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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江的干部、群众，在抵达尺八时，崔琪代表湘鄂西苏维埃联县政府

前来慰问，妥善地安排了他们的生活，并吸收部分青年参加红军。

此时，被围困在桃花山的军民仍有 2 万人左右，被敌人逼迫压缩

到方圆仅 20 余里的青竹沟一带。周逸群多次带领群众从古井口、北

雁口一带突围，均未成功，部队和群众伤亡很大。4 月 1 8 日，江右

军和赤色教导军千余人进攻塔市驿，抢夺长江渡口，以掩护群众撤往

监利，又遇敌一四二旅一部的阻击，未能得手。22 日，石首特务营

向来家铺的守敌发起攻击，想打通北撤之路，又因敌人火力太猛，且

受到塔市驿守敌的夹击，亦未成功。

4 月 18 日夜晚，周逸群决心率领被困军民从敌人防守较为薄弱

的墨山铺突围。突围前，地方干部和群众每人准备了一根木棒，以便

和敌人拼搏。突围开始，周逸群率江右军八大队和新组成的洞庭特区

机关工作人员作前卫、段玉林率江右军三大队分三路掩护群众，经过

一整夜的沿途拼杀、激战，终于经岳阳贾家凉亭、旗杆嘴到达洞庭湖

区。此次突围，军民伤亡惨重。江右军剩下不足 300 人，群众、干部

仅剩 8000。至此，桃花山全部被敌人占领，华容、石首苏区基本陷

落。

在一、二次反“围剿”中，洪湖苏区的军民在极端恶劣艰苦的环境

里，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敌人所到之处，烧

杀淫掠，无恶不作。“数百里赤区几乎无一处不被白军摧残”（《湘鄂

西特委致邓中夏复信》．1931 年 2 月 16 日）。被屠杀的群众数以万计，

被烧毁的房屋不计其数，仅江陵一县党团员就“牺牲了两千以上，群

众二、三万人”；在沔阳也牺牲“一千左右”（《团湘鄂西特委（给中央

的）报告》．1931 年 4 月 29 日），只有监利等县“在农民苦斗中获得

安全”（《湘鄂西苏区通讯》，载《红旗报》第 17 期．1931 年）。敌人

占领桃花山以后，提出“血洗东山”（即桃花山）的口号，更加残酷地

屠杀江南苏区的工农群众。英雄的洪湖苏区军民并没有被敌人的血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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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杀所吓倒，他们在周逸群、段德昌的率领下，以芦林为房，船板为

床，菱角为粮，运用游击战术，避实就虚，各个击破，不屈不挠地同

敌人浴血奋斗。断绝敌人的交通，扰乱敌人的后方，动摇和瓦解敌军，

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经过半年殊死搏斗，终于挫败了敌人

的“围剿”，在斗争中发展、壮大了革命力量。江左军由 300 多支枪发

展到了 1500 多支；江右军各大队由不足 300 多支枪发展到 800 多支；

在汈汊湖一带活动的汉川独立游击队也发展到了 600 多支枪，改编成

汉川独立团。洪湖苏区的正规红军除红九师外，还以军校学员为基础

成立了一个由 900 支枪的湘鄂西警卫一团，团长周荣光。此外，还组

织了一个 1500 人的教导团（后改为教导营）。

1931 年 5 月，蒋介石与桂系军阀的矛盾又趋尖锐，两广爆发了

反蒋事件。敌四十八师等部相继撤出洪湖地区，调往长沙。红九师乘

势向江陵进攻，湘鄂西警卫一团向东发展。6 月初，在三官殿、沙岗、

普济观、郝穴、汪家桥、宝塔洲等地连获胜利，歼敌两千余，缴枪千

余支。洪湖苏区的江北根据地除监利、沔阳、潜江等县城外，全部恢

复。随后，江南的游击战争又活跃起来，江右军收复了华容桃花山；

洞庭特区的工作有了新的发展。洪湖苏区的军民终于取得了反一、二

次“围剿”的重大胜利。

第二节 洞庭特区的建立和反“清湖”的斗争

一、洞庭特区的建立

洞庭湖位于湖南东北隅，方圆 800 里，古称“八百里洞庭”。它北

濒长江，西依雪峰山，东与幕阜山相连。这里盛产粮棉，资源丰富，

河湖港汊密布，湖边柳苇丛生，水路四通八达，便于开展游击战争，

是一块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河湖水网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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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大革命时期，洞庭湖地区就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

“八·七”会议以后，以洞庭湖为中心的沿湖各县游击队，特别是南县、

华容的地下党和游击队，就频繁地活动于洞庭湖特区。1927 年秋，

南华安特委曾建立一支 40 多人的特务队，活动在沿湖的南县、沅江、

岳阳一带，突袭各地团防，缴敌枪支弹药，不久，便拥有长短枪 300

余支。后以沅江县南咀为据点，成立“工农革命军洞庭区游击司令部”，

经常给岳阳、南县、沅江的来犯之敌以沉重打击。华容的游击队，在

洞庭湖地区的斗争更加活跃。他们多次重创敌人，使许多团防乃至小

股敌正规部队闻风丧胆。由于洞庭湖地区的南、华、安各县，与石首、

公安等县接壤，在发展中逐渐与鄂西的斗争发生了紧密的联系和合

作。1930 年鄂西红军两次南渡作战时，曾得到洞庭湖地区各县党组

织和游击队的密切配合与支持。所有这些，都是建立洞庭特区的有利

条件和基础。

如前所述，1931 年 3 月 13 日段德昌率新六军反攻石首不克，敌

徐源泉部向调弦节节逼进时，周逸群主持召开的紧急会议，决定抽调

石首、华容、南县等地干部开辟洞庭湖区工作，建立洞庭特区，作为

江南斗争的依托。3 月 22 日，周逸群率江右军三、八、十（南县赤

警队）3 个大队抵达华容东山的九佛岗，并在这里召集从石首、华容、

南县抽调来的干部开会，就如何开辟洞庭湖沿岸地区的工作问题，作

了具体部署，正式建立了领导机构，确定孟庆友、孙荣华、段玉林、

徐治坤、金丽生、冯世华、张吉阶等组成中央洞庭特区委员会，孟庆

友任区委书记，直属湘鄂西特委（湘鄂西省委成立后，直属省委）领

导。与此同时，特区政府和共青团区委也相应建立，部锡涛任区政府

主席，金尧阶任团区委书记。特区武装以江右军的三、八、十等 3 个

大队为主体，加上石首、华容、南县一部分地方游击武装组成，由段

玉林指挥。同时，周逸群等领导人还对开辟洞庭湖沿岸地区的有关斗

争策略、目标以及经费来源等作了具体研究，并作出了相应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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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规定：在渔民、樵民及贫苦农民中发展革命组织，建立苏维埃区

域；发展地方游击武装，铲除封建豪劣；集结经费，扩充武器装备，

实行赤色割据；发动群众，参军参战。并确定以层山、新河、团洲等

地的柴山（苇林）为根据地，逐步向滨湖各地发展。这时，因敌军对

桃花山封锁严密，周逸群和洞庭特区机关便暂留桃花山，坚持斗争。

4 月 18 日周逸群率洞庭特区区委和江右军三、八、十大队从桃

花山突围下洞庭湖。随同突围的还有石首特务营 200 余人枪和近万名

群众。在周逸群和段玉林的统一指挥下，乘着夜色，突破了敌人守备

比较薄弱的墨山铺防线，途经贾家凉亭、旗杆咀，与敌人展开激战，

终于冲出重围，到达洞庭湖的野猫岗。

到野猫岗后，湖水茫茫，周逸群和洞庭特区区委顿时陷入既无根

据地依托，又缺人、缺枪、缺粮的严重困境。此时江右军仅剩 300 余

人，群众不足 8000，枪支弹药几乎耗尽。加之野猫岗一带突增 8000

多人，生活十分艰难，每日以鱼花草等野菜充饥。为了迅速摆脱困境，

周逸群与区委决定从解决突围部队及群众的生活给养人手，就地进行

整顿、安置，而后有计划地袭击敌人，迅速开辟游击根据地。据此，

江右军用火力封锁野猫岗附近的湖面，截获敌人从岳阳运往调关、焦

山河的三艘军粮船，并俘敌 30 余人，缴获长短枪 36 支，机枪一挺。

与此同时，江右军派出一支手枪队潜入岳阳城，夺取了大资本家余振

兴号的大部分资财。部队和突围群众的生活给养很快得到解决，安定

了人心。经过动员，从 8000 多突围的群众中，吸收了 600 多人参加

了江右军；其余一部分离开野猫岗，去各地投亲靠友；另一部分无家

可归或无亲可投者，分散安排在当地渔、樵民家中，就地投入生产。

同时，还将石首特务营编入江右军，使之恢复到 9Q0 多人，并在周

逸群的直接指挥下，配合洞庭特区区委，为开辟洞庭特区游击根据地，

进行着一系列顽强的战斗。

4 月下旬，周逸群和区委指挥江右军分东西两路突袭插旗团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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毙敌 10 余人，缴枪 10 余支，捣毁了插旗田赋征收处，焚烧地主豪绅

的田赋表册。是时，插旗一带，湖匪猖獗，到处打家劫舍，谋财害命，

人民生活不得安宁。区委发动群众，捕获、处决了冒称“红军”、绑票

索款的惯匪吴文善、李竹青，解救了被绑的“人质”。区委为民除害，

赢得了民心，使插旗成了洞庭特区的第一个游击根据地。接着，乘胜

向注滋口进击，全歼该地团防，缴获步枪 70 余支，镇压了一批土豪

劣绅。游击根据地扩大到注滋口后，周逸群与区委决定开发阳罗州，

以那里为据点，进而把革命推向沿湖各地。但是，插旗、注滋口两地

团防相继被歼后，敌军及铲共团队增兵设防，实行水陆封锁。江右军

兵分三路，一路向驻阳罗州的敌军发动佯攻，牵制敌人；一路居中，

切断两地驻军的相互增援，另一路主力，向杨剅州的敌军发动猛烈突

击。经过激战，摧毁了驻杨剅州敌团部，生擒敌团长，迫使敌机枪连

缴械投降。是役共歼敌百余人，缴获各种枪支 200 余支和大批子弹。

同时，击溃了驻阳罗州的敌军，为开辟阳罗州扫除了障碍。自此，红

军声震洞庭，群众要求参军参战者日增，江右军发展到千余人抢，实

力有所增强。

5 马上旬，周逸群和区委率江右军由东横州水路向阳罗州挺进。

途经刘公局，击溃敌哨卡，胜利到达阳罗州。此后，区委会设磨盘州，

大力开展政治工作。不久，组织了渔民协会、樵民协会和农民协会。

随后，在阳罗州以及益阳、湘阴、沅江、岳阳等县的临湖地带，组织

了 300 多人枪的游击队，打开了洞庭特区的局面。

二、洞庭特区的反“清湖”斗争

洞庭特区开创初期属湘鄂西特委管辖，原拟以洞庭湖为中心，发

展湖边 9 县组织，后因蒋介石集湘、鄂、川 3 省敌人“围剿”洪湖苏区，

包围洞庭，给洞庭特区的斗争造成了重重困难。因此，洞庭特区的党

组织和游击队最初“只在华容、南县、沅江、益阳、湘阴、岳阳等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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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的临湖地带活动”（《中共湘鄂西省委关于湘鄂西具体情形的报

告》．1932 年 12 月 19 日）后发展到安乡、常德、汉寿等县。

随着洞庭湖特区革命斗争的发展，敌人也陆续调集大批部队和团

防，在“围剿”江南苏区的同时，接二连三地包围洞庭，大举“清湖”。

特区军民在区委的领导下，奋起还击，粉碎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清

剿”。

1931 年 5 月，岳阳的敌人，图谋“清剿”洞庭特区游击队，派杨林

所团防集结船队，常到湖中游弋。区委决定拔掉杨林所团防局这颗“钉

子”，派出一支由 30 余人枪组成的特务队，分乘 6 条帆船，密赴杨林

所全歼该团防局守敌，缴获长短枪 44 支和一部分黄金。

5 月中旬，湖南省清乡督办署主任何键，调马昆山旅，配合川军

张英部共两个师的兵力，进犯洞庭特区。并任命沅江县县长兼保安团

长王剑龙为指挥，组成“清湖指挥部”，统率沅江、南县、华容，湘阴

4 县团防，驾汽艇 8 艘，帆船 20 余艘，配合敌军沿湖搜索，向洞庭

特区区委所在地磨盘州合围。周逸群与特区区委研究，在敌我力量悬

殊的形势下，决定采取“避实击虚，扰敌后方”的战术。为保存实力，

周逸群，段玉林率江右军主力和部分特区领导骨干北移洪湖；留在特

区的干部和游击队，在区委孙荣华的领导下，化整为零，利用河湖港

汊密布，水路四通八达的有利地形，避开正面进攻之敌，深入敌后活

动。使何键的这次“清湖”，劳师费饷，扑了空。在反“清湖”的同时，

特区游击队在天心州、杨林所、插旗、南山、鱼口、新河、文家湾等

地活动，先后歼灭明山头、乌咀等地的团防。沅江、益阳、湘阴等县

临湖地带的游击队更为活跃，他们捣毁团防所，打击土豪，没收财物

的活动，日有所闻。

北移洪湖的队伍，在途经岳阳贾家凉亭时，遭敌伏击，湘鄂西革

命根据地和红军的主要创始人周逸群壮烈牺牲。苏区党和政府将洪湖

苏区首府瞿家湾“红色书店”、“红色小学”改名为“逸群书店”、“逸群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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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将“洪湖军校改为逸群军政学校，以纪念他”（《湘鄂西省委给中

