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0卷 第2期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Vol.60 No.2

2024年3月 JournalofGuangxiNormalUniversity(PhilosophyandSocialSciencesEdition) Mar.,2024

doi:10.16088/ji.ssn.1001-6597.2024.02.011

[收稿日期]2023-10-23

[作者简介]吴怀东,男,安徽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① 本文引杜甫诗俱见萧涤非主编、张忠纲终审统稿《杜甫全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为行文简略,

不一一标注页码。

论李杜交谊及其意义

吴怀东

(安徽大学 文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9)

[摘 要]李白杜甫交谊是重要的文学现象和文化现象,其意义绝不限于普通的人际关系,二人的友

谊是中国文学史、文化史上伟大的情谊,是儒家倡导的以义相交的典范。具体而言,李白对杜甫很关心,但

与杜甫对李白的盛情相比,李白对杜甫的情谊不够“对等”:在李白交游圈中,杜甫只是他的普通朋友;在杜

甫的交友圈中,李白是他一见倾心的人物。杜甫推崇李白的才华和气质,理解李白为诗为人,同情李白的

遭遇,甚至为李白申冤,这充分证明李白飘逸人格与绝世才华的巨大魅力。杜甫对李白的推崇、关怀、同

情、理解,也反映出杜甫独特的思想素质和精神需求,在杜甫成长过程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具有重要的思

想史和诗史意义。

[关键词]李白;杜甫;交谊;赠答诗;君子之风

[中图分类号]I207.22;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597(2024)02-0146-15

中国文化传统历来重视群体价值、重视人际关系、重视友道,在文学上的直接表现就

是“诗可以群”(《论语·阳货》),如《诗经·小雅·伐木》云:“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相彼鸟

矣,犹求友声。矧伊人矣,不求友生?”汉代以来就有赠答诗一类,便是朋友间互相酬唱的

结果,主要内容是抒写友情,歌颂友谊,倾诉关怀。特别是在唐代,经济发达,文化昌盛,人

员流动大,社交活动活跃,人们极其重视友谊,如杜甫就将“天下朋友皆胶漆”(《忆昔二首》

之二)① 视作大唐盛世的标志,因而唐人留下大量赠答和表达友情的名作,如王勃《送杜少

府之任蜀州》、王维《送元二使安西》《红豆》《送沈子福之江东》、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

陵》《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送友人》、高适《别董大》、贾岛《寄友人》等,严羽甚至说

“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沧浪诗话·诗评》)。

不同个体间的深度交往,除了功利因素和先天纽带(如血缘亲戚、同乡、同学等)之外,主要

是彼此精神的吸引与感情的共鸣———“同声相求”(《易传·乾文言》)。萧颖士《江有归舟》

诗序云:“于戏! 彼以我为僻,尔以我为正。同声相求,尔后我先,安得而不问哉?”社交活

动和赠答诗能反映一般社会文化状况,也反映诗人的思想和文学特点,而最早对作家人格

和创作个性进行认知判断的,一般都来自作家好友。因此,考察诗人的交友及相关赠答作

品,是理解诗人个性、贡献的独特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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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杜甫是盛唐诗坛上最杰出的诗人,也是中国诗歌史上最伟大的诗人。在盛唐诗

坛上,李白的社交圈很大,“一生交游极多,全集中提到姓名的就有四百多人”[1],他重视友

情,其集中赠答诗甚多,如《于五松山赠南陵常赞府》诗云:“海上五百人,同日死田横。当

时不好贤,岂传千古名。愿君同心人,于我少留情。寂寂还寂寂,出门迷所适。长剑归乎

来,秋风思归客。”①李白才华过人,个性豪放,见多识广,道教信仰很突出,具有独特的个

性魅力,是时人追捧的对象。而杜甫则出生于官宦世家,在洛阳长大,“李邕求识面,王翰

愿卜邻”((《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江南逢李龟

年》),小小年纪就交游颇广;杜甫关心政治,积极入世,志在进取,“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

凰”(《壮游》),“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穷年忧黎元,叹息

肠内热”(《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天宝三载李白“乞归优诏许”(《寄李十二白二十

韵》)路过洛阳,杜甫以“文艺青年”身份与当时名满天下的李白一见如故———闻一多先生

发挥诗意的想象,认为他们的会面就如“青天里太阳和月亮走碰了头”[2]143,之后同游梁

宋、东鲁,“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从此杜甫对李白终身

难忘。由此,李、杜交往诗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最感人的诗篇,杜甫对李白的关怀被赞誉为

中国文学史上伟大的传奇。两位伟大诗人的交往及其性质从古代就受到关注②,甚至成

为当今大众的热点话题,但是,李杜交谊涉及的诗学与文化内涵还有待于进一步梳理讨

论。李白、杜甫彼此友情对等吗? 杜甫怎样认识李白? 彼此间态度的差异仅仅是由年龄、

身份、才华、阅历和性格的差异造成的吗? 与李白的交谊对杜甫有何特殊意义? 本文姑且

提出这些问题并试加以讨论,不当处祈请方家教正。

一、杜甫与李白的交往过程

唐开元十二年,李白离开蜀中,“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南穷苍梧,东涉溟海”(《上安州

裴长史书》),游历天下,广交朋友。据李白回忆,“囊昔东游维阳,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余

万,有落魄公子,悉皆济之。此则是白之轻财好施也”(《上安州裴长史书》),他性格如此豪

爽,加之才华惊人,所以很快声誉鹊起。著名道士司马承祯在江陵见到李白,赞誉他“有仙

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李白《大鹏赋》)。李白《赠汪伦》诗云:“李白乘舟将欲行,忽

闻岸上踏歌声”,真实地记载了生活在皖南偏僻山村、名不见经传的汪伦对李白追星般追

捧的场面。晚唐孟启《本事诗》记载,李白到长安,“舍于逆旅。贺监知章闻其名,首访之。

既奇其姿,复请所为文。出《蜀道难》以示之。读未竟,称叹者数四,号为‘谪仙’,解金龟换

酒,与倾尽醉。期不间日。由是称誉光赫。贺又见其《乌栖曲》,叹赏苦吟曰:‘此诗可以泣

鬼神矣。’”[3]99李白《对酒忆贺监二首》(其一)也记载了与贺知章传奇般的“偶遇”:“四明

有狂客,风流贺季真。长安一相见,呼我谪仙人。昔好杯中物,翻为松下尘。金龟换酒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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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本文引李白诗俱见詹锳主编《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亦不标注页码。

关于上个世纪及以前对此现象的研究,参见杨文雄《李白诗歌接受史》(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版)。

关于最新的研究,参见刘明华、吴增辉《杜甫对李白的解读历程———兼论李杜友谊》(《社会科学研究》2006年第4期)、霞

绍晖《世人皆欲杀 吾意独怜才———李白杜甫交谊考论》(《杜甫研究学刊》2013年第3期)、王恩全《唐代诗人李白与杜甫

友谊关系辨正》(《沈阳农业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程砚蓉《杜甫交往诗与唐代士人的人际交往》(安徽大学硕士学位

论文,2016年)等。由于缺少新资料的发现,对李、杜交往过程细节的还原研究很难推进,我们只能立足已有共识和基

本材料基础展开讨论。

却忆泪沾巾。”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诗句“昔年有狂客,号尔谪仙人”,明确提及此事。

天宝元年春正月,唐玄宗诏“前资官及白身人有儒学博通、文辞秀逸及军谋武艺者,所在具

以名荐”(《旧唐书·玄宗本纪》),经玉真公主荐举,玄宗乃下诏征李白入京,就任翰林供

奉,“既润色于鸿业,或间草于王言,雍容揄扬,特见褒赏”(李白《为宋中丞自荐表》),“名动

京师”(李白《为宋中丞自荐表》)。然而,好景不长,天宝三载,李白被唐玄宗“放归山”(李

白《为宋中丞自荐表》),此事后来被说成是“赐金归之”(李阳冰《草堂集序》)、“赐金放还”

(《新唐书·李白传》)———放逐与打击似乎变成优待,反而提高了李白的社会知名度。

洛阳是唐朝长安之外的另一个政治中心,李白往来经过洛阳。杜甫从小生活在洛阳,

肯定早已听说了李白的鼎鼎大名。开元十二年秋天李白离开荆门东下,作《秋下荆门》诗,

云“自爱名山入剡中”,可见其已游览了吴越①;《别储邕之剡中》诗云:“借问剡中道,东南

指越乡。舟从广陵去,水入会稽长。……辞君向天姥,拂石卧秋霜”。李白追随他景仰的

道士司马承祯到了天台山,其《天台晓望》诗:“天台邻四明,华顶高百越。门标赤城霞,楼

栖沧岛月。凭高远登览,直下见溟渤。”杜甫从开元十九年到二十三年漫游吴越,此时李白

早已离开越中,但李白的影响肯定在,杜甫已能感受到李白的魅力。因此,当李白离开长

安、路过洛阳,杜甫终于见到“自带光芒”的李白。

古代学者对杜甫与李白的初次见面地点并无具体说法,闻一多《少陵先生年谱会笺》

《杜甫》(俱收入《唐诗杂论》中)提出天宝三载李白与杜甫相会于洛阳,并作了诗意的发挥,

后来冯至、朱东润、陈贻焮、莫砺锋以及萧涤非等所撰杜甫传记皆从此说②。杜甫现存第

一首与李白相关的诗《赠李白》记录了他的第一印象:“李侯金闺彦,脱身事幽讨。”杜甫初

次见到李白,二人就分享了寻仙问道的经验。后来杜甫在《寄李十二白二十韵》中回忆当

时见到久仰大名的诗人李白的背景和激动的心情:“乞归优诏许,遇我宿心亲。”———可谓

一见如故,相见恨晚。

天宝三载夏秋间,杜甫和李白漫游梁宋,同游的还有高适。杜甫大历元年(766年)作

自传性诗歌《昔游》云:“昔者与高李,晚登单父台。寒芜际碣石,万里风云来”“不及少年

日,无复故人杯。赋诗独流涕,乱世想贤才。”《遣怀》云:“昔我游宋中,惟梁孝王都。”“忆与

高李辈,论交入酒垆。两公壮藻思,得我色敷腴。气酣登吹台,怀古视平芜。”杜甫对早年

和李白、高适同游梁宋的场景记忆犹新,他们登台怀古,发思古之幽情;推杯换盏,谈诗论

文,洒脱奔放,豪情满怀。杜甫当然也不是俗人,出身名门的杜甫从小就见多识广,“甫昔

少年日,早充观国宾。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李邕求识面,

王翰愿卜邻”(《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往者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徒,以我

似班扬。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

脱略小时辈,结交皆老苍。饮酣视八极,俗物都茫茫”(《壮游》)。但是,相对李白、高适而

言,杜甫是晚辈。但李白、高适非常欣赏年轻的杜甫,高适后来还给杜甫很多实在的帮助,

友谊持续一生。

天宝五载,李白已安家于鲁郡,杜甫来到兖州,二人相约同游东鲁,这是两人的第二次

相见[4]114。杜甫关心李白的修道经验,《赠李白》诗云:“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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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有关李白生平的表述,参见周勋初《李白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郁贤皓认为杜甫第一次与李白相见不是在洛阳,而是在梁宋,说见其文《李白交游杂考》,《南京师大学报》1982

年第1期。

洪”。他们还一起拜望隐士朋友,亲密无间,《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记载:“醉眠秋共

