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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尚存在“两大弱点”，第一是军阀制度的残余，第二是游击主义”。

认为红三军“游击主义”表现在“不转变到大规模作战的各种准备，如

城市战、保垒战、大规模的平地战、射击飞机等”。因此，当前要集

中火力反对“游击主义倾向”，“加强红军军事上的训练。特别是新的

战术的采用，新式武器使用，准备攻打大城市”等等。

在红军攻击方向问题上，中央分局负责人要红三军由襄北地区迅

即转移到以云梦、孝感、应城、应山、安陆为中心的京汉铁路一带作

战，以与鄂豫皖苏区联成一片。还要求白区的党在“红五月”中，领导

沙市、武汉工人及应城盐矿工人“举行上工下工的飞行集会”、罢工示

威、总罢工，并“使这些斗争都能够走入更高阶段，与红军苏维埃汇

合起来，成为实现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主要力量”。认为与鄂豫皖

苏区联成一片以后，再与长江以南的湘鄂赣苏区打成一片，就可以包

围武汉，配合中央苏区的红军夺取赣州、吉安、南昌，实现鄂、湘、

赣三省的首先胜利了。因此，他们全然不顾洪湖苏区的困难条件，亦

不吸取瓦庙集战斗的深刻教训，盲目地要求鄂豫皖中央分局把根据地

发展的基本方向，选在安陆、孝感、云梦一带，并要求红四方面军与

红三军协同作战。1932 年 4 月 28 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在给鄂豫皖中

央分局的信中写道：在瓦庙集的战斗中，我们“深深觉得鄂豫皖红军

和游击队没有能够取得互相牵制互相策应的作用。假使此时你们只要

有一个独立团在京汉铁路西、德安、孝感一带进扰四十四师之后方，

则必致牵动敌之全部战线”。“所以我们近来更感觉得我们两个苏区打

成一片，是十万分二十万分的必要了。现在已经不是取得联系的问题，

而是在大江以北造成整片苏区的问题。”

在中央分局这种“左”倾错误方针的指导下，红三军又招致了新的

损失。5 月 23 日，敌集中 20 个团的兵力“清剿”汉川县汈汊湖地区。

红三军主力向敌一三二旅及补充二团进攻，在天门的张家场与敌激战

8 天 8 夜，敌伤亡 800 多人，红军损失则大大超过敌人。这是继瓦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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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之后又一次得不偿失的消耗战。

与此同时，段德昌坚持灵活机动的战术原则，取得了新沟咀战斗

的胜利。6 月上旬，入侵洪湖苏区的川军四师范绍增部 3 个团，占领

了老新口、龙湾司、张金河一带，矛头正指向监利。红三军警卫团于

监利北部新沟布防迎敌；段德昌率九师增援新沟。13 日，范绍增部

直逼新沟。段部佯作抵抗后，边打边撤。敌先头部队不知是计，拚命

追赶，并以多路纵队沿东荆河堤冲到红军设置的障碍物前。此时，红

九师和警卫团两路出击，将敌军压到阵地外围。当敌人组织火力反冲

击时，迂回敌后的红军骑兵分队突起冲击，敌腹背受敌，全线溃逃。

红军乘胜追击，直逼老新口，全歼敌军，俘 3000 多人，缴枪 2000 余

支。敌师长范绍增受伤落马，狼狈逃去。次日，襄北鄂军 6 个团从天

门岳口出动，入侵渔薪河黑流渡。皂市之敌也企图乘红军主力在襄南

之际，重新控制襄河北岸要点，攻襄北部队以策应川军。这两路敌军

刚刚出动，便得到范绍增部失败的消息。于是，已动者急忙撤回，未

动者不敢再进。红军在新沟战斗的胜利，不仅保住了监利、江陵、潜

江地区，而且使荆门、当阳一带乘势扩展了新区。事实证明，段德昌

领导红三军采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是打败敌人，保卫苏区的正确

方针。但是，“左”倾错误方针的推行者无视这种情势，依然强调贯彻

执行湘鄂西党的“四代会”的决议，要全力攻打应城、皂市，进逼武汉，

饮马长江。

6 月底，敌人将其向鄂豫皖苏区进攻的军队划为右路军，向洪湖

苏区进攻的军队划为左路军；以国民党湖北省主席何成浚为左路军司

令官，徐源泉为副司令官兼总指挥。划归左路军指挥的有洪湖地区的

全部鄂军，敌“长江上游剿匪代总指挥”王陵基所指挥的川军和新增加

的十三师万耀煌部，共 10 万余人。

自 1932 年 7 月 14 日起，敌左路军一、二、三纵队自天门、皂市、

井家墩三路入侵，由东北向西南齐头并进，以“步步为营、稳打稳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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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战术，企图首先占领襄北苏区。

在敌重兵压迫下，红三军分兵阻击，与敌英勇搏斗。苏区赤卫队

和少先队，也发挥了侦察、牵制、扰乱和迷惑敌人的作用。加上广大

群众的坚壁清野，给敌军造成很大困难。万耀煌在给何成浚的报告中

说：“军队经过时，几至人烟绝迹；间留少数妇弱，凡有询问，皆无

所知。军队过去，赤卫复出面滋。良民（指外逃地主豪绅等人——编

者）纵欲组织反共团体，又恐军队他调，无所保障，亦多畏缩不前”。

敌人深知苏区士气旺盛，便大力推行所谓“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反

动计划，以割裂苏区军民的鱼水关系；同时利用苏区正在执行的错误

“肃反”，造成“人人自危”的局面和“左”倾军事决策人寻求“打阵地战”

的错误，调整了军事部署，除以一部继续进攻襄南，于 24 日占领潜

江外，主力仍继续在襄北寻找红军决战。

7 月底，尚在襄北的红三军部队，鉴于敌人兵力强大，很难寻得

在野战中歼灭敌人的机遇，便决定转移襄南，首先打击川军。该部由

马良河附近渡过襄河，打退了敌第十三师等部的阻击后，进至荆门东

南地带。31 日，在曾家集、沈家集一带与川军郭勋部激战 3 天。后

因敌援军赶到，红军未能达到歼敌有生力量的目的，遂向西撤退至熊

口，莲花寺一线，与在该地区的红三军委警卫师（由军委警卫团和鄂

西北独立团编成）会合。敌军跟踪追来，占领了浩子口、周家集一带。

接着，敌重兵从北面和西面进逼洪湖，寻求与红军主力决战。这时，

襄北的钟祥、京山、天门、皂市和沙洋之间的苏区，自红三军南移后，

基本上落入敌手。

红三军没有打破敌人对襄北的围攻，在辗转作战中伤亡很大，人

员和弹药的补充都赶不上战斗的消耗，加之在“肃反”中又杀害了许多

有经验的军事领导干部，洪湖苏区又严重缺粮，这就给红三军在洪湖

地区坚持反“围剿”斗争造成了非常困难的局面。尽管如此，局势还没

有达到不可挽救的地步；只要坚决抛弃“左”倾军事路线，停止错误“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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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困难局势就有逐步克服的可能。可是中央分局由军事冒险主义

转变为军事保守主义。在优势敌人的疯狂进攻面前，命令红三军“加

强修建工事，加强守备工作”，提出”不使苏区一寸土地被敌人蹂躏”

的口号，并打击那些怀疑这种错误作法的高级指挥员。要求地方党组

织，带领地方武装，在强敌进攻时坚守市镇；对不执行这种错误指示

的党委予以处罚。这就给反“围剿”埋下了失败的种子。

敌人占领襄北、荆南和潜江后，直逼洪湖中心区。8 月 10 日，

徐源泉将入侵洪湖苏区的军队编为第三、第四两个纵队，包括鄂军第

三十四、四十一、四十四师，独立三十七、三十八旅，第十军特务团

及新三旅主力等，统由王陵基指挥。此外，所有驻襄南的敌军及在华

容一带的湘军第十九师，一律担任堵截任务。江面上则有敌舰巡逻，

以阻红军南渡。

8 月 11 日，敌分头推进，全力围攻洪湖中心区。这时，中央分

局为了取得粮食和物资，以便在洪湖苏区与敌作战，便命令九师在熊

口、莲花寺一线御敌，七、八两师向沙市、江陵和草市进攻。红军穿

过郝穴与资福寺间地带，于 8 月 13 日清晨猛扑沙市。王陵基一面令

荆沙地区的两个团固守，一面急令驻岑河口、资福寺、鸦角庙等地的

3 个团火速增援。八师攻入草市，毙伤敌 500 余人，获枪 200 余支。

随即向荆州逼进，以阻止敌向沙市增援，并相机夺取荆州。但因敌据

城固守，红军遭敌猛烈火力杀伤，被迫与敌隔护城河对峙。七师攻入

沙市街头后，遭敌猛烈阻击，不能进展。下午，敌援兵赶到，在军舰

和飞机掩护下猛攻七师阵地；沙市守敌和草市残敌亦同时出击。红军

背腹受敌，再战不利，当夜撤至龙湾、熊口一带。本来，对敌人重兵

把守的城市发动进攻并无把握，进攻中虽然也消灭了一些敌人，但红

三军却遭到巨大的损失，“借粮”的目的也没有达到。这时，贺龙、段

德昌等军事领导干部提出集中主力转移到外线作战，在运动中消灭敌

人的正确意见。但是，夏曦反对这一建议，并决定兵分两路，采取“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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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拳头打人”的方法，一方面调七师和警卫师一个团固守洪湖苏区，