央的电报》．1931 年 6 月 18 日）。

7 月，洞庭湖水上涨，区委由磨盘洲移设新河。这期间，突袭大

乘寺团防，缴获步枪 23 支，扫除了区委所在地附近的守敌。但区委

孙荣华英勇牺牲，湘鄂西省委派刘革非来洞庭特区领导斗争。8 月，

湖水继续上涨，敌人乘湖边芦苇被水淹没之机，又调集各路敌军，再

举“清湖”。敌人将洞庭湖的风网船悉数收去．并聚集湘江沿线大小火

轮，从益阳、沅江、湘阴出发，分三路围攻洞庭特区。刘革非率领特

区游击队，运用“敌来我飞，敌去我归”的游击战术，与敌人周旋月余。

终因敌强我弱，加之敌人步步增援，特区游击队接济困难，只得改变

策略，率游击队撤离洞庭，向江北转移。9 月，湖水渐退，湘鄂西省

委决定迅速恢复洞庭特区的斗争。因原转移到洪湖的江右军编人了红

军主力部队。遵省委指示，原随江在军转移列洪湖苏区的主要干部盂

庆友、金丽生、冯世华等重返回洞庭特区开展工作。省委还指示扩大

地方游击武装，成立“洞庭特区游击大队”，并派李华、段逸夫分任洞

庭特区游击大队政委、大队长。洞庭特区的斗争得到了恢复。区委还

制定了“扩充武装，壮大组织，扫除障碍，控制全湖”的斗争计划。

洞庭特区游击战争的深入发展，已成为江南苏区的重要组成部

分，为使北有洪湖、中有桃花山、南有洞庭湖互相策应、互为犄角的

革命根据地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第三节 湘鄂西中央分局和临时省委的建立及洪湖

根据地的第三次反“围剿”斗争

一、湘鄂西中央分局和临时省委的建立

1931 年 1 月 7 日，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王明等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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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的支持下，打着“反对立三路线”、“反对

调和主义”、“执行国际路线”的旗号，改组了中央机构，成立了以王

明为首的中央，从而开始了历时 4 年之久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宗

派主义在党内的统治。

3 月初，夏曦作为党中央的代表，到达湘鄂西特委所在地石首调

弦，并按中央的决定，以中央分局的名义开始工作。此时，正值敌军

“围剿”江南苏区之际，夏曦以分局名义写信给邓中夏、贺龙等，令其

率部返回洪湖苏区。下旬，夏曦随同特委及联县政府机关渡过长江进

入监利。27 日，宣布建立了湘鄂西中央分局，夏曦任书记。

不久，徐锡根奉中央之命来到洪湖，传达中央指示，说“中央决

定此间另组湘鄂西省委。中央分局另行组织，锡根任中央分局书记，

夏曦任省委书记”（《湘鄂西中央分局的信》．1931 年 5 月 13 日）。分

局由 3 人组成，除徐、夏外，尚有一人未定。由于“锡根意等省委成

立后，再行来开始新的中央分局的工作”（《湘鄂西中央分局的

信》．1931 年 5 月 13 日）。因此，分局仍由夏曦负责。而且，分局绐

中央写信，认为分局与省委为重叠机构，不便于开展工作，建议不必

组织中央分局，徐锡根“可以中央代表名义指导省委工作”（《湘鄂西

中央分局的信》．1931 年 5 月 13 日）。但中央来信，仍坚持设分局。

对此，徐锡根表示“完全同意”（《徐锡根自湘鄂西来电》，1931 年 6

月 28 日）。并要求去上海面报。此时，团中央代表宋盘铭到达洪湖，

而徐锡根则去江右区巡视，后去上海找中央，因此，湘鄂西中央分局

实际上只有夏曦、宋盘绍两名成员。夏曦到达洪湖苏区后，便在“反

立三路线”和“拥护国际路线”的口号下，否定湘鄂西党、政府及红军

在长期斗争中所取得的巨大成绩，贯彻四中全会后中央的“左”倾冒险

主义。4 月 15 日，夏曦主持召开了湘鄂西特委会议，作出了《湘鄂

西特委接受四中全会决议的决议》；16 日，又以中央分局的名义作出

《关于苏区党的组织问题决议案》；5 月 14 日，作出了《土地问题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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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富农斗争的决议》；发布了《中央分局告同志书》、《宣传大纲》，《通

告》，还在监利、沔阳、江陵、潜江、汉川等县召开了县委扩大会、

党代表大会和苏维埃代表大会，在湘鄂西的党、红军和苏维埃政府中

进行所谓“向国际路线的彻底转变”。中央分局的《关于苏区党的组织

问题决议案》，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湘鄂西“彻底改造和充实各级

领导机关”的组织纲领。它指出：“要在反立三路线和执行国际路线原

则之下来检查我们的组织工作，应当为执行国际之中国党的组织决议

案而斗争，为改造中国党的组织而斗争”。认为湘鄂西苏区党的组织

状况严重不纯，“富农分子占全体党员十分之二、三”，“各县干部差

不多完全是富农分子和知识分子”。因此，“目前党的各级指导机关应

自下而上的改造一次”，“在党内发动一次改造党的运动”，要“对着不

执行党的决议，不做工作的实际工作中机会主义和清谈的两面派及官

僚主义开火”，“要在这次反富农斗争和彻底平分土地过程之中，淘汰

阶级异己分子、地主、小商人和富农成份”，把他们驱逐出各级领导

机关。根据这个决议案，湘鄂西的各级领导机关“向立三主义的统治

开始肉搏”，“洗刷”了大批的所谓“富农分子”。谁要是对王明“左”倾冒

险的理论有“轻视的倾向”，都“必须受到严重的打击”；谁要是不执行

中央分局的指示信、决定，都“必须严格处分”。

中央分局的《土地问题及反富农斗争的决议案》，被吹嘘成是“唯

一的正确的列宁主义的”决议，“是在国际路线指导之下湘鄂西的路线

转变的最大事实”。它指控“湘鄂西过去的土地革命，是富农获得了土

地革命的利益”，“相当削弱了贫农的积极性”，“减弱了对于国民党‘围

剿’苏区的抵抗力量”。由于湘鄂西的党“在立三路线非常发展的富农

路线之下”，没有彻底平分一切土地，由于“在苏维埃内富农作怪，而

且得到立三路线的空谈社会主义的帮助”，“侵犯了贫农、雇农、中农

的利益”，因此，要重新进行土地革命，“彻底平分一切土地”；要加

紧发动一场反富农斗争，没收富农的全部土地，“另给富农以坏的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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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地主则不予分配。“为了要彻底平分，还要动摇中农（主要是富

裕中农）的土地”。等等。所有这些，都是不符合实际的指责。其实，

湘鄂西的土地革命政策，包括没收土地的范围，对农村各阶级的划分

及政策，都是和“六大”决议有关精神一致的，基本上是正确的，土地

革命的实践也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即使在“左”倾方针的影响之下，土

地革命也没有脱离健康发展的轨道。因此，上述指责是完全错误的。

值得指出的是，对中央推行的错误的土地革命政策，湘鄂西特委

进行了一定的抵制。1931 年 2 月 22 日，湘鄂西特委在给中央的一封

信中指出；“国际东方部对中国土地问题决议说，要平分一切土地，

连农民的私有土地都包括在内，事实上就是没收一切土地拿来平均分

配。”对“平分一切土地”的口号表示了怀疑，没有积极执行。他们认

为正是出于土地革命的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湘鄂西根据地才得

以巩固和扩大，湘鄂西红军才得到发展，反“围剿”斗争才取得了重大

的胜利。

夏曦到达后，强令进行反富农斗争和重新平分一切土地，并首先

在监利、沔阳、汉川开展起来。5 月中旬，夏曦主持召开了中央分局

扩大会议，决定以监利为中心，组织贫农团、雇农工会，并在监利的

中心区和沔阳部分地区开始彻底平分土地的工作。中央分局的机关刊

物《红旗》，每期都以彻底平分土地为中心大力宣传。分局还开办了

3 期关于平分土地的干部训练班。下旬，又在监利、沔阳、汉川 3 县

召开了党的扩大会议和苏维埃代表大会，进行重新平分土地和反富农

斗争的动员。各地的贫农团和雇农工会，在苏维埃的领导之下，组成

了重新平分土地的代表会议。以乡为单位，由贫农团，雇农工会和乡

苏维埃机关派出代表10 人到15人担任调查土地和重新分配土地的任

务。因为中央分局要严格“检查每个党部对平分土地反富农工作之执

行程度，要对那些拥护富农之党员加以审查”（《湘鄂西苏区农民土地

问题决议案》．1931 年 7 月 26 日），所以各地在执行中采取宁“左”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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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的方针，不仅将富农的房屋、耕牛、农具、船只全部没收，±地彻

底平分，还没收了一部分富裕中农的土地和财产，捆绑吊打、逼死富

农的事到处发生。有的中农被逼逃跑柱外，少数中农被逼得“反水”。

这种混淆敌我，损害中农利益以及不给出路，在经济上、肉体上消灭

地、富的作法，很快波及其他各县，造成了混乱，严重地破坏了与中

农的联盟，扩大了对立面，对农业生产的发展也产生了十分有害的影

响。

由此可见，夏曦到达洪湖苏区后，推行了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

错误方针。但是，这时由于反“围则”斗争正激烈进行，党内一部分干

部坚持正确路线，不久又发生水灾，因此，1931 年上半年，王明“左”

倾冒险主义还不可能全面取代湘鄂西苏区原来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

策和措施。特别是红九师在军事上接连取得的重大胜刹，使苏区的革

命形势依然得到新的发展。6 月，围攻洪湖苏区的敌军在红九师的打

击下，退守主要城镇，由进攻转为防守，根据地相对稳定。6 月 16

日，中央分局在瞿家湾召开扩大会议，有各县县委书记参加，成立了

湘鄂西临时省委。临时省委委员 6 人，崔琪、万涛、彭之玉、杨光华

等为常委，崔琪任省委书记，杨光华任组织部长，分局书记夏曦兼宣

传部长。崔琪担任省委书记不久，因肺病赴上海治疗，曲杨光华代理

书记兼任组织部长。不久又成立了湘鄂西省革命军事委员会。军委主

席团由贺龙、万涛、夏曦 3 人组成，夏曦任主席。

湘鄂西临时省委成立前后，对各地的党组织进行了调整。湘鄂边

分特委改为湘鄂边特委，管辖五峰、鹤峰、长阳、桑植，石门一带苏

区，改宜昌分特委为宜昌特委（后又改为宜昌道委），管辖巴东、兴

山、秭归、当阳、荆门、松滋、远安、枝江和宜都各县，取消洞庭直

属区，建立南华安中心县委，管理岳阳、临湘、石首、华容、南县、

安乡等江南各县；设汉川中心县委，指挥天门、汉川、应城、京山等

县斗争，以与鄂豫皖苏区联系；对于湘鄂赣苏区和鄂豫边特委，亦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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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派人联系。

地方党组织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各县党的组织情形，以监利

为最好，监、沔除县城以外，全县有普遍的组织”（《湘鄂西省委组织

工作报告》．1932 年 2 月）；江陵除沙南区外（仅十分之一），各地都

有党的组织，是失败区工作最好的；潜江经过敌人几次占领，党组织

遭到很大破坏，此时也有了基础，培养了一批新干部，重建了政权机

构；汉川中心县委指导天门、应城等县，向襄北发展比较迅速，天门

东区如卢家口、乾驿镇等处，都建立了地方政权，天门西北是游击区，

党组织也较普遍；汉阳、应城、云孝等地也有了党组织。

工会、青年团等工作亦得到了恢复、发展。6 月 20 日，召开了

湘鄂西少共（即青年团）特委扩大会议，成立了湘鄂西少共省委。委

员 13 人，书记温荣清。7 月 20 日，召开了湘鄂西第二次工人代表大

会：成立了湘鄂西省总工会。常委 7 人，张昆弟为委员长。此外，妇

女工作，反帝工作和互济会等工作，都有了相应的发展。

久经锻炼的湘鄂西党，在粉碎了敌人的一、二次“围剿”之后，尽

管有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干扰，仍然得到了发展。

二、洪湖根据地的第三次反“围剿”斗争

红军反一、二次“围剿”的胜利，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蒋介石不

甘心失败，于 1931 年 7 月，向中央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同时，

派遣二、三十团的兵力围攻湘鄂西苏区。

这时，在洪湖苏区周围有敌军 24 个团：沔阳、汉川驻敌三十四

师和湖北保安团，计 7 个团的兵力，分布于沔城、仙桃、彭场、通海

口、府场、分水嘴、脉旺嘴、张家湾等处；沙市、荆门驻川军 5 个团，

分布于沙市、郝穴、普济观、荆州、荆门、拾回桥、后港一带；天门、

岳口驻敌四十一师一个团和新三旅旅部和两个团，监利驻川军两个

团，分布于监利城、上车湾、莲台河、太马河、堤头等处；石首、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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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驻川军张英部约 3 个团，分布调关、焦山河、华容城、桃花山等地，

