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al of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学报

双月刊

1957年创刊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主 管 广西师范大学

主 办 广西师范大学

编辑出版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

发行范围 公开发行

总 发 行 桂林市邮政局

订 购 处 全国各地邮政局

出版日期 2023年11月

印 刷 广西广大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国外发行 中国出版对外贸易总公司（北京782信箱）

主编：孙杰远

副主编：林春逸 苏曦凌 刘文俊

特约委员（按姓氏笔画顺序排列）

王岳川 石中英 吕世伦 乔全生

孙昌武 陈先达 邵敬敏 林超民

周晓林 葛晓音 蒋述卓 曾繁仁

蓝庆新

编辑委员会

哲学社会科学版

地 址 桂林市育才路15号

邮 编 541004

电 话（0773）5857325

传 真（0773）5857325

在线投稿 http://gxss.cbpt.cnki.net

网 址 http://xuebao.gxnu.edu.cn

本期执行编辑 赵立庆

封 面 设 计 何平静 任家琦

第59卷 第6期

总第281期

Vol. 59 No. 6

Sum No. 281

Guangxi Shifan Daxue Xuebao

Zhexue Shehui Kexue Ban

委员（按姓氏笔画顺序排列）

王 晞 王进芬 韦冬雪 邓 军 田旭明

刘 涛 刘文俊 刘玉红 刘祥学 汤文辉

汤志华 孙杰远 苏良亿 苏曦凌 李冬梅

杨茂庆 杨树喆 肖富群 吴大顺 旷永青

陆奇岸 陈 兵 陈宗波 陈洪波 林春逸

贤成毅 周长山 周劲波 赵 铁 侯莉敏

姜革文 贺祖斌 徐 毅 黄轩庄 梁 君

谢世坚 靳书君 蔡 韧 樊中元

[期刊基本参数] CN45-1066/C * 1957 * b * A 4 * 158 * z h * P * ¥12.00 * 2000 * 1 3 * 2023-11 * n

： 邓 军 贺祖斌

：苏桂发 孙杰远

：苏曦凌

：苏良亿 王龙杰

主任委员

副主任委员

秘书长

副秘书长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59卷第6期

2023年11月

目 次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弘扬工人阶级斗争精神

———重读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韩喜平,李卉青(1)

治理现代化研究

生育抑制、耕地抛荒与家庭养老…………………………………………………… 邹铁钉(9)

混合型村级治理的现代建构

———基于粤北溪村的个案研究 ……………………………………………… 李 凤,吕德文(19)

基层公私合作的制度信任何以形成?

———基于 H 街的个案研究 …………………………………………………… 于刚强,李嘉琳(29)

迈向整体智治:民族地区基层治理效能提升的新趋向 …………………… 谭英俊,蒙晓霜(41)

教育科学

教育强国笔谈…………………………………… 王 彦,马焕灵,袁 磊,皇甫科杰,王 枬(55)

深度学习评价:理论模型、相关技术与实践案例………………… 王梦珂,王 卓,陈增照(66)

教育组织如何实现成功转型?

———基于广西各独立学院转设的经验研究 ……………………………………………… 谭智雄(76)

经济与管理

移民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 ………………………………………………… 余淼杰,吴 双(86)

市场一体化、消费升级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 申俊喜,赵 蕾(100)

数字经济与农村经济融合发展:理论关照、政策检视与实践路径

………………………………………………………………… 向 超 ,包丽平,王小华(120)

人文评论

“荒诞中的理性”:网络流行语的语义嬗变及社会心态表征 ………… 郭小安,段竺辰(133)

政社互动:我国古代乡村治理的演进特征及其影响 …………………… 王伟进,陆杰华(146)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报)》2023年1—6期总目录……………………… (Ⅰ)

JournalofGuangxiNormalUniversity

PhilosophyandSocialSciencesEdition

Vol.59 No.6 2023

CONTENTS

PromotingtheStruggleSpiritoftheWorkingClassAgainsttheContextofProfoundChangesUnseen

inaCentury

—RereadingEngels’TheConditionoftheWorkingClassinEngland

………………………………………………………………………… HANXi-ping,LIHui-qing(1)

FertilityInhibition,AbandonmentofCultivatedLand,andFamilyElderlyCare

………………………………………………………………………………………… ZOU Tie-ding(9)

ModernConstructionofHybridVillageLevelGovernance

—ACaseStudyBasedonXicunVillageinNorthGuangdong ……… LIFeng,LVDe-wen(19)

HowIstheInstitutionalTrustofPrimary-levelPublic-privatePartnershipEstablished?

—ACaseStudyBasedonHStreet ……………………………… YU Gang-qiang,LIJia-lin(29)

TowardsOverallIntelligentGovernance:A NewTrendinImprovingtheEfficiencyofPrimary-level

GovernanceinEthnicRegions………………………… TAN Ying-jun,MENGXiao-shuang(41)

ConversationbyWritingontheConstructionofAnEducationPower

………………… WANGYan,MA Huan-ling,YUANLeìHUANGPU Ke-jie,WANG Nan(55)

DeepLearningEvaluation:TheoreticalModels,RelatedTechnologiesandPracticalCases

……………………………………………… WANG Meng-ke,WANGZhuo,CHENZeng-zhao(66)

HowCanEducationalOrganizationsAchieveSuccessfulTransformation?

—AnEmpiricalResearchBasedontheTransformationofIndependentCollegesinGuangxi

……………………………………………………………………………………… TANZhi-xiong(76)

TheRoleofImmigrantsinInternationalTrade……………………… YU Miao-jie,WUShuang(86)

MarketIntegration,ConsumptionUpgrading,andStrategicEmergingIndustryDevelopment

………………………………………………………………………… SHENJun-xi,ZHAOLei(100)

IntegratedDevelopmentofDigitalEconomyandRuralEconomy:TheoreticalCare,PolicyReview

andPracticalPath ………………………… XIANGChao,BAOLi-ping,WANGXiao-hua(120)

“RationalityinAbsurdity”:TheSemanticEvolutionandSocio-Psychological

RepresentationofOnlineBuzzwords

—AComprehensiveAnalysisofOnlineBuzzwords(2008—2022)

…………………………………………………………… GUOXiao-an,DUANZhu-chen(133)

InteractionbetweentheStateandCommunities:TheEvolutionaryCharacteristicsand

InfluenceofAncientRuralGovernanceinChina …………… WANG Wei-jin,LUJie-hua(146)

第59卷 第6期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Vol.59 No.6

2023年11月 JournalofGuangxiNormalUniversity(PhilosophyandSocialSciencesEdition) Nov.,2023

doi:10.16088/ji.ssn.1001-6597.2023.06.001

[收稿日期]2023-09-08

[基金项目]吉林大学“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人类文明新形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创新团队项目(2022CXTD08)

[作者简介]韩喜平,男,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吉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马

克思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李卉青,女,内蒙古杭锦后旗人,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内蒙古师范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执政党建设。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弘扬工人阶级斗争精神

———重读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韩喜平1,李卉青1,2

(1.吉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吉林 长春130012;2.内蒙古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010022)

[摘 要]斗争性是马克思主义与生俱来的理论品格与精神特质。在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

今天,重新研读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进一步认识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是历史

的必然,工人阶级只有团结起来,通过武装斗争才能获得根本解放。新时代,尽管劳动方式发生了一些变

化,但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没有变,工人阶级必须联合起来,弘扬伟大斗争精神,才能

在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推动自身解放和社会进步。

[关键词]大变局;工人阶级;自身解放;斗争精神

[中图分类号]A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597(2023)06-0001-08

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发展的,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马克思主义深

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以不争的客观事实和深厚的理论逻辑号召工人阶级进

行斗争,明确指出工人阶级只有斗争才能获得平等、解放与自由。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

状况》(以下简称《状况》)是研究英国早期劳资矛盾及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的代表之

作。《状况》深入阐述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对立和二者斗争的必然性,揭示

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二者斗争的根源,指出工人阶级只有团结起来

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代之以更为高级的社会形态才能解放自己。今天我们面对世界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冷战后曾经自诩“最优样态”的资本主义制度与遭遇“历史性退场”的社会主

义制度在博弈中力量对比发生历史性反转,资本无限逐利的本性所产生的对抗性矛盾使

资本主义社会优势逐渐减弱,资产阶级的新变化新特征看似日渐弥合了工人阶级与资产

阶级截然不同的社会地位带来的矛盾,实质上由于新技术取代了机器的资本主义运用,工

人阶级仍然处于被剥削被压迫地位,仍然受困于资本逻辑。重读《状况》这篇巨著,使我们

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在纷繁复杂的国际新格局下,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必须激发斗争意

识,弘扬伟大斗争精神,颠覆资本统治,勇于承担“资产阶级掘墓人”的历史使命,才能推动

自身解放与社会进步。

1

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无产阶级被剥削、被异化的根源

恩格斯在《状况》导言中指出,之所以分析英国工业革命及其世界历史是因为工业革

命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最深刻的社会背景。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了工业革命促使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巨大变化,从而带来市民社会的全面改造,也形成了无产阶级与资产

阶级截然对立的社会状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无产阶级被剥削、被异化的根源。

发端于18世纪中叶的英国工业革命最早是从棉纺织业起步的。之后羊毛加工业、麻

纺织业、蚕丝加工业也依次实现了工业化生产。18世纪60年代,英国工业加速发展,机

器的使用不再囿于衣料的生产,而是扩展到工业活动的一切部门和一切领域中。恩格斯

指出“由于这些发明,机器劳动在英国工业的各主要部门中战胜了手工劳动,而英国工业

后来的全 部 历 史 所 叙 述 的,只 是 手 工 劳 动 如 何 把 自 己 的 阵 地 一 个 跟 一 个 地 给 了 机

器。”[1]286-287工业革命产生了极大的社会生产力,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告》中对此也

予以充分肯定:“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

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2]277恩格斯指出,近六十年来英国工业的历史,

在人类编年史中“无与伦比”[1]295。

工业化与城市化密不可分,工业革命大大推动了城市化的进程。工业革命之前,西方

国家城市规模很小,农业人口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城市化进程非常缓慢。工业革命之

后,由于繁荣的工业对劳动力产生巨大需求,大量农村人口和爱尔兰人不断向城市单向流

动寻找新的就业机会,城市人口以“令人难以相信的速度增长起立”[1]296,人口的剧增推

动着城市不断发展,一大批新兴工业城市建立起来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时也意味着

现代工业城市对农业经济的进一步侵蚀。农村凭借廉价劳动力与工业原料优势不断与工

厂城市竞争,被不断裹挟进资本扩张与现代化工业生产中,“在农村建立的每一个新工厂

都包含工业城市的萌芽”[3]407。故而不断使农民变成工人、农田变成工厂,不断实现城市

化,并出现了许多大城市。大城市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城市规模大,人口密集。如英国

“有居民达250万人的首都,有巨大的工厂城市,有向全世界供给产品而且几乎全部都是

用极复杂的机器生产的工业,有勤劳智慧的稠密的人口,这些人口有三分之二从事工

业”[1]295。工业化促进了城市化,与此同时,城市化也为工业化提供了铁路、公路、电讯等

基础设施和其他社会公共资源,这些资源有利于工厂降低成本,增加利润。二是鲜明的空

间隔离特点。恩格斯称大城市为“伪善的建筑体系”[1]328。资产阶级、场主、商人居住在富

丽堂皇的大庭园、大豪宅里,而工人阶级则只能蜗居在大杂院、贫民区、小宅子里,资产阶

级“华丽的别墅”与工人阶级“朴素的小宅子”形成了“鲜明的对照”[1]325。工人阶级与资产

阶级居住的区域是有系统地严格分开的[1]326,大城市的空间隔离特征以及不同区域大相

径庭的城市面貌极其鲜明地反映了资本主义体制下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截然不同的政治

经济地位。

工业革命促使社会阶级分化,形成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截然对立。恩格斯指出:

“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个阶级是由于经济关系发生变化,确切地说,是由于生产方式

发生变化而产生的。”[4]250工业革命最直接的产物就是诞生了无产阶级。工业革命之前,

英国社会是由土地贵族、中等阶级、工资劳动者组成的三层社会阶级结构,中等阶级包括

农村乡绅地主、城市商人、工匠和各类专业人员,各阶层没有严格界限[5]。工业革命最突

出的特点就是大机器生产。大机器生产需要大量资本购买机器,组织生产,建立庞大的企

业,因此自然而然将经济实力不强的中产阶级中的劳动分子、手工业者、小资产阶级等变

2

成了无产阶级,将从前的大商人变成厂主,“并把居民间的一切差别化为工人和资本家的

对立”[1]296。工业革命前工人们可以自己开办一个作坊,雇几个帮工成为小作坊主,通过

勤奋劳动最后上升为资产者。工业革命后工人阶级也同手工业者和小资产阶级一样,再

没有任何可能成为资产者了。工人阶级第一次成为一个真正稳定的阶级,“现在,谁要生

而为工人,那么他除了一辈子做工人,就再没有别的前途了”[1]297。资产阶级凭借资本掌

握着一切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控制着整个生产过程,最大限度地剥削工人追求剩余价

值,而工人阶级则一无所有,靠出卖自己的劳动附属于机器,工人的劳动也从此失去了独

立性。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二者利益是根本对立的,在资本的残酷压榨下,贫困成为英国

工人阶级最普遍的处境。

在《状况》中,恩格斯通过亲身观察、引用大量官方资料及其他可靠报告准确细致地呈

现了英国工人阶级的悲惨处境。在生产中,“厂主是绝对的立法者,他随心所欲地颁布工

厂规则”[1]464。厂主通过随意罚款、增加工时、监视工人、限制工人自由、增加工作强度等

工厂制度残酷地压榨已经处于赤贫状态的工人。工人阶级由于劳动过度出现大批畸形

者,他们的寿命也普遍缩短。在工厂制度中,“实物工资制”和“小宅子制”“特别强化了厂

主对工人的剥削与奴役”[1]467,它们实际是对工人实行的二次盘剥。恩格斯将1845年“自

由英国人”的状况与1145年诺曼贵族压迫下的撒克逊农奴的状况进行了比较,得出的结

论是:在工厂制度的共同作用下,工人的艰难处境比中世纪的农奴有过之而无不及。生产

方式直接制约甚至决定了生活方式,在大城市生存,工人阶级遭受着物质与精神的双重痛

苦,过着非人的生活。第一,工人阶级物质生活困顿。工人居住、衣着、饮食等物质条件都

非常糟糕。“工人住宅到处都规划得不好,建筑得不好,保养得不好,通风也不好,潮湿而

对健康有害”[1]357。路面到处坑坑洼洼,垃圾成堆,污水横流,空气污浊。屋内拥挤不堪,

往往连最需要的家具都很缺乏。大部分工人衣服都比较破旧,在英国潮湿的海洋性气候

下,拥有较强御寒能力和防潮功效的毛织品都是有产者的专利,普通工人只能穿粗布衣。

工人们食用的都是品质较差的食品。他们吃的土豆和菜往往不新鲜,肉往往是濒临腐烂

的病畜或死畜的肉。除此之外他们还经常吃掺假的食物,如掺大米粉的糖、掺黄褐色泥土

的可可等。商贩们除了在食品的质上欺诈工人,在量上也缺斤短两。工资少的工人,即使

在有工作的时候也常常会挨饿。由于室内环境的脏、乱、差,空气污染不流通以及居室的

黑暗、潮湿再加上营养不良等因素的影响,肺结核、伤寒、热病等慢性病在工人阶级中非常

流行,与此同时,工人阶级的孩子也普遍患有消化不良、瘰疬、佝偻病等。“一个生活在上

述条件下并且连最必需的生活资源都如此缺乏的阶级,不能够保持健康,不能够活得很

长,这是不言而喻的”[1]380。工人或者他们的孩子生病了往往没钱看医生,而是习惯于听

天由命或是求助于“害多利少的假药”或“收费低廉的江湖医生”[1]388。再加上由于缺乏科

学知识和不科学的生活习惯,如饮酒、纵欲、犯罪等因素造成工人群体患病率极高,平均寿

命也大大缩短。由于工人忙于生计,他们的孩子不能得到很好的照料,再加上恶劣的生活

环境对孩子造成的不良影响,在曼彻斯特市,“工人的孩子有57%以上不到五岁就死掉,

同时,上等阶级的孩子在五岁以前死亡率却只有20%”[1]392。第二,工人阶级精神生活贫

瘠。在教育方面,资产阶级政府对工人阶级的教育非常敷衍,再加上教育资源不足与教师

素质低下,对工人阶级的教育形同虚设。大量孩子因为整个学期都在工厂或者家里上班,

所以根本没有机会上学,而他们“一切的智力的、精神的和道德的发展却被可耻地忽视

了”[1]396。在道德方面,工人阶级也遭到了资产阶级的摒弃。由于工人们在学校接受不到

道德教育,故而“工人的整个状况、他们周围的整个环境都促使他们道德堕落”[1]400。贫

3

困、生存无保证、劳动受限制、人口过度集中等原因,在工人阶级中造成了严重的失德现

象。工人阶级的生活没有尊严,迫于生计,有些人去乞讨、偷窃甚至卖淫。恩格斯对工人

阶级悲惨境遇的论述实际上触及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实质,即将工人阶级生活贫困的主要

成因归于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他强调:贫穷是现代社会制度的必然结果,离开这一点,只

能找到贫穷的某些表现形成的原因,“但是找不到贫穷本身的原因”[6]50。

二、劳资间的对抗关系要求工人阶级斗争意识觉醒

“大城市是工人运动的发源地”[1]408。大城市彻底清除了工人与雇主之间的宗法关

系,再加上繁荣的工业与商业的发展造成工人阶级普遍贫穷的后果以及人口的集中,大大

促进了工人阶级社会意识的觉醒。“贫困”教人去思考和行动[1]398。工人阶级的“非人”处

境让工人阶级意识到必须起来与“资产阶级的利益———剥削工人———作斗争”[1]500,讲求

实际的英国工人阶级用行动向世界宣告他们不是“物件”“手”“劳动”,不是资产阶级的私

有财产,而是有着尊严、感觉、思想的独立的人。因此,在反抗斗争中,工人阶级自然要“显

出自己最动人、最高贵、最合乎人情的特性了”[1]501。

恩格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指出,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开始于工业革命初期,

