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朋友之间似乎仍旧没有什么改变(兄弟与朋友实在有许多地方是共通的)。二千年前孔子认为对朋友当“忠告而善道之”，二千年后的我们仍旧是很热烈的拥护他这个主张。

……

拉洛布夫谷说：“友谊只是一种集团，只是利益的互相调节，礼仪的交换，总之是自尊心永远想得便宜的交易！”培根甚至非常令人惊异地说：“朋友主要的是一种获得权力的工具。”这种友谊确是有的，只是亦不是我这里说的那种“真正的友谊”。真正的友谊与利益的计算是不两立的，如“爱生于爱”一样，友谊生于友谊。在友谊中我们的确可以享受到许多利益，但这仅仅是伴附的意外产品，而决不是友谊的动机，友谊的目的物。

不要因了作者的知识与年龄而轻信这是一种对友谊过分天真的理想，也不要以为仅仅是热情而没有世界的青年人可以这样，在情感的宇宙中，是没有任何社会条件的区别的。……一个能享受到这种友谊的人真是幸福！一个能有“千人中之一人”爱他的人真是值得最高的艳羡！你无论走到那里，他的友谊永远不离开你，你成功了，他会比你自己更快乐。你失败了，他会比你自己更难过。“所以你永远是不会失败的！”他始终了解你，信任你，鼓励你，扶助你，为你做他所不愿为自己做的事情(如伤害了自尊心而为你去请求别人之类)。你不会再畏惧命运的愤怒，物质的凌虐，人类的恶意。在他面前你会觉得这正是你所祈求着的永远不变的状态。你求得了生命与生命律令之间的和谐，得到了真、善、美至高理想的实现。这样的友谊中包含了

人所企求的一切――光荣、爱、和精神上的快乐。你穷，其实是富的；你弱，其实是强的：因为“千人中之一人”的友谊是一宗最大的财富，最大的权力。

“这样的人，我们去寻访罢，即是 20 年也算不得苦！”因为马太福音中写着：“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之后，金庸与王浩然、江文焕、程正迦等一路向西，颠沛流离，去求学，求寻找光明，各自开启自己的人生历程。

探寻金庸小说现实中的投射一般而言，小说家在创作时都会有一个对应现实的原型存在，比如大家耳熟能详的鲁迅先生笔下的咸亨酒店、鲁镇、祥林嫂、阿Q……都能在现实中对应其地其人。不同的是，作家在创作时展开了想象的翅膀，按照自己的意图作了修饰或提炼，使它（他）们更符合自己小说中的情节和身份。显然，金庸先生也不例外。我们在通读金庸先生的小说时，结合他的经历，也能感觉到他的小说有明显的现实投射。金庸先生说过“我的许多创作灵感来自衢州”，而最让他魂牵梦萦的显然是“石梁静岩”，而他的小说中很多地点和人物就与此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试图在此做一些探寻。一、一部《碧血剑》 半部在石梁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加上《越女剑》，统观金庸一生十五部武侠小说，写到石梁最多的无疑是《碧血剑》，全书粗略估算，约有 40 余处提到石梁。这是金庸离开静岩衢中14 年之后，于 1956 年创作的第二部武侠小说。“六十年中常入梦，石梁静岩夜夜心”，挥不去的石梁静岩历历在目，各种思绪汇聚笔端——“得宝之人，务请赴浙江衢州石梁，寻访女子温仪，赠以黄金十万两。”序幕在第四章“矫矫金蛇剑 翩翩美少年”中拉开，这是该书主角袁承志偶得金蛇郎君所留的《藏宝图》，图背面写着的两行字。到了衢州后，“石梁离衢州二十多里，他脚步迅速，不消半个时辰就到了。石梁是个小镇………”此后，袁承志与衢州石梁镇石梁派

温青青的情爱纠葛，贯穿了《碧血剑》后面的章节。金庸接着在第五回“山幽花寂寂，水秀草青青”，这样描写：“两人缓步向后山上行去。那山也不甚高，四周树木葱翠，四下里轻烟薄雾，出没于枝叶之间。良夜寂寂，两人足踏软草，竟连脚步也是悄无声息。将到山顶，转了两个弯，一阵清风，四周全是花香。月色如霜，放眼望去，满坡尽是红色、白色、黄色的玫瑰。”——熟悉静岩的人就能看出，这段文字中的“后山”分明就是静岩西边的衢门山大岗山，也正是金庸先生在静岩读书时候的“后山”啊！这是书中女孩温青青的故乡，显然也是金庸先生常梦的第二故乡——石梁。

烂柯山距石梁有 50 里地，书中金庸先生妙笔生花，将烂柯山移至石梁镇附近，而且将烂柯山的“天生石梁”说成是石梁镇的由来，竟然毫无违和感，符合逻辑，虚虚实实，妙趣横生。石梁麻蓬村是远近闻名的武术村，有着二百多年的习武历史，是衢州市的非遗项目，麻蓬村民人人能武，个个会拳。麻蓬人历来行侠仗义，当地民谣：事不平麻蓬人管，路不平麻蓬人铲。这些都是金庸侠义思想的根源。《碧血剑》主角袁承志的石梁派“雷震剑法”，显然依据的是麻蓬十三太保拳术。金庸还在书中虚构了“石梁派”“龙游帮”。

整部《碧血剑》中，龙游帮帮主荣彩、沙老大及其帮众，石梁派温氏五祖及温家众人，金蛇郎君之妻温仪、女儿温青青全是衢州人。二、程家姊妹成角色

金庸先生似乎对“程”姓姑娘特别偏爱，偏爱到有些无奈，这种“无奈”甚至让人有些联想。他笔下的程姓女子共出现过四位，分别是程灵素、程青霜、程英和程瑶迦。

《飞狐外传》里的程灵素，是金庸所有作品中真正担得起“冰雪聪明”的人，程青霜是灵鹫宫钧天部的副首领，她忠诚勇敢，可惜这两位女子结局都不好，都不幸惨死。

《神雕侠侣》中的程英，是一个大家闺秀，身份是陆家庄表小姐，她的温柔、恬淡、清丽、机智无不流露在字里行间，每次她的出场，作者都会赞叹她的美丽。关于程英，最令人心疼的莫过于杨过的那句：

“我值得什么，何苦如此？”杨过爱的是小龙女，无论程英多么优秀，终究无法取代他心中最重要的那个人。

程瑶迦是《射雕英雄传》中的配角：“宝应府的大小姐程瑶迦，没想到被欧阳克盯上了。这是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小姐，见到陌生人就脸红。……没想到腼腆的程瑶迦碰到了归云山庄的陆冠英，陌生的两人独自在傻姑家里待着。这时，‘东邪’黄药师来了，见到二人，竟然要他们表明是否喜欢对方，这让程瑶迦耳根都红了，点头也不是，摇头也不是，极为尴尬。更为尴尬的是，黄药师竟然要两人当成拜堂成亲，程瑶迦心里又喜又急。”

