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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错误，也不同意撤销红三军各师师部，并指示红三军编为两个师

和一个独立团。但在总的方面，中央支持夏曦，说湘鄂西中央分局成

立以来的路线是“正确的”。在此情况下，争论有所缓和。但万涛等人

不服，要求派省委成员尉士筠再赴中央反映长期争论的问题。尉士筠

出发后，夏曦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承认了错误。如恢复了红三军各师师

部，把三军编为七、九两个师和一个独立团等。然而，这些争论的问

题，并没有能够解决。

第三节 洪湖根据地向襄北的发展，荆、

当、远根据地的斗争

一、红三军在襄北的英勇斗争

红三军返回苏区，引起了敌人的注意，各路敌人纷纷增兵，在苏

区周围部署了 24 个团的兵力，对红三军取进攻态势。敌之新三旅，

新二旅，四十一师张振汉部已开始向苏区逼近，并先后攻占苏区的张

截港和潜江。在这种情况下，省委于 10 月 15 日作出决定：“三军主

力到襄河北岸发展，相机攻下并占领岳口、天门、赤化天门，使潜、

天、沔、汉、江各苏区打成一片，凭藉这大块苏区向京山、钟祥、应

城发展，与鄂北、鄂豫皖取得联系”。并具体部署，“以汉川独立团（实

际只一营的兵力）在汉川襄河北岸积极活动，向天门东境推进，予岳

口、天门之敌以威胁，同时，使武汉沿襄河增援之敌有所牵制”。

根据省委的部署，红三军主力在贺龙的率领下，按照打击敌人“围

剿”军事力量薄弱的一方，以牵制其他敌人的战略原则，先后消灭了

进入苏区后港、十回桥的川军各一营，郭勋即率所部从苏区内部撒至

沙市，苏区形势趋于缓和。

接着，红三军主力进入襄北，贺龙率领红三军奔袭 200 余里，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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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出现在敌后的皂市西南面的公路上。

皂市位于京山、应城之间，是敌人安在襄北苏区的一个钉子，这

里驻有曹振武特务团和省保安团各一部，他们经常派人到根据地骚

扰。为了拔掉这个钉子，红三军在汉川独立团的配合下，以迅雷不及

掩耳之势，四面包围了皂市。11 月 12 日夜，总攻开始，敌人凭借土

城、地堡的优势，用鞭炮、铁桶诱敌消耗弹药。然后集中兵力，攻打

设置在桥西、三眼桥、黑大桥等处的地堡。同时皂市地下党在城内配

合。经十小时激战，攻克了皂市。是役俘敌参谋长、营长各一名，士

兵 600 余人，缴获各种长短枪 800 余支，不但使红军的枪支、弹药得

到补充，而且牵制了襄北敌人向洪湖苏区的进攻，是我军出敌不意，

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较成功的战斗。

皂市战斗后，红三军主力在天门、京山一带游击四十多天，并在

天门花台、柳河等地建立了区、乡苏维埃政府，这对推动襄北游击战

争和苏维埃运动的开展起了很大作用。12 月中旬，红三军主力奉调

返回洪湖打击川军的“围剿”。

在此期间，关于红三军和苏区的发展方向问题，在湘鄂西中央分

局和省委内部展开了激热的争论，未取得一致意见。不久，中共中央

对争论作出了决定，中央指示湘鄂西中央分局说：“关于红三军的发

展方向，中央认为目前必须坚决地执行向北沿汉水发展的路线，湘鄂

西党除巩固原有苏区外，必须沿汉水流域向荆门、当阳、钟祥、宜城、

京山、云梦、随县等县发展，同襄、枣、宜（城）和均、房等苏区（第

九军）打成一片，并与鄂豫院苏区取得联系”（中共中央《关于红军

工作，党的任务和土地问题给湘鄂西中央分局的指示信》1931 年 11

月 17 日）。12 月中旬，宋盘铭从中央返回苏区，传达了中央的上述

意见。

湘鄂西省军事委员会根据中央的指示，部署了红三军的军事行

动，把 5 个团改为七、九两师及一个独立团的建制之后，决定“以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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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过（到）襄北行动，七师到襄南之汉川方面行动，独立团及地方武

装巩固后方”（《湘鄂西省委军事报告》．1932 年 5 月 28 日）。是时，

王明“左”倾作战方针在红三军中尚未全面贯彻。因而，红三军在贺龙、

段德昌、王一鸣等领导下，运用“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的战

略原则，出击襄河两岸，取得了几次较大的胜利。

1932 年 1 月中旬，红九师在师长段德昌的指挥下，从红庙泗港

再次渡过襄河，经渔新河、永隆河、瓦庙集、白马庙、龙泉镇袭击皂

市，驻守该处之敌四十八师工兵营一枪未发，逃往应城。19 日，红

九师再次占领皂市，随即追击敌人，直逼应城。

24 日，红九师在汉川独立团的配合下，分割包围了应城西南的

陈家河、龙王集敌四十八师蒋作钧特务团的两个据点，使应城守敌成

为孤军。敌惊呼求援，武汉绥靖公署主任何成浚，急调孝感花园之四

师十二旅张联华部前来解围。赶在张旅到来之前，红九师首先攻下应

城与龙王集之间的陈家河，以少量兵力围攻龙王集之敌。27 日拂晓，

红军主力埋伏在龙王集至应城的公路两侧——毛家河、张家庙的山坡

上，以汉川独立团在公路上正面诱敌。中午时分，张联华旅全部进入

我伏击圈，红军发起总攻，从山坡上俯冲下来，敌人措手不及，只得

束手就擒。此次战斗，全歼敌十二旅，生俘旅长张联华以下官兵 3000

余人，缴获迫击炮 20 余门，轻重机枪 60 余挺，步枪 3000 多支。孤

悬龙王集的敌人见大势已去，迫不得已向红军缴械投降。所得战利品，

大大地充实了九师和汉川独立团的武装力量。

与此同时，红七师在贺龙、王一鸣的指挥下，在汉川、汉阳两县

游击队、赤卫队的大力配合下，奔袭汉阳的黄陵矶、侏儒山，歼灭了

国民党钱大钧部一个营，缴获长短枪数百支，马近百匹，截获敌人准

备过年的鱼肉、面粉、

大米等大批物资。黄陵矶、侏儒山战斗的胜利，直接威胁武汉以

及驻守蔡甸、沌口，金口等地的国民党军队。他们纷纷逃往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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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在汉阳、应城的胜利，引起了敌人极大的恐慌，湖北省主席

何成浚急调大军向洪湖苏区进攻。川军 4 个团及一特务营先后占领熊

口、龙湾、老新口；敌新二旅由潜江进攻东荆河一线；敌三十四师进

占孙家场、杨林尾。苏区形势再度吃紧。湘鄂西省军委急令红七师由

汉阳西移迎敌，并令在襄北的红九师沿汉宜公路一线抄袭敌新二旅之

右侧，打击张截港至多宝湾一线之敌，以牵制襄北敌人。红七师在峰

口与川军激战，川军败退，红军收复熊口、龙湾等地。2 月 4 日，红

九师攻陷张截港，歼敌一个营，接着又包围泽口刘培绪旅两个营，并

进攻潜江刘培绪旅主力。2 月 5 日，红九师攻克潜江，刘培绪部退守

岳口，红军占领黑流渡。敌人不甘心失败，急令四十一师之黄新旅、

四十八师之徐继武旅，合力攻占张截港，以解救刘培绪旅，企图打通

汉水交通，并令刘培绪旅进攻黑流渡以作牵制。

2 月 12 日，红九师之一部与刘培绪旅激战于黑流渡，敌人败退，

红军追至岳口。随后，又歼灭泽口被我包围之敌两个营。2 月 14 日，

敌黄、徐二旅合攻张截港，红军与敌稍事接触，毙伤敌人 150 人之后，

主动撤出张截港，转移到灰埠头一带。从 2 月 4 日到 2 月 14 日的 10

天战斗中，红九师机动灵活，避实就虚，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在 3 个营

以上，牵制了敌人 3 个旅的兵力，减轻了敌人对洪湖苏区的威胁，打

乱了敌人在襄北的兵力部署。

随着红九师在张截港、潜江等地的胜利，红三军军部率七师从马

良渡过襄河北上，协同九师作战，开辟新苏区。另外，原留在均、房

苏区的红九军二十五师主力，根据中央分局的指示，这时也回到洪湖

苏区，与独立团合编为红三军第八师，师长段玉林，政委屈建高，在

潜江一带抗击敌人，巩固老苏区。

湖北省主席何成浚看到红七、九两师陈兵襄北，连忙调整襄北军

事部署，重新划分“进剿”区域，抽调 11 个团的兵力，限其在 15 天内

消灭在襄北的红军部队。2 月 18 日，敌人兵分三路向红三军和天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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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区扑来：一路由四十一师张振汉指挥韩昌俊旅、黄新旅共 5 个团，

在应城岳口大道以西“清剿”；一路由四十八师之旅长徐继武指挥两个

团及新一旅一个团，在天门柳河一带集结，以防红军南渡襄河；一路

由四十四师师长肖之楚率领 3 个团“进剿”刁汊湖，图谋切断天汉苏区

群众对红三军的支援。

面对敌人的三路进攻，3 月 4 日，红三军七、九两师及汉川独立

团奉命集结于汉宜公路南侧之瓦庙集、白马庙、渔新河、灰埠头、永

隆河一线，伺机打击敌人。3 月 5 日，敌四十八师韩昌俊旅由皂市出

发沿汉宜公路向灰埠头“进剿”，敌徐继武旅亦由天门、张截港向灰埠

头移动，向红军主力接近。6 日，韩旅因遇雨阻于文家墩，地形于敌

不利。韩旅奉命撤回皂市，红军趁敌犹豫不决之际，集中优势兵力，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韩旅包围于文家墩地区。战斗打响后，红军

全力猛攻，韩昌俊率部突围至李家场，连同前来解围的敌人一个团，

一并被我包围。3 月 8 日上午 6 时，我军发起总攻，全歼韩旅，生俘

旅长韩昌俊以下 2000 人，击毙敌团长一名。韩旅覆灭后，其他各路

敌人，均原地龟缩，未敢轻举妄动。

这期间，红三军在襄北的战斗中，坚持了“游击战中的运动战”，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的战术原则，成功地运用了“赤卫队、

游击队、正规军相互配合，大打人民战争”的战略方针，取得了反“围

剿”斗争的胜利，从而使襄北根据地不断扩大。

二、襄北特委的建立及其斗争

1932 年 l 月 21 日，鉴于襄北苏区的扩大，中共中央给湘鄂西中

央分局的信中指出：“应城、云梦、孝感等地暂时可以由一个较强的

中心县委领导，如必要时，亦可成立鄂中特委”。

在省四次党代会以后，湘鄂西省委根据中央指示精神作出决定：

撤销汉川中心县委，建立鄂中特委，领导襄北各县。襄北党的组织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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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划分，设立天汉县委（管理应城、云孝工作）；川阳县委；天潜县

委；荆南县委（《湘鄂西省委组织工作报告》，1932 年 2 月）。3 月初，

鄂中特委正式成立（后又改为襄北特委）。孙子俦任书记，领导应城、

云孝、天汉、京山，天潜、钟祥各县工作（《湘鄂西中央分局关于扩

大襄北荆南新苏区的决议》1932 年 3 月 5 日）。特委机关设在天汉县

韩家集（今属汉川县），后迁天门蒋家场，川阳县委则直属省委领导。

红三军在襄河两岸连续取得了几次大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敌

人，鼓舞了两岸人民群众，使襄北根据地迅速得到扩大与发展。天汉、

川阳、云孝、天潜等县先后建立了 29 个区苏维埃，268 个乡苏维埃

政权。此时，襄河沿线及襄北各县苏区面积，汉川占全县的 9/10，汉

阳占全县的 7/10，天门占全县的 8/10，应城之南部占全县 1/4，云梦

之南部占全县 1/4，孝感之西南部占全县 1/20，京山之南部占全县 1/4，

钟祥之南部占全县 1/15。发展之新区，超过原苏区一倍以上（《中共

湘鄂西省委关于湘鄂西具体情形的报告》，1932 年 12 月 19 日）

由于襄北是湘鄂西苏区与鄂北、鄂豫皖苏区相互联系的枢纽，战

略地位十分重要，因此，湘鄂西中央分局对襄北工作极为关注。3 月

初，中央分局对襄北新苏区的工作进行了讨论，作出了决议案，要求

在襄北苏区“立即实行土地法，劳动保护法，发展游击战争”，“组织

赤色工会，贫农团和工农赤卫军，在斗争中去吸收知识分子，扩大和

改造党的组织”，“组织和发动应城盐矿、襄河、县河、刁汊湖船工工

人的斗争”。为了完成上述任务，中央分局还提出建议。由省委动员

500 名党员，省苏动员 500 名群众，在 5 月 30 日以前，派到天门、

京山等地去工作（《湘鄂西中央分局关于扩大襄北荆南新苏区的决

议》．1932 年 3 月 5 日）。省委立即执行中央分局指示，陆续向襄北

派出 500 多名干部，省苏、省总工会、少共省委、省反帝大同盟等均

向襄北派出代表团，加强对襄北工作的指导。省委根据襄北工作的具

体情况，于 4 月 15 日致函襄北特委，及时进行指导，要求加强天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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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山的工作，加紧完成平分土地、春耕和修堤任务，发展游击战争，

