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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改编为湘鄂边红色警卫第十一大队，长阳、五峰、桑植、巴东等

县先后组建了 5 个游击大队近千人，枪 400 余支。随后，以鹤峰苏区

为中心，建立了巴（东）建（始）鹤（峰）、恩（施）宣（恩）鹤（峰）

和桑（植）慈（利）鹤（峰）等 3 个边防司令部。还组织了湘鄂边联

防司令部青年大队，桑植游击总队；巴兴归、襄枣宜钟和鄂西北的房

县也都先后组织了地方游击队，他们都是保卫苏区安全的重要力量。

1931 年夏，中央分局扩大会议成立临时省委时，地方武装的编

制，又有改变，正式定名为“赤卫军”，另保留少先队。规定 14 至 20

岁为少先队；20 岁至 40 岁为赤卫军。其组织为每县一纵队，每乡一

支队，每支队辖 3 个分队，每分队 3 个班，每班 8 个人。少先队亦同。

凡未加入赤卫军和少先队的工农群众，号召他们加入群众性的警卫

队，负守卡放哨之责。

湘鄂西苏区后期，地方革命武装有了新的发展。其形式大致上

“分为三种。（一）红军独立团；（二）游击队；（三）赤卫队与少先队”

（《湘鄂西中央分局报告》．1934 年 9 月 15 日）。

地方武装发展壮大的过程，就是在党和苏维埃政府领导下，不断

加强建设的过程。在这个工作中，部队党政军事教育，是重要的一环。

各级军事干校一面为正规军培养干部，一面为地方武装训练骨干，取

得了突出的成绩。早在 1929 年，鄂西特委书记周逸群在监利剅口新

墩举办包括监利、沔阳、石首、江陵、汉川 5 县的干部军政短训班，

向 80 余名学员讲授国际共运史等课程，结业后，编人鄂西游击总队，

充实了各级指挥力量。

之后，红六军于柳关中湾创办了中国红军干部训练班；柳克明、

许光达在周家咀创办了军事训练班；湘鄂边特委周小康在鹤峰五里坪

主持开办边区军政干部训练班；在房县也办有鄂北红色军政干校，红

四军在湘鄂边活动时，湘鄂西前委委员董朗负责办了军事训练班和随

营学校，为地方武装培养了新的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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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军委会成立后，在瞿家湾举办了军事干校，学员多为少先队、

赤卫队、游击队员和红军干部。学习内容：国际国内形势、共产主义、

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政策、军事技术和队列操练等。学习期间为 8

个月，学生达 500 余人，教员有胡光兵、赵一克和阿曼（女）等。夏

曦等领导人也经常到校作报告。1932 年 6 月，因国民党军队进攻而

结束。

军校中尤以洪湖军政学校为最突出。它创办于监利北吴墩，后迁

至石首焦山河及监利周老咀，初名“彭杨军事学校”（以纪念彭湃、杨

殷二烈士），后易名“焦山河军政学校”、“逸群军政学校”（纪念周逸

群烈士），亦称“中国工农红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二分校”。首任校

长孙德清，次任刘鸣先，三任唐赤英。仅 1930 年 7 月至 1932 年 6 月

（其间停办 7 个月），就办了 3 期，学员 1800 多人。军校虽然主要是

培训红军的军事干部，但也担负培训地方武装干部的任务。1930 年

11 月，军校受联县政府的委托，为培养地方革命武装干部，设置了“赤

教军干部大队”。学员来自苏区各县，共 100 多人。为此，军校还聘

请了数名武术教练，对学员进行大刀、梭镖的使用和拳击、搏斗等训

练。土枪、土炮等制作方法的训练，则由军校教官担任。训练从实战

出发，注重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有时学员还要参加实际战斗。这所军

校为地方武装的建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地方武装建设中的又一问题，是不断改善自己的武器装备。这期

间，党和各级苏维埃政府均十分注意地方武装的装备和军事素质的提

高。为了解决武器装备，主要的办法有这样几种：第一，巧夺敌人枪

支。1928 年，沔阳游击队在彭国材带领下潜入新堤附近的铁牛乡白

军驻地，乘白军早操时，在预先放了很多鳝鱼、鲫鱼的水塘里，装着

摸鱼的样子，边摸边喊“好多鱼呀！”正出操的白军急忙架起枪支下塘

抢捉。这时，预先埋伏的游击队员齐出，夺取了敌人的一批长枪。1930

年春，天门县游击队及芦市区游击队夜袭国民党灌市区公所，乘敌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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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之机，一举夺长枪 40 余支。第二，创办修械所、兵工厂、枪炮局。

自力更生，修理、制造武器，克服了敌人封锁造成的武器弹药奇缺的

困难。省、县、区都有这类工厂。有些乡把铁匠和红炉集中起来打刀

矛，造武器弹药。一首歌谣歌唱了公安白湖陈祠桥兵工厂的热烈场面，

歌词说：“满湖湖水满湖光，白湖岸边响叮当。锤声歌声连一片，男

女老少打刀枪。你打尖尖刀，我打梭镖枪。女打七股叉，男打独子棒。

打好刀枪湖水磨，遍体磨得闪银光。拿它上阵反围剿，打得敌兵喊爹

娘”。第三，运动白军哗变，拖枪来归。经常向敌营喊话，宣传拖枪

来归有奖的政策。因而，白军拖枪来归之事，时有所闻。第四，战场

缴获。1929 年 8 月，敌人一只火轮为新堤商团运送武器，驶至石首

江面上，被江南游击队和赤卫队阻截，缴得长枪百余支，子弹数千发。

是年 11 月，石首、公安、华容 3 县团防 500 余人枪，分乘一艘火轮

和两只大木船，向小河口根据地进犯。隐蔽于江岸芦苇丛中的红色游

击队、赤卫队、少先队、儿童团数千人，在段玉林的指挥下，以迅雷

不及掩耳之势，杀向火轮。是役毙敌 300，俘敌 100 多人，缴步枪 400

余支，花机关枪 50 多挺。第五，购买。通过各种渠道，设法购枪，

秘密运入苏区。1930 年夏天，沔阳县委派周何湾乡共产党员和赤卫

队员驾两只船，装上芝麻、菜籽、野鸭、腌鱼等，赴汉阳买枪。为了

瞒过敌哨的检查，藏枪于棺材里，运回何家湾，武装了县游击队。这

类购枪活动，经常进行，解决了地方武装的一部分需求。

军事技术的训练，关系着战斗力的提高。为此，对赤卫队、少先

队的训练，“每一乡政府至少聘武术教练一人或数人”（《湘鄂西第二

次工农兵贫民代表大会军事问题决议案》）。指导队员习武学打，苦练

肉搏拼刺的本领。咸丰县工农革命军成立不久，就请宣恩神兵的教练

教武。远安县的一些练兵场，也培训了不少地方武装人员。同时，红

军伤病员康复归队前，往往受聘去指导赤卫队和游击队的训练，有的

开展军体比赛，嘉奖先进。这些措施，促进了地方武装战斗力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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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方革命武装的建设中，注重了思想政治工作。在游击队、赤

卫队组织中建立党的组织，配备了政治干部，以无产阶级思想和政策

教育游击队和赤卫队员，使他们逐步克服盲动主义、地方观念、“山

大王”思想、无组织无纪律状态和报复主义等错误倾向。1930 年 10

月，沔阳县地方武装靖逆军 3000 余人配合红军主力攻下仙桃，捣毁

北极会最后一个巢穴时，俘会众数百。虽有个别指战员主张统统处斩，

以解心头之恨，但经过教育的广大靖逆军和赤卫队员，听从红二军团

前委的决定，执行“杀头领，保群众”的分化政策，将“逮捕的五六百

会众全数好言赦放”，“使北极会群众根本动摇”（《邓中夏关于红二、

六军的报告》．1930 年 10 月 19 日），纷纷退出组织，收到了摧毁沔

阳境内北极会的显著效果。

党组织以生动活泼的报告会、办小报、读报、说书、演讲、唱革

命歌、演文明戏等多种形式进行政治思想工作，寓教育于娱乐之中。

在反“围剿”的残酷斗争中，洪湖游击队员以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英雄

气概，歌唱了自己的战斗生活：“芦林是我房，船板是我床，菱角是

我粮，红军似亲娘”。“老子本姓天，住在洪湖边，要想捉老子，除非

是神仙，枪口对枪口，刀尖对刀尖，有你就无我，你死我上天”，表

现了同敌人血战到底的决心。

对游击队规定了与主力红军一样的纪律。在巴东，至今人们仍牢

记着当年游击队歌唱的纪律歌，歌词是：“第一、服从革命命令，听

从官长指挥，虽处困苦艰难，坚定革命意志，力求得到最后胜利，没

有命令死不退却；第二、打土豪要归公，严禁私自没收，无论一言一

行，顾及团体利益，刻苦自励，廉洁自守，时常注意不要贪污；第三、

严守阶级纪律。拥护工农利益，身虽饥寒交迫，不要扰害贫民，我们

都是工农出身，不要忘掉阶级纪律”（《巴东革命老根据地史料汇编》，

1982 年 7 月）。这些歌谣，激励着游击队员的斗志，铸造着指战员的

革命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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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湘鄂西苏区历史上，地方武装中仅脱产的游击队（后升编为独

立团，即地方红军）就发展到一万余人，不脱产的群众武装（即赤卫

队等），则数以百万计。其中赤色教导军 20 万，少先队 10 万以上（《中

共湘鄂西省委关于湘鄂西具体情形的报告》，1932 年 12 月 19 日）。

他们在创建、保卫和建设苏区的事业中所作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一般

说来，赤卫队是游击队的后备队，游击队是红军的后备队。县、区、

乡建立的赤卫队、少先队、儿童团等，平时站岗放哨，盘查行人，捉

敌探；战时则担负转运伤员、运输给养、组织洗衣队、慰问队和送水

做饭等战勤工作，基本上实现了“全民皆兵”和“一切行动军事化”。沔

阳警卫营防守沙口时，当地的赤、少队群众，用“抬盒”（乡下做喜事

用的，能装几桌菜）装上蒸南瓜、蒸鱼、肉，以及米饭，成群结队地

打着锣鼓、吹着喇叭，扛着“拥红”旗，送给红军。各地送南瓜、腌菜

给红军吃的，更不胜枚举。红军作战时，有的赤卫队、少先队和群众

“到火线上去，抢救伤兵，将伤兵运到后方。上千的伤兵在广大群众

力量掩护之下，无一人被弃置在战场上。沿路还有慰劳队及代表慰劳，

送鸡蛋送开水”（《中共湘鄂西省委关于湘鄂西具体情形的报告》，1932

年 12 月 19 日）。襄北的群众，为火线上的红军送饭送菜，歇在路上

的饭担子成千上万，战勤工作异常热烈。

地方武装不仅担负支前的任务，而且充分运用河湖港汊、崇山峻

岭的有利地形和人地两熟的有利条件，进行灵活机动的游击战，在纵

横广阔的苏区内外，配合红军主力作战或独立作战，为夺取政权和保

卫政权，谱写了一曲曲人民战争的凯歌。

地方武装配合正规军打仗的战例，不胜牧举。较突出的一例是

1930 年 9 月 22 日红二军团攻打监利城的战斗。监、江、石、华等县

上 10 万的赤卫队、少先队，手持刀矛，配合红军团团包围监利城。

惊恐异常的敌军紧闭城门，凭借坚固的城墙工事，妄图死守待援。殊

不知，拂晓时，红军与地方武装发起总攻，顿时，枪炮声齐鸣，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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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天。攻城主力冲人城内之后，守城敌军仓惶打开南门，向江边逃窜。

此时，大批地方武装密切配合段德昌部英勇堵击逃敌，全歼敌新三师

的劲旅教导团和监利县保卫团，缴枪千余支、迫击炮 5 门。并击退了

前来增援的八艘兵船和一团步兵，解放了监利县全境。接着，在红二

军团北上攻取仙桃的作战中，地方武装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沔阳县委

为配合红军行动，把地方武装编为靖逆军和赤卫队，计 3000 余人，

随大军分两路向仙桃进发，并沿途动员赤卫队、少先队、守备队在东

荆河、通顺河架设了四道浮桥，使红军和靖逆军、赤卫队顺利地攻占

沔北重镇——仙桃，歼敌两个正规营，肃清了沔阳县境内的北极会，

使苏区扩展到了襄北。

洪湖地区地方武装利用河湖港汊与敌人斗争，极为灵活有效。

1928 年 8 月间，沔阳赤卫队在胡慎之指挥下，巧妙地把一个营敌军

引入湖中，预伏湖墩及芦苇丛中的赤卫队员突然向敌人开火，掀翻敌

船，用大刀、鱼叉砍、刺落水敌人。经过一个多小时激战，敌人鬼哭

狼嚎，抛尸满湖。是役共毙敌 240 多人，俘敌 120 多人，缴枪 150 余

支，木船 40 多只，活捉了敌营长。

1930 年，洪湖周围建立的水上守备队，活动于湖边的各个水口。

守备队是以区为单位建立的，每大队有船 12 只，下分 4 个小队，每

小队船 3 只，每只船 3 人、一支土炮、一支土枪。他们在配合游击队

作战中，出没河湖港汊，奇袭敌人，截夺敌军武器、弹药、粮食、医

药等物甚多，发挥了显著的作用。

在汉川，独立团为攻打盘踞在斗埠、二河、池口等地清乡团，1931

年 8 月，乘数百只小木船，从横堤出发，经刁汊湖，分四路连夜赶到

田二河，利用湖汊隐蔽行动，拂晓突击，全歼团丁，缴获子弹一大批。

待天门县敌保安团闻讯赶来追击时，独立团已撤至汈汊湖的芦苇荡中

隐蔽。敌人接着用汽艇搜湖，但被湖里的丝草缠住汽艇叶轮，无法行

驶，最后失败而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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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 年夏，大沙湖游击队痛击敌驻嘉鱼县新五旅进犯的战斗，

