唤起读者深刻的共鸣。他的作品不多，大约他好研究学问，早把创作生活牺牲了。

除《创造季刊》上发表过的《疟疾》以及《曼蓝之死》，《创造周报》上刊发的小说《业障》以及《小说月报》上发表的《哭与笑》外，方光焘还于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撰写了多篇具有影响和分量的文学评论，比如“《批评家和文学史家的任务是一样的吗？》《创作不振之原因及其出路》《文艺上的内容与表现》《文学与情绪》《序〈丰子恺漫画集〉》《评郭沫若〈橄榄〉》和《艺术与大众》等”。除此之外，还有《文学与情绪》(《创造月刊》1926 年第25 期）、《评孙福熙〈归航〉》(《一般》1926 年 1 卷2 期）、《批评的理论和实际哪一样的需要比较迫切》(《文学百题》1935 年）等。这些文章的发表，对于纠正当时落后的文艺观念、促进文艺与人民大众之间的紧密联系产生了较为重要的影响。

除此之外，他还与章克标一起合作编译出版了《文学入门》一书，该书原本是为国立暨南大学文学入门课程所编著的讲义，后来由开明书店于 1930 年 6 月整理出版。《文学入门》一书总共二十章，其中前八章为方光焘先生所著，分别为“绪言、文学的起源、关于文艺本能的几种学说、文艺对于人生的目的、文艺道德、文艺的国民性及时代的关系、文学之总类、文学批评的种种”。方光焘先生从文学起源开始写起，对文艺的社会功用及其对人生的目的影响，还有文艺道德以及文艺国民性与时代的关系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的阐释，显示出较强的理论水平和学术深度，是我国新文学发展史上的第一批文艺理论家。

除此之外，方光焘先生还积极地投身文艺理论创作，撰写了多篇具有影响力的文学评论文章。不仅如此，他利用自己精通日法英等多

国语言的学术优势，翻译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对方光焘先生现存文学作品的文本分析和解读，以及对其文学理论及译作的阐释和剖析，也是对方光焘及其文学创作与文学思想历程的一次回顾和学理探索。1964 年，方光焘先生因病逝世。尽管他生前没有编过集子，但他的学生却把他的论文、报告、提纲、教材讲稿的记录编成了《方光焘语言学论文集》和《语法论稿》，而其中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语法论稿》一书，还荣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最高荣誉——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先生已乘黄鹤去，却有学生的一而再、再而三地收集他的文稿、讲稿，奉献给当代和后世，生前他没有著作行世，死后有大量的作品被发掘整理……正如方先生生前自己说的那样：“好像那粒麦子一样，将来一定会产生无限新的力量来。”方先生就是那粒麦子，如今这粒麦子已经变成一片郁郁葱葱的麦田。

王学珍

(926-2021)

浙江龙游人。1947 年省立衢州中学高中毕业。曾任北京大学教务处处长，副校长兼教务长，北京大学党委组织部长、党委书记等职。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二、十三届中央候补委员。梦江南，常梦是衢中——记北大党委书记王学珍2016 年 4 月 15 日，一个普通的

日子，北大校园，未名湖畔正沐浴着

阳光。这天，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考察

北大并接见师生代表，总理身边一位

白发慈祥的老者引起了人们的注目，

他便是衢州一中校友、原北京大学党

委书记王学珍。

提到王学珍，提到衢州一中，记

忆便会将人们带回那个战火纷飞的

岁月：1938 年 1 月，为躲避日军飞

机轰炸，省立衢州中学（衢州第一中学的前身）师生将课堂迁往衢县西乡石梁静岩，五年后，王学珍考入下静岩衢中高中部，并从这里走向更宽广的天地。

辗转结缘衢中

灵山江奔涌南来，巨龙般的竹排木排顺流而下，货船载着南纸、茶叶随清流蜿蜒，在龙游境内灵山江与衢江交汇处，一个叫茶圩的小镇停留。19 世纪初，茶圩俨然成了一个商船云集，店铺林立的商业重镇，天南海北的商贾在此穿梭。1926 年8 月，王学珍出生于茶圩镇一个徽商家庭，父亲叫王海珊，曾任后周乡乡长。父亲与商界诸友每天轮流做东宴请，生意蒸蒸日上，那是王学珍短暂却又快乐的童年时光。

6 岁那年，王学珍开始了颠沛流离的求学生涯。他上过一年半的私塾，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考进龙游县城中山小学（今西门小学）高小，亲戚家在城里开的那个小店便是他落脚之处：一个门面，柜台前卖货，柜台后既是生活起居场所，又要堆放货物，十分拥挤。晚上，他被安排在楼上一个吊柜里睡觉。店面临街，又要做生意，因而很吵闹。1940 年，王学珍考上了金华中学，战火在蔓延，庙宇和祠堂成了他上课和住宿的地方。在断断续续的休学与复学中，他念完小学与初中，1944 年秋，因为日军占领了金华，他选择考到衢州中学（衢州一中前身）高中部。静岩艰难求学路鼓囊囊的行李，除了衣物和书籍，便是一袋米、一袋腌菜，少年王学珍逆流乘船两天终于抵达衢州市区水亭门。上岸后，他搓着冻僵的双手，挑起米、菜，迎着寒风，步行十多里来到石梁静岩。天色已晚，乡野的积雪仍未完全融化，矮墙和树上的白雪将村子

的那条泥路映衬得清晰可见。一间民房内，忽明忽暗的青油灯正透出一丝跳动的光，这使他猛然忘记一路的疲惫，三步并作两步跨入屋内，在一处竹板床前，卸下他的行囊，井然有序地摆放好物品。这是每周一次的奔波，龙游的家和静岩的学校，一路载着王学珍的梦想。

抗日战火正炽，社会动荡不安，他太珍惜这难得的求学机会了。转眼已是小寒，几日前一直洋洋洒洒的雪花终于停歇了，村边那个临时搭建的教室，屋顶的棕叶是否还在？竹泥墙面不知可安好？积雪渐渐融化的这几日，他的课桌椅会不会被屋顶漏下的雪水打湿？那几本他匆忙遗忘在抽屉里的国文书是否无恙？他还想到了那个瘦弱的国文老师楼静玄，楼老师国文教得好，每次楼老师的国文课，教室里总是鸦雀无声，他的声音不高不低，像缓缓流淌的大头源溪水，一点点地流进每个同学的心里。他对同学们关心又体贴，每当他们有疑问时，他总是耐心地一遍遍讲解，有同学犯了错误，他便轻声细语地教导，好像从没见他严厉地训斥过谁。楼老师为他们年级起了个名字，叫“冷风级”，从此，“冷风级”同学成了这个年级的代名词。楼老师还为王学珍刻过一个图章，那个图章他一直保留着。对了，明天一定要起个大早，把周末落下的时间补上，他还去操场边的田野小径去诵读文章，晨雾蒙蒙的田野，天空在一点点透白，文天祥的那篇《正气歌》他已倒背如流，每次诵读时，他能感受到自己冰凉的身体开始慢慢变暖，慢慢变得热血沸腾，还有李煜和李清照的词句，每次读完总能宣泄自己心中的国破家亡之痛！

他又开始期待晚自习了：还是四五个同学凑在一起，共用一盏清油灯，灯火很暗，他们埋着头，争分夺秒地学习，想把每个字都刻入心里。豆粒般的灯火摇摇晃晃，烟灰很大，他们的脸已熏得黑黑的，却全然不知。晚自习结束时，抬头面面相觑，大家都忍俊不禁，一路小跑回宿舍洗了脸。第二天早上起来，两个鼻孔仍是黑黑的，像两个小烟囱。想到这些，他开始笑了，笑得那么开心。“呜嗡嗡……”，刺耳的警报声拉响，将他又拉回残酷的现实里，同学们在老师的指挥下陆续撤离，疏散到山边或树荫下躲避，待警报解除，再井然有序地回到校舍。

