 一步，将思维与存在在现实中的关系提升为哲学主题，反思哲学的框架就彻底瓦解了。马克思和恩格斯 走出了这一关键步骤。他们以《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瓦解了与生活和现实相异化的反思哲学。当哲 学从反思哲学的思辨天空回到现实大地，并从感性的生活实践再度出发的时候，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就是 另外一番景象了。思维与存在不再是抽象对立的理念，而是在实践中矛盾地展开着的状态和过程，因此 是现实存在本身，是由人作为能在开启的可能世界。 “能在”这个概念不是用来指相互对立的思维或者存在，而是指人这种具有思维的特殊存在者的存 在，毋宁说人就是思维与存在的统一。青年马克思曾经指出：“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 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 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他具有有意识的生命活动。这不是人与之直接融为一体的那种规定 性。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或 者说，正因为人是类存在物，他才是有意识的存在物，就是说，他自己的生活对他来说是对象。”［9］（P56） “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就是说是这样一种存在物，它 把类看做自己的本质，或者说把自身看做类存在物”［9］（P56-57）。人不仅将自己的生命活动而且将自身 之外的他者看作自己意志和意识的对象，人的生存就是此种对象性意识指引下的对象化活动，因此就是 思维与存在相互纠缠着的可能过程，而不是完成了的存在者或者静止的存在状态。我们因此称之为“能 在”。人是点亮世界的一道亮光，同时也是世界与自身断裂的一次裂变［4］（P8）。因为人有思维，或者说 世界有能思维的人，存在在人的意志（实践）和意识（观念）中作为人的世界对人存在，因此是思维与存在 统一中展开的可能过程和可能状态。在这个意义上，人的存在作为能在和世界作为可能世界乃是同一 个过程。以人的存在作为能在来建构对这个可能世界的理解，意味着面对思维与存在在实践中的统一 性这一基本的“事实本身”。以能在为核心概念的能在论就是面对生存现实的存在之思。它以思存的统 一性和否定性思及存在如何存在并且如何去存在。

罗 骞：思维与存在的关系 ·101· 能在论用存在论差异来揭示和保留近代哲学的思想成果。我们曾经在与海德格尔不同的意义上阐 释过存在论差异概念。“存在论这个概念中蕴含着的逻辑和事实层面的差异，包括了存在和存在论在存 在者层面的差异，存在和存在论在认识论层面的差异和各种不同存在论之间经验层面的差异。我们称 为存在论的三重差异。”［21］能在论对存在的理解奠定在思维与存在差异的基础之上，而不是思维与存在 非反思的抽象同一性。这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能在作为能在论的基础范畴不是指抽象本体 论意义上作为绝对起点的物质或者精神，而是指人这种特定的存在者作为物质与意识之统一的特定存 在方式及其展开状态。人的存在作为能在是以此差异为基础展开的现象过程，而不是无差异的抽象实 体；另一方面，从思想发展的历史来看，能在论只是我们观念地把握存在世界（论存在）的一种思想，而不 是被它把握的世界本身。不同于古代哲学抽象的“本体”和近代反思哲学的“我思”，“能在”概念作为统 一性环节将思维与存在的差异包含在自身之内。因此，能在论以“能在”概念为核心对主体性哲学的批 判无意退回到无主体的抽象存在本身，也不认为从意识的内在性走向实践或者此—在乃是移居到了纯 粹的“在外”，像海德格尔认为的那样。在能在论看来，没有绝对的在外，人只能从人本身出发进行认识 和实践。实践或此—在与意识的关系从来不可能相互外在。在这个意义上，能在论保持了反思哲学在 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上取得的基本成果，肯定主体性的积极意义。能在是包含了主体性意识的后主体 性（post-subjectivity）概念，而不是反主体性（anti-subjectivity）概念。 在存在论差异的基础上，能在论以存在论循环概念揭示思想趋向现实的同时现实也趋向思想这样 一种循环往复的超越性状态和超越性过程，实质是将思维与存在在实践中辩证统一领会为存在的基本 结构。思维和存在从自身出发到达对方的同时返回自身的内在统一就是开放的循环过程。这不是说思 维与存在是两个独立实体，能够循环往复到达对方的同时回到自身，而是说现实就是内在融合的统一过 程，思维与存在只是我们用来分析这个统一过程的范畴。“存在论循环作为存在的基本结构从根本上打 破了抽象同一性的存在概念，在统一性的实践概念中，存在实际上是物质与意识或自然与精神相互构成 和相互推动着的展开状态和展开过程。存在论循环是一个辩证的开放结构。一方面，现实的存在由于 对象性意识和对象化活动的中介，成为不断展开的超越过程。……另一方面，思维本身是在对象化活动 过程中形成的，现实存在过程的改变不断推动人们思维方式和思维能力的发展，形成新思想和新理论。 ……从理论到现实，从现实到理论，认识过程也表现为不断循环展开的辩证过程。”［21］存在论循环揭示了 思维与存在相互构成对方这一生存实践中展开的存在论事实。 能在论中的“存在论差异”和“存在论循环”两个概念，实际上揭示了思维与存在作为现实世界基本 矛盾的展开逻辑。在能在论视域中，可以将思维与存在的矛盾关系概括为统一性问题和否定性问题两 个基本方面。在产生了思维的物质世界中，思维（意识）与存在（物质）是揭示现实世界的最根本的存在 论范畴。思维与存在相互作用中构成现实过程和关于现实过程的观念。因此，思维与存在差异基础上 的并存是二者相互关系的第一方面，我们称之为思维与存在的统一性问题。思维与存在的统一性是其 他关系产生的基础，诸如人与世界、主体与客体、内在与外在、能动与被动等都以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为核 心和本质内涵。没有思维与存在差异基础上的并存，就没有现实，没有关于存在的存在论问题。肯定思 维在物质世界中的“存在”是一切存在论的前提，任何问题都是由思维提出并且是由思维去解答的对象 性问题。凡是脱离对象性实践关系去追问世界的绝对本原和绝对本质并为此提供抽象论证的哲学我们 称之为思辨本体论。思辨本体论总是试图找到一种不受具体时空限制的绝对本原、绝对本质和绝对真 理，最终找到的实际上只是缺乏实体性内容的观念抽象，只是抽象的同一性观念。在思辨本体论中，多 元差异的现实被还原为非现实的、抽象的观念实体，忽视了思维与存在差异基础上的统一性。与此相 反，凡是主张在对象性的关系和过程中把握对象并将认识看成以实践为基础的对象性过程的哲学我们 称之为实践存在论，即以实践为基础构成的现象学存在论视域。实践存在论认为，无具体规定性的存在 只是观念的抽象，存在本身是差异中的对象性存在，是多样性的统一。在这个多元差异的世界中，意识

·102·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年第 5 期 在物质世界中诞生之后形成的思维与存在差异基础上的统一性是构成现实的最基本的存在论状况。思 维与存在的第一性问题只能在思维与存在的统一性过程中才能提出并且在这一过程中才能得到解答， 就像在恩格斯那里正确地指出的那样。也就是说，思维作为物质世界的现象在物质世界中的形成过程 只能在实践和科学中逐渐得到确认，第一性问题的解决只能立足于以实践为基础的思维与存在的统一 性过程。 思维与存在的统一不是静止状态，不是两个理念之间的思辨逻辑关系，而是实践中不断超越的可能 性过程。因此，我们将能在论视域中思维与存在关系的第二方面称为否定性问题。思维与存在的统一 是思维不断地改变现实的同时改变思维自身的否定性过程，思维是能动的否定性因素。凡是否定思维 对存在的能动构成并因此从某种绝对外在于人的抽象存在及其原则出发的哲学都是抽象决定论。抽象 决定论或者因抽象的一元论而将思维看成对存在的被动反应，或者因抽象的二元论而将思维看成内在 意识的自我展开。不论是哪一种情况，脱离了实践中思维与存在的相互作用，存在和关于存在的思维都 被看成是自我展开的决定论过程；与这种抽象决定论相反，凡是立足于实践中思维与存在的相互作用， 肯定思维的能动性并将现实理解为辩证否定过程的哲学我们称之为实践建构论。在实践建构论看来， 思维是对存在的否定。思维是物质世界的产物并且能够在认识物质世界的基础上改造这个物质的世 界。不论思维对存在的观念把握还是在实践中对存在的改变都是超越存在的过程。这种超越性就是同 一性基础上展开的非同一性的建构过程。现实，不论是现实存在还是现实观念都是思维与存在相互作 用中展开的否定性过程。抽象决定论和实践建构论的区别不在于是否承认客观规律，而在于是否以实 践为中介理解这些规律，从而将思维看成否定性因素，并因此将现实（存在和思维统一）看成展开的可能 过程。 统一性和否定性是在恩格斯第一性问题和同一性问题基础上的思维与存在的现实关系，因此可以 看成是思维与存在关系这一哲学基本问题在当代的展开方式。在物质世界产生了思维现象之后，现实 过程就是物质与意识在差异基础之上展开的、辩证否定的可能过程。因此，对存在过程的理解不可能还 原到没有思维的物质世界本身，而只能被理解为实践中展开的思维与存在的辩证统一关系。在这个意 义上，将思维与存在关系的第一方面概括为统一性问题，在肯定世界物质性的同时超越了抽象的物质本 体论，思维与存在的差异性扬弃了抽象的同一性概念。思维与存在的否定性意味着思维对存在的关系 不仅是对象性意识在观念中建构世界图景的认识过程，更是对象化实践活动中依据对象性意识改变对 象世界的过程，因此，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变成了可知论基础上非同一性的否定性问题。也就是 说，无论思维对存在的认识还是思维参与存在的建构都是超越对象的否定过程。思维与存在的统一性 和否定性是由人的存在引发并且根本上就是人的存在作为能在因此世界作为可能世界展开的逻辑。只 要有思维的人类存在，只要人类在思维中把握并且在实践中改变世界，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就始终是哲学 的基本问题，并且始终是实践中展开的统一性与否定性的矛盾过程。统一性和否定性不是思维与存在 关系的两个不同领域的问题，比如说传统的本体论或者认识论领域的问题，而是以实践为基础的能在论 理解思维与存在矛盾展开过程的两种视角。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思维已经率先地瓦解了近代反思哲学的框架，开启了实践为基础的后形 而上学存在论视域，能在论只不过是对这一思想视域的概念化表达。恩格斯将反思哲学中提出的思维 与存在关系问题带到了生存实践的视域中，实际上是立足于思维与存在在实践中的统一性和否定性过 程解决（或者说瓦解）了第一性问题和同一性问题，由此从根本上拒绝了形而上学的抽象主义和绝对主 义。就像列宁指出的那样，“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这种观点必然会 导致唯物主义，而把教授的经院哲学的无数臆说一脚踢开。当然，在这里不要忘记：实践标准实质上决 不能完全地证实或驳倒人类的任何表象。这个标准也是这样的‘不确定’，以便不让人的知识变成‘绝 对’，同时它又是这样的确定，以便同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一切变种进行无情的斗争”［23］（P103）。只有

罗 骞：思维与存在的关系 ·103· 实践过程能够证明唯物主义和可知论，但并不是具体的实践，而是作为思维与存在统一的实践过程和实 践趋势。葛兰西在评价恩格斯时曾经敏锐地指出：“恩格斯关于‘世界的统一性在于其物质性，这是由哲 学和自然科学的漫长而艰难的发展所证明的’这一论断所包含的正确概念的种子在于，为了证明客观实 在，它求助于历史，求助于人。客观总是指‘人类的客观’，它意味着正好同‘历史的主观’相符合，换句话 说，‘客观的’意味着‘普遍地主观的’。”［24］（P362）绝对脱离主观的客观，就像绝对离开主体意识和主体实 践的“存在”只是观念中的抽象一样。人类不可能采取上帝视角，或者说人类只拥有想象中的上帝视角。 人只能通过自身看见并且构成他在其中生存的世界。这个世界中的思维与存在关系，或者说这个现实 世界作为思维与存在关系的展开，都只能是二者辩证统一和辩证否定的可能过程，而不是绝对的自在过 程或静止状态。人存在于对象性的过程之中，认识和实践都是对象性的活动，这是人类基本的存在境 遇，也是任何存在论之所以只能是“论存在”的约束性条件。能在论就是对这样一种存在论境遇和约束 性条件的自觉，它扎根于马克思恩格斯开启的实践思维之中。 通过分析黑格尔和恩格斯的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的不同视角，以及对当代国内几种代表性观点的 评论性阐释，我们在能在论的框架中重构了哲学基本问题。能在论以“能在”概念为核心展开后形而上 学的存在论，坚持思维与存在关系作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并且在新的视域中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概括为 统一性问题和否定性问题两个方面。这是从思想史和思想逻辑的层面对哲学基本问题的阐释。但是， 这一理论工作并不只是、甚至主要不是思想史和思想逻辑层面的演绎，而是一项立足于生存实践的存在 之思。当今时代尤其展现为人类构成现实的生产时代，因此是建构性精神兴起的后形而上学时代。在 这个时代：“人类通过技术生产和再生产自然与社会，乃至于生产和再生产人类本身，生命工程、人工智 能已经走进了日常生活。人正在按照人的观念生产人本身。在这样的技术生产时代，创造性成为基本 的时代意识。人们不再以静止的、稳定性的观念来看待世界和现实生活，不再以自在存在的概念理解世 界，存在被理解为超越实存和超越现实的创造性过程。”［25］（P290）将思维与存在在实践中的统一性和否 定性关系阐释为哲学基本问题的两个方面，意在以哲学的方式表征当今时代的这种基本状况和基本精 神，以便存在之思在可能性和不确定性中保持着对未来的希望。仅当我们在动荡的存在中深切地感受 到不安的时候，仅当我们深切地意识到此种动荡乃是根源我们自身存在的时候，我们才会将哲学领会为 事关存在如何存在和如何去存在的存在之思，它面对的是人作为能在及由人展开的可能世界。因此，思 维与存在在实践中的统一性和否定性必然成为哲学的基本问题，也是任何一种存在之思（诗）的基本问 题。当然，这里提到的能在论和建构论本身也只是在当代历史语境中刻画存在的存在论方案，只是人作 为能在思及存在的存在之思，而不是任何抽象符合论意义上的知识体系。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 .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 黑格尔 . 哲学史讲演录：第 1 卷 . 贺麟、王太庆译 .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3] 黑格尔 . 哲学史讲演录：第 4 卷 . 贺麟、王太庆译 .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4] 罗骞 . 超越与自由 .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 [5] 黑格尔 . 自然哲学 . 梁志学、薛华、钱广华等译 .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6] 海德格尔选集：下 . 孙周兴选编 .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 [7] 黑格尔 . 小逻辑 . 贺麟译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8] 文德尔班 . 哲学史教程 . 罗达仁译 .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 .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 .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6 卷 .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13] 李达 . 唯物辩证法大纲 .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

·104·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年第 5 期 [14] 夏甄陶 . 实践的唯物主义 .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15] 李秀林文存 .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16] 俞吾金 . 问题域的转换 .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17] 海德格尔文集：讨论班 .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18] 吴晓明 . 形而上学的没落 .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9] 吴晓明，陈立新 . 马克思主义本体论研究 .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20] 张盾 . 第三人称存在论 .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 [21] 罗骞 . 能在论及其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据——阐释后形而上学存在论视域的初步构想 .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20，（1）. [22] 孙正聿演讲集 . 长春：长春出版社，2011. [23] 列宁选集：第 2 卷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4] 葛兰西 . 狱中札记 . 曹雷雨、姜丽、张跣译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25] 罗骞 . 迎候马克思 .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 The Relation Between Thinking and Being A Contemporary Interpretation of the Fundamental Question of Philosophy Luo Qian（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The relation between thinking and being is the basic clue in Hegel's history of philosophy. In a different sense from Hegel's, Engels regards this relation as the fundamental question of philosophy and sets up an analytic framework of philosophical factionalism, which has exerted an extensive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philosophy, especially Marxist philosophy Centering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thinking and be‐ ing as the basic question of philosophy and the relation between thinking and being itself, four distinctive rep‐ resentative viewpoints in Chinese philosophic circle have made creative attempts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temporariness of philosophy and Marxist philosophy. In the sense of interrelation to and difference from the four representative viewpoints, the theory of possible-being interprets the relation between thinking and being with the core concept of possible-being, and reconstructs the two aspects of basic question of philoso‐ ph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st-metaphysics. In view of the theory of possible-being, the relation between thinking and being is still the fundamental question of philosophy. The two aspects of this basic question, namely, the question of primacy and the question of identity, need to be correctly understood in the process of unity and negation based on practice. The concept of possible-being on the basis of practice is the ontological category to grasp the process of unity and negation of thinking and being. Key words fundamental question of philosophy; the relation between thinking and being; the theory of possible-being; unity; negation ■ 收稿日期 2022-01-21 ■ 作者简介 罗 骞，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院长；北京 100872。 ■ 责任编辑 涂文迁

第 75 卷第 5 期 2022 年 9 月 Vol. 75 No. 5 Sept. 2022 105~116 DOI：10.14086/j.cnki.wujss.2022.05.009 西方社会的都市性及其启示 刘勇 摘 要 西方社会的都市性蕴藏着压迫与解放的辩证法。在西方资本主义的都市社会 阶段，都市社会的空间生产形式包括城市规划、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以及日常生活，它们共 同生产了都市性，即都市的集中性、扩张性和差异性。都市的集中性剥夺了居民的生活权 利，扩张性造成了居民生活主体性的丧失，差异性导致了居民的生活异化。都市的压迫与解 放是一对对立统一的矛盾。都市居民凭借都市革命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生活方式的解放：实 现诗意的栖居和进入城市的权利；揭露和反抗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提出对日常生活异化的 “自否定”——自我否定对异化的日常生活的认同，重新发现日常生活的鲜活性和创造性。 西方都市社会的空间生产创造了一种高度发达的都市性文明，也给都市居民带来了压迫和 剥削。当代中国应该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市文明道路，创造人类都市文明新形态。 关键词 列斐伏尔；空间生产；都市马克思主义；城市规划；消费主义；都市文明 中图分类号 B089.1；D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22）05-0105-12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2ZDA015）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Better City，Better Life）是 2010 年上海世界博览会的主题，人们自然地将城 市与美好生活联系起来。中国大多数人民长期生活于传统的农业社会，男耕女织，辛勤劳作，创造了辉 煌的农业文明。进入近现代社会后，中国部分人口被迫卷入城市化进程，从“乡下人”变成了城里人，从 小城镇进入大都市的文明生活。因为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开启工业革命之后迅速推动了城市化， 西方的都市文明从而走在了世界前列，所以成为包括中国等东方国家的城市学习和借鉴的榜样。当部 分人以“乡下人”或小城镇的心态仰视、崇拜西方城里人或大都市的都市文明，甚至在高唱西方都市文明 赞歌的过程中，我们也看到了西方社会都市性带给人们的物质上的、精神上的以及社会上的压迫。这种 压迫让我们感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都市文明并非如肉眼所见那般更美好，西方资本主义都市社会 也并没有真正让大多数人的生活更美好。Better City，Better Life 直译为“更好的城市，更好的生活”。这 句主题口号实际上朴实地表达了中国人民追求超越资本主义都市文明道路的愿望和决心。 一、都市社会的降临 20 世纪法国“五月风暴”以来，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推动了工业社会进入都市社会阶段，都市性降临 并凸显。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列斐伏尔较早地敏锐发现都市性降临的总过程。在他看来，空间生产包 括两方面含义：空间中事物的生产和空间本身的生产［1］（P47）。空间中事物的生产是工业资本主义的生 产形式，它存在着商品过剩和长期来看的一般利润率下降的问题，这种生产形式没有考察到空间生产的 其他形式。资本主义为了获取剩余价值不单只是去生产空间中的商品，而且还生产空间本身，即装载商 品的容器——城市空间（工厂、住房、大型商场等消费场所）。资本主义通过城市化、郊区化、内城改造、 城市更新等空间生产的方式来生产人造空间，将各种空间重组和改造之后纳入总体性的空间生产体系

·106·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年第 5 期 当中。空间本身的生产形成了空间的资本化和资本的空间化。前者指出了资本逻辑将空间强行纳入资 本生产、流通、分配、消费体系的过程，空间被纳入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生产中；后者是指资本为了突破 区域限制，将物理、精神、社会空间整合起来进入全球化生产。为了进一步推进全球化生产的总体性维 度，资本将情感、感受等生命政治的生产囊括在总体性的空间生产中。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集中了都市 财富的生产、都市经验与意识的生产，并将其在世界范围内扩张——全球都市化、甚至星球都市化的阶 段。资本主义空间生产催动了都市社会的到来，促进了都市与社会的转型，都市在支配和塑造社会的发 展中作用越来越大，从而产生了都市性。 国外学界对都市性降临过程的研究起步较早，“20 世纪 70 年代初，英美城市学家和地理学家第一次 开始讨论列斐伏尔关于都市空间性（urban spatiality）的研究方法”［2］（P763）。都市性或都市空间性是家 族相似性的概念。列斐伏尔认为，资本增殖的方式已经从空间内的生产转移到空间本身的生产，即由资 本的初级循环过渡到次级循环，从而导致都市性降临。但是大卫·哈维批判他并没有进一步研究从资本 的初级循环转移到次级循环的背后原因，认为资本的过度积累导致其初级循环向次级循环的转移，“阶 级垄断地租”是其转移的动力机制的承担者。哈维分析了都市的集中性和扩张性产生的经济过程，从资 本的循环来分析都市性思想，但缺少将资本的生产与循环结合起来分析的辩证法视角。曼纽尔·卡斯特 通过研究政府削减对住房等集体消费支出，来分析产生都市扩张性的政治过程。爱德华·索亚从第三空 间的边缘性、混杂性、分散性、碎片性、虚拟性、开放性等方面来分析都市差异性产生的文化过程。 国内学者陈忠开展了城市现代性的研究，为研究都市性降临的过程提供了多维度的基础条件［3］ （P102-108），但这个概念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工业社会的现代性是以工业化带动的现代化为主要动力， 而都市社会的现代性则以都市化为主要动力。“都市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的重点落在了被城市内爆/ 外爆成为一个普遍的城市结构的最近‘临界区’，并且工业化的总问题为都市所替代。”［4］（P33）为了把握 都市社会的阶段性特征，区分工业社会的现代性，笔者认为可以在都市化的基础上提出都市社会的“都 市性”（urbanity）概念。邹诗鹏提出了“都市际性”或“城市际性”（interurbanity）概念，分析了都市性降临 的集中性和扩张性内容，但相对忽视了差异性。都市性意味着聚焦、中心性，城市际性意味着疏离、分 散［5］（P138）。都市性的内生性矛盾表现出都市性的集聚、扩张，与之相对的是聚集效应外溢的都市际 性。都市的集聚外溢实质上是都市性矛盾的两个方面，是都市规模同一个矛盾的两个方面。都市际性 或城市际性的概念以都市规模作为都市本体，没有看到资本对都市规模的塑造，无意识地将都市的中心 边缘权力不平等作为其他领域的事情，这实质是将都市去政治经济学化，也没有充分看到都市性带来的 压迫。这个观点还忽视了与同一性矛盾相对的差异性，该差异性体现为都市的日常生活。都市的日常 生活是与同一性矛盾相差异的社会实践，体现了都市居民对生活解放的追求，也体现出对都市性同一性 矛盾的批判。此外，列斐伏尔认为空间生产的形式对都市性降临过程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他没有明确 展开空间生产、社会空间生产与都市空间生产的关系以及空间生产的定义。笔者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 空间生产是指资本家通过城市规划、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日常生活来实现资本增殖的过程或活动，它 们共同导致了都市性的降临。空间生产的结果是生产了社会空间，而社会空间也成为下一次空间生产 的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切空间生产均是社会空间生产，一切社会空间生产也是空间生产。社会空 间生产有多种形式，当制造业开始衰落时，就会进行产业转移，建筑业、房地产行业和金融业因而发展迅 猛。城市化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都市空间是社会空间的主要载体，都市空间生产是社会空间生 产的主要动力和内容，因此从内容上看，社会空间生产主要指都市空间生产，三者的关系是一致的。空 间生产是都市性降临的直接原因。列斐伏尔等国外学者注重都市性降临的事实分析，国内学者大多侧 重其规范意义。笔者将事实分析与规范意义结合起来，将形式与内容结合起来，认为都市性是由资本主 义空间生产带来了都市居民生活方式的压迫与解放的观念。

刘 勇：西方社会的都市性及其启示 ·107· 二、都市的集中性 资本主义的都市性表现之一是都市的集中性，但它剥夺了都市居民的生活权利。从直观上来说，都 市和乡村最大的区别是集中与分散。都市的集中性除了受制于都市空间的自然禀赋，主要是都市资本 和权力的所有者通过城市规划塑造的结果。都市是资本主义市政当局、规划机构等相关部门规划成具 有构成性、标志性、纪念性、炫耀性等不同类型的中心，也是各种人财物等资本要素的同时性集中。这是 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到发达阶段的显著标志之一，也是资本主义都市文明的显著标志之一。 集中性体现在“它并非那种把内容积累在一起意义上的事物形式的总体性；而是思想方式存在的总体 性”［6］（P197）。它不是简单的还原（总和、叠加、综合）或者反映（主观性的幻想和客观性的幻想），而是以 阿尔都塞的理论实践的方式存在，列斐伏尔称之为都市实践，即“都市的形态、功能和结构”［6］（P19）。经 过相关部门的城市规划之后，都市形成了组织生产和生活的中心形态，并呈现出将各种要素聚集到城市 平台的结构，具有维持城市大资本家统治等方面的功能，从而形成了都市的集中性。 城市规划对都市空间生产起了首要作用，都市形成了组织生产和生活的中心形态。城市资本家在 都市空间生产之前的首要前提是进行城市规划。按照空间性质来分，城市规划的空间通常包括物理空 间、精神空间与社会空间。作为城市规划对象的都市空间被视作一种生产力，即指物理空间、精神空间， 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空间地理扩张、空间意识形态等形式实现了全球化的整合，可以实现生产力在 数量、规模上的增长。同样，作为城市规划对象的都市空间也可以视作生产关系，即资本主义的社会空 间。资本主义的社会空间包括从工厂生产到日常生活、从生产领域到消费领域的权力关系或阶级结构 的分化或重组。城市规划对社会空间的规划，也是对经济基础或生产关系的规划，从根本上是为了适应 生产力并发展生产力，以空间生产延续资本主义的有限生命。因此，都市空间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 一，作为城市规划对象能够组织生产。一方面，生产决定生活。生产力的变化引起生产方式的改变，进 而引起生产关系的变化，生产关系的变化又引起社会关系的变化，因而生活方式也必然发生变化。另一 方面，生活是生产的目的。生产本身是为生活而生产，因此生产与生活也是统一的关系。这同样意味 着，作为城市规划对象的都市空间能够组织生活，都市空间本身也是生活空间的一部分。都市成为城市 资本家凭借城市规划提升生产力、改善生产关系、组织生产与生活的工具。 城市规划同时还是生产都市构成性中心和去中心化的社会组织形式，具有能将各种要素聚集到城 市平台的结构。“构成性中心……是一种聚集、集中和共时化的形式，……集中了一切财富、权力、权力者 的财富、信息、知识、‘文化’等等”［7］（P83）。构成性中心是由资本和权力形塑成最符合加速资本积累的 网络形式，它的形式是全体、堡垒、拼贴、混合、聚集、位置、马赛克，等等。这个被城市规划出来的构成性 中心是城市资本家实践的结果。与构成性中心相伴随的是去中心化。为了在资本主义再生产周期的不 同阶段获取利润，城市规划对城市中心作边缘循环式地改造。从一个较长的时间尺度来看，它仍然具有 能够将各种要素聚集到城市平台的结构。 城市规划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战略工具，是工厂政治在城市管理的延伸，具有维持大资本家统治等方 面的功能。瑞典乌普萨拉大学斯塔尔·霍尔格森指出：“城市规划从来都不是中立的活动，而是嵌入到由 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定义的政治经济学中。我们在讨论规范性和应当性时，应该从阶级这些社会关系入 手。”［8］（P815）城市规划是介于国家政治与工厂政治间的中介平台。城市规划也是凯恩斯主义在城市空 间领域的运用，从而形成所谓的“凯恩斯主义的城市”。在城市土地自由放任的情况下形成了制约城市 发展甚至国家发展的特殊利益集团。一旦由其中的开发商等土地利益集团形成垄断，将造成土地租金 高、房价畸高的现象，这将会给工人阶级以及其他类型的资产阶级的利益造成威胁。资本主义国家的城 市规划正是协调不同利益集团关系、缓和社会矛盾、减少社会冲突的重要手段。资本主义国家政权最终 由各大财阀掌控，各大财阀为了追求最大利润，必然会通过各种手段干预城市规划过程，推动有利于其