也打得十分出色。当时敌人 2000 多人渡江犯新滩口、龙口一带苏区。

守江边的游击队人数不多，主动撤入大沙湖内，开展水上游击战。敌

调6艘大小火轮及一批木船载兵入湖“清剿”。游击队掩护群众转移后，

带百余人阻击。先将蒿草塞满敌船必经航道。敌兵船行驶数里后，就

寸步难行。敌旅长恼羞成怒，强令士兵下水排除蒿草，从傍晚闹到半

夜，进展很慢。正当敌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挣扎前进时，游击队和

赤卫队划着 6 只木船，向敌人开火，敌以为被红军主力包围，慌乱开

枪，自相射杀。游击队和赤卫队则驶进了芦苇荡，“坐山观虎斗”。敌

军打到天明，伤亡了 100 余人，方知上当，又怕大湖里有“贺龙大军”

埋伏，只好拖着死尸和伤员撤回江南。

监利县农军司令姜炳炎组织的一支 60 人的水上游击队，用自制

的“酒瓶炸弹”、“洋箱机枪”、“籇炮”和木制步枪等土武器，在洞庭湖

和长江汇合口一带，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一次，在邹码头袭击了一

艘敌船，缴获了大宗食盐，解决了苏区缺盐的困难。

湘鄂边特委领导的独立团，在反“围剿”中，同数倍于已之敌斗智

斗勇，在鹤峰境内，获得了 3 战皆捷的战绩。1932 年 2 月初，独立

团在湘鄂边第一游击纵队预先打入敌人内部进行兵运策反工作人员

的配合下，在仓关峪里应外合，全歼了周燮卿的一个主力团，缴获迫

击炮 4 门，重机枪两挺，步枪 300 余支。接着，独立团兵分两路，长

途奔袭敌石门罗效之部，全歼该部两个营。后来，周燮卿欲图报复，

但进至苏区燕子坪，即被该区游击队打得晕头转向，自相射击，死伤

50 余人，狼狈退回桑植。

湘鄂西地方武装，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的发展过程。

它是在轰轰烈烈的农民武装暴动的基础上创建起来，在残酷的反“清

乡”、反“围剿”斗争中发展壮大的。它既是创立红军的基础，又是夺

取政权和保卫政权的重要力量。地方独立团、游击队及群众武装，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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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规红军相结合，构成了苏区工农武装的新型体制。地方武装的存在，

一方面使正规红军有集中机动作战的可能，另一方面当红军转移外线

作战时，自己亦能相机打击敌人，保卫根据地，他们在苏区各项建设

和斗争中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后期，由于夏曦推行王明“左”倾冒险

主义方针，地方武装或者被全部编人红军，或者不予相信和重视，致

使在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在主力红军撤离洪

湖时，虽然县、区、乡的地方武装集中兵力，组建了独立师、警卫团、

营，与强敌进行了殊死斗争，但都相继失败。地方武装为开辟和保卫

湘鄂西苏区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史上留下

了光辉的一页。

第五节 根据地的经济建设

国民党反动派在对苏区进行军事清剿的同时，在经济上实行严密

封锁，妄图扼杀红色政权，困死苏区军民。为了支持革命战争，打破

敌人经济封锁，改善人民生活，党和苏维埃政府在戎马倥偬的岁月里，

领导苏区人民进行了必要的和可能的经济建设。

一、农副业生产和水利建设

湘鄂西苏区幅员辽阔，既有素称“鱼米之乡”的江汉平原和八百里

洞庭湖区，又有矿藏、森林资源丰富，土特产甚多的湘西、鄂西、鄂

北、鄂西北等山地。然而，这里的土地、湖水、山林高度集中在地主

豪绅的手里，他们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严重地阻碍了农村

生产力的发展。

苏区实行土地革命后，党和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促进农副业生

产的恢复和发展。首先，将农村工作的重心，从打土豪转入抓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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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根据地根据本地区的实际，作出了相应的决议案。监利县第一次工

农兵代表大会通过的《土地问题决议案》和《建设问题决议案》指出：

政府应领导农民办理土地工程，组织合作社，进行垦荒，改良、扩充

水利，疏浚河道、修筑堤坝、防御天灾，组织群众防治病虫害，植树

造林，研究农业技术、改良农业等等。这些决议案的贯彻执行，深受

人民群众的拥护。

苏区政府注意依靠贫农团、雇农工会、赤卫队、少先队、妇委会

等群众团体，广泛地动员群众努力生产，对生产的积极分子给予表扬

和奖励，对不事生产的人，进行批评教育，造成“勤劳者光荣，寄生

虫可耻”的公众舆论。同时苏区政府还号召党团员，干部带头参加生

产，规定有的乡土地委员和村组长，从播种到收割，实行督促检查的

制度。并要求各种会议尽可能安排在晚上召开，以保证参加生产的时

间。红军和游击队闲时亦主动帮助农民生产。在青壮年男子大批参加

红军和游击队的情况下，动员妇女勇挑生产重担。1930 年秋后，监

利县周老咀乡 170 多个青壮年妇女，走出闺阁绣房，几天内就学会了

犁耙技术，抢住了季节，完成了 700 多亩的冬播任务（《中原民

兵》．1983 年 12 月）。

政府尽可能帮助农民解决生产中的耕牛、种子、农具和劳动力不

足等困难。1931 年春，湘鄂边特委和五县联县政府发布了《号召春

荒斗争宣言》，要求各级苏维埃政府购买大批谷种发给农民耕种。洪

湖地区的监利、沔阳、江陵、石首等县的苏区中心办有农具、船只修

造厂和公共犁牛站，组织换工小组、互助队进行生产互助，积极开展

造肥、兴修水利活动；还组织突击队、代耕队（山区为帮耕队），为

烈、军属和缺劳力户代耕，或义务耕种红军公田。逃荒未归户的田地，

则请老农或苏维埃干部代管，保证不荒一块田。消费合作社则积极组

织生产资料的供应，解决了农业生产中的许多实际困难。

党和政府利用苏区的自然资源，发展副业生产。在山区，发动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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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造林、伐木、种茶、采药、打猎、砍柴、挖煤、剥棕片、割生漆、

熬桐油、培植果树、喂养牛羊、烧石灰等等；洪湖地区，将收归苏维

埃所有的湖水、柴山分给各村管理，并先后帮助群众建立渔业、柴林

生产合作社 40 多个，以“边种田、边捕鱼、边驾船”为口号，组织渔

民、柴民、猎民集体捕鱼、放鸭、割柴、编芦席、打野鸭、捕黄狼、

挖藕、采莲、捞菱角，发动家家户户喂养家禽家畜、植桑、养蚕、纺

纱、织布。这期间，仅沔阳仙桃镇丝庄收购四乡蚕茧，金额就达百万

元以上。（《中共湘鄂西省委关于湘鄂西具体情形的报告》，1932 年 12

月 19 日）

农副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除基本保证了苏区军民生活的需要

外，还运往外地销售。洪湖苏区出境销售稻谷、棉花、油料和大量鲜

鱼。仅沔阳、监利两县，每年渔利就达 200 万元左右。各根据地外销

的生猪、莲藕、野鸭、禽蛋、腌鱼、芦席、蒲包、土布、茶叶、药材、

木材、竹器、兽皮、柑桔、桐油、生漆等土特产，为数不小，换回了

生产、生活资料以及药物、医疗器械，基本上解决了苏区日常生活用

品奇缺的困难。

湘鄂西苏区的西部、北部都是崇山峻岭，自然条件较差；东南一

带湖河港汊，地势低洼，水涝多灾。昔日国民党当局只刮民脂，不修

堤坝。1931 年洪水泛滥，长江、汉江大堤溃口数以百计。主要险段

是石首的陈家垸和新厂江堤；江陵的麻布拐江堤；潜江的莲花寺襄堤；

沔阳的东荆河襄堤和新滩口岸；监利的朱三弓、东湾、邹码头、蒋家

垴和螺江堤；汉川的同兴垸襄堤。这些险堤和溃口处能否迅速堵复，

直接关系到洪湖苏区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和政权的巩固。水灾之后，

党和政府组织群众开展以堵口复堤为中心的水利建设。从省到县、区、

乡，均建立水利委员会。在水委会的统一规划下，采取以工代赈和义

务修筑相结合的方式，但“着重鼓动群众自带伙食来修堤”（《湘鄂西

省委关于苏维埃工作给中央的报告》，1932 年 2 月 25 日）。为了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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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发动群众参加修堤，“党及苏维埃各机关人员，采用礼拜六搞义务

劳动的方式实际参加修堤”（《湘鄂西省委关于苏维埃工作给中央的报

告》，1932 年 2 月 25 日）。在干部带动下，广大群众踊跃上堤，提出

了“宁肯不吃饭，不可不修堤”的口号。许多人忍饥挨饿。晚上摸螺蚌，

挖野菜充饥，白天坚持挑土修堤，你追我赶，毫无怨言。

由于修复堤坝工程量很大，估计所需经费在 250 万元以上。因此，

省委决定，从各级苏维埃政府每月总收入中抽 30%作修堤费用；同时

发放“水利借券”80 万元，以补经费之不足。“借券”条例指出，这是为

修堤筹措经费，是无息借券，以赤白区商人、富农为主要发放对象，

以翌年的土地税为偿还担保；经费要 100%用于水利建没。这些措施，

收到明显效果。

修堤的步骤，是先集中力量修好江堤、襄堤，后修垸堤。1931

年 12 月开始修整长江大堤。监利修复邹码头的堤工，以区为单位，

每区组织工程队两队，每队 30 人，分为 3 班，由队、班长率领上堤。

此种办法工效高，秩序井然。“襄堤修筑，也仿此办法”（湘鄂西《工

农日报》．1931 年 12 月 14 日）。中旬，东荆河堤开工，沔阳堤工顽

强奋战，历时半年，完成了 200 多华里东荆河堤的堵口复堤工程，使

东起彭场，西抵总口，南至峰口，北达仙桃的地域，大大增强了抗洪

能力。沔阳第八区中帮乡的丰乐垸和红土垸中间相隔一条小河，每当

长江和汉江涨水，洪水倒灌，使 11.7 万亩地被水淹没，常年失收。

为了根除水患，乡水利委员会发动群众献计献策，决定在两垸之间筑

一河坝，截断小河，阻塞洪水倒灌。全乡男女老少一齐上堤。仅 20

天便修筑成功。筑坝时，敌三十四师先后发动了 6 次袭击，干部和游

击队员身不离堤，手不离枪，随时给敌人以反击。广大群众为感谢党

和红军，将此坝命名为“红军坝”。1931 年年底，红九师二十五、二十

六两团指战员，在潜江田关参加和保卫堵口复堤，不畏敌军的“围剿”

和敌机的轰炸，同潜江、荆门、江陵、监利 2 万多民工并肩战斗，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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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时间里修起了一条 7 里多长的大堤。人民称之为“红军堤”。天门县

