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年第 5 期 场交易关系，甚至是市场环境关系。 （一）广告定向对广告主与广告代理关系的改善与优化 在传统的广告传播中，广告主经常感叹：我知道我的广告费有一半是被浪费了，却不知道是如何被 浪费掉的。其中的几分无奈隐含着对广告代理的某种抱怨，这都是广告效果的不确定性造成的。因为 广告效果的不确定性，广告主与广告代理很难建立起相互信任的合作关系，一直处于某种紧张的市场关 系状态。这种互不信任的紧张市场关系在代理关系建立之初就存在，并且一直持续着。20 世纪 60 年代 广告代理制刚刚建立，为协调广告主与广告代理在广告效果上的立场，美国著名的广告学家科利（R·H· Colley）就提出“为衡量广告效果而确定广告目标”（Defining Advertising Goals for Measured Advertising Results）的主张，即通常所说的 DAGMAR 模式［26］。依据事先确定的广告目标来衡量广告效果，具有某种 合理性，但是广告目标确定的依据和达成既定广告目标的预算都不清晰，广告主与广告代理在广告效果 立场上的冲突并没有得到缓解。计算技术的嵌入使消费者的识别及在此基础上的广告定向投放成为可 能，以往通过大量的媒介购买与媒介投放以“捕获”目标消费者的运作逻辑被精准化识别与精准化投放 的逻辑所取代，并且用户的浏览、点击行为得以实时记录和及时反馈，广告效果因此具有某种可预测性 与可确定性。于是，广告目标的确定及其达成便有了科学的依据，广告主与广告代理相互信任的良好合 作关系的建立也就有了可能，并成为既有事实。 （二）智能化合约对广告市场交易的改善与优化 信息不对称是市场交易中的一种常态。由于我国缺少媒介发行量、收视率的专门审核机构，传统广 告市场合约化交易的信息不对称状况较为严重。广告代理为谋求代理利益的最大化，总是偏向将价格 高的媒介推荐给广告主，在发行量与收视率问题上很容易形成与媒介的某种默契，甚至是“合谋”。广告 主只有尽量压低媒介购买的价格，谋求以尽可能低的成本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传统的广告市场 合约化交易中，交易各方均存在严重的利益冲突。为达成某种市场交易，各方都付出了极高的交易 成本。 在互联网时代程序化广告兴起的发展过程中，计算技术被嵌入其整体框架，成为程序化交易或智能 化合约的核心技术支撑，用以展开并实现用户与流量及其价值预测、用户的精准化识别与广告的精准化 投放，以及链路末端用户行为数据的搜集与反馈。媒介依据用户的数量与价值及其浏览、点击等行为数 据来制订媒介价格，广告主也据此来实行媒介购买。在程序化的广告市场交易中，广告主购买的并不是 抽象意义的媒介，而是媒介的用户，并且是广告所投放的实际用户，还包括用户的浏览率与点击率。数 据成为交易的客观依据。这就有效消解着广告市场交易中的信息不对称，从而有效规避了广告市场交 易中的种种欺诈行为，以及广告媒介代理中的种种“代理风险”。 市场交易中的各方主体谋求自身利益本无可厚非，但是利用信息不对称去谋求不当利益，则损害着 市场交易原则。在计算技术嵌入下，广告市场交易在客观数据基础上展开，在信息相对对称的状况下进 行，透明、公平与公正的市场环境得以形成；广告主与广告代理的良好代理关系，广告主、广告代理与广 告媒介的良好交易关系也因此得以建立。计算技术嵌入下的智能化合约，相较传统的广告市场的合约 化交易，其冲突与纠纷大幅度降低，便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三）广告与用户的有效匹配对广告市场环境的改善与优化 广告受众与消费者并非广告市场的主体，其作为广告信息的接受者对广告的态度与行为，却在很大 程度上影响着广告市场的运作。消费者之于广告一直处在一个心理悖论之中，一方面是希望广告能有 效指导自身的消费，另一方面又不愿意广告对自身生活造成过多干扰。而实际情况却往往是，消费者在 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重复广告传播中不仅生活受到严重干扰，甚至还要遭受广告的“暴力”与操控。反 感与厌恶，成为消费者对广告的一种普遍心态。但是消费者对广告反感与厌恶，并不能改变广告暴力高 压的一贯作派，消费者能做的只有抵制与回避。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就有学者指出“广告回避”的事实，

曾 琼 等：结构、关系与制度：计算技术嵌入与广告产业变革 ·151· 指证因广告的暴力式传播导致“媒介用户在不同程度的减少其接触广告内容的行为”［27］。抵制与回避， 成为大众传播时代消费者对待广告的一种普遍行为方式。消费者越抵制越回避，广告的暴力传播就越 烈；广告的暴力传播愈烈，消费者就愈抵制愈回避。二者交相演化，愈演愈烈。整个广告市场就在这种 不良状况下运作着。 计算技术嵌入下的计算广告通过消费者的消费需求识别与消费场景识别，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定向 投放，不断追求着广告、用户与场景三者的最佳匹配。消费者所接受到的广告信息，大体上都是与其消 费需求相匹配的消费信息，甚至是与特定消费场景下的消费需求相匹配的消费信息，消费者被融入信息 匹配与场景匹配的愉悦、沉浸式与体验式的愉悦。广告的信息服务与指导消费的功能不断上升，而信息 干扰的不良感受在不断下降。不仅如此，计算广告的用户，还扮演起创建者（Creators）、元表达者（Meta- voicers）和传播者（Propagators）的重要角色，成为生产和分享广告内容的积极贡献者［28］。消费者之于广 告，从反感、厌恶与抵触、回避，到愉悦与主动体验、互动与积极参与，其认知与态度、行为的极大改变成 为优化整个广告生态系统、改善整个广告市场环境的积极推动因素。 五、计算技术嵌入引致的广告产业制度变革与重构 相对于结构与关系的调整与优化，制度变革的意义更为深层而重大，因而成为所有嵌入性研究分析 的重心。以波兰尼和格兰诺维特为代表的嵌入性理论，重点解读经济行为与制度的双向嵌入性及其作 用，而奥尔加·沃尔科夫等学者的技术中介组织变革理论，则深入揭示出技术嵌入下企业组织从结构化 改变到社会关系互动、再到制度变革的实现过程。从结构到关系到制度的变革，既交互影响、交互作用， 更应被视为一个持续且不断深层嵌入的演进过程。 从技术嵌入性的视角审视，制度危机与制度变革的触发机制主要来自技术逻辑与制度逻辑的冲 突［8］。就计算技术对广告产业的制度性嵌入而言，突出体现为计算技术赋能下自动化智能化的技术逻辑 与传统产业专业化限制性制度逻辑的冲突。正是这一根本性冲突，导致广告产业内外制度的全面变革 与重构。 （一）作为广告产业内生制度的广告代理制的全面危机与变革 广告代理制度确立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美国。尽管建立之初，有媒介与广告公司“合谋”之嫌［29］，但 它却是建立在广告专业分工与专业化基础之上的。在传统的代理制度下，广告公司凭借其专业化能力 为广告主提供从消费者识别到广告投放的专业化代理服务，并受广告主委托来执行媒介选择与媒介购 买，代表广告主与媒介议价，完成合约化交易。专业化成为广告代理未可取代的制度根基，这既符合广 告主利益的需求，更加速推进了广告专业化与产业化发展。因此，广告代理一直是广告市场运作中普遍 认同和自觉遵循的一种制度安排，并成为国际通行的惯例。 在计算技术嵌入背景下，互联网平台利用计算技术赋能下的广告定向与程序化交易技术，实现媒介 购买与广告市场交易的自动化与智能化、用户与流量及其价值的智能化预测、用户与流量资源的合理配 置和广告的定向投放，甚至包括广告效果的及时反馈。在计算技术嵌入下的程序化交易平台上，客户代 理与媒介代理的业务运作被混为一体，业务运作与市场运作被混为一体，广告人的智慧被机器智能所取 代，机器代替人“去处理广告业务中几乎全部的复杂运算和自动化程序”［30］（P3），广告公司的专业化代理 能力被广告算法所取代，广告代理制度赖以建立的专业化基础被计算技术的技术逻辑彻底消解。广告 代理制度的危机由此全面发生。 正是在计算技术刚性的强制下，广告代理的所有重要制度元素与制度构件纷纷发生改变。在广告 程序化交易平台上，不仅客户代理与媒介代理的业务运作被混为一体，由广告公司执行的代理业务与由 媒介执行的广告发布也被混为一体，媒介与广告公司的专业分工与专业职能的界限被打破。尽管由于 广告市场运作的历史惯性，广告公司代理广告的现象依然存在，但更多的情况却是互联网企业通过技术

·152·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年第 5 期 开发或技术购买获得计算技术的专业化赋能，同时担负起广告代理与广告发布的双重职能，同时扮演起 媒介与广告公司双重角色。代理的主体与代理的实质性内涵也就这样在计算技术嵌入的背景下发生颠 覆性改变。也正因如此，越来越多的广告主径行在广告程序化交易平台上，通过计算技术赋能下的程序 化交易技术实现媒介用户与流量的购买，完成广告的市场交易和智能化业务运作，从消费者识别直至广 告的定向投放。作为广告代理制度重要构件的广告市场交易制度，也就顺乎计算技术的逻辑重构着。 广告代理制度的另一重要构件是代理费率，15% 的代理费率同样是建立在广告公司专业化代理能力与 代理服务的基础之上的。随着计算机技术对广告代理专业化的消解，代理费率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 与依据。互联网平台依靠计算技术的赋能，直接为广告主提供专业化服务，却只向广告主收取媒介购买 费用，广告主还愿意另行支付代理费用去委托广告公司执行广告代理吗？广告公司要重新获得代理权， 必须实现计算技术的重大转型，获得计算技术的技术赋能，即便如此也不可能沿袭旧制收取 15% 的代理 费。广告公司需要重构赢利模式，或许协商收费制与效益分配制将取代固定的代理费率，成为一种主要 的收费方式。 在传统媒介领域，广告代理制度仍然存在。而在互联网广告领域，程序化创意正加速发展。一旦计 算技术实现对媒体领域的全覆盖，加深对程序化创意的嵌入，并将其组装进广告运作智能链条，广告市 场业务运作机制必将更为深入而全面的加速重构。 （二）广告产业内在约束性与外在限制性制度的危机与重构 计算技术的嵌入在促进互联网广告产业高速发展的同时，也造成许多外部性问题。比如，计算技术 应用所造成的新的产业垄断，算法“合谋”所形成的一个个消费陷阱［31］［32］，广告算法对“受事者”的算法偏 见与算法歧视［33］，算法操控与算法规训［34］，以及算法监视与隐私侵犯［35］（P5-18），等等。与传统广告相 比，这里有一个施事主体技术表象化与机器表象化的明显特征。一般社会公众对于机器对人的主体性 侵犯与伤害，缺少足够的认知而疏于防范。不仅如此，上述外部问题还更为隐蔽，更加不易为人察觉，甚 至有时还带有一定的伪善性。所有的算法都被封闭在一个个“算法黑箱”中，消费者在享受算法给他们 带来的利益与福祉时，却不知道哪些是算法预设的陷阱，自己如何陷入这些陷阱，如何遭受算法的偏见 与歧视、操纵与规训、监视与隐私侵犯，也不知道自己的哪些数据在哪些地方被算法如何窃取；有时甚至 在算法提供的免费服务的诱导下，“自愿”转让出自己的数据，或者在算法提供的所谓优质信息服务的旗 号下，遭受算法的不尽信息干扰。这些问题，都是算法嵌入背景下广告产业发展遭遇到的新问题。正是 这些问题，导致广告产业发展内在约束性制度与外在限制性制度的严重危机。 这些问题都是在算法的技术逻辑下发生的，具有某种强化算法效果的技术逻辑必然性，本身就内在 包含着与广告产业发展严重的制度冲突。如果所有这些现象都完全禁止，那么算法之于广告效果增强 与广告产业发展的意义何在？这里首先需要引起人们深入思考的是：哪些问题可以被允许，哪些问题应 该被绝对禁止？哪些问题属于伦理范畴，哪些问题属于法律界限？何种程度是伦理问题，何种程度是法 律问题？何种状况可以被允许，何种状况不能被允许？以数据使用为例，消费者哪些数据可以被使用， 哪些数据不能被使用？哪些数据可以被使用，却不能被暴露？哪些数据经“匿名化”处理可以被使用？ 消费者转让的数据限制何在？识别与研判如此复杂困难，处置从何谈起？其次，就是伦理责任主体与法 律责任主体中技术研发主体与技术使用主体的分化，以及其技术化与机器化。技术研发主体与技术使 用主体的分化，造成责任主体界限的模糊。主体的技术化与机器化，极大缓释了技术开发与使用主体的 伦理“负疚感”与违法的“犯罪感”，从而导致他们更加为所欲为，并不受追究。算法的技术逻辑就这样严 重地挑战广告产业现有的伦理道德内在约束性制度与法律法规外在限制制度。技术开发者与技术使用 者伦理责任意识、法律责任意识的淡化和隐避，以及政府主管部门和执法机构管理与执法现有的“工具 箱”，又严重缺少处置上述问题的“工具”［31］（P118-120）。计算技术下广告产业发展的内在伦理制度与外 在法律法规制度亟须重构。

曾 琼 等：结构、关系与制度：计算技术嵌入与广告产业变革 ·153· 尽管内在约束性制度的建立并不足以解决算法嵌入背景下的上述问题，但是广告伦理约束与道德 自律的内生制度的建立却仍是一种必需，其中很重要的一项便是算法开发者与算法使用者“不为恶”甚 至努力“向善”的新的道德伦理意识教化培育机制的制度化建构。也许因为上述问题是计算技术时代信 息传播领域的一种普遍共同的存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多个国家都曾先后出台限制算法嵌入背景下 的产业垄断、数据监视与隐私侵犯等法规与政策条文，只是还没有针对广告算法的专门性制度安排。当 上述诸多外部性问题严重危害社会乃至危及广告产业自身的发展时，新的专门性制度化建构也将相应 发生。 算法作为计算技术时代的核心技术，正在加速嵌入广告产业的发展之中，成为广告产业的普遍技术 装置，并成为一种重要介导元素引发广告产业从结构到关系到制度的重大变革。随着计算技术对广告 产业嵌入的不断深入，新的变革还将持续，直至完成计算广告时代广告产业结构化、关系化、制度化的系 统重构。 参考文献 [1] 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肯尼思·库克耶 . 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 . 盛杨燕、周涛译 . 杭州：浙江人民出 版社，2013. [2] 卡尔·波兰尼 . 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 . 冯钢、刘阳译 .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3] M. Granovetter.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5，91（3）. [4] 黄中伟，王宇露 . 关于经济行为的社会嵌入理论研究述评 . 外国经济与管理，2007，（12）. [5] S. Zukin，P. DiMaggio. Structures of Capital: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Ec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6] J. Hagedoorn. Understanding the Cross-level Embeddedness of Interfirm Partnership Formation.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006，31（3）. [7] U. Andersson，M. Forsgren，U. Holm. The Strategic Impact of External Networks: Subsidiary Performance and Compe‐ tence Development in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02，23（11）. [8] 邵娜，张宇 . 政府治理中的“大数据”嵌入：理念、结构与能力 . 电子政务，2018，（11）. [9] O. Volkoff，D. M. Strong，M. B. Elmes. Technological Embeddedness and Organizational Change. Organization Science， 2007，18（5）. [10] W.W. Gaver. Technology Affordances. Proceedings of the SIGCHI Conference on Human Factors in Computing Systems， 1991. [11] 曾琼 . 大数据驱动下广告学研究范式的转换 .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1，（1）. [12] 郝龙 “. 计算”的边界：互联网大数据与社会研究 .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 [13] 喻丰，彭凯平，郑先隽 . 大数据背景下的心理学：中国心理学的学科体系重构及特征 . 科学通报，2015，（Z1）. [14] 郭淑华 . 现代社会调查真实性所面临的挑战 . 社会，2003，（5）. [15] 郝龙，李凤翔 . 社会科学大数据计算——大数据时代计算社会科学的核心议题 . 图书馆学研究，2017，（22）. [16] 罗俊，李凤翔 . 计算社会科学视角下的数据观 .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 [17] A. Z. Broder. Computational Advertising and Recommender Systems. Proceedings of the 2008 ACM Conference on Rec‐ ommender Systems，2008. [18] 卡萝塔·佩蕾丝 . 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泡沫与黄金时代的动力学 . 田方萌、胡叶青、刘然等译 .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2007. [19] 乔瓦尼·多西，克里斯托夫·弗里曼，理查德·纳尔逊等 . 技术进步与经济理论 . 钟学义、沈利生、陈平等译 . 北京：经 济科学出版社，1992. [20] 曾琼，刘振 . 计算技术与广告产业经济范式的重构 .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9，（2）. [21] J. Mincer. Human Capital Responses to Technological Change in the Labor Market. NBER Working Paper，1989，(w3207).

·154·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年第 5 期 [22] L. F. Katz，K. M. Murphy. Changes in Relative Wages，1963-1987:Supply and Demand Factors.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2，107(1). [23] D. Acemoglu，F. Zilibotti. Productivity Difference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01，116(2). [24] 许学军 . 人力资本偏向性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投资 . 中国经济问题，2008，（2）. [25] 秦雪冰 . 人工智能应用下广告产业的人力资本变迁研究 . 新闻大学，2019，（6）. [26] L.R. Frankel，R. H. Colley. Defining Advertising Goals for Measured Advertising Results.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1964，82(1). [27] P. S. Speck，M. T. Elliott. Predictors of Advertising Avoidance in Print and Broadcast Media. Journal of Advertising， 1997，26(3). [28] Y. Liu-Thompkins，E. Maslowska，Y. Ren，et al. Creating，Metavoicing，and Propagating:A Road Map for Understanding User Roles in Computational Advertising. Journal of Advertising，2020，49(4). [29] 张金海，廖秉宜 . 广告代理制的历史检视与重新解读 . 广告大观（理论版），2007，（2）. [30] 刘庆振，赵磊 . 计算广告学:智能媒体时代的广告研究新思维 .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6. [31] 阿里尔·扎拉奇，莫里斯·E. 斯图克 . 算法的陷阱：超级平台、算法垄断与场景欺骗 . 余潇译 .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 [32] 孟昌，曲寒瑛 . 算法合谋及其规制研究进展 . 经济学动态，2021，（6）. [33] 曾琼，曹钰涵 . 冲突与忧思：广告算法中的主体性缺乏——基于技术哲学的视角 . 传媒观察，2021，（9）. [34] 彭兰 . 假象、算法囚徒与权利让渡：数据与算法时代的新风险 .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5）. [35] 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 . 删除：大数据时代的取舍之道 . 袁杰译 .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 Structures, Relationships and Institutions: Computing Technology Embedding and Advertising Industry Transformation Zeng Qiong（Hunan Normal University） Zhang Jinha（i 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 In the modern era, big data computing technology has fully penetrated all fields of social pro‐ duction and people's life. It has been deeply embedd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dvertising industry due to the fact that it's technical empowerment is highly consistent with the historical problems of accurate advertis‐ ing delivery and the real urgent needs in the acceptance of Internet communication. Judging from Based on the theory of technology mediated organizational change and the analysis of its structure, relationship and in‐ stitutional analysis framework, computing technology has been found to significantly impacts the embedding and operation of advertising industry as well as resource elements, talent demand and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of the industry. And it also comprehensively improves and optimi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arious sub‐ jects of the advertising market, market transaction relationship and market environment, hence leading to the significant changes in the endogenous and exogenous systems of the industry and finally to the realization of its structural, relational and institutionalized system reconstruction. Key words computing technology; technology embeddedness; algorithm; advertising industry ■ 收稿日期 2022-02-20 ■ 作者简介 曾 琼，文学博士，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 长沙 410006； 张金海，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工商学院特聘教授；湖北 武汉 430072。 ■ 责任编辑 杨敏

第 75 卷第 5 期 2022 年 9 月 Vol. 75 No. 5 Sept. 2022 155~164 DOI：10.14086/j.cnki.wujss.2022.05.013 数字亚文化的建构及其价值 ——对虚拟偶像景观的考察 孙金燕 金 星 摘 要 虚拟偶像是一种由数字技术、二次元文化和粉丝文化交互催生的抽象文化产 品，它以数字符号为媒介构筑拟真世界，呈现出拟像在场、拟社会互动与拟人格设定等景观 化表征，与青年受众形成线上/线下、虚拟/现实的相互交织与召唤，为青年群体的自我表达与 文化姿态构建出一个创造自由空间、保存和建立自身意义储备的场域。虚拟偶像特殊的技 术实践与参与式文化实践，既疏导青年对现实世界的欲望诉求，也消解青年的主体性及其批 判意识与超越维度，加深社会文化的虚拟化。考察虚拟偶像的景观化特征及其所折射的数 字化时代青年亚文化群体的价值取向、文化心态与身份认同等，有利于深入勘察当下数字亚 文化的建构与价值。 关键词 虚拟偶像；数字亚文化；文化景观；拟像 中图分类号 G2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22）05-0155-10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YJC751023） 缘于技术发展与“元宇宙”概念加持，国内虚拟偶像市场近年呈高速发展趋势，虚拟人物正逐渐打破 圈层引起大众关注。尤其是虚拟偶像特殊的技术与文化实践，高度契合二次元文化消费市场青年亚文 化群体的个性需求，在 2019 年其国内关注群体即已近 4 亿人，“95 后”至“05 后”用户渗透率达到 64% 的 基础上［1］，2020-2021 年更是随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真实偶像活动的持续限制，虚拟偶像迅速拓展 进当代青年的关注领域，为他们的自我表达与文化姿态构建出一个创造自由空间、保存和建立自身意义 储备的场域，形成一种特殊的数字亚文化景观。 在此景观中，青年群体以虚拟偶像为符号资源构筑“微型共同体”，形成偶像/粉丝、线上/线下、虚拟/ 现实的相互交织与召唤，参与文化的创作与阐释、生产与消费等活动。虚拟偶像在回应市场期待的同 时，也承载着青年亚文化群体的审美趣味与艺术洞见，并对其避开现实世界的规训机制，在虚拟世界中 扩展自己的空间以表达价值取向、文化心态与身份认同等具有重要意义，值得深入勘察与透视。本文以 虚拟偶像的样态变迁、景观表征等为线索，探讨虚拟偶像景观中数字亚文化的建构与价值。 一、虚拟偶像发展样态：二次元粉丝文化与数字技术驱动下的“破壁”式演进 虚拟偶像，顾名思义，指非真实的偶像，主要是依托影像制作与投影、音声合成等数字技术，嵌入人 格化外形、声音、性格等打造而成的二次元拟真人物形象。虚拟偶像的诞生及发展样态的变迁，本质上 与数字技术、二次元文化和粉丝文化的交互影响有着紧密关联。 虚拟偶像最早出现在 20 世纪 80 年代前后，日本科乐美（Konami）公司在“培育国民级虚拟偶像”计划 中推出虚拟游戏女主角赢蜂（Winbee）［2］。这一阶段的虚拟偶像虽已具有鲜明的数字化特征，但基本框 限于作品，宋汶珈将其称为影像时代没有自主思想，单纯呈现主创团队单向思想力的虚构视觉形象［3］

