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委员会

顾 问 彭斐章 宗福邦 胡德坤 马费成 於可训

主 任 韩 进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丁俊萍 丁 煌 邓大松 方 卿 石义彬 刘丹丽

汪信砚 肖永平 佘双好 陈文新 陈 伟 陈传夫

沈壮海 杜青钢 吴根友 尚永亮 周叶中 易显河

骆郁廷 徐少华 涂险峰

主 编 汪信砚

责任编辑 何坤翁 杨 敏 李 媛 涂文迁 桂 莉

顾 问 彭斐章 宗福邦 胡德坤 马费成 於可训

主 任 黄泰岩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于 亭 方 卿 冯 果 李圣杰 李 纲

李佃来 刘 伟 刘安志 肖永平 沈壮海

汪信砚 吴根友 余敏友 周叶中 陈 伟

陈传夫 陆 伟 孟 君 贺雪峰 聂 军

傅才武 强月新

主 编 汪信砚

责任编辑 何坤翁 杨 敏 李 媛 涂文迁 桂 莉

期刊基本参数 CN42⁃1071/C * 1930 * B * 16 * 184* ZH* P * 32.00 * 2 200 *16* 2024⁃07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共建专栏）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的人文逻辑 ……………………任 平 （005）

涉外法治的系统思维 …………………………………………………………………何志鹏 （014）

跨学科研究

●文化场景与文旅融合

中国乡村文化场景嬗变的一个分析框架 ……………………………陈 波 陈立豪 （028）

场景视角下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发展路径分析 …………………………………吴 军 （039）

哲学研究

价值论视野中的政治哲学研究

——发展中国政治哲学的几点思考 …………………………………………………马俊峰 （051）

马克思的分析—综合法与循环论证问题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文本再探…………………陈广思 （059）

晚期福柯新自由主义研究的方法论基础与主体性关切 ………………………邢 冰 （070）

目 录

哲学社会科学版

本期执行编辑 何坤翁

2024 年 第 77 卷 第 4 期（总第 393 期）

2024 年 7 月 6 日出版

本刊实行双向匿名审稿制度

本刊不以任何形式收取版面费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举报电话：010-63098272

历史学研究

战时英军服务团与中共领导的东江纵队合作探究…………………胡德坤 彭 梅 （080）

从“茶马贸易”到“茶马古道”：对一个当代中国原创学术概念的考察………宋时磊 （089）

经济学研究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公司研发支出资本化 …………………………罗 琦 高元奇 （100）

外生冲击、投资构成与经济增长

——基于供给侧与需求侧的双重视角 …………………………………汪 勇 马新彬 （114）

法学研究

个人信息范围的界定与要件判断 …………………………………………………程 啸 （128）

乡村治理共同体视角下农民集体决议法治化的双重样态与实现路径

…………………………………………………………………………………丁 文 陈源媛 （141）

社会学研究

●华中乡土派社会学

集体统筹与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可能路径………………………………………陈义媛 （153）

迈向共同富裕：农民工流动的社会效应及其体制经验 ……………夏柱智 焦长权 （164）

乡村工匠的职业转型与技能变革………………………………………徐佳虹 迟 帅 （175）

WUHAN UNIVERSITY JOURNAL

Philosophy & Social Science Vol. 77, No. 4, 2024（Serial No. 393）

Publishing on July6, 2024

Bimonthly, Starting in 1930

The Humanomics in New Era： The Humanistic Logic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Ren Ping ( 005 )

Systematic Thinking on Foreign-related Rule of Law……………………………………He Zhipeng ( 014 )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Cultural

Scenes in China ………………………………………………………………Chen Bo, Chen Lihao ( 028 )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International Consumer Center C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cenescapes ………………………………………………………Wu Jun ( 039 )

A Study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in the View of Axiology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Political Philosophy …………………Ma Junfeng ( 051 )

Marx's Analytical-synthetic Method and the Problem of Circular Argument

A Revisit of \"Alienated Labor and Private Property\" Section Of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of 1844 ……………………………………Chen Guangsi ( 059 )