·108·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年第 5 期 自身利益的城市规划的落地，以维护大资产阶级政治权力的统治。但是它公开宣称的却是维护社会整 体利益，这有助于统治阶级内部利益的合法化与合理化。 规划师按照“科学规划”的原则从事都市实践之后，都市的集中性形成了中心与边缘、工作区与居住 区以及居住区住宅户型的各自集聚的对立。都市集中性的结果是，一方面，居住在城市中心与边缘的居 民的生活权利受到了剥夺。城市资本家凭借在城市（社区）中的高房价、高地租获取高额的剩余价值，并 且通过争夺对城市空间使用价值的使用权，以驱逐、排斥部分位居于市中心的居民。位居于边缘地区的 居民，其生活环境也随着都市圈的城市规划进程而改变。他们居无定所、漂泊不定，生活权利难以保障。 他们被规划到城市地理中心和城市权力中心的边缘，这些都决定了他们难以参与城市的规划、设计、监 督以及实施等整个过程，难以对公共空间的城市规划具有协商、决定的权利。另一方面，城市规划将都 市居民的工作区与居住区分隔出长远的通勤距离，消耗了他们大量时间和精力，损害了都市居民享有有 质量的生活权利。两地分隔远，整个生活被碎片化，都市居民正式的家成为临时居所，一部分都市居民 不得不在工作区附近寻找住宿的地方，他们难以参与社区管理，难以形成社区主人翁的意识。不仅如 此，城市规划还将居住区的住宅户型分为大片独栋住宅与集体大规模住宅，这是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 对立［9（］ P146-149）。 三、都市的扩张性 资本主义的都市性表现之二是都市的扩张性，它造成了都市居民生活主体性的丧失。城市理论家 罗根和莫洛奇指出，谁控制了生产的政治，谁就有效地控制了城市［10］（P89），这突出了生产对城市的重要 性。然而，生产和消费是辩证统一的，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从而消费和生产具有直接同一 性［11］（P690-694）。生产直接是消费，是指生产要素的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是指产品的消费。城市空 间的生产直接是城市空间生产要素的消费，城市空间的消费是城市空间产品的消费。通过城市空间生 产要素的消费和城市空间产品的消费，都市实现了空间扩张。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都市集聚性造 成的问题，也能够实现都市面貌的改变和都市快速发展。都市的构成性中心通过空间扩张聚集了“一 切”和“所有”——生物、物体、实体、作品、符号与象征［12］（P148），它似乎具有某种超功能性。无论如何扩 张，都市扩张本身也受制于空间的限制。马克思所说的“以时间消灭空间”也深刻地指出了这个问题的 实质。“以时间消灭空间”中“空间”含义可以理解为物理距离。对都市扩张来说，物理空间（距离）成为障 碍或界限，所以需要通过道路交通、信息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来缩短流通时间，克服空间（距离）障碍，加 快交换速度。至于“以时间消灭空间”中的“时间”，实际上流通时间增加了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限制了 资本的生产时间以及资本的价值增殖速度，流通时间不是创造价值的积极因素，因此需要缩短流通时 间。对都市扩张来说，缩短其流通时间是加速资本循环和周转的主要方式。 为了加速资本循环和周转并获取本区域的高额利润，都市资本家除了通过上述缩短流通时间来加 速如土地、人口、不动产等的流通，还通过各种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来激发都市居民的消费欲望。土地、 人口、不动产等的流通过程其实也伴随着消费的过程。因此，消费以及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是推动都市 扩张性的直接动力。都市居民满足了基本温饱之后，在非劳动时间和休闲、娱乐、教育、社会交往等领域 形成相对趋同的消费方式，都市成为实现消费最大化的空间单位。因此，都市生活集中表现为都市的消 费方式。都市资本家将都市居民相对趋同的消费方式视作资本增殖的手段，为了获取利润不择手段，利 用各种营销方式，诱导都市居民非理性消费或过度消费，都市居民的个人消费被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所 操控。斯蒂芬·迈尔斯甚至直接指出：“城市实际上可以被视为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一种物质的与情感 的表现。”［13］（P180）列斐伏尔是 20 世纪 60 年代第一位提出“消费受控制的科层制社会”的这个略显冗长 概念的人，即资本主义社会是被组织化的消费社会。这说明列斐伏尔较为准确地把握到了资本主义进 入都市社会阶段的都市生活特征之一。资本主义都市社会从以生产为中心转向以消费为中心的发展阶

刘 勇：西方社会的都市性及其启示 ·109· 段，从以工业化为中心转向以城市化为中心的发展阶段，这些成为都市生活的主要推动力。虽然都市社 会摆脱了工业社会因物质匮乏而造成的劳动异化，但是都市居民的生活却为消费主义所异化。“消费主 义一般被认为是一种人工产品，迈尔斯（Miles，1997）视为一种整体的‘消费资本主义’，它创造了‘一种 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依赖于消费所提供但不能派送的自由选择的幻觉。”［14］（P145）总之，都市本身 就成为一种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表征。都市，即消费主义都市。正如前文所言，都市是生产与生活的集 中，而消费只是生活的一部分，因此它不是消费主义都市。 首先，都市扩张性导致“成为你自己”的自我消费欲望弥散在人的主体意识和行动中，造成都市居民 成为伪主体。他们自以为在消费天堂中自由选购，似乎每个人都有平等的选购权，并终于真正成为自 己，实现了人生的自我价值，但这实则为加快资本流通速度、满足利润最大化的再生产的需要而沦为主 体幻象，幻象背后实则是人成为与商品同等处境的商品。大众媒体通过无孔不入的广告宣传，快速刺激 人们的自我消费欲望，使人分不清真实的需要与虚假的欲望之间的区别，导致人丧失了选择商品的理性 判断。消费者过度消费并沉浸于其中的感官享乐，把它当作反抗理性压抑、表现个人风格、凸显社会地 位的手段。其次，都市扩张性导致消费主义的象征和符号充斥在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市居民为其控制和 摆置，人丧失了尊严和地位。现代工业文明创造的技术性和功能性的对象不具有绝对实在性，现实的物 质世界为消费主义的象征和符号充斥。社会现实是象征和符号建构的不在场的现实，人们通过它来展 现自己的特殊地位和独特品位。社会公众的生活已经成为异化消费的主要领域。消费品的身份象征和 符号意义成为都市消费者考虑的主导因素，人反而扮演着卑微的角色。最后，都市扩张性导致决定消费 主义私有制永恒性的论调盛行于再生产的各个环节，都市居民成为单向度的人，人丧失了否定性、批判 性和超越性。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是由其经济基础决定的，也就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决定的。资本主义 私有制发展到生产自动化、智能化的阶段，不是人操作机器或智能而是机器或智能操纵人、困治人，人为 机器或智能“打工”而形成对资本的实质隶属。人不得不肯定剥削的“现实即合理”，商品交换的困难是 任何所有制都无法解决的根本矛盾，并学会调试资本主义节奏而放弃阶级斗争。无论他被都市扩张性 裹挟到何处，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中，人被分配的劳动力的价值低于他创造的价值，一些人却误以为高工 资、高福利就没有被剥削，资本主义的工资是永恒的规律。人被锁在拼命工作—激情消费—再拼命工作 —渴望再消费的单一链条中。总之，这一切都促使人失去否定、批判和超越的维度，让其无暇思考这背 后的社会制度原因与寻求超越这一制度的可能出路。 四、都市的差异性 资本主义的都市性表现之三是都市的差异性，它导致了都市居民的生活异化。此处并非说都市社 会之前没有差异性，而是说都市社会具有人财物集中扩散的功能，它能将之前不为注意的差异性集中起 来，将农业空间、工业空间叠加起来，将各种网络与流量交织起来，生成集中化的差异性或差异性的集中 化，从而导致特定空间中差异性逐渐成为普遍性的现象。长此以往，这种差异性超过一定的尺度，必然 转化成日常生活中由差异所主导的同质性。日常生活成为哲学家、社会学家关注的对象，是一个历史的 过程。在农业社会，日常生活与生产活动相互融合，形成了具有当地特色的生活方式；在工业社会，日常 生活开始从传统领域中分化出来，表现为生产与生活的分离，私人事务与公共事务的分离，等等。日常 生活能够被集中起来并成为研究的对象，主要源于都市社会集聚扩张的都市性。集聚扩张的都市性将 日常生活从与传统的自然生活、工业生产中抽离出来，形成日常生活的哲学，从整体上来塑造都市生活， 引导日常生活实践。尽管差异的要素被集中在日常生活中，能够让都市居民的日常生活方式丰富多彩， 并形成一定都市区域的文化类型，但是，一旦集中扩张的差异性开始反过来对日常生活进行规划、消费 和同质化，差异就成为特定区域的主导。集中扩张的差异性生活方式超出了生活价值的临界点，实现了 生活价值增殖，如同商品的日常生活同质性将难以避免。每个都市居民都有获取差异性的生活权利，但

·110·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年第 5 期 是差异性的生活权利是由掌握生活权力的城市资本家提供的，并用以满足生活的价值增殖而非生活本 身，这就将给都市居民的生活带来压迫。 差异性除了是将差异性的内容集中起来并扩而张之，还存在集中扩张的都市形式本身孕育着分散 收缩的差异性。在都市社会阶段，集中扩张的都市性通过城市规划、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将人财物等全 要素集中到中心，但这个转移过程又导致了其他区域出现了次中心的格局，这种都市内部殖民主义，即 中心—次中心的格局处于非平衡性的平衡性结构。它的非均衡性表现为在短期内城乡、区域、发达国家 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二元对立，它的平衡性表现在更大的时间尺度上实现均衡，这种看似悖论的结构源 于空间生产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互相调适。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去中心化并不能够分裂 对称的结构关系，构成性中心与去中心化或集聚与分散是一体两面，均从属于都市社会的空间生产与再 生产。都市社会取代传统的工业社会成为主导社会形态，并将构成性中心和去中心化于一体作为研究 对象，这种集中扩张形式是与其异化的状态——分散收缩的差异形式相伴生而存在的。 日常生活分散压缩的差异性同样压迫着都市居民。列斐伏尔说：“日常生活从根本上是与所有活动 相关的，包含所有活动以及它们的差异和它们的冲突；日常生活是所有活动交汇的地方，日常生活是所 有活动在那里衔接起来，日常生活是所有活动的共同基础。”［15］（P90）通常意义上讲的作为闲暇时间的日 常生活是与劳动生产分开来的，这恰好是潜意识逃避异化劳动的生活观的体现。列斐伏尔旨在从整体 或总体来理解日常生活，他将日常生活分成三个元素：“工作、家庭和‘私人’生活、闲暇活动。”［15］（P28）在 都市社会，分散收缩的差异性对日常生活的集中筹划、设计和符号化，日常生活被操纵和控制成符号消 费社会，导致相互分离甚至对立的生产活动、家庭生活和闲暇活动成为普遍状态，都市社会人与人之间 陷入分裂、疏远、孤独、压抑当中。 在工作方面，一是工作区与居住区分隔出长远的通勤距离，造成劳动者身体和精神的过度耗费；二 是现在的劳动者均被压缩在劳动分工与技术分工的工作体制的狭小空间中，劳动者的劳动产品独立于 人而存在，人为其所控制。劳动者不是创造性的主体，劳动产品也不是彰显人的本质力量。在列斐伏尔 看来，这主要是源于“在以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结构中，无产阶级只是许多工具中的一种 工具，只是‘机器的附庸’”［16］（P195）。每个人被技术分工体制拆解并分裂成不同部分和不同流程，每个 人仅仅知道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对其他工作程序并不熟知，并且不能占有自己的本质。因此，在列斐 伏尔看来，他们都不是“总体的人”或“完整的人”。当然，都市居民不仅渴望了解工作方面的整全知识， 将自己从偏狭中解放出来，而且更需要用替代性的知识来放松。在家庭和私人生活中，都市居民可以通 过消费暂时从工作的压迫状态中抽离出来进行放松，如包括点击色情图像或影片、概观各种艺术展览、 快进言情小说或电影、喝着啤酒观看体育比赛但极少参加体育锻炼、沉迷于都市夜生活，等等，但是这些 消费内容同样是被广告传媒诱导、由市场提供的。都市居民消费的主要目的是免于焦虑不安或精神的 高度紧张，或是获得人际关系或社会资本的提升，然而这是被资本筹划而非自身创造的家庭和私人的幸 福感，会造成个人的孤寂感和亲密关系的疏远。这意味着，在闲暇活动方面，劳动者要通过“去远方”等 人为分离的方式来到一个被挤压而人满为患的旅游空间，暂时远离工作、抛开家庭，获得个人真正的闲 暇时光。个人可以获得发展个性的契机，提升自己的文化素养，获取亲自体验的感性生活的能力，促使 生活技术成为生活艺术，用以释放工作和家庭生活带来的压力。但是闲暇活动构造的虚幻世界更表征 出现实世界的压抑的真实，“我们工作，用工作挣来我们的闲暇，闲暇仅有一个意义：离开工作。如此恶 性循环”［15（］ P37）。 五、都市解放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都市性给都市居民带来压迫，让他们沦为彬彬有礼的“都市动物”，同 时也蕴藏着解放的因子。列斐伏尔是运用青年时期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研究都市空间的首创者，其他都

刘 勇：西方社会的都市性及其启示 ·111· 市马克思主义者在一定程度上都受到其都市革命思想的影响。因此，本文将以列斐伏尔的都市革命作 为都市解放的重点阐述。 首先，实现诗意的栖居和进入城市的权利。城市规划背后是资本增殖逻辑以及国家权力统治逻辑 的城市表征。前者凸显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矛盾，后者凸显了城市权利与城市权力的斗争，这两者 统一于城市资本家的政治经济学。同样，这也是一套城市资本家的意识形态。因此，这里需要左翼知识 分子对工人阶级的政治启蒙，揭示资产阶级关于城市规划的意识形态，揭露他们所谓的价值中立性，城 市规划的旨归应该由为资本和权力服务转向为人的服务。城市是属于人的家园和栖居之所。住房从交 换价值回归到其使用价值属性，它反对资本家运用市场对其使用价值的抽离，并且在其中也明确表达了 使用价值的优先性。栖居成为都市实践的首要价值，差异性作为目的成为都市社会的主导。栖居的房 子是都市居民占用而非占有以使用价值为宗的空间，用以反对其被资本主义市场私有化、商品化和抽象 化。它并非是资本私有制下的私人占有，而是集体占用；它并非是从属于交换价值的生产，而是回归到 共同的兴趣去创造使用价值；它并非是工业社会强调的同质性的空间，而是可以按照自身真实需要改造 空间使用用途的差异性的空间。都市居民集体占用，房子的产权归集体所有，并在共同兴趣的基础上创 造，按照实际用途去改造空间，都市居民的生活才能实现诗意的栖居。 都市革命还要解决城市权利与城市权力的问题。如果城市权利指涉的是城市里居民享有的权利， 那么这里的重点是权利而非城市。列斐伏尔重点要突出的是权利的城市性或空间性，因此，他认为城市 权利是 the right to the city，直译为“获取进入城市的权利”而非权力。都市居民具有选择空间、创造空间、 进行空间生产、空间分配的权利，等等。空间或城市本身成为资本主义增殖的生产工具，也是获取权利 的场域。这种观点的实质仍然是将城市或空间视作一种工具理性。但如果不改变空间或城市的私人性 质，而仅仅去争取在城市中享有的权利，那么这种方式实质上是功能上的错位。因此，列斐伏尔强调了 城市权利的集体属性［17］（P78）。城市权利的集体性，是资本家、政治决策者、城市规划者、都市居民等各 方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从负面清单来说，它反对政府或国家运用公共政策或政治权力对城市权利空 间的压缩，也反对城市规划者对都市居民生活方式的干涉。同时，都市居民能够参与城市的空间规划、 设计、监督以及实施等整个过程，特别是对涉及公共空间的空间规划具有协商、决定的权利，它试图从国 家领域分出部分权力返还给城市所属居民，从政治上强调国家权力与都市居民之间争夺城市空间规划 的掌控权。“与通过国家机构过滤公民声音的自由民主选举权的性质不同，城市权利将使居民直接贡献 出产生城市空间内部的所有决策。”［18］（P102）尽管城市权利具有超越资本主义政治权利的政治企图，具 有激进地理学的特征，具有理想主义的色彩［19］（P141-154），但是这里需要明确的是，都市革命只是自治 分权而非夺取整个国家政权。 其次，揭露和反抗消费主义意识形态。资本主义社会已经从工业的无组织社会走向了被组织化的 消费社会，它是一个符号的消费和编码成为主导的社会。都市的集中扩张形式为消费的聚集与推广提 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它成为消费的空间平台和景观社会。资本主义推广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主要是通 过都市空间来实现生产关系再生产。因此，都市革命必然包含着对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揭露和反抗。 虽然消费主义意识形态造成都市居民在生活中的主体性丧失，甚至成为伪主体，但我们不能直接从主体 性的视角去揭露它，而是要从符号和编码等领域来分析。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本质上是制造匮乏，被各种 消费符号牵引，使匮乏感去占领、俘获消费者，制造更高级的消费符号，使消费者保持永不满足的状态， 让消费脱离实在的现实指涉物，从而区分不了真实的需求与假装的欲望。消费主义意识形态通过次体 系实现了符号—想象的假装倒转或替代真实的目的，从而，假装成为在次体系控制世界中具有符号价值 的身份炫耀。次体系无非是高度技术化、专业化的活动体系；某些科层等级结构；信息载体［20］（P331）。 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实现了消费领域的异化，即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被符码化和等级化，一切社会关系由符 号的象征价值来衡量。这样的社会是一个充斥着符号—物体系的符号拜物教社会。

·112·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年第 5 期 列斐伏尔主张用都市的文化革命来反抗资本主义的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他指认的文化革命“不是 建立于文化基础上的革命，也不是文化自身的目标或它的动机……我们的文化革命的目标与方向是创 造一种不是制度的而是生活风格的文化；它的基本特征是在哲学精神中来实现哲学”［21］（P203）。列斐伏 尔的文化革命是关于都市居民生活主体性的根本性变革，正如他在《现代世界中的日常生活》中的意图 那样，放弃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决定与被决定的二元关系，反而强调消费—文化在都市 斗争中取代马克思主义首要的物质生产实践的作用。文化革命并不是都市的政治、经济革命的延伸，相 反，文化革命是其先导，两者需要互补起来，以文化哲学的总体性形式融入都市生活中，共同对抗资本逻 辑和科层体制的同质空间。文化革命的目标是建立都市社会都市居民的生活主体性，它可以分为个人 与社会的否定性和肯定性层面。前者从否定层面来说，在法律和道德风俗的范围内，个人的生活方式能 够免受他人干预；前者从肯定层面来说，个人是自身生活的主导者，能够拥有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后 者即所谓的都市法则，它也包括否定性和肯定性两个方面，一是打破经济量的增长的盲目崇拜，反对权 力造成的分化或隔离，否认夸大文化上存在的特殊性冲突。二是尊重社会风俗，创造空间—时间的统一 体，反对强制性和同质化的生产与实现企业的区域自治［6（］ P203-206）。 最后，都市居民自我否定对异化的日常生活的认同，重新发现它的鲜活性或创造性。城市规划对都 市居民生产与生活的干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对都市居民消费领域的侵蚀，它们均成为都市生活方式异 化的直接来源。前两者最后仍然要落地于对都市居民的日常生活的压制。为了真正发挥效用，上层建 筑除了依靠强力，还必须依靠都市居民自身的都市自觉性，即自觉认同异化的大都市生活方式。日常生 活不是政治或经济领域，而是一个社会文化领域。它本身充当了都市居民自觉认同异化的大都市生活 方式的前提。一旦他们认定了日常生活具有分裂、疏远、孤独、压抑的特性，那么他们自然而然地接受异 化的都市生活的事实。列斐伏尔的思路是让总体性哲学重新发现日常生活的鲜活性或创造性，并提出 了“让日常生活成为艺术品”的鼓舞人心的口号。 列斐伏尔辩证地指出了日常生活的消极性与积极性。“一方面，被当做支配手段的日常生活被理解 为资本主义组织的异化场所，另一方面，日常生活被理解为通过人的创造性行动推翻压迫，实现一个乌 托邦裂痕的可能性，这两方面存在着张力关系。”［22］（P174）沉沦于异化的生活与走出异化的生活是同一 条道路，日常生活是可能性的起点和终点。日常生活批判需要展望历史的瞬间。瞬间是日常生活连续 性、重复性的断裂，是差异的普遍性的打破，而日常生活是滋养瞬间的土壤。瞬间在尼采的酒神精神冲 动下，以节日的狂欢的形式，走向自我创造和普遍性价值毁灭，并从日常生活中超拔出来，实现感性欲望 的解放。日常生活批判则是肯定它的积极性，否定它的消极性，实现向总体的人转变。总体的人即主体 的辩证性，它是黑格尔“异化的扬弃”、马克思的“总体人”、尼采的“超人”的结合体。在列斐伏尔看来，生 产实践的总体性，自然和社会的决定论，总体的人，是它历经“三元辩证法”的环节。这是一个永恒轮回 克服人性欲望、生活异化的过程。日常生活批判呼吁日常生活与艺术、审美结合，形成一种具有生机活 力的生活，以诗性创造来反抗日常生活异化。艺术的创造是通过对生活和艺术的双重革命，实现生活与 艺术的融合，即艺术的生活与生活的艺术。日常生活与审美结合，审美实现了对分裂、疏远、孤独、压抑 的瞬间性的升华，即分裂转化成发挥专长，疏远转化成尊重空间，孤独转化成自我省思，压抑转化成积蓄 力量。审美也实现了对自我意识与实体、人类与自然界的融合，它体验了周遭的真实，寻求了改变日常 生活的实践，实现了审美的生活与生活的审美的统一。总而言之，瞬间、总体的人、诗性创造都要求都市 居民超越资本主义都市社会的生活方式而进行自我生产、自我负责、自我决定和自我创造。 六、现实启示 都市居民的生活压迫和解放是都市性的一体两面，都市性本身是对资本主义都市社会的反映，本质 上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文明形式。尽管这一理论富有启发性，但列斐伏尔主张的都市革命并没有出现

刘 勇：西方社会的都市性及其启示 ·113· 像法国巴黎公社和俄国彼得堡的十月革命的政权，根本原因是都市革命没有诉诸工人阶级对资本主义 工厂空间的私有制以及阶级权力进行革命与夺取。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倡导的都市革命只能是不彻底 的都市斗争，从属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都市文明，而直接原因在于仅从城市规划、消费主义以及日常生 活三个层面展开都市斗争，没有看到都市是一个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社会等方面形成的有机整体。 中国作为当今最大的社会主义制度国家，正引领着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方向，有责任、有能力 也应该走不同性质的都市文明道路。中国当前正加速推进城市化进程，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都 市文明道路。这与资本主义都市文明性质不同，它包括都市的“五位一体”文明，即经济、政治、精神、生 态和社会文明。 中国必须走都市经济文明之路。都市经济文明，即都市的物质生产实践和经济生活的进步。都市 具有聚集经济要素的形式和结构，还有促进经济发展的功能。但为了追逐利润，都市盲目的空间扩张将 引发消费主义甚至浪费现象。都市集中扩张性并不是数量上、规模上越大越好，也不是速度上越快越 好，而是都市生产和消费的高质量与高效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前我国各项工 作的指导思想，习近平经济思想中的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因 此，都市文明建设必须以新发展理念来指导都市空间生产与消费。创新是引领都市发展的第一动力。 都市空间的生产和消费必须树立创新理念，不断推进都市建设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 新等各方面的创新。协调是都市持续健康发展内在要求。都市空间生产和消费必须树立协调理念，重 点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工业化与都市化协调发展等。绿色是都市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对美 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都市空间生产和消费必须树立绿色发展理念，提倡绿色生产、理性消费，反对 铺张浪费。开放是都市繁荣的必由之路。都市空间生产和消费必须树立开放理念，在全球城市竞争中 提升中国都市的生产者服务业的比重，在纽约、伦敦和东京的小圈子中争夺全球都市竞争中的话语权。 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都市空间生产与消费必须树立共享发展理念，防范都市的过度 资本化，防止都市成为少数人声色犬马的游戏猎场与感官宴会。 中国必须走都市政治文明之路。都市政治文明，即都市的社会政治实践与政治生活的进步。都市 政治文明的正确道路，关键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都市政治文明必须 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都市政治文明建设的根本保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以党建引领都市政治文 明建设，将全生命周期管理理念落实到都市规划、建设与管理的权力三分的都市治理过程中，并将都市 治理当做一项系统工程，遵循都市发展规律和都市治理的实践逻辑。规划由党委集中统一领导，推进规 划由都市规划走向“多规合一”的空间规划，注重人民的整体利益。都市建设由党组来协调，注重各方参 与、协同推进。都市管理由纪委与监委负责监督，防止都市管理技术为恶，防范都市风险，保障都市安 全，注重管理精细化和智慧化的根本目的在于维护居民的整体利益。人民当家作主是都市政治文明建 设的根本目的。中国都市文明建设的动机和目的、过程和结果是人民当家做主，而非现代西方社会的少 数人当家做主。为了确保人民当家作主，习近平提出了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全过程人民民 主理论。将全过程人民民主理论贯彻到都市政治文明建设中来，这就要求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都市 居民的生活权利。这种生活权利既是本地户籍居民也是外来人员都有资格参与居住区的都市治理，也 体现在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都市政治生活的全过程。比如说，将全过 程人民民主贯彻到空间规划中，保障人民享有空间规划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依法治国是 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式。都市治理也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代的都市治理需要向 制定国家法律的形式那样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以法律的形式要求都市治理体系的成熟与稳 定，这也反过来促进都市治理能力的提升。考虑到目前大都市问题的复杂性和迫切性，将来这个问题仍 然是实现中华民族第二个百年目标的风险源之一，因此，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单独制定一部《大都市法》 或《超大城市法》，是值得学术界进一步探索的话题。