以阵地战阻击敌人，一方面命令八、九两师和警卫师另一个团，由贺

龙、关向应率领到襄北牵制敌人。

红七师和警卫团在夏曦的率领下，由于分兵堵口，阵地防御，在

敌人重兵压迫下，节节败退。8 月 31 日清晨，敌三、四两纵队分途

进逼新沟，七师固守作战不利，丢失周老嘴。9 月 2 日，敌第三纵队

两个旅又占刘家场、三官殿等地，逼近中央分局及省委、省苏所在地

瞿家湾。夏曦单纯防御、固守作战的原则迭遭挫败，却毫无醒悟，依

然分兵把口，与敌拼消耗。9 月 3 日，敌三、四纵队分进合击，瞿家

湾等地相继失守。敌人进入洪湖沿岸地区，进行灭绝人性的烧杀破坏。

红军和苏区损失惨重。洪湖后方医院的伤病员近 3000 人落人敌手。

各医院、兵工厂、被服厂等一切后勤机关，全被焚毁。

在强敌四面包围的情势下，中央分局才深感在此狭小地区，断难

立足，便贸然决定：第一，令八、九两师开回洪湖苏区内部和在襄河

边牵制敌人；第二，于最短时间内发动游击战争；第三，由夏曦自率

七师突围到另一县扰乱敌人，留警卫团。(由监利、沔阳两县警卫营

扩编)、各区游击队和省委机关人员坚持在洪湖地区战斗。并将上述

决定报告苏区中央局。苏区中央局和中央军委领导人来电指出：“红

三军应立即集结全军力量，机动地选择敌弱点，先打击并消灭它的这

一方面，以地方武装及群众游击动作牵制其它方面，然后才能各个击

破敌人”。在中心区只有四、五十里的情况下，红三军的部队“应迅速

利用黑夜、小道避免战串，偷出敌人重围圈外，集结一起，选择适当

地方，准备打击敌人”；“中心区内外应广泛发展游击运动战，困扰敌

人”；而不应照分局作出的“八、九师回来，七师另到一县”的计划办；

须知，“分散与持久硬打是予敌各个击破我们的最好机会”（转引自王

淼生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与丧失原因初探》，载《党史研究》

1983 年第 4 期）。这些指导思想和作战方针无疑是正确的。但中央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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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领导人没有执行，而且也没有向红三军领导人贺龙等传达中央的这

个指示，却命令湘鄂西省委书记杨光华率七师主力先行撤走，自己则

在周老嘴处决“改组派罪犯”，诬蔑陷害了大批的党政军领导干部。

9 月 7 日，敌军占领朱河。在这一带的战斗中，红七师损失惨重。

政委鲁易和 3 个团长、一个团政委相继牺牲。夏曦率余部转入江陵境

内。这时枪不满千，无力攻击前进，遂驻守江陵沙岗。原计划要到敌

人后方去牵制敌人的八、九两师和另一个警卫团，因川军郭勋部八个

团和鄂军十三、四十四师的追堵，未能渡襄河北上，便活动于荆、当

地区，到 9 月份才转到钟祥、京山以北的大洪山一带，但已经起不到

牵制敌人的作用了。这样，中央分局领导人的“两个拳头打人”的筹划，

结果是一个拳头精疲力尽，另一个拳头难有作为。敌人一面在襄北进

攻红军主力，一面“清剿”洪湖，将隐藏在洪湖的数千支枪和多门迫击

炮运走。这批武器原为红三军从前线缴获送到后方来的，由于中央分

局主要负责人不相信干部和群众，没有及时分发。结果，这批由红军

用鲜血换来的大批武器，未起丝毫作用便拱手送给了敌人。

红七师在沙岗地区集中后，来不及休整，敌即跟踪扑来。夏曦知

沙岗不能驻守，遂令七师北上与八、九师会合。这时，苏区尚有监利、

沔阳、潜江、荆门等县的独立团。由湘鄂边苏区撤退出来的湘鄂边独

立团，也于 9 月中旬到沙岗。夏曦将这些部队合编为独立师，由原湘

鄂边独立团团长王炳南任师长，卢冬生任政委。10 月上旬，夏曦率

独立师向苏区西北方向突围。

突围中，夏曦、王炳南率领的一部，与卢冬生率领的另一部分队

伍，因在余埠、白露湖一带遭敌重兵追击，双方失去联系，以后，夏

曦、王炳南部在大洪山与红三军会合，卢部则转移到远安一带活动。

至 10 月中旬，其余部队也相继突围转移。湘鄂西省委和省苏维埃政

府的少数负责人各寻空隙突围。省苏维埃主席崔琪率地方武装 500 余

人突围过长江，进洞庭特区；省委书记杨光华突围赴上海。至此，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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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西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实际上已不复存在，洪湖苏区也就丧失了。

洪湖苏区反“围剿”斗争的失败，固然有其客观的原因，但更多的

却是主观因素。这主要是：第一，在敌人发动第四次反革命“围剿”

的紧急时刻，以夏曦为首的湘鄂西中央分局，却在革命内部发动大规

模的所谓反“改组派”斗争，并把这场斗争作为湘鄂西党最首要的任

务。结果，一大批党、政、军的领导干部和革命骨干，遭到了错误的

处理和诬害，党政机关陷于瘫痪，红军失去了大批优秀的指挥员，整

个革命队伍中充满了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这些都严重地削弱了自己

的力量，挫伤了革命的元气。第二，在作战指导上，中央分局错误地

估计了形势，实行军事上的冒险主义，与优势的敌人拼耗，后来，又

实行分兵把口、消极防御的作战方针；最后，红三军被迫退出根据地，

实行战略转移。

四、湘鄂边和鄂北根据地的丧失

在鄂西北、巴兴归和洪湖革命根据地丧失前后，湘鄂西苏区范围

内其他地区的革命斗争，也相继失败了。

1932 年 6 月，长江上游“剿共”代总指挥王陵基，一面配合徐源泉

“围剿”洪湖苏区；一面派川军二十一军七旅赵鹤峰部 2000 余人，纠

合宣恩、建始、恩施、鹤峰等县团防，自恩施红土溪分两路侵犯湘鄂

边苏区，进占麻水、中营和鹤峰县城。

在强敌进攻面前，湘鄂边特委执行中央分局“不使一寸土地为敌

蹂躏”和“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指示，指挥独立团第三营和游击大队进

攻北佳水池子，接着又集中全团 3 个营强攻天星寨，两次战斗均遭失

败。

敌占鹤峰城后，叉向燕子坪进犯。特委和独立团被迫转移到桑鹤

边界的四门岩地区。正当敌人疯狂“围剿”的严重时刻，桑鹤游击梯队

负责人贺沛卿、王湘泉及贺炳南于 6 月 25 日制造了“乌门崖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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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害了湘鄂边特委委员、桑植县委书记杨英等 10 多名干部，收缴了

桑植县苏维埃政府警卫队的武装，给湘鄂边苏区的反“围剿”斗争造成

了更加不利的局面。

“乌门崖事件”是“左”倾错误路线酿成的恶果。1932 年 2 月桑植县

委扩大会议期间，贺沛卿因对“左”倾政策持不同看法而与杨英有隙。

杨英欲撤去贺沛卿的军事领导职务，因遭到大多数人反对而未果。后

来，杨、贺之间多次发生争吵，在几次战斗中互不支持，互相戒备。

杨英要求湘鄂边特委进行处理。特委书记周小康来桑植视察后，亦曾

表示要“解决这个支队”，但由于诸多原因，而未实行。贺沛卿等人对

特委深怀疑惧。6 月 20 日，特委调贺沛卿去长阳时，贺认为是个圈

套，便与贺炳南等策划，终于发生了“乌门崖事件”（事变后，贺沛卿、

王湘泉率部据守云头山，与国民党军队作战。11 月，云头山被攻破，

贺炳南被俘后自杀，贺沛卿、王湘泉突围，收集部队继续坚持革命斗

争。1933 年 1 月，红三军返回鹤峰时，贺龙派人把他们找了回来.但

不久即被中央分局当作“改组派”杀害。对“乌门崖事件”的性质，一说

是叛乱事件，另一说是“左”倾路线逼出来的。贺龙在《回忆红二方面

军》一文中说：“他们不是真正的反共，是被错误政策逼出来的，不

然他们为什么还同敌人打仗？还能把他们叫回来？”见《近代史研究》

1981 年第 1 期）。

由于独立团在军事上的失利，和“乌门崖事件”，湘鄂边特委和联

县政府在桑鹤边界难以立足，被迫于 7 月初退出桑鹤苏区。8 月，独

立团掩护特委及联县政府机关转移到五峰、长阳一带。在此，独立团

与敌罗效之部、赵鹤部多次作战不利。特委又决定打回鹤峰苏区。9

月 3 日进至黄柏山，遭敌阻击，只得改道五峰。其间，奔袭了五峰百

年关，奇取长阳水田子，虽小有胜利，但未能予敌人以致命打击，没

能改变被动局面。同时，已失陷的老苏区，遭敌人烧杀抢掠，粮食奇

缺；加之以前在“左”倾方针的指导下，打击了中间力量，脱离了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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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不利于继续在此坚持斗争。而且，敌军正向独立团发动新的进