牵制敌人兵力。

为此，襄北地区各县广泛地开展了平分土地的斗争。据 1 月下旬

的统计，在平分土地方面，汉川完成了 60%，天门完成了三乡，云孝、

京山等尚未进行。襄北特委建立后，抓紧平分土地的工作，到 4 月下

旬止，天汉县已完成了 90%，云孝县完成了 25%，其他区普遍进行

了土地丈量，登记造册的工作。5 月间，京山县苏维埃建立以后，大

部分都进行了平分土地的工作。

襄北特委领导群众广泛地开展了春耕生产，完成堵口复堤、建桥

筑闸的任务。汉川的向兴垸襄河干堤、钟祥的旧口襄河干堤的修复工

程是省里的重点项目，都抢在汛期到来之前顺利完成了。其他襄河干

堤、民垸堤防的堵口复堤工程数十处，也如期完成了。春耕生产也迅

速开展起来了，各级苏维埃帮助群众解决种籽、耕牛、农具的困难，

并发放贷款帮助群众恢复生产，重建家园。1932 年春，还在苏区修

筑了一批木质大桥，仅就天汉、云孝两县的统计，就有韩集、里潭、

回龙、三汊河、虾子沟、新河口、府河口、池口、神灵口、冲担沟等

大桥十余座。

在斗争中，襄北的地方武装力量和游击战争不断发展和壮大。汉

川独立团由 1931 年底的 7 个连发展到 12 个连。各县都组成了县游击

队和特务队。天汉县各区都有区游击队。各县游击队、赤卫队武装力

量按枪支计算，天汉有 500 支，天潜有 200 支，京山有 100 余支，钟

祥有 30 支，云孝有 50 支（《中共湘鄂西省委关于湘鄂西县体情形的

报告》．1932 年 12 月 19 日）。汉川独立团和各县游击队、赤卫队，

配合红三军在襄河两岸打击敌人，开辟襄北苏区的斗争中作出了重大

贡献，多次受到贺龙、段德昌的赞扬。1932 年 3 月中旬，汉川独立

团编入红七师二十团。云孝县游击队活跃在汉宜公路上，经常骚扰袭

击敌人。不久，云孝游击队在孝感的毛陈渡一带游击，曾与鄂豫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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陂孝北游击队会合。

为了支援红军，支援前线，在襄北特委的领导下，各地群众广泛

开展了拥红工作。《中央湘鄂西省委关于湘鄂西具体情形的报告》中

曾描述道；“襄北群众在保护土地、舂收的口号下……送饭到火线去

给红军吃。在送饭菜的时候，路上是成千上万的饭担子。群众送的饭，

红军主力还吃不完。……他们在竞赛之下，要表现‘我的好，先吃我

的’”。“他们在作战中，到火线去抢救伤兵，……成百上千的伤兵在

广大群众力量拥护之下，无一个停留在战场上，并沿路有慰劳队，……

送鸡蛋、开水等”。这些充分表现了襄北人民与红军的深厚感情。

在襄北苏区巩固和发展的过程中，也实行了许多“左”的政策，如

在土地革命中全面推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和彻底平分一切土

地的政策。天汉地区在“反富农斗争”中，“失掉土地这个中心内容，

专门没收现金、粮食，不没收土地有的拿绑票的方式，代替了反富农

的斗争”，把富农当作主要敌人打击。有的地方严重地侵犯了中农利

益，侵犯工商业者的利益。这些“左”倾政策，曾给根据地建设带来不

利的影响。

三、荆、当、远根据地的斗争

随着襄北苏区的建立，荆、当、远地区的革命战争也有了新的

发展，到 1932 年，便创建了荆当和南安苏区，建立了荆当县和南安

县苏维埃政府。

1932 年 1 月中旬，当阳县委在熊家大湾召开了第一次党员代表

大会，到会代表 60 余人。鄂西游击一大队和二大队、少共当阳团委、

荆门县委、宜郡县委都派人列席了会议。宜昌道委也派人出席指导会

议。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当阳县委，傅子和为书记，谭映红等为委员。

大会总结了当阳过去的工作，决定了以后的工作方针，提出了“在国

际与中央的正确路线之下，来争取当阳在宜昌上游的首先胜利”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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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冒险主张。

此时，江陵、当阳、宜都、枝江、宜昌 5 县的保安团组成“五县

联防剿共总指挥部”，敌当阳县长陈秉政任总指挥，开始发动新的“清

剿”。为了粉碎敌人“围剿”，游击武装和赤卫队四面出击。2 月，游击

二大队江南游击队在队长孟伯平、政委龙平和松枝县委委员的带领

下，攻打洋溪团防和驻洋溪的敌县中队，俘敌 40 余人，处决了一批

地方反动头目。但在转移途中，遭敌枝江县保安团和敌川军包围，激

战中龙平阵亡。游击队突围到松滋，又遭松滋团防袭击。随后在拉家

渡一战，孟伯平和江南游击队战士全部牺牲。3 月，鄂西游击二大队

在 800 多农民的配合下，包围汉宜公路线上的重镇鸦鹊岭，接着又攻

打安福寺和顾家店，对于牵制进攻洪湖之敌，起了很大作用。3 月 19

日，鄂西游击三大队在赤卫队配合下，夜袭荆门县张家场的廖恢庭团

防，俘敌 20 余人，缴枪 24 支。同日晚，为营救被荆门和育溪团防捕

去的吴明轩，鄂西游击三大队和赤卫队共 400 余人，从廖家冲、余家

大冲和宋家店分三路包围周家集。战斗打响后，敌惊惶失措，向东逃

窜。这次战斗，救出了吴明轩，缴获 48 条抢。接着又攻打袁家集、

大烟墩集、赵家庙子、洪锦寺等地的团防，均获胜，使荆当游击区迅

速扩大。与此同时，鄂西游击一大队与草埠、马山、菱角湖等地农民

2000 多人相配合，击退进犯万城的王福清部，又在铁子岗打垮了江

陵县八保团防。3 月 20 日清晨，当阳县保安队李元超带 200 多人进

入雷家港子“清剿”。这时，鄂西游击一大队领导人在反“围剿”方针上

出现了分歧：傅子和认为应避敌锋芒，保存力量，伺机打击敌人；谭

映红、刘本士等则认为要趁势拿下河溶镇，震动荆沙和宜昌的反动统

治。后决定傅子和、孙东平等只负责组织群众武装，鄂西游击一大队

由谭映红、刘本士领导进攻河溶镇。20 日上午，鄂西一大队在群众

武装的配合下，击溃了敌保安团，并趁胜追击直至河溶镇，鄂西游击

一大队扩充到 200 多人，170 条枪。第二天，谭映红、刘本士率队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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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荆门县四明山。此举确也震动了当阳、宜昌和荆沙的敌人。

这时，在荆门、当阳一带斗争发展的基础上，党又派全世红（原

名周志铭）带 8 人组成的小分队，到远安县苟家垭与地下党员傅家准

取得联系，成立了一支游击队，又名人民自卫队。自卫队夜出晓归，

先后袭击宜昌县黄柏乡公所、远安县望家乡公所。自卫队发展到 200

多人，有步枪 10 支，土炮两门、手枪两支，其余为大刀和梭标。自

卫队牵制着一部分敌人，配合着鄂西游击一大队和鄂西游击二大队的

斗争。

3 月，湘鄂西省委决定，将宜昌道委改为宜昌特委，机关仍设宜

昌。原道委书记张宗礼奉调到省，由张昆弟接任宜昌特委书记。22

月，敌王陵基部李成林一个营开进河溶“清剿”，一个连攻进陈家场，

一个连攻进雷家港。当阳县委机关被敌冲散，不少负责人牲牺。4 月

初，傅子和、王国良、孙东平、庄述海先后被敌捕获杀害，匡月亮等

县委成员也离开了河溶。湘鄂西中央分局派王雨山接任当阳县委书

记。因环境恶劣，县委机关撤到荆当边界。此时，已由宜昌迁到沙市

的宜昌特委，决定另组当阳工委，桂耀勋任书记。下旬，转移至荆当

边界的当阳县委与荆门县的党组织联合组成荆当县委，并在五里铺召

开了荆当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到会代表 50 余人。大会总结了前段

工作，学习了土地改革法，布置了土地革命任务。选举王雨山为荆当

县委书记，匡月亮、胡家秀、刘本士、刘定国、何寿鹏、关大顺、邓

遂之等为委员。同时成立了荆当县革命委员会（苏维埃政府），县以

下设 5 个区：廖家冲、洪庙为一区；何家坳为二区；枣树村店子为三

区；杨家集为四区；五里铺为五区。各区没立了苏维埃政府，并着手

土地革命的准备工作。鄂西一大队由谭映红、刘本士率领，在四明山

活动了几天之后，3 月底，转到洪庙一带，一部分编入鄂西游击三大

队，一部分由谭映红带往洪湖苏区。鄂西游击三大队下设三个中队，

9 个分队，250 余人，200 多支枪。大队长刘本士，政治委员熊禹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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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击三大队和赤卫队帮助群众没收地主财产分给农民，农会又组织农

民开展吃大户和抢米的斗争，使农民度过了严重的春荒。这时，荆当

苏区以周家集、洪庙为中心，包括荆门和当阳各一部分地区。

4 月中旬，荆当县委和荆当县苏维埃政府派青年团县委书记匡月

亮和刘定国到沙市向特委汇报，请示开展土地革命工作。张宗礼介绍

刘定国赴洪湖周老嘴参加土改训练班。5 月，湘鄂西省委派许子和、

傅官正来荆当协助土改，在余家大冲、八角庙，苏家畈等地举办土改

训练班，学习《临时土地革命法》。训练班结束后，便在洪庙一带开

始调查土地，毁烧地主契约。各区都张贴了宣传土地革命的标语，宣

布“五月为红色土地革命月”，出现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的斗争形

势。

荆、当、远、宜一带的革命斗争，虽然出现了发展的趋势，但全

局却开始恶化。首先，在宜昌与远安边界的西河一带，敌施进庭、李

吉庭等分别带领保安队和团防 200 余人，于 4 月 29 日向长期坚持插

旗山斗争的自卫队发动进攻。自卫队一面阻击敌人，一面组织转移。

5 月 5 日，自卫队和当地群众转移到荞麦寨。6 月初，敌又向荞麦寨

发起进攻，自卫队在浓雾笼罩下全部安全转移。

这期间，枝江、宜都、松滋的游击战争继续展开。这年 5 月，在

宜都的安福寺成立了以徐园炎为书记的枝宜县委和以周勇为主席的

枝宜县革命委员会，下辖徐家嘴、陈家垸子、蔡家嘴和杨家庙等 4 个

区革命委员会。根据地内开展了打土豪“吃大户”和禁止粮食出境的斗

争，军事上是袭击川军后方，以牵制川军对洪湖苏区的进攻。这小块

割据区坚持到 10 月间才告失败。

在荆当区，川军两个团在地方反动团防的配合下，于 6 月间进攻

荆当根据地。荆当县委率领游击队、赤卫队，虽同敌人周旋，但终因

敌强我弱，于 7 月中旬突围到达洪湖苏区。

游击队突围以后，黄冠柏受宜昌特委的委托，于 7 月下旬将己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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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的当阳工委及荆当县委突围后留在当地的武装集中起来，编为荆当

独立团。队伍逐渐又扩大到 1000 余人，由韩振鹏任团长，黄冠柏任

政委，活动在荆门、当远、枝江、宣都、宜昌、远安一带。9 月底，

荆当独立团改称荆当远独立团。

10 月，卢冬生率领红三军独立师一部由洪湖突围后，经荆门、

当阳到达远安，与荆当远独立团会合。随后，独立团编人红三军独立

师。独立师在远安活动期间，消灭了数股反动地方武装，在黄茶院一

带进行了广泛的革命宣传。同月，在黄茶院成立了南安县委，郑必清、

黄冠柏为正副书记；成立了南安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谢邦槐，副主席

赵鼎宪、周武谟。并将荆当远独立团第七连与人民自卫队合编，组成

了南安县游击纵队，全队 180 多人，纵队长苏金山，指导员汪克勤。

在郭家湾岩洞还建立了枪械修理所。苏维埃南安县政府相继在南漳、

远安、当阳三县边界的大堰塘、黄茶院、竹马溪、方家岗、周家棚，

向阳岭、会家岭、泥龙垭、福河寺、黄柏寺、刘家湾、刘清沟，新安

等地建立了 16 个苏维埃乡政府和赤卫队。游击纵队，赤卫队在红三

军独立师的支持下，在纵横 300 余里的地带四面出击，广泛地打击团

防和土豪劣绅。1933 年 1 月中旬，独立师撤离黄茶院后，南安县革

命武装坚持到 4 月，荆、当、远根据地才最后丧失。

第四节 鄂北根据地的恢复和发展

鄂北根据地，也叫襄枣宜根据地或襄枣宜钟根据地。位于襄阳、

枣阳、宜祥、宜城毗邻地区，靠近豫西南。它是鄂北地区党组织在长

期武装斗争中开辟出来的。

1928 年 10 月，鄂北地区均、光、谷 3 县的党组织召开联席会议，

决定成立中心县委，推李抱一任书记。不久，又开均、光、谷、枣四

247

县代表会，决定成立临时特委，选傅良驹为书记（后李抱一代理），

杨秀谦（阡）任组织部长，李金铭任宣传部长。但此时已与上级党组

织失去联系，工作无大进展。

1930 年 2 月，湖北省委扩大会在上海召开，四县临时特委派杨

秀谦参加了这次会议。会后，按照湖北省委指示，由杨秀谦、程克绳、

傅良驹（傅良驹（知），秋收暴动时任枣阳县委书记，后任鄂北特委

组织部长，1930 年 6 月叛党）、李金铭等组成中共鄂北临时特委。3

月，省委派常委聂鸿钧到鄂北巡视工作，组成鄂北特委，并担任书记。

傅良驹任组织部长，李金铭任宣传部长，张履中任军委书记。特委机

关设在光化县袁冲，仍辖 15 县。据襄、枣、均、光等 10 县统计，共

有党员 1300 余人，新特委先后于 3 月和 4 月召开过两次扩大会议，

其中心议题是恢复各县党的组织。决定襄阳、枣阳、光化、谷城、均

县成立临时县委，宜城、郧县成立特区委。同时制订了以枣阳为中心

的各县武装暴动计划。此时，秋暴失败隐蔽到钟祥、洪湖一带的余益

庵、徐化龙等人，从洪湖根据地的革命斗争得到教育和启示，遂秘密

回到襄、枣边界，着手进行恢复党组织，在已收集到的“两条半枪”