被,携手日同行”,“怜君如弟兄”。杜甫李白相处时,讨论诗歌创作经验是主要话题之一,

杜甫与李白分别进入长安,他还期待“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春日忆李白》),希望与

李白重逢并樽酒论文。杜甫在秦州时回忆当年相见的生活场景:“剧谈怜野逸,嗜酒见天

真。醉舞梁园夜,行歌泗水春。”(《寄李十二白二十韵》)

杜甫与李白在东鲁分别后,从此没有机会再见,李白的形象却深深刻在杜甫的心底,

让杜甫终身念念不忘。流落于秦州时,杜甫先后创作了《冬日有怀李白》《春日忆李白》《梦

李白二首》《天末怀李白》《寄李十二白二十韵》,在成都时创作了《不见》,晚年在夔州又创

作《昔游》《壮游》,在这些诗中都表达了他对李白性格、才华的理解和崇拜,以及对李白遭

遇的同情。《梦李白二首》其二:“浮云终日行,游子久不至。三夜频梦君,情亲见君意。”杜

甫对李白日思乃至夜想,深情如此。杜甫更关心李白的安危,“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

(《不见》),并且为已被朝廷定案的李白从永王李璘系狱事申冤抱屈,“五岭炎蒸地,三危放

逐臣。几年遭鵩鸟,独泣向麒麟。苏武先还汉,黄公岂事秦。楚筵辞醴日,梁狱上书辰”

(《寄李十二白二十韵》),不怕被牵连,这种鲜明而决绝的立场在李白的诗人朋友中十分

罕见。

晚唐孟启《本事诗》、五代王定保《唐摭言》等记载《戏赠杜甫》(“饭颗山前逢杜甫”),并

认为是李白嘲笑杜甫,“讥其拘束”,宋人王安石等据此以为李、杜“名既相逼迫,不能无相

忌也”(《说郛》卷二十五引)。当代学者郭沫若认为此诗确为李白所作,但不认为此诗有嘲

笑之意。郭沫若进而提出,杜甫对李白不够推崇,亦不够了解,“杜甫十分同情李白,毫无

问题”,“李白虽然年长十一岁,他对于杜甫也有同样深厚的感情。但他有关杜甫的诗不

多,只剩下四首,都是在漫游齐鲁时代的诗。其前其后应该还有作品,可惜散佚了。前人

爱以现存诗歌的数量来衡量李杜感情的厚薄,说杜厚于李,而李薄于杜。那真是皮相的见

解”[5]319-320。然郭沫若此论并非主流观点。

“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怜君如弟兄”(杜甫《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和“思君

若汶水,浩荡寄南征”(李白《沙丘城下寄杜甫》),反映了李、杜在一起的愉快经历,因此,宋

代以来大多学者否认《戏赠杜甫》为李白所作,且基本承认杜、李确实互相关心,结下了深

厚的友谊①。南宋蔡梦弼说:“(杜)甫与(李)白有夙契,故遇之相亲厚也。”(《杜工部草堂

诗笺》卷八)南宋洪迈说:“李太白、杜子美在布衣时,同游梁、宋,为诗酒会心之友。”(《容斋

随笔》四笔卷三“李杜往来诗”)民国时期著名学者顾随分析说,李白《沙丘城下寄杜甫》诗

最后两句“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气象之阔大、情绪之沉郁、意境之雄厚”,“不但与李

翰林平素飘逸的作风不同,简直和老杜一鼻孔出气”,而杜甫《春日忆李白》,“通首读来,也

并不是老杜平素的厚重的风格,而又很像太白一般的飘逸了。假使两个人交谊不厚,了解

不深,怕不能息息相通地起了共鸣到如此的田地的”[6]106。现代学者基本上都认为李、杜

关系亲密、友谊深厚。叶嘉莹发挥其师观点,以杜甫《赠李白》(“秋来相顾尚飘蓬”)为例强

调,尽管李白与杜甫为人为诗存在巨大差异,但“仍只是就其外表之相异者立论而已”,

“李、杜二家之足以并称千古者,其真正的意义与价值之所在,原来乃正在其充沛之生命与

耀目之光彩的一线相同之处,因此李、杜二公,遂不仅成为了千古并称的两大诗人,而且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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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也有相反的意见,认为李杜相互毁誉,非为会心之友,但这不是主流观点。参见霞绍晖《世人皆欲杀 吾意独怜

才———李白杜甫交谊考论》,《杜甫研究学刊》2013年第3期。

成为了同时并世的一双知己”[7]192。叶嘉莹不仅强调二人真诚的友谊,而且强调这种友谊

出自彼此对对方深刻而准确的认知。吉川幸次郎认为,“尽管(李杜)有着这样性格的不

同,但二人之间有着美好的友情。至少杜甫对李白的感情,甚为炽烈。而且,正如诗集本

身所示,这种炽烈性与年俱增”[8]212。日本学者兴膳宏说:“按照时间顺序来阅读杜甫思念

李白的诗歌,可以看出杜甫思念李白的情绪随着与李白分别后时间的增长而变得愈加痛

苦。这不愧为一本正经的杜甫所具备的真诚品格。大家一定都想知道,如果李白读到了

这几首诗竟会作何反应。然而,遗憾的是,在李白的作品中完全找不到丝毫线索。或许李

白与杜甫正相反,完全是一种随意的性格吧。”[9]123他也从性格的角度进行解释,承认二人

对彼此感情的差异或曰不对等性。陈尚君也认可二人有着深厚的友谊,并从性格气质的

角度解释了具体表现差异的原因:“杜甫是恋旧的诗人,此后至少有十多首诗怀念李白。

李白以自我为中心,是主观的诗人,诗中再也未说到杜甫。并非有矛盾,也非忘情,个性使

然而已。”[10]135

二、李、杜友谊的“不对等性”与杜甫“了解之同情”

仔细分析,李、杜交往并非一般友谊。李白是一个时代的“偶像”,同时代人对李白浪

漫气质和诗歌才华极为认可[11]33-47,如司马承祯感叹李白“有仙风道骨”(《大鹏遇希有鸟

赋》),贺知章叹为“谪仙人”;任华《杂言寄李白》:“古来文章有奔逸气,耸高格,清人心神,

惊人魂魄,我闻当今有李白。”“有奔逸气”指的是飘逸,“耸高格”指的是豪放①。虽然李白

交友广泛且友人对他都极为推崇,但李白却不断感叹:“兄弟尚路人,吾心安所从。他人方

寸间,山海几千重。轻言托朋友,对面九疑峰。多花必早落,桃李不如松。管鲍久已死,何

人继其踪。”(《箜篌谣》)“谷风刺轻薄,交道方崄巇。斗酒强然诺,寸心终自疑。”(《古风》其

五十九)李白始终生活在自我的世界,他觉得别人很难理解他,始终觉得孤独。他仰慕司

马承祯、孟浩然,真诚关心王昌龄等朋友。李白名作《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感情热烈,

但看起来只是借“王十二”来抒发有才不见用的愤懑而已———“一生傲岸苦不谐,恩疏媒劳

志多乖”,显然,李白能把对方当作倾诉对象,这当然属于友情的范畴。李白对他人态度确

实与正常的人际交往表现有些不同,见面时很热烈,分别后基本上都很平淡,对晚辈朋友

尤其如此,对杜甫也不会例外。

李白与杜甫交游,只在当时留下两首诗,此后再也没有提到杜甫,而杜甫却留下十多

首诗,从会面时的相赠,到自己流落江湖看不到李白的回应仍然继续写诗表达对李白的关

心和思念并持续多年,这种真诚的感情贯穿着杜甫与李白分别后的余生②,清代徐增论杜

甫《梦李白二首》:“子美作是诗,肠回九曲,丝丝见血。朋友至情,千载而下,使人心动。”

(《而庵说唐诗》)尽管根据现存诗歌赠诗数量的多寡判断亲疏关系并不可靠③,但数量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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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唐诗纪事》(卷四十五)说:“太白辞,天与俱高,青且无际,鲲触巨海,澜涛怒翻。”这几乎是对任华评论的阐释。

陈尚君教授在有关讲座中说:“李白是主观豪放的诗人,人生精彩纷呈,每天不断有新的朋友,很少静下来独自

回味往日友情;而杜甫最后十年绝大多数时间都处于独处的状态,有充分的时间回忆往事、记录友情。”从性格和各自实

际处境来说明对彼此友情的差异。

现存李白赠孟浩然诗有数首,却看不到孟浩然的回赠,如果据此判断孟浩然藐视李白,显然不符合事实。参见

拙文《孟浩然:好“卧”好“游”的隐士及其心理机制———兼论李白<赠孟浩然>诗对孟浩然的描述与认知》,《学术界》2023

年第3期。

持续时间的巨大差异仍能直观地表明李白杜甫彼此间态度的差异。李白和杜甫的友谊观

确实存在差异,李白对友谊理解一贯如此,但在杜甫的朋友圈中,杜甫对李白友情最为热

烈,比较特殊:“杜甫的关切于李白者多,李白关切杜甫者少的”[12]197,而比起其他朋友对

李白的感情,杜甫无疑是最为真诚、强烈的,甚至是绝无仅有的。李、杜之间绝非王安石所

谓“相忌”,相对而言,李白对杜甫只是一般的友谊(和对其他朋友没有区别),更非杜甫的

“知己”,而杜甫对李白却是极为热烈,这确实是一种不对等、不平衡的朋友关系。仇兆鳌

说:“太白集中,有寄少陵二章,一是《鲁郡石门送杜》,一是《沙丘城下寄杜》,皆一时应酬之

篇,无甚出色,亦可见两公交情,李疏旷而杜剀切矣。至于天宝之后,间关秦蜀,杜年愈多

而诗学愈精,惜太白未之见耳。若使再有赠答,其推服少陵,不知当如何倾倒耶?”(《杜诗

详注》卷一)裴斐说:“历史上高度评价并真正了解李白的,杜甫实为第一人”[13]37。

杜甫赠李白诗,不仅反映了杜甫对李白非同一般的推崇和热烈的友情,而且显示出他

对李白具有真诚的同情和深刻的理解,或者说,正因为理解,所以杜甫才对李白更加牵挂、

同情。以下从三方面分析杜甫对李白思想、命运、诗学的认知及其情感和态度。

(一)“号尔谪仙人”:杜甫对李白崇道思想及豪爽作风的认知

李白遭受唐玄宗赐金放还的打击,更加迷恋道教。保存至今的第一首与李白有关的

诗《赠李白》:

二年客东都,所历厌机巧。野人对膻腥,蔬食常不饱。

岂无青精饭,使我颜色好。苦乏大药资,山林迹如扫。

李侯金闺彦,脱身事幽讨。亦有梁宋游,方期拾瑶草。

诗歌突出表现了李白崇道的形象,揭示了李白的傲岸品格,并深以与李白有同好而兴奋。

杜甫似乎还没有认识到李白被赐金放还的失落感。

第二首《赠李白》云:

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

清代杨伦引用蒋金式语云此诗是“(李)白一生小像”(《杜诗镜铨》卷一)。钱谦益注“飞扬

跋扈为谁雄”曰:“按太白性倜傥,好纵横术……少任侠,手刃数人,故公以飞扬跋扈目之,

犹云‘平生飞动意’也。”(《钱注杜诗》卷九)说明李白修道并不如意,有劝诫意,似乎看到了

李白内心的不满而劝诫之,亦可见杜甫为友的真诚,故金圣叹云:“先生不惜苦口,再三教

戒,见前辈交道如此之厚也。”(《杜诗解》卷三)