并呈现出逐步升级的态势:从单个人、少数人的斗争逐步升级为工人阶级整个群体的联合

斗争,从单纯经济领域的斗争逐步扩展为政治领域的斗争。斗争形式主要有三种。第一

种形式是犯罪。犯罪是工人阶级反抗斗争中“最早、最原始和最没有效果的形式”[1]501,如

偷窃、抢劫、纵火、欺诈、袭警等。恩格斯从内务部的“犯罪统计表”得出,大多数的罪是工

人阶级犯的,由于缺乏必须的生活用品,工人阶级犯罪多数是因为“侵犯私有财产”[1]417,

犯罪表现了工人阶级对英国社会秩序最极端的蔑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犯罪还呈现

出“一年比一年激烈、残酷和不可和解”的态势。犯罪发生在个别地区,往往孤立无援,反

抗力量小,影响也比较小,当工人阶级稍稍获得了一点胜利的时候,资产阶级就会调动他

们独享的“社会权力”来惩处犯罪者。第二种形式是建立工会,组织罢工。竞争是资本主

义社会“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1]359。竞争发生在社会各个阶级及各个成员之间,资

产阶级竞争是为了争夺更多利益,工人阶级竞争是为了获得工作机会争取活下来,这些竞

争必要时是你死我活的斗争[1]50。竞争是英国工人阶级陷入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机

器一改进,工资就降低”[1]423。机器的改进使工人阶级在各个领域逐渐被机器所取代。恩

格斯记录了设菲尔德的磨工宁愿忍受对健康极端有害的环境也不愿意要求改善,因为他

们害怕环境改善会吸引更多的工人来干这一行,使他们工资降低。工人阶级内部的竞争,

往往被资产阶级作为最有力的武器拿来对付无产阶级。工人阶级逐渐意识到,“资产阶级

的统治正是建筑在工人彼此间的竞争上,即建筑在无产阶级的不团结上,建筑在一些工人

和另一些工人的对立上”。于是工会将工人组织起来进行罢工,这是消灭竞争的第一次尝

试。当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停止竞争,反对资产阶级剥削的时候,资产阶级就难以形成垄

断,“私有制王国的末日就来临了”[1]507。工会具有规定工资及与资本家协商、要求资本家

保证对工人的需求、为失业工人解决生存问题等主要功能。如果资本家拒绝工人所提出

的劳动条件,罢工就在所难免了。恩格斯曾热情讴歌工人罢工并指出“罢工是工人的军事

学校,他们就在这里受到训炼,准备投入已经不可避免的斗争中去;罢工是工人阶级各个

队伍宣告自己参加伟大的工人运动的宣言”[1]512。工会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工人阶

级对资产阶级的仇视和愤慨,但是,工会所起的作用是个别的、片面的和局部的。工会的

局限性使得工人阶级在斗争中往往难以逃脱失败的命运。第三种形式是人民宪章。恩格

4

斯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体系是资产阶级社会地位最有力的支撑,资产阶级运用法律

的“皮鞭”逼迫工人阶级维护有产者的利益。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英国工人阶级提出改造

资产阶级议会、争取工人阶级普选权与平等参与民主政治等为核心的政治运动———人民

宪章,主张改变资产阶级立法,用无产阶级的立法取代资产阶级立法。“这一文件在形式

上纯粹是政治性的,它要求按照民主的原则改组下议院。宪章主义是工人反抗资产阶级

的集中表现”[1]516。人民宪章的优势在于它将工人阶级群体整个动员起来,全员向资产阶

级政权与资产阶级法律围墙展开包括革命手段在内的任何手段的斗争直到革命成功。

一切政治斗争的最终目标都是获得国家政权。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

国家的统治阶级,掌握着全部生产资料、生活资料与“无产阶级的生死大权”,无产阶级除

了选择接受资产阶级的剥削、异化外,就只能选择“饿死、冻死、赤身露体地到森林中的野

兽那里去找一个藏身之处”[1]360。工人阶级的悲惨处境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造成的[1]279。

工业化促进了工人阶级大规模地向大城市集中,过度集中的人口一方面造成工人阶级生

存环境的恶化,另一方面也大大推动了工人阶级社会意识的觉醒。恩格斯指出,工人阶级

逐步认识到他们与资产阶级是两个不同的阶级,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比起来有另外一种

习惯语、思想、观念、习俗、道德原则、宗教与政治。单个工人的力量是非常弱小的,但在多

次的罢工中,他们意识到自己在分散时力量弱小,处于被资产阶级压迫、奴役的地位,但当

他们作为一个整体、一个阶级团结起来就会变成非常强大的力量,在最必要的时刻是可以

向资产阶级发起挑战的。认识到团结斗争的重要性是工人阶级在阶级斗争中总结出的重

大理论成果。恩格斯曾强调,最早觉醒的产业工人开始反对竞争充分说明工人阶级已经

认识到联合起来的重要性。恩格斯运用对比的方法,热情讴歌了工人阶级的先进性及工

人阶级肩负的共产主义历史使命。他指出,资产阶级看似自由,实则保守,他们的堕落、自

私自利与腐朽,使他们“无力再前进一步”;“他的利益和现在的制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

在任何前进的运动中都是一具僵尸”。资产阶级“不再站在历史发展的前头,工人将要起

而代之”[1]412。而工人阶级“前进中的每一步都将有助于我们共同的事业,全人类的事

业”[1]277。频繁出现的大罢工,充分显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决斗已经迫近了。

在英国工人阶级的斗争中,恩格斯认识到和平的请愿、罢工、宪章运动等都不能从根本上

变革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工人阶级只能采用暴力革命的手段。实质上早期的工人阶级

的反抗斗争,包括偷窃、纵火、袭警、罢工、宪章运动等,几乎都是暴力行为或者是伴随着暴

力行为进行的。“工人阶级第一次反抗资产阶级是在工业运动初期,即工人用暴力来反对

使用机器的时候”[3]450。这种斗争实际上是对资产阶级政权的警告,表明了资产阶级的政

权已经不再巩固,但是资产阶级政府并不听从警告。“当你看到有产阶级这样疯狂的时

候,当你看到他们被眼前的利益迷惑得连时代最明显的特征都看不出的时候,你就不得不

放弃和平解决英国问题的任何希望。唯一可能的出路就是暴力革命,毫无疑问,这个革命

不会让人们长久期待的”[1]548。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已经取代资产阶级成为代表社会历

史发展方向的先进力量。因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就只能通过暴力手段推翻资

本主义体制以达到自我的解放,除此之外,别无他法。一直到恩格斯晚年,他依然坚持暴

力革命的思想并强调“无产阶级不通过暴力革命就不可能夺取自己的政治统治,即通往新

社会的唯一大门”[8]578。

三、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阶级仍需要弘扬斗争精神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推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兴起及世界治理体系出现问题,

5

西方独霸世界的历史格局被打破,国际格局、世界体系、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零和博弈”

局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尽管美国及西方国家空前联合试图遏制社会主义乃至整个发展

中国家的发展,但“东升西降”的态势已经显现,“大变局”必然带来更加尖锐的矛盾、斗争

与机遇,马克思主义“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人人自由”的共产主义社会

的理想影响力越来越大[9]。在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重读《状况》,进一步深刻认

识弘扬新时代工人阶级伟大斗争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在信息化重组的大背景下,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经济结构等因素的变迁,当代资

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状况出现了深刻变化。第一,传统蓝领工人比重降低,白领工人比重

升高,随着新的科学技术的运用和生产设备的不断更新,工人阶级的文化知识与科学技术

水平都得到普遍提升。第二,复杂与多元的当代资本主义国家阶级结构取代了工业革命

时期简单固化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出现了作用和地位日渐突出的中产阶级。

中产阶级的出现是战后资本主义生产高度社会化、机械化的结果,一大批拥有高学历,具

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工人构成了中产阶级的主体。资产阶级别有用心地鼓吹“中产阶级”

概念以及“阶级调和论”“工人阶级消亡论”等来淡化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根本对立。第

三,工人阶级物质条件及精神层次均有明显改善与提高。多数国家由于实行普选制、提高

工人工资和社会保障水平、实行合作制及股份制、允许工人参与公司管理等政策,使得工

人阶级工资待遇和物质生活水平均有所提高,民主制度的改革提升了工人阶级的精神生

活,使他们生活得更有尊严。以上诸方面的原因,使得工人阶级越来越漠视社会不公平的

加剧,工人的阶级意识和阶级认同逐渐趋于淡薄,作为“资产阶级掘墓人”的工人阶级其社

会变革主体地位遭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生产方式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也是社会存在和社会发展的基础与决定

力量[10]。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雇佣劳动和资本相结合以生产人们所需要的物质资料的

特殊方式”[11]。“资本的实质体现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雇佣工人依附于资本并受资本

支配的地位,这种地位根源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工人阶级……将自身唯一拥有的劳动力

出卖给资本家,成为资本家剥削的对象”[12]57。在当代资本主义生产中,工人阶级依旧不

占有任何生产资料,靠出卖劳动力为生,依然是资本家剥削的对象。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了追求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终极目

的,而资本对其他生产要素的控制只是手段而已。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信息技术革新如火

如荼,在资本力量的推动下,“技术资本主义”改变了传统工业资本主义用延长工作时间、

增强工作强度等来获得剩余价值的剥削形式,代之以从知识与技术的创新中获得剩余价

值。在新技术快速增长的背景下,“强资本弱劳工”的剥削形式已成为一种趋势,雇佣劳动

对资本的依附程度越来越加深了。资本家越来越站在资本力量的顶端,使得工人阶级越

来越没有机会参与社会竞争。技术越发展,人类对技术的依赖性越高。工人阶级的生产

“不一定 要 亲 自 动 手”,而 只 需 成 为 “总 体 工 人 的 一 个 器 官”,完 成 规 定 的 “职 能”就 够

了[13]556。正如梅里尼科夫所指出的,工人阶级只需在各个领域“执行纯执行者职能”即

可[14]。“技术单一化”“去职能化”使工人阶级可替代性越来越低,越来越失去独立性而处

于不利地位。“白领工人蓝领化”、工人阶级整体“无产阶级化”成为一种趋势。马克思指

出:技术本身不具有阶级性,但它一旦与资本相结合,就具有了阶级性倾向。马克思在《资

本论》中就阐述了机器应用的二重性及资本如何通过机器榨取剩余价值。他指出,因为机

器的运用使劳动时间缩短了、劳动强度减轻了、生产者的财富增加了,而“它的资本主义应

用”却延 长 了 工 作 时 间、提 高 了 工 作 强 度,“使 生 产 者 变 成 需 要 救 济 的 贫 民,如 此 等

6

等”[15]483。由此可见,技术、机器与资本相结合,就变成了阶级剥削的工具。当今世界虽

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特点,但工人阶级被资产阶级榨取剩余价值

的命运依然没有改变。“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依然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16]276。

所不同的是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一种更伪善、更隐蔽的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形式

取代了工业革命时期赤裸裸的剥削关系。第三次技术革命极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增加了

社会物质财富,但在财富分配上却极不公平,工人阶级的美好愿景在现实中最终化为泡

影。有数据显示,从全球来看,美国、法国、英国、丹麦、瑞典等发达国家收入的不平等程度

每年都以0.5%~2%的速度加剧,而社会底层的工人阶级仍然处于相对贫困之中。“在富

有的工业化国家,几乎所有的主要城市都可以见到露宿街头的人”[17]29。由此可见,工人

阶级的地位实质上并没有发生变化甚至还有奴役被强化的危险。工人阶级必须起来斗

争,弘扬斗争精神,才能实现最终解放。

由于资本的全球化扩张,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必须加强大团结大联合。在

信息革命影响下,特别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以来,西方发达国家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展开

多重隐蔽攻势,阶级斗争呈现出更加隐蔽化、复杂化的特点。资产阶级以和谐、民主、平等

的表象代替了资本对工人阶级的控制与剥削,抹杀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与差别,用

“中产阶级理论”分化、误导工人阶级,营造“告别阶级”“告别阶级斗争”的假象。面对西方

资产阶级的“隐蔽战略”,工人阶级必须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与阶级分析的方法

来还原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开展解放自身的斗争,弘扬伟大斗争精神。国际互联

网、量子信息、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快速传递与广泛运用,把全球联结成一个巨大的

网络。再加上经济全球化与市场经济体制向纵深发展等因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一国

发展到多国乃至全球,生产的社会化程度提高与生产资料资本家私人占有之间的基本矛

盾也由一国扩展到多国乃至全世界。全世界出现多个掌握生产资料所有权以攫取高额利

润的跨国集团与垄断机构,其分支机构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原材料、劳动力、市场等的合理

配置,力求在竞争中居于主动地位。为了使资本赚取更大限度的利润,资本主义国家不惜

牺牲他国利益与生态环境,加剧了全球危机与矛盾。随着资本的全球化扩张,工人阶级只

有进行国际间的大团结大联合才能对抗资产阶级。

近些年随着资本压迫的加深,工人阶级也进行了多次抗议与斗争。从法国巴黎开始,

迅速蔓延到欧洲比利时、北美加拿大、中东以色列等地区的“黄马甲”运动,提出降低税收、

提高养老金、反对垄断权力膨胀等诉求;席卷全美的“占领华尔街”群众性社会运动,提出

反对美国政治的权钱交易、两党政争和社会不公正;2015年美国炼油业罢工事件,参加人

数达到6500人,为1980年以来最大规模。英国、德国、希腊、比利时等国工人也纷纷开

展反对资产阶级捍卫自身权益的斗争。所有这些斗争有经济诉求也有政治诉求,但基本

都是资本主义体制框架之内的斗争,要从根本上改变工人阶级的地位和命运,工人阶级必

须开展资本主义框架体系之外的斗争。当前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环境使得工人阶级通过

选举上台的可能性依然很小,因此,暴力革命依然是当今无产阶级获得解放行之有效的斗

争形式。事实上,由于资产阶级的利益已经“和现在的制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412,而工

人阶级利益受到蹂躏的根源就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所以,只要资本主义制度不变,资本

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与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就不会改变。“无产者则只有通过消灭竞争、

私有制和一切阶级差别才能获得解放”[18]361。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趋势,工人阶级只有在阶级斗争中不断成长,弘扬伟大斗争精神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

我解放。

7

[参 考 文 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 尉迟天琪.社会文化传统对英国工业革命的影响[J].理论界,2013(10):109-111.

[6]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专题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 禚明亮.《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当代价值研究[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

[8]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9]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05-05(2).

[10] 于金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依据与实践特征[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9):37-44.

[11] 吴易风.马克思的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J].马克思主义研究,1997(2):3-6.

[12] 韩喜平,何况.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深刻揭示———《雇佣劳动与资本》新读[M].北京:红旗出版社,2020.

[1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4] 潘培新.国外关于工人阶级问题的争论[J].国际共运,1985(3).

[15]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16]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7] 莱斯特·瑟罗.资本主义的未来[M].周晓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18]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PromotingtheStruggleSpiritoftheWorkingClassAgainstthe

ContextofProfoundChangesUnseeninaCentury

—RereadingEngels’TheConditionoftheWorkingClassinEngland

HANXi-ping

1,LIHui-qing

1,2

(1.SchoolofMarxism,JinlinUniversity,Changchun130012;2.SchoolofMarxism,

InnerMongoliaNormalUniversity,Hohhot010022,China)

Abstract:Struggleistheinherenttheoreticalcharacterandspiritualtraitof Marxism.Intoday’s

worldconfrontedwithacceleratedchangesunseeninacentury,weneedtore-studyEngels’The

Conditionofthe WorkingClassinEnglandandfurtherunderstandthatthestrugglebetweenthe

workingclassandthebourgeoisieincapitalistsocietyisahistoricalnecessity;onlybyunitingand

engaginginarmedstrugglecantheworkingclassachievefundamentalliberation.Inthenewera,

althoughtherehavebeensomechangesinthemodeoflabor,theessenceofthecapitalistsystemand

modeofproductionhasnotchanged.Theworkingclass,therefore,mustuniteandactinthegreat

spiritofstrugglesoastopromotetheirownliberationaswellassocialprogressinthenewera.