·114·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年第 5 期 中国必须走都市精神文明之路。都市精神文明即都市人民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取得的 精神成果总和，体现了都市人民文化生活的进步。每一个都市都有它自身的文化，都市文化在发展过程 中形成的成果是都市精神文明。走都市精神文明之路，可以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 先进文化三个方面来展开。其一，要求大力倡导都市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相通。社会主义的 都市文化是现实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传统文化。因此，政府相关部门可以广泛动员，依据所在地 的历史传统文化提炼出现实的都市精神，这能够实现传统文化与现实文化更好的结合。比如说，武汉市 结合“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楚国 800 年文化，振臂一呼的“首义精神”，凝练出武汉的城市精神是敢为人 先、追求卓越。武汉的城市精神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自强不息的精神相互契合、相互融通。其二， 要求大力加强革命文化对都市文化的领导。社会主义的都市文化是市民文化，革命文化是无产阶级或 人民群众的文化。因为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是我国的根本制度。马克思主义的革 命文化的核心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领导权，这也意味着都市的市民文化必须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革 命文化的领导。其三，要求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来引导都市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内容丰富，从其中凝 练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表达，也是我国社会共同 的思想道德基础。都市文化的形式和内容也是丰富多样，有先进文化，也有落后、腐朽文化。这就意味 着都市文化建设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防止都市文化的性质变质和方向走偏。 中国必须走都市生态文明之路。都市生态文明，即都市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 西方都市马克思主义学者大多将目光投向了都市的生产、生活和消费，但是生态为生产、生活活动提供 服务的潜能和安全屏障。人类创造了都市，但都市也存在并融入自然界当中，具有自身的生态平衡体 系。都市的生态环境比以往要更为脆弱，原先治理都市生态，将都市空间视作物理空间，考虑的是技术 和利润的物化空间，没有考虑到都市空间的精神性和社会性。因此，新时代都市生态文明之路是都市空 间的物质、精神与社会三位一体的文明之路。就都市空间的物质方面来说，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必须依赖城市化的空间格局所覆盖的资源承载力和环境容量。都市是一个自然的生命体、有机体，城市 空间相对于自然空间而言是人造空间。人造空间的规模既取决于当地的资源承载力和环境容量，也取 决于经济发展水平。习近平指出：“城镇化受自然条件制约，受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制约，受经济社会发展 水平制约。”［23］（P591）这就要求对都市空间的资源进行优化配置和合理利用，对其环境进行科学保护。 就都市空间的精神层面来说，实现都市人与人之间和谐共生，这就要求都市居民的生产与生活要融为一 体、生生不息。都市生态的理想是成为一幅山水画的集体作品，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使人的生产、生 活空间相融。都市是城市居民共同生产创作的集体作品，每个人都在城市山水之间挥洒笔墨。都市空 间作为人造空间的一种类型，彰显了人的能动和创造精神，人的这种精神也是对自然（天道）的一种反 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人的精神不仅反映天道，而且应效法自然，在都市生活中也“自然”而然。 就都市空间的社会层面来说，实现人与社会的和谐共生，都市需要保有社会历史文脉的独特传承。都市 空间是自然生态的一部分，同时也是人类实践的集体记忆。都市的社会历史文脉是集体记忆的生动表 现。有了社会历史文脉的独特传承，就能够形塑地方都市的文化特性。个人在空间互动中形成地方感、 归属感或认同感，从而能够增强所属都市的社会责任感，同时都市空间也为个人提供了发展舞台和精神 依托。这就要求人们尊重并保护都市的社会历史文脉，传承发扬都市历史文化。总之，都市空间是一个 整体，需要重视其物质、精神与社会属性、生产、生活、生态而统一。习近平明确指出：“城市发展要把握 好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的内在联系，实现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 清水秀。”［24（］ P88） 中国必须走都市社会文明之路。都市社会文明建设的基本着力点和根本目的是保障和改善民生。 随着经济社会水平的不断发展，民生的概念不断深化拓展。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25］（P9）。当前我国民生问题已经从最基本的生

刘 勇：西方社会的都市性及其启示 ·115· 存、生活问题转变为关注美好生活问题。笔者认为美好生活至少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健康的生活方式、 适当的生活成本和赋予的生活权利。不健康的生活方式让都市居民身心受到损害。因此，个人培养健 康的生活方式，可以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开始，可以从运动、饮食、情绪、睡眠、烟酒、体重等维度来把 握。强调健康的生活方式并不意味着我们放弃生活本身的鲜活性或创造性。美好生活不是与现实相矛 盾的理想生活，而是自己亲手创造出来的现实生活，只有自己沉浸其中才能感受生活的脉动和音符的跳 跃。高昂的生活成本让都市居民过着看似体面、实则艰辛的日子。居高不下的房价、物价让都市新移民 压力巨大。政府应该继续坚持“房住不炒”的底线，加强住房、租房市场改革，稳定物价，维护公平正义的 社会环境。个人应该拒绝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合理消费、勤俭节约。丧失的生活权利则让城市居民成 为城市的过客。与工业社会的生产权利相对，人除了具有劳动生产等方面的权利，都市社会在此基础上 还有生活等方面的权利。生活权利主要表现为城市居民参与和占用的城市权利、空间生产的权利以及 空间正义三个方面。这些新型的生活权利应该得到法律的尊重和保障。 总之，西方社会的都市文明的性质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文明形式，已经日益暴露出它的根本弊端。 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建立起来了社会主义制度，应该走自己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都市文明道 路。我国都市的“五位一体”文明道路是辩证统一的关系。都市经济文明道路为其他领域的都市文明道 路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其他领域的都市文明道路为都市经济文明道路提供了精神动力、政治保障、 社会条件和生态环境。都市的“五位一体”文明道路的根本任务是推动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上层建筑 适应经济基础，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都市的全面发展与进步。都市的“五位一体”文明道路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在都市发展的体现。中国坚持走自己的都市文明之路，必定能够谱 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的都市范例的新篇章。 最后，我们需要辩证地看待西方社会的空间生产带来的都市性问题。它一方面带来了高度发达的 都市文明或城市文明，一方面也给居民带来了压迫。这种压迫实质是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在都市性上的 体现。西方都市马克思主义希图通过都市革命去解决都市性问题。尽管这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 至少提醒了当下中国必须警惕并超越资本主义都市文明道路。西方社会的都市文明是资本主义社会的 产物，西方都市的“里子”并不像其“面子”那样光鲜亮丽，并未让大多数普通人民过上美好生活。中国当 前的城市化率正以每年平均百分之一的速度推进，发展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站在大历史观的立 场上来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城市化所取得的成就是主流。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中国的都 市化必须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都市文明道路， 坚持在都市化的发展中解决现实问题，这正是创造人类都市文明新形态的中国试验。 参考文献 [1] 包亚明 . 现代性与空间生产 .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2] N. Brenner, S. Elden. Henri Lefebvre in Contexts: An Introduction. Antipode, 2001, 33(5). [3] 陈忠 . 城市现代性的政治逻辑：历史转换与伦理趋向 . 哲学研究，2014，(9). [4] D. Pinder. Reconstituting the Possible: Lefebvre, Utopia and the Urban Ques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 gional Research, 2013, 39(1). [5] 邹诗鹏 . 城市际性与都市一体化 . 探索与争鸣，2019，（8）. [6] 列斐伏尔 . 都市革命 . 刘怀玉、张笑夷、郑劲超译 .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 [7] 列斐伏尔 . 空间与政治 . 李春译 .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8] S. Holgersen. On Spatial Planning and Marxism: Looking Back, Going Forward. Antipode, 2020, 52(3) ． [9] 鲁宝 . 空间生产的知识：列斐伏尔晚期思想研究 .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 ． [10] 艾伦·哈丁，泰尔加·布劳克兰德 . 城市理论：对 21 世纪权力、城市和城市主义的批判性介绍 . 王岩译 . 北京：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2016.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 .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16·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年第 5 期 [12] 列斐伏尔 . 空间的生产 . 刘怀玉等译，孟锴校 . 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 [13] 斯蒂芬·迈尔斯 . 消费空间 . 孙民乐译 .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13. [14] 阿德里安·富兰克林 . 城市生活 . 何文郁译 .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13. [15] 列斐伏尔 . 日常生活批判：第 1 卷 . 叶齐茂、倪晓晖译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16] 列斐伏尔 . 西方学者论《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复旦大学哲学系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室编译 .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 社，1983. [17] 刘勇 . 都市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域的空间斗争——以列斐伏尔、爱德华·索亚为线索 .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9，（3）. [18] M. Purcell. Excavating Lefebvre: The Right to the City and Its Urban Politics of the Inhabitant. Geojournal, 2002, 58. [19] M. Purcell. Possible Worlds: Henri Lefebvre and the Night to the City. Journal of Urban Affairs, 2014, 36(1). [20] 刘怀玉 . 现代性的平庸与神奇：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哲学的文本学解读 .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21] Henri Lefebvre. 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1984. [22] Francesco Biagi. Henri Lefebvre's Critical Theory of Space. London an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20. [2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 .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2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 .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 [25]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3 卷 .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Urbanity of Western Society and Its Implications Liu Yong（Sun Yat-se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urbanity of Western society contains the dialectics of oppression and liberation. At the urban society stage of Western capitalism, the forms of space production in urban society include urban plan‐ ning, consumerist ideology, and everyday life, which jointly produce urbanity, namely, concentricity, expan‐ sionarity, and inhomogeneity of cosmopolitans. Urban concentricity has deprived urban residents of their rights to life, urban expansionarity has caused the loss of the subjectivity of urban residents' lives, and urban inhomogeneity has led to the alienation of urban residents' lives. The oppression and liberation that have oc‐ curred in the city are a contradiction characteristic with unity of opposites. Urban residents rely on the urban revolution to achieve the liberation of their lifestyles to a certain extent so as to realize \"poetic residence\" and \"the right to the city\", expose and resist consumerist ideology, propose the \"self-denial\" of the alienation of everyday life——self-denial identification with alienated everyday life, and rediscover the vitality or creativi‐ ty of everyday life. The space production of western urban society has created a highly developed urbanity civilization, and also brought oppression and exploitation to urban residents. Therefore, it is important for contemporary China to stick to the path of socialist urban civil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create a new form of human urban civilization. Key words Lefebvre; space production; metromarxism; urban planning; consumerism; urban civiliza‐ tion ■ 收稿日期 2021-10-23 ■ 作者简介 刘 勇，哲学博士，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硕士生导师；广东 广州 510275。 ■ 责任编辑 涂文迁

第 75 卷第 5 期 2022 年 9 月 Vol. 75 No. 5 Sept. 2022 117~130 DOI：10.14086/j.cnki.wujss.2022.05.010 中国文学史著作空白叙事论 方长安 摘 要 20 世纪初以降，中国涌现出大量不同类型、特征的文学史著作，在它们钩沉文 学历史的叙述文字背后，普遍存在着一种叙事空白，即大量未出场的作家作品，以及其他文 学历史事实。它是文学史著作中一种近似天文学的“暗物质”，是无空白之空白，但具有隐在 的历史叙事功能，与文学史著中出场的作家作品属于同源共生体，二者相互参照、阐释与转 化，构成一个内在的文本对话、转化空间。空白叙事作为一种潜在的叙事，具有补给、挑战、 照亮与经典化等四大功能与价值。从发生学看，中国文学史著作之空白叙事是中国社会由 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以“现代”为基点与目的，讲述中国文学历史，重塑中国文学传统的 产物。它向我们提出了文学史著述如何处理中国文学独特而复杂的历史本相的问题，为反 思与重估百年中国文学史写作提供了新的视域与可能性空间。 关键词 中国文学史著作；空白叙事生成；叙事性；文学史写作反思；林传甲 中图分类号 I20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22）05-0117-14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6ZDA186） 中国文学史著作，如果从林传甲编印的《中国文学史》算起［1］，虽然不过百余年历史，但随着现代学科 的发展，百余年间不同类型、规模、性质的中国文学史著作，蔚为壮观，达千余种。它们以各自的立场、角 度与范式叙述几千年的中国文学流变史，为读者提供走进文学历史长河的话语路径；但是，在那些白纸 黑字实实在在的叙述背后，事实上还存在着一般读者所看不见的历史内容，即本文所谓的“空白叙事”。 中国文学创作具有几千年历史，但中国文学史编纂不过百余年，所以本文所论述的中国文学史空白 叙事，是 20 世纪才出现的文学史学现象，探讨它的生成、特点与价值等，必须在 20 世纪中国这一特定时 空场域进行。如果离开这一具体时空，普泛化地谈论问题，则没有多大意义。举凡 20 世纪中国社会文化 思潮、历史观念、文学问题等，都在这一文学文化现象中有所反应，所以，它是一个综合性论题。本文将 对这一现象进行多维度透视，揭示其生成机制、基本特征与价值，以推进对中国文学史写作这一现代行 为内在复杂性的认识。 一、何谓中国文学史著作空白叙事 中国文学史著作空白叙事由“中国文学史著作”“空白”和“叙事”三个具体语词组成，它们各有自己 的特别涵义，组合在一起，则生成出复杂的结构性语义与功能。 “中国文学史著作”规定了问题的论域，即本论题是中国文学史著作范畴中的论题。中国自古以来 就有文学创作，产生了海量的不同类型与水平的作品；但中国文学史著作并非古已有之，而是 20 世纪才 出现的现象，诸如张之纯的《中国文学史》、曾毅的《中国文学史》、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胡怀琛的 《中国文学史略》等［2］［3］［4］［5］，“文学史著作”这一概念内在的时间限定语，指的是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以 降的一百年，即中国文学史编纂的历史时期。这一百年是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建构的一百年，

·118·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年第 5 期 是旧文化不断消亡、新文化日益成为主流的一百年，一批又一批的文学史家，基于自己的文学史观、文学 教育观，编撰出不同类型、特点的中国文学史著作。百年既是时间范畴，又是文化概念，是我们讨论问题 的文化历史场域和现代性文化背景。百年文化场域里的各种话语，无不影响着中国文学史的清理与编 撰。从编纂目的看，中国文学史著作就是要勾勒中国文学的发生发展史，阐释重要的作家作品，揭示文 学历史演进的特征与规律。 为什么 20 世纪才出现中国文学史著作？中国古代史传文学比较发达，影响深远，但文学史学意识并 不发达，直到近代以后受到域外文学史写作影响，才出现中国文学史写作现象。“中国文学史”是一个带 有“中国”语词的概念，“中国”不仅限定了文学史讨论的国别，更意味着一种国族身份，包含着一种“中国 意识”和“文学意识”的觉醒，其隐性言说前提是世界意识和民族观念。20 世纪初撰写中国文学史，就是 以现代意识审视中国文学历史，以现代意识整理民族文化，为现代民族文化建构提供历史基础与依据。 它是一种现代性文化行为，这是我们谈论“文学史空白叙事”这一命题时，应该具有的历史观念。 该论题中的“空白”二字，从字面看，即是“无”的意思，就是没有内容，是“零”。中国艺术自古以来就 讲究留白，绘画艺术、书法艺术都有人为的可见空白，它虽然无线条、色彩等内容，但从总体画面结构看， 又不是真正的内容空白，而是以虚为实，是整个艺术结构的组成部分，是艺术生命体不可缺少的内容，即 无内容的内容。与之相比，中国文学史著作中的“空白”则不同，它不是可见的“空白”，不是为某种整体 性艺术效果而故意为之的留白，而是真正的不占页面篇幅的空白，是不留痕迹的看不见的空白。但是， 当我们将视线从文学史著作移开，不局限于文学史著作而考察其“空白”时，这个无文字不占页面的“空 白”，又是实实在在的存在。具体言之，所谓的文学史著作中的“无物之物”，就是文学史著作中没有出现 的文学历史事实，包括文学思潮、作家作品等。所以，文学史著中的“空白”包含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在 文学史著中无文字、不占页面、看不见的“空白”，是无空白空间的“空白”；二是这种无空白空间的“空白” 所对应的文学历史知识，是文学史著作中未出场的作家作品以及其他文学历史事实。这两层意思的“空 白”在“中国文学史空白叙事”这一概念或者说论题中的功能、作用是不一样的。 论题中的“叙事”，是另一重要的子概念，意思是叙述事件，它是 20 世纪出现的叙事学的关键词。叙 事学是研究叙事文本的理论，包括叙事主体、叙事视角、叙事时间、叙事结构、叙事语态等，也就是研究叙 事文本中谁叙事、如何叙事、叙事的特征与效果等。本文将“叙事”概念引入中国文学史著作研究，叙事 主体就是史著的编纂者；叙事结构就是文学史著作所建构的历史框架；叙事视角就是编纂者观察、叙述 文学历史事件的角度；叙事语态就是编纂者基于自己文学史观所表现出的叙述文学历史事件的语气、情 态；叙事时间则可以指历史上的文学事件发生的时间，也可以指叙事者叙述历史时所处的时间。将“叙 事”与“空白”相连，组成“空白叙事”概念，便赋予文学史著中的“空白”以叙事性，也就是将其与文学史著 作编纂者的主体性行为联系起来，将它看成是主体目的性行为的产物。这样，文学史著中“空白”的发生 便与文学史著历史叙述行为的发生一样，都是目的性行为产物，是有意味的“空白”。 “中国文学史著作”“空白”和“叙事”三个语词各有自己的内涵与外延，各有自己特定的语义域，组合 在一起，则形成为一个独立完整的新概念，既包含它们各自的原义，又生成出新的内涵。我们谈论“中国 文学史著作空白叙事”的“空白”时，既不能离开百年时空，不能离开中国文学史这一场域，也不能不考虑 其内在的叙事性，“空白”是编纂者在百年中国时空场域中叙述中国文学历史的结果，“空白”的发生、内 容构造及其特征是现代历史叙事的产物。 中国人自己编撰中国文学史著作始于 20 世纪初，研究中国文学史著作不是简单地研究古代文学整 理，而是研究现代文化建设问题，所以“中国文学史著作空白叙事”指向的亦不是简单的传统文化整理， 而是文化传统重建，是现代叙事的复杂性问题。这个论题的核心词虽然是“空白”，但它又不是一个虚拟 的语词，而是具有实实在在所指的概念。这一概念包含的是文学史编撰的中国问题，而不是普泛化的理 论现象，提出这一概念，旨在将文学史编撰的复杂性与中国民族文学传统重建结合起来考察，以推进对

方长安：中国文学史著作空白叙事论 ·119· 中国文学史编撰中隐在的理论问题的研究。 二、生成论 中国文学史著作空白叙事是如何产生的？文学史著是记录、叙述文学之历史，也就是对历史进行简 化、舍弃与概括，在这个意义上，空白叙事是文学史著生来具有的现象，是其固有特征。文学史家在删除 与提取文学历史故事过程中，通过取舍作家作品，再认识历史，张扬自我理念，实现其主体性价值；文学 史读者借助史著，获得回望历史的路径与视野，并思考史家取舍的动机与效果。无疑，所有的史著都“创 造”了自己无边的空白叙事内容，落实到 20 世纪初期以降的文学史著作，我们应将问题放在特定历史语 境中，进行具体论述。 20 世纪中国经历了一场由旧变新的历史转型，向现代转向。构建现代文化，是中国历史的大变局与 文化建构的大趋势，中国文学史写作就是在这样一个大变局、大趋势中展开的，所以“现代”构成了文学 史编纂的核心理念、诉求与趋向。如何理解“现代”？“现代”是一个比“传统”更为复杂的概念，需要置于 当时的社会文化思潮、文学创造语境中认识。文化思潮上，“五四”新文化运动体现了对现代文化的追 求，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成为把握历史与现实重要的思想观念，科学主义、平民思想、劳工神圣、 爱国主义、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等逐渐置换中国固有的思想，形成中国现代性思想谱系。文学维度上， 白话新文学成为取代文言旧文学的主流共识，构成文学发展的大趋势。中国文学史编纂就是在这样的 历史文化思潮和新文学发展语境中展开的，史家作为叙述历史的主体，其编纂思想和取舍原则体现、彰 显了现代文化、现代文学创造的历史特点。 文学史编纂，首先需要解决的是何谓文学的问题，文学观是编纂文学史著作的基本立场与前提，决 定了对文学史实的取舍与评价。“取”构建出历史发展脉络，“舍”生成出文学史叙述无形之空白。什么是 文学？中国传统知识体系里的文学，指的是“一切用文字发表的东西”，是广义的“杂文学”，包括诗、词、 歌、赋、论、说、记、传、章、表、书、奏、碑、诔、箴、铭等，现代史学、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都属于宽泛的“杂 文学”范畴［6］（P1）。“五四”前后，不同于传统“杂文学”观念的“纯文学”观出现了，即一种狭义的文学观， “单指描写人生，发表情感，且带有美的色彩，使读者能与之共鸣共感的作品”［6］。杂文学观和纯文学观的 内涵、外延不同，它们在中国文学史编纂中有鲜明的体现，直接影响了文学史著作所勾勒的文学发展历 史形态，同时也“生产”出不同的文学史叙事空白。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将小说、戏曲摒而不论”；黄 人的《中国文学史》涉及戏曲与小说，“但仍将历史、科学归入文学之中，也论述了许多制、诰、策、音韵文 字及金石碑帖等非文学的东西”；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将小说、戏曲与经、史、子、集一并而论，这 样写来的文学史是‘纯文学进来了，非文学未出去’。”［7］作为叙事主体的 20 世纪初期的文学史编纂者，大 都新旧文学观念杂存，他们编纂的文学史内容较杂乱，不是现代纯文学史，仍具有学术史的特点，其中包 括历史上实实在在存在过的杂文学和纯文学。换言之，其文学史空白叙事内容包括杂文学和纯文学内 容。“五四”以后，现代纯文学观念开始渗透到文学史著述中，史家开始窄化文学范畴，凌独见的《新著国 语文学史》、胡怀琛的《中国文学史略》、谭正璧的《中国文学史大纲》、赵景深的《中国文学史新编》等，其 文学史脉络主要由诗歌、词赋、小说以及戏曲构成，属于现代纯文学史著作［5］［8］［9］［10］。正如刘经庵的《中国 纯文学史纲》的“编者例言”所云：“本编所注重的是中国的纯文学，除诗歌，词，曲，及小说外，其他概付阙 如。——辞赋，除了汉朝及六朝的几篇，有文学价值者很少；至于散文——所谓古文——有传统的载道 的思想，多失去文学的真面目，故均略而不论。”［6］（P1）他提出了现代性质的“文学价值”“文学的真面目” 的观点，并将传统“文以载道”思想视为文学性的对立面，明确地将传统的杂文学排斥在文学史叙述之 外。换言之，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观压缩了中国文学史的叙事边界与内容，创造出无边的叙事空间。 历史地看，文学观并非固化存在，它始终处于变化重建状态。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文学观发展 与新文学创作紧密联系在一起，新文学的发展观念融入编纂者的文学观之中，进而影响着中国文学史编

·120·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年第 5 期 纂，催生出了胡适的《国语文学史》《白话文学史》、凌独见的《新著国语文学史》、谭正璧的《中国文学史大 纲》、赵景深的《中国文学小史》、顾实的《中国文学史大纲》等［11］［12］［13］［14］。它们各有自己文学史叙述的思 想支点与叙述逻辑，形成了特别的文学发展史框架，而将无法阐释进自己所构建的文学史叙述框架的作 家、作品排斥在叙述话语之外，使之成为所著中国文学史的空白内容，一种近似“暗物质”的存在。例如 胡适的《国语文学史》是以国语运动和现代国语文学想象为背景，以“国语”为关键词重构中国文学发展 史，理论上符合其“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想象的文学文本，便被记录、叙述，文学历史观与新文学发 展构想相吻合。他的《白话文学史》是其《国语文学史》的发展，虽然内容上变化不大，但“白话”置换了 “国语”，表明其新文学发展思路发生了变化，“白话文学”定位意味着其中国文学史边界、内在构造的改 变，意味着史实取舍范围的变化，以及文学史历史定位的变化。两部文学史著的核心概念“白话文学” “白话诗”“白话词”“平民文学”，以及核心问题“古文是何时死的”等，彰显了“五四”平民思想观念，体现 了“五四”时期启蒙主义文学观。谭正璧的《新编中国文学史》，供中学以上学校教学参考用，其“卷头语” 谓，“所述明清文学，全以通俗文学为主”［15］。“通俗文学”成为审视焦点，体现了新文学的大众文学取向。 胡行之的《中国文学史讲话》，面向高中国文教学而编，由上下卷构成，上卷为“过去传统文学的评价”，下 卷是“中国民众文学之史的发展”［16］。上卷章节目录有“传统文学与民众文学”“元明传统文学底中衰” “古文的末运”等，彰显了叙事主体的历史发展观；下卷重点论述古代“民歌”“民谣”“通俗文学”“文人文 学的民众化”“白话化的词”，勾勒出中国古代“民众文学”的历史脉络，并将“五四”后的“革命文学”视为 其新发展。新文学创作的平民主义思想构成其文学史立论的基础。现代中国文学史编纂是新文化建设 的重要环节，文学历史观与新文学发展观相呼应，新文学观影响了文学史著空白叙事的“生成”，即民众 文学成为文学史著发掘、观照的重点，贵族文学不断边缘化，乃至消失于文学史叙事空间。 不仅如此，20 世纪中国的文学观还与“五四”前后开始构建的现代文化及其历史展开联系在一起。 所谓杂文学、纯文学之分，只是就文本内容、表达形式与言说情态而言的。在解决了杂、纯分类界限问题 后，作为现代纯文学的小说、诗歌、散文以及戏剧等，使用的语言媒介是白话而非文言，形式上重自由而 不是规范，与古代诗歌、小说、戏剧、散文的形式和内在价值取向不同，即是说现代纯文学与古代纯文学 虽然体裁类型大同小异，但本质属性不同。而本质属性的想象、建构与现代社会理想、思想文化、审美诉 求相关联，于是现代社会各种思想，诸如科学主义、劳工神圣、人人平等、女性解放、爱国主义、新民主主 义、社会主义等便参与到文学观念的建构之中，“五四”前后开始培育、生成的现代审美意识也化入国人 新的文学思想中，不断置换他们固有的文学观，影响着其文学史叙述的取与舍，使其在重构文学历史主 潮的同时，生成出相应的空白叙事。 中国现代思想的一个重要维度是女性解放。“五四”后一些中国文学史著作开始专门设置女性文学 章节。例如，胡行之的《中国文学史讲话》就专门论述了“诗人及女作家”；刘经庵的《中国纯文学史纲》专 论了两汉“女性作家的辈出”现象；谭正璧的《新编中国文学史》有“清代女性作家”专题；阿英的《晚清小 说史》专设一章，论“妇女解放问题”；还出现了谢无量的专题性的《中国妇女文学史》，勾勒出上古妇女文 学、中古妇女文学、近代妇女文学以及近世妇女文学的基本面貌，发掘出一系列被历史话语所遮蔽的女 性作家与作品［17］［18］。男女本为自然性别差异，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进入所谓文明社会后，这种差 异则转换为男尊女卑的文化等级关系，现代男女平等观念使文学史著作排除了封建社会那些蔑视女性 尊严的文学。 现代平等思想在“五四”以后的重要变奏，是平民思想，演化出平民文学、民众文学、大众文学观念， 于是平民文学、俗文学、民间文学、大众化文学成为 1920 年代以降众多中国文学史著作经纬历史的重要 概念，甚至出现了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专门追问何为俗文学，论述古代歌谣、民歌、民间歌赋、杂 剧、鼓词、弹词等，突出文学史演变中“俗文学”的历史主体地位与发展趋势［19］。自此以后，中国文学史著 作包括中国新文学史著所构建的文学发展主潮中，平民文学、大众文学、民间文学乃至工农兵文学、底层