·156·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年第 5 期 （P13-16）。虚拟偶像的这种初级形态也为其后来的定位带来若干争议，一种观点质疑这些纯影像角色 受作品形象限定且未在现实世界留下痕迹，是否可以作为具有独立人格设定的虚拟偶像［4］（P89-114）；与 之相对的观点则认为，“绊爱”（Kizuna AI）、“泠鸢”（yousa）等优客（YouTuber）、虚拟主播等并非产生于 AGCN（动画 Animation、游戏 Game、漫画 Comic、轻小说 Novel）的符号被归入虚拟偶像，其“归类的准确 性还有待进一步考证”［5（］ P12-20）。 真正将虚拟偶像带入大众视野的是 2007 年音源拟人化偶像“初音未来”开启的“歌姬时代”。“日本 V 家”“爱生活（LOVELIVE）”“中国 V 家”及中国的“洛天依”等虚拟歌姬均出现于这一时期，它们依靠歌声 合成软件（Vocaloid）语音合成的音源库及计算机动画（CG）、增强现实（AR）或全息投影技术等打造形 象，不仅在形象上远超 1999 年以不成熟的计算机图形建模技术打造的世界第一个 CG 虚拟偶像“伊达杏 子”［6］，而且在技术上可供用户自主编辑进行歌姬“人设”的自主选择与创作，实现用户与虚拟偶像的强互 动。此一时段，虚拟偶像的内涵得到拓展，如被定义为基于某种算法与绘画、动画、CG 技术，在互联网等 虚拟场景或现实场景中存在的无真实本体的架空形象［7（］ P15-18）。 2018 年，虚拟主播、虚拟上传主（Uploader）作为新一代虚拟偶像大量涌现，进入虚拟偶像新纪元。 虚拟偶像不仅在数量上随短视频、直播的快速发展呈爆发式增长，而且来源丰富、运营模式多元：除传统 形式外，虚拟主播开始大量占据优兔网（YouTube）打赏榜，品牌虚拟形象成为照片墙（ins）网红，动漫、游 戏、电影中已有角色被打造成虚拟偶像，甚至真人明星也利用其 IP 效应，在二次元领域推出虚拟形象，释 放明星的经济价值以延长产业链。此一阶段，虚拟偶像进一步实现对二次元文化能指的超越，向现实世 界破壁。首先，实时演算与动捕软件、声优配音等技术升级，促使虚拟偶像实现了对真人演员进行 3D 人 物成像，甚至基于人工智能、情感计算框架，打造出 3D 可交互虚拟偶像“微软小冰”模型，能脱离手工参 数输入而自行学习并演绎不同人类歌手的演唱风格。其次，技术赋能虚拟偶像的生产机制、营销方式愈 发趋近真人偶像运营模式，以歌手、舞者、主持人等拟社会化角色，广泛参与广告代言、选秀、综艺、直播 带货、秀场走秀、记账陪聊乃至线下陪玩，不断借形塑商业模式以实现其价值。所以，基于虚拟偶像的业 界发展，喻国明、耿晓梦将其定义为“在人工智能时代互联网等虚拟场景或现实场景中进行偶像活动的 架空形象”［8（］ P23-30）。 总体而言，虚拟偶像类型不断更迭，内涵不断扩张。它的发展样态从早期源于作品的二维视觉形 象，逐步向以智能终端与全息成像为呈现方式、可与受众交互的虚拟角色分野；其概念界定虽同样具有 流动性，却持续锚定向两个相辅相成的因素：一是技术能力，二是现实世界，标明虚拟偶像从二次元向三 次元“破壁”的持续性技术努力，并越发加强对现实世界更广范围粉丝的吸引，驱动资本逻辑下虚拟偶像 景观的到来。 二、虚拟偶像景观化表征：拟像在场、拟社会互动及拟人格设定 法国思想家居伊·德波（G.E. Debord）曾以“景观社会”（society of the spectacle）概念指认现实生活的 景观化积聚与表征化呈现，景观化过程是影像取代真实并异质其本源的过程［9］；这种使真实乌有的纯粹 拟仿自身，又被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称为“拟像”（simulacra）［10］。虚拟偶像作为一种抽象文化产 品，以技术为载体建构虚拟影像，拓展进消费领域获取生存空间，它以算法模型的数据流为运转内核，以 数字符号为媒介构筑拟真世界，呈现出多种景观化表征。 （一）拟像在场：“超真实”幻境中的感知体验延伸 身体是人类感知世界的根本，身、脑的物质交换以及二者与外界环境之间的交互关系，使人类感知 世界成为可能，并据其与世界形成融合模式［11］（P5）。然而，技术不仅改变世界，也改变人类的经验和感 知。提出“具身主体性”的法国符号学家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即认为，人与技术是“具身” 和“嵌入”的关系，以技术为中介，身体可以嵌入环境以充分感知世界［12］（P116）。陈嘉映则进一步区分新

孙金燕 等：数字亚文化的建构及其价值 ·157· 技术与传统技术对人感知世界的变革：以往的技术更多造成世界的直接改变，从而间接改变人的经验和 感知；而以人工智能（AI）技术为代表的当代技术则直接改变人的经验和感知［13］（P39）。如同复杂性科学 奠基人布莱恩·阿瑟（Brian Arthur）所指认的，生物正在变成技术，而技术也正在变为生物［14］（P231-233）， 诸如当下最为突出的两种现代技术实践，基因工程技术使人变得像机器，AI 技术则使机器变得像人。 虚拟偶像的内容输出需要以技术赋能其成为人类强关系的延伸为基础。基于技术升级，从 CG、3D 建模技术到智能音声合成技术、AR/VR、3D 全息成像技术、5G 乃至智能信息技术的推进，虚拟偶像实现 以“虚拟身体”的展演与受众互动交流，交互方式从最初的触摸交互向多模态拟人交互变革［15］（P68-73）。 虚拟偶像经由智能技术建构出一整套符号意义系统，维持与证实自身的存在，在现实世界构筑出“超真 实”与在场的幻象，如虎牙直播 2019 年推出的虚拟偶像养成类直播节目“电波偶像 X”，在构建全三维环 境的数字孪生（Digital Twin）技术、算法大数据平台、边缘网络、流媒体处理等技术节点上进行突破，在虚 拟人物、场景、受众之间的糅合、互动中发掘其虚实相生内容生产模式的最大可能性，消弭二次元与现实 世界的边界，技术嵌入受众实在身体的知觉中变得“透明”［16］（P78），受众在沉浸式体验中与虚拟世界形 成“通感”，延伸感官并重构认知方式，且延展了对“真实”的理解。 （二）拟社会互动“：幻化”的身份建构与社会交往方式 现代技术与资本已形成一个首尾贯通的系统：一方面，资本的逐利特性驱使科学—技术有组织、有 计划地增进生产效率，并在产品的迭代研发中实现自身的不断增值；另一方面，科学—技术也需要资本 的投入支持，技术的“有用”需要在资本系统中获得兑现，才能获得进一步发展的动力［17］（P197）。作为智 能化时代的新型偶像，虚拟偶像受技术加持，其“有用”与否取决于是否能捕捉受众需求以获取资本 转化。 虚拟偶像高度依赖用户生产内容（UGC）模式。网络发展驱使粉丝与偶像之间的准社会关系，由传 统的单向情感关系加剧向强互动的亲密关系转变，尤其在新世纪数字化语境下，粉丝与偶像的互动渗透 进生产与商业运营的各环节，使得“偶像制造实现了从‘媒介创造’到‘粉丝养成’的变革。”［8］（P23-30）资 本将粉丝裹挟进虚拟偶像的生产—运营环节，使其深入参与产品的创作、消费等，进一步增强与偶像的 黏性及忠诚度。典型案例如虚拟主播“洛天依”的运营模式，她的粉丝常自称“洛厨”且广泛参与到它的 生产、传播、消费之中：其形象来自全国征集、最终由自由画师飞蛾（MOTH）所提交的“雅音宫羽”形象进 行重绘而成，其所演唱歌曲、演出服装等由网络投稿或投票来确定。此外，粉丝还能充分发挥歌姬的音 乐工具功能，成为自行制作音乐并收获自己粉丝的 P（Producer）主。这种开放虚拟偶像生产与运营权限 的方式，无疑能吸引粉丝与偶像的深度互动，增强粉丝对偶像的“养成感”“拥有感”，带来交往模式的 革新。 然而从本质上而言，粉丝与虚拟偶像二者之间的交往方式，仍属于三次元现实世界向二次元虚拟世 界的投射，即由施密德（H.Schmid）与克里姆特（C.Klimmt）所归纳的“拟社会互动”（Parasocial Relation‐ ship）模式［18］（P252-269），粉丝经由与角色形象的关系假想而舒缓归属需求，依然是在“幻化”中进行的自 我身份的想象性建构，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拟社会交往，他们对虚拟偶像的情感投射与反馈，是经由数据 流编码的形式来完成的。“洛天依”的假唱风波或可为这一拟社会交往状态做注脚：2020 年 4 月 21 日在淘 宝网的头部主播李佳琦直播间，“洛天依”在为欧舒丹品牌带货并进行歌舞表演时，由于声卡故障导致其 直播了一分多钟音乐伴奏“被消声”的舞蹈。对此，娱乐媒体称其为“假唱”，粉丝则纷纷留言对其进行安 慰，“洛天依”也在官博上进行了回应，整个互动过程无论是数字虚体“洛天依”被视作“真人”，进行能力、 品行的评判以及情感共鸣，还是其制作团队在微博平台的拟人化反馈，双方的互动仍然是基于数据流形 式与数据流所建构的虚拟对象的交互，是对现实社会交往的一种模拟。 （三）拟人格设定：完美偶像想象的表达载体 虚拟偶像有着可供编码的人格特征，其人格形象源于特定的设定与运营需要，或者是主创设计团队

·158·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年第 5 期 基于算法模型的人设创建，根据市场需求以及受众使用中的反馈，实时调整、改进数据参数，智能化打造 虚拟偶像人格设定；或者是随着创作团队对创作权限的开放，受众以技术为媒介对偶像的自主编辑与亲 身“调教”，受众可依据自己的喜好设计虚拟偶像的外在形象与内在特质，打造各自心中的完美偶像。 在形象设定上，虚拟偶像的容貌、性格、衣着等均可进行多重拼贴，满足受众的各种心理需求。2019 年由集映画工作室推出的虚拟偶像“集原美”，在人设上不仅不完美，反而有较多缺陷，她就像众多的年 轻人一样，喜欢吃零食、逛街、玩游戏、看漫画，对自己的未来有不确定的迷惘。2022 年 2 月 26 日退出虚 拟主播（VTuber）圈的虚拟偶像“绊爱”，自 2016 年诞生起便常常在与粉丝的互动中扮演“人工智障”的角 色，她没有偶像包袱，爱笑、会生气与伤心，迷之自信却又常常出错。种种萌点使虚拟偶像与粉丝受众之 间没有距离与隔膜，更容易获得情感的亲近，并且其年龄和外观不会随时间推移而改变，无需承受来自 身体变化带来的风险。 在业务能力上，虚拟偶像也能在技术上获取常人难以企及的超高水准，承载粉丝对偶像专业能力的 强诉求。作为数字技术编辑的产物，虚拟歌姬以专业发声系统集合真人音调采样而成的声音数据库为 基础，用户可以通过软件选择性地排列音库中的音调数据组合成完整歌曲，经由反复调整参数而机械合 成的声音，最终使其仿佛是“天生歌姬”。被奉为“B 站”神作的歌曲《普通 Disco》，实力歌手汪峰和李宇春 在翻唱它时，均对其中的高音和不换气操作表示难度很大，需降低难度才能演绎，虚拟歌姬“洛天依”则 能游刃有余地完成演唱。 此外，源于真人偶像的诸种不稳定因素与风险评估难度，越来越多的企业看重虚拟偶像的“人设不 会崩塌”，启用其做品牌形象代表：其一，是邀请既有的虚拟偶像担任代言人，如 2016 年推出的虚拟模特 米奎拉（Lil Miquela），是被设定为住在洛杉矶的 20 岁巴西西班牙混血女模特与歌手。作为“Z 世代潮流 引领者”，她自 2018 年起便不断被香奈儿（Chanel）、普拉达（Prada）、苏博瑞（Supreme）、卡尔文·克莱恩 （Calvin Klein）等国际品牌邀请代言；其二则是打造品牌自有虚拟偶像，如花西子品牌在 2021 年推出同 名虚拟偶像“花西子”，日本计算机动画（CG）公司模拟咖啡（Modeling Café）在 2018 年推出虚拟偶像艾玛 （imma），这家鼓励女性打破外界限制的品牌，主要通过艾玛在社交媒体展现早晨健身打卡、惬意享受早 午餐等理想生活，传达理想化自我的品牌理念。 虚拟偶像的智能化使其能在企业与受众之间构建“生产—传播—互动—反馈”的良性循环，打造可 塑性强、完美的偶像人设，契合二次元文化青年群体的无菌审美诉求，进一步驱动其成为青年亚文化表 达的新型载体。 三、从“符号游牧”到“微型共同体”：虚拟偶像景观中的数字亚文化建构 “亚文化”主要指偏离主流文化标准的特殊行为方式或小众群体。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影响的英国伯 明翰学派文化研究，在假定阶级实践有其同质性的基础上，认为亚文化是以行为、语言等符号体系建构 的风格特征来协商其阶级的［19（］ P126-127）。随着历史语境变迁，后续的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马费 索利（Michel Maffesoli）等学者的文化研究，则以“区分”（distinction）、“游牧”（Nomadism）等概念超越了 对亚文化根植于阶级的固态化、实体化认知，强调亚文化身份的建构与再现是一个重视个体化、碎片化 经验的文化实践过程。数字亚文化作为数字信息化时代亚文化的新型样态，主要借助数字媒介获取个 体审美与情感经验，构筑亚文化身份并进行圈层联结等。虚拟偶像在数字技术、二次元粉丝文化等的交 互影响下，其生产、流通、消费过程都呈现出明显的数字亚文化特征。 （一）“符号游牧”：数字技术加持下的文本意义再生产 亚文化本质而言是一种人为的符号建构。符号表意兼有规定性与任意性，符号过程（semiosis）是推 理的（inferential），而非指示的（index），它通过思想或约定的结合体进行表达，并根据解释者的推断来进 行指称［20］（P33）。而解释者对符号的意义推断，除了符号本身既有的意义规定与沉淀，还主要源自其对

孙金燕 等：数字亚文化的建构及其价值 ·159· 语 境（context）的 领 受 ，一 是 符 号 所 处 的 上 下 文 表 意 压 力 ，二 是 整 个 社 会 文 化 场 域（champ）的 张 力［21］ （P224-244）。这也就意味着当一个符号脱离其原有语境而被置于新语境时，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 其原有意义，衍生出新的意义。符号表意的这种特质，使符号拼贴成为亚文化风格建构的主要方式：通 过将不协调符号加以混合重组，使其所表征的不同文化分支碰撞进行意义再生产，为亚文化成员表达文 化态度与价值立场提供方便法门［19（］ P132）。 马费索利（Michel Maffesoli）、德赛都（ Michel de Certeau）、詹金斯（Henry Jenkins）等文化研究者均 发现符号拼贴的深意，并以此为基础发掘文本的“游牧”（Nomadism）与“盗猎”（poaching）特质，分析电视 亚文化粉丝通过挪用、拼贴等方式所进行的参与式文化生产［22］（P23-26）。与电视亚文化粉丝相比，虚拟 偶像粉丝对文化生产工具有着更多的掌握渠道，游牧式地盗猎、挪用各种符号的可能性更大，参与文化 生产的权力更强。依前所述，资本逻辑与智能技术驱使虚拟偶像的生产运营门槛下移，开发者可以仅设 定虚拟偶像的基本数据，用户则以此为基础参与偶像构建，尽管因参与程度不同而有原创上传（UP）主、 “同人创作”等的粉丝分层，但基本都涉及调动数据库自身的规定性与变幻莫测的随意性过程：通过征调 网络符号，对“御”“宅”“佛系”等各种风格的人格表征进行挪用、重组、集成，在虚拟偶像智能化数字身体 的风格展演中，使各种不协调甚至彼此矛盾的符号超越形式的限定与束缚，以其不合逻辑、非理性的交 织，在解构—重构过程中建立偶发的、片段性的秩序，消解逻辑谨严的现实世界的确定性，传达内心对真 实世界、主流文化的反叛与再解读。 以 2020 年国内首档虚拟偶像综艺节目“跨次元新星”为例，作为一档将二次元虚拟偶像与三次元导 师、观众进行连接的节目，其受众主要是二次元爱好者，20 多位参赛虚拟偶像以古风、朋克、嬉皮士等二 次元着装风格，演艺摇滚、“鬼畜”、说唱（rap）等个性化音乐，间或融入“动漫梗”，呈现出与主文化话语完 全不同的秩序体系。其话语表述方式如虚拟新星的自我介绍词：“人间能得几回闻，次元最美的女人（苏 芷羽）”“我花开后百花杀，表情比较冷酷吧（二娘）”“日出江花红胜火，最近可能晒太多（江浩宇）”［23］。这 些来自不同语境的符号拼合，一方面使不相干的、意义断裂的意象仅源于尾韵的联结需要而被混杂，因 打破理性叙事结构而显得支离破碎；另一方面，它又构建了一个奇特而自足的符号世界，诗词、俗语裹挟 着各自的原语境，以藕断丝连的方式参与新语境的意义阐释，形成诙谐风格，带来无拘无束的感官印象。 如“人间能得几回闻”，在杜甫《赠花卿》原诗中，兼有赞美乐曲玄妙与指摘花敬定有违乐制之意，与“次元 最美的女人”并置，既以字面义指示虚拟偶像苏芷羽的美貌，又能拼接原诗句中的暗讽之意，使虚拟歌姬 的自诩美貌有才华略呈戏谑与自我调侃。从单人介绍而言，它呈示出一本正经、卖萌、无厘头的多层次 风格碎片；而从整体而言，这些风格碎片又碰撞出较为随性的新秩序与新意义，区别于主流文化话语秩 序的严谨结构。 与此相类，当虚拟歌姬们的“萌萝莉”形象与“鬼畜”“梗曲”“暗黑”等音乐风格拼接时，会在诸种符号 的反差、对峙、杂糅中，形成反讽的趣味和戏剧性的情感传达张力，以及对自认为具有整体性的世界的弱 抵抗。可以说，虚拟偶像的用户强生产参与方式，是其对大众文化新需求的回应，用户对各种符号的挪 用、组合看似偶然，实则仍是基于其文化立场的慎重拣择之后的必然，既是再造意义以重构世界话语权 的努力，也是以创造表达对文化去中心化的热情。 （二）“微型共同体”：自我意识确立与群体身份认同 虚拟偶像亚文化建构具有后亚文化的特征，如马费索利所指认的，它是在流动中结成的统一，其群 体认同更多沿着情感的、审美的、消费的模式与实践，而非来自传统的阶级结构的［24］（P21-27）。受众共 享虚拟偶像的某些普遍特征以建立个体自我意识，并进行群体认同与类别化以构筑“微型共同体”。对 虚拟偶像的共同文化参与是成员表达身份认同的一种手段，也是达成群体成员主体间共识的符号表征： 一方面，虚拟偶像粉丝成员通过对虚拟偶像的心理与行为认同来构建自我同一性，并获取基于特定娱乐 方式、生活方式乃至文化观念的群体归属，实现自我生命意义的扩张；另一方面，则以此为基础构建群体

·160·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年第 5 期 公共话语以形成与“他者”“他群”的区隔，在不同的虚拟偶像粉丝群体之间，更在虚拟偶像粉丝亚文化群 体与占主导地位的群体之间，建立心理的、社会的差异结构与话语边界。 首先，虚拟偶像作为技术催生的产物，在社交媒体环境下开创了技术形态的粉丝社群关系。对技术 及其所建构的拟态情感交互形态的认同与奇异幻想，是后现代景观社会中虚拟偶像粉丝构筑自我意识 与群体身份认同的核心要素，也是区隔虚拟偶像亚文化群体与主流文化群体的重要边界。粉丝对虚拟 偶像的认同尽管可以从虚拟世界向现实世界蔓延，但不同“次元”之间的区隔依然明显。虚拟偶像亚文 化粉丝群体对偶像的新型技术设定、拟态社会交往方式及其美学价值的期待，对围绕着虚拟偶像“数字 身体”所营造的拟真世界的种种回响［25］（P37-50），于普通大众甚或实体偶像的粉丝群体而言，则是无法 逾越、难以理解的“次元壁”。 其次，粉丝群体通过共享虚拟偶像相关知识和资源，构建一套特定的象征符号系统与阐释规则，以 此确立或强化粉丝身份，以及通过群体中他者眼中之我，在群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以此认识自己和感 知世界。虚拟偶像的代表作品、生活背景、周边产品、演艺活动等知识和资源，对于粉丝而言不是单纯的 符号游戏，而是有着特殊意义的所指，对这些知识和资源的分享与掌握程度，是深化粉丝内部理念认知 的方式，也是粉丝群体因共同的兴趣、视野、行动而集结或区分的标志：诸如虚拟歌姬的粉丝，既有将其 视为乐器的工具粉，也有将其视为人物角色的偶像粉，他们既分立又交叉，能在各自的知识路径中联结 成不同的“微型共同体”。 再次，虚拟偶像作为一种文化消费符号，消费同样是粉丝建构与表达身份认同的重要路径。如詹金 斯对新媒体语境下消费特征所做的总结：“消费呈现出更多的公共和集体的特征——不再只是个人选择 和偏好的事了，而是成为公众讨论和集体审议的话题”［26］（P327），消费不仅是粉丝与虚拟偶像之间的互 动，也是粉丝群体成员之间进行联结的重要方式。通对虚拟偶像的冲数据式打榜、馆藏式应援等消费活 动，粉丝进入“一个全面的编码价值生产交换系统中，在那里，所有的消费者不由自主地互相牵连”［27］ （P70），以此获得个体与群体的想象性情感联结，甚至可以使个体消融在群体的物化狂欢中释放快感。 此处需要提及的是，如索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Bunde Veblen）在讨论有闲阶级与炫耀性消费的关系 时所提出的，不同级别的消费能力是身份差别与社会地位分层的重要符号［28］，在资本逻辑下不同等级、 段位的虚拟偶像粉丝身份认同与公共话语实现，仍然会通过消费能力来确认，个体话语优势是资本优势 在其虚拟世界中的现实再现。 整体而言，虚拟偶像特殊的技术实践与参与式文化实践，方便粉丝成员进行文本符号游牧、自我意 识建立、群体认同等亚文化身份建构与巩固，也赋予了亚文化成员获取文化资本与思考现实世界主流文 化秩序的空间。 四、虚拟偶像景观中数字亚文化的价值思考 巴赫金（Mikhail Bakhtin）的狂欢化理论曾区分两种迥异的世界：其一是科层制等级谨严的现实世 界，教条且令人恐惧；其二是自在而平等的理想世界，娱乐而随意［29］。虚拟偶像以其颠覆性与边缘化等 特征吸引青年亚文化群体，他们在虚拟偶像景观中娱乐狂欢的过程，既是在虚拟世界中获取平等自由的 过程，也是逃逸与抵抗科层谨严的现实世界的过程。 （一）符号虚幻区隔中的感性诉求与情感投射 消费行为是对梦想、欲望等的曲折表达，这是消费文化的一种重要特征［30］（P18-19）。虚拟偶像作为 一种特殊的消费符号，消费内在于虚拟偶像本身，消费主义则贯穿于虚拟偶像的生产运营，它的审美超 越与情感体验方式，迎合了粉丝关于梦想、欲望的感性诉求与情感投射。 虚拟偶像亚文化之所以获得其成员的理解、认同、追随，并得以在其中安身立命，主要源于其形式与 成员对世界的主观经验以及现实处境有同构性［19］（P107-108）。一方面，虚拟偶像的主要受众是二次元