Keywords:profoundchanges;theworkingclass;self-liberation;strugglespirit

[责任编辑 赵立庆]

8

第59卷 第6期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Vol.59 No.6

2023年11月 JournalofGuangxiNormalUniversity(PhilosophyandSocialSciencesEdition) Nov.,2023

doi:10.16088/ji.ssn.1001-6597.2023.06.002

[收稿日期]2023-03-27

[基金项目]国家 社 会 科 学 基 金 一 般 项 目 “延 迟 退 休 的 财 政 稳 定 功 能、就 业 挤 出 效 应 及 其 交 互 作 用 机 制 研 究”

(21BJL091)

[作者简介]邹铁钉(1982—),男,湖南衡阳人,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经济增长、收入

分配、就业与养老保险。

① 本文所述“耕地抛荒”的影响主要包括对家庭粮食自给能力的破坏以及家庭农业生产收益的损失,为简化分析

过程,集中分析关键核心问题之间的相关性,并加强对广大农村地区的分析。同时,由于当前城郊拆迁已采用住房货币

化改革方案进行安置,按人头计算的商品房购买资格与货币补贴在当地购房并装修后,所得的补贴剩余款项已所剩无

几,无法满足支付漫长老年期吃穿住行的费用,故在此也不予考虑。

生育抑制、耕地抛荒与家庭养老

邹铁钉

(浙江工商大学 经济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摘 要]构建基于跨期效用最大化的家庭养老资源变动测度模型,考察生育率下降和耕地抛荒对

家庭养老的单向与交互影响机制,研究发现:生育率下降和耕地抛荒主要通过影响家庭收入结构和生活来

源的多样性与充足性,影响包括粮食生产自给在内的家庭养老支持体系;土地承包经营制度的交互媒介作

用会强化这一侵蚀性影响;公共养老保险的制度补救作用则能减轻这一侵蚀性影响。提供包括公共养老

保险在内的多层次家庭养老保障,将家庭内部亲缘互助行为升级为社会代际互助制度,有利于提高对居家

养老人员的综合保障能力,减轻对子女和土地的依赖。

[关键词]家庭养老;生育率下降;耕地抛荒;土地承包经营制度

[中图分类号]F06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597(2023)06-0009-10

一、引言

经济学家从成本—收益角度将“我养你小,你养我老”的时间接力赛称为生育投资行

为[1]。家庭作为获取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情感慰藉的重要载体,子女生育数量及其经济

条件和赡养意愿影响着养老资源的可及性、充足性和居家轮养的可行性[2]。自2017年

起,中国总和生育率达到短期顶峰1.7之后,民众生育意愿持续低迷[3]。虽然重视子女教

育等提高生育质量的行为可部分弥补生育数量上的不足,但作用有限[4],无法完全抵消少

子化倾向给家庭养老带来的影响。

与此同时,受城市化、工业化影响,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队伍日渐庞大,每年高达2.93

亿[5],耕地抛荒问题随之而来,我国现有耕地面积19.2亿亩,与10年前的20.3亿亩相比,

约减少了1.1亿亩① ,给国家粮食安全带来了隐患。在生育率下降和耕地抛荒等多重因素

9

的作用下,轮养、共居和自养这三大传统家庭养老支柱被一一击破。面对日益严峻的人口

老龄化,如何安排好人数超过1600万的农村留守老人及更多的居家养老人员[6],已成为

一项亟需解决的社会重大课题。

家庭养老应坚持多条腿走路,同时做好多手准备,以应对人口老龄化和经济社会发展

带来的冲击[7],既要在生育政策、土地保护以及粮食生产自给上下功夫,又要从制度层面

加强公共养老保险体系建设。其中,将居家养老人员纳入公共养老保险体系,可减少对子

女和土地的依赖,增强生活自理能力和经济独立性[8]。

有学者从内容构成、影响因素以及历史演变角度对家庭养老的社会功能、发展趋势和

存在的问题作了系统论述[9-11];还有学者从老龄化、耕地抛荒以及人口流动角度对家庭

养老危机及其成因作了全面梳理[12-15];另有学者探讨了公共养老保险体系在化解家庭养

老问题中的积极作用[15]。但以生育政策调整、城市化和工业化为背景,将土地承包经营

制度的交互媒介作用和公共养老保险体系的保障功能融入分析框架,对生育率下降和耕

地抛荒冲击家庭养老展开理论机制分析的并不多见,本文以此为分析突破口展开理论创

新,以期得到一些新的发现和政策启示。

本文以戴蒙德(Diamond)和斯塔克(Stark)的研究[16-17]为基础,构建养老资源变动测

度模型,从理论机制层面剖析生育率下降和耕地抛荒对家庭养老资源的侵蚀性影响及其

单向和交互作用机制,为政府完善生育政策和耕地保护立法提供决策参考。

二、文献综述

家庭养老历史源远流长,官府举措和民间义举不胜枚举。历朝历代都鼓励子女赡养

老人,为此实施了相关政策,如汉朝的“丁忧”①、北魏的“权留养亲”②、隋唐的“待丁”③;有

的朝代优待老人,如北魏的“赐几杖”④、隋朝的“赐官”⑤、唐朝的“赐物”⑥;有的朝代设有官

办养老机构,如南北朝的“孤独园”⑦、唐朝的“悲田园”⑧、宋朝的“福田院”⑨;有的朝代开办

了民间养老机构,如北宋的“义庄”???、南宋的“孤老院”???、明清的“普济堂”???

;另外,历朝历

代还开展相关道德教化,如提倡“父母在,不远游”???、“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和 “唯从供

养,唯欢父母”???。这些政策、举措对于家庭养老保险体系建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既要重

10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

???

???

???

???

???

参见《礼记·王制》。

参见《唐律疏议·名例律》。

参见《旧唐书·职官志》。

参见《魏书·礼志四》。

参见《隋书·炀帝纪上》。

参见《册府元龟·总录部·致政》。

参见《梁书·武帝本纪》。

参见《旧唐书·武宗纪》。

参见《宋会要辑稿·食货六八·恩惠》。

参见《范仲淹全集》。

参见《夷坚甲志》。

参见(光绪)《江西通志》卷九十四《经政略十二·恤政》。

参见《论语·里仁》。

参见《孟子·梁惠王上》。

参见《佛说善生子经》。

视政府的制度保障作用,又要强调子女的养老责任,还得发挥孝道文化的规劝教化作用,

综合解决居家养老人员的照料难题。

家庭是个体生儿育女、行孝养老和互惠互助的亲情堡垒。赡养资源的可及性、充足性

以及居家轮养的可行性,同家庭生育数量以及子女的赡养能力和赡养意愿息息相关[10]。

其中,生育政策、生育成本和生育偏好决定子女的生育数量[18];个体人力资本状况以及掌

握的经济资源和社会地位决定子女的赡养能力[19];受教育经历、成长环境、个人品性以及

社会道德习俗决定子女的赡养意愿[20-21]。而这些因素最终共同决定了赡养资源的充足

性和可及性。

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作为最核心的经济资源,土地为家庭提供了绝大部分经济收

益和食物来源[22],发挥着重要的养老保障功能。即使是进入以人工智能为标志的新兴数

字经济时代,依然离不开对土地的有效经营;但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逃离农业农

村,进入城市和工业部门工作,成为众多农村居民的热门选择,一支规模庞大且数量不断

增长的农民工队伍应运而生。虽然务工收入和商业经营收益充实了家庭收入来源,但这

并不足以否定耕地及其农业生产经营收益的重要作用[23]。

伴随生育率下降、人口大迁徙而来的老年抚养比失调、耕地抛荒和留守老人照料难题

会带来三个 方 面 的 影 响:一 是 降 低 子 女 轮 养 的 可 行 性[24];二 是 降 低 共 室 而 居 的 可 行

性[10][24];三是破坏家庭粮食生产自给能力。

可见,生育和耕地是影响家庭养老资源充足性、可及性的关键因素[11][20],二者通过影

响家庭收入结构和生活来源的多样性与充足性,影响居家养老人员的生活品质和经济独

立性。而公共养老保险体系的介入,则从制度层面提高了对居家养老人员的保障能力,可

减轻对子女和土地的依赖[25-26]。

公共养老保险的保障功能是基于如下假设:考虑到单个家庭养老风险在概率和时间

分布上的巨大差异,同时陷入老无可依的境地几无可能,代际转移支付机制可将单个家庭

的风险扩散至整个社会让所有人分担,从而降低不确定性对单个家庭的冲击;但有三个前

提:一是人 口 结 构 保 持 年 轻[27-28];二 是 经 济 保 持 稳 定 增 长[29-30];三 是 粮 食 供 应 安 全

可靠[31]。

如果能将公共养老保险和其他形式的保障结合起来,提供多层次家庭养老保障,居家

养老人员的生活品质和经济独立性将得到显著改善[32-34],具体措施包括:(1)放宽生育限

制,挖掘子女养老潜能;(2)保护耕地资源①,把好粮食生产安全关[35];(3)弘扬孝道文化,

规劝教化子女的赡养行为。

文献梳理表明,现有研究对家庭养老的历史演变、社会功能、内容构成、影响因素、面

临的危机及其发展出路作了深入的探讨,但以生育政策调整、城市化和工业化为背景,将

土地承包经营制度的交互媒介作用和公共养老保险的保障功能融入到理论分析框架,系

统论述生育率下降、耕地抛荒对家庭养老的影响及其机理的并不多见,故本文以此为重点

展开理论创新。

三、基础模型

假定家庭是二世同堂结构,由老人(o)和年轻子女(y)构成,人口以比率n 进行代际

11

① 为简化分析,只考虑两代以内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对家庭养老的影响,而不考虑三代及三代以上土地承包经营

权的继承对家庭养老的影响。

更迭。个体要经历青年(y)和老年(o)两个时期。单位消费(C)能给老人和子女带来相同

的边际效用。家庭效用函数具有如下结构:

U(Co,Cy)=Uo(Cy,Co)+n·Uy(Cy,Co)。

受儒家孝道文化影响,家庭成员之间的亲缘利他行为比较明显,老人将子女的消费及

其效用囊括在自己的效用函数中。本文参照斯塔克的做法[17],将老人的效用函数设

定为:

Uo(Co,Cy)=ϕo·uo(Co)+(1-ϕo)·uy(Cy)。 (1)

个体青年期的收入用于三个方面:消费(Cy)、赡养(τe)和公共养老保险费(τp)①。受

城市化、工业化影响,外出谋生的人越来越多,农村家庭收入结构和生活来源日趋多元化,

除土地收益外,务工和经商收入(I1)的占比越来越大。此时的个体消费约束为:

Cy=(1-τe-τp)·I1。

当个体进入老年期,将从城镇劳动力市场退出,返回家乡继续从事农业生产,收入将

由子女赡养(τe)、公共养老金(τp)和土地收益(I2)三部分构成,消费约束也将变为:

Co=n(τe+τp)·I1+I2=n(I1-Cy)+I2。 (2)

由式(2)求出Cy,然后代入式(1)得:

Uo(Co,Cy)=ϕo·uo(Co)+(1-ϕo)·uy I1+

I2+C0 n 。 (3)

由式(3)可求得老年期个体效用最大化条件:

?U

?Co

=ϕo·u'o(Co)-

1

n

·(1-ϕo)·u'y I1+

I2-C0 n =0。

从而平衡亲代和子代消费的决策原则为:

u'o(Co)

u'y(Cy)=

1

n

·

(1-ϕo)

ϕo

。 (4)

对式(4)求Co 的全微分,可得实现家庭效用最大化的跨期分配机制:

U″o(Co)

U″y(Cy)=-

1

n2·

(1-ϕo)

ϕo

。 (5)

四、生育率下降与耕地抛荒对家庭养老的单向影响机制

(一)生育率下降对家庭养老的单向影响机制

依据式(2)可求得子女赡养(τe)和家庭生育率(n)的关系:

τe=

Co-I2

I1n

-τp。

从而,生育率对家庭养老的影响为:

∂τe

∂n

=

1

I1n

·

∂Co

∂n

+

I2-Co

I1n2 。 (6)

对式(4)式求n 的全微分:

12

① 本文分析的着重点之一是生育率变化对代际转移支付支持家庭养老的影响,不考虑经济增长等宏观因素以及

基金制改革的多重影响,所以此处对个体青年期收入构成假设中没有包括储蓄这一项。

u″o(Co)·

∂C0

∂n

u″y I1+

I2-C0 n ·

C0-I2

n2 -

1

n

·

∂C0

∂n

?

?

???

?

?

???

=-

1

n2·

(1-φo)

φo

。

从而生育率对老年消费的影响为:

∂Co

∂n

=

1

n2·

(1-φo)

φo

·

u″y(Cy)

u″o(Co)

·

Co-I2

n2

1

n3·

(1-φo)

φo

·

u″y(Cy)

u″o(Co)-1

=

Co-I2

n(1+n)

。 (7)

将式(7)代入(6)式得:

∂τe

∂n

=-

Co-I2

I1n(1+n)

。 (8)

考虑到家庭总和生育率一般大于等于1,即n 的波动区间通常为[1,+∞),所以:

∂Co/∂n>0 & ∂τe/∂n<0。

这表明生育率下降会增加单个子女的养老负担,如果养老负担不增加,则会危及家庭养老

资源的充足性和可及性,对家庭养老形成冲击。①

(二)耕地抛荒对家庭养老的单向影响机制

为简化分析技术流程和集中分析核心问题,本文暂不考虑城郊地区拆迁及征地补偿

对家庭养老的正向性影响,仅关注耕地抛荒带来的土地收益(I2)减少对家庭养老的影

响,即:

∂Uo

∂I2

=φo·u'o(Co)+

1

n

·(1-φo)·u'y I1+

I2-C0 n 。

土地作为家庭养老的核心资源,其收益(I2)可部分替代子女养老(τe),二者的关

系为:

∂τe

∂I2

=

∂

Co-I2

nI1 -τp

∂I2

=

1

nI1

·

∂Co

∂I2 -1 。 (9)

耕地抛荒减少的土地收益以及对粮食生产体系的破坏,会危及家庭养老资源的充足

性和居家养老人员的经济独立性,最终对老年消费(Co)会产生较大的影响:

∂Co

∂I2

=

n2· φo

1-φo

·

u″o(Co)

u″y I1+

I2-C0 n

+1

?

?

????

?

?

????

-1

。

将∂CO/∂I2 代入式(9)得:

∂τe

∂I2

=-

1

nI1

·

n2· φo

1-φo

·

u″o(Co)

u″y(Cy)

n2· φo

1-φo

·

u″o(Co)

u″y(Cy)+1

?

?

??????

?

?

??????

。

代入式(4)可将∂τe/∂I2 简化为:

13

① 为简化分析和集中精力论述研究的核心问题机制,本文不考虑子女生育数量对家庭储蓄以及对当前家庭爷爷

奶奶辈老年成员的赡养资源的逆向挤占,仅考虑子女生育数量对父母老年获得赡养可能性、赡养资源充足性以及各子

女家庭之间居家轮养可行性的影响。

∂τe/∂I2=-[I1(n+1)]-1。 (10)

显然∂τe/∂I2<0,表明耕地抛荒减少的土地收益,破坏了家庭收入结构和生活来源的多样

性与充足性,要么转化成子女养老负担,要么减少家庭养老资源,对家庭养老形成冲击。

五、生育率下降与耕地抛荒对家庭养老的交互影响机制及其媒介

(一)生育率下降对耕地抛荒影响的强化

由式(10)求得:

∂τe/∂I2=-[I1(n+1)]-1。

显然∂τe/∂I2<0,表明作为两大核心养老资源,子女和耕地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作用,子

女越少的家庭获得的耕地越少,下降的生育率会进一步减少土地收益(I2)。且∂τe/∂I2

的绝对值和生育率(n)成反比,进一步表明存在耕地抛荒的情形下,低生育率家庭将获得

更少的耕地,从而耕地收益进一步减少,这便是生育率下降对耕地抛荒对家庭养老冲击的

强化。

再结合式(2)得出的∂Co/∂τe =nI1,便可发现在存在土地收益损失(δ·I2)的情形

下,若 子 女 人 均 养 老 负 担 不 变,生 育 率 每 下 降 1 单 位,家 庭 养 老 资 源 将 减 少

δI2

(1+n)[1+(n-Δn)]

单位。

可见,在子女赡养能力及赡养意愿不变的情形下,生育率下降不但会直接侵蚀家庭养

老资源的充足性,还会通过土地承包经营制度的交互媒介作用强化耕地抛荒对家庭养老

的侵蚀性影响,居家养老人员将因此最终损失δ·I2+Δn·τe·I1 单位效用。

另外,由∂Co/∂I2 的结构可知,土地收益每减少1个单位,老年消费将减少:

n2· φo

1-φo

·

u″o(Co)

u″y(Cy)+1

?

?

??

?

?

??

-1

。

从而在耕地抛荒损失δ·I2 单位土地收益的情形下,居家养老人员的消费将减少:

δ·I2 n2· φo

1-φo

·

u″o(Co)

u″y(Cy)+1

?

?

??

?

?

??

-1

。 (11)

这表明因耕地抛荒而损失的老年消费和生育率(n)的变动成反比,即生育率下降的

幅度越大,老年消费减少的数量越多,从而生育率下降强化了耕地抛荒对家庭养老的

冲击。

(二)耕地抛荒对生育率下降影响的强化

由个体在老年期的消费约束Co=n(τe+τp)·I1+I2 可知:

∂τe/∂n=-

Co-I2

I1n(1+n)

。

显然∂τe/∂n ച0,表明生育率(n)在[1,+∞)内向下波动,单个子女的养老负担会不断

加重,如果养老负担不加重,家庭养老资源的充足性就难以得到保证。

而|∂τe/∂n|的取值又和I2 负相关,表明耕地抛荒导致的土地收益损失(I2)会强化生

育率下降对家庭养老的冲击,即在同等条件下单个子女要承担更多的养老责任,或者家庭

养老资源的充足性要受到更大的冲击:

I2↓⇒|∂τe/∂n|↑。

14

此外,结合∂Co/∂n=(Co-I2)/[n(1+n)]及Co≥I2 可推知∂Co/∂n≥0,表明生育率

下降会危及家庭养老资源的充足性,引发老年贫困。而∂Co/∂n 又与I2 负相关,即在存在

耕地抛荒的情形下,生育率下降会给家庭养老带来更大的冲击。

(三)土地承包经营制度的交互媒介作用

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包干到户”是土地承包经营的初步尝试,《中华人民共

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将其上升为国家法律,规定农村居民不分男女一律按人头分配土地

承包经营权,这一制度便是生育率下降和耕地抛荒对家庭养老的冲击得到强化的交互作

用媒介。

受城市化与工业化影响,农村居民入城就业导致耕地抛荒问题日趋严重,户均有效经

营的耕地面积不断下降。同时受计生政策和个体生育意愿变化影响,农村家庭少子化问

题也比较突出。在现有土地承包经营制度下,低生育率家庭并不具备优势,耕地承包经营

面积的变化会影响家庭养老资源的多样性和充足性以及老年人的经济独立性。

第一种情形是生育率保持稳定时,耕地抛荒影响家庭养老的作用机制;第二种情形是

没有耕地抛荒时,生育率下降影响家庭养老的作用机制。土地承包经营制度作为强化对

家庭养老冲击的交互作用媒介,与之对应的家庭土地总承包面积和人均承包面积是影响

家庭收入结构和生活来源多样性与充足性的中间变量,其数量增减将直接关系到家庭养

老资源的充足性和居家养老人员的经济独立性。

基于边际效用递减原理以及家庭效用最大化假设,单位消费带给老人和子女的边际

效用相等:

u'o(Co)=u'y(Cy)。

结合式(4),可求得耕地抛荒情形下实现家庭效用最大化的适宜生育率:

n* =(1-φo)/φo。 (12)

