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 这 种 情 况,鲁 迅 一 方 面 提 倡 青 年 “不 读 中 国

书”[１](P．３０２),另一方面希望青年不要走自己的路,

“因为我自己也正站在歧路上”,若一定要对青年有

所希 冀 的 话,则 是 “一 要 生 存,二 要 温 饱,三 要 发

展”[４](P．５４).这显然是回到了社会实践的场域,Ђ

希望青年们能联合在一起于文学运动上创造实绩.

最能体现鲁迅与青年关系的是１９２５年成立的

莽原社和未名社.在此之前,鲁迅与新潮社、文学

研究会、语丝社均有过重要联系,甚至被现代评论

诸人认为是«语丝»的主将,比如鲁迅有关思想杂感

和社会批判的文字就被陈源等人认为是“引起读者

的兴趣,增加作品的销路,便顾不得牺牲自己的思

想,割裂自己的意像”的浮夸之作,并被讽为“一个

靠教书吃饭而时时想政治活动的人不大会是好教

员,一个靠政治活动吃饭而时时想教几点钟的人也

不大会是好教员”,而是“贩卖艺术品的商人”.[１５]

鲁迅认为陈源之流自诩为“东方文明式的大度”的

绅士,实际上是文坛“选家”,未做有益文坛之事,反

而阻挠青年的进取,“现在还没有专门的选家时,这

事批评家也做得,因为批评家的职务不但是剪除恶

草,还得灌溉佳花但是,或者是文坛上真没有

较好的作品之故罢,也许是一做批评家,眼界便极

高卓,所以我只见到对于青年作家的迎头痛击,冷

笑,抹杀,却 很 少 见 诱 掖 奖 劝 的 意 思 的 批 评”[１６].

在鲁迅的回复中,Ђ戳穿了现代评论诸人自诩“公

理正义”和“温良敦厚”的假脸,看到了中国知识阶

层的狭隘与虚伪.在这种环境中,鲁迅先是回应所

谓的“籍”和“系”的问题,“‘流言’总不能吓哑我的

嘴”[１７],接着便参与到莽原社和未名社的建设中,

目的是把青年作家培养成向旧世界进攻的战士.

从社员身份看,莽原社与未名社的青年们基本上都

与鲁迅有现代的师承关系,如课堂上的师生关系或

观念上的同声相和.而从鲁迅在社团建设过程中

的规划、设计、组织等行为可以发现,Ђ的文学理想

由两个层面构成,一是文学批评,二是对外国文学

的译介.

鲁迅之于青年的意义,既是文坛大师,亦是精

神的指引者.正如马克斯韦伯著述中有关人类

发展过程中的三种权力类型[１８](P．５１),即传统的权

威、“查里斯玛”的权威和法理的权威.“查里斯玛”

的权威是传统权威与现代法理权威之间的过渡,可

以理解为“领袖的超人魅力”[１９](P．１１９),它显示着人

与时势互动中产生的影响力,类似于精神领袖.马

克斯韦伯指出:“‘文化士人’是中国的实际领导

阶层文化士人作为一个群体,认为Ђ们自己是

集专业荣誉和中国文化的惟一承载者两者于一身

的一个合体.”[１９](P．１２２)“后五四”时期,鲁迅得益于

高校授课的途径和文坛大师的声名,很快就吸引了

一批有相似风格和追求的年轻人.

首先与鲁迅投契的是来自山西的狂飙诸人.

高长虹既是狂飙社的创办者,又加入了鲁迅扶植的

莽原社.Ђ虽未到过鲁迅的课堂,却通过阅读新文

化运动的书籍获得新知,在为鲁迅思想折服的同时

尝试创作.高长虹在«狂飙»周刊中以战士的姿态

自居,并在宣言中称“软弱是不行的,睡着希望是不

行的.我们要做强者,打倒障碍或被障碍压倒.我

们并不惧怯,也不躲避”[２０].«狂飙»的风格令鲁迅

为之一振.高长虹后来回忆道:“鲁迅与狂飙的会

合就创刊了莽原,这有十分充足的理由.莽原在当

时 的 莽 原 同 人 看 来,是 唯 一 的 战 斗 的 刊

物.”[２１](P．１８３)所以在«狂飙»停刊后不久,鲁迅便邀

请原狂飙诸人一起合办了«莽原»周刊,专注登载有

关“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的杂文,其目的在于

“以«莽原»起哄,大半也就为了想由此引些新的这

一 种 批 评 者 来 继 续 撕 去 旧 社 会 的 假

面”[２２](P．６４),并在办刊过程中对狂飙诸人多加关照,

因而从观念传承和文化血缘上,高长虹与鲁迅是有

师徒之谊的.

除却继续从“破”的立场实现对旧文化的批判,

鲁迅对新文学的建构也有自己的设计.早在“五

四”之前,鲁迅就与周作人一起合译了«域外小说

集»,“五四”新文学运动的盛况更是以西方思潮的

此起彼伏为依托,因此鲁迅必然明白译介对文学革

命的建设性意义.Ђ认为,在狂飙突进的风气之

外,新文学同样需要踏实的著译和创作,于是便有

了另一个文学社团———未名社.未名社主将李霁

野于１９２４年９月通过张目寒的介绍认识了鲁迅,

韦素园、韦丛芜、台静农等人因为旁听相继与鲁迅

成为师生,“五位成员全部都曾旁听过鲁迅的中国

小说史的课程”[２３](P．１６).李霁野称鲁迅“和学生谈

话 时,常 说 到 从 事 文 学 译 作 的 青 年 人 太 少

了”[２１](P．２５１).当时李霁野和韦丛芜正在分别翻译

«往星中»和«穷人»,这让鲁迅十分欣慰,但考虑到

一般书店不愿刊行青年的译作,遂考虑自己成立一

个出版社.鲁迅在１９２５年９月３０日给许钦文的

信中称,“«未名丛刊»已别立门户,有两种已Є印,

一是«出了象牙之塔»,一是«往星中»”[２４](P．８).未

名社的工作便由此开始了.

１４４

由此可见,自留学日本到“后五四”时期的鲁

迅,Ђ在漫长的探索中始终致力于对束缚民族发展

的旧文化进行破除与革新.在其文学活动中,鲁迅

逐渐确立起两条具体的改革途径,其一是批评文

章,其二是文学翻译.批评文章指向对旧伦理道德

以及社会黑暗的批评,文学翻译指向对新思想的接

收,两者形式不同,却反映出“后五四”时期的鲁迅

作为导师的文学设计,而莽原社与未名社正是其理

想的体现.

三、师徒情谊的“式微”与话语权的争夺

刊物的运作及其所附带的话语权对文学社团

的意义是巨大的,具有不同立场的文人需要刊物作

为观念的载体,与对手之间的论战也需要一个公开

的平台,吸引青年的追随更需要一个有足够影响力

的媒介,因而刊物的重要性实则大于社团成员的多

寡.但参与刊物编辑、出版、发行的却是社团中的

人,社团的分与合固然有其外在因素,但不同的编

辑者又会对刊物的走向乃至社团的存在产生怎样

的影响? 在“五四”社团建构中产生重要作用的师

承关系在“后五四”时期又有怎样的变化?

具有不同师承关系的人为壮大己方势力而争

夺刊物的主导权,同一师门内部也因刊物主导权的

归属而分道扬镳.莽原社是在鲁迅主持下成立的,

但其成员却由来自山西的原狂飙社成员高长虹、向

培良以及来自安徽的台静农、韦素园、李霁野等人

构成,两派青年虽与鲁迅都有观念上的承续,但彼

此并不相熟.莽原社的分化以及高长虹等人对鲁

迅的“倒戈”便是从两派青年对«莽原»杂志阵地的

争夺开始的.１９２６年鲁迅离京后便将«莽原»半月

刊交由韦素园主编,韦素园原为未名社成员,在稿

件的编排中压下向培良和高歌的稿子,而向培良与

高歌均为狂飙社成员,故认为韦素园此举有偏私打

压之嫌,加之向培良等人对自己的创作极为自信,

并称“«冬天»的前后,我可以说一点,这中间还夹着

高歌的«剃刀».«剃刀»韦素园看不懂,但«冬天»却

并不‘陈义太高’.这篇剧本,是我在上海所写,我

的剧本里面,比较光明的一篇,Ђ们所以退回来,是

别有用意的”[２５],故而笃定未名社成员存有私心.

在鲁迅招纳的这一批青年中,未名社成员虽勤奋但

气魄相对较小,多数如韦素园一般“宁愿作为无名

的泥土,来栽植奇花和乔木”[２６](P．１５),Ђ们不做文学

运动的弄潮儿,而是在翻译领域踏实地耕耘.鲁迅

对这种泥土精神十分认可,并认为当时文坛“看现

在文艺方面用力的,仍只有创造,未名,沉钟三社,

别的 没 有,这 三 社 若 沉 默,中 国 全 国 真 成 了 沙 漠

了”[２７](P．７６).但这一点在狂飙诸人眼中却成了师父

的“妥协”和背叛:“未名社诸君的创作力,我们是知

道的,在目前是并不十分丰富.所以,莽原是自然

要偏重介绍的工作了.这也是好的,但这实际上也

便是未名半月刊了呜呼,劝我‘勿妥协’的静农

呵,你而今竟自己妥协了! 呜呼,霁野,素园,我们

的青年叛徒的友伴们!”[２８]由此可见,因为«莽原»

编辑权的归属问题,社团活动从翻译、创作并重转

为两派青年互相看不起对方的文学成果,其间隐含

的实际是对刊物所附带的文学阵地的争夺.

狂飙诸人的不满不仅止于未名同人,还把矛头

指向了鲁迅.有研究者认为,鲁迅与现代文学社团

的关系呈现出“和而不同”的精神,因为“团体内部

一旦发生人事纠葛,Ђ便立即退出”[２９](P．１５２).这无

非是在讨论与语丝同人、狂飙诸人后期的分化.当

两派青年因压稿事件发生分歧时,鲁迅已到厦门,

不明双方的具体矛盾,并认为“这几年来,生命耗去

不少,也陪得够了,所以决计置之不理”[２２](P．１７３),故

未答复狂飙诸人索取编辑权的要求.于是,以高长

虹为首的狂飙诸人便掀起了弟子对师父的“倒戈”,

高长虹先是复刊«狂飙»,接着便发表了一系列名为

“走到出版界”的文章,从含沙射影到指名道໿,批

判师父鲁迅.Ђ先以亲历者的姿态说,“我今应时

代 的 需 要 来 作 此 图,以 述 明 北 京 出 版 界 的 实

情”[３０].众人皆知,五四新文化运动后,鲁迅、胡适

等人无疑为文坛执牛耳者,此时把矛头指向鲁迅,

势必会引起巨大的关注,狂飙社此举实有靠打压大

师达到获得文坛名声的目的.Ђ们对鲁迅的批判

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一是认为鲁迅把持“思想

界”,称“鲁迅是一个深刻的思想家,同时代的人没

有能及得上Ђ的”[３１].把鲁迅捧在一个极高的位

置上,再引出“五四”的自由、民主、个人,并借此强

调鲁迅“权威者”身份与时代思想的违背.二是称

鲁迅是时代的阻碍.“于是‘思想界权威者’的大广

告便在民报上登出来了.我看了真觉‘瘟臭’,痛惋

而且呕吐须知年龄尊卑,是乃父乃祖们的因袭

思想,在新的时代是最大的阻碍物.鲁迅去年不过

四十五岁,岂明也大抵在四十上下,如自谓老人,是

精神的堕落!”[３０]高长虹此举无疑让鲁迅成为众矢

之的,Ђ说到愤恨之处,更是把鲁迅比作“狗”和“糊

涂虫”,称其专用“捣鬼与造谣而假装其若有权威

１４５

者”[３２],全然不念曾经的师徒之情.三是,高长虹

终于表达出了自己的心声,“我所惟一希望已成名

之作者,则彼等如无赏鉴青年艺术运动的特识,而

亦无帮助青年艺术运动之雅量者,至少亦希望彼等

勿挟其历史的势力,而倒卧在青年的脚下以行其绊

脚石式的开倒车的狡计,亦勿一面介绍外国作品,

一面则蝎子撩尾以中伤青年作者的豪兴也!”[３３]Ђ

们将鲁迅定性为“世故老人”与绊脚石,说到底亦是

因为鲁迅未把«莽原»阵地交给Ђ们,使其失去了对

«莽原»话语权的控制.

作为师父的鲁迅虽无可奈何,却也不能与具有

论敌身份的弟子会面,因此只有以ༀ婉的方式拆穿

狂飙诸人的目的.“争夺一个«莽原»;或者,«狂飙»

代了«莽原».仍旧是天无二日,惟我独尊的酋长思

想.”[３４]鲁迅在文坛上素以犀利著称,但对狂飙的

态度却显得略有保留,不仅表现出不愿继续论争的

态度,“我 亦 觉 得 ‘思 想 家 究 竟 不 如 武 人 爽 快’

也”[３５],更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回忆中以“捣鬼”作

结,“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

者,古来无有”[３６],直陈高长虹等人应该把心思用

在真正的文学事业上,流露出师父对曾经弟子的最

后关怀.

四、“后五四”时期师承关系的

隐退与理解“五四”的代际差异

由此观之,“后五四”时期的鲁迅在继续寻求同

路人,也依靠“五四”文坛大师的身份吸引了一批青

年人组成新的文学社团,但在社团及期刊所承载的

话语力量之下,以情感和观念为联结的现代师承关

系逐渐式微,在制度力量面前失去了对弟子行为的

约束.师承关系原本由稳定的师徒关系构成,但

“五四”以后对文学及思想的现代追求首先指向的

是变动和破旧立新.“现代性文化内部的冲突,它

是现代性内部的自我否定的‘弑父冲动’的体现,是

现代性变动不居逻辑的自然推演,其所承认的唯一

不变的原则就是变化本身,因此它将变动推向极

致,否定任何的稳定性,这样任何权威也就无从建

立,任何秩序也就无从维持,它以不断的变异作为

进步的动力.”[３７](P．２８１)正如向培良声援高长虹时所

称:“作者鲁迅先生差不多已经是我们前一个时期

的人物,在Ђ周围包围着深厚的寂寞,旧的时代驱

逐了Ђ,Ђ也驱逐了旧的时代所以孤独者虽然

曾经向前攻击,但终于攻击而失败,便死去了.”[３８]

事实上,这种追求变化和“破旧”的做法并不完全有

益于新文学秩序的建立,高长虹等人顺应了鲁迅对

“恶声”的期待,却在交往的过程中把这种虚无推向

了极致,Ђ让鲁迅感受到启蒙的悖谬之处,由此对

青年以及自己的文学道路有了更深的反省.鲁迅

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回忆道:“今之青年,似乎比我们

青年时代的青年精明,而有些也更重目前之益,为

了一 点 小 利,而 反 噬 构 陷,真 有 大 出 于 意 料 之 外

者只是现在却因为年纪渐大,精力就衰,世故

也愈深,所以渐在回避了.”[２７](P．４０５)这种回避既是

鲁迅最后十年始终与各类团体保持“和而不同”的

关系的原因,亦是以人情和观念传承为核心的师承

关系在面对制度、民族等话语时影响的式微.

而且,鲁迅的体验不只是个体的体验,Ђ与青

年之间的关系亦反映出从“五四”到“后五四”启蒙、

权威、自由等观念在知识分子认知中的变化,即如

何理解“五四”的代际差异.在这场论战中,表面的

师徒同门反目与对刊物编辑权的争夺似乎不能完

全说明鲁迅与狂飙诸人之间的矛盾,因为仅从人际

关系或观念冲突的角度来概括或将流于表面,不能

由个体出发进而理解“后五四”时期现代师承与社

团合作关系破裂的原因.事实上,受益于“五四”启

蒙思想的两代人,Ђ们对于权威、自由、反叛的理解

是不同的,而这种代际差异构成了Ђ们对现代文化

建设和个人命运追求的不同认知,所以反目的背后

还有思想层面的差异.

这种思想的矛盾其实来自对“启蒙”和“权威”

的认知.“五四”时期,反传统的思潮在青年中盛

行,在向旧传统抗争的过程中,君权、神权、父权、夫

权、族权都被放置到被批判的位置上,被视作对青

年自由发展的阻碍和束缚.与之相适应,得益于新

文学运动“进化论”思想的普遍影响,先驱们建构起

现代的“人伦观”.这种新的“人伦观”的最大效果

就是使得传统的“以长者为本位”向“以幼者为本

位”转化,比如鲁迅认为传统人伦的误区在于“长者

本位与利己思想,权利思想很重,义务思想和责任

心却很轻”[１](P．１３７),现在应当做的是“用无我的爱,

自我牺牲于后起新人”[１](P．１４０).这种逻辑行之于

外,就是新文化传统需要推翻旧文化传统;行之于

内,则是前辈对于青年应该尽力教育,完全解放.

因而,这一时期流行的自由、个性、解放等词语被青

年们迅速接受并实践的原因之一在于,这种思想让

Ђ们的叛逆有了合乎逻辑和发展的合理性.但问

题是,当传统的权威被推翻后,曾经的叛逆者们是

１４６

否就自动成为新的权威? 事实是,“五四”之后,胡

适、陈独秀、鲁迅、周作人等都以“文学革命”先锋

者、文坛大师的形象出现在青年面前,Ђ们强调“重

估一切价值”,试图用“启蒙”一词唤醒国人.但这

种“启蒙”却是单向的,比如当时启蒙者们善用的演

讲与课堂,“启蒙者与启蒙对象之间并未形成一种

相互尊重其思想个性,以启发理性为目的,通过探

讨、说服而达到交流进而培养对象的价值自觉能力

的理想关系”[３９](P．１２０).“五四”启蒙者们更多的是

根据传统提出应该革新之处,在对待传统时具有不

容置疑的态度,并且希望青年们能够跟随自己走上

反叛之路,因此,在Ђ们的“启蒙”背后隐藏着建立

新偶像、新权威的文化心理.

而从“后五四”时期鲁迅与青年社团的关系看,

被大师启蒙的青年们对自由与权威又有着不同的

理解.比如高长虹的思想驳杂,既受超人思想影

响,又有文艺上的浪漫主义特质,还涉及社会政治

思想的“无政府主义”,Ђ曾因狂飙突进的风格被误

认为是鲁迅,鲁迅则称“长虹确不是我,乃是我今年

新认识的,意见也有一部分和我相合,而似是安那

其主义者”[２２](P．６３).从思想上看,高长虹对“五四”

新文化运动提倡的民主、科学深信不疑,但Ђ又坚

守无政府主义之下的个人自由原则.当新文化运

动强调的反传统、反权威与启蒙个体的个性解放思

想合流,追求绝对自由观念便会取得压倒性的胜

利.所以,当Ђ们的文学理想和观念不能如愿发表

时,高长虹等人首先做出的反应便是权威在党同伐

异,也是权威在阻碍青年们合理的自由.

高长虹认为鲁迅故意把持出版界,可实际却是

Ђ虽反感“权威”,但在成名之初又要利用“权威”.

“我与文艺的关系,似乎只是一个卖稿问题,上海的

各种杂志多有声名欢迎投稿的,说到这里,连‘不欢

迎’一语也都有可商量之余地了.”[３１]Ђ认为自己

之前来到上海与鲁迅合作,是因为鲁迅需要Ђ们的

稿件,而当鲁迅未能实现其主编«莽原»的愿望时,

便揣测鲁迅扶助Ђ们的目的,“鲁迅之恨我是当然

的.Ђ本意满拟把我‘豢养’成Ђ一员大将.莽原

之编,乌合丛书之出,无非为提᠀而设.而时移世

易,我乃不受‘豢养’,竟不能安居Ђ的门下,‘叛变’

了Ђ,这真是鲁迅所痛心疾首的事”[４０].高长虹以

“权威”代指鲁迅,在«莽原»时期甚至还作«思想上

的‹新青年›时期»对新文学运动进行反思与批评,

Ђ的思想表现出鲜明的“叛逆性”,不仅对抗传统,

亦要反叛新的权威.由“反权威”出发不断追求革

新,进而发展到៾绝任何不同于己或可能主宰自己

的思想,这种思路或许源于“五四”的方法“重估”和

精神“自由”,但却容易走向虚无的歧途.青年们追

求自由与理性,但因过度追求自由而៾绝一切Ђ人

的影响,这客观上反倒阻断了平等理性的交流与相

互理解的可能性.

总体而论,“后五四”时期的鲁迅在曾经的战友

隐退后,依然坚守思想革命的道路,并依靠“五四”

时获得的声名,以现代师承的形式吸引和培养青年

同路人,继续践行自己对新文学发展的理想建构.

但对“五四”精神的继承,鲁迅和青年们却有了不同

的理解,这种认知和代际差异让鲁迅与莽原、狂飙

等社团最终从合作走向了疏离或论战.“同路人”

之间的论战显示出“后五四”时期新文学界内部分

化、观念冲突加剧的必然,并由此形成了更为复杂

而广阔的文学空间.“后五四”时期的鲁迅也并未

被这类青年的背叛所击倒,而是以更加积极的姿态

注视着文坛场域新的变化,在文学家与革命家共演

的时代,为文学发展继续寻求新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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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李静丽)

CooperationandContradictionbetween

ModernTeacher－apprenticeRelationshipandLiterarySocieties

———CenteringontheRelationshipbetweenLU Xunand

theYouthinthePost－May４thPeriod

GAOXiao－rui

(SchoolofLiterature,SichuanNormalUniversity,ChengduSichuan６１００６８,China)

[Abstract]Theappearanceofmodernliterarysocietiesannouncedthegreatdifferencebetweenthe

May４thnewliteratureandthetraditionalliteraturefromtheperspectiveofliterarysystem．Theliterary

systemensuresthe modernattributesofliterarysocietiesfromtheaspectsofarticlesofassociation,

publications,publishingandinstitutionaloperation,butsome membersofliterarysocietiesarecomＧ

posedofapprentices,fellowstudentsandfellowvillagersundertheinfluenceoftraditional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Fromtheperspectiveoftherelationshipbetweenteachersandstudents,wecanfindthat

LU Xun,whobecamealiterarymasteraftertheNew CultureMovement,didnotretreatpassivelyin

thepost－May４thperiod,butsoughtforfellowtravelerswiththehelpofhisinfluence,activelycultiＧ

vatedandfosteredliterarysocietiessuchasMangyuanandWeiming,andguidedhisdisciples＇literaryacＧ

tivitiesfromtwoaspects:criticismandtranslation．However,theanti－authorityconsciousnessofthe

May４thperiodandthestrugglefortherighttospeakmadeLU Xunfacethedefectionofhisdisciples

andfollowerssoon．Thebreakdownofthisrelationshipreflectedthedeclineoftheliteratiinthefaceof

thediscoursepoweroftheliterarysystem,andwhatwashiddenbehindtheconflictwasthecognitive

differencesandintergenerationaldifferentiationoftheintellectualsaftertheMay４thperiodwhenthey

inheritedtheMay４thtradition．

[Keywords]Teacher－apprenticeRelationship;LiterarySystem;LiterarySocieties;Post－May

４thPeriod;LU Xun

１４８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１２－１０

[作者简介]杨文斌,男,内蒙古开放大学科研处副教授.

２０２４年５月 内 蒙 古 社 会 科 学 May．２０２４

第４５卷 第３期 INNER MONGOLIASOCIALSCIENCES Vol．４５ №．３

DOI:１０．１４１３７/j．cnki．issn１００３－５２８１．２０２４．０３．０１９

论元杂剧“庶民娱乐”的兴盛

———文人“身份危机”的文化结果

杨文斌

(内蒙古开放大学 科研处, 内蒙古 呼和浩特 ０１００２１)

[摘 要]在元朝近百年的历史中,开科取士的时间只有４８年,科举在元朝有一半的时间废而不举.科举

制度的废行几乎堵住了文人“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元朝文人因此涌入庶民之中,成为小吏、书会才人.对«元

典章»«元史»«录鬼簿»等文献进行整理研究发现,这一庞大的文人集体的创作力使以杂剧为代表的“庶民娱

乐”空前繁盛,元杂剧的发展也催生了中国古代通俗文学的兴盛,使其演变成极具生命力的民间通俗文学.

[关键词]元杂剧;庶民;儒士;文人;文化

[中图分类号]I２０６．２/．４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５２８１(２０２４)０３－０１４９－０６

元朝在中华历史长河中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其

根源不仅在于元朝疆域的广袤和民族构成的多元,

更是因为元朝实施了一系列堪称“另类”的政策,这

些政策不仅影响着封建王朝的传统模式,而且改变

了多个群体的生活境遇.元朝对科举的漠视使得

文人群体不得不另谋出路,文人群体的面貌在有元

一代发生了深刻改变.

除此之外,元代的社会环境使民间文化越来越

兴盛,“唱词”“祈神赛社”等民间文化活动日益繁

盛,“庶民娱乐”的兴盛为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提供

了肥沃的土壤,在中国历史的演进中对古代通俗文

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风云变幻:金、宋元之际文人的处境变迁

在古代,由于儒家文化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知

识分子的概念往往与儒士、文人群体绑定在一起.

在金宋元更替之际,统治者尊儒与否以及对科举制

度的推行或禁止的不同态度,使文人的生存处境发

生了较大改变.

(一)重建秩序———金朝的文人处境

金朝中后期,朝廷政策对文人而言呈现出一种

相对向好的趋势.这一时期,金朝统治者积极推崇

汉化政策,文人群体的地位相较金朝前期有所提

升,其境况与金朝之前的朝代无异,也为文人群体

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统治者对汉化政

策的推崇不仅在形式上得以体现(如金熙宗上京修

孔庙、金章宗命令各地修建孔庙等),更在政治层面

表现得淋漓尽致.天德三年(１１５１),国子监设立,

金朝逐步推广官学以培养人才,同时进行科举选

᠀,为 儒 士 们 开 启 了 进 入 国 家 高 层 的 有 效 途

径.[１](P．１１０)这一举措让儒士们拥有了参与国家事务

的官方渠道,使得Ђ们的影响力不断增加,社会地

位逐渐确立.在尊孔尊儒的背景下,金朝统治者推

行科举制度,为文人儒士提供了在民间和乡野谋生

的途径.科举制度作为儒士进入国家上层的官方

１４９

渠道,跻身其中绝非易事,因此,金朝科举制度的推

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时教育的发展,更确切地

说,儒士的教育事业在金朝蓬勃兴起.金朝末期,

不仅官方学府蓬勃发展,民间的教育产业也随之繁

荣兴盛.研究者们认为教育让少数中举者实现了

阶级跃迁,周边产业颇为受益,文人们可以依靠知

识为自己谋求社会地位和生存资本.[２](P．４)

(二)延续秩序———宋朝的文人处境

相较于中国历朝历代,文人群体在两宋时期得

到的重视程度可谓登峰造极.在政治层面,统治阶

级与文官集团共谋天下.相比金朝,两宋时期的文

人群体更为庞杂,文人在入朝为官的同时又是诗词

作家,城市经济的发展与统治者对文官的重视使教

育在宋朝成为更加庞大的产业.宋代文人将生活

目标集中在“求官”上,Ђ们耐心等待每一次科举机

会,期盼科举录取名额的增加,或者借恩科、特科等

方式获得一官半职.这种以“求官”为中心的追求,

在宋代的文人生活中占据了重要地位.[３](PP．４６３~４６５)

有宋一代,文人始终拥有极高的社会地位,可以说,

在宋朝知识就是文人群体的资本,宋朝完善的科举

制度和尊儒崇文政策使得文人群体如鱼得水.