“少时求学真的是敲冰汲水，吃的是‘沙米’，就是那个糙米里面有很多沙子，不能使劲咬，差不多半咬半咽下去。”这是王学珍对那段日子深刻的记忆。

光阴荏苒，那段日子，每天都有新的东西新的想法，从书本中，从老师口中，从同学交谈中，从青灯黄卷中，而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在身体里慢慢地成长。

北大励学求报国从衢州城区走到白云山岗，静岩就在不远处了，春天的山岗上，那一片映山红如血染山，耳边总会想起学校里传唱的那首《杜鹃曲》，“杜鹃在山岗，声声充满凄凉，祖国的健儿，为国战死在沙场……”。学习改变命运，知识改变国家，这成了青年王学珍秉持的理念，虽身处战火纷飞的年代，他始终矢志向学。1947 年，王学珍参加自主招生考试，同时被北京大学、复旦大

学、浙江大学与武汉大学录取。家人希望王学珍上浙大，说杭州离家近，外面都在打仗，乱哄哄的。但王学珍向往北大，那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他一直记得在衢州城区那个小图书馆里，他读过的胡适著的《胡适文存》，北大校长胡适先生的字字句句让他内心久久不能平静，从此心里种下了一颗北大的种子。最终，他不顾家人的劝阻，毅然踏上北大求学之路。当时正值内战，去北京的铁路不通，王学珍先到上海，再从上海乘船，经过三天三夜颠簸到达天津。下船后改乘汽车，方才来到北大红楼报到。动荡中的北大，用并不热情的双臂接纳了这个江南学子。

报考北大法律系，最终当一名律师是他最初的梦想，他想用他所学以维护法律的公正。然而命运不由人，追求思想进步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进入北大后，他积极追求进步，加入了风雨社和新文学社，阅读进步书籍，积极投身革命工作，进一步坚定了政治立场和人生追求。1948 年 7 月，还在北大法学院就读时，王学珍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北大师生中广泛宣传党的方针、路线、政策，团结师生反对南迁、保护校产，为迎接北平和平解放作出了积极贡献。他一步步成长起来，从 1950 年起任北大党务教务等工作要职，“团结起来，振兴中华”这个口号就是王学珍 1978 年任北大副校长时喊响的。那是让王学珍感到无比自豪的一年，那一届招收的学生中，成长起了大批优秀的人才，前任总理李克强就是杰出代表。1984 年，他任北大党委书记，六年后，他离休了，仍长期从事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工作。他把投身于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尽心尽力当好一名教育工作者，培养国

家的栋梁之才，当作了毕生的追求。

转眼大半生已过，王学珍已是耄耋老人。再回首，“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当年静岩衢中国文课上的词句仍会令他潸然泪下。

香山的红叶又红了，他的生命终定格在2021 年12 月13 日的那一天。“很想家，经常梦到故乡的那座浮桥”，这是王学珍生前，每逢龙游乡亲来访时他常说的话。那座浮桥，曾经连着北岸码头茶圩，连着衢江，连着那个叫静岩的地方，那里有蜿蜒的泥路，有成排的校舍，熄灯号响过，校舍里点点灯火，伴随着一个又一个深更寒夜……

“四大才子”执教衢中抗战初期，遭受战火蹂躏的江浙沪敌占区，很多高级知识分子流离失所，他们不愿当亡国奴，纷纷向南一路逃亡。1938年初，为躲避战火，省立衢州中学，辗转分迁到衢州西郊石梁、静岩和塘公。时任衢州中学的三位校长沈天白、陈博文和钟士杰抓住机会，积极延聘流亡浙西的各地名师、著名教授来校任教，学校师资空前强盛。其中，国文教师有陈康白、袁学中、陈友琴、王西彦、方光焘、施维彩等；数学教师有毛以泉、江德辉、章作人、江成标等；地理教师有姜子璜、盛树功、江世禄、宋念慈等；历史教师有戴幼和、张基瑞……还有物理、生物、英语、体育、音乐、美术等科的教师，可谓名师会聚，各呈异彩。

在阵容强大的国文教师队伍中，最负盛名的是当时被师生们称作“四大才子”的陈康白、陈友琴、王西彦、袁学中。他们个个学识渊博，传道解惑，大有古君子之风；他们授课风格迥异，各有千秋。嬉笑怒骂陈康白

随着上课的军号声响起，一位中等个子、身穿长袍的先生迈着矫健步伐走进学校教室，走上讲台，一言不发，面庞消瘦的他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唰唰写了五个刚劲的大字：“我是中国人”，然后缓缓转过身，坚定的目光扫视着每一位学生，教室里掌声响起。这位就是国文教师陈康白先生。

陈康白先生是浙江台州人，

讲起话来带有浓重的台州口音，

但讲课却生动有趣，妙语成珠，

经常赢得学生发自内心的笑声，

从而激发起对国文课的浓厚兴

趣。

在陈康白先生的课堂上，学

生们个个情绪兴奋，渴望着他早

一分钟进入课堂，而当他讲课令

人入迷时，学生们又盼望下课铃

迟一分钟打响，恨不得堂堂都是

国文课。

融思想性、知识性、艺术性于一炉，是陈康白先生课堂教学的一大特色。他是鲁迅先生的追随者，讲解鲁迅的散文《秋夜》时，对那“两棵枣树”，那“奇怪而高的天空”的寓意，时代背景和指向都作了详细生动的剖析，令学生们茅塞顿开。国文课最重要的还是写好文章，陈康白先生规定学生每两周做一篇作文。遇上好作文，他会作为范文亲自在课堂上深情朗读，大为褒奖，并分析讲评，讲得有声有色，最后让该学生站起来接受全班的掌声。这样的作文课既让学生明白写作方法，又鼓舞学生积极写作。作为先生，陈先生自己的写作水平更是顶呱呱。他文笔犀利，嬉

笑怒骂，妙笔成趣。每当文章在报纸上发表之前，他都要在语文课上先谈谈该文的构思、立意和所指。这种有的放矢的作文指导学生很是受用。

文章必须“源于生活”。陈先生让学生走进生活，关注社会；鼓励学生积极创作，自编壁报。那时学校各班学生自编壁报，自由发表习作，图文并茂。陈康白先生亲自指导，并参与编报，他所教班级的壁报尤其精彩。

在衢中时期，陈康白先生曾写下《赠言一题衢中毕业生“纪念册”》《饿乡三月》《“辟邪楼”漫笔》等多篇文章，真实记录在衢中的教书生涯和颠沛流离的苦难生活。特别是他在为毕业生纪念册写的赠言，希望同学们不断发掘爱好，“使别人起了敬佩与赞叹”，“让我对着人前跷起大拇指”，说某某人是“我在衢中时的学生”，很多句子都非常生活化，有着极强的生命力。

陈康白先生不但文章写得好，书法也极精彩。板书龙蛇飞舞，遒劲美观，惹得学生争相模仿。他的书法自成一体，人称“康白体”。那时康白先生和夫人身体都很差，幼子又患重病，经济拮据，衢中的师生们常常出面在祠堂里义卖陈先生的书法，帮他渡过难关。康白先生思想进步，有着浓厚的家国情怀。他是新文化和新文学领域的领路人。不少学生日后成为作家，成为文艺理论家，甚至走上革命的道路，抛头颅、洒热血，去追求真理，成为忠贞的共产主义战士，都与陈康白先生的熏陶有关。