(四)土地承包经营制度作为交互作用媒介对家庭养老冲击的强化机制

根据式(2)、(3)求老年个体效用函数对生育率和土地收益的二阶偏导数,得到反映交

互媒介作用强化对家庭养老冲击的指标:

∂2Uo/∂n∂I2=φo·u″o(Co)·(τe+τp)-n-1·(1-φo)·u'y(Cy)+

n-2·(1-φo)·I1(τe+τp)u″y(Cy)。 (13)

由U'y(Cy)≥0、U″y(Cy)≤0以及U″o(Co)≤0可知:

∂2Uo/∂n∂I2≤0 & ∂2Uo/∂I2∂n≤0。

∂2Uo/∂n∂I2 的符号表明,因耕地抛荒而减少的土地收益(I2),会影响家庭收入结构

和生活来源的多样性与充足性,削弱居家养老资源的充足性(Co)和老年人的经济独立

性,这是交互媒介作用强化对家庭养老冲击的第一条路径。

∂2Uo/∂I2∂n 的符号表明,按照现行土地承包经营制度,生育越少的家庭将获得越少

的土地,随着土地收益(I2)的减少,家庭养老资源的充足性(Co)和老年人的经济独立性

也会受到冲击,这是交互媒介作用强化对家庭养老冲击的第二条路径。

六、公共养老保险的保障功能

(一)公共养老保险的保障功能定义及表达

由(2)式求得老年消费(Co)对公共养老金(τp)的一阶偏导数,用来刻画公共养老保

险对家庭养老的制度补救作用:

∂Co/∂τp =∂[n(τe+τp)·I1+I2]/∂τp =nI1。 (14)

15

显然∂Co/∂τp >0,表明老年消费水平与公共养老保险的介入力度成正比,即公共养

老保险的介入力度越大,居家养老人员的生活越有保障。

(二)公共养老保险的保障功能可减轻生育率下降对家庭养老的冲击

由式(2)可知,公共养老金(τp)与子女赡养(τe)存在如下关系:

τe=(Co-I2)/nI1-τp。

由式(2)求得老年消费(Co)对子女赡养(τe)及公共养老金(τp)的一阶偏导数:

∂Co/∂τe=∂Co/∂τp =nI1。 (15)

显然∂Co/∂τe=∂Co/∂τp >0,表明子女赡养(τe)和公共养老金(τp)的作用方向相同、

强度相当;即公共养老保险可弥补子女赡养能力的不足,对家庭养老起到制度补救作用。

构建公共养老保险体系,提高制度保障能力,可减少对子女的依赖以及生育率下降对家庭

养老的影响。

(三)公共养老保险的保障功能可降低耕地抛荒对家庭养老的冲击

由式(2)可知,公共养老金(τp)与土地收益(I2)存在如下关系:

I2=Co-nI1·τe-nI1·τp。

由于养老金(τp)对老年消费(Co)的边际影响为∂Co/∂τp =nI1,以及土地收益(I2)对

老年消费(Co)的边际影响为∂Co/∂I2=1,从而得到如下判别式:

∂Co/∂τp ≥∂Co/∂I2,nI1≥1⇒完全替代, ∂Co/∂τp <∂Co/∂I2,nI1<1⇒部分替代。

(16)

理论机制分析表明,构建公共养老保险体系,既能在单一维度上减轻生育率下降和耕

地抛荒对家庭养老的侵蚀性影响,又能从制度层面阻断土地承包经营制度的交互媒介作

用对生育率下降与耕地抛荒对家庭养老侵蚀性影响的强化。

七、结论与政策启示

家庭是代际更迭和文化传承的载体,即使是在以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互联网为标志的

数字经济时代,依然发挥着重要的养老育幼功能,人口和土地是其两大核心资源。生育率

下降和耕地抛荒会改变家庭收入结构和生活来源的多样性与充足性,影响老人的经济独

立性和赡养资源的充足性。本文构建基于跨期效用最大化的养老资源变动测度模型,刻

画生育率下降和耕地抛荒对家庭养老的冲击及其机理,探索土地承包经营制度的交互媒

介作用以及公共养老保险的制度补救作用。

研究表明,受传统家庭养老资源过于单一以及对子女和土地过于依赖的影响,生育率

下降和耕地抛荒对家庭养老的冲击比较明显,对赡养资源的充足性和居家养老人员的经

济独立性形成了冲击,容易引发家庭养老危机。在土地承包经营制度的交互媒介作用下,

低生育家庭将获得更少的土地以及土地收益,强化了生育率下降和耕地抛荒对家庭养老

的冲击,进一步危及家庭收入结构和生活来源的多样性与充足性,居家养老人员的经济独

立性和粮食自给能力被进一步削弱。为减少生育率下降和耕地抛荒的侵蚀性影响,构建

多层次家庭养老保障,将局限于家庭内部的亲缘互助行为升级为社会代际互助制度,有助

于提高对居家养老人员的保障能力。

本研究带来的政策启示为:家庭养老保障要坚持多条腿走路,既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

需要,适时调整生育政策,充分挖掘家庭内部子女养老潜能;又要完善土地承包经营制度,

16

重视对土地及粮食生产体系的保护,提高农业生产经营收益和家庭粮食生产自给能力;还

得从制度层面加强公共养老保险体系建设,减少居家养老人员对子女和土地的依赖;更要

充分调动社会和市场力量的参与积极性,发挥社区、街道、公益组织、商业保险及孝道文化

的辅助支撑作用。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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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rtilityInhibition,AbandonmentofCultivatedLand,

andFamilyElderlyCare

ZOUTie-ding

(SchoolofEconomics,ZhejiangGongshangUniversity,Hangzhou310018,China)

Abstract:Thispaperattemptstoconstructamodelformeasuringchangesinin-homeelderlycare

resourcesbasedon maximizinginter-temporalutility,andexaminestheone-wayandinteractive

impactmechanismsofdecliningfertilityratesandabandonedfarmlandonfamilyelderlycare.Itis

foundthatthedeclineinfertilityratesandabandonedfarmlandhaveanimpactonthein-homeelderly

caresupportsystem,includingself-sufficiencyinfoodproduction,mainlythroughitsinfluenceon

thediversityandsufficiencyoffamilyincomestructureandsourcesoflivelihood;theinteractive

mediaeffectofthelandcontracted managementsystem willstrengthenthiserosiveimpact;the

institutionalremedialeffectofold-ageinsurancecanalleviatethiscorrosiveimpact.Providingmultilevelin-homeelderly careservices,including old-ageinsurance,and upgradingfamily mutual

assistancetoasocialinter-generational mutualassistancesystem,isconducivetoensuringthe

comprehensiveguaranteeforin-homeelderly care personnelandreducingtheir dependence on

childrenandland.

Keywords:in-homeelderlycare;thedeclineoffertilityrate;abandonedfarmland;landcontracted

managementsystem

[责任编辑 刘文俊]

18

第59卷 第6期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Vol.59 No.6

2023年11月 JournalofGuangxiNormalUniversity(PhilosophyandSocialSciencesEdition) Nov.,2023

doi:10.16088/ji.ssn.1001-6597.2023.06.003

[收稿日期]2023-05-27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建设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研究”(22ZDA101)

[作者简介]李凤,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吕德文,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混合型村级治理的现代建构

———基于粤北溪村的个案研究

李 凤,吕德文

(武汉大学 社会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摘 要]随着资源下乡、监督下乡以及行政下乡,村级治理步入现代建构之路。溪村通过充分利用

现代国家治理规则和传统治理资源,构建混合型村级治理体系。村两委吸纳了片区积极分子、宗族老人

会,运用正式、半正式和非正式的治理方式形成多元治理格局。其中,村干部逐渐行政化,主要负责常规性

任务、中心工作文案;而片区积极分子则作为半正式人员,负责动员协调群众以完成中心工作;老人会则运

用地方性权威组织管理社会事务。多元治理主体之间分工合作,塑造了“顶层统筹—中间转化—底层动

员”的村级治理分级式运作机制。混合型村级治理以组织结构的可选择性、多元合法性资源,根据事务性

质分类治理,将简约治理传统融入到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中,实现了村庄的“有为而治”,形塑出兼具合法

性与有效性的现代意义上的简约治理模式。

[关键词]简约治理;村级治理;混合型组织;治理现代化;老人会

[中图分类号]C9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597(2023)06-0019-10

一、问题的提出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如何有效规制乡村社会秩序是现代国家建构的重要内

容。在资源下乡、行政下乡和监督下乡的背景下,当前的村级治理需要同时回应上级下派

的行政事务和村庄内生性事务,并通过下放的资源激活村庄自治活力。复杂多元、灵活多

变的治理事务对村级治理能力和治理结构提出了新的要求[1]。在城市化与人口外流的冲

击下,村庄内部的地方性传统权威逐渐弱化,回应村内事务的能力降低,应对上级行政任

务的能力尚未培养起来,村级自治模式已很难应对当前的现代化治理需求。因而,依靠传

统权威进行自治的简约治理模式,秉持“无为而治”理念,难以应对当前复杂多变的现代化

治理需求。随着国家资源下乡进程的不断推进,村庄各类事务都被纳入到正规化管理中,

村级治理行政化、科层化的趋势越来越清晰。但变迁中的乡村社会呈现出多元化、异质性

和复杂性的特点,这样的社会既有传统的情理逻辑,也有现代的法理逻辑,标准化、格式化

的科层治理一旦进入到变迁中的乡村社会,不仅难以切中要害、回应村内事务,还引发了

一系列的基层行政治理僵化与形式主义问题[2]。这样一来,无论是简约治理的村级自治

19

还是行政治理的科层化模式,都难以同时回应村级治理的多元化需求[3]。如何同时吸收

简约治理传统与现代行政体制的优势,构建一种新型的集自治与行政力量于一体的混合

型村级治理结构,以同时回应自上而下的行政任务、自下而上的村内需求,是当前村级治

理困境的可能出路,也是推进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种尝试。

相较于以往的简约治理传统和纯粹的行政治理模式,“混合型”村级治理结构同时吸

收了行政与自治的各自优势,兼具正式规范、非正式规范等多种合法性资源,以较强的组

织调适性应对村级治理的内外部环境变化,灵活应对村内事务与外部行政事务,最终实现

了自治与行政的相互嵌套[4]和充分融合,行政与自治发挥各自独立优势,低成本应对村内

事务的同时也能够高效规范应对行政事务,呈现为一种兼具合法性与有效性的现代意义

上的简约治理模式。本文基于粤北溪村的个案调查,尝试解释混合型村级治理的建构及

其运作机制。溪村地处粤北丘陵山区,距市中心40千米,户籍人口1145人,常住人口

500多人,人均耕地不足0.5亩。村内分为四大片区,詹、林、张为主要姓氏并集中分布在

四大片区,呈现为“大杂居、小聚居”的宗族形态。溪村有两委干部5人,聘用干部4人,老

人协会成员35人。2022年7月,笔者在溪村驻村调研20天,采用半结构式访谈和参与

式观察法开展调研,访谈了村干部、临聘干部、老人会成员及其他村民60余人次,并参与

观察了镇政府在村开展的农田垦造、人居环境整治等村级治理活动。

二、村级治理的现代建构历程

人们通常认为,传统帝制中国的乡村治理具有“皇权不下县、县下靠自治”的特征,国

家虽然有发达的官僚制体系,但乡村社会简化了科层阻隔,转而依靠地方士绅、宗族长老

等非正式行政力量来维系地方秩序进而服务于皇权控制。国家权力依靠准官员以及半正

式行政方式开展乡村治理,在节约国家治理成本的同时,也为地方社会开辟了自治空间,

进而实现“官民两便”的格局,这被称作“集权的简约治理”[5]。进入近代以后,中国开始了

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进程。其突出表现是,“皇权不下县”的乡村治理格局被打破,国家通

过在乡一级建立基层政权组织,并以法律和暴力机构为保障,履行治安、税收等国家治理

职能。只不过近代国家政权建设呈现了意外后果,一批赢利型国家经纪人借助职位谋取

私利、剥削民众,传统村落精英被迫退出历史舞台,村庄自治的地方性文化网络遭到侵蚀,

国家政权建设趋向内卷化[6]。这一局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得到了改变。一方

面,基层政权得到了根本改造,赢利型经纪退出了历史舞台;另一方面,国家通过社会改

造,在村庄建立基层组织,使得国家权力从乡进一步延伸到了村一级。在人民公社体制

下,国家通过“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体制[7]将农民高度组织起来,以强政治动员带动集体

经济生产、社会管控,维持乡村社会基本生产生活秩序。

人民公社制度解体以后,“乡政村治”模式逐渐形成并不断完善,乡镇是国家行政权力

的末梢,村组实行群众自治。由此,村级组织的概念被正式提出来,村级组织建设成了国

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8]。这一时期,由于乡村两级不再集中统筹村民生产生活资源,

村民自治主要着眼于维系乡村秩序,协助基层政权完成税收、治安、计划生育等行政任务。

在一段时间内,如何扩大民主,最大限度地实现自治,成了村民自治制度建设的重心。这

就造成了一个悖论,一方面,村级组织主要依靠村庄内生资源维系运转,另一方面,村级组

织仍然要协助完成行政任务。乡村两级通过农业税费征收以及项目资源下乡等分利秩

20

序,形成了“乡村利益共同体”[9]。一种类似于近代国家政权建设内卷化的现象重新出现,

村级治理效能并未随着资源投放的增加而增强,反而出现了贪污、贿选、村霸等村庄失序

现象。

为应对村级治理危机,村级治理的现代建构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一是通过完善资源

下乡方式防止村级组织截留。其中,粮食补贴、新农合、新农保等普惠性资源,通过“直达”

方式发放到农户手中,而村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则以项目制形式[10]严格管理。二是通过

行政下乡的方式提高村级组织的官僚化水平。村干部实行薪金制和坐班制,村级组织通

过便民服务中心等为村民提供公共服务,村级组织行政化已经成为普遍事实[11]。三是通

过监督下乡提高村级治理的规范化程度[12]。通过对项目的监督验收,基层党和国家监督

体系的完善以及督查制度的运用,村级治理也被纳入强有力的监督视野[13]中。

然而,村级治理的现代建构远未完成,当前村级治理面临新的挑战。第一,村级组织

悬浮化[14]。村干部不再是领取误工补贴的兼业干部,而是由财政转移支付固定工资、严

格坐班的专职化干部。他们承接上级政府条线部门的行政事务,注意力上移并对上负责,

这导致村级治理有脱离群众、对村庄内生需求缺乏回应性的风险。第二,村级治理形式主

义[15]。资源下乡伴随着资源使用规则、监督考核的下乡,从项目申报到资源使用、监督、

验收,上级政府按照一套拟科层化的组织方式管理村级组织。村级治理具有乡土性、非正

式性、简约性,与科层规则之间存在张力,村级组织不得不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制作台

账、填写表格、管理文档,村级治理亦出现了“脱实向虚”的倾向。第三,村级治理公共性弱

化[16]。由于自上而下的行政事务与村庄内生需求并不完全匹配,村民不关心进村的项目

资源如何使用,村干部亦缺乏动员群众的动力,出现“干部在做、群众在看”的现象。新挑

战不断倒逼村级组织优化治理结构、提升治理能力,尝试探索以多种合法性资源和组织策

略应对复杂多变的内外部治理事务,逐渐构建起一种有别于单一自治和行政模式的混合

型村级组织结构,以真正实现现代意义上的简约治理。

三、混合型村级组织结构

长期以来,村庄治理事务相对简约,主要承担村庄内部事务以及少量的行政协调事

务。这些事务都具有常规性,工作任务不重,村干部一般会花费较多时间做群众工作。近

年来,各项长期性、突发性中心工作增加,且相当部分工作在执行中会与村民利益产生冲

突,村级治理难度与不确定性增加。如表1所示,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大量资源进入

溪村,导致溪村的治理事务结构也发生了极大变化。一是在常规工作中,长期性的常规工

作比重超过了短期性的常规工作,使得村庄治理具有长期性和常规性。这其中,最典型的

是党建和环境治理成为常规性的工作,且某种意义上是最为重要的常规工作之一,其工作

任务重、投入资源也比较多。二是在中心工作中,村庄治理出现了多中心工作并存、长期

性和短期性交叉的格局。一般而言,中心工作具有季节性和临时性,且数量较少。改革开

放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税费征收和计划生育是村庄的中心工作,这在极大程度上塑造了

村庄治理格局,村庄治理具有非常规性和简约治理的特征。但当前的中心工作完全打破

了季节性和临时性规律,需要建立一套常规体制加以应对。

21

表1 2022年溪村的治理事务

工作类型 长期 短期

常规工作 纠纷调解、环境整治、建房管控、党建、文化 农保、医保、征兵、防汛、民政、人口普查

中心工作 建水厂、建新村部、修路、建广场 农田垦造、疫情防控

村庄治理事务的增多以及中心工作“常规化”,使得村庄内部也出现了“超载治理”的

特征。一方面,村庄治理承接了大量现代国家治理任务,如随着公共服务下乡,村庄需要

有专门人员从事农保、医保等“窗口”工作,常规工作中的党建、建房管控等,需要做大量的

文牍工作。此外,村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农田垦造、疫情防控等不仅需要做大量文牍工

作,更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开展群众工作。另一方面,村级组织的结构和人员配置,还