的基础上建立秘密武装。接着鄂北特委又“把以前枣阳西乡及襄东苏

维埃区域内遗留下来的武装集合起来，编为……中国红军鄂北第三十

五总队部，总队下分为三中队，……共有长枪三十六支，盒枪三支，

手枪二支，充总队长为张履中同志”（《鄂北报告》1930 年 4 月）。他

们在襄阳东部、枣阳西部、钟祥北部发动游击战争。鄂北的武装斗争，

又进入了新的阶段。

此时，鄂北的国民党驻军是第五十一师与五十三师。这年的 5 月

至 10 月，适逢蒋、冯、阎军阀大战，蒋介石的部署是：“以杨虎城部

警备南阳一带，范石生部警备襄樊一带”（《蒋冯阎关系和中原大战》，

全国政协编《文史资料选辑》第 16 期，第 1 0 页）。国民党驻军的注

意力集中到军阀间的混战方面，这就为鄂北党组织领导革命斗争提供

248

了有利条件。1930 年 5 月 14 日，杨秀谦（特委委员）、余益庵（枣

阳县委委员）、谢耀武（襄阳县委委员）等人领导的秘密武装，智取

枣阳西的蔡阳铺镇，缴获长短枪 110 多支，接着又攻占了翟家古城和

琚家湾，队伍很快扩大到 200 多人，100 多支枪，乃成立了农民自卫

军鄂北总队，“由杨秀谦任总队长，谢耀武任副总队长，余益庵任党

代表；下设三个大队”（徐光恩：《红九军二十六师战斗史》，1962 年

4 月）。5 月 16 日，鄂北总队攻下襄阳县东的黄龙垱镇，获枪百余支。

此役，总队长杨秀谦不幸牺牲。5 月下旬，鄂北特委对这支队伍进行

整编，命名为：工农革命军第五总队，由谢耀武任总队长，余益庵任

党代表，阮荣汉任参谋长，下没 3 个大队，一个警卫队。此时部队发

展到 400 多人，拥有长短枪 300 多支。

6 月，特委派张香山来总队工作，贯彻特委将襄枣宜边界连成一

片，建立革命政权的计划。6 月下旬，由余益庵、张香山、谢耀武率

总队，又功员襄枣的武装群众数千人，在宜城王集地下党的配合下，

占领了王集，当夜又攻下胡家营，缴枪 30 余支，为建立襄枣宜苏区

打下了基础。

6 月 25 日，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在黄龙垱以北的陶山庙整

编队伍，正式建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九军二十六师’，师长张香山、副

师长谢耀武，党代表余益庵，师政治部主任赵英，宣传部主任翟紫绶，

参谋长王全成。师以下有五个总队，一个手枪队”（徐光思：《红九军

二十六师战斗史》．1962 年 4 月）。7 月上旬，部队再次整编，将原来

的总队改称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团，另设一警卫团。团以下设营、

连、排、班。不久，二十六师势力扩大到钟祥北，很快攻下了钟祥北

敌最大据点洋梓。自 6 月到 8 月，先后经过大、小战斗 40 余次，歼

敌 1300 多人，共缴获长短抢 330 多支，先后建立了一批基层苏维埃

政权，初步形成了襄枣宜根据地。

正当襄枣宜武装斗争取得胜利的时候，在均、光、谷地区的工作

249

遭到了挫折，5 月 4 日，袁书堂在其家中召开军事会议，拟议光化暴

动事宜，因警戒的疏忽，被土匪冲进会场，当场枪杀了特委委员袁书

堂、张履中等人，使拥有 100 余人枪的光化游击队瓦解，光化暴动计

划破产。6 月，“傅良知叛变，八县县委同时被破坏”（《鄂豫边省一年

工作的总结中经验与教训》．1932 年 6 月。文中八县是：均、房、光、

谷、郧、口、竹、保。）。特委书记聂鸿钧不久离开鄂北，8 县工作完

全瘫痪。在河南省，由于受李立三“左”倾错误的影响，“南阳各县的

暴动遭到了三次失败……干部牺牲，组织塌台”（《雷怀关于鄂豫边特

委最近工作报告》．1931 年 9 月 24 日）。鉴于上述情况，1930 年 10

月上旬，“对豫鄂两特委，中央命令实行合井，成立豫鄂边特委”（《程

祖武关于豫鄂边苏区的报告》．1931 年 9 月 24 日）。于是鄂北、豫南

两特委负责人在河南邓县白落堰举行联席会议，选举产生豫鄂边特

委，“边区特委的常委是三人（郝久亭、陈雪怀、宋良猷）组成的。

郝久亭为书记”（《程祖武给中央的报告》，1931 年 10 月 5 日），特委

机关设在南阳。特委辖 22 县，分 3 个中心县委。襄阳中心县委管辖

枣阳、襄阳、随县、钟祥、宜城、南漳等县；河口中心县委管辖均县、

光化、谷城、郧阳、保康、房县、竹溪、竹山等县，南阳中心县委管

辖南阳、镇平、内乡、唐县、桐柏、泌阳、新野、邓县等县。

在豫鄂边特委成立的同时，豫鄂边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由程祖

武任主席。10 月中旬，在苏区中心的枣阳县西蔡阳铺召开万余人的

群众大会，正式宣告豫鄂边革命委员会成立，机关设在翟家古城。革

委会下设土地、经济、文化、军事、肃反、裁判 6 个委员会。在“革

委会”之下，又成立了枣阳、襄阳两个县苏维埃，宜城成立两个区苏

维埃。至此，襄、枣、宜苏区的政权体制基本确立，它领导着这块红

色区域内的社会改革和各项建设工作。

10 月，湘鄂西特委在监利县城召开了湘鄂西第二次工农兵贫民

代表大会，鄂豫边苏区曾派代表列席。这次会议上通过的湘鄂西苏区

250

重要决议和法令，对襄枣宜苏区的社会改革和建设起过重要作用。

11 月中旬，鄂豫边特委决定调二十六师攻打河南的唐河、桐柏、

泌阳等县，以图建立豫南根据地。11 底，以二十六师为主力，组织

襄、枣、宜苏区游击从、赤卫队共 5000 余人，2000 多支枪攻下唐河

县城，缴枪 300 余支，战马 70 多匹。二十六师帮助唐河县建立了唐

河县苏维埃政府，选吴寿青为主席。攻克唐河县城，无疑是军事上的

重大胜利，对豫南、鄂北两地革命群众是一个鼓舞。但从战略观点看，

是得不偿失。第一，唐河县与襄枣宜苏区相距甚远，又处于白色包围

恐怖之中，易攻难守。12 月中旬，二十六师在毕店失利后，不得不

返回苏区，刚建立的唐河县苏维埃政权亦随之塌台，使创立豫南根据

地的计划失败；第二，此举公开着南阳中心县委所辖的泌阳、桐柏、

唐河等县党的组织和党员，红军撤退后，这些地方的党组织即遭破坏。

许多党员被捕或牺牲；第三，暴露了二十六师实力，震惊了豫南、鄂

北两地反动派，加之此时蒋、冯、阎中原大战，以蒋介石获胜而告终，

蒋介石已开始对中央苏区实行“围剿”，驻鄂北的范石生等部，亦着手

调兵遣将，围攻鄂北苏区。

1931 年 1 月初，当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对洪湖苏区第一次“围剿”

的同时，驻鄂北的敌五十一师等部敌军开始对襄枣宜苏区“会剿”。1

月中旬，敌五十一师的三 0 二团首先向襄阳县黄龙垱苏区进攻；枣阳

方面之敌，亦向西出击，造成东西夹击苏区之势。虽经苏区红军和游

击队的奋力反击，但终因敌众我寡，多次失利，苏区日渐缩小。2 月，

中央为加强红二十六师的领导，派赵莘仁（赵倜）、李政、何尚志、

毕昌茂等人来鄂北，改组了二十六师司令部。赵莘仁任师长，毕昌茂

任政委，何尚志任师参谋长。不久，赵、何在反“围剿”中英勇献身。

继之，由程克绳任师长。2 月底，程率部脱离苏区向南漳县游击，又

因当地反动红枪会和民团堵击、围攻，和敌五十一师三 0 二团尾追，

部队不得不返回苏区。此时苏区大部被反动势力侵占，几经战斗，终

251

不能取胜，副师长谢耀武在官庄战斗中牺牲。二十六师一部分被迫转

移到京山以北游击，其余原地“插枪”隐蔽，襄枣宜苏区的政权机构大

部塌台。3 月，鄂豫边特委，在南阳召开特委扩大会议，通过“接受

国际与中央路线，转变鄂豫边全部工作，决定恢复襄枣宜钟苏区策略，

特派特委执委四人到襄枣宜钟苏区，执行恢复与转变工作的任务”

（《鄂豫省一年来工作的总结中经验与教训》，1932 年 6 月）。正当鄂

北武装斗争遭到挫折，苏区惨遭破坏的紧急关头，4 月中旬，“恰遇

三军到了鄂北南漳一带，而小军阀范石生只顾防堵三军，于是二十六

师和鄂北苏区乘机才恢复”（《程租武关于豫鄂边苏区的报告》1931

年 9 月 24 日）。此时，余益庵任二十六师师长，张慕骞（木千）任政

委。5 月，鄂豫边革命委员会机关，由枣阳的翟家古城迁到宜城新街。

于是新街便成了襄枣宜苏区的中心。经过 4 个月的时间，原有苏区基

本上得到恢复，红军扩大到 500 余人、300 多支枪。8 月下旬，红三

军第九师攻占沙洋、荆门后，东渡汉水到达襄枣宜苏区。不久，二十

六师在宜城田集一带与九师会师，九师帮助二十六师消灭了几股反动

武装，使襄枣宜苏区得到进一步的巩固与发展。

9 月下旬，红九师离开襄枣宜苏区时，应二十六师负责人的请求，

留马三光担任二十六师政治委员，并调了一批政治干部加强二十六师

各级领导。“二十六师的政治工作，是……与三军会师后才开始建立。

在三个月中间，正式建立了师委和支部，党员人数增加到一百五十人

以上，比过去增加了三倍多”（《鄂豫边特委给红九军二十六师师委的

指示信》．1931 年 12 月 27 日）。红九师还帮助二十六师整顿了军风

纪，如规定不准在老百姓家派饭吃，不准睡老百姓的床等，进一步密

切了军民、军政关系，提高了军队政治素质和战斗力，又拨枪 100 多

支和一批弹药，装备了二十六师。至 10 月，二十六师又发展到 500

人，枪 400 多支。地方游击队也有大的发展。此时，中央又派谭中余

任二十六师政委，魏克铎任参谋长，红三军九师在鄂北期间，万涛向

252

鄂北的党传达了中央的有关指示。介绍了全国形势，以及湘鄂西苏区

的情况。红三军回到洪湖苏区后，湘鄂西中央分局在听取了万涛关于

鄂北情况的报告后，由夏曦向中央写信，“请中央将鄂北特委划归中

央分局指挥，以便统一军事行动”（《夏曦自湘鄂西（潜江县城）来信》，

1931 年 8 月 27 日）。10 月中旬，湘鄂西省委又将鄂北情况向中央写

了报告。一个月后，中央复信说：“鄂豫边特委以后直接归湘鄂西中

央分局指挥”（中央《给湘鄂西中央分局指示信》．1931 年 11 月 17

日）。自此，鄂北苏区成为湘鄂西苏区的一部分。

这时，襄枣宜苏区的社会改革和建设步入一个新的阶段。据 1932

年 6 月《鄂豫边省一年来工作的总结中经验与教训》中记载：在党组

织建设方面，建立了“一个分特，一个枣阳县委（其下六个区委），六

个独立区委（襄、枣、宜、钟），一百个支部”。在军事方面：除二十

六师外，“又发展了五个游击纵队，平均每队有枪六、七十支，人数

都在百人上下’。苏维埃政权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建立了一个边

区革命委员会，指导襄、枣两个县苏维埃，三个独立区苏维埃（宜东、

钟北、枣南），共九十七个乡苏维埃”（据实际调查，后来乡苏维埃发

展到 103 个）。苏区面积达 2700 平方公里，约有 40 万人口，在苏区

各级党组织和苏维埃领导下，苏区进行丁土地革命。到 1931 年 12 月，

“襄枣宜苏区的土地，除枣阳四、六区因特殊情况未能彻底分配，其

余一概都平均分配了”。

苏区的群众组织如雇农会、劳动妇女救济会、劳动童子团、警卫

队、红色补充团等相继建立起来。参加人数共达 5.4 万人。还进行了

多项经济、文化建设，如设立枪炮厂，建立新的税收制度，设立医院、

列宁小学等。

在鄂北苏区的恢复和发展中，同样受到王明“左”倾路线的严重影

响。10 月，中央给鄂豫边特委发出指示信，并派沈宗源等人到鄂豫

边贯彻执行。沈宗源到达后，改组了鄂豫边特委，并任书记。接着召

253

开鄂豫边特临时执委会议，通过了《鄂豫边特委接受中央对鄂豫边特

指示信的决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和党的中心任务的决议》等 3 个

文件，积极推行“左”倾路线。主要表现是：在军事上要求“目前的第

九军应扩大到二千人以上……以同敌人作决死的战争，以消灭鄂北的

整个反动统治”，“必须使均房苏区与襄枣宜苏区打成一片，成立边区

苏维埃政府”，“与湘鄂西苏区打成一片”，“与鄂豫皖取得直接联系”，

“使苏维埃的运动向河南发展”（《鄂豫边特委接受中央对鄂豫边特指

示信的决议》，1931 年 10 月 17 日）。在土地革命问题上，提出“没收

一切富农的土地”、“加紧反富农斗争”（《鄂豫边特委接受中央对鄂豫

边特指示信的决议》，1931 年 10 月 17 日）。在思想路线上，提出“目

前第一个任务是加紧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鄂豫边特委接受中央

对鄂豫边特指示信的决议》，1931 年 10 月 17 日）。这些决议，在当

时是完全脱离实际的。这时的军事形势是：中央苏区和湘鄂西苏区的

第三次反“围剿”正处于紧张而接近胜利的时刻，但襄枣宜苏区周围的

敌人，却磨刀震霍，着手进行新的“围剿”。鄂豫边特委对此没有给予

足够的重视，仍埋头于“预备转变苏区工作”（《鄂豫边省一年来工作

的总结中经验与教训》．1932 年 6 月），因而，对冲破敌人的“围剿”