张港、老泗港的堤防溃口长 1000 多米。1932 年 2 月，红军攻下张港

后，即和苏维埃干部、原国民党堤工委员会的工程技术人员，共同组

成了泗港堤工委员会，动员天门、潜江、荆门几千民工上堤。红军派

出一个连的兵力保卫，防备多宝湾一带国民党“镢锄队”的袭击。军民

开展劳动竞赛，经常挑灯夜战，奋战一个多月，挑土几十万方，终于

赶在春汛之前修好新堤，且比老堤宽四分之一，十分坚固。

由于苏区军民的不懈努力，到 1932 年 6 月，江堤、襄堤的险段

全部修复。此外，还修筑了一些垸堤、剅闸、河坝，疏浚了一些河道。

仅沔阳县彭场区，从尤拨到杜窑一带就修筑了 108 处堤坝。在湘鄂边

根据地，也开展了农田水利建设。桑植县白竹坪乡，山多田少，气候

干燥，灌溉缺水，几乎年年闹旱灾。土地革命后，农民自动组织起来，

在白竹坪修筑河坝，乡苏维埃特地拨款予以补助。坝成，受益面积达

220 亩，使全乡 1/4 以上的农田摆脱了旱灾，次年粮食产量比上年增

长 11.6%，贫雇农生活大为改善。

二、工业、商业及邮电、交通建设

苏区的工业，主要是服从革命战争的需要，也为群众生产、生活

服务。为此，觉和政府利用没收的敌产，兴办了各种军用和民用工厂。

1930 年鄂西五县联县政府成立后，在石首冯家潭子等地筹建了兵工

厂（又称军械所、枪炮局）、被服厂（又称军服厂）。接着，监利、沔

阳、江陵、华容、潜江、汉川以及鹤峰、桑植、巴东、宜城、房县等

地也先后办了县、区两级规模不等的工厂，其中以兵工厂（修械所）

为多。由于战事频繁，武器缺乏，各地自力更生，物色军工技工和著

名铁匠，集中红炉，收购铜、锡、生铁，和乡间破旧的鸟枪、三眼铳

等，改制、试制成步枪、马枪、驳壳枪，及子弹、手榴弹、土炮、刀

矛等，有力地支持了革命战争。兵工厂规模较大的，有监利的匡家老

297

墩，石首的袁家铺，鹤峰的龙潭等厂家。

匡家老墩兵工厂，亦称湘鄂西兵工厂或洪湖兵工厂。其前身是在

周老嘴创办的一个小型修械所，后转移至石首横沟寺。1931 年 4 月

迁至洪湖，扩建而成。厂长周正，政委杨景堂。全厂共分锻工、模型、

机械、轻工、子弹、总务、财务等 7 科，设有机修和铸造、木工 3 个

车间和火药库、枪弹库。职工 250 多人。贺龙曾 3 次到该厂视察，给

青工模范队授旗，工人们很受鼓舞。党组织千方百计地从上海、武汉、

沙市、重庆、长沙等地请来一批具有军工生产技术的人才。还通过长

沙地下党组织购买了一台 90 匹马力的柴油机以及刨床、钻床、铣床、

车床等，使工厂的设备达到了半机械化的水平。不仅能修理枪械，而

且能生产长短枪、手榴弹、手雷、军用锹和各种子弹，还试制成功了

迫击炮。使红军和游击队的装备得到了一定的补充。红军被服厂是

1929 年 6 月于石首冯家潭子创建的。职工 500 余人，缝纫机 50 余台，

日产军装 600 余套。1931 年 4 月，迁往监利柳关。另外，设在吴家

新场的沔阳县被服厂也升为湘鄂西省被服厂，生产军衣、军帽、裹腿、

风衣、雨衣、子弹袋、被子、军旗等等。宜城新街的被服厂在 1931

年冬下大雪之前，一天工夫为红军赶制了棉军帽 800 顶。湘鄂西苏区

大多数县均办有此类工厂。其产品除解决红军和党政工作人员需要

外，还对外销售，并代群众加工，备受军民的称赞。

苏区还兴办了服务于人民生产、生活的榨油、造船、制盐、造纸、

卷烟、制陶、整米、制农具、编芦席、打草鞋等手工业工厂。仅石首

县苏维埃政府先后开办榨油厂 30 余处。1930 年至 1932 年春，沔阳

县张沟区造船厂平均每天造木船两只，廉价出售给贫苦农民，帮助他

们解决生产和生活上的困难。

为了组织零散工人及独立劳动者发展生产，1932 年 3 月，湘鄂

西省总工会制定了《湘鄂西苏区生产协作社组织章程草案》。在各级

工会的组织和指导下，按照生产专业和自愿的原则，组织了农具、渔

298

具、榨业、篾业，缝纫业等生产协作社。此外，还鼓励私人从事打线、

制革、造伞、印染、磨面、压面、烧木炭、打斗笠等小手工业生产，

活跃了经济，方便了群众。

苏区的商业机构，是沟通城乡物质的桥梁，分国营、合作社和私

营 3 种形式。

苏维埃商店，又名红色商店或红军商店，属国营性质，是没收豪

绅地主和大资本家的财产，投资兴办起来的。1930 年，鄂西五县联

县政府在调关办了 3 个红色商店。以后，在周老咀办省苏商店，并先

后于瞿寥湾、柳关、新沟等地设立分店。此外，联县政府曾设货物仓

库于冯家潭子，省苏财政部设货物仓库（亦称堆栈）于洪湖，集中保

存红军缴获和没收的各种物资，然后分拨给省苏商店和分店经销，售

款上交省财政部。起初，红军商店只经营批发，后改为赤色商店，兼

营零售。货物价格略低于私营商店。对军烈属优惠供应，一般折价

25%。县、区没收反动资本家的商店，派党团员和工人接管经营。红

色商店分为百货、匹头、杂货、粗货、油坊、花行、粮行、医药、文

具等类，配有经理、会计和营业员。财经制度严格，如发现贪污，严

加处理。省、县、区在条件较好的地方，办了列宁饭馆（又名红色饭

馆），接待过往的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设在瞿家湾的省列宁饭店，

规模较大；设在石首调弦的鄂西旅社，内有食堂，澡堂，床铺数十张，

红军凭证明，吃住不收钱，群众称之为“红军招待所”。

1931 年，为解决赤白两地物资交流和发展对外贸易建立了物资

转运所。苏区的土特产由它运往白区销售，换回的生产、生活必需品

由合作社供应农民。1931 年底，省苏经济部下设转运部，县设转运

所，区设转运站。是时，从白区运回物资非常困难，甚至冒生命的危

险，不少人为转运物资，惨遭敌人杀害。但是屠杀吓不倒苏区商业工

作者，他们采取各种办法冲破敌人封锁；或者先通过白区亲友的关系，

取得身分证，把货物藏于柴草中运回苏区，或者破费请白区商人设法

299

运货物进苏区；再者，对外来的行商实行优待的政策，并派人保护其

货船进出苏区。同时，对苏区不能生产的弹药、枪械、武器零件和通

讯器材等，苏区政府主动提高价格，吸引私商积极运货进来。特别是

许多做经济工作的干部，装扮成商人往来于赤白两区，转运物资。仅

石首县就打通商道三条——古长堤去宜（昌）沙（市）；焦山河去湖

南；调关水路去汉口。这样，敌人不仅未能封锁苏区，相反，他们盘

踞的一些城镇，却成了赤区的秘密转运站。1931 年 6 月，新堤商会

转发监利县清乡局的公函称：“据报，监、沔各地商人有贪利与共匪

通商者，每日计船数千艘，往来新堤、洪湖及城陵矾、白螺矾等处，

装运日常用品。”这一史料，足以证实赤白区间物资交流之频繁，

为了贯彻执行特委关于“赤区经济务须与白区流通”的政策，苏区

政府在沿江的监利、藕池、郝穴等市镇设有货物登记处，登记出口的

农副产品和从白区入口的工业品的种类及数量。但苏区的粮食出境，

要有县苏维埃的运输证，购买粮食也要有证明，以保证苏区民食和军

粮。湘鄂边五县联县政府在白果坪设立的“石鹤运粮办事处”，办理粮

食的购买、调运事宜。湘鄂西苏区先后设有十余个粮店，用银元收购

群众余粮，价格略高于白区。因此，白区的一部分粮食也被吸收进来，

有利于苏维埃粮店储备一定的粮食，使苏区经济更加稳定。

消费合作社是集体所有制经济。为了打破敌人经济封锁，在苏区

较稳定的县、区、乡的中心地点，均办有各种合作社。华容县第二区

14 个乡，均办有消费合作社，经营油、盐、布、米、糖、煤油、火

柴、文具等生活日用品。同时收购土特产，运往白区销售，换回苏区

所需物品。调弦、绣林等集镇的合作社工作人员，通过白区亲友的关

系，以棉饼从岳洲换回食盐、火柴，以油料从新堤换回西药。合作社

的管理系统，省设管理总局，县设管理局，区设办事处，乡镇设合作

社。吸收工农及其他群众为社员，工作人员由各级苏维埃选派忠实可

靠的人员充任。其资金来源：一是群众投资。以人头计算，一人一股，

300

每股集资多则一元，少则三两角不等，军烈属和穷困户可以免费入社。

二是没收豪绅地主的资财。三是银行贷款。合作社的物价，略低于市

价。社员可持《社员证》购货。合作社每月或按季度分红一次。入社

出社自由，入社时交纳股金，出社时全数退还。由于合作社的兴办顺

乎民心，因而发展较快。1931 年春，苏区合作社发展到 130 多个，

很受群众的欢迎。

私营工商业，也是苏区的主要经济成分。湘鄂西特委第一次紧急

会议制定的《苏维埃经济政策决议案》规定：“允许白区商人来赤区

买货”；“赤区内无论粮食货物，绝对允许流通全苏维埃区域”，“允许

出口剩余谷米”，“赤区内无论粮食货物，一概不能规定价格，如奸商

抖抬物价，苏维埃可以严加处理”。对商人“政府按资本征收其公益费，

发给证明”等，保护了中小商人正当贸易自由。1930 年 9 月，贺龙、

钱瑛在潜江县城检查了工商业政策执行情况，动员县总工会从杂货铺

老板吴贤仁家里搬出来，并派人去张港找吴回城恢复营业（《湖北文

史资料》，1981 年第 1 辑）。苏区各县均成立商会，教育商人遵守苏

维埃法令，从事正当营业。对出售剩余产品的农民，和本小利微的小

商小贩，以及遇险或意外损失的商家，一律免税。对确有困难的小商

人，予以适当扶持，鼓励他们积极经商。由于政策的威力，尽管国民

党武汉行营主任何东酉规定：“各种食用品、药材等类一律禁止输入”

苏区，使其“接济完全断绝”，但商人们甘冒风险入白区，千方百计采

办，密运货物供应苏区市场。

苏区的度量衡，原来各县均不相同，苏区范围内的秤，有 16 两、

32 两甚至 44 两制的，斗有由 7 升到一斗 5 等之悬殊差别。这种状况

为奸商大秤大斗收购、小秤小斗出售提供了方便条件。为此，要实行

统一。石首县苏维埃根据湘鄂西《土地革命法令》关于“统一度量衡”