自信博学陈友琴

与陈康白先生个人差异巨大的陈

友琴是个自信而幽默的导师。因为身材

矮小，同学们刚开始对他有偏见，陈先

生心知肚明，不恼不愠，常常对学生开

玩笑说：“你们别看我矮，历史上的伟

人都是矮子。”随后举了一长串的例子，从国外到国内，从拿破仑一直说到孙中

山，洋洋洒洒，激情飞扬，同学们不得

不佩服，都频频点头，大开眼界。

民国时期的高中课文，还有大量的文言文，学生普遍对“之乎者也”觉得“艰深难读之至”，甚至有畏难厌学的情绪。这个难不倒陈友琴先生。他饱读诗书，国学功底深厚，讲课时既字斟句酌，又旁征博引，深入浅出，善作比喻，化解枯燥乏味为生动幽默。几节课下来，学生们自然而然抛开了成见和厌烦，反而对陈先生十分倾倒了。陈友琴先生又教授说文解字，剖析何为形何为声，带学生探寻中国造字来源，以一个个生动的小故事开启学生学习汉语、学习文言文的兴趣。在自身修养方面，陈友琴先生业余时间深入钻研教本，结合自己的所学知识，从不按部就班，人云亦云，在讲课中常常有着自己的独特见解。他在分析鲁迅小说集《呐喊》时，解析人物性格，把故事情节讲得有声有色。在他的解读下，鲁迅笔下的阿Q、狂人、孔乙己等人物形象，生动地走进学生心中，鲁迅先生把文艺作为改变国民精神武器

的爱国情怀也深深楔入学生的心坎。

陈友琴先生带学生赏析朱自清《荷塘月色》，声情并茂地朗诵，透过对月色下的荷塘细致入微的描写，同学们体会到了作者内心的苦闷和痛苦，还有淡淡的一丝哀愁。

在讲解韩愈《进学解》中的“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范仲淹《岳阳楼记》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文天祥《正气歌》中的“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陈先生庖丁解牛般将那些深奥的勤学苦思、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操一一传递给学生，有些甚至让他们终身受益。

事无巨细，陈先生连批改作业都一丝不苟。他爱写批语，尤其是作文批语，内容恰当，书法娟秀，深受学生喜爱。晚年的徐润芝女士还记得当年先生在她作文簿上这样写道：“明净无疵、恰如题旨。小楷挺秀可喜。”竟然影响她的未来取向，成就了一位著名书法家。陈友琴先生自己善于写文章，连艰深晦涩的旧体诗词都写得很有情趣，经常发表在报刊杂志上。在静岩教学期间，他常以“夏静岩”的笔名发表作品，反映了师生生活和对当时环境的感情。他经常在校刊《战时中学生》上发表反对投降、鼓舞抗战的文章。还亲自创作了大量的抗日歌词，比如《校歌》《运动会歌》《孤山梅》《烈女颂》等，在学校音乐先生谱曲后在学生中教唱，鼓舞学生抗日苦读。衢中最初搬到静岩时，教室、寝室都安置在狭小而破落的土地庙里，光线灰暗，了无生机，学生们在这样的环境里情绪很低沉，陈先生就指导同学们在庙堂的四根柱子上写上“国家至上”“民族至上”

“抗战第一”“胜利第一”四条醒目的大标语，并让大家凑钱买块大白布，他画了一幅巨幅的《中国地图》，悬挂在佛柜上，让学生们不要忘记祖国的大好河山正遭遇了日寇的侵略。这样，不但破庙一下子呈现了庄重的气氛，同时也激发了学生们爱国读书的热情。当时，学校文风甚盛，陈友琴先生经常在《东南日报》副刊发表文章。1941年，衢中高二学生查良镛（金庸）以笔名“查理”在《东南日报》“壁垒”副刊先后发表《一事能狂便少年》《人比黄花瘦》等文章，引起轰动。陈先生大为惊喜，亲自跑去高中班寻找查良镛。那晚，皓月当空，友琴先生与查良镛同学一同踏着月色步行在石梁溪边，畅谈理想，交流创作，相见恨晚。石梁溪水涓涓，师生情谊绵绵。作家良师王西彦

王西彦先生来衢中前已是著名

的作家了，他就是被日军一路赶到

衢州的。早在1933年，王西彦就参

加北平左翼作家联盟。1937年7月

抗战爆发后，王西彦南下浙江，

先在省立温州师范学校任教国文，

之后流寓衢州期间应聘到衢州中

学执教国文。他在衢中执教的时间

不长，却影响很大。

王西彦先生读书甚多，古今中外作品都有涉猎。尤爱契诃夫，自称是契诃夫的“私淑弟子”。他指导学生阅读进步文艺作品，举办鲁迅“狂人日记”座谈会，传播革命思想。在王西彦先生的熏陶下，不少学生对民族振兴、社会腐败等问题有了更深的理解，先后参加驱逐反动军事教官王珩、训育主任杨筠青的斗争。王西彦先生教的国文课，别致一格。讲课中，他不但引用中国著名作家的名作，而且也大量引用国外，特别是俄罗斯作家果戈理、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高尔基的名作，扩大学生阅读视野，丰富学生阅读内容。在学校教学国文期间，王西彦先生常常不断创作，如实记录亲眼所见的乡村农民的悲苦生活，表现旧时代知识分子的动荡、凄凉的生活等。他的写作成就在那时就很高，有人这样评价他的作品：“无论在农民和知识分子的题材上，还是语言的叙述风格上，都与鲁迅有类似，但绝不雷同；有相似，却是神似，妙不可言。”王先生不仅自己积极创作，还特别看重写作实践，要求学生多多动笔。有一次，他带学生来到石梁溪边踏春，看春花齐放，看春色蓬勃，建议大家选石而坐，扶柳而思，临流赋诗，或作文一篇，学生们踊跃参加。这样，一场小型的“石梁溪春色”朗诵会在溪水潺潺声中隆重上演，很有点当年王羲之那场“曲水流觞”盛会之意趣。

王西彦先生非常爱才，学生每有佳作，常得到他的称赞，并提出修改意见，在他的指点下，达到发表水平，便推荐到有关刊物。

当然，王西彦先生个性鲜明，他对学生的要求也是十分严格的。学生的习作如果写得很草率，便将其叫到办公室来训斥一通，令其重写；遇到好作文，他会将好的语句段落用红笔圈圈点点，并在旁边写上批语。每篇作文都有妙语连珠的评语，有时刹不住笔，洋洋洒洒，甚至超过习作字数。而学生读他的作文批语，简直就是莫大的荣幸。

师生平等袁微子

袁微子先生来衢州中学教学是陈康白介绍的。在石梁期间，微子先生先后教过初中和高中的国文课。

那时，袁微子先生还是个才 20 岁出头的青年才俊，比高中生大不了几岁，很平易近人，出场非凡。他踏进教室，把礼帽拿到手中，笑嘻嘻地把整个教室扫视了一遍，然后开口道：“学校安排我教你们国文，你们跟我学国文，就是拜我为师。但是正如人有高矮，每个人

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我也有不及你们的地方，我也要向你们学习，师徒平等嘛。”几句谦逊的话，逗得学生咧着嘴聆听着。袁微子先生上国文课不按套路出牌，不按课本篇目顺序施教，而是有选择地从中挑选几篇讲解，对许多课文，他要求学生自己去阅读。讲课时，语多隐喻，针砭现实，耐人寻味。他十分注重介绍课文作者的时代背景和题意，讲解白话文时，着重对写作的特色和技巧作精辟的分析。他那高屋建瓴的视点，亦庄亦谐的妙语，富含哲理的启迪，常常给学生留下深刻印象。

袁先生还经常向学生介绍一些课外阅读书刊，中国作家和外国作家的作品均有，并加以阅读指导。他要求学生订阅《中学生》《现代文艺》等杂志。他指导同学自编墙报，在墙报上自由发表习作；他鼓励学生向《东南日报》等报刊投稿，学生作品在报刊上刊出，大大激发学生写作兴趣。

