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

（社会科学版）

ＨＵＡＮＡＮＬＩＧＯＮＧＤＡＸＵＥＸＵＥＢＡＯ

（ＳＨＥＨＵＩＫＥＸＵＥＢＡＮ）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主管

华南理工大学主办

编 辑 委 员 会

主 编：章熙春

执行主编：江中孝

副 主 编：陶韶菁（常务） 张乐平 潘宜玲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刘社欣 刘善仕 江金波 苏宏元 李石勇 吴国林

张卫国 张洪林 张彩江 陆 军 范家巧 周莉华

郑方辉 郑石明 钟书能 夏正林 徐 枫 徐维军

唐加福 唐孝祥 韩冬雪 蒋建国 蒋悟真 解丽霞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１年 １１月

第 ２３卷 第 ６期

双月刊 １９９９年创刊 目 次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主持人：章熙春

◎ 新中国史的叙事方式、问题把握与精神铸就 李 捷 （１）

◎ 科技自立自强思想的百年演进与时代价值 李胜会 戎芳毅 （９）

◎ 伟大建党精神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 “伟大建党精神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高端论坛综述 夏玲玲 （１７）

经济与管理前沿探索

◎ “份子钱”众筹的情感表达与习俗所迫

———基于社会网络理论的影响机制研究 刘志迎 田 卉 刘天翔 龚秀媛 （２２）

◎ 股票持仓集中度与基金选股绩效研究 于孝建 戴 宇 （３４）

◎ 银行业市场结构的经济影响

———基于文献综述 唐晶星 （４６）

责任编辑：邓泽辉 英文编辑：唐燕池 封面设计：杨 静

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期刊

ＲＣＣＳＥ中国核心学术期刊

全国高校社科精品期刊

法 学

◎ 专利法中利润剥夺的理论构造 杨雄文 马志伟 （５８）

◎ 冷链食品监管的法律问题 娄丙录 孙 宇 （６８）

◎ 夫妻忠诚协议的性质及其对内效力

———基于社会关系 “泛”契约化的一般认识 邹开亮 邰 帅 （７９）

◎ 跨国代孕中出生证明的承认规则 王 露 （９０）

公共管理

◎ 政治动员、政策资源与政策执行偏差

———Ｇ省欠发达地区人民调解政策执行案例分析 王福涛 段子威 谢媛媛 （９８）

◎ 流程透明度与政府网络回应绩效

———基于首长信箱的探索性分析 刘 江 （１０８）

◎ 基于扎根理论的产业扶贫模式比较研究

———以广州—梅州、深圳—汕尾对口帮扶为例 刘 伟 范 旭 （１１９）

期刊基本参数：ＣＮ４４－１４４３／Ｃ１９９９ｂＡ４１３６ｚｈＰ１０００１５００１３２０２１－１１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ｏｌ２３ Ｎｏ．６ （Ｊｕｎ２０２１） Ｂｉｍｏｎｔｈｌｙ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ＳＴＵＤＹＯＮＸＩＪＩＮＰＩＮＧＳＳＰＥＥＣＨ ＡＴＡＣＥＲＥＭＯＮＹＭＡＲＫＩＮＧ ＴＨＥＣＥＮＴＥＮＡＲＹ

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ＰＡＲＴＹＯＦＣＨＩＮＡ（Ｈｏｓｔ：ＺＨＡＮＧＸｉｃｈｕｎ）

Ｔｈｅ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Ｍｏｄ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ＧｒａｓｐａｎｄＳｐｉｒｉｔＣａｓｔ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Ｃｈｉｎａ !!!!!!! ＬＩＪｉｅ（１）

ＴｈｅＣｅｎｔｅｎｎｉａｌ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Ｖａｌｕｅｏｆｔｈ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ｏｆＳｅｌｆｒｅｌｉａｎｃｅａｎｄＳｅｌｆ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ｉ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 ＬＩＳｈｅｎｇｈｕｉ ＲＯＮＧＦａｎｇｙｉ（９）

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ＦｏｕｎｄｉｎｇＳｐｉｒｉｔｏｆｔｈｅＰａｒｔｙＬｅａｄｔｈｅＲｅｊｕｖｅ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Ｎ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ＳｕｍｍａｒｙｏｆＨｉｇｈｅｎｄＦｏｒｕｍｓｏｆ“ＴｈｅＧｒｅａｔ

ＦｏｕｎｄｉｎｇＳｐｉｒｉｔｏｆｔｈｅＰａｒｔｙ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ｊｕｖｅ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Ｎａｔｉｏｎ”!!!!!!!!!!!!!!! ＸＩＡＬｉｎｇｌｉｎｇ（１７）

ＥＣＯＮＯＭＹ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ＩＮＱＵＩＲＹ

Ｃｒｏｗｄｆｕｎｄｉｎｇｆｏｒ“Ｆｅｎｚｉｑｉａｎ”：ｔｈｅ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ｏｆ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ｕｓｔｏｍ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ＢａｓｅｄｏｎＳｏｃｉ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Ｔｈｅｏｒｙ!!!!!!!!!!!!! ＬｉｕＺｈｉｙｉｎｇ ＴｉａｎＨｕｉ ＬｉｕＴｉａｎｘｉａｎｇ ＧｏｎｇＸｉｕｙｕａｎ（２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Ｐｏｒｔｆｏｌｉｏ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ｔｏｃｋ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Ｆｕｎｄ !!!!!!!!!! ＹＵＸｉａｏｊｉａｎ ＤＡＩＹｕ（３４）

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ＢａｎｋＭａｒｋｅｔ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Ｒｅｖｉｅｗ !!!!!!!!!!!!!!! ＴＡＮＧ Ｊｉｎｇｘｉｎｇ（４６）

ＬＡＷ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ＰｒｏｆｉｔＤｅｐｒｉｖａｔｉｏｎｉｎＰａｔｅｎｔＬａｗ !!!!!!!!!!!!!!!! ＹＡＮＧＸｉｏｎｇｗｅ ＭＡＺｈｉｗｅｉ（５８）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ＬｅｇａｌＩｓｓｕｅｓｏｆＣｏｌｄＣｈａｉｎＦｏｏｄ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 ＬＯＵＢｉｎｇｌｕ ＳＵＮＹｕ（６８）

Ｏｎ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ｏｆＭａｒｉｔａｌＬｏｙａｌｔｙ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ｘｔｏｆｔｈｅＰａｎ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ＺＯＵＫａｉｌｉａｎｇ ＴＡＩＳｈｕａｉ（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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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ｈｅ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ＲｕｌｅｓｏｆＢｉｒｔｈ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ｅｉ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ｕｒｒｏｇａｃｙ !!!!!!!!!!!!!! ＷＡＮＧＬｕ（９０）

ＰＵＢＬＩＣ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ｏｌｉｃｙ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Ｐｏｌｉｃｙ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Ａ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ｅｏｐｌｅｓ

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ＰｏｌｉｃｙｉｎｔｈｅＵｎｄｅｒ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ＡｒｅａｓｏｆＧ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 ＷＡＮＧＦｕｔａｏ ＤＵＡＮＺｉｗｅｉ ＸＩＥＹｕａｎｙｕａｎ（９８）

Ｐｒｏｃｅｓｓ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ａｎｄ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Ｎｅｔｗｏｒｋ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ｖ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Ａｎ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ｏｒ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ＣｈｉｅｆＭａｉｌｂｏｘ

ＬＩＵＪｉａｎｇ（１０８）

!!

!!!!!!!!!!!!!!!!!!!!!!!!!!!!!!!!!!!!!!!!!!!!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Ｐｏｖｅｒｔｙ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ＧｒｏｕｎｄｅｄＴｈｅｏｒｙ—Ｔａｋｉｎｇ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Ｍｅｉｚｈｏｕ

ａｎｄＳｈｅｎｚｈｅｎＳｈａｎｗｅｉＣｏｕｎｔｅｒｐａｒｔ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ａｓ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ＬＩＵＷｅｉ ＦＡＮＸｕ（１１９）

书

华 南 理 工 大 学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

第 ２３卷 第 ６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Ｖｏｌ２３ Ｎｏ６

２０２１年 １１月 （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Ｎｏｖ ２０２１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１０－２２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１８ＺＤＡ０１１）。

作者简介：李捷 （１９５５—），男，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史学会会长、《求是》杂志社原社长，主要研究方向为中

共党史、毛泽东思想研究。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新中国史的叙事方式、问题把握与精神铸就

李 捷

（１．中国史学会 北京 １０００００；２．《求是》杂志社 北京 １０００００）

摘 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启了中华民族波澜壮阔新的历史征程，中国共产党走进 “改天换

地”的历史阶段，新中国史与百年党史相连交织。新中国史的叙事原则、方式、内容，确立了正确把

握新中国史焦点问题、准确理解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新中国史叙事的关

键在于如何进行历史分期、如何书写 “新时代”、如何坚持唯物史观。理解新中国史的核心在于正确

对待新中国发展进程中的曲折失误、正确把握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关系、正确应对新中国现实实

践中的风险挑战。新中国史中铸就的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丰富延展，是伟大建党精神的传承发展，

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交织重构。新中国的历史，是社会主义发展完善的历史，是改革开放取得

伟大成就的历史，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成就了百年大党

的伟大事业。

关键词：新中国史；历史分期；唯物史观；伟大建党精神；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

中图分类号：Ｋ２７，Ｄ２３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９－０５５Ｘ（２０２１）０６－０００１－０８

ｄｏｉ：１０１９３６６／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９－０５５Ｘ２０２１０６００１

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争取历史主动，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治国理政的历史原则。《中

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 《决议》），科学总结了党的百年辉煌壮

阔的历史，概括了党的 “四个历史时期”的伟大成就、“十个坚持”的历史经验，让全党同志能够看清楚

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 《决议》对新中国 ７２年的历史，在 《关

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 “建国三十二年历史的基本估计”的基础上，以 “历史任务

—奋斗历程—伟大成就—重大意义”的逻辑进行了新的梳理和总结，重点总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

代的伟大成就，核心是 “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定航指向。新中国史的

基本定位、伟大成就、曲折探索、重大意义，以中央全会和历史决议的方式，有了全新的书写、全新的总

结、全新的概括、全新的认知，为我们研究新中国史的叙事方式、核心问题、伟大精神提供了根本遵循，

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不竭动力。

一、新中国史的叙事方式

一部好的历史书，重点在于如何书写历史，即采取何种叙事方式呈现历史。一部好的新中国史，其书

写核心在于把握三个关键：一是如何对历史进行分期；二是如何写好当代史，尤其是如何书写 “新时

代”；三是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史学观书写新中国史。

２ 华 南 理 工 大 学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第 ２３卷

（一）新中国史分期原则与具体分期

新中国史的历史分期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关涉如何准确把握新中国每个历史发展阶段的时代任务、

发展特征、基本脉络。新中国史的分期，应依据三个原则。第一，严格遵循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决议①。因

为这些郑重的历史结论，已经经受住了长期的历史和实践检验，成为党和国家、民族的科学共识。第二，

凸显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走向强起来的主线。这个主线，不仅集中反映

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集体意志，也集中反映了新中国过去、现在与未来一脉贯通的历史逻辑、实践逻

辑、理论逻辑。第三，彰显新中国史的学科特色。从严格意义上讲，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时期的历史与新

中国史，不能截然分开。离开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决策和部署，新中国的历史就缺少了最为重要、最为核

心的内容。同时，新中国史也不能与党史的写法完全相同，而要力求在历史阶段划分、标题、角度、内容

等方面彰显新中国史的特色。

依据上述原则，新中国 ７０多年波澜壮阔的历史，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

期，着重阐述中国共产党如何领导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实现站起来的艰辛历程。第二阶段是改革开放和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着重阐述在前一历史阶段奠定和提供的根本政治前提、制度基础、宝贵经验、

理论准备、物质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如何领导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实现富起来的伟大历程。第三阶段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着重阐述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是

如何取得全方位开创性的历史性成就，发生深层次根本性的历史性巨变，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

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的。

（二）着力书写好新时代的伟大成就

新中国的发展到了新时代，这就意味着新中国史的书写必定要书写新时代，也就是要书写当代史。书

写当代史有相当的难度，但也有 “处于当下”的在场优势。其实，每个历史学家都是在立足当代来还原

历史。当代人写当代史，优势在于有自己的亲身感受与直接判断，可以用这些感受与判断来对照历史文献

与历史记载，甚至可以弥补某些文字记载的不足。

新中国史要浓墨重彩来写新时代。这不是要刻意突出新时代，而是新时代的历史地位所决定的，是客

观事实。新中国的发展史，是一部中国人民意气风发、勇攀高峰的跨越式发展史，是一部几代中国共产党

人以 “一张蓝图绘到底”的精神接续奋斗、接续探索，使物质成果与思想成果不断积累、不断叠加，不

断铸就新奇迹、新辉煌的跃升史。这就决定了新中国的各个历史阶段都具有 “一浪更比一浪高”的特点。

这个特点，既是对前一阶段物质成果与思想成果充分尊重、充分珍视、充分继承的结果，也是在前一阶段

造就的物质成果与思想成果基础上接续奋斗、迎接新挑战、勇攀新高峰的结果。

新中国史要着力写好新时代，就是要着力写好新时代的突出特点与伟大成就。

一是写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创新时代的思想伟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产生于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之中，同时又给予这一伟大实践强有力的指导和推动。

二是写好中国共产党以自我革命推动伟大社会革命的独特优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本质特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但要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就必须全面从严治

党，实现党的革命性重塑和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

三是写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布局和战略布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揭

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规律，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发展、均衡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

的本质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集中体现了新时代治国理政方略，为统筹推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提供了战略抓手，体现着战略目标与根本保障的高度统一、治

国必先治党的高度统一、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依法治国的高度统一。

四是写好党的十八大以来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发生的历史性变革。新时代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是全方位

① 党的历史决议分别是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

史问题的决议》和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第 ６期 李 捷：新中国史的叙事方式、问题把握与精神铸就 ３

的、开创性的，集中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治党治军治国、内政外交国防、统战民族宗教、科技

教育医疗、国家安全、 “一国两制”和祖国统一、党的建设等方面。新时代发生的历史性变革是深层次

的、根本性的，集中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人民至上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

念，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面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深刻变化，有效应对重大挑

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提出一系列新

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解决

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１］

，使党的面貌、国家的

面貌、人民的面貌、军队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五是写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的决定性成就。全面深化改革取得重大突破，全面依法治国取得重大

进展，全面从严治党取得重大成果，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快推进，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进一步彰显。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的大台阶，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

胜利，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

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斗争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胜利，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向前迈出了新的一大

步，社会主义中国以更加雄伟的身姿屹立于世界东方。

（三）坚持用唯物史观书写新中国史

唯物史观奠基于人类的全部生产实践，成就于整个世界历史的规律性建构，衍生为人类观察世界、把

握世界、改造世界的基本方法。“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

来说的生成过程。”［２］９２

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是中国共产党人理解历史的 “金钥匙”，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 “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

系。”［３］２３３ “我们依然要推动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依然要推动全党掌握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

法论。”［４］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唯物史观表征为 “中国化”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即树立正确

党史观与大历史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树立正确党史观。……如果历史观错误，不仅达不到学习教

育的目的，反倒会南辕北辙、走入误区。”［５］２４

正确党史观是辩证理解历史的根本方法，是正确看待历史上

曲折失误的不二法门。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树立大历史观，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

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提出因应的战略策略。”［５］１４

唯物史观和大历史观是学习把握 “四史”的立

场与方法，也是书写新中国史的原则与遵循。

新中国史的书写，坚持唯物史观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是准确把握新中国史的主流和本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用唯物史观来认识历史，坚持实

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分清主流和支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经验，吸取教训。”［５］４

中国共产党团结

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不懈奋斗史，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

艰辛探索史，是新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和本质。

二是正确对待新中国探索的曲折失误。人世间没有一帆风顺的事业。综观世界历史，任何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的发展，都会跌宕起伏甚至充满曲折。在中国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先例，

犹如攀登一座人迹未至的高山，一切攀登者都要披荆斩棘、开通道路。我们的事业之所以伟大，就在于经

历世所罕见的艰难而不断取得成功。

三是科学评价新中国史中的历史人物。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

去分析，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

史偶然性的关系。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简单归功于个人，也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归咎于个

人。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

出的业绩来。

４ 华 南 理 工 大 学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第 ２３卷

二、新中国史的问题把握

在新中国史的演进过程中，主题主线是明晰的，曲折失误是明显的。新中国史的主题和主线，即：一

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就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不忘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自

力更生、艰苦创业，把党的初心使命同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两大历史任务紧密结合起来，推动中华民族从站

起来、富起来到迎来强起来的伟大奋斗史和探索史。与伟大奋斗探索相伴的是曲折失误，也是把握新中国

史的重大问题。如何正确认识和评价前进道路上的失误？从中吸取什么样的教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要坚持以我们党关于历史问题的两个决议和党中央有关精神为依据，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

线、主流本质，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党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要实事求是看待党史上的

一些重大问题，既不能因为成就而回避失误和曲折，也不能因为探索中的失误和曲折而否定成就。”［５］２４－２５

因此，要理解和把握新中国史，必须澄明新中国史上三个重要问题：一是新中国史上的曲折失误；二是改

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问题；三是新中国发展中的风险挑战。

（一）正确对待新中国发展进程中的曲折失误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向世界庄严宣告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华民族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时代

一去不复返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了伟大成就。不能否

认，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曾经走过弯路，甚至犯过 “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全局性错误。但绝不

能因为有这些错误，就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从根本上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从根本上否定新中

国的历史。如何看待这些曲折失误？如何从中吸取历史教训？

正确对待这些失误，要有三点基本的认识与判断。第一，这些失误是探索中的失误。换句话说，是从

良好的愿望出发，结果却事与愿违。第二，这些失误给党和国家造成严重损失。不应该发生，发生了则必

须彻底纠正。第三，从新中国的发展历程看这些失误，并不是主流和本质。决不能因为有这些失误，就全

盘否定新中国的历史，根本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只有讲清楚这三点，才能站在历史的正

确方面、社会的进步方面。

对于 “大跃进”和 “文化大革命”，应该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其失误及教训、犯错误的原因等，

做深入深刻的分析，以正确认识和理解这些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要看到，人世间没有一帆风顺的事业。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从事的事业之所以伟大，就在于经历世所罕见的艰难而不断取得成功。

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犯的错误，应该全面、历史、辩证地看

待和分析。革命领袖是人不是神。不能因为他们伟大就把他们像神那样顶礼膜拜，不容许提出并纠正他们

的失误和错误；也不能因为他们有失误和错误就全盘否定、抹杀他们的历史功绩，陷入虚无主义的泥潭。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持的态度，是衡量这个党是否真正履行对人民

群众所负责任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

同时，要认清历史虚无主义的本质和危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加

强思想引导和理论辨析，澄清对党史上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模糊认识和片面理解，更好正本清源、固本培

元。”［５］２５

历史虚无主义拿历史来做文章，竭尽攻击、丑化、污蔑之能事，根本目的就是要搞乱人心，煽动

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

（二）正确把握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关系

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不同，社会主义的制度安排不同，国家和社会发展的

任务目标不同。如果只看到这两个历史时期的阶段性与差异性，看不到两个历史时期的延继性与发展性，

那么，我们就不能正确认识新中国史的整体性，不能认识社会主义的本质性，不能认识历史进程的一贯

性，就会犯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

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如果没有 １９７８年我们党果断决定实行改革开放，并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

坚定不移把握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社会主义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大好局面。如果没有 １９４９年建

第 ６期 李 捷：新中国史的叙事方式、问题把握与精神铸就 ５

立新中国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积累了重要的思想、物质、制度条件，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经验，改

革开放也很难顺利推进。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

很大差别，但两者绝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

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

索为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积累了条件，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是对前一个时期的坚

持、改革、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正确处理改革开放前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的关系，不只是一个

历史问题，更主要的是一个政治问题”［３］５－６

，“这个重大政治问题处理不好，就会产生严重政治后果”［３］４

。

只有处理好了这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才能深刻把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伟大历史转折的深远意义，才能

真正理解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伟大实践，是一个接续奋斗的历史过程，是一项救国、兴国、强

国，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完整事业。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在党和国家面临向何处去的

重大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上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

的伟大转折。历史证明，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从理论到实践

的伟大创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正是这个伟大革命推动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飞跃。

（三）正确应对新中国现实实践中的风险挑战

新中国 ７２年的实践证明，党和国家的事业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取得一项项辉煌成就时，会遇到各种

各样的风险挑战。包括：苏联解体与东欧剧变带来的社会主义事业空前低潮的考验、改革开放跨世纪发展

时期的 “战胜各种风险和挑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历史时期的 “重大风险与自然灾害”、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新时代的 “灰犀牛”与 “黑天鹅”事件①。当下，我们面临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还会出现来自多方面的风险挑战。党和国家在应对风险挑战中，如何于危机中育先

机、于变局中开新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治党治国必须始终坚

持的一个重大原则。我们党要巩固执政地位，要团结带领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保证国家安

全是头等大事。”［６］

只有如此，才能保障国家和事业的基本发展，才能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

程的顺利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自然、经济、科技等方面的风险，安全问题不断出现，是中国向第二

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新征程中的风险挑战。高风险事件频发，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一个显著特点。

“灰犀牛”与 “黑天鹅”事件都要防范，否则就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出现 “蝴蝶效应”。

正确应对重大风险挑战，主要要做到：一是稳住基本面和底线，切实增强提高防控能力。二是主动防

范，未雨绸缪，制订好预案，防患于未然、防患于萌发之时，做到 “早识别、早预警、早发现、早处

置”。三是充分估计最坏的可能性，同时通过工作确保不出现最坏的情形，坚决守住财政金融、社会民

生、生态环境等底线。四是突出重点，防范化解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科技、社会、国家安全、外部环

境、党的建设等领域重大风险。总之，既要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以制度威力应对风险挑战，还要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不断夺取伟大斗争新胜利。