的条文，发出了统一度量衡的通令。决定“‘度’以监尺为标准，‘量’以

正范斗为标准，‘衡’以沙平 16 两为标准。无论乡村市镇通用一致，

301

以期统一”。并郑重声明：“自通令后，倘再有旧式的大秤、小斗等事

情发生，实行严重处罚”。这些规定，对于活跃苏区商业，保护工农

群众利益，打击投机商人的非法活动均起了积极的作用。

邮电、交通事业也有一定发展。1930 年 4 月，鄂西赤色邮务总

局于调弦成立，局长屈阳春，工作人员 20 余人，负责传递苏区信函、

文件、报刊等业务。次年 3 月迁至洪湖，后来，省苏交通部下设邮政

总局，县设邮政局，区设支局。每支局 3 人，县局 5 至 7 人，总局

11 人。全湘鄂西苏区邮政人员在 500 人以上。汉川、川阳两县上交

省苏的银洋，必经沔阳的沙湖。因此，沙湖支局还代办转运经济的业

务。

省邮政总局统一印制绘有列宁头像、镰刀锤子图案的邮票，在全

苏区发行。票额有 3 分、5 分、一角 3 种。邮件从省到县、区，由固

定邮务员传递。乡村的邮件，则由民哨传递。为传递急件的需要，县、

区邮局还备有骡马数匹，以便迅速、安全投递邮件。

在建设苏区邮路网络的同时，对白区邮局采取了保护与改造的政

策，以打通白区邮路。沔阳县邮局曾派人在赤白交界的新堤、仙桃、

彭家场、新滩口等白区邮局办理了“存局候领”手续，使赤白区间得以

通邮。1930 年冬，红军占领湖南津市后，红二军政治部在邮局门前

张贴布告：“照得邮政电报，关系交通匪轻，本军应予保护，照常办

公勿惊。倘有故意违抗，拿办决不徇情，特此剀切布告，其各一体凛

遵”（转引自《湖南地方志通讯》．1984 年第 2 期第 27 页）。这个保

护通邮的政策，深得广大群众的欢迎。

省苏邮政总局注意培训邮政人员，不定期开办训练班和举行专

业会议。学员由各县选派。主要学习斗争形势与任务，交通、通讯的

重要性和对敌斗争的通讯技术等，以提高阶级觉悟和业务水平。

湘鄂西苏区先后在瞿家湾南边的雷家墩、六屋墩设置了无线电

台，与党中央保持通讯联系，在周老嘴设有电话总局，配总机数部，

302

沟通了部分县区的联系。此外，各级苏维埃政府为军事斗争的需要和

便于苏区的物资交流，领导人民修路、架桥，设渡口，畅通了苏区内

的水陆交通。

三、财政、金融建设

根据地创立初期，各地财政收入，主要靠没收地主豪绅、大商贾

的资财和“打洋船”等办法筹集。随着根据地的扩大，红军的发展，正

确执行苏区财政税收政策，势在必行。尤其是邓中夏来到湘鄂西后，

和周逸群一起进一步把这个问题摆上了议事日程。鄂西银行行长戴补

天在《苏维埃区域的经济问题》一文中指出；打洋船、飞条子等方式

均非财政的良策，应实行正常的税收制度。湘鄂西特委在《苏维埃经

济政策决议案》中指出，“政府经济收入，应为公益费，支出应有精

密的系统计划。”要统一财政税收，严肃财经纪律。从此，苏区财政

形势开始好转。

税收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国民党统治时期，捐税多如牛毛。

苏维埃政府建立后，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实行征收单一的公益费，即

按一定累进率收取农业税和营业税，苏区政府规定：“缴纳公益费是

人民应尽的义务。”但“纳税的重担放在剥削阶级身上”。公益费的征

收标准如下：

（一）农民以田为标准，按田之肥瘠分为上下两等，每年秋收后

征收。上等田，10 亩以下不收，10 亩以上征收 10%；15 亩以上收 15%；

40 亩以上收 30%。下等田 15 亩以下不收，15 亩以上收 10%；35 亩

阻上收 15%；60 亩以上收 30%。

（二）商人以资本计算。200 元以下不收。200 元资本以上者收

5%，500 元以上收 10%，1000 元以上者收 15%，5000 元以上者收 20%，

一万元以上者收 25%，5 万元以上者收 30%，10 万元以上者收 40%。

303

每年分 5、8、12 月 3 次收取。

1931 年至 1932 年，苏区累进税的具体规定有所改变。并增加海

关税，其税率如下：

（一）、土地税

成分 征收起码 征收率

富农 100 元 5％

中农 100 元 5％

贫农 100 元 3％减免税

（二）、营业税

资本（元） 税额比

50-----200 2％

200-----300 2.5％

300-----400 3％

400-----500 3.5％

500-----600 4％

600-----800 4.5％

800-----1000 5％

1000-----2000 6％

2000-----4000 6.5％

4000-----5000 7％

5000-----8000 8％

8000-----10000 10％

（三）、海关税

1、赤白区域输出入税率

种类 征收标准 税率

304

普通货物 价格在 30 元以上 1％

奢侈品 不论价格 5％

粮食入口 免税

油盐 减半

2、白区运到白区，经过赤区的税率

种类 征收标准 税率

普通货物 价格在 30 元以上 1％

普通货物 价格在 500 元以上 累进营业税

奢侈品 不论价格 5％

（附注；粮食、油、盐包括在普通货物之内）

湘鄂西苏区，位于长江、汉水中游南北两岸，中外商船常常在此

过往。1930 年 10 月以后，苏区政府利用这个地理条件，在长江岸边

的白螺和调弦设海关两处，每月收入 1500 元。之后，在内河要道码

头，增设海关 11 处，即汉川的府河，沔阳的新滩口（今属洪湖县）、

柳沟、杜窑、坪坊（今属洪湖县）等 13 处。每月可收入 1.5 万元至 2

万元。其次，营业税每月可收入 3000 余元。1932 年春，因洪湖苏区

水灾不久，决定免收当年的土地税。鹤峰的土地税，按总产量的 10%

予以征收。粮不满一石，茶、桐油不满 10 斤者免税。

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是苏区财政的根本出发点。苏区开支的主

要项目有；红军战争经费；政府一切费用；生产建设投资；文教卫生

和社会救济等。仅以省直机关而言：工作人员、（包括军校、医院、

军事企业）共约 1 万人，每天需大米 70 余石（值现洋约 800 元），每

月 2.4 万元。油盐菜金每月需 1.8 万元，办公费每月 3000 元，医院菜

金每月至少需 2 万元。加上兵工厂和被服厂购置原材料、堤工津贴、

白军来归的犒赏、贫雇农的种子津贴等等，共计每月至少需 8 万元，

甚至 10 万元以上。各县每月的开支，也一度在万元以上。

305

鉴于开支金额大，必须依靠群众，施行开源节流。其措施是：（一）

压缩开支标准。汉川红军、游击队每人每月原发 15 元生活费，后减

为 7 元。机关工作人员曾一度只有饭吃，再不发零用钱，剃头、洗衣，

由公家请人共用，华容县规定压缩办公费为每月每区 2 元、每乡 5 角。

（二）减去不必要的开支，原规定的乡村支部和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

的津贴尽量减少。沔阳县 1930 年 12 月的经济开支，由原来的 6000

元降为 3000 元。（三）精简和控制机关人数。巴归兴苏区规定县政府

25 人、区政府 19 人、乡政府 10 人。超过编制的不得开支。（四）实

行极端的节省政策，禁止用公款买自来水笔、手电筒和制衣服，哪怕

是一张纸也不能浪费。（五）提倡艰苦奋斗。淹水期间，机关干部两

天只吃三餐饭，军医院搜集土方土药，并将用过的纱布绷带洗涤后再

用。（六）反对贪污浪费。湘鄂西省委责令少共发动青工、贫农，组

成轻骑队，检查各机关的财务，反对贪污腐化分子。按中央规定，凡

贪污 500 元以上者，处以极刑；浪费公款最严重者处以 3 年的监禁。

湘鄂西苏区大多数干部遵纪守法，廉洁奉公；少数违法乱纪分子受到

了严肃处理。

由于采取了上列措施，不仅做到了财政收支基本平衡，而且各县

尚能完成上交任务。省苏亦能不定期地向中央上交款项。总之，苏区

的财政，为打破敌人经济封锁，支持革命战争，兴办苏区建设，改善

人民生活，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苏区，解决好金融领域的问题，事关苏区的经济发展。1930

年 10 月湘鄂西第二次工农兵贫民代表大会颁布《土地革命法令》和

《保护工农法令》中规定：“取消一切高利贷”，“取消当业”，“没收

外国的一切资本、企业、交通机关和银行，由国家经营管理”，“政府

设立农民银行，办理储蓄借贷”，“统一币制”。各级苏维埃坚决贯彻

执行了这一决议，明令取消了农村和集镇的“钱加三”、“谷加五”、“场

上息”、“上百双”、“猴子蹦”、“印子钱”、“驴打滚”、“青苗债”等高利

306

贷；当铺由苏维埃政府接管，城乡贫苦人民典当的物品，无代价地退

还原主；没收国民党政府的银行和官僚的财产企业，建立各级苏维埃

银行。苏区“银行是苏维埃的经济武力”。银行建立后，即着手整顿币

制．

1930 年 4 月鄂西农民银行，始设石首调弦，行长戴补天。同年

10 月，发行信用券，以土地税和商业税作担保，提高了苏币的信誉。

在一元信用券的背面印有条例，说：“本行为冲破敌人的经济封锁，

活动赤区金融，发展工、农、商业，特发行信用券”，“本券分一角、

二角、五角、一元四种”。1931 年春，鄂西农民银行又发行钞票，流

通于洪湖苏区。为取信于民，苏币可以直接兑换现洋。同时，取缔私

商发行的小票。长阳县资丘市苏维埃政府工人收缴、焚毁各大商贾自

行发出的花票子，稳定了市场。省苏令各县及红军将原发行的各种信

用券，兑换条和油印纸币有代价地收回。早在 1930 年红四军东进时，

因军需困难，曾通过鹤峰县苏向县城及走马、五里坪等地商人、居民

借钱，发行借券 2 万串（合 1 万银元）。一年后，贺龙率红二军团重

返鹤峰时，加倍兑付银元，并赞扬了鹤峰人民对红军的大力支援。

鄂西北苏区建立的鄂北农民银行，由红三军八师政治部主任胡苏

黎任行长，发行银币。这种银币，是红军在房县没收了一个土豪地窖

私藏的四缸“元宝”之后，请该县 12 位银匠用手工铸造的，正面边上

铸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币”字样，中间是列宁像或马克思像，反面

铸有花边、镰刀锤子图案和“壹圆”字样。3 个多月内共制银元 1 万多

元，流通于鄂西北根据地。

1931 年 11 月，鄂西农民银行改为湘鄂西特区分行。地址先后迁

周老咀、瞿家湾。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湘鄂西特区分行”

的名义发行纸币和银币，流通于湘鄂西根据地。省苏政府成立后，以

湘鄂西省苏维埃政府的名义铸造、发行了铜币，流通于洪湖苏区。为

防止现金外流，还在旧银币、铜币上压印镰刀锤头和五角星的图案。

307

省银行之下，县设分行，区设支行或汇兑所。苏区银行除了发行、

管理货币外，还发展兑换业务。凡赴白区购货和办事的人，先到银行

或汇兑所将苏币换成现洋；白区商人来赤区，所带之现洋，也必须到

银行兑换成苏币，方可购货。银行大力吸收存款，代理财政上解国库

款，办理低利借贷（年利不超过 2 分）。同时，积极支援工、农、商

业发展。1931 年 9 月，沔阳官垱二村兴办渔业生产合作社，缺乏渔

具。银行便贷款现洋 3120 元，限期 4 个月归还。合作社因此添置竹

帘子 624 床。仅两个半月，即捕鲜鱼七八万斤。不仅解决了群众的生

活问题，而且提前还清了贷款。群众对苏维埃政府感恩不尽。

银行形成单独系统，在苏维埃政府监视与保护之下，下级银行绝

对受上级银行支配。政府不得在银行提款。万不得已时，也只能借后

加息偿还。银行的严格制度，保证了金融事业的发展，促进了苏区建

设。

第六节 根据地的文教卫生建设

1930 年湘鄂西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的《文化教育决议案》指

出：“要造成苏维埃社会基础，消灭苏维埃政权之下的一切危机和争

取广大工农群众，特别是青年群众，以生死存亡的决心来拥护苏维埃，

都只有加紧文化教育工作”。因此，文化教育事业，“是整个苏维埃运

动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它的发展，“已成了苏维埃主要任务之一”。

按照这个决议的精神，苏区文教事业得以迅速的发展。

一、教育建设

苏区教育的中心任务是：厉行全部的义务教育，发展广泛的社会

教育。努力扫除文盲，培养大批的革命人才。为此，省、县文化委员

308

会（亦称教育部），配备一定数量的巡视员，负责对学校工作的具体

指导。在其指导下，苏区先后设立了师范学校、初级中学（有全日制

和半日制之别）、列宁学校和夜校，举办了各类干部学校和训练班，

形成了多层次、多规格的教育结构。并组织编辑委员会，编写各科教

材，改革旧教育。苏区教育事业迅速向前发展。

湘鄂西苏区的基础教育，在省文委会的领导下，发展较快。1931

年仅江陵、石首、华容、沔阳、监利和鹤峰等 6 县，就有列宁小学

530 多所，学生达 2.0263 万人。

为普及苏区小学教育，各级政府利用没收的逆产和庙宇、祠堂，

举办列宁小学（亦称贫民小学，或苏维埃小学），并拿出财政收入的

10%作为教育经费，实行强迫的义务教育。学校吸收 6 岁以上的贫苦

群众的子弟免费入学；红军及烈属子弟，另给予食宿补助；对富有家

庭的子弟实行定额收费。不准地富子女入学。严厉取缔反动教科书，

禁止体罚学生。学校工作贯彻政治化、军事化、科学化的原则。每县

设列宁完全小学一所，每区设模范小学一至两所。为了培养新型的教

师队伍，省文委办了简易师范。华容、沔阳、监利、石首等县办了师

范讲习所，或教师速成班。通过短训，考试合格者，领取“准教证”

（亦称“教授证”），回乡任教。教师待遇，每月生活费 7 元，按 12 个

月发给。经过斗争的考验，先进教师被当地党支部吸收为共产党员。

华容县的学制规定“四二”制，即初等小学 4 年，高等小学 2 年。课程

开设；高年级——国语、算术、自然、地理、历史、体育、音乐、艺

术、共产主义、作文、集会、习字；低年级——国语、常识、算术、

艺术、习字、游戏、集会；中年级比低年级仅多一门共产主义课（《华

容县苏维埃政府文委会通告第四号》．1931 年 1 月 22 日）。学校利用

游戏和体育课，对学生进行简单的军事训练。重点学校实行校长制，

由校长、教务主任、训育主住、事务主任及学生代表一人，组成教务

委员会，解决一切校务。

309

小学教材，除自然科学采用旧课本外，其余均由县文委编辑发给。

新编教材注重知识性与思想性结合。沔阳县编的三年级国语就有这样

的内容；国际旗上飘五角，共产主义真快乐。工人锤，农人镰，实行

武装护苏联。遍地布满赤色花，无产阶级爱着它。你也来，我也来，

大家共建苏维埃。华容县列宁学校低年级课文有：“”来，来，来！来

当红军！好，好，好！只有共产主义好！”湘鄂西特区文委出版的《红

孩儿课本》以及省文委编印的小学教科书 12 册，先后在各县发行。

但在边远地区和交通闭塞的山区，新教材缺乏的学校里，则以革命歌

谣和无产阶级领袖姓名、简历，阶级斗争名词，传单标语，革命纪念

日的宣传大纲以及烈士就义辞等作为教材，亦起了识字和思想教育的

作用。

各地还办有工农（平民）夜校、冬学，吸收 16 至 35 岁的男女入

学，灯油、课本、文具、纸张等，一概由当地政府津贴，课程为常识、

苏维埃法令、共产主义、习字等 4 门。有的地方则学《工农三字经》

或《平民读本》。每晚学习两小时，3 个月结业。鹤峰县城的妇女夜

校有学员 30 余人。红四军军部秘书骞先任（女）亲自讲课、教歌，

教育和鼓励她们摆脱封建枷锁的束缚，勇敢走上革命的道路。

为扫除文盲，在苏区开展了识字运动，乡办识字班，村口、交通

要道栽识字牌，设识字监督岗。识字班由列宁小学教师及政府负责人

任教。要求学员每天认识 5 个字，用竞赛的方式开展识字活动。视对

象的不同，取不同的教法。农民要求学些日常生活用字，就教“柴米

油盐酱醋茶”，喜爱唱歌的青年，则将唱革命歌曲与识字结合。有的

把在湖区打土劣时编的一首儿歌《吃菱角》作教材，使青少年们产生

了极大的兴趣。歌词是：“小小菱菱角，是个坏家伙。个个想出头，

口袋都钻破。用牙嚼，咬掉角，吃掉它的心，甩掉它的黑壳壳。”还

提倡利用空闲时间识字，做到学习、生产两不误。华容二区文化委员

花绍烈领导列宁模范小学高级部学生，携带黑板和粉笔到田头，在农

310

民歇晌时就地教字，群众称赞道：“过去是一字值千金，出了钱才告

诉你认识。现在不要一个钱，还送到田间来，共产主义真是好啊！”