(三)此路不通———元朝的文人处境

与金宋两朝相比,元朝文人的处境可以概括为

四个字———Ё途无望,究其原因便是科举在元朝近

半个世纪的废而不举堵住了文人的入Ё之路.元

朝并非轻视文人的朝代.元初,朝廷有过复释奠

礼、重修孔庙等措施,也进行过儒生搜集,尝试过恢

复科举.如元太宗窝阔台即位之后,因耶律楚材

“请用儒术选士”的敦请,太宗九年(１２３７)下诏命有

关官员“历诸路考试.以论及经义、词赋分为三科,

作三日程,专治一科,能兼者听,但不以失文义为中

选.其中选 者,复 其 赋 役,令 与 各 处 长 官 同 署 公

事”[４](卷８１志第三十一),考试在太宗十年(１２３８)农 历 戊

戌年正式举行,史称“戊戌选士”.“戊戌选士”虽不

能被当作是真正的科举,但与前朝的科举制度相

比,“戊戌选士”面向的是“儒人被俘为奴者”,中选

儒士“复其赋役”,并与“各处长官同署公事”,因中

选儒士的数量不多,且大部分也只是免掉了征徭杂

役,其作用相对有限,故多被认为是恢复科举制度

的失败尝试.自此之后,元朝经历了相当长时间的

无科举状态,虽无明令废止的诏令,但科举制度在

很长一段时间内名存实亡.造成这种局面的最重

要原因是元初内外战事频繁,社会生产受损.面临

多个严峻问题,政府急需现成的人才.在这一背景

下,元朝统治者普遍倾向于直接提用经验丰富的吏

员,以满足政治和军事庞大的人才需求.大量出身

吏员的官员受到重用,“吏员出职”直接替代科举取

士,成为元朝选᠀官员的主要途径,这在一定程度

上淡化了传统科举选士的紧迫性和重要性.直到

１３１３年,李孟向元仁宗建议恢复科举,“以论及经

义、词赋分为三科,作三日程,专治一科,能兼者听,

但不以失文义为中选.其中选者,复其赋役,令与

各处长官同署公事,仁宗从其议”[４](卷１７５列传第六十二).

同年十一月,以行科举诏颁布天下,元朝正式恢复

科举制度,首次考试在元仁宗延佑元年(１３１４)举

行,故称延佑复科.[５]从１２３４年蒙古灭金到延佑复

科,科举停废达８０年之久,如此长时期的停废在科

举史上实属首列,其影响可想而知.从１２３４年蒙

古灭金占领中原到１３６８年亡国的一个多世纪,元

朝共举行科举考试１６次,录取进士１１３９人,只相

当于南宋进士总数的１/２０;平均每次录取进士７１

人,为南宋平均数的１/６,每年平均只有八九位文

人通过科举取士进入Ё途.[６](P．３２)

因稳定的科举制度,金朝与宋朝的文人可以依

靠所学的知识改变自己的阶级地位.但到了元朝,

统治者并不依靠文人与中原的文人官僚系统,这使

得文人没有了科举制度的保障,儒学在民众当中失

去最核心的吸引力,所以在前朝大为火热的“教育

产业”遇冷.文人Ё途的破灭致使社会上出现了大

批的“失业人员”和“闲散学生”———无法靠私学谋

生以及无法入Ё的大批文人在元朝遭遇了前所未

有的“身份危机”.

二、从求仕到求生:文人

群体在元朝的出路选择

元朝的文人不仅面临自我定位的身份危机,而

且还面临更为直接的生存危机.在失去以学入Ё

的科举之路后,“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文人群体必须

另谋出路.[７]在前朝得到重用、充满阶级优越感的

文人团体此时沦落到了于传统观念不齿的工匠商

贾一般的地步,“贡举法废,士无入Ё之阶,或习刀

笔以为吏胥,或执仆役以事官僚,或作技巧贩鬻以

为工匠商贾”[４](卷８１志第三十一).这些失意的元朝文人

若还想与笔墨做伴,其最常见的出路就是为吏胥并

以此求Ё、为书会才人求生存.[３](P．４６７)

(一)求仕的第一途径———吏胥

所谓吏胥,从严格意义上说只是被呼来喝去的

１５０

“下人”,文人识文解字,拥有较高的“业务能力”,元

朝政府出于实用的目的,以儒充吏,大批文人便从

事吏胥以谋求生路.但为吏之吸引力却不止于此,

吏胥于元代属于少数可靠的求Ё途径.元朝政府

在以儒充吏的基础上,为满足人才需求,为儒吏们

开启了可以入Ё的途径———岁贡儒人制度.«元典

章»记载:“据本部呈,亦为选取部令史事.省府相

度:今后枢密院、御史毫俱于省部选取令史.又各

部所掌铨选、户差、刑名等事,尤为繁剧,各得实材

以办其事.今拟上都等处周岁额保令史二名:秀才

一名,司吏一名.北京等处周岁额保一名:或儒或

吏科一名.其所保秀才,务要洞达经史,通晓吏事,

其吏员通明法律,熟闲吏业.各选四十五以下、廉

慎行止为聚推服者,开具໿名、脚色,直言所长,就

便行移按察司体究相同,然后保结申部呈.”[８](P．４２３)

政令大意为:朝廷需要从各个部门挑选令史,故计

划每年在上都等地选᠀秀才与司吏各一名.选᠀

的秀才要熟悉经史、了解吏事,而吏员则需要通晓

法律、熟悉吏务.这一记录很好地表现了元朝选᠀

儒吏为官的系统运作,虽然儒人与吏被分开,但在

行政上两者被同等选取,这就是元朝底层文人由吏

入官的渠道.再如«元史选举志»记载:“江北提

控案牍,皆 自 府 州 司 县 转 充 路 吏 两 考 正 九

品.”[４](卷８１)记载的同样是元朝极为繁琐的由吏入

Ё的过程.

对于文人儒士而言,由吏入官较之科举实属暗

淡且容不下太多人的独木桥.除了为吏之外,还有

保举入Ё,但保举只为功成名就者服务,在本质上

是元朝初期为了快速重建社会秩序而实行的政策,

通过者也是有所名声积累的功成名就者,如宋末元

初的名儒邓希颜就是由保举入Ё.[９](P．２５９)除此之

外,还有官学入Ё,从进入官学起,文人通过层层选

᠀可以当任官学教授,而官学教授中又包括从八品

的路学教授以及从九品的散府教授.[１０](P．１６０)这两

条渠道对于一般的文人而言极度艰难,容纳性更

低.所以,元朝留存的入Ё渠道并不多,由吏入Ё

对于广大文人群体而言已经是最优的选择了.

虽然对于元朝吏胥的生活状态并无太多史料

记载,但在元朝文学作品中吏胥这一群体常常成为

不能掌握命运的可怜人或遭到鄙视的反面角色,这

足以说明很多问题.如«黑旋风双献功»中受到诬

陷的孙荣、«都孔目风雨还牢末»中同样因栽赃入狱

而家破人亡的李祖荣,水浒戏中的“宋江”也是“曾

受劫难”的儒吏.而在«都孔目风雨还牢末»中还有

与李祖荣完全相反的赵令史这一角色,Ђ完全就是

奸猾小人的代表.[１１](PP．１６０８~１６２５)可见,在元朝,吏员

这一身份并不像前朝文人群体那样光彩.

(二)下沉民间的无奈选择———书会才人

所谓书会才人,即元杂剧作者.客观而言,元

杂剧作者的社会地位与之前儒士的地位相比,存在

一定的差距.作为一种底层的娱乐消遣方式,元杂

剧的运作离不开瓦肆勾栏、青楼之类的“下九流”场

所,为此撰写剧本,结识倡优,以从业者的身份长期

混迹于这些场所,在当时的社会属于底层勾当.比

如«录鬼簿»中对王实甫的评价提道:“风月营密匝

匝列旌旗,莺花寨明颩排剑戟,翠红乡雄赳赳施谋

智.作词章风韵美,士林中等辈伏低.新杂剧,旧

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１２](P．１３)值得注意的是,

“匝匝列旌旗”“明颩排剑戟”“雄赳赳施谋智”这三

句赞颂前面都是青楼的名字,如此反差的编排风花

雪月与刀光剑影,对于难以入流的自我认知与不

甘,不言而喻.从事此类工作的文人对自己的定位

较为矛盾,在当时的环境下这类人没有显赫的社会

地位,亦无法百分百地保障生活无虞.[３](P．４７７)关于

一些书会才人的人生选择,«青楼集序»开头有一句

说道,“我皇元初并海宇,而金之遗民若杜散人、白

兰谷、关已斋辈,皆不屑Ё进”[１３](P．１５),但所谓的“不

屑Ё进”是否如此很难定论,毕竟«录鬼簿»中的元

杂剧作者白朴在蒙金战争时还只是个幼儿.[３](P．４７８)

这在一般的观念里很难说是什么前朝遗民,或许对

多数书会才人而言,相比“不屑Ё进”,更多的还是

不能Ё进,或更准确地说是“不屑为吏求Ё”.元朝

文人对现状的不满与对曾经科举Ё途的怀念可以

从其作品中窥见一二,如一些元杂剧文人的正面形

象在剧目中的表现可以称得上是“机械降神”,即牵

强生硬的解围,只能说这也是当时儒士对自我形象

的一种“解围”.关汉卿在代表作«窦娥冤»中塑造

了清廉正直的窦天章,在楔子里窦天章还是个穷秀

才,为了科考不得不将女儿窦娥卖掉,到了第四折

时窦天章已经金榜题名,成了“两淮廉访使”,通过

与窦娥冤魂的交流一举破了窦娥冤案,惩罚恶人,

伸张正义.[１４](P．４０)所谓的金榜题名在元朝前中期基

本不可能实现,而“廉访使”虽为元朝官职,但“两淮

廉访使”这一官职在元朝根本不存在,可见关汉卿

对圣贤书与Ё途怀有颇大的幻想和憧憬.

无论是为吏还是为书会才人,文人们都需要告

别“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生活,与

社会底层的人们朝夕相处.丧失了社会宠儿地位

１５１

的文人,成为元朝社会底层的一部分,也在某种程

度上提高了底层民众的知识水平.[１５](P．２４)这其中的

元杂剧作家们虽然失去了实现自我价值的渠道,却

开辟了另一条新的实现自我价值的道路.文人群

体以自身的知识水平提高和丰富了元朝通俗文学,

催生出元杂剧这一文化瑰宝.正是在这种社会环

境中,元朝文人们才开始思考、行动,写出反映社会

现实的故事,其中多才多艺者之经典经过时代的筛

选,流芳百世.

三、开花结果:文人群体的下沉

对“庶民娱乐”的影响

(一)野蛮生长:元朝“庶民娱乐”的发展

元朝时期文人的地位不比从前,封建教化多少

受此影响,加之元朝立国施政混乱,流民问题贯穿

一朝始终.[１５](P．１３２)元朝始终无法解决和安置这些

流民,代表封建统治的“编户齐民”的实行无力,可

见元代民间与朝廷处于逐渐脱节的状态.这使得

大大小小的游民团体出现并四处游荡,靠卖艺谋

生,民间的祭祀赛社和各类“庶民娱乐”开始野蛮

生长.

«元典章»记载了两则反映“庶民娱乐”繁盛程

度的典型案例.

多人聚众呵,妨碍农务,滋长盗贼有.“合

住罢了”么道,在先各处与将文书来有.前者

毫里也与将文书来有.他每说得是有.住罢

了集众,依前聚乐唱词的、祈神赛社的罢了各

处行将文书去呵,怎生? 商量来.

去年,为聚众唱词的,祈神赛社的,又立着

集场做买卖的,“教住罢了者”奏了,各处行了

文书有来.如今又夜间聚着众人祈神赛社,食

用茶饭,夜聚晓散的上头,昨前似这般聚着众

人,妄说乱言么道,一两起事发的上头,差人问

去了也.那人每问了来呵,另奏也者.似这般

的,若不严切整治呵,惯了去也.今后,夜间聚

着众人唱词的、祈神赛社的、立集场的,似这般

聚众着妄说大言语、做歹勾当的有呵,将为头

的重要罪过也者.其余唱词赛社、立集场的

每,比常例加等要罪过.[８](P．１９３２)

第一则案例为延佑四年(１３１７),中书省河北地区和

江浙行省的乡镇总有民间集众买卖,其中赛社、唱

词表演等热闹非凡.第二则是一些地方夜间会有

类似的集众,半夜唱词、民间祭祀、黑市买卖等层出

不穷,到早上才自行散去.所以当地对此严加管

控,对带头者进行严惩.可见,元朝时民间的娱乐

活动文化已经极具规模,以至于引起官府不满.所

谓“妨碍农务”实则是其规模已经使得官府害怕民

间脱离封建秩序.数百人聚集的集众规模大到惊

动官府,足以证明当时类似情形在民间的盛行.

而民 间 娱 乐 的 重 要 组 成———民 间 通 俗 文

学———的内容既不局限于说话唱词,也不局限于在

乡镇的集众中出现.«元典章»记载:“据大司农司

呈:河北河南道巡行劝农官申:顺天路鹿县头店,见

人家内聚约百人,自搬词传,动乐饮酒本司看

详:除系籍正色乐人外,其余农民、市户良家子弟,

若有不务本业,习学散乐,般说词话人等,并行禁

约,是为长便.”[８](P．１９３７)这一段内容记载了中书省

顺天路的一则案例:在顺天路的鹿县头店,发现有

一百人左右聚在一起,自娱自乐,喝酒唱歌,其中除

了那些有乐籍的人之外,其Ђ都是农民、市民、良家

子弟,这些人不努力从事本业生产而是沉迷于各种

娱乐活动.因为聚众唱散曲惊动了官府,所以官府

下令禁止乐户以外的人士学习散乐.从«元典章»

的性质而言,一般孤例是不会被如此记录的,所以

这也印证了当时的底层娱乐已经跨越了阶层,成为

一种社会现象.元朝严格按户分民,绝不会允许如

此“不务本业”的事情发生,这则记录从侧面印证了

当时无论社会阶层如何,这样的娱乐已是流行事

物.元代之前,民间曲艺发展已经具备杂剧的雏

形,戏曲从祭祀文化中逐渐脱离,开始转向偏娱乐

的活动.[１６](P．８６９)

闰八月廿五日,有八哥奉御、秃烈奉御传

奉圣旨:“道与小李,今后不拣甚么人,十六天

魔休唱者,杂剧里休做者,休吹弹者,四天王休

桩扮者,骷髅头休穿戴者.如有违犯,要罪过

者.”钦此.[８](P．１９３９)

该案例记载了至元十八年(１２８１)的一道圣旨,其中

规定了在杂剧中禁止出现佛教四天王、戴骷髅头,

以及弹唱十六天魔的形象.这道圣旨的显著特点

在于对杂剧内容进行了详细而具体的管理,属于对

文艺作品的内容审查.由此可见,当时的杂剧已经

成为一种相当普及且成熟的文艺形式.可见,“庶

民娱乐”的蓬勃发展为通俗文学、为元杂剧的开花

结果提供了绝佳的社会环境,而在此之上,文人的

下沉则为通俗文学带来了发展机遇.

(二)文人入世:文化话语权的下放

元朝,因为文人赖以生存的科举制度被废止,

１５２

所以儒士群体失去了“知识垄断”的优势,从官僚集

团的后备军成为社会上平庸无常的一分子,上层建

筑与儒士群体之间的关系因此发生断裂,掌握文化

话语权的社会上层随之失去了一部分文人群体的

支持,话语权随着儒士群体为生计“入世”而逐步下

放.群体身份的变化与文化话语权的下放使文学

创作面向的群体发生极大改变,这从元杂剧常见的

风格即可窥见一斑.元杂剧最大的特点是雅俗共

赏,文言与白话并存,其中甚至不乏粗俗的桥段,但

这些都是 元 朝 之 前 的 文 学 作 品 所 无 法 具 备 的 质

素.[２](P．９)王国维称元杂剧是“中国最自然之文学”,

“古代文学之形容事物也,率用古语,起用俗语者绝

无”,“独元曲以许用衬字故,故辄以许多俗语或以

自然之声音形容之”[１７](P．９９),足见其特色.钟嗣成

在«录鬼簿»中写道,“吾党且啖蛤蜊,别与知味者

道”[１２](P．２),以“蛤蜊味”来比喻元杂剧,实际上是将

其与文人雅士的“鸡豚鱼虾”相区别,以代表平民文

学[１８](P．８１).

元杂剧之俗正好代表了文学已经不再被社会

上层所掌控,元杂剧所面向的群体相比之前的文学

形式已经发生了深刻改变,元朝的文化话语权已经

下放到平民阶层.作为社会底层,元杂剧作者的自

我认同已经产生.«录鬼簿»中对元杂剧作者的描

述都带有一句“善滑稽”,这类形容在前朝实属罕

见.[３](P．４８３)这也说明元杂剧作者已经拥有了不同于

前朝文人的群体面貌,这一变化源于新的职业生活

与生存环境的影响.本质上,作为元杂剧作者的儒

士在底层娱乐行业中未能获得在教育市场中那样

的垄断地位,而只是从中“求利”的从业者之一.但

从另外一方面看,大批“求利”儒士的加入也使以元

杂剧为代表的“庶民娱乐”愈加兴盛.«录鬼簿»成

书于至顺元年(１３３０),作为历史上第一部为曲家立

传的书籍,作者钟嗣成自身便是杂剧作者.此时元

朝早已经重开科考,但元朝文人的生活状态并没有

恢复到前朝的状态,所以有一部分文人已经认同了

这一身份.钟嗣成在«录鬼簿»自序中写道:“独不

知天地阖辟,亘古迄今,自有不死之鬼在.何则?

圣贤之君臣、忠孝之士子,小善大功、着在方册者,

日月炳煌,山川流峙,及乎千万劫无穷已,是则虽鬼

而不鬼者也.余因暇日,缅怀古人,门第卑微,职位

不振,高才博艺,俱有可録,岁月弥久,湮没无闻,遂

传其本末,吊以乐章,复以前乎此者,叙其໿名,述

其所作,冀乎初学之士,刻意词章,使冰寒乎水,青

胜于蓝,则有幸矣.”[１２](P．２)以完全缅怀先贤的腔调

如此作序,可见对于钟嗣成来说,杂剧作者的身份

已经不是无法接受的,甚至可以与受敬仰的前朝名

儒一样得到那些较高的评价,“传其本末,吊以乐

章”.这说明元朝中后期的文人群体已经接受了这

一新的身份,哪怕科举恢复后也没有将其舍弃.

元杂剧的诞生并非孤例,它属于元朝灿烂的民

间通俗文学之一,而元朝民间通俗文学又是“庶民

娱乐”兴盛的重要结果.虽然断言元朝文人的“沦

落”是元杂剧形成的主因或许并不严谨,因为这是

多重政策与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文人与社

会底层在其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纵观元朝以前

的文学作品,其围绕的中心多是写帝王将相、才子

佳人(如唐朝白居易的«长恨歌»、宋朝李清照的«夏

日绝句»),或是书生自己的生活(如唐朝元稹的«莺

莺传»),或是以旁观者和居高临下的姿态去描写民

间其Ђ的群体的生活(如唐朝韦庄«秦妇吟»),文学

作品所呈现的独特风貌源于作者群体的特性,如此

的文人群体本质上仍然是官僚系统的后备库.Ђ

们的知识都是为Ё途、科举、社稷服务的,在价值观

的导向下,情感与认同更倾向于与社会的上层产生

联系,由此将社会文化的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文人以

及社会上层手中.然而,在元朝之后,文人群体的

出路不再只有科举,知识、社会价值也不再被当时

的封建礼教所把控.元杂剧的诞生与兴盛不仅使

得民间通俗文学吸收了历史上的文化遗产,真正跻

身文学舞台,而且彻底改变了之后中国古典文学的

发展历程.那些被铭记、被传颂的角色不再局限于

才子佳人,从此多出了关汉卿笔下的妓女、民妇以

及水浒戏中的小吏、游民,甚至在以才子佳人为主

题的«西厢记»中还出现了对游民、惠民、和尚的生

动描绘.[１９](P．７１)社会万象,民众百态,终于在文学作

品中留下了自己的影子,发出了自己的声音.由此

可见,元杂剧的光辉不仅属于有元一代,而且使中

国古典文学经历了一次深刻变革,对后世的文学创

作者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元朝,科举制度的废止与“庶民娱乐”的兴盛

两个看似彼此无关的因素交汇在一起,形成了元朝

最引人注目的文化成果———元杂剧.元朝的政策

虽然从根本上堵住了文人谋求官职的途径,却在无

意中改变了文人群体的面貌,为“庶民娱乐”创造了

难得的发展机遇.这一时期,“庶民娱乐”呈现出繁

荣的景象,社会上层长期把持的“文化话语权”被下

放到底层民众,知识分子与底层民众相互影响,使

１５３

得民间通俗文学获得了历史性发展,其中最为耀眼

的元杂剧由此登上了历史舞台,留下了许多经典之

作,同时也为中国古典通俗文学打开了一扇大门.

这一时期的文化发展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一系列的变迁不仅影响了文人阶层的社会地位,而

且重新塑造了元朝的文化面貌,并彻底地改变了中

国古典文学的历史,自此之后文学的表达形式与主

题变得越来越多元化,呈现出更为丰富和生动的画

面,为后来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启示,产生了

极为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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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李静丽)

TheProsperityofEntertainmentfor

theCommonPeopleinYuanzaju

———CulturalConsequencesofLiterati＇sIdentityCrisis

YANG Wen－bin

(ResearchDepartment,InnerMongoliaOpenUniversity,HohhotInnerMongolia０１００２１,China)

[Abstract]InthenearlyhundredyearsoftheYuanDynasty,theimperialexaminationsystem,alloＧ

wingindividualstobeselectedforofficialpositionsthroughexaminations,wasimplementedforonly４８

years．DuringhalfoftheYuanDynasty＇sexistence,theimperialexaminationsystem wassuspended．

ThecessationoftheimperialexaminationsystemintheYuanDynastyfundamentallyblockedthepath

forliteratitoachieveofficialdomthroughtheConfucianexaminationsystem,leadingtoaninfluxof

Yuanliteratiintothecommonpeople．Theyeitherbecameminorofficialsorretreatedintothebustling

streetsasdramatistwriting．However,researchbasedontheYuanDynastyhistoricaldocumentssuchas

theChapteroftheYuanDynasty,HistoryoftheYuanDynasty,andRecordofGhostsrevealsthatthis

massivecollectiveofliteratiprovidedatremendouscreativeforce,leadingtotheunprecedentedprosperiＧ

tyoftheentertainmentforthecommonpeople,particularlyrepresentedbyYuanzaju．Thedevelopment

ofYuanzaju,characterizedasentertainmentforthecommonpeople,alsogaverisetotheflourishingand

transformationofancientChinesepopularliterature．

[Keywords]Yuanzaju;CommonPeople;ConfucianScholar;Literati;Culture

１５４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乡村振兴背景下治理低效的生成逻辑与破解路径研究”(编号:２１CSH０４４).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１０－０７

[作者简介]张红阳,男,中共浙江省委党校(浙江行政学院)公共危机与社会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公共管理教研部副教

授,硕士生导师,社会学博士;

魏长青,男,浙江警察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赵煌,男,武汉市社会科学院文化与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２０２４年５月 内 蒙 古 社 会 科 学 May．２０２４

第４５卷 第３期 INNER MONGOLIASOCIALSCIENCES Vol．４５ №．３

DOI:１０．１４１３７/j．cnki．issn１００３－５２８１．２０２４．０３．０２０

家乡社会学的争论焦点与田野价值

———基于农村研究的视角

张红阳１, 魏长青２, 赵 煌３

(１．中共浙江省委党校(浙江行政学院) 公共管理教研部, 浙江 杭州 ３１１１２１;

２．浙江警察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浙江 杭州 ３１１１００;

３．武汉市社会科学院 文化与历史研究所, 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１９)

[摘 要]家乡是社会学的研究场域,家乡社会学是社会学的视角与方法.“就家乡论家乡”从来都不是家

乡社会学的初衷,家乡社会学从一开始就是要“跳出家乡看家乡”.家乡社会学为农村研究提供了典型个案与

调研区域,却遭遇了诸如代表性薄弱、价值中立困难、可能存在诚实性问题等批评.学界需要对家乡社会学的

田野价值进行再认识,充分理解家乡社会学的必要性、便利性与开放性,从而避免可能发生的“偷懒”“虚构”

“不认真”等倾向.家乡社会学的合法性根源于“家乡感”的科学价值,家乡感为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情怀、责

任感与使命感等动力要素.通过持续地总结提炼,一整套家乡社会学的经验与方法完全可以成为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家乡;田野;研究方法;调查研究;家乡社会学

[中图分类号]C９１２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５２８１(２０２４)０３－０１５５－１０

一、家乡社会学价值议题的提出

费孝通曾说道:“为什么有些人看不到自己每

天生活在其中的那个社会是怎么运行的,却要特意

去找一个地方观察中国人的生活.”[１](P．１０８)关于社

会学家、人类学家能不能研究“自己的”社会,费孝

通认为,田野作业的对象实质上并无所谓的“本文

化”与“异文化”的区别.并且,如果问研究者在哪

里工作更方便的话,那么本土人研究本土文化似乎

更胜一 筹.[２](P．８６)弗 思 (RaymondFirth)在 为 «金

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撰写序言时指明,

林耀华等人的成功在于“Ђ们作为身临其境的参与

者从童年起就熟悉自己叙述的场景,而且精通现代

社会科学的方法”[３](P．６).在社会学实地调查中,当

“单个农村”“小型社区”或者范围更大的区域(如镇

域、县域、市域等)指向研究者的家乡时,这种社会

学研究所依赖的方法与视角可以被界定为“家乡社

会学”.也就是说,城乡社区乃至更大范围的地区

都可能成为家乡社会学的调研区域和研究对象.