在新中国发展历程中，党和国家成功地化解了政治路线与道路选择的挑战，有效地防范了经济领域的

重大风险，抗击 “非典”、抗击特大洪灾、抗击汶川大地震、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等自然灾害和风险，都充

分说明党和国家具有防范化解各种重大风险的强大能力和优势制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这就告诫全

党，要时刻准备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坚持和巩固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使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永远立于不败之

地。”［７］

风险挑战是不可避免的，在国家和社会事业的发展进程中，唯有积极应对，增强未雨绸缪的意识，

① “灰犀牛”事件是指太过于常见以至于人们习以为常的风险，比喻大概率且影响巨大的潜在危机；“黑天鹅”事件则是极其罕见的出乎

人们意料的风险。

６ 华 南 理 工 大 学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第 ２３卷

增强防范化解的能力，才能保障党和国家、人民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三、新中国史的精神铸就

新中国史凝结的革命精神，有两个重要的考察维度：一是新中国史革命精神的 “源”，它是中华民族

精神的继承延展，是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神的传承弘扬；二是新中国史革命精神的 “流”，它是党和人

民砥砺奋斗生成的精神丰碑，是中国共产党构筑的精神谱系。新中国史的核心精神是中国进入第二个百年

奋斗新征程的精神指引，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定会创生新的中国精神。

（一）中华民族四个 “伟大精神”在新中国史中的凝结

中华民族伟大精神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伟大实践的凝结。习近平总书记在总结中华民族伟大精神时，

概括出四种伟大的精神：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这些精神，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进一步得以发扬光大。

像 “两弹一星”精神、“航天精神”等就是伟大创造精神在新中国历史上的传承和弘扬。习近平总书

记在给参与 “东方红一号”任务的老科学家回信中深情地说：“‘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功，我在陕北

梁家河听到这一消息十分激动。当年，你们发愤图强、埋头苦干，创造了令全国各族人民自豪的非凡成

就，彰显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老一代航天人的功勋已经牢牢铭刻在新中国史册上。”［８］他殷

切希望广大航天工作者坚定航天报国志向，坚定航天强国信念，弘扬 “两弹一星”精神、航天精神，创

造更多中国奇迹。

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河南林县党组织带领人民群众在陡峭的太行山上，用最简陋的开凿工具，以 “愚公

移山”的顽强毅力，兴建起 “人工天河”———红旗渠，铸就了 “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

奉献”的红旗渠精神。类似的奋斗精神，在新中国史上比比皆是、不胜枚举。像铁人精神、 “两路”精

神、屯垦精神、老西藏精神等，都是伟大奋斗精神在新中国历史上的传承和弘扬。

伟大团结精神在抗震救灾、抗洪抢险、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发挥着无穷的力量，成为创造灾后重建奇

迹、抗击疫情奇迹的无穷动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抗疫斗争伟大实践再次证明，中国人民所具有

的不屈不挠的意志力，是战胜前进道路上一切艰难险阻的力量源泉。苦难考验了中国人民，也锻炼了中国

人民。正是因为中国人民经千难而前仆后继，历万险而锲而不舍，我们才能在列强侵略时顽强抗争，在山

河破碎时浴血奋战，在一穷二白时发愤图强，在时代发展时与时俱进，中华民族才能始终屹立于世界民族

之林。”［９］

伟大梦想精神，在新时代表现得尤为突出。习近平总书记在 ２０１２年 １１月参观 《复兴之路》展览时，

总结概括提出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后，这一响亮的口号就成为新时代最强音，凝聚起国内各民

族、各阶层和港澳同胞、台湾同胞、海外侨胞以及海外华人的力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人民有信

心，国家才有未来，国家才有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更加自信自尊

自强。中国这个古老而又现代的东方大国朝气蓬勃、气象万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

化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奇迹正在中华大地上不断涌现。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１０］

（二）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精神之源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１００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第一次提出 “伟大建党精神”，

“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

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１１］

。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华民族现代精神，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探

求传播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勇气表征，是中国老一辈革命家创立中国共产党的信念凝结。伟大建党精神是中

国现代政治精神，是开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进程的思想指引，是构建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不竭源泉。建

党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又把中华民族精神推向了新的时代高峰。

理解伟大建党精神时，需要关注两个时间节点。第一个时间节点是 “一百年前”。伟大建党精神的 ３２

个字告诉我们，建党精神是在创建中国共产党的过程中就形成了的。中国共产党有一个很重要的政治优

势，即在矗立起一座座历史丰碑的同时矗立起一座座精神丰碑。这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也是我们党以弱

第 ６期 李 捷：新中国史的叙事方式、问题把握与精神铸就 ７

胜强、从小到大，成为世界上最大政党的精神之源。第二个时间节点是 “一百年来”，即从 １００年前一直

延续到今天，而且会延续到未来的动态进程。这个动态进程就是 “中国共产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长

期奋斗中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锤炼出鲜明的政治品格”［１１］

。这里面包含了两个方面：一是构

建起精神谱系，一直贯穿到新时代，比如 “七一勋章”的颁授，每一位获得者背后都是一座历史的精神

丰碑，也是一座新时代的精神丰碑，从今天延续到未来。二是锤炼了中国共产党的鲜明政治品格。这样，

我们的理解就能够立体化，概括出我们的精神之源、精神谱系、精神传统以及我们党的政治品格和政治

优势。

（三）新中国史中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铸就

中国共产党不仅矗立起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业绩丰碑，还矗立起弘扬民族精神、铸造革命文化的精

神丰碑。在一百年的非凡奋斗历程中，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顽强拼搏、不懈奋斗，涌现了一大批视死

如归的革命烈士、一大批顽强奋斗的英雄人物、一大批忘我奉献的先进模范，形成了一系列伟大精神。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７２周年之际，党中央批准了第一批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伟大精神。

百年党史的四个历史阶段，形成了不同时代特征的伟大精神，主要包括 ４６种精神：有伟大建党精神，有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张思德精神；有社会主义革

命和建设时期的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王杰精神；有改革开放与

现代化建设时期的改革开放精神、特区精神、抗洪精神……女排精神；有新时代的脱贫攻坚精神、抗疫精

神……丝路精神［１２］

。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时期，无数革命先烈锻造了伟大的革命精神，构筑了中国共产

党人第一个历史阶段的精神谱系，极大地弘扬和丰富了中华民族精神，激励着中国人民在新中国的历史上

再创辉煌、再立新功。

新中国 ７２年形成的伟大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第一阶段革命精神谱系的延伸和发展，是中华民族从站

起来、富起来到迎来强起来伟大飞跃的精神支柱。新中国成立之初，伟大抗美援朝精神揭开了中国共产党

人精神谱系新的篇章，打出了军威、国威，为新中国建设发展赢得了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新中

国成立后，大批海外学子义无反顾地踏上归国之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终于打

破美苏等核大国的封锁垄断，研制成功 “两弹一星”，使新中国在世界上真正有了大国地位、大国尊严。

在这期间铸就了伟大的 “两弹一星”精神、中国航天精神。在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建设年代，涌现了雷

锋精神、焦裕禄精神、铁人精神等，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向贫穷宣战、向落后宣战的英雄气概。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新的一页。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潮

中，在创造发展奇迹的同时，铸就了伟大的改革开放时代精神，形成特区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

等，涌现出一大批英雄模范人物，在他们身后矗立起一个又一个的精神丰碑。

进入新时代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培育和弘扬，先后总结

概括出科学家精神、工匠精神、劳模精神、塞罕坝精神、抗疫精神、脱贫攻坚精神等，在中华民族从站起

来、富起来到迎来强起来的新发展阶段矗立起新的精神丰碑。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发扬将革命进行

到底的精神，要发扬老一辈革命家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革命精神，发扬共产党人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奋斗精神。我们要大力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赓续中国

共产党精神血脉，始终保持大无畏奋斗精神，鼓起迈进新征程、奋进新时代的精气神。

新中国 ７２年的发展实践，有宝贵的历史经验，有深刻的历史教训，给党和国家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有

益的启示。可以总结为三点：第一，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历史中形成的核心领导地位。新中国史

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根本政治前提，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的根本政治前提。第二，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

信。新中国史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接力探索，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取得的最大成果，就是

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第三，正确认识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在治

国理政中的关键作用。新中国史告诉我们，要始终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

时代化中国化大众化，不断推动实践创新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坚持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２１世纪

８ 华 南 理 工 大 学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第 ２３卷

马克思主义。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

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撼动我们伟大祖国的大国地位，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

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进步伐。

参考文献：

［１］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决胜全面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而奋斗 ［Ｎ］．人民日报，２０１７－０７－２８

（０１）．

［２］ 马克思．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

［３］ 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 ［Ｍ］．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２１．

［４］ 习近平．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 ［Ｊ］．求是，２０２０（２）：４－１１．

［５］ 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１．

［６］ 习近平．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 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Ｎ］．人民日报，２０１４－０４－１６（０１）．

［７］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９５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Ｎ］．人民日报，２０１６－０７－０２（０２）．

［８］ 新华社．习近平给参与 “东方红一号”任务的老科学家回信强调敢于战胜一切艰难险阻 勇于攀登航天科技高峰

［Ｎ］．人民日报，２０２０－０４－２５（０１）．

［９］ 习近平．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Ｎ］．人民日报，２０２０－０９－０９（０２）．

［１０］ 习近平．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Ｎ］．人民日报，２０１８－０３－２１（０２）．

［１１］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１００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Ｎ］．人民日报，２０２１－０７－０２（０２）．

［１２］ 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第一批伟大精神正式发布 ［Ｎ］．人民日报，２０２１－０９－３０（０１）．

Ｔｈｅ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Ｍｏｄｅ，Ｐｒｏｂｌｅｍ ＧｒａｓｐａｎｄＳｐｉｒｉｔＣａｓｔｉｎｇｏｆ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Ｃｈｉｎａ

ＬＩＪｉｅ

（１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ｎ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００，Ｃｈｉｎａ；２ＱｉｕｓｈｉＭａｇａｚｉｎｅＡｇｅｎｃ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Ｗｉｔｈｔｈｅｆｏｕｎｄ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Ｃｈｉｎａ（ＰＲＣ），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ｎａｔｉｏｎｈａｓ

ｅｍｂａｒｋｅｄｏｎａｍａｇｎｉｆｉｃｅｎｔｎｅｗ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ｊｏｕｒｎｅｙ．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ＰＲＣ ｈａｓｅｎｔｅｒｅｄａｎｅｗ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ｓｔａｇｅｏｆ“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ＰＲＣｉｓｉｎｔｅｒｔｗ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ＰａｒｔｙｏｆＣｈｉｎａ．Ｔｈｅ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ｎｄ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ｏｆ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ＰＲＣｈａｖ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ｔｈｅｂａｓｉｃ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ｖｉｅｗｐｏｉｎｔｓ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ｓｔｏｃｏｒｒｅｃｔｌｙｇｒａｓｐｔｈｅｆｏｃｕｓｏｆ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

ＰＲＣａｎｄ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ｌｙ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ｔｈｅ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ｐｅｄｉｇｒｅｅ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ｓ．Ｔｈｅｋｅｙｔｏｔｈｅ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ｏｆＰＲＣｓｈｉｓｔｏｒｙｌｉｅｓｉｎｈｏｗｔｏｄｉｖｉｄｅ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ｓｔａｇｅｓ，ｈｏｗｔｏｗｒｉｔｅ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ｎｅｗｅｒａ”

ａｎｄｈｏｗｔｏａｄｈｅｒｅｔｏ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ｍ．Ｔｈｅｃｏｒｅｏｆｔｈｅ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ＰＲＣｌｉｅｓｉｎ

ｃｏｒｒｅｃｔｌｙｄｅａｌｉｎｇｗｉｔｈｔｈｅｔｗｉｓｔｓａｎｄｔｕｒｎｓｉｎ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ＰＲＣ，ｃｏｒｒｅｃｔｌｙｇｒａｓｐｉｎｇ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ｐｅｒｉｏｄｓ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ｒｅｆｏｒｍａｎｄｏｐｅｎｉｎｇｕｐ，ａｎｄｃｏｒｒｅｃｔｌｙｄｅａｌｉｎｇｗｉｔｈ

ｔｈｅｒｉｓｋｓａｎｄ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ｉｎｔｈ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ＰＲＣ．Ｔｈｅｓｐｉｒｉｔｃａｓｔｅｄｉｎ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ＰＲＣｉｓｔｈｅ

ｒｉｃｈ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ｐｉｒｉｔ，ｔｈｅ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ｆｏｕｎｄｉｎｇ

ｓｐｉｒｉｔｏｆｔｈｅＰａｒｔｙ，ａｎｄ 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ｔｗｉｎｅｄ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ｔｈｅ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ｐｅｄｉｇｒｅｅ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ｓ．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ＰＲＣｉｓ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ｇｒｅａｔ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ｉｎ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ｏｐｅｎｉｎｇｕｐ，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ｒｅａｌｉｚｉｎｇ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ｒｅｊｕｖｅ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ａ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ｗｉｔｈａｓｈａｒｅｄｆｕｔｕｒｅｆｏｒｍａｎｋｉｎｄ，ａｓｗｅｌｌａｓ

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ｃａｕｓｅｏｆｔｈｅｃｅｎｔｅｎｎｉａｌｇｒｅａｔｐａｒｔ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Ｃｈｉｎａ；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ｓｔａｇｅｓ；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ｍ；ｇｒｅａｔ

ｆｏｕｎｄｉｎｇｓｐｉｒｉｔｏｆｔｈｅＰａｒｔｙ；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ｐｅｄｉｇｒｅｅ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ｓ

华 南 理 工 大 学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

第 ２３卷 第 ６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Ｖｏｌ２３ Ｎｏ６

２０２１年 １１月 （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Ｎｏｖ ２０２１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１０－１５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１９ＪＺＤ０２５）；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一般课题 （２０２１ＧＺＹＢ０２）。

作者简介：李胜会 （１９７８—），男，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科技政策与科技评

价。戎芳毅 （１９９５—），女，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科技自立自强思想的百年演进与时代价值

李胜会，戎芳毅

（华南理工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６４０）

摘 要：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１００周年大会讲话中指出要以史为鉴，开创未来。把科技自

立自强作为实现 “两个百年”目标的制胜之道，是规律也是经验。回顾党的百年历程，依据科技创

新思想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与地位，将科技自立自强思想的演进历程分为解放思想形塑雏形、初

步解放生产力、全面解放生产力、深度转化生产动能四个阶段。这一演变过程始终围绕解决供需矛

盾、面向现实困境来制定科技战略目标，并呈现出目标的渐进发展与逐步深化的特征。着眼当前及未

来，科技自立自强对于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抢占产业变革的先机、建设科技强国和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驱动作用。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科技创新；科技自立自强；时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Ｄ２６１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９－０５５Ｘ（２０２１）０６－０００９－０８

ｄｏｉ：１０１９３６６／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９－０５５Ｘ２０２１０６００２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之际，我国已经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目标，这一伟大目标的

实现要归功于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必须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等 “九个必须”。“九个必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也是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的根

本遵循，其中在必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必须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立

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科技自立自

强”［１］

。可以说，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是实现 “第二个百年目标”的关键基础，是党

内科技创新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是立足于国际国内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战略判断。本文结合我党对

“科技创新”的主要论述，探讨科技自立自强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和建党以来科技创新思想演进历程及其

时代价值，将有助于更加深入、全面地领悟习近平总书记 “七一”重要讲话精神，贯彻以史为鉴的要求，

开创目标明确、导向合理、动线清晰的新时代科技自立自强新篇章。

一、科技自立自强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一）国际科技竞争加剧

新时代，我国正面临国际国内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逆全球化势力抬头，民粹主义高涨，国际竞争愈加

激烈。世界范围内，国际竞争与博弈的主战场已转变为科技创新能力的竞争。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已然兴起，世界主要国家都将科技创新放在国家建设的重要位置，力争在国际科技竞争中寻求显著突破，

掌握国际科技发展的先机和国际竞争优势，直至引领世界科技发展。其中鲜明的例子是美国国会两党合作

１０ 华 南 理 工 大 学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第 ２３卷

的中美科技关系工作小组于２０２０年１１月发布的 《美国的科技竞争新战略》，试图在基础科学研究、５Ｇ数

字通信、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领域独辟蹊径及取得突破，制定风险管理措施并构建全球知识体系和创新体

系，以提升美国的创新能力。西方发达国家依托其信息技术优势，率先在基础研究领域和应用技术领域获

得跨越性进步，并通过其创新累积效应在科学领域获得进步，这在无形间增大了我国科技创新的压力，要

求我国科技创新不仅要在创新周期上获得突破，还要在科学技术的应用上获得高质量发展［２］

，实现生产

力的根本提升。因此，“我们不能在这场科技创新的大赛场上落伍，必须迎头赶上、奋起直追、力争超

越”［３］１２０

。同时，我们要清楚 “科学技术是世界性的、时代性的，发展科学技术必须具有全球视野”［３］１２３

。

我国应把握全局，紧跟时代步伐，顺应科技发展的潮流，贯彻科技自立自强思想，力争在重要战略技术领

域获得超前突破，进而在国际科技竞争中获得优势竞争地位。

国际科技竞争是挑战也是机遇。党和国家既要直面国际科技竞争的压力与挑战，又要以科技创新为着

力点紧紧抓住时代发展的机遇。科学技术的率先突破，将为我国参与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提供强

劲动力，为防止发达国家在核心技术领域 “扼制”中国发展提供有效屏障，同时也为中国在 “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中实现 “非对称”赶超和引领国际科技发展以及构建国际经济政治新格局提供战略机遇。从

国际层面看，全球科技竞争的持续升温，不仅有助于我国锁定国际科技竞争的焦点，而且有助于提升我国

对全球科技发展的引领作用。一方面，科技竞争加剧促进各国主动融入国际创新网络，这将更有利于我国

在国际创新网络中获取大量的市场信息和要素资源，促使我国准确把握国际市场需求，调配和使用国际市

场资源。同时，国际创新网络为我国发挥科技大国的作用提供平台，以此为载体，有助于我国利用网络信

息协调科技创新资源，促进国际科技合作和交流，打破各国科技创新的 “碎片化”现象。另一方面，国

际竞争加剧迫使尚处于技术引进阶段的国家加入国际科技竞赛之中，这将为我国科技产品的迭代更新提供

广阔的 “试验田”，提高我国科学技术的接纳度和对国际市场的占有度，继而赢得国际科技市场治理的主

动权和话语权。

“机会稍纵即逝”，在新一轮的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中，要深刻领会习近平科技自立自强思想的精髓，

把握创新之道和国际之势，坚持自主创新和重点跨越，坚持在竞争中培育协作，在挑战中创造机遇，加速

形成科技发展的领先优势。

（二）国内需求拉动

“科学技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国家前途命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人民生活

福祉。”［４］７

中国亟须构建科技创新发展的长效机制来实现科技强国的战略目标，并造福民生福祉。如今，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第一个百年目标”已经完成，但与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 “第二个百年目标”

还存在一定差距，这就要求我们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夯实国家强盛之基，坚持 “只有把关键核心技术掌

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５］２４８

的定位，进而构建科技

自立自强的驱动路径。不仅如此，“人民的需要和呼唤，是科技进步和创新的时代声音”［６］２７２

。要坚决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牢记 “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为满足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必须推出更多涉及民生的科技创新成果”［７］

。可见，改善民生要以满足人民需求为着力点，而

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离不开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支撑。

从国内层面看，国际科技竞争加剧将激发国内科技创新活力并提高科技创新质量，放大科技创新发挥

“创新引领发展”“科技造福民生”动力引擎的效果。一方面，国内科技的高速发展，将不断畅通创新链、

产业链和资金链，促使科技发展优势与经济发展优势相互转化，推动 “国内经济大循环”的高效运转。

另一方面，国际市场风险的增大同国内市场的稳定形成强烈对比，促使科技创新更加注重国内需求，进而

促进形成依靠制度优势、立足国内市场、响应民生需求的国内科技发展新动线。

我国虽然已经树立科技大国的形象，并于 ２０１９年和 ２０２０年连续两年居于全球创新指数榜单第 １４名，

但国内科技创新能力尤其是基础理论的创新突破能力相较于发达国家还有一定差距，关键领域核心技术的

对外依存度还比较高，部分产业链陷入低端锁定的泥沼，科技对经济的贡献率有待进一步提高，还未完全

破除制约科技发展的思想束缚和体制机制的藩篱。“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的是更加激烈的科技竞争，如果

第 ６期 李胜会 等：科技自立自强思想的百年演进与时代价值 １１

科技创新搞不上去，发展动力就不可能实现转换，我们在全球经济竞争中就会处于下风。”［８］８－９

因此，为

了实现在 “危机中育先机，在变局中开新局”，就必须 “敏锐把握世界科技创新发展趋势，紧紧抓住和用

好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８］７８

，我国应与时偕行，积极应变、主动求变，审时度势地优化科

技创新顶层设计，利用举国体制优势，实现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力争在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获

得领先优势，实现变道超车。

二、科技自立自强思想的演进历程与特征

科技自立自强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科技创新思想百年以来逐渐探索、深化、演变而来的，是党探索和领

导国家发展的经验总结，是历代领导人思想的传承和智慧的结晶。依据科技创新思想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

挥的作用及战略地位，将建党以来科技自立自强思想的演进历程分为解放思想形塑雏形 （１９２１—１９４８

年）、初步解放生产力 （１９４９—１９７７年）、全面解放生产力 （１９７８—２０１１年）、深度转化生产动能 （２０１２

年至今）四个阶段。

（一）历史演进历程

１．解放思想形塑雏形 （１９２１—１９４８年）

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潮统治阶级认识到国外坚船利炮的威力，开始意识到强兵富国才能拯救当时的中

国。在 １９世纪 ６０年代兴起了一场长达 ３０年之久的洋务运动，足以体现当时统治阶级已经认识到科学技

术、军事工业的重要性，具有一定的思想启蒙作用，为后来的科学技术发展埋下伏笔。辛亥革命推翻了封

建帝制并建立共和政体，进一步解放了民族思想。五四运动中进步学生延续了新文化运动中民主、科学的

思想，激发了中国青年科学救国的热情。在此期间，时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提出 “兼容并包”的