廖汉生曾在贺英农民武装控制的太平镇洞长湾封火屋场开办了游击

队子弟识字学校，之后随营转移，课本则采用《三字经》、《百家姓》，

同时自编教材，使学生得到学文化的机会。

洪湖苏区还举办了农业训练班，女子职业学校。湘鄂西特委在朱

河开办的女子职业学校，招收 15 至 22 岁的女生 48 人，每日学习手

工技术、军事操练和政治理论，并直接进行手工生产六小时，分袜织、

针织、缝纫三科，产品除供应党、政、军机关外，其余就地销售，满

足群众的生活需要。

二、文化建设

苏区的文化活动，十分活跃，在各级文化委员会的指导下，共青

团、妇委会、儿童团、少先队，赤卫队等组织，广泛动员群众，开展

以唱歌、演戏、读报、演讲、写标语、发传单、办墙报、绘壁画漫画、

出版刊物、开茶话会、办游艺会等为形式的宣传活动。

中心市镇，设立俱乐部（红军中称列宁室）。其中辟有图书馆、

讲演所、戏台、阅报室、棋室，是群众文化活动和娱乐场所，也是政

策法令和时事新闻的宣传阵地。

利用标语、传单进行文化活动，是群众的创造。党和苏维埃政府

根据时间、对象和任务的不同，拟定标语、口号，发到基层。标语的

对象分一般与特殊两种。一般的又分为政治、土地革命、苏维埃、工

人、士兵、红军等类；特殊的分赤色区域、反水区域、城市贫民、船

夫、编练队、道友等类。这些口号具有鲜明的针对性、政策性和鼓动

性。标语口号多达数百种，均运用各种形式进行书写和散发。华容县

利用长江发洪的时机，一个夜晚就向白区放江流标语牌五六个。每个

标语牌上放两只点燃的蜡烛和几个稻草火把，内裹爆竹数枚，不时爆

311

炸，俨似枪响，敌人疑是红军过江，便群集江岸，以密集的火力射击。

打到天亮，子弹消耗无数，而所得的“战果”，就是“打倒帝国主义”。

“打倒军阀”等标语口号。

在苏区，经常利用各种纪念日，如“二七”惨案、五一国际劳动节、

巴黎公社、十月革命、广州暴动等，举行集会，散发宣传大纲，进行

通俗演讲或化妆演讲，并演文明戏，开展群众宣传活动。

新剧团（或文工团）、宣传队，结合斗争形势和当地实际，自编

自演了《层层阶级》、《农人翻身》、《工农兵联合起来》、《打倒帝国主

义》、《秋阳当红军》和《打峰口》等新剧。省文委将红一方面军击破

敌人第二次“围剿”，活捉张辉瓒的英雄事迹编成皮影戏，上演多次，

深受群众欢迎。此外，还上演了不少传统剧目，如花鼓戏《送友》、

《访友》、《秦香莲》、柳子戏《凌勾考酒》、皮影戏《三国演义》、《水

泊梁山》、《太平天国》等等。1931 年夏天，五峰县苏维埃政府为欢

迎长阳县苏维埃政府与游击队转移到达湾潭，特请艺人慰问演出柳子

戏（又名“阳花柳”）《围花楼》。剧情是：一个山寨王强抢民间闺秀，

而被愤怒的土家族农民围困在花楼。经过斗争，土家族农民取得了胜

利。这次演出深得驻湾潭的红三军独立团和长阳、五峰两县干部的好

评。

文艺工作者还利用花鼓戏、柳子戏、三棒鼓、莲花落、敲碟子、

打莲湘、道情、渔鼓、高跷、龙灯、采船等人民喜闻乐见的民间游艺

形式，及各种韵文、小调，配以新唱词，热情颂扬共产党、苏维埃和

红军，歌唱革命斗争的胜利，讴歌工农翻身的幸福。鹤峰土地革命后，

广大农民一片欢腾，狮子、龙灯、采莲船齐上街，土家姑娘打起花鼓，

载歌载舞，欢庆土地回老家的伟大胜利。

苏区的歌谣，来源于苏区人民的斗争生活，深受群众的喜爱。有

的区乡苏维埃政府开大会时，进行唱歌比赛，村村乡乡，越比劲头越

高。男女青年上山砍柴、下湖捕鱼、田间劳动，或哼小调，或纵情歌

312

唱。《国际歌》、《农民歌》、《武装暴动歌》、《南昌暴动歌》、《十大政

纲歌》、《当兵就要当红军》、《少年先锋队歌》、《放脚歌》、《告白军士

兵歌》以及《核桃不榨不出油》，《地米菜开白花》、《十思念》、《十杯

酒》等歌谣在苏区广为流行，不少老人至今还能歌唱。诸如“想吃辣

子不怕辣，要当红军不怕杀，刀子架在脖子上，砍下脑壳碗大疤。”

竹笋出土尖又尖，工农团结不怕天，天塌由我工农顶，地垮有我工农

填，共产党把路来指点”等歌词，抒发了工农的革命决心和豪情壮志。

其中盛行的一首控诉旧社会，展望美好未来的“宝塔诗”写道：

穷，

工农，

可怜虫，

为人雇佣，

身在黑暗中；

不辨南北西东，

哪知是受人牢笼。 ．

共产党似暮鼓晨钟，

唤醒世界上一般痴聋，

才知衣食住靠我们劳动；

豪绅地主坐享天地也不容，

拿起镰刀斧头向前勇敢冲锋，

杀开一条血路遍地赤色血染红；

推翻旧社会我们工农要做主人翁，

无国家无买卖无战争实现世界大同，

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共产主义革命成功。

歌曲不仅成了广大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形式，而且也是他们

战斗的武器。许多共产党员在刑场上高唱革命歌曲，以歌声作武器，

变刑场为战场，打击了敌人。不少领导干部，如周逸群、邓中夏、熊

313

瑾玎（省文化教育部长）等，乐于文艺创作和登台表演，“真是军事

匆忙而弦歌不绝”（《熊瑾玎自传》，1966 年 4 月）。

洪湖苏区的放河灯与提灯晚会，是文化活动的又一种形式。这里，

每逢旧历七月十五，群众喜爱放河灯。河灯系红绿纸扎成，形似莲花，

制作精美。灯中装着油纸芯和传单，写着“拥护苏维埃！”“中国共产

党万岁！”“红军万岁！”“实行抗捐、抗税、抗钱粮！”等标语，让灯

群顺着风漂向白区，以扩大苏区影响。放灯时敲锣打鼓，唱起放灯歌，

一盏盏河灯漂浮在水面上，时而状如火龙，时而形似螺群，情景十分

壮观。湘鄂西省苏维埃政府成立的那天晚上，数千名红军战士、游击

队员、赤卫队员、少先队员、儿童团员，手提一盏盏形似荷花、莲藕、

鲤鱼、龙虾、花篮、青蛙以及镰刀锤子、五角星的花灯，上面写着“热

烈庆祝湘鄂西省苏维埃政府成立”和“苏维埃万岁”等口号，俨如一片

灯的海洋。这类提灯会，在老苏区的中心市镇时有举行。

苏区注重军体活动，省、县、区时有比赛。1932 年 6 月省军委

在周老嘴举行规模空前的青少年军体赛。附近区乡派代表队出席。不

论是儿童团，还是少年先锋队，均头戴列宁帽，身着灰军装，打着裹

腿，佩戴红袖章，肩扛木质长枪，或腰别木制“列宁驳壳”（枪），模

仿红军战士那威武雄壮的姿态参加比赛。赛前，在周家咀街上举行了

盛大的游行。沿途红旗招展，歌声嘹亮，鞭炮声和群众的欢呼声震耳

欲聋。比赛队伍来到一个大操场上，排成一个撮箕形，向着主席台。

最外层是红军战士，里层是赤卫队员和少先队员，儿童团员在正中间。

红军领导人贺龙、段德昌等出席了比赛盛会。贺龙军长在讲话中号召

与会者，要练好身体，提高军事技术，准备随时打击来犯之敌，为保

卫和扩大苏区而奋斗。比赛开始，儿童团、少先队分别进行了队列操

练和游泳比赛。比赛气氛十分热烈。红军战士和赤卫队员为大会表演

了刺杀、射击、队列操和投手榴弹。闭幕时，贺龙代表省军委和红三

军，给一批优胜单位授奖。其中，奖给潜江县段市区（今属污阳县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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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乡）儿童团三角锦旗一面，上面绣着“战斗飞机”4 个金光大字；奖

给该区少先队白马一匹。这些活动使青少年受到很大的鼓舞。

苏区报刊图书的出版发行工作，做得也较出色。早在特委时期，

鄂西、鄂中区分别油印出版了《鄂西通讯》、《党的生活》、《团的生活》、

《时事演讲》，《通讯室》、《红旗丛书》等刊物。沔阳的《赤色恐怖》、

《光明之路》、《萌芽》；宜昌的《灯路》，江陵的《轨道》；钟祥的《学

生周刊》；巴东的《县委通讯》；当阳中心县委的《时事新闻》；巴兴

归县委的《支部生活》、《新同志训练大纲》等小册子，也陆续编印。

随着苏区的形成，出版发行工作由秘密而变为逐渐公开，刊物印数也

日益增多。1930 年，特别是 1931 年，报刊发行更为突出。其中主要

的有湘鄂西特委的《斗争》、中央分局的《红旗日报》及其副刊《布

尔什维克周刊》和《捷报》；省苏的《工农日报》、省苏秘书处的《湘

鄂西苏维埃三日刊》，省委宣传部的《洪湖日报》和《红旗》旬刊；

省军委政治部的《红星报》；红三军政治部的《红色军人》；省总工会

的《湘鄂西工人》；反帝大同盟的《反帝五日刊》；省团委的《列宁青

年》；军医部的《医院小报》等 20 余种。此外，苏区的中心县的县委、

团县委和苏维埃政府均有机关报，如石首的《石首报》、《石首红色青

年》，沔阳县委的《红潮日报》、《红旗三日报》，县苏的《群众报》等。

当阳中心县委办有战斗捷报《游击队的先声》。少数区委亦有小报，

如《京山》、《洪湖》、《潮湖》等等，报纸大多图文并茂。《湘鄂西苏

维埃三日刊》第 5 期起，每期附画一张。除《红旗日报》等少数报纸

为石印外，大多为四开两版直书式的油印报。印数一般每期为 500 至

800，有的达一二千份。各刊均设编辑委员会，并聘特约通讯员。稿

件一经采用．即发给拍纸簿，铅笔等，以示鼓励。1931 年 4 月后，

省级报刊由原来的赠送改为向邮局订阅，但对白军仍继续免费散发。

报刊内容主要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报道国内外大事，红军胜利消

息，根据地人民的火热斗争以及白区人民痛苦生活。彭国材 193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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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的《洪湖血史》，在沔阳县委的《红潮日报》上连载后，1931 年

底，省苏《工农日报》加以转载（谢觉哉同志关于湘鄂西报纸工作回

忆》1982 年湖北《新闻史料》第一辑），省委宣传部编印的《红旗》

（旬刊）、《俄国国内战争缩影》、《党内教育训练》、《苏维埃小书》、

《湘鄂西土地农民问题汇刊》等小册子，以及红三军印刷散发的标语

传单、小册子，为数不少，都是对苏区军民进行政治教育的好教材。

省印刷局，属湘鄂西经济部领导，设在瞿家湾。其前身，系联县

政府秘书处印刷科。印刷局有工人近 20 人，石印机 8 台，承担印刷

文件、通告、课本、信笺、传单、纸币和报纸的任务。有的县，亦有

相应的印刷机构。

洪湖苏区开设了书店。1931 年 6 月以后，为了纪念湘鄂西革命

根据地创始人之一周逸群，决定将省、县两级“列宁书店”更名为“逸

群书店”，出售书籍，文具、纸张。从上海等地带来的《共产党宣言》、

《社会意识大纲》、《资本论》、《列宁主义》、《法国巴黎公社》、《苏俄

十月革命感想》、《马克思》、《列宁》、《李朴克内西》、《卢森堡》、《斯

大林》及《列宁故事》等书籍，以及本地石印、油印的《洪湖渔歌》、

《红色政权的宪法大纲》、《土改法》、《红军读本》、《列宁小学课本》、

《工农三字经》等书刊共计数十种，均在书店出售，为宣传马列主义

和党的方针政策，提高苏区人民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作出了贡献。

三、卫生建设

在残酷的战争中，为了救死扶伤，保护和提高部队的战斗力，苏

区党和政府克服重重困难，利用逆产、民房和山洞，在较稳定的赤区，

先后办了规模不等的医院。较具规模的红军后方医院，分布在石首、

监利、沔阳、汉川、潜江、鹤峰、五峰、桑植、咸丰、巴东、兴山、

房县、当阳、宜城等县赤区，达 15 处以上，收容伤病员多者达 8000

余人。此外，还有随军的野战医院、团卫生队，伤残军人休养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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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县、区、乡医疗单位，形成以红军后方医院为中心的苏区医疗系统。