孙金燕 等：数字亚文化的建构及其价值 ·161· 文化中的青年消费群体，他们既被社会期待，又暂时无力成为社会主导，其急于寻找施展权力突破口的 诉求，正好与具有颠覆性与边缘性的虚拟偶像生产实践方式达成共鸣。他们被吸纳入虚拟偶像亚文化 群体，张扬个性以反抗父辈主导的主流权威文化［31］（P35-41）；另一方面，在后现代主义文化语境下，消解 一切的“不确定性”（uncertainty）所带来的快速流动感，引发人际交往的暂时性与个体孤独感，使青年受 众无法在现实世界获得情感的安妥，转而将情感投射向虚拟世界，通过虚拟偶像的拟像在场，与其进行 拟社会交往，完成亲密关系的想象性建构，以此获得情感补偿［32（］ P83-101）。 尽管如前所述，受众与虚拟偶像的亲密关系建构是基于数据流形式，与数据流所建构的虚拟对象的 拟社会交互，但受众所投射的情感却是真诚的。技术革新带来新的时空感，也导致引发审美超越方式的 改变，在巫术—宗教—艺术—技术的审美超越历程中，与传统媒介及其塑造的偶像在传播上的“单向性” 相比，虚拟偶像作为媒介技术演进和偶像文化发展的产物，它在生产—运营方式上的开放性与强互动 性，使其更易成为受众情感投射的具象对象。由数字媒介构筑的二次元虚拟世界，以其特殊的编码方式 与现实世界形成符号区隔，使受众与现实世界产生距离，沉浸于虚拟世界与虚拟偶像产生情感共鸣。受 众在虚拟偶像拟真语境中，被邀约建立一个共识，共同经验一段情感旅程，其认知模态可简单描述为： “知”（know）其为假，却愿意“信”（belief）其为真［33（］ P125-126）。 以此为基础，受众利用虚拟偶像的再生性文本体系，将其当作投射内心需求的容器，构建一个自我 的拟像符号，以自己喜欢的自定义形象，做自己在现实世界想做而未能实现的事情，为自己拓展出一个 独特的生存空间。此时，受众在技术的普遍性中实现了一种虚幻的同一性，他们对虚拟偶像的形塑过程 是主我与客我协调一致的过程，也是实现自我情感认同与群体情感认同的重要方式，不仅在一种“乌托 邦”式想象创造中体验到情感的归属，而且在迥异于人际日益疏离的现实世俗生活的社群想象共同体 中，获取亲切体验与亲密感。 （二）参与式文化背景下粉丝权力的有限扩张 最初的媒介研究认为权力集中于技术媒介，消费者包括粉丝没有生产性可言；辗转到文化研究则开 始关注消费者在日常生活中的媒介实践，关于粉丝的阶级分析与消极受众论，才在法兰克福文化工业理 论及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推动下盛行［34］（P164-172），但其研究依然呈现出精英主义的批判立场；直到 文化研究发生消费转向，粉丝文化的积极功能才得以被正视，德赛都用“游牧”概念指称积极的粉丝像游 牧民族，他们的文本阅读行为就像在别人的土地上迁徙与盗猎，不受私有制的限制，掠走那些有用的东 西作为新原料，制造新的意义［35］（P174）；詹金斯则继承了前者的理论，努力发掘粉丝对意义的操控、建构 及创造性，诸如电视粉丝对文本有规范其意义的正面影响作用，粉丝社群价值与娱乐产业商业利益具有 矛盾关系等［22（］ P25-26）。 与传统偶像传播的专业生产内容（PGC）模式，以及粉丝处于相对边缘和弱势地位不同，虚拟偶像作 为一种特殊的文化消费符号，它更新着社会大众的文化生产模式与消费方式，智能数字媒介技术为虚拟 偶像粉丝提供了参与偶像内容生产的可能性，粉丝进入虚拟偶像商业文化生产方式渠道增多，从偶像文 本的创作与消费到偶像知识的传播与分享，都可以自下而上地参与偶像的个性化、私人化定制。虚拟偶 像成为粉丝自主文化内容创作的载体，粉丝由文化符号的被动接收者转化为主动生产者，在话语权上实 现了相应扩张。 一方面，这种对传统粉丝文化权力关系的突破，正与青年粉丝创造与享受文化支配能力的诉求相契 合。依据社会学家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观点，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三者之间可以相互 转化：在隐喻的意义上，包括内在于个人的知识、修养的文化资本是一种能力，可以转化为社会资本与经 济资本［36］（P91）。青年粉丝深度参与虚拟偶像生产、传播与消费以获取文化资本，并将其转化为经济资 本与社会资本，如作品收入、受欢迎程度所带来的粉丝圈地位等，以此维护和改变他们在社会秩序中的 地位与话语权。

·162·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年第 5 期 另一方面，虚拟偶像粉丝的权力扩张，使其作为一种亚文化群体，与主流文化、支配集团、资本等有 了博弈、协商的空间。在伯明翰学派看来，亚文化主要经由意识形态和商品化两种相互交织的形式被收 编，前者是统治集团对越轨行为的重新界定，使其成为正常的或古怪的，通过否定其差异性或丧失差异 分析性，安妥于主流意识形态之下；后者则将亚文化风格符号流通于市场，通过将其庸俗化为消费风格， 抹杀颠覆力量［19］（P114-117）。虚拟偶像粉丝亚文化群体与主流文化、支配集团、资本等两者之间，前者 试图营造抵抗与协商的空间，后者则意欲“收编”（incorporate），双方进行话语权的争夺与博弈。但事实 上，二者也存在相互利用的关系。主流文化、支配集团、资本等既要借助虚拟偶像吸引青年粉丝群体的 支持，同时又为粉丝群体提供表达其个性与权力诉求的平台。 （三）智能虚拟文化中的主体同质化与文化失真 需要注意的是，虚拟偶像粉丝亚文化所进行的抵抗与协商，看似能动性较强，但又都在主流文化、支 配集团、资本等构建的各种框架之内，其变革的潜能相对有限。 人作为“符号的动物”（animal symbolicum）［37］（P37），总在利用各种符号来建构自身与创造文化。技 术拨动下的虚拟文化的勃发，虚拟偶像的拟真幻象所带来的感官“震惊”，会使人们在短暂的“陌生化”中 错认其拥有独到的个性，甚而因虚拟偶像的参与式生产机制，而将其所表征的数字文化理解为“个体赋 能”的文化，如研究者鲍海波所指出的：与前现代、现代指导社会生活的分别是“神”与智者相比，后现代 指导社会生活的则是个体自己［38］（P122-128）。然而在大众文化、消费主义的驱动下，虚拟偶像技术审美 所提供的“个性化定制”背后，是技术与资本对虚拟文化隐形控制之下的无差别模式。消费社会力求消 灭异质化（heterotopischer）的他者世界的差异性和可消费性，一切都作为消费的对象变得整齐划一，韩 炳哲对数字时代带来的“同质化恐怖”的分析［39］（P1-8）适用于粉丝以消费为路径在虚拟偶像符号化身体 中寻求个性表达的弱抵抗行为，这些可以被定制同时意味着需要被优化的符号身体，本质上是充盈着空 虚的功能客体，在视觉的、交际的生产与消费中被迅速达成同质化状态，随之被裹挟的则是虚拟偶像粉 丝主体的同质化。 此外，随着技术工业的发展，人类社会正在经历逐步的“技术形态化”［40］（P1）。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 （Henry A.Kissinger）在 2018 年曾发表《启蒙运动如何终》（How the Enlightenment Ends）一文，旨在讨论人 工智能的种种不确定性及其隐患，诸如其虽能达到人们的预期目标，但无法解释抵达结》目标的过程即 无法明确给出得此结论的原因，此外更为重要的则是人工智能对人类思维和价值观的改变［41］。基辛格 的讨论触动了启蒙现代性中关于“祛魅”与“复魅”的问题，人类以为依靠智能技术能够洞见与明晰世界 的混沌，殊不知因其对人本身的改变，恰恰反而使世界更加晦暗不明。 当下广泛涌现的虚拟偶像，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智能技术时代的文化表征。它是技术文明与社会 文化合力催生的结果，以智能技术赋予的符号意义系统构筑虚拟体验型文化，尽管随着智能技术升级， 虚拟偶像以其拟真幻象不断弥合与“真实”的罅隙，然而在本质上它仍是算法模型的数据流，无法以真实 的人格情感来感受现实世界，它回馈受众的是虚拟生命的虚拟情感。与此同时，受众与虚拟偶像的互动 过程，不仅是文化消费与体验的过程，无形中也是思维与价值立场逐步被改变与形塑的过程。受众置身 于虚拟的文化生活中，与虚拟偶像达成一种幻化的社会交往形态，对“真实”的认知不断地受到调教。尼 古拉·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20 多年前的预言在当下似乎正在悄然实现，人类将一代比一代 更加适应数字化生存［42］（P272），随着智能技术建构拟态环境能力的深化，以及对现实生活环境偏离程度 的加剧，如同虚拟景观对真实本源的异质替换，受众也将不断深度消解对真实本源的认知，转而越发依 赖具有“真实感”的数字化“摹本”，驱使社会文化进一步失真与虚拟化。这将是进一步推动虚拟偶像成 为文化生产力时需要格外警惕的部分。 景观制造欲望，欲望决定生产，生产为景观所缔结的假象所控［9］（P16），这是居伊·德波对景观社会 生产的总结，也可视为是虚拟偶像的拟像生产状态。虚拟偶像的景观化，是数字技术时代青年亚文化群

孙金燕 等：数字亚文化的建构及其价值 ·163· 体生存状态的一种折射，疏导着青年们对现实世界的欲望诉求。而弊端在于，虚拟偶像景观的技术幻象 对真实的淹没与消弭，会引导青年亚文化群体置身虚拟文化空间，流畅地交出自我以获取清浅与短暂的 欢愉，逐渐消解人的主体性及其批判意识与超越维度，深化社会文化的虚拟化。这也是亚文化群体在虚 拟偶像景观中，以消费实践为路径进行权力生产的困境。 参考文献 [1] 爱奇艺：2019 虚拟偶像观察报告 . 中文互联网数据资讯网，2020-03-06. [2022-01-12] http://www.199it. com/archives/ 1004591.html. [2] 虚拟偶像屡次打破“次元壁”，产业发展迎来红利期 .Vlinkage，2019-08-21.[2022-01-12]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 =1642443863882739580. [3] 宋汶珈 . 影像时代中的虚拟偶像现象 . 美与时代：上，2012，（1）. [4] 穆思睿 . 浅析虚拟偶像的定位及与其他动漫形象的区别 . 戏剧之家，2018（10）. [5] 段淳林，邹嘉桓 . 偶像虚拟化对消费者价值共创的影响机制探究 . 现代广告（学刊），2021，（20）. [6] 虚拟偶像：文化的承载与集合娱乐文化的衍生物 . 人民网—动漫频道 .2016-08-05.[2022-01-12] https://m.haiwainet.cn/ middle/3541840/2016/0805/content_30161628_1.html. [7] 张自中 . 虚拟偶像产业中 UGC 动机研究 . 新闻论坛，2018（2）. [8] 喻国明，耿晓梦 . 试论人工智能时代虚拟偶像的技术赋能与拟象解构 .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1）. [9] 居伊·德波 . 景观社会 . 王昭风译 .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10] Jean Baudrillard. Simulacra and Simulation. Ann Arbor，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4. [11] Paul J.Thibault. Brain，Mind and the Signifying Body: An Ecosocial Semiotic Theory. London: British Library Cataloguing- in-Publication Data，2004. [12] 莫里斯·梅洛-庞蒂 . 知觉现象学 . 姜志辉译 .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13] 陈嘉映 . 现代技术与终端感知// 孙周兴 . 未来哲学：第一辑 .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 [14] 布莱恩·阿瑟 . 技术的本质：技术是什么，它是如何进化的 . 曹东溟、王健译 .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 [15] 喻国明，杨名宜 . 虚拟偶像：一种自带关系属性的新型传播媒介 . 新闻与写作，2020，（10）. [16] 唐·伊徳 . 技术与生活世界 . 韩连庆译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17] 余明锋 . 资本—技术—科学的三位一体结构// 孙周兴 . 未来哲学：第一辑 .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 [18] H.Schmid, C.A.Klimmt. Magically Nice Guy: Parasocial Relationships with Harry Potter across Different Cultures.The in‐ 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2011,73(3). [19] 迪克·赫伯迪格 . 亚文化：风格的意义 . 陆道夫、胡疆锋译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 [20] R. J. 内尔森 . 命名和指称：语词与对象的关联 . 殷杰、尤洋译 . 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7. [21] 赵毅衡 . 符号学：原理与推演 .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 [22] 亨利·詹金斯 . 文本盗猎者：电视粉丝与参与式文化 . 郑熙青译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23] 剩一个过客 .[跨次元新星]虚拟偶像一人一句教你背古诗（鬼畜 RAP）. 爱奇艺综艺，2020-11-29.[2022-01-17] https：// www.iqiyi.com/v_nmif6ey37s.html#curid=2519302115835300_cd64c0f6427dec4377c45c28ab7a7258. [24] 许轶冰，波第·于贝尔 . 对米歇尔·马费索利后现代部落理论的研究 .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1）. [25] Daniel Black. The Virtual Ideal：Virtual idols，Cute Technology and Unclean Biology. Continuum，2008，22(1). [26] 亨利·詹金斯 . 融合文化：新媒体和旧媒体的冲突地带 . 杜永明译 .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 [27] 鲍德里亚 . 消费社会 . 刘成富、全志钢译 .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28] 索尔斯坦·凡勃伦 . 有闲阶级论 . 赵伯英译 .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 [29] 巴赫金 . 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 . 白春仁、顾亚铃译 .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 [30] 迈克·费瑟斯通 . 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 . 刘精明译 .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31] 张高云 . 后现代主义思潮对青年亚文化的影响 . 当代青年研究，2007，（1）. [32] 成伯清 . 当代情感体制的社会学探析 . 中国社会科学，2017，（5）. [33] A. J. 格雷马斯 . 论意义——符号学论文集：下 . 冯学俊、吴泓缈译 .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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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5 卷第 5 期 2022 年 9 月 Vol. 75 No. 5 Sept. 2022 165~174 DOI：10.14086/j.cnki.wujss.2022.05.014 县域经济推动高质量乡村振兴： 历史演进、双重逻辑与实现路径 斯丽娟 曹昊煜 摘 要 县域经济是中国国民经济体系中的基本经济单元，随着农业农村发展在县域 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已经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全新突破口。从大 历史观的角度出发，中国的县域经济与农村发展经历了从抑制到快速非均衡发展、再到良态 互动的长期演进，县乡间的经济溢出和县域经济对农村发展的带动作用逐渐凸显。县域经 济能够从城乡融合、有效治理和绿色发展三个方面推动乡村振兴，并且二者在实践中也具有 共同的发展目标和良好的耦合关系。发展壮大县域经济、推动高质量乡村振兴，要持续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推进产业融合与绿色发展，依托县城发展统筹城乡 资源和公共服务水平，自上而下深化各级党组织对乡村振兴的全面领导。 关键词 县域经济；乡村振兴；脱贫攻坚；县城载体 中图分类号 F32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22）05-0165-1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21MZD015）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经济发展的 重中之重。2017 年，中共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来，中共中央、国务院连续多年颁布中央一号文件， 为新时代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了全面指导。2021 年，中国的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 利，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消除了绝对贫困和区域整体性贫困，为全球减贫事业和人类发 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脱贫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如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继而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是实现 第二个百年目标的关键议题。2022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 设的意见》，再次充分肯定了县城在全国城镇体系中的重要作用，为发展壮大县域经济、推动高质量乡村 振兴提供了全新思路。 由于农业和农村在县域经济社会结构中占据了较大比重，因此县域经济在带动农业农村长期发展 方面具有基础性作用。2002 年，中共十六大首次提出了“县域”概念，提出要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 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和农业综合效益，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壮大县域经济。中共十六届三中 全会又进一步强调要大力发展县域经济。2017 年国务院颁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县域创新驱动发展 的若干意见》提出，要强化科技与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效对接，建设从科技强、产业强到经济强的社会 发展新道路，促进实现县域创新驱动发展。2000 年以来，县域国民生产总值在全国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平 均占比为 70.53%，县域内年末总人口平均占比超过 70%，其中农村人口平均占比 75.31%，县域经济作为 国民经济的基本经济单元，在经济增长和带动农业农村发展中始终占据重要地位。因此，新时代发展壮 大县域经济，是守好“三农”基础和底线、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畅通城乡经济循环的关键环节。 增强县域经济发展内生动力，对于推进高质量乡村振兴具有重要作用。

·166·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年第 5 期 一、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经济学界涌现了一系列关于县域经济发展的研究，分别从区域关联、县域经济 治理机制、县域经济发展实践路径和县域主体培育等多个方面探讨了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基本主题。 一是县域经济发展中的区域关联。城乡关系的历史性变化和县域经济间的竞争合作是从空间维度 理解县域经济发展的关键视角。县城是沟通城乡的重要纽带，宏观层面的“城乡二元”关系同样能够解 释县域经济中城镇与乡村的基本关联，而在城乡互动的诸多内涵中，要素流动是县域经济发展推动乡村 振兴的重要体现［1］［2］。新中国成立以来，生产要素的转移呈现出“乡—城”单向流动的主要趋势，形成了 “乡村—县城—城市”的动态演化过程。乡村振兴战略和县域经济发展的提出，其根本目标在于扭转生 产要素单向流动的趋势，遏制要素过度流失导致的乡村衰败［3］。从县域经济的内部结构来看，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在“大包干”的财政体制下，县域之间产生了较为严重的区域竞争，尽管县级竞争制度在 客观上推动了经济增长［4］，但长期围绕制造业投资的地区竞争也导致了县级市场壁垒、产能过剩和资源 错配等问题［5］［6］［7］。而随着产业链的不断延伸，县域资源禀赋差异导致的比较优势逐渐凸显，生产的中间 产品属性和较小的市场潜力也将对县域间的合作关系提出新的要求［8］。因此，新时代的县域关联更多地 表现为县级合作，通过产业前向后向关联、区域市场一体化，实现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带动乡村振兴。 二是发展壮大县域经济的治理机制。中国县域经济在长期的脱贫攻坚和乡村建设中形成了诸多有 效的治理机制，在激活闲置要素、提高行政效率方面具备明显优势。从现有的文献来看，诸多因素影响 了城乡收入的不平等，而缺少基础性资金来源是导致农村人口陷入贫困的关键因素［9］。在中国的县域经 济 发 展 过 程 中 ，综 合 使 用“ 三 块 地 ”改 革 、农 地 抵 押 贷 款 等 方 式 拓 展 了 以 土 地 为 主 要 来 源 的 融 资 渠 道［10］［11］。并通过农信社改革和数字金融发展直接改善县域金融体系的融资功能，提高农村人口的资本 存量［12］［13］。基层治理机制方面，具有高度规则化、非人格化的科层制组织是一般治理的主要形式，虽然 科层制在基层组织和协作中具有相对较高的运行效率，但对于大规模的社会项目而言，科层制组织可能 会降低治理成效。在县域经济发展中，中国逐渐形成了“统合治理”的基层治理体系，通过以党组织为核 心，与功能性部门相结合的多边结构，推动县域经济治理中的资源动员和效能提升［14］。 三是县域经济发展的多元路径。在县域经济发展的基本类型中，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县域城乡融 合发展、经济生态化构成了县域经济发展的四个重要路径。第一，由于县域经济的农村性，农业在多数 县域中是产业发展的主要方向，通过不断推进农业现代化，能够实现产业融合、福利改善和农村高质量 发展［14］［15］。第二，作为地方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工业化同样是乡村产业发展的主要内容。而县域经济 中工业发展的主要特征是基于资源禀赋的特色工业建设，通过工业发展驱动经济结构转变，实现县域经 济的可持续发展［16］。第三，城镇是县域经济发展的增长极，实现县域内部的城乡融合发展是实现地区总 体发展水平提升的必要前提。县域城乡融合发展主要表现为二元结构的瓦解、基础设施的完善和基本 公共服务均等化，这一过程又带动了农村经济的基础性条件，实现了县域经济向农村的溢出［17］［18］［19］。第 四，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生态文明建设成为乡村振兴的主要目标之一，实现经济和生态环境的 协同发展在县域经济中占据了越来越大的比重［20］［21］。 四是县域经济发展中的主体培育。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之后，激发经济主体的内生动力成为保障 县域经济和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此，培育县域经济发展中个体的内生动力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实现乡村振兴的基本保证。现有文献从三个方面分析了主体培育的主要方式：一是通过增强龙头 企业的自生能力，引领农业产业化和农村现代化，带动农民就业增收［22］。二是通过教育提高人力资本水 平，从可行能力的角度提高农村主体的积极性。三是通过个体间的同行效应，充分发挥发挥县级政府官 员和返乡创业人员的网络效应带动总体经济的增长。 在现有的研究中，县域经济的增长动力是主要的研究议题，县级政府间的关联和长期形成的治理机