Methodological Foundations and Subjectivity Concerns in Late Foucault's

Studies of Neoliberalism …………………………………………………………………Xing Bing ( 070 )

A Study of Wartim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British Army Aid Group

And the East River Column Led by the CPC ………………………………Hu Dekun, Peng Mei ( 080 )

From \"Tea-horse Trade\" to \"the Ancient Tea Horse Trail\"：An Exploration

Of the Original Academic Concept in Contemporary China…………………………Song Shilei ( 089 )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and Capitalization of Corporate R&D Expenditures

……………………………………………………………………………………Luo Qi, Gao Yuanqi ( 100 )

Exogenous Shocks， Investment Composi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A Dual Perspective Based on Supply-side and Demand-side ………………Wang Yong, Ma Xinbin ( 114 )

Definition of the Scope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and Judgment of the Elements………Cheng Xiao ( 128 )

The Dual Pattern and Implementation Path of Legalization of Farmers' Collective

Decision-mak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Community of Rural Governance

……………………………………………………………………………Ding Wen, Chen Yuanyuan ( 141 )

Coordinated Management of Rural Collectives and Chinese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Chen Yiyuan ( 153 )

Towards Common Prosperity： The Social Effects and Institutional

Experience of Migrant Workers' Mobility……………………………Xia Zhuzhi, Jiao Changquan ( 164 )

Career Transition and Skills Change for Rural Artisans ……………………Xu Jiahong, Chi Shuai ( 175 )

CONTENTS

第 77 卷第 4 期 2024 年 7 月

Vol. 77 No. 4 July 2024 005~013

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新质生产力高质量

发展的人文逻辑

任 平

摘 要 习近平郑重提出的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内蕴引领和助推新质生产力高质量

发展的“人文密码”，肩负五大使命：第一，人文经济学崇尚的“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文新目标，

代表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的未来方向；第二，人文经济学主张发展的人文新范式，替代资

源和资本成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核心因素，构成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动能；第三，人文经济学

推出的人文新赛道，增加了聚合新质生产力各要素的新路径，完善了营商环境；第四，人文经

济学强调的人文新规则，成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规则保障；第五，人文经济学憧憬的人文新

样态，谱写了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是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

展的人文逻辑。

关键词 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新质生产力；人文逻辑

中图分类号 B27；F0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24）04-0005-09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9ZDA026）

新质生产力和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是习近平在2023年明确提出的两个重要的新命题、新概念、新论

断。新时代的人文经济学内蕴引领和助推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的人文密码，肩负重大使命；新质生产

力的提出是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因此，科学阐明人文经济学与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

展之间的交融互动关系是一项全新的课题。

一、问题的提出：新时代人文经济学何以助力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1］

（P28）推

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前提需要有先进的物质技术基础支撑，“没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就不可能全面

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1］

（P28）。为了强力推动这一进程，2023年9月7日，习近平在黑龙江主持召

开新时代推动东北振兴的座谈会上率先提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要求，不仅指明了新质生产力是

在新发展阶段激发高质量发展新动能的决定性力量，更明确了我国重塑全球竞争新优势的关键着力点。

2023年12月11日至12日，习近平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核心是以科技

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

。

2024年1月31日，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系统阐明新

质生产力的科学内涵，深刻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大意义，对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出明确要求：“发展新

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必须继续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推动新质生产力

加快发展。”［3］

2024年3月5日，在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在参加全国人大江苏代表团时进一步强调全

国各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4］

。

大力推动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是一项关乎中国式现代化战略全局的系统工程，既需要以“科学理

DOI：10.14086/j.cnki.wujss.2024.04.001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年第 4 期

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重大契机发明颠覆性技术、未来技术带动产业革命，更需要有创新的人文历史

底蕴的支撑、人文灵魂的引领、人文环境战略的布局以及人文新赛道和新规则的保障。创新本质上是以

人为本位、以人为中心的事业，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人才既是创新的

发起者，也是技术应用的实践者，是形成新质生产力最活跃、最具决定意义的能动主体。没有崇文精工

之文所化之人，没有充满创新素质的人才，就没有发明、掌控新质生产力的主体，一切创新活动、新质生

产力的发展就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2023年3月5日，习近平在参加全国人大江苏代表团会议时就郑