“要做一个真正的中国人”“好男儿志在四方”，学生不能“两耳不闻窗外事”，要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做人要有棱有角，不做八面玲珑滴溜滚转的圆石头，尤其不要做软骨头；做人要分清真善美与假丑恶，千万不要死读书……他给学生留言“路是人走出来的”，鼓励学生心怀凌云志，出门去“闯”，不做衢州人所说的“不见天王塔，眼泪滴滴答”之人。

几乎每个晚间，微子先生的房间里都挤满了人。微子先生常常沉静聆听，发语却发聋振聩，耐人寻味。不少学生即使没有上他课也很仰慕他，常常在晚间到他房间去聆听他谈论。

被称为“浙江才子”的微子先生，散文“写得最惹人喜爱”，引得学生纷纷抄读；他经常在《东南日报》等副刊上，用“微子”的笔名发表文章。微子先生的文章抨击时弊，弘扬正气，宣传抗日救国，引导大批青年走上革命道路。袁微子先生还是个地下党员，后来，他受党的指派担任《东南日报·笔垒》主编。陈康白

(1903-1981)

原名陈运煌，湖南长沙人，曾用名陈运煌，1927 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化学家，教育家。

陈友琴

(1902-1996)

笔名珏人、静岩,安徽南陵人。中共党员。1923 年建业于上海沪江大学文学系。曾任安徽屯溪柏山皖中、建国中学、江苏临中教员，杭州之江大学国文讲师，杭州《东南日报》副刊编辑，浙江临安杭州幼师副校长，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社科院文研所副研究员，研究员。

王西彦

(1914-1999)

汉族，浙江义乌人。著名作家、文学教授，中共党员，1948 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37 年毕业于北平中国大学国学系。

袁微子

(1913--1991)

浙江桐庐县人。1936 年毕业于安徽大学教育系。曾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学术委员会委员、课程教材研究所研究员、全国教材审查委员会委员、全国小学语文教学研究会名誉理事长。

衢中书画三鼎足衢州中学在石梁的时候，正值抗战，办学条件极其艰苦，但校风学风都很好，而且有着一支整齐的教师队伍，可谓人才济济。不光主科有着文理科名师，连副科老师也相当出色，比如美术老师程本一、徐天许。他们不仅专业课教得相当认真，而且教导同学们如何树立家国情怀，懂得怎样爱国，怎样做人。名师出高徒，在他们的教育下，衢州中学涌现出一批书画人才，日后享誉全国的著名书法家徐润芝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诸科皆善程本一

程本一（1896—1975），又名森宝，衢州柯城人。年轻时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求学，随李叔同（后来的弘一法师）学油画，与丰子恺、潘天寿均为李叔同弟子，学成回衢后，长期执教于衢州一中、衢州二中和衢州师范学校。他画路宽广，油画、国画、书法皆善，山水、花鸟、人物都画，尤精墨荷，技兼中西，形神兼备。代表作《浮石渔舟一江红》曾获上海中国画展金奖，民国十一年（1922）参加上海东方艺术研究会。程本一还是一位热血青年，1927 年参与衢州第一个党支部的组建，成为衢州第一批中共党员，解放前担任过中共衢州党支部组织部长，解放后曾任衢州师范学校副校长。在石梁衢中期间，程本一除担任级任老师外，还负责全校图画的授课。他教学生水墨画、木炭画、水彩画，带他们到野外写生，还自

编讲义，有一套完整的绘画理论体系，很受学生的喜爱和尊敬。程本一（左一）与陈博文（左二）、钟士杰（左三）程本一老师对图画的教学方法是有计划、有步骤、循序渐进的。他对初中图画课的安排是：一年级第一学期是铅笔画，室内静物素描，第二学期是木炭画，画石膏模型；二年级第一学期是室内水彩画，第二学期是野外水彩写生；三年级第一学期是图案，每人发一本各种形式图案讲义，第二学期是几何图案，以直线和圆周创作各种规则性艺术图案。他不仅对本身图画教学做好科学安排，还和劳作老师密切配

合——请他们指导同学做一张可以伸缩的小皮凳，以备图画课野外写生用。

程本一、徐天许课徒教材

因为曾经是李叔同的学生缘故，程本一老师教学所用的日本印行图案画资料《正则洋画讲义》及西洋画各种流派的图片，即为李叔同（即弘一法师）出家时所赠。这些图片印刷精良，图像清晰，下真迹一等，非常有助于学生临摹，这比当时盛行的《芥子园画谱》高级许多了。

衢中学生、今年 97 岁上静岩村郑文先老人是程本一老师的学生，他回忆说：“程老师教过我初中图画，他常常带领学生来上静岩山上写生作画。”

程本一与周天初（中）、学生祝富荣（右）老人至今仍能清楚地记起当时程本一老师画静岩的情景：“上静岩西面是禁山，禁规极严，无人敢犯。山上林木柴草生长茂盛繁杂，每到春天，树木葱葱，山花灿烂，构成一幅极美的天然图画。1942 年，衢州中学教图画的程本一老师，曾花了三个月的图画课时间，画出一幅极美的《上静岩山花图》，非常工细。”这幅作品很写实很壮观，就像北宋张择端绘的《清明上河图》那样，可惜这幅杰作没有留存下来，不然我们今天可以很直观地看到八十年前静岩的风貌。

衢中毕业的龙游余滋敬，回忆起程本一老师时，说他有着慈父般的关爱：

“1939 年春，我考进省立衢中，他是我们春乙班的级任老师。”“为了日记词句简洁，我习惯写文言文。程老师看了很不是滋味，怎么才十三岁的学生会写文言文。第二天晚上，他约我到他房间谈话，态度和蔼、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千万不能抄袭别人的作品，这是一种虚伪、不道德的行为。我把自己从小受到家庭教育的熏陶，十二岁时就能背诵唐诗、宋词和《古文观止》的情况作了介绍。他才由惊转喜，从此对我一言一语一举一动都特别关怀。有一次，他把我的日记拿到高三毕业班读给同学们听。当我在《衢中学生》刊物上发表数首七言绝句后，他对我更加器重。

“学期结束，大家准备回家，程老师把到城里坐船还是坐火车，身边带多少钱，钞票怎样放法等都问个仔细。他说：‘钞票一定要横放，不要竖放，最好加个别针，免得冒出来。’“1939 年冬学期结束，我接到父亲来信说，家中经济窘迫，不能让我继续读书了，因为我读的是自费，家中供养不起。我在两个学期成绩总平均都在九十分以上，程老师知道后答应给我想办法。“隔了两天，他笑容满面地问我愿不愿意牺牲一年，原来他已与校长商量好让我重考新生公费生。我说只要有书读，牺牲一年无所谓，明年我才十四虚岁，不算太迟。于是程老师又帮我复习功课，并为我寒假膳宿问题作出安排。他叫我不要回去过年了，就住在他房间里，即日开始复习功课，并同大伙房联系解决搭伙问题。重考新生，我和程老师的孩子同时被录取为公费生。”身为共产党员的程本一，笃信共产主义信念，所以程本一老师对

于佛家思想并不理解，也不太认同，他在题跋《弘一书·佛说八大人觉经》这样说：

“李叔同，号昙昉，出家后禅名弘一法师。他是我的音乐图画老师，他绝食七天，以为禅性，出家于杭州西湖虎跑。嗣后云游名山，曾来我县莲花寺，我在衢祥符寺见过他一次，以后就未见他了。他出家我是不赞成的。我喜欢他的书法，他教我图画约两年，替我改过一笔画，画面顿时生动。我很惊奇问之：为什么先生一笔就好极？他说，你多画就知道的，当时我莫名其妙。他的音乐作曲、画的色调都很消沉，我当时不喜欢的，就是他的书法也是消沉的，所以他竟厌世……”程本一《浮石渔舟一江红》荣获上海中国画展金奖