办学宗旨，为培养学生独立、自主、开放、进步的思想开辟土壤，也为科学思想的萌芽和发展创造有利

条件。

共产主义、民主、科学思想的集中迸发，促使中华大地自 １９２１年迎来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时代。中

国共产党成立之初的首要任务就是要解决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问题，在此期间，毛泽东领导中

国革命并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不断探索形成科学思想和理念①。此后，在两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毛泽

东陆续发表 《井冈山斗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矛盾论》等文章，传承马克思科学进步观，认

识到科学思想和科学技术是夺取军事胜利并破解当前革命中存在的问题的良药，在革命后期相对稳定的环

境中萌生了革命语境下的自力更生科技观的雏形［９］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严重挫伤了我国经济和社会发

展，这加速形成了以 “自然科学是重要武装”为核心要义的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并改造自然的科技思想

觉悟，进一步坚定了科学技术不仅要运用在国防军事中，更要作用于农业、工业等民生领域的中国共产党

人的决心［１０］

。总之，动荡起伏的革命战争年代，形塑了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科学技术观为核心的科技自

立自强思想的早期雏形。

２．初步解放生产力 （１９４９—１９７７年）

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业基础薄弱，百废待兴，为了扭转 “落后就要挨打”的局面，毛泽东指出 “我

们现在学习苏联，广泛地学习他们各个部门的先进经验，……而且学习他们先进的科学技术”［１１］２６４

，但在

之后的发展中，他逐渐意识到要想赶超发达国家，就必须破解 “以苏为师”发展模式的桎梏。因此，毛

泽东全局性地提出发展科学技术必须走自力更生的道路，旨在恢复生产力、培养国防力量并改造工业

面貌。

毛泽东强调解放生产力并构造全新社会面貌有赖于借助科学技术对农业、手工业和工商业进行社会主

义改造。他在 １９５５年 ３月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 “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

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要

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１１］３９５

，而 “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１２］１

。也就是说，在

① 马克思、恩格斯虽未提及 “科技创新”一词，但在其著作中多次谈及解放和创造生产力离不开科学与技术的支撑。

１２ 华 南 理 工 大 学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第 ２３卷

此后一段时期内，我国的科学技术和国家武装力量要 “向科学进军”，实现科学技术的非常规突破，培育

和解放生产力进而促进军事、农业、工商业的发展。此时的自力更生并不是完全脱离国外支援而搞闭门造

车，毛泽东在 《论十大关系》中强调 “自然科学方面，我们比较落后，特别要努力向外国学习。但是也

要有批判地学，不可盲目地学”［１２］４２

。他指出发展科学技术要广泛吸收各个国家和民族的优势，尤其是在

技术领域，更要向国外学习，体现了 “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发展理念。

这个时期，科学技术集中作用于军事和国防事业，其实施的主要目的是恢复并建立生产力。在 “自

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 “走自己的路”等方针的指导下，我国的国防军事实力空前提升，取得了

“两弹一星”的伟大成就；工业持续发展并于 １９６５首次实现工业总产值突破千亿元大关的目标；科技人

才队伍不断壮大，１９５２—１９６２年，普通高等学校的数量增长了 ２倍，在校生人数也由 １９１万人增至 ８３万

人①。但此时的国家科技创新能力还未完全挖掘生产力的潜力，还不具备赶超发达国家的能力，特别是苏

联的终止合作和 “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严重削弱了我国的科学技术能力。

３．全面解放生产力 （１９７８—２０１１年）

经历了 “文化大革命”的动荡，我国迎来了以邓小平为核心领导的 “拨乱反正”和经济社会高速发

展的时期。邓小平延续了毛泽东 “自力更生”的科技理念并进一步深化形成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

科技发展观。他指出：“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当然必须依靠我们自己努力，必须发展我们自己的创

造，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但是，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要

善于 学 习，大 量 取 得 国 际 上 的 帮 助。要 引 进 国 际 上 的 先 进 技 术、先 进 装 备，作 为 我 们 发 展 的 起

点。”［１３］９０－９１

这体现出科技发展的独立性、自主性、跟随性特征，一方面是对国内经济发展迟缓、动力不

足等问题的全局把控，指明独立自主的科技创新是发展经济的关键环节；另一方面是对国际发展趋势的前

瞻判断，强调 “借力打力”是发展中国家迅速赶超发达国家的有效途径。进一步地，邓小平于 １９８８年明

确指出科学技术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战略地位，科学性地提出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１４］２７４

的重要论

断，进一步提高了科技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这一论断充分强调在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关键时期，要将科技

创新成果应用在生产力中，要以科技进步来提升生产力并带动经济发展。此时，中国经济特区的设立以及

“三来一补”“前店后厂”发展模式的运行就是 “科技创造生产力”“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实践例证。

江泽民在邓小平关于科技人才 “引进来”“走出去”战略的基础上，愈发重视科技人才培养对于 “科

技解放生产力”的支撑作用，提出实施 “科教兴国”战略，延续邓小平的科技观即 “坚持把科学技术放

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１５］３

，进一步强化科技创新在实现经济发展和民族复兴中的地位。他将科技发展

观进一步凝练为 “自主创新”，认为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

力”［１６］４３２

，坚持自主创新才能够将国家命运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在 “科教兴国”战略的辅助下，国家自

主创新能力进一步提升，迎来了自主创新的春风。２００６年，为了全面落实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

战略思想，胡锦涛进一步巩固了 “自主创新”战略，提出 “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为建设创新

型国家而努力奋斗”，并进一步强调 “一个国家只有拥有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

把握先机、赢得主动”［１７］

。

这个阶段，科技思想虽然经历了由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向 “自主创新”的转变，但都未脱离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主旋律，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将科技视为促进和进一步解放生产力的核心工

具，并通过培养科技人才来不断深化 “科技解放生产力”的效用。

４深度转化生产动能 （２０１２年至今）

生产力的全面解放，带动我国经济、科技实现飞跃式进步。２０１０年我国经济总量已经攀升至世界第

二位，综合国力和科技实力逐渐在世界之林崭露锋芒，但我国仍面临发展不平衡、不协调、非生态等问

题，亟须转变 “要素驱动”发展模式。成就与问题的分野就在于能否培育具有强大动能和可持续发展的

科技创新能力，并以此推动发展模式的转变。基于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创新驱动”发展模式，并将

其放在国家发展的战略首位，他指出：“随着要素质量不断提高，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

①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１９９９），普通高校的数量于 １９５２年和 １９６２年分别有 ２０１所和 ６１０所。

第 ６期 李胜会 等：科技自立自强思想的百年演进与时代价值 １３

术进步，必须让创新成为驱动发展新引擎。”［８］５

创新驱动的题中之义是通过理论创新、体制创新、制度创

新以及人才创新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将创新成果置于产业发展中， “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企业创新、

产品创新、市场创新……推动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８］１３

。２０１３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甘肃调研考察时再次

强调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必须紧紧抓住科技创新这个核心和培养造就创新型人才这个关键，

瞄准世界科技前沿领域，不断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竞争力”［８］１３

。

自主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有赖于核心技术的突破，但 “实践告诉我们，真正的核心关键技

术是花钱买不来的，靠进口武器装备是靠不住的，走引进仿制的路子是走不远的”［８］４３

。因此，科技创新

要摆脱西方的约束，立足于基础研究领域，生成引领世界科技的重大创新成果，实现科技领域的并跑与领

跑。２０１４年，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

调：“我国科技发展的方向就是创新、创新、再创新。要高度重视原始性专业基础理论突破，加强科学基

础设施建设，保证基础性、系统性、前沿性技术研究和技术研发持续推进，强化自主创新成果的源头供

给。……努力实现关键技术重大突破，把关键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８］４７

这是解决核心技术被卡脖子问题

的关键破题点，突出表现为不仅要实现自主创新，而且要从源头提升科技创新的质量，有方向、有目标、

有选择地创造科技 “杀手锏”，加速赶超步伐。经过党的十八大与十九大的思想沉淀，习近平总书记站位

于全局，直面新时代困难和挑战，高瞻远瞩地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中首次提出要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

家发展的战略支撑。这是继将创新驱动放在国家战略首位后，第一次将科技自立自强提高到战略核心位

置，足以证明其在经济动能转换中的作用。进一步地，习近平总书记于 ２０２１年 ２月 １９日在中央全面深化

改革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中，再次主张贯彻新发展理念和实现全面深化改革要依赖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

强，科技自立自强的作用和地位不言而喻。

在新时代，科技创新作为实现创新驱动的核心动力，不断推动生产动能的转换，成为面对新一轮科技

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有力武器。以强化自主创新能力并实现科技高质量发展为核心的科技自立自强思想为今

后我国经济社会以及科技发展提供行动指南和路径遵循。

（二）演进特征

纵观科技自立自强思想的百年演进，可以梳理出三个特征。其一，科技思想的演进始终以解决供需矛

盾为遵循，围绕民生需求来确定科技创新战略定位。其二，科技思想的演进始终面向现实情境，有的放矢

地制定科技战略目标。其三，科技思想的演进伴随战略目标的渐进与深化，科技创新思想由 “自力更生

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到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自主创新”再到 “科技自立自强”，体现科技创新的

作用从初步解放生产力到全面解放生产力，再到生产动能转化及深化，总体遵循借鉴、追赶、赶超和引领

的科技发展模式。

１．始终致力于解决供需矛盾

无论是在战争动乱年代还是在和平发展时期以及高质量发展的现阶段，党始终坚持解决人民需求与供

给的矛盾，以满足人民需求为落脚点，将其贯穿于科技自立自强思想的演进历程。解放前，党带领全国人

民进行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并取得伟大胜利，都离不开与群众的紧密联系。这就塑造了新中国成立后

科学技术的提升以提高国防军事实力、农业和工业生产力为目标的价值导向。发展国防工业旨在为人民提

供安居乐业的保障，发展农业生产力旨在满足人民吃饱穿暖的需求，两者均以解决人民基础物质需求与国

家生产供给不足的矛盾为目标。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提出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光辉论断，旨在

解决人民丰富的物质需求与国家生产供给能力有限的矛盾。江泽民和胡锦涛分别提出 “科教兴国”和

“自主创新”，大力发展信息技术产业等高新技术产业并构建创新体系，多种举措始终坚持 “以人民利益

为中心”，打造提高人民生活幸福感的 “民生科技”，致力于解决人民对精神物质文化的需求同社会文化

事业发展局限的矛盾。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全面开启新时代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坚持 “科技造

福民生”“科技惠及民生”的理念，围绕民生需求发展科技，以科技解决人民对高质量生活的需求同科技

成果质量欠佳的矛盾。

２．始终面向现实情境

科技自立自强思想的演进始终面向现实情境，以解决现实问题、满足现实需要为导向，不断完善科技

１４ 华 南 理 工 大 学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第 ２３卷

思想观。从建党到新中国成立初期，亟须修复由于战争导致的民不聊生、经济萧条的凋敝状态，党和国家

将科技的着力点放在国防工业事业，提出 “自力更生”的发展战略，但囿于国内科技基础薄弱，仅仅依

靠自己发展科学技术进展缓慢，因此提出 “外援为辅”的方针。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紧紧抓住和平与

发展的时代机遇，将科学技术作为释放生产力的引擎，同时加强对外交流与合作，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但

他深知辅之外援的局限性，因此在 “自力更生” “外援为辅”的基础上富有洞见地提出 “独立自主”的

战略，不但要 “引进来”，而且要 “走出去”，力图依靠科技创新实现四个现代化。进入新时代，要为新

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打好基础，全方位实现创新驱动和高质量发展，并深度释放创新驱动潜力。鉴于

此，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于 “自主创新”和 “高质量发展”，提出 “科技自立自强”的发展战略。总之，

各时期的科技思想都是基于现实情境，遵循目标导向，有谋划、有策略地演进和发展。

３．战略目标的渐进与深化

科技自立自强思想的演变伴随着科技战略目标的深化与发展。科学技术的使命从建党以来经历了从增

强国防实力、提高农业和工业生产力，到提高高新技术水平、建设创新型国家，再到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

和产业变革、实现全面高质量发展、建设科技强国的转变过程，科技战略目标递进提升，不但要建设创新

型国家和科技大国，更要发展成为科技强国［１８］

。同时，科技自立自强思想也经历了从 “自力更生为主，

外援为辅”到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自主创新”，再到 “创新驱动” “科技自立自强”的转变，集中

体现了我国科技发展模式从引进、模仿向并跑、领跑转变的时代变迁。科技提升生产力的路径取向也由以

成果引进和技术打包实现经济赶超转变为以基础研究为基点实现 “非对称”赶超。科技思想的演变及战

略定位的提升，一方面是对前人科技思想的延伸与发展，指向 “自主创新”和 “自立自强”；另一方面是

基于我国科技创新水平和国际科技发展趋势作出的超前研判，指向科技强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建设。

三、科技自立自强思想的当代意义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

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１］

回顾科技自立自强思想的百年演进，是对党的科技创新思想发展的

经验总结，更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鉴戒。放眼当前，科技自立自强要 “面向世界科技前沿、

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１９］

，为实现第二个 “百年目标”提供动力引

擎，为 “赶考”之路增添绚丽色彩。

（一）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必须以最广大人民根

本利益为我们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５］１８２

具体来讲，就是 “要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作为科技创新的落脚点，把惠民、利民、富民、改善民生作为科技创新的重要方向”［５］２４９

。毋庸置疑，科

技自立自强战略的提出必将以维护人民利益、造福民生福祉为根本遵循。通过科技自立自强来服务大众群

体，让科技创新成果全方位作用于百姓生活，于个体要提升人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于全体要提升人民的

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在实现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百年目标和脱贫攻坚赢得胜利之际，我们更需

要坚守新发展理念并推进 “双轮驱动”，集中力量满足人民对高质量生活的需求，其中包括对绿水青山的

生态环境、绿色发展方式和绿色生活方式的需求。以能源技术和海洋技术为例，加快能源和海洋技术的创

新步伐，不仅在于实现碳中和目标、提高海洋资源的利用能力和加倍储存清洁能源，更重要的是保护和改

善空气质量及气候环境，保护海洋生物的多样性和海洋生态环境，为人类提供更多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

源，以满足人民对绿色生态环境的需要并为子孙后代留下绿水青山和碧海蓝天。

（二）抢占产业变革先机

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有赖于高质量产业的推进，构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长效机制，需要高水平的

科技作为杠杆。科技创新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极、产业转型升级和产业链现代化提供了动力源泉，为科技

作用于生产力提供路径导向。高水平的科技创新突出表现为通过学科交叉融合在信息、生命、制造、能

第 ６期 李胜会 等：科技自立自强思想的百年演进与时代价值 １５

源、海洋等领域迸发出原始性创新，进而将创新成果置于产业并转化成生产力，才能真正发挥撬动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效用。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 “以推动重大科技项目为抓手，打通 ‘最后一公里’，拆除

阻碍产业化的 ‘篱笆墙’，疏通应用基础研究和产业化连接的快车道，促进创新链和产业链精准对接，加

快科研成果从样品到产品再到商品的转化，把科技成果充分应用到现代化事业中去”［５］２４９

。纵观全球多数

国家发展的实践，世界科技创新的潮流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产业的发展方向。信息和智能技术的发展为数

字化、信息化、网络化和智能化产业的发展创造机遇。当前，“要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推动产业技术变

革和优化升级，推动制造业产业模式和企业形态根本性转变，以 ‘鼎新’带动 ‘革故’，以增量带动存

量，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５］２４７

。因此，科技自立自强对于抢占产业变革先机和推动经济

高质量发展具有变革性的作用。

（三）建设科技强国

“中国要强盛、要复兴，就一定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

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需要建设世界科技强国！”［５］２４６

科学技术突破的最终目的就在于构建科技强国并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创新驱动的点火线，是建设科技强国的内生动力，是决胜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强国的战略支撑。科技自立自强战略的提出，将从科技高质量发展出发，为顺利实现科技强

国 “三步走”战略的第二步战略畅通道路，为在新中国成立百年之际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创新强国提供持

久动能。习近平总书记在２０１４年会见嫦娥三号任务参研参试人员代表时就指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

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

路，敢于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不断在攻坚克难中追求卓越，加快向创新驱动发展转变。”［８］２５－２６

可见，科

技创新作为创新驱动的核心动能，在未来国家建设中将发挥动能引擎和提高生产力的作用。党的十九届五

中全会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科技自立自强在我国经济、社会进步中的作用，高度重视其在实现科

技强国中的战略地位，并将其作为未来科技长期发展的价值取向和行动指南。因此，坚持科技自立自强、

创造高水平的创新成果，是推动综合国力提升的重要手段。

（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科技实力决定着世界政治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也决定着各国各民族的前途命运。”［８］２７

踏上第二个

百年目标的奋进之路，要正确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用好科技自立自强这把利器，踊跃占据世界科技

和产业发展的高地，从顺应向引领世界发展潮流转变，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窗口和渠道。２０１３年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科协、科技界委员联组讨论时，富有远见地指出：“现在世

界科技发展有这样几个趋势：一是移动互联网、智能终端、大数据、云计算、高端芯片等新一代信息技术

发展将带动众多产业变革和创新，二是围绕新能源、气候变化、空间、海洋开发的技术创新更加密集，三

是绿色经济、低碳技术等新兴产业蓬勃兴起，四是生命科学、生物技术带动形成庞大的健康、现代农业、

生物能源、生物制造、环保等产业。”［８］７５

科技自立自强将视域聚焦世界科技发展潮流的前沿，力争在这些

领域有所建树，成为世界科技发展的领头羊，在将民族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同时，以和平发展、合

作共赢、公平包容为宗旨，以 “一带一路”倡议等为着力点，不断推动科技成果的共享并构建知识、技

术、人才等创新要素全球流动的循环体系，将人类命运联结在一起，为世界发展创造机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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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 习近平 在中国科学院第二十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五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

话 ［Ｎ］人民日报，２０２１－０５－２９（０２）

ＴｈｅＣｅｎｔｅｎｎｉａｌ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Ｖａｌｕｅｏｆｔｈ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ｏｆ

ＳｅｌｆｒｅｌｉａｎｃｅａｎｄＳｅｌｆ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ｉ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ＬＩＳｈｅｎｇｈｕｉ ＲＯＮＧＦａｎｇｙｉ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５１０６４０，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ｔｈｅｓｐｅｅｃｈａｔｔｈｅｃｅｒｅｍｏｎｙｍａｒｋｉｎｇｔｈｅｃｅｎｔｅｎａｒｙ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Ｐａｒｔｙｏｆ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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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 南 理 工 大 学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

第 ２３卷 第 ６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Ｖｏｌ２３ Ｎｏ６

２０２１年 １１月 （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Ｎｏｖ ２０２１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１０－２２

作者简介：夏玲玲 （１９８９—），女，博士研究生，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伟大建党精神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 “伟大建党精神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高端论坛综述

夏玲玲

（华南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６４０）

摘 要：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１００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并深刻阐述了

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是凝聚民族复兴磅礴力量的精神源泉。学者们

围绕 “伟大建党精神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主题，深刻阐述了习近平总书记 “七一”重要讲话

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宣言与行动纲领，深刻把握了伟大建党精神的科学内涵与时代价值，深入

分析了伟大建党精神与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辩证关系，深入认识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

逆转的历史进程，深切领悟了伟大建党精神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指向，同时提出要深切践行

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的根本要求。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图分类号：Ｄ２０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９－０５５Ｘ（２０２１）０６－００１７－０５

ｄｏｉ：１０１９３６６／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９－０５５Ｘ２０２１０６００３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为意气风发奔向第二个百年奋斗新征程汇聚

思想力量，２０２１年 ７月 １８日，华南理工大学主办的 “伟大建党精神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高端论坛在广

州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南开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山东大学、中山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等 ３０

余所高校的专家学者围绕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伟大建党精神的科学内涵与

时代价值”“伟大建党精神与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的关系”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伟大建

党精神汇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必须坚持加强党的坚强领导”等主题进行了深入探讨。现将

学者们的重要观点概述如下：

一、深刻理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宣言与行动纲领

“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１］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 １００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以下简称 “七一”讲话），是一篇光辉的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献，是向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学者们着重阐述了 “七一”讲话的核心内涵、时代价

值和重大意义。中国政治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李慎明教授从恢宏磅礴的百年党史出发，把

“七一”讲话的核心内容概括为：一个初心、一个主题、一条主线、一个伟大建党精神、两个维护、四个

阶段、九个根本要求、系列重大思想重大观点重大论断，提出要不断坚定理想信念、坚持初心使命，保持

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以自我革命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持党在实现中华民族

１８ 华 南 理 工 大 学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第 ２３卷

伟大复兴进程中的坚强领导。

“七一”讲话彰显了民族志气、历史底气、理论锐气、未来朝气。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程美东教

授认为，“七一”讲话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民族志气，定位

了中华民族百年发展阶段特征的历史底气，形成了伟大建党精神、全过程人民民主、人类文明新形态等新

成果的理论锐气，展现了中国青年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的未来朝气。

在百年党史中汲取宝贵经验，在经验汲取中开启奋斗征程。南京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原

院长王永贵教授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 “七一”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战略思想创新的必然

逻辑。为了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必须遵循 “九个必须”的方向指引，着重坚持党

的坚强领导、实现人民美好生活、增强新的斗争本领，开启新百年的奋斗征程。

二、深刻把握伟大建党精神的科学内涵与时代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在 “七一”讲话中，首次提出了 “伟大建党精神”：“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

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

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２］

学者们对 “伟大建党精神”的科学内涵与价值意蕴进行了多维度的深

入探讨。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教育长韩庆祥教授强调要以长远史观、规律史观、整体史观、世界史观为核心

的大历史观把握伟大建党精神的逻辑结构，提出要以长远史观理解和把握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要以

规律史观把握伟大建党精神所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的不同特征，要以整体史观正确对待中国共产党建设的