重提出关于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新命题：“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杭都是在经济发展上走在前列的城市。

文化很发达的地方，经济照样走在前面。可以研究一下这里面的人文经济学。”［5］

同年7月5日，习近平在

考察苏州时又发表了一席话，点明了苏州样本的精髓，指明了中国的未来：“苏州在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上

做得很好，这里不仅有历史文化的传承，而且有高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代表着未来的发展方向。”［6］

高

科技创新与高质量发展的集中体现就是新质生产力，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历史文化的传承就是人文经济

学的实践形态，两者犹如支撑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的鸟之两翼、车之两轮，它们如何发生内在关联？

进而必然聚焦到一个关键问题：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如何成为引领和激发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的人文

密码或人文逻辑。这一追思必然提出深度嵌入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机理、代表中国未来发展方向

的重要时代之问。

解答这一时代之问需要更高的站位和境界。我们要以大历史观从新质生产力和新时代人文经济学

两端走向交织关联的中介，反向切入问题本身，才能深刻理解和把握两者的内在关联。所谓新质生产

力，是指由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

征，符合新发展理念，充分发挥21世纪新科技革命形成的颠覆性技术革新引发的产业革命所创造布展的

不同于传统产业质态的新工具、新材料、新制备、新链条、新劳动等要素组合的先进生产力。这一命题的

特征突出强调新质生产力由新一轮科技革命引发，由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

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度提升为核心标

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上是先进生产力。创新、科技革命、质优劳动组合等构成优质态先进

生产力的关键要素，它们都不能摆脱人文基因和环境的影响。创新是现代化的普遍要求和必然表现，更

是新质生产力的内在灵魂。然而，我国要依靠创新驱动实现以科技革命、颠覆性技术和未来技术带动产

业革命造就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优势产业，以新质生产力形成全球竞争的战略性优势，就不能盲目跟

从西方作跨越发展、加速推进，而是要在战略上深刻反思和梳理西方式创新潜在背后的方向性问题和重

大危机，重新思索自己的未来创新方向，顶层设计自己的创新战略规划，布展自己的创新格局，从简单沿

着西方之路“争第一”到自己自主设计领跑“创唯一”；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

体系，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实现依靠创新驱动的内涵型增长。归根结底，就是要在生产力水平

上实现更大突破、更大发展。我们在面对西方掀起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挑战时选择自己的科技革命方向

和策略谋划也当如此，获取全球竞争的未来优势不可能单纯地依赖别国模式。这正是面对全球新一轮

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压力，我国推动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时必然面对的世界之困、时代之问。要应

对这一方向性、战略性挑战，掌握领跑科技革命的主动权，没有超越资本逻辑宰制的西方式现代化和西

方经济学的人文经济学的引领，肯定是难以奏效的。新质生产力是激发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但是新质

生产力的高质量发展需要保障方向不偏、战略不失误、总体进程不遭遇大挫折，就需要人文要素的强力

引领和支撑。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不断提高劳动者素质，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努力培养造就

更多大师、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青年科技人才、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

才。没有以文化人、崇文精工的人文熏陶和养育，没有全面提升关键劳动者及高端人才的创新素质和奋

斗精神，没有文化凝聚力的聚合效应，就不可能有新质生产力的蓬勃兴起。此外，没有人文经济学的方

向引导，就更不可能在从容应对由西方资本逻辑催动的自然科学奔向人文社会科学强大潮流挑战的同

·6·

任 平：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的人文逻辑

时掀起人文社会科学奔向自然科学的强大潮流，进而造成新文科革命引起产业革命的最新浪潮。

就新时代人文经济学而言，之所以成为引领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关键要素的客观性根据，在于人