斯丽娟 等：县域经济推动高质量乡村振兴：历史演进、双重逻辑与实现路径 ·167· 制构成了制度研究的主要内容，而经济发展的多元路径和发展主体的培育成为发展模式的主要内容。 仅有少量文献关注县域经济和农村发展的关系，要素流动、城乡互动和空间溢出构成了县域经济发展和 乡村振兴的主要研究视角。但是，县域经济与农村发展的关系究竟在长期中如何演化，县域经济与乡村 振兴的理论和实践关联等问题没有受到系统性关注。本文从大历史观的角度出发，总结新中国成立以 来县域经济与农村发展的关系演化，并从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出发总结发展壮大县域经济与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的关系，最后提出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带动乡村振兴的实现路径。 二、从抑制到振兴：县域经济与农村发展历史考察 增强县域经济发展活力在中国长期历史变迁中具有重要地位。自秦朝设立郡县制以来，县域作为 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系统中最基础的层次和最基本的单元，在国家治理、经济发展、资源承载中发挥了 难以替代的作用。西汉初年著名政治思想家贾谊在谈论郡县制的优越之处时曾指出：“令海内之势，如 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从制，从制则天下安矣”（语见《汉纪•孝文帝纪》）。这一论断被后世进一步总 结为“郡县治，天下安”的历史经验。 （一）1949-1978 年：新中国成立后县域与农村经济发展抑制时期 从行政区划层级的角度出发，改革开放以前的县乡关系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 1949- 1958 年，我国处于县乡关系的初构时期，县乡社会的政权体制得到初步建立。1954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宪法》明确了“省、县、乡”三级行政区划，县级政府对乡级政府具有领导权限和实际控制，县域经济对农 村经济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第二个阶段是 1958-1978 年，我国处于县乡关系的重构时期，县乡关系主 要体现为县与人民公社之间的关系，我国县乡结构由过去简单的行政关系转变为政治、行政、经济、社会 关系复杂的综合性关联，县域与农村的互动从简单的领导关系走向多面性。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采取计划经济体制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策略，城市成为经济建设的主战 场，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县域地区长期处于边缘化位置。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农村地区建立了高度集中的 集体产权制度，采取“一大二公三拉平”的经营方式和粮食统购统销的流动体制，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 在为城市工业发展汲取必要资源的同时对农业生产者的福利水平造成了一定损害。由于农业和农村的 发展没得到足够重视，中国县域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受到了较为严重的负面冲击。随着城乡二元 结构矛盾的不断深化，资金缺乏、城乡差距扩大成为县域经济发展中面临的制约因素。在该阶段，县域 经济在总体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较低。农业生产的主要目标是为城市工业发展提供必要的积累，县域内 部的工业发展和城镇化建设既缺乏充裕的要素投入，又缺少政策支持。尽管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在该 阶段得到了明显改善，公共服务水平也有所提高，但县域经济与农村的互动仍然处于低水平均衡。 （二）1979-1993 年：改革开放后县域与农村经济快速发展时期 改革开放后到中共十八大以前，中国的县域和农村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果，各项制度改革充分释放了 县域经济中的要素活力，并由此带动了农村的发展。但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之后，不同地区的县域经 济之间和县域内部发展的非均衡问题逐渐凸显，消除不平等成为县域经济与农村发展互动的主要方式。 20 世纪 80 年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乡镇企业发展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制度动力。1983 年中共 中央颁布的《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指出，联产承包制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 践中的新发展，并将“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作为乡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一项基本制度长期稳定下来。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导致了新的制度均衡，使得农业成为县域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农业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过多成为资源配置低效率的新矛盾，加之市场化取 向为民营经济参与市场竞争提供了有利的制度基础，因此农村剩余劳动力以“离土不离乡”的形式从农 业部门转向工业部门，县级政府和乡镇企业成为推进工业化的主体。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中国出现了 一种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县域经济发展模式——“苏南模式”。该模式是一种政商合一的集体经济模式，

·168·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年第 5 期 即以集体经济为主、乡镇工业为主、市场调节为主，城乡经济与两个文明协调发展，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前，中国的各项改革使得县域和农村经济迎来了大发展时期，此时县域经济与农 村的关系表现为工业化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收，县域经济在吸纳就业、保持社会稳定方面起到了极为 重要的作用。 （三）1994-2012 年：市场经济体制下县域与农村经济非均衡发展时期 1994 年，国家启动了国企、金融、外贸等方面的重大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制度贡献也出现了 下降趋势，县域经济内部和外部进入市场经济体制下的非均衡发展阶段。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一 是分税制改革使得财政收入向中央政府集中，县域经济的财政收入水平有所下降，税收收入和转移支付 规模缩小。二是金融制度改革导致金融资源的配置向县级以上地区集中，国有商业银行对县域经济的 覆盖范围逐步紧缩，导致县域经济发展开始面临较为严重的金融约束。随着农村生产要素大规模外流 并在城市集聚，城市的分工效率和市场规模不断扩展，再次削弱了农村产业的相对竞争优势，进一步强 化了乡村生产要素往城市流动的趋势。 这一阶段的县域经济和农村发展总体表现出非均衡的发展态势。从县域经济的地区差异来看，东 西部地区的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表现出不同的发展方式，市场经济对东部地区的县域经济发展注入了强 大动力。随着乡镇企业的产权改革和现代企业制度的确立，东部地区县域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在全国 “百强县”中的占比连续提升，而中西部地区的县域经济发展速度则相对放缓。从县域经济内部结构来 看，城乡差异越发明显，县乡财政紧张、人力资源积累水平较低，乡镇企业产权制度不清晰等问题导致收 入分配不平等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关键短板，县域经济对农村的带动作用逐步减弱。 （四）2013-2022 年：中共十八大以来县域与农村经济转型升级阶段 2002 年，中共十六大首次指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2007 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 革发展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再次提出要“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 化新格局”。2017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上指出“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充分表现了 中国共产党在推动城乡良性互动方面一脉相承的治理理念。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以来，县域经济转型升级步伐逐步加快，县域第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回乡经济、资本下乡成为拉动县域经济升级发展的新生力量。2017 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县域创新驱动发展的若干意见》，从加快产业转型升级、集聚创新要素、促进县域社 会事业发展等是五个方面对县域经济发展做出了切实指导，县域经济与乡村振兴逐渐形成了良好的互 动关系。县域经济对农业的现代化改造和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改善了农业生产率，在增加农产品收益的 同时推动了剩余劳动力向县域城镇的转移。特色产业发展和工业产业链的不断延伸提高了县域工业在 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对农村第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县域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 务的优化提高了农村居民的生计能力和人力资本，扩展了不平等治理的边界。 通过回顾中国县域经济与农村经济的长期发展，可以总结出以下的经验和规律：首先，县域经济高 质量发展与乡村振兴具有共同的目标。农业产业是县域经济的主要构成，因此要实现县域经济高质量 发展，必须实现农业高端化、现代化发展，这也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目标。因此，二者在发展目标上具 有一致性，都是实现农业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第二，乡村振兴是实现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 乡村振兴在推动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其本质是解决“三农”问题，推动乡村产业、 人才、文化、生态和组织的全面振兴。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城镇和农村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结果， 必须要借助于乡村振兴这一有效手段。第三，县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又为乡村振兴的顺利实施提供了 基本保障。农村地区在空间上的分散性削弱了规模经济的优势，而县域经济作为最完备的经济系统和 资源要素的集聚地，能够通过发挥规模优势和溢出效应，带动农村地区的不断发展。

斯丽娟 等：县域经济推动高质量乡村振兴：历史演进、双重逻辑与实现路径 ·169· 三、县域经济发展与高质量乡村振兴的双重逻辑 2022 年中共中央颁布的《关于做好 2022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中提出牢牢守住保 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两条底线，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作用，扎实有序做好乡村 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重点工作，推动乡村振兴取得新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在该文件 中，“县域”这一词汇共出现 14 次，充分体现了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在推进高质量乡村振兴中的重要作用。 本文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阐述县域经济与乡村振兴的基本逻辑。 （一）发展壮大县域经济推动高质量乡村振兴的理论逻辑 对于县域经济发展对高质量乡村振兴的推动，可以从城乡融合、有效治理、绿色发展三个不同的视 角进行考察。 1. 城乡融合视角下县域经济发展与乡村振兴 县域包含“县城—乡镇—村庄”三级体系，一头连着城市，一头连着乡村，而城乡融合发展作为实现 乡村振兴的重要切入点，对县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马克思的城乡发展理论将城乡作为一 个整体，其基本要求是在开放的发展环境中，让城乡资源要素对流畅通、产业联系紧密、功能互补互促， 推动城乡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生态环境一体化发展［26］。从马克思主义城乡发展的观点出发，城乡融 合发展的顺利实现，要充分结合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并将城乡生产力合理布局。县域经济作为沟 通城乡的桥梁，能够引导农村生产要素向城镇转化，形成“农村—县城—城市”的动态流动过程，加快实 现县域内经济、空间、文化、社会、生态、产业的融合，为城乡融合提供合理过渡和承载空间。 城乡融合发展的必要前提是资源要素双向自由对流。由于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性，中国经历了长期 的“乡—城”要素单向流动，农村生产要素的大量外流导致了乡村的衰败趋势，违反了乡村振兴的基本要 求［27］。县域经济中对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一方面要遵循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推动要素升级与向外流 动。另一方面要通过农民就地就近就业创业、发展县域富民产业等政策设计，吸引资本和劳动力回流， 增加县域核心区公共服务供给，将县城建设为城市和农村地区之间的“缓冲带”，使回流的生产要素发挥 出更高的配置效率。 城乡融合发展的核心内容是城乡功能互补互促。城乡因其资源要素禀赋的差异而具有不同的经济 功能，城市作为商贸服务的集中地，具有巨大的集聚能力和规模效应，对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实现乡村 振兴具有极大的带动作用。城市第二、三产业的发展与延伸能够逐渐带动乡村农业向产业化和多功能 化方向的调整。县域经济作为与城市地理空间和产业空间最为接近的经济单元。其发展的核心内容之 一就是充分承接城市对农村的辐射带动作用，引导城市产业链的梯度转移和延伸，增强和拓展农业功 能，让二者互为需求、共同发展。 2. 有效治理视角下县域经济发展与乡村振兴 经济和管理权力的下沉是中国基层治理和改革的重要举措，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实现更高的经济包 容性并有效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在现有的权力改革中，向县级政府下放的权力主要可以分为两个领域。 一是以各地推行的“省直管县”改革为代表的财政领域，“省直管县”改革作为一项推动政府治理建设的 重要政策，可以通过提升公共品配置效率、加强税收征管，进而抑制企业避税，缓解县级财政困难影响县 域经济发展［28］［29］。但另一方面，“省直管县”改革也可能导致县级政府之间的横向竞争和地级市政府之 间的纵向竞争，加剧市场分割，导致区域间更加难以统筹协调，环境公共治理提供不足［30］。权力改革的 另一种类型是以“扩权强县”为代表的行政权力下放，通过下放不同类型和数量的行政权力，实现基层政 府行政层级的扁平化，提高县级政府的自主决策权限和经济发展的积极性。 健康的政企关系是实现县域经济发展的核心竞争力。良好的政企关系有利于激发企业活力、提升 治理效能、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在县域经济发展与乡村振兴的过程中，更重要的是由政府和市场作为双

·170·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年第 5 期 重动力驱动的新模式，产业的规划、导入和发展，不再单一由政府做选择，而是在一定程度上根据企业需 求进行市场化选择，缓解了传统经济发展中产业政策的效率和资源错配问题［31］。县域经济发展中的政 企合作在主要表现在政府通过加快产业园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引进相关科研机构、增强创新平台建 设，发挥在科技、人才、信息等方面的优势，以园区建设为纽带，促进各类要素跨区域流动和深度融合，为 企业提供良好的发展条件和基础设施。 3. 绿色发展视角下县域经济发展与乡村振兴 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生态文明建设做出重要论述。2022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 海南考察调研中再次指出，推进乡村振兴要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为导向，体现了生态环境在现代 县域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在生态文明重要性不断彰显的背景下，绿色发展逐渐成为县域经济持续 发展的基础，是全面解决“三农”问题，推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保障。 生态产业化是将资源环境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的主要路径。县域空间中资源禀赋充裕，自然要素 分布广泛，因此在以要素投入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中，经济增长与环境的矛盾难以避免，县域经济的发 展可能会损害农村地区的生态环境和人居条件。其主要原因在于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缺少环境要素价 值实现的路径，而通过发展绿色可持续的生态环境产业，一方面缓解了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环境污 染，另一方面保证了环境要素禀赋充裕地区的经济效益。具体而言，要依托不同县域内部的自然禀赋， 把市场机制引入生态文明建设，推动生态环境建设的产业化运作，以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提升乡村绿色 发展动力。在县域经济发展中，农业绿色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与产业发展的主要结合点。农业作为多 数县域经济中的主要产业，与生态环境存在紧密关联，推动农业产业集约化、生态化是农业绿色发展的 目标导向。 提升县域经济生态治理能力是乡村生态振兴的外部保障。县域生态治理是一个多维共建的过程， 树立生态治理目标、整合生态治理资源、创新生态治理过程是支撑县域生态治理能力体系良性循环、健 康发展的基本要素。对于中国农村地区的乡村生态治理，除了要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外，加强法律法规 建设、加大宣传力度、建立人才引进体制机制、优化农业生产方式以及加大科技投入等也是推进农业生 态治理的有效手段。从生态治理的区域分工来看，县域生态治理主要以引导区域要素绿色可持续发展 为主要目标，而乡村地区的农业生态治理则主要倾向于生产过程的绿色发展。特别在新发展格局决策 的导向下，需要进一步深化县域乡村“产业—生态”协同振兴的逻辑框架和实践模型，以此形成县域发 展、乡村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格局。 （二）发展壮大县域经济推动高质量乡村振兴的实践逻辑 在乡村振兴的宏观战略背景下，县域经济和农村的发展需要结合现阶段的环境与政策特征，寻找创 新路径和方法。在新时代背景下，县域经济同乡村振兴的紧密关联对县域和农村发展的基本方式提出 了全新的要求。以县域为整体推进乡村振兴的工作模式既是基于农业农村发展现状的现实分析，也有 利于解决现有乡村振兴推进过程中的关键难题，因此二者在现实层面中的联系密不可分。 1. 共同富裕是县域经济发展与乡村振兴的共同目标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在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 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十四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谋划和实践中，党中央对实现共同富裕 给予了高度关注，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培育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成为实现共同富 裕的主要目标。在新发展阶段，从县域经济出发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则是促进新格局构建和实现农民共 同富裕的重要战略选择［32］［33］。一方面，县域是统筹新型乡镇化建设与乡村振兴的战略支点，通过发展县 域经济可以直接改善农村地区的福利水平。另一方面，县域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能够有效 实现产业、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向农村的延伸，提高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水平。

斯丽娟 等：县域经济推动高质量乡村振兴：历史演进、双重逻辑与实现路径 ·171· 2. 县域经济发展与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存在良好的耦合关系 乡村振兴战略涉及的范围极为广泛，包括农民、农业、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生态环境、产业发展、乡 村人才、乡村文化、乡村组织等多个领域的内容，这些不仅是农村经济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同时也是县 域经济未来发展的重要内容，能够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有效的理论和制度支持。2021 年初中共中央、国 务院颁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指出，要把县域作 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加快县域内的城乡融合发展，为乡村振兴探寻更广阔的发展模式。以县 域经济发展整合城乡优势资源，推动县域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带动乡村发展，能够有效解决农村资源分 散的相对劣势，在集群化发展中实现规模效应和共同提升。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期，结合当前的 经济形势，县域经济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等方面发挥了良好的带动作用。 3. 县域经济发展是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根本载体 城乡融合是对城乡关系新发展的概括，是对以往城市优先、城乡统筹等发展理念的修正与发展。在 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规律作用下的生产要素流出和乡村振兴战略构成了一对现实矛盾，如何调整经济 发展方式以适应经济规律与现实目标的矛盾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以县域为基本单元推进乡 村振兴，能够实现城镇化与村庄建设的协同发展，县域经济发展中配置效率的不断改善可以形成有效的 政策导向，降低农村地区的分散水平，加快各类资源向中心城镇等特定地区的投入，既可以实现农民的 城镇化，又可以保证尚未实现城镇化的农民能够集中享受相对均等的公共服务。县域既是联结城乡的 基本单元，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载体，乡村振兴的实现本质上要以县域为载体统筹各方力量发 挥外源带动作用来支撑。 4. 县域经济发展是促进乡村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手段 产业发展是乡村振兴的基础，但农村地区的资源承载能力较弱，仅仅依靠乡镇企业难以提高企业的 自生能力。发展现代县域产业经济，是提升乡村竞争力的重要途径。首先，乡村的核心产业是农业，发 展县域经济应该立足于农业，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辐射带动村庄和农户延伸农业产业链。其次，农业 生产环节服务和农产品粗加工实现的就业规模是有限的，发展县域经济能够探索形成能够融入全国乃 至全球产业链的特色非农产业，在农业基础上形成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有效促进农村第一、二、三产 业的融合。最后，在不同县域经济快速发展的基础上，实现县域间的分工和协作能够有效弥补要素禀赋 的单一性，促进乡村整体实现振兴。 四、县域经济推动高质量乡村振兴的实现路径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强化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推动形成工 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十四五”期间农 业农村优先发展的工作目标。县域具有相对完备的综合经济体系，其经济结构既包括城镇，又包含乡 村，产业体系涵盖生产、流动、消费、分配的各个环节。因此，如何通过发展壮大县域经济，从各个领域带 动高质量乡村振兴是新时代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主题，具体可以从四个方面优化县域经济与乡村振兴 的互动关系。 （一）分类指导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之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两条底线任务之一。 由于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不同地区的县域经济发展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的任务也存在差异。坚持在发展中缓解不平等的基本目标，充分体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工 作延续。在工作机制上延续健全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领导机制，在政策上延续财政 投入、小额信贷、人才智力等支持政策的主要内容，提高 160 个国家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总体发展水 平，在此基础上分类推进县域经济带动乡村振兴。

·172·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年第 5 期 对于脱贫时间较早，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县域，要科学把握功能定位，在进一步提高发展水平的同 时带动其他地区的脱贫成果巩固。积极融入邻近中心城市的经济发展体系，疏解大城市人口和产业转 移，依托资源禀赋优势培育特色经济，形成沟通中心城市与乡村的“卫星县城”。坚持完善东西协作和对 口帮扶，在资金项目帮扶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产业梯度转移、劳务输转和人才交流，实现东部地区带动 西部脱贫地区农业农村发展。对于脱贫时间较晚，存在较高返贫风险的县域，要建立健全防返贫监测和 长效机制，优化易地搬迁的后续帮扶。采用数字化、信息化等现代手段开展易返贫人口的常态化监测和 响应机制，巩固“两不愁三保障”帮扶成果。推广产业园区建设、以工代赈等方式解决易地搬迁人口和大 型安置区的就业问题，持续提高脱贫人口收入水平。 （二）多元推进县域三次产业发展与生态治理产业化 产业振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基础和关键，以县域经济带动的产业振兴包括农业产业化、工业集群化 和生态产业化三部分主要内容。通过农业产业化克服分散农业的低效率，以工业制造业发展推动富民 产业和商业体系，以生态产业化激活自然要素的市场属性，缓解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矛盾。 第一，要推动县域农业产业化和第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在保证国家粮食安全，防止“非粮化”的 前提下深化农业结构调整。结合市场需求和主要农产品，以集体经济为基础，扶持或引进龙头企业，将 小农户纳入现代农业体系，推动农业生产规模化、集约化。提高县域工业和服务业与农业的融合水平， 推动县域农业产业链重构，提高农产品加工业和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发展休闲农业、乡村旅游、 民宿经济等乡村经济新业态。 第二，要推动县域富民产业和商业体系建设。以农业产品、传统工业产品和文化产品为基础，发展 农产品加工业、传统加工业和文化产品加工业等比较优势明显、农业农村带动能力强、就业容量大的产 业，形成“一县一品”的产业格局，并加快工业产业园区建设，推动中小企业和扶贫车间向中心城镇集聚， 形成产业集群。与此同时，完善县乡商业系统构建，加快农村物流服务提质增量和加工农产品出城进 村，降低工业市场交易成本。 第三，要推动县域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和生态补偿机制，加强绿 色食品、有机农产品的产品生产和绿色农产品品牌打造，增加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推广生产生活绿色 低碳化，建立污染企业准入负面清单，推进现有乡镇企业绿色升级改造和面源污染治理，最终通过有效 的市场机制和有为的政府管理相结合实现乡村生态振兴。 （三）以县城为载体促进县域内城乡统筹与融合发展 县城是中国城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促进新型城镇化、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具有支撑作用。统筹 县城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向农村地区延伸，在县域内形成县城与农村地区要素资源双向流动的良好格 局，是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的主要目标。 从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的角度出发，一体化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是确保流动动态平衡 的主要因素。在完善好交通设施、供水网络等市政设施体系的基础上，构建县城农村基础设施统一规 划、统一建设，统一管护机制。推进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实现数字技术赋能水、电、路、气、邮政通信高 效管理。公共服务供给方面，支持在规模较大的城镇完善县级医院建设，缓解周边乡村的医疗卫生需 求。有序推进撤点并校，扩大县城义务教育学校扩容增位，鼓励发展职业教育，深化义务教育教师“县管 校聘”管理改革和县域内校长教师交流轮岗，提高教育资源享有水平。发展县城养老托育服务和文化体 育设施建设，实现县域经济带动文化振兴。 从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的角度出发，要以科学的规划引领，多元布局县域经济增长极，实现多极带动 的城乡融合发展。引导要素流出的县域开展小城镇建设，建立多元融资机制提高资金投入规模，完善社 会保障制度解决外出人口的就业、养老和医疗问题，盘活存量土地，增加农村居民要素性收入。强化县 域经济的要素保障，鼓励农村居民就近就业和创业，开展适合农村人口的职业教育和创业培训，发展多