石首城、藕池驻川军王宗鉴部两个团，桃花山还驻李觉部一个团；应

城驻徐源泉一个特务团。在湘鄂边苏区周围有敌人 9 个团：石门驻罗

效之的保安第十团和警卫团，慈利驻朱际凯的保安第一团；桑植驻陈

渠珍的三十四师第七旅，恩施驻罗启疆第三十四旅。

敌军发动第三次“围剿”时，红三军主力尚在均县、房县一带。洪

湖苏区的红军只有九师二十五团、二十六团，湘鄂西警卫团和教导营，

加上各县的地方武装，总计不过五、六个团的兵力。在湘鄂边苏区仅

有一个由王炳南领导的独立团。要战胜数倍于己的敌军，有很大的困

难。加之，7 月份以来，洪湖苏区发生了严重的大水灾，苏区群众流

离失所，红军的给养十分匮乏，

为了粉碎敌人的“围剿”，解决苏区军民在给养上的严重困难，湘

鄂西临时省委分析了敌情，认为敌军虽然在数量上占有很大的优势，

但存在着以下几个弱点：第一，前来“围剿”的敌军有鄂军、湘军，派

系很多，矛盾很深，在指挥上无法统一；第二，敌军官兵腐败，军心

难稳，且各派军阀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战斗力不强；第三，由于水

灾的关系，敌军之间不易联络，难以配合。只要红军集中兵力，采取

“重点打击”、“各个击破”的战术，并依靠群众的力量，是能够打破敌

人的围攻的。

段德昌率领的红九师是洪湖苏区第三次反“围剿”的主力军。8 月

2 日，湘鄂西省革命军事委员会通过了《关于九师最近行动的决议》，

对九师的军事行动作出了部署。决议指出：“九师目前唯一的任务，

就是在巩固和扩大苏区的原则下，保证红军基本实力的条件下，图军

事上的发展。”因此决定以二十五团巩固后方，二十六团向潜江、天

门发展。二十六团的具体任务是：“（一）最主要的任务，首先须以

极大决心给徐德佐旅以严重打击，消灭其实力，击破敌人‘围剿’我们

之一方，(二)发展潜江、天门游击战争（从夺得敌人武装中，分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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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武装给当地农民），并使潜江，天门与监利、沔阳、汉川苏区联成

一片；（三）尽可能的占领天门，巩固这一区域；（四）保证随时（在

后方有必要时或前方失利时）可以回到赤区；（五）保持与后方之一

定的交通线以便输送和取得政治消息与指示”。

8 月 3 日，临时省委和军委在周老嘴开会，考虑到九师主力向北

发展，可能与红三军七、八师取得联系，便决定九师出发后，“在能

与三军取得联系时，则须与之取得联系，但这是次要任务。为要执行

这一任务，派万涛随军出发，领导九师行动，责成万涛转变三军政治

路线，接充三军政委（《湘鄂西省委关于九师行动结论的决议》．1931

年 11 月 29 日）”。

8 月 10 日，九师师部率二十六团和教导营北进，并由二十五团

在监、沔边界上进行掩护。部队由熊口出发，13 日，襄河西岸出击，

占领了周家矶，守敌退往潜江城。当晚又乘胜追击，占领了黄家场，

获得不少军用品。14 日清晨，留守的二十五团占领直路河，夺敌枪

百余枝，俘虏敌军数十名。当晚又占了莲花寺，敌军向潜江溃退。15

日，二十五团在潜江城南的杨家场，与敌新三旅之薛汝平残部激战，

消灭敌人一营，余敌败往潜江城。红军跟踪追击，当晚占领了潜江城，

残敌逃窜张截港和泽口，至此，潜江苏区全部恢复，潜江县革命委员

会在县城重新建立。

17 日，段德昌指挥红九师二十六团和教导营进攻荆门沙洋镇。

沙洋位于荆门、天门、潜江 3 县交界处，是一军事要地。敌新三旅徐

德佐部盘据在这里。红军从广华寺出发，拂晓抵达沙洋。段德昌命令

一营为前卫，二营为二梯队，三营由左侧迂回，向守敌发起了迅猛的

攻击。沙洋外围的敌哨，还在睡梦之中，就被消灭。但在向镇内推进

时，敌负隅顽抗。经过反复冲杀，才克敌制胜。此役全歼敌新三旅第

二团和旅部特务营，击毙包括敌旅长徐德佐在内的大批军官，并缴获

大量武器、弹药和各种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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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日，敌四十三师肖之楚部两个团与新三旋薛汝平残部进攻红

二十五团。红军为诱敌深入，正面退出潜江县城。待敌骑兵直扑县城

时，红军左右伏兵齐出，大败敌军，缴获了大量的枪支弹药。

至此，敌军“围剿”洪湖苏区的前锋部队已大部丧失，被迫停止了

进攻。红九师便向荆门挺进，以接应红三军主力返回洪湖。仪半个月

的时间，红九师就胜利地完成了湘鄂西省委和军委所交给的任务。缴

获的大量枪械，不仅充实了二十五团、二十六团，还装备了新成立的

二十七团。这样，九师的胜利，从北面打破了敌人对洪湖苏区的围攻，

使监利、沔阳、汉川苏区得以巩固，潜江政权得到了恢复，并占领了

天门的一部分地区，发展了荆、天一带的武装斗争。

但与此同时，敌军趁长江大水和红军无力南顾的时机，向桃花山

根据地发动进攻。8 月中旬，驻岳阳的敌十九师，驻华容、南县的新

十一师，驻石首的新七旅，纠集各地的反动团防，组织“剿共义勇队”，

“割谷队”，向石首桃花山进行“围剿”。此时，桃花山游击队只有 300

多人枪，在广大群众的支援下，虽然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终因敌我

力量悬殊，被迫退往江北。敌人占领桃花山后，大肆烧杀抢掠，劫走

粮食 10 余万担，残杀革命干部、群众 1 万余人。

为了打击敌人的猖狂气焰，争取恢复江南苏区，红九师二十五团

于 10 月上旬，秘密而迅速地渡过长江，会同桃花山游击队，进入桃

花山。21 日拂晓，以突然动作包围了九佛岗守敌一个连，缴枪 80 余

支。又乘胜攻占了石华堰，歼敌 200 余名，缴枪百余支及大批粮食、

军用物资。接着又攻打了毛家巷，并追击敌军至华容城东状元街。23

日，二十五团又在烟墩、大旺厂、三郎堰等地，向正在抢谷和屠杀群

众的敌十九师及新十一师一部发起进攻。因敌据守高地顽抗，激战两

日不克，自己伤亡很大，便退回江北，恢复江南苏区的意图没有实现。

此时汉川独立团的反“围剿”斗争也取得了胜利。7 月，汉川独立

团移师襄北，在横堤何家湾一带整编，调整和充实了指挥人员，李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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斌任团长，黄秋松任政委，李守三任副团长，陈庶全任政治部主任。

8 月，为贯彻执行湘鄂西省军委会议关于要“造成天门东北一带的赤

区”的决定，汉川独立团积极配合红九师的军事行动，向天门东境发

展。中旬，当红九师攻占潜江时，汉川独立团攻占了天门卢家口，缴

枪 30 余支，俘敌 10 余人。下旬，全歼田二河守敌，缴长短枪百余支。

9 月初，攻占了天门皂市，歼敌保安团一部，缴枪 50 余支，夺得了

大批粮食、布匹、食盐等物资。嗣后，又派一个连的兵力，配合汉川

西北区赤卫队摧毁了王马家垸的“红枪会”。10 月初，在汉川北部重镇

刘家隔，歼灭了“清乡团”。

11 月下甸，红三军进入襄河北岸时，汉川独立团连续攻打皂市

和长江埠，一方面切断敌人的军事补给线，一方面夺取物资以解决给

养。12 月初，汉川独立团决定攻打新沟。新沟是武汉西郊门户，在

府河与襄河的交汇处，有敌军一营兵力把守。独立团发起攻击，守敌

急向蔡甸、武汉溃逃。此役夺得大批粮食、棉花、医药及其它生活用

品。凯旋途中，在神灵口截获敌轮一艘，又获得一批物资。12 月中

旬，汉川独立团到天门东乡卢家口、净潭、张蒋家场、乾镇驿等地开

展游击活动，连连获胜。

汉川独立团在军事上的节节胜利，使鄂中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和发

展。除汉川、天门原已建立的县、区苏维埃政府外，又新成立了云孝

县和汉阳县苏维埃政府。应城一部分区、乡也建立了苏维埃政权。

与洪湖苏区军民进行反“围剿”的同时，湘鄂边苏区军民在湘鄂边

特委和联县政府的领导下，也打破了敌人的“围剿”，坚持和发展了根

据地。

第四节 洪湖根据地的抗灾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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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 年夏天，长江中下游发生了几十年不遇的大水灾。7 月上旬，

洪湖苏区已有 60%的地区受灾，其中监利、沔阳、汉川尤为严重，渍

涝面积达 80%。下旬，监利上车湾的江堤即将溃口，江左苏区危在旦

夕。湘鄂西临时省委紧急动员，一面组织民工上堤抢险，一面在江南

华容苏区开掘一条 3 里多长的河道，以刹减江北的水势。可是，敌军

却枪击上车湾修堤抢险的苏区群众，并掘开了长江大堤，“水淹苏区”，

致使“监利、沔阳、汉川、江陵苏区（江左全部苏区），百分之九十五

被水淹没，一片汪洋，如困大海，灾民百万”（《湘鄂西中央分局和省

委报告》，1931 年 8 月 18 日）。江南石首、华容的一部分地方，亦被

大水淹没。不久，襄河暴涨，天门的老泗港和潜江的田关等处溃口。

严重的水灾，使江左红军粮食、食盐、布匹、医药等物质奇缺，

给反“围剿”带来极大的困难。苏区的田地被淹，房屋倒塌，没有饭吃，

群众只得捕鱼虾，啃树皮。城镇工人也多数失业。70 %的苏区群众被

迫外出逃荒。洪湖苏区面临着极其严峻的考验。

7 月底，瞿家湾被洪水淹没后，湘鄂西中央分局、临时省委和联

县政府机关迁到周老嘴，积极领导苏区的军民进行抗灾斗争。

7 月 31 日，湘鄂西临时省委通过了《关于水灾时期党的紧急任

务决议案》。决议指出：冲破敌人的“围剿”，同水灾造成的一切困难

作斗争，巩固和扩大苏区，这是湘鄂西苏区党的第一等战斗任务。为

了战胜水灾，党组织要“高度的动员群众”，向全体军民讲明“水灾是

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的结果”；“掘堤灌水是帝国主义国民党消灭苏区

和红军整个计划的一部分”；“只有苏维埃政权的胜利，才可能解决水

灾的问题”。要“号召群众反对国民党淹没湘鄂西苏区，（为）巩固苏

区而斗争”。决议还提出了解决苏区粮食困难的具体办法：第一，为

保证秋收而斗争。要动员红军、游击队武装掩护群众修堤抢险，保护

秋收；使苏区附近的敌人不敢出来抢谷；第二，在苏区加紧消灭地主

和反富农的斗争，没收地主从前分得的土地，没收地主及其家属和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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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富农家属的全部粮食、财产、房屋、船只；没收富农大部份粮食、

生产工具和私藏现金；组织游击队及受灾群众到附近白区去，汇合当

地工人、贫农、中农，没收地主的全部粮食、财产和富农的部份粮食，

以及大商人的木材、盐、布等，并将没收的粮食等物资大部份分给灾

民；第三，要储藏粮食。联县政府要在没有受灾的苏区，收买大米 2

万担，接济红军。禁止苏区一切粮食出口，各乡村苏维埃政府都要储

藏粮食；第四，继续发展生产。联县政府及各县苏维埃政府要购买大

批种子，鼓动群众抢种晚稻、杂粮和油菜子等作物。设法多造船只，

增加捕鱼工具，发展养鸭，使鱼、鸭、蛋成为大宗出口品，以换取粮

食和食盐等物品；第五，发起救济运动。未受灾苏区的互济会，要发

动群众募捐救济灾区。在灾区，鼓动中农在自愿的条件下，借贷少部

份粮食给贫农、雇农。湘鄂西互济会要向全国工人及国际工人阶级发

出呼吁，请求捐款接济。同时，揭露蒋介石掘堤灌水的罪行；第六，

实行极端的节省政策。除伤、病员照常供给并保障医药的经常接济外，

红军，游击队的供给大部份靠没收粮食来解决。党和苏维埃工作人员

每月不得超过 6 元以上的生活费，不准添制新衣服。各机关绝对禁止

浪费，禁止买自来水笔和手电筒等物品，并规定了节省纸张的具体办

法。此外，决议还号召群众参加红军，组织水上游击队，加紧肃反，

防止反水和加强守备。

8 月 3 日，临时省委组织委员会又发出《省委组织部为水灾问题

给各地党部的信》，督促各地党部坚决贯彻执行临时省委《关于水灾

时期党的紧急任务决议案》，要求各级党部立即派一批得力的、在群

众中有威信的当地干部加强工会、贫农团、苏维埃工作，特别是经济

工作和游击工作，以巩固党对群众的领导；要求在灾民群众中建立党

的支部，组织“赤色灾民团”，发动白区的饥民抗租税、抗钱粮、反团

防，分配豪绅地主的谷物，反对敌人对苏区的进攻和经济封锁，直至

发动游击战争，要求每个党员都要自觉地、坚决地执行“党员群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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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职业化”的口号，在生活上同群众打成一片；对于那些官僚主义