文经济学的本质规定和核心要义使然。所谓人文经济，正如习近平早在《之江新语》中指出的：“经济是

血肉，文化是灵魂”，“文化赋予经济发展以深厚的人文价值”，文化的力量“总是‘润物细无声’地融入经

济力量、政治力量、社会力量之中，成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政治文明的‘导航灯’、社会和谐的‘黏合

剂’”［7］

（P149）。在另一篇《“文化经济”点亮浙江经济》中，他深刻阐释了文化经济的概念：“所谓文化经

济是对文化经济化和经济文化化的统称，其实质是文化与经济的交融互动、融合发展。”［7］

（P232）而文化

经济归根到底是“人”，文化经济必然发展为人文与经济融合发展的新时代人文经济。换言之，人文经济

着力于如何让人文底蕴支撑经济、人文要素浸润经济、人文价值引领经济、人文规则保障经济。如果说

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依靠新质生产力，那么指引新质生产力发展方向、成为其灵魂、成为全要素生产率的

主导因素，就是人文经济。它凸显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宗旨、中华文化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文化经

济化与经济文化化的双向机制，助力解决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面对的诸多问题，保障其健康发展。而

所谓人文经济学，就是关于人文经济的本质内涵、主要特征、基本功能、内在规律的自主知识体系，简言

之即关于人文经济的学问。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是指与中国式现代化客观进程相匹配、解决和超越西方

经济学人文缺失、人文悖论弊端的中国经济学理论表达，其重要内容就必然包括如何从人文经济学这一

灵魂出发引领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原理。

科学阐明人文经济学与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之间的交融互动关系是一项全新课题。笔者认为，

可以从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五大功能出发，深度理解和把握新时代人文经济学何以助力新质生产力高

质量发展：一是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定向功能”推崇的人文新目标，代表着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未来的

方向；二是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动力功能”主张的人文新范式，可以构成全要素生产率的主导因素、新质

生产力的新动能；三是新时代人文经济学“路径功能”布展的人文新赛道，将强力聚合新质生产力高质量

发展的各个关键要素；四是新时代人文经济学“保障功能”建构的人文新规则，成为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

展的规则性保障；五是新时代人文经济学“践行功能”努力打造的人文新样态，成为谱写新质生产力高质

量发展的新篇章的结果选择。对新时代人文经济学而言，这五大功能就是其必须肩负的五大使命。

二、人文新目标：代表着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的未来方向

人文经济学助推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的第一个使命，即崇尚以“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文新目标作

为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宗旨和未来方向，自觉抵御西方以资本创新逻辑宰制新一轮科技革命

和产业革命带来的方向性、目标性和战略性人文缺失、人文危机弊端，能够自主可控地牢牢把握顶层设

计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规划和未来方向。

生产力是全部社会生活的物质前提，是推动社会进步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生产力标准是衡量社

会发展带有根本性的标准。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8］

（P533）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社会主义相对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就体现在能

够更快更好地发展生产力。生产力发展如果脱离了人民，就失去了它的根本动力和价值旨归。之所以

强调人文经济学在科技创新引发产业革命进程上的定向功能，首先是因为任何科技创新引发的生产力

深刻变革都不是价值中立、利益无涉的，相反，在科技革命突进的领域选择、方向设定以及总体框架的顶

层设计上，特别是在颠覆性技术和未来技术的突破上都带有鲜明的利益驱动和价值导向性。中国式现

代化贯穿的一个根本宗旨就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即现代化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现代化成果更

多更好地为全体人民共享。新质生产力作为中国式现代化首要使命的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其未来发展

方向的选择必须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这一方向性旨归，因而必然会面对西方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

业革命内在宰制的资本创新逻辑弊端偏失所带来的挑战。概而言之，资本创新逻辑的逐利本性必然造

·7·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年第 4 期

就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的三大弊端的偏失，进而造成三大崩溃。

资本创新逻辑的第一个弊端是操控新科技革命、产业革命，造成社会鸿沟、社会分裂和两极化，最终

导致人与人社会关系的全面异化和彻底崩溃。资本创新是由资本趋利避害本性决定的必然行动。所谓

资本创新逻辑，是指资本为了摆脱原初产业领域周期性经济危机、获取更多的利润，不断拼命地发明创

造新技术、新管理方式、新产品、新市场、新产业，最终实现资本形态和功能的创新发展。然而，资本创新

逻辑利己逐利本性内含人文缺失，必然导致利益趋向的单边化，造成科技创新与为民谋福的断裂，这一

分裂不仅体现在结果形态上，更是首先体现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顶层设计、目标选择和战略