方长安：中国文学史著作空白叙事论 ·121· 文学等成为重要的力量，而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则成为打倒的对象，成为文学史叙事空白。 现代科学意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随着现代文化传播也不断渗透到文学史著述之中，史家们 在搭建文学史叙述框架时更讲求科学理性，虽然不同的文学史著勾勒出具有各自特点的文学历史演化 轨迹，但都尽可能使其叙述符合现代科学逻辑。史家们往往先阐释何谓文学、何谓文学史，然后以此为 立足点，叙述中国文学的起源与发展，按朝代勾勒文学演进史；在论述具体朝代文学现象时，大都从时代 思潮、生产力发展状况回答新兴文学出现的原因及其特征，钩沉历史现象与发掘内在根源相结合，使历 史叙述遵循科学理性逻辑。例如，谭正璧的《中国文学史大纲》在“叙论”中阐明自己的文学观、文学史 观；然后，以“太古至唐虞文学”开篇，依次论述夏商周秦文学、两汉文学、三国两晋文学、南北朝文学、隋 唐五代文学、两宋文学、辽金元文学、明清文学以及“现代文学与将来的趋势”。在具体的朝代文学论述 中，注意到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对于文学发生发展的影响，例如叙述夏商周秦文学时，就考察了“商汤革 命影响于文学”的问题；叙述南北朝文学时就论述了佛教思潮传入与翻译文学发生的内在关系；论述五 代文学时就专门考察了“印刷术发明影响于文学”的现象，亦即科学与文学之关系；论述现代文学时，专 门论及“世界文坛的大势观”以及儿童文学，叙述话语中灌注着一种现代科学史观。又如朱自清的《中国 新文学研究纲要》，以现代纯文学观结构新文学发展历史，注重考察具体作家作品发生的根源，灌注着现 代科学意义上的“历史的文学进化观”，具体论述中重视新文学自身的科学内涵，专门论及“科学名词” “爱国的情绪”“中国诗进化之程序及其精神”等［20］。再如朱右白的《中国诗的新途径》，是一部建立在现 代科学意识上的中国诗史论，关于“唐诗复兴的理由”，它从“直觉主义”“通俗主义”“民族主义”和“文学 的美妙”四个方面展开论述，突破了中国传统史学的知识边界，灌注着现代科学精神；关于“唐诗的改 革”，认为不仅要修正其形式，还要补充其思想，就是要有“哲学心理学的领悟”“要知自然科学和动植物 的趣味”“有历史地理的研究”等［21］。这些概念不是来自中国传统诗论体系，而是西方现代科学谱系，即 是说史家们是以现代科学观念审视、勾勒中国诗歌历史，以现代哲学心理学、自然科学、历史地理学阐释 文学创作现象，揭示其内在特征。那些无法被“科学”所讲述的文学，不管伦理与审美如何，均被排挤出 文学史叙事，成为缺席者。 20 世纪 30 年代开始，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为一种现代历史观，成为史家编纂中国文学史的重要 思想基础与方法。例如，贺凯的《中国文学史纲要》，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重叙中国文学发展 史［22］。李何林的《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引入了“文学的阶级性”“唯物的文学论”“科学的文艺论” “反封建的思想”等概念，论述“五四”以降近 20 年文艺思潮，揭示新文艺演变的内在规律［23］。1950 年开 始，包括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张毕来的《新文学史纲》、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复旦大学中 文系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等在内的文学史著作，则依据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思想，重新遴选作家作品， 重组文学史知识板块，人民性、反封建、爱国主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等成为取 舍文学史实、阐释作品重要的理论话语。它们在新的语境中，依据时代文化逻辑，较好地发掘、敞开了大 量作家、作品的历史文化价值，把握了文学史的“主潮”，文学传统有效地参与到当代文化建构事业中。 但敞开与遮蔽往往是同时发生的，那些未能被人民性、现实主义、爱国主义等统摄的作家、作品，则被挤 出文学史叙述话语，某些个性鲜明的作家、作品，其光鲜的审美个性被遮蔽，失去了表达的机会，被文学 史叙事主体所遗忘，成为叙事空白。 纵观百年中国文学编纂史不难发现，不断发展的现代文化思想，参与了文学观的修正与建构，丰富 了文学观的内涵，并直接影响着不同时代文学史著的编纂与重写，影响着文学史著叙述内容的变化，改 变了史著中看得见的内容和看不见的“暗物质”之结构关系，“生成”出新的空白叙事，影响着文学历史本 来面目的彰显。 如何理解几千年历史内在变化的特征，同样是文学史家必须解决的问题。从 20 世纪情况看，严复译 介的进化论为中国文学史家提供了理解历史发展内在特征的思想基础与方法，为其取舍历史事实提供

·122·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年第 5 期 了思路，也不断“生产”出新的文学史空白叙事内容。胡毓寰的《中国文学源流》、谭正璧的《中国文学史 大纲》、赵祖抃的《中国文学沿革一瞥》、赵景深的《中国文学小史》、谭正璧的《中国文学进化史》等，均是 以进化论为文学历史发展观，以讲述历史“故事”，构建出中国文学的历史主脉［24］［25］［26］［27］。中国文学是如 何进化的呢？胡适认为：“即以韵文而论，三百篇变而为骚，一大革命也。又变为五言七言，二大革命也。 赋变而为无韵之骈文，古诗变而为律诗，三大革命也。诗之变而为词，四大革命也。诗之变而为曲，为剧 本，五大革命也。”他将之概括为自己的“历史的文学进化观念”，认为到了元代，中国文学“皆第一流之文 学，而皆以俚语为之。其时吾国真可谓有一种活文学”［28］。这种文学进化观，与科学主义、平等观念、平 民主义、民主主义等思想价值取向一致，形成一种结构性力量，决定了百年中国文学史著作对历史的取 舍，决定了白话俚语的诗、词、小说、戏剧成为文学史叙述的中心，决定了乐府民歌受到重视；几千年文学 历史被简化为自唐虞开始的直线演变史，存留于经史子集中的很多文学性神话、经文、诸子散文等未被 发现与记录，文人骚客鲜活的创作掌故、诗词酬唱与文学历史演化关系，不同朝代文学形态的形成机制、 不同文学形态之间的“故事”关系，大量的文学文本等，未能进入文学史叙述，文学史被简化为单向进化 史，无边丰饶的文学历史地理被窄化为历史小径。那些不符合进化思想的文学文本，被视为“死文学”， 被文学史著作边缘化乃至删除，成为我们所谓的文学史空白叙事。 三、特征论 长期以来，我们研究文学史著述，往往眼睛只停留于文学史著作中的内容，就文学史著作所叙内容 研究文学史著述，甚至传授文学史知识时视线从未能超出文学史划定的知识边界，盲视如同水下冰山的 文学史著的空白叙事内容，以至于对文学史著作的论述，有时候近似于盲人摸象，只能孤立抽象地看待 历史事件。事实上，水面可见的冰山地貌只是整个冰山体的一部分，露出水面的冰山质量有多大？其结 构是如何构成的？多大程度反映了整个冰山体的特征？它与外在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如何？自身的影 响力有多大？所有这些问题的回答都绕不开它与藏在水底部分的关系。冰山理论这一隐喻表明，研究 文学史著作必须意识到史著中存在着大量看不见的空白叙事，必须研究史著所讲述的内容与未讲述的 内容之间的关系，通过研究空白叙事以改变与深化对文学史著述的认识。那么，百年文学史空白叙事有 什么特征呢？ 特征一：一种近似“暗物质”的存在。文学史空白叙事，指的是文学史著作中的叙述空白，即文学史 著作未论及的内容，可以称之为“非在场者叙事”。文学史著作是本文所谓的空白叙事的言说空间，离开 了文学史著作，这一概念就不能成立。在文学史著作中，无法发现其存在实体，所谓的“空白”也是看不 见的，它是一种无空白之空白。现代天文学上有一个重要的概念——“暗物质”，它是一种理论上存在的 物质，是宇宙的主要组成部分，但又不属于组成任何可见天体的物质，是不可见的存在，却能干扰星体发 出的光波或引力，其存在又能被明显地感受到，即是说，它是经由其他实在物质的状态而显示自己的存 在。我们所谓的文学史空白叙事，近似于“暗物质”，我们无法在文学史著作中看到它，它隐身于叙述话 语之外，借助既有的叙述，很多读者又能感受到其存在。但是，它与天文学中的“暗物质”又不同，“暗物 质”是假设性的，但文学史著中的空白叙事则不是假设性存在，在文学史著作之外，我们可以实实在在看 见它，阅读欣赏它，与之对话，它是实有的存在。中国古代的章、表、书、奏、碑、诔、箴、铭等，就是百年来 许多中国文学史著作中的空白叙事内容，它们虽然被盲视，但并未真正消失。天文学家只能依凭其他物 质感受“暗物质”的存在，而我们可以在中国文学史著之外找到空白叙事的对应物，这使得我们对“无空 白的空白”的考察有了实在的依凭，使虚转换为实，通过实追问虚产生的原因、构造与潜在的文学史 价值。 特征二：内容庞大，杂乱无序。刘勰的《文心雕龙·原道》曰：“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 也。”［29］（P1）在他看来，言立便有文章辞采，中国文学的发生与中国文明的起源同步，历史悠久。鲁迅先

方长安：中国文学史著作空白叙事论 ·123· 生在《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中曰：“我们的祖先的原始人……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却 想不到发表。其中有一个叫道‘杭育杭育’，那么，这就是创作；……倘若用什么记号留存了下来，这就是 文学；他当然就是作家，也就是文学家，是‘杭育杭育派’。”［30］（P96）这是鲁迅的文学起源之说。劳动中诞 生了文字符号，有了文字记载，就有了符号化的文学形态。文学诞生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不同形式的 文学也相继出现了，一个动作，一段故事，一个情绪宣泄，都可能是某种早期文学样态。从“杭育杭育派” 开始，或者说从有记载的文学创作开始，我们究竟有多少作家、作品，我们的文学究竟是如何演绎的，中 间经过了多少曲折，主流在哪，有多少支流，有多少溢出流的孤立者，这些都是无法还原的。可以说，人 类历史生活有多繁杂，中国文学历史地貌就有多复杂。它庞大到无边无际，无法想象。对于今人来说， 要去叙述其基本构造，寻找其历史演绎脉络，其困难是难以想象的。既有的中国文学史著作，不管是从 “太古”开篇［31］，还是从“最早的韵文作品”起笔［32］，抑或从“先秦的文学”着手［33］，都是粗线条勾画中国文 学历史线索，遗漏或删除了无以计数的文学发生历史现场，删除了无法统计的庙堂文学或民间文学，它 们只是开辟、勾连出某个历史小径，自“杭育杭育派”开始的无以计数的“文学故事”未被叙述，成为所编 纂的中国文学史著作中的“零叙事”，或者说“暗物质”。 这些“暗物质”杂乱无序。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上，“文学”的生产动机、创作方式、发展节奏、文本存 在形态以及感动人心之特征等，千差万别，几乎无法分类。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论述了中国“文 字”至“文章”之流变，其中援引了古代文章分类之言，诸如“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屈原宋玉枚 乘长卿之徒，止于辞赋则谓之文”“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等。在他看来，“盖其时文章界域，极可 弛张，纵之则包举万汇之形声；严之则排摈简质之叙记，必有藻韵，善移人情，始得称文。其不然者，概谓 之笔”，“辞笔或诗笔对举，唐世犹然，逮及宋元，此义遂晦，于是散体之笔，并称曰文，且谓其用，所以载 道，提挈经训，诛锄美辞，讲章告示，高张文苑矣”［34］（P356），点明了“文章界域”划分的复杂性，“万汇之形 声”即繁复无序；而文笔之辨、诗辞之别只是文学分类复杂性之一斑。诚然，几千年来，一代有一代之文 学，一代有一代的分类标准，所谓的典谟训诰誓命，所谓的风雅颂赋比兴，所谓的经史子集，以及近世所 谓的小说诗歌散文戏剧，都是相对而言的，如果考虑个体读者的阅读口味与兴趣，既有的分类也都是权 宜之计。古代没有我们今天所谓的文学之说，数千年中出现的庞大的历史文献无序地存在于历史的故 纸堆中，哪些是文学文本，哪些是非文学文本，是一个难以清晰辨识的问题。即便是以今天的文学观来 看，那些排除于文学史著作的历史文本的存在形式，至少也有三种情况：一是以文学性身份存在，二是与 非文学类文本相混杂而存在，三是无法判断其是否为文学，以模糊身份存在。20 世纪初期，史家认识到 了古代社会里文学杂乱无序的存在形式，所以在编撰中国文学史著作时，大都起笔于“文学”“文学史”概 念辨析，诸如张长弓的《中国文学史新编》、谭正璧的《中国文学史大纲》、刘经庵的《中国纯文学史纲》、凌 独见的《新著国语文学史》、谭正璧的《中国文学进化史》、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赵祖抃的《中国文 学沿革一瞥》等，其目的是为自己从杂乱无序的文献中取舍文学文本确立依据，为自己的文学史著作划 定疆域，使文学史言说由无序走向有序，显示出一种清晰的文学史学科意识，但各自相对清晰的文学史 著述逻辑势必导致出不同的文学史之空白叙事内容，这些空白叙事内容海量般存在于文学史著之外，并 未因文学史著的逻辑有序性而变得层次清晰，而是如同被选择性裁剪后仍杂乱无序地存在着。 百年中国文学史著“暗物质”之庞大和杂乱无序，是相对于中国文学史著叙事内容而言的，那它对史 著所讲述出的时空有限、秩序井然的历史故事究竟意味着什么？庞大而无序是无法改变的特征，它与史 著所张扬的理性逻辑之间构成一种怎样的关系？我们应认真研究，反思百年文学史著作讲述文学历史 故事所遵循的逻辑理性的科学性与有效性。 特征三：同源共生体与明暗身份转换。从发生学看，文学史空白叙事内容与文学史著所叙内容，本 为同源共生体，是史家人为将它们分开，使之成为海水中的冰山。吕不韦曰：“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 尾，投足以歌八阙：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建帝功，七曰依地

·124·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年第 5 期 德，八曰总禽兽之极。”［34］（P353）即是说，古代音乐艺术是先民在共同劳动中创造的，文学与音乐是同时 发生的，在发生现场，多主体登场同声合奏，数千年的文学艺术创造现场大都如此，有如日常生活现场； 但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中国文学史著述，无论是胡适的《白话文学史》，还是谭正璧的《中国文学进化史》， 抑或是刘经庵的《中国纯文学史》，等等，却往往只是记载“三人操牛尾”中的一人或者二人，简化“投足” 的内容，也可能将八阙压缩为一阙或者二阙三阙，其中省略或者压缩的部分，就是我们所谓的“空白叙 事”。肢解文学历史同源共生体，是文学史著述生来具有的特征，是文学史著作体例和叙述模式的必然 结果，这种肢解是为了更清晰地讲述驳杂的历史故事，认识人类繁复的精神创造活动，揭示其中奥秘；但 是，在承认文学史家著述价值的同时，我们需要意识到肢解历史同源体所引发的问题，将鲜活的历史发 生现场、现场里多元复杂主体、主体间错综微妙的行为与心理关系、故事复杂的结局等，简化或者省略， 文学史著作中的历史只是按照某种观念简化、抽干了的历史经络，而简化或抽掉的内容亦即我们所谓的 文学史空白叙事，它使史著所叙述的史实残缺不全，失去了原有现场的生命整体感，使读者无法看到完 整的历史情景和真实的历史“故事”。于是，文学史著作所揭示的历史本质很可能与历史的固有本质不 一致。文学史著所删除的内容和所叙内容，本为同源共生体，是一座完整的冰山，只有意识到和看得到 水底冰山内容的读者，才能真正认知冰山，只有看得到文学史空白叙事内容的读者才能真正读懂文学史 所叙内容。所以，读者应该有一种清醒的认识，应将文学史著作看成是一个特定的观念化了的文学地理 指南，一个简化了的导游图，而不是文学地貌风景本身。 同源共生体是中国文学史著空白叙事内容与叙事内容之间的一种内在关系，它决定了二者之间往 往发生互动对流，如同浮在水面可见的冰山与水底看不见的冰山体，随着海平面的变化而变化，进行明 暗身份转换。这种对流、转换情景，是历史视野中才可见的景象。具体言之，某一时期所撰中国文学史 著作中的某些作家作品，在下一个时期的中国文学史著作中可能被删除，而在再下一个时期的中国文学 史著作中，却又可能被记录、叙述。作家、作品在文学史著作中这种明暗身份变化，不仅取决于他们作为 行为主体在其发生的历史现场的形象、功能与价值，不仅取决于文学史著作编纂的时代背景、文化思潮 以及审美理想，还取决于史著编纂者的编纂理想与目的。作家、作品既是客观历史现场中的行为主体， 又可能是史著中的行为主体，两个主体形象是同构关系、相似关系还是异质关系，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 文学传播接受现象，构成文学史著内在的繁复景象。在不同历史时期，出入于不同的中国文学史著作的 作家、作品，大体而言，是那种个性突出、具有内在活力者，而每次出入在客观上都是文本能量的释放，参 与了中国特定文化、文学的改造与建构，同时也是一种自我展示与形象再造。 特征四：空白叙事作为一种“暗物质”，具有叙事主体性。这里所谓的叙事主体性，指的是空白叙事 作为一种存在物，具有叙事的功能。如前所论，空白叙事包括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文学史著中的无空 白之空白，二是无空白之空白所对应的存在于史著叙述话语之外的文学史事实，所以叙事主体就是这二 者。那么，其叙事有何特点？首先，借助于读者叙事。作为史著中未出场的“无空白之空白”，虽然无形 无影，但具有文学历史知识的读者，能从史著话语缝隙发现它们的存在，与之进行对话，即是说它是借助 于知道它的读者而发声，以彰显、叙述历史。其次，借助于别的史著而叙事。不同的中国文学史著的空 白叙事不同，它们之间构成互文性对话关系。例如，甲著缺席者，在乙著中可能现身，这样甲著的缺席者 就借助乙著表明自己的存在，彰显自我主体性，也就是借助乙著发声叙事。再次，空白叙事作为叙事主 体，它的叙事声音就如同“暗物质”的能量，能让人感觉到其存在，但往往是无声之声。它所叙之事是历 史现场中真实发生之事，以抗辩文学史著对自己的无视以及对别的历史事实的无视。它的叙事虽然是 无声的，但如同“暗物质”的能量，辐射力、影响力都很大，能够潜在地改变既有的中国文学史著的叙事结 构与秩序。空白叙事的叙事主体性，是其张扬自我和实现自我价值的前提与保证。

方长安：中国文学史著作空白叙事论 ·125· 四、价值论 中国文学史著作之空白叙事作为一种述史现象，只有具备中国文学史编纂历史知识，具备远远超出 文学史著叙事内容的文学知识视野，才能发现其存在。这表明，我们至少必须以文学创作的历史时空和 文学史著作叙事空间为背景，论述其价值。 文学创作历史时空，指的是古往今来的文学文本创作的时空，其活动主体是作家，文学文本及创作 掌故等构成这个时空的主要存在物，关于这个时空的知识面和理解力，是我们谈论文学史空白叙事的前 提与基础。在文学创作历史时空里，文学史空白叙事的价值，由生产文本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 决定，具体言之，由具体文学文本所承载的内容与意义所决定。大体而言，包括社会发展史信息、政治经 济状况、个体情感诉求、时代精神结构等，它们构成文本的真善美价值。当然，我们在这里要讨论的不是 它们所具有的普遍性的真善美价值，而是要将之纳入文学史空白叙事的话语框架里进行审视，挖掘其对 于文学史著述研究的独特价值，也就是在文学史著作空间阐释其价值。 文学史空白叙事，存在于文学史著叙述话语之外，也隐性地存在于文学史叙述话语之内。空白是文 学历史叙述中的空白，即无文无形的内容，是零叙事。当然，只有在文学史著叙述疆域内，才能称其为无 形的空白。超出文学史叙述疆域，那些空白内容却实实在在地发生过、存在着，所以谓其存在于文学史 著作叙述话语之外。这种无形而实有形的文本与文学史著作叙事之间，构成隐在的互文性关系，其文学 史价值主要由这种关系所彰显。互文性关系表明文学史空白叙事文本与文学史著叙事文本之间，是一 种相互参照、阐释、吸收与转化的关系，以此构成一个开放的文本关系空间，生成出相应的价值。 一是补给价值。中国文学创作有几千年历史，但中国文学史编撰迟至 20 世纪初才出现，只有百余年 历史。换言之，中国文学史写作是由 20 世纪时代主题与历史发展趋势所决定，它所勾勒的中国文学发生 发展史，著上了 20 世纪的特征。从与时代主题关系看，中国文学历史可以分为活跃层、半活跃层以及沉 寂层。活跃层内容进入文学史著作，构成其所构建的历史主流的行为主体；半活跃层内容可能进入文学 史著作，但不会被浓墨书写，也可能无法进入文学史著作；沉寂层内容，则一般不会进入史家视线，成为 文学史著作的缺席者，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空白叙事。时代主题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中，所以活跃与沉寂也 是相对而言的，这意味着文学史编撰具有很强的时代主题性和故事性。从数量看，文学史空白叙事内容 占比很大，它们沉寂地躺在文学史叙述之外，躺在它们最初面世的载体中。它们发生于不同的历史时 期，是不同时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参与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建构，但未能被 20 世纪的史家叙述进 文学史著，存在于文学史家的历史叙述逻辑之外。但其历史文化价值、文学审美价值并没有因为文学史 家的遗弃而真正消失。它们以非文学史叙述的形式存在着，安静地满足着广大读者文学史著作阅读之 外更广泛的文学性阅读需求，给予文学读者更大的阅读选择空间。对于文学史著作而言，它们是深广的 文学文本库，与文学史叙述之间构成一种补给关系。 多数情况下，半活跃层中那些未进入文学史叙述的内容，容易被后来的史家发现，作为一种补充内 容，引入新的文学史著作中。从 1904 年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始，到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再到 王瑶的《中古文学史论》《中国新文学史稿》，直至袁行霈的《中国文学史》，一个世纪的中国文学史著述， 无论是从何种背景、立场和意图出发，都从广大的空白叙事库发掘出可叙之史实，以丰富文学历史的 建构。 补给，意味着赋予能量，赋予动力，换言之，给生命体以生生不息的活力，没有这个资源补给库，文学 史叙述就会干枯，死灭，所以文学史空白叙事虽然不存在于文学史著作叙述话语中，却是文学史叙述的 生命源泉所在。一百年来，文学史家不断地发掘这个冰山下的矿山，才编纂出一部又一部不同面貌与特 征的中国文学史著作，通过发掘、发现与补给，使文学史著作这个中国书写史上的新事物不断生长、丰 富。换言之，如果没有文学史空白叙事这个无边无际的“暗物质”，文学史叙述就成为无源之水，如果无