毫无准备，导致后来军事上的被动。在反富农的斗争问题上，“既无

党的领导，又无明确的规定”（《鄂豫边省一年来工作的总结中经验与

教训》．1932 年 6 月），出现了消灭富农，打击中农的倾向。在革命

队伍内部，在“改造党、改造苏维埃、改造红军与群众工作”（《鄂豫

边省一年来工作的总结中经验与教训》．1932 年 6 月）的口号下，大

搞错误的肃反，错杀了一批党政军的骨干，使革命力量受到很大削弱。

12 月底，鄂豫边特委为加强对襄枣宜苏区的领导，特委机关由

南阳迁进襄枣宜苏区的中心地——宜城新街。

1932 年 1 月 21 日，鄂豫边特委在苏区耿集附近河垱口，召开了

鄂豫边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参加会议的除襄枣宜钟苏区代表外，白

254

区出席的有南阳、邓县、泌阳、新野、镇平、桐柏、襄西、宜西、南

漳等九县代表。此时，敌人对苏区发动了新的“围剿”，会议开到第二

天即被敌人冲散，没有取得什么结果。此时，沈宗源下令集中苏区全

部武装与敌人硬拼，结果两战皆败。遂又令全苏区武装和苏维埃机关

工作人员，集体向鄂豫皖苏区撤离。走到枣阳西部，又被敌人打了回

来。2 月 2 日，边特在新街召集紧急会议，会上许多干部批评了沈宗

源的错误，并决定“改组边特和边革，成立临时省委和临时省苏维埃”

（《鄂豫边临时省委报告》．1932 年 3 月 18 日），仍由沈宗源任书记，

王明鹤任省苏维埃主席。2 月 17 日晚，沈宗源拐款潜逃，当了可耻

的逃兵。

沈宗源逃离苏区后，留下的临时省委执委，接连召开了几次会议，

先后依次选出谭忠余、宋良猷（由）、陈雪怀代理省委书记。此时，

红三军攻下了应城。围攻鄂北苏区之敌，撤离苏区去解应城之围，红

军乘机向敌人进攻，取得几次胜利，“赤区遂又走入暂时稳定时期”

（《鄂豫边临时省委报告》．1932 年 3 月 18 日）。

3 月底，湘鄂西中央分局派尉士筠代表分局到襄枣宜苏区指导工

作。4 月 8 日，尉主持召开了临时省委第二次执委扩大会，改组了省

委，推选王君恩、郝久亭、王以祥、陶汉三、尉士筠、陈雪怀、夏天

达、宋良猷、马三光、张木千、秦玉葵、陈尚云、蒋永祥、李银匠、

柳克明、李子宾等 19 人为执委，王君恩、郝久亭、王以祥、尉士筠、

陶汉三五人为常委，王君恩为书记，郝久亭为组织部长，陈雪怀为宣

传部长。会上通过了《鄂豫边省临时省委第二次执委扩大会议的决议

案》。会后，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在襄枣宜苏区得到深入贯彻。此后，

襄枣宜苏区的革命斗争，进入了最艰难的时期。

255

第七章 湘鄂西根据地的土地

革命和各项建设

第一节 根据地党组织的建设和发展

湘鄂西地区的党组织，经历了较长的发展过程。党的“八七”会议

后，鄂西、鄂中、鄂北、湘西、湘北和湘西北特委，先后恢复或建立

了各县县委和支部。自此至 1929 年春、夏之间，由于国民党的反复“清

乡”，加之党内斗争经验的缺乏和盲动主义的影响，各级党组织曾多

次遭到敌人不同程度的破坏，不少党的负责同志被捕牺牲。但在中央

和省委的领导下，很快得以恢复和健全，扩大了党的队伍，锻炼了一

批骨干，逐步健全了各级组织。1929 年 5 月，鄂西地区之宜昌、江

陵、石首、监利、荆门、华容等 16 个县成立了县委，松、枝、宜和

巴、兴、归分别成立了联合县委，其余各县均成立了临时县委或特支。

党员发展至 2600 余人。鄂中区中心县委所辖之汉川县党员发展至 300

余人。湘鄂边地区也健全了鹤峰、长阳、桑植等县县委。这就为湘鄂

西苏区的开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1929 年春夏，湘鄂边苏区创建后，进一步健全党的各级组织，