点染入神徐天许

徐天许（1898—1994 年），曾

名徐兴许，别号西陵疫客、京畿老民

等，金华市浦江县嵩溪村（今属白马

镇）人。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师，

擅花鸟、鱼虫、走兽乃至人物无所不

及，尤以鹰、鹫和游鱼著称。兼工书

法，善诗文，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父亲徐永成工书画，徐天许自小

在父亲身边耳濡目染，接受熏陶。可

惜因为家贫只读过半年初中，即因家贫辍学充当裱画店、染坊学徒，后立志苦读。1934 年，徐天许毕业于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中国美院前身），是林风眠、潘天寿先生的入室弟子。潘天寿先生对其用笔用墨颇为欣赏，对他的绘画作品有高度评价，曾为其题字：“点染入神”。李苦禅先生与徐天许交情甚笃，两人常在一起切磋画艺。潘天寿老师为徐天许题词“点染入神”

1949 年 8 月，徐天许应校长陈博文之邀在石梁执教衢中，创作了大量画作，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绘画人才。其时衢城遭遇日机轰炸，学校辗转搬迁至石梁、静岩，他留有一首题画诗《漫题一绝》：“频年漂泊乱涂鸦，浮玉苍山路已赊。重买数枝书画笔，秋来犹自写黄花。”题 画 诗 稿

他在衢州中学（衢州一中）任教

八年，那时正是他精力充沛、画艺纯

熟时期，他课余挥毫遣兴，创作了如

《芦苇·鹰》、《猛虎》等很多作品，

其中《芦苇·鹰》还入选《现代名画

集》。

右为徐天许曾佩戴过的徽章

徐天许执教衢中时

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徐天许就在沪、浙、皖、赣一带举办过个展数十次；1959 年 8 月，徐天许由其师友李苦禅先生推荐，进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画；1960 年代初，在全国美协主持下，徐天许在北京王府井与潘天寿先生同时举办个人画展；1981 年，徐天许在武汉归元寺与李苦禅、王雪涛、董寿平等举办首都名画家书画联展，徐天许所作《鱼菜》被选为画展刊首；1986年徐天许在广州中国大酒店举办个人画展，颇获好评；历年来徐天许作品曾多次参加日本、美国、欧洲各国画展，屡获嘉誉。徐天许主张笔墨与技法应继承国画优秀传统，而取材与形象应以

现实生活为主。在技法上，提出“面不可板，线不可乱，点不可散”。代表作《群鹫图》，气势恢宏，笔墨雄健，笔法超群，出神入化，李苦禅先生不吝褒赞：“天许功力深厚，吾不及也！”。徐天许先生是近代画坛有着独特艺术风格的画家，他命运多舛，生活道路无比坎坷。在艺术生涯中虽苦难迭出，逆境重重，但他百折不回，初心无悔。甚至在 1978 年双目失明后，仍坚持艺术创作，在困境中艰苦搏击将近一个世纪，呕心沥血，孜孜不倦，奋斗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勤奋加长寿，使徐天许先生存世画作非常之多，他对美术理论和绘画创作贡献巨大，影响深远，为后世留下了大量宝贵的精神财富，遗著有《天许画论》《天许画稿》《天许小画片》《国画教材》《国画画稿》《徐天许课徒画稿》《徐天许画集》《徐天许国画集》。

雄深雅健徐润芝

徐润芝（1927—2011），笔名澄

之、纫芝，祖籍衢州，1927 年出生于

一个书香之家。父亲徐焕奎医大毕业，

从事医术工作，业余钟情于书法艺术，

尤精于魏碑；母亲毕业于杭州女子讲

习师范，亦颇懂书画及诗词。徐润芝

就是在这么一个良好的家庭环境中接

受艺术教育，自幼酷爱书法，加上天

资聪颖，熟读诗书，中学时即有文名。

徐润芝先生对母校衢中的感情至深，她在《良师益友》一文中回忆在衢中求学时的老师陈友琴时，仿佛历历在目：“我在初中读书时，印象最深的是陈友琴老师。陈师教语文，分析鲁迅《呐喊》、朱白清《荷塘月色》有声有色。讲解韩愈《进学解》中的‘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范仲淹《岳阳楼记》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文天祥《正气歌》中的‘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体现了爱国主义、敦品励学的精神，感人至深。”

最让她难忘的是，陈友琴老师批改她的作文：“明净无疵、恰如题旨。小楷挺秀可喜。”对她以后走上书法艺术道路，无疑是一种强劲的鼓舞力量。

1942 年，徐润芝在衢中初中毕业后，正逢浙赣战争爆发，1943年浙江省立临时中学（设在衢州常山绣溪，收容沪、港、澳各地学生）改组为“浙东第一临时中学”，增招浙赣铁路沿线沦陷区的学生，徐润芝考入浙东第一临时中学高中部。1945 年抗战胜利后临中撤销，徐润芝又随大部分同学转入衢州中学。

1946 年徐润芝考入浙江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并以优异成绩获公费生待遇。此后，立志高远，诗词师从国学名教授夏承焘先生，书法师从书坛一代大家陆维钊先生，国画师从浙大名教授郦承铨先生。三箭齐发，名师亲炙，加上自身禀性颖悟，专心执着，徐润芝早年即蜚声书坛，填词赋诗也崭露头角。

1950 年，徐润芝从浙江大学毕业后，曾先后在华东文化部文物处、南京博物院历史部、浙江省博物馆工作。致力于古代书法及碑帖的研究，在魏碑上立定脚跟后，有大量时间浸淫在晋、唐、两宋法帖之中。

1979 年加入西泠印社后，徐润芝向社长沙孟海等前辈及书画篆刻家学习，并潜心研究。著述有《苏东坡的书法艺术》《汉隶尹宙碑考略》《范石湖身世及其书法》《米芾书法中的诗画意境》《赵之谦悲庵居士诗剩初探》《北魏嵩高灵庙碑初探》《东阳本兰亭序考略》及《近代杰出书法家沈曾植》，先后在《书法研究》《西泠艺丛》《浙江书法论文选》《东方博物》和香港《书谱》上发表书法作品。徐润芝数十年甘于淡泊，笃志研究书艺，潜心耕耘，“采百家花，酿自家蜜”，终于“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雄、深、雅、健的书法风格，卓立书坛。徐润芝先生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浙江省书法家协会常务理事、西泠印社社员、西泠书画院特聘书画师、浙江省书学研究会副会长、浙江省诗词学会理事、浙江省博物馆副研究馆员、中国当代著名女书法家。

身为当代著名女书法家，书法宽博大气，非常适合题匾额。徐润芝曾为全国各地很多名胜古迹书碑题书。曾为桐庐严子陵钓台、武昌黄鹤楼、杭州三潭印月等书碑，雷峰塔的“妙音台”、萧山“东方文化园”、方岩“重楼”、河南巩义市神墨碑林、湖南常德诗墙、温岭摩崖刻石、江西南城麻姑山等处，留有她的字迹碑刻；衢州南宗孔氏家庙的“思鲁阁”、烂柯山的“烂柯仙境”也是徐润芝的题书。跪乳反哺，2003 年，徐润芝专门为母校衢州一中题石“静岩”；2009 年，她再次题赠墨宝“石梁步云”给母校；老校友、作家阿章先生吟母校峥嵘文学社的“呦呦鹿鸣”诗句，也请她代笔书写。

程本一

(1896-1975)

又名森宝，衢州柯城人。与丰子恺、潘天寿同为李叔同亲炙弟子。1922 年参加上海东方艺术研究会。1953 年衢州二中成立后，成为首批在衢州二中任教的教师，任教美术学科。擅长花卉,尤精墨荷。