·126·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年第 5 期 视作为“补充”物的文学史空白叙事的存在，就无法理解文学史著作内在的生机，无法理解时代主题与文 学历史之间的复杂关系。这个“补给”发生于 20 世纪“现代”文化建设过程中，在本质上，是民族文化“历 史”资源对“现代”文化建设的补充，也是“现代”对“传统”的发现、补充与再造。即是说，百年中国文学史 著作空白叙事的补给价值生成于现代化语境之中，具有现代属性。 二是挑战价值。一般而言，两个文本发生联系，相互交流，才可能成为彼此的挑战对象。百年中国 文学史著的有形叙事，从讲述历史的话语权看，是其空白叙事的代言者，代表那些未出场的作家、作品说 话，讲述历史故事，呈现历史演进过程的内涵与价值；但是，其能指和所指是由编纂者所控制的，相当程 度上体现了编纂者的理念与目的，彰显的是编纂者的历史观和文学观，所以难以真正呈现历史现场的原 义，无法还原文学历史的本来面目。换言之，百年中国文学史叙事，从发生学意义看，就是对中国文学历 史本来面貌的肢解，所以与空白叙事内容之间天然地构成一种紧张的挑战关系。例如，胡适的《白话文 学史》所叙述的“白话文学”作品，对未出场的被宣布为“死文学”的“古文”，就是一种挑战；其第 14 章专叙 杜甫，而李白未被专章论述，李白与杜甫之间构成潜在的挑战关系，逼迫读者去思考、质疑编撰者的文学 历史观。这种挑战关系的表现，要么温和，要么强硬。所谓温和，就是文学史叙事尽可能地尊重、传达出 那些未出场的文学史实的原义，只是做一些删繁就简、去粗取精的取舍；所谓强硬的挑战，则是完全抹煞 未出场的作家及其作品的原义，抹煞其曾经参与的文学历史事件的价值，这样的文学史著作，未能处理 好编纂者意图与历史事实之间的关系，可信度低。 挑战性带来的一个结果是，空白叙事作为一种历史存在，反过来挑战文学史著的有形叙事。如前所 论，它仿佛一种实实在在的“暗物质”，无人触及时安静地躺着，但当被温柔地或强硬地挑战时，便会发出 一种反作用力，以暗能量形式进行无声的抵制。在实际的传播阅读中，这种反作用力，表现为那些没有 进入文学史叙述的作家、作品对文学史著所建构的历史线索、发展逻辑、文学成就评估范式的不满与反 抗。胡适之所以编写《白话文学史》，是基于对“古文传统史”的不满，《白话文学史》是对以往历史叙事中 所置重的韩、柳、欧、苏、李、杜、黄的挑战，是为了重建以白话为尺度、文体不断解放的文学史叙述框架， 通过新的白话逻辑框架以彰显那些被埋没的古代白话作家作品，将它们请到历史言说的前台①。 百年中国文学史中那些可见的叙事文本与不可见的空白叙事文本之间的互文性挑战关系，是通过 文学史编纂主体完成的。不同的编纂者以自己时代的历史观、文学观与几千年历史时空中的创作主体 进行对话，与作品中的人物对话，主体间这种穿越时空的互文对话，不断重组历史文本，而所有的重组都 带有一种内在的挑战性，它使文学史著述成为直面历史、挑战历史的一种形式，使那些未进入文学史叙 述的无边的空白叙事内容成为充满活力的随时可以出场的历史主体。 20 世纪是一个文化转型、现代文化创造的世纪，中国文学史著述是现代文化创造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种现代性行为，那些不同特征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均是现代文化想象、建构的体现，一种现代性产品；在 这个意义上，它们本身就是编纂主体重新认识历史、组装历史的结果，或者说挑战历史的结果；而那些未 出场的作家作品作为历史主体以自己无边的存在，反过来默默地质疑、挑战文学史著中的历史观、审美 观、文学教育观等，也就是对文学史编纂这一现代性行为进行挑战。质疑、挑战与反思中国文化转型中 出现的文学现代性，是空白叙事内在的重要价值。 三是照亮价值。中国文学史著作空白叙事，作为一种隐性叙事文本，还有一种照亮、敞开功能与价 值。空白叙事与实有叙事，本是冰山一样的有机同源体，文学史家将它们人为分开，成为两大独立存在 体，获得了与各自身份相符的能量与本质。前者的能量近似于“暗物质”的暗能量，潜在地照亮文学史著 叙述空间，敞开史著的盲视区。胡适在 20 世纪初期国语运动中，以“国语”为基点审视几千年的中国文学 ① 胡适在《白话文学史·引子》中说：“白话文学史就是中国文学史的中心部分，中国文学史若去掉了白话文学的进化史，就不成中国文学史了，只可 叫做‘古文传统史’罢了。”［35］（P138）

方长安：中国文学史著作空白叙事论 ·127· 历史，“国语”照亮了中国文学史实库，照亮了既有的文学历史记录所无视的历史事实，从中择取、编纂出 一部全新的《国语文学史》［12］。该文学史著作属于开拓性创新之作，它判定“古文已死”，文学白话化是中 国文学演进的大趋势，从而使被既有的文学史叙事所遮蔽的平民文学、白话文学浮出历史地表，彰显它 们对于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的价值。后来，他将之改写为《白话文学史》，以文学革命意识，再一次照亮几 千年文学历史天际，清理出一条文体不断解放的脉络更为清晰的白话文学演进史，使长期以来被历史叙 述话语所不屑、无视的白话文学作品，诸如汉朝民歌、唐代白话诗、唐乐府新词等，成为压倒庙堂古文的 具有参与现代文化建设功能价值的文学。中国文学编纂史上这种照亮、敞开现象多发生于社会文化大 转型时期，如“五四”文学革命时期、20 世纪 50 年代社会主义文学建设时期以及 80 年代改革开放时期，并 由获得了全新意识的文化革新者实施完成。广博的文学历史知识使他们发现了文学史著作中存在的大 量空白叙事内容及其价值，并以新的观念与意识观察文学史叙述话语中的缺席者与在场者，站在缺席者 角度审视在场者，发现其不足与问题，又以在场者反观缺席者，发掘其潜在价值，并使之显现出来。这种 照亮与敞开发生于 20 世纪中国，使传统文学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历史盲点一定程度上得以显现，为重审 “五四”开始的传统文学整理课题提供新的角度，为重写文学史提供新的依据、思路、资源与能量，这就是 其重要价值。 四是经典化价值。经典化是一个动词，就是将某个作品变为经典的行为过程，这个过程是漫长的， 由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传播与接受完成。文学史著作是文学传播接受的重要途径与体现。某个作品经由 读者阅读批评，如果被史家所认可，叙述进文学史著作，即是一种历史认定，它开始进入传播接受的核心 通道，其变成经典的历史可能性增大。但是，任何作品的经典化都不是一个时代可以完成的，也不是两 个时代可以完成的，它需要数百年乃至千年的传播接受才能完成。这意味着某个作品在甲时代可能被 史家认可，叙述进文学史，但在乙时代可能被史家摒弃，而在丙时代又可能被重新认可叙述，这是一个螺 旋式演进的传播过程，体现了文学传播接受的重要规律。某些作品，例如《古诗十九首》《金瓶梅》《红楼 梦》《三国演义》以及现代戴望舒的《雨巷》、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卞之琳的《断章》、穆旦的《诗八首》等， 在某个时代的文学史著作中不被史家认可、叙述，成为文学史著的缺席者，即我们所谓的文学史叙事空 白。但叙事空白只是特定文学史著作中的空白，其实它们仍然存在着，在另外的传播通道诸如文学选 本、文学研究著作中存在着。经典化是历史长河中的现象，如果孤立地看，它在某部文学史著中经典化 历程终止了，但如果以漫长的历史时空为视野，以横向多维的传播空间为背景，这种缺席的空白叙事仍 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是经典化过程的重要组织部分，是一种暂时的“不叙之叙”，在作品经典化历程中， 这种“不叙之叙”也是一种叙事。即是说，“不叙之叙”亦具有一种潜在的叙事功能，是对前一个历史时期 文学史著叙事的挑战，是对同时期其他传播通道的传播现象的质问，更是对摈弃自己的文学史著作的质 疑，同时是对下一个历史时期文学史编纂者的考验，下一个时期的文学史编纂者基于新的编纂理念，可 能会考虑重叙之。很少有作品问世后就一直被读者热捧，我们现在所熟知、认可的那些中国文学经典， 大都有这种历史叙事缺席者经历，大都经历过进入、退出的明暗身份转化，明暗身份转换构成文学经典 化历程的重要环节，即是说，文学史著作空白叙事是经典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地看，没有经历这种历 史记录空白期而成为经典的作品几乎不存在，历史空白期即空白叙事是经典化过程有机环节，具有使文 本变成真正经典的经典化价值。 五、反思与叙史范型探索 中国文学史著作空白叙事是过去一百年中国文学历史钩沉、文学传统重建的产物，我们应基于“无 空白之空白”特征，尤其是具体著作中空白内容的构成和特征，以文学史著述如何处理中国文学自身历 史真实为重要问题，反思与重估百年中国文学史写作。 百年中国文学史著的“空白叙事”，从内容上看，不仅包括大量的诗、词、歌、赋、小说、戏剧，更包括传

·128·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年第 5 期 统杂文学中的奏、议、书、论、表、笺、说、碑、诔、箴、铭、序等；不仅包括大量的民间歌谣，更包括无数的庙 堂文学；不仅包括汉民族文学中许多优秀作品，更包括大量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不仅包括白话文学，更 包括大量的文言文学，等等。它们为何未进入史家视野而成为文学史著的叙事空白，前文已作了论述， 简言之，即 20 世纪社会思潮、现代文化建设和文学发展潮流等，影响了史家对中国文学史实的取舍与文 学发展史的构想；我这里不是要进一步讨论其产生原因，而是希望经由它叩问百年中国文学史著作叙述 中国文学历史的有效性，进行理性反思。 从空白叙事内容构成角度，反观 20 世纪初肇始的中国文学史著述，不难发现其文学观、框架结构、历 史脉络等，均存在着某些需要反思的问题：中国自古以来的文章写作，“杂”是其突出特征，审美性与实用 性联系在一起，其中包含着中华民族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独特文学观、审美观；“五四”以后受西方文 学理论影响，文学观念不断地纯化，将奏、议、书、论、表、笺、说、碑、诔、箴、铭、序等，挤出文学空间，文学 类型仅包括诗歌、小说、戏剧和散文，中国文学史著作只叙述这四大文类的发展历史，有的甚至还将散文 也排除在外。中国文学史著作不叙古代文学中“杂”的内容，严重地肢解了民族文学的生命体，简化了民 族文学历史面貌，它是以西方现代文学观和文学史观取舍与构建中国数千年文学历史的结果。胡适的 《国语文学史》梳理的是符合其“国语”观念的中国文学历史，不叙非“国语”的文学创作，使之成为文学史 著中的空白，而他当时的“国语”概念尚处在想象、建设阶段，这样的文学史充其量是未成熟的概念型中 国文学史。其后的《白话文学史》则只叙述中国历史上“白话”文学的发生发展史，舍弃“古文”内容，使之 成为文学史叙述话语中的巨大空白，其文学历史架构与历史真实严重错位，成为一部以白话文学为叙述 对象的概念型文学史。谭正璧的《中国文学进化史》将丰富的中国文学历史简化成为不断进化的历史， 于是舍弃了那些非进化属性的文学史实，使非进化性的文学作品成为历史叙述空白；然而，进化并不能 作为衡量文学优劣的标准，这样的文学史著作同样严重肢解、简化了真实的中国文学历史。鲁迅的《汉 文学史纲要》只叙汉族历史上重要的作家作品，诸如老庄、屈原、宋玉、贾谊、司马迁以及《书》《诗》等，而 盲视汉族之外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内容，而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国文学史还应该包括汉族文学之 外其他民族的文学，《汉文学史纲要》反映了鲁迅当时狭隘的中国观念。刘经庵将自己的文学史著作直 接命名为《中国纯文学史纲》，只叙诗歌、词、戏曲和小说，他心中不纯的文学作品被摒弃。 中国文学史编纂是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历程中出现的民族历史文化整理行为，是民族文学传统重 建现象，在这个现代性文化建设过程中，在处理现代化与民族传统、现代化与西化、民族传统文化与西方 文化等关系方面，出现了简化现象，影响到了中国文学史编撰的取舍与评估。中国现代绝大多数文学史 编纂者并不是专门的文学史家，对文学史编纂中如何处理文学和历史关系，缺乏充分的思考；他们编纂 文学史著时，文学历史知识相当有限，匆匆上马，且参考文献又极为有限 ；不仅如此，他们编纂文学史的 目的是新文化建设，“新”“现代”成为尺度，所以其文学史著作出现不尽人意之处是情理中的事情。显 然，中国文学史写作，作为中国文学传统重建的文化工程，它需要面对的是中国自己的文学真相，需要处 理的是中国自己的文学历史问题，文学观、文学史观应来自对中国文学历史的深入研究，应找寻具有更 大历史包容性和阐释力的文学史叙述范型。但是，从 20 世纪初以降，文学史编纂者过于受西方文学观、 文学史观影响，不断纯化、简化中国文学自身的历史，基本上是以西方文学史体例叙述中国文学历史，导 致中国文学自身的历史真相被严重肢解、省略乃至盲视，这是今天重审百年中国文学史写作需要注意与 反思的重要问题。 百年文学史空白叙事使我们意识到中国文学史著述应面向中国自己的历史空间，解决中国自己的 文学历史问题，那中国自己的文学历史空间和问题是什么呢？这需要我们研究被百年文学史著作所盲 视的那些历史文本，追问它们究竟算不算文学，而算不算文学不是我们现在所能简单判断的，需要考察 具体历史时空里读者的文学阅读兴味和判断文学的标准，所以这是一个涉及中国古代文学观、审美观及 文学传播接受的复杂问题。中国是一个农耕民族，实用主义、直觉主义、整体思维在文化生活中占据重

方长安：中国文学史著作空白叙事论 ·129· 要位置，而后来佛教文化的融合，游牧民族文化的渗透，都影响到中华文化的形成与文学阅读趣味的形 成。半开放型的大河文化，农耕文明，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生活方式与情趣，对书写文本和口头文学 的兴趣也各不同，文学创作活动方式、作品特点也各不同，这些是中国文学史编纂者应充分意识到的中 国民族文学自身的特征，文学史著作应相当程度地反映并展示这种独特性，而不是简单地以西方的标准 叙述诗歌、小说、戏曲和散文之历史。百年来，许多文学文本成为中国文学史著的叙事空白，导致很多读 者以为中国古代文学就只有四大类，盲视民族传统文学的复杂形态。 当然，文学史编纂一定有取舍，所以叙事空白是一种必然现象，它本身就是历史重构的体现与结果； 在另一意义上，也意味着文学史必须不断地更新，通过重写去发掘那些舍弃了的历史内容在文学史发生 现场、历史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与文学史价值。文学史重写就是不断填补史著中的某些叙事空白，同时又 不断地制造新的叙事空白，填补与重造叙事空白构成现代文学史学上动人的景观，也是深化历史认识的 体现。在这个意义上，重写中国文学史是一个永远无法完成的现代性工程。今天，我们重写文学史，不 仅应该正视一百年来中国文学史著述中出现的问题，以广博的文学史知识，发现、研究那些叙事空白，重 新取舍与评估；而且，我们要充分意识到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已经进入到网络化、多媒体融合时代，文体形 式形形色色，文学存在方式、传播通道也是多种多样的，究竟何谓文学，如何判断文学，标准都在变化，我 们究竟应该如何重建民族文学历史与传统，应该如何通过传统重建为今天这样一个网络化文学时代提 供发展资源，如何将多媒体融合时代的文学叙写进中国文学历史脉络之中，这些是今天文学史重写需要 面对的时代课题。 参考文献 [1] 林传甲 . 中国文学史 . 东京：日本宏文堂，1910. [2] 张之纯 . 中国文学史 . 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15. [3] 曾毅 . 中国文学史 . 上海：上海泰东书局，1915. [4] 谢无量 . 中国大文学史 . 北京：中华书局，1918. [5] 胡怀琛 . 中国文学史略 . 上海：梁溪图书馆，1924. [6] 刘经庵 . 中国纯文学史纲 . 北平：北平著者书店，1935. [7] 杜治国 . 文学观念的变革与“纯”文学史的兴起——论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学史编写 . 齐鲁学刊，2002，（2）. [8] 凌独见 . 新著国语文学史 . 北京：商务印书馆，1923. [9] 谭正璧 . 中国文学史大纲 . 上海：光明书局，1925. [10] 赵景深 . 中国文学史新编 . 上海：上海北新书局，1936. [11] 胡适 . 国语文学史 . 北平：北平文化学社，1927. [12] 胡适 . 白话文学史 . 上海：新月书店，1928. [13] 赵景深 . 中国文学小史 . 上海：光华书局，1928. [14] 顾实 . 中国文学史大纲 . 北京：商务印书馆，1926. [15] 谭正璧 . 新编中国文学史 . 上海：光明书局，1935. [16] 胡行之 . 中国文学史讲话 . 上海：光华书局，1932. [17] 阿英 . 晚清小说史 . 北京：作家出版社，1955. [18] 谢无量 . 中国妇女文学史 . 北平：中华书局，1931. [19] 郑振铎 . 中国俗文学史 . 北平：商务印书馆，1938. [20] 朱自清 . 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文艺论丛:第 14 辑 .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 [21] 朱右白 . 中国诗的新途径 . 北平：商务印书馆，1936. [22] 贺凯 . 中国文学史纲要 . 北平：北平文化学社，1931. [23] 李何林 . 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 . 上海：生活书店，1939. [24] 胡毓寰 . 中国文学源流 . 北京：商务印书馆，1924. [25] 谭正璧 . 中国文学史大纲 . 上海：泰东图书局，1925.

·130·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年第 5 期 [26] 赵祖抃 . 中国文学沿革一瞥 . 上海：光华书局，1928. [27] 谭正璧 . 中国文学进化史 . 上海：光明书局，1929. [28] 胡适 . 我为什么要做白话诗 . 新青年，1919，6（5）. [29] 刘勰 . 文心雕龙 . 北平：商务印书馆，1934. [30] 鲁迅全集：第 6 集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31] 谭正璧 . 中国文学史大纲 . 上海：光明书店，1840. [32] 杨荫深 . 中国文学史大纲 . 北平：商务印书馆，1947. [33] 施慎之 . 中国文学史讲话 . 上海：世界书局，1941. [34] 鲁迅全集：第 9 集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35] 胡适文集（8）.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On the Narrative Gap of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Works Fang Chang'an（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various types of literary history books emerged in Chi‐ na and described the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with their narrative words, in which there exists a common phe‐ nomenon, that is, numerous writers' works and historical facts are absent. Similar to the Dark Matter in astron‐ omy, which is a blank without a blank, this phenomenon, however, can be named the narrative gap, function‐ ing as the implicit historical narrative. The narrative gap and the works and writers that appear in literary his‐ tory books are like two sides of the same coin, as they refer to each other, explain each other, and transform each other, constituting an inner textual dialogue and transformation space. As a potential narrative, the narra‐ tive gap has four functions and values: replenishment, challenge, illumination, and canon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netic theory, the narrative gap in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works is the product of retelling and reshaping the Chinese literary tradition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society's transition from tradition to mo‐ dernity, taking \"modernity\" as its basis and purpose. The narrative gap sheds light on how literary history works reveal the unique and complex historical nature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rovide a new horizon and possibility for the reflection and reassessment of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writing over the past century. Key words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works; narrative gap; narrative; reflection on literary history writ‐ ing; Lin Chuanjia (林传甲) ■ 收稿日期 2022-06-12 ■ 作者简介 方长安，文学博士，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 武汉 430072。 ■ 责任编辑 何坤翁

第 75 卷第 5 期 2022 年 9 月 Vol. 75 No. 5 Sept. 2022 131~144 DOI：10.14086/j.cnki.wujss.2022.05.011 西汉后期的文人与环境之关系 ——以扬雄的述作经历为中心 侯文学 摘 要 西汉后期是汉代文学与文化转向的关键时期，扬雄是此期转向的代表人物。 以扬雄的述作经历为线索，可以透视其人生轨迹与知识结构、价值追求三者的关联，推及西 汉后期地方文化与京师宫廷文化对文人述作的不同影响。扬雄早年居蜀时期，作品“文似相 如”，他的地方知识结构和人生价值追求，折射出蜀地重辞赋的文化风气。扬雄入京投靠外 戚王氏，被荐为待诏后，待诏承明殿，奉诏作《甘泉》《河东》《羽猎》三赋，博涉经传、子史，知识 承载量激增。任为郎官之后的扬雄，供职黄门，受宫廷郎官群体重经学、尚博通的文化氛围 影响，转而深深认同儒家经学的价值主张，而中秘藏书为其提供了无限的智识资源，他最终 选择石室观书和个人著述来安顿人生的价值。扬雄的这种著述经历，大抵反映了西汉末年 文人群体的整体动态。 关键词 西汉后期；辞赋；经学；扬雄 中图分类号 I22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22）05-0131-14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9ZDA249） 西汉后期是学术（经学）与文学、地方与京师（宫廷）诸文化奏出交响乐章的重要历史时期①。但既有 研究受限于主题或材料，无论是于地域视角的考察还是共时性的整体研究，都忽略了文人流动带来的种 种变化。有些问题还有待解决，比如：地方文化与京师（宫廷）文化有何差异，当文人由地方流向京师之 后，带来述作上的哪些变化，变化的条件与动因何在？ 扬雄是西汉末期最具代表性的文人。他由蜀入京的经历，勾连了地方与京师（宫廷）。他各个时期 都有述作且留存至今，为我们考察地方与京师（宫廷）文化对文人及其创作的影响提供了生动的个案。 可以说，如果要考察西汉后期的上述问题，扬雄是资料相对完整的可资前后比较的唯一文人。而在既有 的扬雄研究中，很少有人追问他知识的生成过程，追问他的辞赋及《太玄》《法言》《方言》的著作条件与述 作之间的差异及背后的原因。 以神话传说与历史人物助成文思、表达观念，是扬雄述作最突出的现象。本文将以他的经历与述作 中的人物为线索，将可以编年的扬雄西汉后期述作中所涉及的人物（包括神话、传说、历史人物）全部摘 出，予以讨论，梳理其知识、观念的形成与变化等诸多问题。《核灵赋》的写作时间无从判断，且只有不相 连属的数句残句，故不予讨论。扬雄作于新莽时期的《元后诔》《剧秦美新》是其第三阶段述作的延续，为 了保证扬雄研究的完整性，也一并纳入讨论。 扬雄的一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居蜀时期；第二阶段，初入京师为大司马车骑将军门下 史至承明殿待诏时期；第三阶段，为郎与石室观书时期。每一个阶段的述作形式与内容都与外在环境的 ① 本文所指的西汉后期，主要指元、成、哀、平四帝统治时期，即元帝初元元年（前 48 年）至孺子居摄三年（8 年）［1］（P10-11）。

·132·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年第 5 期 变化关联密切。本文将细致梳理扬雄生平与述作的细节及其与环境的关联，还原西汉后期的文学与文 化生态，追索当时文人①与环境的关系，为相关研究提供一个比较的基点。 一、居蜀时期：地方文人的知识结构与价值追求 扬雄居蜀时期的材料保存极少。《汉书·扬雄传》开篇说“扬雄字子云，蜀郡成都人也”［3］（P3513），但 后面追溯其家世时却又说他的先祖扬季“汉元鼎间避仇复溯江上，处岷山之阳曰郫，有田一廛，有宅一 区，世世以农桑为业”［3］（P3513）。对此，任乃强解释说：“盖郫与成都紧连。雄实长、读于成都，有别业， 为跨籍也。”［4］（P541）任先生的推断是有道理的，《汉书·王贡两龚鲍传》间接谈到扬雄年轻时在成都问学 于严君平的经历：“君平卜筮于成都市”“杨雄少时从游学，以而仕京师显名，数为朝廷在位贤者称君平 德”［3（］ P3056）。而《汉书》本传关于其作《反离骚》之后“自岷山投诸江流以吊屈原”［3（］ P3515）的举动的叙 述，则留下他早年活动于岷山之阳的郫县的线索［5（］ P158）。 现存扬雄居蜀时期的作品有《蜀王本纪》《蜀都赋》《反离骚》。《蜀都赋》并非一般论者所论定的汉代 散体赋“曲终奏雅”的劝讽结构，全篇都以热情的笔调铺陈蜀都的形势物产、历史由来、风俗人情。开篇 “蜀都之地，古曰梁州。禹治其江，渟皋弥望，郁乎青葱，沃野千里”［5］（P1）云云，将蜀地历史追溯到禹的 时代。赋文通过禹的治水敷土传说，将蜀文化与华夏文明勾连，也为蜀地的千里沃野、丰饶物产寻找了 一个人文的依据与起点。赋文在铺叙蜀人自己的历史时，言及的人物有蚕丛、杜宇、鼈灵：“王基既夷，蜀 侯尚丛。”［5］（P21）“昔天地降生杜鄠密促之君，则荆上亡尸之相。”［5］（P35）丛，即蚕丛。据扬雄《蜀王本 纪》，蚕丛是蜀人最先称王者。杜鄠，即杜宇；亡尸之相，指鼈灵。《蜀王本纪》载，杜宇自立为蜀王，号曰望 帝。百余岁后，有荆人鼈灵之尸“随江水上至郫，遂活，与望帝相见”［5］（P246）。望帝以鼈灵为相，命其出 外治水，自己则与鼈灵妻通。后望帝惭愧，乃禅位于鼈灵。赋文将杜鄠、鼈灵并提，显然不以其德行缺失 为意，反而强调其“天地降生”的神异。赋文写蜀地饮食、歌舞、游猎等风俗，其中涉及的具体人物有有 伊、罗儒、吴公、郤公：“乃使有伊之徒，调夫五味”“罗儒吟，吴公连”“若其游怠鱼弋，郤公之徒，相与如平 阳”［5］（P31，36，40）。有伊，即伊尹，传说中他是善调美味的高手。枚乘《七发》：“于是使伊尹煎熬，易牙 调和。”［6］（P637）罗儒、吴公盖为善歌者的代称。这儿的歌舞，曲调是不避郑卫之音的《凄秋》《阳春》［5］ （P36），歌舞者“眺朱颜，离绛唇”［5］（P36），作者关注的是歌舞极具感染力的那方面，根本不在意歌舞的内 容与儒家经学教义相违。郤公，亦见于左思《蜀都赋》，刘逵注：“豪侠也。”［6］（P97）郤公等蜀地豪侠的游 猎活动，成为扬雄笔下成都的一道风景。上述人物，或有道德缺失，或有长技，而其所持长技满足的是人 的声色犬马一类欲望，作者于此津津乐道，并无儒家经学道德立场的批判。 《蜀王本纪》中出现的蜀地历史人物更多，除了蚕丛、杜宇，还有柏濩、鱼凫、尧、舜、卢保、开明尚、禹、 启、老子等。对于蚕丛等蜀地先王，扬雄记录了他们的成仙传说。请看有代表性的几例： 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柏濩，后者名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其民亦 颇随王化去。鱼凫田于湔山得仙，今庙祀之于湔。［5（］ P244） 望帝以鼈灵为相。时玉山出水，若尧之洪水。望帝不能治，使鼈灵决玉山，民得安处。鼈 灵治水去后，望帝与其妻通，惭愧，自以德薄，不如鼈灵，乃委国授之而去，如尧之禅舜。鼈灵 即位，号曰开明帝。［5（］ P246） 望帝去时，子䳏鸣，故蜀人悲子䳏鸣而思望帝。［5（］ P246） 这些记载中透出蜀人对于怪力乱神之事的兴趣与信仰。如果说《蜀王本纪》是扬雄在蜀地文献传说 ① 东汉王充的《论衡·书虚》《超奇》等篇对“文人”概念使用较多，李春青对此予以总结：“大抵能够遣词造句，布局谋篇而成文章者，均可涵盖在 内。”［2］（P197）本文对“文人”的理解同此。