早在 1929 年 2 月，段德昌带领监沔游击队进驻沔阳的狮子河李

家墩时，就抽调 3 名药铺店员出身的战士成立了一个卫生队。4 月，

鄂西特委在剅口建立了洪湖医院。与此同时，石首县委亦筹办了为游

击队服务的医院。以后，周逸群将石首军医院改为鄂西红军医院。并

先后从峰口、仙桃、监利、郑道湖等地聘请一批医术较高明的医生，

充实了军医院的技术力量。红六军成立后，军医院又得到了发展。红

二军团组成时，贺龙调集医务、管理人员 40 余名，拨专款 2 万块光

洋，骡马 40 余匹，装备了红二军团的随军总医院，委张典武为院长。

1930 年 10 月，湘鄂西第二次工农兵贫民代表大会颁布的《优待

红军家属及抚恤伤亡实施条例》，规定“各县政府应开办伤兵医院，收

容受伤红军战士”。此后，苏区各地医院有了较大的发展。鄂西红军

医院扩大到 8 个诊所，分设于石首冯家潭附近 8 个湾台中，设有两台

显微镜和简单的外科手术器械。医务工作者和管理、勤杂人员近 300，

容纳伤病员 3000。1931 年 2 月 1 日，医院遭白军焚毁，损失较大，“数

千伤兵无医疗治”（《湘鄂西特委三月二十日给济时同志信》，1931 年

3 月 20 日）党和政府旋即选择沔监交界的湖滨地区，建设后方医院

群。其中，瞿家湾设第一、二医院，一收轻伤，一收病员；柳关设第

三、四医院，皆收伤、病员；邓家庙设总医院，治疗重伤病员。为加

强卫生工作的领导，省军委会成立后，便设立军医部。部长李谷生，

政委赵治东，政治部秘书代理主任张声明。下设医务、药料、经济。

管理 4 个科。不久，对后方医院的布局作了调整。第二医院设沔阳狮

子河新墩（今属洪湖县）院长毛健湖；第三医院（中医）设监利的柳

关；院长李云龙；第四医院设沔阳的柳沟（后迁汉川、潜江），院长

李醉白；第一医院（又称总医院），设在邓家庙，院长由军医院长兼

任。另外，在柳关设伤病员收容站，站长宋景远；在瞿家湾和沔阳的

西湖（今属洪湖县）设伤残军人休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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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最大、设备齐全的邓家庙医院，座落在洪湖西部 4 个毗邻的

小岛上，环境幽静，风景宜人。它是由洪湖医院发展而来的。1931

年秋，苏维埃政府组织群众，拆除祠堂、庙宇，以其砖瓦、木料修建

医院，并集中泥瓦工、木工突击施工。仅花 40 天功夫，建成了一栋

两层、有 20 余间的院本部楼房，内设药房、消毒室、图书室、军医

讲习所课堂，还修建了手术室、诊所、传染病室、职工宿舍、食堂、

红军戏台以及一条宽 4 米、长 500 米的砖面大道，大大地改善了医务

工作和生活条件。医院设医务、药料、经济、管理四科和一个保卫队。

全院 4 个诊所和一个传染病室，可容纳相当数量的伤员。瓦庙集战斗

下来的 2000 多伤病员，大多数在此治疗。其医疗技术，能取体中异

物、去腐骨、截肢、结扎和缝合血管等。医务人员分早晚两班，每人

每天至少工作 12 小时。平日，每个护士看护伤员 30 名，战时得护理

80 多人，并以“伤口好得快，出院归队快”为口号，开展护理竞赛。还

利用洪湖的丰富水产，调剂伤员口味，改善医院的生活。这所总医院，

还开设军医讲习所，为红军培养了医生 70 余名，护士 200 多人。

在湘鄂边，军医院、收容站也先后建立。早在 1930 年 2 月，石

门县游击队在鹤峰锁坪大围建立了红军游击大队后方医院。二军团抵

达后，设军医院于走马坪。1931 年 3、4 月，又先后于平山、燕子和

留驾等地设置了湘鄂边军医院及其收容站。1933 年 3 月，返回湘鄂

边的红三军，也在红坪建立过军医院。其他根据地如鄂西北、巴兴归

及襄枣宜所属各县。也先后设立了类似的军事医疗机构。

各军医院的医生，大多数是党组织从外地聘请来的，也有奉党之

命，离别父母和妻室儿女，冒着生命危险从上海、武汉等大城市来的。

此外，还有少数起义和被俘的国民党军医官。军医部长兼第一医院院

长李谷生，内科主治医生章本之，第二医院院长毛健湖等，其熟练的

医术，在湘鄂西医学界享有盛名。党组织还从治愈的伤员中挑选党员

留院当干部，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在医务人员中发展党员，提拔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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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动了医务工作者的革命积极性。

为了战胜由于敌人封锁而造成药品、器械奇缺的困难，党组织和

医务工作者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各地医院发扬自力更生的精神，

以“土”代“洋”，用竹子做镊子、软膏刀，杉木板做正骨护木，木盒代

替注射方盘和大小便器，漂白的土布代替纱布、绷带，猪油代替凡士

林，食盐、石灰水代替酒精消毒，布袋、土罐当药包、药瓶，消毒的

棉花，剃头刀及汽灯代替药棉、手术刀和无影灯。周逸群把段德昌从

前线捎给特委机关的 5 斤食盐交给第一医院，代替酒精给伤员洗涤伤

口，住院数百名伤员闻特委机关因此而几天没吃上盐时，无不为之感

动。各医院拜群众为师，广采中草药近百种，对治疗陈旧性伤口及化

脓、痢疾、肠炎、痢疾、伤风感冒等疾病，起了显著的作用。与此同

时，积极利用各种关系，通过各种渠道，到白区购取药物及医疗器械。

鄂西联县政府在石首创办医疗仓库，常派十余名干部进入白区采购药

物，统一分配给军医院和地方医疗单位。沔阳县委在段德昌指导下，

派人在汉口日租界三元里设华美医院作地下联络站，为红军购买了大

批西药和器械。秭归县党组织在香溪的利安客栈和在牛口设的红顺杂

货店，均为游击队采办、转运了不少药品。在房县及天门，曾通过美

国、比利时的传教士，先后弄到了相当数量的医械与药物。此外，红

军战利品中的医药物品，也是红军医院物资的重要来源。襄阳二区赤

卫队截获敌五十一师货船时，将没收的凡士林、鱼肝油等大批西药全

数送交红军医院，红七师攻打汉阳黄陵矾敌钱大钧部时，缴获敌卫生

队全部药品、器械，也悉数护送至瞿家湾交红军医院。这些物品，大

大缓和了军医院药品供应紧张的局面。

红军医疗机构既重视伤病员的治疗，又关心部队的卫生防疫工

作。《连政治委员工作须知》中详细规定了饮食、衣物、居住等个人

和环境卫生要求。《医院小报》刊登《游泳安全歌》和《部队卫生十

要》，要求环境清洁，不喝生水，防止伤风，注意中暑，勤换衣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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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灭蚊子臭虫，按时剃头，解溲入厕，有病快治和掩埋敌尸。这些宣