布局上，导致资本创新逻辑囿于逐利本性而顶层设计的颠覆性技术、未来技术必然造成新一轮科技革命

和产业革命方向的整体偏差。数字鸿沟、基因剪接鸿沟等平台与散装大众之间，新科技知识领域与外行

大众之间的科技—产业鸿沟，都着力构筑资本主宰大众、主宰社会的统治权力。人工智能（AI）、生成式

人工智能（GAI）等大模型软件的运用越来越严重排斥普通劳动者，元宇宙成为建构私人统治公众的权

力世界，原本成为节约人脑智力和具有放大功能的数字化科技革命，转换为全面的社会异化和社会

分裂。

资本创新逻辑的第二个弊端是造成人与自然的对立进入断崖式危机，地球生态修复、新陈代谢功能

丧失殆尽，机遇正在被资本创新逻辑所宰制。原本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的新产业、新模式、新动

能能够为修复和优化生态、造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供新前景，但在资本逻辑宰制下，全球生态技术和

产业正在被资本创新逻辑操控为一种维系固有霸权、打击对手的工具。从美国拒斥加盟全球气候谈判

到日本公然向太平洋排放核污染废水，曾经以“深生态学”来标榜绿色资本主义或自觉资本主义思潮正

在被生态帝国主义恐怖势力所取代。正如约·贝·福斯特在《生态革命》一书中尖锐指出的那样：依靠绿

色工业革命拯救地球变成一种被资本创新逻辑操控的技术乐观主义的幻想。

资本创新逻辑的第三个弊端是加剧全球分裂。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让新型生产力在全球

范围内造成新的、更强大、更有霸权功能的资本生产力，成为控制全球、维护西方霸权体制的一种强力工

具。为了巩固全球霸权，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不仅在全球控制布展单边科研创新体系，而且针对我国

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科技产业领域实现关键技术、颠覆性技术封锁，在材料、技术、实验设备、关键人才、资

本、信息、市场等各个方面不断制造科技鸿沟与产业鸿沟，且企图以数字化、AI、生物基因、芯片、深海太

空领域技术来建立全球霸权和资本盛宴，这一波浪潮对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多重意义的挑战。

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倡导人文新目标的定向功能，可以助力解决资本创新逻辑的三个弊端和排斥困

扰我国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的三个前置难题。一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新创造思想，以新质生

产力高质量发展“民生为大”的价值旨归和人文回归的精神指向，来指导和贯穿创新的全过程，解决创新

和新质生产力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创新成果更多更好地为全体人民共享这一根本问题，如此才能在总

体选择科技创新方向、总体设计战略之中撬动相关颠覆性技术、未来技术发明以及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

业中深度谋划实现这一目标，才能有效摆脱西方资本创新逻辑设置的科技鸿沟和产业鸿沟陷阱，减少甚

至消弭这些鸿沟对我国造成的消极后果及危害，凸显全体人民共谋共创共享的主体地位。正是在这一

方向抉择上的人文回归，才能颠覆我们由于被动执行西方研发模式的跟跑式研发有可能扩大弊端的状

态，有效抵御资本盛宴造成的科技创新的空转，真正出现我国创新和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的颠覆性、

独创性、引领性的重大关键成果，生产力标准不仅显现为优越性之新的技术型标准，更显现为“以人民为

中心”的价值标准。二是坚持绿色创新。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必须摆脱西方式生态文明的陷阱，既要

摆脱和超越资本逻辑原初主张的经典现代性造成的人与自然的对立观，也要摆脱和超越生态中心主义

或绿色资本主义主张的后现代生态观。要坚持中国式现代化主张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现代生态