最终，程瑶迦和陆冠英这对有情人终成眷属。偏偏金庸在衢中期间，有个女同学叫程正迦，与程瑶迦一字之差。程家是衢州望族，在县学街开有酱园，生意奇好，父亲程礼门自命清高，不事商贾，反而热衷于弹琴集古，吟诗作赋。父女俩一个肩扛“衢州三大才子”之一，一个肩扛“衢州第一美人”的小女儿程正返。1942 年，金庸高中毕业，抗战形势恶劣，金庸与王浩然、江文焕、程氏姐妹、朱卿云等一行五男三女前往西南继续求学。一路翻山越岭，共历患难。他们志趣相投，郎才女貌，帅哥美女，又值青春年少，情窦初开，王浩然与朱卿云正相恋，程家老大程正迦已经名花有主——暗恋江文焕，老二程正返漂亮温柔，亭亭玉立，小荷刚露尖尖角，金庸同学心里暗生一点情愫，也在所难免。回到正题，程正迦与小说中的程瑶迦名字这么相似，程家二位姑娘都是江南大族的大小姐，

性格也相近，金庸借用小说人物作一番描述和倾诉，非常合情合理。三、书中常见石梁影

《金庸传》的作者傅国涌先生在书中这样描述：“在白云山上俯视石梁镇，田野、丘陵连绵，一片郁郁葱葱，石梁河缓缓流过，溪水如带，环绕着茅舍瓦屋，炊烟袅袅，恍若战火中的‘世外桃源’。衢州城外的烂柯山也成为他们假日游玩的好去处，群山盘亘，主峰如一座巨大的石梁，蔚为壮观，繁花萝藤，目不暇接。”傅国涌先生最后说：“《射雕英雄传》中一灯大师在湘西的隐居处，依稀就是这里的景色。”

“岛上郁郁葱葱，一团绿、一团红、一团黄、一团紫，端的是繁花似锦。”这是《射雕英雄传》中描述郭靖初次上桃花岛的场景，桃花岛的雏形就在静岩村的溪中岛。

在衢中的同学王浩然在回忆金庸时这样说：“低年级有个同学叫

黄运昌，貌不惊人，作文写得特别棒，有情节，有风骨，卓尔不群。我们都读不懂他文章的路数，后来还是良镛，看了他的几篇练习作业，很是喜欢，沉吟半晌说：‘书剑恩仇，这是用武侠小说笔法做的作业……’”你可以想象金庸当年在构思小说时突然冒出来高中同学的画面，然后就有了《书剑恩仇录》的书名。正面人物里，金庸最要好的同学江文焕是高三班长，长得又高又帅，思想活跃，很像《笑傲江湖》中的男主角令狐冲。两人都放浪不羁，豁达豪迈，侠肝义胆，并且深情不移。关键两人都有一众女生喜欢。

反派人物中，《笑傲江湖》中的岳不群，手握华山派气宗掌门，外表谦虚文雅，正气凛然，实则阴狠毒辣，工于心计。极类几次三番与自己作难的训育主任，金庸先生将其塑造成迫害妻女徒儿，自宫，最后被恒山派纯洁善良的小尼姑仪琳杀死——也算是替自己报了一箭之仇，也符合了金庸先生推崇的“快意恩仇”吧。《射雕英雄传》中亦邪亦正的柯镇恶，在麻蓬前辈武术师夏耀飞，江湖人称“白子”身上，也能看见他的影子。他们的共性是身躯残疾，恩怨分明，嫉恶如仇，但性情暴躁，常常鲁莽行事，出口伤人。麻蓬作为天主教村庄，解放前，被誉为浙西天主教的典范，素有“东有车辐浜，西有麻蓬村”之称。海宁的车辐浜的天主教堂非常华丽，离金庸老家袁花不到三十里地，盛名之下，金庸或有所闻，因而对麻蓬有着天然的亲近感，《鹿鼎记》中出现的西方传教士不知是否受此启发？

《笑傲江湖》中出现的恒山派白云庵，静岩南面就有一模一样的名称的白云庵。

大岗山上怪石嶙峋，巨崖累累，据说年轻的金庸曾在巨崖上读书，其小说中的思过崖、黑木崖、断肠崖就都颇像那些石壁。山谷里常有黑色巨鹰盘旋，不知当年金庸同学躺在岩石上“仰观宇宙之大”时，是否见过这些声音嘶哑、激越苍凉的江南苍鹰，他笔下的《神雕侠侣》是否受此启示？

四．为怕伤害改旧版

金庸小说有三个版本：旧版（连载版）、修订版（三联版）和新修版。从 1955 年至 1972 年间原创的小说统称为“旧版”；1970年至 1980 年，金庸修订了所有作品，是为“修订版”；1999 年开始，金庸又开始重新修订，并正名为“新修版”。其中，金庸对《碧血剑》涉及石梁的修订颇耐人寻味。他的原版是这样说的：石梁离衢州二十多里……是一个小镇，附近就是烂柯山，相传有一个樵夫入山采樵，观看两位仙人对弈，等到一局既终，回过头来，自己斧头柄已经烂了，回到家来，人事全非，原来入山一去已经数十年。烂柯山上两峰之间有一条巨大的石梁相连，鬼斧神工，似非人力所能搬上，当地故老相传是神仙用法力移来，石梁之名，由此而起。

而新修版修改如下：

静岩是个小镇，附近便是烂柯山。相传晋时樵夫王质入山采樵，观看两位仙人对弈，等到一局既终，回过头来，自己的斧头柄已经烂

了，回到家来，人事全非，原来入山一去已经数十年。烂柯山上两峰之间有一条巨大的石梁相连，鬼斧神工，非人力所能搬上。当地故老相传是神仙以法力移来，静岩镇附近另有一镇，名为石梁，即以此命名。棋仙派之名，也当是从仙人对弈而起。此段文字表面好像改动不大，但却暗藏玄机。在静岩就读短暂而美好的青春岁月，确实给金庸留下深刻的记忆，而他对衢州的钟情则更集中在静岩，所以他把静岩改成重要地点，将石梁镇附列，而把“石梁派”虚化成了空泛且具诗意的“棋仙派”。原因大约是《碧血剑》中的“石梁派”是罪恶滔天的黑帮。旧版第五回中第一次出现“石梁派”时，就是该门派的弟子见利忘义、杀人夺宝的时候。随着情节的展开，“石梁派”的恶行越发触目惊心，毫无底线，这样一来，给石梁带来的名声就不那么好了，至少是没有给这个小镇增光。要知道，文艺作品的影响巨大，特别是金庸小说的影响力更是达到“有华人处就有金庸小说”的地步。那么，金庸深爱的石梁静岩，自己写的小说不但没有为其增色，反而被污名化，这在金庸自己的感情上是不可接受的。所以，趁着再度修订作品的机会，金老将“石梁派”改作“棋仙派”，良苦用心，思虑谨严，让人肃然起敬。

同学少年若弟兄2004 年，金庸先生在回母校衢州一中时深情地写下诗篇，其中有一句专门言及他在静岩衢中时同学之间的友情“同学少年若弟兄”。斗转星移，八十年倏忽而过，我们在繁杂的历史资料中披沙拣金，试图重现金庸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初静岩求学时同学间弟兄般的友情。余兆文：危难之时施援手

余兆文履历表

1940 年上半年，17 岁的查良镛（金庸）在丽水碧湖的浙江省立临时联合高中读一年级。这位“愤青”十分厌恶国民党的训导主任，他在学校壁报上，张贴出《阿丽丝漫游记》一文，文中讽刺国民党派到学校的训育主任，尽管没有指名道姓，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文章以眼镜蛇影射训育主任沈乃昌，这件事在学校引起了轩然大波。沈乃昌大为光火，通过省教厅逼迫学校开除金庸。