辉煌成就与曲折失误，要以世界史观理解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

伟大建党精神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品格。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丁俊萍教授指出，伟大建党

精神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信仰信念、初心使命、精神品格和性质宗旨。理解伟大建党精神的时代价值，要

充分理解 “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对全体共产党员的党性要求，是中国共产党人党性观念的集中

表现，是激励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开辟伟大道路、创造伟大事业、取得伟大成就的精神动力。华南师范大

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胡国胜教授也指出，伟大建党精神不仅深刻诠释了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也

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走向成功的基因密码。

伟大建党精神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艾四林教授围绕

伟大建党精神从哪里来、要建设什么样的政党等根本问题，指出伟大建党精神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

性、实践性、斗争性、人民性，是知情意行的有机统一。要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深刻理解和

阐释伟大建党精神。

伟大建党精神的深刻内涵是其时代价值的理论基点。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张士海教授指出，

坚持真理、坚守理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指引方向、坚定信仰；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凝聚力量、筑牢根基；不怕牺牲、英勇斗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坚定意志、增强斗志；对党

忠诚、不负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坚强领导、组织保障。

伟大建党精神是一种和政治相关联的审美活动。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吴宏政教授从政治美学

视角，解析了伟大建党精神的美学价值。他认为伟大建党精神的本质内涵是通过个体与共同体的统一，将

个体价值融入国家民族共同体中，使其成为一种与政治相关联的审美活动。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伟大建党精神形成的思想之源。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高晓林教授回顾

了以陈望道为代表的早期共产党人在翻译 《共产党宣言》的过程中，敢于担当民族独立使命，敢于同其

他思想流派做斗争。他们不仅帮助中国知识分子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还铸就了早期共产党人的精神特

质、价值追求和道德风范。

伟大政党凝练伟大精神，伟大精神形塑伟大政党。南方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谢传仓教授从

伟大政党与伟大精神的互构关系中理解伟大建党精神的价值意蕴，并认为伟大建党精神是慎终如始的理想

追求、知行合一的行动伟力、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和我将无我的人民情怀。

第 ６期 夏玲玲：伟大建党精神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１９

三、深入分析伟大建党精神与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辩证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 “七一”讲话中明确提出了伟大建党精神是 “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在中国共产

党的百年历史征程中，伟大建党精神 “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这些论述为学术界全面把握伟

大建党精神和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之间的辩证关系提供了理论支撑。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精神在历

史逻辑和现实逻辑上的有机统一。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主任王炳林教授系统阐述了伟大建党精神与中

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辩证关系：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之源，是中国共产党精神的理论源

头、历史源头。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是伟大建党精神的丰富和发展，伟大建党精神作为红线贯穿在中国共

产党精神谱系之中，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其他精神。伟大建党精神和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有共同的理论特

质，都是理论性和实践性的统一、典型性和广泛性的统一、历史性和现实性的统一、民族性和世界性的

统一。

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颜晓峰教授认为伟大建党精神

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中国共产党诞生时期的一面镜子和一束光芒。伟大

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红色基因和贯通血脉，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世界的源头活水和价值指

引，是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塑造因素和引领力量，是建党百年的熊熊火炬、新征程的闪亮灯塔。

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谱系是永恒的精神财富。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李佑新教授论析了中国共

产党革命精神谱系是不同阶段党的历史的重要标识，是百年辉煌历史铸就的永恒精神丰碑；是中国共产党

人的真实写照，为我们留下了永恒的精神榜样；是中国共产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精神密码，蕴含着中国共

产党人永恒的精神品质；是凝聚民族复兴磅礴力量的精神之源，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永恒动力。

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刘吕红教授从理论武装、领导力量、价值取向、丰厚基石、实践创造五个方

面，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进行了解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谢迪斌教授认为伟大建党

精神为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奠定了理论基础、确立了价值指向、塑造了行为品格、嵌入了情感特质。

华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张丰清教授认为中国共产党从 “为何自我革命” “如何自我革命”

“怎样自我革命”来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强领导力量。

四、深入认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马克思说：“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

的。”［３］５４４

习近平总书记 “七一”重要讲话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它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了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定能实现。学者们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实践创新、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指向等维度，深入认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江苏省委党校常务副校长桑学成教授认

为，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伟大梦想，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成为历史的必然。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四个不同历史阶段，接续干成四件大事，取得四个伟大成就，铸就四个里程

碑，做出四个庄严宣告。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基础。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党委书记王立胜

教授指出，西方文明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文明形态，忽视了现代文明的多种可能性，压制了世界文明的丰富

多样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下，形成了具有儒家传

统、共产主义信仰的文明新形态。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实践中不断碰撞，

体现了中国现代性和中国特色。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是成就人类文明新形态。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陈金龙教授认

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一种以人民为中心的、和平发展的、协调发展的文明形态，既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又借鉴了人类文明成果。创立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共产党的百年追求，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指向，证明了西方文明并非衡量世界文明的唯一标准。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

院院长解丽霞教授以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为逻辑主线，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起点与历史归因，探讨

２０ 华 南 理 工 大 学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第 ２３卷

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论基点、目标跃迁、价值指向三个基本问题。

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教育强国建设，才能凝聚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北京师范大学学术委

员会主任韩震教授从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成就着眼，阐述了中国在当代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和作

用，提出要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认识到教育在培养时代新人、知识传承创新中的重要作用；

要在爱国主义上下功夫，要在共同语言和行为方式上培育文化共性，要在共同文化上培育联结纽带，要在

共同价值观上增强理念认同。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不可逆转。中国人民大学党建研究院院长杨凤城教授从百年来中国

共产党取得的伟大历史成就着眼，认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实现了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

的历史飞跃。不仅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还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制造业体系，在高科技领域等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五、深切领悟伟大建党精神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指向

“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３］８

伟

大的革命实践形成伟大的革命精神，伟大的革命精神指导伟大的革命实践。学者们不仅从理论维度深刻阐释

了伟大建党精神蕴含的思想价值，而且从实践维度深切领悟了伟大建党精神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

指向。

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之基。华南理工大学高松校长指出，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方向指引，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遵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力量之源，是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精神之基。

伟大建党精神伴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局、全过程。华中科技大学原党委副书记欧阳康教授从三

个维度阐述了这一问题。从发生学来看，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思想前提、精神起点；

从历史规律来看，伟大建党精神引领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百年发展；从哲学系统论来看，伟大建党精神

的理论内涵真实地反映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源泉。

伟大建党精神是激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湖南省委党校原常务副校长徐晨光教授认

为，中国共产党用 “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群众路线，用 “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精神境

界和历史担当，认识到在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 “不进则退，非进不可”的时代使命，不断把握

时代、赶上时代、引领时代。

百年大党的中国担当在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世界担当在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浙江大学马克

思主义学院院长刘同舫教授认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了中国智慧和天下情

怀，我们必须重视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内涵、建构必要、存在状态以及和社会主义的关系等 １０个基

础性前提问题的研究，重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后疫情时代国际秩序走向、新科技革命与人类命运共同

体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等五个理论性前沿问题的研究。

六、深切践行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的根本要求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４］

习近平总书记 “七一”重要讲话中强调：“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断完善党的领导，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牢

记 ‘国之大者’，不断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

导核心作用！”［２］

学者们从中国社会转型、中国式现代化以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视角，提

出要深切践行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的根本要求。在百年大党的社会建设实践中，正是由于党的

坚强领导推动了中国从传统向现代的社会转型。南开大学副校长王新生教授立足当代中国公平正义问题，

指出社会基本制度塑造社会基本结构，要用历史主义眼光对待改革开放前后的社会结构。改革开放前的社

会结构是由一系列体现平等价值要求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等塑造出来的，为改革开放奠定了

第 ６期 夏玲玲：伟大建党精神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２１

基础。当前关于公平正义问题的讨论实质上是中国社会转型的理论映射，要从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来理

解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事实和价值等问题的研究。同时，还要充分借鉴西方正义思想，创造性地运用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建构起以马克思主义正义理论为基础的中国正义理论和正义话语。

中国共产党人的算法是不计功利、具有革命情怀的 “大算法”。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林进平

教授指出，西方资本主义的算法是个体主义、工具主义、功利主义，走了西方式 “精于计算”的现代化

之路。中国共产党是不计较个人得失的 “算法”，追求集体行动的实践价值，更加关注 “生命无价” “生

态无价”，要跨越 “现代化陷阱”，避免将自然科学的方法简单套用到精神科学。在新的征程中，要坚持

党的坚强领导，坚持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之路。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部保证。广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赵中源教授论

析了党的坚强领导和全面领导的关系，提出在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中，必须坚持全面从严治

党，构建良好的政治生态，提高国家治理效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保障。

与会专家学者还就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斗争精神及实践理路、结合新的历史特点开展伟大斗争、始终

把人民放在最高位置是百年大党取得伟大成就的根本、中国共产党坚持真理与发展真理等主题进行了讨

论，为我们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的 “七一”讲话精神，以伟大建党精神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

思想支撑和理论资源。

参考文献：

［１］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２６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５００．

［２］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１００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Ｎ］．人民日报，２０２１－０７－０２（０２）．

［３］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３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０．

［４］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中）［Ｍ］．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６：１００９．

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ＦｏｕｎｄｉｎｇＳｐｉｒｉｔｏｆｔｈｅＰａｒｔｙＬｅａｄｔｈｅＲｅｊｕｖｅ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Ｎ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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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Ｍａｒｘｉｓｍ，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５１０６４０，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ｔｈｅｓｐｅｅｃｈａｔａｃｅｒｅｍｏｎｙｍａｒｋｉｎｇｔｈｅｃｅｎｔｅｎａｒｙ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ＰａｒｔｙｏｆＣｈｉｎａ，

Ｇｅｎｅｒａｌ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ＸｉＪｉｎｐｉｎｇｃｌｅａｒｌｙｐｕｔｆｏｒｗａｒｄａｎｄｐｒｏｆｏｕｎｄｌｙｅｘｐｏｕｎｄｅｄ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ｆｏｕｎｄｉｎｇｓｐｉｒｉｔｏｆ

ｔｈｅＰａｒｔｙ．Ｔｈｉｓｉｓｔｈｅｍａｊｏｒ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Ｐａｒｔｙｏｆ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ｉｓｔｈｅ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ｓｏｕｒｃｅｏｆｔｈｅｍｉｇｈｔｙｐｏｗｅｒ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ｊｕｖ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ｔｔｈｉｓｆｏｒｕｍ，ｔｈｅ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ｆｏｃｕｓｅｄｏｎ

“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ＦｏｕｎｄｉｎｇＳｐｉｒｉｔｏｆｔｈｅＰａｒｔｙ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ｊｕｖｅ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ｏｆｏｕｎｄｌｙ

ｅｘｐｌａｉｎ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ｉｓ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ｓｐｅｅｃｈｉｓａ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ｏｇｒａｍ ｏｆａｃ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ｇｒｅａｔ

ｒｅｊｕｖｅ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ｎａｔｉｏｎ，ｄｅｅｐｌｙｇｒａｓｐｅｄｔｈｅ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ｒａｖａｌｕｅｏｆｔｈｅｇｒｅａｔ

ｆｏｕｎｄｉｎｇｓｐｉｒｉｔｏｆｔｈｅＰａｒｔｙ，ｄｅｅｐｌｙ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ｔｈｅ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ｆｏｕｎｄｉｎｇ

ｓｐｉｒｉｔｏｆｔｈｅＰａｒｔｙａｎｄｔｈｅｌｏｎｇｌｉｎｅｏｆｉｎｓｐｉｒｉｎｇ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ｆｏｒ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ｓ，ｄｅｅｐｌｙｕｎｄｅｒｓｔｏｏｄ

ｔｈａｔＣｈｉｎａ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ｊｕｖｅｎａｔｉｏｎｈａｓｂｅｃｏｍｅａ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ｉｎｅｖ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ｄｅｅｐｌｙｕｎｄｅｒｓｔｏｏｄｔｈ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ｆｏｕｎｄｉｎｇｓｐｉｒｉｔｏｆｔｈｅＰａｒｔｙｌｅａｄｉｎｇ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ｒｅｊｕｖｅ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ｎａｔｉｏｎ．

Ａｔｔｈｅｓａｍｅｔｉｍｅ，ｔｈｅ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ｐｕｔｆｏｒｗａｒｄｔｈｅ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ｆｉｒｍ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ｏｆ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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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 南 理 工 大 学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

第 ２３卷 第 ６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Ｖｏｌ２３ Ｎｏ６

２０２１年 １１月 （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Ｎｏｖ ２０２１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６－１０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７２００１１１４）；江苏省高校自然科学面上项目 （１９ＫＪＢ１２００／０）。

作者简介：刘志迎 （１９６４—），男，博士，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创新管理、创新与互联网金

融。通信作者：田卉 （１９９７—），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创新与互联网金融。

① 参见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２０２１（２２）：４－８．

② 参见腾讯网谷雨数据调查研究。

·经济与管理前沿探索·

“份子钱” 众筹的情感表达与习俗所迫

———基于社会网络理论的影响机制研究

刘志迎１

，田卉１

，刘天翔１

，龚秀媛２

（１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管理学院，安徽 合肥 ２３００４１；２南京师范大学 商学院，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２３）

摘 要：喝喜酒 “份子钱”是人际交往的仪式，也是情感沟通的载体形式，其实质是在社交圈内的

“众筹”行为。如今，众多年轻人受到 “份子钱”困扰，关于 “份子钱”的舆论讨论也备受关注。基

于社会网络理论，对社交网络内亲密程度及潜在社会规范等因素对婚礼受邀人的 “份子钱”出资金

额的影响展开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与婚嫁双方的亲密程度、社交圈内一般锚定水平对 “份子钱”

出资金额有显著正向影响，且锚定水平影响较大；信任与依赖、义务感在亲密程度对出资金额的影响

中起链式中介作用。通过研究 “份子钱”众筹，基于本国情境为喝喜酒式的众筹行为提供了初步的

理论探讨，对国家加强政策引导与风气治理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启示。

关键词：众筹；“份子钱”；社会网络；亲密程度；社会规范；锚定水平

中图分类号：Ｃ９３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９－０５５Ｘ（２０２１）０６－００２２－１２

ｄｏｉ：１０１９３６６／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９－０５５Ｘ２０２１０６００４

一、引 言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对促进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但是传统文化中存在的陋习也对

当代精神文明建设产生了一定阻碍。随着二胎、三胎政策的放开，国家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

虑。２０２１年 ５月 ３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中明确指出：“要加强适婚青年婚恋观、家庭观教育引导，对

婚嫁陋习、天价彩礼等不良社会风气进行治理。”①

“份子钱”又称 “随礼”，起源于明代中期，已成为当今婚嫁活动的重要元素。从传统文化上看，“份

子钱”是亲朋好友与婚嫁双方维系特定社会关系的情感表达载体［１］

；从行为模式上看，“份子钱”是在婚

嫁双方人际关系网络 （如亲朋好友等）中开展的一种资金筹集行为［２］２８

。受互联网经济影响，互联网金融

工具 （如微信红包、支付宝转账等）使 “份子钱”支出不再受到时间和空间等外部因素限制。在居民社

交需求更加多元的环境下，“份子钱”已成为一种社会普遍认可的社交活动支出。腾讯网谷雨数据的研究

结果表明，超过 ８５％的调查对象都曾为婚礼随过 “份子钱”②。

社会大众普遍认为 “份子钱”出资由情感驱动，涉及发起人与被邀请者双方私人感情的好坏，是表

达其情感反应最直接与普遍的方式［３］

，支出目的是实现与婚嫁双方的情感交流，支出意愿与金额应完全

第 ６期 刘志迎 等：“份子钱”众筹的情感表达与习俗所迫 ２３

受出资人个人意愿支配。然而，个体在社交活动中通常会受到各种隐性和显性的社会规范 （如面子、道

德绑架、个人攀比等）的影响，导致其在行为决策上更倾向于被社会大众接受与认可［１］

。在 “份子钱”

这一出资行为中，社会关系网络成员的一般出资金额是一个典型的社会规范，通常会成为个人出资的参照

标准，并对自身的支出金额产生影响。当这一标准高于个人出资意愿时，个人的 “份子钱”支出行为就

变成了 “习俗所迫”，即 “出多了压力大，出少了没面子”。当 “习俗所迫”成为普遍现象时，“份子钱”

无疑将转为一种文化陋习，难以实现其在婚嫁活动中的情感表达需求。理清 “份子钱”的情感表达机制

和 “习俗所迫”问题，值得学术界深入分析和探讨，然而现有研究尚未对 “份子钱”这一文化要素进行

研究。对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问题：

问题 １：从情感表达上看，影响 “份子钱”支出金额的因素有哪些？

问题 ２：从 “习俗所迫”上看，社会规范如何影响 “份子钱”支出金额？

为深入探究上述问题，本文从传统文化视角出发，结合众筹理论，对 “份子钱”的内涵进行界定；

基于社会网络理论和社会规范理论构建理论模型，探究 “份子钱”支出的情感表达机制以及社会规范对

“份子钱”支出金额的影响。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假设

（一）“份子钱”与众筹

“份子钱”始于农耕时代，是一种筹资行为，也是传统人情交换的重要形式，主要出现在婚丧嫁娶等

人生重大场合，在婚嫁活动中最为盛行，在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后的婚嫁活动中，“份子钱”频繁出现，既起

到传递情感的作用，也起到在社交圈内筹资的作用，缓解了婚嫁双方的资金成本。

现代众筹模式为理解 “份子钱”内涵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当下，众筹成为初创企业和个人为创

业项目筹措资金的渠道，本质上是筹资方向社会大众获取资金支持的创新融资模式。基于回报形式可分为

奖励型众筹、股权型众筹、债权型众筹和公益型众筹［４］

。

从筹资模式上看，“份子钱”是典型的众筹行为，“众筹”模式起源于中国明代中期，即筹资方面向

一定的社会大众群体而非特定投资人展开的筹资行为。现代众筹的细分模式特征在 “份子钱”众筹中被

多元化体现：一是从出资动机看， “份子钱”主要以人情往来为目的，与社交化发展的公益型众筹相

似［５］

。二是从预期回报看，当支出者对婚嫁活动、婚嫁双方在未来自己或子女结婚时的出资均无预期时，

这种无回报期望的支出行为与公益型众筹相似［６］

；当支出者对婚嫁本身有较强的情感期望 （如感受婚礼

氛围）时，这种追求非金钱回报的资金支持与奖励型众筹相似［７］

；当支出者期望婚嫁双方在未来予以资

金回报时，这种基于远期资金收益的资金支持与债权型众筹相似［８］

。综上，我们认为 “份子钱”众筹是

一种在社交圈内发起的，兼具资金筹措与人情往来目的，且出资动机多元的众筹模式。

（二）“份子钱”的情感表达

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是社交活动的重要需求与目的。婚嫁双方及其亲属的社会关系网络是聚集 “份

子钱”出资人群的基础，“份子钱”的人情往来是婚嫁双方社交圈内的情感表达行为，而情感表达的基础

是双方通过社会关系网络形成的互相了解。社交圈内成员彼此间通常具有强烈的责任心和信任感，其道德

和经济行为往往受社会关系网络影响［２］５９

。对支出者而言，货币价值是主体意志和情感在婚嫁活动中的直

观表达，其金额一定程度上被视为衡量情感表达程度的标准［１］

。

社会网络理论为理解众筹活动的资金支持行为提供了成熟的理论研究框架，有助于理解 “份子钱”

众筹的情感表达机制。Ｇｒａｎｏｖｅｔｔｅｒ［１０］

提出社会网络关系强度的概念并将其分为强关系与弱关系两类。现

有众筹研究表明，社会网络成员的出资动机主要可分为，①利他主义：心理满足；②利己主义：维持与发

起人的社会关系，在未来得到回报；③社会道德约束：符合一般社交要求；④互利动机：出资人希望维持

关系、融入社会等心理利益补偿经济利益损失［１１］

。强关系与弱关系均是影响筹资结果的重要因素，发起

人的熟人圈是其最佳的社会资源［１２］

，是资金获取的主力军与早期支持者。当潜在出资人与发起人结成紧

密且牢靠的关系时，更有可能参与亲社会行为。社交媒体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关系强度对众筹融资的

２４ 华 南 理 工 大 学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第 ２３卷

影响［１３］

。

目前鲜有研究关注 “份子钱”众筹，尚未有研究探究其情感表达的影响因素。本文基于社会网络理

论，对 “份子钱”众筹中的情感表达机制展开探究。考虑到传统文化中的利益交换通常并非逐利行为，

社会网络关系、社会交换等因素是 “份子钱”支出的主要驱动因素；“份子钱”出资者大部分是婚嫁双方

的家族成员，这种基于血缘、家族等建立的联系与互动频率之间的关系并非完全线性，可能导致产生相反

结论；另外，婚礼来宾往往与发起方有一定交情，本文假定，在 “份子钱”众筹中，出资人已经普遍达

到互惠交换阈值。故本文选取关系强度中亲密程度、信任与依赖两个维度进行研究，旨在减小部分误差，

提高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１亲密程度与出资金额

社会网络关系中的亲密程度通常被定义为个体在情感、认知和行为三方面感知重叠下的、自发感知出

的，人与人之间相互联系的程度［１４］

。拥有亲密关系的个体间往往会表现出高互动性，并指导其产生亲缘

利他与互惠利他行为。众筹研究表明，潜在社会联系、亲缘关系均会对出资金额产生促进作用。有学者通

过对以色列婚嫁活动资金支持的研究发现，有较高遗传亲缘关系、亲缘关系较为牢靠 （母亲方比父亲方

更牢靠）的来宾更有可能提供高额出资［１５］

。此外，帮助近亲属还有可能获得一定的社会福利，基于亲缘

互助的认同感对出资金额同样有着正向影响［１６］

。年轻人在情感上与朋友更亲近，可能会由于 “友谊效

应”而提高其出资水平，向朋友提供的资金支持并不少于其近亲属［１７］

。

现有研究普遍肯定了亲密关系对出资行为的促进作用，个体由于亲情与友情等建立起亲密关系时，无

论是否拥有亲缘关系，更有可能将其预算中的较大一部分提供给更加亲近的人，两者之间的亲密程度是影

响出资水平的主要因素。整体上，本文认为在 “份子钱”众筹中，出资人与发起人普遍具有一定的社会

联系，给予资金援助并非首要动因，维持或加强与婚嫁双方的亲密关系是出资人的主要动因，而这种亲密

关系则通过出资金额体现。故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Ｈ１：在 “份子钱”众筹中，出资人与邀请方的亲密程度对出资金额有正向影响。