观，强调生态为民、生态富民和绿色发展的新质生产力。要打破单纯的绿色工业文明所持技术至上主义

的梦幻，必须坚持新时代人文经济学主张的方向性绿色原则。三是摆脱单纯沿着西方科技创新产业革

·8·

任 平：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的人文逻辑

命路径的跟从跑、赶超型模式，走以自主可控、独立探索为主的科技产业创新道路，坚持全球共生共荣的

人文原则，主张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引发产业革命的机遇把握上，国无分大小强弱一律平等，以和平发展、

平等互利、合作共赢、文明互鉴的新全球人文经济学精神替代西方霸权统治的单一主体霸权、霸凌文化。

我们需要在全球新科技革命资源配置体系中建立新的全球文明秩序。为此，只有在推进这一决定全球

新秩序的进程中、在物质技术基础建设中倡导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新精神，我们才能在21世纪科技创新产

业革命布展的全球合作之中赢得更多主动，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三、人文新范式：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第二个使命，即以人文新范式构成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以新一

轮科技革命带动产业革命形成生产力变革的新质态、新功能、新形态，使新质生产力成为高质量发展的

新动能。以往在全要素生产率中，由于资源要素和资本逻辑占据主导地位，创新动力主要来自资本变身

需要，生产力变成资本创新逻辑的生产力。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强调以深厚的人文底蕴支撑、人文要素浸

润、人文价值引领、人文灵魂主导新质生产力，成为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强调人文新范式成为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首先因为这是产业革命

规律性进程的历史指向。产业革命递升规律表明：产业革命源于资源、途经资本最终指向人文。虽然全

球产业大多起源于第一产业即资源型产业，进而通过劳动密集型产业进入资本大规模投入的密集型产

业，再进入技术密集型产业，投资、消费、贸易三驾马车驱动成为主要动能，但随着动能的不断转换，企业

资本命运的兴旺发达越来越依靠人才和创新的文化智力支撑，作为研发创新主体的人才需要有最前沿

先进的理念、文化、知识、价值追求来供养。因此，新一轮科技创新和产业革命所仰仗的颠覆性技术和未

来技术都不必然地掌握在资源密集和资本密集之地，相反，金融资本越来越希望知识、人才、科技资本

化，也越来越从属于以文化人的人才创新主体要素的主导。在全要素生产率中，资源和资本要素的主导

地位已越来越让位于人文化的因素。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金融资本盛宴企图永久居于霸权地位操控科技

创新全盘，已成为科技创新产业革命实体经济发展进程的最大阻点和难点，必然要被推翻。

人文新范式成为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也是打造全球优势竞争力的必然选择。回望世

界科技创新和产业革命现代化进程，特别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至今的180多年的历史逻辑表明，西方对

东方建立科技—产业霸权结构的变迁以及中国反抗和颠覆西方霸权的历史指向也是如此。西方列强用

工业革命产生的“坚船利炮”打开古老中国大门，将之纳入西方世界殖民版图，形成了“西方工业—东方

农业（资源业）”结构。中华民族奋起反抗，劳动密集型的矿业、冶金、纺织业等民族工业艰难起步，逼迫

西方改弦易张，于是形成了“西方资本密集型—东方劳动密集型”工业化起步阶段的结构。这一结构一

直持续至旧中国崩溃。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初步全面建立起资本密集型工业化体

系。改革开放初期，外资进入中国，形成了“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与劳动密集型并存”的两极结构。

“代工经济”“加工车间”“大出大进”“两头（技术和贸易）在外”成为我国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价值链低

端、扮演无自主技术的来料生产加工环节的典型角色。加入WTO之后，我国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

革命的东风奋起直追，加快实现自主研发和科技创新进程，不断逼近产业链上端的研发环节。由于在民

族自主研发领域之外，仍有一部分对外关联的领域形成了“西方研发总体设计—东方分布研发”的新格

局，虽然相关企业已从高科技生产领域进展到高科技研发领域，但依然在研发团队中处于不能自主、难

以自控、更无法独立的成员地位。被动型、跟跑型、依附性特征仍然凸显。因此，全球开放的科技创新体

系和产业革命历史实践经验表明，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技术和产业是难以用资本购买、靠市