攻，事态极为严重。因此，特委决定撤离湘鄂边苏区，向洪湖转移。

9 月中旬，特委、独立团及地方机关，由石门经松滋转移到洪湖苏区，

在江陵沙岗与夏曦率领的中央分局机关和一部分洪湖地方武装会合。

独立团转移后，留在湘鄂边的少数地方干部，只能坚持一些零星

的游击战。不久，在敌人的残酷“清剿”下先后失败。最后只剩下贺英

的一支 20 余人的武装，出没在桑、鹤边界的太平、四门岩等地，湘

鄂边苏区已基本丧失。

与湘鄂边苏区反“围剿”失败的同时，鄂北苏区的斗争也遭到极大

的挫折。原来，1932 年 3 月底，湘鄂西中央分局派巡视员尉士筠到

鄂北苏区，带来了分局关于鄂北苏区及红九军二十六师工作问题的决

议。4 月 8 日，根据分局的“左”倾指示，鄂豫边临时省委召开了第二

次执委扩大会议，改组了省委，重弹“右”倾机会主义是党的主要危险”

的论调，进一步贯彻了王明“左”倾冒险的方针政策。会后，便在“反

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旗号下，排斥打击党政军各级主要干部。面对敌

人的重兵“围剿”，分局代表尉士筠错误地要求红军以死守鄂豫边省赤

区为中心任务，以“坚决反对逃跑主义和保守主义”为口号，反对游击

战争；发布了“不出苏区一步”的命令，实行“不准向外游击一步，专

在苏区内与敌人死拼”的保卫战（《鄂豫边省一年来工作的总结中经验

与教训》，1932 年 6 月）。是时，余益庵、张慕骞等人主张朝毗连苏

区的大洪山地区发展，这样，向南可与钟北新苏区连成一片，向北可

以作为坚持老苏区斗争的依托。这一主张，被尉士筠等人视为“右倾

逃跑主义”，撤了余、张两人的军事领导职务。同时，把红二十六师

改编为第一路游击军，另将其他五支游击队合编为第三路游击军。实

际上并没有认真提高部队的战斗力。

5 月上旬，敌五十一师和独立三十四旅侵犯苏区，企图全歼第一、

第三两路游击军。对此，尉士筠一方面命令红军分兵把口、消极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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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又提出“以各种事实揭穿改组派的罪恶，激起群众加紧肃反

的积极性”，进行错误的反“改组派”斗争，捕杀了根据地一些党政军

干部，致使革命力量受到损失，思想上造成了新的混乱。面对兵力众

多，装备精良的敌军，与之徒拼消耗，显系失策。执行“专在苏区内

与敌人死拼”的作战方针，致使“前后五十余天，大小三十多次战斗，

每次都在敌人包围之下失败”（《鄂豫边省一年来工作的总结中经验与

教训》，1932 年 6 月）。后来虽经中央指出：“保卫苏区，不是不准向

外游击”，但为时已晚。到 6 月上旬，第一、第三两路游击军由 4 月

初的 1300 余人，减少到 170 余人枪，被迫退到马武山一带游击。6

月 15 日，游击军拟往钟北恢复苏区，行至枣南云水，被敌一五一旅

包围，政委吴寿青、政治部主任马光等壮烈牺牲。程祖武率余部 100

余人突围转移到大洪山一带游击。

由于军事上的失败，各级苏维埃政权相继塌台，鄂豫边临时省委

也丧失信心，一部分到白区南阳，转入地下；剩下的部分武装坚持游

击活动。10 月，这部分武装与自洪湖突围来的红三军会合，编入红

三军建制。后来，红三军向豫南转移时，留下一部分武装与程祖武所

率原二十六师余部合编为襄北独立团，在钟祥、随县山区坚持斗争。

第三节 红三军向湘鄂边转移

一、红三军向湘鄂边转移

1932 年 10 月，贺龙、关向应等率领的红三军主力与夏曦率领从

洪湖突围出来的一部分部队在随县大小洪山一带会合。由于夏曦对粉

碎敌人“围剿”失去了信心，就带着红三军在大洪山一带无目的的游

击。不久，发现红四方面军的布告，知道红四方面军已经离开鄂豫皖

苏区到了大洪山地区，才开始调整自己的行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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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研究红三军今后的行动方针，湘鄂西中央分局于 1932 年 10