２信任与依赖的中介作用

信任是指个体对他人言行是否可靠所持有的主观概率，是重要的社会资本。值得信任与依赖的个人或社

交群体往往信守承诺，在交换关系中彼此利害相关［１８］

。信任在维持商客长久关系和建立客户忠诚过程中扮

演重要角色，这在现有众筹研究中也已被广泛证实［１９－２１］

。具体而言，发起人社会网络中的成员具有认证属

性，其影响力使众筹项目得到广泛传播并提高了潜在捐赠者对该项目的信任感，进而提供资金支持［２１］

。

尽管鲜有研究探讨信任在 “份子钱”出资行为中扮演的角色，但传统文化习俗的相关研究表明，信

任在传统文化习俗中通过提供特定经验与途径提升信息搜索效率，是习俗活动参与者构筑的社会网络中不

可或缺的中间传导要素［２２］

。“份子钱”众筹通常是一种无直接利益回报且无法依靠客观标准来进行风险

评估的出资行为，因此信任与依赖是影响出资者资金支持行为的重要因素，而这种信任与依赖通常建立在

一定的亲密程度上。即使部分出资者的动机是未来自身或其子女婚礼上获取的更多资金回报，其当下出资

动机仍基于与婚嫁双方保持长久稳定的亲密关系［２３］

。故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Ｈ２：在 “份子钱”众筹中，信任与依赖在亲密程度对出资金额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３义务感的中介作用

义务感是个体对其自身以及他人所应承担责任的认识与体验。目前针对义务感的众筹研究主要集中在

公益型众筹，研究结果普遍认为当个体间建立起紧密的关系时，会对彼此产生关爱与关心，当一方需要帮

助时，朋友比陌生人更有义务提供帮助，两者间亲密程度促进利他行为的产生［２４］

。个体在自身内在价值

体系的推动下，在道德层面意识到自身有义务实施特定行为时，通常而言将更有可能作出慈善捐赠决

策［２５］

。虽然在社交圈内进行的社交活动中，个体间均是兼有情感性与工具性的混合性关系，但是亲密程

度更高，社交中情感性更强，人情交换程度也较高［２６］

。

在 “份子钱”众筹中，亲密关系使得出资人将本应理性的经济行为嵌入到关系维持活动中，其原有

的人情往来可能使得受邀人感到有责任与义务感来回报过去发起人对自己情感、经济、工作等方面的帮助

与恩惠［２４，２７］

。这种义务感促使个体作出符合大众认知的道德行为，在出资时更加慷慨大方。故本文提出

第 ６期 刘志迎 等：“份子钱”众筹的情感表达与习俗所迫 ２５

以下假设：

假设 Ｈ３：在 “份子钱”众筹中，义务感在亲密程度对出资金额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４信任与依赖、义务感的链式中介作用

现有研究普遍表明，众筹出资决策通常取决于出资者对发起人的资金外部需求的衡量［２８］

。在内化这一

需求的过程中，根据共情———利他主义假设，在对他人产生如关心、依赖、同情等情感反应时，个体会更愿

意提供帮助，做出利他行为，并且这种机制在社会网络中内外部反馈的作用下，不仅仅局限于亲缘关系中。

基于此，本文认为，“份子钱”出资人与婚嫁双方亲密程度较高时，会对其产生一定程度的关注与关怀，

在持续交往过程中，引发信任感与相互依赖等共情感［２９］

。由于 “份子钱”众筹回报既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也具有一定的利他主义因素，因此当出资人对婚嫁双方产生信任感时，其自身愿意为回报的不确定性承担一

定程度的风险，进而指导其出资决策［１８］

。出于对婚嫁双方的信任以及欲保持长久联系的依赖心理，在收到

婚嫁活动邀请后，推动其出资的更有可能是对其出资责任的认知这一义务感，故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Ｈ４：在 “份子钱”众筹中，信任与依赖、义务感在亲密程度对出资金额的影响中起链式中介

作用。

（三）“份子钱”的社会规范

除亲密关系外，各种隐性和显性的社会规范也会对 “份子钱”出资产生影响。社会规范是一种外部

社会准则，可以促使大多数人在特定情况下产生被大众接受与认可的行为［３０］

，通常通过描述性规范与强

制性规范来影响个体行为。描述性规范通过信息影响力来影响行为，是简单的行为模仿与跟从；强制性规

范通过发出获得潜在的福利或避免潜在惩罚的期望信号来影响个体行为。

虽然社会规范基于个人社会网络关系形成，但与自主情感表达有别，是非自主的、情感表达之外的潜

在外部约束标准［３１］

。“份子钱”众筹中的社会规范是出资人社交圈内成员在婚嫁活动中非公开但普遍接

受与认可的行为模式，有两个主要特征：一是现象的普遍性，即个体通常兼具 “份子钱”支出者和婚嫁

方两种身份，不愿承担因打破 “份子钱”规则引发的亲密关系破裂的风险；二是一般出资水平，通常支

出者会遵循等价偿还与数额协商两个原则，即出资人通常会与婚嫁双方的共同好友进行口头协商来约定出

资金额［１］

。

尽管部分研究将 “份子钱”中的社会规范归为描述性规范［２８］

，但本文更倾向于将其归为强制性规

范。社会规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份子钱”出资人的出资金额，当社会规范下的出资金额高于出资人的

出资意愿时，“份子钱”支出的情感表达因素不再成为主要支出动机。“份子钱”出资转为一种 “习俗所

迫”的支出行为，即受到习俗活动中约定的某些社会规范的影响发生的非自愿资金支出行为。现实中不

乏此类 “份子钱”支出情形，究其根本在于支出者不愿遭受违反社会规范所带来的潜在、非强制性惩罚

（如因出资过低遭到议论、孤立或排挤等）。考虑到 “份子钱”已成为普遍现象，仅衡量支出频率既不符

合现实环境，在统计结果上也无显著差异，故本文采用锚定水平来代表外部社会规范。

１锚定水平与出资金额

个体在判断客观事物时，会将其最初获取的有用信息作为决策参照点，这些可能对个体主观判断与行

为产生影响的信息就是锚。个体由于渴望融入社交圈，会产生社会比较行为，在信息不确定时，个体通常

将他人的行为视为可参照的线索并相应地对自身行为进行调整［３２］

。

仅有部分众筹研究讨论了社会规范对捐赠型众筹出资金额的影响，发现在相似性较高的捐赠型众筹活

动中，外部社会信息的相似度、出资经验、外部信息透明度均正向影响捐赠额［３３］

。Ｃｒｏｓｏｎ等［３４］

研究表明

社会信息对个人捐赠的影响在 １０％到 ３０％之间；Ｓｈａｎｇ等［３５］

发现社会群体遵循已知锚定水平提供资金捐

助产生的效应是节约金钱以满足自身利益效应值的 ３倍。目前尚无研究探讨 “份子钱”众筹活动中的社

会规范，仅部分研究探究了婚礼礼品中的社会规范和价格竞争问题［３１］

。 “份子钱”众筹虽然不是单一的

捐赠型众筹，但是其中的利他性是这一出资活动中的重要影响因素。婚嫁活动中，请柬本身承载信息，向

来宾传递资金需求的信号，受传统文化影响，具有一定强制力，再加上出资人往往通过社会互动，观察与

了解其他成员的出资行为［３６］

，在已经掌握他人预计出资金额时，会对自身出资产生一定引导作用。结合

现有研究，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２６ 华 南 理 工 大 学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第 ２３卷

假设 Ｈ５：在 “份子钱”众筹中，锚定水平对个体出资金额有正向影响。

２亲密程度与锚定水平

在 “份子钱”出资者的社交网络内，对婚嫁双方的自主情感表达、网络中外部社会规范均是影响其

“份子钱”众筹出资金额的重要因素。显然，当锚定水平足够低时，将不会对出资决策造成压力，而在当

下 “份子钱”逐渐由中介物向衡量物方向变化的背景下［１］

，不断攀升的锚定水平使得大众对于 “份子钱”

出资动机的争议越来越大。

虽然还未有研究证实 “份子钱”众筹中婚嫁双方与支出者间亲密程度、潜在社会规范对出资金额的

影响程度，但已有部分研究表明在互联网金融工具多样化和社交需求多元发展的环境下，“份子钱”维系

与同地域亲属的情感依托功能被逐渐弱化［１］

。结合现有研究，本文认为社会规范在其融入社交行为与仪

图 １ 研究模型

式的功能性上不断增强，是影响个人社交决策的重

要因素，而当这一规范超出个人意愿时出资决策无

疑受到裹挟。考虑到归属性需求是人的基本需求之

一，在必要的社交金钱支出中，个体不会轻易打破

潜在规则，社会规范具有相对稳定的外部约束作用。

故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Ｈ６：在 “份子钱”众筹中，锚定水平对个

体出资金额的影响大于亲密程度对其的影响。

综上所述，本文的研究模型如图 １所示。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数据与样本

在正式调查前，本文进行了预调研，对信度效度

进行了初步检测，并消除调查问卷中可能存在的歧义。

具体做法是通过问卷星向社会大众发放了调查问卷，

采用匿名调查的方式进行。由于调查情境的特殊性，

本文对部分变量下的测量题项进行改编与增减。预调

研共收集 ５６份问卷，根据其对部分变量维度下的问题

进行调整，提高测量变量的信度与效度。另外，本文

通过预调研了解了婚礼 “份子钱”的一般标准，使得

正式调研中锚定水平的高低设置更加合理。

正式调查中，第一部分收集如性别、婚姻状况、

年龄、学历和收入等人口统计学信息；第二部分要求

被试者回忆上次随份子时的情景，根据实际情况回答

调查问题。共回收 ７２５份问卷，剔除无效问卷后，有

效问卷数 ６７８份，问卷回收率 ９３５２％。通过被试的

个人基本信息如表 １所示。

根据表 １可以发现，７０％以上的被试者拥有本科

及以上学历，被试男女比例、年龄分布、收入水平较

为均衡，除就职于行政机关人数较少，其他工作单位

分布也较为均衡。另外，虽个体出资金额由被试者据

实填写，但仍向整数、吉数靠拢，例如 ５００、６００、

１０００、６６６、８８８等数字出现频率较高。

表 １ 样本特征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人口统计变量 变量取值 人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３１３ ４６１７

女 ３６５ ５３８３

婚姻状况 未婚 ２６０ ３８３５

已婚 ４１８ ６１６５

年龄分布

２５岁以下 １５８ ２３３０

２６!３５岁 １２５ １８４４

３６!４５岁 １４１ ２０８０

４６!５５岁 １５７ ２３１６

５５岁以上 ９７ １４３０

学位

高中或中专及以下 ６１ ９００

大专 ９０ １３２７

本科 ２２９ ３３７８

硕士 ２３５ ３４６６

博士及以上 ６３ ９２９

收入

２０００元以下 １１３ １６６６

２００１!５０００元 １８０ ２６５５

５００１!８０００元 １５７ ２３１６

８００１元以上 ２２８ ３３６３

工作单位

在校学生 １０３ １５１９

行政机关 ４８ ７０８

事业单位 １４３ ２１０９

国有／合资／外资企业 １２５ １８４４

私营企业 １６０ ２３６０

其他 ９９ １４６０

“份子钱”形式 包红包 ３９９ ５８８５

公开金额 ２７９ ４１１５

第 ６期 刘志迎 等：“份子钱”众筹的情感表达与习俗所迫 ２７

（二）变量测量

有学者依据单项目图示题项来测量亲密程度，但为提高问卷调查测量的准确性，主要借鉴 Ｌｉａｎｇ等［３７］

对

于关系强度下亲密程度这一维度的测量题项，结合苏俊斌等［９］在中国语境下对测量题项的改良与优化，

本文基于 “随份子”情景进行一定的语言修改，共包含如 “我乐于和婚礼邀请者谈论我的家庭与工作”

等 ６个题项。信任与依赖的测量采用 Ｇｒａｎｏｖｅｔｔｅｒ［１０］对于关系强度下信任与依赖这一维度的测量题项，包

含如 “婚礼邀请者为人真诚，值得我信赖”等 ４个题项。义务感的测量主要借鉴 Ｓｉｍｏｎ等［３８］的测量量

表，包含如 “无论 ‘份子钱’能对婚礼邀请者起到多大帮助，我都感觉有义务随份子”等 ４个题项。由

于婚礼众筹自身的特殊性，社会大众一般水平会随地域、风俗等原因产生较大差异，因此，通过主动

询问被试者 “份子钱”一般水平来确定锚定水平，并根据预调研反馈结果，将锚定水平设定为 ２５０元

以下、２５１!５００元、５０１!７５０元、７５１!１０００元、１００１元以上 ５个较为合理的区间供被试者选择。

在问卷的结尾，要求被试者尽可能准确回忆上次 “份子钱”数额，获取个体出资金额相关数据。

现有研究发现性别、年龄、宗教信仰、收入、职业、面子、资产和未婚子女近期婚嫁概率会影响出资

金额［３９］

；受邀人自身资金承受能力、与发起人间人际关系以及婚礼现场的价值、预测发起人对资金的需

求三者是出资金额主要的影响因素；在婚礼现场公布 “份子钱”金额会给来宾造成情感压力与社会压力，

而采用红包则可以降低影响［４０］

。结合现有研究，除研究变量外，本文控制了性别、年龄、学历、收入、

职业、婚姻状况与 “份子钱”形式的影响。

（三）数据分析及结果

１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共同方法偏差可能会影响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因此本研究采用 Ｈａｒｍａｎ单因素方法对共同方法偏差进

行检验。通过 ＳＰＳＳ进行主成分分析，结果显示，第一主成分占比为 ２５９６％，未能解释大部分变量。因

此，共同方法偏差在可接受范围内，不会影响结论的可靠性。

２信效度检验

本文所包含的变量的测量题项均改编自国内外成熟量表，内容效度较高。根据各变量题项的因子载荷

计算平均提取方差 ＡＶＥ值，亲密程度的 ＡＶＥ值为０６６８，信任与依赖的 ＡＶＥ值为０６７１，义务感的 ＡＶＥ

值为 ０６０４，均大于一般要求 ０５，问卷的收敛效度满足要求。

利用 ＡＭＯＳ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来检验问卷的区别效度，对模型进行简约修正，删除部分题项，分

析结果如表 ２所示。根据表中结果可知，三因素模型的整体拟合度优于单因素与双因素模型，三因素模型

的区别效度较高。同时，如表 ３所示，各变量 ＡＶＥ值的平方根大于相关系数，区别效度较高 （对角线上

的值为 ＡＶＥ值的平方根，对角线下方为变量间相关系数）。亲密程度、信任与依赖、义务感三个变量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α值分别为 ０８５７、０８５４、０８１８，均大于 ０７，各变量的测量题项一致性较高，测量工具的信

度在可接受范围内。

表 ２ 因子模型拟合度

指标 因子 ＣＭＩＮ／ＤＦ ＧＦＩ ＣＦＩ ＩＦＩ ＴＬＩ ＲＭＳＥＡ

单因素模型 ＱＭ＋ＸＲ＋ＹＷ ３０１００ ０７５２ ０７４８ ０７４９ ０６６４ ０２０７

双因素模型 ＱＭ＋ＸＲ、ＹＷ ２１２０４ ０８０２ ０８３１ ０８３２ ０７６７ ０１７３

双因素模型 ＸＲ＋ＹＷ、ＱＭ １６３８１ ０８４７ ０８７２ ０８７２ ０８２２ ０１５１

双因素模型 ＱＭ＋ＹＷ、ＸＲ １５６３５ ０８５３ ０８７８ ０８７８ ０８３１ ０１４７

三因素模型 ＱＭ、ＸＲ、ＹＷ １５９７ ０９８８ ０９９５ ０９９５ ０９９２ ００３０

注：ＱＭ代表亲密程度；ＸＲ代表信任与依赖；ＹＷ 代表义务感； ＋表示两个变量合并为一个变量，根据变量之间相关系数的大小进行

合并。

２８ 华 南 理 工 大 学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第 ２３卷

表 ３ 区别效度检验

变量 亲密程度 信任与依赖 义务感

亲密程度 ０８１７

信任与依赖 ０６１ ０８１９

义务感 ０６３ ０６２ ０７７７

３相关分析

本文采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系数来检验变量之间的相关程度。根据表 ４中分析结果可知，亲密程度与信任

与依赖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β＝０５１９，ｐ＜００１），亲密程度与义务感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β＝０５３３，ｐ＜

００５），亲密程度与个体出资金额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β＝０５２１，ｐ＜００５），锚定水平与个体出资金额呈

显著正相关关系 （β＝０７１６，ｐ＜００５），变量间关系基本符合研究假设，可以进行下一步分析。

表 ４ 相关系数矩阵

研究变量 Ｍ ＳＤ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性别 ０５３８ ０４９９ １ －００５５ －０１０４ －０１０８ －０１９４ ０００８ ００６５ ００１７ ００２１ ００２０ －０１１１ －００６３

２婚姻状况 ０６１７ ０４８７ －００５５ １ ０７７５ －０２１６ ０３５２ ０３２０ ０１５４ －０１６１ －００９７ －００２４ ００４１ －００１９

３年龄分布 ２８６７ １３８０ －０１０４ ０７７５ １ －０２２０ ０３５２ ０３１６ ０１８９ －０１５７ －００９７ ０００３ ００８２ ００３１

４学位 ３２２０ １０７９ －０１０８ －０２１６ －０２２０ １ ０１８０ －０４５８ －０３４８ ０１１６ ０１１６ ００５５ ０２３０ ０２２４

５收入 ３６６５ １２３３ －０１９４ ０３５２ ０３５２ ０１８０ １ ０３８２ －０１４３ ００１５ ００３４ ００２９ ０３２７ ０２６９

６工作单位 ３７２０ １６１５ ０００８ ０３２０ ０３１６ －０４５８ ０３８２ １ ０１０４ －００１９ －００３４ ０００４ ０１４８ ０１０５

７“份子钱”形式 １４１２ ０４９２ ００６５ ０１５４ ０１８９ －０３４８ －０１４３ ０１０４ １ －０１０８ －０１３８ －００２９ －０１５０ －０１６４

８亲密程度 ３２４４ ０７８６ ００１７ －０１６１ －０１５７ ０１１６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９ －０１０８ １ ０５１９ ０５３３ ００６８ ０５２１

９信任与依赖 ３９８０ ０６５５ ００２１ －００９７ －００９７ ０１１６ ００３４ －００３４ －０１３８ ０５１９ １ ０５２６ ０１１２ ０４９９

１０义务感 ３６３０ ０７８９ ００２０ －００２４ ０００３ ００５５ ００２９ ０００４ －００２９ ０５３３ ０５２６ １ ０１０１ ０５１３

１１锚定水平 ２６５２ １０６１ －０１１１ ００４１ ００８２ ０２３０ ０３２７ ０１４８ －０１５０ ００６８ ０１１２ ０１０１ １ ０７１６

１２出资金额 ６５６１ ０７２８ －００６３ －００１９ ００３１ ０２２４ ０２６９ ０１０５ －０１６４ ０５２１ ０４９９ ０５１３ ０７１６ １

注：、分别表示在 ５％、１％的水平下显著；Ｍ为样本均值；ＳＤ为样本标准差。

４回归分析

利用回归分析来验证其因果关系。比较表

５中模型 １与模型 ２可以发现，在对控制变量

进行控制后，锚定水平对个体出资金额的影响

为 ０６８９（ｐ＜００５），在此基础上，同时控制

亲密程度、信任与依赖、义务感的影响后，由

表 ５中模型 ４可知，锚定水平对个体出资金额

的影响为 ０６４０（ｐ＜００５），假设 Ｈ５得到验

证。比较表 ５中模型 １与模型 ３可以发现，在

对控制变量进行控制后，亲密程度对个体出资

金额的影响为 ０５２３（ｐ＜００５），同时控制锚

定水平、信任与依赖、义务感的影响后，由表

５中模型 ４可知，亲密程度对个体出资金额的

影响为 ０２９９（ｐ＜００５）。由此可知，锚定水

平对个体出资金额的影响大于亲密程度，对因

变量的影响最大，假设 Ｈ６得到验证。加入假

设信任与依赖、义务感后，亲密程度对个体出

资金额的影响由 ０５２３（ｐ＜００５） 下降为

０２９９（ｐ＜００５），回归系数显著减小，说明

在这之间存在中介效应，中介机制有待后续分

析进行验证。

表 ５ 回归分析

变量

出资金额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控制变量

性别 ００００ ００２６ －００２５ －０００２

婚姻状况 －０１４４ －００７５ －００８２ －００２１

年龄分布 ００９５ ００２９ ０１３０ ００４９

学位 ０２３９ ００５５ ０１９７ ００２０

收入 ０１６６ ００３８ ０１５９ ００３４

工作单位 ０１７５ ００３２ ０１４４ ００１４

“份子钱”形式 －００７１ －００３５ －００４８ －０００７

研究变量

亲密程度 ０５２３ ０２９９

信任与依赖 ０１６６

义务感 ０１９９

锚定水平 ０６８９ ０６４０

Ｒ２ ０１３４ ０５２９ ０３９５ ０８２３

△Ｒ２ ０１３４ ０３９５ ０２６１ ０６８９

注：、分别表示在 ５％、１％的水平下显著；Ｒ２ 表示拟合指数；

△Ｒ２表示调整的指数。

第 ６期 刘志迎 等：“份子钱”众筹的情感表达与习俗所迫 ２９

５中介效应检验

为了验证本文提出的信任与依赖、义务感的链式中介效应假设，需要进行中介作用检验，由于温忠麟

三步法中介检验、Ｓｏｂｅｌ系数检验中介效应对样本数据正态性的要求较为严格，本文选用 Ｐｒｅａｃｈｅｒ等提出

的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ｐｉｎｇ方法进行检验［４１］

，将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再抽样设定为 ５０００次并检验条件间接效应，构建了 ９５％