１５５

本文主要以农村研究中的家乡社会学方法为例进

行分析,也会兼顾一些城市社区研究案例.笔者在

农村社会研究中发现一个现象,即诸多学者并不避

言家乡对于自己研究发现的价值,甚至于对家乡所

提供的灵感和资料表达了特别的尊重.这就自然

地引发了笔者的思考,研究者刻意回避相对熟悉的

研究区域,以此保持所谓的价值中立是否会伤害研

究的积极性与深入性? 如果说研究者从家乡中汲

取创作的灵感不仅具备一定的科学性,甚至在某种

程度上正在成为一种学术潮流,那么一股脑地将家

乡社会学的方法视作落后的研究或伪科学是否有

悖于过去优秀的学术传统和当前的学术潮流?

一般而言,家乡社会学具有广义与狭义之分,

二者的主要差别在于调查区域的具体属性与覆盖

范围.狭义的家乡是指出生地,广义的家乡社会学

的调查区域则更广泛,并不局限于研究者出生的地

方,而是与其出生地有着较深的关联,可以说是៿

展的家乡.“家乡”所涵盖的范围并不固定,往往与

作为主体的人在实际生活中所处的环境以及用来

作参照的其Ђ地区的大小等具有直接联系,具有十

分强烈的“间性”特征,是主体与主体之间动态交互

的结果.[４]例如,邻村虽非家乡却距家乡较近,研究

人员虽然并不十分熟悉邻村却也对其并不特别陌

生.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中提到的开弦弓村便是

Ђ的出生地吴江县范围内的一座村庄.总体而言,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形成的运用于«江村经济»的“微型

社会学”研究方法至今仍被广泛运用,并在学界以

及社会发展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其实这从一

个侧面反映了“家乡社会学”的重要价值.然而,近

年来,由于学界强调研究的代表性与价值中立,社

会学以社区为单位的研究一般首选“异乡”,虽然也

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选择“家乡”,但却因缺少对家

乡社会学的科学性、合法性的专门研究而使Ђ们的

选择有些“战战兢兢”.笔者认为,社会学界有必要

摒弃对家乡的偏见,不应当忽视以家乡为基础的研

究价值和研究优势.如果能够超越“异乡”与“家

乡”的区隔,甚至适当地从研究“异乡”转向“家乡”,

反而可能会对农村社会甚至整个中国社会的研究

方法产生积极影响.

二、农村研究的个案传统

个案研究对研究单位的选取是研究者首先要

完成的任务.在２０世纪中国农村研究中,村庄是

最基本的、最常用的研究单位.中外学者提出了一

系列方法论上的质疑,建议以集市系统、传统社会

网络、村庄集合、区域社会替代或者超越村庄这一

研究单位.正因如此,农村研究存在两种不同的方

式.一是进村入户,在更小的框架下研究乡村社

会.早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就有一批学者倡导把“农

户”作为基本的研究单 位,但 进 展 不 大.２１ 世 纪

初,有学者提出有必要“重识农户”,认为“对于中国

农村来说,其历史传统既不是以个人为基点,也不

是集体式的归宿,即使经历公社化,还得回到农户

这一基本起点”[５].二是超越村庄,在更大的系统

中研究乡村社会.有学者试图提出一种新的分析

单位———“立体网络模式”,即在国家与市场、国家

与社会、农户与市场的分析框架下,以村庄为基础、

以权力为载体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视角结合

起来,以社会化为内容将从内向外与从外向内的视

角结合起来,以乡村结构为线索将从昔到今与从今

到夕的视角结合起来,全方位地考察乡村社会.[６]

虽然对这种分析单位的尝试彰显了一种综合创新

精神,但是这种尝试由于偏执于追求对“整体”“宏

观”“一般”的解释力而极易陷入“以整体、宏观、一

般为中心”的论调中.如果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总是

将边缘、局部等作为中心或整体的附属品,势必会

带来忽视另一个面向的天然缺陷.况且,即便“立

体网络模式”能作为新的分析单位,但其仍然“以村

庄为基础”,只是在研究路径与研究策略上做出了

全方位的考量.施坚雅(１９９８)认为集镇而非村落

是研究 中 国 社 会 更 为 合 适 的 单 位.[７](P．４４)更 进 一

步,吴毅(２００７)提出以“乡域”作为研究单位,倡导

将村庄社区提升至“乡域社区”.[８](P．４９２)乡域并不是

乡镇,而是将重点落在“域”中,即乡镇只是作为一

个地理区位的大致范围,而域则是一个具有相对自

主意义的完整的关系网络.因为以乡镇作为主体

很有可能遮蔽作为乡村“沉默大多数”的农民的全

景式形象[９](P．３３),所以,以村庄为基础的个案研究

依然具有深刻的学术价值.本文之所以这样讲,主

要是基于三个方面的考量.

一是村庄社会学产生了众多优秀成果,以单个

村庄或多个村庄比较为基础,体现了村庄个案研究

的生命力.实际上,中国农村最传统的个案研究基

本上都是以单个村庄为单位展开的,并产生了大量

的诸如«一个中国村庄:山东省台头»«翻身———中

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十里店(一):中国一个村

１５６

庄的革命»«十里店(二):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

动»等著作.近年来,学界掀起了又一轮村落研究

的高潮,涌现出一批新的研究著作,如«银翅:中国

的地方社会与文化变迁»«村庄的再造:一个“超级

村庄”的社会变迁»«双面人:转型乡村中的人生、欲

望与社会心态»等.这些新作以单个村庄为基础进

行深入研究,取得了一定的学术成就.二是研究单

位并没有高下之分,研究人员的勤奋努力与细致洞

察依旧是研究的重中之重.研究者的个人背景、社

会地位、专业经验和生活方式都可能与当地的情境

密切联结而造就特定的田野处境.[１０](P．２９)虽然采用

同样的研究方法、面对同样的研究对象,但是不同

的研究人员会因学术基础、思考深度、重视程度等

复杂因素的影响而产生迥异的研究结论和研究成

果.三是在村庄个案的基础上进行长时段、多个案

的比较是一种常见且有效的方法完善策略,而且这

种完善策略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比较有效.例如,

在大规模的调研中重视农村的区域差异,这弥补了

限制学者思考的个案局限.随着田野工作的积累,

受丰富案例的启发,研究人员更有可能通过相互补

充材料来尝试进行经验总结与理论创新.

在农村社会研究中,学界一直保留着针对个别

村庄进行个案研究的传统,并且在选择个案时有大

量的研究人员选择了自己的“家乡”.虽然家乡社

会学对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其

依旧遭遇了一定程度上的不理解甚至是误解.这

不仅抹杀了家乡社会学的积极贡献与重要价值,而

且还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批评者本人的视野.因

此,笔者在梳理有关家乡社会学争论的基础上,对

家乡社会学的田野价值进行再认识,放下偏见去评

判这一独特研究路径与方法,有助于推动社会学研

究方法的完善与发展.

三、家乡社会学的争论焦点

家乡社会学是对农村个案研究方法的一种补

充,二者本应互融互补,共同促进农村研究的不断

深入,取得更好的成绩.然而,由于在农村研究中

家乡社会学常常被批评,难以作为一项重要的研究

方法,这就造成了两者的结合存在困难以至于“互

融缺场”.在农村研究中,个案研究方式最为传统

且相对成熟,同时也较早、较为系统地受到了人们

的批判与反思,在家乡社会学是否可取的诸多争论

中比较引人关注的是家乡社会学的代表性薄弱与

价值中立的困难.此外,家乡社会学从家乡入手,

在实际研究中很有可能发生研究者不愿走出舒适

圈而“偷懒”、自认为熟悉情况难以陌生化而“不认

真”,甚至存在为了迎合结论而“虚构田野”等不诚

实的现象,这都需要我们高度警惕.

代表性薄弱与价值中立的困难可以说是个案

研究与定性研究经常被诟病的地方,而家乡社会学

在这方面的问题被认为尤其突出.利奇(Edmund

Leach)对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总体上持较为积极

的评价,但对其Ђ中国人类学家如林耀华、杨懋春

等学者的著作的评价则普遍消极.利奇的观点可

表达为两点质疑.第一,以单个村庄或乡村小社区

为研究对象,无法作为典型代表去推论其Ђ村庄;

第二,研究“自己的”社会很难做到客观和公正.[１１]

利奇直言,“像中国人类学者那样以自己的社会为

研究对象是否可取”,“在你已经掌握了第一手经验

的文化背景中做田野研究,要比一个完全陌生的人

用朴素的观点去做田野研究困难得多”,认为“这种

研 究 并 不 或 不 应 当 自 称 是 任 何 个 别 事 物 的 典

型”.[１２](PP．１２４~１２７)在习以为常的生存空间与文化环

境中,研究者常常难以保证结果的客观公正.因

此,利奇的担忧并不是一种“杞人忧天”,反而有一

定的道理,以家乡作为研究对象很有可能使研究者

陷入“身体化的写作”,即在研究中将自己想象的农

村比附现实中的农村,造成超越现实的主观认知占

据主导.[１３](P．４５)研究者研究Ђ们熟悉的乡村世界用

的是一种“自者的眼光”,对于这种“自者的眼光”,

“熟悉”恰恰不是优势,反而成了“障碍”.因为“熟

悉”带来的习以为常直接弱化了“好奇”所激发的

“追问”能力.[１４]应星的论述一针见血,认为家乡本

身并不具有田野选点的自然正当性,关系的熟悉程

度和进入的方便绝不能成为田野选点的决定性条

件,在熟悉的情境与关系网络中展开研究确实有被

个人的偏见所歪曲的风险.同时,Ђ强调,不是说

家乡一定不能成为研究对象,因为重要的并不是选

择家乡还是非家乡的问题,而是研究者根据自己的

问题意识对田野选点有没有清醒的内省,特别要避

免千村万户式的“家乡社会学”的铺陈和平面拉伸

式的自我复制.[１５]

费孝通与利奇的看法相左的焦点并不是江村

能不能代表中国的所有农村,而是江村能不能在某

些方面代表中国的一些农村.费孝通认为,通过类

型比 较 方 法 是 有 可 能 从 个 别 逐 步 接 近 整 体

１５７

的.[２](P．２６)作为社会学史上的标志性人物,费孝通

享誉盛名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Ђ开创了以单个农

村、小型社区入手的“微型社会学”研究方法,也就

是“由一点到多点,由多点到更大的面,由局部接近

全体接近认识中国农村的基本面貌”[１６](P．７).

由于人们混淆了数学上的总数与人文世界的整体,

同时忘记了社会人类学者研究的并不数学而是人

文世界,因此才会认为从微型社区入手不能概括中

国国情.[１７](P．１７６)同时,费孝通并不认为民族志方法

只能用于“野蛮社区”,民族志方法不能用于研究者

自己本地的文明社区是对这一方法的严重误解.

Ђ坦言,研究者的确很难以一种客观的态度来研究

Ђ们所生长于其中的文化,但这并不是不可能的.

当一个有相当训练的研究者研究自己生长的地方

时,具有诸如语言、访问及观察机会等特别方便之

处.[１８](P．４５７)

虽然将家乡作为调查点常常被认为会影响研

究者的价值中立原则,但实际上为了价值中立而价

值中立反而会适得其反.那种舍近求远、一味追求

远离家乡的社会学研究并不是研究好坏的决定因

素,否则,只要远离家乡研究似乎就已经成功了一

半.为了降低对知识客观性的破坏,费孝通提到了

预防方 法,即 研 究 者 与 名 利 分 开,以 知 识 为 目

的.[１８](P．４６７)费孝通的学术研究始终有一种“务实”

的态度,那就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学以致用”,

费孝通等人践行的 “从实求知”方法是对吴文藻

“社会学中国化”纲领的实践与超越.[１９]中国问题

的复杂性恰恰说明了开展研究的重要性,因此,我

们不应囿于代表性与价值中立的追求而限制研究

者对研究地点的选择.其Ђ采用家乡社会学的学

者如林耀华对«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

的小说题材和真实性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辩护,强调

其作品是社会人类学调查研究方法的结果,Ђ利用

两次返乡的机会开展了全面系统的田野工作.也

就是说,对严谨的田野方法的应用是家乡社会学具

有客观性的保障.Ђ的理念符合燕京学派吴文藻

所说的“人文区位学”,即一个人从其最亲密的生活

开始扩展到家族、宗祠,扩展到祖先祭祀和神明信

仰,甚至扩展到天地沟通的世界.[２０]

关于调研不诚实的问题,在家乡社会学中是可

能发生的,需要引起我们的警惕.如果不是首先考

量研究意义与针对研究问题的学术适合性,而是把

田野进入的便利性作为首要的甚至唯一的考量因

素,惧怕、不愿意进入自己并不熟悉的田野区域(哪

怕其在研究意义上是更加凸显的),这显然是错误

的.同时,由于诚实性问题事实上在陌生区域或者

在定量研究中可能同样会发生,因此这不是家乡社

会学带来的问题,其实质是研究者的态度问题.究

竟是诚实还是不诚实是由研究者这一主体决定的,

而家乡社会学作为一种方法其本身是中立的.一

个偷懒者可能会因为调查对象是家乡就回避问题,

或者带着情绪随意夸大问题.一个严肃的研究者

会基于爱家乡的目的与情怀客观地分析问题,在深

厚情怀的支撑下更有动力去敏锐地发现、深入地剖

析相关问题.

家乡社会学重要的学术产出是对家乡社会学

是否可取的有力回应.有针对性的批评实际上并

没有导致研究者放弃家乡社会学,具有反讽意味的

是,«江村经济»这一被马林诺夫斯基高度赞誉的专

著就是费孝通先生对家乡社会的研究.可以说,对

于家乡社会学质疑的最为直接的回击便是诸多关

于家 乡 社 会 学 的 经 典 作 品.早 在 １９７６ 年,布 迪

厄(PierreBourdieu)就身体力行地对自己家乡所

在的偏远乡镇比安地区的农民婚姻策略展开研究.

布迪厄曾撰写了一本基于自己家乡贝亚恩农村的

民族社会学专著———«单身者舞会».这本著作既

有详实的质性材料和细致到位的“深描”,也有严谨

的数据和理论性描述.布迪厄所了解的阿尔及利

亚及其家乡比安地区一直是Ђ的学术根据地,这无

疑证明了家乡社会学方法是值得借鉴的.再如,

«江村经济»有着超越个体的价值,既表明“微型社

会学”是深入理解开弦弓村乃至当时中国农村的重

要路径,也表明“微型社会学”研究是获得“代表性”

“典型”中国农村概况的必要条件,只有亲身投入到

特殊 地 区 中,才 有 可 能 从 中 发 现 一 般 性 和 恒 定

性.[２１]况且,“有关具体地区的一些资料很快会过

时,它们只能提供关于变迁的可能性和原因方面的

一些推测同一个作者或其Ђ作者在过去研究

的基础上能继续以同样的精确性对同一个社会进

行描述,情况就会大不相同.从不同阶段的比较就

能得出关于社会过程的有效成果,其价值也就会超

过各个孤立的研究”[２２],而研究代表性的获得需要

一个积累过程,不应当“急功近利”.此外,虽然不

少学者没有明确表达对家乡社会学的支持,但是回

顾Ђ们的作品(如曹锦清、张乐天、陈中亚撰写的

«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可以发现,很多

学者的学术发源地便是Ђ们的故乡,这表明研究地

点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需要根据已有的条件进行选

１５８

择,这也为其学术成长创造了条件,即便很多人并

没有强调这一点.

四、家乡社会学的田野价值

“家乡社会学的想象力”的视域是由经典理论

的问题域给定的,在实际进入田野后又常常与实地

的现实故事相融合.在操作层面的确如此,我们不

可能静等条件成熟或严格地按照完美的方法去开

展研究工作,事实上也没有完美且一劳永逸的精准

方法.如果费孝通没有抓住自己的灵感或者纠结

于关于代表性的强弱与价值中立与否的批评,就不

会有«江村经济»,也不会有更多的经典之作.就像

“马克思之后可曾有哪位马克思主义者能够写出一

部像«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那样既具有敏

锐性和复杂性又具有明显的概念完整性的经济—

政治性的历史著作?”[２３]在布迪厄看来,社会学是

一门名副其实的科学,但由于人们怀疑社会学家的

发现,才会有意无意地影响社会学的科学性.因

此,必须反思性地考察科学的对象以及从事科学的

研究者,考察在实地调查和理论分析时主体与客体

之间的关系.布迪厄将社会科学构建研究对象的

过程本身作为对象来研究,并称之为“对象化的对

象化”[２４](P．１６３).“人 类 学 家 不 研 究 乡 村(部 落、集

镇、邻里),Ђ们在乡村里作研究.”[２５](P．２５)由此

可知,当知识分子为了避开可能面临的诘难与质疑

而身不由己地重新选择研究区域或者研究对象时,

其实Ђ们已经陷入了更大的误区,甚至丧失了本该

坚持的自主性.而家乡社会学已获得的丰硕成果

在事实层面表明,一定有被否定之外的其Ђ方面值

得肯定.

(一)家乡社会学的必要性

一是社会内部的复杂性远远超过研究人员的

预设,社会实践极其复杂且难以把握,熟悉并没有

削弱深入研究的必要性,很多所谓的熟悉不过是

“一知半解”.熟悉的情境与关系网常常被认为会

严重地束缚社会学者的社会学观察,这种担忧不无

道理,但更多的只是理论与想象层面的担忧.一旦

社会学者真正进入到Ђ们自认为熟悉与熟识的情

境和网络之中,就一定会发现事实根本不是那么回

事,对于那些已经离开故乡多年的学者而言更是如

此.例如,在关于农民生活的研究中,家乡农民行

动者的职业复杂,从事的活动复杂,Ђ们面临的挑

战与焦虑各不相同,加之行动者所嵌入的社会结构

复杂,使Ђ们的生活更加难以把握.家乡范围内政

府的拆迁、环保等行动会涉及国家机构与基层农民

的互动关系,国家权力基层运转机制本身就是非常

复杂的学术话题,即便在家乡区域也是如此.

二是表面的逻辑与隐藏的逻辑迥然有异,仅凭

对表面现象的观察并不能深刻了解其背后的隐秘

逻辑.很多人认为,通过观察农民的表面生活,就

可以认识Ђ们行动的真实逻辑,但实际上表面的逻

辑与隐秘的逻辑相去甚远.因此,如果研究人员想

要洞察隐藏的逻辑,那么故乡是一个重要的切入

口,后续的深入研究会带来新的发现.例如,一般

认为,在农村熟人社会中农民会因为顾及同村关系

而降低矛盾的强度,但实际上Ђ们常常因为利益而

纷争不断.

三是短暂的观察并不能够充分地吸收和把握

家乡场域的真实情况,反而会让人感到迷惑,通过

很多短暂的观察可能会产生结论的偏差,因此更加

需要在家乡区域的深耕式田野工作.例如,农民进

入县城的热情究竟是如何被激活的.除了婚房压

力、房价压力等问题,愈演愈烈的个体竞争是个人

都加入其中的社会机制,复杂的焦虑心态无疑需要

我们长时间的深入探究.同时,“田野深耕”还可以

辅之以“社会实验”“数据库建设”等,以促进社会实

践的积累与发展.例如,张乐天在自己的家乡浙江

省海宁市联民村调研时,偶然获得一位村干部多达

１４０万字的工作笔记,进而不断搜集村庄内其Ђ方

面的资料,最终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合作打造了

张乐天联民村数据库,促进了学术研究与乡村社会

的互动.这对于乡村学术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是家

乡社会学的重要成果.

(二)家乡社会学的便利性

一是启发选题.问题是研究的起点.“研究问

题从哪里来”是一个困扰社会学研究者特别是年轻

研究者的现实问题.风笑天(２０１６)指出,从费孝通

将江村经济作为博士论文选题的偶然因素中可以

得出这样的结论,即随时注意观察身边的社会现

实,要对社会现象特别是对新的、自己不熟悉的、不

了解的社会现象保持高度的好奇心.费孝通当时

只是在家人的建议下回乡疗养,但是Ђ很快就被

“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这一新生事物所吸引,因而

临时开展了一个多月的调查.[２６]这表明,不应当因

为某种社会现实、现象的发生区域是自己的家乡便

否定其作为研究区域、研究对象的价值.并且,家

１５９

乡社会学是获得具有“代表性的”“典型的”中国农

村概况的必要条件,亲身观察是获得信息的主要途

径,如果亲自调查被冠以没有代表性的帽子,那么

代表性的获取就几乎没有其Ђ途径了.

二是激发灵感.家乡社会学很明显地“承认生

命历程因素在社会变迁对个人生活机遇的影响中

发挥了关键作用,也就是说,剧烈的制度变迁对处

于不同生命阶段的个体有着不同影响”[２７].因为

家乡对学术研究的影响路径并不一定是直接提供

资料素材,在很多情况下可以直接提供学术灵感.

例如,近 年 来,美 国 社 会 学 家 帕 特 南 (RobertD．

Putnam)的畅销专著«我们的孩子»就是著者在了

解到家乡的孩子很难通过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之

后展开的广泛调研和深入分析.可见,家乡所提供

的灵感在其专著的写作中功不可没.

三是提供便利.对于进入家乡调研的便利性

毋庸赘言,语言、沟通、适应、心理等基本优势使家

乡社会学在研究的深入性、第一手、全面性等方面

表现优异.需要指出的是,家乡社会学特别有利于

在学者的家乡开展田野深耕,这也会带来其Ђ意想

不到的好处.例如,只有在田野深耕中借助对家乡

情况的全面掌握,才可能透过被调研者刻意回避

的、删减的材料捕捉事实的隐藏信息.值得一提的

是,笔者在家乡调研时曾经专门利用自己与同村人

易于返场、交流顺畅的优势,将研究成果中的一些

观点与Ђ们分享,直接验证论点的准确性并加以完

善,这一做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而且对于修正研

究结论具有积极影响.近年来,李强开展的“新清

河实验”对社区研究作出了新贡献,这一实验就是

在清华大学附近的清河街道开展的,实际上也具有

家乡社会学的意蕴.“新清河实验”有着与政府合

作的便利条件,得到了清河街道相关部门的大力支

持.并且,清河地区距离清华大学很近,非常有利

于学生们到社区去做调查研究.[２８]

(三)家乡社会学的开放性

一是具有整合优势.家乡社会学的开放性和

灵活性使其具有极强的整合优势,不仅可以尝试摒

弃“标准”论文的单一写法,向报告文学取经,汲取

民俗学、人类学等其Ђ学科的营养,而且还可以将

随笔、民族志、分析与论证等方法整合进自己的研

究路径.例如,项飚撰写的«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

“浙江村”的生活史»一书的资料非常丰富.作为浙

江温州人,项飚进行北京地区“浙江村”(温州人在

北京南郊大红门做服装生意的聚居地)的社会学研

究实际上是在北京这座异乡研究故乡,是对家乡社

会学方法的创新性៿展.家乡社会学的整合优势

对其Ђ学科也产生了深远影响.例如,近年来广为

人知并产生相当社会影响的«中国在梁庄»«出梁庄

记»等著作便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家乡社会学方

法.梁鸿的访谈对象都是自己农村老家的亲朋好

友,Ђ们的农村生活和外出务工生活为梁鸿的写作

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当然,非虚构文学的写作

对社会学具有启发意义.上文已提及,开放的家乡

社会学并没有将研究的结论封闭起来,而是依据现

实对观点与结论随时进行修正,并且可以与被调查

者进行无缝衔接,通过细致的交流可以对观点进行

勘误.家乡社会学的开放性决定了家乡田野可能

会给研究带来惊喜,这正是社会学与人类学传统在

方法论上的巨大优势.不过,这种方法的另一面便

是很难控制研究结果,究竟网里是“鱼”还是“怪物”

难以把握.幸好,很多难以预料的研究结果本身也

是一种意外收获.费孝通便直言«江村经济»的写

成是一棵“无心插下的杨柳”[２９](P．９).近年来,家乡

社会学的作品同样能够产生一定的影响,被公众所

熟知或者受到广泛关注.当然这类作品的呈现方

式并不一定符合教条式的学术规范,但是效果却是

其Ђ作品不可比拟的.这不禁让笔者思考,社会学

者是否应当压抑自己的情感和兴趣而刻意地去追

求所谓的“价值中立”“价值无涉”.

二是不拘泥于既定的路径.弗斯认为,«金翼:

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中的研究方法不仅吸

引了读者的眼球,而且使研究者从科学程序的一般

规则中解放出来.[３０](P．xii)它既依靠实地的调查研

究,又吸取研究者的个人经验;既肯定质性研究的

价值,又吸收定量研究的方法;既重视“今我”,又回

顾“故我”;既分析表面的现象,又透视隐藏的信息.

可以说,这是对学科形式化的反思,既超越了学术

“意识形态”的羁绊,又保持住了研究者的基本情怀

与人文精神.例如,家乡社会学在理想规划与现实

状态之间不仅重视研究的设计规划,而且更加强调

对社会现实的反映,即便“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

感”,也可以在对真实情况掌握的过程中不断地取

得学术进步.

三是紧迫感与使命感.家乡社会学认为,等到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之时再去进行研究,难免会陷

入“为时已晚”的困局.在农村社会学研究中,契机

往往是关键的突破口,失去了契机就很难再遇到,

因此抓住家乡社会学的契机非常重要.学术积累

１６０

具有过程性,不能孤立地进行,而应当与研究议题

紧密结合起来,使契机与积累同步,而非单纯地为

了积累而积累,只有这样,才能激活研究者所掌握

的素材.更何况记录家乡的社会变迁本身也是社

会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正是这种紧迫感与使命感

使大量的农村研究学者使用了家乡社会学的方法

和视角.阎云翔在«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

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与«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

中国村庄里的爱情、亲密关系和家庭变迁(１９４９—

１９９９)»两本书中选取了下岬村,因为Ђ曾经在那里

生活过７年,这个村庄已经在事实上成了Ђ的“第

二家乡”.正是对家乡的情怀和使命感使Ђ能够克

服重重困难去落实自己的研究计划.

五、他者化、陌生化与家乡感

在人类学研究中,异文化容易使人类学者“出

得来”,参与观察则要求人类学者能“进得去”.从

这个意义上讲,家乡社会学容易遭遇“不识庐山真

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问题,故而研究异文化要

“进得去”,“进得去”要依靠“Ђ者化”,而研究自身

的文化要 “出 得 来”,“出 得 来”要 依 靠 “陌 生 化”.