增强党的战斗力，已成了党的自身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这年 6 月，

256

党中央指示湘鄂西前委：“党的训练应多带教育性，党的组织要发展

党员的自觉性”，“应用很浅近的理论，很容易明白的事实，提高他们

的阶级意识，增进他们的革命情绪”。（《中央给云卿并前委诸同志的

指示信》．1929 年 6 月 15 日）同年底，鄂西党二大为加强对各地党

的建设的指导，在《关于鄂西党的组织决议案》中，指出了党内存在

的缺点和克服的方法，要求各地“健全地方党部”，加强支部生活和党

的教育训练。各级党组织根据这些指示和决议积极开展了党的自身建

设，不断提高了党组织的政治水平。

建立和健全党的组织，是搞好党的自身建设的第一步，在周逸群、

贺龙为首的湘鄂西党的正确领导下，各级党组织积极发动群众开展革

命斗争，在斗争中发现和培养党的干部。1930 年，是各地党组织大

发展的一年。鹤峰、宜昌中心县委先后建立，石、监、沔、江、潜、

南、华、安、天、荆、公、松、宜、兴、巴、长、远、桑、鹤、五、

石等县县委，亦进一步健全，当（阳）、临（澧）、沙（市）、津市）

均成立了特支。由于以周逸群为首的湘鄂西党的正确领导，各级党组

织呈现出一个崭新的局面。

1931 年，由于敌军的连续“围剿”，不少地方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的

破坏，党员由 2 万余人减至 1.4 万左右。3 月，建立了湘鄂西中央分

局，王明“左”倾政策在湘鄂西苏区开始贯彻，湘鄂西党面临着更加严

重的困难。但久经考验的湘鄂西各级党组织，不仅为恢复发展党组织

展开了艰苦的工作，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抵制了王明“左”倾错误，使它

在 1931 年未能全面取代苏区原来一系列的正确措施。这样，湘鄂西

苏区党仍处上升发展阶段，遭受敌人严重摧残的各级党组织得以迅速

地恢复、健全和发展。省委直辖的监利、石首（后与华容县合并为江

南县委）、沔阳、潜江、江陵、川阳、荆门等县党组织迅速发展，洞

庭区委所辖南、安合并成立了县委；益阳、常德、汉寿、岳阳等地均

成立了支部；宜昌特委所辖公安、松、枝、宜昌、荆当、荆阳、远安

257

等县委和宜昌、沙市市委先后恢复或建立，湘鄂边特委所辖桑植、鹤

峰、五峰、长阳等县委进一步健全；鄂西临时分特所属房、均、谷（城）

均成立了县委；鄂豫边特委其下建立了“一个分特，一个枣阳县委”、

“六个独立区委”、“一百个支部”；（《鄂豫边省一年来工作的总结经验

与教训》．1932 年 6 月）襄北特委所辖天汉、天潜、京山、钟祥、应

云孝成立了县委。应城成立了区委。除此以外，湘鄂西党还在苏维埃

及群众团体中建立了党团组织，水灾期间，在灾民团中成立了党的支

部。党组织在各项斗争中起了先锋和领导作用。这期间，党组织机构

更为健全。相继成立了湘鄂西省委和鄂豫边临时省委，省委下分设许

多特委，各特委分别由 5 人组成，县委由 15 人至 17 人组成，其中常

委 5 人，区委 7 至 9 人，常委 3 人，支部由 3 人或 5 人组成。5 人者

为支委会，3 人者为干事会。县、区委除书记、常委外，为适应党的

建设需要分别设立了组织、宣传、技术、秘书等部门。由于残酷的战

争环境，湘鄂西苏区所属的党组织无论白区和苏区，均保持秘密状态，

较好地保守了党的机密，保护了组织的安全，保存了革命的力量。

随着各级党组织的建立和完善，便在斗争和实际工作中大力发展

积极分子入党，特别是发展工农党员，并严格履行手续，注重质量。

为保证党的队伍的战斗性和纯洁性。每吸收一名党员，均作严格的考

察。党员发展对象一般规定为：在劳动群众中，真正受反动派压迫，

与反动派没有丝毫关系的，经济上感受困难，对党有深刻认识或表同

情的，在中小资产阶级、中小农民和知识分子中，过去没有丝毫反动

行为和倾向，肯牺牲自己利益，为无产阶级利益而奋斗，明了共产主

义和共产党政纲的。为慎重起见，发展步骤一般规定为；入党介绍人

在不暴露自己身分的前提下，首先和发展对象个别谈话，予以培养；

够条件者由小组讨论、通过后，再派人与之作第二次谈话，认为合格

并报支部或区委批准后，即秘密举行入党仪式。在巴兴归苏区，新党

员入党誓词为：“我誓用忠心加入中国共产党，愿意牺牲个人，服从

258

集体，遵守纪律，严守秘密，接受批评，阶级斗争，努力工作，誓不

叛党”（《誓词》，中共巴兴归县委及苏维埃政府翻印件，1931 年）。

其他各地，大体相同。

由于大批在斗争中积极勇敢的工农群众和知识分子加入党的行

列，使湘鄂西苏区党组织不断发展壮大，党员的质量不断提高。据不

完全统计，1929 年 12 月，苏区仅 400 余名党员。1930 年 11 月，发

展至 1.5 万余人，占整个苏区群众的 1%强，其中工农党员占 27%。

1931 年 2 月，党员发展至 2 万余人，其中工人占 32%，大部分是贫

农、中农。1931 年水灾后，党员数量曾一度下降为 1.4 万左右。次年

2 月，又发展至 2.274 万余人，其中贫农占 50%，工人占 22%。党员

人数的增加，特别是工农党员比例的扩大，使党在工农群众中建立了

稳固的基础。

各级党组织在建立和健全的过程中，积极加强了党的思想建设。

湘鄂西苏区初创时期的党，基本正属于“秋暴”的产物，党员成分大部

分是穷苦的农民。他们受尽了反动派的剥削和迫害，对敌人有着强烈

的阶级仇恨，因而斗争坚决，立场坚定，要求解放的情绪异常高昂。

但是，由于党的组织缺乏教育训练，大部分党员政治水平较低，对党

的政治路线和策略缺乏了解，因而农民意识在党内较为明显，盲动主

义、地方主义等错误倾向在斗争中不时表现出来。在暴动过程中，缺

乏全盘计划，不顾敌情，冒险蛮干，有时发生随意烧杀的过“左”行动；

有的干部、游击队不愿离开本乡本土，各区之间，也分彼此，界限分

明。为克服这些错误倾向，提高党的战斗力，增强无产阶级观念，各

级党组织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周逸群和鄂西特委通过党的活动分子

会、工作讨论会、批评会以及发指示、发通告等形式，严厉指出盲动

主义及地方主义的表现，指出其妨碍党的正确路线的贯彻执行的危害

性，分析了这些错误产生的主要原因，提出了克服的方法。根据特委

指示，各级党组织加强了党内的教育和训练。由宣传部门组织党内教

259

育，规定其基本任务，是肃清机会主义的残余，消除“左”倾盲动及藐

视民主集中制的倾向。鄂西特委还先后将党的政治路线、决议、土地

革命、苏维埃运动、国内外形势等材料印成小册子，供给下级党部，

组织全体党员学习和讨论，联系实际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以

提高党员的政治理论水平，增强纠正错误倾向的自觉性。

为了严格组织生活，使党员服从统一指挥，保守党的秘密，各级

组织把健全支部生活，作为自己经常性的工作。各支部均有干事会，

由书记、组织委员、宣传委员 3 人组成。在一般情况下，坚持 10 天

一次支部会，5 天一次小组会的制度：并经常召开带学习性质的会议。

支部会一般讨论上级机关的决议、通告、指示信和国内外形势等，并

要求到会的每个同志尽量发表意见，把当地的实际工作与党的政策路

线和策略联系起来开展讨论，以确定工作方针。各支部还利用会议和

个别谈话的方式，对党员的错误和缺点提出批评帮助。有些地方的支

部，在区委的帮助下，建立了读报制度，开办读书班或夜校，使党员

看报、读文件更加方便，更有利于理论水平的提高。

特委为加强对各级党组织的领导，经常派出两名巡视员到各县检

查指导工作，解释党的任务与策略，整顿各地党部，总结经验教训，

发现错误，及时纠正。各县、区委亦派有自己的巡视员，帮助下级组

织开展工作。其中对工作中出现较严重错误和问题的地方党部，上级

党的组织则专门派人整顿，并妥善处理有关事宜。

随着苏区的巩固和扩大，党员的雇佣观念和党的干部中官僚主义

开始滋长，腐化现象也开始出现。为制止党内的官僚主义，湘鄂西省

委号召全体党员“发展自上而下的自我批评，与一切敷衍主义、官僚

主义作斗争（《湘鄂西四代会组织任务决议案》． ” 1932 年 11 月 25 日）。

规定“一切工作归支部”，“一切同志归支部”，将县、区负责人全部编

入支部和小组。参加实际的支部生活，并在支部会上与普通党员一样，

讨论党的决议、工作方法，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特委时期，提出了

260

“党员职业化”的口号，以打破党员雇佣革命的观念，防止腐化。规定：

“如同志三月不缴党费都要开除党籍”（《鄂西特委通告》．1930 年 4

月 23 日），党组织还提出了加强党的纪律的要求，并制定了“做个好

党员”的 10 条标准：忠实勇敢，有牺牲精神，有奋斗的决心，按时到

会，缴纳党费，严守秘密，肯负责任，接受批评，读党报，调查研究

侦察敌情。如违反上述标准，脱离支部，不愿参加党的工作，则洗刷

出党，以消灭挂名党员的现象。这些措施，对于增强党的纪律，发挥

党组织的战斗力，起了积极的保证作用。

为了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对所属党组织的工作指导，省、特、县

委机关分别创办了各种类型的党报、党刊。1929 年前后，鄂西特委

秘书处和组织部编辑了《鄂西通讯》和《党的生活》等刊，并作为党

内教育训练和指导工作的材料。石首县委以“迅雷社”的名义，翻印了

“中国革命的形势”，“党的任务”等文章。公安、监利、江陵、宜昌等

县县委也分别办了油印小报和通讯。以后，党刊日益增多。1931 年 4

月，湘鄂西中央分局除继续办好《湘鄂西通讯》外，还创办了《红旗

日报》，开辟了“党的生活”专栏，引起了各地党支部及党员极大的关

注。1931 年 11 月后，中央分局和省委又办了《红旗旬刊》、《布尔什

维克周刊》，编出《俄国战争缩影》、《党内教育训练》、《湘鄂西土地》、

《农民问题》等汇刊。各县县委、区委亦办有自己的小报。为了办好

党报，省委专门成立了“党报委员会”，各级党组织相应设立了报刊发

行部门。由于条件的限制，各报刊虽存在着内容不充实，党内生活报

导不多等缺点，但对于教育广大党员，特别是使新党员明确党的目标

和任务，增强无产阶级党性，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坚定革命的必胜信

念，掌握工作方法，起了重要的作用。

提高党的干部的政治水平和工作能力，是搞好苏区各项建设的重

要保证。对此，1930 年前后，各级党组织利用办培训班的方式培训

干部。1929 年 7 月中旬，鄂西特委集中监利、石首、沔阳、江陵、

261

汉川 5 县 80 名干部，在监利的剅口举办了一期军政训练班，以提高

基层干部的政治水平。1930 年 4 月，鄂西特委在石首的调关举办了

一期为时 3 天的政治训练班，培养各县党的基层干部 200 余人。训练

班以学员自学，特委、联县政府的负责人和教员作报告，教员指导讨

论，学员进行复习巩固的教学方法，较系统地学习了政治任务及争取

群众的策略，土地问题与农村工作，职工运动的策略，党的组织原则

等理论知识与政策。其他各县也以不同的形式对党员干部进行培训。

1930 年春，石首县委在来家铺举办了 200 余人的党员干部培训班，

系统地学习了鄂西党的“二大”文件，研讨了国内外形势和新的斗争方

针与策略。经过一个多月的学习后，均分往区、乡党的基层组织。

1931 年湘鄂西中央分局和省委成立后，即采取办党校的办法培

训干部。分局和省委的高级党校，训练政治水平较高和有实际工作经

验的干部，使其能担负县以上的指导工作。学习时间 1 至 3 个月。县

委的普通党校，其任务是培养区委和支部负责人及工农党员，学习时

间一般不越过一个月。1931 年 5 月，中央分局创办的党校，第一期

培训干部 50 余人。同年 7 月至 11 月，临时省委连续举办了 2 期干部

训练班。翌年初，省委在开办了为期两周的“高级训练班”和一期“白

区训练班”后，正式创办了一所党校，每期 100 余人，培训 3 个月。

省委通知各党部：“须送六十个曾做过县委中心区委工作的干部到省

委受训练”（《湘鄂西省委组织工作报告》．1932 年 2 月）。根据训练

时间短，又要有实效，以及在斗争中培养干部的教育方针，规定教学

内容为：三分之一为军事常识，三分之一为政治经济常识，三分之一

为实际工作常识。课程开设政治经济，列宁主义，农民的土地问题，

组织宣传，军事操练等，并编有教授大纲。白区训练班还另讲授党的

秘密工作、游击战争等内容。教学时采取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以及

启发式、讨论式的方法。学员由于水平悬殊，听课时发生许多困难，

学校便采取课后自习与向教师提问和学员互教互学的方法予以解决，

262

基本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为培养党、团、工会、苏维埃政府等方面的干部，省委于 1931

年 8 月至 11 月举办了列宁大学，学习时间 3 个月，学员百余人。其

中区级干部占绝大多数，乡级干部次之，党、团、工会、苏维埃干部

各占一部分。学员的成分大约是工人和贫农各占 45%，中农及其它成

分占 10%。

为了扩大襄北苏区，培养高级政治干部，湘鄂西中央分局于 1932

年 3 月至 9 月，在瞿家湾创办“湘鄂西省列宁学校”（亦称列宁大学），

学生系各县从党团骨干中选派，全校成立一个学生大队，辖两个区队，

12 个班，男女学生 160 人。党、团支部及学生会组织各一个。省委

书记杨光华主持了开学典礼，贺龙、鲁易作了重要讲话。校长由省委

党校校长侯蔚文兼任（后为谢觉哉），聘请分局和省委部分干部兼任

教员。讲授人及其讲授内容如下。

夏曦 主讲 国际形势

鲁易 主讲 帝国主义与战争

潘克鲁 主讲 土地与农民

庄东晓（女） 主讲 俄国革命史

谭国甫（女） 主讲 土耳其资产级阶革命

帅孟奇（女） 主讲 法国大革命和马克思主义

李培芝（女） 主讲 第二、第三国际，列宁主义

阿木林 主讲 财政经济

张昆弟 主讲 工人运动

白仲云（女） 主讲 妇女职工运动与儿童运动

朱勉之、肖国圃 主讲 军事课

谢觉哉 主讲 语文

屈训仁 主讲 算术

侯蔚文 主讲 鸦片战争与太平天国

263

胡柏天 主讲 前途远景与机械化

李成谷（女） 教唱革命歌曲，并辅导演文明戏、下乡宣传。

洪湖苏区失守时，该校虽然停办了，但它为革命培养了干部，在

苏区内播下了红色的种子。

各县开办的普通党校，其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与高级党校基本相

同。为更多地培养干部，湘鄂西省委指示各县党校，须“新培养三至

五个县委人材。二十个至四十个区委人材，五十个至八十个支部人材，

县区级干部八十个到一百五十个”（《湘鄂西省委组织工作报告》．1932

年 2 月）。在此期间，湘鄂边特委也先后在鹤峰举办了两期为时两个

月的“军政干部训练班”，每期 50 人左右，特委书记周小康等负责人

亲临训练班为学员讲课，收到很好的效果。

各级党组织在进行党的自身建设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

1930 年 11 月 22 日，湘鄂西特委召集了特委机关和附近 16 个县的组

织工作会议，总结党在建设方面所取得的进步和存在的问题，要求各

地进一步健全、扩大和严密党的组织，在列宁主义旗帜之下，执行铁

的纪律。会议决定：“在党的组织路线之下，建立组织部门的独立工

作”，以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

随着党的建设的不断开展，党组织的力量不断增强，党员充分发

挥了模范带头作用。1931 年春，整整 7 天靠野菜充饥的周逸群，行

至石首的季家咀时，将刚筹集到的几斤大米连同身上穿着的棉袄，一

起送给了生活困苦的烈属。1931 年 3 月，敌军“清剿”江南，数万群众

被迫渡江北撒时，敌人逼近了渡口，形势十分危急。正在指挥渡船的

石首县委书记张吉阶，为了先让群众安全渡江，不顾干部和群众的挡

阻，忍痛将亲生儿子从船上抱了下来。党员的模范行为使广大群众“认

识到共产党是阶级斗争的先锋前导，” 因而，“许多群众都来找共产

党”，“团结到党的周围来”（《湘鄂西特委报告》，1930 年 11 月 22 日），

即使在敌人残酷“围剿”和大屠杀的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始终和党同心

264

同德，“宁可跳河死或者树上缢死，也不愿反水”（《湘鄂西黄振运致

济总信》，1931 年 12 月 19 日）。苏区党与广大群众在政治上的紧密

联系，是革命斗争得以蓬勃发展的重要条件。

第二节 根据地政权及群众团体的建设

一、政权建设

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政权——苏维埃政权，是伴随着红军战争的

胜利和根据地的形成而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苏维埃政权的建设经历了较长的历史过程。党的“八七”会议后，

