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绩,而在民族团结上,文字确也帮忙不少。
所以文字教育的失败,表面上看只是读
书种子稀少,一般国文水准低落而已,骨子
里已损害民族国家的前途。如何使人安心向
学,对读书感到兴味,似是小事,却是牵连
社会生计问题,譬如饿着肚子读书当然是不
成的,更有关于教育考试铨叙各制度的改
革。我们从事教育写作文字的确责无旁贷,
但已不仅是个人的事,而成为民族复兴国运
重光的大业之一支了。
王佐良凭真诚赢得尊敬
李景端
今年,是王佐良先生离开我们的第十个年
头。在人们的心目中,王先生是一位造诣很深
的教育家、散文家和诗歌翻译家,他的这些成
就无疑值得尊敬,不过,从我与王佐良交往的
切身感受中,觉得他更令人怀念和尊敬的,乃
是他待人处世那份难能可贵的真诚。
正统教育,不守成规。1980年春 《译
林》创刊后不久,我慕名找到王佐良想请
他出任编委。起初以为,他出身牛津大学,
又长期从事英国古典文学研究,对于 《译
林》以介绍外国健康的通俗文学为主未必
会支持,他坦言,不能以自己的爱好要求别
人。“文革”害得许多人都不看书了,多登
一些好看的通俗文学,能把人们吸引过来看
书,这就了不起。他答应当编委,但有个要
求,希望刊物也刊登一些外国诗歌。在后来
的办刊实践中,我努力照他的话去做。1986
年秋,我突然收到他的一封信,说他虽然不
大看足球比赛,但读了 《译林》上介绍法
国球星普拉蒂尼的人物传记,增加了许多足
球知识,文章也有趣,希望多登类似作品。
这充分表明他的思想一点也不守旧。
治学严谨,不容浮夸。1987年,我和
卞之琳、王佐良等好几位译界学者赴香港出
席 “当代翻译研讨会”。会上,由于王佐良
的英文报告要比卞之琳的中文报告受到更热
烈的欢迎,我在会议通讯中写了 “王佐良
教授所做的主旨报告,获得与会人热烈的欢
迎”。他发现后相当严肃地要我更正,他
说,卞先生是在大会讲,他只是在分组会上
讲;卞先生讲了 “五四”以来中国的诗歌
翻译,他只是讲近些年部分英诗中译情况,
所以做主旨报告的,只能写卞之琳而不能写
他。还有一次他告诉我,他著 《英国诗史》
书稿,压在一家出版社快两年了。我笑说:
“您跟他们社长那么熟,打个电话催一下,
还怕他不出?”他说: “越是熟人,我越不
想靠关系来出书。我的书,全凭它的学术价
值。”看他这么自信,我就进言: “把书稿
给我看看,好吗?”他爽快回答: “行。但
你绝不要碍于我的人情。”后来书稿很快由
译林社出版了,还荣获了 “全国优秀外国
文学图书奖”的一等奖。
不摆架子,自视平凡。上世纪九十年
代,我约了梅绍武、屠珍夫妇去清华园王家
探望。王佐良住的还是老清华的旧式平房,
冬天还靠烧煤炉取暖。我问他怎么还住这种
房子,他笑答,北外那边宿舍很紧,他老伴
又在清华工作,老房子住惯了就凑合着住
吧。在生活上满足于低标准的 “凑合”,这
正是王佐良身居高位却自视平凡的一种境
界。我又回想起,1987年在南京召开全国
外国文学学会年会,有一天傍晚,我请王佐
良、李赋宁去夫子庙吃小吃。本与司机约好
时间来接,哪知因出了交通事故车子被扣。
那时南京出租车还很少,我只好带着两位老
先生倒了两次车回到饭店。事后那位司机要
我带着他去向两位先生 “赔罪”。王佐良听
后大笑:“这么多人都乘公共汽车,为什么
我们乘了你就有罪?我们也是普通人啊!”
还有一次在香港,正巧我与王佐良同住一个
房间。香港宾馆客房里一般不供应开水,
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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