“Ђ者化”即研究者通过与其所研究的社会、文化或

民众取得认同,以Ђ们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理解Ђ

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与文化.[３１]一方面,即便选择

“异域”而非“家乡”也同样会面临着“进得去”的难

题,并没有一帆风顺的实地调研;另一方面,家乡社

会学所遭受的批评与所面临的困境并非没有解决

路径.一般而言,“陌生化”包括两种路径:一种是

被动的陌生化,如社会的急剧变迁所造成的对自己

生长的土地和文化的陌生化;另一种是主动的陌生

化,即对理论和方法的深入了解,进而在必要的社

会科学训练的基础上使其自身与社会形成一定的

距离.在实际调研中,学者对陌生个案的短期考察

常常仅仅能掌握表面的故事,而无法窥探复杂生活

的隐藏文本.而且,在本土文化中容易犯“出不来”

的毛病,学者往往无法从自己所处的社会地位和文

化 偏 见 中 超 脱 出 来,进 行 “客 观 的 观 察 和 判

断”.[２９](P．５９)

陌生化不仅仅是一种空间生产的陌生,时间生

产的陌生同样不容忽视.虽然很多研究人员选择

自己的家乡作为调研区域,但由于其本人常年在

外,客观上Ђ们对家乡的嵌入度并不高,这就在相

当程度上避免了先入为主的盲目预期,属于典型的

“被动的陌生化”.进入２１世纪以来,中国乡村发

生了巨大变化,大量研究者从乡村走进城市求学,

最后留在城市成为一名“城市人”,因而错过了亲身

感受乡村巨变的机会,这势必会造成研究者对家乡

的陌生感.在长时段的时间跨度内,研究者眼中的

农村与现实的农村已经发生分离与断裂,由于Ђ们

对农村的认识与了解已经脱离了现实的节奏和逻

辑,因此在重返家乡的过程中Ђ们会对真实的农村

形成新的认知,与原有观念一致的认知使其产生共

鸣,与原有观念相悖的认知则引人深思,进而要挖

掘这背后所隐含的社会事实.如果“自者的眼光”

遭遇了与之前的认知完全不同的信息,就会造成对

过去封闭认知的冲击,由那种对比强烈的反差所形

成的新认知会极大地促进研究者再思考.加之入

场的便利,研究者能够顺利进入研究区域,掌握丰

富的内部信息,同时,作为“熟悉的陌生人”,研究者

可以通过科学训练的“反观自照”跨越“利奇之问”

的桎梏[３１],Ђ们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作为一个旁观

者与村庄保持一定的距离,避免陷入“乡愁”而“出

不来”.因此,无论在空间上还是在时间上的“被动

陌生化”都确保了研究者与家乡保持一定的距离.

然而,无论是Ђ者化还是陌生化,一方面,研究

者都无法变成无情感的个人,都难以摆脱自己的

“家乡意识”“家乡性格”;另一方面,研究者需要学

会面对并借助自然产生的“家乡感”.在费孝通看

来,中国真正的社会构建基础是一种情感模式、理

解模式,甚至是感应模式.“不能单靠我们今天实

证主义传统下的那些可测量化、概念化、逻辑关系、

因果关系、假设检验等标准,而是要用‘心’、‘神’去

领会这个社会的构造.”[３２]做学问要尊重自己的生

活底色和经验体会,认为研究假设必须得到检验的

线性思维会对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和教学产生极

为有害的结果.中国的社会学一定要从“人”出发,

从一个人的最近处、最亲处出发,从而获得一定的

认知.如果一个人没有对周围世界的感悟,还何谈

其对普遍世界的认知.[２０]这促使我们思考,一个学

者在调研地点驻点三个月和三年的研究发现与研

究结论势必存在较大的差异,其核心在于逐渐的熟

悉自然会产生一种家乡感.这种家乡感中的“感”

并非一种随意的感觉,而是基于研究者对家乡区域

的原初认识与长期互动而产生的家乡情怀、家乡责

任感、家乡使命感.如果对调研区域、调查对象不

了解、没有感情,在实际的研究中就难以研究透彻.

１６１

因此,价值中立不能有价值预设,但需要有家乡情

怀.同样,学者到不熟悉的地方,肯定会缺少对村

庄的感情和情怀,加之当地人的支持匮乏,很难开

展扎根研究.费孝通认为,若“求知之心不够迫切

和 踏 实,常 满 足 于 浅 尝 辄 止,难 逃 不 深 不

透”[３３](P．２８７).只有“将心比心”地将研究者自己的

心融入被调查者的心,倾心、尽心地感受被调查者

的心,才能以情絜情、心领神会.[３４]因此,学者在对

陌生地区进行深入研究的过程中,常常会自然地生

长出家乡感,而且也需要依托于家乡感.当然,对

于价 值 中 立 与 深 厚 情 怀 之 间 的 边 界,应 当 予 以

厘清.

六、结论与讨论

综上所述,家乡社会学是一种社会学研究途径

与研究方法,是将广义的或者狭义的家乡作为调研

地点或研究对象,充分利用熟悉、情怀、使命感等优

势推进资料的收集与后续的分析工作.家乡社会

学合法性的根源在于家乡感的科学价值,家乡感为

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情怀、责任感与使命感等动力

要素.“家乡感”与“异乡感”在社会学研究中可以

发挥出相辅相成的作用,家乡感能够促成一种情怀

和责任感,异乡感则能够激发兴趣和好奇,两者都

可以帮助研究者进行调研和分析.事实上,在家乡

可能会遭遇异乡感,在异乡也可以培养家乡感,我

们需要在具体的研究中巧妙地运用这两种“感觉”.

从理论上讲,家乡社会学的必要性、便利性与开放

性不仅验证了家乡社会学的田野价值,而且是对各

种质疑的回应.在实际调查中,需要避免可能发生

的“偷懒”“虚构”“不认真”等不诚实的错误倾向.

此外,使用家乡社会学方法的研究者在必要时应突

破阶层、关系网络、利益体系的束缚,敢于直面深层

问题,这也是家乡社会学进一步发展的前提.

应当注意到,借助家乡感,家乡社会学并不是

要把研究对象和研究区域局限在家乡.做研究不

要只盯着自己的家乡,家乡社会学实际上也要突破

纯粹的家乡这个屏障.例如,来自富裕地方的研究

者完全可以突破自身阶层的束缚,到更需要的相对

偏僻的地方去,以一种对家乡的情怀发挥学术活动

的积极影响.家乡社会学并不一定能够带来优质

的研究成果,但是家乡社会学确实提供了一条特定

的研究路径.正因如此,家乡社会学在当代中国农

村社会研究中正在流行,这种面貌与热情值得关

注.家乡社会学所提供的有益内容(如发掘新的视

界,提供新的观点,无限地接近事实与塑造新的理

论工具)超越了偏执的代表性要求.事实上,如果

每个研究都要先接受代表性的审阅,那么从一开始

就很有可能因被否定而不得不夭折,况且这种审视

本身往往是多余的、带有偏见的.当然,我们从来

都不避讳社会学对于其Ђ学科的学习与借鉴.特

别是社会学与人类学不分家是中国社会学的优良

传统,社会学从人类学汲取了“田野工作”和“民族

志”的经验和做法,确保了家乡社会学研究活动的

效率.

社会学要讲出有韵味的故事,研究者们就必须

深入到其所要调研的区域,而家乡为其提供了天然

的场域.虽然在表面上家乡社会学将研究区域和

研究对象局限在家乡范围,但实际上家乡社会学具

有极强的开放性,大多数所要研究的议题都会在研

究者的努力下被置于更加广阔的视角予以升级,即

结论或者观点不会仅仅局限在村庄内部,“就家乡

论家乡”从来都不是家乡社会学的初衷,家乡社会

学从一开始就要“跳出家乡看家乡”.长期以来,与

民俗学面临的情况相似,在社会学研究中占主导地

位的观点是,社会学作为一门“实证科学”,研究者

应当到陌生的异文化当中进行田野作业,似乎只有

在异文化当中才能使研究者保持客观的立场———

价值中立.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随着学术的不断发展,

社会学、人类学传统中所追求、标榜的田野调查的

“客观性”“科学性”不断受到质疑.在后结构主义、

后现代主义、非西方主义等一系列新思潮兴起后,

大量研究者开始认识到每个学者在研究过程中都

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主观因素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几

乎无法达到所谓的“纯粹的客观和科学”.[３５]这样

一来,家乡社会学所鼓励的进入自己的家乡、找到

自己的学术“根据地”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开始被接

受,并对农村社会研究产生了积极影响.当然,笔

者并不认为家乡可以毫无疑问地成为社会学和人

类学研究的灵感源泉,也并不认为把家乡作为田野

工作地点具有自然的正当性而无须顾及对这种方

法的批评和质疑.社会学学科在成长过程中所取

得的成绩并不完全是由其使用的研究方法决定的,

其中包含复杂的原因.因此,要警惕一种错误倾

向,即将某种流行的或新兴的方法放大为唯一正确

的、具有合法性的方法.如果真的这样做,就是在

１６２

束缚自己的手脚,就会陷入“非此即彼”的陷阱中.

重新发现家乡社会学的价值和贡献,不仅是对

这一方法与视角的尊重,也是对社会学历史和传统

的回归,但这绝不意味着要“独尊”家乡社会学、唯

家乡社会学“马首是瞻”.家乡社会学研究具有相

当程度的严肃性,家乡本身并不具有田野选点的自

然正当性,由于很多时候研究者对家乡过于熟悉,

与家乡各种关系有着过深的纠缠,因此完全可能会

陷入价值预设的桎梏.同时,也不是说家乡一定不

能成为人们的研究对象、调研区域,家乡社会学的

支持者或者反对者有必要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对其

加以定位.重要的并不是家乡还是非家乡的选择

问题,而是根据研究者自己的问题意识对田野选点

有没有清醒的内省的问题.关系的熟悉和进入的

方便绝不能成为田野选点的决定性条件,能否深耕

于家乡并为之Є出最大的热情和努力似乎才是决

定作品的质量与影响力的最终要素.有着深刻洞

察力与学术情怀的学者不仅可以依托于家乡进行

深入思考,而且即便离开了家乡同样也可以继续创

作并保证研究质量.例如,林耀华先生既能够以自

己１９３６年和１９３７年在家乡(福建古田)的两次田

野考察为基础,融合自己的生活经历以及学术思

想,写出«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这样

的经典,也可以深入四川凉山地区,对凉山彝族社

会结构与诸文化现象进行缜密的考察,写出«凉山

彝家»一书.再如,葛迪斯在几位当地助手的帮助

下仅用４天调研开弦弓村便在７年后发表了«共产

党领导下的中国农民».这说明了研究者本身的学

术素养是影响研究质量的重要因素,调研区域是否

为研究者自己的家乡并不是决定性因素.也就是

说,费孝通有着在家乡调研的优势,其Ђ人则有其

Ђ方面的优势,扬长避短、发挥优势是决定研究成

果质量的关键.只要具备了相关优势,学者便可以

更加自由、自主地选择调研区域.

总体而言,家乡社会学既有非家乡社会学研究

无法比拟的优势,也会遭遇非家乡社会学研究无需

面对的困难.在家乡被选择为研究对象或研究区

域的情况下,探索能够使家乡社会学的研究扬长避

短的策略变得越来越重要.中国社会学当中的家

乡社会学研究潮流证明,社会学实际上可以成为我

们自己身边社会的学问,而非一定要标新立异或者

故弄玄虚地进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虚化研

究.同时,家乡社会学正处在不断成长之中,一整

套的家乡社会学经验与方法通过持续的总结和提

炼完全可以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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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屈虹)

TheDebateFocusandFieldValueofHometownSociology

———FromthePerspectiveofRuralStudies

ZHANG Hong－yang, WEIChang－qing, ZHAO Huang

(DepartmentofPublicAdministration,ZhejiangPartyInstituteofCPC,

HangzhouZhejiang３１１１２１,China;SchoolofMarxism,ZhejiangPoliceCollege,

HangzhouZhejiang３１１１００,China;InstituteofCultureand History,Wuhan

AcademyofSocialSciences,WuhanHubei４３００１９,China)

[Abstract]Hometownistheresearchfieldofsociology,andhometownsociologyistheperspective

andmethodofsociology．TalkingabouthometownbasedonhometownhasneverbeentheoriginalinＧ

tentionofhometownsociology．Fromthebeginning,itwastostepoutofhometownandseehometown．

Hometownsociologyhasprovidedimportantcasestudiesandresearchareasforruralresearch,butit

hasalsofacedcriticismsuchasweakrepresentativeness,difficultiesinvalueneutrality,andpossible

honestyissues．Itisnecessarytore－examinethefieldvalueofhometownsociology,fullyunderstand

thenecessity,convenience,andopennessofhometownsociology,andavoidpossibletendenciessuchas

laziness,fabrication,andlackofseriousness．ThelegitimacyofhometownsociologystemsfromthesciＧ

entificvalueofhometownsense,whichprovidesresearcherswithvaluabledrivingelementssuchaseＧ

motions,senseofresponsibility,andsenseofmission．AcompletesetofhometownsociologicalexperiＧ

encesandmethods,throughcontinuoussummarizationandrefinement,canfullybecomeabrilliantpart

oftheinnovationofsociologicaltheoriesandmethods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inthenewera．

[Keywords]Hometown;Field;ResearchMethods;InvestigationandResearch;HometownSociolＧ

ogy

１６４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公民道德教育观念变迁个案研究”(编号:２０FZXB００８).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１２－０６

[作者简介]童建军,男,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博士;

王俊飞,男,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２０２４年５月 内 蒙 古 社 会 科 学 May．２０２４

第４５卷 第３期 INNER MONGOLIASOCIALSCIENCES Vol．４５ №．３

DOI:１０．１４１３７/j．cnki．issn１００３－５２８１．２０２４．０３．０２１

当代青年个体化生育价值观及其引导研究

童建军, 王俊飞

(中山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２７５)

[摘 要]人口生育既是一种生物繁衍活动,又是一种价值选择活动.伴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

个体化生育价值观在青年群体中流行.个体化生育价值观将生育从家国责任和文化传统的约束中剥离出来,

使生育成为个人“过属于自己的生活”的“私事”的重要部分.在个体化生育价值观的推动下,青年群体中出现

了以愈发重视生育代价、遗落生育价值预设和淡化生育精神价值为主要内容的思想特点与行为倾向.主体性

“偏执”、工具理性的“统治”和精神世界“荒芜”等西方现代性方案的局限催化出青年生育选择的“去关系化”

“功利化”和“去精神化”.青年个体化生育价值观的引导需要以“两种生产”理论为指导,以生育友好型社会建

设为抓手,激活中华优秀传统生育文化基因,在满足青年个体需要的同时实现国家和社会的人口战略目标.

[关键词]当代青年;个体化;生育价值观;现代性;引导

[中图分类号]C９２４．２１;C９１３．５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５２８１(２０２４)０３－０１６５－０８

面对我国总和生育率持续下降、人口老龄化程

度日益加剧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加强对

年轻人生育观的引导,提高人口发展质量.[１]当代

中国青年的生育目的、生育态度、生育动机和生育

行为等的转变是青年生育价值观深层变革的产物,

其中最重要的表现是个体化生育价值观的崛起和

流行.个体化生育价值观不同于生育的个体价值

观,因而有必要首先在界定生育价值观的基础上进

一步区分生育的个体价值观与个体化生育价值观.

生育价值观是人们关于生育是否有价值以及具有

何种价值的根本观点,影响着人们对生育目的、生

育态度、生育动机和生育行为的思考、判断和选择.

生育价值观包含生育的个体价值观和生育的社会

价值观.生育的个体价值观指的是关于生育是否

具有个体价值以及具有何种价值的根本观点.个

体化生育价值观是一种特殊的生育价值观,是指从

个体的需要、兴趣、利益和满足等方面认识、选择和

评价生育活动的价值观.个体化生育价值观将生

育从家国责任和文化传统的约束中剥离出来,使生

育成为个人“过属于自己的生活”的“私事”的重要

部分.可见,生育的个体价值观是生育价值观的内

容,而个体化生育价值观是理解生育价值的“唯我”

立场.反思当代青年个体化生育价值观引致的生

育活动的否定性表征,有针对性地引导当代青年跳

脱个体化生育价值观的窠臼,转向从自我利益之外

给生育活动以更合理的理由,从而实现“尊重生育

的社会价值”[２],对于推动我国实现适度生育水平、

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１６５

一、当代青年个体化生育价值观

流行的否定性表征

对于当代青年而言,所谓的“人生”不是为Ђ人

设计的人生,而是为自己设计并由自己实现的人

生.由于人最重要的是“过属于自己的生活”,因此

凸显家国责任的传统生育价值观只是当代青年规

划个人生活的可选项而不是必选项,其已经失去了

当然的崇高权威和必然的逼仄压迫.“人们从父辈

那里遗传下来的生活方式与角色原型不再起作用.

关于Ђ们 的 生 活 方 式 没 有 一 个 历 史 模 式 可 以 参

照.”[３](P．３１)当代青年生育个体意识的觉醒促使Ђ

们在生育代价、生育价值预设和生育精神价值的态

度等方面出现了个体化趋向.

(一)生活风险日益增加,青年愈发重视生育

代价

任何创造价值的活动都是以Є出相应代价的

方式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生育是一种价值性活动,

兼具创造生育价值和Є出生育代价两种基本路向.

生育行为的根本意义在于创造生育价值,既包括对

个体的生存性需要、发展性需要和享受性需要的满

足,又彰显了社会的有机运转、民族的繁荣昌盛、人

类文明的赓续.当然,意义的获得和价值的创造都

需要Є出相应的代价.生育代价是指人类在生育

活动中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舍弃本应属于自己的、之

于自身发展有价值的因素,诸如时间成本、物质成

本和机会成本等,又如主体的身心健康、精神状态,

这些因素与生育创造价值的活动紧密相连且难以

完全规避.

客观存在的生育代价是当代青年进行生育意

愿抉择的重要考量因素,并且生育意愿的高低与生

活风险系数的大小成正比.人们的生育意愿随着

生活环境中的风险感增大而上升.[４](P．１２)

２０ 世纪

８０年代,乌尔里希贝克提出了风险社会理论,强

调“风险社会的概念指现代性的一个阶段;在这个

阶段,工业化社会道路上所产生的威胁开始占主导

地位”[５](P．１０).宽泛地讲,“风险社会”是对现代化

事业中面临的各种深层的内在矛盾及其可能引发

的对人类生存产生威胁的社会状况的一种抽象概

括.就我国而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推

动了中国式现代性方案的编制与实施,使得人民群

众从高度集中、统一安排的“单元社会”中脱嵌出

来,但同时也正在迈入一个以自由自决、不确定性

凸显为主要标识的“风险社会”.进一步讲,人民群

众拥有了更高的自由度和更多的自主权,但在面对

时有发生的、性质不同的、类型不一的风险事件袭

扰时,Ђ们的人生反而增加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在

这里,我们可以就经济生活作一简要分析.当前,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处于深入推进期,产业迭代升

级的速度加快,结构性失业问题不断出现,同时受

到金融危机、全球疫情、经济霸权等因素的影响,劳

动就业的稳定性面临挑战,这些都给人们的经济生

活带来了巨大压力.因此,可以说,不可预知的生

活风险加剧了当代青年人生的不确定性.在这种

情况下,一些青年越来越重视生育的代价,会选择

少生孩子甚至不生孩子,通过减少生育成本来提高

Ђ们应对和化解各种风险的可控性,从而更好地把

握住自己的生活,追求一种“确定性的自由”.

(二)闲暇时间受到挤压,青年遗落了生育价值

预设

人类生育不是一种即时的、无差别的生物性活

动,而是一种持久的、不可复制的社会性活动,需要

对其潜在价值、长远价值展开理性预设.所谓生育

价值预设,就是指生育主体根据实际情况预先设定

合理的、动态的价值目标,并为实现这一目标做好

充分准备、采取积极行动.生育价值预设映射着主

体的生育动机以及对满足动机的渴望程度,表明主

体对于生育价值的超前估量以及这种估量的现实

程度.究其实质,生育价值预设是一种以目标为引

领的实践过程,预设并不是幻想,而是生育实践不

可或缺的一部分,预设既肇始于行动之前,又在行

动中不断调适、更新.

作为一种着眼于生育未来价值的主观推演,价

值预设需要耗费、占用个体一定的时间精力;作为

一种强调生育价值筹谋的意识活动,价值预设预示

着生育需要Є出高额的时间成本,包括家庭劳动时

间、照顾护理时间、教育陪伴时间等.人们的时间

可分为“劳动时间”和“闲暇时间”.劳动时间是人

类为了生存所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时间,而闲暇时

间指向劳动之外的可由个人支配的时间.对于当

代青年而言,市场经济引发的激烈竞争、家庭生活

给予的巨大压力和物质利益带来的潜在诱惑促使

Ђ们将大量的时间投入到紧张繁忙的工作之中,陷

入了急切获得闲暇时间而不得、力图减少劳动时间

而不能的窘境.在这种情况下,一些青年就会有意

识地遗落生育价值预设,用一种较为偏激的方式降

低其闲暇时间被挤占和被挪用的可能性,以获得更

１６６

多的自己可自由支配的时间,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

方式.细究起来,青年遗落生育价值预设的考量主

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生育价值预设的不确定性

使Ђ们倾向于追求当前的既得利益.生育价值预

设是对长远价值、潜在价值的主观设计,归根结底

只是一种实现的可能,面对这样的未知性和不确定

性,青年可能会陷入恐慌、焦虑之中,进而致力于追

寻眼前的、可控的东西.二是生育价值预设的社会

倾向性使青年萌发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

态.生育的长远价值、潜在价值更多地指向社会机

体的运转、民族文明的赓续,侧重于挖掘和培育对

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有一定贡献的人才.这种社

会价值倾向可能会导致青年产生“与我无关”“交给

Ђ人去做”等带有个人主义色彩的想法.

(三)对人的依赖性减弱,青年淡视生育精神

价值

生育的物质价值主要包括家庭经济供给和养

儿防老两个方面,它对人们生育意愿抉择的影响力

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有所区别.在传统社会,

生产力相对低下,只有投入大量的体力劳动,才能

借助有限的生产资料谋求物质生活的自给自足,因

而,人口众多意味着经济生产有动能、家庭生活有

保障.人们迫于生存的压力,逐渐形成了多生孩

子、生男孩的生育意愿,凸显了人与人之间基于血

缘关系或人身依附关系的依赖性.在现代社会,随

着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人与人之间的依赖性正在不

断减弱,物质需求之于个体生育行为选择的强制性

随之呈现式微的态势.一方面,科学技术作为第一

生产力的地位越来越牢固,脑力劳动和人口质量的

社会意义以及经济价值越来越突出,这使得家庭经

济供给与体力劳动和人口数量的正相关的相关系

数越来越小;另一方面,在社会保障体系建立且日

益健全和市场化养老产业兴盛不衰的双轮驱动下,

家庭养老作为个人养老的唯一选择或最佳选择的

地位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人们“养儿防老”的生育动

机随之淡化.当“经济供给”“老有所养”不再成为

生育的强制性理由时,面对激烈的竞争环境和高额

的生育成本,部分青年会选择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来发展自我、完善自我,走上一条“自我养老”与“社

会养老”相结合的新型道路,以此提高物质生活的

富足性,增强人生道路的确定性.

生育主体的精神需要指涉维持家庭关系的和

谐以及增强自我的成就感和天伦之乐的情感满足

等方面.当物质需求之于个体生育行为选择的强

制性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逐渐式微时,对精神价值

的追寻越来越成为现代社会生育动机的主要方面.

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行却增强了人们

对物的依赖性,人们开始从“经济人”的视角用等价

交换原则审视生育价值.当不再迫于生存压力而

生育时,一些青年将经济利益的实现作为生育价值

考量的主要指标,把物质需要的满足视为生育行为

选择的重要标准,主张生育的精神价值应让位于生

育的物质价值,主张生育价值的实现应让位于物质

生活水平的提高,以此来构筑自己的生活内容和生

育观念.

二、当代青年个体化生育价值观

生成的现代性症结

人既是现代化的主体,又是现代化的客体;既

是现代化的手段,又是现代化的目的.因此,实现

人的现代化是现代化事业的核心任务.人的现代

化的本质就是人的内在价值观念的现代化,而不是

外在言行举止的现代化.虽然不同的民族、国家和

地区在推动人的现代化的进程中都普遍重视人的

自由、平等、独立和尊严等价值观念,但是,在处理

主体与客体、情感与理性、物质与精神等关系时却

存在不同的现代化方案,即走出了差异化的现代化

道路.中华民族对现代化的探索可以追溯至１９世

纪中后期,但中华民族现代化的全面开启被认为是

在改革开放以后.在中国人走出国门、放眼世界的

同时,西方社会关于人的现代化的价值观念传入中

国,并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社会关于人的主体

性、理性、自由等现代性观念的思考.毋庸置疑,高

扬人的主体性、推崇理性、追寻自由等现代性价值

方案的确很重要,其构成了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相

区别的重要维度.然而,在实践过程中,一旦脱离

了与本土既有价值资源的有机衔接,这些价值方案

就容易陷入主体性的“偏执”、工具理性的“统治”、

精神世界的“荒芜”等困境之中.这些价值困境从

本源性层面裹挟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直

接袭扰着当代青年对生育的价值选择.

(一)主体性的“偏执”与青年生育价值观的“去

关系化”

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前置性问题在于如

何认识自我以及自我与Ђ者的关系,对这一问题的

解决关乎人类文明的发展程度.启蒙之前,人类要

想获得幸福就需要依靠“哲学王”“上帝”等虚幻的、

１６７

外在的神圣力量,自我长期处在自然界、神灵的宰

制之下,“无我”成为一种人生状态、一种生活方式.

启蒙以来,人类尝试以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来考量

自我与Ђ者的关系,逐渐脱离了自然界的控制,摆

脱了封建神学的束缚,在追寻自由、平等、博爱的过

程中不断推动着主体性的解放和主体性地位的确

立.现代化的使命在于“实现上帝的祛魅,它的根

本旨趣在于把理性化的人奠定为整个世界的最终

基点和使世界成为可能的最后根据”[６](P．３９５).实际

上,现代化的开辟得益于人的主体性的觉醒,而主

体性的回归是现代化的价值追寻.主体性的觉醒

表征着主体与客体分离、分立的趋势,主体性的回

归表征着主体与客体共生、共荣的趋势,这是社会

进步的必然规律,也是人类发展的题中之义.然

而,囿于生产力发展的不充分和生产关系发展的不

平衡,主体性在回归的过程中可能会走向另一个极

端,即主体性的“偏执”.主体性的“偏执”是对主体

性的片面强调,是唯主体至上的观念认知,是自我

与Ђ者之间关系的畸形化发展,它的另一面是客体

性的“弱化”甚至“消亡”.作为人的现代化的价值

危机之一,主体性“偏执”在现实生活中孕育出“原

子式”孤立的个体,主张自然是自我征服和统治的

对象,认为Ђ人、集体是与“我”毫无关联且绝对对

立的“Ђ者”,认为社会、国家不过是千万个“唯我”

个体的简单组合.可以说,虽然现代化事业的开៿

促进了人的主体性的解放,但其又为将人的主体性

置于新的“囚笼”提供了可能.