杜甫进入长安后,参加一次送行聚会,他创作《送孔巢父谢病归游江东兼呈李白》:

巢父掉头不肯住,东将人海随烟雾。诗卷长留天地间,钓竿欲拂珊瑚树。

深山大泽龙蛇远,春寒野阴风景暮。蓬莱织女回云车,指点虚无是归路。

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

王嗣奭云:“此篇宛然游仙诗。”(《杜臆》卷二)借给他人赠诗的机会,表达对李白的思念,并

关心李白求仙问道的情况。

杜甫长安求仕期间创作《饮中八仙歌》,其中咏及李白:

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揭示了李白好酒的习性,以及桀骜不驯、豪放纵逸、傲视帝王权贵的思想性格。

(二)“斯人独憔悴”:对李白政治悲剧和人生命运的同情、辩护

李白崇尚道教,爱好自由,但也有深刻的入世政治理想。他在《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

中说:“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然而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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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搏,最后只获得了翰林供奉的荣誉性职务———在唐代的行政体制里不是正式的职位,而

且很快遭人嫉妒,被变相逐出宫廷。随着阅历的增长,杜甫开始关心李白的生活,并逐渐

注意到李白洒脱外表下的失落甚至悲愤。其《冬日有怀李白》诗云:

寂寞书斋里,终朝独尔思。更寻嘉树传,不忘角弓诗。

短褐风霜入,还丹日月迟。未因乘兴去,空有鹿门期。

其中“短褐风霜入,还丹日月迟”,表达了对李白住处不定、漂泊无依的同情。

杜甫辞去华州司功参军之职务,流落到秦州,而此时李白因为从永王李璘而遭到朝廷

惩处,杜甫开始对李白表达同情。杜甫亲身经历了朝廷斗争,对李白的遭遇更能感同身

受,以至于日思夜梦,情不自禁创作了多首诗表达对李白的同情和担心。《梦李白二首》

诗云:

浮云终日行,游子久不至。三夜频梦君,情亲见君意。

告归常局促,苦道来不易。江湖多风波,舟楫恐失坠。(其一)

出门搔白首,若负平生志。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

孰云网恢恢,将老身反累。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其二)

“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揭示了李白与周围环境的格格不入,“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

事”揭示了李白诗歌伟大成就与悲惨命运的极度不平衡。浦起龙云:“公当日文章契交,太

白一人而已。二诗传出形离精感心事,笔笔神来。”“次章纯是迁谪之慨。为彼耶? 为我

耶? 同声一哭!”(《读杜心解》卷一之二)

《天末怀李白》诗云:

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鸿雁几时到? 江湖秋水多。

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应共冤魂语,投诗赠汨罗。

浦起龙云:“太白仙才,公诗起四句,亦便有仙气,竟似太白语。五、六,直隐括《天问》、《招

魂》两篇。七、八,顾云:‘冤魂’指屈原。白得罪之枉,其心事惟原得以知之而语之,故欲白

投诗以问之也。”(《读杜心解》卷三之二)这首诗其实将李白晚年遭流放视同于屈原遭流放

的性质,这个判断堪称勇敢。在秦州创作的第三首诗《寄李十二白二十韵》说得更明确:

昔年有狂客,号尔谪仙人。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

声名从此大,汩没一朝伸。文彩承殊渥,流传必绝伦。

龙舟移棹晚,兽锦夺袍新。白日来深殿,青云满后尘。

乞归优诏许,遇我宿心亲。未负幽栖志,兼全宠辱身。

剧谈怜野逸,嗜酒见天真。醉舞梁园夜,行歌泗水春。

才高心不展,道屈善无邻。处士祢衡俊,诸生原宪贫。

稻粱求未足,薏苡谤何频。五岭炎蒸地,三危放逐臣。

几年遭鵩鸟,独泣向麒麟。苏武先还汉,黄公岂事秦。

楚筵辞醴日,梁狱上书辰。已用当时法,谁将此义陈。

老吟秋月下,病起暮江滨。莫怪恩波隔,乘槎与问津。

这首诗回顾了与李白相处的经历,并重点讨论了李白的经历和遭遇,而且用“笔落惊风雨,

诗成泣鬼神”两句,夸张而传神地揭示了李白诗歌的强大感染力;皮日休赞叹说:“言出天

地外,思出鬼神表,读之则神驰八极,测之则心怀四溟,磊磊落落,真非世间语者,有李太

白”(《刘枣强碑》),显然化用杜诗句意。唐代孟启《本事诗》云:(李白)“常出入宫中,恩礼

殊厚。竟以疏纵乞归。上亦以非廊庙器,优诏罢遣之。后以不羁,流落江外;又以永王招

152

礼,累谪于夜郎。及放还,卒于宣城。杜所赠二十韵,备叙其事。读其文,尽得其故迹。”影

响李白晚年最大的事件就是从永王李璘事。永王李璘是否有谋反的动机? 李白是否看透

了其野心而积极加入即所谓“从逆”? 现在学术界的主流认识是否定的[14],李璘被宣判为

“叛逆”遭镇压,其实是唐肃宗为了巩固个人权位而诬陷李璘,李白被系狱并遭流放是连带

所及。李白系狱浔阳,不得不哀哀求人,作《送张秀才谒高中丞》请求高适搭救,作《狱中上

崔相涣》请求崔涣帮忙,还在《万愤词投魏郎中》自诉“如其听卑,脱我牢狴。傥辨美玉,君

收白珪”,但都无效,最后还是他的好友宋之悌之子、时任江南西道采访史的宋若思救了李

白,李白出狱后写诗《中丞宋公以吴兵三千赴河南军次寻阳脱余之囚参谋幕府因赠之》感

谢宋若思,并按照宋若思的建议,上《为宋中丞自荐表》云:“属逆胡暴乱,避地庐山,遇永王

东巡胁行,中道奔走,却至彭泽。具已陈首。前后经宣慰大使崔涣及臣推复清雪……实审

无辜。”李白出狱后被流放夜郎,到了白帝城时才被赦免。“遇永王东巡胁行”,“实审无

辜”,这只是李白的自辩,并没有确认李白是被冤枉。但是,杜甫在诗中说“五岭炎蒸地,三

危放逐臣。几年遭鵩鸟,独泣向麒麟。苏武先还汉,黄公岂事秦。楚筵辞醴日,梁狱上书

辰”,将李白的遭遇视同于屈原、贾谊所遭受的冤屈,表彰李白和苏武一样忠于帝王,和朝

廷对李白的判断完全相左。清初学者查慎行云:“此诗前叙其文采风流,后辨永王璘之诬,

言之亲切。”(刘濬辑《杜诗集评》卷六)仇兆鳌《杜诗详注》(卷八)引王嗣奭语云:“此诗分明

为李白作传,其生平履历备矣。白才高而狂,人或疑其乏保身之哲,公故为之剖白。如‘未

负幽栖志,兼全宠辱身’及楚筵辞醴、梁狱上书数句,皆刻意辩明,与《赠王维》诗‘一病缘明

主,三年独此心’相同,总不欲使才人含冤千载耳。卢世 谓是‘天壤间维持公道’,保护元

气文字。”浦起龙云此诗“前十韵,叙其才名宠渥,以及去官之后,文酒相从。后十韵,伤其

蒙污被放。为之力雪其诬,诉天称枉。……语语见肝膈”(《读杜心解》卷五之二)。应该承

认,杜甫这种说法在当时十分大胆,既出自彼此间真诚的友谊,更出于对李白为人的一贯

了解,因此才坚信李白的清白。

杜甫流落成都,当时李白因为从永王李璘事而遭唐肃宗拘禁,杜甫创作了《不见》,表

达了对李白命运的担忧:

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

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

“世人皆欲杀”,说得比较极端,确实也揭示了李白晚年因从永王李璘而遭拘禁、审判和流

放的不幸命运。

(三)“飘然思不群”:杜甫对李白诗学渊源、创作规律及才华、风格的揭示

杜甫生当盛唐诗歌高度繁荣时刻,前辈诗人给他提供了丰富经验,他在学习创作过程

中特别重视理论总结和思考,他对交往的诗人作品都做过研究思考①,李白作为他景仰的

诗人自不例外。早年,他与李白一起相聚,在《与李十二同寻范十隐居》中提出:

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

后来进入长安的第一个春天里,杜甫创作了《春日忆李白》,诗云:

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

153

① 杜甫喜欢论诗,参见罗庸《少陵诗论》(《杜甫研究论文集》一辑,中华书局1963年版)、金启华《李、杜诗论的比

较》(《文艺理论研究》1980年第2期)以及王运熙、杨明主编《中国文学批评通史》(魏晋南北朝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年版)等。

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①

这和李白一贯的诗学观念和口号不完全一致,可见杜甫的直率和见识。宋代笔记小说记

载王安石认为杜甫以阴铿比李白,是贬低李白,王此说无据。朱鹤龄云:“公与太白之诗,

皆学六朝,前诗以李侯佳句比之阴铿,此又比之庾鲍,盖举生平所最慕者以相方也。王荆

公谓少陵于太白,仅比以鲍、庾,阴铿则又下矣。或遂以‘细论文’讥其才疏也,此真瞽说。

公诗云‘颇学阴何苦用心’,又云‘庾信文章老更成’,又云‘流传江鲍体,相顾免无儿’,公之

推服诸家甚至,则其推服太白为何如哉! 荆公所云,必是俗子伪托耳。”(《杜工部诗集辑

注》卷一)杜甫用阴铿比李白,当然是称颂李白诗,并且反映出杜甫个人独特的诗史观念和

诗学追求———重视“佳句”。杜甫还说:“佳句法如何”(《寄高三十五书记》),讲究句法是近

体诗写作的基本要求之一。阴铿是梁、陈时期著名诗人,与何逊齐名,张溥《汉魏六百三家

集·何记室集题词》云:“何仲言(何逊)文名齐刘孝标,诗名齐阴子坚。”阴铿诗歌反映近体

诗生成进展,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说得很准确:“阴子坚诗声调既亮,无齐、梁晦涩之习,

而琢句抽思,务极新隽;寻常景物,亦必摇曳出之,务使穷态极妍,不肯直率。”概括地说,阴

铿诗歌不仅音韵流畅,而且讲究技巧,努力做到情景结合,长于五言诗,声律上已接近唐律

诗,如《晚出新亭》:“大江一浩荡,离悲足几重? 潮落犹如盖,云昏不作峰。远戍唯闻鼓,寒

山但见松。九十方称半,归途讵有踪?”对仗工整,音韵和谐,语言清丽。杜甫《解闷十二

首》(其七)自称“颇学阴何苦用心”。李白明确反对六朝诗风,他说“大雅久不作”“正声何

微茫,哀怨起骚人。扬马激颓波,开流荡无垠。废兴虽万变,宪章亦已沦。自从建安来,绮

丽不足珍”(《古风》其一),对谢朓的评价算是一个例外,“中间小谢又清发”(《宣州谢朓楼

饯别校书叔云》)———他公开赞美谢朓。李白确实不太重视从建安经六朝永明体到初盛唐

成熟并蔚为大宗的近体律诗的创作,李白诗歌追求“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经乱离后

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不太注意形式,不认可魏晋六朝整体上追求

形式雕琢的风气。杜甫却基于个人经验②,别具只眼,指出李白诗歌创作的一个大秘密,

发现李白和唐人一样学习了前人的经验,除了李白“夫子自道”学习了谢朓之外,还学习六

朝诗人阴铿、鲍照、庾信。实际上,“(李)白前后三拟词选,不如意,悉焚之。唯留《恨、别

赋》”(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十二《语资》),《文选》代表着六朝诗歌美学观点,并为唐人