侯文学：西汉后期的文人与环境之关系 ·133· 基础上整理而成，具有地方文献整理的性质，那么《蜀都赋》中与之相同的杜宇、鼈灵的叙事则显示出扬 雄此时的为文旨趣有与之相合的一面——对于神怪之事相当有兴趣。 《反离骚》开篇叙述作者家世、先祖中有声名者，言之以表明自己有资格凭吊屈原。文中其他人物有 重华、宓妃、瑶台之佚女、彭咸等人。其中，有 6 处（8 人次）是撮《离骚》文意而述及，至如阳侯（波涛之 神）、渔父等 2 处则是取资于屈原《九章》与托名屈原的《渔父》。另外，《反离骚》还指出屈原的行为是“资 娵娃之珍髢兮，鬻九戎而索赖”［5］（P161），认为屈原应该学习孔子：“昔仲尼之去鲁兮，婓婓迟迟而周 迈。”［5］（P171）又批评屈原“弃由聃之所珍”而一味效法彭咸。娵娃，指孟娵和吴娃，古代的两个美女。二 人并称见枚乘《七发》：“使先施、徵舒、阳文、段干、吴娃、闾娵、傅予之徒，杂裾垂髾，目窕心与，揄流波，杂 杜若，蒙清尘，被兰泽，嬿服而御。”［6］（P638-639）“仲尼之去鲁”见于《孟子·尽心下》：“孔子之去鲁，曰：‘迟 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7］（P329）由聃，指许由与老聃，二人在《庄子》中多次出现，以珍视生命著 称。扬雄以之为乱世取法的对象，表明对于生命的珍视态度。上述人物以出自屈原《离骚》为多，这与本 文的“摭《离骚》文而反之”的构思有关［3（］ P3515）。 上述神话传说与历史人物，多来自蜀地文献或民间口耳相传的传说，以及在蜀地流传的屈原、枚乘、 司马相如等人的作品，也有《孟子》一类少量儒家文献。这些话语资源是扬雄抒情的语料，也折射其居蜀 时期知识的主要来源。据《汉书·王贡两龚鲍传》《华阳国志·先贤士女总赞论》，扬雄曾师从严君平，后者 精于占筮技术与《易》《老子》《庄子》。扬雄从严君平处获得关于老庄的知识，即在《反离骚》等作品中获 得呈现，至如其观摩严君平占筮而得的《易》类知识与相关思考，还要等到他入京作《太玄》才表现出来。 据扬雄《答刘歆书》，他早期的著述还有《县邸铭》《王佴颂》《阶闼铭》《成都城四隅铭》（今皆不传）等。《文 选·甘泉赋》李周翰注还提到他早年作《绵竹颂》（今佚）。从篇名来看，其关注点在家乡的本土文化，且颇 有应地方州郡县府之命（请）而作的痕迹。《答刘歆书》又说“成帝好之，以为似相如”［5］（P264），这似乎说 明，这几篇亡佚的作品，与司马相如赋颇类。征之以《蜀都赋》，实然。综上可以结论：早年居蜀时期的扬 雄的知识主要是关于蜀地历史、地理、风土人情和《易》、老庄、辞赋的，另有少量方言知识的积累［5］（P263- 264）。这里面既有他个人的兴趣与偏得，也有地域文化的影响。扬雄自陈“少而好学”“博览无所不见”［3］ （P3514）的全部意蕴盖尽于此。此期的扬雄还热衷于鬼神仙怪一类不经之言，崇尚隐士保身全命的价值 取向。《蜀王本纪》为编纂的地方历史文献，《蜀都赋》《反离骚》等是辞赋作品，在汉人的知识结构中，前者 属于六艺春秋类，后者属于诗赋类，但从人物摄取来看，扬雄没有刻意区分两类著述的价值取向，很多与 儒家经学价值取向相悖的人物受到肯定，显示其早期赋作不受经义道德牵绊的价值取向。 论者论及扬雄早年的教育，往往据文献记载的文翁化蜀的影响以及东汉蜀地的经学盛况来讨论扬 雄所生活的西汉后期的蜀地经学，并推论扬雄早年“必然接受过较为严格的儒家教育”［8］（P54）。但据 《汉书·循吏传》，文翁的兴学举措发生在景帝末年，彼时儒家经学的官方意识形态地位还没有确立，“经 师犹乏，博士决不限于五经传记”［9］（P194）。文翁立学官与蜀地的经学兴起不能并提。另《汉书·平帝 纪》载，平帝元始三年夏，“立官稷及学官。郡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校、学置经师一人。乡曰庠， 聚曰序。序、庠置《孝经》师一人”［3］（P355）。由此强制性的要求可推知，直到西汉将终，郡国的经学教育 也并非处处发达，郡国官学中经师一人的配置尚需下诏落实，何谈五经的教育呢！蜀地地方官学或高于 此，但也应相去不远。至于整个西汉蜀地私学的授经情况，也并不见载于史籍。彼时另一个事实是：“汉 人无无师之学，训诂句读皆由口授；非若后世之书，音训备具，可视简而诵也。书皆竹简，得之甚难，若不 从师，无从写录；非若后世之书，购买极易，可兼两而载也。”［10］（P88）由下节所引在蜀曾为学官“僮子”的 何武入京师太学习《易》经历推知，西汉中后期蜀郡的官学所授大概是《易》学。回到扬雄身上，由其现存 早期文章述作所涉文献知识来看，并不出上面所论。扬雄晚年写给刘歆的书信曾回顾早年的学习状况 说，彼时“于五经之训所不解”［5］（P263-264），就未必是谦言。与此相应的是，《易》以外的儒家经典之学， 在扬雄现存的居蜀时期作品中还没有多少痕迹。即便是最易入赋的《诗》的辞、义，在《蜀都赋》《反离骚》

·134·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年第 5 期 中也还不见踪影。 相较于蜀地经学资源的有限，京师可谓经师宿儒云集，除了最高学府太学有专门的博士授经，一些 明习经学的官员也广收徒众，如习《春秋》的翟方进身为议郎，与同学胡常各有生徒，为身处京师的士子 提供了许多习经的方便。生长京师的文人也因此更容易博通经典。与扬雄同期的文人刘歆自幼生长京 师，贵为楚元王后裔，可谓京师贵族文人的代表，史载他“少以通《诗》《书》能属文召，见成帝，待诏宦者 署”［3］（P1967），又以能“诵读诗赋”，受到成帝的欣赏［3］（P4019），则缘于京师浓郁的经学氛围与其家相对 丰富的藏书及父亲刘向的引导。刘歆这种深厚的学养使他得以年纪轻轻就受诏参与父亲刘向主持的中 秘校书活动［3］（P1967）。与刘歆相比，谷永可以说是京师中层出身的文人代表，他的父亲谷吉于初元四 年（前 45 年）以卫司马身份出使匈奴，被郅支单于杀害。自幼丧父的谷永少年时代即“为长安小史，后博 学经书”，建昭（前 38—前 34 年）年间，御史大夫繁延寿就闻其名，推举他为太常丞［3］（P3443）。谷永的博 学经书的收获，则与京师地区经学大师云集教授的氛围关联更为密切。 二、从门下史到待诏：身份的转变与知识的激增 武帝、宣帝好辞赋，士人或以此受到重视，仅蜀地作家就有司马相如、王褒由作赋步入仕途。这自然 引发士人们创作辞赋的热情，也成为后世史家所乐道的西汉中后期的文化政策的一个方面。武帝以后， “罢黜百家，表章六经”［3］（P212），经学渐趋昌明。元、成好儒，多“征用儒生”［3］（P298）。宣帝时名儒夏侯 胜就常对学生说：“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3］（P3159）基于韦贤、韦玄成父子 “以明经历位至丞相”的现实，其家乡邹鲁一带为生谣谚：“遗子黄金满籯，不如一经”［3］（P3107）。但在扬 雄的家乡，似乎司马相如、王褒等人以辞赋为荣阶的榜样力量更为强大，所以出蜀前后的扬雄以“文似相 如”为追求［3（］ P3522），也因此受到权门与帝王的重视。 论者大都能够据汉代选官制度，判断扬雄“以平民身份入官，必须有所请托”［8］（P58），却因缺乏直接 材料，无法推知细节。史书的间接记载却提示了被人忽视的若干线索，这就是长扬雄一辈的蜀人何武。 《汉书·何武传》载：“何武字君公，蜀郡郫县人也。宣帝时，天下和平，四夷宾服，神爵、五凤之间娄蒙 瑞应。而益州刺史王襄使辩士王褒颂汉德，作《中和》《乐职》《宣布》诗三篇。武年十四五，与成都杨覆众 等共习歌之。是时，宣帝循武帝故事，求通达茂异士，召见武等于宣室”［3］（P3481），后“（何）武诣博士受 业，治《易》。以射策甲科为郎，与翟方进交志相友。光禄勋举四行，迁为鄠令，坐法免归。武兄弟五人， 皆为郡吏，郡县敬惮之”［3］（P3481-3482）。据此知何武是扬雄的同乡，两人经历相似，都是生在郫县，少年 以后至成都求学。何武在宣帝神爵、五凤之间（假定是神爵四年、五凤元年，即公元前 58 年、前 57 年）时 年十四五岁，那么他的生年则是公元前 72 年或前 71 年，长扬雄十八九岁。何武从太学学成之后，因成绩 优异，先是为郎，又被任为鄠县县令。之后，又免官回乡，居乡期间颇有声望。何武何时回乡，我们不得 而 知 。 但 据 本 传 ，何 武 居 乡“ 久 之 ，太 仆 王 音 举 武 贤 良 方 正 ，征 对 策 ，拜 为 谏 大 夫 ，迁 扬 州 刺 史 ”［3］ （P3482）。《汉书·百官公卿表下》载王音在河平三年（前 26 年）至阳朔二年（前 23 年）之间任太仆［3］（P827， 829-830），时扬雄 28 岁至 31 岁。《何武传》又载，何武乡居时，因兄弟何显与市啬夫发生矛盾，何武向太守 建议，召市啬夫求商为卒史，并由此收获“州里闻之皆服”的声望［3］（P3482）。可知免官后的何武在成都 很有影响力，与官府保持密切往来。由此我们不难想到，居乡期间的何武应该知晓当地文名颇盛的郫县 同乡扬雄。何武入京为谏大夫期间，向时（阳朔三年至永始二年）任大司马车骑将军的王音推荐扬雄［3］ （P830-831，834-835），在时间上刚好吻合。那么接下来 30 余岁的扬雄获知于王音［11］（P851），“大司马车 骑将军王音奇其文雅，召以为门下史”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3（］ P3583）。 奇怪的是，基于扬雄《自序》写成的《汉书·扬雄传》正文［3］（P3583），并无王音、何武之名。这当如何 理解呢？《汉书》给出了答案。《何武传》记载了何武与王莽的交恶：哀帝即位，疏远王氏，“后有诏举大常， 莽私从武求举，武不敢举”［3］（P3487）；王氏重新得势后，“莽风有司劾奏武、公孙禄互相称举，皆免”［3］

侯文学：西汉后期的文人与环境之关系 ·135· （P3487）；平帝元始三年（3 年），何武遭诬陷，“大理正槛车征武，武自杀”［3］（P3488）。据《王莽传》知，元始 年间及稍后的孺子婴时，正是王莽筹措代汉的时期，其权势如日中天，故王莽能挟私报复何武，迫其自 杀。扬雄也正是在这段时间创作了《法言》［8］（P181-183）。《扬雄传》所转录的《自序》提到《法言》的目录， 知《自序》的写作又在《法言》完成之后，其规避与何武有关的信息，甚至不提及王音，当有避祸的考虑。 扬雄晚年的《答刘歆书》也回避了他与王氏的瓜葛，说其先前所作《县邸铭》《王佴颂》等文，是因同乡 杨庄在成帝身边为郎，“诵之于成帝，成帝好之，以为似相如”［5］（P264）。因为成帝的鼓励，扬雄继续以司 马相如为学习和模范的对象。扬雄在这一阶段创作的作品主要有《甘泉》《河东》《羽猎》三赋［3］（P3522- 3553，3583）。此三赋因与《长杨赋》创作时间较近，自《汉书·扬雄传》以来，学者们多将此四赋并提，视为 一个整体。但四赋风格并不相同。具体而言，前三赋的结构、手法相似度较高，《长杨赋》自成一格，原因 在于其间扬雄身份的转变①。我们看《甘泉》等三赋。 三赋的题材不同，但结构一致，都是不假问对的直陈式。铺写帝王出行仪仗构成三赋的重点，这是 司马相如以来以天子为中心的赋作布局特点。就写法而言，则是广泛摄入神话与传说人物用为帝王随 行人员的比喻，关注点在人物的艺能与力量，以显示帝王出行的排场与威仪。就作者而言，则是满足对 于天子仪仗的夸饰之趣。如《甘泉赋》写天子前往甘泉宫的仪仗：“八神奔而警跸兮，振殷辚而军装。”［5］ （P46）《河东赋》写天子往河东汾阴：“羲和司日，颜伦奉舆。”［5］（P74）《羽猎赋》写天子往上林羽猎：“贲、育 之伦，蒙盾负羽。”“蚩尤并毂，蒙公先驱。”“飞廉、云师，吸嚊潚率。”［5］（P92，96）写天子的威德所及也是类 似的手法：“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寿兮，屏玉女而却虙妃。玉女无所眺其清卢兮，虙妃曾不得施其蛾眉。”［5］ （P62）“秦神下詟，跖魂负沴；河灵矍踢，爪华蹈衰。”［5（］ P74）“叱风伯于南北兮，呵雨师于西东。”［5（］ P78） 因题材不同，三篇赋作又各有铺陈的重心，但借神话与历史传说人物以为比喻夸饰则又是必不可少 的手法。三赋涉及神话中的神怪 33 人，历史传说人物 42 人。其中《甘泉赋》神怪 16 人，历史传说人物 11 人；《河东赋》神怪 9 人，历史传说人物 11 人；《羽猎赋》神怪 8 人，历史传说人物 20 人。我们同样关注的 是，扬雄从何处得来关于这些神怪与历史传说人物的知识的？时间久远，文献散佚严重，已不能完全指 实，但结合前人注释，可以知道大概的情形。《甘泉赋》出现的神怪与历史传说人物见于司马相如《大人 赋》者计有 5 人：獝狂②、玄冥、征侨（即征伯侨）、西王母、玉女；见于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者 1 人：偓佺； 见于《离骚》者 3 人：虙妃（即宓妃）、巫咸、帝阍。另有一些神灵与传说人物，如倕、蚩尤、泰壹、般、王尔、皋 陶、伊尹等，散见于《庄子》《九章》《山海经》《尚书》《吕氏春秋》《孟子》《墨子》《韩非子》《淮南子》《史记》 等。他如招摇、泰阴、堪舆、壁垒等，后世注家也不能明其出处。仅就已知的部分看，《甘泉赋》中的神灵 与历史传说人物以取资《大人赋》为多。《河东赋》中的神灵与历史传说人物也以出自《大人赋》者为多，如 风伯、雨师、钩芒（句芒）、蓐收、玄冥、祝融，也旁及《离骚》《尚书》《史记》《韩诗外传》等文献，如羲和、颜伦 （颜沦）、秦神（怒特）、河灵（河神）等。他如晋文公、介子推、大禹、虞舜、唐尧，并见《九章》《左传》《史记》 《尚书》等。另有一些历史人物则隐含在地名当中，如南巢、垓下、彭城、岐等。据《史记》，夏桀无道，汤放 桀于南巢；项羽败于垓下，都于彭城；公刘居豳；太王居岐。作者由地及人，引出这些历史上的圣主贤臣 与昏暴之君，以供帝王省思。《羽猎赋》中的神灵与历史传说人物如飞廉、云师、虙妃，俱出《离骚》。他如 望舒、屈原、彭胥（彭咸与伍子胥）、贲育（孟贲和夏育）等，以出自《离骚》《九章》为主，也有《孟子》《七发》 《韩诗外传》《史记》等文献。 综上，扬雄《甘泉》等三赋神灵与历史传说人物以出自司马相如《大人赋》《天子游猎赋》及屈原作品 为多，其次是《尚书》《孟子》《山海经》《韩诗外传》《韩诗内传》《淮南子》《史记》等文献。三赋相对于早期 ① 熊良智据《汉书·赵充国传》《段会宗传》《西域传》等文献所载西羌有警的具体事实，系《甘泉》《河东》《羽猎》三赋于永始四年（前 13 年），《长杨赋》 于元延元年（前 12 年）。我们认同熊先生的结论。需要指出的是，扬雄为郎的时间当在元延元年初。故本文将《赵充国颂》《长杨赋》放在第三部 分即扬雄为郎与石室观书阶段予以讨论。 ② 当即《大人赋》中的矞皇。獝、矞古通用。狂、皇俱可通“往”。

·136·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年第 5 期 的《蜀都赋》《反离骚》，变化较为明显。从摄入人物的数量与来源看，三赋出现人物更多，且知识来源复 杂，分别出自六艺经传、前人辞赋作品、传说、史书。从人物对于构篇的作用来看，大概可以分为三种：古 代的圣王贤臣，关注点在其功业与德行，用为当今天子圣明、求索贤才的比喻；天地间的神怪异物，关注 点在其技艺与力量，用为天子壮观仪仗与参与狩猎的勇士的比喻，表明天子驱遣天地、无所不能的威力； 同情与摒弃的对象，用以颂扬天子的德行。三赋对于天地间的神怪异物，相当一部分是正面取用的态 度，这与居蜀时所作《蜀都赋》类似。此期扬雄的神话传说与历史知识大增。三赋对于《诗》《书》等经典 颇有涉猎，尤其是对于《诗》的辞、义等的取用，多达 9 次［12］（P332-356），这在此后的作品中较为常见，却是 扬雄现存居蜀时期的作品所没有的现象。那么，何以会发生上述变化呢？ 扬雄经历与环境的变化提供了答案线索。《汉书·扬雄传》：“孝成帝时，客有荐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 祠甘泉泰畤、汾阴后土，以求继嗣，召雄待诏承明之庭。”［3］（P3522）承明之庭即承明殿。扬雄是在待诏承 明殿期间写作了《甘泉》等三赋。承明殿是当时奉诏文人的主要著述之所，《三辅黄图》卷三：“未央宫有 承明殿，著述之所也。”［13］（P58）班固《两都赋》：“又有承明、金马，著作之庭，大雅宏达，于兹为群。元元本 本，周见洽闻。启发篇章，校理秘文。”［14］（P1341）意思是说，承明殿、金马门是文人们奉诏著书立说的地 方，他们还负责校理秘书。可见，承明殿、金马门也是宫中的藏书之所。我们有理由相信，奉诏作赋的扬 雄，此间有机会阅读承明殿的藏书，以更好地完成他的创作。这些书籍成为他骋辞赋作的重要知识来 源。扬雄三篇赋作知识承载量较大，作者所以能在短短两年时间内完成三篇大赋，其承明殿待诏身份所 带来的阅读殿中藏书的方便，是不能忽视的因素。面对“壮好经书”“精于《诗》《书》”又爱好辞赋的成帝［3］ （P301，1950），身处以帝王之趣为核心的宫廷文学氛围，文人作赋语涉经典、引经以助文，是势之必然。 未央宫的承明殿与金马门是西汉中后期待诏文人的主要汇聚之所，也是最富艺术气息的述作空间。 一些来自全国各地有一技之长的被征召者，在获得正式职官之前，要以待诏的身份展示才技。这些人所 擅才华各异，史载武帝时吾丘寿王以善棋艺（格五）待诏，宣帝时赵定、龙德以善琴待诏［3］（P2794，1711）。 《汉志·诸子略》纵横家还列了武帝时的“《待诏金马聊苍》三篇”［3］（P1739）。用我们今天的话语说，在承 明殿、金马门的待诏者大概涵盖了当时各个学科的拔尖人才。他们的才技多转化为文字述作，并呈现出 广博的特色。承明殿、金马门的藏书类型，当与这些待诏者所擅的方面有所关联。上引班固《两都赋》赋 写西都长安的文化盛事，就特别拈出在承明殿、金马门著作的文人们的述作风格是“元元本本，周见洽 闻”。而擅长辞赋的待诏者的数量大概是最多的，如枚皋、王褒、张子侨、华龙、冯商等。经“待诏”的身份 入仕也几乎成了西汉中后期擅长辞赋者的入仕传统。 赋是高品位的文学样式，需要大量的博物学、神话学与历史学等知识充实其中，以满足赋体本身的 铺陈夸饰之趣。获取这些知识在今天不为难事，但在书缺简脱与文献载体或笨重或贵重的西汉，却需要 一定的机遇。以辞赋见长的扬雄出蜀入京，待诏承明殿奉旨创作，待诏群体历史形成的艺术氛围、承明 殿丰富的藏书助成了他的骋辞能力，《甘泉》《河东》《羽猎》三赋即因之而成，三赋既满足了帝王的辞赋趣 味，也成为赋史的经典。 三、为郎与石室观书“：非圣哲之书不好也”的价值凝定 史载扬雄奏《羽猎赋》后，由待诏拜为郎官［3］（P3583）。这是为多数研究者所忽略的扬雄经历的重大 转变。经学通明是西汉后期郎吏群体的主要素质，而这些经学通明的郎官又是后来高官的重要来源。 这些大部分时间都身居宫廷当值的士子，人数众多，朝夕相处（每工作五日，才能有一日休假，出宫归 家）［15］（P265），互相之间交流议论的机会自然很多。身处其中的扬雄不可能无动于衷。对于献赋得官的 出身、作赋类俳倡的待遇未免耿耿于怀，也让他感受到自己青年时期学问的偏颇，发愤去读“圣哲之书” 也是必然的选择［3］（P3514）。其《答刘歆书》说他在“为郎之岁”上奏成帝：“少不得学，而心好沉博绝丽之 文，愿不受三岁之奉，且休脱直事之徭，得肆心广意，以自克就。”［5］（P264）成帝嘉许他的志愿，“有诏可不

侯文学：西汉后期的文人与环境之关系 ·137· 夺奉，令尚书赐笔墨钱六万，得观书于石室”［5］（P264）。石室，指石渠阁，阁中多藏秘书，一般官员不得借 观，故汉史有“泄秘书”获罪的记载［3］（P796-797）。石渠阁还是西汉宣帝以后博士校订经书、辩论经义的 最重要的所在，经典类藏书自然可观。扬雄要去石渠阁观书，读经的立意显然。相对于石渠阁藏书，承 明殿的藏书质量与数量是很逊色的。石渠阁至迟在王莽时废为铸币场所，彼时中秘图书大概都转置天 禄阁［16］。因此，后来扬雄又去“校书天禄阁”［3］（P3584），与“观书石室”的初衷并无不同。可以说，石室观 书并藉以立言成名是扬雄人生最后阶段的主要事业。 扬雄具体入石室观书的时间不得而知。但据《答刘歆书》，在他为郎的当年，上奏成帝，请求入石室 观书，成帝痛快答允。可知扬雄为郎之年，便入石室读书，这也是学者们比较一致的意见。前言《赵充国 颂》与《长杨赋》创作时间相仿，都是初入石室观书的作品。《太玄》《解嘲》《解难》《太玄赋》《上疏谏勿许单 于朝》《逐贫赋》《法言》《琴清英》《十二州箴》《二十五官箴》（包括作于新莽时期的《剧秦美新》《元后诔》） 则是他入石室观书颇有一段时日之后的著述［8］（P347-354），在大体的创作时间的判断上，学者们并无争 议。自得到成帝的支持，扬雄似乎就一直延续着在中秘读书、校书的生涯。此期政局变化剧烈，哀帝揽 政，平帝继立，稍后王莽居摄，继而新朝建立，这些变化固然在扬雄的著述中留下影迹，但没有动摇他的 价值体系。 （一）初入石室的价值转向 这一阶段的代表作品是《长杨赋》《赵充国颂》。《长杨赋》设为主客问答，概述汉、匈关系，赋予成帝猎 长杨以历史的依据，现实的理由。赋开篇用封豕、窫窳、凿齿等凶神怪兽来比拟形容暴秦与六国残害士 民、将高祖起兵笼罩在“上帝眷顾”的天命之下。除此以外，全篇出现的都是历史人物，如“躬服节俭，绨 衣不敝”［5］（P122）的汉文帝，任命卫青、霍去病“砰轒辒，破穹庐，脑沙幕，髓余吾”［5］（P124）的汉武帝。赋 文写文帝突出其节俭，写武帝突出其出击匈奴、南越、羌僰等四夷的赫赫武功，目的是为当今天子的行为 寻找前代圣王依据，所以下文说当今天子：“亦所以奉太宗之烈，遵文武之度。”［5］（P129）非但如此，当今 天子还取法三王、五帝：“复三王之田，反五帝之虞。”［5］（P129）可谓德业至隆。赋文最后指出，那些反对 习马长杨的人如不见咫尺的盲者，缺乏“离娄烛千里之隅”的长远之见［5（］ P129）。 此赋是扬雄初入石室观书的作品，但身份与环境的变化已经在创作中有所体现。将此赋与《甘泉》 《河东》《羽猎》三赋对比能明显看到这种差异。《甘泉》等三赋都有表现天子出行的场面，表现手法也相 似，即用天地之间的神怪来铺陈天子仪仗。强调神灵的神性与力量，至于其善恶等道德因素则不在考量 之内。《长杨赋》站在国家战略的高度，借猎长杨之事说明对待匈奴的策略。此赋纯以铺陈汉初以来的历 史事实（此事实经过作者的筛选）取胜，显示出相当的历史厚度与人文理性。虽然《文选》将其归类为“田 猎”，但赋写田猎的笔墨并不多，与《天子游猎赋》《羽猎赋》有较大不同。相对于前三赋，此赋历史人物摄 入较多，达 10 人，神怪较少，仅 4 人。即便是取用《淮南子·本经训》中的封豕、窫窳、凿齿等怪兽，但作者 明确提示是用为比喻，目的是强调六国与秦政的残暴（神怪的力量与失德捆绑在一起）。与《甘泉》等三 赋直接用为天子仪仗的比喻（只取其勇力），还是有所不同。这种改变不乏作家创新求变的考虑，也与彼 时作者为郎的身份、视野与为文旨趣的变化有关。 与《长杨赋》创作时间相近的《赵充国颂》，思路与风格均与《长杨赋》相似：“明灵惟宣，戎有先零…… 遂克西戎，还师于京。鬼方宾服，罔有不庭。昔周之宣，有方有虎，诗人歌功，乃列于《雅》。”［5］（P293）引 古证今，表明宣帝时的将军赵充国的武功乃是接续周宣王时期的名臣方叔、召虎的事业。从人物摄取 看，作者主要取鉴于《诗》，将赵充国置于儒家经典政治的框架下予以刻画。这说明为郎之后的扬雄对于 文章的儒家经学的政治伦理价值取向有了相当的关注与认同。 （二）观书立言中的不遇之感与《易》、老宽慰 扬雄读中秘书若干年后，撰成《太玄赋》《解嘲》《解难》，纯粹抒写个人怀抱。三篇作品都与其仿《易》