主体性的“偏执”使得“单个的人具有至高无上

的内在尊严和价值,其Ђ的一切,包括共同体都是

满足个人价值的手段”[７](P．２８),成为一种日渐流行

的观念.处于现代化洪流中的人们在进行生育价

值的选择时或多或少、或隐或显地受到主体性“偏

执”的裹挟,主张生育是个人的私事,生不生、何时

生、生多少应当由其“自我意志”决定,群体的利益、

社会的运转、民族的赓续并不在Ђ们生育决策的考

量范围内.这实质上是一种生育价值观的“去关系

化”,坚持自我是生育领域的“立法者”,割裂了自我

与Ђ者的联系,抛弃了外在的关系羁绊,以自我的

想法、偏好、利益作为生育价值判断的主要标准,选

择忽视或遗忘国家倡导的、社会奉行的生育价值共

识,陷入了价值主观主义的迷雾之中.由此看来,

当代青年个体化生育价值观潜藏着较为鲜明的“去

关系化”倾向,其解决之道在于引入主体间性的思

维方式,借以形塑青年的主体性意识,凝聚道德价

值共识,推动原子化自我向关系性自我转变.

(二)工具理性的“统治”与青年生育价值观的

“功利化”

如果说主体性的觉醒是构成现代化生发的先

决条件,那么,对理性的崇尚则是推进现代化的核

心动力,没有理性的解蔽与祛魅之功,则很难有现

代化的恢弘的张力空间.启蒙思想家将理性从上

帝的宰制下彻底解放出来,坚信一切问题都可以在

理性那里得到解答,Ђ们一边呼吁“上帝已死”,一

边又在内心深处塑造出一个新的“神祇”———理性.

“除了理性外更没有什么现实的东西,理性是绝对

的力量.”[８](P．３２５)在理性的运思下,人的欲望尤其是

物质欲望通过最便捷的途径、采用最高效的方法获

得了前所未有的满足,沉浸在这种满足之中,人们

开始推崇一种“强调手段的合适性和有效性而不管

目的恰当与否的理性”[９].换言之,工具理性的“专

制”和“霸权”在人类欲望的加持下逐渐被确立起

来.根据马克斯韦伯的观点,理性可划分为工具

理性和价值理性,工具理性注重手段的实用性、目

的的功利性,价值理性强调行为和目的应体现仁

爱、自由、公正等德性.人类理性应当是工具理性

与价值理性的辩证统一,价值理性是工具理性的精

神动力,工具理性是价值理性的现实支撑.然而,

近代以来,对启蒙理性的宣扬异化为工具理性的

“统治”,成为启蒙运动未完成的哲学筹划.在人的

发展视域下,这种“统治”主要表现为对技术理性的

片面强调.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可以凭借自

己的力量去完成此前Ђ们相信只有依靠虚幻的、外

在的神圣力量才能完成的事情,人们对自然界的征

服欲和对物质世界的占有欲愈强,则对技术理性的

推崇就愈盛,技术所蕴含的效用最大化思想随之占

据了主导地位.可见,工具理性的“统治”在现代化

事业 中 已 经 生 成,成 为 阻 碍 现 代 化 发 展 的 价 值

难题.

在工具理性的“统治”下,实践的价值准则往往

是结果导向的,至于行为的意义、过程的价值则不

在人们考量的范围之内.人是一个置身于不断发

展过程中的生命体,只关注结果的好坏而不注重行

为过程,这是现实的人的一种异化.对于生育主体

而言,生育是一种助力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意义

性活动,实现生育的自我回归就必须在持久的、不

可复制的生育实践中不断地展现和确证生育的本

质力量.这就表明,生育价值的创造是一个确定性

与不确定性相统一的过程,生育价值的衡量指标包

１６８

括结果性和过程性两个维度,其中,过程性指标是

第一位的,且两者不可偏废.然而,在现实生活中,

遭受工具理性“统治”的价值困境裹挟的人们在进

行生育行为的选择时倾向于坚持效益最大化的原

则,相信生育价值的获得与生育代价的Є出不对

等,忽视了生育的长远价值和潜在价值,使生育价

值观陷入了“功利化”的窘境.可见,趋向“功利化”

已成为当代青年个体化生育价值观发展的一种态

势,需 要 对 此 予 以 重 视 并 有 计 划、有 组 织 地 加 以

引导.

(三)精神世界的“荒芜”与青年生育价值观的

“去精神化”

无论是主体性的觉醒还是理性的运思,其目的

均在于将人从彼岸世界拉回此岸世界,从自然界、

宗教神学的手里夺回人类生存发展的主导权.因

此,社会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日益世俗化成为现

代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世俗化意味着我们与传统

“决裂”、与现实“接轨”,意味着我们抛弃了超验性、

神圣性的精神寄托,放弃了对虚妄的终极意义的盲

目追寻,转而在经验世界中寻觅自我的价值和生活

的真谛.也就是说,启蒙运动促成的“上帝之死”属

于一场里程碑式的文明变革,彼岸世界的崩塌促使

一切行为的最高价值和根本依据不复存在.随之

而来的问题是,人类的精神世界如何在“诸神寂灭”

的情况下寻找新的归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启蒙

思想家们做出了种种筹划,诸如康德在善良意志中

找寻绝对律令、密尔追逐基于最大幸福原则的功利

主义、休谟和斯密立足于“同情/共情”阐释道德行

为准则,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正如麦金太尔所

言:“为道德提供合理证明的运动决定性地失败了;

从此以后,我们这些前辈们的文化以及随其后产生

的我们的文化的道德缺乏任何公共性,为人们共有

的合理性或可证明性.”[１０](P．６５)因此,人类的精神世

界陷入了两难境地,一方面脱离了彼岸世界以弃绝

绝对价值,另一方面未能在此岸世界找到真正的依

归.“在现代性背景下,个人的无意义感,即那种觉

得生活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东西的感受,成为根本

性的心理问题.”[１１](P．９)可以说,意义匮乏是人的现

代化的一种可能的生存状态,现代人的精神世界在

某种程度上处于荒芜之中.这种状态为主体性的

“偏执”、工具理性的“统治”预置了极大的生长空

间,有生命的人开始一味地追求物质生活的满足,

推崇消费主义、享乐主义,把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

的关系错误地简化为物质关系、金钱关系,成为马

尔库塞笔下的“单向度的人”.

在精神世界“荒芜”的价值困境的裹挟下,当生

育的精神需求与生活的物质追求相矛盾时,当高额

的养育成本与自我财富的增加相冲突时,当预设的

生育价值与即时的生活享乐相抵牾时,人们就会毫

不犹豫地选择物质、金钱和享乐,排斥生育、放弃生

育.进一步讲,市场经济的深入推进和科学技术的

迅猛发展使整个社会的商业产品急剧丰富、经济生

活多姿多彩,人们内心深处对物质的欲望被唤醒并

在满足中不断增强,使其逐渐热衷于对物质财富的

占有和竞争,沉迷于过度消费和超前消费,而不去

思量生育的个体价值和社会价值,因为Ђ们认为生

儿育女意味着放弃物质享受、៾绝消费乐趣.可

见,作为当代青年个体化生育价值观的基本表征,

淡化生育的精神价值与精神世界“荒芜”的现代性

价值困境在某种意义上有着些许关联,因此,如何

避免当代青年生育价值观趋向“去精神化”的境地,

成为一个必须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三、引导当代青年个体化

生育价值观的综合性策略

深入推进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要求

我们必须认真对待当代青年个体化生育价值观问

题,推动青年适应国家生育政策的调整和优化,将

自身的生育行为融入民族复兴、文明赓续的宏伟事

业之中.然而,个体选择不生孩子或者少生孩子是

现代社会公民个体权利的重要表现,社会不能轻易

地通过法律强制或者道德谴责的手段逼迫个体选

择生孩子或者多生孩子,这是现代社会文明的底

线.因此,对于当代青年个体化生育价值观,不应

一味地批评和指责,而是要设身处地地理解Ђ们,

懂得这是青年追求自我生活的自由和权利,在此基

础上提倡当代青年尊重生育的社会价值,通过切实

有效的综合性措施引导当代青年尊重和实践生育

的社会价值.

(一)贯彻“两种生产”理论,构建引导当代青年

个体化生育价值观的顶层设计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生产涵括物质资料的生

产和人类自身的生产,两种生产之间的关系及其运

动构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脉络.其一,“两种

生产”互为条件.物质资料的生产需要一定的劳动

人口才能进行,“人本身是Ђ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基

础,也是Ђ进行的其Ђ各种生产的基础”[１２](P．３５０);

１６９

人类自身的生产需要在消费相当份额物质资料的

基础上才能开展,人们“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

住穿以及其Ђ一些东西”[１３](P．１５８).其二,“两种生

产”互相制约.物质资料的生产对人类自身的生产

具有决定性作用,“人只能在既定的生产力状况下

才能发挥自己的能动作用”[１４](P．３３);人类自身的生

产对物质资料的生产具有能动的反作用,“人和人

口是社会生产的主体和目的”[１４](P．３４).其三,“两种

生产”相互协调是社会生产的最佳状态.“如果没

有充分的生产资料,买者所支配的超额劳动就不能

得到利用如果现有生产资料多于可供支配的

劳动,生产资料就不能被劳动充分利用,就不能转

化为产品.”[１５](P．３４)简言之,只有物质资料的生产与

人类自身的生产相互适应,才能人尽其才、物尽其

用,社会生产才能有序推进.

“两种生产”理论揭示了社会生产与文明赓续

的内在规律,为引导当代青年个体化生育价值观提

供了方法论启示.其一,对当代青年个体化生育价

值观的引导必须坚持人民至上的理念,统筹解决当

代青年生育的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人民是历史

的创造者,一切问题的解决必须植根人民、造福人

民.引导当代青年个体化生育价值观支撑人口规

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需要坚持人民至上的

价值理念.人民至上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要首先

落实到对现实群体实际需要的满足上.不同时代、

不同群体对实际问题的理解与诉求存在差异,既不

能以既往时代的实际问题替代当下时代的实际问

题,也不能混淆不同社会群体的实际问题.价值引

领的时代及其所面对的客体变了,那么,所要解决

的实际问题必然会随之改变.因此,引导当代青年

个体化生育价值观,必须深入青年群体,了解Ђ们

的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尊重和满足Ђ们合理的利

益诉求,以利益导向凝聚价值共识.其二,坚持“两

种生产”一起抓是引导当代青年个体化生育价值观

的根本方法.青年生育价值观的发展程度最终是

由物质资料生产水平决定的,而物质资料生产的发

展又建基于青年群体的生育行为及其构成的人口

形势.因此,对当代青年个体化生育价值观的引

导,一方面,要抓物质资料的生产,只有青年的物质

需要和生活需求更好地得到满足,束缚生育行为的

消极因素才能消除;另一方面,要抓人口的生产,只

有人口的生产更好地适应物质资料的生产,生产力

才会不断地发展,社会才能不断地进步,青年群体

各方面的需求才能更好地得到满足.坚持“两种生

产”一起抓,需要在战略上把二者放到同等重要的

位置上,但在实践策略上应当依据社会经济发展的

具体情况而有所侧重地加以落实.

(二)推动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打造当代青年

尊重生育的社会价值的现实环境

对于当代青年而言,正是高额的生育养育成

本、日益增加的经济生活压力、严峻的职业发展困

境等因素的客观存在,诱发了个体化生育价值观的

形成,折射出当下中国社会对青年生育自主决策、

自觉抉择的不友好状态.换言之,社会发展的不充

分、运行机制的不健全阻碍了青年生育权的充分实

现,解构了生育的社会价值的实现途径.因此,发

现和清除当前社会中存在的不利于生育价值选择

的一切不和谐因素是推动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引

导青年个体化生育价值观的着力点.生育友好型

社会实质上是一个育龄青年在高度理性的前提下

自觉地理解并响应国家生育政策的社会状态,在此

状态下,“生育的尊严和价值会得到普遍尊重,生育

权利和生态得到强力保护”[１６].国家生育政策集

中体现了生育的社会价值,因此,可以说,生育友好

型社会建设有助于打造当代青年尊重生育的社会

价值的现实环境.

推动建 设 生 育 友 好 型 社 会,首 先 要 “还 权 于

民”,让生育权回归家庭,这是促使当代青年尊重生

育的社会价值的前提条件.生育权是一项基本人

权,是个体与生俱来的权利,生育权的实现就是要

让生育权回归家庭、回归个体,由家庭成员、夫妻双

方共同决定生育孩子的时间、数量.让生育权回归

家庭并不是否定党和国家在人口战略规划中的作

用,而是强调不再需要通过法律、行政等强制性手

段规约个体的生育行为,反而转向对公共服务和公

共产品的提供上来,引导、调节个体的生育行为,帮

助Ђ们廓清生育价值认知的“迷雾”,消除生育价值

选择的“障碍”,实现自主生育、自愿生育.同时,让

生育权回归家庭不是否定和抛弃计划生育政策,而

是要求政策不再从生育数量的选择和生育时间的

间隔等方面做出具体限定,从国家战略层面,立足

社会利益,提倡生育数量的一般边界以及生育间隔

的合理限度,并辅之以宣传教育、群众自治等手段,

推动政策的价值导向深入人心.另一方面,建设生

育友好型社会,需要“赋值生育”,推动生育成本的

合理共担是促使当代青年尊重生育的社会价值的

必然要求.费孝通曾言,生育是一项损己利人的事

情[１７](P．６１),即生育是一种成本内部化而收益外部化

１７０

的实践活动.也就是说,生育需要耗费个体大量的

时间、精力和财富,而其效益却更多地体现在子女

成长、社会继替、国家发展的层面.既然如此,要求

青年为了Ђ人、社会的利益而去生育便是一种“无

理要求”.使这一要求变得合理的关键举措在于

“赋值生育”,在政策、资金、待遇等方面大力支持个

体的生育行为,扭转绝大部分生育成本由家庭独自

承担的现实,不断缩小甚至是弥合生育Є出与生育

收获之间的差距.因此,推动生育友好型社会建

设,需要不断地完善生育支持政策,建立健全生育

支持机制,明确国家、社会、家庭和企业在生育、养

育和教育上的职能定位与权责关系,促进生育成本

尤其是时间成本、经济成本在各主体之间的合理

分配.

(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植引导当代青

年个体化生育价值观的文化情境

以儒家为主导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存在从关

系视角理解人、定义人的倾向.虽然在儒学中自治

的个人被明确地肯定了,但是儒家从来没有将个人

看成“孤立”的个体;虽然在中国传统社会关系的中

心可以找到个人的思想和作为自治个体的自我,但

这并 不 能 被 简 单 地 解 释 为 个 人 与 群 体 的 关

系.[１８](PP．５７~７７)人嵌入相应的社会关系并恰当地扮

演不同的社会关系所赋予的角色就是做人的过程.

社会关系对于每一个人都构成无法逃脱的“命定”,

规定和限定着每一个人.“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构

成(co－constitution)的世界.我们已然由关系中

产生,不可能摆脱关系.即便在最私有的时刻,我

们也并非独自一人.”[１９](P．３)“我”既是父亲的儿子,

又是儿子的父亲,还是妻子的丈夫.每一个角色都

对应着一层关系,每一层关系都对应着一种义务,

履行好这种义务就称之为“义”.因此,在中国传统

社会,每个人都是一个关系性存在,家国一体便是

其中最宏大的关系网.当代青年个体化生育价值

观偏向于孤立地理解个人,而忽视了个人对周遭关

系的责任,只重视生育对个人的影响,而未见或未

考虑生育对周遭关系造成的后果.当代青年努力

追求“过属于自己的生活”,结婚成家,生儿育女,努

力奋斗,这些传统的人生活法的价值魅力在衰减.

虽然这是当代青年个人选择的生活方式,有其正当

性的一面,但若不加以正确地引领、规范,就可能会

走向偏激.因此,对当代青年个体化生育价值观的

引导,需要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基因,营

造以尊崇合理的社会关系、尊重生育的社会价值为

鲜明导向的文化环境.

进一步讲,以传宗接代、多子多福、养儿防老为

主要内容的中华传统生育理念是中华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维系着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

推动着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赓续至今.今天看来,

中华传统生育理念是小农生产方式的产物,必然包

含落后的、糟粕的社会属性,但这些理念寄托了中

国古人朴素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之情,既体现了人

们对人生幸福、国家富强的理解和追求,也彰显了

“孝悌”“家国共生”等传统美德,仍然存在道义上可

被理解的空间和内涵上可供借鉴的方面.客观地

说,当代青年生儿育女的想法不是消失了,而是被

压抑了.当代青年认定生育活动影响职业发展、经

济收入和生活闲暇等的态度越坚定,Ђ们压抑生儿

育女的生命冲动就越强烈.显然,从传宗接代、多

子多福和养儿防老的角度来看待生儿育女很难为

当代青年所悦纳,但是,这些观念背后所揭示的“生

育具有个体满足性的价值”的观点是具有启发性

的,可以成为引导当代青年尊重生育的社会价值的

“硬逻辑”.只有清晰地讲深、讲活、讲透这个“硬逻

辑”,只有告诉青年生育对于个体的生活而言为什

么是值得投入的Є出,才能更好地将生育的社会价

值融渗到个体价值当中.这不是源于对传宗接代、

多子多福和养儿防老等功利的考虑,而是立足于人

生完整性的考虑,生育构成了人的更丰富的精神生

活的重要内容.当然,为了说清楚这种“硬逻辑”,

引领的方式要采用符合当代青年的“软文体”.因

此,我们应当立足时代需要、结合青年实际,推动传

统生育理念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突出其内

含的社会价值,挖掘其蕴藏的时代内涵,使用一些

喜闻乐见的语言形式将其形象地表述出来,开辟一

些显隐结合的渠道将其广泛地传播开来.

总之,引领当代青年从个体化生育价值观走向

尊重生育的社会价值,离不开对两个基本前提的把

握.第一,通达美好生活是青年价值引领的重要使

命.青年价值引领的本意是将社会的主导性价值

观念传导给青年,提高青年价值素质的教育实践.

价值素质是青年成长的重要内容,也是青年为追求

美好生活而必需的精神准备.第二,落实、落细是

青年价值引领的总要求.青年群体有着不同的际

遇、利益、追求和境界,Ђ们是丰富而复杂且有着自

由意志的存在者,具有发展性和变化性.因此,要

引领当代青年尊重生育的社会价值,应立足当代青

１７１

年的美好生活需要、满足当代青年美好生活需要,

尊重和顺应青年的思想特点,推动价值引领因事而

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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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屈虹)

ResearchontheIndividualizedReproductiveValuesof

ContemporaryYouthandItsGuidance

TONGJian－jun, WANGJun－fei

(SchoolofMarxism,SunYat－senUniversity,GuangzhouGuangdong５１０２７５,China)

[Abstract]Populationfertilityisnotonlyabiologicalreproductionactivity,butalsoavalueselecＧ

tionactivity．WiththerapiddevelopmentofChina＇seconomyandsociety,individualizedreproductive

valuesarepopularamongyoungpeople．ItstripsfertilityfromtheconstraintsoffamilyandnationalreＧ

sponsibilitiesandculturaltraditions,makingitanimportantpartoftheprivateaffairofeachindividual

livingyourownlife．Underthepromotionofindividualizedreproductivevalues,therehaveemergedideＧ

ologicalcharacteristicsandbehavioraltendenciesamongyoungpeople,mainlyfocusingonthecostof

childbirth,abandoningthepresetvalueofchildbirth,anddownplayingthespiritualvalueofchildbirth．

ThelimitationsofWesternmodernityprogramssuchasparanoiaofsubjectivity,dominationofinstruＧ

mentalreasonanddesolationofthespiritualworldcatalyzethede－relational,utilitarianismandde－

spiritualizationofyoungpeople＇sreproductivechoices．Theguidanceofindividualizedreproductivevalues

amongyoungpeopleneedstobeguidedbythetheoryoftwotypesofproduction,withtheconstruction

ofafertilityfriendlysocietyasthestartingpoint,activatingthegenesofexcellenttraditionalChinesereＧ

productiveculture,tomeettheneedsofindividualyouthwhileachievingthepopulationstrategicgoals

ofthecountryandsociety．

[Keywords]ContemporaryYouth;Individualized;ReproductiveValues;Modernity;Guidance

１７２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社会治理与协同赋权:残疾人就业支持路径

研究”(编号:２２XNH０８７).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１１－０１

[作者简介]杨立雄,男,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社会学博士;

张豫南,女,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博士研究生.

２０２４年５月 内 蒙 古 社 会 科 学 May．２０２４

第４５卷 第３期 INNER MONGOLIASOCIALSCIENCES Vol．４５ №．３

DOI:１０．１４１３７/j．cnki．issn１００３－５２８１．２０２４．０３．０２２

共享、发展与融合:残疾人家庭

共同富裕的内涵辨析与发展路径

杨立雄, 张豫南

(中国人民大学 劳动人事学院, 北京 １００８２７)

[摘 要]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残疾人家庭与一般家庭存在较大的收入差距,具有较高的返贫风险,是实现

共同富裕的短板.残疾人家庭共同富裕问题的成因较为复杂,可以归纳为“体能主义”的发展理念、“事业为

纲”的政策偏差和普遍存在的社会排斥.逐步实现残疾人家庭共同富裕,需要超越收入维度,从残疾人的全面

发展和残疾人家庭社会融合方面理解其内涵,在此基础上,通过建构共享路径、发展路径和融合路径,逐步实

现残疾人家庭共同富裕的目标.

[关键词]残疾人家庭;共同富裕的内涵;全面发展;社会融合

[中图分类号]D６９９６９;F２４９２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５２８１(２０２４)０３－０１７３－０８

由于残疾人具有较低的资源禀赋和发展能力,

残疾人家庭存在支出和收入的双重困境,是低收入

群体中的特殊困难群体,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短

板.近年来,学界从不同角度分析残疾人家庭共同

富裕问题.有学者认为实现残疾人家庭共同富裕

应关照精神、物质以及残疾人的自我实现三个维

度[１];有学者从历史、理论和实践逻辑阐释了残疾

人共同富裕问题的起源、理论基础和政策路径[２];

有学者探析了推动残疾人家庭实现共同富裕的着

力点[３]和实现路径[４][５].既有研究多聚焦于实现

残疾人共同富裕的短板和政策改进,但对残疾人共

同富裕中的元问题,即残疾人家庭共同富裕的内

涵[６]关注较少.准确理解残疾人家庭共同富裕的

内涵,不仅有利于清晰地界定其外延或边界,而且

有利于厘清实现残疾人家庭共同富裕的发展路径.

本研究拟系统梳理残疾人家庭共同富裕问题,对残

疾人家庭共同富裕的内涵进行辨析,提出逐步实现

残疾人家庭共同富裕的路径.

一、残疾人家庭共同富裕的探索及其问题

(一)残疾人家庭共同富裕的探索

受多种因素影响,残疾人家庭具有较高的贫困

发生率,其Ђ居民家庭存在较大的收入差距,因此,

增加残疾人家庭的收入、缩小残疾人家庭与其Ђ居

民家庭的收入差距成为我国残疾人社会政策关注

的重点.新中国成立后,基于“就业优先”的理念,

我国政府建立起劳动福利制度,组织残疾人及其家

１７３

庭开展生产自救,一些城市兴办了福利工厂以安置

残疾人就业.然而,与数量庞大的残疾群体相比,

实现就业的残疾人仅为少数.家庭是保障多数残

疾人生存的唯一主体,残疾人家庭尤其是农村残疾

人家庭存在较高的贫困发生率.１９８７年第一次全

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显示,部分地区农村贫困残疾人

占贫困人口的比例高达７５％,部分残疾人处于极

度贫困状态.[７]

１９８６年国家实施开发式扶贫战略,对残疾人

家庭实施的缓贫政策转为开发式扶贫.国家出台

了多项政策助力残疾人扶贫开发,«中国残疾人事

业“八五”计划纲要(１９９１年—１９９５年)»和«中国残

疾人事业“九五”计划纲要(１９９６年—２０００年)»均

将残疾人扶贫作为重点工作.随着残疾人社会保

障体系和服务体系的不断健全,残疾人的社会安全

网日益完善,兜底保障在缓解残疾人家庭贫困、降

低残疾人家庭贫困发生率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

要的作用.我国残疾人家庭收入实现快速增长,贫

困发生率大幅下降,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累计扶持农村

残疾人 ２０１５．７ 万人次,１３１８ 万 名 残 疾 人 摆 脱 贫

困.[８]然而,残疾人家庭的平均收入水平与全国家

庭平均收入水平一直存在较大差距.２０１３年,我

国城镇残疾人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仅相当于全国

城镇总体水平的６０％,农村残疾人家庭人均纯收

入 仅 相 当 于 全 国 农 村 家 庭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的

８３％.[９]

随着贫困标准的提升,２０１５年农村贫困残疾

人达到１２３０万人,农村残疾人家庭的贫困问题凸

显.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残疾人小康进程

的意见»指出,２０１５年未实现脱贫的农村残疾人为

１２３０万,占残疾 人 总 人 口 的 １４．４７％.２０１５ 年 ９

月,国务院印发«国务院关于全面建立困难残疾人

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的意见»,全

面建立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２０１６年１２月,中国

残联、中组部等２６个部门和单位共同制定了«贫困

残疾人脱贫攻坚行动计划(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要求

通过全面落实农村低保等社会救助政策、减少贫困

残疾人医疗康复费用刚性支出等措施,稳定实现贫

困残疾人及其家庭“两不愁、三保障”,基本康复服

务、家庭无障碍改造覆盖面有效扩大,确保现行标

准下建档立卡的贫困残疾人如期实现脱贫.在实

施脱贫攻坚战略后,国家进一步加大对残疾人事业

的支持力度,全面推进开发式扶贫、均等化服务、特

惠式保障,农村残疾人家庭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得到

了提升.截至２０２０年底,７００多万贫困残疾人如

期脱贫,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

贴制度惠及２４００多万残疾人,１０６６．７万残疾人被

纳入最低生活保障[１０],我国残疾人家庭因残致贫

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二)残疾人家庭共同富裕面临的问题

经过多年的脱贫攻坚,我国建档立卡的农村残

疾人已全部摆脱贫困,残疾人的家庭收入稳步提

高,家庭生活质量逐步改善,残疾人的权益保障体

系和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健全.但是,我国实现

残疾人家庭共同富裕仍然面临较多难题.