分子、消极挂名的党员，要严格批评甚至清洗。

各地在接到这两个文件以后，紧急行动起来，全力以赴地领导抗

灾斗争。临时省委和各县县委派出了大批干部向广大群众进行广泛的

宣传和动员，号召群众团结起来，克服困难，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

夺取抗灾斗争的胜利。监利、沔阳、汉川、江陵、华容等县，都先后

召开了全县党代表大会，采取措施，作出了抗灾的安排。

临时省委在了解各地执行决议的情况之后，又于 8 月 25 日作出

了《关于检查水灾时期党的工作的决议》。由于红九师在潜江、沙洋

的胜利，以及各县游击战争的发展，在打破敌人的“围剿”、扩大苏区、

扩大红军和巩固政权方面，已取得了相当的成绩。决议指出，现在的

任务“就是巩固新苏区和恢复失败的区域，以图继续的发展”，各地的

抗灾工作必须和这个任务结合起来，为此，新的具体工作是：第一，

临时省委及监利、沔阳、汉川、江陵都要派人加紧向潜江、天门交界

区域进行工作，肃清边区土匪和反动分子，建立强大、巩固的游击队；

第二，必须扩大红军，在 9 月 1 日以前，完成扩大红军 1000 人的任

务；第三，从各地抽调 100 余名党团员和 60 名干部去新苏区工作；

第四，创办水上游击队，联县政府要征集 300 名水手作为水上游击队

的骨干；第五，各县要筹集现金和粮食，以供给医院、兵工厂、军服

厂和省警卫营之需。

针对各地存在的工件偏差，要求立即予以纠正。关于游击队与群

众到白区搞粮食的问题，决议强调；“没收的对象是地主、富农；必

须配合当地群众，不可造成赤区群众去没收白区群众的现象”。关于

外出逃荒的问题，决议认为，要纠正过去害怕赤区群众出去易遭受敌

人打击，因而不去积极领导，只主张少数群众分散外出的作法。基于

全国性水灾，不能区别赤区灾民与白区灾民，以及苏区水灾严重，不

出外无以谋生等实情，各地要大胆组织领导灾民外出。灾民逃荒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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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各县应按照历史习惯和具体情况而定。决议还指出，沔阳等地在

反富农斗争中将富农和富裕中农的房屋、船只一律没收的作法是错误

的，“这足以动摇中农”，必须制止。

在临时省委的领导下，各地灾民都组织了起来。监利、沔阳、汉

川、江陵灾情最严重，需要转移到白区的灾民有六、七十万。这几个

县的县委和苏维埃政府都抽调了大批得力干部，在“赤色灾民团”中建

立了党支部，有计划地向白区和新苏区转移。灾民们大都转移鄂南、

岳阳、京山、荆门、沙市、武汉及其近郊的白区。监利转移到岳阳的

灾民还在当地发展了党的支部，不断向苏区传报白区的消息。湘鄂西

临时省委派武装护送灾民到京山、天门，并派出几十名干部领导灾民

在白区进行分粮和反屠杀的斗争。湘鄂西省总工会动员了几万灾民到

潜江，并帮助新苏区进行土地革命的工作。江南的石首和华容也成立

了“灾民团”、“没收委员会”、“斗争委员会”等组织，清查和没收地主、

富农的粮食、财产，统一分配给灾民度荒。

当阳、公安、松滋等县的党组织，发动白区灾民成立了“饥民委

员会”，“分谷委员会”，到土豪劣绅家里去“吃大户”。当阳县的党组

织领导孙家场、黄家场、草铺、河溶一带的饥民抗租、分粮，抢敌人

的粮船，并在斗争中发展了 200 余名党员，成立雇农工会。公安县虎

西一带也发动了 200 余人进行“吃大户”的斗争。

对于留在苏区的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问题，各地苏维埃政府尽量给

予照顾和安排。有的成立了渔业合作社，组织群众捕鱼、养鸭、打菱

角和从事各种手工业生产，进行生产自救。各地的苏维埃政府还帮助

从事手工业的群众组织原料，解决产品的销路问题。

监利、沔阳、汉川组织游击队和群众进行经济斗争，取得了很大

的成绩。先后夺取了白区地主、富农大批的粮食、财产，缴获了敌人

的大批物资。汉川游击队发动群众在南河地区没收了豪绅地主和富农

的现金 1 万余元，粮食 6000 余担。沔阳游击队组织贫农团，与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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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结合，在杨林尾、杨家湾、坝潭、马岭口等地没收了土豪劣绅的

粮食、银元和船只。监利挑选一批精干的游击队员，深入到岳阳、临

湘等地，在当地群众的配合下捕捉豪绅地主，要他们为红军筹款。姜

炳炎率领 8 名游击队员，化装撞入岳阳南正街银楼，一次就搞到 2 斤

多黄金。石首游击队在九佛岗、东堤寺、走马岭、毕家岭一带，处死

敌团总及士劣数十人，缴获大批的粮食和物资，还保护了未受灾苏区

的秋收。

各县的水上游击队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沔阳水上游击队和赤卫

队向长江进发，攻打了新滩口、邓家口和新洲等地。9 月 26 日，沔

阳及汉川游击队、赤卫队 3000 余人在彭国材、栩栩、汪洋、李铁青

等人的领导下，趁夜出击，分别从仰口、虾子沟、水洪口乘数百只木

船渡过长江，袭击了江右的簰州镇。途中，苏维埃政府组织群众在堤

坝上燃灯放炮，响铳吹号，呐喊助威。此役共歼守敌一个保安团，获

粮食数万斤，食盐、布匹无数，还获火轮两艘。

同一天晚上，监利水上游击队出动木船 30 多只，250 多名队员，

在姜炳炎指挥下，从观音洲分三路渡江到达城陵矾，偷袭岳阳保卫团

两个连，歼敌 60 余名，生俘百余人，缴枪 180 余支、汽艇一艘及大

批物资；此外还在螺山至观音洲的江面上，截获敌军的船只十余艘。

夺得大批的粮食、食盐、棉花、布匹和日用百货等，他们还利用杨林

山、狮子山的地势，在山头上架设土炮，封锁长江。12 月 12 日，汉

川县游击大队在摧毁了道人桥的反动“红枪会”后，在府河上截击敌人

木船，夺得大宗谷米、棉花。石首水上游击队亦在新厂一带的江面上，

截击敌军的运输船，缴获了大批的粮食和其它物资。各地缴获的粮食

和物资运往后方，除供给红军使用外，一部分供应医院、兵工厂、军

服厂、党政军各机关和警卫营，一部分分给受灾的群众及军、烈属。

8 月底，大水开始退落。党和苏维埃政府领导群众生产自救，号

召“水下一寸插（秧）一寸，水下一尺插（秧）一尺”，在苏区掀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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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秋运动”。各地还为农民发放了农业贷款。为解决种子、耕牛和农

具缺乏的困难，临时省委和联县政府一面从潜江、天门等地调来了大

批种子和耕牛支援重灾区，一面组织群众到白区去秘密采购。监利、

沔阳、汉川等苏区都办起了农具制造厂，为农民赶制锄头、犁耙；还

在自愿的基础上，组织群众办“犁牛站”；滨湖的地方建起了“渔业生

产合作社”。省苏维埃政府成立之后，还把从新区没收来的 400 多条

耕牛发给了群众。

洪湖苏区的抗灾斗争，还得到了国际上友好人士的支援。1932

年初，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受国际联盟救济机构的委托，为发放救

灾粮食及药品来到中国。他不顾国民党当局的阻挠，坚持要到国民党

称之为“共匪窝子”的洪湖苏区视察灾情。到新堤后，下榻中共地下特

支联络站内。视察中，见到了苏区军民抢修堤坝的动人场景。回武汉

后，提出洪湖地区灾情严重，抗灾积极，理应得到救济。随后，亲押

船队自武汉溯江而上。国民党派一排兵力护送，以防救灾物资落人红

军手中。行前，路易·艾黎将悄报告诉了地下党组织，洪湖苏区派红

军一部提前到达长江边新滩口埋伏。船队抵达时，双方枪战中，路

易·艾黎手中挥动着的帽子被一颗子弹击中，但他见到物资被红军运

走而高兴。就这样，借口红军“拦截”，把大批物资接济了洪湖苏区的

军民。

1932 年春荒严重，春收面积只有 60%，普遍缺牛、缺种子、缺

耕具，水灾造成的困难仍然很大。湘鄂西省委和苏维埃政府为加紧春

耕生产，又采取了以下措施：其一，鼓动群众集股购买种子，组织粮

食合作社；其二，动员灾民到白区去，从斗争中带回种子；其三，建

立与扩大农具制造厂，广泛发动群众组织犁牛站；其四，鼓励群众进

行友谊的借贷；其五，教育群众爱护和保养耕牛、耕具；其六，广泛

地组织春耕互助队、代耕队和竞赛队，并成立生产委员会；其七，没

收富农多余的耕牛、耕具和种子；其八，鼓动群众学习农业技术，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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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耕种工作；其九，责成红军和游击队帮助群众解决耕牛、耕具和种