斯丽娟 等：县域经济推动高质量乡村振兴：历史演进、双重逻辑与实现路径 ·173· 渠道灵活就业和规范的新就业形态。发挥金融支农和农业保险的风险对冲功能，保障创业人员在来源 地和本地的合理权益，促进要素从城镇向乡村流动，提高农业农村发展活力。 （四）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强化党组织全面领导乡村振兴 基层治理是发展壮大县域经济推动高质量乡村振兴的制度保障。在现代农业农村发展中，党组织 在基层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领导作用越发凸显，从县域层面深入推进基层党建是提升农村治理效能的制 度方略。 首先要自上而下推动标准化党组织建设和乡村治理。强化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的工作机制，充分 发挥各级党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的分级领导作用，全面落实乡村振兴工作责任传导。推进县域内干部 工作下沉机制，建立乡村振兴联系点制度，形成由县级党委和政府直接领导的乡村振兴工作格局。在县 级党委的领导下，积极推广基层标准化党支部建设，充分结合“两推一选”“四议两公开”等工作机制保障 党组织工作公开透明。开展市县党政领导乡村振兴实绩考核，推动乡村人才工作与乡村振兴考核工作 的有效衔接。 其次要发挥基层党组织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合理把握经济治理、壮大集体经济和构建新 时代农村精神文明是各级党组织提升乡村振兴治理效能的主要内容。县级党组织要全面开展农村基层 干部乡村振兴主题培训，明确不同地区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的重点工作内容，从宏观层面保障基层乡村 振兴工作方向的合理性。突出各级党委书记在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中的资源撬动作用，为集体经济发展 创造良好的经济条件，确保集体经济分配公平。以网络化管理、数字化赋能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依托县 级融媒体中心深入开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教育，持续推进移风易俗，全面推进农 村精神文明现代化。 参考文献 [1] 谷家栋 . 城乡互动 促进县域经济发展 . 宏观经济研究，2003，（4）. [2] 黄茂兴，张建威 . 中国推动城镇化发展：历程、成就与启示 .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1，（6）. [3] 黄承伟 . 论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的内在逻辑及理论议题 .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6）. [4] 陶然，陆曦，苏福兵等 . 地区竞争格局演变下的中国转轨：财政激励和发展模式反思 . 经济研究，2009，（7）. [5] 江飞涛，耿强，吕大国等 . 地区竞争、体制扭曲与产能过剩的形成机理 . 中国工业经济，2012，（6）. [6] 包群，唐诗，刘碧 . 地方竞争、主导产业雷同与国内产能过剩 . 世界经济，2017，（10）. [7] 周黎安，陶婧 . 官员晋升竞争与边界效应：以省区交界地带的经济发展为例 . 金融研究，2011，（3）. [8] 陈健生，任蕾 . 从县域竞争走向县域竞合：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选择 . 改革，2022，（4）. [9] 尹志超，彭嫦燕，里昂安吉拉 . 中国家庭普惠金融的发展及影响 . 管理世界，2019，（2）. [10] 甘天琦，李波，邓辉 . 农地三权分置改革与县域农业经济增长 .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5）. [11] 武丽娟，刘瑞明 . 唤醒沉睡的资本：农地抵押贷款的收入撬动效应 . 财经研究，2021，（9）. [12] 孙希芳，王晨晨 . 农信社股份制改革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 财经研究，2022，（4）. [13] 宋科，刘家琳，李宙甲 . 县域金融可得性与数字普惠金融——基于新型金融机构视角 . 财贸经济，2022，（4）. [14] 孙学涛 . 农业现代化对县域产业结构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 . 世界农业，2020，（10）. [15] 杨志良 . 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百年探索、理论内涵与未来进路 . 经济学家，2021，（12）. [16] 董政国 . 论县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承德县工业发展为例 . 管理世界，2007，（6）. [17] 张俊 . 高铁建设与县域经济发展——基于卫星灯光数据的研究 . 经济学（季刊），2017，（4）. [18] 董晓芳，刘逸凡 .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能带动县域经济发展么?——基于 2004-2013 年国家级高速公路建设和县级经济 面板数据的分析 . 南开经济研究，2018，（4）. [19] 王凯霞 . 县域城镇化促进城乡公共服务融合发展的路径研究 . 经济问题，2022，（4）. [20] 胡平波 . 支持合作社生态化建设的区域生态农业创新体系构建研究 . 农业经济问题，2018，（12）. [21] 李淑瑞，薛钢 . 省以下生态转移支付制度环境保护激励效应 .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2，（1）. [22] 池泽新，彭柳林，王长松等 . 农业龙头企业的自生能力：重要性、评判思路及政策建议 . 农业经济问题，2022，（3）.

·174·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年第 5 期 [23] 郭炳序，叶春辉，陈伟玮等 . 中国撤点并校政策的长期效应——基于对农村学生成年后收入影响的分析 . 农业技术经 济，2022，（6）. [24] 文雁兵，郭瑞，史晋川 . 用贤则理:治理能力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百强县和贫困县的经验证据 . 经济研究， 2020，（3）. [25] 黄祖辉，宋文豪，叶春辉等 . 政府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县域经济增长效应——基于返乡创业试点政策的考察 . 中国 农村经济，2022，（1）. [26] 许彩玲，李建建 . 城乡融合发展的科学内涵与实现路径——基于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的思考 . 经济学家， 2019，（1）. [27] 张露，罗必良 . 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从打开城门到开放村庄 . 南方经济，2021，（5）. [28] 陈思霞，卢盛峰 . 分权增加了民生性财政支出吗?——来自中国“省直管县”的自然实验 . 经济学（季刊），2014，（4）. [29] 李广众，贾凡胜. 财政层级改革与税收征管激励重构——以财政“省直管县”改革为自然实验的研究. 管理世界，2020，（8）. [30] 蔡嘉瑶，张建华 . 财政分权与环境治理——基于“省直管县”财政改革的准自然实验研究 . 经济学动态，2018，（1）. [31] 邹薇，雷浩 . 营商环境对资源错配的改善效应及其作用机制——基于制造业层面的分析 .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 学版），2021，（1）. [32] 斯丽娟，郭海霞 . 面向共同富裕的中国城乡相对贫困指数的测度及变动分解 .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2，（5）. [33] 陈奕山，吴重庆，张慧鹏 . 以县域为中心的乡村振兴：城乡关系演变与县域经济发展 . 南方经济，2021，（8）. Promoting High-quality Rural Revitalization with County Economy: Historical Evolution, Dual Logic and Implementation Path Si Lijuan，Cao Haoyu（Lanzhou University） Abstract County economy is the elementary unit of China's national economic system. With the in‐ creasing status of agricultural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county economy，the development and expansion of county economy has become a new breakthrough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agriculture，rural areas and farm‐ 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rand historical view，county economy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have ex‐ perienced a long-term evolution from suppression to rapid unbalanced development，and then to good state in‐ teraction. The economic spillover between county and township and the driving role of county economy in ru‐ ral development have gradually become prominent. Theoretically，county economy can promote rural revital‐ ization from such three aspects as urban-rural integration，effective governance and green development，and the two have common developmental goals and good coupling relationship in practice. To develop and strengthen county economies and promote high-quality rural vitalization，we need to continue to consolidate and expand the achievements in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ural vitalization, promote industrial integration and green development, balance urban and rural resources and public services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coun‐ ty development，and deepen the overall leadership of Party organizations at all levels over rural vitalization from top down. Key words county economy; rural revitalization; poverty alleviation; county seat ■ 收稿日期 2022-06-20 ■ 作者简介 斯丽娟，经济学博士，兰州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甘肃 兰州 730000； 曹昊煜，兰州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 责任编辑 杨敏

第 75 卷第 5 期 2022 年 9 月 Vol. 75 No. 5 Sept. 2022 175~187 DOI：10.14086/j.cnki.wujss.2022.05.015 收入的间接机会不平等与经济增长 叶 琴 叶初升 摘 要 在 Roemer 机会不平等框架中，“环境”因素引致的不平等是机会不平等，而“努 力”因素引致的不平等为努力不平等。但“环境”因素会作用于“努力”因素造成收入差异，这 种努力不平等本质上是间接机会不平等。将机会不平等进行拆解，在此基础上探究机会不 平等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发现：间接机会不平等促进经济增长，其二次项对经济增长的 作用显著为负。机制分析表明，间接机会不平等增强个体对努力改变命运的判断，促进个体 人力资本投资而有助于经济增长，但是间接机会不平等加剧社会固化不利于社会流动，随着 间接机会不平等程度提升，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削弱。促进社会公平时，需关注被努力不平 等掩盖下的机会不平等以及环境劣势群体的努力机会和回报公平。 关键词 社会公平；机会不平等；间接机会不平等；直接机会不平等；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 F0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22）05-0175-13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1\&ZD07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而实 现共同富裕，必须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在高质量发展中持续提高人均收入水平，缩小收入 差距。当前我国依旧面临着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其中突出的一点是存在较大的收入差距。长期 高水平的收入差距将加剧社会固化和社会分化［1］（P6），带来尖锐的社会矛盾。事实上，不平等的关键不 在于富人和穷人存在的收入差距，而在于缺乏公平。缺乏公平的社会环境使得个体付出同样的努力却 无法获得同样的回报，抑制经济发展活力，不利于经济增长［2］（P42）。20 世纪 70 年代左右，西方的一些哲 学家开始关注在相同的努力付出背景下因家庭背景差异所导致的经济结果不平等问题。Roemer 总结 和发展了这些研究，界定机会不平等的概念，将其引入经济学的分析［3（］ P25-32）。 现有关于机会不平等的分析多在 Roemer 机会不平等分析框架中将影响收入的因素分为两部分：不 受个体控制的因素的集合，如家庭背景、出生地等，即“环境”因素；受个体自我控制的因素集合，如个人 受教育程度、就业状况、工作时长等，即“努力”因素。收入机会不平等指的是因不受个体控制的“环境” 因素造成的收入不平等。但“环境”变量和“努力”变量在现实中并非完全独立。“环境”不仅可以直接作 用于个体收入，也可以通过影响“努力”间接作用于收入。Palomino 等以及李莹、吕光明的研究认为，努 力变量中的个体的受教育程度和就业状况是机会不平等的作用渠道［4］（P3）［5］（P62-63）。本文认为机会 不平等可以分成两部分来看：“环境”直接作用于收入的部分可以看作直接机会不平等，而“环境”通过 影响“努力”发挥作用的部分则可以看作间接机会不平等。 在机会不平等的研究中，区分直接和间接机会不平等是必要的。间接机会不平等本质上属于机会 不平等，但是却有着努力不平等的表现形式，这样的性质使其可能具备区别于直接机会不平等造成的经 济增长影响。当社会中大多数人认为通过努力可以获取成功的时候，努力回报会刺激个体的人力资本 投资，进而促进社会投资和人力资本积累，有利于经济增长。由于间接机会不平等的存在，因家庭背景

·176·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年第 5 期 差异造成的努力回报差异以努力不平等的形式体现，人们感知的努力不平等的增加意味着付出的努力 能得到相应的回报。此时间接机会不平等也会激励个体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提升经济活力，促进经济增 长。但是间接机会不平等本质是一种机会不平等，当间接机会不平等过大，以至于不同群体的人努力回 报存在的差异较大时，社会固化等弊端就会出现。而且间接机会不平等促进人力资本投资的机制本质 上也是代际流动固化的过程。这种情况下间接机会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会被削弱。 已有研究较少关注间接机会不平等问题，更鲜有学者关注间接机会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作 用机制。在缩小收入差距的努力中，需要关注被努力所掩盖的间接机会不平等，关注不同群体的努力回 报，促进社会公平，助力实现共同富裕。鉴于此，本文以间接机会不平等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为切入点，在 测度出间接机会不平等之后，首次实证分析间接机会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利用微观调查数据探 究间接机会不平等对个体投资和社会流动的作用，据此分析间接机会不平等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机制。 一、文献综述 大量学者从机会不平等视角探究不平等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相关研究大多认为机会不平等程度加 剧会抑制经济增长。Sen 指出，面对长期的剥夺，大多数人会选择被动接受［6］（P55）。这种情况下机会不 平等便会造成处于环境劣势的人接受不公平的环境，减少有才干的穷人参与经济生产活动的机会。在 歧视严重的环境中，个体的努力很难消除因不受个体控制的环境因素造成的收入不平等，这会打击个体 努力的积极性，不利于社会上更有才华的个人的人力资本积累，降低经济活力，阻碍经济增长［7］（P108）。 国内部分学者持有类似观念。石大千利用 2003-2013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研究表明，我国 机会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显著为负的，而努力不平等则能显著刺激经济增长［8］（P43）。雷欣等利 用 2003-2013 年 CGSS 数据检验不平等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表明不平等与经济增长关系不显著［9］ （P42）。原因是机会不平等与经济增长是显著的负向关系，努力不平等会激励经济主体的劳动和投资， 部分抵消机会不平等对经济主体的逆向激励。但是也有少部分研究认为，机会不平等不一定会抑制经 济增长。Fang \& Norman 的研究发现，东南亚华人和犹太人，面对歧视性政策会产生激励效应，比不受歧 视的人付出更多努力，因此他们的经济成就比当地人更大［10］（P362）。佐藤宏和李实的研究也发现，建国 初期，群体面对农村地区的身份歧视短期内表现出激励效应［11］（P1117-1119）。Ferreira 等使用仅针对个 人的国际面板分析中的环境变量组数据，未能发现机会不平等对增长的负面影响［12（］ P210）。 综合上述文献可知，机会不平等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结论依旧存在一定的争议。大多数研究认 为，机会不平等会抑制经济增长，而努力不平等会刺激经济增长。少部分研究有不同发现。而机会不平 等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主要在于影响个体投资人力资本以及工作努力程度的决策发挥作用。现有文献 关于机会不平等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分析存在可推进之处。 第一，Roemer 框架下机会不平等与经济增长的讨论将收入不平等分解为机会不平等和努力不平 等，然后估计这两种不平等与经济增长的关系［3］（P25-32）。李莹和吕光明指出，现实中“努力”因素并非 完全独立于“环境”因素。“环境”不仅可以直接作用于个体收入引起收入差异，这部分差异被称为机会不 平等，也可以通过影响“努力”间接作用于个体引起收入差异，但这部分机会不平等在现实中以努力不平 等形式体现［13］（P62-63）。研究中机会不平等与经济增长关系出现不一致的结论，可能一部分源自对间 接机会不平等的忽视。本文认为机会不平等可以分成两部分来看：“环境”直接作用于收入的部分为直 接机会不平等；而“环境”通过影响“努力”发挥作用的部分为间接机会不平等。间接机会不平等本质 上属于机会不平等，却有着努力不平等的表现形式，这样的性质使其具备区别于直接机会不平等对经济 增长的影响。在机会不平等对经济增长作用的研究中，区分直接和间接机会不平等是必要的。但当前 并未有研究关注间接机会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第二，间接机会不平等在现实中以 努力不平等的形式呈现，而努力不平等正向激励经济主体的劳动与投资［9（］ P41-43）。故这部分机会不平

叶 琴 等：收入的间接机会不平等与经济增长 ·177· 等的提升一定程度上让人误以为努力回报提升，进而激励家庭和个体更加努力［14］（P97）。这种激励作用 一方面影响个体对通过努力获取成功的判断，另一方面促进家庭和个体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从这一角 度来看，间接机会不平等会通过影响个体对努力改变命运的判断，促进人力资本投资，促进经济增长。 第三，间接机会不平等本质是机会不平等，而机会不平等加剧降低社会流动预期［14］（P98），较高的机会不 平等会削弱家庭背景条件较差的群体向上流动的预期［15］（P51）。间接机会不平等的提升意味着处于环 境优势的个体得到更高的努力回报，间接机会不平等促进人力资本投资的机制同时意味着社会流动性 减弱。而社会流动减弱不利于经济增长［16（］ P90）。 综合第二和第三点分析可推断，间接机会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可能在短期内是促进的，但长期 这种促进作用会削弱，即间接机会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可能是非线性的。故探究机会不平等与经 济增长的关系，需要深入分析间接机会不平等及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那么如何验证间接机会不 平等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社会经济系统的运行及经济现象均由微观层次的个人经济行为决定，而 从人力资本等变化探索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成为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亮点之一［17］（P37）。 据此，本文回到个体微观经济行为之上，采用微观调查数据探究间接机会不平等对经济主体对努力的态 度、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而大量研究已经表明，经济主体的努力和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有显著促 进的作用，因而这一思路能够验证间接机会不平等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机制。 本文尝试从以下三个方面丰富现有研究。首先，本文首次关注间接机会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并深入考察机会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其次，为分析清楚间接机会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本文从间接机会不平等对努力改变命运的态度、对家庭人力资本投资以及对社会流动性的影响三个路 径进行分析。再次，本文从微观数据层面分析机会不平等对个体微观激励的影响，并探究不同群体面对 机会不平等的投资活动的差异性。已有学者指出，面对机会不平等群体可能被动接受现状，也可能会出 现激励效应［8］（P46）［10］（P385-386）［11］（P1117-1119），但并未对微观激励以及这些微观激励的群体差异进 行验证，本文将从这个角度丰富现有研究。 二、研究方法及数据描述 为实证验证间接机会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本文构建间接机会不平等影响经济增 长激励模型，深入探究作用机制，并对变量构造和数据的来源与处理进行说明。 （一）实证研究设计 为探究机会不平等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本文首先构造如下基准模型。 Yit = β0 + β1OPPOit + β2 EFFEit + β3 Zit + μi + μt (1) 模型（1）中被解释变量 Yit 是经济增长代理变量，其中 i 表示省份，t 表示年份。核心的解释变量是机 会不平等 OPPOit。Zit 是控制变量，包括宏观经济中影响增长的因素。基准估计中关注 β1 和 β2。 本文尤其关注间接机会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此本文将基准估计中的机会不平等进一步分 解为直接机会不平等和间接机会不平等。 Yit = β0 + β4OP - DIRit + β5 IND - OPit + β2 EFFEit + β3 Zit + μi + μt (2) 模型（2）中将机会不平等 OPPOit 分解成两部分：直接机会不平等 OP - DIRit 和间接机会不平等 IND - OPit。模型（2）主要关注 β5。前文分析认为间接机会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可能是非线性的， 为探究这种非线性关系，本文在模型（2）中加入间接机会不平等的二次项。机会不平等与经济增长之间 可能存在互为因果关系，故本文做了丰富的稳健性检验。 具体机制分析上，本文从微观层面着手，主要采用 Probit 模型，探究间接机会不平等对个体面对努力 的态度、人力资本投资状况以及社会地位流动的影响。为得到更可靠的结果，本文在机制分析中充分考 虑个体异质性、内生性等问题，进行稳健性的估计。

·178·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年第 5 期 （二）变量构建与描述性统计 基于计量模型，对被解释变量、核心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构建及指标选取、测算进行详细说明。 1．机会不平等的指标构建。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是机会不平等，并将机会不平等拆分为直接机会 不平等和间接机会不平等。在机会不平等测度方法上，本文在 Roemer 机会不平等框架内参考 Bourgui‐ gnon 等和 Ferreira \& Gignoux 提供的方法测度总机会不平等［12］（P221-225）［18］（ P593-596），随后借鉴 Pal‐ omino 等的方法分离出直接和间接机会不平等［4（］ P5-8）。 2．变量介绍。我国自 2011 年开始便涌现大量测度收入的机会不平等的研究。学者大多选择使用 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数据测度中国收入机会不平等。参考现有研究，本文选用 2003-2017 年中 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测度机会不平等。该调查数据收集社会、家庭和个人层面的数据，提供丰富的 个人成就、努力和环境数据。环境变量中，个体层面变量主要有年龄、年龄的平方①、性别、户籍信息，家 庭层面的环境变量主要为父母受教育程度、父亲的职业、父亲的政治身份。由于机会不平等测度需要用 到个体收入数据，因此本文保留的是有收入的劳动年龄人口，即将样本年龄限制在 18-65 岁，并删除收入 缺失值。本文关注的重点是在测度出省级机会不平等指数之后，将在现实中通过影响努力而发挥作用 的间接机会不平等部分分离出来，因此本文还需要刻画个体的努力变量。参考现有研究，本文选取个体 受教育程度和职业状况代理个人的努力［5］（P68-69）［19］（P61-62），这两个变量的构造与前文父亲教育和 职业状况构造一致。测度机会不平等所需的全部个体数据的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见表 1。 表 2 列出 CGSS 调查年份全国各省不平等指数的均值。由表 2 可知，2003-2017 年间我国的收入不平 等总体呈现先增加后下降再增加的趋势。机会不平等的时间变化趋势与收入不平等类似，但峰值出现 表 1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定义/描述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结果 个人收入对数 个体收入取对数 68455 9.346 1.294 2.079 16.300 变量 年龄 年龄 68459 43.178 12.330 18 65 环境 0 1 变量 性别 男性取值 1，女性取值 0 68459 0.516 0.500 0 1 户籍 城市取值 1，农村取值 0 68432 0.514 0.500 努力 0 19 变量 父亲受教育程度 未受过教育为 0，小学或私塾为 6，初中为 9，职 66593 5.097 4.563 业高中、普通高中、中专或者技校为 1，大学专 0 19 科为 15，大学本科为 16，研究生及以上为 19 0 1 母亲受教育程度 同父亲受教育程度定义 67261 3.264 4.194 0 1 0 1 14 岁时父亲职业 0 1 0 19 全职就业 全职取 1，其他取 0 68459 0.264 0.441 68459 0.039 0.192 0 1 非正式就业 非正式就业取 1，其他取 0 68459 0.463 0.499 0 1 68459 0.150 0.357 0 1 务农 务农取 1，其他取 0 68423 9.342 4.253 父亲政治身份 中共党员取 1，其他取 0 受教育程度 同父亲受教育程度定义 就业状况 全职就业 全职就业取 1，其他取 0 68459 0.499 0.500 68459 0.185 0.388 非正式就业 非正式就业取 1，其他取 0 68459 0.269 0.444 务农 务农取 1，其他取 0 ① 劳动经济学中个体的收入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呈现倒 U 趋势的“生命周期效应”，一般会将年龄取二次项加入收入方程。