所继承。鲍照、阴铿、庾信虽有不同,但也学习六朝诗歌的经验。李白诗歌特别是绝句和

乐府诗无疑又充分借鉴继承了六朝诗人的创作经验,李白诗歌写景的清丽与文字的自然

流畅,是学习了他所景仰的诗人谢朓的诗歌(王士祯《论诗绝句》云,李白“一生低首谢宣

城”),李白的名作《行路难》与鲍照《拟行路难》继承关系非常明显,李白《古风》抒写政治怀

抱与阮籍《咏怀诗》、庾信《拟咏怀》继承关系亦十分清晰,总体上李白诗歌的自然清新流丽

之风延续了建安以来“诗赋欲丽”的发展大势。《杜甫春日忆李白》还显示了杜甫的青春意

气,说明他当时对李白内心的幽愤还不够理解。他十分崇拜李白的诗歌创作,故希望有机

会再向他请教、与他讨论。此诗除了指出李白诗歌与六朝诗人鲍照、庾信诗歌的密切关

联,还揭示了李白诗歌创作“飘然思不群”———具有出人意表的丰富想象力,并将李白推为

当今第一人(“白也诗无敌”)。

154

①

②

宋人罗大经以为“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乃杜甫以为李诗有 “欠缜密”(《鹤林玉露》卷十六),此说未免深文

周纳。

关于杜甫对六朝诗人的态度和认知,参见拙稿《诗史运动与作家创造———杜甫与六朝诗歌关系研究》,安徽教

育出版社2002年版。

在长安创作的第二首涉及李白的诗歌《苏端薛复筵简薛华醉歌》,诗云:

座中薛华善醉歌,歌辞自作风格老。近来海内为长句,汝与山东李白好。

何刘沈谢力未工,才兼鲍昭愁绝倒。

仇兆鳌《杜诗详注》(卷四)引计东语云:“长句,谓七言歌行,太白所最擅场者。太白长句,

其源出于鲍照,故言何刘沈谢,但能五言,于七言则力有未工,必若鲍照七言乐府,如《行路

难》之类,方为绝妙耳。”最早明确揭示李白歌行体诗歌的成就。

第三首《饮中八仙歌》,吟咏了“饮中八仙”之一的李白:

李白一斗诗百篇。

直观而夸张地揭示了李白诗歌创作与酒的密切关系。

杜甫在秦州创作的《天末怀李白》,不仅表达了对李白晚年悲剧命运的同情,揭示了李

白从永王李璘被惩戒如屈原之爱国而遭流放,为李白洗冤,为李白案定性,而且揭示了李

白诗歌创作与命运的关系“文章憎命达”,揭示了普遍而深刻的诗学规律。杜甫这种说法

其实反映了中国诗学的共识。屈原《九章·惜诵》说:“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司马

迁提出“发愤著书”(《报任安书》),杜甫之后,韩愈提出了“不平则鸣”(《送孟东野序》),欧

阳修提出“诗穷而后工”(《梅圣俞诗集序》)。可见杜甫对李白诗歌和文学创作普遍规律的

深刻认识。

《梦李白二首》“千秋万岁名”一句,对李白的诗歌成就做出了综合判断,为后代学者充

分肯定,堪称定论,证明了杜甫的远见卓识。

综上,杜甫对李白诗歌的评价,准确而深刻地揭示了李白本人诗歌的特点、成就,同时

也具有普遍意义———包括文学史的问题和诗学理论的问题,比如唐代诗歌与六朝诗歌的

内在关联、作家生活与创作的复杂关系等。杜甫的这些思考,既是李白创作成就的反映,

也是杜甫创作成就和理论思维能力的体现。

当然,也必须注意到杜甫对李白的认识有着历时性的变化。杜甫开始接触李白时单

纯关注李白的道教信仰,后来关注李白的生活处境与遭遇,认识逐渐深刻,原因是杜甫、李

白处境的变化,以及由此带来认识的改变。李白与杜甫初次洛阳相遇时,李白刚刚经历了

过山车似的两种心情体验———被诏入宫(极度激动)却又很快被放逐(极度失落),李白对

诏入宫中充满着无限自豪,其在任时创作《驾去温泉官后赠杨山人》云:“一朝君王垂拂拭,

剖心输丹雪胸臆。忽蒙白日回景光,直上青云生羽翼。幸陪鸾辇出鸿都,身骑飞龙天马

驹。王公大人借颜色,金章紫绶来相趋。”《为宋中丞自荐表》中也回忆说:“天宝初,五府交

辟,不求闻达,亦由子真谷口,名动京师。上皇闻而悦之,召入禁掖。既润色于鸿业,或间

草于王言,雍容揄扬,特见褒赏。”无限荣耀之感溢于言表。但是,朝廷中错综复杂的人际

关系和政治斗争显然不是自由洒脱的李白所能适应的,其《赠崔司户文昆季》诗云:“布衣

侍丹墀,密勿草丝纶。才微惠渥重,谗巧生缁磷。”《书情赠蔡舍人雄》云:“蛾眉积谗妬,鱼

目嗤玙璠。白璧竟何辜,青蝇遂成冤。”《翰林读书言怀呈集贤内诸学士》云:“青蝇易相点,

白雪难同调。本是疏散人,屡贻褊促诮。”最后他看清了朝廷政治的阴暗,《鸣皋歌送岑征

君》云:“鸡聚族以争食,凤孤飞而无邻。蝘蜓嘲龙,鱼目混珍。嫫母衣锦,西施负薪。若使

巢由桎梏于轩冕兮,亦奚异乎夔龙蹩躠于风尘?”李白在朝廷并不愉快的经历,使得他对自

由生活更加渴望,对仙道也更加向往。显然,杜甫此时看到李白身上的光环,却没看到李

白内心的幽愤感受,在杜甫心目中,李白只是一个追求自由、豪爽浪漫的道教徒和才华横

溢的伟大诗人,因此,杜甫对李白的理解不免幼稚。天宝五载,李白与杜甫在东鲁过从,李

155

白留下两首赠予杜甫的诗:《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沙丘城下寄杜甫》①,一送一寄,可见

李白对杜甫也怀有很深的感情,“李白对杜甫的感情很深沉,当是惺惺惜惺惺吧。李白比

杜甫年长十一岁,曾任翰林供奉,得到过皇帝的赏识,在京城里博得了很大的声名,杜甫其

时还未成名,李白这时以平等的态度关怀他,必然会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4]115。尽管如

此,仍然可以确认,杜甫此时对李白的理解是不够深刻的,只是后来随着时代环境的变化

和阅历的增加,对社会、对生活的理解逐渐深化,他对李白个性、命运及其诗歌创作特点、

成就的理解才逐渐深刻、全面。

概言之,杜甫关怀李白,心思细密,周到体贴,对李白诗风和诗歌才华不是一般的尊重

和赞叹,而是进行了深刻的解读;对李白的经历,不是一般性地关心与同情,而是努力帮助

他申冤。虽然对李白生前生活和创作影响而言,以杜甫当时的地位确实不能发生多大作

用,但是,对认识李白、理解李白而言,杜甫的认识堪称精准、全面而深刻,可谓“古今一人

而已”(借用苏轼《书吴道子画后》论吴道子绘画语)。

三、杜甫同情、推崇李白的思想本质与历史意义

杜甫如此“不计回报”、一厢情愿地关心李白②、推崇李白,对李白感情之深厚,对李白

其人其诗特点认识精准、深刻,这在李白朋友中可谓绝无仅有,在古代人际交往中也极其

罕见。杜甫与李白的思想、性格、才能、诗歌艺术反差很大,但是,杜甫如此关心李白,从一

般意义上看,这当然充分证明了李白飘逸人格与绝世才华的巨大吸引力,说明杜甫非常热

爱诗歌、热爱诗歌天才,而从深层意义看,李白为人为诗的独特精神对杜甫成长具有独特

的作用,杜甫对李白的关注、推崇,乃是基于杜甫思想和诗学的双重需求,具有重要的思

想史和诗史意义。

其一,关心李白其人,反映杜甫作为儒家思想信仰者的仁者情怀和宽厚包容的气质。

闻一多曾描述并感叹杜甫初见李白的过程,他在1928年发表的《杜甫》一文中,以一个诗

人的激情与想象评论道:

我们该当品三通画角,发三通擂鼓,然后提起笔来饱蘸了金墨,大书而特书。因为我

们四千年的历史里,除了孔子见老子(假如他们是见过面的),没有比这两个人的会面,更

重大,更神圣,更可纪念的。我们再逼紧我们的想象,譬如说,青天里太阳和月亮走碰了

头,那么,尘世上不知要焚起多少香案,不知多少人要望天遥拜,说是皇天的祥瑞。如今李

白和杜甫———诗中的两曜,劈面走来了,我们看去,不比那天空的异瑞一样的神奇,一样的

有重大的意义吗?

[2]143-144

很多评论者只关注闻一多的诗人想象与激情,却忽略了其中所包含的深刻思想。闻一多

用中国文化史上孔子与老子会见的重要意义比拟杜甫与李白相见,颇有深意,老子、孔子

分别是构成中国文化两大思想体系的道家和儒家的创始人,对中国文化之影响无出其右

者,而李白、杜甫在中国诗歌史上的贡献、影响亦无出其右者,两场会见的重要性确实相

156

①

②

学术界对《戏赠杜甫》(“饭颗山头逢杜甫”)是否伪作,一直存在激烈的争论。另外一首诗《秋日鲁郡尧祠亭上

宴别杜补阙范侍御》(“我觉秋兴逸”),有些学者认为是李白赠杜甫之作,但洪迈认为此诗及《戏赠杜甫》皆非李白所作,

因为当时杜甫还不是“补阙”(《容斋随笔》四笔卷三)。

他没有得到李白的信息,如《天末怀李白》诗云“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不见》诗云“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

哀”,表明李白没有赠诗回赠给他。

侔———这是常见的理解,但是,闻一多的评论还有第二重意义:孔子见老子,是实有其事还

是传说及其影响,至今还是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姑且不论,但可以明确的是,李白是道教

徒,而杜甫则是儒家思想的虔诚信仰者,他们相见时的思想身份正如道家的老子与儒家的

孔子。杜甫与李白这场文化史上伟大的交往,从思想史的角度看到底有什么独特内涵与

意义? 闻一多没有进一步解释,但这个比拟本身却极具启发性。

杜甫是一个儒家信仰的坚定践行者,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说,杜甫对李白的关心,反映

了他的忠厚、宽容。这是古今学者一致的看法,如明代学者唐元竑云:

公诗为李作者无一不佳,此篇(按,指《天末怀李白》)与“秋来相顾”一绝(按,指《赠李

白》)、《梦李白》二首尤为警拔。然悉考诸作,题曰“赠李白”者凡二,最后“寄李白”者一而

已,余皆曰“怀”、曰“忆”、曰“梦”、曰“不见”,公自驰想,李未必知,亦如《次元道州诗》“不必

示元”。此公厚处,亦公高处,而李之不一一具答,亦可无讶矣。(《杜诗捃》卷一)