月下旬在枣阳王店召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夏曦、关向应、贺龙、

宗盘铭 4 人。会上，有人主张找红四方面军会师，但多数人主张恢复

洪湖苏区，同时改编王炳南的独立团，组织湘鄂边党委，回湘鄂边坚

持斗争。经过争论，决定红三军全部由豫南西进，经陕南，避开敌军

主力回湘鄂边，即“采取了恢复湘鄂边区，准备恢复洪湖苏区的路线”。

理由是，红四方面军能离开鄂豫皖苏区，红三军也就可以离开洪湖苏

区回湘鄂边。并且认为，回湘鄂边还不是离开苏区，因为在那里可以

积聚力量，再收复洪湖。然而，王店会议后，中央分局和红三军在大

洪山及豫南地区的游击中，实际上一直想向红四方面军靠拢，因而完

全放弃了自己行动的主动性。对此，后来中央批评中央分局是“只知

依靠红四军，没有独立的行动，不在准备与发动自己一切力量冲破敌

人的‘围剿’的基础上去与红四军取得联络和一致行动，而是事事依红

四军为转移，无目的无计划的退出洪湖，跟着红四军乱跑”（《中央给

湘鄂西中央分局信》，1933 年 7 月 23 日）。

11 月初，红三军自随县以北翻越桐柏山进入豫西南。这一地区

反动势力相当强大，民团、土匪等反动武装遍布各地，他们在大部分

村庄筑有土寨和工事，胁逼群众住进寨内参与拦截、阻击，给红军的

行动设置了重重障碍。在敌正规军和地方武装不断袭扰、追击、堵截

下，红三军且战且走，交替掩护，部队伤亡很大。行军途中，没有粮

食，只好以柿子、核桃、高梁杆子和树皮草根充饥。隆冬季节，指战

员还穿着褴褛的单衣，饥寒交迫，缺衣少药，伤病员急剧增加，人员

锐减。

11 月 9 日，红三军在豫南地区遭敌十五路军马鸿逵部一 0 三旅

以及河南泌阳、方城，南阳等县反动武装的连续袭击。在苗店战斗中，

八师师长覃甦壮烈牺牲。由于连续战斗，红三军损失惨重，伤亡、掉

队极多。红三军不得不由南阳以北的石桥镇渡白河，再经南河店进入

346

伏牛山。

此时，红三军既无电台，又无作战地图，仅凭着一张从教科书上

撕下来的小地图在伏牛山中游击，每日行程不下百里，仍然不能摆脱

敌人。11 月下旬，部队临近西峡口时，才打退了马鸿逵部马英才旅

的追击，又在陕西武关与敌六十四师刘镇华部一个团遭遇。为解除红

三军的困境，军部决定打武关。经两个小时激战，攻占了武关，击溃

刘镇华部一个团，歼其一个营，自此，敌军的围截才稍稍缓解。

在武关战斗中，红军从俘虏口中得知红四方面军正向陕西前进，

逼使敌军大部集中于关中平原，而竹林关、漫川关一带布防较弱。于

是，红三军自武关折转向南，以图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与中央恢复联

系。但因红四方面军已西进，红三军又为敌阻隔，中央分局才不得不

取消会合计划，改由旬阳、安康之间渡过汉水，经神河街、牛头店翻

越大巴山进入四川境内，再沿鄂川边境南下，在大昌镇歼灭川军一个

营和保安团一部。12 月 21 日，越过巫山，在官渡口南渡长江，攻克

巴东县城。在巴东县城停留一天后，经野三关进入巴东、建始、鹤峰

边界地区。至此，红三军历时两个半月，计程 7000 里，完成了鄂北

向湘鄂边转移的艰巨任务。

在红三军远征的同时，与红三军主力失去联系的湘鄂西独立师 3

个营，1000 余人，在卢冬生带领下，于 10 月在远安东南与荆当远独

立团会合。独立师与远安、南漳地方党组织结合，建立了南安县根据

地。11 月中旬，独立师转到当阳县境，计划由荆门大瓦山返回洪湖。

20 日，独立师在谭林铺、沈家集一带与敌四十八师一四四旅战斗失

利，退至兴山、远安和宜昌交界地区。12 月，在水田湾打退敌第九

师二十五旅和保安团的围攻。1933 年 1 月 21 日，攻克兴山县城，并

得知红三军已到达湘鄂边的消息，遂决定寻找红军主力。27 日在秭

归县黑岩子南渡长江，入长阳游击，经五峰牛庄、傅家堰、湾潭，抵

鹤峰走马坪与红三军主力会师。

347

二、第二次反“改组派”的斗争

红三军在转移湘鄂边途中，广大指战员对中央分局执行王明

“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方针十分不满，特别由于进行第一次大规模的

内部“肃反”，严重削弱了红军的力量，导致洪湖苏区的失败，情绪有

些消沉，且常溢于言表。同时，由于当时红军处境艰险，部队经常遭

敌袭击，每天行军打仗，指挥系统和机能又很不健全，部队战斗力每

况愈下，编制一缩再缩。在行军中，不时发生丢弃枪支和其他军用物

品，甚至有少数人拖枪投敌或离队逃跑的现象。然而，中央分局的负

责人没有根据实际情况加强对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更没有使自己从

以往的失败和挫折中冷静下来，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总结失败的

教训。相反，继续坚持极“左”的方针，认为洪湖苏区的失败的主要原

因是“改组派”及其他反革命派别的破坏。认为，第一次肃反虽然粉碎

了所谓“改组派”的组织体系，但是从军校毕业学生中补充的一些军事

政治负责人，是“改组派”分子，他们又把“改组派”组织领导恢复起来

了。”认为“破坏阶级路线，以及涣散军事组织，是改组派当时的主要

阴谋”（《湘鄂西中央分局报告》，1934 年 9 月 15 日）。由此提出，挽

救失败局面的唯一正确的方法，是继续“肃反”，彻底肃清红三军中“改

组派”的“残余”。这样，第二次“肃反”就迫不及待地开始了。

还在 1932 年 8 月下旬，首先在京山县六房咀逮捕了红三军七师

师长王一鸣，接着又在陕南逮捕了湘鄂西军委分会参谋长唐赤英。中

央分局加给王一鸣的罪名是“企图把七师拖走”，只是由于与八、九两

师和军部会师才没有实现，还说王一鸣原来就跟胡慎己同为红军中

“第三党的首领”，以后加入改组派，用“新共产党的名义”活动，和唐

赤英准备在襄北叛变，是第一次肃反中漏网的“改组派”头头。于是将

他们处决。

第二次“肃反”从六房咀开始，一直继续到长途行军终结才结束。

348

湘鄂西中央分局把洪湖苏区丧失之后部队失败情绪的产生和个别人

破坏红军纪律的行为，一概归因于“改组派”，把战斗中的失利和损失

也说成是“改组派”的“阴谋”，按照这些“线索”逮捕一大批团长、营长

以及所谓“一次肃反中所残余的政治机关人员”，甚至包括很多连级的

干部。这次“肃反”先后逮捕了 241 人（《湘鄂西中央分局报告》，1934

年 9 月 15 日）。

在第二次“肃反”中，“白天捉人，夜间杀人。捉人杀人都没有材

料根据，都是指名问供”（贺龙；《回亿红二方面军》，见《近代史研

究》．1981年第1 期）。甚至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刻还搞所谓“火线肃反”，

肆意逮捕红军指挥员。七师十九团团长余明武，作战勇敢，刚进入河

南，就被诬为“改组派”杀了。七师二十一团参谋长向伯胜等人在战斗

中负伤，也遭逮捕杀害。甚至连战斗中牺牲了的红八师师长覃甦，也

被诬为“暗降川军”的“改组派头子”。第二次的反“改组派”斗争，同样

搞得人心惶惶，指战员不敢在一起谈话、活动，深怕被扣上“改组派”

帽子而遭迫害。因此，红三军转移到湘鄂边时，部队由一万四、五千

人锐减到 9000 多人，而且思想混乱，战斗力削弱。这除了敌人围追

堵截及部队物资供应困难的原因外，重要原因就是反“改组派”斗争的

严重影响。

三、襄北独立团的英勇斗争

1932 年 8 月中旬，洪湖苏区形势十分险恶，湘鄂西中央分局决

定成立襄北独立团，调原红三军骑兵大队长贺炳炎任团长，分局委员、

原少共省委书记宋盘铭任政委。襄北独立团的任务，是将襄北各县转

移到洪湖的游击队带回襄北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等敌人“围剿”结束，

再相机返回洪湖。同时，将洪湖地区的三、四千名干部和群众带到襄

北地区安置下来。在贺炳炎、宋盘铭带领下，部队从新沟咀出发，经

两天一夜急行军至马良渡口，渡过了汉水。并袭击敌人一艘军需船，

349

缴获了一批医药、物资和钞票，解决群众生活上的一些困难。接着，

队伍日夜兼程，向襄北的大洪山地区进发，经艰苦行军，终于在 9 月

间到达大洪山区。在这里，他们立即安置群众，并将转移来的天汉游

击队、鄂北游击队、天潜游击队、钟祥游击队、京山游击队以及与红

三军失散的部分武装，编人襄北独立团，辖三个营，一个警卫连，一

个骑兵连，一个手枪连，计 1200 多人枪。

大洪山区群山连绵，林木参天，进可恢复襄北根据地，相机返回

洪湖，退可凭借大洪山与敌周旋，是开展游击战争的好地方。襄北独

立团以它为依托，一面四出活动筹粮、筹款；一面主动袭击附近敌人

据点，配合洪湖苏区军民的反“围剿”斗争。

9 月下旬，敌八十五师辎重营，企图进入钟祥客店坡地区。襄北

独立团埋伏在孙罗家桥两侧的山上，当敌全部进入我伏击圈后，我军

向敌人猛扑，全歼敌军，缴获大批子弹、粮食、衣服、西药、骡马，

大大改善了独立团的装备，鼓舞了指战员的战斗热情。

10 月间，襄北独立团趁大部敌人在随县跟踪红三军主力之机，

返回洪湖。这时，已经丧失的洪湖地区，在敌人的“清剿”下，粮食被

抢得一干二净，无数村庄被烧成废墟，反动派进行疯狂报复，许多共

产党员和群众被杀害。襄北独立团在新沟咀、浩子口、沙岗一带来往

转战，一日数仗，终因形势甘益恶化，于一周后退出洪湖。部队在岳

口附近过汉水，再度北上，回到耿家寨、张家集一带坚持襄北的游击

战争。是年冬，宋盘铭、贺炳炎等奉命率领独立团第一、第二两个营

到鄂豫边与主力会合，留下第三营坚持斗争。年底，何玉清、刘子英

将第三营和红九军二十六师的部分武装以及留下的八师二十二团的

一个连集中，重组襄北独立团。但不久即遭敌四十四师和独立三十六、

三十七旅一部，以及随、枣、京、钟等县保安队的“围剿”，团长何玉

清叛变投敌，政委刘子英被叛徒杀害。独立团在突出重围后，尚有

500 多人枪，在代理团长陈达仁等人的带领下，继续坚持武装斗争。

350

1933 年 1 月，敌四十四师、独立第三十六、三十七旅等部纠集

京山、随县、枣阳、宜城、钟祥五县保安联防纵队 3000 多人“围剿”