·138·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年第 5 期 而作的《太玄》有关①。颇令他自负的《太玄》与官位的卑微给扬雄造成心理冲击，三篇作品就是作者的自 解之词。《太玄赋》中，作者自陈从《易》与《老子》体认了人生损益无常、祸福相依的道理，认为应该学习许 由、老聃“执玄静于中谷”［5］（P141）。他设想出一个自由的近乎游仙的境界来使“执玄静于中谷”的心境 具象化，主人公驱遣众仙灵，先是“纳傿、禄于江淮兮，揖松、乔于华岳”，又“役青要与承戈兮，舞冯夷以作 乐。听素女之清声兮，观宓妃之妙曲”，继而“载羡门与俪游”［5］（P141-142）。与此境界构成反对的，则是 在世俗网罗中挣扎的古今人物：“斯、错位极，离大戮兮。屈子慕清，葬鱼腹兮。伯姬曜名，焚厥身兮。孤 竹二子，饿首山兮。断迹属娄，何足称兮。”［5］（P144）作者并不认同他们的选择，表示“我异于此，执太玄 兮。荡然肆志，不拘挛兮”［5］（P144）。《易》的思想与道家价值观念给予扬雄以安慰，道家人物老子也成为 他师法的对象。 从我们目前掌握的文献看，这些人物或已见于扬雄早期作品，或见于司马相如等人的辞赋，或来自 《山海经》等神怪之书，或见于《史记》等历史文献，或见于儒家经典文献，或来自当时流行的仙话传说。 这些人物从作者态度说可以分为三组，一组是作者学习师法的对象，如许由、老聃；一组是消遣交游的对 象，如赤松、王乔、宓妃等，他们都是传说中的仙人，主人公或与他们交友，或欣赏他们的才艺；一组是他 否定的对象，如李斯、晁错、屈原、伍子胥等，作者认为他们虽然“智若渊兮”，但都死于非命，不值得效仿。 与《太玄赋》颇耽于人仙娱戏的想象的笔法不同，《解嘲》《解难》则完全就历史人物来书写怀抱。《解 嘲》的作因在于“哀帝时，丁傅董贤用事，诸附离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时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 也。或嘲雄以玄尚白，而雄解之”［3］（P3565-3566）。文仿东方朔《答客难》的体式，以“客嘲扬子”独守《太 玄》而“为官之拓落”起笔，随后借“扬子”之口开列出一系列历史人物的遭际，用以说明时移势易、彼我异 时的道理。《解嘲》中提到的历史人物有范雎、颜阖、驺衍、孟轲、稷、契、皋陶、伊尹等 53 人。文中人物及其 事迹多见于《史记》《庄子》《淮南子》《吕氏春秋》等先秦汉初典籍，而以《史记》及诸子书为主。 扬雄对于这些人物的看法值得注意。他肯定人物的才能，驺衍、孟轲并提，以明战国君主以得士人 为务；又用稷、契、皋陶、伊尹、晏婴、管仲来说明当时人的自我认同与期许的情况；再用比干、箕子、微子、 伯夷、姜太公、伍子胥、范雎、蔡泽等人事例，说明士人有才能则得任用及君主得士则国强的道理。他先 直接排列出有能之士的名字，指出他们才能的落实之处，说明时移势易，当今无事之时不需人才的现实 环境。接下来写“上世之士”管仲、傅说、侯嬴、姜太公、孔子、虞卿、小臣稷、驺衍等人出身的卑微、君主不 拘一格的拔擢，以为当今天子、地方官不用人才的对比。文末又出列范雎、蔡泽、刘敬、叔孙通、司马相 如、东方朔等人事迹，指出他们的“为可为于可为之时”，所以成就事业。对于这些人才智的肯定态度贯 穿全文。至于穰侯、唐举、臾跗、扁鹊、卓文君、细君等人则是叙及上述历史人物连带而及的人物，不是扬 雄关注的重心。总体来看，扬雄关注历史人物的才智与他们所处的时机，并不涉及人物的道德境界。这 就与早期赋类作品对人物取用保持了前后一贯的视角。 据《汉书·扬雄传》，《解难》之作是因为《太玄》作成，“客有难《玄》大深，众人之不好也”的情形［3］ （P3575），扬雄遂作此文以自我纾解。文章先以伏羲作《易》，文王附爻、孔子错象、彖辞，说明宏文必艰深 的道理，又进一步用俞伯牙与钟子期的故事、獿人与匠石的故事、师旷故事、孔子作《春秋》事、老聃的名 言等来说明宏文必然少有解者，《太玄》非庸人所能知。最后作者在老子的遗言中找到安慰：“老聃有遗 言，贵知我者希，此非其操与！”［5］（P201-202）熟悉先秦两汉典籍者都知道，这些人物故事分别见于《淮南 子》《庄子》《吕氏春秋》《孟子》等文献。 二《解》涉及的历史人物较多，相关知识主要是来自《史记》与诸子书。《史记》在西汉后期受到人们的 普遍关注，但并不易得。如《汉书·叙传》《东平思王刘宇传》均载，东平王刘宇贵为宣帝之子，但上疏求诸 ① 扬雄仿《易》而作《太玄》，受当时京师重《易》氛围的影响。刘向、刘歆校书，成《七略》，班固据以成《汉书·艺文志》，其《六艺略》便以《易》为引领， 视其为五经之原。

侯文学：西汉后期的文人与环境之关系 ·139· 子及《太史公书》（即《史记》），成帝却要征求大将军王凤的意见，因为王凤反对，刘宇失意而归。扬雄就 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选择诸子书与《史记》来阅读，与他最初入石室选择经书来读一样，是外在环境的鼓舞 与推动。《史记》为他的《解嘲》之作提供了丰富素材。同样是抒写不遇之感，东方朔以才辩取胜，扬雄则 以知识的密集出脱前者的樊篱。 这方面的阅读也刺激了思想进一步变化的扬雄后来写作《法言》。《汉书》本传谈到扬雄作《法言》的 目的：“雄见诸子各以其知舛驰，大氐诋訾圣人，即为怪迂，析辩诡辞，以挠世事，虽小辩，终破大道而或 众，使溺于所闻而不自知其非也。及太史公记六国，历楚汉，讫麟止，不与圣人同，是非颇谬于经。故人 时有问雄者，常用法应之，撰以为十三卷，象《论语》，号曰《法言》。”［3］（P3580）《史记》与诸子书既是扬雄 《解嘲》等设辞类作品的资料来源，也是他以圣人继承人自居时批判的对象。 （三）儒家经学价值取向的提纯与述作表现 与《太玄》《解嘲》《解难》三文相反，此后的《法言》全以儒家经学伦理道德尺度评价历史人物。很多 《解嘲》等作品中出现的人物，在《法言》中都受到道德的鞭挞。《法言》中涉及的人物 236 个，都是以历史人 物的形象出场。从关涉事件判断，《法言》中人物的文献出处主要是《史记》《诗》《尚书》《春秋》经传、《易 传》《论语》《孟子》《荀子》《韩非子》《淮南子》《庄子》《邹子》《老子》《说苑》《楚汉春秋》《子思》以及当代史 料和俗议，而以《史记》为最。依扬雄态度，这些人物可以分为六组： 第一组是《法言》肯定的人物，主要是早期儒家所推重的道德楷模，如尧、舜、禹、汤、皋陶、箕子、文 王、武王、周公、孔子、颜渊、孟子等；另有一些则以淡薄寡欲、洁身自好著称，如严遵、郑子真等，这与《论 语》的立场相接；还有一些偏有一行的人物，如荀息、程婴、公孙杵臼、蔺相如等；或是近世社稷之臣与名 卿良将，如张良、陈平、周勃、周亚夫、卫青、霍去病等。第二组为《法言》部分否定者，同时也指出其可取 之处。如老子，取其论道德，否定其“搥提仁义，绝灭礼学”［17］（P114）；庄子，取其“少欲”，否定其无视“君 臣之义”；邹衍，取其“自持”，否定其“无知于天地之间”“迂而不信”［17］（P135，280）。第三组为部分否定 者，但没有明确指出其可取之处，如叔孙通、晁错、东方朔等。这些人大概在世俗评价中享有较高声誉， 《法言》则在前人基础上指出其不足。第四组以否定为主者，如杨朱，批评他“荡而不法”；申不害、韩非， 批评二人“险而无化”。他如公孙龙、伍子胥、文种、羿、逢蒙、王良、蚩尤、王翦、要离、聂政、荆轲、张仪、苏 秦、夏育、孟贲，蒙恬等，也都蒙受严厉的批评。第五组是作者评判理想人物、理想事物的衬托，没有直接 否定，似乎也不以为意，如丹圭、猗顿等。第六组为叙其事而不置可否者，如扁鹊、落下闳等。 从阅读范围看，扬雄此时对于经史著作、诸子书有了广泛的阅读，所以能够站在儒家经学立场上，品 评诸子，责其缺失。从价值取向看，《法言》主要接续了《论语》的价值观品评古今人物。第一组人物自不 待言；第二组中的人物如庄子、邹衍、老子，《法言》只是肯定他们与儒家经学伦理相合的部分，或者是对 儒家经学伦理顺应、完善的部分。对于第三、四组人物的批评否定，也主要立足于他们对儒家伦理的违 背。与《论语》价值观稍有差异的是，扬雄格外称许善于保身全命者，如范蠡，扬雄既批评他不强谏而使 其君“诎社稷之灵而童仆”［17］（P330），又肯定他能够适时隐遁，赞以“肥矣哉”；对于屈原，则慨叹他“如玉 如莹，爰变丹青”［17（］ P57），其实是对屈原自沉殒身的含蓄批评。 其中，第四组人物最值得人们注意。这一组很多人物也出现于《反离骚》《甘泉赋》《太玄赋》《解嘲》 等辞赋类作品，但《法言》与这几篇辞赋类作品对上述人物的关注点却呈现较大差异。扬雄在《法言》中 不否认这些人物偏有一才，但将这些才能置于伦理道德及保身全命的框架之下予以观照，其“才”便成为 陨性伤身、戕害他人的助力，不足称道。如《渊骞》篇先提出“君子绝德，小人绝力”的命题［17］（P418），然后 具体出列绝力者的名单与行事，“秦悼武、乌获、任鄙，扛鼎、抃牛”［17］（P418）。将这些人一并视为“绝力” 的“小人”。与此态度类似，有人向他请教如何评价孟贲、夏育，他回应“育、贲也，人畏其力而侮其德”［17］ （P491）。再如他给张仪、苏秦定性为“诈人”，评价说“才乎才，非吾徒之才也”［17］（P448）。《法言》将被司马 迁及俗议所肯定的古代与近代人物置于儒家经典道德秩序中评判，是作者接受经学价值的充分体现。

·140·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年第 5 期 由此我们看到，在《法言》里，儒家伦理道德与保身全命成为衡平人物的主要标尺，才艺不具有独立 价值，只要人物存在伦理道德缺陷，或在保身全命方面有所不足，就成为否定的对象。因此，那些在《甘 泉》等三赋中被圣王驱遣的勇士神怪，在《解嘲》中被作者用以平衡自己的有才能但遭遇不幸的士人，在 《法言》中几乎都受到儒家伦理道德的鞭挞。《羽猎赋》中伍子胥还是他同情与肯定的对象，并用以称颂成 帝“鞭洛水之虙妃，饷屈原与彭胥”［5］（P106），寄托他对于帝王求贤的讽谏。《解嘲》肯定伍子胥、范蠡和文 种的才能以及三人对于吴、越的贡献，说“子胥死而吴亡，种、蠡存而粤伯”［5］（P182）。在《法言》的观念世 界里，扬雄则侧重开掘伍子胥“俾吴作乱，破楚、入郢、鞭尸、藉馆”的行为，指责他“不由德”［17］（P330）。《蜀 都赋》中豪侠“郤公之徒”还是蜀地一道亮丽的风景，但《法言》却转而批判游侠，认为他们是“窃国灵”者。 与《法言》的创作约略同时的《上疏谏勿许单于朝》《逐贫赋》《琴清英》《州箴》《官箴》及作于新莽时期 的《剧秦美新》《元后诔》等文章涉及人物 136 人，且都是历史人物，或者是西汉时期的学者文人所理解的 历史人物（如少典，据《史记·五帝本纪》，是黄帝之父），神灵全部退场①。这几篇作品涉及的历史人物除 跖、曹沫等少数人以外，都没有超过《法言》所论，从关涉事件判断，人物的文献来源主要是《尚书》《左传》 《史记》《论语》《孟子》《诗》等六经经传、信史②，或《史记》以后的近代史料。其评判人物也秉持儒家道德 规范，与《法言》的尺度一致。如《卫尉箴》：“曹子摽剑，遂成其诈。轲挟匕首，而卫人不寤。”［5］（P366）《太 仆箴》“：昔有淫羿，驰骋忘归。”［5（］ P370）《廷尉箴》“：昔在蚩尤，爰作淫刑。”［5（］ P373）《上林苑令箴》“：昔在 帝羿，共田径游。”［5］（P401）对于曹沫、荆轲，揭其挟君行刺；对于后羿，责其荒于田猎；对于蚩尤，发其制 作淫刑。这些行为都违背了儒家伦理道德规范，受到扬雄的批评与否定。 扬雄人生最后阶段所作的《州箴》《官箴》等奉制制作之文或应用文，或用以补阙朝政，或是表明他的 德治理想，则只就六经与信史范围索取人物，对于人物态度，与《法言》保持一致。由扬雄人生不同阶段 作品对于人物的选择（类型、关注点）可以看出，他对于怪力乱神的兴趣渐趋减弱，对于伦理政教的信仰 逐渐攀升，表现在文类的选择上，就是想象的文学逐渐退场，伦理政治的说教应用之文成为他后期关注 的重心。受环境影响并充分利用了环境方便的扬雄的述作由辞赋而儒学，终于在人生的最后阶段，驱逐 了神话，摒弃了与儒家对立的才、艺的独立价值，进入了儒家的理想国。他也不再是那个初入京师时“于 五经之训所不解”的蜀地才子，并在身后赢得了与刘向父子齐名的评价：“（谷）永于经书，汎为疏达，与杜 钦、杜邺略等，不能洽浃如刘向父子及扬雄也。”［3（］ P3472） 将扬雄与西汉后期的其他文人的述作合观，会发现这些述作主要以“六艺”为宗，对六经作各方面的 阐释、引申，其次便是辞赋，另有个别偏于实际的技术应用之作。我们看《汉书·艺文志》的归类就可一目 了然③。根据《汉书》中各方面的信息可以判断《汉志》中成于元帝至孺子婴时期文人述作有：《孟氏京房》 11 篇、《灾异孟氏京房》66 篇、五鹿充宗《略说》3 篇、《京氏段嘉》12 篇（以上为《六艺略》之《易》类），刘向 《五行传记》11 卷、许商《五行传记》1 篇、刘向《稽疑》1 篇（以上为《六艺略》之《书》类），《王禹记》24 篇（为 《六艺略》之乐类），冯商所续《太史公》7 篇（为《六艺略》之《春秋》类），《鲁安昌侯说》21 篇、《鲁王骏说》20 篇（以上为《六艺略》之《论语》类），《安昌侯说》1 篇（《六艺略》之《孝经》类），《急就》1 篇、《元尚》1 篇、《训 纂》1 篇、《别字》13 篇（即扬雄《方言》）、《苍颉传》1 篇、扬雄《苍颉训纂》1 篇、杜林《苍颉训纂》1 篇、杜林《苍 颉故》1 篇（以上为《六艺略》之小学类）；刘向所序 67 篇（班固自注：“《新序》《说苑》《世说》《列女传颂图》 也。”）、扬雄所序 38 篇（班固自注：“《太玄》十九、《法言》十三、《乐》四、《箴》二。”）（以上为《诸子略》儒家 类），《氾胜之》18 篇（班固自注：“成帝时为议郎。”）（为《诸子略》农家类），河内太守徐明赋 3 篇、给事黄门 侍郎李息赋 9 篇、淮阳宪王赋 2 篇、扬雄赋 12 篇、待诏冯商赋 9 篇、博士弟子杜参赋 2 篇、车郎张丰赋 3 篇 ① 有些人物，既有神话色彩，又有历史影迹，扬雄在这些作品中立足于后者来取用。 ② 按，《论语》《孟子》在汉代都被视为辅翼经书的“传”，如《汉书·扬雄传》谓扬雄以为“传莫大于《论语》”，《汉书》《说文》引《孟子》也都称“传曰”。 ③ 其他不具名或不明时代的述作也不排除有个别作于此期，另有《汉志》未录者（比如未录支持我们的结论的刘歆的述作），即便将这些因素都考虑 在内，也不妨碍我们得出上述结论。

侯文学：西汉后期的文人与环境之关系 ·141· （班固自注：“张子侨子。”）（以上为《诗赋略》赋类），《许商算术》26 卷、《杜忠算术》16 卷（以上为《数术略》 历谱类）［3］（P1703-1766）。其中，《六艺略》占据了绝对数量（20 种），其次是《诗赋略》中的赋类（7 种），《诸 子略》儒家类（2 种），《数术略》历谱类（约 2 种。按，《杜忠算术》列在《许商算术》之后，也视为同时或稍后 之作），农家类（1 种）。按照汉人的理解，儒家类乃是羽翼六经之作，所谓“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 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者［3］（P1728），可以与《六艺略》归并，概称儒家经学。这些经学述 作者或供职内廷，或任职外朝，用文字共同演绎了西汉后期宫廷文人奉行的最高价值。 四、皇权与经学的双重规制：西汉后期文人生态 西汉自武帝以后，皇权在各方面得到强化，京师吸引力大增。士人流动方向也改变了早期较为分散 的状态而以京师为主。扬雄家乡的先贤司马相如、王褒的经历最为典型地反映了此期的风气转变。这 是西汉中期的大致情形。西汉后期士人流动仍以京师为主要去向，但彼时的文化环境与西汉中期存在 较大差异。扬雄的述作转向就是这一差异的具体体现。 两汉地域文化特征鲜明。虽然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但经学的普及是个漫长的过程。直到经 学史家所标举的“经学极盛”的西汉后期，蜀地经学仍然不甚发达。扬雄现存在蜀期间的述作几乎不涉 五经，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蜀地的文化样态，表明此时蜀地辞赋创作之风颇盛，司马相如等人开创的辞赋 传统，直到西汉后期仍然蔚为风气。《汉书·地理志下》谈到蜀地文化时也主要立足于对此地辞赋传统的 解释：“景、武间，文翁为蜀守，教民读书法令，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贵慕权势。及司马相如游宦 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繇文翁倡其教，相如 为之师。”［3（］ P1645）这是东汉前期的班固对刚刚逝去的西汉史的总体印象，所据当更为充分。 通经与献赋是汉代文人踏进仕途的两条主要路径。如果说辞赋是西汉中后期蜀地重要传统，那么 齐鲁之地则以经术（学）为盛。《汉书·地理志下》就说齐地“至今其土多好经术，矜功名，舒缓阔达而足 智”［3］（P1661），又说鲁地虽因去圣久远，“周公遗化销微，孔氏庠序衰坏”“然其好学犹愈于它俗。汉兴以 来，鲁东海多至卿相”［3］（P1663）。好学的对象，在儒家语境中，自然指向儒家之道。所谓“多至卿相”，指 的是韦贤（鲁国邹人）、夏侯胜（东平人）、王吉（琅邪皋虞人）、贡禹（琅邪人）、匡衡（东海承人）等通明经学 而至高官者。京师则以统治的需要与帝王的趣味显示其兼收并蓄的文化特点，并开出孝廉、待诏、公府 辟除等名目，用为地方文人奔赴京师进入王庭的通道。就现有文献看，“待诏”是辞赋家成为天子近臣的 主要通路。 同样是归趋京师，西汉后期扬雄的经历与武、宣时期的司马相如、王褒却有不可不辨的细微差异。 后面两个人都是有人直接向天子推荐，天子直接征召，扬雄则是入京先被王音召为门下史，并因王音的 推荐，得为承明殿待诏。扬雄这一经历反映了西汉成帝以后皇权下移王氏的情形。彼时王氏家族以太 后（成帝母王政君）之故，分享了较多天子的威权，一时英俊如谷永、李寻、刘歆、杜邺、杜钦、班斿、班稚等 莫不与之交好，或附之以求进。王氏家族成为平民与天子之间的“通行证”。但我们也要注意到，虽然王 氏长期左右政局，但西汉后期并没有形成以王氏为核心的文人创作群体，也没有出现对王氏歌功颂德的 赋颂作品。同样是外戚专政，西汉后期与东汉中期以后（文人歌颂外戚窦氏、梁氏）又有所不同。 扬雄的述作以“为郎”为分界，前后期述作类型与价值取向发生较大变化。郎官文化群体与扬雄所 面对的宫廷图书资源是促成其转变的环境与条件。人数众多的郎官是西汉宫廷最重要的知识群体，文 化群体。帝王的需求与趣味主导以郎官群体为主的宫廷文化的风向。西汉后期元、成二帝在位时间较 长，对西汉后期的宫廷文化氛围的形成起重要作用。一方面，元、成二帝都是文艺爱好者，史载元帝为太 子时，曾经因为爱妾离世而“苦忽忽善忘，不乐”［3］（P2829），他的父亲宣帝便令王褒为他诵读奇文，太子 “喜褒所为《甘泉》及《洞箫颂》”［3］（P2829）。成帝也“性宽而好文辞”［3］（P3465），彼时周围也聚集了一批辞 赋作家。另一方面，元、成二帝以重儒学好五经著称。在经学与辞赋之间，前者的地位重于后者。至于

·142·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年第 5 期 哀帝则但行儒政，不重辞赋；平帝以后，政出王莽，更重经学。这就与武、宣时期宫廷文人生态有了较大 不同。武、宣二帝均好辞赋，在武帝周围有司马相如、东方朔、枚皋等著名辞赋作家群，宣帝先是征召能 够诵读楚辞的九江被公，后又让有文才的刘向、张子侨、华龙、柳褒等待诏金马门，又征召“有轶材”的王 褒。当有人以为辞赋乃淫靡不急的小事时，宣帝坦然为辞赋开解：“‘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 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譬如女工有绮縠，音乐有郑卫，今世俗犹皆以此虞说耳目，辞赋比 之，尚有仁义风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弈远矣。”［3］（P2829）相比于武、宣，元、成二帝的态度 就显得消极被动，缺少相应的立场表述。 武帝确立了经学的意识形态地位，但无论是外朝官员还是身边的郎官构成仍然十分驳杂。如名臣 主父偃、徐乐、严安、桑弘羊、卜式、李广、苏武、张骞、东方朔、枚皋、司马相如、霍光、张安世等人，都曾为 郎，却都不以经学立身。武帝之道，宣帝承之。武、宣之间，还是王道与霸道并用，诚如汉宣帝所说：“汉 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3］（P277）。反映在用人上，就是不拘一格。西 汉后期的郎官固然也有如扬雄这般擅长辞赋或其他才艺者，但通明经学者却占较大比重。以作为常行 定制的举孝廉和博士弟子射策甲科两种为例，据严耕望《两汉书列传人（及附传）除郎补吏表》统计，西汉 武帝至宣帝时举孝廉为郎者 4 人（严表误将冯野王计入，此排除野王），元成至汉末 7 人；武帝至宣帝时博 士弟子射策甲科为郎者 2 人，元成至汉末 3 人，另有召信臣在宣元之际，不能明确时间上的具体归属［18］ （P328-334）。举孝廉与明经关系密切。又据黄留珠《西汉孝廉》的统计，《汉书》载西汉孝廉 16 人，明言有 “明经”“治（受）某经”类学历者 11 人，有先明经后举孝廉为郎者 9 人［19］（P106-108）。可见，孝廉之选，主 要还是考察其经学修养。如此，则西汉后期的郎官群体的经学素养要略胜武宣之际。这些都还是依据 得以进入史书记载的名臣得出的结论。而为研究教育制度者所熟知的是，西汉后期专门修习经学的博 士弟子扩招较多，相对于武帝时员额 50 人，昭帝时 100 人，宣帝末增为 200 人，元帝时至少扩招至 1000 人，射策甲科为郎者所占比重自然更大，而这些人“为郎”是制度的规定。若将这个因素考虑进去，西汉 后期郎吏群体通经者的比例会更高。扬雄《解嘲》“策非甲科，行非孝廉”［5］（P188）的慨叹，乃是基于彼时 内廷群体对于这两种出身之人的重视而发。彼时内廷的经学之盛也可想而知了。 就辞赋家出路而言，宣帝时王褒仅因为辞赋才能，便被擢为谏大夫，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谏大夫 “秩比八百石”［3］（P727）；而以“能属文”受到成帝青睐的刘歆，最初也与扬雄经历相似，“待诏宦者署，为 黄门郎”［3］（P1967）。黄门郎，即给事黄门的侍郎，秩比四百石而已。郎官成为元成时期纯粹的辞赋家仕 禄的顶点。以经学为出身或兼明经学者的擢升却没有这方面的限制，出自“博士经学”系统的何武、翟方 进，前者位至大司空，后者位至丞相；长于文辞的刘向、刘歆父子得以升迁，则主要得益于其“郎官经 学”［20］（P95）系统的出身。王褒早逝不论，武帝时司马相如以辞赋家终身，没有转向经学研究，成帝以后 扬雄悔赋，转向儒家经学的述作，除了个人的才性等因素，生态环境的不同是不能忽视的原因。 西汉后期的郎官文化群体特征大致有二：第一，以明经者为主，若就形成的氛围而言，自然是以经学 讨论为主，所擅以明经为上。第二，以广学、博通为风尚，非如彼时太学博士的“章句”经学拘牵于一家一 派之学。刘向、刘歆父子以其身处政治中枢又统领中秘校书的权力与方便，相继引领此风气［20］（P255- 266）。扬雄“好博览”的性格与“不为章句”的学术取径正与此风尚相契。就郎官群体的便利条件而言， 置于未央宫之北的石渠阁、天禄阁藏有彼时帝国质量最高、数量最巨的图书。这些图书对于朝廷之外的 士子而言，是稀缺的资源。说到此，我们便不能忽视当时书籍流通的情况。 那是一个书籍复制全靠抄写的时代。简帛等载体或笨重或贵重，再加上一些书籍在流通方面的限 制，对于一般士子而言，很多书籍并不容易获得。博览群书对于一般人而言，是比较奢侈的事。西汉待 诏、郎官是主要的文学侍从群体，奉诏写作是其义务，义务背后也有方便条件可资利用，这就是宫廷藏 书。《史记·太史公自序》谈到汉初至武帝时图书事业的发展云：“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 公。”［21］（P4026）可见，西汉太史所藏之书（与太常、博士所藏之书俱称外书）数量就已经十分可观。中秘

侯文学：西汉后期的文人与环境之关系 ·143· 藏书（或称中书、内书）更不待言。那些富有才华、饱读经籍的承明殿待诏、金马门待诏、郎官们可以阅读 的主要是中书。善于著作之士，利用这个方便条件，奉诏为文、著书。翻开《汉书·艺文志》我们注意到许 多著述出自服务于宫廷的待诏、郎官（或有出入宫廷方便职事近似于郎官、待诏者）之手，虽然不能说这 些作者都是借助宫廷藏书完成了立言的事业，但如此身份相似的庞大的述作群体却不难让我们看到其 中的密切关联。即便是刘向、刘歆父子，贵为皇族，家中已有丰富的藏书，也还是借助宫廷藏书的便利， 完成了《说苑》《新序》《列女传》《洪范五行传论》《七略》等相关著述，对于扬雄等平民知识分子而言，这些 累积的精神财富更是何等重要！ 中秘藏书在西汉后期对于文人而言尤其珍贵。王葆玹据《汉书》的相关记载得出的结论：“诸子书在 汉昭帝时尚是贤良文学所依据的典籍，在汉宣帝时尚由于朝廷奉行‘霸王道杂之’的政策而得以流行，而 到汉成帝时，却成了‘或反经术，非圣人，或明鬼神，信物怪’的文献，是‘不宜在诸侯王’的禁书，可见当时 的朝廷弥漫着‘独尊儒术’的气氛。”［22］（P230）这也直接导致“经学之外的文化资源，甚至一些经学资源， 就以文化遗产的形态封存在皇家图书馆里”［20］（P234）。这些中秘书籍因为政令的限制，文本复制的困 难，西汉后期即便是外廷官员也没有机会涉猎。唯有出入内廷，方有阅读的可能。仅由扬雄《法言》所涉 人事来看，他是广泛阅读了诸子书、太史公书的。而这些书，是他后期立言的基础材料。 与此相关的是扬雄等内廷文人学者的经学“学派”问题。自晚清以来，学界讨论汉代经学，一直囿于 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二分法，并以此为框架对汉代文人学者予以定性，但结论并不一致，或依据扬雄 对于孔子的评述等认为《法言》“体现了古文经学的精神”［23］（P260），或认为他所受主要是今文经学，理据 之一便是扬雄所称赞的楚人龚胜乃“古文经立学官的主要反对者之一”［8］（P79）。但如果考虑到门户之 见仅在博士经学系统中存在，内廷郎官的修习并无此限，这个二分法就失去了解释的效力。就扬雄、刘 向等人的述作看，他们的学术没有局限于一经一家之学，而是在博览群书的基础上有所主张与建构。博 通是西汉后期郎官经学的氛围，也是身处其中的述作者的追求与特色，丰富的中秘藏书为其提供了智识 资源。扬雄与刘向、刘歆父子因为身处相同的学术环境，拥有相近的学术旨趣与学术追求，他们也一并 在身后获得了“洽浃”的评价。 参考文献 [1] 尚学锋 . 中国散文通史·两汉卷 .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3. [2] 李春青 . 趣味的历史:从两周贵族到汉魏文人 .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3] 汉书 . 北京：中华书局，1962. [4] 任乃强 . 华阳国志校补图注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5] 张震泽 . 扬雄集校注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6] 六臣注文选 . 北京：中华书局，2012. [7] 杨伯峻 . 孟子译注 . 北京：中华书局，1960. [8] 王青 . 扬雄评传 .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9] 钱穆 . 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 .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10] 皮锡瑞 . 经学历史 . 北京：中华书局，2004. [11] 周寿昌 . 汉书注校补 . 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 [12] 王思豪 . 义尚光大:汉赋与诗经学互证研究 . 北京：商务印书馆，2022. [13] 陈直 . 三辅黄图校证·弄瓦翁古籍笺证 . 北京：中华书局，2021. [14] 后汉书 . 北京：中华书局，1965. [15] 廖伯源 . 秦汉史论丛 . 北京：中华书局，2008. [16] 陈直 . 石渠阁王莽钱的背面范 . 考古通讯，1955，（2）. [17] 汪荣宝 . 法言义疏 . 北京：中华书局，1987. [18] 严耕望史学论文选集 . 北京：中华书局，2006.