这次事件被金庸认为是“一生中最大的危机之一”。因言罹祸，面临开除、失学的危险，他自述这是生死系于一线的人事。幸而，爱才的校长张印通比较开明，但迫于压力，只好一直拖，拖到学期终了，经过他的努力，将开除改为退学，这样保住了金庸的学籍，可以易校入学。

从来没有碰到这么大的事，可把金庸同学吓得不轻，他跑到金华找到了正在医院治病的同学余兆文。金庸提出转学到衢州中学高中部的想法，两人商量后，由余兆文出面去衢中，向校方提出金庸转学到衢中的申请，最终获得衢中校方的批准。申请获批半个月后，金庸参加了转学插班的考试，顺利考取了衢中高二公费生。就这样，在老校长张印通和同学余兆文的帮助下，金庸好不容易转入了衢州中学。

其实，余兆文与金庸早在丽水联合初中时就是要好同学。初中毕业时，余兆文报考了衢州中学高中部，先期抵达衢中。而金庸则升入丽水联高，临分别时，金庸还因无钱购买纪念品，以一本作文簿赠送余兆文，题字留念。所以才有后来的余兆文在两校之间穿针引线。

有了这层关系，金庸自然与余兆文的关系非同一般。1941 年的暑假，金庸在遂安叶村的余兆文家中度过。金庸是个有情有义之人。1945 年，金庸又因言论过激终于被中央政治大学开除，在中央图书馆打工期间，受同学之兄王侃盛邀，准备远赴湘西泸溪县帮助经营“湖光农场”，老板承诺，只要农场开垦

后种上油桐树，就可以送他出国留学。金庸向农场主提出一个附加条件，要带同学余兆文一起去，而且待遇必须和他一样，老板竟然慷慨允诺。

斯杭生：绨袍之赠 永世难忘

比金庸大一岁的斯杭生，是诸暨斯宅人，原在杭州初中读书，抗战时杭嘉地区七所学校并成联中，迁到丽水碧湖，与金庸同学。起初他们并不认识，斯杭生听到语文老师的堂叔斯伦说起过，班上有个嘉兴中学来的学生查良镛（金庸）的语文基础很好，文章很有新意，是我们杭初的学生所不及的。这让斯杭生非常仰慕，后来终于因为同学余兆文的介绍，与金庸成为要好朋友。

阴差阳错，当时浙江省教育厅规定联高只接收家在沦陷区的学生，

而当时诸暨尚未沦陷，斯杭生在联初毕业后就考入衢州中学读高中。而金庸在丽水联中惹祸转赴衢中，斯、金、余三人再度同窗。晚年的斯杭生非常怀念这段时光，他深情地回忆道：“当时衢高（衢州中学）设在离衢州城北十五里的静岩村，这是一个只有三四十户人家的小村庄，东面有一条小溪直通衢江，溪水潺潺，清澈见底。西边是一脉高山峥嵘，有茂林修竹，常年郁郁葱葱。南北是一片广阔的田野，阡陌交通，鸡犬相闻。春天，田野里一片金黄色的油菜花，山坡上点缀着一丛丛映山红……冬时，遍山的苍松翠柏丛中映现出几棵血红的乌桕和丹枫，一年四季描绘出一幅幅美丽的图画……每当课余饭后落日黄昏之时，我们几个来自联初的老同学，常在小溪边或山脚下散步闲谈，以消除一天的疲劳。金庸是海宁硖石人，家乡早已沦陷，没有经济来源，全靠学校救济。他在联中读书时，曾和同学一起编写了一本指导学生升初中的参考书《献给投考初中者》，是他出版的第一本书，赚了一些钱。到衢高读书后没有救济金，他常用‘查理’的笔名，在当时的《东南日报》副刊上写文章，得到一点稿费作为零用。”斯杭生还依稀记起，“在冬天时他没有棉衣御寒，我曾送他一件棉大衣过冬。”

金庸于 1944 年在重庆考上国立政治大学外文系，斯杭生则流亡到内地四川，后来在四川永州国立十六中读了一学期书后，考上了同济大学去读书了。解放前夕，金庸去了香港，昔日衢中同学星散，天各一方，音信杳无。

事情过去半个世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斯杭生的丽水联初同学堂妹斯式渊和堂妹夫张葆初等发起编印《联初通讯》刊物，金庸在香港接到该刊后回信说：“《联初通讯》中的校友，大多都不认识，而斯杭生曾送我棉衣御冬，绨袍之赠，永世难忘。”毕竟雪中送炭，没想到金庸对斯杭生赠衣之事一辈子念念不忘。1992 年以后，他们恢复联系，此后通讯频繁，金庸无论身在何处，在香港、英国、新加坡……他们都有鸿雁传书，互诉衷肠。斯杭生保留着金庸与他的书信

王、金、江，衢中三剑客

80 年前的中华大地，抗日战争烽火连天，浙西静岩仿佛是一块读书的净土，晨曦中夕阳下经常能看见三位男生手舞足蹈侃侃而谈，

一位敦厚健壮，一位温文尔雅，一位高挑帅气，他们就是衢中才貌双全的“三剑客”：王浩然、查良镛、江文焕。王浩然在第一次见到金庸（查良镛）同学是这样的：“1940 年的秋天，高中二年级开学不久，来了个插班生，住到我们宿舍。

“看这少年，中等身材，天庭饱满，方脸阔嘴，戴一副银边眼镜，左肩挂大行囊，右腋夹一书包，双手捧的却是黑白分明的两盒围棋。“大家要知道，我们搬迁到乡下学习，哪还有心思伺候琴棋书画，但这个少年，不怕旅途劳顿，就那么捧了两盒围棋款款而来，真是很不寻常。

“见了人，无论是老师、学生还是校工，他总是先点头，然后谦和地笑，自我介绍，说是从碧湖的杭州联合高中转学而来，姓查名良镛。”

有了良好的初始印象，又是志趣相投，金庸刚到衢中，很快就和江文焕、王浩然打成一片，组成了友谊的三剑客。金庸把这两位同学视作兄弟，他在日记中称比他大的江文焕为“焕哥”，比自己小的王浩然为“浩弟”。他们三位几乎天天腻歪在一起，形影不离。为了一个安静一点的读书环境，他们三人合租了一间村民的旧阁楼。落课之后，回到“陋室”，三人或抒鸿鹄之志，纵论天下兴亡；或谈莎士比亚、狄更斯著作之妙，常常忘记时辰。而当初金庸是双手捧着两盒围棋来插班的，这点爱好总如影随形跟着他。在陋室，金庸逮谁是谁，随时都可厮杀一番。

金庸因为老家海宁已经沦陷，回不去了，就常常去同学家玩。“学校放假时，我不是到文焕家里，便是到浩然的家里度假，因为我自己的家在沦陷区，没法回家。”

1940 年 10 月间，王浩然就邀请江文焕和金庸到家里做客。第二年的寒假，王浩然再次约金庸到家里小住。在王家，王浩然可爱至极：“那时我情窦初开，刚写了封信给同班女生，那晚良镛得知，就让我把情书背给他听。我这个老实人一字不漏地背出情书全文，良镛听完大加赞赏，连说：‘写得好，写得好，十有八九会有回信。’”后来王浩然果然收到女生回信，并与这位女同学终成眷属。“这之前我不懂围棋，但良镛说没事，很简单的，他可教我。很快我就知道了如何做活、如何叫吃等等，也懂得了围棋‘金角、银边、草肚皮’的道理。”王浩然这样回忆。