叶 琴 等：收入的间接机会不平等与经济增长 ·179· 在 2006 年，取值范围大概在 0.2 左右。从相对机会不平等来看，机会不平等占收入不平等的比重略超过 1/3，这一估计结果与史新杰等［20］（P33）、万广华和张彤进［21］（P213）、汪晨等［22］（P76）的研究结论接近。 Marrero \& Rodríguez［7］（P112-113）研究表明，在机会不平等程度较低的国家，机会不平等的绝对值在 0.1 左右；在高机会不平等的国家，机会不平等的绝对值在 0.2 左右。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属于高机会不平等 国家，间接机会不平等取值大概在 0.07 左右。 表 2 省级不平等指数的均值 年份 收入不平等 机会不平等 间接机会不平等 努力不平等 2003 0.318 0.093 0.036 0.225 2005 0.465 0.198 0.085 0.268 2006 0.455 0.206 0.067 0.250 2008 0.486 0.193 0.086 0.293 2010 0.474 0.168 0.068 0.306 2011 0.454 0.169 0.063 0.286 2012 0.461 0.170 0.07 0.291 2013 0.433 0.157 0.068 0.276 2015 0.488 0.167 0.06 0.322 2017 0.514 0.198 0.081 0.316 注：数据源自作者测算。 表 3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内涵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增长变量 人均 GDP 增长率（%） 195 10.485 3.393 -2.300 22.600 不平等变量 282 0.139 0.089 收入不平等 282 0.458 0.093 0.017 0.797 控制变量 机会不平等 282 0.172 0.052 0.001 0.482 间接机会不平等 282 0.068 0.090 0.004 0.456 努力不平等 282 0.283 1.715 7.310 0.571 外商直接投资对数 282 12.289 0.028 0.006 15.090 282 0.048 2.392 7.440 0.169 失业率 282 12.576 1.715 7.310 20.310 能源使用对数 282 12.289 1.026 3.880 15.090 对外直接投资对数 282 5.566 0.906 3.945 7.782 对外开放对数 282 8.502 0.621 1.983 9.532 固定资产投资对数 282 7.474 2.392 7.440 9.276 政府支出对数 282 12.576 1.657 1.792 20.310 老年人口抚养比 282 6.853 0.696 5.690 10.620 发明专利授权量对数 281 8.239 0.079 0.051 9.306 226 0.131 0.630 0.300 0.692 人口对数 282 1.335 0.028 0.006 4.030 绿色金融指数 0.048 0.169 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占 GDP 比重 金融发展规模 为分析机会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从国家统计局和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获取省份层 面的宏观经济数据。2003-2017 年 CGSS 数据实际上调查的是前一年的情况，因而本文计算得到的不平 等指标是 2002、2004、2005、2007、2009-2012、2014、2016 年的情况。个体面对机会不平等改变投资决策 需要时间，为体现相较于不平等而言滞后性的决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选取的经济数据是实际微观 样本之后一年的数据。具体样本选取时，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各省经济增长数据，选取人均 GDP 增长率

·180·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年第 5 期 做基准估计。本文还控制影响经济增长的其他变量：外商直接投资（外商投资企业投资总额（百万美元） 取对数、老年人口抚养比（%）、城镇登记失业率（%）、能源消费总量（万吨标准煤）取对数、对外开放度（进 出口总额取对数）、政府支出对数、固定资产投资额（万元）取对数、对外直接投资取对数、国内发明专利 申请授权量取对数、绿色金融指数（代理区域性政策）、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占 GDP 比重、金融业增加值（亿 元）取对数、总人口取对数。变量描述性统计如表 3 所示。 三、基准估计及稳健性检验 基于以上构建的计量模型，本部分首先进行基准回归分析，验证间接机会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作 用，其次采取一系列方法对基准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以证实本文核心结论的可靠性。 （一）基准估计结果 本文利用 2003-2017 年 CGSS 的数据采用固定效应估计探究机会不平等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基准 模型估计结果列在表 4 的估计（1）-（4）。基准模型中经济增长变量采用的是人均 GDP 增长率，不平等指 数采用 MLD 指数。 表 4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MLD 机会不平等基准估计 泰尔机会不平等指标稳健性检验 收入不平等 （1） （2） （3） （4） （5） （6） （7） （8） 机会不平等 4.271*** 1.758 直接机会不 （3.23） （1.58） 平等 4.901** 4.508** 间接机会不 平等 （2.55） （2.22） 间接机会不 -2.058 0.928 0.857 0.947 平等平方 （-0.34） （0.19） （0.16） （0.23） 努力不平等 12.61* 28.50** 11.05* 31.25** （1.90） （2.15） （1.72） （2.14） -104.4* -128.0* （-1.72） （-1.72） 3.645* 1.507 3.453* 1.052 0.322 1.089 （1.90） （0.60） （1.80） （0.88） （0.20） （0.92） 控制变量 略 略 略 略 略 略 略 略 常数项 5.455 3.851 -14.50 4.808 7.522 2.108 -16.61 3.106 （0.35） （0.24） （-0.70） （0.30） （0.48） （0.13） （-0.80） （0.20） 样本量 185 185 185 185 185 185 185 185 r2_w 0.423 0.423 0.424 0.435 0.422 0.431 0.255 0.443 注：括号内是 T 值，* p<0.1 ** p<0.05 *** p<0.01。 估计结果（1）关注的是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估计结果表明收入不平等显著增加人均 GDP 增长率。实证估计（2）将收入不平等拆分成机会不平等和努力不平等，然后进行估计。估计结果表明机 会不平等和努力不平等均正向影响经济增长。本文将环境因素通过作用努力因素而影响经济增长的间 接机会不平等从总体机会不平等中分离出来，更细致地探讨机会不平等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估计结 果列在（3）中。可以发现，间接机会不平等系数显著为正。为探究间接机会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 否非线性，本文继续加入间接机会不平等二次项，估计结果列在（4）中。从估计（4）可知，间接机会不平 等显著促进经济增长，而其二次项系数显著为负，即间接机会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非线性的，验 证了前文的分析。

叶 琴 等：收入的间接机会不平等与经济增长 ·181· （二）稳健性检验 机会不平等可能存在内生性，本文从遗漏变量、测量误差和互为因果来分析模型内生性问题。 首先，在遗漏变量问题上，本文充分考虑影响宏观经济增长的变量，并将之纳入估计中。 其次，对于测量误差造成的内生性而言，本文选取的所有宏观经济数据均来自 CGSS 及《中国统计年 鉴》，以保证数据的准确性。在测度机会不平等的时候，环境变量和努力变量的选取均参考权威研究，且 测度出来的机会不平等值与已有研究基本保持一致。为进一步排除测量误差问题，本文采用泰尔指数 测度方法构建机会不平等指数，用以替代基准估计中的核心变量。估计结果列在表 4 的（5）（- 8），从估计 结果可知：间接机会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显著为正，其二次项的系数显著为负，更换不平等指标后， 依旧得到稳健的估计结果。 最后，处理互为因果关系较为通用的做法是采用工具变量方法。本文尝试寻找合适的工具变量进 行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在本文的估计中，内生变量为不平等变量。而不平等往往与歧视密切相关。 比如，一个地区的性别歧视状况尤其是重男轻女的态度，会造成个体因性别差异而产生结果差异，这部 分差异显然符合机会不平等的定义，但重男轻女的态度并不会直接影响经济增长。因此本文认为，一个 地区重男轻女的态度是不平等可能的工具变量。由于宏观数据中并没有直接的重男轻女指标，故本文 需要构建重男轻女的代理变量。重男轻女状况往往与新生儿性别比以及男女受教育状况相关。限于数 据可得性，本文采用一个省的男女相对受教育状况代理重男轻女状况。选取该变量的理由如下：首先， 在重男轻女的地区，个体比较倾向于对男性进行教育投资，因此对该地原住民来说，男性往往有更多的 教育机会。其次，重男轻女地区的女性地位相对较低，因而有能力的女性往往会选择流动到性别更加平 等的地区，这种流动会造成重男轻女地区留存的个体中男女受教育程度差距进一步拉大。鉴于此，本文 采用一个省未上过学的男性人口数量与未上过学的女性人口数量比值除以该省男性人口与女性人口 比，构造工具变量。国家统计局有给出各省历年 6 岁及 6 岁以上男性、女性人口数（人口抽样调查）（人） 和 6 岁及 6 岁以上未上过学男性、女性人口数（人口抽样调查）（人），可用于计算重男轻女指标。该数据 2010 年存在缺失值，为减少样本损失，本文采用 2009 和 2011 年的均值代理 2010 年的样本取值情况，然 后将构造的工具变量用于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结果列在表 5。 这一估计中重点关注间接机会不平等的取值。由估计结果可知，MLD 不平等指数和泰尔不平等指 表 5 稳健性检验估计结果 变量 MLD 不平等指数 泰尔不平等指数 间接机会不平等 86.25*** 87.84*** （2.84） （2.77） 努力不平等 3.543 1.505 （1.08） （0.73） 直接机会不平等 -47.99** -34.39** 控制变量 常数项 （-2.43） （-2.17） 样本量 略 略 F test of excluded instruments -39.13 -52.74* Cragg-Donald Wald F value （-1.42） （-1.73） 185 185 13.72 12.34 13.724 12.342 注：括号内是 Z 值，* p<0.1，** p<0.05，*** p<0.01。

·182·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年第 5 期 数估计中，一阶段 F 值和 Cragg-Donald Wald 检验 F 值均大于 10，故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工具变量选 取是合理的。估计结果表明，间接机会不平等系数显著为正，与基准估计中系数符号一致。 四、机制分析 本文尝试从微观机制上分析间接机会不平等如何影响经济增长。如前文所述，本文分析认为，间接 机会不平等会影响个体对努力改变命运的态度、增加个体的人力资本投资，激发经济活力从而促进经济 增长，然而间接机会不平等增长的本身意味着人力资本的代际传递，因而间接机会不平等的增加会增强 社会固化，不利于经济增长。故间接机会不平等促进经济增长，但是这种促进作用随着间接机会不平等 的提升而削弱。为验证以上三种机制，本文采用 CGSS 微观调查数据，选取个体对命运的态度、个体教育 和投资活动以及社会地位变化的代理变量，结合省级机会不平等指数，利用 Probit 模型探究间接机会不 平等的变化对这些变量的影响。 （一）间接机会不平等与个体激励 个体对努力的激励提升，可以反映在对命运和成功的态度上。CGSS 中有关于个体对努力是否能够 改变命运的调查。CGSS2003、2005、2013、2015 年进行过以下调查“您是否同意以下说法——在我们这 个社会，工人和农民的后代与其他人的后代一样，有同样多的机会成为有钱人”，CGSS2006 年调查了“成 功因素，命运的重要性”，CGSS2010 年调查了“人类能够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微乎其微”。本文采用这三 个调查变量来探究间接机会不平等与个体激励的关系。 首先定义 ngzneffort 为“您是否同意以下说法-在我们这个社会，工人和农民的后代与其他人的后代 一样，有同样多的机会成为有钱人”变量，其取值 0 时为不同意，取值为 1 时为同意，由此获取 2003、2005、 2013、2015 年间的个体激励数据。令 Success 为“成功因素：命运”变量，具体赋值根据问卷中的回答构 建。原始数据中该变量取值为 1-5，取值 1 具有决定性作用，取值 2 非常重要，取值 3 比较重要，取值 4 不 太重要，取值 5 一点都不重要。本文令取值 1-3 时 success 取值 0，即命运对成功很重要，取值 4-5 时 suc‐ cess 取值为 1，即命运对成功不重要。定义 fate 为“人类能够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微乎其微”变量。该变 量原始数据取值 1-5，取值 1 完全同意，取值 2 同意，取值 3 既不同意也不反对，取值 4 不同意，取值 5 完全 不同意。令原始取值 1 和 2 时候，fate 赋值 1，即认命，原始值取值 3、4、5 时 fate 赋值 0，即不同意。具体的 描述性统计信息如表 6 所示。由表 6 可知，在 CGSS 调研中，80% 左右的中国人认为工人与农民的后代与 其他人的后代有同样多的机会成为有钱人，68% 的人认为命运对成功不重要，仅 16% 左右的中国人认为 人们改变命运的机会微乎其微。而命运和农民工、农民身份都是不受个体控制的环境因素，大部分中国 人认为这些环境因素不能阻止个人和后代改变命运、取得成功。因此，大部分中国人不相信命运决定 论，面对机会不平等，很可能采取的行为是出现激励效应，增加投资，由此促进经济增长。 为探究间接机会不平等对个体激励的作用，本文采用 probit 估计分析间接机会不平等与个体激励的 关系，估计结果列在表 7。表 7 中估计（1）-（3）的不平等变量为 MLD 指标，（4）-（6）为泰尔不平等指数的 稳健性检验。由估计结果（1）和（4）可知，直接机会不平等降低了个体认为“工人和农民的后代与其他人 表 6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年份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2003 5496 0.762 0.426 0 1 ngzneffort 2005 10372 0.819 0.385 0 1 2013 10447 0.758 0.428 0 1 success 2015 10847 0.750 0.433 0 1 fate 2006 9439 0.681 0.466 0 1 2010 3852 0.169 0.375 0 1

叶 琴 等：收入的间接机会不平等与经济增长 ·183· 的后代一样，有同样多的机会成为有钱人”判断的概率，估计系数在 10% 水平上显著，而间接机会不平等 则显著增加这种概率。估计（2）和（5）中被解释变量为 fate。结果显示，而直接机会不平等的提升显著强 化人类无法改变自己命运的判断。间接机会不平等系数不显著。在（3）和（6）中被解释变量为命运对成 功的重要性。估计显示，间接机会不平等提升增加个体对命运对成功不重要的判断。 表 7 作用机制检验结果（一） 变量 （1） MLD 机会不平等 （3） （4） 泰尔机会不平等 （6） ngzneffort （2） success ngzneffort （5） success 努力 fate fate -2.462*** 不平等 -0.0251 （-4.19） 直接机会不平等 （-0.11） -5.168** -2.137*** -0.0221 -6.320** -5.983*** （-2.47） （-4.55） （-0.17） （-2.51） （-5.35） 间接机会不平等 -1.253* 9.378** 4.074*** 控制变量 （-1.91） 7.896*** -4.548*** -1.253** （2.53） （3.36） 6.858*** （2.63） （-4.99） （-1.97） 控制 （6.11） -5.622 1.340 5.994*** 7.112*** （-1.38） 控制 控制 （0.40） （4.46） （6.34） 0.501*** 控制 （5.45）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8301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0.404 （0.70） 0.0333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2800 常数项 0.649*** 0.128 0.593*** 0.647*** 样本量 （5.60） （0.26） （6.35） （5.78） 0.0801 2800 15046 8301 15046 伪 R2 0.0311 0.0801 0.0333 0.0311 注：括号内是 Z 值，* p<0.1，** p<0.05，*** p<0.01。 本文的不平等变量是省级指标，而个体对命运态度是微观调查。一般情况下，宏观的变量会对微观 变量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微观变量很难对宏观变量发挥作用，因此本文认为这部分的估计中不太可能存 在互为因果的情况①。 总的来说，本文分析认为，间接机会不平等的提升能够增加个体通过努力改变命运获取成功的判 断，因此对个体努力有激励作用。在这种激励下，个体面对间接机会不平等，可能会更加努力奋斗，增加 人力资本投资，由此经济活力得以提升，这种作用对经济增长而言是有促进作用的。 （二）间接机会不平等与个体投资 前文分析指出，间接机会不平等会增加个体的人力资本投资，激发经济活力，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为验证这一机制，本文关注间接机会不平等对个体人力资本投资活动的作用。从文献中可以发现，群体 面对机会不平等存在的态度也会影响经济增长，不同的群体面对机会不平等的态度可能存在差异。故 本文按群体进行分组估计，探究不同群体面对机会不平等时人力资本投资是否存在差异。本文采用两 种分组方式：第一种方式是按个体对努力改变命运的态度做分组；第二种方式是将机会不平等计算中使 用到的环境变量提取主成分，构造环境虚拟变量，以该主成分的均值为限，均值之上取值为 1 代表个体属 于处于环境优势的个体，均值之下取值为 0 代表个体属于环境劣势的个体，做分组估计。 结合 CGSS 提供的调查数据，本文从个体去年是否有教育支出考察个体人力资本投资情况，并实证 ① 为提供更稳健的结果，本文以 2005 年的间接机会不平等指标为工具变量做 IV 估计。IV 估计的结果表明，至少机会不平等的估计是稳健的。限 于篇幅，本文并未列出该估计结果，感兴趣的读者可联系作者获取。

·184·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年第 5 期 分析间接机会不平等与人力资本投资的关系。其中是否有教育支出虚拟变量根据 2006、2010 和 2015 年 CGSS 调查中教育支出数据而建立，当去年个体没有教育支出的时候该虚拟变量取值 0，当去年教育支出 不为 0 的时候，该虚拟变量取值为 1，数据显示有教育支出和无教育支出的群体规模相当。 表 8 考察机会不平等与是否有教育支出的关系，采用 probit 模型估计，（1）（- 3）列出 MLD 机会不平等 与是否有教育支出的估计，（4）-（6）是泰尔指数机会不平等的稳健性检验估计结果。从估计结果表明， 直接机会不平等有降低教育支出的可能性，而努力不平等和间接机会不平等显著增加教育支出可能性。 按个体对努力改变命运的态度做分组的估计中，由于仅在 2015 年个体对努力改变命运的态度做分组和 教育支出同时有有效值，该估计的样本较少，估计表明，努力不平等和直接机会不平等显著负向影响教 育支出，而间接机会不平等系数显著，且不同组别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泰尔指数估计结果是一致的。 按照个体所处环境分组的估计与基准估计一致，不同组别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且在不同的不平等指数 估计中结果稳健。 表 8 作用机制检验结果（二） 变量 基准估计 MLD 不平等指数 环境分组 基准估计 泰尔不平等指数 环境分组 （1） 态度分组 （3） （4） 态度分组 （6） 努力不平等 （2） （5） 0.412*** -3.010*** 0.437*** -0.188*** -1.544*** -0.182*** 直接机会不平等 （5.68） （-9.49） （4.43） （-3.87） （-7.41） （-2.77） -5.446*** -3.223*** -5.701*** -4.745*** -5.249*** -4.939*** 间接机会不平等 （-33.08） （-3.41） （-25.71） （-32.36） （-6.48） （-25.24） 努力不平等与虚拟 5.281*** 5.184*** 5.752*** 3.851*** 5.524*** 4.192*** （25.26） （4.56） （20.27） （19.44） （5.47） （15.66） 变量交互项 0.233 0.0649 直接机会不平等与 控制 （0.64） 0.102 控制 （0.27） 0.376 虚拟变量交互项 1.702*** 1.003 （0.67） 1.899*** 1.048 （1.22） 间接机会不平等与 （40.86） （0.92） （47.87） （1.13） 虚拟变量交互项 0.775 0.468 1.319 0.165 19040 （0.60） （1.34） 19040 （1.15） （0.39） 控制变量 -0.157 常数项 控制 （-0.36） 控制 0.118 样本量 3.462*** 3.139*** （1.15） （17.11） 控制 （16.22） 1.598*** 控制 2236 （28.13） 2448 1.792*** （33.03） 18133 0.0751 18133 伪 R2 0.0294 0.0804 0.0320 0.0284 0.0307 注：括号内是 Z 值，* p<0.1，** p<0.05，*** p<0.01。 （三）间接机会不平等与社会流动 本文认为，间接机会不平等的提升本质上属于机会不平等程度的加重，同时也意味着社会流动性减 弱。为分析间接机会不平等与社会流动性的关系，本文采用 2008-2017 年 CGSS 调查中涉及的“10 年前 个体所处社会地位”与“当前个体社会地位”主观判断之间的变动程度来代理社会地位流动情况。社会 地位向上流动和向下流动均属于社会地位的流动状况，因此本文首先用个体 10 年前社会地位和当前社 会地位主观判断之间的差值绝对值代理社会地位流动性，该值越大，则表明社会流动性越强。 本文首先做间接机会不平等与社会地位流动绝对值的估计。同时社会地位向上流动和向下流动具 有不同的意义，为区分机会不平等对社会地位向上和向下流动的差异，本文还构造虚拟变量，当 10 年前

叶 琴 等：收入的间接机会不平等与经济增长 ·185· 社会地位比当前社会地位主观判断低，则该虚拟变量取值为 1，代表社会地位向上流动，否则取 0，然后根 据该虚拟变量做间接机会不平等与社会地位流动绝对值的分组估计，并均采用 MLD 和泰尔不平等指数 估计进行，估计结果见表 9。分析表 9 可以发现，间接机会不平等显著减少社会流动情况。分组估计结 果表明，对向下流动的群体来说，间接机会不平等对其社会地位的向下流动的作用是减弱的，但这种作 用在向上流动的群体中存在显著差异，且 F 检验表明，对向上流动的群体来说，间接机会不评等对其社 会地位流动的作用不显著异于 0。综合来看，间接机会不平等会降低社会流动状况，总的来说这种作用 主要体现在降低群体社会地位的下降上，但对个体社会地位的提升并没有显著作用。这意味着间接机 会不平等会加剧社会地位固化，不利于社会流动，验证前文分析。 表 9 作用机制检验结果（三） 变量 MLD 不平等指数 泰尔不平等指数 直接机会不平等 （1） （2） （3） （4） 间接机会不平等 1.111*** 1.020*** 0.992*** 0.912*** 努力不平等 （5.48） （6.08） （5.99） （6.67） 直接机会不平等与虚拟 -0.575*** -0.633*** -0.379* -0.531*** 变量交互 间接机会不平等与虚拟 （-2.60） （-3.53） （-1.78） （-3.10） 变量交互 0.0790 0.160*** 0.0120 0.0347 （1.12） （2.79） （0.28） （1.01） -1.442*** -1.184*** （-5.46） （-5.65） 1.023*** 0.918*** （3.25） （3.39） 努力不平等与虚拟变量 0.140 0.167*** 交互 （1.45） （2.74） 控制变量 略 略 略略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1.177*** 0.0603** 1.190*** 0.0874*** （30.49） （1.98） （31.92） （3.00） 样本量 69335 69335 69335 69335 注：括号内是 T 值，* p<0.1，** p<0.05，*** p<0.01。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研究间接机会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探讨间接机会不平等发挥作用的机制。利用中国 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3-2017 年的数据分析发现，间接机会不平等显著促进经济增长，但间接机会不 平等二次项显著抑制经济增长，直接机会不平等显著抑制经济增长，这一结果在稳健性检验下依旧显 著。本文分析认为间接机会不平等之所以能促进经济增长，主要是间接机会不平等在现实中以努力不 平等的形式体现，因而间接机会不平等的提升一定程度上让个体认为努力回报提升，进而增加努力改变 命运的信心，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机制分析表明，间接机会不平等会增加个体对努力改变命运的信心， 同时增加个体的教育投入，验证了本文的分析。虽然间接机会不平等有着努力不平等的表现形式，但是 其本质是机会不平等，间接机会不平等的提升意味着处于环境优势的个体得到更多的经济回报，因而间 接机会不平等的提升会造成环境优势的个体得到更多的经济回报，进而加剧社会固化。机制分析第三 部分验证这一观点：实证结果显示，间接机会不平等会降低社会流动状况，且这一降低作用主要体现在