从本质上说,杜甫的思想认识、文化性格来自儒家信仰和仁者情怀,是杜甫对儒家道

德信仰的现实践行。晚唐祝元膺《书怀奉放诸从事》诗云:“杜甫一身怜李白,应缘孔圣道

才难。”(日本上毛河世宁编著《全唐诗逸》卷上)杜甫自述其社会理想是“致君尧舜上,再使

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前一句内涵很受人关注,但后一句“再使风俗淳”的

内涵亦不可忽视,如陈弱水所言,“再使风俗淳”的期望“立足于儒家移风易俗的传统”“在

杜甫的作品中,‘风俗淳朴’指的大约就是百姓生活安乐、心底素朴的境地”“儒家移风易俗

的理想,除了在除浇风、归淳厚,还讲求伦理教化,希望人民能够知礼仪、讲孝悌”①。因

此,人们的互相尊重与互助,人际关系的和谐,正是杜甫社会理想的重要内容。在杜甫眼

中,开元盛世的重要标志除了皇帝仁明圣德、大臣忠诚贤能,还有经济繁荣、国力强大、社

会太平有序:“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

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以及“男耕女桑不相失,宫中圣人奏云门。天下朋友皆

胶漆”。所以,杜甫基于虔诚而坚定的儒家情怀,践行以义相交,必然关心李白、同情李白。

其实,我们放大来看,杜甫对所有人都是热情关怀的,因此他才能写出“三吏”“三别”,才会

发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呼声,杜甫这种爱心甚至惠及他身边的动

植物。在李、杜关系中,杜甫对李白的关怀、同情、理解、推崇,称得上是唐代伟大的友谊,

也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友谊,是以义相交君子之风的典范。

李白不是一般的个体,而是一个虔诚的道教徒,杜甫向李白学习修道,也反映了唐玄

宗开元末期沉迷道教导致的社会崇道风气,后来杜甫放弃修道却依然关怀李白,则反映了

杜甫对道教的尊重、宽容,反映了盛唐时期儒、释、道互相尊重、共存的思想格局。杜甫是

儒家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同时对道教及佛教也很感兴趣[15],这种尊重、包容的结果必然是

互相吸收、融合,宋代理学正是儒家吸收了佛、道思想才出现在思想史舞台上的,所以,杜

甫不仅是唐宋“儒学复兴运动的先声”[16]282,而且也代表儒家思想对佛、道的宽容、吸收,

反映儒学思想的新变。

顾随以李白《沙丘城下寄杜甫》为例,说明李白对杜甫确实也颇为关心———李白对杜

甫的态度与其他人相比并无特殊,但是,从诗歌数量来看,以及从感情表达的方式和程度

来看,相比李白对杜甫以及相比杜甫对其他人,杜甫对李白最为尊重、关心、同情、理解,确

实存在不对等性,这种不对等性的形成原因,既与一般世俗的礼仪有关,更与二者的性格

157

① 陈弱水《思想史中的杜甫》,(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十九本第一分(1998年)。

有关,还与思想信仰有关。杜甫对李白的关怀、崇拜,首先来自二者对社会角色礼仪的理

解与遵从,即二人年龄的差异和相识相处时身份、经历、诗歌才华的巨大差异。杜甫算是

李白的后辈,李白是杜甫的前辈和偶像———李白年龄长于杜甫11岁,杜甫见到李白时,李

白已在宫廷工作过,而且是名满天下的著名诗人,杜甫对李白完全是仰视,所以,杜甫更热

情,更真诚,更加尊重李白、理解李白。其次,来自二人性格气质差异。大多数学者都注意

到李白性格的与众不同,“豪侠、浪漫的个性,加之天赋才华、良好的教育,使他常常有自命

不凡的特异感和优越感,耻于与常人为伍”[17]367———李白自我,杜甫关注社会;李白十分

自信,杜甫非常谦虚;李白热情,杜甫忠厚;李白洒脱,杜甫执着①,不过,我们要补充说明

的是,两位伟大诗人的性格气质根本上还是受制于各自思想信仰,形成杜甫宽厚性格的根

源是儒家思想,造成李白洒脱、自负、孤独性格的根源是其强调自我、遗世独立的道家

思想。

其二,崇拜李白之诗,反映了杜甫对以李白为代表的盛唐激情、浪漫、自由时代精神的

接受。

盛唐时期政治的清明、经济的相对繁荣、思想的解放、对外交流的活跃,集中表现为特

定时代的诗歌风格即“盛唐气象”,也就是“蓬勃的思想感情所形成的时代性格”[18]26。“盛

唐气象”的内涵,按照现代学者的描述就是宏伟气魄、进取精神、开阔的胸怀、健康的情趣,

以及多姿多彩的艺术风格。“盛唐气象”固然有歌颂盛世的一面,但这并非其表现的全部。

从内容来看,李白诗歌有歌颂盛世的一面,他最好的诗歌却是批判那个时代的社会问题,

批判“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行路难》其二)、“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古风》其十

四)的不合理、不公平的社会制度,抒发怀才不遇的幽愤[19]98,然具有“宏伟气魄、进取精

神、开阔的胸怀、健康的情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李白其人其诗是盛唐时代的产物,是

“盛唐气象”的最佳代表,李白独特的个性和诗风浓缩了那个时代浪漫主义的核心品质。

在杜甫与李白相处那个阶段,杜甫在思想和诗歌创作方面都受到李白的影响。清人

杨伦《杜诗镜铨》引用清初学者李因笃对于杜甫赠李白诗的一些评论,比如论《赠李白》(二

年客东都)是“雅调亦近太白”,论《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是“同李白便类太白诗”,这

似乎是说,有意识地模仿对方风格写作赠诗,是杜甫向李白致敬的一种方式。王瑶说:“歌

咏游侠和求仙,是李白诗中的两个重要题材,也是他的一种要求解脱社会羁绊的精神的寄

托,在杜诗中就表现得很少;但在这一时期,在李、杜交往的这一时期,杜诗中也有了歌咏

游侠和求仙的风格比较豪放的诗歌,这应该说多少是受了李白的影响的。”“在李、杜交往

的这一段 时 间 内,杜 甫 是 为 李 白 的 风 度 气 概 所 吸 引 了,于 是 他 也 痛 饮 高 歌,求 仙 访

道。”[20]58郭沫若认为杜甫受到李白影响,寻仙访道,并且创作歌行体诗②。但是,与李白

分别之后,他的诗歌也没有继续模仿李白,而从人生道路的选择来看,杜甫并未因此改变

初心,他很快来到长安,始终不渝追求“奉儒守官”的人生目标和价值实现,并且在安史之

158

①

②

这个问题引申出另外一个重要诗学命题即李杜优劣论,而李杜优劣还引申出一个更大的话题就是唐宋诗之

争。应该说,李杜优劣是一个审美价值问题,而非诗学命题。李、杜各有所长,从优劣角度比较是一个世俗性话题,不是

严肃的学术命题。南宋著名诗论家严羽《沧浪诗话》有持平之论:“李、杜二公,正不当优劣。太白有一二妙处,子美不能

道;子美有一二妙处,太白不能作。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太白《梦游天姥吟》《远别离》等,

子美不能道;子美《北征》《兵车行》《垂老别》等,太白不能作。论诗以李、杜为准,挟天子以令诸侯也。少陵诗法如孙吴。

太白诗法如李广。”(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66-170页)

郭沫若《李白与杜甫》有详论。关于杜甫对李白诗歌的学习,耿元瑞《李白对杜甫的主要影响》、黄国彬《李白对

杜甫的影响》等文有详细讨论,参见杨文雄《李白诗歌接受史》第51-52页论述,(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版。

乱爆发后迎来了他诗歌创作的高峰,“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

势聊短述》)、“晚节渐于诗律细”(《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极度重视诗歌的锻炼和技

巧,并确立了“沉郁顿挫”的典型风格,创作出“三吏”“三别”等被后代誉为“诗史”的现实主

义作品。因此,有学者着眼于杜甫思想与创作的这些鲜明特点,相较于李白以及盛唐主流

诗歌的不同,将杜甫定性为不属于盛唐诗人,视之为从盛唐向中唐过渡的特定“转折时期”

乃至中唐时期诗人①。

然而,杜甫对李白持续多年的关怀、同情、推崇、理解,即使自己身陷生活困境也不改,

与李白心心相印、惺惺相惜,既显示出杜甫的同情心,显示杜甫对诗歌创作的高度重视,更

显示出其对李白人生实践和诗歌创作所浓缩的盛唐时代独有的浪漫气质和自由精神的推

崇。这种诗性气质和精神在杜甫后来的行动和诗歌创作中有着深刻的传承,其实也构成

了杜甫生命和诗歌内容最深层的底色:杜甫的生活与创作激情、政治上不气馁的理想主

义、坚守自我的人格追求。换言之,杜甫生命活动与文学创作的根本精神和李白一脉相

承。事实上,杜甫出生于唐玄宗即位之年,他经历了开元盛世的全过程,这个过程正是他

学习、成长的关键阶段,正是在这个阶段他确立了人生观、价值观和诗学理想,尽管他创作

的高峰是在安史之乱爆发后才出现的,但是盛唐时代给他提供了基本的思维模式和表达

模式即精神动力、创作方法,这种理想主义精神及其从小受“奉儒守官”的儒学教育、中原

暨洛阳的政治文化传承,与安史之乱的社会现实剧烈碰撞,才导致其独具特色的人格思想

和诗风的诞生。因此,可以说杜甫主观的思想感情乃至诗歌艺术经验是盛唐盛世孕育的

结果,只不过他诗歌外在的内容和盛唐流行或主流诗歌如王维、孟浩然、李白不同,是盛唐

精神另外一种表现而已[21]——— 一座悲壮沉雄的高峰,诚如袁行霈所说:“杜甫以盛唐人

的眼光和气魄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社会的动乱、人民的疾苦。”[22]126

人是社会性动物,诗人思想的成长、文学的成长需要各种条件,家庭传统、地域文化、

阅读经验是基础,时代环境更不可少,外在的社会条件往往直接通过人际交往而产生作

用,社交圈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在李白朋友圈中,论地位、论对李白的影响,显然

杜甫不是重要人物,但是在杜甫的生命历程中,李白的出场与影响完全不可或缺。孙康

宜、宇文所安主编《剑桥中国文学史》说:“自从安史之乱以来杜甫基本上是个与众隔绝的

诗人,在社交赠答的语境之外发展起他自己独特的风格,而唐诗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这种社

交语境所限定的。他在成都时期的诗歌常有一种用轻描淡写的语调表达出来的轻快,完

美的形式控制和幽默的独白达到了平衡。”[23]365杜甫的成长,离不开环境的影响,离不开

与李白的交往,虽然他与李白相处时间甚短,但是,李白的精神气质始终是他学习的榜样。

概言之,在李白奔放的生命历程中,杜甫可有可无,但是,在杜甫艰难的生命历程中,李白

的出场必不可少。

总之,李杜交谊是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上极其重要的现象,杜甫对李白的感情堪称中

国文化史上伟大的友情之一,是儒家倡导的以义相交的典范。李、杜是盛唐时代的文化巨

人,这两个生命体验极其丰富的个体的友谊及其诗歌,既闪耀着人性的光辉,也透露出思

想与文化的深层秘密。

159

① 参见罗宗强《唐诗小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承袭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的理念,设置了“杜甫

与中唐诗歌”专节。

[参 考 文 献]

[1] 郁贤皓.李白交游杂考[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1):30-35.