徐天许

(1898-1994)

曾名徐兴许，别号西陵浪客、括苍浪客、嵩溪村人、闲髯、嵩溪邨叟、京畿老民等。浙江省金华市浦江县嵩溪村（今属白马镇）人。1934 年毕业于杭州艺术专科学校，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先后执教于衢州中学、浙西一中、英士大学、台州师范、沈阳师范学院。徐润芝

(1927-2011)

浙江衢州人。1942 年省立衢中初中毕业，考入省立浙东第一临时中学高中部，后并入衢州中学。中国当代著名女书法家。曾为全国各地很多名胜古迹书碑题刻。

陈向平：千人中之一人一代武侠小说泰斗金庸，妙笔生花，笔下有诸多令人向往的忘年之交：《神雕侠侣》的黄药师和杨过、《飞狐外传》的赵半山和胡斐、《射雕英雄传》的周伯通和郭靖……优秀的文学作品一定来源生活，在金庸的师长辈中，对他影响最大的老师是《东南日报》副刊编辑陈向平，因为金庸第一次给报纸投稿投给了《东南日报》副刊，金庸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由陈向平编辑修改的，第一篇小说是在陈向平的影响下动笔创作的，他的记者生涯也是在陈向平的推荐下开始的。因此，陈向平既是金庸办报、从事写作的第一位启蒙老师，也是被金庸称之为“千人中之一人”的忘年交。

伯乐慧识千里马1941 年 9 月初的一天，《东南日报》副刊编辑陈向平从一大堆来稿中发现一篇散文，标题是《一事能狂便少年》。这个标题让陈向

平眼睛一亮——“一事能狂便少年”是国学大师王国维七律《晓步》中的一句。一查，这篇文章的作者叫“查良镛”，海宁人，原来是王国维的小同乡。

东南日报 千人中之一人

陈向平又名陈增善，1909 年 5 月生于上海大场陈家宅。1926年在宝山县立师范读书时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开始阅读马列著作和鲁迅、郭沫若等人的作品，在校期间他积极参加革命活动。毕业后在宝山潜溪小学及宝山、常熟等地的民众教育馆工作，组织发动了宝山县立小学教师罢教索薪的斗争。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陈向平随第八集团军战地服务队参加抗日救亡宣传工作，以后随军撤到金华并留在浙江从事抗日活动，并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9 年，陈向平在党组织的安排下打入《东南日报》，主编《笔垒》副刊。《东南日报》是当时江、浙、闽一带的大报。在白色恐怖的艰苦环境中，陈向平巧妙地利用舆论工具，组织进步作家撰稿，揭露统治的黑暗，宣传抗日。他主持的《笔垒》副刊在东南各省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有广泛的影响。

陈向平看到读者查良镛的来稿《一事能狂便少年》，眼前一亮，作者锋芒毕露，矛头直接指向的是训育制。当时，向全国学校派遣训育主任，驯化学生忠于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陈向平不知道的是，查良镛读初中年级时因在壁报上发文讽刺训育主任，因言罹祸才被迫转入衢州中学的。此文虽是为同学鸣不平，也是为自己的遭遇而感慨。

这篇议论文针砭时弊，文笔犀利而充满活力，陈向平欣赏之余有点儿担心撰文者查良镛的处境，便将署名改为“查理”，将文章放在《笔垒》头条发表。

东南日报 一事能狂是少年

花开并蒂。当年 12 月 7 日，陈向平又在《东南日报》上编发了查良镛的《人比黄花瘦——读李清照词偶感》。

东南日报 人比黄花瘦——读李清照词偶感

静岩相逢成莫逆1942 年初夏，《东南日报》已迁至金华，陈向平到邻近的衢州出差，专门到石梁寻访“查理”。

远处青山苍翠，岸边芦苇摇曳，大头源的溪水顺流而下，激起的白色水花与黑色岩石交相辉映，妙趣横生。衢中的操场就设在这溪旁的沙土地上，操场有一百米的直跑道和两百米的圈跑道，全校同学每天的晨跑锻炼就在这里进行。学校借用民房、厅堂做教室，条件异常艰苦。在静岩村一幢旧式的阁楼里，陈向平见到了“查理”——小伙子身高背宽，呈正方形的脸上架一副近视眼镜，颇有学者风度，《一事能狂便少年》就是出自这位高三学生之手。两人一见如故，谈得很投机，颇觉相见恨晚。陈向平对查良镛说：“报纸的任务是教育读者，目前正值抗战，你们学生不能只读课本，鼓动宣传的事也要做一点的。写文章不能因为迎合读者心理而降低水准，应该以正确的道路指引读者。”

查良镛正有点懵懂地琢磨着这话的含义，陈向平已经拿起旁边书架上的一本《唐人传奇》翻看，说：“好啊！课外书不仅对你的写作有帮助，还可让你明事理、长知识，你应该多多阅读多方面的书。”他向查良镛推荐了巴金的《家》《春》《秋》等新文学书籍。当时“流亡中学”伙食也很差，查良镛特地到膳厅门口的小贩那里买上几块油炸粿或毛豆腐，浇上两瓢辣酱刺激一下，招待陈向平。两人津津有味地边吃边聊，陈向平问查良镛：“你打算今后怎么办？”查良镛回答：“高中毕业以后，我准备到内地报考大学。”陈向平微微点了点头，说：“去云南吧，考大学最好考西南联大。”

他告诉查良镛，抗战期间，迁入云南的高校有十几所，最著名的是西南联合大学是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组合而成，汇集了一批著名学者，校风开放，师资充实，人才济济。查良镛还不知道，陈向平还是个共产党人。陈向平看到了查良镛的进步思想和文学才华，希望日后有机会，能把查良镛这样的青年才俊吸收到共产党队伍里来。这次晤面之后，陈向平与查良镛成了忘年交。同年五月，日寇西犯，衢龙战役打响，衢州中学高三匆匆结业。陈向平随《东南日报》撤往江山，高中毕业的查良镛决定离开衢州，到大后方去读书，不在沦陷区做亡国奴。查良镛一行怀揣着流亡学生证明开启了西行之路。

在江山，查良镛与陈向平再度相逢。两人在陈向平下榻处促膝深谈，一直至翌日天明。查良镛深有感触，连夜奋笔疾书，写下了六千多字的长文——《千人中之一人》，阐述了对友谊的看法。此文随后在《东南日报》上分上、中、下三期连载。此后，查良镛还写了一首七言长诗，引经据典，歌颂战火中的青春和友谊。他把这首诗投给了陈向平，发表时，陈向平特地加了编者，说此作是百里挑一的佳作。1943 年夏，查良镛辗转到达昆明，报考西南联大。一天下午考化学，查良镛中午吃完饭，看时间有余，就和人在茶馆下起了围棋，两名同学在旁边观战。一不留神，时间过了头，他们急匆匆赶到考场，化学课已经开考。凑巧的是，监考的女教师是陈向平的堂妹，她读过查良镛的文章，认识他，就让查良镛和两个同学进了考场。查良镛同时考取了西南联大和重庆政治大学，因西南联大路远，而政治大学是公费待遇，他就进了重庆的政治大学。