子等困难。上述措施推动了春耕生产，进一步帮助群众战胜了灾荒。

在抗灾斗争中，由于受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出现过一些

错误倾向。例如反富农斗争，有些地方采取“绑票”的方式，捆绑吊打，

从肉体上消灭，因而动摇了中农，破坏了与中农的联盟。苏区灾民转

移到新苏区和白区后，发生了侵犯当地群众基本利益的现象，与当地

群众发生纠纷。有些地方侵犯商人营业自由，特别是乱打商船，使白

区商人不敢到苏区经商，从而减少了商人的中间作用，使苏区物资更

加奇缺。但是，从总的来看，洪湖苏区的抗灾斗争取得了巨大胜利。

湘鄂西党领导苏区军民在粉碎敌人第三次“围剿”的同时，又战胜了几

十年未有的大水灾，进一步提高了党的威信，更加激发和鼓舞了群众

的革命斗志。

第五节 江南县委的建立和恢复江南根据地的斗争

一、江南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的建立

石首、华容两县，地处长江以南，属湘鄂西江南苏区。在敌人第

三次“围剿”中，石、华两县的革命政权大部丢失。为了恢复江南苏区，

湘鄂西临时省委决定将两县合并为江南县，以利斗争的开展。

1931 年七、八月间，湘军十九师李觉部庄文枢、唐伯寅两个团，

川军张英师马昆山旅，石首敌新七旅，南县、华容的团防，监利广兴

州的广合团防，岳阳河西的保卫团，以及滨湖各地的“铲共义勇队”、

“割谷队”等，“围剿”江南苏区根据地桃花山。首先，敌十九师唐伯寅

团，向九佛岗进犯。桃花山的游击队，300 余人枪，在群众的配合下

英勇阻击。虽歼敌百余人，但自己伤亡很大。由于敌我兵力悬殊，在

掩护当地党政机关和部分群众转移江北后，游击队即撤出战斗，转移

208

到小河口一带。不久，江南苏区便失陷了。

为了继续领导江南的革命斗争，1931 年 10 月，在湘鄂西省委的

直接领导下，石首、华容两县党的联席会议在监利县的陶家铺召开。

会议推选方阁生、刘腊喜、孙子涛、兰育才、张吉阶、蔡玉坤、吴文

煊、杨志生等，组成江南县委，由湘鄂西省省委委员方阁生担任书记。

江南县委成立后，就恢复发展党的组织，重建苏维埃政权，尽快恢复

江南苏区等重大问题，作出了相应的决议。紧接着于陶家铺召开了石、

华两县工农兵贫民代表大会，出席的代表共百余人。方阁生向大会传

达了江南县委关于恢复江南苏区的各项决议，宣布正式成立江南县苏

维埃政府。会议选举蔡玉坤为江南县苏维埃政府主席。会议期间，与

会代表着重讨论了恢复、发展党的组织，重建区、乡苏维埃政权，改

组和扩大地方武装力量，以及迅速安定难民生活，发动群众参军参战，

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等重大问题，明确了斗争的方向和任务。

会后，江南县委、县苏维埃政府领导人，分途开展工作，并选派

了一批得力干部深入原苏区，开展地下活动，发动群众，以期恢复各

地党的组织，加强对敌斗争的领导。是时，遇到的突出问题是难民问

题。在敌人第三次“围剿”中，江南数以万计的人，惨死在敌人的屠刀

下，还有数万人被迫避难他乡；田园荒废，各地出现了严重饥荒。如

不迅速安定好难民生活，一切工作无法开展。因此，江南县委决定首

先解决难民问题，将流浪在各地的难民组织起来，成立若干难民“被

迫团”，指导他们从斗争中求生存。并把发动群众参军参战、扩大地

方游击武装和坚持反“围剿”的斗争，同处理难民问题的工作结合进

行。通过一段时间的发动，不少年满 16 岁至 30 岁的男子参加了红军，

编入红九师第二十五团，一部分编入地方游击队；30 岁以上至 50 岁

的，编入地方赤色教导军；12 岁至 16 岁的编入少先队。对不能参军

参战的群众，均按照具体情况，组织他们就地或返回故土恢复生产，

政府协助解决其困难。同时，安排一部分有社会背景的人回去做地下

209

工作。江南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的成立，广大群众看到丁党还在，政

权还在，对革命又充满信心，加之难民得到妥善安置，人心安定，又

出现了送亲人参军的热潮。江南人民的革命斗争，又复大振。

二、恢复江南根据地的斗争

为了尽快恢复江南苏区，江南县委在处理难民问题的同时，按照

湘鄂西省委的指示，抓紧改组和扩大地方武装力量。将石、华两县的

游击队，加上从难民“被迫团”中吸收的游击队员，合编为江南游击队，

下辖 3 个中队，大队长朱祖光。至此，江南游击大队，南与洞庭特区

游击队，北与监利姜炳炎领导的农军，紧密配合，南北策应，以恢复

江南苏区为目的，转战江、石、监、华各地，多次配合红军主力对敌

作战，给敌军和反动团防以沉重打击。江南游击大队建立后，配合红

三军独立团，先后攻克了驼子口、老新口，并于朝口歼敌两个营，缴

枪 200 多支。尔后，江南游击大队又潜入监利、沔阳，深夜突袭歼灭

了府场、北口的反动团队，缴获一批武器弹药。由于连连告捷，人员

和装备都得到补充，很快由 3 个中队扩编到 4 个中队和一个特务队，

共 400 余人枪，为恢复江南苏区，创造了有利条件。

随着游击战争的开展，江南各地党的组织和区、乡苏维埃政府逐

步得到恢复。江南县委委员刘腊喜率游击队 20 余人枪，到斋公桥、

炮船口、东堤市一带发动群众，恢复地下党组织。首先在东堤市重建

了以祁文科为书记的新厂区委，和以倪生友为主席的新厂区苏维埃政

府。新厂区委、区苏维埃攻府建立后，发动群众抗捐、抗粮、打击土

豪劣绅，没收地主的土地，重新分给群众。先在区委机关所在地的东

堤市展开土地革命，共没收豪劣农田 2000 余亩，当众焚烧田契，按

照东堤市实际人口，八平分田一亩二分，并在每户分得的田头上插了

牌子。群众重新分到土地后，情绪高涨，积极配合游击队战斗。江南

游击大队在泥巴沱拦截敌货船的战斗中，新厂区就有 100 多群众配合

210

作战，成功地截获了从藕池运往岳阳的 3 船面粉和杂货。

在新厂区革命斗争日益发展的影响下，其他地区的党组织和苏维

埃政权的恢复工作进展很快。不久，小河口、横沟市、来家铺等 3 个

区委和区苏维埃政府相继恢复。下属的乡党支部和乡苏维埃政府，亦

恢复了一部分。当恢复江南苏区的斗争有了一定进展的时候，为便于

领导，江南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由监利县的陶家铺迁至石首县的三

户街，并在这里建立了共青团江南县委、县工会和县贫农团等革命群

众组织。

在江南苏区逐渐恢复的形势下，敌人又企图加以扼杀。以李大珍

为首的石首“清乡委员会”，配合敌驻军，在各地组织“铲共团”、“反

共义勇队”，反复进行“搜山”、“清乡”。为了保卫苏区，实行分区域

的工农武装割据，江南县委又在新厂、小河口、横沟市、来家铺等 4

个区，建立了区委领导下的游击队、赤卫队等群众武装组织。广设哨

卡，配合江南游击大队，坚持反“清乡”斗争，粉碎了敌人的数次“清

剿”。小河口区在一次反“清乡”战斗中，击溃了拥有百余人枪的“反共

义勇队”，缴枪 40 余支，石首县“清乡委员会”主任李大珍等数十人当

场毙命。江南县委从敌人手中缴得枪支，武装了各区游击队。

革命形势的发展，进一步增强了广大群众的革命信心，因而投身

革命的人，也越来越多。为了保卫苏区，作好迎接更大斗争的准备，

江南县委遵照湘鄂西省委的指示，发动党团员和革命群众参军参战，

并在短期内，组织 800 多名青壮年参加了红军主力部队。江南游击大

队也同时得到了补充。

随着游击战争的深入发展和反“清乡”斗争的节节胜利，到 1931

年底，在江南县内，已形成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好形势。苏区群众紧密

配合游击队主动出击，破坏敌人交通，断敌通讯联络，到敌占区散发

传单，捕杀土豪劣绅，捉拿反水分子，给敌人以极大的震慑。不久，

敌人又泡制“两部合围”的计划，指令驻陈婆子口和郭口的敌军，对江

211

南县委和江南击游大队实行合力“围剿”。江南县委获悉这一情报后，

由大队长朱祖光率 3 个中队和一个特务队共 400 余人枪，抢在敌军出

动之前，向驻郭口的敌军发起进攻，歼灭敌军一部，给驻陈婆子口的

敌军以极大威胁，从而打破了“两部合围”的阴谋。

与此同时，江南县委进一步加强对洞庭湖区反“清湖”斗争的领

导。在第二次反“围剿”斗争中由周逸群亲自领导开辟的洞庭特区，早

已成为发展江南游击战争的重要依托。洞庭特区的反“清湖”斗争，曾

牵制和打击敌人，对配合洪湖苏区夺取反“围剿”斗争的胜利起过重要

的作用。后在敌人第三次“围剿”中，江南政权大部丢失，洞庭特区与

省委一度失去了联系。省委便把洞庭特区划归江南县委领导。为了使

洞庭特区能适应斗争的需要，并具有稳固的进退余地，江南县委在

1931 年 10 月的陶家铺会议上，会同特区代表金丽生等 10 余人，就

扩大洞庭特区根据地的问题，作了具体研究，决定以华容和华、岳两

县交界的部分地区，包括墨山铺、杨家垱、毛家咀、新河、层山、插

旗、天心州、杨家垸、上箕堡、注滋口、杨林所等处，作为洞庭特区

根据地，并决定加强这些根据地的组织建设工作。

敌人继 1931 年 9 月第四次“清湖”失利之后，何键又部署了一个

“六县联防”的“清剿”计划，即趁江北根据地水灾严重，无暇南顾之机，

纠合华容、南县、岳阳、湘阴、益阳、沅江等 6 县团防，发动第五次

“清湖”。是时，洞庭特区仅有游击队 250 余人枪，在力量对比上，不

能与敌人展开正面交战。江南县委指示洞庭特区采取应变措施：由区

委委员冯世华率特区游击队一部计 120 余人枪，保护退至特区的 300

多群众，分乘 20 只帆船，经城陵矶转移江南县，以保存革命实力；

由政委李华率特区游击队另一部，避开正面进攻之敌，深入敌后作战。

是时，敌人已在城陵矶建筑碉堡，武力封锁江面。为了冲破敌人的封

锁，区委派人到君山，发动渔民、樵民用计配合船队的转移。当转移

的 20 只帆船于傍晚时分潜抵城陵矶时，君山的渔、樵民出动数十只

212

插上红旗的帆船，在江面游弋。刹时，江中红旗如林，吼声四起，敌

人疑红军突袭，一时手足无措，龟缩于碉堡内。特区船队乘势张帆急

驶，迅速闯过城陵矶，安全转移到了江南县。

时值洞庭湖水上涨，敌人调来一批帆船、汽艇，配合 6 县团防，

分水、陆数路包围洞庭特区区委所在地五港州。李华政委率领留在特

区的游击队撤出五港州，向苍梧台转移，决定甩开正面的敌人，插入

敌后，拟摧垮墨山团防后，到碧云山一带活动。此举被敌人侦悉，又

从华容调来驻军，把苍梧台包围得水泄不通。游击队被迫与敌人展开

激战，李华牺牲。游击队员顽强抗击，以苇林、港汊为掩护，来回穿

梭地打击敌人，敌渐不支，且战且退。游击队便集中火力猛射，水上

敌人多被击毙，陆上敌人亦死伤不少，余皆纷纷逃散。游击队夺得帆

船 11 艘，接着，乘胜歼灭了驻墨山的反共团队。何键的“六县联防”