王浩然、金庸、江文焕三个同学情同手足，连做家长的也满心欢喜。

“浩然的父亲是衢州乡下的一个小地主。浩然的父亲是忠厚长者，收藏着一些赵之谦、余绍宋、吴昌硕浙东名家的字画，主要兴趣是种橘和鉴赏书画。

那时我们除了缴学费外，每学期还要缴一百多斤谷作膳费，浩然的父亲从来不等我开口要求，每学期开学时，他让家里长工挑到学校来的谷子，有他儿子的一份，也总有我的一份。有一年冬天，浩然和他父亲冒着大风雪走了三十多里路，接我到他家里去过年……”1941 年冬，衢州举行乒乓球赛，同学王浩然被推为衢中代表参赛，王浩然对参加赛事犹豫不决，金庸就专门请假翘课，陪同王浩然参赛。

一别四十年，直到上世纪 80 年代，王浩然才再次见到老同学金庸。金庸夫妇一起拜访了在浙江大学的王浩然，之后王浩然去宾馆回访，金庸高兴地说：“今天晚上我们可以谈话到天亮。”金庸与王浩然、朱卿云合影

1942 年 4 月，日军进攻浙西，衢州中学提前毕业疏散。离校后，王浩然与江文焕、金庸等八位同学合计，决定一块离开衢州，到大后方去读书，不在沦陷区做亡国奴，共同奔赴大西南。当时，八位同学集中在王浩然家中，仅凭着江文焕、王浩然、黄文俊三人所带的盘缠，怀揣着学校开具的流亡学生证明一同踏上了西行之路。回忆起江文焕，金庸这样说：“同学里面我很要好的同学江文焕，眼里容不得沙子，训育主任被怀疑有贪污问题——训育主任是专门教人品行的，自己还贪污，这还了得！由此引发学潮，江文焕带头参加，结果被开除，日后他走上革命道路，还成了烈士。”金庸在一篇文章中这样感慨：“当时我们八个少年，只是叹息政争的残酷，但谁也没有料到，这样残酷的命运，几年之后，会降临到我们自己头上。我们之中年纪最大的是江文焕。三个女同学中一个叫程正迦，在学校里时就仿如是亲密的恋人。我们到重庆后，八个同学中有三个都考上了西南联大外文系，除了我和江文焕外，还有一个叫王浩然。后来我和浩然又都考上了中央政治学校，因为政校不用缴学费膳费，而我们家庭在陷沦区，经济接济不上，因此我和浩然上政校，而文焕则到昆明读联大。或许，周榆瑞曾教过他的功课也说不定。在香港的联大毕业生很多，一定有人认识江君的。“文焕毕业后便和正迦结婚，那是十年恋爱的美满结合。但两人结婚不久，文焕就被国民党的特务活埋了。”

金庸与程正迦、程正返合影“写着这篇文字时，我自然会想着，二十多年前和文焕、浩然同窗共砚的亲密情形。我们三个人的零用钱从来不分开，始终一起使用。我最穷，当然也是最占便宜。有一次，我们的公共财产只剩下相当于港币二三毫子，文焕拿去买了一块粉蒸肉，放在我的饭碗底下，让我吃到一半时忽然发现，得到了意外的惊喜。”“难道人的生活，就必须这么残酷么？如果我们几个人，还能像二十多年前那样，在火炉旁边吃着糖年糕，听浩然的父亲解释赵之谦

书法的笔意；如果我还能像二十多年前那样，将文焕一封情意缠绵的书信，送到他爱人的手里，因而赢得一个温柔的感激的眼波……”2004 年的秋天，阔别六十二年的金庸先生早已名满天下，他首次回访母校衢州一中参加完公务活动之后，这位耄耋老人伫立在江文焕遗像前凝视了好久好久，他一定在思念这位昔日的好朋友，一定在诉说他们之间纯真的友情……

八十年来烽火遗存屈指算来，金庸离开静岩衢州中学已经整整八十年。八十年来，静岩历经劫波：抗日战争时期日寇军机的狂轰滥炸，“文化大革命”的破四旧，洪水的疯狂肆虐……多灾多难又坚强不屈的静岩村，经过那么多的风霜雪雨，在剥蚀的岁月中还为我们留下了哪些遗迹？拂去尘埃，探寻历史，让我们一同走进静岩，走进时光留给我们的斑驳沧桑。

“赖界”石——金庸躺着数星星下静岩村南面有座大岗山，大岗

山北麓有个山坳，当地人称作大坞口，

山坳间一条小路蜿蜒而上，一直通往

山顶。这里草木葱茏，翠竹摇曳。春

天山花烂漫，秋天满山的乌桕染红整

个山岗。山谷幽深，涧水飞流，巨石

布满路径两侧，是一个十分幽静的休

憩读书处。衢中的师生们偶尔会登山

锻炼，金庸和他的要好同学江文焕、

王浩然发现这个好去处后就常常在

课余登临山顶。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里，面对山河破碎，豺狼入侵，而一介书生报国无门，他们常常屹立山巅迎风长啸，痛哭流涕：“路

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大坞口山腰间斜卧一块巨石，长满苔藓，隐约可见两个繁体字：“赖界”。这是见证当年金庸和他的同学们的一块奇石。他们在此纵谈国事，畅谈理想，或吟诗赋词，或针砭时弊，一吐心中块垒。可以想见，八十年前衢州中学高二年级的“三剑客”常常来此盘桓的情形。晚餐之后，他们携带书本围棋，沐浴着晚霞，盘腿而坐在石上，或对弈，或温习功课，听倦鸟归巢，听山谷中流水潺潺，不知不觉中，月亮升起，他们就倚石而躺，在浩瀚的星空中寻找属于自己的星宿。时光匆匆，四季轮回，从青春年少，到鬓发染霜……岩壁上的“赖界”二字依稀记着同学少年的梦想。

打耙场——军号声声催人奋下静岩村南，阡陌纵横。脚下的这片田地却是似曾相识，有的杂草疯长，有的成了菜地。在一片竹林处，恍若可见当年的打耙场，这也是当年衢州中学的操场。打耙场边，一百米的直跑道和两百米的跑道已依稀铺开，那位从东北沦陷区来的李宝书先生正吹着哨子，把体育课上得虎虎生威！不知什么时候起，操场上多了两匹身姿矫健的军马，不知它们可曾踏过战火与硝烟？不知在这片绿草环绕的泥径上突然出现的它们，被一群少年用崇敬的目光包围着时，该有怎样的欢愉！李宝书先生小心翼翼地牵来刚喂饱草料的军马，让那帮孩子跨骑，希望他们也能练成马术，有一天也能驰骋战场……晨雾蒙蒙中，一声嘹亮的军号声突然划破寂静，少年们从四面八