到重庆以后，查良镛保持着与陈向平的书信联系，常在报纸上读到陈老师的文章。金华沦陷后，《东南日报》迁到福建南平，陈向平因在《笔垒》上发表了一篇揭露孔二小姐（指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之妹孔令俊）在香港沦陷时带狗坐飞机去重庆的杂文，引起轰动。1945 年，政府扩建大型机场，强行霸占农民大片土地，不支付拆迁费和征地费，群情鼎沸。陈向平在上海各报发表文章，对这一行径进行揭露和抨击，直闹到中央，迫使问题得到合理解决。其实，对陈向平的身份，报社高层中的人员曾经怀疑过，采取种种手法进行试探，陈向平沉着冷静，用巧妙的言辞应付了过去。在报社编辑们的掩护下，陈向平还策动了空军人员的起义，使多架飞机飞向解放区。虽然这些内情查良镛并不知晓，但他感佩陈老师仗义执言的胆量，在给老师的信中，他崇敬地说：“您身为正派、儒雅之人，真正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担当的勇夫，良镛敬仰之。”无论是文字上的点拨，还是人生道路选择上的引导，陈向平对查良镛一直关照有加。在往来信件中，他要求查良镛：“以后还要特别注重常识，须知常识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学问。常识在前人生活的印迹之中，在书籍报章的记述里面，读之便会增递见识、才力、智慧……”在陈向平的影响下，1945 年 2 月，查良镛与人合伙创办《太平洋杂志》，他亲任主编，在创刊号上发表了长篇小说《如花年华》，以“查理”为笔名连载。在创刊号《本期内容》栏目中，编辑这样介绍它：“《如花年华》描写孩童的天真，青年的热情，爱情的真挚，人生的命运，格调高超，意境清艳，每章自成一段落。”抗战胜利后，查良镛回浙江时与陈向平有过一次会面，陈向平赠

给他几本茅盾的小说。

秋天里迎来春天1946 年夏，陈向平收到查良镛的信，信寄自浙江海宁。信中说：“陈老师，还记得良镛载于《笔垒》的文章《一事能狂便少年》吗？前年，良镛在政治大学念外交系，有一位思想开明的同学被拉到台上挨了打，良镛气愤不过，找了训导主任辩理，不满意这种专横，不意被学校当局开除。良镛在湘西油茶农场年余，发展未果，故回浙江家中闲待。战争流离尚已结束，良镛思虑再三，欲在杭州谋一职糊口……”

这一年，查良镛二十三岁。败落的家境不允许他继续求学，他欲去杭州谋职，忆起《东南日报》编辑陈向平。抗战胜利后，《东南日报》兵分两路，一路在上海作为总社，由陈向平主编《长春》副刊，一路回到发源地杭州，成立分社继续出版。陈向平看了查良镛的来信后，热心地向杭州《东南日报》总编辑汪远涵推荐查良镛。这番推荐，使查良镛顺利踏进了报界的大门，从而让中国多了一个著名报人。就这样，在查良镛人生最失意的秋天竟然收获了灿烂芬芳的春天！当年 8 月 9 日，查良镛乘车从海宁到杭州，进入《东南日报》做译稿记者，工作是收录英语国际新闻广播，编写国际新闻稿。1988 年，汪远涵曾与查良镛通信，旧事重提说到陈向平：“1939年在金华期间，我和陈向平先生一起进入《东南日报》。他这个人十分热情，对青年学生格外亲近友好。《东南日报》的国际新闻稿完全来自美国之音和大英广播电台的消息，上海总社的陈向平先生介绍你

来杭，做收听和翻译工作。陈向平向我询问过你在《东南日报》的境况，我说你英文水平相当高，行文流利，下笔似不假思索，翻译特别好。”

查良镛在《东南日报》工作一年有余，1947 年9 月离开杭州赴上海做《时与潮》杂志译文编辑，也是陈向平举荐的。不久后，查良镛考取了全国闻名的《大公报》，获新闻记者一职。陈向平曾对《大公报》上海分社经理吴政之夸赞查良镛的才能：“别看他年轻，笔头却很老到，而且才智敏捷，有自己的主张，既懂国际知识，又能代社长起草社论，人才难得啊！”次年，《大公报》在香港设分社，吴政之遂派查良镛前往。

1949 年春，查良镛与杜冶芬的婚典在上海举行，陈向平以好友身份出席。

新中国成立后，陈向平曾任上海市教育局研究室主任、新知识出版社副社长、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副社长、中华书局副总编辑等职务。1974 年 10 月 13 日，因长期遭受政治迫害，身患疾病的陈向平在上海逝世，终年六十五岁。

陈向平逝世时，查良镛已经成为著名报人和著名小说家金庸。自1949 年春天婚典一别，二十五年来金庸对陈老师的敬重从未消减，然而由于政治环境的原因，这对师生不得相逢。1999 年，金庸出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他在给传播系学生谈起自己的办报生涯时，回忆当年在《东南日报》的岁月，情真意切地说：“19 世纪 40 年代我在陈向平的《东南日报》《笔垒》副刊上发表过散文。陈向平是一个有胆识的人，坚持真理，人家要杀掉他，

他也不怕，给过我很多启发。因而我在香港办报纸是拼了命来做的，是作了牺牲性命的准备的。我办报不能说成功，只觉得自己一生的运气还不错。可以说，当年遇到陈向平先生是我的运气，他教我如何读书，如何写作，如何做人……”

“‘千人中之一人’的友谊真是人类所能得到的最大幸福，你假如能得到，你真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一个人！你穷，其实是富的；你弱，其实是强的：因为‘千人中之一人’的友谊是一宗最大的财富，最大的权力。这样的人，我们去寻访罢，即是二十年也算不得苦！因为《马太福音》中写着：‘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这是金庸对恩师陈向平最深情最纯粹的告白。

血洒黎明四烈士不要眼泪，不要人们的慰藉。记着呵——中国人还活着，这册血写的账簿，将是一块历史的丰碑！死，是永生，死，并不是战斗之火的熄灭。让他并不泯灭的忠魂，在清翠的山巅，仰望黎明！悠悠衢江水，幽幽鹿鸣山。

1949 年 4 月中旬，正是春暖花开时节，一场春雨过后，衢江两岸漫山遍野的映山红竞相开放。夜间的风带着一丝倔强的冷，冬天似乎不肯退去，想继续留在江南小城。烟雨飘摇，远处江面上依稀可见桨声灯影。

深夜，衢州东门外，一切都显得那么悄无声息，铿锵的脚镣声震颤着深黑的夜，特务们押着六位地下党员……一丝鱼肚白在天边隐现，黎明已然从远处逼近，遗憾的是，这六位烈士却被埋在黑暗里。越过水波潋滟的菱湖，路过衢城近郊蜿蜒的村道和田野间晾晒的稻垛，让我们一起回顾曾经在石梁就读过的四位烈士江文焕、林维雁、王多祥、郑南轩。

一腔热血染山河——江文焕1941 年秋，在下静岩村的乡间小道上，常常可以看见三位男生一起散步，他们沿着溪旁通往衢州城的大路徐徐前行，落日的余晖铺洒在田间和山野，笑声爽朗，谈吐风雅。其中一位约莫20 岁光景，高出另外两位一大截，眉清目秀，大眼睛高鼻梁，黝黑的皮肤透着健康的光泽，炯炯有神的眼睛中闪着光和亮。他便是江文焕，金庸先生心目中的“焕哥”。

江文焕出生正值“五四运动”风起

云涌之时，老家是衢江区双桥乡大山深

处的黄蒙村，家里穷，只能凭借优秀的

成绩上公费学校。

他中学时代是衢州中学的高材生，

学生会干事，当时衢州中学为躲避日军

空袭搬迁到石梁。

1940 年，查良镛（金庸）在浙江省立联合高中因发表壁画讽刺训育主任被

退学，转入了衢州中学。在下静岩村，金庸、江文焕和王浩然三人志趣相合，情同手足，在衢州中学称为友谊的三驾马车。为了求得安静的读书环境，他们合租了村民的旧阁楼，每日下课之后回到“陋室”或抒鸿鹄之志，纵论天下兴亡；或谈莎士比亚、狄更斯著作之妙，常常忘记时辰。那时候条件艰苦，每隔两个星期，才可以去石梁校本部图书馆借一次书，每次他们三人还结伴而行，一路上天南地北地聊天，兴致勃勃。说不尽的年少风流，看尽静岩花开花落，踌躇满志，何惧披荆斩棘，怒马鲜衣仗剑天涯！