独立团。但襄北独立团机动灵活地打游击，在客店坡拔掉附近的几个

民团据点，歼灭驻三阳店的京山保安队一个中队，又袭击敌四十四师

一个连，打破了敌人的“围剿”。

2 月，襄北独立团的领导人，不顾部队尚无攻坚能力的实际情况，

率领部队强攻随县三里岗附近的河口寨。守敌独立三十八旅一个连，

凭坚固守。红军多次强攻不克，部队牺牲 200 多人，伤 100 多人，团

长陈达仁牺牲。部队被迫撤出战斗后，仅剩下一百六、七十人枪，由

一营营长陈天任代理团长。后来决定放弃襄北，再度返回洪湖苏区。

此后，部队转战京山、天门、应城、当阳、荆门等县，于 1933 年 6

月上旬到达监利。为了站稳脚根，乘敌不备，全歼敌潘善斋住熊口的

特务营，击毙敌正副营长，缴枪 200 余支，子弹 2 万余发。第二天乘

胜夜袭周老嘴，歼敌一个保安中队。第三天又在剅口全歼了监利保安

队第四中队，独立团发展到 400 多人枪，驻守剅口。

6 月中旬，独立团决定向江南进军，计划与在湘鄂边的红三军主

力会师。但由于对形势估计不足，敌情不明，部队从监利车湾过江时，

被敌三十四师、湘军十九师、独立三十八师包围，被迫退入湖中。后

遭敌浅水炮艇轰击，船被打沉，大部分战士牺牲。团长陈天和带领

15 名战士突围至石首调关，又遭敌三十四师包围，在战斗中全部壮

烈牺牲。

第四节 恢复湘鄂边根据地的斗争和红三军

在湘鄂川黔边坚持游击战

351

一、 湘鄂边根据地的部分恢复

1932 年 12 月 27 日，红三军到达鹤峰邬阳关。贺龙派人从山上

找回群众，并召开群众大会，对红二军团撤离湘鄂边后长期遭受敌军

残酷“清剿”的苏区人民表示慰问，同时当众为 1931 年被红二军团前

委错误杀害的原红二军团第五路军指挥陈连振等 30 余人平反，宣布

恢复他们的名誉，对其亲属表示慰问，并发给抚恤费。在邬阳关，红

三军吸收了数十名土家族苗族青年参军，并重建了鹤峰县第五游击大

队和邬阳关区、乡苏维埃政权。

12 月 30 日，红三军向鹤峰县城运动。原驻县城的川军赵鹤部已

于此前不久调走，城内仅鹤峰保安团陆明清部 300 多人。红军发起攻

击，毙敌团长陆明清，再占鹤峰县城。1933 年 1 月 2 日，红三军军

部移驻太平镇附近的毛坝李家湾。一直坚持在桑鹤边割耳台游击的贺

英游击队闻讯赶到李家湾与红三军军部会合。

红三军收复鹤峰城后，湘鄂西中央分局恢复了鹤峰县委和县苏维

埃政府，张玉和任县苏维埃主席，调红三军七师政委陈培英任县委书

记。接着，又组建了湘鄂边游击总队，陈培英任游击总队第一大队政

治委员，李香甫任大队长。这期间，贺龙还派廖汉生、王华政带亲笔

信给隐蔽在湘鄂边大山中的原湘鄂边游击纵队贺沛卿、王湘泉余部，

命令他们归队。

鹤峰县苏维埃政权的恢复和游击队的组建，初步稳定了湘鄂边苏

区的局势。各地团防慑于红三军的声威，纷纷逃离。湖南方面的团防

及国民党罗效之、朱际凯等部和湘西军阀陈渠珍部则在石门、慈利、

桑植、永顺一线徘徊观望。这对于中央分局恢复苏区的工作是一个有

利的客观条件。

为了吸取红三军第四次反“围剿”的失败和丧失洪湖苏区的严重

教训，确定红三军的行动方针，湘鄂西中央分局于 1933 年 1 月上旬，

352

在鹤峰毛坝召开了扩大会议。贺龙、关向应在会上提出，应以扎扎实

实的行动恢复湘鄂边苏区，巩固鹤峰中心区，然后以此为后方向湘西

发展，占领桑植，使湘鄂边恢复到 1932 年前那样一个稳定的局面，

以使元气大伤的红三军得到休整和补充。对于恢复湘鄂边的方针，夏

曦没有提出异议，但在整顿红三军问题上，认为红三军内部“成分不

纯”，必须重新进行一次彻底的“肃反”和“清党”。他认为第四次反“围

剿”的失败，洪湖苏区的丧失，红三军的挫折，客观上的原因是敌人

力量的强大和红军战略指挥上发生的个别错误，而主观原因则是“反

对机会主义斗争不彻底和对反革命的警觉性异常不够”，因而解决目

前问题的主要措施仍然靠“清党”和“肃反”。夏曦还指责要求停止“肃

反”，集中精力恢复苏区的意见是“右倾”。这实质上是无视红三军极

待休整和恢复苏区工作的艰巨性和紧迫性，而为在湘鄂边和红三军中

继续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进行更大规模的“肃反”和“清党”制造

了舆沦。

会议上，两种观点无法得到统一，最后决定先打桑植。1933 年 1

月 13 日，红三军攻桑植县城，守敌朱际凯部一个团不战而逃。红军

占领县城后，发动群众进行分粮斗争，迅速恢复了县和部分区、乡的

革命政权。这时，盘踞于桑植、永顺、大庸一带的国民党军队湘西新

三十四师师长陈渠珍，慑于红军实力，一方面加强对红三军的戒备，

一面又给红三军写信，表示以让出桑植、大庸一部分地盘为条件，与

红军达成互不进攻的协议，企图在红军与国民党中央军之间保存实

力。贺龙、关向应认为，我军目前极度疲劳，应利用敌人内部矛盾以

获得一个休整与发展的时机，因而主张在以不损害红三军利益的前提

下与陈渠珍谈判。这一意见得到了段德昌、宋盘铭、王炳南等人的赞

同，但遭到夏曦的反对。夏指责这些观点是“革命不彻底”的“右倾机

会主义”。他反对同陈渠珍谈判，极力鼓吹对陈部采取所谓“积极的进

攻路线”，并强令红三军向装备较好而又以逸待劳的敌新三十四师发

353

动进攻。

1 月 20 日，红军向陈部周燮卿旅驻地桑植泥湖塔、永顺桃子溪

等地进攻。因红军未经整顿，且弹药奇缺，而敌人以逸待劳，弹药充

足，结果，红军进攻失利。1 月 26 日，周燮卿旅和朱际凯团从东西

两面对红军发起反攻，红军被迫自桑植撤退，回到鹤峰毛坝休整。这

一仗，在对敌策略上是错误的，而且由于战斗失败，暴露了红军的弱

点，助长了敌人的气焰，失去了可作为依托的桑植苏区，给以后斗争

带来了十分不利的影响。

桑植战役失败后，中央分局负责人对红三军七、九两师极为不满，

毫无根据地认为桑植的失利是“改组派”的“阴谋破坏”。于是，在第二

次毛坝中央分局扩大会议上，夏曦又提出“清党”和继续“肃反”的问

题，要解散红三军中的党团组织及政治机关以“创造新红军。”这些提

议当即遭到贺龙、段德昌、宋盘铭等人的反对。

1933 年 2 月 10 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和红三军军部转移至鹤峰走

马坪，不久与卢冬生率领的独立师在此会师。接着，夏曦再次召开分

局扩大会议，继续讨论“清党”和红三军行动问题。会议否决了他提出

的“清党”和打石门、澧州的意见，决定：（一）、发展鹤峰周围苏区，

建立鹤峰、宜恩、建始、恩施等县的县区、乡革命委员会或苏维埃政

府，实行土地革命。为此从红军中调出大批人员做地方工作；（二）、

集中红三军主力休整，以师为单位分区活动，筹集粮食，发动群众，

准备迎击敌人的进攻；（三）、组织教导团，训练红军干部；（四）、开

展游击战争。这个决定，虽然后来未能全部执行，但对于扭转和克服

湘鄂边苏区的困难局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走马坪停留期间，红三

军进行了一次整编，由叶光吉、盛联均担任七师师长、政委；段德昌、

宋盘铭担任九师师长、政委（原八师已于转移湘鄂边途中撤消）。每

师下辖 3 个团，每团 3 个营。原独立师撤销，一部分编进七师和九师，

一部分编为教导团，卢冬生任团长，关向应兼任政委。整编后全军约

354

5000 人。

根据走马坪会议的决议，2 月 12 日，红三军主力和分局向建始、

巴东、恩施、宣恩和鹤峰的边界地区转移，军部先后设在邬阳关、金

果坪和麻水红岩坪，开始在边界地区打游击。为贯彻中央分局恢复湘

鄂边苏区的政治路线，大批红军骨干被分配湘鄂边各县，开展工作。

在此期间，逮捕、处决了一批 1932 年下半年湘鄂边苏区丧失后投敌

反水的叛徒，处决了一批参与围剿苏区、残害人民群众的罪大恶极的

团防头目和土豪劣绅。以湘鄂边游击总队第一大队大队长李香甫、政

治委员陈培英的名义向苏区各地发出《布告》，完整地阐述恢复苏区

的路线和政策。“布告”规定：“在共产党、在湘鄂西革命军事委员会

领导下，组织红色游击队，消灭地主阶级，消灭区长保董甲长政权，

建立工农自己的政权”；“没收地主大财主的土地财产，平均分配给贫

农中农耕种”；“宣布川军民团的一切苛捐杂税一律取消”；“农民为保

护自己的利益组织赤卫队，游击队负责帮助建立并发给枪支”。号召

“工农大家起来，建立自己的政权，消灭地主豪绅，参加游击队，保

护自己利益”等等。

2 月底，七师主力开往恩施、宣恩、鹤峰边界，击溃团防傅维峰、

冯玉池两部。到 3 月初，鹤峰周围形势基本稳定，鹤峰县苏维埃政府

以及城关、太平、燕子、中营、邬阳、茅坪、留驾 7 个区苏维埃政府