无偏差校正置信区间，采用 ＡＭＯＳ、ＭＰＬＵＳ等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在研究亲密程度、信任与依

赖、义务感对因变量的影响时，为排除锚定水平对其干扰，用出资金额

锚定水平这一比例来代替因变量个体出资

金额。结果如表 ６、表 ７所示。

表 ６ 变量间的直接效应

总效应 效应值 标准误

９５％置信区间

０５％下限 ０５％上限

亲密程度 → 出资金额

锚定水平 ０４４６ ００３８ ０３７０ ０５２０

亲密程度 → 信任与依赖 ０６０７ ００３０ ０５４７ ０６６６

亲密程度 → 义务感 ０４００ ００４８ ０３０２ ０４９２

信任与依赖 →义务感 ０３８１ ００５２ ０２７９ ０４８３

信任与依赖 → 出资金额

锚定水平 ０１６６ ００３７ ００９０ ０２３６

义务感 → 出资金额

锚定水平 ０２２１ ００４７ ０１２６ ０３１１

注：表示在 １％的水平下显著。

表 ７ 变量间的间接效应

总效应 效应值 标准误

９５％置信区间

０５％下限 ０５％上限

亲密程度 → 出资金额

锚定水平 ０２４１ ００２７ ０１９０ ０２９４

亲密程度 → 义务感 ０２３２ ００３４ ０１６８ ０３０１

信任与依赖 → 出资金额

锚定水平 ００８４ ００２２ ００４０ ０１３５

注：表示在 １％的水平下显著。

根据表 ６、表 ７中数据可知，亲密程度对出资金额

锚定水平的直接效应值为 ０４４６（ｐ＜００１），９５％置信区间

为 ［０３７０，０５２０］，不包含 ０，说明亲密程度对 出资金额

锚定水平 有显著正向作用，假设 Ｈ１成立；加入信任与

依赖、义务感后，亲密程度对 出资金额

锚定水平 的效应值下降为 ０２４１（ｐ＜００１），９５％置信区间为 ［０１９０，

０２９４］，不包含 ０，说明亲密程度对出资金额

锚定水平的影响中存在中介效应。

首先，对信任与依赖的中介作用进行验证，亲密程度对信任与依赖的直接效应值为 ０６０７（ｐ＜

００１），９５％置信区间为 ［０５４７，０６６６］，不包含 ０，说明亲密程度对信任与依赖有显著正向作用；根据

表 ８中数据可知，信任与依赖在亲密程度与 出资金额

锚定水平 间的效应值为 ０１１１（ｐ＜００１），９５％置信区间为

［００７０，０１５６］，不包含 ０，说明信任与依赖具有显著中介作用，假设 Ｈ２成立。

其次，对义务感的中介作用进行验证。亲密程度对义务感的直接效应值为 ０４００（ｐ＜００１），９５％置

信区间为 ［０３０２，０４９２］，不包含 ０，说明亲密程度对义务感有显著正向作用；根据表 ８中数据可知，

义务感在亲密程度与出资金额

锚定水平间的效应值为 ００９８（ｐ＜００１），９５％置信区间为 ［００６４，０１３６］，不包

含 ０，说明义务感具有显著中介作用，假设 Ｈ３成立。

３０ 华 南 理 工 大 学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第 ２３卷

表 ８ 中介作用检验

作用路径

中介效应

效应值 标准误

９５％置信区间

００５％上限 ０５％下限

亲密程度→信任与依赖→ 出资金额

锚定水平 ０１１１ ００２６ ００７０ ０１５６

亲密程度→义务感→ 出资金额

锚定水平 ００９８ ００２２ ００６４ ０１３６

亲密程度→信任与依赖→义务感→ 出资金额

锚定水平 ００５７ ００１４ ００３７ ００８５

注：表示在 １％的水平下显著。

最后，本文参考吴士健的链式中介效应检验方法［４２］

，对信任与依赖、义务感的链式中介作用进行了

检验。信任与依赖对义务感的直接效应值为 ０３８１（ｐ＜００１），９５％置信区间为 ［０２７９，０４８３］，不包

含 ０，说明信任与依赖对义务感有显著正向作用；由表 ８可知，链式中介效应值为 ００５７（ｐ＜００１），

９５％置信区间为 ［００３７，００８５］，不包含 ０，说明信任与依赖、义务感在亲密程度与出资金额

锚定水平间的链式

中介效应显著，假设 Ｈ４成立。

四、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本文从传统文化视角出发，结合众筹理论、社会网络理论和社会规范理论探究 “份子钱”支出的情

感表达机制以及社会规范对 “份子钱”支出金额的影响。从模式上看，“份子钱”是典型的众筹行为，是

一种在亲戚朋友圈里发起的，兼具资金筹措与人情往来目的，且出资人动机多元化的众筹模式。目前尚未

有研究对 “份子钱”众筹的内在机制加以探讨，本研究主要结论如下：

从情感表达上看，实证结果支持了假设 Ｈ１，即出资人与婚嫁双方的亲密程度正向影响个体出资金额，

双方由于血缘或多种社会交往建立的关系拉近了彼此之间的距离，亲密程度在出资行为中承担了部分经济

角色［４３］

，这符合 “份子钱”众筹的现实逻辑，符合社会大众对 “份子钱”出资动机的一般认知。实证结

果支持了假设 Ｈ２，信任与依赖促进 “份子钱”众筹的出资金额，且在亲密程度对出资金额的影响中起中

介作用，本文验证了这一情感力量在传统文化下众筹模式的重要作用，受邀人对其与婚嫁双方人际关系可

靠性的认可、保持长久关系的愿望使得其在出资时更加大方［１９－２１］

。实证结果支持了假设 Ｈ３，义务感在

“份子钱”众筹出资金额中起促进作用，且在亲密程度对出资金额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婚嫁双方通常为

出资人社交网络内成员，收到婚礼发起人邀请后，在传统文化习俗的约束下，义务感促使其出资［３８］

。目

前尚未有研究探讨信任与依赖及义务感的中介效应，本文通过对链式中介效应的分析，支持了假设 Ｈ４，

信任与依赖及义务感在亲密程度对个体出资金额的正向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并且两者共同发挥链式中

介作用。具体而言，亲密程度的提升使得出资者与婚嫁双方建立了较为稳定的关系，缩小了两者的心理距

离，从而两者之间更容易建立情感联系，产生信任与依赖。在婚嫁双方办婚嫁喜事并发出邀请时，基于以

往的相处与交情形成的信任与情感依赖，出资者将 “份子钱”视为自身责任之一，有较强的义务感，愿

意付出时间参加婚礼且给予较多资金支持。

从 “习俗所迫”上看，实证结果支持了假设 Ｈ５，个体社交圈内 “份子钱”的社会规范———一般锚定

水平正向影响个体出资金额。现有众筹研究发现锚定值对出资金额产生正向影响［４４］

，本文验证了 “份子

钱”众筹中的锚定效应。中国文化形态多样，各地 “份子钱”风俗与资金水平也不尽相同。但是整体而

言，出资人在参加婚嫁活动之前，均会通过过去出资经验或询问打听的方式来了解一般锚定值以融入风

俗，此锚定值为出资人真实出资提供重要参考意见，使其限定在一定范围内波动。此外，实证结果支持了

假设 Ｈ６，一般锚定水平对 “份子钱”出资金额的促进作用大于亲密程度的影响。社会规范一定程度上约

束了出资者的出资决策，成为影响 “份子钱”出资金额的主要因素，弱化了情感表达的动机。

第 ６期 刘志迎 等：“份子钱”众筹的情感表达与习俗所迫 ３１

（二）研究启示

１理论意义

首先，目前国内对于婚礼 “份子钱”的研究仅停留在定性研究阶段，本文基于社交网络理论进行了

实证研究，为这一问题的探讨提供更有力的支撑与可行的理论范式。

其次，分析了婚礼 “份子钱”众筹属于混合式众筹，众筹领域现有文献大多基于单一众筹模式进行实证

研究，相关模型解释力不强，尚未展开深入研究，本文研究了婚礼众筹的出资动机及机制，具有新意。

再次，现有研究发现社会网络关系强度各维度均会促进众筹出资金额，本研究详细探讨了亲密程度、

信任与依赖对 “份子钱”众筹出资金额的作用路径，并验证了信任与依赖、义务感的链式中介效应，丰

富了社会网络理论在 “份子钱”众筹中的应用，有助于理解婚嫁活动中个人支出行为的内在动因。

最后，现有法律法规和商业模式成为众筹的重要社会规范，为众筹可能引发的合规风险和交易风险提

供保护措施，但对于传统文化下衍生的经济活动的研究缺乏对社会规范的探讨。本文探究了社会一般锚定

水平对 “份子钱”这一文化背景下的出资行为的影响，将 “份子钱”支出行为置于社会层面进行探讨，

有助于理解 “份子钱”支出现象的社会影响。

２实践意义

近年来，许多年轻人被繁重的 “份子钱”所困扰，社会舆论对于 “喝喜酒”习俗的质疑声也越来越

大，基于此困境，本文也有一些实践启示：

首先，大众往往偏向于为更亲近的人出更多的 “份子钱”，给予新婚夫妻及其父母资金支持，表达其

美好祝福。传统文化下的 “喝喜酒”活动作为人际交往的重要媒介，依然有其存在的必要性。

其次，在 “份子钱”众筹中，尽管社会网络关系强度的影响依然较大，但出资人的出资行为可能正

在被基于地方习俗以及大众认知形成的社会规范——— “亲戚朋友圈内其他人给多少”这一锚定值所裹挟，

出资动机由 “情感表达”逐渐变为 “习俗所迫”，出资人应当理性看待这一问题，在收到 “喝喜酒”邀请

后，充分进行思考与选择。

再次，对于婚礼发起人而言，本文也提供了一定实践启示：传统文化下形成的 “份子钱”众筹并非

单一逐利活动，换言之，当今婚礼活动依然应当是婚嫁双方与其亲朋好友的情感交流，而非利益交换。在

内部影响因素中，信任与依赖的影响程度较低，大众在 “份子钱”众筹出资中，较少考虑预期回报与未

来资金交换，而更看重人际关系的紧密程度。发起人在确定婚礼来宾时，应当谨慎选择，降低收取并非因

增进关系为初衷的 “份子钱”的可能性。此外，出资人在收到熟人婚礼邀请后，义务感是其出资的直接

利他动机，抱有收到他人邀请就应当出 “份子钱”的心态，发起人应避免因邀请范围过大 （如对照单位

通讯录发请柬）而给出资人带来困扰，使得其真正发挥 “情感表达”的作用。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研究发现外部社会规范 （锚定水平）对 “份子钱”的影响尤为重要，而这种

规范并非社会整体规定，是个人社交圈内的一般出资情况。若圈内部分个体可能因发起者身份、社会地位

特殊等提高出资，使得一般锚定水平水涨船高，将对本来无高出资意愿的群体产生影响，使得其产生压力

与人情胁迫。可以推断，这种恶性循环若得不到一定控制与约束， “份子钱”将失去其传统文化下的祝

福，帮扶新人等内涵，转变为一场金钱较量。这为政府建设良好习俗环境提供新思路。各地政府应当营造

良好的 “随份子”风气，列出一些 “礼轻情意重”的具体举措，如倡导合理数额的 “份子钱”、提议必

要人际圈范围内的婚宴规模等，引导当地逐步形成健康的、被大众接受与赞扬的社会规范。

（三）研究不足与未来展望

本研究扩展了社交网络理论在婚礼 “随份子”这种特殊众筹情境中的应用，为出资人理性看待 “份

子钱”及其出资提供指导，但是仍然存在以下不足：首先，本研究主要立足于出资人角度研究，未从发

起人角度讨论此种影响，诸如婚礼地址的选择、酒店的等级、婚礼成本，后续研究将引入发起者视角，从

更多元化的视角探究婚礼 “份子钱”。其次，本研究主要以中国文化为背景进行研究，实际上，“份子钱”

对于亚洲地区许多国家均产生深远影响，本研究对于其他文化背景下的影响不具有解释力度。未来可以收

集更多样本，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出资动机做分类研究，探究不同文化背景下机制的差异。最后，本研究

仅从静态视角进行研究，没有从动态进行探讨，未来可以研究机制的动态变化。另外，在各种社交中，个

体不仅审视自身行为，还关注其在群体以及亲属中的地位，对 “面子”的需求推动了个体的人际互动，

３２ 华 南 理 工 大 学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第 ２３卷

为内在动机对自身进行有意识管理。未来可以基于 “面子”视角，探讨个人 “好面子”水平在此影响机

制中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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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ｏｃｉ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ｎｄｏｎａｔｉｏｎａｍｏｕｎｔｓ［Ｊ］．Ｎｏｎｐｒｏｆｉｔａｎｄ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ｓｅｃｔｏｒ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２０２０，４９（１）：５３－７３．

［２９］ ＳＡＧＡＲＩＮＢＪ，ＲＨＯＡＤＳＫＶＬ，ＣＩＡＬＤＩＮＩＲＢＤｅｃｅｉｖｅｒｓｄｉｓｔｒｕｓｔ：ｄｅｎ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ａｓａ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ｏｆｕｎ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ｅｄ

ｄｅｃｅｐｔｉｏｎ［Ｊ］．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２０１６，２４（１１）：１１６７－１１７６．

［３０］ ＫＡＬＬＧＲＥＮＣＡ，ＲＥＮＯＲＲ，ＣＩＡＬＤＩＮＩＲＢＡｆｏｃｕｓ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ｃｏｎｄｕｃｔ：ｗｈｅｎｎｏｒｍｓｄｏａｎｄｄｏｎｏｔａｆｆｅｃｔ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Ｊ］．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２０００，２６（８）：１００２－１０１２．

［３１］ ＹＵＮＫＹＵＮＧＯ，ＹＥＨ，ＸＩＮＷ，ｅｔａｌＨｏｗｄｏ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ｒｉｃｅｓ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ｎｌｉｎｅｇｉｆｔｇｉｖｉｎｇ？［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ａｎｄｒｅｔａｉｌｉｎｇ，２０１３，５（４）：３５９－３７１．

第 ６期 刘志迎 等：“份子钱”众筹的情感表达与习俗所迫 ３３

［３２］ ＭＥＹＥＲＡ，ＹＡＮＧ Ｇ ＹＨｏｗ ｍｕｃｈｖｅｒｓｕｓｗｈｏ：ｗｈｉｃｈｓｏｃｉａｌｎｏｒｍｓ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ｓｍｏｒ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Ｊ］．Ａｐｐｌｉ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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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ＧＯＥＳＣＨＬＴ，ＫＥＴＴＮＥＲＳ，ＬＯＨＳＥＪ，ｅｔａｌＦｒｏｍｓｏｃｉ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ｏｓｏｃｉａｌｎｏｒｍｓ：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ｔｗｏ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ｏｎ

ｄｏｎａｔｉｏｎ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Ｊ］．Ｇａｍｅｓ，２０１８，９（４）：９１

［３４］ ＣＲＯＳＯＮＲ，ＨＡＮＤＹＦ，ＳＨＡＮＧＪＫｅｅｐｉｎｇｕｐｗｉｔｈｔｈｅｊｏｎｅｓｅｓ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ｏｆ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ｓｏｃｉａｌｎｏｒｍｓ，

ｓｏｃｉ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ｈａｒｉｔａｂｌｅｇｉｖｉｎｇ［Ｊ］．Ｎｏｎｐｒｏｆｉ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２００９，１９（４）：４６７－４８９．

［３５］ ＳＨＡＮＧＪ，ＣＲＯＳＯＮＲＡｆｉｅｌ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ｉｎｃｈａｒｉｔａｂｌｅ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ｇｏｏｄｓ［Ｊ］．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０９，１１９（１０）：１４２２－１４３９．

［３６］ ＹＡＮＮＩＨ，ＬＡＮＧＫ．ＨｏｗＳｏｃｉ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ｃａｎａｆｆｅｃｔ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ｏｎｃｒｏｗｄｆｕｎｄｉｎｇ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Ｍ］ ／／ＫＡＲＬＲ．ＬＡＮＧ，ＢＩＮＺＨＵ，ＭＩＣＨＡＥＬＪ．ＳＨＡＷ，ｅｔａｌ．Ｌｅｃｔｕｒｅｎｏｔｅｓｉｎ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４０３．

Ｍｕｎｉｃｈ：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Ｎａｔｕｒｅ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ＡＧ，２０２０：３－１７．

［３７］ ＬＩＡＮＧＴＰ，ＨＯＹＴ，ＬＩＹＷ，ｅｔａｌＷｈａｔｄｒｉｖｅｓｓｏｃｉａｌ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ｓｕｐｐｏｒｔａｎｄ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ｑｕａｌｉｔｙ

［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２０１４，１６（２）：６９－９０．

［３８］ ＳＩＭＯＮＭ，ＳＴＡＮＴＯＮＳＪ，ＴＯＷＮＳＥＮＤＪＤ，ｅｔａｌＡｍｕｌｔｉｍｅｔｈｏｄｓｔｕｄｙ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ｔｉｅｓａｎｄｃｒｏｗｄｆｕｎｄｉｎｇｓｕｃｃｅｓｓ：

ｏｐｅｎｉｎｇｔｈｅｂｌａｃｋｂｏｘｔｏｇｅｔｔｈｅｃａｓｈｉｎｓｉｄ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９，１０４（７）：２０６－２１４．

［３９］ ＣＨＯＥ， Ｍｏｎｅｙｇｉｆｔｓｆｏｒｗｅｄｄｉｎｇｓａｎｄｆｕｎｅｒａｌｓｉｎｋｏｒｅａ：ｗｈｏｇｉｖｅｓｍｏｒｅａｎｄｍｏｒｅｏｆｔｅ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１４，１４（４）：５９－７１．

［４０］ ＶＡＳＩＬＥＭＴｈｅｇｉｆｔｏｆｔｈｅｇｏｄｆａｔｈｅｒ：ｍｏｎｅｙａｎｄ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ｉｔｙｉｎ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ｋｉｎｓｈｉｐ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ｒａ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ｆａｍｉｌｙｈｉｓｔｏｒｙ，２０１８，４３（１）：３０－５０．

［４１］ ＰＲＥＡＣＨＥＲＫ Ｊ，ＨＡＹＥＳＡ ＦＡｓｙｍｐｔｏｔｉｃａｎｄｒｅ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ｆｏｒ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ａｎｄ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ｉｎｄｉｒｅｃｔｅｆｆｅｃｔｓｉｎ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ｍｅｄｉａｔｏｒｍｏｄｅｌｓ［Ｊ］．Ｂｅｈａｖｒｅｓｍｅｔｈｏｄｓ，２００８，４０（３）：８７９－８９１．

［４２］ 吴士健，杜梦贞 真实型领导对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的影响———一个链式中介效应模型 ［Ｊ］．软科学，２０２１，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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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 ＫＵＯＹＦ，ＬＩＮＣＨ，ＨＯＵＪＲ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ａｎｃｈｏｒｉｎｇｏｎｂａｃｋｅｒｓｐｌｅｄｇｅｉｎｒｅｗａｒｄｂａｓｅｄｃｒｏｗｄｆｕｎｄｉｎｇ：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

Ｔａｉｗａｎｅｓｅｍａｒｋｅｔ［Ｊ］．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２１，３１（２）：６３５－６５３．

［４４］ ＬＡＹＳ，ＺＡＧＥＦＫＡＨ，ＧＯＮＺＡＬＥＺＲ，ｅｔａｌＤｏｎｔｆｏｒｇｅｔｔｈｅ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ｎｏｒｍｓａｎｄｅｍｐａｔｈｙｆｏｒ

ｓｈａｐｉｎｇｄｏｎａｔｉｏｎ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２０２０，５５（４）：５１８－５３１

Ｃｒｏｗｄｆｕｎｄｉｎｇｆｏｒ“Ｆｅｎｚｉｑｉａｎ”：ｔｈｅ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ｏｆ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ｕｓｔｏｍ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ＢａｓｅｄｏｎＳｏｃｉ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Ｔｈｅｏｒｙ

ＬｉｕＺｈｉｙｉｎｇ

１ ＴｉａｎＨｕｉ１ ＬｉｕＴｉａｎｘｉａｎｇ

１ ＧｏｎｇＸｉｕｙｕａｎ

２

（１．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ｏｆＣｈｉｎａ，Ｈｅｉｆｅｉ２３００４１，Ａｎｈｕｉ，Ｃｈｉｎａ；

２．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Ｎａｎｊｉｎｇ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ｎｊｉｎｇ２１００２３，Ｊｉａｎｇｓｕ，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Ｃｈｉｎａ，ｔｈｅ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ｏｆｗｅｄｄｉｎｇ“Ｆｅｎｚｉｑｉａｎ”（ａｔｔｅｎｄｉｎｇａｗｅｄｄｉｎｇａｎｄｇｉｖｉｎｇｓｏｍｅ

ｍｏｎｅｙｔｏｔｈｅｎｅｗｌｙｗｅｄｓ）ｉｓｎｏｔｏｎｌｙａｒｉｔｕ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ｂｕｔａｌｓｏａｃａｒｒｉｅｒｆｏｒｍ ｏｆ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ｔｓｅｓｓｅｎｃｅｉｓａｋｉｎｄｏｆ“ｃｒｏｗｄｆｕｎｄｉｎｇ”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ｉｎｔｈｅｃｉｒｃｌｅｏｆ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ｓａｎｄ

ｆｒｉｅｎｄｓ．Ｔｏｄａｙ，ｍｏｒｅａｎｄｍｏｒｅｙｏｕｎｇｐｅｏｐｌｅａｒｅｔｒｏｕｂｌｅｄｂｙ“Ｆｅｎｚｉｑｉａｎ”，ａｎｄｔｈｅｐｕｂｌｉｃ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ｓｏｎ