一是残疾人家庭收入仍然偏低,是低收入群体

的主要组成部分.残疾人动态更新数据显示,２０２０

年,１０１４．４万登记残疾人被纳入低保,占登记残疾

人 口 数 的 ２８．１％.① 民 政 部 的 数 据 显 示,截 至

２０２２年底,全国共有 ４４２５．９ 万 人 被 纳 入 城 乡 低

保,其中残疾人口数为１０４５．５万人,占全国城乡低

保总人数的近四分之一.[１１]近年来,残疾人中特困

供养的比例持续提高.２０２０ 年,我国共有 １０７．５

万残疾人被纳入特困救助供养范畴,占全国特困救

助供养人口总数的比例达到２２．５％.动态更新数

据显示,特困供养人员中残疾人占登记残疾人总数

的比 例 从 ２０１６ 年 的 ４．５７％ 增 长 到 ２０２２ 年 的

７．３％.

二是残疾人家庭与总体居民家庭的收入差距

持续拉大.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全国残疾人家庭人均

年收入从１３７６５．６元增长至１６１１２．３元,年均增长

率为８．２％;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２３８２１元

提升至２８２２８元,年均增长率达８．９％;残疾人家

庭人均年收入与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差距

由１．７３倍扩大到１．７５倍.按照收入五等份分组,

２０１８年残疾人家庭中等收 入 户 的 人 均 年 收 入 为

１２２３４．２元[１０],全国居民中间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

入为２３１８９元[１２],前者仅为后者的５２．８％.近年

来,残疾人家庭人均年收入始终处于社会平均水平

的５０％~６０％之间.[１３]如何进一步缩小残疾人家

庭与其Ђ居民家庭的收入差距成为实现残疾人家

庭共同富裕的关键.

三是残疾人家庭的脆弱性特征未得到明显改

善.相对于非残疾人,残疾人更容易在突发事件中

１７４

① 自２０１６年开始,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国家统计局每年开展一次

残疾人基本服务状 况 和 需 求 专 项 调 查(简 称“残 疾 人 动 态 更

新”),调查对象以全国残疾人基础数据库中持有第二代«中华

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残疾人为主要对象.

陷入困境.研究表明,残疾人因突发事件致死的概

率是其Ђ人的５倍,残疾人家庭更加缺乏在风险事

件中的抗逆力.[１４]残疾人家庭的刚性支出占总支

出的比例较大,加大了其返贫的风险.根据２０１９

年残疾人家庭收入状况调查,全国残疾人家庭人均

消费性支出中医疗保健支出的占比为２６．３％[１０],

而同年全国医疗保健消费支出占人均消费支出的

比重仅为８．８％[１５],前者是后者的近３倍.此外,

残疾人及其家庭成员在激烈的就业市场竞争中处

于边缘地位[１６],总体上残疾人就业率低、就业质量

低、就业不稳定.残疾人动态更新数据显示,２０２０

年,１６~５９岁登记残疾人就业比例为４７％,而全国

１６~５９岁人口的就业比例为８５％,是登记残疾人

就业比例的１．８倍.在残疾人就业人员中,从事农

村种养加和灵活就业人数的占比高达７７．１８％.[１７]

二、残疾人家庭共同富裕问题的成因分析

残疾人家庭共同富裕面临的问题是多方面的,

相应地,造成残疾人家庭实现共同富裕问题的原因

也较为复杂,既包括残疾人个体的原因,也包括政

策和社会环境方面的原因.

(一)体 能 主 义 形 成 了 残 疾 人 家 庭 的 脆 弱 性

特征

能力剥夺是残疾人家庭收入低的主要原因之

一.在阿玛蒂亚森看来,贫困必须被视为基本可

行能力的被剥夺,这种可行能力是指个体所拥有

的、享受自己所珍视的生活的自由.残疾导致的可

行能力缺陷降低了残疾人获取收入的能力,同时也

造成了Ђ们将收入转换为可行能力的困难.从能

力贫困的视角看,残疾人的“真实贫困”比Ђ们所表

现出的收入低下的贫困更加严重.[１８](PP．８５~８７)基于

体能主义(ableism)的发展理念,残疾人个人能力

的缺失直接导致了残疾人家庭的增收困难.

残疾人动态更新数据显示,２０２２年一级和二

级残疾人数占登记残疾人数的４５％,占登记残疾

人口总数比例最高的为肢体残疾人,其中,重度肢

体残疾人数占登记肢体残疾人数的比例最高,达

３０．５７％,其次为精神残疾人和智力残疾人①,分别

占登记残疾人口总数的１１．３％和９．１％.这些家

庭需要专门的家庭成员承担对残疾人的照料,家庭

照料者往往难以平衡照料与工作,因此许多家庭照

料者成为专职照料人员,难以参与就业.残疾人家

庭内部的支持资源紧张以及外部的支持资源缺乏

导致其自身发展能力不济和外部发展激励不足,从

而增加了残疾人家庭增收的困难.

残疾人人力资源开发的不足造成了残疾人家

庭的发展困境.残疾人的受教育水平普遍偏低,在

２０１２年中国残疾人状况及小康进程监测样本中,

１８岁以上残疾人接受过初中及以下教育(包括未

接受过教育)的人数占成年残疾人数的９２．７％.[１９]

２０２０年,我国残疾人文盲仍然高达７０７万人,占持

证残疾人数的１８．７％,仅接受过初中及以下教育

的残疾人占比仍然高达８８．１％.② 残疾人的职业

教育发展不充分、残疾人义务教育与就业衔接的不

畅通[２０]、缺乏对残疾人择校指导和就业引导以及

残疾人就业选择的经验和信息匮乏使得残疾人就

业质量低,就业稳定性差,从而导致残疾人家庭收

入低、抗风险能力弱.

(二)政策偏差弱化了残疾人家庭的发展能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残疾人事

业发展,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保障残疾人的基本权

益,但基于实现残疾人家庭共同富裕的目标,现有

政策仍存在偏差.

一是重视支持残疾人个体,对其家庭的支持有

限.１９世纪至今,西方国家经历了“家庭主义—去

家庭化—再家庭化”的演变.作为专业术语的家庭

政策缘起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欧洲国家,“家庭政

策”一词通常在对大多数家庭发展有益的转移支Є

或者宏观人口政策中使用,可以将家庭政策界定为

政府为家庭所做的一切.[２１]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

家庭政策已经成为国际政策研究中越来越重要的

领域.[２２]西方福利国家制定了一系列包括现金给

Є、照护服务以及照料者社会保障在内的残疾人家

庭支持政策,构建了较为完善的家庭政策体系.目

前,我国残疾人事业的发展模式以残疾人个体为中

心,建构起以残疾人康复、教育、就业、社会保障、维

权等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支持体系,残疾人获得了全

方位支持,但针对残疾人家庭的社会支持项目却被

忽视了,残疾人家庭仍然承受着较重的照料负担和

心理压力.

二是重视经济支持,忽视能力的建构.针对残

疾人的特殊性,我国在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中实施了

针对残疾人的单独施保政策,在特困供养政策中对

１７５

①

②

通常认为精神残疾人、智力残疾人和重度肢体残疾人为符合

照料和托养资格的群体.

参见«中国 残 疾 人 事 业 统 计 年 鉴(２０２１)»,中 国 统 计 出 版 社,

２０２１年.

残疾人实施特别政策,从而使更多的残疾人获得了

稳定的经济保障;建立了两项补贴制度,增加了残

疾人家庭收入;针对残疾儿童的康复需求,建立了

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缓解了残疾人家庭的刚性

支出;等等.虽然上述政策构建起残疾人家庭基本

生活的兜底保障制度,但是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

忽略了残疾人家庭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并未改变

残疾人家庭脆弱性的现实.由于政策缺乏对残疾

人主动摆脱依赖的激励,部分残疾人家庭往往会形

成“贫困思维”和“宿命论”的观念.

三是强调权利优待,忽视平等发展.根据罗尔

斯正义论提出的正义原则包括平等的自由原则以

及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第一个原则

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形式平等,第二个原则强

调经济分配正义的实质平等.[２３]这两个原则都强

调在保障所有人机会平等的前提下,实现“最少受

惠者的最大利益”,这种权利优先理念认为保障残

疾人家庭在内的“最少受惠者”的利益最大化是社

会平等和社会正义的体现,而非社会的优待和恩

赐.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我国在

儒家“仁政”思想的影响下建立了残疾人“居养”保

障模式[２４],残疾人家庭被当作特殊优待的对象,以

“庇护式”支持代替促进残疾人的社会参与,以“避

免”残疾人可能面临的伤害.残疾人家庭被社会政

策标签化为社会弱势群体,失去了平等参与社会生

活的机会,因而产生社会退却,难以实现自我发展.

(三)社会排斥阻隔了残疾人及家庭的参与和

共享

社会再分配结构的不合理增加了残疾人被排

斥在社会经济活动之外的风险.我国因残疾和疾

病发生的公共财政支出总体上较低,财政转移支Є

的再分配力度较小.２０１８年,我国工伤保险与残

疾 人 事 业 发 展 总 支 出 占 GDP 的 比 例 仅 为

０．１５％①,同年,美国对因疾病、残疾和工伤而导致

的失去工作能力者的公共支出占 GDP 的比例为

１％,法国则为１．６％②.此外,从残疾人事业发展

的支出占 GDP 的比例看,２０１７~２０２１年,残疾人

事业发展公共财政支出的规模不断增大,但其占

GDP的比 例 却 从 ０．０６５％ 下 降 到 了 ０．０６２％,可

见,虽然残疾人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绝对份额在增

大,但相对比例却在降低.

残疾人是最易受到社会排斥的群体,常常被排

斥在社会参与和社会交往之外,难以共享社会发展

成果.受到心理素质、文化水平以及社会污名等因

素的影响,残疾人及其家庭成员往往会产生边缘心

理,倾向于生活在较为封闭的场域内,难以融入到

现实社会生活交往中,逐渐成为与其Ђ人隔离的边

缘群体.[２５]残疾人的照料需求进一步强化了家庭

成员的社会隔离,降低了Ђ们的社会参与意愿,从

而使残疾人家庭整体产生了社会退却.同时,物理

环境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残疾人平等参与社

会生活的阻碍.无障碍物理环境是残疾人积极自

愿融入社会的前提,但我国系统地进行无障碍化建

设的县区低于５０％,其中东北地区推进无障碍环

境建设的县仅为１３．１９％[２６],出行障碍增强了残疾

人家庭社会边缘化的程度.

三、残疾人家庭共同富裕的内涵辨析

要实现残疾人家庭共同富裕,应当破除单一经

济维度的理解,跳出为增收而增收的思路,纠正偏

重结果平等而忽视过程公平的理念,从“平等、融

合、共享”的视角理解残疾人家庭共同富裕的丰富

内涵.

(一)收入的增长是实现残疾人家庭共同富裕

的底线要求

从收入维度看,残疾人家庭共同富裕的内涵意

味着低收入残疾人家庭达到了底线富裕标准,残疾

人家庭与非残疾人家庭的收入差距不断缩小.共

同富裕的内涵首先体现在经济层面[２７],意味着全

体人 民 都 能 享 受 美 好 生 活,实 现 底 线 以 上 的 富

裕[２８].就主体而言,共同富裕是“全民富裕”,区别

于总量富裕或者平均富裕,共同富裕是一种以普遍

富裕为前提的全体人民的差别富裕.[２９]因此,残疾

人家庭共同富裕在经济层面是通过分配手段实现

在合理收入差距基础上的差别富裕.残疾人家庭

是否实现共同富裕的结果公平的标准有两个:一是

残疾人家庭是否达到了底线富裕;二是残疾人家庭

与非残疾人家庭的收入差距是否不断缩小,包括残

疾人家庭在内的低收入群体与其Ђ群体是否保持

合理的收入差距.

从过程和结果两个维度看,可以构建衡量残疾

１７６

①

②

此处采用工伤保险支出与残疾人事业发展总支出占 GDP比例

这一指标,便于与其Ђ国家进行比较.

参见SocialExpenditure － AggregatedData:PublicExpendiＧ

tureonDisabilityandSicknessCashBenefits,in ％ GDP,htＧ

tps://stats．oecd．org/index．aspx? queryid＝３３４１５,２０２３年３

月１５日,２０２３年１０月３０日.

人家庭共同富裕情况的收入增长和收入差距指标.

其一,在收入增长指标方面,个体收入应当与整体

经济同步增长,从而增加残疾人家庭共享社会发展

成果的份额.为了达到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残疾

人家庭收入的增长速度应当进一步加快.[３０]因此,

残疾人群体收入的增速、残疾人家庭收入的增速与

整体国民经济的增速的比值应当大于１.其二,在

缩小收入差距方面,残疾人家庭收入中位数与其Ђ

居民家庭收入中位数的比值应呈现逐步缩小的态

势.但是,由于共同富裕的非均等化,这一比值并

非越大越好,合理的收入差距需要结合残疾人家庭

初次分配与再次分配的比例、全国基尼系数等辅助

性指标来理解.[２７]

(二)发展是实现残疾人家庭共同富裕的根本

支撑

残疾人家庭共同富裕意味着残疾人全面发展

的实现.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与促进共同富裕是高

度统一的,只有实现每个人的全面发展才能达到共

同富裕.[３１]马 克 思 主 义 认 为,人 的 全 面 发 展 是 指

“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

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３２](P．１８９),涉及发展方式、发

展内容、发展权利的全面性[３３].这种全面性既包

括物质生活的富裕,又包括精神上的独立性、自主

性和能动性,还包括公共服务的普及等.[２７]残疾人

的全面发展不仅指满足残疾人的基本物质需求,而

且包括确保残疾人的发展权利和培养残疾人独立

参与社会生活的能力,从而激发残疾人自我实现的

主观能动性.

残疾人家庭共同富裕在发展维度上的指标包

括增强残疾人的人力资本和改善残疾人的就业状

况.增强残疾人的人力资本主要包括改善残疾人

的健康状况、提高残疾人的受教育水平以及为残疾

人提供有针对性的就业培训.改善残疾人及其家

庭成员的就业状况包括提高残疾人的就业比例、消

除残疾人的就业隔离以及优化残疾人的就业结构.

残疾人的特殊性决定了实现残疾人家庭共同富裕

需要重点关注残疾人的全面发展,使残疾人获得全

面发展的能力和机会,在“消除影响平等就业的不

合理限制和就业歧视”的前提下,拥有通过勤奋劳

动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从而帮助残疾人摆脱对社

会的依赖,获得独立自主、可持续发展的内生能力.

(三)融合是实现残疾人家庭共同富裕的最终

目标

残疾人共同富裕意味着残疾人家庭能够无障

碍地参与社会生活,最终实现社会融合.１９９０年

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规定,要

“保障残疾人平等地充分参与社会生活,共享社会

物质文化成果”,明确了残疾人平等共享社会发展

成果的权利.残疾人家庭社会融合是实现残疾人

家庭共同富裕的途径和目标.一方面,残疾人家庭

的社会融入有助于残疾人及其家庭成员的自我发

展,从而促进残疾人家庭共同富裕的实现;另一方

面,残疾人家庭社会融合状况是残疾人家庭共同富

裕的衡量指标之一,社会参与是社会融合的前提,

通过促进残疾人及其家庭无障碍地参与社会生活

能够促进残疾人家庭渐进式地融入社会.

残疾人家庭共同富裕在社会融合维度的指标

包括消除有形的障碍和无形的排斥.消除有形的

障碍主要指的是实现物理环境的无障碍,包括城市

公共空间的无障碍设施、家庭生活空间的无障碍和

残疾人辅助器具的适配服务.消除无形的排斥指

的是尽可能地消除残疾人家庭在日常生活和社会

参与中面临的社会环境排斥,包括消除社会政策排

斥以及消除对残疾人家庭的社会歧视.因此,推进

实现共同富裕,要创造人人参与的发展环境[３１],构

建残疾人家庭无障碍参与社会生活的物理环境和

社会环境,从而促进残疾人家庭的社会融合.

四、残疾人家庭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

从收入、发展和融合三个维度理解残疾人家庭

共同富裕的内涵,有助于抓住残疾人家庭共同富裕

的本质,从而有针对性地构建残疾人家庭共同富裕

的实现路径.

(一)共享路径:完善家庭经济支持政策,减轻

家庭照料支出

在脱贫攻坚工作中,为了保障残疾人及其家庭

的基本生活,各地都进一步៿展了兜底保障项目,

提升了残疾人家庭的基本生活水平,在一定程度上

为残疾人家庭筑牢了基础保障网络.然而,由于我

国贫困形态从绝对贫困转向相对贫困,以兜底保障

为目标的政策取向存在受助范围窄、保障标准低、

边缘群体待遇差距大等问题,难以助力残疾人家庭

实现共同富裕,需要进一步提升残疾人家庭支持政

策的分配能力.[３４]因此,我们要关注残疾人家庭收

入和支出的双重困境.

在增加收入方面,主要增加针对残疾人家庭的

转移支Є水平.改革“单独施保”政策,优化低保政

１７７

策设计,依据“儿童优先、强弱分级”的原则,按照不

同的级别进行待遇的发放.例如,根据残疾人的残

疾程度、残疾人的家庭收入情况将残疾人家庭划分

为不同的类别,部分失能和轻度失能的残疾人家庭

收入资格水平是一般家庭的１２５％,而完全失能、

重度残疾、一户多残等残疾人家庭则按照一般家庭

收入资格水平的１５０％来计算[３５],家庭收入在相应

收入资格水平线以下的残疾人家庭都有资格享受

低保.应进一步提高残疾人两项补贴标准,完善补

贴动态调整机制,将残疾人的残疾类型、残疾程度

作为制定发放标准的依据,建立以需求为导向的差

别补贴制度.

在减少支出方面,建立残疾人家庭照料津贴制

度,完善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料体系.促进重度残疾

人护理补贴政策与长期护理保险相衔接,建立健全

失能评估标准,使符合条件的残疾人都能够享受护

理津贴或者护理服务;建立残疾人家庭照料者服务

津贴制度,向经过培训并达到要求的家庭照料者发

放服务补贴.将全生命周期护理服务纳入基本公

共服务,健全托养服务机构网络,根据残疾人的需

求提供照料服务,确保有需求的残疾人都能被覆盖

到,达到“托养一个人,解放一家人”的目标.

(二)发展路径:促进残疾人全面发展,加强家

庭抗逆力建设

实现残疾人家庭共同富裕,应强调满足需求的

差异化原则,关注不同残疾个体和残疾人家庭的多

元化需求,以提供精准化和精细化的支持为手段,

以实现残疾人个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

实现残疾人全面发展的重点在于构建残疾人

全生命周期政策体系.首先,完善残疾人康复政策

体系.医疗康复服务是帮助残疾人恢复身体机能

的重要手段,将医疗康复服务纳入医保支Є的范围

能够扩大受益群体.在落实２９项医疗康复服务进

医保的同时,应根据不同地区残疾人的需求,不断

增加医疗保险医疗康复服务项目,缩小地区之间的

差距.其次,促进残疾人平等接受教育.具体而

言,应进一步推动“特普融合”“送教上门”和“线上

教学”等多种教学形式,帮助残疾学生尽可能地接

受普通教育而非隔离教育,同时为无法进入校园学

习的残疾学生提供教育支持,确保每一位有教育需

求的学生都能平等地接受教育.最后,加大对残疾

人的人力资源开发.西奥多W．舒尔茨认为,人

力资本受到先天遗传和后天习得两个因素的影响,

由于生理条件的不足,残疾人的后天习得能力常常

被否定,残疾人人力资源难以获得有效开发.[３６]总

之,社会需要转变对残疾人人力资源“劣势”的理

念,从优势视角出发,根据残疾人的特质提供有针

对性的职业支持服务,提高残疾人职业培训的适配

性和专业性.

关注残疾人家庭的抗逆力建设.残疾人是被

污名化影响最严重的群体,残疾人家庭往往会因社

会排斥和孤立而产生社会退却,以家庭作为独立单

元回避与社会其Ђ主体的交流,形成了残疾人及其

家庭的主观参与障碍.由于残疾人家庭成员在提

供照料服务的过程中承受着身心双重压力,因此消

除其社会障碍心理有助于引导其主动融入社会.

地方政府可以通过购买公共服务的形式,协同社会

组织为残疾人及其家庭成员提供专业化的心理咨

询服务.具体而言,通过“一家一册”的服务模式,

建立残疾人家庭成员的心理支持服务档案,通过外

部专业力量的介入打破残疾人家庭因边缘化而产

生的自我否定,重建残疾人家庭的自我认同,激发

残疾人家庭向上发展的主观能动性.

(三)融合路径:提升独立生活能力,构建平等

包容环境

融合路径强调社会权利优先,摒弃社会优待理

念.权利优先理念要求政府转变工作理念,推动残

疾人权利体系的构建,承认残疾人个体的能动性,

以社会支持取代社会庇护,以“正常化”视角取代

“特殊化”视角,以“回归社区”取代“机构治疗”.对

残疾人家庭的支持应关注社会排斥导致的残疾人

家庭的社会退却和边缘化,从客观上强调消除残疾

人及其家庭成员社会参与的环境障碍,从主观上倡

导激发其参与的能动性,以实现主观融合与客观融

合的双向良性循环.

一是提升残疾人的独立生活能力,消除残疾人

的行动障碍.提升家庭无障碍改造的精准性,打造

适合残疾人自主生活的物理环境,包括建立残疾人

电子信息档案和残疾人需求主动发现机制;制定家

庭无障碍改造的统一标准手册,确保改造手册的可

操作性,根据不同的残疾类型和残疾的不同程度,

明确残疾人家庭个别化改造的具体项目和具体内

容.提高残疾人辅助性器具的补贴力度和个性化

适配水平.辅助性器具在帮助残疾人独立自主地

参与社会生活方面具有重要价值.残疾人对于辅

助性器具的需求具有较大差异,由于缺乏专业人

才、网络资源等,政府仅能提供基础的、统一的辅助

性器具服务,这造成了辅助性器具适配度低和资源

１７８

浪费.社会组织与市场主体能够为残疾人提供更

加专业化的定制服务,满足残疾人的个性化需求.

二是以就业促进残疾人家庭的融合.欧盟理

事会认为,解决失业问题是解决社会排斥的最好方

式,因而应将就业作为解决贫困问题和社会融合战

略的主要抓手.[３７]在推进残疾人家庭共同富裕的

过程中,应赋予就业以新的内涵,以社会融合为导

向,以残疾人家庭持续发展为目标,促进残疾人及

其家庭成员就业.一方面,转变为残疾人提供就业

支持服务的理念,变“庇护性”就业模式为“竞争性”

就业模式.“庇护性”就业模式从残疾人的就业劣

势出发,将残疾人作为需要保护的群体;“竞争性”

就业模式从残疾人的就业优势出发,强调就业机会

和过程公平.实现残疾人竞争性就业,可以通过企

业资源为残疾人开发匹配岗位[３８],帮助残疾人参

与一般就业市场.另一方面,链接多方资源为残疾

人及其家人提供就业支持.由于残疾人家庭与社

会脱节的现象普遍存在,因此需要进一步链接行政

组织、基层社区、市场组织、社会组织、志愿组织,为

残疾人及其家庭提供包括心理疏导、就业技能培训

以及岗位转介等的一体化服务.[３９]

三是构建包容的社会环境,促进残疾人家庭的

社会融合.社会应当营造包容理解的人文环境,引

导残疾人及其家庭从社会退却到主动融入社会.

一方面,主流媒体需要跳出刻板化的宣传模式,采

取灵活创新的宣传形式,真实地反映残疾人及其家

庭的生活、就业、娱乐等真实情况,实现残疾人形象

的非特殊化展示.另一方面,鼓励残疾人及其家庭

以非正规的方式进行自我呈现,消除家庭连带污

名.自媒体的出现使得普通人拥有更多的宣传渠

道,如微信公众平台、B 站、抖音等,在官方主流媒

体宣传之余,残疾人及其家庭可以通过这些平台展

现自己的日常生活风貌,破除社会大众对残疾人及

其家庭的刻板印象,从而使其获得广泛的社会认

同,实现“自我认同—社会认同”的双向良性互动.

总之,针对残疾人家庭共同富裕问题的特殊

性,仅从经济维度理解其内涵可能会达到某种程度

的结果平等,但其忽视了残疾人的可行能力低下、

污名化、社会排斥等根源问题,无法提高残疾人家

庭的发展能力,也无法促进残疾人家庭整体的社会

融合,最终使残疾人家庭的共同富裕难以实现.因

此,需要立足于残疾人家庭的特殊性,将残疾人家

庭共同富裕的内涵从经济维度扩展到残疾人的全

面发展和残疾人家庭社会融合上来.为了实现残

疾人家庭共同富裕,应当在通过再分配制度缩小残

疾人的收入差距的同时,重点关注如何消除残疾人

参与障碍,增强残疾人家庭的发展能力,确保残疾

人及其家庭平等参与社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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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屈虹)

Share,Development,andInclusion:AnAnalysisof

theConnotationandDevelopmentPathoftheCommon

ProsperityofFamiliesofPeoplewithDisabilities

YANGLi－xiong, ZHANGYu－nan

(SchoolofLaborand HumanResources,RenminUniversityofChina,Beijing１００８２７,China)

[Abstract]Influencedbyvariousfactors,familiesofpeoplewithdisabilitiesfaceahigherriskofreＧ

lapsingintopovertyandexperiencesignificantincomegapscomparedtootherhouseholds,isaweaklink

toachievecommonprosperity．Thecausesoftheproblemofcommonprosperityinfamiliesofpeople

withdisabilitiesarerathercomplex．TheprimaryreasonscanbesummarizedasthedevelopmentalideolＧ

ogyofableism,policydeviationsfromthecause－orientedprinciple,andtheprevalentsocialexclusion．

Therefore,inordertograduallyachievecommonprosperityforpeoplewithdisabilities,itisnecessary

togobeyondtheincomedimensionandunderstanditsconnotationintermsofthecomprehensivedevelＧ

opmentofdisabledindividualsandthesocialinclusionoffamiliesofpeoplewithdisabilities．OnthisbaＧ

sis,thisinvolvesconstructingpathwaysforsharing,development,andinclusion,graduallyrealizethe

goalofcommonprosperityforfamiliesofpeoplewithdisabilities．

[Keywords]FamiliesofPeoplewithDisabilities;ConnotationoftheCommonProsperity;CompreＧ

hensiveDevelopment;SocialInclusion

１８０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习近平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重要论述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研究”(编号:１９BKS１０９);江苏省研

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项目“人类文明新形态视域下公民生态人格塑造研究”(编号:KYCX２３_０５５６).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１０－１０

[作者简介]柏振平,女,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２０２４年５月 内 蒙 古 社 会 科 学 May．２０２４

第４５卷 第３期 INNER MONGOLIASOCIALSCIENCES Vol．４５ №．３

DOI:１０．１４１３７/j．cnki．issn１００３－５２８１．２０２４．０３．０２３

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

赋能和美乡村建设的语境、向度与进路

柏振平

(南京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９４)

[摘 要]中国式现代化在破解现代化内在悖论的过程中召唤着传统生态文化的返场,并进一步发展、融

入和扬弃现代性.和美乡村建设作为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主线,同样有着强烈的生态诉求,中华优秀传

统生态文化以其独特的价值性思维、实践逻辑赋能和美乡村建设.历史语境、现实语境、价值语境和政治语境

复合构筑的全新语境是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赋能和美乡村建设的逻辑起点,在多重语境交织变化的背景

下,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赋能和美乡村建设主要体现在推动乡村生命共同体建构、乡村经济可持续发展、乡

村价值体系重塑和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几个方面.在实际赋能过程中,还需以内源性增能的主体赋能、主观

性表达的价值赋能、技术性形塑的展演赋能和场域性弥合的空间赋能,确保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赋能和美

乡村建设的有效性、科学性以及可持续性.