湖南、湖北省委贯彻中央决定，在制定秋收暴动计划时，便提出了在

暴动胜利基础上“建立农民协会的政权”的号召。湖北省委在 1928 年

元旦通告中，根据中央的指示，正式指出各地武装起义胜利后要建立

苏维埃政府；同月 30 日作出的《乡村苏维埃的组织决议案》指出，

乡村的斗争“在已经发动群众之后，必须立即组织广大斗争的农民代

表会议”或“工农兵代表会议”，“正式组织乡村苏维埃”。这些号召和

决议，对于斗争中的湘鄂西工农群众起了极大的指导和鼓舞作用。

在秋收起义和年关斗争的基础上，湘鄂西地区最早的一批革命政

权，即当阳县的瓦仓区、公安县的陈祠桥区、桃源县的徐溶熙区、沔

阳县的西区，以及巴东县和桑植县的革命政权先后诞生了。但由于当

时革命武装力量还很弱小，各小块割据区难以稳定，同时，各地党组

织负责人对于建立根据地政权的重要性尚欠深刻的认识，特别是敌人

的反复烧杀劫掠，致使刚刚诞生的革命政权横遣摧残。以后，荆江两

岸的江陵、石首、监利、华容、沔阳，以及当阳、汉川、鹤峰、桑植

和石门等县，凡有游击队长期活动并形成了小块农村割据的地区，县、

265

区农民协会（或筹备）组织，起了带领农民打土豪分财物、抗租、抗

税和配合游击队作战的重要作用，实际上成了乡村革命政权机构。

1929 年春、夏，鹤峰、桑植、石门先后成立了县苏维埃政府，

工作人员由党组织指定，而所控制的农村则仍由农会代行政府职权。

洪湖一带各割据区内也基本上由区、乡级的农会分别掌权。这年秋后，

洪湖区域的江陵、石首、监利、沔阳及华容等县的乡村割据区，开始

建立了区、乡级的苏维埃政府；有的则成立了县级的革命委员会，作

为筹备正式的县苏维埃政权的临时权力机构，逐步改变了原来那种

“农协代替政权”的现象。出于战争频繁和形势的紧张，这时的区、乡

苏维埃政府或县革命委员会，其干部仍由上级党组织指定，而且，各

级政府的组织机构及其职权范围和应执行的任务，亦有待进一步的明

确。因此，总结政权建设的经验，推动根据地政权工作的迅速发展，

成了湘鄂西党组织必须解决的突出问题。

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1929 年 12 月召开的鄂西党“二大”通

过了《关于苏维埃组织问题决议案》，对政权建设的有关问题作了详

细的说明和规定。关于政权性质，决议说；苏维埃“是广大劳苦群众

自己起来管理政权的最好方式”，是工、农、兵和贫民群众用以“保卫

自己”和“对付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工具。关于政权的组织形式，决

议规定：苏维埃就是工农兵贫民代表会议政府，是广大工人、农民、

兵士、贫民等直接选举代表组织起来的，有立法及行政的权力；它产

生的执行委员会是常设机关，下设各种委员会，分管各方面的工作。

关于苏维埃政权的任务，决议指出：它要颁布各种法令，执行土地政

纲，实行劳工监督，制裁反革命，组织与发展红军，建立军需机关，

等等。此外，决议还规定了组织苏维埃政权的具体措施与办法。“二

大”后，在这些正确原则的指导下，湘鄂西革命政权的建设得到了迅

速的发展。

1930 年是革命政权建设大发展的重要时期。在区、乡苏维埃政

266

府纷纷成立的基础上，县苏维埃政府也陆续成立。据统计，至 1930

年底，已先后成立的县级苏维埃政府，有鹤峰、桑植、石门、江陵、

石首、监利、沔阳、汉川、潜江、长阳、五峰、巴兴归、公安、华容、

南县、天门以及属鄂豫边特委领导的枣阳、襄阳等县；1931 年先后

新建立的有长巴（长阳、巴东各一部）、江南（石首与华容合并而成），

以及属于鄂豫边特委领导的房县、均县和谷城等县；1932 年，洪湖

苏区向襄河北岸发展，新设置并先后建立了荆南（包括荆门南部及潜

江一部）、天汉（天门及汉川交界各一部）、天潜（包括潜江一部及天

门大部）、川阳（汉川及汉阳交界各一部）、云孝（云梦及孝感交界各

一部）、荆当（荆门和当阳各一部）、枝宜（枝江及宜都各一部）和南

安（南漳及远安各一部）等县革命政府（有的称革命委员会）；1933

年，在湘鄂边成立了建始、恩施、宣恩等县革命政府。在县、区革命

政府不断成立与巩固固的基础上先后建立了高于县级的地区性革命

政府，即鄂西五县联县政府（后改为湘鄂西联县政府）、鄂豫边革命

委员会和湘鄂边联县政府。在地区性政府的基础上，1931 年 12 月成

立了湘鄂西省苏维埃政府；翌年 2 月，在鄂北苏区成立鄂豫边区临时

省苏维埃政府。两个省级政府均受湘鄂西中央分局的统一领导。尽管

上述各级苏维埃政府并非都同时存在，有的时间较短，有的坚持数年，

呈现彼落此起的状态。而始终坚持了若干年时间的共 10 多个县。但

总的来说，彼此间构成了统一的新的革命行政区划，而且，这时的各

级政府领导人员组成大都经由基层的工农兵贫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体现了广大劳动群众的意志，因而受到了根据地人民的热烈拥护。

苏维埃政权是在斗争实践中逐步充实和完备的。在政权建设的前

期与后期以及各地区之间，在具体问题上略有差异，但在组织系统、

机构设置以及职能等方面都大体相同。据记载，在几年的根据地历史

中，各级工农兵贫民代表大会先后召开过一至三次不等；代表大会选

举产生的各级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由 10 余名至数 10 名委员组成，是

267

各级的行政机关，从执行委员中选出主席团（也称常委会），其成员

为省级 10 余名，县级 7 至 9 名，区级 5 至 7 名，乡级 3 至 5 名，村

只设主席一名，主席团成员在主席团主席的主持下分别处理政府日常

工作。在执委会下，省级设土地、经济、财政、行政、劳动、文化、

裁判、社会保养、军事、工农监察等委员会（后称部），以及政治保

卫局（原称肃反委员会）和秘书处；县级设土地、经济、财政、行政、

文化、劳工监察，裁判等委员会（后称部）及保卫局、赤卫总队部（也

称军事部）；区级设土地、财经、行政、文化等委员会（后称部）及

人民法庭、保卫局特派员和赤卫大队部，乡级设土地、财经、行政、

文化等委员会（后称部）及人民法庭、赤卫中队部，村级设土地、文

化和妇女委员。尔后，省级调整了行政、裁判和社会保养等部，改设

内务、司法和交通等部，各级均增设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县级的财

政与经济合为一部。

为了指挥上的统一，各级政府的各委员会（部）主席（部长）大

多由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担任，另配秘书、干事和视察员若干人，

主管各部工作。各部的职权也有明确规定，土地部领导土地革命、分

配土地等事宜，经济部负责工、农业及军工生产、交通运输、商业及

合作事业的建设与发展，财政部专司金融和财税事务，以及军政开支，

内务部管理民政事务，文化部负责教育文化、卫生及出版工作，劳动

部与工会结合，领导工人、雇农的斗争；司法部处理诉讼，审判罪犯，

交通部负责各地交通站及邮政事务，保卫局专司侦察及捕获罪犯镇压

反革命，维护地方治安；军事部领导武装部队及军事工作，妇女部负

责与妇女有关的一切事务，为妇女的翻身解放与发挥作用而尽职。湘

鄂西苏维埃政权建设的历史说明，它由工农大众及其他劳动者代表组

成，执行着反封建、反军阀统治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镇压反革命，

支援红军战争，以及组织人民经济文化生活等任务，是与历史上一切

剥削阶级的统治根本不同的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它以工农兵贫民代

268

表大会为最高权力机关，拥有立法和行政大权，同时保证了工农贫民

大众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选民及代表对不称职的政府人员有“直接

撤回权”，这就把民主权利与集中领导有机的结合起来，既体现人民

的意志，又提高了政权的威力。再者，政府工作人员要廉洁奉公、刻

苦耐劳、勇敢对敌、密切联系群众。星期六或星期天要参加“红军田”

的耕作或修堤筑坝；任何贪生怕死、贪污腐化行为都要受到清洗和严

厉惩罚。特别是规定“党是苏维埃思想上的领导者”，党“应该经过党

团的形式在苏维埃中起领导的作用”，而“不能直接命令苏维埃或代替

苏维埃”，党员在苏维埃政府中供职的都应该是有经验有威信的好干

部（《鄂西党“二大”通过的《关于苏维埃组织问题决议案》，1929 年

12 月）。周逸群、崔琪和彭之玉等人曾分别担任了联县政府主席，省

苏政府主席或政府党团书记等职务，以模范行为带动苏维埃干部努力

工作。这些规定与实践，既保证了党对政权工作的领导地位，又避免

出现以党代政、党委包办政府事务的现象，防止干部脱离群众，有利

于调动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因此，这个新型的人

民政权在联系和团结人民群众，组织群众经济文化生活，保卫革命成

果以及支援红军战争的活动中，起了革命杠杆的巨大作用。

在政权建设的过程中，由于缺乏经验，特别是受“左”倾思想的影

响，出现了若干缺点乃至错误。在对待地富家属等非劳动人民出身的

社会成员问题上，大多没有采取广泛争取、团结和区别对待的政策，

往往简单地拒之于民主政治生活的大门之外，因而不利于团结一切可

以团结的力量，扩大苏维埃的社会基础，有效地孤立和打击最主要的

敌人，尤其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湘鄂西贯彻之后，在所谓“加紧

反富农斗争”、“改造苏维埃”的运动中，把混在政府工作人员中的少

数富农分子，与出身不好的知识分子干部或不同意“左”倾政策的干部

混为一谈，统统视之为“富农分子”予以“清洗”和“驱逐”。后来，在党

政军内部进行的错误“肃反”运动中，更把苏维埃政府及其他干部中

269

80-90%的人定为“反革命”予以打击，甚至宣布所谓省苏维埃政府“反

革命罪状”，取消了苏维埃政府的名义及其颁布的政策、法令，这些

错误给苏区带来了严重的危害和恶劣的影响。

二、群众团体的建设

湘鄂西党组织历来把帮助群众建立革命团体的工作视为自己的

一项政治任务，并为此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因此，随着根据地的开辟，

各群众团体便在党、苏维埃政府及红军的领导和关怀下日益发展起

来，成为党与政府联系广大群众的重要桥梁，也是团结群众支援红军

战争的组织形式。

共青团，也称“少共”，是党组织的得力助手。早在大革命时期，

青年团便在湘鄂西地区建立。1927 年秋收起义之后，随着各地党组

织的恢复和整顿，青年团组织也逐步恢复和健全起来。到 1931 年 6

月，成立了青年团湘鄂西省委，它与党的组织系统一样，自省到区都

有委员会，乡有支部，村有小组；在红军及游击队中也有相应的组织。

各级青年团组织受同级党委领导，同时，其主要负责人参加同级党委，

并任常委之一，以保证团的工作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发挥助手作

用。温荣清、周美童等是湘鄂西苏区青年团的著名领导者，宋盘铭则

是团中央驻湘鄂西青年团的代表，他们均为青年工作尽了力。1932

年 3 月，红三军领导机关驻京山县台岭庙，曾举办少共模范团训练班，

轮训了 600 多名青年，推动少共工作的开展。据 1932 年 4 月省青年

团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的记载，团员发展至 1.7 万余人，是一支生气

勃勃的突击力量。他们团结广大青年群众，开展反封建势力、移风易

俗、支援前线以及参军参战等项活动。1932 年春，为响应中央分局、

团省委的号召，仅在 2 个多月内就动员团干 84 人至襄河北岸的新区

工作，团员及青年 4800 余人参加了红军，团员 20 余人打入白军队伍

270

开展秘密工作，还派干部到白区建立秘密组织，以青年团为核心的湘

鄂西苏区广大青年，为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职工会，是苏区工人阶级的群众性组织，也是党组织团结、教育

工人群众的得力助手。随着革命武装斗争的开展，在大革命失败时被

敌破坏的各集镇工会组织，逐步得到恢复、整顿和发展。为加强领导，

在各地组织了工会团体的基础上，1931 年 3 月召开湘鄂西苏区第一

次工人代表大会，成立了特区总工会。次年 2 月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

会，成立了湘鄂西省总工会。张昆弟、钱瑛等担任了省总工会的领导

工作。其组织系统为省、县、区各设总工会，基层设工支部，村设雇

农工会小组。据 1932 年统计，仅洪湖苏区即有 10 余个县总工会，百

余个区总工会，千余个工支部。拥有工会会员 2. 02 万余人。其中大

多是手工业工人，船舶、码头及运输工人次之，产业工人很少，最多

的要算雇农，约占会员的 60%，是工会队伍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总工

会内设主席（或委员长）、秘书及组织、宣传、青工、女工等部。各

级工会受同级党委领导。同时，工会主要负责人参加同级党委；行政

上，工会与苏维埃政府的劳工部相结合，带领工人、雇农群众同资本

家、地主和富农作斗争，督促执行劳工保护法令，订立工资标准，确

定工时和劳工福利，参加修堤、筑堰，帮助军烈属支援前线。汉川、

沔阳、监利等县船舶工人组织水上游击队，配合红军作战。1932 年

春的 2 个月内，省总工会动员青年工人、雇农参加红军即达 2300 余

人。此外，还派人到白区的宜昌、沙市及岳州等市镇建立秘密工会，

积极配合苏区开展斗争。虽然苏区工人运动中也存在过高的工资要求

和过严的劳动福利条件以及随便罢工等“左”的倾向，但总的方面是正

确的，对苏区各项建设起了积极的作用。

贫农团是农村中起骨干作用的贫农群众组织。原来，各县区均组

织农民协会，以雇、贫、中农为主，早期也有少数富农参加。1930

年秋，特别是次年春起，农协基本上不存在，另由贫农组成贫农团，

271

每乡一个，村设小组，县贫农团由 5 人组成干事会主持工作。贫农团

的主要任务是协助苏维埃政府土地部，开展土地革命，分配豪绅财物

和田地。取消高利贷和苛捐杂税，执行土地法令，保护贫农利益和团

结中农，是乡村苏维埃政权的一个重要社会支柱。

妇女会：由省到乡、村均有妇女组织，是帮助党和苏维埃政府团

结、教育妇女和发挥妇女作用的重要团体。妇女会开展放足、破迷信、

反纳妾及童养媳制，执行婚姻法等有关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活动，

并组织洗衣、做鞋、宣传、慰问等队伍，为红军战士洗衣、做鞋、演

戏、慰问及护理伤病员，替军烈属做活，还组织妇女识字班，进行文

化“扫盲”活动。钱瑛、蹇先任、庄东晓等曾在湘鄂西省及湘鄂边从事

妇女工作，为妇女的翻身解放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少先队：由 14 至 20 岁的男女青少年组成，也是不脱产的军事组