“Ｆｅｎｚｉｑｉａｎ”ｈａｖｅａｌｓｏａｔｔｒａｃｔｅｄｍｕｃｈ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ｓｔｕｄｉｅｓ

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ｆａｃｔｏｒｓｓｕｃｈａｓｓｏｃｉ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ｔｉｍａｃｙａｎｄ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ｓｏｃｉａｌｎｏｒｍｓｏｎｔｈｅａｍｏｕｎｔｏｆｍｏｎｅｙ

ｐａｉｄｂｙｗｅｄｄｉｎｇｉｎｖｉｔｅｅｓ．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ｔｈｅｉｎｔｉｍａｃｙ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ｗｅｄｄｉｎｇｉｎｖｉｔｅｅ

ａｎｄｔｈｅｎｅｗｌｙｗｅｄｓ，ｔｈ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ｅｖｅｌｏｆａｎｃｈｏｒ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ｃｉｒｃｌｅｈａｖｅａ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ｎ

“Ｆｅｎｚｉｑｉａｎ”，ａｎｄｔｈｅａｎｃｈｏｒｉｎｇｌｅｖｅｌｈａｓａｇｒｅａｔｅｒｉｍｐａｃｔ；ｔｒｕｓｔａｎｄ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ｓｅｎｓｅｏｆ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ｐｌａｙａ

ｓｅｒｉａｌ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ｍｅｄｉａｔｏｒｒｏｌｅｉｎ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ｉｎｔｉｍａｃｙｏｎｔｈｅａｍｏｕｎｔｏｆ“Ｆｅｎｚｉｑｉａｎ”．Ｂｙｓｔｕｄｙｉｎｇｔｈｅ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ｏｆ“Ｆｅｎｚｉｑｉａｎ”ｉｎＣｈｉｎａ，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ｐｒｏｖｉｄｅｓａ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ｔｈｅｏｒｅｉｃａｌ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

ｃｒｏｗｄｆｕｎｄｉｎｇ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ｗｅｄｄｉｎｇ，ｗｈｉｃｈ ｈａｓｃｅｒｔａｉｎ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ｆｏｒｔｈｅｃｏｕｎｔｒｙｔｏ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ｐｏｌｉｃｙｇｕｉｄａｎｃｅａｎｄｅｔｈｉｃｓ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ｒｏｗｄｆｕｎｄｉｎｇ；“Ｆｅｎｚｉｑｉａｎ”；ｓｏｃｉ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ｔｉｍａｃｙ；ｓｏｃｉａｌｎｏｒｍｓ；ａｎｃｈｏｒｉｎｇｌｅｖｅｌ

华 南 理 工 大 学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

第 ２３卷 第 ６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Ｖｏｌ２３ Ｎｏ６

２０２１年 １１月 （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Ｎｏｖ ２０２１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１１－１７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 （人文社会科学）项目 （ＸＹＭＳ２０１９０８）。

作者简介：于孝建 （１９８２—），男，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金融计量和金融风险管理。戴宇 （１９９６—），女，硕士研

究生，研究方向为金融计量和金融风险管理。

① 数据来自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② ＦＯＦ全称 ＦｕｎｄｏｆＦｕｎｄｓ，是一种以基金为投资对象的基金品种；ＭＯＭ 全称 Ｍａｎａｇｅｒ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ｒｓ，是指证券基金经营机构通过长期追

踪、研究其他资产管理机构投资过程，挑选投资能力较好的资产管理机构，并委托他们进行投资管理的一种投资模型。

·经济与管理前沿探索·

股票持仓集中度与基金选股绩效研究

于孝建１，２

，戴 宇１

（１华南理工大学 经济与金融学院，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００６；２华南理工大学 金融工程研究中心，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００６）

摘 要：基金集中持仓程度是否影响基金绩效是投资者关注的问题。不同因素驱动下的基金集中度调

整对基金选股绩效的影响存在差异。引入基金排名、基金公司产品多元化程度两个变量扩展现有研

究，以 ２００６—２０１９年中国权益型公募基金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排名靠后的基金提高

持仓集中度并不能获得较优的选股绩效；在产品多元化程度较高的基金公司中，基金提高持仓集中度

可以获得较优的选股绩效，且排名靠前的基金相对于排名靠后的基金，提高持仓集中度可获得更高的

选股绩效。

关键词：持仓集中度；选股绩效；权益型基金；基金排名

中图分类号：Ｆ８３０９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９－０５５Ｘ（２０２１）０６－００３４－１２

ｄｏｉ：１０１９３６６／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９－０５５Ｘ２０２１０６００５

一、引 言

随着我国居民财富的增长和金融市场不断对外开放，我国资产管理行业快速发展。截至 ２０２０年末，

资产管理业务总规模约 ５８９９万亿元，比 ２０１９年增长 １１２％。其中公募基金管理规模增长最为迅速，增

长 ３４６６％，管理规模达到 １９８９万亿元①，产品达到 ６７７０只。公募基金的持仓行为受到诸多投资者和学

者的研究。尤其是权益型基金每个季度公布的持股信息，常被用来分析基金的投资绩效。近年来，我国基

金市场中基金中基金 （简称 ＦＯＦ）和管理人中管理人 （简称 ＭＯＭ）产品②的逐步推广，对基金公司和基

金经理投资行为的研究逐渐成为热点话题。

基金经理投资决策行为一方面取决于客观条件，即基金公司的投研实力和产品布局；另一方面来自主

观因素，即基金排名压力和业绩考核等。已有的研究多关注基金持仓集中度的变化和选股绩效的关系。与

其不同的是，本文从基金公司产品战略布局的角度出发，引入基金公司产品多元化程度指标，并结合基金

排名，研究基金公司产品多元化程度和基金业绩排名影响下的基金经理调整持仓集中度的行为是否可以有

效改善基金的选股绩效。通过研究发现在不同驱动因素下基金经理持仓变化的选股绩效更具有现实意义，

为投资者评价和优选基金提供了新的视角。

现有文献普遍认为持仓集中度越高意味着基金投资组合在特定风险因子上存在较大的风险暴露，意味

着基金经理具备一定的信息优势，是基金经理选股能力的体现。重仓配置部分股票往往会造成较大的跟踪

第 ６期 于孝建 等：股票持仓集中度与基金选股绩效研究 ３５

误差，基金经理可能会面临名誉风险。因此，基金持仓集中度反映了基金经理对资产价格预期走势的确定

性程度。

对关于基金公司内部策略的研究表明，同一基金公司旗下的基金存在共同持股和抱团现象，且根据锦

标赛理论，基金经理的风险调整行为受到前期业绩排名的影响。基金公司的内部策略一般指基金公司在其

成员基金之间采取的一系列利益输送策略。常见的内部策略有 “造星策略” “抬轿策略”等①。本文认为

集中持仓并不完全代表基金经理进行主动投资，基金经理调整持仓集中度的投资行为可能受到公司内部策

略和来自基金业绩排名压力的影响。此外，高持仓集中度并不一定意味着基金经理采取了进取型投资决

策，可能是基金经理根据历史经验数据进行风险预算或者风险平价之后的配置决策。

由于基金公司在投资管理和产品布局上具有明显的经验优势和灵活性，公司旗下基金共享投研资源，

成员基金的投研和风控体系存在一定关联性。近年来基金公司的 “造星计划”等内部利益输送行为逐渐

成为学术界的研究热点，研究表明基金的业绩溢出效应会影响基金公司的产品战略，进而影响了基金经理

的投资决策。基金公司的产品战略是影响基金经理投资行为的一大因素。据现有文献研究结果，基金管理

公司的产品多元化程度直接影响了基金管理公司占有的市场份额。因此，基金公司的产品多元化布局是公

司产品战略的重要体现形式。多元化程度较高的基金公司，通常基金产品种类更加丰富，意味着基金公司

内部的投研团队分工更加细致。这类公司的基金经理的调仓行为通常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具有更优的选股

绩效。同时产品线布局广泛的基金管理公司，其内部竞争程度在一定程度上更加剧烈，上期排名靠后的基

金经理对投资组合进行风险调整的倾向可能更强烈。

从现有文献来看，较少研究从基金公司产品多元化程度和基金业绩排名两个角度研究持仓集中度变化

的选股绩效。大量文献仅停留在研究基金持仓集中度与基金业绩的直接关系，并没有深入研究影响基金经

理持仓变化的因素是否会影响其选股绩效。基于我国基金公司内部策略和基金经理的绩效考核机制，本文

认为从影响基金持仓集中度变化的因素出发，研究基金持仓集中度变化与基金选股绩效的关系具有重要的

现实意义。

本文主要贡献是：一是从影响基金经理的业绩考核机制出发，研究了基金业绩排名是否影响持仓集中

度变化率的选股绩效；二是从基金公司产品多元化布局角度出发，研究了基金管理公司的产品多元化是否

影响持仓集中度变化的选股绩效；三是综合考虑基金业绩考核机制和基金公司的产品战略布局，分析家族

产品多元化与持仓集中度变化所带来的选股绩效之间是否存在排名异质性。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基金持仓集中度对基金业绩的影响

公募基金中权益型基金产品主要投资的是股票，每个季度基金公布的股票资产配置成为投资者关注的

重点。国内外大量学者根据权益型基金定期披露的持仓信息研究基金的选股绩效，其中持仓集中度反映了

基金经理的资产配置风格。

基金绩效一般有基金选股绩效和择时绩效两类衡量指标，其中选股绩效指标是主动权益型基金的重要

绩效指标。常见的方法是用因子风险调整后收益衡量基金的选股绩效。大量研究表明基金持仓集中度与基

金绩效存在正相关关系。

一些学者从持仓风格出发对基金的集中持仓行为进行了研究。Ｂｒａｎｄｓ等［１］认为持仓集中度高的基金

普遍重仓成长型股票，持仓集中度和基金选股绩效之间具有明显正相关关系。Ｇｏｌｄｍａｎ等［２］

同样证实了主

动管理的权益型基金持仓集中度与基金绩效存在明显正相关关系，管理单只基金的基金经理倾向于采取集

中持仓的投资决策。Ｋａｃｐｅｒｃｚｙｋ等［３］

发现行业配置集中度较高的基金绩效较优，且普遍重仓持有小市值

和成长型股票。

① “造星策略”和 “抬轿策略”基本相同，是一种普通和隐蔽的利益输送行为。基金家族内部共同操作一支股票，买的时候让明星基金

先买，之后其他基金再买入，抬升价格，卖的时候让明星基金先卖出。

３６ 华 南 理 工 大 学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第 ２３卷

除了研究持仓风格外，一些学者还从投资策略和分散化投资的角度研究基金持仓集中度与基金绩效之

间的关系。Ｉｖｋｏｖｉ等［４］

指出由于金融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那些集中配置标普 ５００成分股以外股票的基金

绩效更优。Ｈｕｉｊ等［５］

认为跟踪误差较大的基金比分散化投资的基金绩效更优，基金持仓集中度和基金绩

效之间受投资策略的宽度影响。Ｈｉｒａｋｉ等［６］

等发现行业集中度较高的基金收益比分散投资的基金收益每月

高 ０３０％，行业集中度越高的基金换手率越低，成立时间较短的基金会有较高的持仓集中度。Ｓｅｂａｓｔｉａｎ

等［７］

证实了基金绩效与其主动承担的风险存在明显正相关关系，精确控制风险敞口或过度分散化会削减

基金绩效，因此基金经理应该采用高风险的投资策略。Ｃｈｏｉ等［８］

发现虽然传统的资产定价理论普遍认为

分散化投资与集中型投资相比具备一定优势，但实证结果表明进行跨国投资时采取集中持仓的投资策略可

以获得更高收益。

一些研究还发现市场状态会影响到基金持仓集中度与基金绩效之间的关系。Ｆｕｌｋｅｒｓｏｎ等［９］发现基金

的持仓集中度与基金绩效存在正相关关系，在投资者情绪低迷的市场环境下，机构持仓占比较小的基金，

其基金持仓集中度和基金绩效之间的关系更强。Ｈｕ等［１０］

指出当市场处于低回报、高波动率时期，基金的

分散化程度与其绩效存在正相关关系，而在市场下行时股票的关联性较强，因此实现分散化投资所需的股

票数量更多。

随着国内基金市场规模日渐扩大，基金持仓集中度逐渐成为国内关于基金资产配置的研究热点。解洪

涛等［１１］

研究得出提高持仓集中度对基金绩效有正向作用，而提高行业配置集中度对基金绩效有负向作用。

孔东民等［１２］

指出基金的行业配置集中度与基金绩效之间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基金经理在提高持仓集

中度时应该保持谨慎态度。唐棠等［１３］

认为基金公司具有较优的基本面投资能力，其重仓持有的核心资产

具有基本面投资价值。曾余妮等［１４］

认为行业配置集中度高的基金，其面临的非系统性风险也高，导致业

绩不佳。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多数认为基金持仓集中度与基金绩效存在正相关关系，但也有部分研究认为高持

仓集中度的组合违背了分散化投资的理念，在基金经理不具备持续的投资能力的情况下，集中持仓行为会

削弱基金绩效。

（二）基金公司的内部策略和产品战略

一些学者发现基金公司的内部策略和产品战略会影响基金经理的投资行为，使得基金经理与投资者之

间存在利益冲突，进而影响了基金绩效。国内外的研究主要从基金公司内部竞争、共同持股和内部利益输

送等方面研究基金公司对成员基金绩效的影响。

Ｎａｎｄａ等［１５］

发现资金流与基金绩效之间存在非对称性效应，资金流对明星基金的绩效有显著的正向

溢出效应，这种非对称效应会引发基金公司通过打造明星基金来增加整个基金公司的资金流入。Ｃｈａｎ

等［１６］

认为基金公司的 “造星策略”会引发基金公司的内部竞争行为。

齐岳等［１７］

发现基金公司内部存在行业集中配置的现象，基金公司之间存在基金交叉持仓和关联交易

等现象，这些投资行为违背了长期投资和价值投资的理念。余音等［１８］指出基金公司内部共同持股的现象

严重，在报告期末存在拉抬股价产生期末溢价的现象。屈源育等［１９］认为基金公司里明星基金与其他基金

在共同持股上的收益差异与基金公司的 “抬轿策略”有关，低管理能力和低绩效的基金公司倾向于采用

“抬轿策略”，在熊市中，相比于大规模基金，小规模基金更可能成为基金管理公司内部策略中的 “抬轿

者”。李科等［２０］

指出基金公司的共同持股行为抬高了股票收益率，降低了股票的意见分歧。

叶倩［２１］

研究发现基金公司的多元化产品设计对市场份额有正向溢出效应。Ｋｈｏｒａｎａ等［２２］

研究发现基

金管理公司过往的业绩是基金管理公司发起新产品的重要影响因素。Ｐｏｌｌｅｔ等［２３］

研究发现产品多元化程度

较高的基金管理公司其增长较缓慢。Ｇａｖａｚｚａ［２４］

研究发现基金市场中存在需求溢出的现象，投资者对多元

化程度较高的基金管理公司有较强偏好时，意味着市场此时存在需求溢出效应，即产品多元化程度较高的

基金管理公司可以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

（三）锦标赛理论

基金经理调整持仓集中度属于一种风险调整行为，对锦标赛理论的研究表明基金业绩排名会影响基金

第 ６期 于孝建 等：股票持仓集中度与基金选股绩效研究 ３７

经理的风险调整行为。Ｂｒｏｗｎ等［２５］

首次提出基金市场的锦标赛理论，认为上期失利的基金经理在下期比

赛中会表现出更强的冒险行为，基金排名直接激励了基金经理的冒险行为。

Ｋｏｓｋｉ等［２６］

研究发现基金业绩和基金经理风险调整之间存在负向关系，上期基金业绩较差的基金经理

会倾向于提高资产组合的风险水平。Ｔａｙｌｏｒ［２７］

研究发现排名靠后的基金经理在排名公布后会采取一定程度

上的 “赌博”行为。

也有研究表明基金管理公司的特征会影响基金经理的风险调整行为。Ｋｅｍｐｆ等［２８］研究发现规模较大

的基金家族中，旗下的输家基金相比赢家基金会在下期更大程度地提高投资组合风险，而在小规模的基金

家族则会出现相反的现象。

我国的基金市场中同样存在锦标赛现象。肖继辉［２９］发现我国开放式基金的赢家和输家的风险调整行

为与股市周期有关。肖继辉等［３０］

研究发现输家基金业绩排名与风险调整的关系受市场环境、基金投资风

格和基金持有风险资产质量所影响，在牛市中持有优质资产的输家会倾向于调高其风险，而持有优质资产

的赢家会倾向于调小其风险。周俊［３１］

研究发现在牛市前期，输家基金经理会有更大动力增加风险，而在

熊市前期，赢家会更有动力增加风险。

另有研究表明前期业绩较优的基金经理对自己的投资能力过度自信，倾向于在下期采取冒险行为。王

明好等［３２］

发现业绩较好的基金经理相比业绩较差的基金经理更容易产生过度自信，提高风险暴露的倾向

更加明显。杨坤等［３３］

发现基金经理在业绩较好时倾向承担风险成为 “明星基金”，而在业绩较差时会通

过回避风险以避免成为 “垫底基金”。

目前大量文献对基金选股绩效的衡量指标主要是因子风险调整后收益，本文认为基于持仓计算的基金

选股绩效指标更符合研究需求。Ｋａｃｐｅｒｃｚｙｋ等［３４］

使用重仓股的超配权重加权超额收益衡量基金重仓股的

选股绩效，提出的时变基金选股绩效指标后来被众多学者引用。此后的研究，如 Ｄｉａｎｅ等［３５］

、Ｃｈｏｉ等［３６］

和 Ｅｔｈａｎ等［３７］

均使用该时变选股能力指标衡量基金创造超额收益的能力和基金经理的选股能力。因此本

文也使用 Ｋａｃｐｅｒｃｚｙｋ等［３４］

提出的基金时变选股绩效指标衡量权益型基金的选股绩效。

根据上述的文献综述，大量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基金的集中持仓程度与基金业绩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但是根据对基金经理投资行为的研究，本文认为不同因素驱动下的基金集中度调整对基金选股绩效的影响

存在差异，因此研究不同因素下基金集中持仓度变化率与基金选股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

（四）研究假设

现有文献仅停留在研究基金持仓集中度与基金绩效之间的关系，或研究基金公司内部策略对成员基金绩

效的影响。本文认为基于基金经理和投资者视角的基金绩效评价标准存在差异，投资者更关注基金净值变动

带来的投资收益，而对基金经理的考核一般基于基金业绩排名。因此，相较于基金净值收益率，基金排名更

能影响基金经理的调仓行为，本文选择基金排名作为直接影响基金调仓的因素之一，提出以下假设：

Ｈ１：基金的持仓集中度变化率与基金选股绩效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Ｈ２：业绩排名靠后的基金经理提高持仓集中度并不能改善基金的选股绩效。

同时，本文认为基金公司的 “造星策略”属于基金公司的产品战略，基金公司的产品多元化程度直

接决定了基金公司使用何种产品布局和内部策略。基金公司可以利用内部策略以占领更多市场份额，引入

更多资金流。因此，本文从基金公司产品多元化的视角出发，研究基金公司产品战略布局如何影响基金经

理持仓集中度的变化，从而影响到选股绩效，提出以下假设：

Ｈ３：基金公司的产品多元化对基金持仓集中度变化率与基金业绩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Ｈ４：产品多元化程度较高的基金公司中，业绩排名靠前的基金经理提高持仓集中度可带来较高的预

期收益。

三、数据与模型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在 ２０２０年之前成立的主动权益型基金作为研究样本 （含期间已经清算的基金），包括股票

３８ 华 南 理 工 大 学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第 ２３卷

型基金、混合偏股型基金和灵活配置型基金。由于指数型基金不属于被动投资，完全复制指数，不受基金

经理影响，因此不作为研究对象。数据区间包括 ２００６年第一季度到 ２０１９年第四季度共计 ５６个季度。基

金数据包括基金单位复权净值、基金成立日期、基金管理公司的信息、基金披露的持仓数据等，无风险利

率选用一年期存款利率，均来自万得金融数据终端。选用的因子数据包括 Ｆａｍａ－Ｆｒｅｎｃｈ五因子模型中的

规模、账面市值比、投资、盈利能力、市场因子以及 Ｃａｒｈａｒｔ模型的动量因子，数据来源于中国资产管理

研究中心①。

（二）变量选取

对本文选取的主要变量说明如下：

１持仓集中度变化率：ｃｈｇｃｏｎ

根据 Ｆｕｌｋｅｒｓｏｎ等［９］对持仓集中度的定义，本文使用赫芬达尔 －赫希曼指数 （Ｈｅｒｆｉｎｄａｈｌ－Ｈｉｒｓｃｈｍａｎ

Ｉｎｄｅｘ；以下称 ＨＨＩ）作为基金持仓集中度的衡量指标，计算公式如下：

ＨＨＩ＝∑

１０

ｉ＝１

ｗ２

ｉ

式中，ｗｉ为基金重仓股 ｉ的持仓市值占基金净产值的百分比。

基金的持仓集中度变化率为：

ｃｈｇｃｏｎ＝ＨＨＩｔ－ＨＨＩｔ－１

ＨＨＩｔ－１

２基金经理选股绩效指标：ｐｅｒｆ

根据持仓集中度指标的定义，只能根据基金定期披露的持仓信息计算基金持仓集中度的变化情况。本

文使用基于基金持仓信息的业绩指标，可以更加精确衡量基金经理调整重仓股带来的选股绩效。根据

Ｋａｃｐｅｒｃｚｙｋ等［３４］

，基金经理 ｔ时期选股绩效指标构造公式如下：

ｐｅｒｆｊ

ｔ＝∑

Ｎｊ

ｉ＝１

（ｗｊ

ｉ，ｔ－ｗｍ

ｉ，ｔ）（Ｒｉ

ｔ＋１ －βｉ，ｔＲｍ

ｔ＋１）

式中，βｉ，ｔ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ＣＡＰＭ）中股票 ｉ在季度 ｔ时的贝塔系数；ｗｊ