是按照村民自治的简约原则进行,村干部数量不多,且都是兼职干部。因此有限的村级组

织力量已经无法应对超负荷的治理任务。

为应对多元复杂的村级治理事务,溪村对村级治理体系进行了组织再造,形成了多元

治理体系。其主要做法是,根据治理事务结构的变化,塑造多元治理力量,并让不同力量

分工合作。具体而言,村级治理以村两委干部为主体,同时建立“划片管理”机制,吸纳了

各个片区积极分子,作为临聘人员加入村级组织,并充分发挥宗族老人会动员群众的作

用。由此,溪村构建了以村干部为中心,片区临聘干部和老人会相结合的混合型村级组织

结构,如图1所示。

ffiF

U  U

'5F

U  U

5

UL  U

图1 溪村的多元治理体系

(一)村干部

溪村两委干部共5人,其中主任、书记一肩挑,副主任、副书记也是一肩挑,其余三人

为两委成员。村两委干部的平均年龄为45岁,除一名出生于1994年外,其余村干部的年

龄都在45~50岁之间。村两委干部由党员和村民选举产生,考虑到村庄社会结构,四个

片区均有一名干部进入村两委。两委干部都在本地从事农业生产或做小生意,如在村种

植10亩左右的蔬菜、水果,或在镇村范围内承包小型工程,其家属也在本地从事种田、养

殖、室内装修工作,子女大都外出务工或已成家,家庭年收入在10~20万元。总体来看,

他们是一群熟悉村庄事务,有政治热情、家庭负担不重的“中坚农民”。溪村的村两委已有

行政化的特征,两委干部领取固定薪金,工资由乡镇财政统一发放;村两委实行严格坐班

考核制,需同时统筹村内事务和上级政府下派的行政任务。总体而言,村委会在法律上是

群众性自治组织,但在组织性质上已是典型的科层组织,是乡镇政府在村庄开展行政活动

的载体。

22

(二)片区临聘干部

溪村有4名临聘干部,分别来自四个片区,除一人是67岁的退休老干部外,其余三人

均是没有在村工作经历、年龄在50岁左右的普通村民。与工资固定、严格坐班的两委干

部不同,临聘人员领取乡镇和村级组织发放的补贴(其中村补1000元/月,镇补800元/

月),实行灵活兼业的不脱产工作方式。如果说两委干部是村级组织的正式行政人员,那

么,片区积极分子便是村级组织中的半正式人员。片区积极分子的共同特征是,他们均是

返乡能人。在返乡之前,他们大都在外从事建筑、室内装修、水电维修等工作,掌握了一套

熟练的工程技术,后逐渐自己承包一些小型工程,有较强的工作能力。他们在外工作期

间,仍然积极参与村里的红白喜事和老人会组织的公共性活动,为村庄建设、慈善救助提

供大量捐款,获得村民好评。临聘干部由村干部、村民和老人会联名推荐,四个片区各产

生一个,其主要职责是协助村干部做群众工作。他们与村干部有较好的私人关系,经济收

入有保障,有群众基础和强烈的村庄认同感,是村级治理的积极分子。他们借助自身社会

关系网络和技术资本,协助村干部完成各项行政事务和村内事务。

(三)老人会

溪村老人会由三大姓氏里比较有威望且家庭负担不重的老人组成,目前有35人,平

均年龄68岁。老人会班子由村里60岁以上的老人自发选举产生,内设会长、理事、会计、

出纳各一名,实行志愿参与、自我组织、自我管理,接受村民、村两委及上级政府的监督。

与村两委干部、临聘人员相比,他们是不领取工资和补贴的志愿者,其主要工作包括:第

一,管理宗族祠堂财产,组织村内红白喜事仪式。老人是宗族权威的象征并掌握了地方性

知识,村内所有白事都由老人会统一组织在祠堂办理。第二,组织村庄公共性文化活动和

宗族活动,每年元宵节和重阳节请戏班子唱戏、猜灯谜,并组织全村人筹资祭拜开基始祖、

大宗祖先。第三,组织村内公益性事务与公共安全事务,动员村民筹资修建进村牌坊和路

灯、为贫困村民捐款,汛期来临时以“敲锣打鼓”的传统方式提醒村民迁移,组织村民防汛

减灾。

“混合性”是中国科层组织体系的重要特征,尤其是在公安、城管等街头行政部门,已

经形成了集行政力量、半行政力量和社会自治力量于一体的混合型科层组织[17]。在“乡

政村治”模式中,乡镇政府作为国家行政体系的末梢,其运转经费、正式编制人员有限,再

加之乡村事务具有不规则性等特征,乡镇政府亦通过吸纳准官员和非正式行政方式开展

乡村治理工作。某种意义上,正是因为乡镇政府保持了混合型科层组织的特征,村级组织

能够保持纯粹自治组织的形态。当前,国家向乡村社会输入大量资源,基层出现了合规化

运动,乡镇政府的非正式性逐渐减少,而村级组织的正规性却在不断增加。村级组织需要

协助上级落实行政任务并接受监督考核,村庄从一个兼具行政任务的群众自治组织,转变

为一个具有自治功能的行政组织[18],最终形塑了一种兼具村级自治与行政治理的混合型

村级组织结构。通过两委干部、临聘干部和老人会志愿者之间的分工配合,村级治理混合

了行政与自治功能,在治理实践中具有多种合法性资源和较强的可选择性。

四、村级混合型组织的分级运作机制

从组织与环境的关系来看,混合型组织是一个典型的通过重塑组织内部结构以有效

应对环境风险的组织形态,村级混合型组织亦兼具内部弹性和外部适应性。一方面,由于

23

村级组织已经逐渐行政化,其面临合法性压力。村级组织通过严格坐班制、办事留痕等方

式,来模仿科层组织的正规化运作。因此,村两委干部越来越“官僚化”,他们处于村级组

织内核,主要从事文牍工作,履行指挥协调的功能。另一方面,村级组织毕竟还是基层组

织,需要在一线处置治理事务,容易受到上级政策以及群众诉求的影响,对组织效率的要

求比较高。临聘干部的灵活性以及全能性、以及老人会里志愿者的内生性和积极性,可以

有效处置那些非常规、非标准化的事务。村级混合型组织兼顾了组织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以事务的分类处置为中心,在两委干部、临聘干部和老人会之间,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分级

运作机制(见图2)。

M40U

F

KDU5F

 U5

图2 混合型村级治理结构的分级运作过程

(一)顶层统筹

当前,乡镇政府处于多中心工作格局的压力型体制下,上级各职能部门下派的阶段性

工作大都转化成了乡镇政府的中心工作,有些中心工作甚至有了常规化的特征。为完成

不断增多的治理任务,乡镇政府逐渐将村级组织纳入行政体系内,村两委在一定程度上成

了具有自治功能的行政化组织。村级治理事务在原本的简单常规性行政任务、村内事务

基础上,增加了更多常规性行政任务和中心工作,且各项工作都被纳入严格考核之中。溪

村目前需要应对的事务包括三类:一类是涉及村内纠纷调解、村民意见反馈等内生性事

务,此类事务很难规则化且大多在村内解决,在乡镇考核体系中占比不高。二类是征兵、

民政、医保等常规性行政任务,乡镇按时对其进行季度考核、年终考核,是所有村庄都必须

完成的底线任务。三类是申报项目、打造亮点、疫情防控、创建工作等长期性或短期性中

心工作,是村级治理的加分工作,乡镇政府对此类工作长期监督并频繁考核。

以村书记为核心的村两委干部负责总体统筹村级治理的各项事务。溪村作为一个没

有工业基础、自然资源不够丰富的普通远郊农业村,想要在考核评比中获得较好成绩,除

了完成最基本的一类事务、二类事务,还需要积极争取完成第三类加分事务。结合溪村实

际情况,村书记确定本村治理目标是“完成基本任务、冲刺加分任务”,合理统筹各项事务

并灵活调动村级治理主体。第一,对于各条线部门下派的常规性行政任务,两委干部分工

合作、各司其职,在村两委层面高效完成。第二,涉及长期性、短期性中心工作等加分任

务,则需各类治理主体的总体性协作。村书记与县乡两级政府积极互动,为溪村争取了

2000多万元的专项资金,用于广场、道路、水厂、新村部等建设项目。而副书记则负责撰

写申报书等与项目相关的文案工作,其余两委干部协助两位书记。项目申报成功后,由村

书记召集村两委干部、临聘干部、老人会开会,统一说明项目实施前的群众工作计划———

片区干部带头、临聘人员协助、老人会积极支持。第三,涉及村内纠纷调解、公共性活动等

事务,一般由老人会、片区临聘人员自发组织,并动员村民积极参与其中,以村书记为核心

24

的两委干部只作总体性监督,不过多干涉村内具体事务。

综上,村级组织作为乡镇行政体系的延伸,村干部被置于科层体系与地方社会文化网

络的中介角色[19]。他们既是上级政府的代理人,又是生活在村庄的当家人,需同时应对

上级政府下派的行政事务和村庄内部事务。以村书记为核心的两委班子负责总体统筹,

包括对村庄发展作出目标定位,而后对各类治理事务进行分类,根据事务性质灵活调动各

类治理资源,促进各类治理主体的有效协作。

(二)中间转化

以村书记为核心的村两委班子,通过内部分工合作以顺利完成常规性行政任务,同时

积极向上争取项目资源,完成上级重点考核的中心工作、加分工作。但在项目落地过程

中,涉及土地调整、经济赔偿等诸多群众性工作,村两委干部无足够的精力开展工作。各

片区临聘干部作为村级混合组织的中间层级,是村两委干部的辅助力量,负责将中心工作

转化为群众事务,运用社会性权威落实政策。

以农田垦造为例,两委干部根据上级政府的卫星定位扫描图,确定农田垦造面积和所

涉及的农户,并以片区为单位划分给各个片区临聘人员,再由片区临聘人员去做农户工

作。临聘干部因为熟悉本片区群众,易于采用群众工作方法。比如,某片区的临聘干部在

接到通知后,将涉及的10户农户分为了三类,分别为积极分子、中间分子、消极分子,并分

别采取相应的工作方法。对于积极分子,临聘干部向村民陈述国家农田垦造政策,用村庄

社会的地方性知识转译国家政策,灵活地将国家政务转化为村庄内部事务,减少正式化、

规则化的国家政策与非规则的地方社会之间的张力,最终获得大多数人的同意,从而签订

垦造合同。对于中间分子,临聘干部上农户家门喝茶、聊天,与农户拉家长里短、扯人情关

系,软磨硬泡几个回合,借助自身社会关系网络和人情面子的交换,将刚性政策柔性执行。

对于消极分子,临聘干部一般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借助村庄内部的价值认同和较强的地

方性规范,将村庄政务转化为地方性事务,实现政策的在地化转化。

综上,在村两委干部正式化的情况下,临聘干部具备了半正式特征,担负起了将政务

转化为村务的转化作用,解决了乡村治理的“最后一公里”难题[20]。他们通过地方性规

范、社会资本和文化网络,成功地实现了将行政任务向村庄事务和私人事务的转化;将正

式权力进行非正式运作,以非行政化、非正规化的民间权力技术[21],实现了中心工作等硬

性政策的软着陆。

(三)底层动员

溪村保有较为完整的宗族结构,有一定的“礼治”秩序。老人会中的志愿者因掌握了

传统仪式、文化风俗、生活经验等地方性知识,在村里说话公道、做事公正,得到村民的普

遍认可,具有较高的社会性权威,从而拥有乡土社会的“教化权力”[22]。溪村老人会被吸

纳进了混合型村级组织结构中,他们在动员群众、反馈群众需求等方面具有极大优势,为

村民自治奠定了社会基础。

老人会组织和动员群众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基于血缘和地缘关系开展村庄共

同体建设。每年三月初,老人会向全体村民公开筹资,组织宗族子孙后代前往开基始祖所

在地祭拜,祭拜仪式完毕后全体村民一同进餐,强化了宗族血缘共同体的认同感。每到重

阳节、元宵节前几天,老人会亦会向村民筹款,请戏班子唱戏并组织猜灯谜活动,包括外出

务工人员在内的大部分村民都会参加庆祝活动。活动结束后,村民相互串门、请客吃饭。

老人会通过象征仪式、集体狂欢的生活实践,凝聚了村庄社会的向心力。二是组织管理村

25

庄社会性事务。老人会负责管理宗族祠堂财产,并负责办理村民的白事。同时,老人会还

组织管理公益性事务,比如为因病致贫村民筹资捐款,洪涝灾害时以“敲锣打鼓”的传统方

式提醒村民防洪减灾。三是协助村两委开展村级治理活动。老人会志愿者长期生活在

村,能够最直接最快速地了解到村民需求,他们及时响应村民需求并向村两委干部反馈,

通过双方讨论协商而将村内事务解决在村,实现了自下而上、自上而下双轨政治的畅通无

阻。2021年村民普遍反映想要修建进村牌坊,以寓意“风调雨顺、丰收之喜”,老人会在搜

集民意后向村两委反映此事,经村里同意后,老人会自发组织村民筹资、工程招标、招募村

民志愿者,进村牌坊最终成功落地。在农田垦造工作中,村内有一个65岁的单身汉一直

不愿签订合同,临聘干部在多次上门无果后请老人会会长去做工作,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以妥善安排其身后事为由,动员其签订了农田垦造合同。

混合型村级组织的分级运作机制为多管齐下的治理策略提供了空间。由于村两委已

经行政化,一种按部就班、讲究程序的标准化的行政方式,已经是村级治理的重要方式。

事实上,在村级治理中,行政权威无时不在,它不仅是村干部的行为准则,亦是村级治理的

基础。与此同时,行政化的村级治理并未消解半正式的行政方式,亦未减少非正式运作的

空间。临聘干部的半正式身份,以及老人会的民间性,方便了群众动员和社会自治治理策

略的展开。在这个意义上,村级治理的混合性不仅体现在多元治理主体的建构上,也体现

在多种治理方式的融合上。

五、结论与讨论

官僚制以其非人格化、即事化、保密性的做事风格,以及公私分明、层级分明的严格规

定,维持着组织的稳定秩序并保证了现代社会对效率的诉求。在乡村治理现代化过程中,

官僚制原则在乡村两级组织大规模扩散,出现了村级治理行政化趋势。然而乡村治理实

践却表明,村级治理行政化不利于有效治理,亦可能因为脱离群众而威胁基层治理的合法

性。中国乡村治理的实践历史也证明,单一的科层制度并非是最完美有效的组织管理方

式,根植于中国乡村的社会土壤和历史文化的简约治理传统,在乡村治理现代化过程中仍

具有重要作用。

当前,混合型村级治理的现代建构具有必然性。进入21世纪以后,在人口流动、村庄

分化、文化式微的乡村流变背景下,村庄社会完整性已遭到破坏,传统农业社会的无为而

治理念已不合时宜。事实上,在农业税费改革以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村级治理因资源不

足、治理事务简单而出现了悬浮状态。与之相应的是,村民自治制度也面临贿选、村干部

腐败和两委矛盾等问题的挑战。因此,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中重新建构村级治理

体系,迫在眉睫。近年来,国家不断通过美丽乡村建设、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等战略部署,

加大对乡村社会的资源投入。与资源下乡相伴随的是,一系列正规化、标准化的现代化行

政体制,也延伸到了村庄。然而,大量资源与规则的下乡却带来了意外后果,村级组织越

来越成为上级政府在乡村社会的行政延伸,即事化、管理考核的压力性体制将村级组织吸

附进行政化运作体系内部,村庄社会内部的真实需求难以得到回应,并且,传统上的简约

治理方式也没有了发挥空间。

溪村的治理经验向我们展示了一种包含正式人员、半正式人员、非正式人员的混合型

村级治理结构,治理主体、合法性资源的多元性使组织结构保持较强的可选择性,根据治

26

理事务的特征而灵活调配治理主体,通过“顶层统筹—中间转化—底层动员”的分级运

作[23],灵活应对村级治理的常规性行政工作、中心工作、村内事务。混合型村级治理实现

了行政事务自上而下顺利落地、村内事务自下而上有效反馈的双向互动式治理;并且,传

统的简约治理方式也得到了重生,村落共同体的重建和村民自治活力的发挥,使得村级治

理兼具合法性与有效性。混合型村级治理既不是对传统简约治理的简单复制,也不是以

制度化、规范化为标准的官僚制行政,而是结合了村民自治、群众动员和现代行政方式的

一种混合型治理结构。概言之,村庄治理的核心在于“人”而非“事”,根本在于激活村民自

治的动力,将国家治理资源转化为村级治理的能力。因此,它对村庄内生性治理力量和文

化传统持开放包容态度,力图将简约治理传统融入到积极有为的现代国家治理实践中。

它真正超越了传统国家的“无为而治”和现代国家的“过度治理”,弥合了政府“不作为”与

“过度作为”之间的张力,建立起延续简约治理传统的现代化村级治理体系,形塑出兼具合

法性与有效性的现代意义上的简约治理模式[24]。资源输入型政权通过混合型村级治理

结构的再造,实现了资源下乡的“有为而治”,进一步推进了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

代化。

由此可见,村级治理的现代建构并不意味着采用一套完美的科层化、行政化体制,简

约治理的社会基础弱化也并不一定意味着村庄自治的丧失。国家资源下乡、监督考核下

乡背景下,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不能仅仅依靠单一的科层行政体制,而应

该根据治理环境和地方社会基础的特殊性,充分吸纳多种合法性资源和治理主体,既要充

分借鉴简约治理的历史传统,又要充分发挥现代化科层组织体系的优势,使基层治理结构

具有更多弹性空间和多元选择。案例研究表明,融合简约治理、科层组织体系各自优势的

混合型村级治理结构是应对社会转型时期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有效尝试,真正实现了现代

化意义上的简约治理。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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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rnConstructionofHybridVillageLevelGovernance

—ACaseStudyBasedonXicunVillageinNorthGuangdong

LIFeng,LVDe-wen

(SchoolofSociology,WuhanUniversity,Wuhan430072,China)

Abstract:Withthedistributionofresources,supervisionservice,andthestreamlinedadministration

incliningtotheruralareas,villagelevelgovernancehasenteredthepathofmodernconstruction.

Xicun Villagehasconstructedahybrid governancesystem byfullyemploying modern national

governancerulesandtraditionalgovernanceresources.Thevillagecommitteeshaverecruitedactivists

andclanelders,andformedadiversifiedgovernancepatternthroughformal,semi-formal,and

informal governance methods.Village cadres are gradually becoming administrative, mainly

responsibleforroutinetasks,andofficialdocumentsandcorrespondenceaboutcoreworks;activists

inthevillage,assemi-formalpersonnel,areresponsibleformobilizingandcoordinatingthemasses

to complete the central work;the elderly association manages social affairs through local

authoritativeorganizations.Thedivisionoflaborandcooperationamongdiversegovernanceentities

hasshapedahierarchicaloperationalmechanismforvillagelevelgovernance,whichincludes “toplevelcoordination,intermediatetransformation,and bottom mobilization”.Hybrid villagelevel

governance,asitisbasedontheoptionalorganizationalstructuresanddiverselegalresources,and

adoptsclassified governanceaccordingtothenatureofaffairs,wellintegratesthetradition of

minimalistgovernanceintothemodernizationofnationalgovernanceconstruction,thusachievingthe

“governance withactions”,andshapinga modern minimalistgovernance modelthattakesinto

accountbothlegitimacyandeffectiveness.