方追着晨光奔向操场——升旗仪式开始了。这是抗日战火连天的岁月里，在静岩仅存的片刻安宁中，孩子们向祖国行注目礼的时刻，“家国”二字或许就这样深深刻进这些年轻人的血液。升旗仪式结束了，校歌缓缓响起，少年们身体里的血液正一点点地沸腾起来，“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那是来自杭高的校工陈师傅，专管作息时间，他总是将时刻拿捏得分毫不差，届时往校门口一站，精神抖擞，吹起军号来荡气回肠，同学们亲切地唤他“洋号兵”。是啊，一个人，能把琐屑小事做得这么一丝不苟，也是一种境界啊！多年后，孩子们从这里起步，走上革命征途，走上成才的道路，所有这些，都是衢中留下的最为宝贵的礼物。

广场东——现存最豪华衢中司号响起，声音传向东西南北各个角落，静岩这个静静的村落被唤醒了，唤醒的还有那些因陋就简的民房、厅堂或大院，那些被称作下静岩衢中高中部校舍的地方。

衢中高中部侧门

下静岩村西，村边那临时搭建的一排一字形的教室似乎还在，看那箬叶铺成用以遮风避雨的屋顶，那竹泥筑就的外墙，还有长木条搭成的课桌、课凳，朗朗的读书声正从教室一阵阵传出，这里是曾经的

下静岩衢中高中部，少年金庸就读于其中一间教室里。

当 86 岁的潘大爷指着那拔地而起的一幢幢民房，为昔日的衢中高中部学校校址作证时，才发现高中部旧址早已湮没在时光里，却仿佛仍在时空的另一头注视着今天的一切。在对面的下静岩村广场东侧，165 号民居隔壁，还能看见那一幢坐东朝西的砖木结构两层老屋。这幢房子有着 200 多平方 8 间正房，是当年衢中高中晚自习处，可容纳120 多人。当马头墙隐没在夜色中，在忽明忽暗的青油灯下，三三两两稚嫩青涩的面孔在埋头温习功课的场景一一再现时，它成了日后人

们回忆起那段往事时最珍贵的念想。尽管在1942 年间，它惨遭日本人炮弹轰炸损坏，如今一排排的竹支架还在支撑着在岁月中飘摇的它，还是那一堵堵的砖墙，一根根的木柱和木梁，一扇扇的木门木窗，还是成片的木楼板。青油灯日久天长烟熏下的斑迹还在，墙上那留着纸糊痕迹的激励同学们奋发学习的“天天向上”四个大字依旧清晰如故。铁老新屋——楼上油灯伴金庸

石梁溪哗哗流淌，经夜不息。

被金庸他们唤作铁老新屋的地方，正隐藏在下静岩村正中，经过八十多年的风雨洗礼，已然是老屋。老屋很大，有400 多平方，屋的主人叫“铁老”，他的真名叫吴水方，是当时静岩一个开明的大地主，每到年关，穷人家都可以免费到铁老家支取一斗米过年。应该是铁老对衢中的贡献甚大，在他 60 岁生日时，衢中校长沈天白等七人还合送一个刻有“寿域无疆”牌子给铁老祝寿，可惜铁老在过完六十大寿之后不久就去世了。铁老亲生儿子有 5 个，现在孙子辈有百来号人。铁老的房子太大了，抗战胜利后老屋被划分成三部分，前院是下静岩 178 号，曾经作为前厅；后院分别是下静岩157 号和181 号。老屋二楼连成一片。这里是衢中高中部数百名男学生和教师的住处。少年金庸当年就租住在老屋二楼的一个房间内。

眼前，这座西南朝向，150 平米的砖木结构的两层老屋正将时光定格，四方天井透进的亮光将这里的一切幻化得如梦如幻。戴着深度眼镜，梳着整齐短发，身高背宽的金庸同学正和其他两位少年嘻嘻哈哈地从外面回来，脚上还沾着湿漉漉的青草，他们径直穿过前厅，走到里屋，上了二楼，进了一个房间。房间里桌子、椅子、床铺都又旧又破，可书架却整整齐齐，蔚为壮观。少年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坐在窗边细细看起来，只见他天庭饱满，方脸阔嘴，眉宇间有股倜傥不羁之气，看到精彩之处，他便禁不住与另两位少年抒鸿鹄之志，纵论天下兴亡。与他几乎天天同出同进，宿舍床位连床位，教室的座位挨着座位的另两位少年正是江文焕和王浩然。

深夜的油灯常常连接着天井处拂晓的晨光。推开金庸租房厅后侧的另一道门，就是181 号。面前依稀恍见竹片编成的床板，整洁的被褥，成沓的书籍。“咚咚咚”的脚步声正纷沓而至，那是穿着黄卡其制服理着平头戴着黄帽子的青年学生，还有穿着中山装腋下夹着资料匆匆而行的教师。再看，他们又端着饭碗出去了，碗里装着糙米饭，上面是缺油少盐的甜菜、萝卜，偶有豆腐，或改善伙食时可见的几小片薄薄的猪肉。又一批学生正走出屋子，穿过一处厅堂，那里就是178 号，这个约 160 平方的砖木结构老屋成了公共活动场所，石灰兑豆浆浇铸的地面上，可还留有当年纷纷的脚印？

他们正是当年下静岩衢中高中部的教师和男学生们，他们正穿梭

在旧时连成一片的这座铁老新屋内。时光愈久，越来越多的人慕名而至，走近它，驻足不前，寻找属于它的印记。师范——湮没静岩旷野中关于高中部的记忆填满了那个叫下静岩的每寸土地，记忆一直蔓延着，在上下静岩交界处，上静岩村东边，有一片空旷的田地，是上静岩 41 号的旧址，更是昔日那个叫上静岩衢中师范的旧址。春日里满眼的绿色正铺满每寸土地，几株橘子树醒目地立在田边。一定还有人记得田地间，昔日这连片约 800 平方的土地，那十几栋泥巴房，那八间简易教室，还有 20 多个班级，宽阔的操场也许就在某一角，宿舍好似又散落在不同之处。如今只剩下这片田地，成了农田，种过菜，种过稻子，又留下株株橘子树，还有挨着田边的一排民房，还有这里关于下殿沿的传说，都在守着一个叫上静岩衢中师范的记忆吧！

衢中师范唤醒了上静岩村那位 93 岁的郑根清老人的记忆，他想起了自己的童年时光，想起了上静岩村 148 号，他们家的老房子，坐在院子里玩耍的他正用羡慕的眼神望着在他们家进进出出的五位衢中师范生。他们租住在他家楼上，村里的妇人又为他们煮好了饭菜，唤他们去吃，那位梳着两条大辫子的漂亮村姑郑菊英又给一位叫吴纪刚的同学送来洗晒好的衣物，吴纪刚总是望着她的背景痴痴地发呆。后来听大人说，是吴同学看上了这位漂亮又勤快的姑娘，央人说媒，还成就了一段美好姻缘。

八十年，燃尽烽火，硝烟不再，终于是最好的时光。

浙西大地上的“西南联大”1937 年 7 月，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北平、天津相继沦陷。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并南迁，在长沙合组临时大学；1938年初，临时大学从长沙迁往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于 1946 年5 月复迁。尽管西南联大仅存在 9 年，但在出人才、出成果方面，成绩非常突出，书写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浓墨重彩的一页。

中国南方，当日寇逼近沪、浙之时，浙北的杭州、嘉兴、湖州相继沦陷，1938 年春，杭州高中、杭州师范、嘉兴中学、湖州中学等七所省立中学搬到浙南丽水碧湖成立了浙江省立临时联合中学，当年的查良镛（金庸）、余兆文、斯杭生三位同学就在这所联高就读，后来先后考入衢州中学。