织，既受青年团的直接领导，又受军事部的指挥。其组织为省、县设

总队部，区以下设大队、中队及小队部，队员常高唱队歌，勇敢地投

入革命斗争；平日担负肃清反革命、扫除封建势力及社会陋习等任务，

战时与赤卫队一起参加战斗。在党团的领导下，少先队发展迅速，据

1931 年 3 月统计，队员发展至 15 万余人，是活跃于城乡的一支重要

力量。

童子团：由 8 岁至 15 岁的工人及贫苦农民子弟组成，凡品行好，

热心为穷苦大众服务的都可参加。其组织系统与少先队相似，县设团

总部，区、乡、村设大队、中队和小队部，内设组织、宣传、文娱等

委员。燕子团由青年团派优秀团干担任领导职务。田道文（即宋一平）

等就是湘鄂西苏区童子团最早的负责人之一。1931 年 8 月以后，童

子团改称儿童局。随着苏区的发展，入儿童团者日增，仅 1931 年春

统计，参加儿童团的即达 8 万余人。他们身挂红符号，肩上扛梭标，

口里高唱着团歌，执行查禁鸦片烟、赌博以及站岗放哨等任务，为革

命作出了贡献。

272

反帝大同盟：湘鄂西省反帝大同盟成立于 1932 年 1 月，由 17 人

组成执行委员会，各县区也相继组织。其任务为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

本质，宣传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号召群众抵制敌货，它为提高人民

的爱国主义觉悟和民族自信心作出了成绩。

互济会：也称济难会，是党领导下的群众互助互救性组织。从省

到县，均设总会。它负责搜集、整理敌人镇压革命的罪恶材料、揭露

反动派的滔天罪行，用以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并慰问、救济遇难的

干部、战士和群众的家属，发扬阶级友爱和革命人道主义，对于团结、

鼓励人民群众同敌人斗争起了积极的作用。

湘鄂西苏区的几年历史中，各革命群众团体及其掀起的巨大群众

运动，虽然也出现一些简单化及要求过高过急和不注意广泛团结各阶

层群众的缺点，但是，它形成了广大的群众组织网，提高了群众的觉

悟程度与组织程度，在苏区各条战线上作出了贡献。这些群众团体的

可歌可泣的斗争事迹，至今仍然在湘鄂西地区群众中广泛传颂着。

第三节 土地革命的开展

一、 土地革命的主要政策、法令

随着红军战争的胜利发展和根据地的形成与巩固，苏区的土地革

命斗争便日益开展起来，指导这个斗争的政策、法令，主要是中央有

关决议、法规的具体化，同时也结合了湘鄂西的实际而具有自己的特

点。

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土地革命前的湘鄂西农村，土地集中在地

主豪绅手里。据统计，占农村人口 70-80%的贫农、中农、只占田地

的 20-30%，而仅占人口 5-10%左右的地主、富农，却占田地的 70%

以上。沔阳县南区各户大地主所占土地多在 8000 余亩以上。曹家嘴

273

一户地主有田一万余亩，为该地田地的 1/3。鹤峰县土豪劣绅及富农

人口不到总人口的 10%，却占有全县水田 80%，早地 41%，以及几

乎全部的山林；城关大土豪张佐臣即拥有水田、旱地一万多亩，遍布

全县 6 个区。江陵、石首、监利、沔阳和汉川等县的湖泊，面积很大，

也几乎为地主、湖霸所占有。他们凭借其占有的田地、山林、湖泊、

柴山以及渔船、农具等生产资料，以租佃、高利货或雇工等方式对贫

苦农民、渔民、猎户进行剥削。其租额高达收获量的 50-70%，借贷

年利 30-50%，甚至翻倍，长工的年工资却低到 200 至 400 斤大谷。

渔民、猎户的收获物也大部为湖霸所攫有。因此，打倒地主豪绅、湖

霸，实行土地革命，废除封建的土地占有制，实现耕者有其田，是解

放农村生产力的必然要求，是贫苦农民翻身解放的迫切慝望，也是发

展与巩固革命根据地的需要。

自党的“八七”会议和秋收暴动以后，土地革命的政纲、口号，就

日益在湘鄂西地区传播开来，并随着武装斗争的开展和根据地的形成

而提上实践的日程。但一般来说，截至 1929 年夏以前，湘鄂西地区

的土地革命斗争，尚处在宣传土地革命政纲，废除苛捐杂税和高利贷，

打土豪分财物，取消地租，宣布地主出租的土地归原耕佃户耕种等属

于土地革命的准备阶段上，一般都没有实行土地的分配。这是由于根

据地尚未巩固，革命秩序还未稳定，群众的组织程度和觉悟程度还不

高，有的则是基层党组织对土地革命的深刻内容与意义认识不足，以

为取消了地租，地主土地归佃户耕种，即已实现了土地革命的目的，

有的则没有发动农民群众讨论，拿不出土地分配的可行办法。因此，

这期间除一部分佃农获得土地之外，很多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还没有得

到土地。显然，士地政策急需制定，土地分配尚待完成。

湘鄂西党组织在斗争实践中日益感到实行土地分配的重要性与

迫切性。1929 年底，鄂西特委指出，开展土地革命，实现土地的分

配。“现在已到了非执行不能维持赤区农村的经济，更难保持群众革

274

命情绪”（《鄂西特委的报告》．1929 年 12 月 31 日）的地步。为了使

土地革命的开展有一个具体的行动纲领与政策，鄂西特委于这年 12

月召开的鄂西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中，总结了土地斗争的经验教训，

再次强调了土地革命的重要意义，并根据党“六大”决议和中央指示的

精神，通过了《关于土地问题决议案》和《关于农民运动决议案》。

前者规定：“无代价的立即没收豪绅地主阶级的财产土地。没收的土

地归农民代表会议苏维埃处理，分配给无地及少地的农民使用”；“祠

堂、庙宇、教堂的地产及其他的公产、官产或无主的荒地，都归农民

代表会议苏维埃处理，分配给农民使用”。后一个决议则指出：“贫农

是土地革命的主要动力。中农是巩固的同盟者，雇农是党在农村中的

基础”。这些政策规定基本上是正确的。它为土地斗争指明了方向。

因此，鄂西党“二大”成了湘鄂西苏区土地革命向新阶段迈进的重要起

点。

1930 年春、夏，土地革命相继在洪湖根据地的江陵、监利和石

首等苏区中心展开。“地主豪绅、祠堂、庙宇的土地均已没收，并由

政府分配”（《鄂西报告》，1931 年 3 月 31 日），湘鄂边苏区的鹤峰、

石门也于同年 5 月以后逐步展开。这期间的土地革命取得了重大成

果，但也出现了某些缺点与“左”倾的错误，这在对待中农、富农的政

策问题上尤为突出。本来，鄂西“二大”的《关于农民运动决议案》在

正确规定不让富农参加农民协会的同时，不恰当地夸大了富农的半封

建性，强调了反富农的意义，忽视了在反封建斗争中力争富农中立的

可能性与必要性。这显然是受了共产国际 1929 年 6 月来信和党中央

9 月间对此问题的决定的“左”倾影响。1930 年 3 月出版的《新鄂西丛

书》上的《反富农斗争问题》一文，更加重了这个问题的“左”倾色彩，

说富农“极接近于地主阶级”，“农村革命不仅在雇农同富农的阶级斗

争的意义上要反对富农，就是在反封建的任务上，都应坚决的反富

农”。再者，1930 年 5 月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

275

会通过的《土地暂行法》，在传到湘鄂西地区之后，其“左”倾的内容

也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事实说明，在过分强调打击富农的情况下，往

往把有少量雇工的富裕中农也视为富农一起打击。正如特委指出的，

反富农斗争中，“特别严重的是富农、中农不分，把中农亦当成富农，

一律反对；反富农的法令、特捐亦侵害及中农。这无疑是逼着中农跟

富农走”（《鄂西政治任务决议案大纲》1930 年 10 月 6 日）。反动派

曾利用这些问题挑拨、诱骗一部分不明真相的农民反水，足见“左”

倾错误的严重恶果。

1930 年 9、10 月间先后召开的湘鄂西特委第一次紧急会议和湘

鄂西第二次工农兵贫民代表大会，分别通过了《关于土地问题决议案

大纲》和《土地革命法令》，进一步规定了土地革命的各项政策条例。

其基本内容有如下几个方面：

关于农村阶级的划分标准与阶级政策方面，文件规定：“凡有土

地不自己耕种，也不雇人耕种，而只出佃，坐收租谷者为地主。凡自

耕农土地有余，而兼雇人耕种或以余田出租者，及佃农虽自己无土地，

却有资本租得大批土地，所收获超过需要，并雇人耕种者为富农。不

论自耕农、佃农，土地仅足自给者为中农（中农原分为二等：一种富

裕的中农，一种非富裕的中农）。虽有小块土地，但不能维持生活者

为贫农。完全没有土地而专被人雇佣者为雇农”。文件还指出，在土

地革命中，“党对农民的策略，应该是抓住雇农和贫农，联合中农，

反对富农”（《土地问题决议案大纲》．1930 年 10 月），消灭地主阶级。

这些划分阶级的标准，特别是有关严格区别富农与中农界限的规定，

以及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的政策，都是正确和必要的。但文件笼

统地规定在反封建斗争期间同时加紧反富农，则是不恰当的。

关于土地没收范围。文件明确规定：“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和财

产”，“没收富农所余出租的一部分土地”，“没收教堂、庙宇、祠堂、

会馆占有的土地及一切带有公共性质的土地”，而“不动中农的土地”

276

（《土地革命法令》．1930 年 10 月）。这无疑也是正确的。

关于土地分配的原则，《土地革命法令》规定，没收的土地“平均

分配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及失业贫民，男女老幼均可分得土地”。还指

出，红军战士及家属，要求获得土地的雇农，本地的退伍士兵，投诚

的土匪，以及不参加反革命的无业游民，都应分给土地。而且，土地

有余时，可分一部分给非富裕的中农。这些原则，保证了广大无地、

少地的贫苦农民，乃至非富裕中农获得一定数量的土地，从而真正实

现了耕者有其田的目的。

关于土地分配的标准和办法问题。文件比较全面地指出：土地分

配应“以人口为标准，但有耕种能力之男女可得全份（红军虽在外，

应以有耕种能力看待），否则可得半份，决不能完全以耕种能力及生

产工具为标准”（《土地问题决议案大纲》，1930 年 10 月），还规定，

分配标准与办法都要发动群众进行讨论通过，决不可用简单命令，草

率从事。应该说，这种按人口与劳动力混合的分配标准，比起单纯按

劳动力及生产工具分配的标准要好，但仍没有只按人口分配来得合

理。这显然是受中央“左”倾土地政策影响的结果。

关于土地所有权和富农经济出路问题。文件认为，“土地国有，

此时只是宣传口号，还不是实行口号，所以土地不禁止买卖”，也“不

禁止雇佣耕种”，要“避免苏维埃农庄的企图”（《土地问题决议案大

纲》，1930 年 10 月）。这实际上是避开了“土地国有”及“集体农庄”制，

肯定了农民土地私有制。同时，给予以雇佣耕种为特征的富农经济以

存在和发展的余地，使“反富农”的意义限制在“反半封建性剥削”的范

围内。所有这些，对于巩固贫雇农与中农的联盟，以及调动农民土改

后生产积极性，迅速恢复与发展生产是有利的。与同期的其他根据地

相比，确是湘鄂西苏区的突出特点。可见，这些政策、法令，虽有某

些“左”的缺点，但基本方面是正确的。它的制定与颁布，推动了湘鄂

西苏区土地革命运动迅速的向前发展。

277

二、 土地革命的深入开展和主要成果

从 1930 年秋、冬到 1931 年春，湘鄂西苏区的土地革命斗争进入

了高潮。这时期的斗争也是苏区土地革命运动的主要阶段。

按照上述政策、法令，洪湖苏区的江陵、石首、监利、沔阳、潜

江及华容等县割据区域的农村，于 1930 年冬天又按照人口及劳力混

合为标准重新分配一次”（《湘鄂西特委报告》．1931 年 2 月 20 日），

湘鄂边苏区的鹤峰、五峰、长阳和桑植等县的土地革命，也于同年秋

及 1931 年 2 月陆续普遍展开，至 5 月基本结束；此时尚属鄂豫边特

委领导的襄枣宜苏区，则于 1930 年 8 月以后，主要是 1931 年春，相

继开展土地革命，大致于 5 月前后告一段落。尽管上述各地区土地革

命时间先后不一，情况各异，但基本上都是在湘鄂西特委的有关决议

和土地法令的精神指导下进行的。因此，其原则、步骤和方法亦大致

相同。归纳起来，其过程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召开各种会议，按照上级有关的决议、法令的精神，制定本

县土地革命的实施办法，开展宣传、发动工作。监利县于 1930 年春

召开的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了《土地问题决议案》（《监利土

地问题决议案》．1930 年舂。另一说：此件是县委文件，待考），指

出旧土地关系的不合理性及地主剥削农民的严重性。阐明了土地革命

的意义和作用，规定了土地革命的“实行条例”，10 月以后又根据湘鄂

西《土地革命法令》具体部署土地革命工作。同年 5 月，鹤峰县召开

的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和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均重点讨论了如何开