[关键词]生态文化;和美乡村建设;传承;赋能

[中图分类号]G１２２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５２８１(２０２４)０３－０１８１－０８

党的二十大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出了重要

战 略 部 署,提 出 要 “建 设 宜 居 宜 业 和 美 乡

村”[１](P．３１).作为“美丽乡村”的“升级版”,“和美乡

村”是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内涵和目标的进一步

丰富与៿展,突出强调了乡村建设要“塑形”与“铸

魂”并重.其中,“和”是内在属性,强调和谐共生、

和而不同、和睦相处等;“美”是外在表现,侧重建设

看得见、摸得着的现代化乡村.“和美乡村”描绘了

亿万农民对美好生活的愿景与期待,不仅包含了生

态宜居的生活环境,还包括绿色低碳的生产环境、

和谐敦睦的社会环境和充满人情的伦理环境等,具

有明晰的“未来乡村”指向.文化作为人类精神活

动的聚合形态,通过符号、景观、价值理念的存在样

态凝聚着乡土情感和传统特征.“绵延了５０００多

年的中华文明中孕育着丰富的生态文化”[２],悠久

深厚的传统生态文化发端于乡村,并嵌于乡土文化

之中,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保留了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思想样本和行动参照,如“天人合一”的生态自

然观、“知足知止”的生态生产观、“众生平等”的生

态伦理观、“道法自然”的生态实践观等.因此,中

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能够以其独特的价值思维与

实践逻辑赋能和美乡村建设.

从现有文献看,学者们对和美乡村建设的理论

探源与实践研究基本离不开对文化的探讨,主要关

１８１

涉和美乡村建设的理论依据、内涵界定和实践路

径.一是从文化视角分析和美乡村建设的理论依

据.吕方(２０２３)指出,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和

美乡村建设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凝聚了中华儿女

千百年来对美好乡村生活的理解和追求.[３]二是从

文化视角阐释和美乡村建设的内涵界定.张熙、杨

冬江(２０２３)从美学主客体关系的角度出发,指出

“和美乡村”是对乡村各主体间良性互动关系的强

调,其中“和”正是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对“主体间性”

的智慧处理.[４]王德刚(２０２３)指出,和美乡村建设

要彰显“物质与精神”协调、“塑形与铸魂”并重的新

目标、新愿景.[５]三是从文化视角分析和美乡村建

设的实践路径.胡兰兰(２０２３)指出,“和美”内含着

生态理念、家风建设、传统美德等内在美,和美乡村

建设需要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精神

文明建设.[６]邓源(２０２３)强调和美乡村建设应以优

秀的农耕精神引领乡村文化振兴,传递和美乡村为

农民而建的核心价值.[７]从已有研究成果看,学者

们对和美乡村建设的探讨尚处在宏大的叙事层面,

对和美乡村建设蕴含的生态文化内涵缺乏整体性、

结构性的梳理和把握,对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在

和美乡村建设中的赋能作用缺乏深入探讨,存在着

理论研究与对策应用相分离的研究瓶颈.

本研究基于传统生态文化视角,采用“多维语

境—逻辑向度—实践进路”的研究框架,以综合考

量和复合构筑多维语境为起始,展开中华优秀传统

生态文化增强和美乡村建设韧性的逻辑向度,阐析

和推进理路优化,旨在建构起优秀传统生态文化

“凝聚性”赋能体系,为推动和美乡村建设提供理论

借鉴和实践启示.

一、多维语境: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

赋能和美乡村建设的韧性基底

语境作为一种解释模式,在理解事件发生的根

源、过 程 以 及 功 能 性 意 义 中 扮 演 着 重 要 角

色.[８](PP．１７~２１)事件或事象的语境是由不同层面的

要素合力交织而成的复合系统,同时保持着一定程

度的统一性和稳定性.关于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

化赋能和美乡村建设的研究应以多维语境为逻辑

起点,综合考量传统要求、时代要求、人民要求和国

家要求,复合构筑包含历史语境、现实语境、价值语

境和政治语境的全新语境结构,为赋能和美乡村建

设奠定富有韧性的坚实基底.

(一)扎根中华儿女“生态式乡土理想”的传统

性要求

和美乡村建设作为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

伟大实践,既体现着乡村现代化进程的共同特征,

又根植于中华传统文化对“生态式乡土理想”愿景

的追求,是守护中国人“精神家园”的实践载体.所

谓“生态式乡土理想”,是中华儿女千百年来在生产

生活中逐渐形成的一种以尊重和保护自然环境为

基础的特殊情感,即对乡土的极度尊崇和对中华民

族凝聚作用的充分认识.从基层看,中国社会是乡

土性的.[９](P．１)回溯历史,中国先民血脉中的土地情

怀是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

形成的.在传统农耕社会,土地被视为农业之本,

也是农民维持生计的主要来源,加之“重农抑商”的

经济政策,使得农民与土地之间的联系十分紧密.

在传统户籍登记制度的政治体系框架中,土地被视

为户籍登记的依据,农民的政治地位和身份也因其

拥有土地的情况而决定.这一经济政治环境孕育

了朴素的生态文化思想,生成了对土地的尊崇之

心,并进一步演绎成人地和谐的生态伦理思想.这

种乡土文明不仅在历史积淀中承载着中华民族的

集体记忆,是现代人无法剥离的精神原乡,而且还

蕴含着反思现代性的理想化和诗意化特征.这些

特征不仅激发了近现代知识分子重建理想信仰和

价值规范的思考与行动,而且还为当代人提供了一

种回归自然、追求本真的精神构想.在古典文学和

艺术作品中,有众多描绘乡村田园生活的佳作,如

陶渊明的«归园田居»«桃花源记»、辛弃疾的«清平

乐村居»、孟浩然的«过故人庄»等,都表达了古人

渴望回归自然、归隐田园的美好愿景.可以说,和

美乡村深厚的生态底蕴与中华儿女构建美好家园

的多维愿景有效衔接在一起.

(二)锚定时空压缩下“乡村绿色发展”的时代

性要求

不同于西方社会发展的线性递进规律,中国社

会的发展处于传统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等历时态

元素的交汇、冲突与整合之中.这种在同一时空多

重因素相互叠加推进和发展的现象被称为“时空压

缩”.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中国乡村社会发

展不得不面对由时空压缩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在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农业农村现代化仍然是

相对薄弱的领域,并且这一领域的物本主义倾向明

显.因此,迫切需要构建一种新的发展方式,以有

效应对乡村的传统性、农业经济的现代性以及绿色

１８２

发展的后现代性相互叠加的关系问题.２０１５年,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提出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

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指导原则和理论遵循,不仅具

有融合物本主义、人本主义和生态主义于一体的特

质,而且为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方向.

其中,绿色发展理念作为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

不仅标志着认知范式的演进转型,而且推动塑造了

一种崭新的经济增长方式和社会发展范式,即绿色

发展模式.２０１８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推进乡

村绿色发展,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发展的新格

局.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推进生态优先、节约

集约、绿色低碳发展,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可

见,绿色发展理念与和美乡村建设在逻辑上具有高

度的一致性.绿色发展理念的内涵和目标高度契

合和美乡村建设的内在要求,其原则体系为和美乡

村建设提供了行动指南.然而,在时空压缩下,乡

村绿色发展面临着因发展断裂造成的农业主体缺

位,以及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分离导致的资源浪

费、农业转型困难、污᳿愈加严重等问题.因此,乡

村绿色发展迫切需要采取有效措施,以弥合农业发

展领域的断裂现象,强化农民在资源管理等方面的

主体性,重塑生产、生活和生态三者之间的内在互

动与平衡关系.

(三)满足主体间“和谐交互”的价值性要求

自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来,相继涌现出

了“乡村美化”“美丽乡村”“和美乡村”等概念,其本

质都是追求“乡村美”,但概念之间微妙的措辞差异

体现了政策范式和思想观念上的深刻转变.从美

学的主客体关系视角看,我国乡村建设经历了“重

物轻人”到“寻回主体”再到理顺“主体间性”的理念

发展等几个重要阶段.首先,“乡村美化”是针对乡

村建筑环境和景观风貌的设计优化,总体呈现出

“主客分离、重物轻人”的发展态势.这种“美化”往

往被狭义地理解成“艺术化”,更多地强调客体(审

美对象)的改变、“可见”的改变,旨在塑造“干净整

洁秩序”的村庄.其次,“美丽乡村”由碎片化思维

转向系统性思维,主体性也更为明确.它继承了生

态文明建设思想的系统观,着重强调对农业生态环

境和农村人居环境的保护,强调生产、生活、生态的

协调发展,并从过去强调一元主体的“乡村管理”转

变为多元合作的“乡村治理”,逐渐形成了党建引

领、村民自治、多方参与的总体格局.所以说,“美

丽乡村”建设是“主体意识和系统思维”在乡村行动

体系中的贯彻执行.最后,“和美乡村”强调了乡村

主体间的良性互动关系.近年来,随着大量社会资

源的涌入,乡村正逐步演变成一个多元主体的复杂

空间,各主体间相互影响和通力协作的关系日益凸

显,因而呼唤一种超越传统主客体关系模式的“主

体间性”[１０](P．１９９),即倡导“去中心化”,坚持自我主

体与对象主体间的交互性和谐共生.“和美乡村”

既蕴含着丰富的艺术美,也反映着深刻的自然美;

既具有感性表面,也有鲜明的生态“所指”.因此,

和美乡村之“美”既寓于知觉体验,又寓于生态审美

体验;和美乡村之“和”是实现主体间关系的理想状

态,强调乡村社会中各类关系的和谐稳定,旨在满

足乡村内部主体间的高质量发展需求.

(四)构建乡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国家性

要求

党的十九大强调,“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１１].党的二十大进一

步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视为中国式现

代化的基本特色、本质要求和战略任务.中国式现

代化离不开农业农村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是

和美乡村建设的范式追求.所谓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就是要实现乡村各要素的协

调发展和共生共荣,这也是和美乡村建设的内在

要求.

其一,乡村人与自然的共生.人与自然的关系

问题是一个哲学元问题.自然界具有先在性,人是

直接的、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其固有的自然属性

是人的存在基础.人与自然作为乡村系统的基本

构成单元,任何一方的衰退都会阻碍乡村发展.因

此,人与自然的共生不仅是和美乡村建设的内生动

力,也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基础保障.其二,

乡村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的共生.乡村是一个包

含经济、生态和社会等多个子系统的有机整体,这

些子系统之间存在着复杂的联动关系.农业生产

作为乡村经济系统的基础,直接关系着乡村大多数

人的收入和生计,支撑着乡村社会系统的稳定发

展.农业发展则依赖于自然生态系统,并为其提供

生态服务.因此,要基于乡村经济系统的综合性和

复杂性,综合考量、评估各系统要素,促进乡村系统

间的良性互动.其三,乡村与城市的共生.乡村与

城市具有高度互补的共生关系,这是源于农业生产

和手工业生产的分工.乡村的农业生产为城市提

供物质和资源保障,城市的手工业和商业又为乡村

１８３

提供发展机会和技术支持,二者共生共荣.随着产

业升级和城镇化发展的不断向前推进,我们要努力

构建城乡互利共赢的新型城乡关系,这对和美乡村

建设、区域协调发展至关重要.

二、耦合共生: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

增强和美乡村建设韧性的逻辑向度

在多重语境交织变化的背景下,和美乡村建设

与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呈现出相辅相成的耦合

共生关系,二者能够在双向协同增益的共生模式中

实现共进.从核心要素看,“天人合一”的生态自然

观、“知足知止”的生态生产观、“众生平等”的生态

伦理观、“道法自然”的生态实践观高度概括了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中契合当前和美乡村建设的价值追

求,在乡村生命共同体建构、产业高质量发展、文化

内核释放、社会治理有序推进等多重意义上形塑着

乡村的内在结构.同时,和美乡村建设也有助于促

进中华文明要素的传承与发展,从而保存和维护中

国式现代化的“精神家园”.

(一)“天人合一”的生态自然观推动乡村生命

共同体建构

自然观是对自然界的总体认知、价值追求和实

践态度,其基本问题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１２]纵

观中华文化的演进历程,既有“天人感应”的神秘,

又有“人定胜天”的豪迈,但“天人合一”始终占据主

导地位,被认为是“至今代表着中国文化的最高追

求”.[１３]它不仅为理解乡村共同体建设提供了哲学

依据,而且有助于推动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塑形.

“天人合一”最早可以追溯到«易传»,它从道德

层面强调“大人”[１４](P．３３)应当与自然、宇宙、时间和

神灵保持和谐共生.而后,儒家强调社会伦理和人

际关系的重要性,孔子提出“唯天之大,唯尧则之”

“节用而爱人”,尝试“在人与自然的内在统一中解

决人 的 问 题 ”.[１５] 孟 子 提 出 “尽 心、知 性、知

天”[１６](P．２４９)的 认 知 路 线.董 仲 舒 也 主 张 “天 人 一

体”[１７](PP．１９３~１９４).道家注重个体的内在修养,追求

身心与自然的和谐.庄子在“天地与我并生,而万

物与我为一”[１８](P．３９)中强调人与自然的有机整体

性.佛教则强调个体灵性与宇宙间的连接,提出

“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１９](P．１６２).习近平

总书记创造性地指出自然界本身的诸要素是一个

“生命共同体”[２０](P．５５),而后又衍生出“地球生命共

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等话语.同样地,乡

村也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乡村内部的各要素是一

种“共生关系”,和美乡村是“和”与“美”相得益彰的

乡村生命共同体,需要以理性和历史的态度树立乡

村共同体理念,正确处理好乡村中人与自然、乡村

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乡村与城市的关系,努力构

建城乡生态治理共同体.

(二)“知足知止”的生态生产观驱动乡村经济

可持续发展

正确的生产观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

键,也是推动生产活动朝着可持续的方向发展的重

要因素.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了古代智慧中的

“取之有度”思想,并指出其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意

义.[２０](P．１２)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知足知止”“适度开

发”“用之有节”等思想贯穿于天人之际,并深入人

伦日用和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为乡村经济社会的

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智慧支撑.

历代先贤在道德修养和国家治理中均强调“知

足知止”的重要性,并将其运用到农业生产实践中,

促使人们形成勤俭节约、取用有度的生产方式.孔

子倡导“子钓而不纲,戈不射宿”[２１](P．３８８),劝诫人们

在利用自然资源时要谨慎,不可过度捕捞和浪费资

源,传达出谦逊、克制和适度的道德观念.老子以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２２](P．４３７)的智慧,

强调资源管理和环境保护中“知足知止”的重要性.

道家的“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２３](P．２５６)同样表

达了适度和谨慎的资源利用思想.«淮南子»则提

出人要“止五遁”[２４](P．８７３),强调人应该克制自己,追

求节制、稳健和道德的生活方式,以维护社会秩序

的和谐.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大力弘扬

中华 民 族 勤 俭 节 约 的 优 秀 传 统 ”[２５](P．３６３),并 在

２０２２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强调农业农村绿色发展的

重要性,主张农业生产要节约并合理高效地开发利

用自然资源.坚持取用有度的生产观念,推进农业

生产走绿色、循环、低碳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以建立

兴旺发达、绿色安全、优质高效、具有竞争力的乡村

产业体系,为和美乡村建设提供丰厚的物质基础.

(三)“众生平等”的生态伦理观促进乡村价值

体系的重塑

伦理关注的是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准则和行为

规范.在西方环境伦理思想的历史演进中,人类中

心主义观念影响最为深远,甚至引发了“包括整个

人类社会在内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２６]的根本

性转变.这一思潮将自然界视为单向依附于人类

的存在,助长了人类对环境的破坏性、功利性行为.

１８４

中华传统文化中“众生平等”的生态伦理观念为我

们提供了一种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关注整个自然界

的全新视角.它将关注的范围由人扩展到整个自

然界,赋予自然以主体性地位,强调人与自然之间

的伦理关系和道德责任,不仅为破解人类中心主义

的思想桎梏提供了智慧启示,而且有利于重塑乡村

价值体系,凸 显 乡 村 “和”文 化,为 和 美 乡 村 建 设

铸魂.

“众生平等”的话语命题不仅肯定了人际间的

平等关系,还强调了人与其Ђ存在物的平等关系.

它要求人类在对待宇宙中所有生命和存在时都要

坚守平等原则.在这一理论前提下,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还包含“依正不二”“天地同根、万物一体”等观

点,旨在构建一种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伦理关系.

这一理念与“人是与自然平等的自然看护者”[２７]思

想相契合,不仅是中国生态伦理思想的渊源,而且

对西方生态中心主义思潮具有超越意义.现代生

态伦理学的创始人罗尔斯顿曾高度评价中国传统

文化,认为其了解生命科学性与生命神圣性的结合

之道.[２８]新时代,“望得见山、看得见水”的乡村生

态可见之“美”和“记得住乡愁”的乡村伦理难忘之

“好”共同构成了和美乡村建设所追求的“美好生

活”.这种“美好生活”的愿景描绘与“众生平等”的

话语命题存在旨趣相似之处.“美好生活”作为一

个伦理学范畴的价值论,是一种在普遍意义上追求

真善美的价值理性诉求.这意味着和美乡村建设

需要超越传统乡村伦理道德,重塑乡村伦理价值体

系,从人的内在精神和伦理道德等方面考虑生态治

理之道,从生态角度考量乡村发展之道.

(四)“道法自然”的生态实践观助推乡村治理

的现代化建设

基于对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合一”认知,古人

还从方法论层面提出了相应的实践原则,即“道法

自然”.这一原则涵盖了宇宙的本体起源、自然界

中万物的运行规律,以及个人的行为逻辑、社会的

运行理念等多个议题,其应用不仅对和美乡村建设

的秩序关照具有启发性,而且对强化乡村有效治理

乃至治国理政产生了深远影响.

“道法自然”语出自«老子».“道”是其核心概

念,代表了宇宙的本源和本体,包括自然、生命和宇

宙中一切存在的规律和秩序,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

存在.“自然”是“道”在物质世界的表现,简言之,

就是自然而然,代表宇宙的自然秩序和法则,即天

地万物“自生”“自化”的本然状态.“道法自然”则

意味着“道”既源于“自然”,又超越“自然”;既是天

地万物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又是人类行为和道德的

准则,还是人类追求的最高境界.老子从精神领域

的自然之道出发,并将其延伸至人类社会的和谐之

道,为道家思想的理论框架建构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道法自然”不仅蕴含着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

精神层面的规定性,具有精神塑造和价值引领的作

用,而且还蕴含着乡村治理乃至治国理政的现实层

面的秩序性,具有明显的实践指向.乡村治理关涉

到党和国家农业农村政策的贯彻落实,对于维护社

会稳定、促进乡村发展、保护生态环境和推动文化

传承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和美乡村建设依赖于积

极而高效的乡村公共产品供给,以及广泛参与、运

行有序的公共事务管理.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既是目标,也是保障.无论时代如何变

迁,“道法自然”持续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指导,这

不仅在于其自我净化、自我组织的深刻哲学内涵,

还在于其适应时代需求的灵活性和包容性.只有

以“道法自然”为乡村治理的方法论前提,依循天

道、地道、王道、人道,自觉践行“不为”和“不争”的

处事原则,才能够塑造出乡村社会整体有序的秩序

格局,使中国乡村具备极强的发展韧性.

三、夯基蓄势: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

赋能和美乡村建设的实践进路

尽管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赋能和美乡村建

设已经具备多重语境复合交织的韧性基底和多向

度价值耦合的逻辑建构,但在实际赋能中,由于多

元行动者的乏力共生、传统生态文化的消解式微、

赋能方式的固化单一、赋能场域的张力运转,仍然

制约着赋能的整体成效.因此,要在理论与实践中

积极探索赋能的优化路径,以确保赋能的有效性、

科学性和可持续性.

(一)内源性增能:“多元协同”赋权生态文化的

主体赋能

所谓增能是指提升个体行动能力的需要.美

国社会学家所罗门强调,个体或群体在面对社会排

斥和权力障碍时,通过互动和干预提升自身能力,

克 服 障 碍,最 终 获 得 对 生 活 空 间 的 掌 控 能

力.[２９](PP．１~３８)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赋能和美乡

村建设依赖特定的地域环境和群体,但目前各主体

赋能乏力,存在基层政府角色错位、社会组织低位

匹配、农民的共生困境等障碍.因此,亟须建立“党

１８５

的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和农民自主”多元增能

的协同赋能体系.

首先,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与示范.在我国,基

层党组织是乡村社会发展的领导核心,文化赋能离

不开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基层党组织要发挥其组

织力和凝聚力,将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传承与

赋能置于重要位置,理顺内外关系,动员和组织多

元力量共同参与乡村社会发展,形成工作合力.此

外,要建立健全中国共产党对赋能实践的领导机

制,实现党组织的全覆盖,形成以党组织为中心的

赋能网络.其次,基层政府的在场与施力.政府在

赋能实践中为多主体协同增能:一是政治层面的制

度性赋权,政府要发挥自身政策执行能力和资源配

置优势,从政策法规、投入保障和管理机制等方面

为赋能提供支持;二是社会层面的凝聚性联结,依

靠多主体形成合力,鼓励发展社会组织,助力赋能

实践的组织化;三是个体层面的专业化能力建设,

通过设立生态文化传承资助基金、加强传承人技术

培训等措施,激发个体传承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

与赋能和美乡村建设的积极性.再次,社会组织的

行动与催化.作为赋能的重要参与力量,社会组织

是调和政府与民众关系的桥梁,它在引入社会参

与、提供服务平台、开展传承项目等方面发挥着重

要作用.因此,应在政策支持、资金扶持以及政府

监管等方面为社会组织保驾护航.最后,农民主体

的自觉与驱动.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赋能和美

乡村建设离不开农民群众的主动参与和积极创造,

要明确农民在赋能实践中的主体地位、提高农民的

生态文化自信,还要依托乡情乡愁,积极吸引乡村

精英的参与,集聚农民群体的智慧力量.

(二)主观性表达:“要素流动”激活生态文化的

价值赋能

伴随着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大量农民的“离

土”或“离乡”,“村落终结”“村庄凋敝”“空心化”等

问题不断被提出,传统生态文化资源呈现出衰败

化、脱域化和碎片化特征.在数智化转型的背景

下,要通过价值理性的引导和现代数字技术的加

持,对传统生态文化因子进行全面开发与系统管

理、内涵挖掘与价值提炼以及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

发展,以焕发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活力.

首先,全面开发与系统管理.在我国,传统生

态文化资源的整体性开发与管理是一项长期艰巨

且规模宏大的系统工程,既要研究和保护好现存的

传统生态文化资源,又要合理适度地开发利用优秀

传统生态文化资源,还要建立有效的生态文化资源

整合机制,加强区域间的传承赋能合作.其次,内

涵挖掘与价值凝练.深度挖掘、精心凝练和积极展

示中华优秀生态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与文化精髓,

有利于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作为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根脉,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蕴

涵着丰厚的文化底蕴与精神内涵,需要我们在明确

乡村文化振兴指导方向的基础上,深入挖掘和提炼

其内在精髓与价值.同时,要将其融入国家话语体

系,以增强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向世界展现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最后,创造性转化与创新

性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

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

发展.[１１]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推进文化自信

自强,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

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１](P．４３)这为中华优

秀传统生态文化的传承赋能指明了方向,即推进中

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从乡村产业体系的现代化建构来看,生态文化要素

因其流动性、传播性和联动性等特征,能够与其Ђ

生产要素相互嵌套,并在其中发挥重要的价值创造

和效率提升功能.

(三)技术性形塑:“数字嵌入”活化生态文化的

展演赋能

媒介作为连接赋能主体与赋能客体的桥梁和

纽带,在文化赋能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当前,

传统生态文化的赋能存在自发式赋能方式动力不

足、现代赋能方式收效甚微等问题,亟须创新媒介

传播形式,将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以“实体化”

“活态化”的实践形态激活并呈现出来.数字时代,

现代科技和数字力量打破原有的时空边界,改变着

记忆社会过程的时间轴线,为文化赋能带来新的可

能.因此,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赋能和美乡村建

设的媒介创新要通过合理开发利用工具理性,将信

息技术优势转化成可持续的正向赋能定势.

首先,从资料采集的角度,进行中华优秀传统

生态文化的数字化开发与管理.生态文化本身具

有联动性和广泛传播性,在现代数字技术的加持

下,要制定科学系统的数字化方案,加强中华优秀

传统生态文化资源的数字化档案与数据库建设.

具体来说,要对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资源进行高

精度的数据收集、分类、记录和存储,加强其可视化

展示和知识化管理,使之能够实现系统化呈现和文

本化流传.其次,从文化呈现的角度,推动中华优

１８６

秀传统生态文化的多元化、数字化再现.如果说文

化留存是文化传递的前提,文化传递是文化留存的

延续,那么文化呈现则是二者的中介,现代科技的

嵌入为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提供了多种展陈方

式,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时代生命力.