与此同时，在浙西衢州也有那么一所战时学校——浙江省立衢州中学，堪称浙西大地上的“西南联大”。历史悠久 战时外迁

衢江滔滔，文脉泱泱。早在光绪二十八年（1903 年），在“废

科举，兴学堂”维新思潮推动下，衢州就创办了新学堂——“衢郡中学堂”。民国后改为“省立第八中学校”，一直沿用到1937 年。之后，更名为“省立衢州中学”，直至解放后的1954 年，才改成现名“衢州第一中学”。实际上清末至解放前的衢州教育史，一大半是衢州中学史。衢州中学不但历史悠久，体量还是衢州地区最为庞大的，特别是从1923年浙江省第八师范的并入和1937年增设了高中部以后，涵盖了高校以下所有层次的学校，成为浙西实际上的“联合中学”。衢州中学设有附属小学部、简易师范部、初中部、高中部，共四十多个班级，师生一度多达二千多人。

府山省立八中旧貌

也许衢州的战略位置太过重要，既有通往他省的浙赣铁路线，又有距离日本本土较近的军用机场，对日军构成重大威胁。抗战甫一爆发，衢州城就经常遭到日军飞机的轰炸，警报频作，学生三天两头在课间停下来逃到防空洞躲避，位于府山上的省立衢州中学已是十分危

险。为保障数千师生生命安全，校长沈天白决定率领师生进行大规模迁校，这既是被逼的无奈之行，也是衢州教育史上绝无仅有的悲壮之举！

1937 年 7 月，衢州中学的简师部率先迁往石梁，附小迁往衢县西乡的塘公、大头、寺桥、下村、小沟和北乡的姜家坞村。一时间，从府山到石梁路上，填街塞巷。师生员工将课桌椅、黑板、讲台、高低床及一些教学用具全部搬到乡下。他们各尽所能，挑的挑，抬的抬，背的背，拎的拎，高矮参差，男女老幼，络绎不绝。乡村道上，一字长蛇阵，绵延数公里，如暴雨前的蚂蚁搬家，场面浩浩荡荡，十分悲壮。很多学生到晚年白发苍苍，回忆这段经历时，依然难掩悲愤，老泪纵横。

同年 9 月，衢州中学高中部开始迁往城东四十里的衢县龙游交界处马叶村。也许这里太小了，不到一个月，衢州中学又向东延伸了一个村。

1938 年初，衢州中学高中部辗转迁至西乡石梁。当时的布局是：学校总部、初中部安置在石梁村，高中部安置在下静岩，师范部安置在上静岩，衢中附小则安置在塘公。

师资雄厚 敦品励学

衢州中学早在峥嵘山的八中时期，师资力量就相当强悍。省公署委派祝文白、杨文洵等任校长，特别是梁翼镐任校长时，学校先后延聘戚墨缘、桂惜秋、张厚植、李葳君、江成标、章作人等一批学识渊

博、善于教学的教师来校任教，一时名师荟萃，俊彦云集。当时作为浙西地区最高学府的省立八中，不仅招收衢属各县生员，也吸引金（金华）丽（丽水）严（严州—建德）和闽赣皖等省毗邻地区学子在此就读。师生们谨遵“敦品励学”校训，笃志勤学，发奋努力，身健行优，形成了诚朴、务实、勤学、奋进的优良校风。1930 年省教育厅对全省 34 所学校进行抽考，省立八中名列前茅。到了衢州中学阶段，校长沈天白本是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生，曾

担任杭高教务主任，他与当时的教育厅长许绍棣的私交很好，他的活动能力又强，充分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把许多杭高的老师以及其他一些有名气的人都请到衢中来。继任的陈博文校长曾是浙江省主任督学，北大毕业，他延聘了沪、杭避难后方的全国著名教授，如方光焘、盛叙功、汪德曜、郑光华等来而衢州中学，加强了师资阵容。第三任校长钟士杰则聘请过多位像盛叙功教授这样的名师。一时多少俊杰，汇聚三衢，济济一堂。国文方面有陈友琴、王西彦、袁学中、陈康白、曹百川、方光焘、宋家修、王季思、林科棠、张厚植、何植三等；数学有江成标、毛以泉、江德耀、章作人；化学有戎昌骥、许雪樵、陈柏青；地理有盛叙功、江世禄、宋念慈，历史有戴幼和、张基瑞，物理宋兆丰、忻去非；生物李文政、潘锡九；英语丁梓峰、王学浩、孔宪德，体育有孙纲球、李宝书，音乐孙杏叔、吴作求，美术程本一、徐天许；劳作王巽三，军训教官李棣华是黄埔三期的上校。老师们各有所长，因材施教。

国文课主要是系统地讲授从古到今的文学名篇，老师上课生动解析作品，常常感染同学。老师还鼓励学生们认真熟读名家的作品，陶冶他们的审美情操，提高他们的鉴赏能力。老师还引导学生不要满足于课本课堂教学，要充分阅读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学会去体验和思考复杂的人生。老师讲鲁迅作品，讲第二次世界大战，都非常精彩。这不仅是高水平的学术讲演，而且是传播革命进步的思想，让民主、自由、解放、反法西斯等等思想意识深深植入学生心中。当时国文教师群中最负盛名的就是陈友琴、陈康白、袁学中、王西彦四位教师，

被誉为衢中的“四大才子”。

地理老师最先教导学生知道“大而无外，小而无内”的观点，提出外星人比地球上的人聪明，还讲到有一次全世界各地无线电同时接到一特异信号，科学家疑是外星人发来，却无法回答。老师用类似的生动教学内容，激发学生对科学的兴趣和热情。美术老师教学生临摹、用笔、构图、设色，国画、西画都教，还常带学生到野外写生。老师自己编写讲义，讲授成套的理论知识，深受同学们的喜爱。

“杜鹃啼在山冈，声声充满凄凉，勇敢的健儿们，为国流血在疆场。”音乐教师不仅教学生们唱流行的《松花江上》《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还自己创作《杜鹃曲》《孤山梅》等歌曲，激发学生们的爱国热情，老师还指导学生识五线谱，弹奏乐器，让艰难的岁月里充满歌声。

没有操场，体育老师就因陋就简，带领学生们在石梁溪边的溪滩上平整出一个大操场。起床号一响，体育老师就领着同学们在大操场上晨练，寒暑不辍。这在烽火年代里加强身体素质的训练，对学生将来奔赴各条战线，显得尤为重要。

衢中教师是一支品德高尚、学识渊博的队伍，实际上具有大学教师的水平，有的原来已是颇有名望的教授和作家。虽然他们生活清苦，但对学生倾注了满腔热忱，教书育人，堪称一代师表。环境恶劣 磨砺师生