·186·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年第 5 期 减少社会地位的向下流动，对社会地位向上流动则不显著。因此间接机会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随 着间接机会不平等程度的增加而削弱。 针对上述结论，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第一，直接机会不平等会显著降低个体通过努力改变命运的激励。因而机会不平等不仅意味着社 会不公平，还会造成个体缺乏努力意愿。间接机会不平等因其努力不平等的展现形式，其能刺激个体努 力意愿。但其本质上是机会不平等，其提升也是社会不公平的体现。因此，要关注社会中的机会不平等 现象，促进社会公平，让个体能够有公平的发展环境。 第二，关注环境劣势群体努力机会均等。机会均等的相关研究表明，不受个体控制的环境因素造成 的收入差距是不公平的，需要被控制，而努力造成的收入差距则有利于激励个体努力，促进经济增长。 但是现实中个体努力的机会也受环境因素的影响。环境劣势群体，如低收入群体、偏远地区的人群等， 往往在努力机会上就处于弱势地位。因而促进社会公平，不仅需要关注环境因素直接造成的收入差异， 还需要关注环境弱势群体的努力机会，为每个人提供公平的发展机会。 第三，促进教育机会公平，让不同环境的个体拥有公平的受教育机会。Roemer 在机会不平等分析 框架中，教育被认为是努力因素。因而个体的教育回报差异是努力不平等的表现形式。但是间接机会 不平等分析结论表明，个体的受教育机会也受环境因素的影响，若处于不同环境的个体拥有不同的受教 育机会，则教育回报差异本身包含着环境因素造成的教育差异。此时的教育回报差异包含机会不平等， 在这一背景下教育回报的提升很可能蕴含着间接机会不平等的提升，实际上不利于社会公平和教育的 代际流动。因而让不同环境的个体拥有同样的受教育机会是促进教育机会公平需要考虑的问题，且在 此基础上的教育回报差异才是努力回报差异。 第四，关注间接机会不平等对社会流动的负向作用。间接机会不平等虽然会促进个体的教育投资， 增加个体努力意愿，但却不利于社会流动，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在长期削弱。因此不能因为间接机会 不平等促进经济增长便不重视解决间接机会不平等。 参考文献 [1] 王一鸣 . 百年大变局、高质量发展与构建新发展格局 . 管理世界，2020，（12）. [2] 吕光明，徐曼，李彬 . 收入分配机会不平等问题研究进展 . 经济学动态，2014，（8）. [3] J. E. Roemer.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Massachusetts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4] J. C. Palomino, G. A. Marrero, J. G. Rodríguez. Channels of Inequality of Opportunity: The Role of Education and Occupa‐ tion in Europe.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019, 3 . [5] 李莹，吕光明 . 中国机会不平等的生成源泉与作用渠道研究 . 中国工业经济，2019，（9）. [6] Sen A. Inequality Reexamined. Oxford U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7] Marrero G A, Rodríguez J G. Inequality of Opportunity and Growth.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13, 104 . [8] 石大千 . 收入不平等影响经济增长的双边效应——机会不平等和努力不平等的不同作用 . 财贸经济，2018，（8）. [9] 雷欣，程可，陈继勇 . 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再检验 . 世界经济，2017，（3）. [10] Fang H, Norman P. Government‐mandated Discriminatory Policies: Theory and Evidenc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2006, 47(2) . [11] 佐藤宏，李实 . 中国农村地区的家庭成份、家庭文化和教育 . 经济学(季刊)，2008，（4）. [12] Ferreira F H G, Gignoux J. The Measurement of Educational Inequality: Achievement and Opportunity. 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2014, 28(2) . [13] 李莹，吕光明 . 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机会不平等因何而生 . 统计研究，2018，（9）. [14] 郭晨，张卫东 . 收入不平等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机制分析——基于机会不平等与努力不平等理论视角 . 中央财经大学 学报，2019，（6）. [15] 陈晓东，张卫东 . 机会不平等与社会流动预期研究——基于 CGSS 数据的经验分析 . 财经研究，2018，44（5）.

叶 琴 等：收入的间接机会不平等与经济增长 ·187· [16] 唐世平 . 社会流动、地位市场与经济增长 . 中国社会科学, 2006，（3）. [17] 叶初升 . 寻求发展理论的微观基础——兼论发展经济学理论范式的形成 . 中国社会科学，2005，（4）. [18] F. Bourguignon, F. H. G. Ferreira, M. Menéndez. Inequality of Opportunity in Brazil.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2007, 53(4) . [19] 罗良文，茹雪 . 我国收入分配中的机会不平等问题研究——基于 CGSS 2008-2015 年数据的经验证据 . 中国软科学, 2019，（4）. [20] 史新杰，卫龙宝，方师乐等 . 中国收入分配中的机会不平等 . 管理世界，2018，（3）. [21] 万广华，张彤进 . 机会不平等与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 . 世界经济，2021，44（5）. [22] 汪晨，张彤进，万广华 . 中国收入差距中的机会不均等 . 财贸经济，2020，41（4）. Indirect Income Opportunity Inequa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Ye Qin（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Ye Chusheng（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 In Roemer's framework of unequal opportunities, inequality of opportunities caused by envi‐ ronmental factors is unfair and inhibits economic growth, while effort inequality is considered fair and pro‐ motes economic growth. The environment will act on efforts and cause income differences. This apparent ef‐ fort inequality is essentially indirect opportunity inequality. This paper splits opportunity inequality into di‐ rect and indirect opportunity inequality and then analyses the relationship of opportunity inequality and eco‐ nomic growth. Research shows that direct inequality of opportunity inhibits while indirect inequality of op‐ portunity promotes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quadratic term of indirect opportunity inequality has a signifi‐ cant negative effect on economic growth. Mechanism analysis shows that indirect opportunity inequality will enhance people's judgment that hard work can change fate and promote individual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However, indirect opportunity inequality intensifies social solidification, which is not conducive to social mo‐ bility. When using policies to promote social equity,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opportunity inequality covered by the effort inequality and the effort opportunity and return equity of environmentally disadvantaged groups. Key words opportunity inequality; indirect opportunity inequality; direct opportunity inequality; eco‐ nomic growth; social justice ■ 收稿日期 2021-10-09 ■ 作者简介 叶 琴，经济学博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讲师；湖北 武汉 430073； 叶初升，经济学博士，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 武汉 430072。 ■ 责任编辑 桂莉

第 75 卷第 5 期 2022 年 9 月 Vol. 75 No. 5 Sept. 2022 188~198 DOI：10.14086/j.cnki.wujss.2022.05.016 中国国企“单位依赖”结构的 生成演变及其改革调适 田毅鹏 摘 要 长期以来，学界关于中国国企“单位依赖”现象的研究多持一种先入为主的批 判取向，将其归诸单位体制及组织与生俱来的痼疾。但事实上，在后发现代化国家赶超式的 发展中，依托于大型组织的“组织依赖”乃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这种组织依赖现象往往 发生在大型组织内部，形成一种典型的“体制—制度性”依赖。而我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 期（下文简称“一五”）形成的国企典型单位制，以及由此而衍生出的“单位依赖”远远超出传 统单一的“私人互惠式”庇护和个体间互助，而带有典型的体制性保护和平均主义特点，在赋 予单位共同体父爱温情的同时，也压抑了企业的发展活力。将“单位依赖”置于 20 世纪晚期 中国社会改革变迁的背景下，我们会发现“单位依赖”业已发生了结构变化和转型，旧有的依 赖结构被打破，并赋予国企以发展动力，但也衍生出个人与组织关系疏离、企业归属感低下、 干群关系紧张等问题。如何在赋予企业以发展活力、推进国企做大做强的同时，构建起和谐 的企业内部关系，加强国企廉政建设，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 关键词 国企单位“；单位依赖”结构；干群关系；国企廉政风险；企业归属感 中图分类号 C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22）05-0188-11 基金项目 吉林大学廉政智库创新团队建设项目（2017LZZKY007）；国家社会科学基 金重点项目（18ASH010）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单位制研究发轫的早期，便有学者针对以国企单位组织为代表的“单位依赖” 现象展开研究，他们运用资源依赖理论作为研究分析框架，强调资源与依赖的实质关联性，认为“在这种 社会情境之中，人们的社会行为由于需要获取特定的资源以及实现特定的期望而不得不受制于某一个 特定的社会群体或个人。当人们为了满足特定的需求，实现特定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目标而别无选择 地仰赖于某一个社会集团或他人行为取向的时候，依赖的情境就会产生出来”［1］（P46-65）。与一般意义 上的心理依赖不同，“单位依赖”是依托于单位组织和制度确立起来的，是一种典型的组织—制度依赖。 而如果以 20 世纪 80 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单位制改革为时间节点，我们会发现“单位依赖”结构前后两个阶 段的变化，围绕着单位组织“依赖结构”变动而展开的分析，为我们深入理解单位组织的内部关系和单位 社会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研究视角。 一、国企“单位依赖”的发生及其共同体特征 从国企“单位依赖”现象发生及演进的过程看，早在单位制起源发端期便已出现，主要表现为由国企 身份地位而衍生出来的“单位依赖”、单位福利依赖和干群之间的依赖等，其中既有组织体制下沉式“单 位依赖”，也有基于单位熟人社会而衍生出的个体之间的相互依赖。简而言之，在“国家—单位—个人” 的纵向体系中，“单位依赖”的实质是国家依赖，是由单位体制和组织所承载的各种保护政策直接影响作

田毅鹏：中国国企“单位依赖”结构的生成演变及其改革调适 ·189· 用下的产物。 （一）由职业身份而衍生出来的“单位依赖” 在单位社会中，国企单位组织成员拥有其固定的社会身份，由其单位身份而衍生出的资源获得是全 方位的。第一，与体制外群体相比，国企单位人的体制内身份占据着较为明显的优势地位。根据新中国 建立初期奠基的劳动就业制度，“劳动者一旦经国家各级劳动人事部门正式分配、安排招收录用到国营 企业事业单位工作，便终身为国家职工，只要不因过失而开除，不再失业”［2］（P79）；“劳动者的职业稳定。 固定工制度使劳动者一旦有了职业，就能长期稳定。劳动者不用担心会被辞退，为重新找职业而奔走。 即使是本企业关停了，也会得到妥善的安排”［3］（P28-32）。而且，在单位组织内部，相对于集体企业职工， 典型单位制背景下的单位组织成员，获得了一种更加全面、更富有体系化的一种体制性保护。20 世纪 90 年代，边燕杰等学者以城市住房为切入点的实证研究，发现企事业单位与中国人社会地位之间的关联， 认为中国迄今为止的住房改革措施都是以“单位”为中介的，从而揭示出“中国城市居民住房与其所属工 作单位的关系，以及单位在住房商品化、社会化改革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4］（P83-95）。可见，与其他类 型的组织依赖不同，“单位依赖”是一种典型的基于体制和组织而生发出来的依赖现象，其运作主要是依 托于“国家—单位—个人”纵向调控动员体系，尤其是依靠单位这一复合性组织加以展开，是“一种取代 了与传统家庭亲属保障相应的‘家—国’观念的组织”，并因此成为“家族保障的替代”［5］（P82-87）。第二， 单位人的身份地位带有一定的继承性和传递延展性。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在国家经济发展遇到困难的 背景下，为了解决职工家属工作问题，各国企单位开始实行自救，开启了“家属革命化”的过程，单位职工 的家属被陆续纳入单位附设的家属“五七厂”体系之中。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因知识青年返城后的就业 问题，国企开始以厂办大集体形式安排单位子女就业。在此后的时间里，单位人的子女也在一定条件下 获得了接班资格和厂办大集体就业的机会，造就出单位组织中“复数单位人”的结构构造，使得“单位依 赖”变得愈发坚实。 （二）“单位福利依赖” 单位制建立之初，在社会资源总量不足的情况下，国家基本上是循着“国家—单位—个人”这一纵向 联结体系进行社会动员和资源分配的，作为国企的单位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其核心的运作方 式便是所谓的单位福利。由单位福利构成的福利资源成为体制保护的重要内容。值得提出的是，这里 所说的单位福利既包括作为企业劳动保护和员工基本福利所构成的那种常态意义上的员工福利，也包 含在低工资的背景下由企业为职工提供的包括住房、子女教育、医疗、食堂、浴室、电影院等福利待遇和 服务，“这种内部服务机构的财务收支纳入单位的预算，并不自负盈亏，实际上是以社会福利的形式向单 位成员提供服务”［6］（P71-88）。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包括单位利用自己的领域优势，通过国企自身的创收 活动获得并实施内部分配的单位福利。在现实中，单位福利发端于物质匮乏时期，作为补助单位员工物 质生活资源匮乏而展开的一种创收活动，在多数情况下实际上是利用了国家赋予单位的某些固有的资 源和条件，方才得以获得展开。应该承认，这种创收活动在物质匮乏时期起到了克服困难，凝聚单位组 织共同体的作用，也部分地缓解了员工物质匮乏等生活困难，为冷战时期特殊背景下中国工业化的实现 做出了特殊的贡献。但不可否认的是，此种单位福利和创收活动存在着低效率平均主义大锅饭和“化公 为私”的可能性。尤其是到改革开放初期，随着国家不断实施企业放权改革，这种由单位创收活动所衍 生出的单位福利开始走向高涨。由于此种作为一种单位俱乐部式的资源配置通常带有极强的封闭性和 自利性，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经济社会秩序，也造成了单位之间的不平等，成为国企改革的重点环节。 （三）对单位成员政治行为的证明和鉴定 单位对其成员的政治保护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国企单位组织及体制具有高度的党政合 一性。单位的党组织和行政管理部门不仅是生产管理机构，也是政治、社会管理机构。在“国家—单位 —个人”的纵向调控体系中，国企单位组织既要完成国家交给的生产任务，又要保持组织政治方向的正

·190·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年第 5 期 确性，还要做好单位成员的政治思想工作。以社会其他群体为参照，单位成员在获得国有企业全民职工 身份的同时，也是作为先进生产力代表的产业工人的身份进入到单位组织内部，具有当然的先进性。其 二，单位对其组织成员的政治思想教育负有责任。单位通过政治思想教育来提升单位成员的政治意识 和参与生产的积极性，以增强单位人的政治认同和内聚力。单位往往通过对单位人的现实管理和档案 制度等方法，对其组织内成员提供政治担保及鉴定性的工作。其三，在单位组织内部成员发生一些越轨 和轻度错误行为时，单位可以凭借其组织力量及掌握的其他资源，对其成员采取一定的保护，使其所受 的处分被限定在组织控制的范围内。为避免“家丑外扬”的事情发生，单位组织对其成员的保护是多方 面的，如对于单位犯错误的员工，单位尽量通过内部批评处理的方式避免单位人受到外部的处罚，从而 表现出单位“父爱主义”的特点。 （四）干群之间的关系互动 在学界较早的研究界定中，往往将干群关系表述为，“从根本上说，是同志式的互相合作关系。干部 和群众，只是工作分工不同而已，他们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在实际工作和生活中，干部和群众之间， 有可能产生诸如工作上认识上不同意见的矛盾、个人利益与党和人民利益的矛盾等这样或那样的矛 盾”［7］（P180）。事实上，具体到国企单位内部关系体系之中，无论是干部与群众之间，还是一般成员之 间，都存在着较为密切的多重意义的互动关系。其中，干群之间存在的私人互惠式关系互动尤其值得我 们特殊关注。 第一，关于国企单位群众对干部的依附和依赖。毫无疑问，作为企业资源的掌握者和分配者，干部 在资源配置过程中拥有一定的权力，这在任何一种组织系统的权力运行中似乎都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存 在。但我们必须看到，计划经济时期出于国企制度的根本性设计，导致建立在劳动关系双方利益高度一 致基础之上的干群相对比较简单。国企单位组织中的领导者在行使其权力时，面临诸多总体性的制度 局限，如“国企干部缺乏对职工辞退、开除、降职、减薪的合法权力，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劳动控制的 主导权”［8］（P23）。同时，“虽然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和职工之间存在利益差异，但这种差异远小于国家的 利益与企业管理者以及工人利益的一致性。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劳动关系事务简单化了，事实上成为 国家或政府的行政管理行为”［9］（P23）。将上述观点与 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学者华尔德对计划经济时期 国企单位组织干群关系的判断对应起来看，我们会发现，华尔德所描述的干群之间的庇护关系更多的是 一种单向的权力关系，是一种建立在“依附”基础上的庇护。学者周雪光曾将其观点概括为以下三个方 面：其一，指令性经济赋予下层干部在资源分配上的垄断权力。普通群众只能通过与这些干部建立庇护 性的依赖关系才能获得益处。这样，庇护关系遂成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一个主要纽带。其二，单位的封 闭性以及社会关系的感情纽带导致了这种庇护关系的稳定性。其三，这种庇护关系具有重要的政治意 义，它加强了国家渗透与协调社会的能力，导致了人们对现有制度的认可，促进了社会群体的分化，减弱 了社会自主的集体行为的能力［10］（P28-45）。应该说，这是对国企单位组织中庇护现象比较全面的概括。 不过，将华尔德的观点置于战后海外中国研究总体框架内加以审视，仍可窥见其分析中所固有的意识形 态色彩，其“依附”观点过分夸大了国企组织中领导的权力，没有关注到领导特定的局限性，以及阶级观 点下工人对干部的制约，对上下级之间不同情境下复杂多向互动有所忽视。 第二，国企干部权力运行和资源分配过程中“权宜性”的尺度和界限。应该承认，任何意义上的权力 在其运行和资源分配过程中都存在着权宜变通的可能性。一般说来，社会意义上的权宜性含义有两种： “它们‘依赖于’既存的特定因素或特定的条件（这些因素本身具有权宜性）；它们是由主体（发挥其能动 性）创造的，社会现象是变动的，即它们可以不必‘如此’，而总是可能变得‘另类’。”［11］（P75）这种权宜性 为私人互惠式的保护和变通打开了方便之门。其一，国企单位组织中干群关系的特殊之处，主要表现在 干部与积极分子之间互动关系的建立。所谓领导与积极分子互动模式，主要是指单位组织的政治动员 和生产发动往往是通过企业自上而下的动员形式发动起来的。在通常的情况下，领导在启动动员程序

田毅鹏：中国国企“单位依赖”结构的生成演变及其改革调适 ·191· 的过程中，需要获得下级的积极配合响应。故积极分子在此种动员响应模式中必然要扮演重要的角色。 这就要求企业领导在工作中必须培养积极分子，并建立起一种超乎一般关系的具有互惠功能的亲密关 系。应该承认，此种关系对于单位动员具有积极意义，但如果其关系运作超越了公私边界，便会导致非 组织和违背原则的行动，对单位组织的管理运行构成破坏。其二，对政策变通权限的斟酌与把握。作为 一种组织化和制度化程度较高的正式组织，国企单位组织内的资源分配是有章可循的。在一般情况下， 这种制度能够对干部与群众之间的关系互动产生较为明显的规范和约制，但我们必须承认，在单位组织 中，其干群关系具有公私混淆的特性，存在着利益交换的可能性。而从微观视域研究分析单位内部干部 与群众之间的互动关系，会发现其互动的交互制约性，如有些单位干群之间“每到调资、分房时关系尤为 紧张。深入了解一下，方知问题主要出在领导身上。这个单位的领导平时爱‘许愿’到时又往往不能‘还 愿’，结果搞得十分被动。领导在工作中虚与委蛇，信口许诺，滥开空头支票这是一种很不好的领导作 风”［12］（P153）。上面这条资料将单位矛盾归咎于领导的“许愿”，显然有些简单化，虽然此种现象在现实 中是存在的，但换一个角度加以分析，我们也可以看到单位资源分配的艰难性，即在资源分配的过程中， 既有领导的恩惠照顾，但同时也受到较为突出的来自群众的反向制约，其“变通空间”不是无限的，而是 存在明显的条件制约。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计划经济时期国企单位人的“单位依赖”具有典型的共同体特征：首 先，单位社会的组织形态，基本上是按照“国家—单位—个人”的体系建构起来的，一极是国家和政府，另 一极是蜂巢状的相对封闭的单位企业，而单位人就是通过单位作为中介从国家那里获取其应有的身份 地位和其他资源。在这里值得特殊说明的是，虽然“单位依赖”可以借助资源理论加以理解，但这只能是 一种局部性的解释，因为“单位组织的实质决定了个人和单位组织之间的交换关系有可能超出一般的资 源交换关系，而由此形成的依赖关系也有可能转变为对国家的服从”［1］（P46-65）。其次，单位组织带有总 体性和复合性特点，集中表现在将政治动员、经济生产、文化生活集于一体，形成庞大的带有总体性的组 织动员体系。从一般意义上讲，企业应是具有自主性的追求利润的经济组织，但传统体制下我国的国有 企业“只能说是兼有生产、就业、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和社会管理多种职能为一体的‘社区单位’”［13］ （P58）。在“国家—单位—个人”的联结体系下建立起新的社会组织形态，是一种带有集体动员主义的组 织制度建构。再次，单位人只要进入单位组织，便自然会获得一种来自体制和组织带有较强覆盖性的强 力保护。组织内实行具有极强平均主义色彩的分配方式，组织内部少有分化和矛盾。这种“大锅饭”机 制解决了“人人都有饭吃”的问题，却使国有企业冗员充斥，管理者和劳动者缺乏积极性，企业的社会负 担过重没有创新和活力，生产效率低下，严重地阻碍了我国经济的发展［14］（P92）。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 以说，此种国企单位共同体式的“单位依赖”只能是特定时期的组织范式，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必然通 过改革的方式加以转换和改造。 二、转型期“单位依赖”的结构性变动及对单位内部关系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面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国企改制揭开了序幕， 作为对计划经济批判反思的一部分，社会各界围绕着单位人长期以来积淀下来的“单位依赖”情结展开 激烈的批判。有学者将“单位依赖”作为计划经济条件下单位人的落后意识加以批判，认为包括“人际交 往方面的私人关系意识、磨洋工意识、盲目服从意识、平均主义意识、追求身份意识”［15］（P76-81）在内的 单位意识成为制约社会快速发展的落后观念。而伴随着企业办社会传统的走向终结，昔日由国家统一 集中管理、配置资源的体制也逐渐被打破，单位对国家的依赖性开始走向弱化，以往的“单位依赖”发生 结构性变化，“各单位组织逐渐从‘管理型单位’向‘利益型单位’转化，权力资源被‘单位’小集体垄断、分 割并用于经济寻租，一个个‘单位’已成为对外相互独立、内部利益紧密相连的利益集团”［16］（P225）。由 此引发出对单位内部关系影响，主要表现如下。