[2] 闻一多.唐诗杂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3] (唐)孟启.本事诗[M].董希平,程艳梅,王思静,评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

[4] 周勋初.李白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

[5]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 第四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6] 顾随.顾随全集:卷三 论著[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7] 叶嘉莹.迦陵论诗丛稿[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

[8] [日]吉川幸次郎.中国诗史[M].章培恒,骆玉明,等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6.

[9] [日]兴膳宏.杜甫:超越忧愁的诗人[M].杨维公,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2.

[10] 陈尚君.诗唱大唐[M].南京:凤凰出版社,2021.

[11] 杨文雄.李白诗歌接受史[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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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袁行霈.中国文学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

[23] [美]孙康宜,[美]宇文所安.剑桥中国文学史[M].刘倩,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OntheFriendshipbetweenLiBaiandDuFuandItsSignificance

WUHuai-dong

(CollegeofLiberalArts,AnhuiUniversity,Hefei230039,China)

Abstract:ThefriendshipbetweenLiBaiandDuFuisconsideredanimportantliteraryandcultural

phenomenon,anditssignificancegoesfarbeyondordinaryinterpersonalrelationships.Thefriendship

betweenthetwoisagreatbondinthehistoryofChineseliteratureandculture,andisa model

advocatedbyConfucianismfortheintersectionofrighteousness.Specifically,comparedtoDuFu’s

hospitalitytowardshim,LiBailavishesnoequalresponse,thoughheisveryconcernedaboutDuFu.

InLiBai’ssocialcircle,DuFuisjustonecommonfriend;inDuFu’ssocialcircle,LiBaiisthe

friendhe wantsto makeatthefirstsight.Du Fuadmires LiBai’stalentandtemperament,

understandshispoemsandhimasapoet,sympathizeswithLiBai’sexperiences,andevendefends

forhim.ThisfullydemonstratestheimmensecharmofLiBai’selegantpersonalityandunparalleled

talent.DuFu’sadmiration,care,sympathy,andunderstandingofLiBaialsoreflectDuFu’sunique

ideologicalqualitiesandspiritualneeds,whichplaysauniqueroleinDuFu’sgrowth,thusbearing

importantsignificanceinideologicalandpoetichistories.

Keywords:LiBai;DuFu;friendship;giftpoem;thespiritofagentleman

[责任编辑 阳 欣]

160

第60卷 第2期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Vol.60 No.2

2024年3月 JournalofGuangxiNormalUniversity(PhilosophyandSocialSciencesEdition) Mar.,2024

doi:10.16088/ji.ssn.1001-6597.2024.02.012

[收稿日期]2023-12-26

[作者简介]陈胜前(1972—),男,湖北嘉鱼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考古学理论、考古学思

想史。

中国考古学的重大课题

陈胜前

(中国人民大学 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北京 100872)

[摘 要]学术重大课题是引领学科发展的具有前瞻性的方向标。2014年美欧考古学界就未来25

年的考古学发展推出了25个重大课题,在国际考古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同样有必要探讨中国考古学的

重大课题。分析中国考古学的重大课题需要结合学科所处的内外背景关联。回顾百年中国考古学发展,

可以看出不同阶段重大课题的引领作用,最终指向是要建立自主学术体系。展望未来,主导中国考古学发

展的时代精神应该是超越,包括摆脱对西方学术体系的依赖,建立中国考古学的主体性;超越既有的主流

范式,拓展学术领域;超越考古学的学科范畴,参与讨论与人类社会发展相关的重大问题;超越中国的研究

范围,研究世界文明等。归根结底,是要建立一个具有创新与开拓能力的自主学术体系。

[关键词]考古学理论;重大课题;自主学术体系;内外背景关联

[中图分类号]K8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597(2024)02-0161-10

学术研究的目的是要解决问题,具有前瞻性的研究课题能够有效引导学科的发展。

20世纪50年代,范内瓦·布什与拉什·霍尔特(VannevarBushandRushHolt)发表《科

学:无尽的前沿》[1],直接决定了此后半个多世纪美国的科技政策、科学发展的路径与走

向,帮助美国摆脱了对于欧洲基础研究与人才的依赖,成就了美国科技强国的地位。这一

成功的实践带来了示范性效应,自然科学界周期性地会提出哪些前沿课题值得研究[2],积

极主动地去探索课题。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也有类似的尝试,每年的国家社科基金申

请开始之前都会发布课题指南,提出一些重要的学术课题供申请者参考;在重大项目的申

请上,还让申请者提出重要的学术课题,经过遴选后,再次招标。其思路也是希望尽可能

获得重要且切实可行的学术课题。20世纪80年代,苏秉琦就中国考古学的重大课题先

后发表观点,提出中华文明探源“古文化—古城—古国”的思路[3],强调要研究“三中问题”

(中华民族、中华国家与中华文化的由来)[4],对后续中国考古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当前中国考古学发展迅速,学科发展面临范式转型的巨大压力,在此情形下,讨论学科的

重大课题无疑是非常必要的。这里拟从分析美欧考古学界提出的重大课题出发,探讨考

古学重大课题建立的原则,然后结合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讨论未来中国考古学重大课题的

选项,以期为确定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方向提供参考。

161

一、《美国古物》(AmericanAntiquity)所提出的重大课题

2014年《美国古物》杂志发表一篇名为《考古学面临的巨大挑战》的文章[5],引发学界

的广泛关注,《美国科学院会刊》(PNAS)同时发表了该文的纲要[6]。按照文章作者的说

法,他们是受到美国国家科学基金创新计划(SBE2020)的启发,针对北美与欧洲的考古学

界发起网络调查,问题是“未来25年考古学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什么?”在2012年4月1日

至6月30日之间,他们总共收到181份回复,确认了191个挑战,经过合并归类之后,得

到如下25个大问题:

(1)人类社会的首领是如何出现的? 他们又是如何维系自身并改变社会的?

(2)社会不平等是如何出现、发展、维系以及消失的? 为什么会如此? 又造成了什么

样的结果?

(3)为什么市场制度(贸易交换)会出现、持续、演进以及偶尔还会失败?

(4)人类成员中是如何形成不同规模社会组织的? 这些组织又是如何限制其成员行

动的?

(5)小型人类社会如何以及为什么会发展成为地域与人口规模更大、政治上更复杂的

社会?

(6)史前与历史城市遗址的系统调查如何反映推动城市化的社会与人口机制?

(7)冲突———内部纷争与外部战争在复杂文化演进中的作用是什么?

(8)社会多样性为什么能够存在?

(9)社会与环境多样性对于社会弹性的产生有怎样的作用? 不同规模的社会分别有

着怎样的影响?

(10)我们是否可以建立适用于不同文化的社会崩溃或衰落模式? 崩溃或严重衰落临

近之时,是否存在警示信号?

(11)意识形态如何构建(structure)经济、政治与礼仪制度?

(12)是什么样的机制与原因导致现代人扩散到全球?

(13)环境、人口、聚落组织、人类流动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关系?

(14)人类是如何在极端环境中生存的? 由此产生了怎样的文化与生物适应?

(15)人类为什么要迁移? 为什么移民有时会极力维系其身份,而有时又会选择融入

其他的群体?

(16)现代人行为起源过程中,生理、社会文化与环境因素是如何相互影响的?

(17)人们是如何形成身份认同的? 其长期与大规模的总体影响是什么?

(18)景观的空间与物质重构以及体验是如何影响社会发展的?

(19)人类活动如何改变地球的生态体系? 人类是何时成为地球生态体系的主宰的?

(20)史前与历史上是什么因素推动或限制人口增长?

(21)史前与历史上什么因素在推动人类健康与福祉的发展?

(22)为什么狩猎采集者要去管理动植物? 什么情况下动植物的管理导致了驯化?

(23)为什么农业经济会起源、扩散与强化? 生产能力、人口与革新之间有着怎样的

关系?

(24)人类是如何应对突然的环境变化的?

162

(25)人类如何感知气候与自然环境的长期与短期变化并做出反应?

几位学者的文章发表后不久,科布(C.R.Cobb)在《美国古物》上发表文章[7],评论该

文,认为学术界不够关注历史过程,忽视了考古学研究的社会与政治意义。作为一名中国

考古学者,看到这样一份答卷,首先感受到其强烈的跨文化色彩与普世主义,几乎没有考

虑到历史、社会、文化背景关联的影响。由此而产生怀疑,这份调查是否只针对主张过程

考古学的考古学者,或是非过程考古学的学者没有给予回复。毕竟相对于庞大的欧美考

古学圈,只有181份回复太少了。作者的调查很可能只限于资深学者,而这个群体的年龄

普遍较大,受过程考古学的影响更深。普遍性与特殊性本是辩证的关系,仅仅从逻辑上

说,只研究一个方面的问题肯定是有欠缺的。更进一步说,考古学本身是一门人文社会科

学,其研究与特殊性是密不可分的,因为人类赖以生存的“文化”,除了有功能性,还具有象

征性,这就决定了考古学必须要考虑历史、社会、文化关联,还需要考虑到人本身的能动

性。也就是说,在这个层面上,考古学研究必须考虑特殊性,只有把握特定的关联,才可能

理解物质遗存及其所传递的历史信息。例如玉文化,虽然世界其他地区历史上也有用玉

的现象,但不普遍,也没有发展成为像中国这样的持续的文化传统。因此,在研究玉文化

的过程中,离开了中国历史、文化与社会背景,那么它就是不可理解的。《美国古物》的调

查只关注具有普遍性的问题无疑有所欠缺。这意味着其学术体系出现了知识盲区,也许

因为在全球帝国的氛围中,研究者已经习惯了去研究具有普遍性的问题。

同时,25个大问题具有非常强的跨学科色彩,并不像是考古学的问题,将之视为人类

学、社会学、地理学等学科的大问题也是可以的,没有充分考虑到考古学的独特性。考古

学作为通过物质遗存研究人类过去的学科,如果没有古代物质遗存,考古学研究就很难开

展了。如今大规模的盗墓、国际走私、建设性的破坏等等严重威胁到考古学未来的生存空

间。如此严峻的挑战,居然没有人提及,也是有些不可思议的。考古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独

特贡献,不仅在于通过调查、发掘获取考古材料,还在于整理、分析考古材料,并解读考古

材料,了解物质遗存与古人活动的关系。决定考古学存在可能的不仅有作为研究起点的

物质遗存,还有后续工作中的关键环节。对当代考古学研究者而言,如何去有效解读考古

材料仍然是相当困难的事情。当然,随着高精度田野考古工作越来越多,多学科分析手段

的加入,以及理论研究的发展———能够提供可以参考的模型,解读材料会越来越容易。非

常值得注意的是,这项任务涉及大量信息的汇总与对应,其研究路径比较清晰,未来适合

采用人工智能来处理。未来的25年,如果人工智能技术取得很大突破的话,一些考古学

的工作很可能被取代。这将影响到许多考古者的工作与生活,是不能不考虑的。

再者,考古学的使命是重构历史,但考古学通过解读考古材料所得到的历史事实并不

能自动构成历史,需要有人来编撰。谁来编写就必然涉及主体性的问题,即编撰历史要服

务于什么样的目的。绝对的客观历史是个乌托邦,从来就没有实现过,也不可能实现。编

撰过程与考古学的阐释密切相关,阐释的标准是丰富性与创新性。越是多样,越是可能代

表更多人的利益,而不是特定群体的利益;越是能够创新,就越有可能与时代更好地结合。

这个方面的工作是人工智能所无法取代的,因为它无法离开人的主体性。《美洲古物》的

调查没有关注到这个影响考古学基本使命的挑战,也许因为被调查的群体相信阐释是唯

一的。

最后,尽管问题似乎都是普世主义的,但仍然可以感受到浓重的以西方为中心的色

彩。身份、环保、市场等在西方社会具有政治正确意义的问题受到特别的关注。考古学的

163

发展是其所处内外关联的产物[8],西方考古学也不例外。外部关联中的时代背景、社会思

潮与相关学科发展对考古学所关注的问题具有重要的影响。给调查予以回复的研究者是

欧美社会的成员,他们无法不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从内部关联来看,这个群体对考古学