传与措施，提高了指战员的健康水平。

军医院除了治疗部队伤病员外，积极热情地为根据地群众免费防

病治病。1931 年 8 月，为战胜水灾和预防瘟疫，红军医院与沔阳民

间医生结合，组织水上医疗队，用 5 只水船载医务人员和药品，巡诊

洪湖，每天平均诊治伤病灾民 300 余人次。老中医孙光浩和护士李枚

先后因翻船和敌船攻击而壮烈殉职。邓家庙医院春天给当地孩子种牛

痘，夏天给群众赠送防暑药物，并多次用进口贵重药品抢救了不少泌

尿结石、下疳等急诊病人。在鹤峰，二军团军医王希、锁坪红军后方

医院负责人陈树人等，深入高山密林，为山区群众治疗疟疾和各种常

见病多发病，效果显著。在桑植，由于红军医生的防治，使常年不断

的天花、疟疾，肺病、麻风和寄生虫病，大为减少。

此外，军医还为群众医治家畜。独立团长王炳南运用祖传医术，

热心替群众诊治猪瘟，药到病除，被群众誉为“驱瘟神”。红军医务工

作者这些救死扶仿和为群众办好事的行动，深受苏区军民的热情赞

扬，大大加深了军民的鱼水情谊，

在地方，医疗机构归互济会管理。1930 年秋后，各块根据地的

多数县，先后设立了县医院、区卫生院和乡卫生站。其中沔阳、石首、

监利和鹤峰的县、区、乡间，基本上形成了地方医疗卫生网。1931

年春在鹤峰的板栗、五里坪建立的联县政府医院，规模较大。一般地

说，县级医院除有少数西医外，大多为中医师，区、乡则多属民间医

师。由于药物奇缺，对于常见病，均由医师诊断开处方，病者迳至药

店抓药服用。苏区政府还鼓励民间医师开业，为民治病。为增进群众

健康水平，苏区政府规定“保护孕妇、产妇、保育婴儿”，“禁止巫医

马脚”，提倡“民众卫生运动”，带领群众修建饮水码头、公用厕所，

打扫卫生，并开展禁止出售和吸食鸦片的运动。这些措施，起了保障

苏区群众身心健康的积极作用。

320

第八章 湘鄂西根据地的丧失和红三军

在湘鄂川黔边坚持游击战

第一节 湘鄂西省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召开，

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全面贯彻

1932 年 1 月 9 日，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控制的中央作出了《中

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提出了红军夺取中

心城市，和在白区普遍武装工农、各企业实行总罢工等许多冒险的决

定。这时，夏曦领导的湘鄂西中央分局，为了贯彻上述决议，于 1932

年 1 月召开了湘鄂西省第四次党代表大会。

这次代表大会是在洪湖苏区召开的（一说在周老嘴，一说在瞿家

湾，待考）。会议从 1 月 22 日开始，至 30 日结束。到会代表共 127

人，代表 2.2 万多党员（包括军队中党员 2563 人）。代表中，县、市

委占 14-20%；区委、团委占 50-60%；支部占 l0-30%；各组长及一般

党员占 10-20%。所代表地区，苏区占 56%；军事企业 5%；白区 7%；

失败区 17%；红军 5%。大会主席团成员为杨光华、杨成林、万涛、

崔琪、贺龙和夏曦等 9 人。

自湘鄂西中央分局成立以来，执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各项政

策，使湘鄂西的工作产生严重错误。许多代表希望通过这次大会来改

321

变这种状况。1 月 22 日下午，夏曦作了长达 6 个小时的政治报告。

在讨论这个报告时，代表们对夏曦到湘鄂西苏区半年多来的工作，提

出了严厉的批评。其内容主要的还是 1931 年 11 月省委扩大会议上提

出的红九师北上、江南失守及红三军向襄北发展的责任问题。在讨论

中，万涛、潘家辰等对夏曦的错误提出了批评，“代表着地方干部的

正确意见”（贺龙《回忆红二方面军》，见《近代史研究)1981 年第 1

期）。这些意见概括起来，就是要从实际出发制订符合湘鄂西苏区具

体情势的斗争策略，对工作中的问题和不同意见，要分清是非，作出

恰当的结论。这些意见得到绝大多数代表的响应，先后对夏曦提出批

评的就达 70 多人（贺龙《回忆红二方面军》，见《近代史研究)1981

年第 1 期）。然而，夏曦从“左”倾冒险主义和宗派主义出发，极力否

定万涛、潘家辰等人的正确意见。大会进行到第三天，省委派到中央

汇报工作的尉士筠，偕同中央派来参加湘鄂西中央分局领导工作的关

向应到达后，会议的情况便发生了 180 度的逆转。尉士筠原是省委派

到中央汇报湘鄂西党内争论问题，请求中央解决的。中央听取了尉士

筠的汇报后，从“左”倾冒险主义立场出发，否定万涛等人的意见．决

定给夏曦以更有力的支持。为此，派关向应来湘鄂西参加中央分局的

领导工作，并担任红三军政治委员的职务。尉士筠在中央“左”倾冒险

主义的影响下，改变了自己原来反对夏曦错误时所持的观点，回来后

在大会上就争论问题作了发言，极力为夏曦的错误辩护，指责万涛、

潘家辰等人。接着，关向应向大会传达了中央的指示，把万涛、潘家

辰等干部对夏曦工作中一系列错误所提出的批评意见，说成是“反国

际、反中央正确路线”，是“对中央分局进行反党的派别活动”，是“反

中央、反国际的小组织活动”，等等。一听这些发言，“潘家辰气得当

场晕倒”。“第四天，会场上的空气就大不相同了，反夏曦的目标已转

到潘家辰身上。”夏曦历举潘家辰的种种“错误”，是“反国际、反中央

路线的潘家辰路线”；说“万涛不承认自己的错误，是报复主义”和“对

322

潘家辰一贯调和”（《庄东晓关于湘鄂西的报告》1934 年 1 月 25 日）。

在“左”倾中央所作“结论”的压力下，临时省委的杨光华、崔琪和

彭之玉等负责人作了拥护中央指示和支持夏曦的发言。大多数代表慑

于中央的结论，不再批评夏曦。而且，有一部分人转而跟着夏曦反对

万涛、潘家辰。这样，大会就接受了夏曦所作的政治报告的结论。结

论的错误是明显的：首先，它肯定了中央分局成立以来执行的错误政

策是“真正的国际路线的转变”所取得的“成绩”，是所谓“纠正立三路

线”的“成就”。其次，指责万涛、潘家辰等是“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者”、

“立三主义者”、“邓中夏的信徒”一部分人是“阶级敌人”；-部分是“对

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没有正确的了解的人”。说万涛等人一是为了

改变中央分局和省委关于九师行动的决议，助长军事冒险行动；二是

要团结一部分“反党分子”，“利用中央分局的部分错误，作复仇的斗

争”，“企图使临时省委和中央分局对立，动摇党和红军的领导”，“完

全是反党活动”等等。结论充分认定中央分局执行王明“左”倾冒险主

义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全盘否定周逸群、贺龙等所代表的正确方向。

这样，大多数人的不同意见，便被夏曦等少数人在破坏了党内民主的

情况下，以代表大会的名义和声势压下去了。

接着，大会通过了《政治任务决议案》、《土地、经济及财政问题

决议案》以及《职工运动决议案》等文件。这些决议均经中央分局批

准，因而，“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指导方针得以全面深入地贯彻。《政

治任务决议案》说：“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已经转变到有利于工农

方面了。现在革命形势的特征，是反帝潮流与土地革命的汇合，是农

民运动与城市反帝斗争日益开展与配合；工人运动的向前发展，更将

推动这种发展的形势，而走到武装暴动的道路。而且各个苏维埃区域

走向汇合的形势，已经造成了包围南昌、吉安、武汉等主要和次要的

大城市的形势，造成了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优越条件。因而

过去不占领大城市的策略，现在不同了”。要“扩大苏区，将零碎苏区

323

联系成整个的苏区；利用目前顺利的政治与军事的条件，争取一、二

个重要的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是放在党的

全部工作与苏维埃运动的议事日程了”。大会完全接受了中央“左”倾

冒险主义对政治形势的错误分析，并积极推行中央下达的具体任务，

即：“在大江以北，应以鄂豫皖区为中心，而将皖西北、鄂东、鄂豫

边、湘鄂西苏区联系在一起，造成威胁武汉、长江上下游及平汉铁路

的形势”（《中共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

议》．1932 年 1 月 9 日）。上述的大会决议规定，湘鄂西苏区发展的

方向是：“（一）、必须向着汉水流域发展，首先与鄂豫皖及鄂北苏区

打成一片，以汇合成为长江北岸苏维埃运动的中心；（二）、与湘鄂赣

打成一片，以造成包围武汉、长、岳的形势；（三）、恢复江右政权是

实行此任务之重要部分，绝不能因为向北发展而减弱恢复江右政权的

迫切任务；（四）、发展荆当远、松枝宜、巴兴归、公安、石、藕这些

区域之农民战争，以包围宜沙，以与五、鹤峰及房均苏区联成一片；

（五）、加紧武汉、长、岳、宜、沙之工人运动及武长路、京汉路、

长江襄河之交通工人中的工作，应城、长阳矿工中之工作，发展这些

区域之士兵运动，以与红军胜利相配合”。决议再一次肯定了 1931 年

提出过的所谓以最大努力和鄂豫皖苏区打成一片，争取京汉路，会师

武汉的方针，并把它作为湘鄂西苏区的基本发展方向。大会后的各项

工作，尤其是红三军的军事行动，完全是按照这个冒险主义的方针进

行的。

在《关于土地经济及财政问题决议案》中，重申了中央分局于

1931 年 5 月作出的《关于农民土地及反富农斗争问题》的决议，要

求继续贯彻“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和“彻底平分土地”的“左”倾政

策。决议在回顾半年多来土地革命路线的执行情况时，继续否定原湘

鄂西特委所领导的土地革命，要求大力贯彻“左”倾方针。决议说：“湘

鄂西土地的平均分配，还没有完成，据不十分精密的统计，没有平均

324

分配土地的：监利有百分之三十，江陵有百分之六十，汉阳有百分之

五十，汉川有百分之四十，天门只分了三乡，沔阳、潜江、江南不详。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或者是还保存在原佃农手里，或者还保持以前富

农路线时代的状态，富农土地只是没收了出租的一部分，其他部分还

役有动，这是非常严重的错误。固然，水灾给了分配土地以障碍。但

在水灾后还没有严重的提出这个问题，这依旧是富农路线的残余”。

决议要求；老苏区继续彻底平分土地，新苏区没收地主、富农的一切

土地，除地主、富农不分土地外，同样将土地彻底平分。决议案确定

的阶级路线为：“党和工人阶级依靠贫农，联合中农，与富农作坚决

斗争”。这显然是与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相违背的。

大会通过的《关于职工运动决议案》，也历述了分局成立以来所

谓“反立三路线的成就和缺点”，规定了过高的职工运动的任务。决议

说：“依照湘鄂西目前的情况，工人群众最大部分是因为水灾而失业

了，所以现时工会工作最中心的问题便是领导灾民向外斗争。各级工

会必须派遣自己的积极分子去领导广大的灾民到白区去，为着夺取地

主资产阶级的粮食而斗争。发动白区工人罢工、游击战争一直引导到

为了建立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省总工会党团必须以最大努力建立

武汉、宜昌、沙市、岳州、长沙、平汉路、武长路、应城盐矿及汉长、

汉宜轮船工人……的职工运动。这是湘鄂西苏区工会之最巨大的任

务”。这些规定，都是为了实现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这一总任务而提

出来的。它的执行，将使苏区工商业、手工业遭到进一步的破坏。有

些灾民到白区后，不论地主、富农或一般农民的粮食财产，统统没收，

造成了严重的赤白区群众间的对立。白区的工人运动，也出现了盲动

主义的错误。

大会在中央分局的领导下，选举了正式的湘鄂西省委。委员为杨

光华、杨成林、崔琪、周小康、段德昌、彭之玉、万涛、贺龙、夏曦

等 19 人，候补委员为张宗理、蓝育才、张孝桂等 6 人，监察委员为

325

刘革非、马武、鲁易、候蔚文等 9 人。“1 月 29 日省委第一次全体执

委会上分工：以杨光华、杨成林、万涛、崔琪、少共书记 5 同志组成

常委，并决定杨光华为书记，万涛为宣传部长，杨成林为组织部长，

马武为政治保卫局局长，张孝桂为妇委书记，其余同志担任红军及地

方工作”（《湘鄂西省委给中央工作报告》1932 年 3 月）。

湘鄂西省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和上述决议的通过，使湘鄂

西党内自从红三军主力返回洪湖苏区后，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争论告

一段落。从政治上、组织上巩固了“左”倾冒险主义在湘鄂西苏区的领

导地位，为全面贯彻“左”倾错误制造了条件和声势。

大会后，湘鄂西党内在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旗号下，开始了残酷

斗争、无情打击的“反倾向”斗争。各级党、团组织层层召开各种会议，

批判所谓“对革命形势估计不足，对洪湖悲观失望”的各种“右倾机会

主义倾向”。批判万涛的所谓“企图用两面派的手段和括弧内左的词

句，来掩盖他右倾的实质，反对中央分局正确领导的错误”（《湘鄂西

团三次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1932 年 4 月 3 日）。要求党、团员揭

露所谓潘家辰的“右倾机会主义政纲和一贯反对中央正确领导的阴

谋”（《湘鄂西团三次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1932 年 4 月 3 日）。长

期以来，潘家辰对王明的宗派活动及其把持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深为

不满。来湘鄂西苏区任省委巡视员以后，多次批评夏曦工作中的错误，

并提出“发展根据地要有钱、有人、有粮，波浪式推行”的主张。这些

意见并非错误，但被夏曦说成是“右倾机会主义政纲”遭受了无情的打

击和迫害。湘鄂西党的“四大”后，中央分局全面贯彻“左”倾错误方针、

政策，给湘鄂西革命事业造成了难以估计的损失。

第二节 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严重危害

和第四次反“围剿”斗争的失败

326

一、湘鄂西根据地第一次反“改组派”的斗争

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湘鄂西苏区的突出表现之一，就是自

1932 年 5 月开始，先后发动的 4 次大规模的反“改组派”（改组派是二

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的国民党派系之一，1927 年“七·一五”反革命

政变后，武汉汪精卫的国民党和南京蒋介石的国民党合流。汪精卫、

陈公博等不满蒋介石独揽权力，1928 年底在上海成立“中国国民党改

组同志会”，形成了国民党中的“改组派”。）的斗争。

湘鄂西省党的“四大”后，中央分局、省委及省苏维埃政府机关以

及有关后方机关，自周老嘴迁回瞿家湾。这里的物资供应，交通条件

都比以前改善，是重要的战略据点。如能从实际出发，开展斗争，前

景是乐观的。然而，以夏曦为代表的中央分局，同其他根据地的情形

一样，推行“左”倾中央的宗派主义干部政策，把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

与改组派联系起来，“把一切因为错误路线行不通而对它采取怀疑、

不同意、不满意、不积极拥护、不坚决执行的干部，一律戴上各种各

样的大帽子而加以‘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1945 年 4 月中共中央扩

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时，党中央的决

议说：“在立三路线的统治下，在各苏区内的党实际上执行了十足的

富农的机会主义路线。地主的土地，实际上并没有完全没收。所有土

地革命的果实，也完全落到了富农的手里。党、苏维埃与职工会等机

关也很多为地主富农分子把持着，执行着他们的意志”（《中央关于同

苏区反革命团体斗争的决议>，1931 年 9 月 20 日）。并多次发来指示，

把湘鄂西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笼统地说成是“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

动，是“机会主义的两面派”，是对党中央、对国际路线的“进攻”，硬

说湘鄂西苏区内部隐藏着不少“反革命派别”，湘鄂西党“应该有计划、

有系统地进行肃反工作”，“要在党内斗争中加紧反对机会主义”，立

即破获这些“反革命派别”。与此同时，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搞的所谓

327

“肃反”经验和中央苏区“富田事变”的教训等，被当作正确的东西不断

传到了湘鄂西苏区。中央分局把这些“指示”和“经验”硬套于湘鄂西苏

区。湘鄂西省军委主席团于 1932 年 4 月发出的《改造红三军的训令》，

就这样写道：“中央苏区的富田事变和红四军（指鄂豫皖的红四方面

军——编者）肃反的教训，很严重地教训了我们，各种反革命的派别，

如改组派、AB 团、第三党、取消派、托洛茨基派、罗章龙右派，他

们总想打入红军和破坏红军，······”我们必须估计到反革命分子在部

队中的捣乱”。这就是说，湘鄂西苏区不但到处有“反革命”，而且有

庞大的“反革命派别”和“反革命团体”。从这种错误估计出发，中央分

局认定：反革命“加紧活动最明显的是去年省委扩大会议”上，反革命

派别“向国际路线的中央分局进攻”中，“有一小部分的老党员、老干

部变成了反革命派别的中坚”（《关于同湘鄂西反革命团体斗争的决

定》．1932 年 6 月 19 日）。在这种错误思想指导下，加紧“肃反”的部

署，大造反“改组派”、反“第三党”（第三党是大革命失败以后，由邓

演达等国民党左派分子在上海组织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

的别称，他们反对蒋介石控制的国民党，同时也不赞成中国共产党的

政策。但其主要倾向是反对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统治。1931 年 11 月，

邓演达被蒋介石杀害。后来，第三党先后改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

员会和中国农工民主党，1949 年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

会议，是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参加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民主党派