衢中在石梁、静岩的办学条件极差，学校除在静岩村田畈上建造八个简易教室外，初高中二十多个班级的教室、寝室都分设在民房厅屋和祠堂破庙里。教室是临时搭建的泥墙茅舍、毛竹笠棚简易房，冬冷夏热，几十张课桌摆得满满的，学生进出都必须侧着身体挤；寝室就是楼板铺在地上的通铺，大家挨着身并排睡，连翻身的余地也没有。寝室里经常有跳蚤、臭虫爬进来同眠。有的古祠堂往往是一边做教室，就在庙堂中间的神龛前面；一边做寝室，在教室的两端各摆上几排双层的木架竹片叠床。古祠堂利用天井采光，光线暗淡，遇到刮风下雨、下雪的日子，雨雪从天井中飘进来，白天影响同学们上课，晚上常常让人无法入睡。师生都和村民们杂居在一起，分散在村子的东南西北。晚自修的照明，起初点煤油灯，五十多位同学围绕着一盏煤油灯进行晚自修。后来战事吃紧煤油灯也点不起，因为煤油的来源被切绝了，晚自修开始点青油灯。青油灯的支架是用毛竹筒做成的，上面放一个铁制的小碟子，盛满青油，放进几根灯芯，然后点燃，四五个同学围着一盏青油灯看书，豆粒般的灯火摇摇晃晃，煤烟很大，整个教室全是烟雾弥漫，每个同学的脸庞也被煤油熏得黑乎乎的。第二天起来洗脸时，两个鼻孔就像两个黑烟囱，同学们互相打趣，却毫无怨言。到后来还点过桐油灯，一小碟桐油浸上两根灯草，点燃后发出的灯火比青油灯还微弱。每晚就在这种灯光下看书做作业，学生们晚自修照常专心做作业时，整个教室鸦雀无声，一片宁静。每晚上熄灯号响过了，点点灯火还伴随着用功自习的同学。

吃饭更是艰苦。衢中学生都住校，伙食费用很低，简师生及中学15%的公费生都免交。学杂费更低，公费生也不必交（还另发免费制服）。吃饭是包伙的。伙食很差，吃的是糙米饭和缺油少盐的萝卜、青菜、腌菜，偶尔能吃到豆腐、芋头，饭里常常会硌到沙粒。每周五改善伙食一次，每个同学可以吃到二、三两猪肉。师生的生活非常艰苦，教学也相当严格，纪律严明，如旷课就要记过。也许正是在这样兵荒马乱的年代里，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学习，

每位同学都深知学习机会来之不易，特别珍惜。不论是小学生、初中生还是高中生、简易衢师生，每个人都特别用功。每天黎明时分，起床号还未吹响，田野上，小溪边，树荫下，埋头复习功课的，大声背诵英语的，到处书声琅琅，同学们三三两两，零零星星地点缀在各个地方，就像春天播撒在农田里的种子，这种场景非常温暖，总能让人看到未来的希望。

师生们虽然流离转徙，逃空袭，睡地铺，吃糙米，住破庙，但他们安贫乐道，严谨治学，刻苦攻读，纪律严明，教学质量奇高。1940年 7 月，高中首届毕业生参加省会考，总成绩名列全省第三，毕业生27 人，大部分考上高等院校。

文学成果丰硕，陈友琴、袁微子等老师常在《东南日报》副刊发表文章。学校读报栏前，经常人头攒动。1941 年，高二学生查良镛（金庸）以笔名“查理”先后在《东南日报》上发表多篇文章，引起轰动。文体活动也丰富多彩，学生演讲、远足、表演、运动，一样不少，学校学府气息浓厚。1943 年 12 月，在石梁举办的衢州地区运动会，八个单位 190 名运动员参赛，衢中获旌旗十面，名列首位。1948年，高中部学生首次参加省第六届运动会，获男子组亚军。1949年12 月，衢州地区第一届篮球、排球锦标赛，衢中双获冠军。多难兴邦 桃李芬芳

1942 年 5 月，浙赣战役爆发，日军西侵，衢县沦陷。衢中高三年级学生提前毕业，学校不得不再次长途迁徙。先迁至常山县金源乡

上源村，8 月他们在白天黑夜跋山涉水，徒步行走，转迁至遂安县夏洲村。夏洲村地处偏狭山区，设施简陋，学校就借用村子废弃的茶厂，以茶叶箱子为桌子、椅子，坚持复课。到1943 年学校大部才迁回石梁，称“本校”，遂安夏洲村设“分校”。在那战争年代紧张局势下，师生们用顽强意志，长途迁校，书写了校史中弦歌不辍的悲壮篇章。抗战胜利后，至 1946 年 2 月学校全部迁回衢城。可峥嵘山（府山）原址校舍已遭日机轰炸，仅残留教室一幢和城隍庙一角，勉强够高中教学之用。因而初中部只得以天宁寺、关帝庙、三元观、忠烈祠等为校舍。1950 年 2 月，峥嵘山因为军事需要被征用，学校迁至县学街，并以天宁寺为分部。

从1938年至1944年，仅在石梁和静岩校区，衢州中学一共送走了七届毕业生，一共1236位，其中初中毕业生876人，高中毕业生219人，简易师范毕业生141人。毫无疑问，石梁地区一度成为浙西文化教育的中心，也是衢州最大的人才摇篮。衢州中学培养出的大批优秀学子，稍早点有教育家祝文白、国学大师毛子水、语言学家方光焘、皮肤科专家毛咸、法学家徐恭典、银行家戴铭礼、著名摄影家毛松友、植物学家王伏雄等。优良的革命传统，濡染了一大批学子的家国情怀，如著名哲学家、革命家华岗，抗日名将、革命英烈吕公良，革命音乐家张曙，木刻艺术家沃渣，全国政协原常委、外交部原副部长徐以新等等，他们追求真理，具有使命意识，勇于担当，在国家民族危难之际，以天下为己任，积极投身于国家民族的解放斗争。

省立衢中还为国家培养出了大批出类拔萃的专业人才，如徐元森、韩济生、姜必宁、章基嘉、许绍燮、汪燮卿等资深院士，武侠小说家金庸，北大原党委书记王学珍，著名数学家叶彦谦，著名外交家周明基，著名作家郑春辉（阿章），美学泰斗叶朗、清华大学教授叶大均、杏林高手谢立平、物理学家张立源、影视明星周迅……可谓桃李遍地，不胜枚举。

如果把衢州看作是一个中国的缩影，那么衢州中学就是“西南联大”投射在浙西大地上的一个时代的缩影。这个缩影，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无论师资、生源、容量、涵盖、人才，甚至艰难、散落，都是空前绝后的。

方光焘

(1898-1964)

字曙先，浙江衢州人。1916-1918 年在浙江省立第八中学读书。曾任安徽大学、复旦大学、暨南大学、中山大学、中央大学教授。语言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方光焘：埋在土里的一粒麦子静岩村郑氏始祖、南宋文林郎郑

浩，因为爱此地山环水绕，风景清幽，

辞官后在此隐居；近代，衢中曾迁移

至此，一批批学者在这里教学，其中

有著名语言学家、文艺理论家和教育

家方光焘。

方光焘（1898—1964），原名曙

先，衢州市“十大历史文化名人”之

一，与夏衍合作编辑《英汉辞典》，

曾任江苏省文化局局长，中科院哲学

社会科学学部委员，是语法学革新者

和新文学开拓者之一。

一代宗师：语言学家方光焘教授是中国语法学的革新者。他通晓英语、法语，并精通日语。自 1924 年回国后，一直讲授英语、日语和语言学。在1938—1942 年，由陈望道发起的文法革新论争中，方先生始终是一员主将。他先后发表了《体系与方法》《再谈体系和方法》《问题的简单化和复杂化》《要素交替与文法体系》等 6 篇论文。强调方法的重要性和