研究的能力又是非常乐观的,乐观到甚至认为考古学可以去回答哲学、社会学乃至自然科

学研究才能回答的问题,如:为什么社会多样性能够存在? 意识形态如何构建经济、政治

与礼仪制度? 这样的问题通常都不是考古学能够回答的,而是由能够直接观察这些现象

的学科来研究的。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物质遗存,从物质遗存到社会多样性、到意识形

态,还需要很长的推理链条,在回答上述问题之前,考古学需要完成由物到人的推理。完

成技术、生业层面的推理相对容易,进入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就较为困难了,这是考古推理

的阶梯[9]。从根本上说,考古学还是一门人文学科,因为考古学最终的关注点是人本身。

从科学到人文,是一个认识层次不断深入的过程,课题应该具有层次性,逐步展开探索,才

更有可能解决。

尽管上面对这份调查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但不否认它仍然有不少值得借鉴的地方。

普遍与特殊、科学与人文、整体与部分、历史与现实等都是辩证思考的对象,这份调查对普

遍性、统一性问题的关注,对科学视角的强调,无疑值得肯定。以重大课题为导向的原则,

对于学科在部分领域的发展也将有实质性的推动作用。

二、中国考古学曾经出现的重大课题

要讨论中国考古学的重大课题,自然免不了要考察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历程,了解中国

考古学现实状况的来龙去脉。在此基础上,再去考虑未来中国考古学的课题选项,在纵横

比较的框架中来把握,或可能更准确地确立未来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方向。

中国考古学的前身是金石学。如今回头看时,这句话只是部分正确。一方面中国的

确有历史悠久的金石古物研究传统,到北宋时已经形成了一门宗旨明确的学问,到了清朝

达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发展程度。金石学家面对他们心仪的古物时如同晤对古代圣

贤,他们希望直接从物那里获得文献上没有直接表达的东西,我们现在或可以称之为“文

化精神”。正所谓“观其器,颂其言,形容仿佛,以追三代之遗风,如见其人”[10]。但是,从

另一方面来说,随着现代考古学从西方引入中国,中国金石学传统已然中断,知识阶层中

不再流行金石古物研究。从现代考古学的角度来看,金石学是落后的,应该被淘汰。事实

上,金石学是一种人文的研究,与现代考古学并不必然矛盾。某种意义上说,当代考古学

非常缺乏这种直面古物的体验,缺乏对物质所代表精神内涵的理解。遗憾的是,现代考古

学几乎完全取代了金石学。中国考古学在根源上失去了自身的主体性,也失去了其自身

的人文传统。

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于一个半殖民地的社会背景中,早期的创建者既有西方学者,也

有跟随其学习或是从西方留学回来的中国学者。其中存在的一种张力,一直影响至今。

安特生在发现仰韶遗址的彩陶之后,认为其来源可能是西亚与中亚,因此他把后续的田野

工作安排在甘青地区[11]。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文化西来说”更像是现实的写照,现代

考古学正从西而来,研究者将其扩展到了史前时代。中国本土学者对此天然地反感。在

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初始使命就是要为中国文明的由来正本清源。与此同

时,“古史辨派”的研究注意文献历史存在不同朝代层累的篡改与阐释,可能早已远离历史

164

真实[12]。依托于文献的早期中国文明历史的合理性受到极大的侵蚀。要证明早期中国

文明历史,需要更加扎实、直接的证据。中国现代考古学承担起了这一重任。

有趣的是,引入现代考古学的初衷更可能是要解构文献支撑下的早期中国文明,至今

部分西方学者仍然不喜欢中国考古学的历史倾向,无法接受历史文献的作用[13]。然而,

随后开展的殷墟遗址的考古发掘,尤其是大量甲骨文字的发现,充分印证了文献所记载的

商代先王世系[14],并没有解构早期中国文明,反而肯定了文献记载的准确性。自此考古

材料与文献的相互协作发展成为中国考古学的重要特色,如今,即便是文献记载中语焉不

详的“五帝时代”,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证明,它并不是空穴来风[15]。简言之,中国现代考

古学诞生之时就带来两个重大课题:一是探索中国文明的由来,扩展而论,还包括中国人

与中国文化的由来;二是让探索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这两大课题一直持续到现在。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考古学学习苏联考古学,从社会发展史的角度来重建中

国上古史,旧石器时代主要依据“劳动创造人”的理论,文明起源研究高度强调国家组织起

源的重要性,在后续的历史研究中,遵循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基本社会发

展史框架。考古学研究的重要任务是要去进一步揭示这样的历史发展规律。开拓者如郭

沫若早在30年代就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商代历史[16],50年代成为了趋势。然而,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史理论是针对人类社会现象而言的,而非物质遗存。从物质遗存

到人类社会现象还需要一系列的考古学研究,否则就成了推理上的大跃进,即“以论代

史”[17]。其实柴尔德的研究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18],只是不那么明显而已。50年代,中

国的考古发现并不多,经过科学发掘的遗址很有限,系统分析与研究的遗址就更少了。因

此,当时所提出的带有“革命性”的课题是无法完成的[17]。不过,考古学参与了当时历史

学“五朵金花”问题的讨论①,考古学以实物物证的形式参与讨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

20世纪70年代末,苏秉琦提出构建中国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的构想[20],在此之

前,夏鼐就考古学文化的定名展开过探讨[21]。以考古学文化理论为中心,以田野考古发

掘材料为基础,建立中国史前史的时空框架,在此基础上,再去探讨中华文明的起源,即古

文化—古城—古国的研究路径,由此构成了此后二三十年中国考古学的主要课题。在此

之外,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与西方考古学的交流增加,就如何进一步发展中国考古学,学

术界内部 产 生 了 分 歧。以 俞 伟 超 为 代 表,支 持 “新 考 古 学”[22],翻 译 相 关 学 者 的 论

文[23-24],其观点与海外华裔学者张光直相呼应[25];以张忠培为代表的另一派,坚持考古

学的中国本位,坚持物质遗存研究的考古学本位[26]。现在回头来看,双方的主张都有其

合理之处,也都有自身的不足。中国考古学在完成史前史的时空框架之后应该怎么办?

必定要延伸到古代社会生活更深层次的领域,要把研究拓展到这个层次,必定需要考古学

在透物见人的推理上有新的思路与途径。从这个角度讲,俞伟超的主张是合理的。不过,

当时理解的“新考古学”还不是真正的“新考古学”[27](后来称为过程考古学),对过程考古

学还有误解。张忠培的合理之处在于,发展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不符合中国考古学的历

史与现实,但没有回答下一步中国考古学如何发展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对外学术交流给中国考古学带来不少新方法与新理论。其中得到较

为充分应用的是科技考古与聚落考古,中国考古学的研究开始走向功能化,在关注文化谱

系研究的同时,越来越关注古代社会的具体运作过程。这些研究都能与中华文明探源的

165

① 五个中国历史学的重大问题,即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

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参见:《历史研究》编辑部编:《建国以来史学理论问题讨论举要》,济

南:齐鲁书社,1983年。

重大课题结合起来。过去近四十年的时间里,中华文明探源始终是中国考古学具有主导

性的研究课题,先后经历了“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等国家级

重大项目的支持。人力物力的投入是其他课题所无法比拟的,学科内外的关注度也独领

风骚,因此可以说,中华文明探源的考古学研究代表中国考古学在理论、方法与实践上所

展现出来的发展水平。考察中国考古学关注的热点,除了注意国家支持的重大项目之外,

另外一个窗口就是国家社科基金立项项目。分析过去近十年考古学的立项项目,可以发

现大部分还是与考古材料的发现及整理相关,不过,即便是在这些项目中,大部分也会将

其主题与文明化进程或社会复杂化进程联系起来。

当然,不同考古学的分支关注的重点还是有差别的。在旧石器考古领域,中国境内最

早的人类、现代人的起源、细石叶技术、旧新石器时代过渡、人类演化与环境变迁之间的联

系等是研究的重大课题。80年代以前,中国旧石器考古主要还处在材料积累阶段,且由

于缺乏有效的断代方法,主要依赖古动物群断代,能够系统开展的研究不多,代表性的成

果就是有关周口店遗址的研究,包括石器以及有关遗址的多学科的综合研究[28-29]。80

年代以来,上述重大课题的研究逐步展开,发现多处年代为距今200万年前后的人类活动

证据,绝对年代测年技术普遍应用,不同区域之间的比较成为可能。旧石器考古研究热点

中的热点还属现代人的起源,非洲起源与多地区说仍在争论之中。更为困难的是,人类生

物演化上的研究与石器文化的研究还不能匹配,如中国北方石片石器技术、南方的砾石砍

砸器技术从旧石器时代早期一直延续到旧石器时代晚期,甚至到了新石器时代。如果存

在现代人的扩散与替代,为什么在石器文化上没有表现出来?