·144·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年第 5 期 [19] 黄留珠 . 秦汉仕进制度 . 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 [20] 徐兴无 . 刘向评传 .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1] 史记 . 北京：中华书局，2014. [22] 王葆玹 . 今古文经学新论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23] 冯友兰 . 中国哲学史新编：中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terati and Environment In Late Western Han Dynasty Centered on Yang Xiong's Experience Hou Wenxue（Jili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late Western Han Dynasty was a critical period of the Han Dynasty's literary and cultural turn, and Yang Xiong was a representative figure of the turn of this period. Taking Yang Xiong's writings and experiences as clues, we can reflect up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s life trajectory, knowledge structure and value pursuit, and deduce the different influences of local culture and capital court culture on the literati in the late Western Han Dynasty. Yang Xiong's creation during his stay in the place of Shu showed the early tenden‐ cy of being \"similar to litterateur Sima Xiangru\". His local knowledge structure and his pursuit of life value reflected the regional cultural atmosphere of Shu, which was characterized by the advocating of fu. Yang Xiong then went to the capital to join the family of Wang, a relative of the emperor, and was raised as a Dai‐ zhao to serve in the Chengming Hall. He was soon ordered to write Ganquan fu, Hedong fu and Yulie fu, which were widely related to the Chinese classics, Zhuzi and history books, and his knowledge bearing capac‐ ity surged in these three works. After being a Lang, serving within Huangmen, Yang Xiong was influenced by the atmosphere of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the study of classics and advocating erudition in the cultural group of Lang, and turned to agree with the value proposition of Confucianism. The Central Secret Books provided him with unlimited intellectual resources, and his final value pursuit was to read as many books of imperial literature as possible and write enough essays on Confucian principles. Yang Xiong's writing experience roughly reflected the overall state and dynamics of the literati group in the late Western Han Dynasty. Key words late Western Han dynasty; fu; Confucian classics; Yang Xiong ■ 收稿日期 2022-03-07 ■ 作者简介 侯文学，文学博士，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 长春 130012。 ■ 责任编辑 何坤翁

第 75 卷第 5 期 2022 年 9 月 Vol. 75 No. 5 Sept. 2022 145~154 DOI：10.14086/j.cnki.wujss.2022.05.012 结构、关系与制度：计算技术嵌入与广告产业变革 曾 琼 张金海 摘 要 当今时代，大数据计算技术已全面渗透到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计算技 术的技术赋能性因其与广告产业破解精准投放的历史性难题及互联网传播接受困局的诸多 急切现实需求高度契合，而深深嵌入广告产业的发展之中。基于技术介导组织变革理论及 其结构、关系与制度分析框架的分析，可发现：计算技术对广告产业的嵌入对于广告产业的 业务运作、资源要素、人才需求、产业组织等多元结构要素造成重大影响，并全面改善与优化 广告市场各主体间关系、市场交易关系与市场环境关系，进而引致广告产业内生与外生制度 的重大变革，直至实现广告产业结构化、关系化与制度化的系统重构。 关键词 计算技术；技术嵌入性；算法；广告产业 中图分类号 F713.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22）05-0145-1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BXW119） 作为时代通用技术体系核心构成的大数据计算技术，已经全面渗透我们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变 革我们的生活、工作和思维”［1］（P1-23），同样也深深嵌入广告产业的发展之中。在计算机技术、数字技术 与互联网技术支持下初始期的互联网广告，总体而言还只是传统媒体广告的互联网平移，其主要形态便 是互联网展示广告，即使进入 Web2.0 时代也只是在展示的基础上增加了一种传播的交互。互联网广告 的革命性变迁，发生于计算技术嵌入之后。计算技术的嵌入一方面造成并加速传统广告业的衰落，另一 方面又不断催生以计算广告为典型形态的各种新型广告业态。广告产业在计算技术嵌入下正发生颠覆 性变革与重构。可以说，近十年来我们已正式进入一个被称为以大数据计算为核心技术的计算广告的 新时代。 计算技术所引发的广告产业的革命性变迁为中外学者所共同关注。既往的技术面向研究，工具性 与描述性取向较多，深入的理论分析与系统的实践透视较为缺乏。本研究将基于技术嵌入性分析的视 角，对计算技术嵌入下广告产业所发生的结构、关系、制度变革进行讨论与分析。 一、技术嵌入与产业变革的相关理论分析 1944 年，匈牙利著名政治经济学家、经济史学家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率先提出“嵌入性”（Em‐ beddedness）概念，并建立起用于经济体系与社会体系嵌入性关系分析的嵌入性理论。波兰尼认为，人类 的经济行为总是嵌入整个社会体系之中，嵌入经济制度与非经济制度之中，经济活动从某种意义上讲也 就是一个制度化的过程［2（］ P15-16）。 1985 年，美国著名经济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对“嵌入性”理念进行创造性 重塑。在格兰诺维特看来，在主流经济学与社会学研究中，一直存在着社会化不足与过度社会化两种极 端的偏向，将行动者孤立于实时的社会情境之外，完全忽视鲜活的社会现实与行动者之间的相互作用［3］。 鉴于此，格兰诺维特在波兰尼的经济的社会嵌入性理论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经济与社会的双向嵌入性，

·146·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年第 5 期 重点强调社会对经济行为的影响，并将结构性嵌入（Structural Embeddedness）与关系性嵌入（Relational Embeddedness）作为社会与经济嵌入性分析的核心议题，同时又将社会网络的概念导入嵌入性理论，把 社会网络分析作为嵌入性分析的基本方法［3］。格拉诺维特对嵌入性的创造性重塑，将波兰尼“宏观、抽象 的社会、经济层面的嵌入思想微观化、可操作化、普适化和合法化，使得嵌入理论可以方便地应用于对个 体行为及集体行为的分析，大大提高了这一概念的应用能力与解释力”［4］。在格兰诺维特的影响下，围绕 嵌入性理论的相关研究勃兴，波兰尼与格兰诺维特的嵌入性思想得以不断丰富，其应用范围也得以不断 拓展，嵌入性理论迅速成为新经济社会学研究的重要理论之一，“嵌入性”也成为新经济社会学研究普遍 使用的重要概念，甚至是纲领性术语。 格兰诺维特之后，有诸多嵌入性相关概念被提出。比如莎伦·祖金（Sharon Zukin）和保罗•迪马吉奥 （Paul Diaggio）于 1990 年提出的“结构嵌入性”（Structural Embeddedness）、“制度嵌入性”（Political Em‐ beddedness）、“文化嵌入性”（Cultural Embeddedness）、“认知嵌入性”（Cognitive Embeddedness）系列概 念，用以具体解释“认知、文化、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等因素对经济行为的嵌入性作用［5］（P15-23）。哈格 多恩（Hagedoorn）于 2006 年提出的“环境嵌入性”（Environmental Embeddedness）、“组织嵌入性”（Interor‐ ganizational Embeddedness）、“双边嵌入性”（Dyadic Embeddedness）一组概念，建立起从宏观到中观、再到 微观三种嵌入联系与层次结构，分别用以考察国家环境、产业环境与社会网络，以及组织与组织间的合 作关系对经济行为的嵌入性及其影响［6］。这些研究都是对波兰尼和格兰诺维特嵌入性理论的补充与 丰富。 2002 年，瑞典学者乌尔夫·安德森（Ulf Andersson）、马茨·福斯格伦（Mats Forsgren）、乌尔夫·霍尔姆 （Ulf Holm）在研究跨国子公司绩效与能力发展的外部网络的战略影响因素时，曾提出“业务嵌入性” （Business Embeddedness）与“技术嵌入性”（Technical Embeddedness）两个概念，用以重点考察跨国公司 子公司之间的业务联系与技术联系状况对其绩效与能力发展的影响作用［7］。尽管此项研究只是在嵌入 性理论关系嵌入性的总体框架下所作的基于组织之间业务、技术关系与业务、技术依赖的社会网络关系 研究，但在嵌入性研究中，却第一次将业务与技术视为两个互为关联的嵌入性重要影响因素。尤其是他 们提出的“技术嵌入性”概念对后来的技术嵌入研究产生重要影响。 2007 年，加拿大的奥尔加·沃尔科夫（Olga Volkoff）等学者，创造性地导入“嵌入性”与“技术嵌入性” 概念，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一种新的技术中介组织变革理论。这种理论以技术中介为核心观点，因 此有学者将这一理论称为技术嵌入性理论［8］。在奥尔加·沃尔科夫等学者看来，结构理论或行动者网络 理论等建构主义观点限制了视技术为组织变革中介的理论，而“嵌入性”的概念则是“解释技术介导的组 织变革如何展开的核心”［9］。他们的研究从中观和微观层面具体揭示出技术是如何嵌入组织元素，如何 赋予组织构成要素以物质构成，如何引发组织变革从结构性调理到社交关系互动到制度变革的实现过 程。他们认为，这种技术介导的组织变革理论，就是一种技术嵌入引发组织变革的解释性过程理论［9］。 奥尔加·沃尔科夫等学者的技术介导的组织变革理论是在导入“嵌入性”与“技术嵌入性”概念基础 上建立的，却与嵌入性理论框架下基于组织间技术关系与技术依赖的技术嵌入性研究不同，只是视技术 为组织变革的一种介导元素所展开的技术嵌入如何引发组织变革的一种研究。其对嵌入性概念是“解 释技术介导的组织变革如何展开的核心”的理解和阐释，进一步扩大了嵌入性概念的意义与作用及其理 论张力，其视技术为组织变革的介导元素，更成为其理论建立的基础性命题。这一理论，既有对嵌入性 理论精义的某种承续，更是对嵌入性理论及其理论框架下技术嵌入性研究的创新性发展。 结构、关系与制度，从来都是各种社会学与经济学研究使用的重要概念和分析的核心问题。作为经 济社会学研究重要理论之一的嵌入性理论，自格兰诺维特之后，同样将结构、关系与制度作为其研究的 重要分析维度奥尔加·沃尔科夫等学者的技术介导组织变革理论所展开的技术嵌入与组织变革从结构 性调整到社交关系互动、到制度变革实现过程的分析，更是将结构、关系与制度三维分析逻辑化与框架

曾 琼 等：结构、关系与制度：计算技术嵌入与广告产业变革 ·147· 化，为技术嵌入下的组织变革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视角与架构取向。本文在嵌入性概念巨大理论 张力导引下，重点基于技术嵌入性的组织变革理论及其基本分析框架，从微观层面的企业组织变革解读 进一步提升至中观层面的产业变革分析，集中展开广告产业发展变革的技术嵌入性研究，视技术为广告 产业发展变革的重要中介元素，把嵌入性作为解释技术介导引发广告产业发展变革的核心作用机制，在 深入探究计算技术对广告产业的嵌入机理与嵌入路径的基础上，重点讨论计算技术嵌入所引致的广告 产业从结构到关系、再到制度的变革过程和结果。 二、计算技术嵌入广告产业的机制与路径 当我们视计算技术为广告产业发展变革的中介元素，展开广告产业发展变革技术嵌入性研究时，需 要首先回答两个问题：大数据计算技术对广告产业的嵌入是如何发生的，又是通过何种产业系统元素的 嵌入引发产业的变革的？即何为大数据计算技术对广告产业的嵌入机制与嵌入路径？ 在技术嵌入性研究看来，技术嵌入是一种技术逻辑结构与技术赋能性的嵌入，也是一种技术与嵌入 主体需求相对应的契合性嵌入［8］。从盖弗技术可供性的理论视角来看，技术提供的可能决定着行为主体 行为的可能，而行为主体对技术的使用和塑造，又取决于行为主体的目标和需求［10］。大数据计算技术之 于广告产业的技术赋能性，突出体现在数据集成与分析赋能，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消费者识别与定向赋 能。计算技术的这种技术赋能性，正好契合了广告产业破解其业务运作中精准定位与精准投放的历史 性难题，以及互联网传播接受困局的急切现实需求。计算技术正是倚凭这种技术可供和技术契合性，集 中实现对广告产业业务运作从广告定向进一步走向程序化交易的全面业务嵌入和业务赋能。 广告产业也是一种数据型的产业，其所有业务运作都建立在数据分析的基础之上。但是，传统广告 产业的数据使用却存着数据量、数据时空以及多重数据效度的限制，尤其缺乏数据追踪采集分析能 力［11］。因而很难作出消费者的精准识别与媒体受众的精准定位，只有依靠媒介的大量购买与投放，来实 现对可能的消费受众的“捕捉”。谋求广告的精准定向，是广告人的永恒追求，却又是一直未能实现的永 恒之痛。再者，由于互联网改变了受众的信息接收方式，信息到达完全依赖于互联网使用者的主动登录 与搜索，互联网广告信息的精准投放，也成为一种急需解决的现实关切。 尽管大数据不等于“全数据”，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数据的缺失和“代表性误差”［12］，但在数据的充分 性、整体性和系统性上却是传统广告调查所使用的数据不可比拟的，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传统样本型数 据存在的缺陷。其所采集的消费者数据，都来自互联网上消费者的“自提供”［13］，这又使得数据采集中的 主观性介入和外在性干扰的问题［14］［15］得到较大程度的缓解，从而为规避过度偏态性研究提供了客观性 的数据基础。传统的所谓数据多限于数值型数据，而在大数据环境下的数据采集与分析，除数值型数据 外，还包括字符、图形、音频、视频等非数值型数据［16］，数据的涵盖更为多样和丰富。至于实时数据、动态 数据以及这些数据沿时间线索不断积累所形成的长时间序列数据，更是传统数据使用根本无法采集和 处置的，这更赋予其实时性、动态性与预测性的分析能力。这种整体型、客观型、非数值型、实时型、动态 型数据采集与分析能力，正是大数据计算技术数据集成与分析可供的突出体现。基于这一基础性的技 术可供，计算技术才得以实现对广告产业业务及其运作元素的刚性嵌入，并全面实现其对广告产业业务 的契合性技术赋能。 计算技术对广告产业业务及其运作元素的嵌入，首先发生于广告定向。所谓广告定向，就是借助大 数据计算技术，对海量的消费者数据进行集成与分析，对消费者身份、行为与消费需求进行精准识别，并 在此基础上进行广告的精准投放。它力求实现的是广告与用户的精准匹配，它力图破解的正是传统广 告消费者识别与广告定向投放的历史性难题，以及互联网广告完全依赖用户主动登录搜索的传播接受 困局。这种定向广告，也被称为“计算广告”。尽管计算广告的概念于 2008 年才被正式提出［17］，但计算技 术对广告定向的嵌入却早已发生。只是在计算广告概念正式提出之后，人们对计算技术对广告定向强

·148·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年第 5 期 大的技术可供，才进入一个更加自觉的认知与选择应用阶段。2008 年之后，中西方广告业界与广告学界 纷纷开启广告计算技术及其应用研究。互联网广告由此从展示走向定向，并不断实现定向的精准化与 个性化。 其次是程序化交易，或称之为程序化广告。程序化广告最早发生于 2005 年的美国。程序化广告的 初始，只是为解决互联网广告交易单纯依赖人工绝难胜任的现实困境，但在其发展过程中基于大数据计 算技术的广告定向技术，被组装进其技术装置，不仅实现广告市场交易的自动化，更实现广告投放的智 能化。程序化广告之后，还发生了程序化创意，这是计算技术与智能技术结合下的嵌入成果。不过，程 序化创意更多尚处于实验阶段，更没能被嵌入广告运作的业务链条。迄今为止，大数据计算技术通过广 告定向与广告程序化交易的业务嵌入，已深度赋能广告的业务运作。这是一种基于技术可供与契合性 机制的嵌入，是一种业务元素的嵌入，也是一种由广告定向到广告程序化交易的渐进式嵌入。计算技术 对广告产业更深度的嵌入由此发生，广告产业更深层的变革也由此展开。 三、计算技术嵌入对广告产业多元结构重组的影响 结构问题是社会学与经济学关注的核心问题，也是所有嵌入性研究关注的核心问题。嵌入性理论 的结构性嵌入研究，重点分析经济组织在社会网络中的结构位置，以及其对经济组织经济行为与绩效的 影响。技术嵌入与组织变革的嵌入性研究，则重点关注技术如何嵌入组织元素，从而引发组织结构性 变革。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大数据计算技术凭借其技术可供，深深嵌入广告产业的业务元素，并通过广告 产业业务及其运作的技术赋能，引发了广告产业业务结构、产业要素结构、人才结构与组织结构多元结 构的变革与重组。 （一）广告业务运作的结构化改变 演化经济学家克里斯托夫·弗里曼（Christopher Freeman）与卡萝塔·佩蕾丝（Carlota Perez）在作技术 革 命 与 经 济 演 化 分 析 时 有 一 个 著 名 论 断 ：每 一 次 技 术 革 命 必 然 造 成 整 个 生 产 结 构 的 现 代 化 进 步［18］ （P10）。具体到信息与通讯时代，就是信息与通讯的技术革命所造成的生产运作的一体化演进［19］（P67）。 这在计算技术嵌入下广告产业的业务运作结构化改变中有着突出的体现。 在传统的广告业务运作中，消费者调查与消费者识别、媒体调查及媒体选择与投放是几个分散的业 务运作环节。而计算技术嵌入下广告定向的技术刚性，却将消费者识别与定向和媒体选择与投放融合 为一体，形成一个封闭式的运作“闭环”。而当计算技术嵌入广告程序化交易时，更是将网络用户、网络 流量及其价值预测，在此基础上的广告定价、广告市场交易与用户识别及广告投放等诸多业务环节融为 一体，形成一个更为庞大的技术“黑箱”。在大数据计算技术嵌入背景下，广告产业从分散式的业务运作 结构走向一体化的业务运作结构。当程序化创意发展更为成熟并被嵌入广告产业业务运作链条，其业 务运作的一体化程度将会更高，业务运作能力也将随之进一步提升。 （二）广告产业资源要素的结构化重构 传统广告产业的资源要素是以人力为核心的。从初始期的媒介代理到后来的客户与媒介的双重代 理，虽然发生过从纯粹劳动力向脑力智慧的转移，但传统广告产业以人力为核心资源的资源要素结构， 却从未发生过改变［20］。所谓广告产业是一个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说法，在传统广告时代只不过是广告人 聊以自慰的自诩之辞。21 世纪初，大数据计算技术开始深度嵌入广告产业的业务运作，从广告定向到广 告程序化交易，再到后来的程序化创意，机器迅速替代人力、替代人的智慧，成为广告产业最核心的资源 要素，广告产业才由此步入一个真正的技术密集的时代。 这一改变的意义无疑是重大的。它极大提升了广告产业的市场进入门槛，并造成产业主体结构的 重大改变。许多互联网企业及相关技术与数据公司替代了传统的媒体与广告代理商，成为互联网产业

曾 琼 等：结构、关系与制度：计算技术嵌入与广告产业变革 ·149· 的新贵。这一改变，还促使广告产业从一个低效率、低效益的产业迅速发展成为高效率、高效益的产业。 传统广告业与计算技术嵌入下的互联网广告业的市场集中度、户均营业额和人均营业额的显著而巨大 的差异，便足以说明这一点。 （三）广告人才需求的结构化调整 演化经济学家弗里曼与佩蕾丝相关研究认为，工业化大生产需要大量的中级技能人才，而在信息与 通讯新技术模式下“技能状况仿佛从集中在中级技术和管理技能上，转变到愈加高级和低级的技能 上”［19］（P75-76）。其他的相关研究也曾指出，技术进步会导致劳动力市场对高技能劳动力需求的增加， 或者说会吸引教育程度和技能水平更高的人力，而降低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21］［22］［23］。国内的相关研 究也认为，技术进步带有明显的降低人力资本就业水平的偏向［24］。计算技术对广告产业的嵌入所造成 的对人才需求的改变，正印证了上述研究论断。 有学者曾做过中国广告市场人工智能应用下广告产业人力资本变迁的实证研究，尽管突出标示的 是“人工智能应用下”，其实涵盖着包括计算技术在内的技术应用。研究结果显示，广告产业的技术进步 导致一般型与技能型人力资本贬值及其需求量的大幅下降，不仅数量减少，还发生诸多岗位消失和技术 性失业。技术进步对广告产业人力资本的“破坏”，主要指向广告产业内部的初级人力资本。而创新人 力资本价值提升、创新岗位的设置，更导致对计算机、数学、统计学等异质性人才需求量的急剧增加［25］。 这一实证研究主要是在高级与低级人力资本的框架下展开的。所谓的“一般型与技能型人力资本”，似 乎同时包含低级与中级人力资本在内。广告产业技术进步下产业人才结构改变的具体形态，需要更多 的实证研究发现，但上述基本改变趋向却是确定无疑的。 （四）广告产业组织的结构化变迁 广告产业从单一的业务来看，大多属于一种小型化、个性化、异质性的业务类型，然而它却一直采取 类似于大工业的生产组织方式，因而长期存在业务类型与生产组织方式的冲突。无论是从理论逻辑还 是实践逻辑来看，流水线作业方式只是批量化产品大规模生产的一种最佳框架，具有大量职能部门、科 层化的金字塔式组织结构是工业化大生产的产物，也只与工业化大生产相适应。在广告产业的生产组 织中，我们常见的是一个个独立、异质的小型广告业务在客户部、策划部、创意部、制作部、媒体部这些独 立分散的业务部门流转运作着，小型化、个性化的业务类型却复制着工业化大生产的组织结构，其业务 类型与工业化大生产组织结构的矛盾与冲突，是造成广告产业低效率、低效益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信息与通讯时代，随着计算机和互联网的普遍生产运用，大型金字塔的组织结构显得僵硬而笨 拙，“专用流水线和加工厂的规模不经济型和不可移动的不经济性”也逐渐显露，取代它的将是灵巧的小 型化与一体化的生产组织和管理组织［19］（P67）［18］（P24）。广告产业的最新发展是在计算机与互联网的背 景下展开的。诚如上述，计算技术嵌入下的互联网广告产业，其业务运作迅速实现着从消费者识别到广 告投放的一体化发展，广告业务与广告市场交易也在程序化交易的技术框架下实现一体化运作。这种 业务运作方式的改变，也带来广告生产组织形态的改变。目前尽管各互联网广告平台与各代理公司的 广告组织结构并不完全相同，但从总体趋势上看，都一致朝向平台化、小型化、灵巧化、一体化方向发展， 从而极大提升广告产业的生产效率与生产效益。 四、计算技术嵌入对广告市场关系的全面改善与优化 经济行为说到底就是一种市场关系行为。外在介导元素的嵌入，往往都会导致经济行为与市场关 系的改变与互动发展。技术嵌入下的关系变革，也就成为技术嵌入性分析不可或缺的分析维度。从结 构嵌入性到关系嵌入性，更显示出大数据计算技术对广告产业发展嵌入的力度与深度。一个重要的事 实便是，计算技术依赖其强大的精准化定向能力与智能化合约能力，排除广告用户的识别、媒介的选择 与投放以及广告市场运作中诸多人为因素的干扰，全面改善并优化着广告市场各市场主体间的关系、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