Keywords:minimalistgovernance;village-levelgovernance;mixedorganizations;modernizationof

governance;elderlyassociation

[责任编辑 赵立庆]

28

第59卷 第6期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Vol.59 No.6

2023年11月 JournalofGuangxiNormalUniversity(PhilosophyandSocialSciencesEdition) Nov.,2023

doi:10.16088/ji.ssn.1001-6597.2023.06.004

[收稿日期]2023-07-12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粤港澳大湾区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智慧治理机制研究”(22BZZ090)

[作者简介]于刚强,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管理学博士,研究方向:行政管理、电子政务。

基层公私合作的制度信任何以形成?

———基于 H 街的个案研究

于刚强1,李嘉琳2

(1.华南师范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2.南开大学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天津 300350)

[摘 要]制度信任是影响基层公私合作关系的关键要素。研究以 H 街为个案,揭示了人际信任转

化为制度信任的具体机制:对人的信任能够转化为对其所连接的制度体系的信任;人际互动的过程塑造制

度信任的形成;人通过连续的经验实践对制度体系产生可持续的信任。在政治环境和人际信任的双重作

用下,制度信任呈现特定性和脆弱性的特征。对于缺乏制度资源的基层治理而言,人际信任与制度信任的

互构是一种理想的信任形态。

[关键词]公私合作;制度信任;人际信任;基层治理

[中图分类号]C912;D6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597(2023)06-0029-12

一、问题提出

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

重要环节。当前我国基层治理改革面临着巨大的资金压力,应用公私合作关系(publicprivatepartnership,即PPP)模式,成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投融资模式改革与创新

的重要手段之一[1]。公私合作模式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和光明前景,

既能够缓解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基层政府财政的压力,也有助于撬动公私部门的合作能量,

提升基层政府社会治理能力。如今,我国基层治理处于一个不断求“新”的环境,公私合作

模式是其中灵活的制度安排之一,基层治理创新为社会带来蓬勃发展的动力,但与此同

时,频繁的创新带来政策及其执行的不稳定性,对制度信任的构建形成挑战。一方面,目

前我国公私合作的制度建设不完善,并不能为公私双方合作带来普遍充分的社会信任。

另一方面,现实中一系列失败的合作案例使得社会资本不能充分信任公私合作模式,实践

过程中PPP模式与我国基层治理未能有效结合的案例层出不穷,呈现出公私地位不对

等、企业权益得不到保障等与公私合作基本价值相悖的情形,这些情形不仅打击了有热情

参与公私合作模式的社会资本,更让众多有实力的社会资本望而却步,因此,我国尚未能

构建起对于公私合作模式的普遍的制度信任。

制度信任既是一种对制度及其执行产生信任的静态的理想结果,也是一种制度受众

29

在制度中互动以及对制度产生心理认同的动态的形成过程。关于制度信任的形成机制,

制度塑造论主张制度信任的形成建立在制度完善的基础上,文化延续论认为中国人具有

信“人”而不是信“制度”的传统,现代化以来中国人传统的关系网络和信任模式受到冲击,

而制度性的信任尚未有效建立,因此中国出现了信任危机[2-4];实践互动论主张制度和信

任是在实践中互构和形成的;主体建构论认为制度信任的形成过程离不开人在其中发挥

的建构作用。已有研究对制度信任的讨论形成基本共识,但仍存在进一步发展的讨论空

间,正如制度塑造论所强调的制度完善是制度信任建立必要前提,但在基层治理制度资源

并不完善的情况下,制度信任的建立何以可能? 在现代化过程中,制度在中国人的信任模

式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5-6],而制度手段如何作用于传统的人际信任模式,以及人际

信任如何塑造制度信任? 其中的重要机制还缺乏充分的实证研究,这些都是在信任研究

脉络下尚未被充分回答的重要理论问题。

建立制度信任既是实务界也是学术界的共同期待。基层社会治理中公私合作的过程

涉及公私双方持续的协商互动,是制度信任构建过程的生动体现。H 街位于我国超大城

市的中心老城区,其政府机构与 G 公司建立基层公私合作关系,寻求打通老旧小区治理

困境的“最后一公里”,双方一波三折的合作过程,为本文探究基层公私合作的制度信任建

立机制提供了切入点。基于此,本文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是:基层公私合作的制度信任的建

立机制是什么? 围绕这一核心研究问题,本文从制度信任的理论视角对 H 街与 G 公司的

合作关系由构建发展到陷入困境的曲折历程展开历时性、全方位的观察记录与深入剖析,

力求探索基层公私合作关系行稳致远的发展路径。

二、文献回顾与分析框架

(一)制度信任的四种形成机制

制度是维持社会信任的约束机制[7-8],制度信任是一种建立在宏观的制度基础上的

信任机制,通过法律规章等手段,最终保障制度体系内人与人交往互动的信任[9],这种通

过信任制度来信任个人的路径超越了个人、群体的范围,产生广泛的约束效力[6]。然而,

这些经典定义都将制度看作一个整体,忽略制度本身的层次性和多面向,以及不能充分回

应制度和信任之间复杂的因果关系。对此,本文认为应从制度的多层次、多面向的特征出

发,厘清不同层次和面向的制度信任类型,同时,本文将制度信任的定义放在制度和信任

的互构过程当中,认为制度和信任是在实践中互构和形成的,制度既是信任的基础,又是

信任的对象[10]。基于此,本文认为制度信任既是一种对制度及其执行产生信任的静态的

理想结果,也是一种制度受众在制度中互动以及对制度产生心理认同的动态的形成过程。

对此,需要进一步梳理制度信任的形成机制。

制度信任主要有以下四种形成机制:制度塑造论、文化延续论、实践互动论和主体建

构论。第一,制度塑造论主张制度信任的形成过程受制度安排的影响、有赖于制度环境的

塑造[11-13],制度信任的形成应该建立在制度建设完善的基础上。第二,文化延续论主张

人们在一定的社会共同体内共享规范和价值观,并形成历史延续,而信任正是在这一定范

围内共享的规范和价值观的基础上产生[2][14]。中国人有信“人”而不是信“制度”的传统,

并不同于西方制度信任取代人际信任的现代发展模式,制度信任的建立路 程 充 满 障

碍[15],然而在中国信任研究的脉络下,人际信任如何塑造制度信任是尚未被充分回答的

30

重要理论问题,其中的重要机制缺乏充分的实证研究。第三,实践互动论主张制度和信任

在实践中互构和形成。人对制度的信任,在日常生活的实践中被塑造和强化[16-17],制度

受众需要在连续的实践过程中判断“制度好不好、制度能否被执行好”,从而形成具体的信

任态度[10]。制度正是由许多个体的累积性经验经过长期发展而出现的,一旦他们互相作

用结合成一种固定期望与行为模式时,一种“制度”就产生了[18],因而制度和信任是相伴

而成的。第四,主体建构论认为制度信任的形成过程离不开人在其中发挥的建构作用。

首先,人作为人与制度的连接点,人们对制度体系的信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人的信任,

制度信任的构建过程离不开人际信任在其中发挥的纽带作用,人与人的交往能够为人与

制度的联系提供一种持续的可信任性,此外,人在制度中进行意义建构,通过连续的经验

实践过程对制度体系产生可持续的信任[19]。

综上,已有研究对制度信任的讨论形成一定的基本共识,但仍存在进一步发展的讨论

空间。一是构建制度信任的重要性成为基本共识,其中所蕴含的基本假设在于制度信任

具有普遍性和稳定性,能够为社会的有序运行提供更多的确定性,这一基本假设建立在旧

制度主义抛开“人”而谈制度的基础上,然而,正是由于人在制度的运行中扮演不可或缺的

重要角色,因而不能抛开人而谈制度。本文将把“人”置于一个关键的讨论位置,揭示制度

信任的特定性和脆弱性特征,丰富对制度信任基本形态的认识。二是对于关系网络下的

制度信任的讨论,已有研究普遍承认关系性信任和制度性信任是可以共存并相互作用的,

但较少有对基于中国实践的实证讨论,而且缺乏对其中具体机制的揭示。对于关系网络

和制度信任的讨论基本呈现出“关系运作—人际信任—制度信任”的影响路径,其中,以往

研究侧重于讨论关系运作如何影响人际信任,而较少有从人际信任到制度信任的讨论,本

文将揭示从人际信任到制度信任的具体发生机制,丰富关系网络中的制度信任的机制讨

论。三是普遍认同中国传统文化延续下对当代信任结构的塑造,承认“关系”作为一种特

殊主义的传统在当下对制度信任的建构的影响,本文在延续这一纵向讨论脉络的基础上,

另辟蹊径地引入横向政治结构的讨论,将本文的案例还原至中国的整体政治结构当中,勾

勒基层社会治理结构的基本形态,从政治结构的视角探讨其对制度信任基本形态的影响

和塑造。

(二)人际信任转化为制度信任的分析框架

基于上述制度塑造论、文化延续论、实践互动论和主体建构论四种机制的共识与不

足,本文试图勾勒在政治环境的作用下,从领导人的人际信任转化为制度信任的过程中,

揭示基层公私合作中建立信任的新机制。具体而言,本文的分析框架试图说明在我国“张

力+压力”的基层社会治理的政治环境的作用下,领导人的人际信任能够促进或消解制度

信任的形成,进而影响公私合作关系的稳定性。

基层社会治理的政治环境呈现“张力+压力”的特点。一方面,我国要建设人民满意

的服务型政府,增强人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由此形成人们对“全能政府”的角色期待,但

与此同时,基层政府面临资源有限的困境,因此形成治理需求无限而治理资源有限的“张

力”;另一方面,我国对地方官员实行不固定的任期制度,对此可以导致强激励的效果,但

任期不固定会强化官员在任期内的不安全感,官员采取的措施就是在任期内保持经济的

持续高速增长,所以领导人面临在有限任期内创造政绩的“压力”。在“张力+压力”的双

重作用下,地方领导人一方面通过创新实现对治理资源困境的突破,另一方面也作为其创

造政绩的经验积累。基于此,基层社会治理处于一个不断求“新”的充满不确定性的制度

31

环境,在为公私合作带来推动力的同时,也为其信任形态和合作稳定性带来挑战。

在政治环境的作用下,地方领导人的人际信任转化为制度信任,能够强化或消解制度

信任的形成。本文将实践互动论和主体建构论相结合,解释宏观和微观层面的制度如何

作用于个人。宏观层面的制度环境如何作用于个人产生信任的态度和行为? 一方面,其

受文化路径的影响,即人们对于某一制度的信任受历史逻辑延续的影响;另一方面,受横

向结构的影响,即制度环境和社会结构塑造了人们的信任表现,进一步而言,人们通过意

义建构的集体过程实现对宏观制度环境的社会化过程,从而形成对制度的信任表现。在

微观互动层面上,行动主体对制度体系的信任是通过具体的实践和互动过程构建而成的。

首先,人作为人与制度互动的连接点,通过与连接点的人的实践互动,对人的信任能够直

接转化为对其所连接的制度体系的信任;其次,人际互动的过程是塑造制度与信任的过

程;此外,人们通过连续的经验实践过程对制度体系产生可持续的信任,个体通过参与特

定制度环境下意义建构的集体过程,以达到积极理解制度环境及其对社会行为影响的目

的,从而对制度及其执行产生信任。然而,如果人际信任缺失,则不能从以上方面对制度

信任进行强化,甚至会对制度信任的形成过程产生消解作用。综上,笔者将上述分析框架

作图示如下(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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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人际信任转化为制度信任的分析框架

三、H 街的实践:信任视角下公私合作的成与败

(一)H 街公私合作的建立:从人际信任到制度信任

H 街位于我国超大城市的中心老城区,2018年以来,H 街老旧小区的改造资金的主

要来源是财政专项资金,但由于专项资金审批时间长、数量少,远不能满足老旧小区的整

体改造需求。同时,老旧小区管理成本高昂,难以吸引到合适的物业公司进驻,因此主要

由社区居委会承担物业管理职能。在缺少公共服务供给主体的情况下,居民无限的需求

和基层政府有限的供给之间形成了巨大的矛盾,基层政府被迫成为“全能政府”,H 街基

层治理亟待改革。

1.从初步确立人际关系到构建人际信任。在一次基层社会治理座谈会上,H 街党工

委 A 书记与 G 公司的 B经理结识,G 公司是一家实力雄厚的科技企业,正在寻求对市场

的应用和开拓。两人在座谈会上交谈工作经验,初步确立起以工作为基础的人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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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书记认为从长远看,为实现老旧小区的智慧治理,有必要和 G 公司实现长期稳定的合

作关系。然而,双方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资金问题,政府没钱支付,企业为何要持续投入呢?

对此,A 书记认为,政府虽然没钱,但能发挥公共部门的优势为企业创造市场。

A 书记提出要充分激活辖区内的闲置资源,短期内为 G 公司发掘可以创造收益的空

间,其中停车位的自治管理权由街道所有,因此 H 街计划将代理管理权移交给 G 公司,以

实现短期的创收,弥补其前期的投入成本。其次,A 书记和 B经理协商,在老旧小区治理

初有成效后,邀请其他基层治理的实务者和专家学者进行交流学习,既能宣传 H 街的基

层治理创新成效,又能为 G 公司宣传推广,帮助其开拓广阔的老旧小区智慧化改造的市

场,从而实现互利共赢。

“我想我们作为政府,不能光想着让企业掏钱,也要想办法为企业创造条件,企业肯定

是要赚钱的,所以一方面我们引导他们为基层治理投入资金和设备,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想

办法让企业能有赚钱的机会,双方共赢,合作才能长久。”(A 书记)

基于多次围绕工作内容的接触和沟通,双方确立了较为充分的人际信任。企业对 H

街道领导人的人际信任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对领导人自身特质的信任;二是对

领导人所处位置的信任,具体信任其所具备的社会资源;三是对双方初步建立起的友好联

系的充分信任。双方建立起来的人际信任对后续开展合作起到了前提和推进的作用。

2.人际信任为制度信任的构建做铺垫。A 书记和 B经理初步达成的合作内容主要解

决了资金问题,为合作扫清初步障碍:一是政府不需要支付财政资金,即可吸引企业为老

旧小区的改造和治理投入技术和资金;二是企业在该项目的运营资金既不需要财政支出,

也不需要由居民支付,而是一方面通过充分盘活辖区内资源获得短期的资金回笼,另一方

面通过 A 书记的社会网络资源转化为长期的资金回笼。然而,初步达成的合作内容并不

能得到已有法律的充分支撑,于是在“无法可依”的条件下,双方寻求策略,以达成推进合

作的目的。

根据《市交通管理条例》,2021年1月1日后,市交通局回收市政道路停车位的管理

权。对此,H 街与上级部门多次沟通,希望能将管理权限截留在街道层级。然而,H 街与

上级部门交涉的过程处处碰壁,停车位计划并不能顺利推行。

“我们跟城管局交流这个事情,我说你要想老城区引进这样的组织,提供这样的服务,

但政府又不想掏钱,也没有钱掏,钱从哪里来? 钱应该从市场来,那就把停车位拿出来,也

就是说上级要把治理空间让出来给基层,用这个理论来做这个事,才能支持。”(A 书记)

“上级部门在考虑采取我们提出的市场化建议的时候,他们拒绝或者说顾虑的理由是

什么? 他们有各种考虑,但是最主要的还是法律法规。人力等一系列问题有解决的方法,

但是在法律法规方面与现在的实际情况之间,还是要改进一下。所以我们做这个事情就

是要推动或者倒逼法律的改进、地方法规的改革,以及获得上级部门的支持。”(A 书记)

从 H 街与上级部门多次交涉的过程可以看出,在制度资源缺乏的基层治理中,基层

政府和企业的合作存在对制度化的需求,双方合作铺开的过程实际上是追求法律制度完

善的过程,同时也是构建制度信任的过程,即基层政府和企业希望能通过对制度体系的完

善,为双方的信任提供更坚实的基础,从而为合作提供更加坚实的保障。

“我们其实也没想那么多,A 书记代表政府,他那么靠谱,政府也跑不掉。我们想着

先开始投入,让上级政府看到我们的一点成效后,再继续铺开来做,毕竟基层的很多工作

都是先上车再买票的。等生米煮成熟饭,自然就有回报了。”(B经理)

33

对此,人际信任对制度信任的构建起到了重要的前提和推进作用。尽管双方的合作

并不能在现行制度框架的保护下开展,面对种种制度风险和不确定性,双方仍然选择开展

合作,其中人际信任起到了不可比拟的作用。正是由于对领导人的信任,在制度规范尚不

完善的实践中,G 公司能对合作的开展持比较乐观的预期。在此基础上,双方推进了一些

实质性的工作。

3.实质的工作进展进一步促成制度信任。2020年12月,G 公司正式入驻。以 H 街

的 Q 社区为试点,建立“党建引领,政府主导,企业服务,社区参与”的城市服务模式,针对

长期无物业公司提供统一服务的问题,运用一系列智能手段,如科技助力短租房管理、安

装智能门禁与智能井盖、为独居老人安装智能烟感报警系统等,满足居民日常生活多方面

的需求。这一系列举措既改善了老旧小区居民的生活环境,又减轻了基层政府的治理负

担,老旧小区治理成效显著。

“G 公司入驻后,有不少人经常来我们这个服务站参观,我们特地准备了讲解团,有上

级领导、高校老师和学生、其他街道社区的人,还有一些居民来,我们都会给他们讲解。”

(Q 社区居委会 C主任)

“说实话,我们本来也担心过项目能不能推行下去,但服务站建成后,越来越多的人来

参观,特别是上级领导也说我们做得好,我们当然对项目的顺利开展很有信心咯。”(B经

理)