历史考古领域,其研究主题一直较为稳定,包括古代物质文化(玉器、陶瓷、青铜器、石

窟寺等)、礼制、城市考古等;近年来,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外文化交流考古

成为研究的热点。受西方艺术史研究方法影响,历史考古与艺术史研究的交叉渗透增加。

归纳起来说,中国考古学关注的重大课题也是学科内外关联的产物,存在“民族”与

“革命”主题的交织与波动[30],前者是立,后者是破,两者的目的其实都是为了建立中国现

代考古学的自主学术体系。“三中”问题是在这个终极目标导引下的具体呈现,在新石

器—原史(夏商周)考古领域取得较为明显的成功,形成了学科的文化历史考古范式,80

年代初该范式走向成熟,并对旧石器考古、历史考古领域形成了强大约束[31]。随后,有关

考古学发展方向的争论出现,反映中国考古学已经开始不满足于当下的研究层次,要从物

质遗存中探索更深层次的内容。当前,中国考古学仍然以文化历史考古范式为主导,学科

发展存在一定的瓶颈,学科的创新与开拓能力不足,未来发展需要解决这个问题。

三、未来中国考古学的重大课题

重大课题对学科发展的引领性是毋庸置疑的,而重大课题的提出则是由学科所处内

外关联决定的,西方考古学如此,中国考古学同样如此。因此,在讨论未来中国考古学的

重大课题时,首先要弄清楚学科所处的内外关联。从外部关联来说,我们经常用“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来描述当今世界,而实际上这个描述是从中国的角度出发的,因为对世界绝

大多数国家而言,并没有这样的大变局,生活依旧,世界秩序依旧。新世纪中国的迅速崛

起出乎很多人的意外,也包括我们自己。崛起并非天降好运,而是在正确的地方努力所

致,这是可以总结出来的经验。面对未来,会有更多的艰难险阻。从改革走向深水区到西

方的“脱钩”围堵,从摸着石头过河到需要自己开辟道路,要想进一步发展,就必须超越自

166

身的约束,超越西方,“超越”应该是新的时代精神。作为时代精神,它针对的不仅是中国

的发展,也可以说是中国考古学。

从考古学发展内部来看,经过百年,中国现代考古学已经有了相当的规模,当前,更是

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考古学的教育与研究队伍大规模扩充,为学科发展带来了大

量的生力军。国家高度重视考古文博事业,并提出了发展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

气派考古学的目标。这些构成了未来中国考古学发展的基础与强大动力。反过来说,面

对已经形成的结构,要想取得更大的发展,同样必须以“超越”引导学科发展。仅以考古学

的教育为例,其超越的方向可以包括:超越高校范畴,与各个层级的研究机构合作;超越考

古学本身,与更多相关学科合作;超越中国的范畴,从世界的角度来研究中国,从中国的角

度去看世界。在当前考古学教育已经形成较为完备体系的背景下,只有实现上述超越,中

国考古学的教育才可能真正做大做强。

随着中国各个方面进一步的发展,一个可以较为确信的趋势是,中国考古学必将走出

中国,去关注世界范围的问题。这里的关键在于,我们应该如何去关注世界? 是否意味着

中国考古学的重大课题也将与欧美考古学一致呢? 如果我们的问题与西方完全一致的

话,更大的可能性不是因为巧合,而是因为我们没有自己的视角,把西方的视角当成了自

己的视角。这就涉及中国考古学的主体性问题,中国崛起的主要标志应该就是我们能够

肯定的自己的主体性,不再人云亦云。过去百年,中国学术一直都在寻求建立自身的主体

性,但这个目标至今还没有完成,因为“古今中西”问题仍然困扰着中国学术界。当中国学

术界不再关注“古今中西”问题时,也就意味着我们完成了中国学术主体性的构建。考古

学是整个中国学术体系的组成部分,在这一点上是无法独善其身的。建立起主体性,意味

着我们会珍视自身的文化、语言、表达,意味着我们会关注自身的立场与利益,一个没有

“中国”的中国考古学是虚幻与可笑的。这也就是说,在我们确定未来中国考古学的重大

课题之时,需要超越当前对学术主体性的认知。

超越西方体系,建立中国考古学的主体性,不是说中国考古学在西方考古学之外另立

一套体系,而是要在此之上,在充分吸收其有用之处后,根据自身特点做出创新。这里并

没有什么或中或西之类的选择,只有学习、借鉴与创新。超越西方体系,不等于中国考古

学要取代西方,或是成为西方,而是要汲其精华,去其糟粕。就这个基本态度或方法而言,

不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领域,都是如此。超越西方体系的前提就是要肯定中国主体

性,就考古学而言,就是要肯定中国文化,中国考古学研究的首要目的就是要研究中国文

化,它的由来与发展过程。过去三四十年里,我们强调“三中问题”,正是在向这个方向努

力。只是既有的“三中问题”研究的层次还不够,对中国文化本身意义的关注还远远不够,

更多地关注物质遗存材料的形制特征,这从大大小小考古报告详细的文字描述就可以看

出来。这也是笔者强调发展“文化考古”的起因[32],我们希望建立一个回归人文的中国考

古学理论体系,这个体系要按照上述路径建立起来。它意味着不仅要超越当前中国考古

学侧重文化历史与社会考古(或称功能主义考古)的研究,还要超越西方考古学中文化历

史、过程与后过程考古等诸多范式的争论,它应该是一个具有整体性与包容性的体系。

解决中国考古学的问题必须要从世界范围来看,超越中国是未来中国考古学发展的

不二选择。当前比较文明视野成为研究中国文明不可或缺的角度。学术界目前已经认识

到比较文明视野的重要性,要了解中国文明的特色,必定还需要了解世界其他文明[33]。

目前这方面的工作还比较薄弱,系统的相关著作翻译、国际合作交流(引进来、走出去)、培

养专门的研究人才等都在开展中。“一带一路”的考古已经在一些国家与地区展开。我们

167

甚至可以预期,还将会开展西方考古学的研究,专门研究欧洲与北美,就像现在他们研究

中国一样。世界视野是一种方法,只有从更广阔的范围来看这一物质遗存,才能更好地发

现其功能与意义,如邓聪的石拍研究[34]。细石叶技术、陶器、农业的起源等方面的研究都

是如此,将其放在世界范围全人类的发展背景中来看,就更可能获得准确的认识。当然,

这里还需要避免一种定见,即文化传播论,文化并不必定会传播,独立发展的情况比比皆

是;传播也并不一定会带来实质性的影响。

反思文化传播论实际是指我们的研究需要超越既有的文化历史考古的范式。这个范

式在建立史前史的时空框架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所有的理论都存在边际效用递减的

问题,用文化历史考古的理论方法来解释文化变迁,往往不得不依赖传播论。传播论流行

的高峰是在19世纪,有些遗憾的是,该理论在中国考古学界仍然比较流行。不是说文化

不存在传播,而是传播本身是需要解释的。为什么会传播? 为什么会接受? 史前时代,尽

管交通不便,人类社会之间通过彼此接触的社会网络,直接或间接仍然可以获得一些信

息。对于有的地区而言,有时候一点点新信息就可能带来文化上的重大变迁,而在另外一

些时候,虽然有不少新信息到来,但文化仍然不会改变,明清中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文化传播往往只有在存在区域文化互动圈的情况下才能发挥影响,而不是在任何条件下。

传播论不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有效解释。

超越传播论,需要范式的拓展,意味着研究范围、研究理论与方法的拓展,需要我们的

研究不再局限于分期与材料描述,不再局限于以重建过去为目标,不再局限于以聚落考古

与科技分析为主要方法,还需要拓展出去,解释文化变迁的机制,理解文化意义,展开具有

创新性的阐释。文化不仅仅是功能性的,帮助人解决一些实际问题的;文化还是能动性

的、象征性的,是人表达自身的途径。超越既有范式并不容易,因为范式形成之后,会有相

应的实践体系。牵一发而动全身,在实践领域,往往与具体的利益纠缠在一起,导致变化

非常困难。当年过程考古学诞生之后,就遇到这样的困难,主要开创者宾福德受到过排挤

与打压[35]。但是,学科一旦实现了范式的超越,那么就可能给学科带来一次飞跃性的

发展。

未来的中国考古学还需要超越考古学内部的分裂,贯通考察中华文化发展的研究。

考古学的三个分支,旧石器—古人类考古、新石器—原史考古、古典-历史考古,各有其源

头,适用不同的理论方法。学科内部的裂痕导致难以贯通考察文化的发展。中国历史时

期的文化是否可以追溯到史前时代? 中华文化发展的连续性特征是如何体现的? 都期待

有突破性的研究。

当前的考古学研究极度强调考古材料,而中国考古学的特色在于历史文献的丰富、文

化意义的连续性,应该鼓励能够结合以上多方面材料的研究,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

学。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在研究上要能超越考古材料,能够从历史、文化背景关联中更好地

理解考古材料,透物见人,而不是把研究局限在考古材料的特征分析上。

当代考古学高度崇尚科学分析,研究越来越细,学科发展呈现出日渐支离的趋势。从

辩证思维的角度来思考,有分则必要有合。考古学终究是一门研究人的学科,终究要回到

其人文属性,回归人的整体性与主体性应该是学科发展的必然选择,比如结合科学分析从

整体上把握中国文化精神。整体把握与科学分析是相互关联、相互补充的,没有科学分

析,整体性的把握往往会失之粗疏;而离开了整体性,也就离开了人本身。

随着未来中国考古的发展,中国考古学终将会超越中国范畴,关注考古学的全球性问

题。《美国古物》所列的25个大问题中,大部分我们也是可以去研究的,比如:史前与历史

168

上是什么因素在推动人类健康与福祉的发展? 人类社会不平等是如何起源的? 社会组织

是如何逐步走向复杂的? 为什么文明与社会会衰落、崩溃? 战争、冲突在复杂社会的起源

与发展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如此等等。当代许多社会问题都有历史乃至史前的根源,

中国考古学研究应该逐渐关注这些具有普遍性的问题。这也有利于不同学科的交融与发

展,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增强。同样是研究这些涉及全人类的大课题,我们需要超

越西方,不要像西方考古学那样垄断话语,建立仅以西方为中心的带有殖民性质的世界体

系,而是真正具有人类命运共同体精神,相互尊重,命运与共,合作共赢。

四、结语

考古学研究的重大课题是学科发展内外关联的产物,不是由某个人的主观意愿能够

决定的。同时,我们从考古学的实践中清楚地认识到,一个时期内考古学研究中真正具有

引领性的重大课题并不多,甚至只有一个。2049年(新中国成立100周年)之前,中国经

济有望重回世界巅峰,政治上也会来到世界舞台的中心,中国文化也将完成转型。这最近

的25年,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学科的外部与内部背景关联都存在一个瓶颈需要突破。

努力打造具有创新与开拓能力的自主学术体系是现实发展的需要,既不可能闭门造车就

能够获得,也不可能照抄西方的方案。就中国考古学本身而言,这个瓶颈就是当前的体系

还缺乏自身的主体性,还缺乏充分的理论建构,尤其是理论创新。建立自主学术体系需要

鼓励理论探索,推动理论构建,补齐中国考古学学术体系中相对薄弱的一块。自主学术体

系的形成意味着摆脱依附,打通理论、方法与实践之间的阻塞或疏离,并形成学术体系的

自主创新机制。实现这一步并不容易,但无论多么艰难,必须实现,而且终将会实现。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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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jorTopicsinChineseArchaeology

CHENSheng-qian

(SchoolofHistory,RenminUniversityofChina,Beijing100872,China)

Abstract:Majoracademictopicscanserveasforward-lookingguidelinesforthedevelopmentof

disciplines.In2014,theEuro-Americanarchaeologicalcommunitiesproposed25 majortopicsfor

archaeologicaldevelopmentoverthenext25years,whichhas madeasignificantimpactonthe

internationalarchaeologicalcommunity.Inviewofthis,itisequallynecessarytoexploresignificant

topicsin Chinesearchaeology.Ananalysisofthesetopicsrequiresconsideringtheinternaland

externalcontextsrelatedtothediscipline.LookingbackthehistoryofChinesearchaeologyoverthe

pastcentury,wecouldobservehowthisdisciplinehavebeenguidedbythemajoracademictopics,

anditisultimatelyaimedtoestablishanindependentacademicsystem.Lookingahead,theguiding

spiritfor advancing Chinese archaeology should be transcending,including shaking off the

dependencyontheWesternacademicsystem,establishingChina’sownsubjectivity,goingbeyond

thepredominantparadigm toexpandresearch domains,transcendingdisciplinary boundariesby

engagingindiscussionson majorissuesrelatedtohumandevelopment,broadeningresearchscope

beyondChinatostudyworldcivilizationsandsoon.Ultimately,itisaboutbuildinganautonomous

academicsystem withinnovationandpioneeringcapabilities.

Keywords:archaeologicaltheory;majoracademictopics;independentacademicsystem;externaland

internalcontextscorrelation

[责任编辑 刘文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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