·192·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年第 5 期 （一）个人对“单位依赖”关系的变动 进入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基于国企单位改革的深化，国有企业单位组织内部个人与组织间关系发生 了空前变动，单位组织内部的体制依赖关系也随之发生了新变化： 第一，“单位依赖”在某些方面呈现出弱化的态势。如前所述，计划经济时期国企“单位依赖”主要表 现在单位人在身份、资源获取、福利待遇等方面对单位组织的高度依赖，所有这些依赖都是以单位共同 体为平台而加以展开的。但在国企改制的背景下，伴随着自由择业机会的增多，以及稍后出现的国企改 制和下岗分流，使得国企单位组织内部个人与组织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动。由于单位人在单位组织之 外已经获得了一些新的选择和发展机会，有些人甚至主动离开单位，在市场中做出自己新的选择；有些 人虽然继续留在单位，但往昔那种“单位依赖”关系也发生了变化。“伴随着人们与职业谋生组织依赖关 系的简化和弱化，大量‘单位人’‘经济人’蜕变为孤立的‘自然人’角色，他们需要重建新的社会联系和关 系，通过社会参与和互动，逐步获得‘社会人’的特质。”［17］（P3）在这一意义上，计划经济时期那种典型的 体制依赖现象已经开始发生松懈，并逐步走向消解。 第二，“单位依赖”的持续性存在及强化。虽然部分学者指出单位走向消解的不可逆转性，但也有学 者却强调单位制的强化及反向变动的情况。因为从宏观上看，“尽管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单位对国家、 个人对单位的依赖性会逐渐地弱化，国家与单位两极构造所形成的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会逐渐松动。 但是，这种以单位组织为主导的基本结构格局在短时期内还不会彻底改变，单位组织和非单位组织并 存，两种社会组织行为并存，且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状态还会维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彻底 重组建立在这种基本结构格局基础之上的中国城市社区的整合控制机制的时机还没有完全成熟”［18］ （P99）。而就“单位依赖”变化的实质而言，突出表现在从依赖国家到依赖单位的变动。与计划经济时期 单位人通过单位建立起依赖国家的勾连形式不同，“随着中国社会开始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国家和个人 的相对位置逐渐地并极大地发生了变化，单位组织对于个人的意义开始进入到个人社会生活的前台。 因为在维持原有资源占有关系的前提下，在资源占有的权力主体中，单位组织具有愈来愈重要的意义”［1］ （P46-65）。基于单位成员依附于单位组织的情况，部分单位人开始比较自如地利用自由流动和自主选 择的机会，对单位的依赖有所下降，甚至告别单位。但对于原来在单位组织中工作的大部分人来说，他 们对单位组织的依赖不仅没有被削弱，而且还有所加强，这主要不是在一般的工作意义上，而是由特定 的制度结构体系所决定的［19（］ P72）。 （二）福利依赖的强化及单位间分化 在计划经济时期物质匮乏的条件下，特殊的体制性因素和具体的历史背景生发出特殊的单位福利 现象，成为计划经济时期以及改革开放初期提升单位共同体内聚力最为重要的粘合剂。但我们必须看 到，限于当时资源匮乏的状况，计划经济时期的单位福利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形式上都存在着较为突出 的局限。但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伴随着单位组织从“管理型单位”向“利益型单位”的转化，在单位福 利问题上国企之间发生了明显的分化，对单位社会的结构及管理运行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主要表现 在：第一，有些企业因其拥有行业垄断优势和政策凭借，以单位为本位建立起单位福利的资源汲取体系， “导致其单位福利拥有了不断扩张职工福利待遇的先决条件和优势，最终无节制地为本单位职工牟利， 不断提升本单位职工的福利待遇，最终对中国的经济发展道路产生了长期且持续性的影响”［20］（P41）。 第二，与国企单位共同体概念不同，单位利益共同体主要是指打着为单位成员解决问题或为单位发展的 旗号实施不正当的利益分配及庇护行为，此种观念及行动的危害集中表现在，从表面上看，其腐败行为 似乎超越了个体的私利，而是以单位全体成员利益为目标的，但实际上却具有极强的社会破坏性，其实 质是以“集体私利”破坏了国家、社会的整体利益。有些单位组织甚至利用单位创收建立起小金库，“‘小 金库’虽小，但其危害性却不小，是滋生腐败的温床。‘小金库’不仅为少数领导者违规使用资金提供了条 件，而且往往成为贪污挪用或集体私分的对象，致使一些部门、单位腐败问题层出不穷”［21］（P392）。总

田毅鹏：中国国企“单位依赖”结构的生成演变及其改革调适 ·193· 之，改革开放后，国家通过各种改革配套措施赋予了国企以更多的自主经营权，国企领导掌控了更为丰 富的资源，单位人也有了较计划经济时期更为丰富的福利配置机会，其直接后果导致单位福利的无序增 长，由单位之间的资源占有不均衡而衍生出的不平等也成为较为突出的社会问题。此外，因单位领导具 有较大的权力资源，使得其腐败行为的可能性增大。 （三）国企干群关系的变化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在国家以放权让利，增强企业自主性为主题的国企改制的背景下，国企单位 中的干群关系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如果说计划经济时期单位组织内的干群关系具有简单化特点，那么， 进入国企改制期的单位组织干群关系则呈现出复杂化变动趋向。 第一，计划经济时期，国有企业中的劳动关系带有极强的行政隶属色彩，而不是市场化的雇佣关系。 改革开放后，在国企放权让利、优化组合、采用承包制、劳动合同制改革推进的过程中，国家、企业、职工 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计划经济时期“企业从仅起传导作用的中介，变成要素市场上劳动力的雇佣方， 管理者成为掌握各种有关职工劳动就业条件的主体，劳动者则从国有企业的‘主人翁’变为雇佣劳动 者”［22］（P190）。随着“优化劳动组合”（1987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1994 年）、《现代企业制度试 点企业劳动工资社会保险制度改革办法》（1995 年）等国企改革诸种政策的颁布实施，对国企干群之间的 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根据上述政策，“使国营企业的管理者开始具备在工人本身‘无过失’的情况下， 解除其劳动关系的权力”［22］（P194）。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所有关涉职工切身利益的一切变动，都需要由 企业干部来执行操作，导致企业各级领导的权力有了非常大的扩展，而一般工人或基层职员的权益保障 却面临较为突出的不确定性，甚至有所下降，导致国企干群关系出现明显的紧张对立。在一段时间里， 国企出于对企业效益的追求，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作为共同体意义的单位组织的存在，导致国企内部干 群关系出现了紧张。“既缺乏对专业技术人员的激励引导，更缺乏对广大职工的信任和爱护。广大职工 身在生产第一线，对产品要求最了解，对设备工艺最熟悉，对技术改进或创新最有发言权。而不少企业 却把他们排斥在外”［23（］ P210），这导致干群关系走向疏离化。 第二，由于单位领导握有较之计划经济时期更多的行政权力和资源支配权，使得企业内部的权力关 系发生变化。有学者将这种变化概括为由派系结构到层化结构，在收入的等级分化、人事任免权力的单 位化等因素影响作用下，国企以往的那种“派系结构的存在基础瓦解了；一方面，任命者（聘任者）和被任 命者（被聘用者）相互之间很容易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另一方面，业绩评价的客观化，使得员工之间的 收入和福利差距越来越与‘政治表现’无关（虽然与领导的关系好坏还有一定的作用），生产工人之间没 有‘积极分子’与‘非积极分子’之分，而只有管理者、技术工人和一般工人的层级之分”［24（］ P56-78）。 第三，随着企业经营权的下放，国企领导者开始面临廉政的考验。与一般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的腐 败有所不同，国企的市场化和经营性使得其管理经营者面临较为突出的廉政风险，有些企业领导者“违 反企业的人事任免制度，违背德才兼备的用人原则，凭个人的好恶使用干部，任人唯亲而非任人唯贤，与 同伙们制定出掩人耳目的计谋，实施犯罪。另外，官商勾结方面，国企腐败具有强烈的腐蚀性，对各级党 委和政府官员也是一种考验”［25］（P169）。从单位的角度看，“单位依赖”的反面实际上就是单位庇护，这 种庇护往往会带来制度悬空。将庇护行为与单位的上下级科层关系，以及单位制度体系结合起来加以 分析判断，我们会发现，单位的行政奖惩、资源分配都涉及员工切身利益，容易受到这种庇护行动的干扰 和影响。在通常的情况下，单位组织内遇到一些员工违规事件时，单位固然要对问题进行处理，但在相 当多的情形下考虑更多的是如何化解问题，甚至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便直接导致所谓“单位无原则 变通”问题。国企单位对其成员的庇护行为，其实质是要通过绕过制度的方法解决问题，其直接后果是 导致制度失灵，甚至是通过破坏规则来解决问题，单位腐败也会由此滋生出来。 （四）国企单位组织内部成员构成的复杂化 在传统的单位体制下，单位组织的内部成员具有较强的单一性和同质性，除了厂办大集体之外，基

·194·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年第 5 期 本上不存在其他成员。但进入 21 世纪，作为体制内保护对象的单位组织成员构成也发生了一些重大变 化。1992 年 2 月，劳动部发布《关于扩大试行全员劳动合同制的通知》，在各类国企中实行，范围包括企 业干部、固定工人、劳动合同制工人及其他工人［26］（P150）。以此为标志，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始实施的固 定工制度宣告终结。到 1996 年底，全员劳动合同制度推行工作基本结束，城镇企业职工签订劳动合同的 人数已占职工总数的 96.4%［27］。在国企改制过程中，按照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规矩，一些资历较深 的单位人继续享有单位身份及由此带来的体制保护，而那些新入国企组织的成员依其身份的不同而享 有不同的权益，那些临时聘用的派遣工，则无权享受来自单位的庇护。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研究室 2011 年企业职工劳动经济权益实现状况及思想动态调查测算，2011 年全国企业劳务派遣工占企业职工总数 13.1%（比 2010 年增加了 2.1 个百分点），约 3700 万人，若加上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劳务派遣工人数，总数约 为 4200 万人［28］（P228）。在这一意义上，由单位组织承载的体制保护结构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动。国企内 部以合同制为主的正式雇佣工人与劳务外包为主的非正式雇佣工人共存于同一生产组织之内，但其间 却存在重大的身份差异和同工不同酬问题，由此而引发的劳动纠纷则不可避免。企业出于利益最大化 愿意使用派遣工，但出于效益考虑却不愿兑现同工同酬，而工会组织的不健全及派遣工外在于企业组织 的现实，使得工会调节注定不畅［29（］ P48-56）。 总之，从总体上看，转型期“单位依赖”的结构性变动及对单位内部关系产生了较为突出的影响：其 一，伴随着单位制改革的推进，单位组织实现了较大幅度的转型和变迁，虽然国企员工的“单位依赖”在 很多方面呈现出弱化的态势，但就总体而言，此时期单位体系内出现了从依赖国家到依赖单位的转变， 即由单位制早期形成的个人通过单位从国家获取资源的依赖体系，变为直接依赖单位获取资源，单位成 为具有较强主体性的组织单元，这是“单位依赖”结构中最为突出的变动。其二，就“单位依赖”变化的实 质而言，伴随着各单位组织逐渐从管理型单位向利益型单位转化，在国企放权让利、优化组合、采用承包 制、劳动合同制改革推进的过程中，企业发展呈现出明显的活力。但国企组织中也出现了由“组织人”向 “工作人”转变的现象，衍生出单位组织内部利益矛盾和组织疏离现象。其三，企业内部干群关系也发生 了变动。企业改革中包括优化组合、下岗分流、绩效考核等关涉职工切身利益的政策实施，都需要由企 业干部来执行操作，导致干群依赖增强，其矛盾也开始走向尖锐。对于国企单位的上述变化，有学者认 为是“新单位制”形成转换背景下的产物，也有学者将其纳入“后单位社会”背景下加以理解，但无论如 何，国企单位内部的依赖结构业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使国企获得发展活力的同时，也面临诸多挑 战，标志着国企发展新阶段的到来。 三、国企“单位依赖”变动的总体评价与改革调适 长期以来，学界关于“单位依赖”现象多持一种先入为主的批判取向，将其归诸单位体制及组织与生 俱来的痼疾，亦是导致单位制走向衰减的重要原因。但通过以上研究，我们会发现“单位依赖”现象及其 衍生问题并非可以简单地用正负两分法来加以分析评价，因为此种组织现象的发生及其性质具有突出 的复杂性。 （一）对国企“单位依赖”变动的总体评价 在现代组织社会学研究中，一种较具共识性的观点认为，组织依赖乃是现代组织的一般特征，因为 工业化和城市化极大地催生出社会的流动化，人们告别共同体式的村落进入城市，在获得飞鸟般自由流 动权的同时也失去了所有的凭借，只能寻求组织依赖，“组织发展与工业化进程之间有着紧密关联，这种 关联加强了人类社会活动对组织的依赖。从某种角度看，组织是个体实施发展战略的首要条件，也是个 体改变处境可借助的重要力量”［30］（P12）。而组织资源依赖理论则通过其三个关键假设，论证了组织依 赖发生的内在逻辑，“组织由内在和外在联盟组成，它产生于因影响和控制行为而形成的社会交换；环境 包含了组织生存所需的稀缺资源；组织致力于逐步控制资源以减少对其他组织的依赖”［31］（P36）。因此，

田毅鹏：中国国企“单位依赖”结构的生成演变及其改革调适 ·195· 组织依赖乃是现代企业组织的一般特征，纯净的毫无依赖感的组织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正是在这一意 义上，我们不能对组织依赖简单地做出肯定或否定的评价，而应加以具体分析。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在不同的历史背景和条件下，会建构起不同的组织依赖模式，而 且，这些模式也是会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动而发生变迁，因此，我们应确立起组织依赖结构变动这一重要 的研究分析视角。通过以上两个部分的研究追索，我们发现，从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至今，中国国企 “单位依赖”结构大体上经历了计划经济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两个发展阶段，对于两阶段的演变轨迹及 变动特征的分析研究，对于我们深入理解国企组织模式变迁及组织文化构建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其一，计划经济时期国企单位人的“单位依赖”具有典型的共同体特征，单位组织将政治动员、经济生产、 文化生活集于一体，形成庞大的带有总体性的组织动员体系，是一种带有集体动员主义的组织制度建 构。单位组织内实行具有极强平均主义色彩的分配方式，组织内部少有分化和矛盾，具有较强的“单位 依赖”性。虽然计划经济时期单位共同体模式下的“单位依赖”结构存在着低效率、低水平等缺憾，但在 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却是一种无法回避的选择。其二，改革开放后，“单位依赖”结构的变动首先是国企 改革过程中发生的产物，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单位组织的改革打破了旧有的依赖结构，赋予了国企以发 展活力和竞争机制，实现了较为剧烈的转型和发展，但也衍生出个人与组织关系的疏离、企业归属感低 下、干群关系紧张等问题。如何在赋予企业以发展活力，推进国企做大做强的同时，构建起和谐的企业 内部关系，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 （二）“单位依赖”结构变动背景下单位内部关系的改革调适 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深度改革开放的整体推进过程中，国企改制是其中最具核心意义的改革举 措，经历了复杂的转换过程。毫无疑问，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条件下，国企改制的核心目标应是对发 展效益和资本增殖的追求。但值得提出的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对国企单位组织内部关系的改 革调适关注得不够，从而导致国企改制的进程出现难以避免的偏向。2015 年 7 月 17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长春调研中多次强调，“国有企业是推进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要坚持国有企业在国家 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不动摇，坚持把国有企业搞好、把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做优不动摇”，“推进国有企业改 革，要有利于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有利于提高国有经济竞争力，有利于放大国有资本功能”［32］（P3）。国企 做大做强，除了资本增殖和高效率之外，还需要通过改革调适，建立起国企单位组织内部的和谐劳动关 系。本文以上通过对国企“单位依赖”结构变动的阶段性研究考察，发现我们应努力关注“单位依赖”结 构变动背景下单位内部关系的改革调适，寻找国企改革新的突破点。 1. 关于个人与组织关系的疏离。在组织认同及疏离问题的研究中，美国学者怀特的“组织人”概念 占据着重要地位，他认为在科层制和大规模管理的组织中出现了一种新的人的类型，其特点表现为在组 织中平庸顺从、机械地适应组织生活，严格遵守组织规章，是人在组织中一种异化的表现。与“组织人” 相对应的是“工作人”概念，代表了“在个人主义、雇佣关系和频繁流动前提下，很多个体仅仅以‘工作人’ 身份与组织发生关联，组织构成其单纯的工作场所或职业机构；相应地，组织也仅仅关注其业表现和工 作业绩”［33］（P5-12）。借用上述概念展开分析，我们会发现，改革开放前单位组织中的工作者似乎更类似 于“组织人”，计划经济时期单位组织中的“单位依赖”实际上是建立在单位共同体的基础之上的一种体 制性保护现象，个人与组织之间带有典型的共同体式的关系，一方面，在“国家—单位—个人”的体系中， 单位是代表国家行使资源分配，因此，与其说是个人对单位的依赖，还不如说是对国家的依赖；另一方 面，在单位组织封闭性的条件下，基于单位熟人社会而建立起来的单位关系具有共同体特色，单位人生 于斯长于斯，获得了单位的全力保护。而改革开放后国企改制背景下，国企组织中出现了缺少组织归属 感的单向度的“工作人”。市场化条件下单位利益结构发生了变化，个人与单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 的特殊类型的劳动关系，逐渐演化成普遍的、契约化的交换关系，个人形成了对单位的“利益依赖”［34］。 如果将“单位依赖”问题置于上述不同时期的变化进程，则会发现，计划经济时期虽然因单位体制的封闭

·196·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年第 5 期 性而使得单位组织内部个人对组织具有较强的依赖性，但应该看到当时可供分配的资源也颇为匮乏。 而改革开放后，单位的封闭性被打破，干群依赖开始发生复杂变动，但可供单位分配的资源却变得丰富， 使得单位内部的保护关系呈现出异常复杂的局面，使得单位干群关系容易出现公私不分问题。转型期 国企单位领导干部更多地控制着资源分配、职务晋升等资源，容易出现假公济私的腐败行为，影响单位 成员的组织认同。 2. 干群关系和国企廉政问题。如果采用两分法将国企干群关系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我们会发现，以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国企改制为界标，国企干群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动。导致其变动的直接因素包括：国企 单位行政权力的大幅度的集中和提高，国企干群之间收入出现较大分化等因素，出现了干群关系疏离现 象。可见，干群关系疏离直接的原因在于体制变革和利益分配机制的改变，干群之间的关系互动开始直 接涉及职工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此外，单位共同体意识的消退也使得干群之间接触和相互理解 的机会大幅度减少，其后果直接导致国企负责人开始面临廉政问题。与一般的企业不同，国企的社会主 义公有制企业的性质决定了企业必定存在廉政问题。应该承认，“公有制并不天生是产生腐败的土壤， 只有当公有制遇上市场经济并缺少约束和监督时，腐败才开始滋生”［35］（P117）。近年来在推进混合所有 制经济改革的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吸取过去国企改革经验和教训，不能在一片改革声浪 中把国有资产变成牟取暴利的机会。改革关键是公开透明”［36］。国企腐败问题的出现，其原因虽然非常 复杂，但与干群关系的疏离具有直接的关联。因此，国企改革必须在强化工人阶级主人翁意识的基础 上，加强企业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建设。国有企业反腐败还应具有明确的针对性，注意堵塞制度漏洞。 2015 年 1 月 1 日，《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下文简称《方案》）正式实施。《方案》要求薪 酬改革应与中央企业负责人选任方式相匹配。国企的负责人如果是由组织任命、有行政身份的，就不能 再拿着市场化的薪资，其薪酬应参考国家相应级别的公务员薪酬和国企的实际情况综合考量后决定。 如果是通过职业经理人制度选拔产生，就要随行就市，实行市场化的薪酬。在此基础上，既要打破高管 旱涝保收的铁饭碗，又要给予相应的激励，做到约束和激励相平衡［37］。 3. 企业归属感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及国企改革问题时，提出“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 作用，不能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去”［38］。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谈国企员工归属感问题，并不是要回到 计划时代，而是要努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建国企员工的归属意识。已有的研究告诉我们，在影响国 企员工归属感的诸多因素中，职工地位感、组织文化价值因素最为重要。其中最具关键意义的是使企业 员工确立起主人翁意识，确立起在企业中的地位感，所谓职工地位感，主要是指“职工对自己在企业中的 地位和影响的认识。这类因素反映了他们认识自己是否受到了应有的尊重。人的自豪与尊严，以及保 护与发展一个适当的自我概念是人的行为的基本激励因素，其作用超过成就需要、权利需要和安全需 要”［39］（P312-313）。同时，注意为企业职工提供精神文化资源，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虽然可以在 单位以外获得诸多有形的物质资源，但在缺乏组织依托和公共性结构处于转换状态的背景下，却无法获 得公共精神生活资源，必然引发企业归属感的低迷和社会原子化的挑战。 进入新时代，面对中国的新发展阶段和世界范围内百年未有之变局，国家将国企发展置于战略的高 度来加以认识。2016 年 10 月，在全国国有企业党建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要使国 有企业成为党和国家最可信赖的依靠力量，成为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重要力量，成为贯彻新 发展理念、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力量”［40］。在此意义上，我们应对国企内部关系结构的变化展开深入的 分析研究，在提高国企效益和获得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切实提升国企的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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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年第 5 期 The Generation and Evolution of \"Danwei Dependency\" Structure and Its Reform Adjustment In Chines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ian Yipeng (Jilin University) Abstract For a long time, academic researches on the phenomenon of \"danwei dependency\" in Chi‐ nes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has usually held a preconceived critical orientation, attributing it to the inherent defect of the danwei system and its organization and also viewing it as an important reason for the decline of the danwei system. However, in the catch-up development of late modernized countries, \"organizational de‐ pendence\" relying on large organizations is a common phenomenon. This kind of organizational dependency often occurs within large organizations, forming a typical \"system-institutional\" dependence. The typical dan‐ wei system of SOEs was formed during the first five-year period and its resulting \"danwei dependency\" has gone far beyond the traditional single \"private reciprocity\" protection and inter-individual mutual assistance. This system has the typical characteristics of institutional protection as well as egalitarianism, which endows the danwei community with fatherly love and warmth and also suppresses the development vitality of the en‐ terprise. However, putting danwei dependency in the context of social reforms and changes in China in the late 20th century, we find that \"danwei dependency\" has undergone structural changes and transformations. The old dependency structure has been broken and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have been given vitality for de‐ velopment, which however has also resulted in some problems, such as the alien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in‐ dividuals and organizations, and a low sense of corporate belonging and tension relationship within cadres and masses. Therefore, how to endow the enterprises with development vigor and promote them to become bigger and stronger has become the key to solving the problem of and building a harmonious internal relation‐ ship and strengthening clean governance i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Key words state-owned enterprises; \"danwei dependency\" structure; cadre-mass relationship; integrity risk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corporate sense of belonging ■ 收稿日期 2022-04-28 ■ 作者简介 田毅鹏，法学博士，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 长春 130012。 ■ 责任编辑 李 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