和 46 个乡苏维埃政府先后恢复。在建始官店建立了建始县苏维埃政

府和大荒、红砂、车云、战场坝、摩风、楠木 6 个区、32 个乡的苏

维埃政府，恩施县清江以南地区建立了 7 个区 50 个乡的苏维埃，在

红土坪建立了恩施县苏维埃政府；宣恩县新开辟了中间河以东的红色

区域，在椿木营建立了宣恩县苏维埃政府和余家湾、卯予庄、施铁坪、

观音坪、椿木营 5 个区 19 个乡苏维埃政府；在长阳恢复了县苏维埃

政府和枝柘坪、黄柏山两个区 11 个乡的苏维埃政府；鹤峰东南部走

马、梅坪、等地区，石门、慈利、桑植边界地区的苏维埃政权也在恢

355

复中。各县共青团、工会、商会、妇女会、贫农团、雇工工会等也大

部恢复或设立。在苏区军民共同努力下，到 1933 年 6 月止，湘鄂边

苏区拥有鹤峰、宣恩、恩施、建始、巴东、长阳及五、鹤、石、慈、

桑、边界地区约 20 多个区 100 多个乡，苏区包括了清江以南的广大

地区，近 10 万人口。其范围，除湘西方面外，已大部恢复和发展到

1930 年湘鄂边全盛时期的规模。

各县地方武装也普遍建立起来了。鹤峰有县游击大队和 6 个区游

击大队，计 480 余人，枪 300 余支；宣恩县也建立了游击大队和一个

游击总队，共 100 多人。恩施县游击大队 100 多人，各区游击队计

500 多人，建始县游击大队 50 多人，巴东龚家湾成立了游击司令部。

加上活跃在五峰、长阳边界的游击队，合计地方武装人数在 1500 人

左右，除游击队外，红色政权较巩固的乡还恢复了不脱离生产的赤卫

队。这些地方武装在对敌人的斗争中都发挥了很大作用。

随着革命根据地的部分恢复，苏区内各项建没也开展起来。1933

年 4 月，湘鄂西中央分局在鹤峰麻水召开了湘鄂边各县苏维埃代表会

议，着重讨论了第二次土地分配问题。夏曦代表中央分局作了报告，

强调这次土地分配的重要性，要求在土地分配中，执行“国际路线”，

贯彻中央的土地政策。会议代表学习和讨论了夏曦的报告和中华苏维

埃共和国政府的土地法，研究了第二次土地分配的实施办法。会后，

在巴东、建始、宣恩、鹤峰一带的苏区内进行了第二次土地分配。

这次土地分配大致分三种情况；第一种是 1930 年间进行了土地

分配的地区，如鹤峰城关、太平、燕子、邬阳、茅坪、留驾、中营等

区。首先进行复查，就苏区失陷期间地主反攻倒算、贫雇农土地变动

的情况进行登记，然后发动群众，强迫地主重新交出土地。对于加收

佃租高利贷的进行了严厉的惩处，对于在白色恐怖期间对贫苦农民施

之以疯狂报复以致吊打、诬陷、行凶致死人命的地主及其他反革命头

目进行了坚决镇压。第二种是新开辟的苏区，各县召开了区、乡苏维

356

埃政府土地委员会议，讨论了分配土地的条件和对象，拟定分配土地

方案，经上级苏维埃政府审定备案后，在大会上公布分配到户的实施

方案。土地分配的方法是以原耕地为基础，按人口平均分配。第三种

情况是边沿地区，由于敌人时有骚扰，局势不稳定，这次只进行了减

租减息的斗争，即由苏维埃政府出面，向佃主、土豪索回多交的租稞

和高利贷利息，没有进行土地分配。

这次土地分配的成果是使广大贫雇农重新得到了土地，但仍贯彻

实行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把土豪劣绅赶出苏维埃土地之

外”和“反富农斗争”等“左”倾政策。

与此同时，苏区内的经济文化等项建设也恢复起来了。在苏区内

实行了农副业统一的税收；允许发展自由贸易，抑制奸商抬高物价；

发行苏维埃货币，活跃苏区金融；对于农民群众，苏维埃银行发放贷

款，帮助解决生产困难。苏区军需和民用手工业生产迅速恢复。鹤峰

城关、五里坪有 90 多户手工业登记从业。红军在陈家坡重建枪炮局，

有技术工人 40 余人，仅负责运输的骡马就有 50 匹。此外还恢复了中

营麻柳溪、燕子响溪坪、太平官屋场 3 个枪炮局，负责为县区游击队

修造武器。在城关、麻水、五里坪等地还设立了被服厂，为红军生产

军用被服。

苏区恢复了“列宁小学”，经费由苏维埃政府拨给，学生免费入学。

在少部分地区开展了扫盲活动，用山歌、柳子戏、花鼓、标语，墙报、

传单等各种民间文艺形式广泛开展社会宣传，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苏区医疗卫生也得到了恢复。红三军医院设有医务所、伤兵连、

病兵连、担架连，有医生 10 余人。医院工作人员为了解决药品奇缺

的困难，而多次派人冲破敌人层层封锁，到湖南采购药品。他们还拜

当地中医为师，学习土方土法，自己上山采药，并到苏区及战地进行

医疗救护工作。

357

二、第三、四次反“改组派”的斗争

在恢复湘鄂边根据地的过程中，夏曦在中央分局召开的两次毛坝

会议上，就提出了“清党”的主张。他认为一、二次反“改组派”斗争未

能彻底清除“改组派分子”的原因，是出于党的组织已完全被改组派所

利用，党的基层组织都是改组派影响下的“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团

体”。这样，于 1933 年 2 月 24 日召开的中央分局金果坪会议上，便

不顾其他干部的正确意见，悍然作出了解散党、团组织的决定，并宣

布“省苏维埃是反革命把持的团体”，提出建立湘鄂西革命军事委员

会，领导和实施苏维埃政权的重建工作。

金果坪会议后，夏曦一意孤行，把“清党”和“肃反”结合起来。明

令宣布取消省苏维埃政府，另外组织革命军事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名

义上由夏曦、贺龙、关向应、卢冬生等 7 人组成，实际上大权仍操纵

在担任主席职务的夏曦手中，因而得以继续推行“左”倾方针和政策。

军委会在布告中指出：“因为过去省苏维埃政府及各县苏维埃政府，

为改组派包办，所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分局指定我们 7 人重新组织湘鄂

西革命军事委员会，来领导湘鄂西苏维埃运动的发展。本委员会宣布

过去省苏维埃政府及各县苏维埃政府及其发布的命令完全无效．重新

来组织工农兵士代表会议的真正苏维埃政权”。（《湘哪西省革命军事

委员会布告》，1933 年 3 月 26 日）

为了实行所谓“清党”，中央分局制定了《湘鄂西苏区及红三军中

国共产党员、青年团员清洗条例》。这个条例说，“反革命派别暗藏在

党内活动，有几年的历史，并且在肃反的过程中发现大部分干部加入

了反革命派别，因此决定将地方上、红三军中、游击队中各级党的委

员，支部干事会一律解散，所有共产党员实行清洗，重新登记”。方

法是“群众讨论”、“上级批准”。《条例》中规定留在党内重新登记的

条件是：产业工人、雇工、手工业工人、苦力；贫农成分；中农必须

是“最可靠、最积极的分子”；“工作非常积极”；没有加入“改组派”、“第

358

三党”、“托洛茨基派”、“新共产党”、“AB 团”、“陈独秀派”和“罗章龙

派”；“没有破坏过纪律”、“能坚决执行命令”的。要清洗出去，不准

重新登记的党、团员是：家庭出身地主、富农；加入各种“反革命组

织”；“不遵守党的纪律”，“政治盲动”的人。根据这个“左”的《条例》，

不仅一批地主、富农出身的党团员，在这种“唯成分论”的政策下被清

洗出去了，而且一大批工农出身的党、团员也被赶出了党、团组织。

由于夏曦解散了党组织和停止党的一切活动，结果造成了只剩下他自

己和贺龙、关向应、卢冬生 4 个党员，一切党的基层组织都陷于解体

的局面。

第三次反“改组派”斗争是退出桑植之后，在恢复湘鄂边根据地工

作过程中进行的。红三军主力在走马坪与卢冬生部会师后，夏曦认为

原湘鄂边党、政、军机关的领导职务“完全改组派把持”，改组派领袖

是周小康、陈协平、杨英，在独立团就是王炳南。于是，从逮捕王炳

南开始，直到捕杀段德昌，掀起了第三次“肃反”高潮。

1933 年 3 月 25 日，即金果坪会议后第二天，“肃反委员会”以红

三军军部名义通知九师师长段德昌到邬阳关“开会”。段德昌当时正在

宣恩、鹤峰边界执行任务，得到通知后，立即带了警卫班翻山越岭，

马不停蹄地赶到邬阳关陈家坡红三军军部，当即被肃反委员会逮捕。

紧接着又在金果坪、邬阳关和正在恩施、宣恩和鹤峰边界活动的红三

军中逮捕了王炳南等数百人。

红九师师长段德昌是湘鄂西军委主席团成员，洪湖苏区的创始人

之一。长期以来，段德昌与湘鄂西苏区主要领导人周逸群、贺龙、万

涛一起，对于党和军队中“左”的教条主义错误领导采取了批评和抵制

的态度，红三军退出洪湖转战湘鄂边后，段德昌根据自己多年在湖区

组织武装斗争的经验以及洪湖地区较好的群众基础，提出“打回洪

湖”，再图发展的主张。夏曦认为段德昌的言行是他推行“国际路线”