的“围剿”计划即告失败。游击队的到来，为了给湘阴县开展湖边游击

战争扫除障碍，特区区委派出一支由 12 名游击队员组成的手枪队深

入鹿湖，隐蔽于芦苇丛中，突袭堤务局，捕杀大土豪陈锡山，打死打

伤一批敌人，夺得长短枪 13 支，子弹 700 余发，打开了湘阴县临湖

地带的游击斗争的新局面。

洞庭特区的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区委抓住战机，深入发动群众，

大力发展地方武装。游击队发展到 300 余人枪。与此同时，岳阳、益

阳、湘阴、沅江等沿湖一带的游击区亦获得相应的发展，组织了 32

个游击小组，计 700 余人。在江南县委的领导下，洞庭特区长期坚持

了反“清湖”斗争，牵制和打击了敌人，为恢复江南苏区，起了重要的

作用。

213

第六章 湘鄂西根据地的扩大和

省苏维埃政府的成立

第一节 鄂西北根据地的形成和斗争

一、红军进入均、房和鄂西北根据地的创建

1931 年 5 月 11 日，红三军主力在保康马良坪战斗后，向鄂西北

地区转移。马良坪战斗中，许光达率领的八师二十二团与主力失掉联

系，被围困在官帽山上。官帽山独峰壁立，地势险要，除东面有条山

路外，三面尽是悬崖峭壁，敌人重兵封山，红军身处绝境。战士们临

危不惧，坚持到夜晚，溜下悬崖，冲出重围。经过艰苦转战，进入房

县九道梁地区，在九道梁与涂美中领导的教二师取得联系，两支队伍

互相配合，在茫茫林海中，开展游击战争，并在九道梁建立了鄂西北

苏区第一个苏维埃政权——平渡河苏维埃乡政府。随后开展了打土

豪、分田地的斗争。

八师二十二团向西突围时，红三军主力部队在贺龙率领下，经歇

马河、大观音堂迅速向北突围。5 月中句，进入均、房一带，开始了

214

创建鄂西北苏区的斗争。

均、房等县，地处鄂、豫、川、陕交界的武当山区，地势险要，

交通闭塞，经济文化十分落后，反动统治较为薄弱。红三军进入均、

房之前，在鄂豫边特委及河口中心县委领导下，均、房等县都建立了

党的组织，成立了农民协会，组织了农民武装，举行了农民暴动。1928

年 4 月，国民党均县驻军吴心田部，大肆征收苛捐杂税，经常下乡杀

人放火，引起群众强烈不满，党组织领导当地“大刀会”，“红枪会”（此

地的“大刀会”，“红枪会’，是神兵的一种。开始，它是山区农民为了

保护自己生命财产，自发组织起来的一种带有浓厚迷信色彩的群众武

装组织，参加组织的农民集中练刀枪、拳术，念佛咒。他们团结一致，

齐心合力抵制土匪和民团，保护自己的身家和财产，深受人民拥护、

参加者甚多。后来许多组织被土豪、劣坤、土匪头目所利用，走向了

反面），不断地袭击国民党驻军，杀了一些通敌的劣绅，并包围了均

县县城，群众又用土炮打塌了敌人团部屋顶，敌人被迫派人出城谈判，

答应了群众的要求，斗争取得了胜利。经过几次斗争锻炼，均、房等

县党组织逐步发展起来了，到 1930 年春，“均县有党员 350 人，房县

有党员 30 人”（《鄂北报告》1930 年 4 月）。1930 年冬，党组织把自

发的农民组织起来，成立了均、房游击队。1931 年春，均、房游击

队按中央指示，改编为红九军第二纵队，发展到 60 多支枪。均、房

等县党组织的建立和武装斗争的开展，为创建鄂西北苏区奠定了基

础。

红三军七、八两师，从马良坪突围后，于 5 月 15 日抵达谷城的

大观音堂，与鄂豫边特委领导的薤山游击队会合。次日凌晨，李剑如

率领便衣队向石花进发，上午 10 时，在石花街首先与国民党郧属保

安团发生战斗。同时，红三军七师十九团、二十团、八师二十三团和

军部教导团共 4 个团的兵力，沿石花的西河、苍苔、狮子头一线包抄

围攻，很快就攻占了石花街。这次战斗击毙敌人 30 多名，俘虏 30 余

215

人，缴获机枪两挺，步枪 60 余支。

红军进入鄂西北地区后，形势有了新的发展，地方武装力量逐步

增强，“红九军第二纵队有枪三百五十支”（《鄂豫边特委报告》1931

年 7 月 9 日）。这时，为了开辟新的苏区，鄂豫边特委和红三军前委

共同研究决定，请示党中央批准红三军主力暂时留在均、房一带，创

建“豫南、鄂北、鄂西的进攻根据地”（《鄂豫边特委报告》1931 年 7

月 9 日）。后来，中央给湘鄂西中央分局的信中也曾表示，由于洪湖

苏区发生水灾，红三军可暂缓回洪湖苏区。根据上述情祝，红三军前

委在石花街抚州馆召开会议，会议决定：占领均县县城，创建以均县

为中心的包括房县、谷城、保康、南漳在内的鄂西北根据地（由于多

种原因，后来未能实现以均县为中心的目的，而是以房县为中心了）。

并部署了创建鄂西北苏区的具体计划和行动方案。

由于该区地处武当山，经济文化较落后，道教盛行，党在群众中

的影响很小，各种神兵武装力量甚大，其头目大多反动。红三军前委

决定对神兵采取争取和瓦解的政策，区别情况，灵活对待，以争取广

大群众，打击坚持与我为敌的反动势力。并对部队进行了尊重宗教信

仰、保护寺庙的教育，要求全体人员严格遵守政策纪律。同时，惩处

了罪大恶极的 5 名土豪劣绅和反动恶霸，极大地鼓舞了当地穷苦人

民。部队在石花街休整 5 天后，于 5 月 21 日北上，经小店子（浪河

店）向均州进攻。途中，遇到了一股神兵妄图阻挡红军去路。红军采

取慎重的态度，一方面由军政委邓中夏、政治部主任柳克明亲自出面，

同神兵头目谈判，另一方面大量印发传单、张贴标语，宣传红军的宗

旨和政策，说明“红军是穷人的队伍”，“红军要去均州打八大豪绅”。

终于把神兵争取过来，一同参加了攻打均州的战斗。

均州城墙高大坚固，城脚用条石垒砌，城砖用石灰灌缝，城门用

铁皮包制，加之三面临水，一面靠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素有“铁

打均州”之称。守敌一个营，装备优良，粮草充足，强攻硬拚，极其

216

困难。攻城战斗中，红军发扬英勇顽强、机智灵活的战斗作风，并争

取一部分神兵配台作战，经过一昼夜的攻击，最后用火攻方法，烧塌

城门，击溃守敌。均州解放后，为纪念这次战斗，缅怀牺牲的先烈，

红军在县城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红三军政治部主任柳克明挥笔写

了一副“铁打均州被红军攻破，钢铸头颅为工农牺牲”的挽联。

攻克均州以后，红三军和地方党派出工作人员，开展地方工作，

5 月底 6 月初在均县浪河、老营建立了县、市、区、乡苏维埃政府。

县政府主席高泽普、市政府主席张光辉、秘书长刘鼎善、经济委员杜

善安、土地委员袁祖斋、军事委员徐伯良（又名徐达）、肃反委员向

光远、粮食委员杨代芝、妇女协会主席罗志荣、红补军纵队长陈寿安。

红三军主力部队在均州城进行了短期休整后，继续北上，攻打郧

阳，因守敌加强，未能攻克。红三军前委决定，放弃攻城计划，进入

武当山。

武当山是中国的道教名山，群峰耸峙，碧岫堆云，宫观密布。红

军主力登上武当山后，司令部设在展旗峰下紫霄宫内。红军在武当山

严格执行党的宗教政策，切实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同道士和群众保

持了良好的关系。

6 月初，敌五十一师李柱中旅，纠集鄂豫边悍匪张连三部向武当

山进攻，妄图将红三军主力困死在武当山上。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

红三军主力在贺龙领导下，在当地群众和道士的大力支持下，依托武

当山麓的孙家湾、元和观等有利地形阻击敌人，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

次的进攻。

6 月 11 日，敌人集中兵力分 3 路向元和观、老营宫阵地强攻，

当地反动神兵也乘机围攻红军。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红三军为争取

主动，将 200 多名伤员安置在武当山紫霄宫，主力于 14 日翻越武当

山，向房县转移。6 月 18 日占领房县城。

红军主力进人房县城不久，许光达得知消息，即率二十二团和教

217

二师从九道梁进房县城与主力会师。至此，红三军七师、八师主力部

队全部进入房县。

房县，地处武当山以南，东临保康，西连竹山，南接四川，北依

均县，群峰翠叠，纵横千里，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荆江年关起义后，

房县籍共产党员李明铨回到房县，开展党的地下活动，发展了一批党

员，为红军在房县建立根据地准备了一定的条件。

自南征以来，红军主力艰苦转战，长途跋涉，敌人集中兵力前堵

后追，红军一直处于紧张的战斗状态，加之条件艰苦，药物奇缺，部

队伤员增多，减员很大。红军进入房县以后，结束了前一段人不歇脚、

马不停蹄的流动生活。7 月上旬，部队在房县城进行整编。“七师三

个团改编为两团，师长孙德清、政委朱勉之；十九团团长覃苏、政委

郑炽昌；二十团团长罗统一、政委吴凤卿；师部直属机构有特务营、

经理处、政治部、手枪队、军医处，修械所等，全师共计一千八百人。

八师三个团改编为两个团，师长王一鸣，政委王鹤，二十三团团长赵

炎、政委吴协仲；二十四团团长贾鸣钟、政委汪毅夫；师部直属机构

有特务营、扛架连、经理处、政治部、军医处、修械所等，全师共一

千五百人。军部直属机构有经理处、修械所、军医院、教导团、手枪

队、政治部等。全军共计五千三百人”（《欧阳杰关于红军情况给中央

的报告》，1931 年 9 月 5 日）。

红三军占领房县后，与房县地下党取得联系，并以市民、工人、

知识分子为基础，开展党的工作，成立了短期训练班，培训了一大批

地方干部。6 月下旬，建立了房县县委，柳克明兼任县委书记，并成

立了“党的最高指导机关鄂西临时分特，以柳克明为书记，朱勉之、

汤慕禹、张琪等为执委”（《鄂豫边临时省委给中央的报告》，1932 年

3 月 17 日）。在临时分特领导下，“在房县召开了一次县委扩大会议，

通过了政治任务、党的组织任务、工人运动和妇女运动等决议”（《鄂

豫边临时省委给中央的报告》，1932 年 3 月 17 日）。同时，红三军前

218

委也以各级政治机关为核心，组织大批干部、战士开展地方工作，很

快就成立了房县苏维埃政府，主席余之恒，副主席李明铨，军事委员

李明祯，肃反委员傅发江，土地委员王刚，经济委员王守训，粮食委

员张杰，文化委员杜林，交通委员彭老么，秘书胡苏黎。

7 月上甸，根据红三军前委、鄂西临时分特和县苏维埃政府的指

示，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和苏维埃政权建设

工作。在很短的时间内，东至石花、西至门古、南至泮水（现属林区）、

北至革店，先后建立了 14 个区苏维埃政府，105 个苏维埃乡政府，

拥有人口 20 多万人。同时，成立了县总工会、城关市工会、劳动妇

女协会、贫农协会等群众组织。成立了童子团、赤卫队、少年先锋队、

红色补充军等武装组织。尔后，分特委又进一步领导群众进行分配土

地的斗争。到 1931 年 9 月，“均房整个苏区纵横差不多五百里，其中

三分之二的土地，已经按照平均分配的原则，分配给了贫农和红军”

（《鄂豫边临时省委给中央的报告》，1932 年 3 月 17 日）。凡是分配

土地的地方，都由县苏维埃政府颁发了土地证书，贫苦农民第一次有

了土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劳动热情空前高涨。

红军在鄂西北创建革命根据地后，为了促进苏区物资交流，尽可

能改善人民的生活，保障红军供给和战争的需要，鄂西临时分特委和

县苏维埃政府抓紧了经济工作。县、区、乡各级苏维埃政府都设立了

经济机构，民主选举了经济委员，负责各级政府的经济工作，帮助农

民发展农副业生产，组织财政收入，没收地主豪绅财产。房县城内，

建立了消费合作社，开办了两个商店。为了统一币制，加强苏区金融

管理，在房县城开办了鄂北农民银行，开展了储蓄信贷业务，同时，

发行了银元和纸币。银元共分两种：一种是马克思图像，一种是列宁

图像，两种银元正面都有镰刀、斧头、五角星图案和“壹圆”宇样。纸

币背面有“武装保卫苏联，打倒帝国主义；扫除封建势力，消灭军阀

混战”的对联，并附有九条：一，本行为冲破敌人的经济封锁，活跃

219

赤区金融，发展工农商业特发行信用券；二、本券为五角、一元两种；

三、本券以政府税收、富农特捐及累进税为担保；四、本券为苏维埃

政府所收之公益费为担保；五、本行办理汇兑事业；六、本行办理低

利借贷；七、本券可完纳公益费；八、本行在各县设有分行，各区设

有兑换所，持有本券者，可随时随地前往兑换；九、白色区域如愿意

使用本券，尤其欢迎来赤区兑现，各级政府当负护送的责任。

鄂北农民银行的开设，银元和纸币的发行，促进了城乡物资交流，

活跃了苏区金融，消除了货币混乱的状况，改变了部分地区以物换物

的习惯。

随着政治、经济的改革，苏区文化教育卫生事业也有了相应的改

变和发最。红三军前委在房县开办了“中央军事委员会鄂北红色干部

学校”（简称军干校），校长胡悌。军干校共办了两期，每期 3 个月，

参加学习的有红军干部、地方干部和新党员，主要学习政治、军事、

经济 3 门课。军干校除培训鄂西北苏区的干部外，还培训巴兴归苏区

的干部。房县城还开办了列宁小学、吸收适龄儿童入学，实行免费教

育。区、乡苏维埃政府普遍办了农民夜校和识字组，广泛地向群众进

行革命教育，扫除文盲，教唱歌曲，开展文艺宣传活动。

鄂西北苏区建立后，国民党反动派先后派大批部队围攻房县。红

军主力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英勇阻击敌人，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

进攻。

1931 年 7 月下旬，蒋介石派五十一师范石生，李柱中部，均、

郧张连三、马大脚部，谷城赵文启部共约 9 个团的兵力，从东、北两

面夹攻房县。为了粉碎敌人进攻，红军主力七师和八师二十三、二十

四团开往石花、寺坪一带阻击敌人，二十二团（后改为补充团）和军

部特务营留守县城。

8 月 1 日，北路之敌张连兰、马大脚部两个步兵团，一个骑兵团，

攻占大木厂，进逼县城北 20 华里的高枧连山坡地带，准备袭击房县

220

城。当时，县城里只有一个团约 800 余人，加之山洪暴发，河水猛涨，

情况相当紧急。在敌我力量十分悬殊的情况下，贺龙亲自率部迎敌，

并急调二十三团前来增援，柳直荀带领城关市区军民，全力以赴，支

援前线。经过 7 天 7 夜激烈战斗，终于击败敌兵，缴获大批武器弹药，

打死打伤敌人 300 多人，这是红三军主力在房县进行的第一次大型战

斗。战斗结束以后，房县城人民张灯结彩，载歌载舞，欢迎红军凯旋。

红军回到县城以后，召开了追悼大会，把连山坡战斗中牺牲的 18 位

烈士，安葬在房县城以南的凤凰山上，并树立了红军烈士纪念碑。

在张连兰向房县进犯时，范石生、李柱中、赵文启部共 6 个团从

谷城，保康等地向均房苏区进攻。红军主力在保康寺坪、过渡湾一带

阻击敌人。因红军两面作战，兵力分散，未能制止敌人的进攻。8 月

14 日，红军主力撤出寺坪，退至房县榔口、玉堤一带。16 日退至青

峰镇，18 日又主动放弃青峰，退守阧口，埋伏在阧口峡道周围山上。

红军主力一退再退，敌人沿途紧追，欲寻红军主力决战。当范石

生率领的先头部队追到阧口时，埋伏在两侧山上的红军一阵猛打，不

到两小时，击溃敌人一个团。范石生忙带领残兵败将退回青峰镇，等

待援兵。8 月 22 日，贺龙在房县城接到敌人已返回青峰的情报，当

即率领在北线打了胜仗的八师二十二团、二十三团沿黄杨树、观音堂、

直逼青峰镇。七师和八师二十四团在阧口歼敌以后，复挥师东进。走

到青峰与阧口交界的杨家卡山上，插了一杆红旗迷惑敌人，大部队从

杨家卡背后的桃花沟向青峰镇迂回。在青峰龟缩了 3 天，不敢前进一

步的敌人，得知红军两面包围青峰的消息后，仓惶向保康逃走。24

日清晨，红军没动一枪一弹，就收复了青峰镇。

当敌人集中兵力，向均房苏区发动大规模进攻的时候，逃在深山

老林的地方反动武装，也进行疯狂反扑。他们勾结大刀会、红带会、

圣坛会反动头目，到处抢劫群众财产，暗杀苏维埃区乡干部，袭击区、

乡苏雏埃政府，在县、区、乡苏维埃政府领导下，各地群众武装组织，

221

普遍开展了保卫红色政权、打击敌人破坏活动的斗争。特别是红军主

力同敌人经过两次大的较量，彻底粉碎了敌人妄图从东、北两面夹击

均房苏区的阴谋，巩固了胜利果实，扩大了红色区域，锻炼了苏区群

众，使均房苏区的斗争进入了新阶段。

1931 年 9 月中旬，贺龙率红三军主力离开房县，留下柳克明为

书记的鄂西临时分特委领导均、房苏区工作，并将军部教导团、政治

保卫队、军部特务营和分散各地指导工作的各级政治机关工作人员，

合编为红九军第二十五师。师长汤慕禹、政委朱勉之、参谋长蔡祝封，

政治部主任曾又延，辖七十三、七十四两个团共计 1400 多人，有 2000

多支枪。

红军主力回师洪湖以后“房县工作由后方委员会指导，国际路线

开始转变，同时特委（鄂西临时分委）又派执委一人，工作人员五人，

到均、房帮助工作，召集了一个四县联席会，将后方委员会改为郧属

分特，并决定彻底改造各种组织与转变各种工作，坚持执行分配土地”