“静岩”虽是一个安身之处，但抗战那段时期，“静岩”不“静”，衢中师生激情飞扬，走出课堂，开展抗战宣传活动。江文焕是三人中的老大哥，他虽出生在农村，但是思想活跃，尤其是作文特别好。经常在《衢中学生》《驼铃》等刊物上发表自己的见解，如《国民精神总动员与抗战建国》；他同情贫苦农民的悲惨生活，通过《兵役》《秋收》等文章，揭露了地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他和衢州中学师生们到附近村庄向民众演唱《雪里红》《孤山梅》《黎明曲》《钱江湖》等。他们自制道具，排练节目，在下村、两头塘等村演出活报剧《放下你的鞭子》《法西斯的下场》。在石梁街广场的戏台上，师生演出《家乡》《不要逃命吧，只有战斗》等歌剧。同时，师生在学校附近的墙壁上画抗日宣传画，张贴抗日壁报，并多次举办民众时事讲座。衢中师生的抗日宣传，振奋人心，振作民众精神，增强了民众的抗敌情绪和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心。

那时江文焕担任学生自治会干事。1941 年秋，他和几名学生会骨干一起发动了数百名衢中学生参加的反对军统特务、衢中训导主任杨筠青专制统治的斗争。杨筠青被激怒的学生层层包围，打成重伤。此事引起国民党地方当局的惶恐与不安，省教育厅将此事通报全省，要求学校停课调查，并开除通缉他和另外七名学生骨干。1942 年 4 月，日军西进，龙游、衢州告急。衢州中学提前考试，提前毕业，江文焕和金庸等八位同学在仓促间告别了老师同学，离开了难以忘怀的衢州静岩这一方山水，从浙西走向中国的大西南。有个女孩程正迦也在西行的队伍中。她也是衢中的学生，江文焕、查良镛都天赋聪颖、好学上进，衢中学校里区区几册藏书早被他们扫荡一尽，两位嗜书如命的同学便盯牢了程正迦。程正迦的父亲系“衢州三大才子”之一，家中藏书颇丰。江文焕常从程正迦处借书，大家

传阅，几位学子如饥似渴地吮吸人类博大精深的精神财富。才子和佳人，本身就是一段故事。程正迦与江文焕从小学开始同班，文焕比她大两岁。后来，程正迦转学又和文焕同学了，不过比他低了一级。江文焕是高三学生，又是班长，很活跃，在同学们中间宣传抗日思想，他的目光里，透着一丝柔和，却又满是坚定和信念。程正迦经常找他一起读书，谈理想，对他有了一种朦朦胧胧的感觉，和他在一起很快乐。

所以离开衢州前，江文焕找到程正迦，约她一起走，说不在沦陷区当亡国奴，一起去大后方读书。于是程正迦跟着江文焕，一起踏上了西行的道路。

一路上，江文焕是这支小分队的领头人，一起翻山越岭，跨越山河。

1942 年求学路上，江文焕、黄文俊、吴汝榕、程正迦、程正返在江西赣州的合影1943 年，江文焕、金庸和王浩然三人同时考取了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来自衢州的三驾马车，在西南联大的校园里继续驰骋挥洒青春和激情。

在昆明时，江文焕亲历了“一二·一”惨案、闻一多和李公朴被害事件，更坚定了他走革命道路的决心。江文焕再不能视而不见了，

他写信告诉在重庆女子师范学院的程正迦：“我要跳出文学园地，研究社会科学！”

1946 年，全国“抗议美军暴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风起云涌，江文焕高举由他奋笔疾书的条幅，走在游行队伍最前面，振臂高呼“美国军队从中国滚出去……”至今，人们依然可以通过《大公报》上的一张老照片见证江文焕这一英勇壮举。他以笔为刀，不畏强暴，以犀利的文笔揭露国民党倒行逆施。贫寒交迫的生活，加上长年高强度工作和学习，让江文焕身体每况愈下，1947 年 7 月，原本打算去解放区的江文焕，因为身体原因回到了衢州，经闽浙赣区委城工部高展介绍，同年10 月和妻子程正迦、同事林维雁在加入中共闽浙区城工部地下党组织。江文焕任支部书记，林维雁任副书记，程正迦担任支部委员。这是解放战争时期城工部在浙江成立的第一个战斗堡

垒。

他和程正迦不仅是夫妻、是同

事，更是地下党的战友。他们不仅

认真教书，还对学生进行革命启蒙

教育。向学生介绍《展望》《新观

察》等进步刊物；鼓励他们看高尔

基、鲁迅的小说；指导他们读《论

联合政府》《大众哲学》，发展优

秀学生入党；还成立了党组织——

“学生读书会”。

右为江文焕唯一的全家合影

1948 年 10 月，根据党的工作安排，他回到衢县继续开展地下斗争。他们一起在衢州中学、衢州师范、衢县县中、雨农中学、龙游中学等发展了多名党员，壮大了党的组织力量。1949 年 1 月 23 日，他召开支委会安排工作，会后他带着党的文件、印刷品与林维雁准备一起乘船前往樟树潭，转赴小九华山组织游击队。

船到了西安门码头，守候在这里的国民党特务逮捕了船上的江文焕和林维雁。衢州绥靖公署情报处连夜审讯，江文焕受尽酷刑宁死不屈。他说：“牺牲生命算什么，只是一个事业刚开始（指组织游击队），不能继续干下去，未免遗憾。”

4 月中旬的一个夜里，江文焕和被捕的同志一起慷慨就义，他面带微笑，心里充满着胜利的希望……江文焕牺牲半个月后衢州解放。2004 年 10 月，金庸首次回访母校衢州一中间隙，祭拜了昔日的“焕哥”，他在江文焕遗像前停留了好久好久……一介书生丹心报国——王多祥“积极的正面看人生，希望将来比

现在好一点，韧的战斗，随时用质直的

方法去对付。”这是 1949 年元月 8 日，王多祥录鲁迅先生语赠学生朱孝鹤以

共勉的句子。这是对学生的勉励，但似

乎也是在鞭策自己：在白色恐怖中，要

坚韧不拔，战斗不止。

王多祥，原衢县莲花乡枧头村人。1937 年考入浙江省立衢州中学（现衢州一中）就读，1940 年 7 月初中毕业后顺利升入高中部。他在省立衢中就读的六年，正是战事吃紧学校屡作搬迁时期。他随学校从衢城迁石梁、转迁遂安、再迁回石梁，颠沛辗转，学习条件非常艰苦，但学习努力、思想活跃。这个时期，学校汇集了很多学有专长的老师，如语言学家方光焘、作家王西彦、诗人何植三、陈友琴等等，在这里求学的王多祥不仅打下了坚实的文化基础，在思想上也受到进步的启迪。

江文焕是他的同学，那时候江文焕带领同学们一起进行各种进步活动，在《驼铃》等刊物发表作品，抨击时弊，他深受启发，他和同学们说起了自己崇尚的格言是：“没有信念，情愿不做；有了信念，生死以之。”可以看出，他的“信念”就是彻底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建设新中国。他经常参加进步学生的阅读会，在墙报上发表抗日救亡的文章，作慷慨激昂的演讲，深受同学的敬佩。1943 年王多祥考入暨南大学史地系。他才华出众，写得一手好书法，书写大标语、抄写、刻印资料总少不了他。“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大游行时，他在宣传车上刻蜡纸、写标语、散发传单，当宣传车被反动警察阻挠时他奋力反抗，坚守宣传车，当警察用高压水龙头驱赶、要掀翻车子时，他才收拾钢板、蜡纸，最后一个下车。他被暨大同学公认为“搞宣传的勇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