可以看出,双方在推进合作的过程中,特别注重“宣传造势”,获得来自政府上级部门

以及社会各界的认可和支持。正是这一系列实质性工作的推进,让双方的合作有了更乐

观的预期。这一段合作关系得以成功建立,正是由于其实际上超越了人际信任的范围,并

逐步建立起对制度层面的信任。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在微观互动层面上对

双方商定的合作细则的信任,其中既由于双方的人际信任推动了这些合作细则的建立,也

由于在实践层面对这些合作细则的推进和落实,双方都充分信任所商定的合作细则能够

顺利推行,并实现双方的互利共赢;其次是在中观层面对PPP合作模式的普遍信任,双方

在初步的合作中,运用了PPP模式的基本理念和方法,并在实践过程中获得多方的认可

和支持,因此对PPP模式的发展产生信任,认为这样的合作模式能够充分发挥政府和企

业双方的优势,由此对PPP模式在基层治理中的创新运用能够顺利推行充满信心;最后

是对宏观层面制度环境的充分信任,既包括企业对法治政府建设的信任,也包括对政府决

心打造优良营商环境的信任,同时还包括对鼓励基层治理创新的政策环境的普遍信任。

总之,由于基层缺乏资金和权限,如果没有 A 书记和 B经理的人际信任作为基础,H

街难以吸引合适的社会资本进入。H 街建立基层公私合作关系的过程,正是从人际信任

到制度信任的发展路径。双方在合作的过程中,既通过完善制度规则构建更普遍的信任

关系,也追求达成对制度规则和执行双方的信任,以建立更牢固的合作关系。

(二)H 街公私合作的停滞:人际信任的缺失与制度信任的消解

1.领导人更替与人际信任关系的中断。正当 H 街老旧小区改造和治理项目如火如

荼地开展时,2021年5月,A 书记接到升迁调令,原本的合作进程被按下了暂停键。由于

A 书记不在其位不谋其事,无法继续推进这一合作关系从口头契约转化为合同契约,不

仅原定的宣传推广计划无法继续推进,为 G 公司链接社会资源和开拓更广阔市场的承诺

也无法兑现。对此,G 公司希望双方的合作关系能够继续推进,秉承着合作前期建立起来

的制度信任,G 公司前期已经投入了500万元的资金和技术设施,认为政府应该继续履行

34

承诺,政府领导人的更替不应该让这段合作关系无疾而终。于是,G 公司继续执行原定的

规则,在持续为 H 街提供老旧小区改造和物业管理服务的同时,试图与新书记建立起新

的人际关系。然而,新书记上任后,对这一合作关系反应冷淡。尽管 G 公司多次寻求与

新书记洽谈,展示企业前期的投入和未来推进对基层治理的价值,但新书记并不明确表态

愿意推进合作。

“G 公司最近一直想办法向街道要钱,和新领导在谈,前期投了五百万,希望街道买

单。但是没有招投标也没签合同,谁敢去趟这一浑水呢? 新领导还有几年就退休了,首先

考虑的当然是平平安安退休,哪能像 A 书记一样那么想折腾呢?”(L科长)

尽管通过 A 书记和 B经理前期的努力,双方基本确立起合作关系并有实质性的推

进,但由于没有签订合同,存在一定的法律风险和政治风险。新书记在这个还有两三年就

退休的阶段,也许是出于对风险规避的考量,考虑到这段创新的合作关系是有政治风险

的,难以对这一合作关系及 G 公司产生信任,更难以与 G 公司建立人际信任关系。因此,

由于 H 街领导人的更替,B经理原来与 A 书记建立的人际信任不再发挥作用,而与新书

记的人际信任关系无法建立,G 公司与 H 街合作关系中的人际信任纽带就此中断。

2.人际信任的缺失对制度信任的消解。在缺乏人际信任这一关键纽带后,尽管 G 公

司积极追求合作的推进,但一直得不到政府方的回应,原本建立的制度信任在现实的冲击

下逐渐被消解。由于 A 书记离任和新书记态度模糊,原定长期的宣传推广计划无法推

进,G 公司遂试图争取从停车位的管理中获得收益以弥补短期的成本投入。然而,H 街

辖内的停车位争议风波也在不断消解 G 公司对政府、对公私合作模式和对制度环境的信

任态度。

2021年1月,停车位按《市交通管理条例》规定交还市交通局管理后,H 街的停车位

需面向外来车辆开放,原本数量不够充足的停车位变得空前紧缺,当地居民的停车问题得

不到保障,矛盾一触即发,居民对交通局要求回收停车位管理权表示强烈抗议,“僵尸车”

现象层出不穷①,僵持局面维持了数月。2021年4月,市交通局做出了让步:辖内三百余

个停车位交由 H 街以基层自治的方式处理。但自治也并非解决问题的终点,根据市政规

划及相关法律规定,居民自治委员会只能对辖内停车位有“通行权”,而无法具有“管理权”

和“自治权”,更无法将其授权 G 公司进行管理创收,这对 H 街和 G 公司的公私合作关系

而言无疑是重大打击。

“其实并不是所有居民都对停车位收回市里对外开放有那么大意见,只是少部分居民

对没有固定停车位很不满。但是现在街道要向上级放大居民的意见和矛盾,才有可能争

取停车位的管理权留在街道,不然根本轮不到给 G 公司创收。”(L科长)

期间,A 书记还在任时,H 街拟以基层治理创新为由,充分向上级展示矛盾冲突,申

请将停车位的自治管理权留在基层,以此争取将代理管理权顺利交至 G 公司以实现短期

的创收,弥补其前期在智慧社区建设的投入成本。由此可见,当人际信任作为公私合作的

纽带时,公私双方能够共同谋划并策略性地应对现实问题,从而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不断

加强双方的信任关系。与此截然不同的是,在未能与新书记建立人际信任关系的新阶段,

新书记的冷淡处理态度无疑为这一合作关系浇了一盆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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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僵尸车”现象指当地居民将车长期停在停车位上不愿挪动,宁愿牺牲个人用车需求也要保证对停车位的占

有,对当地停车位的合理使用造成极大困扰。

“最近停车位这个事闹得沸沸扬扬,我们社区的人每天都焦头烂额。”(C主任)

“如果不是非要引入 G 公司,停车位的矛盾也不会爆发,相安无事地把停车位的管辖

权交还给市里管理就好了,为什么要搞什么创新来折腾呢?”(L科长)

同时,停车位风波引发了居民抗议和投诉等维稳问题,为街道和社区的工作人员增加

了工作压力,他们将停车位问题的爆发归咎于 A 书记对 G 公司的引进,由此对双方此前

建立的合作关系持否定态度。由此可知,在原有的人际信任关系中断后,不仅企业对政府

方的信任不断减弱,政府方对企业的信任也难以为继,原本建立的制度信任在现实的冲击

下不断消解,双方的合作关系由此陷入困境。

3.制度信任的消解与合作关系的停滞。对于推进合作关系停滞不前的现状,G 公司

不断缩小该项目在 H 街的运营规模:一是停止对智慧治理基础设施的使用,包括不再使

用5G 智慧管理平台和无人机、智能门禁等技术手段的结合运用,以及停止对 H 街辖区内

数据的监控和收集;二是削减参与项目的人数,服务站的工作人数由十余人削减至一两

人;三是仅保留基本的物业服务,即日常巡逻和电器维修等,凭借对 H 街内电器维修的方

式获得资金收入,但微薄的资金收入使得整个项目入不敷出,难以为继。G 公司所在的服

务站,原本灯火通明,每日有不同的组织和团队络绎不绝地来参观,如今已经门可罗雀,也

许这正预示着双方的合作关系前景灰暗。

“G 公司赖着不走了,我们也没办法。可能呆不下去就会走了吧。”(L科长)

“现在合作不了了之,公司不愿放弃这个项目,只能让我们还在这守着。”(G 公司员

工)

“A 书记走了之后,还有谁敢理这个事啊? 也不知道新的领导班子什么态度,反正现

在没人再去理 G 公司了。不过城市服务站还在,经常只有一两个工作人员,但都是静悄

悄的了,早就不再像以前一样一大班人马在那轰轰烈烈地搞宣传了。”(C主任)

对于领导人变更导致的合作中断,G 公司的资金和技术投入覆水难收,企业只能“吃

哑巴亏”。G 公司对此深感无奈,原本对 H 街政府的信任、对公私合作模式在基层治理中

运用的信任、对法治政府和决心打造优良营商环境政策的信任,都在现实冲击下消解,由

于制度信任的消解,双方合作进入了停滞阶段。

四、基层公私合作的信任机制:人际信任转化为制度信任

在本案例中,H 街和 G 公司在合作前期并没有充分的法律制度保障,但仍然开展了

合作。对此,本文认为合同契约是构建制度信任的重要条件,但并不构成充分条件,换言

之,当制度体系不完善时,人们也能形成制度信任。首先,人们普遍对法律效力的认可,是

如今法治社会中制度信任的基本体现;其次,双方对合作规则的制定、遵守和维护的过程,

既是产生制度信任的过程,也是形成制度信任的结果。制度信任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

制度信任的确立也不意味着一劳永逸。换言之,制度信任的构建需要充分的前提条件以

及不断的被重构,具有特定性和脆弱性。基于此,本节重点回答两个问题:为什么人际信

任能够促成制度信任? 为什么制度信任具有特定性和脆弱性?

(一)人作为纽带:人际信任转化为制度信任的具体机制

H 街公私合作的过程是从人际信任转化为制度信任的路径,双方创新探索的部分合

作细则并不完全在既定的法律架构之下,因此双方的合作可能面临一定的法律风险,从而

36

对合作关系的维持造成冲击。但尽管如此,双方仍能在彼此信任的基础上,对相应制度规

则的可持续执行持乐观的预期,因此人际信任对制度信任提供持续的联系和保障,从而能

够推动公私合作的顺利开展。对此,从人际信任转化为制度信任的具体机制是什么?

第一,对人的信任能够转化为对其所连接的制度体系的信任。人作为人与制度互动

的连接点,通过与连接点的人的实践互动,对人的信任能够转化为对其所连接的制度体系

的信任。H 街的公私合作关系之所以得以建立,超越了政府和企业领导人双方的人际信

任关系,而转化成对制度层面的信任,正是因为 A 书记作为 H 街领导人,是政府体系与

企业互动的重要连接点。B经理对 A 书记的人际信任,通过实践互动,转化成对其所主

导的行政场域的复杂制度体系的信任,这意味着对领导人的信任包含了对其主导的行政

场域内一种未经解释的复杂性的信任。这也印证了信任本质上是一种简化机制[16],即对

政府复杂的制度体系的信任简化成对领导人的人际信任。

第二,人际互动的过程塑造制度信任的形成过程。正是由于 H 街和 G 公司具备充分

的人际互动过程,从共同商定合作细则到策略性应对停车位风波等现实问题冲击,双方的

合作才得以建立,并使得 G 公司能够产生对 H 街政府的信任、对公私合作模式在基层治

理中运用的信任、对法治政府和决心打造优良营商环境政策的信任。制度信任的构建过

程离不开人际信任在其中发挥的纽带作用,人与人的交往能够为人与制度的联系提供一

种持续的可信任性,它构成了社会关系再嵌入的一种类型[17]。正如制度背景下的信任问

题本质上需要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中才能够得到解释[18],对制度的信任是一种依赖

于动态的人际互动的过程信任[20]。

第三,人通过连续的经验实践对制度体系产生可持续的信任。人在制度中进行意义

建构,通过连续的实践过程对制度体系产生可持续的信任。个体通过参与特定制度环境

下意义建构的集体过程,以达到积极理解制度环境及影响社会行为的目的,从而对制度产

生信任。在建设法治政府、打造良好营商环境的制度环境下,H 街和 G 公司领导人在其

中进行意义建构,具体表现为他们充分运用自身的身份职能,尝试突破已有的制度框架,

对现实的资源条件进行创新性整合,在共同商定具体合作细则的过程中,对基层治理创新

的制度环境产生新的意义解读和信任感。

(二)关系网络中的制度:制度信任具有特定性和脆弱性

1.制度信任镶嵌于特定的关系网络中。中国具有“关系”这一特殊的文化传统,制度

信任的构建必须嵌于关系网络当中。正如 A 书记所掌握的政府内部及社会资源,是其特

定关系网络资源的体现,此前双方对合作细则得以顺利执行的信任正镶嵌于这一特定的

关系网络中。在领导人因素的影响下,公私合作关系中的人际信任关系能够转化为制度

信任,其中的关键机制是领导人的权威。现代社会不再存在普遍的、唯一的权威,但存在

地方性的、可变的权威。地方领导人代表某一行政场域内的地方性的权威,基于对其本人

的人际信任,在一定实践交互的过程中,转化成对其权威的信任,而对领导人权威的信任,

意味着对其所主导的行政场域所包含的复杂制度体系的信任。基于此,这种制度信任是

在一定关系网络内通过权威被建构和转化而成的,因此具有特定性,即原领导人与企业构

建的人际信任,无法直接转化为企业对新领导人的人际信任,从而无法形成支撑新的制度

信任的基础。

2.中国政治结构下具体制度的不稳定性和不连续性。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

石,但基层治理往往面临需求无限而治理资源有限的困境,因此对基层治理的创新集中于

37

寻求对治理资源困境的突破。对此,该如何解释我国基层社会治理中层出不穷的创新局

面? 从治理主体看,官员晋升锦标赛的系列讨论揭示了地方官员创新的机制[21],从治理

结构看,项目制的相关讨论揭示了创新是我国治理结构的内在逻辑的体现[22-23],我国的

国家治理逻辑体现为政策一统性与执行灵活性并存[24]。

将本案例还原至中国整个政治结构中,一方面,A 书记对 G 公司的引进是对基层治

理创新宏观制度环境的具体执行,另一方面,A 书记的调动也是中国官员任期制的普遍

现象。一统体制之下,基层治理不断寻求对资源利用的创新安排。但与此同时,创新本身

没有稳定的机制,也没有办法形成稳定的机制,其必然带来政策的不稳定性。一方面,我

们看到基层治理创新中的活力,但另一方面,也看到相关举措带来的一系列政策不稳定

性。因此,如今中国的基层社会治理处于一个不断求“新”的制度环境,其中新的具体制度

既统一于宏观的根本制度的逻辑脉络之下,又是游离于根本制度之外的灵活安排,由此造

成中观和微观层面的制度具有不稳定性和不连续性,进而形成制度信任的脆弱性。

五、结论与讨论: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信任形态

本文建构了基层公私合作的制度信任形成机制的分析框架,在我国“张力+压力”的

基层社会治理的政治环境的作用下,领导人的人际信任能够转化为制度信任,当人际信任

缺失时,则会消解制度信任,进而影响公私合作关系的稳定性。本案例从信任视角所勾勒

的基层公私合作的基本图景是:基层治理中往往面临着治理需求大而治理资源相对匮乏

的困境,在财政资金难以有效支撑的时候,地方治理的资源很大程度上只能指望于地方领

导人的个人社会资本网络。地方领导人利用个人的社会网络和资源,为辖区内的治理链

接企业资源,在以地方领导人与企业负责人的人际关系作为前提下,能够初步促成双方的

公私合作关系,进而在既有的法治框架下,拥有公私合作关系的“合法外衣”,双方的信任

关系从人际信任进一步转化为制度信任;与此同时,由于双方创新探索的部分合作细则并

不完全在既定的法律架构之下,因此双方的合作可能面临一定的法律风险,从而对合作关

系的维持造成冲击。尽管如此,双方仍能在彼此信任的基础上,对相应制度规则的可持续

执行持乐观的预期,因此人际信任对制度信任提供持续的联系和保障,从而能够推动公私

合作的顺利开展。同时,地方领导人代表某一行政场域内地方性的权威,基于对其本人的

人际信任,在一定实践交互的过程中,转化成对其权威的信任。这一权威包含了领导人主

导的行政场域内一种未经解释的复杂性,换言之,对领导人权威的信任,意味着对其所主

导的行政场域所包含的复杂制度体系的信任。基于此,这种制度信任是在一定场域内通

过权威被建构和转化而成的,因此具有特定性,因此领导人更换后,对原领导人与企业构

建的人际信任,无法直接转化为企业对新领导人的人际信任,从而无法形成支撑新的制度

信任的基础。

在揭示基层公私合作中信任机制的基础上,本文对已有的制度信任模式和信任研究

有所对话与发展。首先,对既有的制度信任普遍认识的挑战和发展,既有观点认为制度信

任是普遍的和稳定的,但本文论证了制度信任具有特定性和脆弱性,基于中国的实证案

例,描述中国制度信任的基本形态。其次,对于制度信任的特定性和不稳定性,已有研究

往往从纵向历史传统给出解释,认为中国人更信“人”而不信“制度”,而本文从横向的政治

结构给出解释,将本案例还原到中国整体的政治结构中,对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公私合作关

38

系在整个政治结构中进行定位,中国的基层社会治理处于一个不断求“新”的制度环境,其

中新的具体制度既统一于宏观的根本制度的逻辑脉络之下,又是游离于根本制度之外的

灵活安排,由此造成中观和微观层面的制度具有不稳定性和不连续性,从而影响到制度信

任的基本形态。

从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的存在情形来看,可以分成四种情况,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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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人际信任与制度信任的存在情形

本案例的 H 街与 G 公司的合作始于双方领导人的人际信任,但缺乏相应的制度保

障,于是双方期望能通过商定合作细则的方式参与制度规则构建的过程,建立制度信任,

从而为双方的合作提供更坚实的保障,这一阶段的合作属于“有人际信任,无制度信任”的

情形,能够解释在我国基层治理中普遍存在的公私合作初期的形态。当双方通过商定比

较充分的合作细则且有一定实质性工作的推进后,基层公私合作关系进入“有人际信任,

有制度信任”的下一个阶段,尽管基层治理中制度资源缺乏,但人际信任能够作为制度信

任的前提基础,并在推进合作的过程中起到“润滑剂”的作用,为制度信任的形成起到持续

的保障作用,因此,在缺乏制度资源的基层治理实践中,人际信任与制度信任互构是一种

理想的信任形态。然而,在 H 街领导人更换后,G 公司与 H 街领导人原有的人际信任不

再发挥作用,秉承着合作前期建立起来的制度信任,希望双方的合作关系能够继续推进,

但由于未能与新的领导人建立起人际信任,H 街和 G 公司的合作进入“无人际信任,有制

度信任”的阶段,领导人的变更在基层政府中是比较常见的,“人走茶凉”的政策不连续性

的困境难以避免,在这种情形下,尽管公私合作是以合同契约为基础,但如果缺乏人际信

任的推进作用,在制度的执行过程中会出现诸多阻碍。最后,H 街和 G 公司的合作形态

演变成“无人际信任,无制度信任”的形态,正是因为人际信任的缺失,消解了原有的制度

信任基础,使得双方的合作走向终结。以上对四种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相结合的情形的

分析讨论,基本上能涵盖我国基层治理中普遍存在的信任形态,能够为我们从信任角度认

识基层治理的现状提供有价值的思考。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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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IstheInstitutionalTrustofPrimary-level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Established?