的严重障碍，认定“打回洪湖去”是“阴谋分裂红三军”，是“改组派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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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恢复湘鄂边苏区的路线”的阴谋，因而罗织“罪名”加于段德昌身上。

1933 年 5 月 1 日，在金果坪江家村举行所谓对段德昌的“公审”

大会上，宣布对段德昌实行处决。遇害前，段德昌沉痛而坚定地对红

军战士们说：“共产党人砍脑壳也要讲真话。要不忘记共产党，不忘

记拯救洪湖苏区人民，……我相信中国革命一定会胜利，历史一定会

对此作出公正的结论。”段德昌对苏区沧陷之痛，对“左”倾错误之恨，

对共产主义事业之忠诚，极为感人，是值得永远怀念的。

九师参谋长王炳南在段德昌遇害后，也于 1933 年 6 月 20 日在麻

水板栗树坪山上被害。他在死前还愤然对身边的人说：“我在哪里参

加改组派的都还没有搞清楚就杀我，真是冤枉！”

第三次“肃反”株连之广达到惊人地步。分局给中央的报告说逮捕

236 人，处理 156 人。实际上被捕被杀的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据

调查，仅在金果坪、江家村、邬阳关、岩子口、陈家坡，麻水板栗树

坪、红岩坪、黑神庙、留驾司、毛坎、鹤峰城关之水寨等处被杀的所

谓“改组派”，就在千人以上。在这期间，原在湘鄂边特委领导下工作

和入党的干部，均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被枪杀。从 1933 年 3 月到 6

月这段不长的时间内，湘鄂边苏区恢复后县区两级党政领导干部就被

撤换 80%。

第四次“肃反”是 1933 年 6 月初在麻水开始的，直至 1934 年夏才

告结束，历时一年，是湘鄂西苏区“肃反”延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共

逮捕一百七十二人”，主要的是宋盘铭、七师师长叶光吉、师政治委

员盛联均、军政治部政务科长以及军管理科科长江器（《湘鄂西中央

分局报告》．1934 年 9 月 15 日）。

第三次“肃反”结束后，在“清党”过程中，湘鄂西中央分局委员、

湘鄂西军委分会委员、红九师政委宋盘铭，由于在实际工作中抵制“清

党”的错误决定，被诬陷为“改组派”首领。恰在这时又得到“情报”，

说宋盘铭在上海的熟人中有人投敌叛变，夏曦便急不可待地抓了宋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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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开始了第四次“肃反”。

宋盘铭出身于产业工人家庭，曾到苏联学习，是红三军中优秀的

政治工作干部。被捕后，曾跟夏曦当面争论，并提出同夏曦回中央辩

论的要求。夏曦硬说宋盘铭犯有反对“清党”和“肃反”的错误，并无中

生有地说宋盘铭早在1931年洪湖水灾以后就动摇而加入了“改组派”，

并且担任了“改组派”的军委书记（《湘鄂西中央分局给中央的报告》，

1934 年 3 月 17 日）。贺龙认为宋一家三代都是工人，本人从小参加

革命，表现很好，不可能是“改组派”。在夏曦带七师离麻水游击时，

贺龙作主释放了宋盘铭。但是夏曦一回到麻水又将其逮捕。1933 年

12 月 29 日，红三军撤离黔江时，于城外棺山草草“公审”之后杀害了

宋盘铭。

叶光吉原是红三军供给部运输队长，接任七师师长不到两个月就

被诬陷为“改组派分子”。7 月 18 日在宣恩洗马坪被捕，押回麻水途

中于白岩山跳岩负重伤，被肃反人员当场开枪打死。七师政委盛联均

于 7 月份在太平镇被捕，不久被杀于太平镇枕头岩。八师二十二团团

长贺炳炎被捕，同谷志标关在一起，押了 40 多天，准备杀掉。由于

贺龙坚决反对，又通过关向应说话才放了出来。这一时期被作为“改

组派”处决的还有九师某团参谋长庄子昂等数十名团以上干部。

红三军政治部政务科长江器原是肃反人员，负责整理“肃反”材

料，指挥抓人、审讯和处决“改组派”的工作，忠实执行“左”倾肃反政

策，在红三军官兵中积怨甚深。结果在第四次“肃反”中受到牵连，被

处决。1934 年 4 月，中央分局给中央汇报工作时还说改组派“不断在

恢复”，因此只好仍然“不客气地查获一个杀一个”（《湘鄂西苏区来人

谷的报告》，1934 年 4 月 22 日，谷，即谷佑箴）。充分说明了湘鄂西

肃反已发展到何等严重的程度。

从 1933 年夏天起，党中央对肃清“改组派”问题造成的恶果已开

始有所认识，批评了湘鄂西肃反工作的错误，指出湘鄂西中央分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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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党、苏维埃和红军的大多数干部是改组派”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夸大的”。但是，中央并没有放弃“左”的立场来检查肃反中的错误，

总结教训，因而在很长一个时期里，肃反中的错误无法得到彻底纠正。

夏曦主持中央分局工作期间，就是在中央的这种错误思想指导之下，

变本加厉地进行反“改组派”斗争的。l932 年以来，湘鄂西苏区先后进

行的四次内部大“肃反”，据分局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前后逮捕 3000

多人”（《湘鄂西中央分局来件》，1934 年 3 月 17 日）（实际上不止此

数）。这种所谓反“改组派”斗争，正如后来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

决议》所指出的，“由于错误的肃反政策和干部政策中的宗派主义纠

缠在一起使大批优秀同志受到了错误的处理而被诬害，造成了党内极

可痛心的损失”（《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 年 4 月 20 日六

届七中全会扩大会通过）。第三、四次反“改组派”斗争，又使根据地

党、政、军领导力量遭受严重削弱，红三军又由 9000 降到 3000 多人。

直到 1934 年 6 月后，这场反“改组派”的斗争才停止下来。

三、恢复湘鄂边根据地的失败和洞庭特区的丧失

在恢复湘鄂边苏区期间，红三军不断与进攻苏区的国民党军队和

团防进行战斗，并且取得了一些胜利。1933 年 3 月，敌周燮卿旅进

占鹤峰县城，被红三军和鹤峰县游击大队打退。4 月，五峰团防彭西

祖进犯燕子坪被县游击大队击溃。但红军因“肃反”而削弱了自己的战

斗力，地方武装也得不到发展。因而在敌人大举进攻面前。常常处于

被动以至无法应付的局面之中。

1933 年 5 月初，敌周燮卿、朱际凯部自苏区东南向鹤峰县城逼

进；彭西祖复攻清湖、燕子坪；水平地区的团防覃福斋、宣恩团防匡

超然等也积极准备进攻太平区和驻洞长湾的贺英游击队。贺英几次派

人到麻水向湘鄂西中央分局和红三军军部要求红军增援。但这时分局

正集中精力“清党”和大杀“改组派”而不能自拔，红三军军部则拨给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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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队部分枪弹。在这种情况下，贺英只好尽力加强游击队力量，在太

平镇一带各村寨建立赤卫队，搞联防自卫。

5 月 6 日凌晨，团防覃福斋、申海清部 300 多人，由叛徒带路，

偷袭贺英游击队。贺英、徐焕然仓促应战，指挥游击队撤退。战斗中，

贺英等牺牲。徐焕然、廖汉生等突围后，按照贺龙指示回太平镇成立

了鹤峰县第四游击大队，分任正、副大队长。同年 10 月，改编为湘

鄂边独立第四大队，先后在太平赶家湾、三岔等地打击团防，保卫苏

区。在红三军撤离湘鄂边时编为红七师二十五团。

6 月初，国民党“湘鄂边剿匪总司令”徐源泉指挥湖北保安团张刚

部 3 个团和新三旅、第四十八师一四二旅，石门、澧县、慈利三县保

安团以及湘军新三十四师教导旅、龚仁杰部和第三旅周燮卿部，对湘

鄂边苏区进行围攻。7 月中旬，敌军分别从恩施、宣恩、五峰、长阳

及湘西向鹤峰地区进犯，先后占领宣恩洗马坪、巴东金果坪、鹤峰邬

阳关；敌新三旅占领巴东龚家垭、建始官店口、恩施石灰窑；湖北保

安团占领宣恩长潭河；五峰、石门、桑植敌军也分别自湾潭、走马、

梅坪向苏区腹地进逼。这样，红三军和各县区游击队被压缩到方圆仅

数十里的麻水一带，形势急转直下。7 月 22 日，敌新三旅对麻水发

起总攻，占领中央分局和红三军军部驻地红岩坪。分局机关同红三军

突出重围转移至烧巴岩（现属宣恩）。

7 月 24 日中央分局在烧巴岩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湘鄂边形势红

三军行动，作出了《关于巩固发展湘鄂边新苏区，争取革命和战争胜

利的任务的决议》。《决议》虽然提出了“从思想上、组织上巩固共产

党的领导”，“开展新的苏区”，巩固“现有苏区”，“彻底改变现有苏区

的群众工作，组织广泛的游击战争”等任务。但由于“肃反”、“清党”