场置换、靠跟跑引进的。中国式现代化要建立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产业体系，必须彻底摆脱

并超越这一格局，从盲目跟跑型、局部末端型科技创新—产业创新转向以自主研发、可控安全的创新体

系。全要素生产率（TFP）中的产出率并不单纯依靠资源富有、资本投入、能源投入、劳动投入，不能片面

·9·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年第 4 期

强调货币资本是新质生产力的第一推动力，而是要强调人文要素的独特功能，强调具有人文自主意识、

强烈创新精神的人才主导地位，强调自主创新、争第一、创唯一的人文精神的新动力功能。

人文新范式作为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也是多年来改革开放的中国各地产业发展实践

检验的结果。但凡产业物质资源要素（石油、煤及其他矿产资源）相对丰富的地区，起初都是产业发展势

头迅猛、基础厚实，但如果不在全球科技革命到来的关键时机有效实现产业主导动能和关键要素转型升

级，很快就会从先进转向落后。同样，一些原初在资本市场具有明显优势、始终期望以资本和贸易的中

心城市地位居于“前店”而带动周边从属地区“后厂”的格局，被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趋势迅速打破，若干

“后厂”地区依靠人才、文化、智力等大量集聚的科技创新和新兴产业优势进而反超“前店”成为替代性创

新中心。在这些后崛起的超一线或新一线城市中，崛起的根源不再是资源优势、资本优势甚至区位优

势，不再是主要依靠物的现代化，而是依靠人的现代化，创新创业的人文激发解放脑力、释放智慧，进一

步提升劳动能力，进一步优化劳动组合和生产组合，以文兴业、以文聚才、以才创新、以创新带动产业革

命。文化经济化、经济文化化的双向转化机制发达，是“文化很发达的地方，经济照样走在前头”、科技产

业创新、高质量发展与文化昌盛并驾齐驱的根源。因此，习近平提出使文化经济化，普遍号召各地因地

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指明了缺乏制造业物质资源却成为世界制造业强省的江苏具备发展新质生产力

的良好条件和能力，这一良好条件和能力的根源在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核心要素，新质生产力的新动能在

于深厚的人文历史底蕴和人才优势，因而江苏被习近平寄望于在高质量发展上继续走在前列，他殷切地

希望江苏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阵地，为发展新质生产力作出生动注解。

四、人文新赛道：激发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

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第三个使命，即以人文新赛道聚合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的各种要素，增强其

吸引力、凝聚力、向心力，成为推动发展的新路径。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是一个综合系统演化的社会

过程，一个创新和生产要素交织的社会体系。任何技术—经济范式的开展，都是为了尽最大可能聚合创

新要素、激发活力、促使生产力快速发展，都需要设定赛道。西方经济总是受资本逻辑宰制，在逐利本性

驱使下设定的传统赛道主要有四种形式：企业内部竞争，纯粹的市场经济竞争，政府公共政策制定以及

国际市场竞争。企业内部竞争将所有职员本性视为理性人假设，靠单纯利益驱动和利益买卖驱使，因而

企业内部赛道主要是由差别化的物质薪酬和奖励制度来激励，包括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然而无数实

践表明，这一赛道在漠视人文道德规约的氛围中只会将员工异化为被短期利益驱使、没有信念和诚信、

没有社会责任的经济动物，这样的企业最终会沦为恶的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同样，单纯以逐利本性和

看不见的手以丛林法则支配的恶的市场经济赛道，只承认最终由资本主体成为唯一胜者通吃一切成果，

结果是造成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均衡体系的崩溃。受资本逻辑逐利本性影响，强调设租寻租的政府在