—ACaseStudyBasedonHStreet

YUGang-qiang

1,LIJia-lin2

(1.SchoolofPoliticsandPublicAdministration,SouthChinaNormalUniversity,Guangzhou510006;

2.ZhouEnlaiSchoolofGovernment,NankaiUniversity,Tianjin300350,China)

Abstract:Institutionaltrustisakeyelementthataffectsprimary-levelpublic-privatepartnerships.

Thestudy,takingHStreetasacase,revealsthespecificmechanismbywhichinterpersonaltrustis

transformedintoinstitutionaltrust:trustinindividualscan betransformedintotrustinthe

institutionalsystem they are connected to;interpersonalinteraction shapestheformation of

institutionaltrust;sustainabletrustintheinstitutionalsystemisestablishedthroughcontinuous

experienceandpractice.Underthedualeffectsofpoliticalenvironmentandinterpersonaltrust,

institutionaltrustfeaturesspecificityandfragility.Intermsofprimary-levelgovernancelacking

institutionalresources,the mutualconstructionofinterpersonaltrustandinstitutionaltrustisan

idealform.

Keywords:public-privatepartnership;institutionaltrust;interpersonaltrust;primary-levelgovernance

[责任编辑 阳 欣]

40

第59卷 第6期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Vol.59 No.6

2023年11月 JournalofGuangxiNormalUniversity(PhilosophyandSocialSciencesEdition) Nov.,2023

doi:10.16088/ji.ssn.1001-6597.2023.06.005

[收稿日期]2023-09-1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民族地区乡镇政府巩固脱贫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政策执行力调查研

究”(22BMZ020);2023年度全国党校(行政学院)系统重点调研课题“少数民族地区乡镇干部担当作为激励机制优化研

究”(2023DXXTZDDYKT070)

[作者简介]谭英俊(1980—),男,中共广西区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主任、教授。

迈向整体智治:民族地区基层治理效能提升的新趋向

谭英俊1,蒙晓霜2

(1.中共广西区委党校 公共管理教研部,广西 南宁530021;2.广西民族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广西 南宁530004)

[摘 要]数字技术在公共管理领域的应用与发展,加速了治理模式变革与流程演化。作为新时代

治理制度与技术创新的新模式、新方向,整体智治与民族地区基层治理具有高度的理论耦合性。整体智治

因其倡导的整体性治理、智能化治理、参与式治理理念可以有效克服民族地区基层治理的理论瓶颈与实践

困境,为民族地区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新图景。整体智治有助于民族地区基层治理从

资源分散走向资源共享、从碎片分散走向协同治理、从人工依赖走向智慧治理、从被动应对走向主动干预、

从简单粗放走向精准高效。但是,基于特殊的治理情境,民族地区应用整体智治也存在理念的传播与接

受、技术的应用与整合、系统的运转与开放、人才的培养与管理等问题,需要通过革新数字化治理思维、构

建整体化治理机制、有效性开发治理资源、搭建协同化治理平台、创新人才培养管理等方式,以提升民族地

区基层治理效能。

[关键词]整体智治;民族地区;基层治理

[中图分类号]G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597(2023)06-0041-14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支持民族地区加快发展”[1]32。民族地区长治久安是国家

稳定和社会发展的基石,维护各民族团结和谐、促进各族人民共同繁荣是中国式现代化建

设的应有之义。基层处于民族地区治理体系的“最后一公里”,既关乎各族群众最直接的

利益关切,也是民族地区长治久安的基石。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族地区基层治理,强

调“要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2],要“把工作重心下沉,紧贴各族居民所思

所想所盼,帮助大家办好事、办实事、解难题”[3],不断“推进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2]。可见,要答好“中国之治”的时代命题,其中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促进民族地

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让民族地区基层治理更好满足治理需求,以民族地区“基

层之治”撑起“中国之治”。

一、研究缘起:民族地区基层治理的理论综述与实践挑战

(一)民族地区基层治理的理论综述

民族地区基层治理事关民族和谐稳定、事关社会公平正义、事关国家繁荣富强,学界

41

对民族地区基层治理给予了较多关注。学者们运用民族学、宗教学、政治学、社会学、传播

学等多元学科理论工具,对民族地区基层治理政策、基层治理模式、基层治理方法等问题

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梳理目前的成果,民族地区基层治理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维度:

一方面,在宏观层面,探讨了民族地区基层治理的价值目标、理论体系、实践逻辑、制度设

计等内容。研究者认为,民族地区基层治理的价值目标,要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战

略导向、战略构想、战略目标保持一致[4],要有针对性构建多民族聚居地区、少数民族杂居

分散地区和游牧民族地区治理体系[5],加快应对“空心化”背景下乡村治理两难处境的逻

辑转换[6],通过制度设计组织反映诉求和沟通民意的典型性社会功能[7]等等。这些宏观

研究以鲜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表现出政治性、权威性等特点。另一方面,

在微观层面,遵循案例研究的逻辑理路,出现了大量以民族地区个案治理为主题的经验研

究,一般选取某个民族村庄、社区或乡镇作为典型,也以某类干部、乡贤、社会组织等群体

为聚焦点,主要通过个案剖析提出具体的对策建议。比如,有学者对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

勐润村[8]、玉溪市红塔区[9]、贵州省台江县[10]进行个案研究,分析不同民族地区的治理实

践与探索。还有学者对佤山地区民族干部[11]、广西百都乡农村新乡贤[12]、黔东 Y 自治县

乡贤参事会[13]等进行分析,研究不同治理主体在民族地区治理中的作用及影响。

应该说,无论是宏观研究还是微观研究,它们对提升民族地区基层治理效能、实现民

族地区基层治理现代化都有着重要的价值。但是宏观研究存在过于宏大、较为抽象的问

题,难以对具体类型化实践给予充分的理论指导。微观研究也具有明显的地域性,提炼的

经验难以得到更大范围的推广,实践探索也很难升华为理论原则。这就需要突破目前的

理论桎梏,寻找民族地区基层治理研究的新方向。“中层理论”介于宏大理论体系与微观

的经验描述之间,既具有高屋建瓴的抽象性,又具有细致入微的可操作性[14]。相对于宏

观研究与微观研究而言,中层理论研究比聚焦案例或个体的微观研究更具广阔视角,也比

治理体系构建的宏观研究更具实践解析力。可以说,“中层理论”可以有效克服宏观研究

与微观研究的弊端,桥接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优势。因此,运用契合而实用的中层理论

研究民族地区基层治理显得十分必要。

(二)民族地区基层治理的实践挑战

进入新时代以来,民族地区将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建设置于促进地方发展和维

护民族团结的大局中统筹推进。各地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健全完善党建

引领机制体制,强化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以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充分发挥各族人民的

积极性、主动性,在实践中探索构建了形态多样、内容丰富又具有民族特色的治理样本,民

族地区基层治理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受诸多因素的制约,民族地区基层治理仍然面临

困境。

1.治理任务艰巨

民族地区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的主战场,相对贫困人

口基数大,经济基础相对薄弱。民族边远地区网络、教育、文化、医疗等资源相对匮乏,就

业难、交通难、上学难等民生问题仍然不容忽视。实现民族地区基层治理现代化,必须克

服经济发展迟缓、基础设施落后等现实发展问题。消弭地域差异、城乡差异,确保每一个

民族在国家治理进程中享受到公平的政策、资源与机会,使各民族人民共享治理成果,是

民族地区新时代新征程上的一项艰巨任务。

42

2.治理环境趋于复杂

受各种内外部因素影响,民族地区基层治理环境呈现复杂性。一方面,外部环境变化

呈现更多不确定性。当前,国际环境发生深刻变革,保护主义、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对世界

和平与稳定构成威胁,逆全球化思潮愈演愈烈,致使国际贸易冲突频发、意识形态斗争加

剧。分裂主义、恐怖主义等民族宗教势力伺机而动,构成治理系统外部压力,对民族地区

尤其是边疆民族地区治理带来严峻考验。另一方面,内部环境变革带来更多冲突压力。

在社会转型、城镇化、科技革命、信息技术等多重因素对撞下,民族地区传统生产生活方式

和价值观遭受冲击。这些观念和关系上的变化造成民族地区基层治理系统内部压力

倍增。

3.治理方式有待完善

民族地区基层治理现代化、科学化和专业化水平,是保障基层运转、维护基层秩序和

促进基层发展的基础。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民族地区传统的治理方式也迎来了新的挑

战。首先,权威治理面临挑战。民族地区传统的居住形式是聚族而居,有遵循熟人社会非

正式制度自治规则进行治理的惯例。在这种模式下,族群内部通常存在寨佬、族长等自治

权威来管理和维护社区的秩序和规范,存在着良好的自治基础。随着现代化的进程和多

元文化的碰撞,部分族群成员意识开始发生转变,年轻一代的族群成员可能更倾向于尊崇

现代化的正式制度和规则,对传统的非正式自治制度产生疏离感,导致族群内部对族长、

寨佬等自治权威的权威性遵从降低进而削弱族长、寨佬等权威人物的地位和影响力。其

次,人力治理面临挑战。基于地处偏远、基础设施薄弱等实际情况,民族地区传统依靠投

入大量人力来治理,但是人工维系带来的执行过程冗长、工作成本过高、反应速度迟缓以

及难以全面监管等问题不容忽视。再次,经验治理面临挑战。譬如对于雨情、旱情、火情

等自然或人为灾害的预判,对于社会思想变迁和社会矛盾新变化的把握,一些民族地区干

部群众还习惯依据经验做出判断,过于倚重既往经验和传统做法,忽视社会发展变化的实

际情况,缺乏科学性和专业性。这些传统的治理形式在新时代面临新挑战,亟需更新。

二、理论耦合:整体智治为民族地区基层治理效能提升提供了新图景

(一)整体智治:作为一种公共治理的中层理论框架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建设网络中国、数字中国。进入新时代,党中央、国务院

就加强数字政府建设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要求各地主动顺应数字化发展趋势,加快

转变政府职能,将技术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2020年3月,浙江省提出打造“整体智治、

唯实惟先”的现代政府,将其作为省域治理现代化先行的重要战略。作为一种新型治理模

式,整体智治已经受到学者和地方政府关注。整体,即“整体政府”,代表了政府机构之间

为保持彼此目标的连续性而应当充分协调合作[15]11-12。英国学者佩里·希克斯在《整体

政府》中首次提出整体政府的概念,指的是在数据化背景下为应对碎片化治理困境而提出

的治理理念,成为国外推行政府改革的重要指导思想。智治,即“智慧治理”,是一种将现

代技术与多元体系相结合的政策思路,用科技打造一个更具回应性、敏锐度的治理体

系[16]。国外对智慧治理研究比较早,早期研究方向主要是聚焦智慧城市建设,2008年12

月,美国IBM 公司提出智慧城市的发展愿景,将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信息通信技术

的应用作为智慧城市建设的基本内容[17]。智慧治理理论是由智慧城市理论发展而来,智

43

慧城市在中国的发展与实践已有十多年之久[18],智慧治理本土化研究取得了大量成果。

学者们就智治赋能生态治理[19]、应急管理[20]、国土空间治理[21]等单一领域进行研究,关

注数字技术如何创新治理方式,将智治当成新的治理工具。伴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

和科学技术发展,学者们意识到过度强调智治的技术优势和工具理性,会导致治理实践走

向数据孤岛和平台陷阱,进入治理单一化、碎片化困境,催生了公共治理理论形态和实践

模式的升级变化,智慧治理逐步向整体智治转变。整体智治的概念和内涵随着数字技术

的发展逐渐得到完善(见表1)。

表1 整体智治相关概念的比较

概念 时间 理念 特征

技术治理 20世纪70年代 让治理更加高效、便捷 技术至上、科学管理

整体性治理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 提升政府整体效能 合作共赢、协调整合

智慧治理 21世纪初期 促进政府决策和公共服务的提升技术支撑、敏捷回应

整体智治 21世纪上半期 一体化、智慧化的现代治理 数据驱动、整体治理

“整体智治”是一个将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相结合的新概念[22],是基于数字技术运用

的一体化、现代化、智慧化的政府治理[23]。“整体智治”不是整体政府与智慧治理的简单

叠加,而是两者的有机融合,通过数字技术嵌入到治理机制与治理流程中,以数据赋能治

理能力提质增效。依靠功能替代机制、资源融合机制以及多元互动机制等,可以重塑整合

原有治理功能[24]。根据中层理论的观点,“中层理论既非日常研究中广泛涉及的微观而

且必要的操作性假设,也不是一个包罗一切、用以解释所有我们可以观察到的社会行为、

社会组织和社会变迁的一致性的自成体系的统一理论,而是介于这两者之间的理论”,“中

层理论原则上应用于对经验研究的指导……介于社会系统的一般理论和对细节的详尽描

述之间”[25]39。整体智治将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融入到公共治理研究,既避免了公共治理

个案实证分析的狭隘主义,又跨越了包罗万象的公共治理宏大叙事的抽象提炼,符合公共

治理的中层理论概念范畴,即“在综合行政现象、行政问题与行政过程等经验性认识的基

础上,关联我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具体情境,并具有明确界定且可操作化的概

念话语体系的理论模式”[26]。

作为一种中层理论形态,整体智治的理论意蕴和实践价值主要包括以下内容(见图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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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整体智治的内容结构

一是整体性治理。整体智治通过整合机制发挥作用,通过专业、层级、主体三方面的

整合,更好地达到整体性互动状态,推动整体性治理的发展[27];对条块分割、各自为政、多

头管理等碎片化问题进行有机协调与整合,朝着集中、合作、整体的方向发展,优化资源配

44

置,为群众提供无缝衔接的整体型服务。

二是智能化治理。利用数字技术实时、可视化地观测公众个性化需求、社会利益诉求

变化趋势和社会治理规律,实现民情民意精准瞄准、决策与执行适应性调整[28];收集、分

析和利用大数据,帮助部门更加准确地了解问题和需求,进行智能监测、预警和分析决策,

实现对风险早发现、早预防和早处理,提升社会治安管理和公共安全保障水平。

三是参与式治理。通过数字技术平台,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不再是单向的、固定

的、被动的、静态的和信息不对称的关系,而是双向的、互动的关系[29]。群众、社区和利益

相关方作为治理主体参与到公共事务,通过建言献策和共同合作来处理政治、社会、经济

和环境各方面的问题,发掘和利用各方面的资源和优势来促进问题解决和共同发展。

(二)民族地区基层治理实施整体智治的可行性

纵观目前的研究,学者主要探讨整体智治如何作用于公共治理领域碎片化问题,以数

字技术推动整体治理,其观点集中在以下几方面:其一,数字乡村背景下公共治理与公共

服务提升研究。乡村智治是健全党组织领导的乡村治理体系的重要支撑[31],需要多方面

推动整体智治在乡村落地。一方面,要以一种系统性和全面性的思维部署工作,打破部门

藩篱和职能屏障[31];另一方面,乡村整体智治建设不能陷入“仅仅依靠输血”的窠臼,要更

加注重内生动力的推动[32],也就是要解决村民的参与积极性和有效性问题。其二,智慧

社区、城市基层数字治理方面的研究。利用数据建构“整体智治”模式和信息平台推进“网

络融合”路径的双重驱动,可实现数据驱动、双向赋权、信息共享和制度规范的效果,并强

化智慧社区应急治理的整体效率[33]。整体智治打破了传统信息传导的壁垒,实现了治理

主体之间的资源整合和重组,为“三治融合”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撑[27]。既有成果对完善和

发展整体智治理论体系开展了富有开创性的研究,也对实践应用整体智治以提升基层治

理效能开展了深入探讨。但是,目前的研究重点大多局限于发达地区,由此提出的对策建

议对欠发达地区尤其是民族地区缺乏足够的适用性。作为一种信息网络时代技术赋能的

治理新方式,整体智治相对民族地区基层治理而言,是极具挑战性的课题,但也是一个值

得研究的重要主题。我们认为,民族地区基层治理推行整体智治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

1.基层群众的需求是民族地区推行整体智治的动力来源

民族地区区位条件、资源禀赋和发展水平较东部发达地区存在落差,基层治理网络

化、智慧化步伐进展缓慢。民族地区基层群众对治理效能的满意度与整体智治水平相关,

有学者对西宁、银川、乌鲁木齐三市智慧城市建设中的群众需求进行调查,结论是群众对

公共服务智慧化呈现出明显的需求量,认为公共信息平台的建设是智慧化基础设施建设

中非常重要的因素[34]186-195。对于基层群众而言,对整体智治建设是充满热情的,希望能

够参与到当地的建设与发展,享受到更加精准有效、方便快捷的治理服务,整体智治效能

直接关乎民族地区基层群众满意度。民族地区群众对公共服务的需求是施行整体智治的

动力来源。

2.良好的政策机遇是民族地区推行整体智治的有利环境

民族地区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重要的经济发展区域,西部大开发、“一带一路”建设、

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与智慧社区、数字乡村等都是民族地区

基层整体智治的重大历史发展机遇。《“十四五”国家信息化规划》明确提出开展基层智慧

治理能力提升行动,到2025年,基层智慧治理体系基本建成,有力支撑基层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这些重大战略与政策规划为民族地区基层整体智治创造了资金、技术和

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