之后，基层党团组织全部解散，部队政治机关全部取消，要巩固党的

领导，加强政治工作，已不可能。加之，全军恐怖情绪严重，给养缺

乏，而且又处于敌人的重兵“围剿”之中，这个《决议》实际上只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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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纸空文。

在烧巴岩紧急会议上作出了红三军分散开展游击战争，一部分开

辟新苏区，一部分巩固原有苏区的决定。会议之后，红三军兵分两路：

贺龙、关向应率军部和九师（师长汤福林）往恩施、咸丰、利川开辟

新苏区，夏曦率分局机关和七师（师长卢冬生）在鹤峰苏区坚持斗争。

8 月初，敌军三十八旅藩善斋部和其他各路敌军、团防紧逼“围

剿”鹤峰苏区。夏曦一开始就抛弃烧巴岩会议决定的巩固原有苏区的

任务，而率部奔袭于外线。8 月 6 日，敌三十八旅占领鹤峰县城。夏

曦被迫率七师离城傍着苏区游击。中旬，红七师反攻鹤峰县城失利后，

一直在鹤峰周围游击。先在南北墩击溃罗效之两个营，接着奔袭五峰

之敌独立三十八旅留守处，克五峰县城，再进长阳，在枝柘坪打敌四

十八师徐继武的留守处和保安队，夺枪 40 余支。又经渔洋关进松滋，

攻磨盘洲，捣毁国民党松滋县政府，缴枪几十支及一批物资。8 月下

旬，红七师返鹤峰途中盲目攻打西斋，敌从江北调三十八师一 0 二旅

姜宏模部一团反击。该旅另一团从斯家场策应增援，红军受挫，伤亡

300 多人，苦战后退出战斗。行至澧县大堰塘、王家场和石门太平街

等地时又连遭石门、澧县保安团队的追击堵截。8 月 30 日，红七师

在江口唐家渡附近红花岭伏击朱际凯团，歼其一营，俘敌 300 余，才

摆脱敌军，转到桑、鹤边游击。

与此同时，红九师于 8 月 9 日由宣恩上洞坪到成丰忠堡打土豪，

筹集粮食．8 月 10 日经马河坝、龙坪进宣恩县境。贺龙派军部副官

胡国林带亲笔信到黑洞做神兵庹万鹏的工作。8 月 22 日，进入咸丰，

24 日到龙潭司。当地 100 多穷苦农民和庹万鹏部 20 余人参加了红军。

接着，红九师进入四川石柱边境，遭川军阻击后折回利川、咸丰、宣

恩、来凤、龙山一带打游击。贺龙率红九师在上述地区活动期间，曾

三次返回鹤峰苏区寻找红七师，以便集中兵力，打破敌军“围剿”，恢

复苏区，但都没有成功，后转到桑植银石坪才与七师会合。接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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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分局在银石坪开会，仍决定继续分开活动。

由于七、九两师分开活动，力量分散，不仅未能实现烧巴岩会议

所制定的巩固老苏区、开辟新苏区的计划，反而导致了湘鄂边苏区再

次丧失。后来，中央分局在给中央的报告中不得不承认：“因为当时

夏曦觉得集中也不能击破敌人，就有分开游击的企图。夏曦当时对于

鹤峰失败以后的布置，没有组织秘密组织和游击战争，当时把游击队

及工作人员一起编入七师，主要是觉得没有可靠的干部，怕游击队不

巩固，把枪支反武装了团防，这便是由于不相信同志，不相信群众的

错误。夏曦当时在七师也没有清党和帮助七师的政治工作，仅仅想通

过加强特务队的政治训练来培养干部。这些错误，是没有遵照烧巴岩、

银石坪会议决定，一直到七、九两师会合，中央分局会议才了解和揭

露了自己的错误”（《湘鄂西中央分局报告》，1934 年 9 月 15 日）。

与湘鄂边苏区艰苦斗争的同时，洞庭特区的斗争亦十分艰险。早

在 1932 年 10 月，洞庭特区因洪湖沦陷而失去后援。湘鄂西省苏维埃

主席崔琪自洪湖突围，会合江南县委及江陵、沔阳、监利的地方武装

共 500 余人组成独立营辗转到洞庭后，召开特区会议，决定大力扩充

武装，发展特区游击战争。会议刚刚结束，即遭湘军十九师的围攻，

崔琪牺牲。11 月，独立营虽打退了敌 1500 人水陆并进的第四次“清

湖”，但自己损失惨重，军事领导人熊同寿及战士百余人牺牲。年底，

特区区委金丽生，盂庆友、程文海等人被诬为“改组派”，令其“将功

折罪”，结果，除程文海夺敌船逃脱外，其他 3 人都冲入敌阵英勇殉

职。

1933 年 3 月，湖水初涨，敌实施“联防清湖”计划，特区负责人胡

友光率特区仅存武装百余人夜渡洞庭，转移益阳雪峰山。行经沧水铺

时，陷入敌军包围。战斗 3 昼夜后，突围到达沅江万子湖。但又中敌

埋伏，胡受伤被俘，游击队被冲散。8 月中旬，特区重新组织的 30

余人枪的游击队，在湖中被十倍于我的敌船队围捕。坚持奋战两年之

久的洞庭特区，终因弹尽援绝，进退失据而丧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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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村会议，红三军游击湘鄂川黔边

1933 年 11 月，红九师与红七师会合于鹤峰石灰窑（今属恩施）。

这时，由于湘鄂边苏区的再次丧失，红军失去了赖以发展生息的重要

条件，战斗又频繁，得不到补充和休整，红三军人数锐减，出现了枪

多于人的现象。七、九两师主力加起来只有两个多团，名义上每个师

仍有三个团建制，没有营的建制，总兵力包括机关、后勤等只有 3000

多人。

1933 年 12 月 19 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在咸丰大村开会，讨论湘

鄂边失败的教训与当前的任务及红三军行动方针。会议经过激烈的争

论，夏曦承认了自己率领七师活动期间背离了烧巴岩会议的决定，在

军事上犯了冒险主义的错误；在鹤峰苏区失败之后，没有组织秘密组

织与游击战争，又犯了不相信同志、不相信群众的错误。会议根据当

时的形势，决定放弃恢复湘鄂边苏区，另创建湘鄂川黔新苏区，并把

“恢复湘鄂边苏区”的口号改为“创造湘鄂川黔新苏区”的口号。

大村会议后，中央分局率领红三军游击湘鄂川黔边。1934 年 7

月，开辟了黔东特区。10 月，红三军与西征入黔的红六军团在木黄

会师。随后，挺进湘西，创建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至此，坚持了

7 年之久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即告结束，红三军走上了新的

斗争征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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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本书是在湖北、湖南两省省委和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有关

的地（州）、市、县委的领导和支持下，在两省省委党史资

料证集编纂和征集研究委员会的共同主持下，由湖北的荆

州、宜昌、郧阳、襄樊、孝感等地（市）和鄂西土家族苗族

自治州，湖南的常德、益阳、岳阳等地（市）和湘西土家族

苗族自治州，华中师范大学及湘潭大学的同志协同努力编写

出来的。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革命老前辈的热情支持和关

怀，查阅了大量文献资料及调查访问材料，吸收了《湘鄂西

苏区历史简编》及近几年来国内的研究成果。我们对于大力

支持了本书编写工作的湘、鄂两省档案部门，有关地、市、

县及外省有关的党史工作者，以及热情提供资料和指导本书

写作的老红军、革命老前辈，表示深深的感谢。

本书编研协作领导小组的主要成员是：

陶扬、康政、王中杰，魏颖三、雷万春（后为周年丰）、

许铭文、古堡、周文义、欧阳楚龙、傅祥华、陈大雅、邓先

成、田茂德、李衷凯、陈兆尧、康中喜

本书主要编写人员是：

湖北：古堡、梁琴、周崇发、夏志芳、武身龙、邱佐基、

龚光美、丰子云、夏正民、孙希清、肖国松、裴年松

湖南：戴柏汉、彭则光、张福初、黄剑萍、孙怀久、王

本华

367

负责总纂即主编的是：

古堡、戴柏汉、梁琴

我们希望，本书的出版，能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增添一

分有意义的教材。同时，盼望得到读者的关注和指正。

本书编写组

1987 年 4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