ｉ，ｔ为季度 ｔ时基金 ｊ持有重仓

股 ｉ的市值权重；ｍ为市场指数；ｗｍ

ｉ，ｔ为股票 ｉ在季度 ｔ时的市值权重；Ｒｉ为重仓股 ｉ的季度收益率；Ｒｉ

ｔ＋１

为重仓股 ｉ在季度 ｔ＋１时的收益率；Ｒｍ 为市场指数的季度收益率；Ｒｍ

ｔ＋１为市场指数在季度 ｔ＋１时的收

益率。

３基金公司产品多元化程度：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参考叶倩［２１］

的研究，本文采用基金公司发行的基金产品总数量衡量基金公司的产品多元化程度。由

于基金公司的产品多元化程度与基金公司的规模存在一定共线性，本文采用基金产品总数与基金管理公司

规模的比值衡量基金管理公司的产品多元化程度。

４基金在家族中的排名：ｒａｎｋ

本文考虑的基金业绩排名是指某个基金产品在所在基金公司 （基金家族）中的排名，具体采用每季

度基金净值涨跌幅与基金公司其他基金产品进行排名的结果衡量基金排名。

５牛熊市状态虚拟变量：ｍａｒｋｅｔ

行为金融研究表明，牛熊市中的投资者行为存在明显差异，在市场上涨期间，基金经理的冒险意愿更

加强烈，如 Ｆｕｌｋｅｒｓｏｎ等［９］

和 Ｈｕ等［１０］

认为市场环境影响了持仓集中度的效益。本文参考何兴强等［３８］

的方

法，并结合中研网②对中国股市的划分，将 ２００６—２０１９年的股市状态划分为牛熊市，结果如表 １所示，定

义 ｍａｒｋｅｔ＝１为牛市，ｍａｒｋｅｔ＝０为熊市。图 １展示了上证综指的走势图，其中阴影部分代表市场处于熊

市状态，其余部分代表市场处于牛市。

①

②

中国资产管理研究中心五因子数据下载页面：ｈｔｔｐ：／／ｓｆｃｕｆｅｅｄｕｃｎ／ｋｙｄｔ／ｋｙｊｇ／ｚｇｚｃｇｌｙｊｚｘ／ｘｚｚｑｈｔｍ。

中研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ｉｒｎｃｏｍ／ｎｅｗｓ／２０１５０６０４／０９５４２９８７１ｓｈｔｍｌ。

第 ６期 于孝建 等：股票持仓集中度与基金选股绩效研究 ３９

表 １ 各季度所属牛熊市状态

时间区间 状态

２００６年第 １季度—２００７年第 ３季度 牛市

２００７年第 ４季度—２００８年第 ３季度 熊市

２００８年第 ４季度—２００９年第 ２季度 牛市

２００９年第 ３季度—２０１４年第 １季度 熊市

２０１４年第 ２季度—２０１５年第 ２季度 牛市

２０１５年第 ３季度—２０１９年第 ４季度 熊市 图 １ 上证综指走势图与牛熊市区间

６其他控制变量

根据 Ｃｈｅｎ等［３９］

的研究，本文使用基金资产净值规模的对数衡量基金规模 （ｓｉｚｅ）。基金持股比例

（ｅｑｕｉｔｙ）采用基金持股市值与基金资产净值的比值衡量。基金年龄 （ａｇｅ）为当前时间与基金成立日之间

总天数的对数值。基金公司规模 （ｆａｍｓｉｚｅ）为基金管理公司总的资产管理规模的对数值。

以上变量汇总如表 ２所示。

表 ２ 变量汇总表

变 量 变量简称 变量意义

因变量 ｐｅｒｆ 基金经理的选股绩效指标

自变量

ｃｈｇｃｏｎ 持仓集中度变化率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基金公司产品多元化程度

ｒａｎｋ 基金在家族中的排名

控制变量

ｍａｒｋｅｔ 牛熊市状态

ｓｉｚｅ 对数衡量基金规模

ｅｑｕｉｔｙ 基金持股比例

ａｇｅ 基金年龄

ｆａｍｓｉｚｅ 基金公司规模

图 ２ 权益型基金的平均持仓集中度 （ＨＨＩ）和上证综指走势

（三）描述性统计

图 ２展示了我国权益型基金的平均持仓集

中度与上证综指的走势，可以看出权益型基金

的平均持仓集中度和指数走势存在一定相关

性。在市场上涨时期，基金的平均持仓集中度

较高，在市场下跌时期，如 ２０１５年股灾，基

金的平均持仓集中度迅速下降。表明在牛市期

间，基金经理的冒险意愿更强，倾向于在特定

风险敞口上提高暴露度，即提高持仓集中度；

在熊市期间，基金经理的风险承担意愿明显下

降，倾向于实行分散化投资。

由表 ３中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可以看出基金

持仓集中度变化率的分化程度较大，不同基金经理的持仓集中度调整差异很大。产品多元化程度的标准差

为 ７９２８８２，这意味着我国不同的基金公司，其投研能力和基金产品发行能力差异较大。市场状态均值较

小，说明我国市场存在牛短熊长的现象。由基金公司规模的统计量可知，基金公司的规模存在较大分化。

４０ 华 南 理 工 大 学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第 ２３卷

表 ３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ｐｅｒｆ ０６２７０ ４３３２２ －４０２７０５ ０２６４８ ５６７２０１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８９６６３６ ７９２８８２ １００００ ６６００００ ３５８００００

ｒａｎｋ ０５５１４ ０２９２７ ００１１８ ０５５５６ １００００

ｃｈｇｃｏｎ ００６２６ ０６９２９ －１０１５６９ ００３６７ １２５４４１

ａｇｅ ６９０４２ ０９８１８ １０９８６ ７０１３０ ８７９１２

ｆａｍｓｉｚｅ ２４３２０８ １３３９１ １６０８１８ ２４４７１２ ２６６１５３

ｅｑｕｉｔｙ ７１８１８６ ２５０６７８ ００７７０ ８０９７７４ １１４１２８７

ｓｉｚｅ ２００１０７ １８２５６ ５３１５７ ２０１３５３ ２４７２９４

ｍａｒｋｅｔ ０１２１２ ０３２６４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表 ４给出了相邻两个季度基金持仓集中度从低到高不同分位之间的转换比例。对角线上的数值反映基

金维持在之前的持仓集中度水平的概率，数值均是同行中最大的，说明基金维持上其持仓集中度水平的概

率较高，即上期持仓度较高的基金将保持高持仓集中度，上期分散化投资的基金将维持分散化投资的风

格。这说明基金持仓风格具有一定的惯性，持仓集中度能反映基金经理的投资风格。另外，上期持仓集中

度最高 （ｈｉｇｈ）或者最低 （ｌｏｗ）的基金维持持仓风格不变的概率是最大的。这说明基金经理一旦选择高

持仓集中度或者分散投资，其风格是比较固定的。

表 ４ 持仓集中度转换矩阵 （％）

分组 １ｌｏｗ ２ ３ ４ ５ｈｉｇｈ

１ｌｏｗ ５９８０ １９５７ ６５２ ３１２ １４９

２ １５８６ ４２６５ ２３５９ ８３２ ２８４

３ ６１１ ２０３４ ３７７３ ２３３９ ６３７

４ ２３９ ８３２ ２１０９ ４０８０ ２１２６

５ｈｉｇｈ １２９ ２３７ ６５１ ２０５３ ６３８０

表 ５统计了不同持仓集中度变化率分组的基金年化收益率。由结果可以看出，对于提高持仓集中度幅

度最大的基金分组，其平均收益并没有明显稳定高于降低持仓集中度幅度最大的基金分组。本文认为基金

经理提高持仓集中度并不意味着基金经理具有明确信息优势，基金经理调整持仓集中度的投资行为还受基

金公司战略布局、业绩排名压力等因素影响。

表 ５ 不同持仓集中度变化率分组的年化收益率 （％）

分组 １ｌｏｗ ２ ３ ４ ５ｈｉｇｈ

２００６年 ７７８８ ８５５７ ８７３８ ８３９９ ８２０１

２００７年 ８９６９ ８８３０ ８７４５ ９０８７ ９２０１

２００８年 －５１６７ －５２９５ －５５１９ －５７９０ －５９５７

２００９年 ４６９７ ４７０５ ４５９５ ４７７０ ４５２０

２０１０年 ６４０ ６６６ ５１６ ５１１ ７５０

２０１１年 －２８０４ －２７８１ －２８２８ －２７１８ －２８２７

２０１２年 ４５４ ５１１ ５０２ ４２１ ３８４

２０１３年 １１０４ １０６４ １３５３ １４８８ １３４０

２０１４年 １７７６ １９５８ ２０３７ １９５１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年 ４５３９ ４７５６ ４３３９ ４６５６ ４１５５

２０１６年 －６９７ －８５０ －７６０ －８２０ －６９８

２０１７年 ７０１ ８３４ １００５ ９７２ ８１０

２０１８年 －１６１９ －１８５４ －１８４５ －１９８４ －１７８７

２０１９年 ２６９８ ３４１６ ３６７０ ３６８６ ３４３３

第 ６期 于孝建 等：股票持仓集中度与基金选股绩效研究 ４１

（四）实证模型和方法

根据前文提出的假设，本文构建的基础模型如下：

ｐｅｒｆｉ，ｔ ＝α＋β１ｃｈｇｃｏｎｉ，ｔ－１ ＋β２ｓｉｚｅｉ，ｔ－１ ＋β３ｅｑｕｉｔｙｉ，ｔ－１ ＋β４ａｇｅｉ，ｔ－１ ＋β５ｆａｍｓｉｚｅｉ，ｔ－１ ＋β６ｍａｒｋｅｔｉ，ｔ－１ ＋εｉ，ｔ

式中，ｐｅｒｆｉ，ｔ为基金 ｉ在 ｔ－１至 ｔ时刻之间的选股绩效指标；ｃｈｇｃｏｎｉ，ｔ－１为基金 ｉ在 ｔ－２和 ｔ－１时刻之间的

持仓集中度变化率；其余控制变量为在 ｔ－１时基金 ｉ或基金公司的各种特征变量。

首先根据 Ｈａｕｓｍａｎ的检验结果，本文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对基金的选股绩效和基金持仓集中度变化率

进行回归，假设在样本区间内基金的各种特质因素是固定不变的。

然后在基础模型上添加特征变量、特征变量与基金集中持仓变化率的交互项进行模型回归。由于采样

频率为季度，在同一截面下相同基金公司的基金存在相同的家族特征变量，因此数据存在横截面异方差。

根据江萍等［４０］

和 Ｃｏｖａｌ等［４１］

的研究，本文使用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 （ＦＧＬＳ）进行估计。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本文在前文基础模型上，分别引入自变量 ｃｈｇｃｏｎ、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ｒａｎｋ以及它们的交叉变量，总共构造了

６个回归模型验证假设，结果如表 ６所示。

表 ６ 基金持仓集中度变化率与基金经理投资能力

变量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模型 ６

ｃｈｇｃｏｎ ００６７ ００６２ ００６６ ０１０１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７

（８８１） （９００） （８９３） （６２２） （－０３６） （０３７）

ａｇｅ ００２４ ００４６ ００２５ ００３４ ００２６ ００３９

（３０６） （７３９） （３１７） （４４３） （３２１） （５０３）

ｆａｍｓｉｚｅ ００８３ ００９９ ０１０７ ００８９ ０１０５ ０１１２

（１３４１） （１７５２） （１２２４） （１４８８） （１２１５） （１２８８）

ｅｑｕｉｔｙ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７

（２９６５） （３１０６） （２８１９） （２９１５） （２７９９） （２７５７）

ｓｉｚｅ －００３５ －００４０ －００３８ －００３９ －００３９ －００４３

（－８８６） （－１０３６） （－９２９） （－１００５） （－９４３） （－１０４７）

ｍａｒｋｅｔ －００４４ －００３４ －０１０１ －００４５ －０１０２ －００９６

（－０９８） （－０７４） （－２１６） （－０９９） （－２１７） （－２０４）

ｒａｎｋ

０１０３ ００９２ ００９３

（４８３） （３３６） （３４１）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１７０２ －１７０１ －１６１６

（－４２７） （－４２４） （－３９９）

ｃｈｇｃｏｎ×ｒａｎｋ －００５８

（－２２４）

ｃｈｇｃｏｎ×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０４８７ ０４５６

（１８４） （１８４）

ｃｈｇｃｏｎ×ｒａｎｋ×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０２８６

（－１９３）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１５９２ －２０８１ －１７９２ －１７７４ －１７５２ －１９８９

（－１０６２） （－１５６６） （－１１１５） （－１２６３） （－１１０１） （－１２７９）

注：括号里的数据为 ｔ统计量；、、分别代表在 １０％、５％、１％的水平下显著。

首先，分析基础模型中持仓集中度的回归结果。从模型 １结果可以看出，基金持仓集中度变化率的系

数显著为正，说明平均而言，当基金经理提高持仓集中度时，基金预期选股绩效较高，该结论与现有的研

究结果相符，由此假设 Ｈ１得以验证。

同时可以看到基金年龄和基金公司规模的系数均显著为正，意味着基金成立时间越长、所属基金公司

规模越大，基金的选股绩效越优。

４２ 华 南 理 工 大 学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第 ２３卷

其次，分析基金排名的影响。现有研究表明基金业绩排名是一种典型的锦标赛激励方式，前期排名靠

后的输家基金经理比赢家基金经理提高组合风险的倾向更大，即输家基金经理会倾向于提高特定风险的暴

露度。结合前文提出的假设 ２，在模型 １的基础上加入基金业绩排名变量可得模型 Ｈ２，可以看出基金排

名的系数显著为正，意味着业绩排名靠后的基金经理，下期基金的选股绩效较优。再加入基金排名与持仓

集中度变化率的交互项进行回归，可得模型 ４。可见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基金业绩排名对基金持仓

集中度变化率的选股绩效具有负向作用。根据模型 ２和 ４的回归结果可知，基金排名靠后的基金经理提高

持仓集中度并不能有效改善基金选股绩效。该结果表明排名靠后的基金经理并不是通过提高持仓集中度来

改善其基金选股绩效，假设 Ｈ２得以验证。

最后，分析基金公司的产品多元化程度的影响。基金产品多元化主要体现在投资策略、投资风格、投

资范围等。产品多元化程度越高的基金公司其产品布局范围更加广泛。一是产品多元化程度较高的基金公

司往往意味着其投研团队分工更加专业化，投研团队更强，基金经理的调仓行为更能反映其信息优势；二

是产品多元化程度高的基金公司其投资策略更加多样化，市场环境适应性更强，基金公司无须大幅度调整

持仓以适应不同的市场环境，基金经理可以更专注于提高各细分领域的选股绩效。

为验证假设 Ｈ３，本文在模型 １中加入基金公司产品多元化程度的变量进行回归，得到模型 ３。产品

多元化程度的系数显著为负，这表明产品多元化程度高的基金公司由于策略分散，导致旗下基金平均的选

股绩效越差。但这不意味着所有基金的选股绩效很差。

在模型 ３的基础上加入产品多元化与持仓集中度变化率的交互项进行回归，可得模型 ５。回归结果显

示，多元化程度和持仓集中度变化率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多元化程度高的基金公司中，那些提高

持仓集中度的基金是可以提高选股绩效的，即基金公司的产品多元化程度对基金持仓集中度变化率与基金

选股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作用，假设 Ｈ３得以验证。

同时再引入基金排名以及基金排名、基金公司产品多元化程度和持仓集中度变化率三者的交互项后，

可得模型 ６。三者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说明产品多元化程度较高的基金公司中，排名靠前的基金提高持

仓集中度可以明显改善基金的选股绩效，假设 Ｈ４得到验证。其原因在于，对于产品多元化程度较高的基

金公司，为了打造业绩持续优异的明星基金，排名靠前的基金经理提高持仓集中度时更能从公司战略中显

著提高其选股绩效。

上述分析表明，基金产品多元化程度越高，越有利于基金经理通过提高持仓集中度来提高选股绩效。产

品多元化程度越高的基金公司，基金的专业化管理程度越高，旗下基金产品会集中在特定行业、风格或者主

题上进行配置，其适应不同的市场环境的能力和竞争力更强。此外，基金产品多元化程度越高的基金公司往

往分工更加专业化，投研能力较强，旗下基金更容易获得信息优势，并通过提高持仓集中度来获取收益。

五、稳健性检验

前文分析使用的是基于持仓信息的选股绩效指标来衡量基金经理调仓带来的选股绩效。在稳健性检验

中，本文使用传统的基于净值计算的调整风险后收益衡量基金的选股绩效，具体采用六因子模型的 α衡

量选股绩效，回归结果表 ７所示。

表 ７ 稳健性检验

变量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模型 ６

ｃｈｇｃｏｎ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７００） （６３３） （７７０） （４８２） （－３１５） （－２８７）

ａｇｅ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２６８） （－２８０） （－２４４） （－２８２） （－２５７） （－３５９）

ｆａｍｓｉｚｅ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２

（３０４２） （２２９６） （１４６５） （２１５７） （１４７４） （１１１２）

第 ６期 于孝建 等：股票持仓集中度与基金选股绩效研究 ４３

续上表

变量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模型 ６

ｅｑｕｉｔｙ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１５２７） （１５００） （１４１２） （１５２１） （１５１６） （１４８１）

ｓｉｚｅ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１４９１） （－１５０３） （－１１８４） （－１４７４） （－１１７０） （－１１３６）

ｍａｒｋｅｔ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４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３

（－２２５６） （－２２４８） （－２１０３） （－２２６４） （－２１３３） （－２１３６）

ｒａｎｋ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１００） （－０９５） （－０９５）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００３３ ００２５ ００３９

（３３１） （２４９） （４１８）

ｃｈｇｃｏｎ×ｒａｎｋ －０００２

（－２７４）

ｃｈｇｃｏｎ×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００３２ ００３８

（４１５） （４７５）

ｃｈｇｃｏｎ×ｒａｎｋ×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００１３

（－２７７）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００４１ －００３７ －００３８ －００３５ －００３５ －００１７

（－１２７９） （－８９０） （－１３１７） （－８１５） （－１２６９） （－４７３）

注：括号里的数据为 ｔ统计量；、、分别代表在 １０％、５％、１％的水平下显著。

通过稳健性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基于净值和基于持仓的选股绩效指标回归系数结果存在一些差异。造

成这种差异的原因首先在于基于净值的绩效指标还包括了非重仓股部分的选股绩效，其次两种选股绩效指

标的计算逻辑存在差异，基于持仓的时变选股绩效指标是根据个股的超配权重加权超额收益计算而得，基

于净值的基金选股绩效指标属于风险调整后的基金收益。尽管有差异，两种基金选股绩效指标的回归结果

均可对本文提出的假设进行检验，且检验结果对基于净值和基于持仓的选股绩效指标均稳健。

表７结果显示，模型４中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意味着基金经理业绩排名对基金持仓集中度变化率与基

金选股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负向作用，即排名靠后的基金经理提高持仓集中度会降低基金的选股绩效。

模型 ５和模型 ６的回归结果显示，基金持仓集中度变化率的系数显著为负，基金公司产品多元化与基

金持仓集中度变化率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而同时引入三个自变量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这意味着多

元化程度越高的基金公司中，成员基金提高持仓集中度，尤其是前期排名靠前的基金，可以有效改善基金

的选股绩效。因此，基金公司产品多元化程度对基金持仓集中度变化的选股绩效具有正向作用，且在产品

多元化程度较高的基金公司中，业绩排名靠前的基金提高持仓集中度可显著改善基金的选股绩效。综合上

述稳健性检验的分析结果，本文的实证结果稳健。

六、结 论

本文对基金经理调整持仓集中度与基金选股绩效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基金公司的产品多元化和基金

业绩排名影响了基金经理调整持仓集中度带来的选股绩效。通过对我国权益型基金进行实证研究，得出与已

有研究相同的结论，即基金经理提高持仓集中度时，平均而言基金的选股绩效明显更优。与现有研究不同的

是，本文引入了基金排名、基金公司产品多元化程度两个变量进行研究，发现排名靠后的基金提高持仓集中

度并不能获得较优的选股绩效；在产品多元化程度较高的基金公司中，基金提高持仓集中度可以获得较优的

选股绩效，且排名靠前的基金相对于排名靠后的基金，提高持仓集中度可获得更高的选股绩效。

本文认为不同因素驱动下的股票持仓集中度调整行为对基金选股绩效指标的影响存在差异。业绩排名

驱动下的基金经理调仓行为并不能显著改善基金的选股绩效。基金经理迫于压力集中持仓的行为可能是一

种下注行为，并不能体现基金经理的投资能力。产品多元化程度高的基金管理公司，投研能力更强，策略

更完善，基金经理相对而言具有更强的信息优势，提高持仓集中度可以有效改善基金选股绩效。由于基金

４４ 华 南 理 工 大 学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第 ２３卷

的排名具备一定的持续性，本文认为在产品多元化程度高的基金公司中，前期排名靠前的基金经理提高持

仓集中度往往意味着基金经理具备较强的选股能力。

根据实证研究的结果，针对基金投资者提出以下投资建议：

第一，如果是选择主动权益型基金，可以重点关注基金持仓集中度提高的基金，但要过滤掉业绩在基

金公司内部排名靠后的基金，因为基金经理迫于排名压力提高持仓集中度时并不能有效改善基金的选股

绩效。

第二，可以优先考虑产品多元化程度高的基金公司，持仓集中度高且业绩排名靠前的基金，其选股绩

效通常会更容易得到改善。

第三，警惕基金公司内部的利益输送。产品多元化程度高的基金公司，其家族内部利益输送策略以及

内部交叉持股现象更加复杂。这类公司更容易采用内部策略打造 “明星基金”等品牌化产品来获得业绩

溢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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