博物馆、文化馆等通过三维动画、音频数据库等形

式高度还原传统生活场景,运用虚拟现实技术重现

传统生态文化原貌,结合数字化采集的图片、音频、

视频等进行综合数字展示.这种数字化展陈弥补

了参观限制,增强了观众的参与感和互动性,优化

了传统生态文化的“用户体验”.最后,从文化传播

的角度,促进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数字媒介传

播.文化的持续赋能离不开文化的传播与创新,在

数字技术驱动下,文化传播已由单向传递转为多向

互动.如借助新媒体平台,扩大受众群体;制作高

质量的数字媒介内容,以多媒体信息流的形式和具

有创新性的叙事方式实现具象化呈现,并将其融入

当代生活场景;提供相关教育资源,通过答疑、在线

讨论和互动式内容,加深对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

的认知.这种多级网状的传播模式具有激活传统

生态文化、再造原初乡土文明的现实意义.

(四)场域性弥合:“政策适配”完善生态文化的

空间赋能

文化赋能是文化需求主体和文化供给侧共同

作用的结果.要实现有效的文化赋能,需要把握两

者的内在逻辑,构筑生态文化赋能的公共场域.当

前的赋能场域正面临需求微分化、空间隔离化、关

系疏离化等困境,无法为文化赋能提供高度适配的

内在环境.因此,亟须以村寨社区为载体,采取有

针对性的措施,保障文化赋能场域的张力运转和赋

能效应的可持续发挥.

首先,以村寨社区为载体,夯实组织机制基础.

村寨社区作为乡村的基层组织单元,是优秀传统生

态文化赋能和美乡村建设的微基层.规范有序、组

织完备、治理有效的村寨社会治理体系为文化赋能

提供了组织保障和活动空间,是生态文化得以持续

存在和赋能的基础.在和美乡村建设背景下,要强

化村寨自治组织建设,做好“村两ༀ”班子建设;要

重视寨老、新乡贤在文化赋能中的德治作用;要强

化村寨内部自治、德治与国家法治的对接,以强化

村寨社区的组织功能和治理效能.其次,以政策法

制为保障,助推优秀传统生态文化赋能和美乡村建

设实效的提升.以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为目标,加

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制定具体可行的规章制度,

可以为文化赋能提供制度保障和资源支持,提升赋

能的规范性和实效性.对于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

化资源,要明确保护管理机构和工作流程,形成长

效机制;划定生态文化保护区,实施分级分区保护

管理;明确开发利用的底线和红线,防止过度商业

开发等.对于传承人的立法保护,要制定传承人保

护法,明确其合法权益;建立传承人档案,并提供相

应的财政补助和社会保障;设立传承人传习基地,

为传承赋能实践提供专属平台.最后,以资本嵌入

为手段,集聚生态文化赋能的内生动力.布迪厄指

出,社 会 资 本 是 网 络 关 系 中 潜 在 资 源 的 总

和.[３０](P．７)乡村社会资本理论认为,中国乡村的网

络关系蕴含着丰富的社会资本,资本因其敏锐的经

济性,能够为文化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３１](P．１９５)赋

能实践应在尊重传统生态文化属性的前提下,将其

与外来资本进行互动嵌入,以实现传统生态文化内

在价值和乡村可持续发展的有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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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李静丽)

TheContext,Dimensions,andApproachesof

ChineseExcellentTraditionalEcologicalCulture

EmpoweringandPromotingtheHarmonyRuralConstruction

BAIZhen－ping

(SchoolofMarxism,NanjingUniversityof

ScienceandTechnology,NanjingJiangsu２１００９４,China)

[Abstract]Chinesepathtomodernizationcallsforthereturnoftraditionalecologicalcultureinthe

processofresolvingtheinternalparadoxofmodernization,andfurtherdevelops,integratesandsublates

modernity．AsthemainlineofChinesestyleagriculturalandruralmodernization,theconstructionof

beautifulruralareasalsohasstrongecologicaldemands．TheChineseexcellenttraditionalecologicalculＧ

turecanempowertheharmonyruralconstructionwithitsuniquevaluethinkingandpracticallogic．The

newcontextconstructedbythecombinationofhistoricalcontext,realisticcontext,valuecontext,and

politicalcontextisthelogicalstartingpointfortheempowermentofChineseexcellenttraditionalecologＧ

icalcultureandtheharmonyruralconstruction．Inthecontextofmultipleintertwinedchanges,itsemＧ

powermentismainlyreflectedinpromotingtheconstructionofrurallifecommunities,sustainabledeＧ

velopmentofruraleconomy,reshapingofruralvaluesystem,andmodernizationofruralgovernance．In

theactualempowermentprocess,itisalsonecessarytoempowerthesubjectwithendogenousempowerＧ

ment,valueempowermentwithsubjectiveexpression,technicalperformanceempowerment,andspatial

empowermentwithfieldbridgingtoensuretheeffectiveness,scientificity,andsustainabilityoftheemＧ

powermentofChineseexcellenttraditionalecologicalcultureandtheharmonyruralconstruction．

[Keywords]EcologicalCulture;HarmonyRuralConstruction;Inheritance;Empowerment

１８８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１１－２１

[作者简介]吴琼,女,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

２０２４年５月 内 蒙 古 社 会 科 学 May．２０２４

第４５卷 第３期 INNER MONGOLIASOCIALSCIENCES Vol．４５ №．３

DOI:１０．１４１３７/j．cnki．issn１００３－５２８１．２０２４．０３．０２４

涵养乡村文化生态的现实困境与实践进路

———从梁漱溟与费孝通乡村文化观论起

吴 琼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人文社会发展学院, 陕西 杨凌 ７１２１００)

[摘 要]新时代,涵养乡村文化生态是全面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应有之义.目前,乡村文化生态主要表

现为对文化生态资源的开发过度同质化、生态生活环境的激变引发农民观念异化、文化生活服务体系的构建

存在供需脱节三方面的问题,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文化与生态的资源联结失活、生态与生活的协同意识

模糊、文化与生活的载体建构分离.涵养乡村文化生态要基于党和国家关于乡村文化的政策方针,充分考虑

文化、生态和生活三者之间的关系,以文化与生态的有效联结提高乡村文化生态的发展能力,以生态与生活协

同调适激发乡村文化生态的内生动力,以文化与生活创造性融合健全乡村文化生态的基础保障.同时,还要

借助文化与生态的资源联结深化特色文化符号建设、结合生态观与生活观的协同发展营造积极向上的心态

秩序,依托文化与生活载体建构优化公共文化的组织机制,从而涵养绿色、健康、高质量的乡村文化生态.

[关键词]乡村文化生态;涵养;农民生活;乡村文化

[中图分类号]G１２２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５２８１(２０２４)０３－０１８９－０８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加快构建新发展

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

才、文化、生态和组织的振兴.乡村文化振兴是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这既是对传统文化的

存续发展,同时也体现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对乡村

社会的价值引领,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题中之

义.如何全面实现乡村文化振兴、绘就宜居宜业和

美乡村新画卷,是当前学界热切关注的时代课题.

面对当前乡村文化的载体衰减和流失[１],乡村出现

“文化断层”[２]与“文化荒地”[３]等问题,学界主要形

成了“回溯传统”[４]、“资源赋能”[５]和“主体重构”[６]

三种研究视角,认为要以综合的分析视角,在文化

生态系统中研究文化的产生、发展、变异规律及现

代转型等内容[７],提出走乡村文化兴盛之路需重塑

乡村文化生态[８].

“文化生态”最早由朱利安斯图尔德提出,指

一个民族在变迁中通过文化与其所处环境相互磨

合形成一个个兼容性的文化实体.[９](P．２)在时代演

变中,“文化生态”亦可以一种类似自然生态的概

念,把人类文化的各个部分看成是一个相互作用的

整体.[１０]基于对“文化生态”多重维度的理解,学界

提炼出乡村文化生态的内涵意蕴,认为乡村文化生

态是农民在自然与社会交互中创造的乡村文化空

１８９

间与文化形态的统一体.[１１]由于乡村文化根植于

农村的生产生活实践,因此乡村文化生态亦具备人

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统一.学界关于乡村文

化生态的研究主要遵循两种研究思路,一种是乡村

文化生态重塑型思路[１２],另一种是乡村文化生态

涵养型思路[１３].目前,乡村文化生态正处于新旧

交替的过渡阶段,而且乡村文化天然地具有独特的

地域特色和鲜明的乡土气息.在此背景下,已有学

者意识到具象化的文化重构路径难以充分扎根乡

村社会,乡村文化振兴还需重视意义世界.[１４]乡村

文化生态涵养型思路注重对文化实践与生活意义

的调适与融合,认为应进一步贴合农民的生活意境

和文化需求,营造“美美与共”的乡村文化氛围.习

近平总书记在２０２２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特别强

调,“要坚持用大历史观来看待三农问题”,“乡村不

仅 要 塑 形,更 要 铸 魂 ”,“要 绵 绵 用 力,下 足 功

夫”.[１５]可见,乡村文化生态研究要立足历史与现

实的共时维度,赋予乡村文化生态以新的内涵.结

合乡村文化的历史性、动态性和观念性特点,分析

涵养乡村文化生态面临的挑战和深层因素,具有一

定的现实意义,能够为乡村文化振兴提供新思路.

二、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新时代,为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

求,党和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通过不断挖

掘、丰富乡村文化资源满足农民对文化的需要和对

美好生活的追求,以形成乡村关于生产、生态、生

活、社会、文化与教化的价值表现[１６](P．２),坚定农民

的文化自信.从当前乡村图景和乡村振兴战略的

核心目标看,不断调适、整合乡村文化资源来涵养

乡村文化生态,既是实现乡村文化振兴的基础保

障,也是助力乡村完善“社区营造”的重要途径.

“原来中国社会是以乡村为基础,所有文化多

半是从乡村而来,又为乡村而设”,又因为乡村是脆

弱的,用力太猛会导致“乡村的破坏”[１７](PP．１５０~４０８),

因此,梁漱溟基于文化的历史性特点提出通过对乡

村文化生态的渐进式改良来促使新社会事实的产

生,形成新文化.乡村文化以特有的符号和形式存

在,既是传统文化、地方性知识、生态观、民族特色

文化等在乡村社会的展演[１８],又是乡民在长期的

社会实践中群体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活动

的总和[１９],二 者 涵 盖 乡 村 文 化 生 态 的 基 本 内 涵.

费孝通指出:“每一个人,都依赖Ђ所受之于前人的

文化取得生存的物质和精神基础,并生活在人和人

组成的社 会 中.”[２０]乡 村 文 化 的 存 续 发 展 是 与 生

态、生活相互依存的,任何一种文化思想形态都要

与特定地域的生活、生态相契合,辩证地处理传统

文化与现代文化、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文化区隔

与文化交融等多重复杂关系[２１],并且以综合的视

角对与乡村文化息息相关的生态、生活进行关联性

研究.由此,基于文化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试

做如下建构文化、生态与生活的三维分析框架.

(一)“文化—生态”:涵养乡村文化生态的出

发点

“文化—生态”是涵养乡村文化生态的基础维

度,强调生态系统中的文化价值.先秦时期,儒家

思想已将文化与生态联系起来探讨生态文明,“和

合”“道法自然”等思想则充分阐释了中国传统文化

中的文化生态观,并深刻地认识到人与自然是密不

可分的整体.在西方理论中,马克思主义理论针对

“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谐统一思

想,并进一步指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实践的基

本关系之一.中国共产党站在时代全局的战略高

度,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

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把新发

展理念贯穿于总布局全过程,并对“实现什么样的

发展、怎样发展”作出了科学的回答.党中央将文

化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纳入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的战略部署,这表明文化与生态是紧密关

联的,实现乡村文化与乡村生态的协调和可持续发

展是推动特色乡村建设的路径选择.与此同时,当

代乡村建设是在国家确立生态文明新战略的基础

上提出的,是在尊重乡土社会内在机理的同时,重

新面对并认识乡土社会的文明传承,使人们自觉自

我地回归自然、回归社会.[２２]

(二)“生态—生活”:涵养乡村文化生态的结

合点

“生态—生活”是涵养乡村文化生态的关键维

度,它强调文化建设中生态观与生活观的耦合.自

人类出现之始,生态与生活就产生了紧密的联系,

原初的自然生态系统因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

而不断被改变,生态在融入生活场景的过程中逐渐

形成了人为的生态系统,人为的生态系统又形塑着

人类的生活方式.资源禀赋结构的升级驱动着生

态与生活结构的升级,社会各要素在生态与生活的

互动作用下彼此适配,形成人文生态.[２３](P．１６２)费孝

通在分析西方现代性问题时认为人文生态与文化

１９０

相关,强调围绕人类生活的自然与人文互构是发展

的路径选择.把涵养乡村文化生态放置于生态与

生活的维度进行讨论,可以避免传统现代性的束

缚,从理论维度上是对费孝通“生态、人文生态、心

态”学说的延续,同时更加突显“生产、生活、生态”

协同发展的重要性.当前的乡村振兴战略部署将

生态宜居寓于生活富裕之中,把“促进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乡村振兴

的重中之重.因此,要充分考虑生态与生活的关

系,注重生活观、生态观的形塑与融合,把涵养乡村

文化生态内化为农民的日常生活叙事.

(三)“文化—生活”:涵养乡村文化生态的落

脚点

“文化—生活”是涵养乡村文化生态的核心维

度,它强调实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美好

生活.梁漱溟先生用“意欲”阐释“生活”,用“生活”

界定“文化”,文化样态影响着群体的生活方式,文

化与生活的联结为社会发展增添了秩序和价值,而

形塑“文化”重在理解“生活”.除此之外,生活在一

定文化中的人们要时刻保持对其文化的“自知之

明”,在文化实践中唤醒记忆深处的“各美其美,美

人之美,美美与共”意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

能力,取得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

位”.[２４]长久以来,乡村文化在农民的生产生活实

践中逐渐形成了独有的文化底蕴,在日常生活实践

中培养了农民对乡土社会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当

前,对乡村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应立足

于农民生产生活实际,从日常生活汲取文化的营养

与灵感,增强农民的文化获得感、生活幸福感.涵

养乡村文化生态的最终目标是在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进程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因而更

要牢牢把握农民的主体地位及其文化生活的核心

价值,形成极具地方魅力的乡村文化新样态.

三、涵养乡村文化生态面临的现实挑战

伴随中国式现代化的全面推进,中国社会正处

在前所未有的、巨大的、深刻的变迁与转型的关键

阶段,乡村社会的整体性变迁进一步驱使着乡村文

化生态的整体演化.在此过程中,乡村文化生态受

到内外合力的推动,各要素产生新旧更替及文化实

体的发展变化.学界普遍认为乡村文化生态在转

型与变迁过程中会产生各种阻碍乡村文化前进的

矛盾点和危机源,而涵养乡村文化生态也将面对此

等问题.

(一)对文化生态资源的开发过度同质化

进入新时代,盘活乡村文化生态资源是党和国

家实现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内容,从党的十八大提

出“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

到党的二十大提出“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

业、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都要求基层组织把乡

村文化建设作为乡村发展的动力因素.然而,在乡

村文化与生态的物态៿展中,自然与人为的双重作

用力使乡村文化生态出现诸多不适应现象,其中最

为棘手的问题就是文化生态资源开发的过度同质

化.在乡村文化建设中,部分地区为形成区域文化

产业而实行文化资源的区域整合,这种模式在一定

程度上优化了区域性资源配置,但也导致各乡村在

文化生态产业发展中出现低层次、低水平的形式雷

同与恶性竞争.部分乡村面对高收益、高回报的文

旅市场,急于求成,复刻和模仿“文化墙”“仿古街”

“休闲农家乐”等文化产业发展模式,最终形成千篇

一律、千村一貌的乡村文化生态.以袁家村为例,

袁家村从２００７年开始发展乡村旅游农家乐,历经

十几年的经营已成为陕西省知名乡村文旅品牌.

随之而来的是,周边乡村也纷纷效仿这一做法,推

出各类“袁家村模式”,同质化现象极为突出.文化

生态资源开发的过度同质化不仅未能实现各乡村

互利共赢的美好愿景,反而让模仿袁家村模式的乡

村在商业竞争的洪流中逐渐失去原本的文化特色,

复制而来、流于表象的各类文化产品在当地表现出

极为严重的“水土不服”.概而言之,基层主体未能

充分把握乡村特色文化与生态之间的关系,为了追

求即时回报而简单化地进行模仿复刻,从根本上忽

视并割裂了文化与生态的内在关系,导致原真性的

文化特色日渐缺失.乡村作为传统文化存续的基

本单位,区域内不同乡村之间存在较为丰富的非同

质化文化资源,过度同质化将抹杀乡村文化的地域

性与多样性特点,长此以往,富有地域特色的传统

文化资源势必丧失文化影响力.社会生活中富有

文化特色和文化魅力的精神产品不能缺席,否则将

难以彰显中华民族浓厚的文化底蕴和价值观念.

(二)生 态 生 活 环 境 的 激 变 引 发 农 民 观 念 的

异化

伴随城市化、市场化的发展,乡村社会在经验、

话 语 和 规 范 层 面 几 乎 同 步 发 生 不 可 逆 转 的 激

变.[２５]在这种深刻的变迁中,现代化因素随着城乡

互动、资源下乡等方式进入乡村社会,政府意图依

１９１

靠外部支持重新整合乡村社会,以推动乡村生态生

活的现代化.事实上,在乡村社会场域中,乡村的

生态生活环境决定了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并在实

践或劳动过程中形塑着农民的观念.乡村的生态

生活在迎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将自身置于风险社

会之中,农民随乡村生态生活的激变陷入价值观念

的不确定性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乡村面临着更为

复杂的内外冲击,乡村文化生态难以获得更为有效

的、持久的发展空间,当前的乡村社会秩序还未实

现由“传统”向“现代”的有效转型,各种思想、观念

随着城乡互动与融合发展不断涌入农民的生活,作

用于农民的日常生活实践.乡村中交织着多种思

想价值观念,网络信息多元化、环境风险等因素为

乡村社会发展增添了高度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当乡村生态生活与农民观念出现不同步与不适配

情况时,沿袭多年的民俗活动逐渐淡出农民的日常

生活,乡村传统“过日子”的方式逐渐解体,农民群

体明显表现出对传统价值观念的不自信和不认同.

另外,以市场经济为中心的工具理性进入农民生

活,使农民陷入精神贫困而逐渐异化为技术的附

庸.[２６]长此以往,农民越来越热衷于寄情网络获取

精神慰藉,一些不利于乡村发展的亚文化或反文化

开始进入乡村社会并侵蚀农民的价值观念,进一步

加剧农民价值观念的撕裂程度,农民对乡村生态与

生活的思想认知陷入迷茫与困顿之境,产生道德水

准降低等负面影响,动摇乡村文化的精神支柱与价

值归属.可见,农民的价值观念异化既是乡村传统

文化消解的决定性因素,又为乡村文化生态增添了

不稳定性与不确定性.

(三)对文化生活服务体系的构建供需脱节

丰富乡村文化生活是党和国家开展乡村文化

建设的重点内容,随着乡村文化振兴的推进,各地

陆续对乡村文化生活开展大投入、大发展和大提升

行动.从当前乡村文化生活的实体建设可以看出,

我国乡村的文化基础设施已得到明显改善,乡村公

共文化服务渠道初步៿宽,服务质量明显提升,有

效地解决了以往乡村文化生活匮乏等问题.然而,

当前乡村文化建设工作中的乡村文化治理效能暂

未得到充分发挥,还未能成为影响、改变农民参与

度和认同度的决定性因素.对此,有学者开展了文

化惠民工程建设专项调查,结果显示有近一半的农

民 表 示 乡 村 生 活 不 需 要 文 化 信 息 资 源 共 享 工

程[２７],农 民 对 公 共 文 化 服 务 的 实 际 利 用 率 较

低[２８].乡村文化建设并不总与农民的实际需求同

步,部分地区还存在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不完备、所

能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受限的情况,公共文化服务

难以满足农民多样化、高质量的精神文化需求.当

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开放度较低时,农民参与乡村文

化生活服务建设的主动性也会随之降低,一旦农民

成为乡村文化建设的旁观者,必将导致乡村文化建

设陷入内卷化困境.更为紧迫的是,当前在乡村公

共文化服务工作中还未形成更加高效的需求反馈

机制,农民意愿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表达,这在一

定程度上阻滞健康文化的传播传递,影响农民对于

乡村文化建设的参与度和认同度.久而久之,农民

对于乡村文化建设就会渐失热情、态度淡漠,乡村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也将无法摆脱“梁漱溟先生

之惑”.综上来看,行政主导下的政府以科层体系

“送文化”与农民的实际文化需求存在脱节情况,因

而,在未来乡村文化生活建设中要注重关切农民对

于文化的情感回归,在实现内源性契合与外源性嵌

入的基础上构建有效的沟通联动模式,丰富农民的

乡村文化生活,增强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可及性,

搭建农民群体真正需要的文化活动载体.

四、涵养乡村文化生态面临挑战的深层原因

(一)文化与生态的资源联结日趋失活

乡村文化建设与生态文明发展是涵养乡村文

化生态的价值引领与现实资源,将乡村文化与乡村

生态有机结合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构建乡村

美好生活的重要抓手.乡村文化生态作为一个开

放的系统,在整个运行过程中不断发生信息资源的

交互,乡村文化生态同时承担着生态振兴和文化振

兴的任务,偏重任何一方都不利于乡村文化生态的

存续发展.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视角看,当前

文化与生态的联结问题制约着乡村文化建设与生

态文明的发展,由于缺乏创新文化资源与生态资源

融合的能力,部分地区乡村组织在涵养乡村文化生

态的过程中对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超出了乡村文化

生态的承载力,导致文化资源与生态资源的融合度

不够,出现了“空心”旅游村、项目式“农家乐”、环境

污᳿和危险废弃物非法转移等问题.除此之外,基

层组织未能建立起良好的文化与生态协调联动机

制,造成乡村文化生态中文化与生态的刻板联结,

特别是在涵养乡村文化生态的制度规划方面,过度

关注经济效益优先的文化与生态互嵌模式,出现

“市场化”明显、“整体性”缺乏、“多元性”不足[２９]等

１９２

问题,整个涵养过程中还未充分实现乡村文化生态

的再平衡与再生产,乡村文化符号逐渐褪去传统特

色,乡村文化生态渐失活力、日趋脆弱.因此,涵养

乡村文化生态要强基固本,从自身文化资源和生态

资源出发,构筑本土化的文化生态场域,弘扬乡村

文化生态价值.

(二)生态与生活的协同意识日益模糊

乡村生态与生活协同发展是形成乡村人文生

态的根本条件,也是农民进行生产劳动和生活交往

的重要保障.乡村生态与生活的“质变”肇始于新

中国成立后的计划经济时期,对比新中国成立前自

给自足的传统农耕社会,计划经济时期农民所有的

社会活动、生活行为及文化意识都被限定在集体范

围内.[３０]伴随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乡村社会又从

“集体性”向多元现代化的乡村社会转变,农民的生

产生活因各项惠农政策得到极大改善.然而,由于

以西方文明为主的现代文化迅速进入乡村,引起农

民思想价值观念的变化,使农民倾向于追逐功利性

价值,削弱了农民传统生态伦理和生命价值观念,

弱化了乡村传统文化底蕴,乡村面临人文生态失序

的问题.从费孝通对人文生态的“生物—社会”协

同演化思路看,乡村人文生态失序的根本原因在于

人的文化层面的失序,是人对生态与生活协同意识

的模糊性问题.[３１]作用到乡村文化生态来看,在改

革开放后,乡村社会过度或片面追求生态与生活的

经济增长而忽视二者的协同发展,乡村内“个人本

位”意识逐渐掩盖传统的“社会本位”思想,农民将

新文化样态看作满足自身经济利益的重要途径,其

简单利己的经济行为背离了生态与生活协同发展

道路,从而使生态与生活的协同意识日益模糊.涵

养乡村文化生态要保障生态与生活中更深层次的

可持续关系及其意识,以应对新的、未知的环境带

来的不适与焦虑.从这个层面来看,乡村生态与生

活协同发展缓慢导致农民生态观与生活观的区隔,

促使理性化的制度空间与感性的生产生活实践在

短时间内难以充分耦合,无形中加深了治理主体间

的隔膜与矛盾.

(三)文化与生活的载体建构日渐分离

由于乡村共同体意识的消解、文化主体的“不

在场”、现代性与资本对乡村生产生活的冲击等问

题层出不穷,因此乡村文化转型举步维艰.乡村文

化生态是农民在生产生活情境中创造的,当前乡村

文化建设以政府为主导,通过以城带乡与城乡互动

方式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动力因素,这是外生型重

塑现代乡村文化生态的路径选择.就乡村文化生

态的本质而言,乡村文化生态是基于农民的生活习

惯与生活追求而不断变化的,被重构的文化载体在

很大程度上不能完全满足农民的实际文化生活需

求,导致文化载体悬浮于农民实际生活之上,加深

了乡村传统文化的萎缩与消解.若要实现乡村文

化生态的繁荣发展,就必须从本土化语境中理解文

化与生活的关系.梁漱溟指出,“文化是民族生活

的样法”,“生活是没尽的意欲和那不断的满足与不

满足”.[３２](P．３５２)费孝通亦提出,“文化在人们生活的

行为和意识中”,“应当深入到中国的社会文化、中

国人的生活中去认识自己文化的历史和现状”.[３３]

源于生活并作用于生活的乡规民约、各类传统民俗

节日等早已融入农民的日常生活且根基牢固,是维

持乡村社会秩序的基础准则.这也明晰了我们对

“种文化”逻辑的深刻认识,把文化内涵融入日常生

活是“种文化”的根本遵循,要以创新文化载体来增

强传统文化与农民生活的黏性,使农民在文化生活

中得到极大的获得感.因此,在涵养乡村文化生态

的过程中,要注重把握文化生活载体的类型及其层

次性,推动乡村文化与农民生活紧密联系起来,进

一步丰富乡村文化生活.

五、涵养乡村文化生态的实践进路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涵养乡村文化

生态更具时代意义.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探寻涵

养乡村文化生态的实践进路.

(一)涵养绿色文化生态:利用文化与生态的资

源联结深化特色文化符号建设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２ 年)»指出,

要“深入挖掘乡村特色文化符号,盘活地方和民族

特色文化资源,走特色化、差异化发展之路”,“加快

推行乡村绿色发展方式”.２０２４年发布的“中央一

号文件”强调,“要加强乡村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传承

和创新发展”,“培育生态旅游、森林康养、休闲露营

等新业态”.党和国家对于乡村绿色文化生态的高

度重视,表明涵养乡村文化生态实践进程的关键是

坚持绿色发展,以挖掘乡村绿色文化符号推动乡村

文化与生态的资源联结,把涵养乡村的生态性与文

化性作为发展乡村绿色文化符号建设的重点.

１．涵养乡村文化生态要注重生态性 乡村可

依据现有资源进行绿色生态空间改造,特别是在乡

村景观治理与规划中既要重视对当地自然生态的

１９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