语言的体系性，他提出的广义形态学说，可谓一鸣惊人，奠定了他在中国语言学界的崇高地位。

1931 年，方光焘先生先后在安徽大学、复旦大学、上海暨南大学、中山大学、中央大学任教，主要讲授语言学，着力介绍国外语言学理论，并潜心于把这些理论用于汉语分析的探讨，成为中国语法学的革新者。新中国建立后，他以极大的热情参加中国文法革新问题及语言和言语问题等的讨论，在介绍现代西方语言学理论、建立汉语语法体系、建设我国普通语言学理论等方面都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方光焘先生是语言与言语问题讨论的发难者和组织者。在上世纪30 年代末到 60 年代末语言学界发起的三大论争中，他以超人的才思睿智和高深的学术造诣博得了学界的好评。在1956 年的词类问题讨论中，他作了《汉语词类研究问题的几个根本问题》学术报告，进一步阐述和发展了他在文法革新讨论中提出的广义形态学说，并认为这种广义的形态应该是划分词类的唯一标准。他是最早把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介绍到中国并初步运用于分析汉语实际的学者之一。针对北京大学高名凯的“言语有阶级性”的论断，方光焘先生在《南京大学论坛》上发表了《言语有阶级性吗？》的文章，引起了一场语言与言语的争论。在历时四年多的讨论中，他先后发表了《语言与言语问题讨论的现阶段》《漫谈语言和言语问题》等重要论文，这对区分语言与言语并明确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不仅是理论上的廓清，而且在实践上也具有重大的意义。方先生十分重视方法论的探讨，对于语言研究中所做的新尝试，他总是给予热情的支持。当朱德熙在《中国语文》上发表《说“的”》等论文后，他立即组织南京大学师生讨论，鼓励撰文对朱文发表意见，并亲自作了《论语言记号的同一性——评朱德熙先生的〈说“的”〉》学术报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提

出了修订意见。中国语言学有南派和北派之分，正如《语言论》一书中所说，“当时的理论语言学界，北方以高名凯为代表，南方以方光焘为旗帜。”虽然他生前没有专著问世，连发表的文章也很少，但已是公认的中国语言学的一代宗师。

一粒麦子：教育家方光焘教授不仅是一个语言学家，也是语言学教育家。解放后他先后在浙江省立第四中学（宁波）、上海大学、上海学艺大学、上海立达学院、上海暨南大学、上海复旦大学等校任教，解放后担任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语言教研室主任、语法理论研究室主任。从 1942 年起到 1964 年逝世，二十余年，他为语言文学战线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接班人：胡裕树、徐思益、黄家教、洪笃仁、夏延章、施文焘、黄景欣、边兴昌、赵诚、卞觉非、陆学海、冯凭、吴为章、王希杰等语言学人才。

法国十九世纪文艺批评家圣·勃夫说：“在我们看来，最伟大的诗人是这样一种诗人：他的作品最能够刺激读者的想象和思维，他最能够鼓舞读者，使他自己去创造诗的意境。最伟大的诗人并不是创作出最好的诗人，而是启发得最多的诗人，他的作品的意义不是一眼就可以看出的，他留下许多东西让你自己去思索，去解释，去研究，他留下许多东西让你去完成。”方光焘先生是这种类型的语言学家。学生方文惠回忆说：“方先生的课在暨南大学是最受欢迎的，他在中文系开设了《语言学概论》和《文学概论》，每次上课，不但教室里座无虚席，往往连教室外的走廊上也总是站着、蹲着，挤满了旁听的学生。”

方光焘先生心系家乡的教育，多次在衢中、衢师进行学术演讲。抗日战争时期，衢州中学搬迁到静岩，方光焘教授当时在暨南大学任

教，在他回到家乡衢州时，就来到石梁，向衢中的全体师生做学术演讲。他中等身材，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灰白头发翘竖，爱穿深色长衫，颇具学者风范，那洪亮的嗓音，深邃的思想，动人的语言，给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讲的话是带着衢州土音的官话，他说：高中学生读书就不是死背书本，用英语来讲就是“study”，以研究的方法去把握知识。这对学生影响极大。

1944 年，衢州师范学校校址僻处静岩，和外界接触的机会较少，当时有部分同学对师范学校的意义认识模糊。时任校长的余翼经常在全校师生集会时，反复讨论读师范学校的重要性和教育下一代的崇高任务。

事有凑巧，方光焘先生自外地来麻蓬探亲，校长余翼听到这个消息，非常激动。因为方光焘先生是当代著名的学者，学识渊博，决定邀请他来讲一讲读师范学校的目的和意义，使广大师生能受到一次教育。1945 年 4 月中旬，在静岩衢师大礼堂，方先生向衢州师范全体师生发表了以《理想与现实》为题的讲演。在演讲中方光焘先生说，记得还是在塘公的时候，和诸位同学见过面，说过一次话。诸位都是读师范的，我从前也是读师范的，我们现在都是同行，将来都是同志。当然我说话也不能离开本行，就想以关于本行的题目来和诸位谈谈，题目就是：“理想与现实”。他说，我教书以来，差不多有三十多年了，一年一年的越觉贫苦下去，但我并不认为我没有力量，我的力量很大很大——或许我将来还要再教个五年十年书，我还会更贫苦，就是死了，我也不存在了，但我的力量还是很大很大，只要是我的学生能将我的话记牢，并发挥出巨大力量，这不是说明我的力量很大很大吗？那时候我等于没有死，我的生命、我的力量是寄托在广大学生们身上的。

他阐述，从前耶稣说：“一粒麦子，如果它肯牺牲自己，埋在泥土底下，将来会产生出无限的麦子来。”我们做教师的，虽然是过着艰苦的生活，但是肯牺牲自己，就好像那粒麦子一样，将来一定会产生无限新的力量来。牺牲自己，培育新人，正是我们的现实，我们以牺牲自己的现实去追求人类幸福的理想，而这种理想是引导我们在现实中奋斗的指针，也会在将来变成现实的。方光焘先生所作的讲演，在全校师生思想上激起了巨浪，教师们理解了本位的职责，决心全力以赴地培养学生，使他们成为教育战线上坚强的生力军；同学们看到了光明的前程，从而清除了模糊的认识，丢掉了前途悲观的想法，珍惜时间，刻苦学习。方先生讲演后便离开了，但他的片言只语却在衢师每一个角落广为传诵，并在师生中引起强烈的反响，几乎人人都以方先生的话作为努力的方向。

述而不作：文艺理论家翻开任何一本中国现代文学史，差不多都可以看到对三位文坛先驱郑振铎、王统照、方光焘作品的记载。但同时在中国新文学发展史上，有部分作家因一系列原因而不为学界知晓，语言学家方光焘便是其中重要一位，这是因为他述而不作的作风。方光焘教授是中国新文学的创造者。他于1922 年在日本参加新文学团体“创造社”，和郭沫若、郁达夫等同为早期创造社的成员，是“最初参加的同人”。他在创造杂志上发表过小说和论文多篇，被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的有《疟疾》和《曼蓝之死》，前者是写无知的贫苦人家的妇女在疟疾的暴威之下的挣扎，而唤起读者同感的是女主人公的母爱；后者是写一只小猫的偶然横死引起了钟爱它的几个孩子的悲哀。作者虔诚的态度，朴实的作风，能在这些平凡的事实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