（《鄂豫边省委一年来工作的总结中经验与教训》．1932 年 6 月）。四

县联席会议后，房县、均县、谷城、保康等苏区普遍进行了土地革命，

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在郧属分特领导下，均房苏区的地方

武装组织进行了统一整编。均县的地方武装编为一个游击队，以官山

为中心开展游击战争；谷城游击队以薤山为中心进行活动；房县按东

西南北划为 6 个片。成立了 6 个游击队，共计 2500 余人。平时，游

击队主要负责附近地区的治安保卫工作。战时集中起来，配合红二十

五师作战。

红军主力离开房县以后，敌人更加疯狂地向均、房苏区进犯，使

红色区域处在重重包围之中。9 月 13 口，国民党房县保安团团总陈

茂炳，乘红军主力刚走，红二十五师又在北乡之机，勾结张神仙、李

成辉、汪九麻子、曾荣华等大刀会、圣坛会土匪头目，率匪徒 3000

人，侵占了房县城，逮捕了 200 多名干部、群众。柳直荀得到情报，

222

和汤慕禹、朱勉之商量，决定乘敌不备，先消灭北乡匪首李治成部，

然后，设法进城，拯救群众。当天上午，红二十五师和地方游击大队

急奔北峪沟，歼灭李治成匪徒 300 余人。中午冲进城内，击溃 3000

匪徒，救出受难乡亲。这次胜利，使大家看到了主力部队走后，红军

和游击队仍然能打胜仗，坚定了继续斗争的信心。

1931 年 12 月下旬，敌兴安警备旅旅长刘正增率两个团向均房苏

区进攻。29 日，一个团进入上当河，一个团驻扎三教堂。红二十五

师得到情报后，于当天下午主动撤离县城，退到县城以东 30 里的马

栏街待命。

红军不战而退，敌人也不敢轻举妄动，龟缩在上当河以观动静。

晚上，红二十五师在地方游击队配合下，从马栏街挣师西进，突然将

上当河之敌全部包围，乘敌不备，发起猛攻，经过数小时激战，全歼

敌人一个团，活捉敌旅长刘正增、团长宋江楚，缴获步枪 900 多支，

机枪 72 挺和大批弹药。

二、鄂西北地区的革命斗争

红三军在房县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同时，为了扩大红色区域，巩

固胜利成果，派出力量到均县、谷城、保康、竹山等县帮助建立红色

政权，开展游击战争。

1931 年 3 月。鄂豫边特委召开扩大会议决定，成立均（县）、光

（化）、谷（城）3 县临时县委。正当均县县委成立的时候，西南两

方群众自发的抗烟苗捐的斗争开展起来了。为了把自发的斗争组织起

来，开展下去，特委派 5 名干部到均县建立了一支游击队，共 40 余

人，枪 20 余支。当时的组织区域完全在均县的东北部，20 多名党员

大部分参加游击队。游击队参加了西南群众抗烟苗捐的斗争，赶走了

派款的民团，群众受到极大鼓舞，自动派人到县委接洽，并普遍建立

了苏维埃政府。但是，苏维埃政府建立以后，既不搞打土豪斗地主的

223

斗争，也不搞分配土地，后来大部分都自动塌台了。红三军攻克均县

以后，特委在红三军帮助下，改组了县委，改组了苏维埃政府，但未

彻底改变局面。不久，红三军离开均县，反动势力重新抬头，群众不

敢分配土地。到 7 月，均县东西两方面的苏维埃全部自动塌台。8 月，

特委将均县各种工作人员及新提拔的工农分子与均县游击队都集合

到房县，训练 20 余天，将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又改组了一次，并派

红军干部和地方干部深入到官山、白洋坪、盐池河一带发动群众，开

展平均分配土地的斗争。到 10 月，由界牌垭到武当山顶，南北长百

里，东西宽 60 里的地区，得到土地的群众有 15 万人（《鄂豫边省委

一年来工作的总结中经验与教训》．1932 年 6 月）。新组建的县苏维

埃政府机关设官山吕家河，主席袁祖斋，副主席刘鼎善、周均仕、李

龙，红军特派员郭范，秘书长张志新，妇联会主席郭左飞。县政府下

辖官山、盐池两个区政府，12 个乡政府。县、区、乡苏维埃政府都

相继建立了工会、雇农工会、贫农团、劳动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赤

卫队、少年先锋队等群众组织。党员发展到 160 人，群众的斗争情绪

日益高涨。11 月份，敌五十一师纠集地方民团向均县进攻，均县苏

区群众奋起反击，进行了英勇斗争。

1930 年夏，在谷城，革命斗争也逐步发展起来。党派高如松回

谷城县担任县委书记。夏末，朱育文和高如松先后回到鄂西北，研究

了如何恢复党组织工作和开展武装斗争等问题，随后在庙滩、薤山一

带了解情况，开展工作。9 月，豫南特委和鄂北特委合并，成立了鄂

豫边特委。特委下辖襄阳、南阳及河口 3 个中心县委。河口中心县委

下辖均（县）、光（化）、谷（城）、郧（阳）、房（县）、保（康）、竹

（山）、竹（溪）等 8 县，书记朱育文，委员高如松。秋初，高如松

根据鄂豫边特委指示，先后在谷城的三官庙组织了近 30 人的游击队。

庙滩游击支队属三官庙游击队领导，三官庙游击队长傅春泉，庙滩游

击支队氏姜步瀛。10 月上旬，傅春泉率三官庙游击队攻打了粟谷联

224

保处，缴获 7 支长枪和部分子弹。10 月 16 日，高如松率领傅眷泉的

游击队，在庙滩游击支队的配合下，出其不意地夜袭了庙滩联保处，

打死打伤敌人 7 名，缴获长短枪 8 支和千余发子弹。这支游击队经常

活跃在茨河、庙滩和当铺一带，使当地的土豪劣纬再也不敢为非作歹，

任意残害贫苦农民了。这支由党领导的游击队为后来创建薤山苏区、

壮大薤山根据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31 年豢，高如松指派李陶庵在薤山脚下组织游击队，必要时

上大薤山开辟根据地。李陶庵接受任务后，采取边串联、边开会、边

组织、边巩固的方法，到 4 月间已发动 30 多个农民积极分子参加了

游击队。游击队建立后，引起了敌人的密切注意。为保存力量，开展

活动，高如松当机立断，把游击队拉上薤山，一方面把在 1928 年进

行秋收暴动后转入地下活动的老赤卫队员们集合起来，另一方面把当

铺、三官庙及所属庙滩游击支队拉上山来，三股力量汇合，组成了一

支近百人，三、四十支枪的人民武装——薤山游击队。

红军占领房县后，鄂豫边特委派李廷兰到谷城任县委书记，井

到薤山指导工作。在红军帮助下，薤山游击队很快发展到 200 多人，

70 多支枪，并以薤山为中心，建立了东西 50 余里、南北 80 余里的

薤山游击根据地。

1931 年 9 月，红军主力离开房县后，新成立的红二十五师师长

汤慕禹，政委朱勉之率领红军来到谷城，整顿改组了游击队，派邹国

华任游击队总队长、李健如任政委。10 月在薤山成立了谷城县苏维

埃政府，赵星三任主席，高松如任委员，县政府以下共建立了 26 个

乡苏维埃政府。谷城苏区东至金牛寺，西至官坊，南至粟谷，北至石

花街，东西 100 余里，南北 80 余里。以薤山为中心的游击区也相应

扩大。11 月上旬，国民党五十一师范石生部携同均、光、谷三县联

防总指挥余希珍及国民党谷城县十大中队 3000 余人会剿薤山苏区。

游击队因寡不敌众，撤出薤山退往房县，进行短时间休整。于 11 月

225

中旬，分特委书记柳克明重新组织了游击队，决定重返薤山，准备恢

复苏区；不意行军途中，与敌遭遇，游击队遭受巨大损失，县委书记

李廷兰突围时壮烈牺牲。

竹山县，位于鄂西北山区西南部，东邻房县，西接陕西，南依

四川，是鄂川陕 3 省交界之地，向有“全楚屏障”之称。第一次国内革

命战争时期，施洋胞弟施季高等 5 人从武汉回竹山建立了第一个党支

部，成立了农民协会，全县会员 7000 多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农民

运动，打击了土豪劣绅，播下了革命火种。1928 年至 1930 年，鄂北

特委在竹山建立了联络点。竹山地下党组织的斗争，为红军在竹山开

辟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1931 年 6 月，在红军和房县苏维埃政府帮助下，从 8 月中旬开

始，竹房边界长达 177 公里的区域内，先后建立了对峙河、火炮沟、

雷家湾、青龙等 9 个苏维埃乡政府，成立了农会，民主选举了乡政府

主席、副主席、土地委员、肃反委员、军事委员和经济委员，组建了

红色补充军、少年先锋队、赤卫队等群众武装组织，开展了打土豪、

分浮财的斗争，同敌人进行了浴血奋战。

在保康的马良市、鸡冠河和南漳的峡口、雷坪一带均建立了区

乡苏维埃政府。

1932 年初，由于敌人发动新的围攻，鄂西北地区的斗争，进入

了更艰苦时期。

第二节 湘鄂西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的召开

和省苏维埃政府的建立

一、红三军主力回师洪湖根椐地

1930 年 10 月中旬，红二军团南渡作战后，为粉碎敌人“围剿”，

226

保卫洪湖苏区，湘鄂西特委和湘鄂西中央分局曾先后给二军团去信；

后中央分局又派唐赤英和鲁易去与二军团取得联系，传达中央和中央

分局给二军团的指示精神，并迎接二军团主力回洪湖苏区。但终因二

军团流动游击，未能如愿。洪湖苏区军民依靠自己的力量，挫败了敌

人的一、二次“围剿”之后，中央分局又于 1931 年 4 月中旬，决定派

红三军九师出荆门，“在巩固赤区原则下去与红二军团配合”（《湘鄂

西中央分局向中央的工作报告》，1931 年 5 月 10 日），又未能实现。

1931 年 8 月，省军委主席团委员万涛和段德昌为粉碎敌人第三

次“围剿”，按照省军委决定，率九师北上，先后占领潜江、荆门、并

准备开辟天（门）、潜（江）苏区，相机接应红三军主力返回洪湖。

当九师占领沙洋时，“在敌人文件中，得着远安县长告急电报，说红

三军已到南漳，有进窥远安的形势”（《万涛关于九师行动的报

告》．1931 年 10 月 18 日）。九师为了与红三军主力取得联系，遂进

击荆门，并在荆门以北仙居地区等了一周，未得到红三军主力音讯，

便渡过襄河，转至襄枣宜苏区。9 月中旬，在宜城的田集和鄂豫边特

委领导的红九军二十六师会师，并协助二十六师歼灭了几股反动武

装，给二十六师支援了一批政治工作干部，以加强其政治工作。还拨

一批武器以改善二十六师的军事装备，使二十六师的素质和战斗力大

为提高。从而结束了此前由于敌人的“会剿”，二十六师处于被动挨打，

和基层苏维埃政权屡遭破坏的严重局面。九师之来鄂北，为襄枣宜苏

区的恢复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1931 年 9 月上旬，红三军接到中央关于军事路线问题给红二军

团全体同志的信，信中要求：“一、立即撤销邓中夏同志机会主义的

领导，坚决执行国际及四中全会路线；二、二军团必须立即回湘鄂西

原有苏区”。红三军前委在接到中央指示的同时，又得悉九师已沿襄

河北上接应三军。便在青峰镇召开前委扩大会议，研究部队去向问题。

参加会议的有红三军前委成员和军师级干部。会议经过激烈争论，统

227

一了思想。决定由贺龙率领红三军主力回师洪湖。

9 月中旬，贺龙率领红三军主力从青峰出发，向洪湖转移。当部

队走到保康县城附近时，遭到国民党川军两个团的阻击。红军借助当

地神兵情况明、地形熟、动作快的特长，击溃了敌人，计毙伤敌 300

余人，缴获机枪 8 挺，步枪近千支，子弹数千发，扫清了前进中的第

一道障碍，又乘胜占领了保康县城，救出了被关押的共产党员和“政

治犯”。9 月 28 日，红三军七、八师与九师会师于荆门的刘猴集（现

属宜城县）。

会师后，在刘猴集召开了红三军前委扩大会议，团长以上干部均

出席。会上传达了中央和湘鄂西分局的指示，万涛作了报告，通过了

《关于反对邓中夏同志错误领导的决议》，改组了三军前委，由万涛

代替邓中夏任前委书记及红三军政委职务，并决定红三军开回洪湖苏

区。次日，红三军渡过襄河，10 月 2 日攻取钟祥，经京山之永隆河

南下，于 10 月 8 日全部回到洪湖苏区，驻扎于潜江县境。

红三军返回洪湖苏区，极大地增强了革命武装的力量。此时，全

军辖七、八、九三个师，七师辖十九、二十团，八师辖二十二、二十

三团，九师辖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团，全军近 60 个连，枪 6000

余支。这对于巩固和发展苏区，是极为有利的条件。

这时，本应总结红三军进军鄂西北和湘鄂西苏区第一、二、三次

反“围剿”的经验教训，加强党政军各级干部的团结，巩固和发展苏区。

然而，犯“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中央，从“左”的立场和宗派主义出发，

一再强令邓中夏检查错误，并说要审查处理。邓中夏在湘鄂西苏区无

疑是犯了执行“李立三路线”的错误。因此，对他进行正确的批评帮助

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党的中央却指责邓中夏犯了“右倾机会主义路

线的错误”，而且过分地追究其个人责任，这显然是不恰当的。邓中

夏从党的利益出发，认真地总结了经验教训，写了七、八万字的检查

报告，送交中央审查。他在检查中表示；“对于湘鄂西苏区，特别是

228

对二军团政治领导的错误，无疑应由我负主要责任。…我希望党给我

以深刻的纠正和教育。党按照我所犯错误的程度，给我任何处罚（除

开除党籍外）我都接受”（《邓中夏报告的总结》1931 年 12 月 8 日）。

12 月 9 日，湘鄂西省委从“左“倾立场出发，作出了《对邓中夏同

志的决议》，决定给邓中夏以“最严重警告”，并请示中央撤销其一切

职务的处分。

二、湘鄂西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的召开

1931 年 11 月 7 日至 20 日，各革命根据地的代表在江西瑞金召

开了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李铁青、娄敏修等代表湘鄂西出席。

这次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劳动法》、《土地法》

及经济政策等重要决议；宣告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

立。毛泽东同志当选为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湘鄂西苏区的

领导人崔琪、贺龙、夏曦、段德昌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

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布告（第一号）》．1931 年 11 月）。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全国各苏区有了统一的

领导中心。在革命蓬勃发展的形势下，召开湘鄂西第三次工农兵代表

大会，成立湘鄂西省苏维埃政府，就成了当务之急。

早在水灾之前，湘鄂西苏维埃联县政府主席团“决定于 1931 年 9

月 1 日开湘鄂西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湘鄂西苏维埃联县政府关

于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对非苏区的工作决议》1931 年 7 月 12 日），