之一）的舆论，组织上改组了省政治保卫局，成立了肃反委员会和革

命军事法庭。紧接着便发动了大规模的反“改组派”的运动。

第一次反“改组派”的斗争开始于 1932 年 5 月，其时，国民党集

中 20 个团的兵力“清剿”汈汊湖。天汉县军事部副部长杨国茂率部击

溃敌张锡侯营并将其包围于小里潭，张答应于次日投降。杨国茂以为

敌已是瓮中之鳖，同意于次日受降。不意次日清晨，敌人大批增援部

队在飞机配合下，从皂市和崔家横堤向红军反扑。战斗中，红三军捕

328

获了敌营长张锡侯。中央分局领导人怀疑杨国茂有意纵敌，显系与敌

勾结，便授意保卫局严讯张锡侯。在酷刑逼供下，张锡侯诬供与杨国

茂有勾结，密谋于 5 月 18 日在红军和游击队中发动暴乱，等等。据

此，分局认定杨国茂为“改组派”，不许本人申辩，即予处决。接着又

轻信口供，按敌俘提供的线索继续捕人。由于政治保卫机关一开始就

实行逼、供、信的错误方针，采取诱供、逼供、指名问供和种种酷刑

审讯，结果，被捕者屈打成招，乱编“供词”。肃反人员不经调查、甄

别，便以此作为定罪和继续捕人的根据。这样一人被捕，多人受到株

连，所谓的“改组派”分子，一下子就多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

负责肃反工作的各级肃反委员会以及政治保卫局，有独立的工作

系统，凌驾于党委之上，不受各级党委的监督。只要分局个别领导人

决定，就可以捕人、杀人甚至捕杀高级干部。这样，“肃反”中的错误

更难于制止和纠正，株连的人数愈来愈多，范围愈来愈广，几乎遍及

苏区的党、政、军机关。1932 年 7 月 8 日，夏曦给中央的报告中说：

“自省四次代表大会后，我们对于肃反已有相当注意。五月间开始在

天汉县（汉川之北、天门之东的区域）破获，继在三军八师破获，以

及破获三军中全部反革命组织，又因此线索破获全苏区整个反革命组

织。现在可以说，反革命的全部组织已经破获”。还说：“肃反”已成

为湘鄂西党“最紧迫最突出的任务”。

所谓不到两个月便“破获全苏区整个反革命组织”的这一“奇

迹”，其实就是推行错误的肃反政策和宗派主义干部政策的恶果。湘

鄂西省委的一份报告（《中共湘鄂西省委关于湘鄂西具体情况的报

告》，1932 年 12 月 19 日）在详细记载第一次反“改组派”和“成果”时

说，湘鄂西党、政、军各级负责人中“十分之九是改组派”。在省委常

委中，“反革命”就有两人，另一人值得“怀疑”。省委机关中，组织部

从干事到部长，是“清一色的反革命”；宣传部几个部长都是“反革命”；

秘书处两届秘书长也是“改组派”。团省委除书记和两个工人外，都是

329

“反革命”，宣传部、组织部的知识分子干部都是“改组派”。省总工会

两届委员长、《红旗报》社的大部分、省苏维埃主席团大部分、所有

部长除一个工人出身和一个调到政治保卫局以外的、省反帝大同盟和

省互济会的党、团书记都是“改组派”。沔阳县委、江陵县委、川阳县

委、天汉县委和天潜县委委员全部都是“改组派”；监利县委、江南县

委除书记以外，潜江县委除书记为嫌疑外，其他委员都是“反革命”；

京山、荆门、云孝县委书记是“改组派”；宜昌特委全部，襄北特委除

一个为嫌疑外，也都是“反革命”。在红三军中被认为“反革命”的有一

个军参谋长，一个师长，一个师政治委员，3 个师参谋长、3 个师政

治部主任，以及一批团长、政委、参谋长。认为营长中“改组派”占大

多数。从这份错误的《报告》看来，湘鄂西苏区党、政、军机关中的

“改组派”分子简直多如牛毛，俯拾皆是。中央分局从这些错误的事实

出发，进而作出了荒谬的结论，说：“反革命在红军中有军委、师委、

团委、支部；在地方上有省委、特委、县委、区委、支部。一般是与

我们的组织相同，而且多半他们的某级委员会，就是我们的某级委员

会。这是采取不容易发现的办法”（《中共湘鄂西省委关于湘鄂西具体

情况的报告》，1932 年 12 月 19 日），把湘鄂西的各级党的组织诬陷

为“假共产党之名的反革命团体”，因而先后作出了解散一批县委会的

决议。

对于湘鄂西苏区在“肃反”中的错误，王明“左”倾错误占统治的中

央却一再表示支持。中央于 1932 年 8 月 5 日给湘鄂西中央分局和省

委的指示中说，“湘鄂西党在这次肃反中所执行的路线一般是正确

的，”所以在肃反中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一。还说，湘鄂西“对于两条路

线的斗争还非常不够，许多斗争不过停留在机关里，而没有能够在斗

争中加强肃反工作的进行，甚至对有些可疑的反革命分子，敷衍了事”

（《中央为肃反问题给湘鄂西中央分局、省委的信》，1932 年 8 月 5

日）。这就促使错误愈演愈烈。后来，行军中掉队的，被视为“反革命”；

330

几个人在一起开会，被视为进行“反革命密谋”；两三个人在一起说话

或一块走路，被扣上“兄弟团”的帽子；两三人在一起吃东西，被扣上

“好吃会”的罪名。两三人同行，只能互相监视，不能说话；睡觉时要

背对背，谁也不能理睬谁。这就在革命队伍里形成了一种怀疑一切，

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

第一次反“改组派”中，湘鄂西苏区党、政、军各级干部被捕的达

“千余人”（《湘鄂西中央分局报告》，1934 年 9 月 15 日，但据贺龙的

《回忆红二方面军》（见《近代史研究》．1981 年第 1 期），仅在洪湖

就错杀了 1 万多人），其中，先后被杀的主要干部有：湘鄂西省委常

委、省军委主席团委员万涛；湘鄂西省委委员、湘鄂边特委书记周小

康；省委委员、分局巡视员尉士筠；湘鄂西省委候补委员、宜昌特委

书记张宗理；省委监察委员、湘鄂西苏维埃工农监察委员会副主席侯

蔚文；省监委委员、省苏维埃副主席刘革非；省委委员、省苏维埃政

府党团书记彭之玉；省委巡视员潘家辰；湘鄂西省工会党团书记张昆

弟；湘鄂西银行行长戴补天；省保卫局副局长彭国材；省苏维埃财政

部长王恩平；省苏维埃经济部长许栩。红三军中的主要领导干部有军

参谋长孙德清和汤慕禹；军政治部主任柳直荀；七师参谋长赵奇、周

荣光（周是赵奇被捕后派任的）；八师师长段玉林、参谋长胡慎已、

政治部主任戴君实、周子服（周是戴君实被捕后派任的）；九师参谋

长张应南、胡悌（胡是张应南被捕后派任的），政治部主任刘鸣先、

吴凤卿（吴是刘鸣先被捕后派任的）；教导二师政委涂美中等。这些

受到错误处理而被诬害的干部，都是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和红二军团的

创建人和领导骨干。他们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忠心耿耿，出生入死，

曾立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他们的被诬害是革命力量的重大损失。

二、鄂西北和巴兴归根据地的丧失

湘鄂西党的“四大”以后，革命形势急转直下。不到一年时间，

331

整片根据地丧失殆尽。这是敌军发动第四次“围剿”和湘鄂西党内在政

治上、军事上贯彻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恶果。

在根据地建设方面，中央分局积极贯彻所谓“在反富农斗争中改

造党和苏维埃”的方针，推行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把一些怀疑、抵

制“左”倾冒险主义和非劳动人民出身的知识分子干部，都作为“右倾

机会主义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而加以排斥打击。同时，大批提拔

盲目服从和积极执行“左”倾错误政策的干部，因而使“左”倾错误滋生

繁衍。如在土地革命中，全面推行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彻

底平分一切土地”（《土地问题及反富农斗争的决议》，1931 年 5 月 14

日）的错误作法，一度实行了将富农驱逐出境和肉体消灭地主的过左

政策。在“左”倾方针指导下，根据地内严重地侵犯中间阶级的利益，

破坏了农业生产，破坏了工商业，使根据地盼经济陷于困境。是时，

洪湖苏区水灾之后，人民生活异常困苦，苏维埃政府财政枯竭，红军

和大批党、政工作人员的生活来源，全靠红军、游击队打土豪维持，

局面已经十分严重。“左”倾错误政策却仍在大力执行，破坏了同广大

中间阶级阶层的联系，扩大了打击面，孤立了自己，直接影响了群众

的生活和斗争的情绪。

这时，湘鄂西中央分局，为了加紧实现中央关于“夺取一省或数

省首先胜利”的冒险主义计划，企图迅速地与“鄂豫皖苏区联成一片，

造成包围武汉”的形势，命令红三军向北发展、扩大襄北苏区。并指

示鄂豫边省委和红九军配合这一行动。在红军作战的指导上，积极推

行“进攻的策略”。他们指责红三军的行动还没有“万分积极化”；责骂

主张红军在必要时进行灵活游击战的干部是“因循守旧”，“右倾保

守”。

1932 年 3 月，中央分局陆续发出了许多决议和通令。在连篇累

牍的文件中，把“九·一八”、“一·二八”以来国内形势的变化，以及阶

级斗争应当服从民族斗争的正确观点，斥之为“陈独秀主义”、“立三

332

路线”。教条主义地认为，彻底的反帝斗争，是实行列宁的“变帝国主

义战争为国内阶级战争”的口号。在这种脱离实际的认识下，不顾主

客观条件，一再要求与鄂豫皖联成一片，包围武汉，实现一省数省的

首先胜利。

对于“左”倾错误的军事作战原则，“红军中的干部和地方党曾经

进行过反复的斗争，但由于“左”倾路线占着统治地位，这些斗争同红

军取得的多次胜利，都未能挽救错误路线所造成的失败局面”（贺龙：

《湘鄂西初期的革命斗争》，载《星火燎原》第 1 卷），以致无法打破

敌人的第四次“围剿”。

正当洪湖苏区军民艰苦战斗的时刻，鄂西北苏区和巴兴归苏区由

于错误的领导而相继失陷。

1932 年 1 月，国民党五十一师三 0 四团，纠台均县、光化、谷

城、保康等县的地方反动武装，共 3000 人进犯房县。敌人虽然来势

凶猛，却有懈可击。曾进犯均房苏区的张连三部，在房县吃过败仗，

不敢轻举妄动，持观望态度，均、房两县民团虽有七八百人，但与国

民党正规军步调不一，各行其是；需要认真对付的是三 O 四团 1000

多人。而均、房两县苏区，纵横两三百里，得到土地的群众 45 万人；

群众武装约 1 万多人；红二十五师的两个团，加上均房游击队和群众

武装，完全可以打垮来犯之敌（《鄂豫边省委一年来工作的总结中经

验与教训》，1932 年 6 月）。正当军民同仇敌忾，准备予敌重创时，

鄂西临时分特委接到湘鄂西中央分局指示，要二十五师主力（即原红

三军教导团）立刻返回洪湖苏区，去执行“向襄北发展，与鄂豫皖打

成一片”的任务。教导团南下洪湖以后，鄂西北苏区武装力量严重削

弱。在敌人围攻下，根据地缩小了 2/3。1 月 15 日，均房苏区军政人

员在鄂西临时分特委书记柳直荀率领下，离开房县进入上龛，与敌周

旋了两个多月。4 月上旬，鄂西临时分特委率领红二十五师留下的部

分武装以及房县游击队和地方干部，撤退到兴山县新六区，和巴兴归

333

苏区的教导二师在木鱼坪会合。柳直荀将教导二师同鄂西北苏区红军

合编为红三军第四路游击队，共千余人，以胡悌为总指挥，胡云为政

委。改编后，队伍经远安、荆门和潜江撤到洪湖苏区，在监利周老嘴

编入红三军预备师。至此，鄂西北苏区斗争，由于没有留下武装力量

和坚持斗争的党员，而完全失败了。

这时的巴兴归苏区，自教导二师编入红三军第四路游击大队去洪

湖后，已没有主要的武装力量了。留在巴兴归苏区的地方干部，在县

委书记胡云本等领导下，坚持对敌斗争。为此集中了各乡赤卫队员

100 多人，20 多支枪，成立了川东游击大队，司令宋文明，政委胡云

本。但在敌人重兵进犯下，游击大队作战不利，便突围东下洪湖，以

寻找红军主力。途中，在龙门河、五池、九冲、木鱼坪一带与民团作

战数十次。后在彩溪遭敌阻击，作战失利，集结去洪湖的计划未能实

现。8 月 27 日，胡云本、宋文明被叛徒出卖牺牲，巴兴归苏区的革

命武装斗争遂告终止。

三、洪湖根据地的丧失

“九·一八、“一·二八”事件以后，日本加紧武装侵略中国。蒋介石

不顾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全力实施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

以 63 万的兵力进攻鄂豫皖、洪湖和湘鄂赣根据地。1932 年夏，蒋介

石在武汉组织了所谓“豫鄂皖三省剿匪司令部”，部署对苏维埃区域的

第四次反革命“围剿”。面对敌人的围攻，湘鄂西的各个根据地都曾给

敌人以沉重打击。但是，在所谓“向襄北发展，与鄂豫皖联成一片”

的战斗中，“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方面已开始贯彻。他们否认敌强我

弱这个基本的前提，要求红三军与敌人作战时，无休止地强攻硬打，

实行阵地战、消耗战，否认游击战、运动战。“只准打仗，不准修整；

只准打大仗、打硬仗，不要游击战争；只准打宜昌、沙市、岳州、武

汉，不准打小据点”（贺龙：《湘鄂西初期的革命斗争），载《星火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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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第 1 卷）。凡是不同意他们这种作战原则的，都被指责为“保守

主义”、“右倾机会主义”等等。在这种作战方针的指导下，红三军在

襄北地区的战斗虽然取得丁一些胜利，但自己损失重大，并日益陷于

被动局面。1932 年 3 月 31 日至 4 月 6 日进行的瓦庙集战斗，就是执

行这种错误作战原则的突出事例。

原来，自 3 月皂市战役之后，湘鄂西省军委计划先以红三军主力

在襄北争取不断胜利，给敌人以严重打击，然后回师消灭洪湖苏区内

部的白点，并抽调一部分兵力过江南作战，恢复江右政权。因此，调

七师过襄南去打击川军，并扫清苏区内部的白点。这时，敌四十一师、

四十四师、四十八师均向皂市、天门、杨家场、花台、柳河、钱家场

一带进犯。在敌人大举进攻面前，军委令红七师留一个团在天门张截

港保证襄河两岸交通，主力则向八、九师靠拢，准备在天门的灰埠头

和焚禁寺一带集中迎击敌人。然而，3 月 31 日，红七师尚未到达集

结地点，便于京山县的瓦庙集以西地区与敌遭遇。在 7 天 7 夜的阵地

战中，敌人先后投入兵力 2 万多人。红军前仆后继，顽强冲击，作战

十分英勇。襄北群众也在给养和后勤方面全力支援红军。但是，整个

战役只消灭敌人一个营，击落敌机一架，敌伤亡共计 2000 余人；而

红军伤亡也在 1400 人以上。

瓦庙集战斗，是一场拼消耗的战斗，有利于敌而不利于红军。这

时的洪湖苏区正值水灾后，70%的群众逃荒外出，兵员无法补充。在

这种困难处境里，集中红军主力与两倍于己的敌人作阵地战，徒拼消

耗，恰恰适应了敌人“集中优势兵力以吃掉红军主力”的计划。可是，

“左”倾冒险主义者不仅没有吸取瓦庙集战斗的教训，反而歪曲事实，

认为这次战斗没有能够歼灭敌人的主要原因，是红三军建设中存在着

的“游击主义”。1932 年 4 月，湘鄂西省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发布的

《关于改造红三军的训令》中，把红军的正当游击性当作“游击主义”

而加以反对，要求红军实行所谓“正规化”的建设。这一文件说：红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