展土地革命的问题。10 月间召开的沔阳县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

也制定了切合本县实际情况的《土地改革决议案》，确定普遍进行土

地革命的有关工作。石首县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决定在全县普遍开

展土地革命运动，并确定了具体的措施和办法。苏区各县都根据特委

的土地革命文件，召开干部会议或农民群众大会进行宣传、教育，历

278

数豪绅剥削压迫的罪状；讲明分配土地的意义和有关政策，开展群众

的发动工作。

二是训练干部及建立、健全土地革命领导机构。各县委采取了多

种不同的方法教育和武装领导土地革命的干部。石首县委领导的新厂

区，用召开全区干部会议的办法，引导与会者讨论、研究土地革命的

政策、法令以及实施办法。然后由干部回乡、村召开党、团员或贫雇

农骨干会议传达贯彻。鹤峰委则开办党员训练班，由主持土地革命的

党员参加，县委负责人讲解土地革命的意义和有关决议、法令，从思

想和政策上武装了干部。长阳县委则先集中力量在横山乡进行土地革

命试点，然后总结经验和全面铺开。与此同时，各县、区、乡普遍建

立或健全各级土地委员会，一般说，县级由 5 至 7 人组成，区、乡由

3 至 5 人组成，村成立贫农团取代原来的农民协会，均在党的统一领

导下，作为土地革命斗争的各级领导机构，着手主持土地斗争的具体

工作。

三是划分阶级成分及没收地主土地、财产。土地委员会依靠党、

团员及贫苦农民，经过摸底调查，在掌握本地区地主、富农及其他群

众的经济状况的基础上，主要根据土地、耕牛、农具占有的多少，剥

削与被剥削的关系，生活的好坏等情况，按特委的政策划分农村阶级

成分。一般分为土豪劣绅（地主）、富农、中农和贫农 4 种。鹤峰县

主要划分了土豪劣绅（地主）、自耕农（中农）、半自耕农（贫农）及

无产阶级（雇农及赤贫），而不明显划分富农，把它称为“殷实户”或“余

田户”。在监利、沔阳等湖泊较多的县分，除如上述的阶级划分外，

还划了与地主同类型的湖霸、渔霸以及与贫农相似的渔民等。在划分

成分的伺时，召开群众大会，搜烧地主、富农藉以剥削农民的各种契

约、高利贷借据、帐单，宣布没收地主土地、财物，以及富农出租的

土地，归土地委员会管理。粮食及财物或分给贫苦农民，或留一部分

作红军粮饷。此时，斗争达到了高潮。

279

四是清理田亩和人口，张榜分田。土地革命一开始，土地委员会

即按村、乡登记人口，清查本地的土地数量（一般以产量估计亩数），

区分肥田、瘦田、旱地、山林；在洪湖地区还把水田分为上中下三等，

并另划湖荒田和柴林等类别。接着，将没收的土地留下若干亩较好的

作为“红军田”归苏维埃政府统一管理之外，其余全部土地，以乡为单

位（部分地区以村为单位），按照人口及有无劳动力相结合的标准，

有劳动力者得全份，无劳动力者得半份，将土地好坏搭配、抽肥补瘦，

分给应该参加分配的人。分配时注意保证贫苦农民分得好田和在原耕

基础上调整。地主家属也分给一份田地。随后，将各户应分田地亩数

张榜公布。

最后是踩田插标，落实到户。土委会成员根据分田名单，带领各

户农民，现场实地踏勘确定所分田地、山林的地段，当场插竹片或木

牌，书写户主及亩数，并在此基础上登记造册，发给土地证。至此，

一场土地革命斗争便以土地回到农民手里而宣告胜利。

由于战争频繁以及各地区情况的差异和经验不足，土地革命发展

并不平衡，各地也并非都能按上述各步骤展开。搞得较早的石首、江

陵、监利、沔阳、潜江、华容和鹤峰等县苏区中心地带，一般在一两

个月左右轰轰烈烈展开和完成，成果也比较巩固。有些地区则只十几

二十余天即告完成，工作较粗糙。有些地区土地仍集中在原耕佃户而

没有认真分配。个别地方群众发动不充分，封建势力未完全摧毁，以

致出现了土地没收不彻底或明分田暗交地租的现象。此外，也存在一

部分雇农、手工业者未分到土地，或侵犯中农利益的某些缺点。但总

的说来，这一阶段的土地革命是按前述的政策、法令精神实施的，主

流是正确的，成绩是巨大的。

1931 年 1、2 月间，当共产国际关于“平分一切土地”，“连农民土

地都包括在内”（《湘鄂西特委报告》，1931 年 2 月 20 日）的不正确

指示传来时，湘鄂西特委除多次向中央报告，表示怀疑外，行动上也

280

“没有去执行”。这就坚持了只没收地主土地、富农出租土地及庙宇祠

堂土地的原则，防止了扩大没收范围和把农民土地打乱平分的“左”

倾错误，保证了土地革命的正常进行。

湘鄂西苏区土地革命的又一突出特点，主要表现在河湖港汊的

分配与使用问题上。洪湖地区的沔阳、监利、江陵、石首以及襄北的

汉川等县，湖泊星罗棋布，其中最大的洪湖，面积 100 余万亩，盛产

鱼虾、莲藕、菱角、芦苇及湖草。这些湖泊及其四周的水田、湖荒、

柴林，大多为湖霸、地主所控制。他们拥有成批的大小渔船、渔具，

用雇渔民下湖或出租给渔民的办法，把湖中水产及芦苇柴草攫为已

有。因此，土地革命中打倒湖霸，没收湖泊及其四周的田地、柴林是

理所当然的。但是，湖水浩瀚，汛期水涨湖宽，冬天水落墩露，湖面

变小；湖中鱼虾、野鸭四处游荡，这使没收后的湖泊难以象一般田地

那样按亩分配到户。为此，苏区政府从实际出发，采取“湖水收归苏

维埃管理”的政策加以解决。1930 年春监利县《土地问题决议案》第

9 条明文规定：“洪湖为大宗渔业出产的湖水，同时它又能供给农民

许多燃料和肥料，因此也是社会生产上的水产机关，应收归苏维埃管

理”（《监利土地问题决议案》，1930 年春）。同年 10 月，沔阳县苏维

埃政府制定的土地革命文件第八条也指出：洪湖归县苏维埃管理，其

他小湖泊、柴山则分别归沿岸的区、乡苏维埃管理。这些规定是正确

的。但在实施过程中由于缺乏经验，曾发生了尖锐的矛盾。沔阳县里

湖乡龙坑村等地渔民，占当地总人口的 40%以上，历来靠打鱼砍柴为

生，土地革命初期，因不愿意湖泊归苏维埃政府统一管理，便划块分

配到渔民小组，并在湖中插竹竿为界。但不久各村各组间因打渔、砍

柴发生了冲突。1930 年，沔阳渔民在洪湖争相围鱼，发生了激烈的

争斗。为此，沔阳县苏维埃政府作出决定；根据湖泊大小及居民点的

实际情况，分别将湖泊收归县、区、乡、村苏维埃政府统一管理。不

分配到组、户；渔民组成生产合作社，按社下湖捕渔，封禁洪湖四周

281

柴林。然后，划片归乡或村砍柴，按历史习惯的作业区下湖打草做肥。

此后不久，有 4 个区苏维埃政府成立了渔业协作生产委员会，统一管

理下湖、打柴、取肥事宜，各村则分别组织了渔业生产协作社，集体

下湖，收获按人口分配。至于没收湖霸的渔船，大的由政府管理，交

水上运输队或水上游击队使用，其余折价卖给渔民；渔具则就地分给

渔民。这些措施解决了矛盾，促进了渔业生产和水上运输事业，是成

功的经验。

1931 年 3 月，湘鄂西中央分局成立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对湘

鄂西苏区土地革命逐步发生了影响。分局负责人在“反立三路线”的口

号下，抓住个别缺点或错误，把在这之前由湘鄂西特委领导的基本上

正确的土地革命，一概斥之为“左倾空谈掩盖下的机会主义错误”，是

“富农路线”。中央分局于 1931 年 5 月中旬通过的《土地问题及反富

农斗争的决议》中，指责“湘鄂西过去的土地革命，是富农攫得了土

地革命的利益”；决定以重新“平分一切土地，抑制富农”为湘鄂西党

和苏维埃的中心任务；宣布“没收富农土地”，“立刻将富农的土地分

配给无地少地的贫农雇农，另给富农以坏的土地”，原来分给地主家

属的一份土地要重新没收，等等。这样，从 1931 年 5 月起的湘鄂西

苏区土地革命，便在“加紧反富农斗争”和“彻底平分一切土地”的“左”

倾方针指导下继续展开。

这一阶段的土地革命首先从监利、沔阳、江陵等地开始，汉川、

华容、石首也相继进行。湘鄂边、巴兴归、鄂西北、襄枣宜及荆当远

各根据地，于 1931 年 7、8 月以后，也陆续展开，主要的则于 1932

年春进行。由于 1931 年 7 月长江、汉水泛滥成灾，洪湖苏区被淹，

农民逃荒，“平均分配一切土地”的工作被迫停止。直到这年冬及次年

春，洪湖苏区及新开辟的襄河北岸各县的土地革命才又继续进行，其

中有些地区已是第二、三次重新分配土地了。据分局估计，截至 1932

年 2 月下旬，汉阳县苏区的 40%，监利的 80%，江陵的 60%，沔阳

282

的 60%，汉川 50%，潜江 80%，江南 50%地区基本上实行了土地分

配（《湘鄂西省委关于苏维埃工作给中央的报告》．1932 年 2 月 25 日）。

这些斗争，沉重打击了地主阶级，使贫苦农民获得了田地。但是，凡

强调“平分一切土地”和多次重新分配的地区，其结果无异于没收了包

括中农的土地在内的全部耕地，打乱平分，这实际上就打破了文件上

关于“不妨碍基本中农群众的土地及中农土地位置”的规定，侵占了中

农利益；同时，如分局文件所说，“地主土豪的土地当然被没收了，

富农的土地也被没收了，分给以坏土地”（《湘鄂西苏区通讯》，1931

年 8 月 28 日），地主及其家属则“扫地出门”，而且好坏田之间经常调

换。这些“左”倾政策，扩大了打击面，到处树敌，实际上孤立了贫雇

农，不利于革命事业的发展。事实证明，这些错误，是后来苏区反“围

剿”斗争招致失败的原因之一。

湘鄂西苏区几年间先后进行的土地革命，尽管情况各异，前后出

现的缺点错误程度也不相同，但它作为一场群众性反封建的革命运

动，从政治、经济和文化思想上沉重地打击了地主阶级的统治，使包

括贫雇农、手工业者、游民等在内的乡村广大劳动群众，不仅从此免

交地租、高利债务及一切苛捐杂税，而且每人分到三、五亩不等的田

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实现了世代盼望土地同老家的愿望。这确是开天

辟地的伟大事件。因此，翻身的农民开展各种庆祝活动，用舞龙灯、

采莲船等民间游艺形式，尽情欢庆了土地革命的巨大胜利，其盛况是

空前的。

土地革命的胜利带来了农村生产力的解放。获得了土地农民积极

投入农业生产。虽然，由于战事频繁，加上洪湖苏区 1931 年发生水

灾，使土地革命后本来可以迅速发展的生产力受到了影响，但是，不

少土地分配较早和环境较稳定的地区，农业生产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

展，农民的生活得到了改善。同时，翻身农民提高了觉悟，激发出更

高的革命热情，响应苏维埃政府的号召，踊跃参加红军和赤卫队，积

283

极投入修堤筑堰、发展生产和支援前线的活动，为苏区的巩固和红军

战争的胜利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第四节 地方革命武装的建设

湘鄂西地方革命武装，分为脱产的游击队和不脱产的群众武装两

种。它在各级党和苏维埃政府领导下，为夺取政权和保卫政权，巩固

和扩大苏区，发展和壮大红军，都作出了重大贡献。

“八七”紧急会议后，中央在《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中提出了“组

织革命军”的口号，规定“乡村用农民革命军，城市用工人革命军的名

义，简称农军、工军，合称工农革命军”。在这个决议案精神指引下，

全区农民暴动风起云涌，革命武装纷纷建立。经过多次武装起义和反

“清乡”斗争，逐步成长壮大，先后发展成为正规红军。

湘鄂西党组织在斗争实践中认识到，除了正规红军外，组建和发

展地方武装，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早在开展游击战争的同时，

便加强了各地方武装的建设。1929 年秋冬，湘鄂边根据地的地方武

装，都有了很大发展。各县都相继建立了游击大队，区建立了游击队，

乡建立了不脱产的赤卫队。1929 年 12 月，鄂西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

《关于军事工作问题决议案》中，也进一步强调了地方武装的建设问

题。决议指出：目前革命形势逐渐走向高潮，要加紧武装暴动的准备，

必须武装工农，组织工人纠察队。在赤区，一般青年农民，应受相当

的军事训练，编成赤卫队。非赤区也要进行这种组织和训练等等。

随着红军战争的胜利，各级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尤其是红二军团

的成立，地方武装建设和发展，进入了鼎盛时期。1930 年秋，在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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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苏维埃的县、区、乡，普遍组建了赤卫队、少先队的组织机构和

指挥系统。他们以梭镖、大刀、长矛、鱼叉、鸟铳为武器，还自制了

土枪、土手榴弹、土炮、木质长短检、列宁驳壳等武器。在配合红军

和游击队作战，或单独袭击团防、豪绅方面均取得显著战果。他们一

手扶犁握锄，一手拿刀持矛，日忙生产，夜袭敌人，打起仗来，顷刻

千军万马，红旗招展，杀声震天，地动山摇。战事一了，顿时偃旗息

鼓，各自回家，无影无踪，使得国民党反动派心惊胆寒，却又无可奈

何！

这年秋，由于贯彻中央“左”倾方针，红二军团渡江南征时，几乎

把地方武装都编人正规红军带走。这时，反“围剿”、保卫苏区的艰巨

任务便落在重新组织起来的群众武装的肩上。以周逸群为书记的湘鄂

西特委，依照长江局军委发来的红色军事组织大纲，把群众性的武装

统一编为赤色警卫队（简称赤警队，也称野战队），赤色教导军（简

称赤教军）、赤色守备队及少先队四大种类，另外还组织特务队、工

人纠察队、挺进队、靖逆军、水上游击队和炮队等，以保卫苏区和参

加苏区各项建设。在反“围剿”中，因苏区范围太宽，便组织江左、江

右两个指挥部，把江北的江陵、监利、沔阳、潜江等县的二、四、五、

七赤警队组成江左军，由董朗任指挥，以江南的石首、华容、公安、

南县等县的三、八、九、十大队赤警队为江右军，由段玉林任指挥。

合计近 2000 人，枪 700 余支，两个指挥部在湘鄂西联县政府赤色警

卫队总队长段德昌的领导下，与新六军、赤卫队相配合，开展了机动

灵活的反围剿游击战争，震慑了敌人。“公安、石首、沙市、监利、

沔阳各县，红军赤卫队遍地皆是。白军非集结一团以上，不敢通行。

白军之军事联络线，寸寸割断。白军坐困县城，夜不交睫，以防不时

之夹击，距城咫尺，即为苏维埃区，白军因此生怕为红军及赤卫队所

包围消灭。”（《红旗日报》．1931 年 3 月 1 日第 1 版）

在洪湖苏区地方武装发展的同时，湘鄂边苏区的鹤峰县游击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