要各地选出代表，并“尽可能的组织参观团来苏区参观”。后来，因为

条件不成熟，推延到 12 月 11 日，即广州暴动四周年纪念日举行。

为了开好这次代表大会，湘鄂西临时省委作好了充分的准备。11

月 21 日，即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胜利闭幕后的第一天，临时

省委召开了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党的紧急任务决议案》。决

议强调“省委须加强对省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的领导，派遣最好的

229

党的干部和吸收一批新的积极分子参加省苏维埃的各部门工作”，并

要求各地党部“注意各级苏维埃的改造和工作的建立”，对三代会要广

泛宣传，组织报导。11 月 25 日，又发布了《号召纪念广州暴动，拥

护三代会宣言》，号召全省工农兵群众以实际行动，来纪念广州暴动，

拥护三代会。《工农日报》和各地方报纸用大量的篇幅报导了大会的

准备情况。省委警卫营积极组织了宣传队，“以排为单位，每队以五

人组织之，经常出发宣传，因此当地群众（很）了解广暴与三代会的

意义”（《工农日报》，1931 年 12 月 14 日）。军服工厂的工人为迎接

三代会的召开，从 11 月 21 日至 12 月 7 日，“自动的举行工作竞赛”，

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工农日报》，1931 年 12 月 14 日）。监利新沟

区的群众把自己的鲜鱼和蔬菜献给大会。

12 月 11 日至 13 日，湘鄂西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洪湖苏区

召开（一说在周老嘴召开，另一说在瞿家湾召开，待考），到会代表

500 多人，中央苏区、鄂豫皖、湘鄂赣苏区及上海、武汉等地党组织

也派了代表前来祝贺。11 日，湘鄂西工农兵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致

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中华全国总工

会和全国工农兵群众的《通电》。《通电》写道：湘鄂西省第三次工农

兵代表大会于广州暴动四周年纪念日（即 12 月 11 日）郑重的开幕了！

这次大会的召集，是在工农红军冲破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的三次‘围

剿’，之后，是在全国范围以内冲出反帝高潮和普遍的灾民斗争的基

础之上，同时，是在一切反动派别正在企图一致团结来对付革命势力

的时候，因此大会的主要任务，是要动员全省的工农劳苦群众一致的

扩大和坚强红军，保证红军的给养，加强地方武装，严密贫农雇农工

会的组织，恢复和扩大生产，整顿水利，整顿经济财政，更其要发动

和领导非苏区的斗争，这样的巩固发展苏区，争取国内阶级战争的胜

利！……事实告诉大家，湘鄂西省的工农劳苦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

导之下，以自己的毅力，建立了江陵、监利、沔阳、汉川、天门、潜

230

江、江南以及上游的五峰、鹤峰、长阳、桑植等县苏维埃政权，创立

了数万的工农红军和游击队，扫除了帝国主义、豪绅地主、资产阶级

的反动势力，将一切土地按照人口与劳动力而平均分配了。工人有了

自己阶级的组织——赤色工会，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按物价提高了工

资；贫农有贫农团的组织，领导中农向富农斗争；大都入学，受革命

教育。这才是人的生活，这就是奋斗的结果。虽然国民党军阀实行其

一、二、三次的‘围剿’与‘水淹苏区’的毒计，但是我们的苏区依然巩

固和发展了，我们的红军仍然坚强和扩大了，特别是在向外发展中，

在反富农斗争，没收反动（地主）的财产，粮（食）和富农多余的粮

食、船只、耕具等，大部分的解除了灾民的生活困难。并且因为红军

三军回到苏区，增加了一支革命主力，无疑义的湘鄂西省的革命前途

是日益开展啊！······”

大会选举崔崔琪为湘鄂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马武等为副主席

（《湘鄂西省委给中央工作报告》．1932 年 3 月）。省苏维埃政府设经

济、土地、财政、行政、劳动、文化、社会保养、工农监察、军事、

裁判 10 个委员会，由执行委员会推选彭之玉、冯中培、周正等 11 人

组成省苏主席团（《湘鄂西省委给中央工作报告》（1932 年 3 月）和

《湘鄂西夏曦给中央的报告）(1932 年 7 月 8 日)）。此外，还成立了

政治保卫局、秘书处和生活改善委员会。大会期间，洪湖苏区的军民

举行了提灯晚会，演了新剧和皮影戏，庆祝大会胜利开幕。13 日下

午大会结束时，红九师指战员还在中国工农红军中央军事学校第二分

校的大礼堂欢送出席湘鄂西省工农兵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

（《工农日报》，1931 年 12 月 14 日）。

由湘鄂西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湘鄂西省苏维埃政

府，是湘鄂西军民粉碎敌人第一、二、三次“围剿”的胜利的产物，是

湘鄂西苏维埃政权发展的最高阶段。它的建立，无疑将对湘鄂西苏区

的政权、经济、文化教育等项建设，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231

“省苏自三代大会后，在工作上确有相当进步”（《湘鄂西省委关

于苏维埃工作给中央的报告》。1932 年 3 月 25 日），首先，在恢复和

发展苏区的生产方面，用了很大的力量，帮助群众解决生产上的实际

困难；在修整堤垸、兴修水利方面，能够想出很多办法克服困难，尽

到了领导作用；在增加财政收入，节省开支方面，也采取了很多有效

措施，诸如征收正当的土地税、营业税，控制纸币的发行，发展手工

业生产等，从而扭转财政困难的局面。但是，也不可避免地贯彻执行

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方针和政，特别是在“重新平分一切土地”和

“反富农斗争”中，侵犯了中农的利益，引起了农民的不满，受到了农

民群众、基层干部的抵制和反对。

三，湘鄂西临时省委的十一月扩大会议

红三军七、八师同九师的会师，以及返回洪湖苏区，极大地增强

了红军的力量。但是，这时湘鄂西的党，由于夏曦推行错误方针，工

作独断专行，引起很多干部的不满，因此，在党内出现了以万涛为代

表的许多干部与夏曦之间的意见分歧。分歧是从“九师出去的一个谈

话和一个决议”（ 贺龙：《回忆红二方面军》．载《近代史研究》，1981

年第 1 期）引起的。一个决议是指 1931 年 8 月 2 日，省军委《对九

师行动的决议》，和 8 月 3 日省委和军委的补充决定；即九师主力能

与红三军七、八师取得联系时，则应接三军主力返回洪湖苏区，并派

万涛随军出发，授予他“到部队中去指挥一切工作，他对于一切政治

军事有最后决定权（《关于九师最近行动的决议》， ” 1931 年 8 月 3 日）。

一个谈话是指 10 月 19 日在潜江举行的省委谈话会。在谈话会上，夏

曦提出：九师接应三军主力返回洪湖苏区是违反军委命令的，是抛弃

了主要任务，仅仅执行了次要任务；又指责 8 月 3 日的决议是“冒险

轻进”，“有立三路线的残余”。此后，在省委和中央分局内部，便出

现了以万涛为代表的多数干部与夏曦之间的重大的意见分歧。

232

在这种背景下，临时省委召开了十一月扩大会议。会上双方展开

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内容主要是；第一，九师的行动问题。本来．九

师出击天门、潜江，打击围攻苏区的徐德佐旅，并接应三军主力回洪

湖，这都是省军委的决定。九师在万涛，段德昌等率领下，从实际出

发，正确地执行了这些决定。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既完成了打击

徐旅主力的任务，又将三军主力接回洪湖。九师也由两个团扩展到三

个团，应该说“这两个任务九师都完成了”（贺龙：《回忆红二方面军》，

载《近代史研究》，1981 年第 1 期），工作是有成绩的。但是，1931

年 10 月 8 日发出了《湘鄂西省军委会对三军的训令》和 10 月 15 日、

16 日夏曦及省委给中央的报告中，都无理指责万涛等率九师攻占沙

洋后去接应三军主力，是违背军委决议，抛弃了主要任务，执行了次

要任务，因而，另指定彭之玉、唐赤英和贺龙组成红三军前委，把万

涛排斥在外。接着又以上述理由，“军委会公开明令撤销万涛同志政

治委员之职，调后方工作；德昌、培英两同志予以警告”（《湘鄂西省

委来信》，1931 年 10 月 15 日），由夏曦兼任红三军政委。

对于夏曦的错误领导，万涛等许多干部表示反对，在 10 月 11 日

的省委会议和 19 日在潜江召开的省委谈话会上，万涛等同夏曦便进

行了激烈的争论。10 月 18 日和 25 日，万涛就九师行动问题向省委

和党中央写了申诉报告，明确表示不同意以上结论，并批驳了夏曦的

指责。他在申诉报告中说；九师出沙洋，入京山，造成天门的赤区，

这固然是军委的决定，但要与三军主力取得联系，同样是军委的决定。

当时，既有与三军主力联系的条件，又有联系的可能，如果，九师不

去联系，三军主力也不可能回来，而且，三军在当时的形势下尚有解

体的危险。因此，不同意武断地说九师“违抗军委命令”，这表述了多

数干部对夏曦独断专行作风的不满。

笫二，江南失守问题。根据 8 月 2 日省军委关于《九师行动的决

议》和次日的决定，万涛、段德昌、陈培英率九师出潜江后，在沙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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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悉三军主力已达南障的消息，遂攻占荆门以与三军主力联系。但正

当九师在鄂北活动时，江南苏区在敌人重兵“围剿”下，除石首第七区

外，几乎全部丧失。这在当时敌强我弱、江水泛滥的情况下，是难于

避免的。正如夏曦 8 月 18 日，也就是九师从洪湖苏区出发攻占潜江

县城的第三天，向中央报告中说的那样：“九师原来准备渡江右，因

水势增长，而且作战没有把握（过江右只能胜利，败则无退路，水势

更涨，更加危险），因此中止过江”（《湘鄂西中央分局和省委报

告》．1931 年 8 月 18 日）。但当中央询问江南苏区（即江右苏区）失

守问题时，夏曦竟把江南苏区失守的责任全部推到万涛及九师身上。

1931 年 10 月 8 日发出的《湘鄂西省军委会对第三军的训令》中说：

九师出潜江后，改变军事计划，“而冒进的脱离苏区”，招致江南苏区

的丧失。又指责红三军七、八师，此次由均、房苏区南下，竟将军政

治部及教导团留在均房一带。这些“都根本表现了第三军的领导脱离

苏区，不要后方，不要群众的反国际路线的立三路线实质的具体表

现”。段德昌等不同意这个决议，他责问夏曦说：江南苏区失守是你

的事还是我的事？部队可以调你为什么不调？从周老嘴到刘猴集共

是 300 里，其中 180 里是水路，刘猴集又没有敌人，你不是可以叫九

师回去的吗？怎么反而怪我们（贺龙：《回忆红二方面军》，载《近代

史研究》．1981 年第 1 期）。对此，夏曦无言以答。对红三军领导的

指责是针对贺龙等领导人的，所以，不久又以中央分局的名义取消红

三军各师部，把部队改编为 5 个大团，直接归省军委指挥。实际上是

排斥贺龙、段德昌等干部对红军的领导。

以上这些问题，由于万涛等多数人的反对，省委被迫于 11 月 29

日重新作出了《关于九师行动结论的决议》。这个决议一方面承认九

师接红三军主力回洪湖是省委和军委的决定，责任不在万涛身上，撤

销万涛的政委职务的决定是不正确的；另一方面，又说九师行动延迟

3 天，潜苏区的开辟，是错误的。万涛、段德昌、陈培英三人均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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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处分。还说，整个责任应由省委承担。决议表现了调和折衷的态

度，没有划清是非界限，因而在认识上并未统一，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第三，红三军向北发展的问题。红三军主力回洪湖苏区时，曾进

攻天门岳口，占领了张截港。此后，敌人向天、潜增兵，并在苏区周

围集结了 20 至 30 个团的兵力，继续向苏区“围剿”。不久，敌人占领

了潜江县城。此时，洪湖苏区在水灾后，红军给养十分困难。于是红

军和苏区向什么方向发展的问题，便提上了日程。对此，夏曦主张红

军主力应向襄北和京汉路方向发展，造成新的苏区，洪湖地区只留少

数部队分散游击。万涛等人则主张主力南下，巩固苏区，并收复江南

地区。11 月 20 日，省委召开扩大会议，夏曦因在前方，没有出席，

他的主张是由别人传达的。会上，万涛认为：夏曦主张向北发展是放

弃洪湖苏区的右倾逃跑路线。参加会议的大多数人均同意和支持万涛

的意见。“认为夏曦同志是一贯的（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有的

说是一贯的取消主义”。当时，省委也认为夏曦在红军中的领导，是“不

适宜的”（《湘鄂西省委给中央的报告》1931 年 12 月 3 日）。

红三军向襄北发展的意见，原是段德昌在潜江谈话会上首先提出

来的。目的在于解决红军供养，并创造条件以恢复和发展洪湖苏区。

这在当时条件下是比较正确的主张。而夏曦则是从贯彻“左”倾冒险主

义的需要出发的；向襄北发展，创建新的苏区，去同鄂北苏区，特别

是与鄂豫皖苏区联成一片，以实现中央关于包围武汉，夺取一省与数

省首先胜利的计划。其实夏曦的这些主张，早在 10 月份的《湘鄂西

军委对三军的训令和《湘鄂西省委给中央的报告》中早就提出来了的，

认为这是湘鄂西“军事发展上的总方向”。

由于夏曦未能对以上问题采取正确态度，对待和处理党内的不同

意见和争论，使问题得不到解决，于是分局和省委便于 11 月间派分

局领导成员宋盘铭赴中央汇报，请求中央解决分歧。12 月中旬，宋

带着中央指示，回到湘鄂西苏区。中央批评了夏曦在处理九师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