推行原本属于普惠型公共产品的公共政策时存在严重利益偏差，政府公共产品赛道严重失衡，失去公

平，为大资本逻辑服务，必然成为社会创新的阻点和难点。西方在国际赛道上的偏失起因于资本逐利本

性造就的全球霸权，因此，企业内部的利益竞争、纯粹的市场竞争、政府公共政策制定以及国际市场的赛

道，都是围绕逐利本性布展，由此激发出来的科技革命转化为产业革命导致的新型生产力，无非是理性

人假设推导出来的虚幻的纳什均衡。其实，这些赛道最终的竞争结果，除了某个资本以人格化胜出之

外，根据丛林法则“胜者通吃”原则，是不会有真正的利益均衡，终会导致参赛群体的两极化结果。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就曾经期望，利己主义者通过看不见的手的竞争赛道最终能够达到利益均

衡与社会和谐，包括劳动—工资均衡、资本—盈利均衡、消费—交换均衡、私利—社会均衡。这是主观为

自己、客观为他人的自洽逻辑。然而，从工业革命到新科技革命，均衡从未实现。如果说数字化是新赛

道，那么在数字化时代，AI有铺天盖地的榜单、五花八门的排名、自吹自擂的营销、恶意满满的诈骗，最终

依然是资本盛宴。人文经济学强调要向社会变革、全面深化改革要答案。在旧有激素形态下的社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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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平：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的人文逻辑

产过程中取得竞争优势的资本集团始终无法进行长期有效的制度改革和氛围转换。只有设定人文新赛

道，让这一新赛道融入、改变和支配旧式赛道，才能出现新前景。

设置人文新赛道不仅指在旧式赛道之外增添“人文+”，更是强调一种人文融入、引领和改造，使之实

现“人文回归”。为何在市场化条件下和资本逻辑驱使下某些有巨量员工的无良企业内部为了牟利不惜

诈骗成风、违法乱纪、坑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因为企业内部没有丝毫道德底线、文化自律、社会责任

感。新时代人文经济学主张在企业内部推行人文新赛道，以文化立企、创新兴企、人才强企，设定道德底

线，建立法制化企业社会责任体系，在科技创新带动产业革命的进程中将个人、企业和民族利益一致化。

在纠偏恶的市场经济消极影响、抵御丛林法则损害社会利益均衡导致的两极分化的进程中，以新的多要

素价值体系标准代替单一的逐利标准，以均衡合作竞争代替零和博弈，以人文新赛道向善精神成为驱动

市场体系完善的客观要求，打造总体激励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的良好态势。在政府公共政策赛道的

完善上，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更强调纠偏恶的公共政策和法制化，主张将为民宗旨与民生为大作为善治政

府的内在要求。在推动建立国际人文新赛道上，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国际体系已成典范。这一具有人

文新色彩、文明新形态主张的国际赛道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科技研发产业革命的单边霸权主义体系截

然不同，主张国无分大小强弱一律平等，主张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文明互鉴，成为吸引越来越多的世界

各国政府认同、积极参与其中的主要原则。中国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

展体系，将为全球大多数认同和参与这一新赛道的民族国家增添更多的中国机会。我们今天需要建立

人文新赛道，使之成为衡量、检验、激励参与者的新地平、新平台。中国倡导的人文经济学崇尚人文多

元、平等、包容、合作、共赢的系列新理念，将由此在国内以及全球设计出不同于单纯的市场、政府、社会

三元格局的新赛道，必将让进入新赛道的各类主体体验到不一样的机会和结果。

五、人文新规则：助力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的规则保障

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第四个使命，即以人文新规则助力保障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的进程。新质

生产力为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生产力健康发展需要社会关系、社会体制机

制的激励和呵护。新赛道激励需要系列的人文新规则助力并加以保障。

所谓人文新规则，即要求有社会保障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的法律、制度、规则，要求具有高度的人

文价值导向和内容支撑。法治化是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然而法治化的前提是法制

化，法制作为国家规则的制定和完善，需要考虑本民族的人文情怀和公共精神的支持，需要有为民宗旨

的引领与制约，需要有公序良俗的浸润。我国《民法典》中吸纳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和现代社会公认

的公序良俗的德性内容，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有机结合，为人文经济学主张的人文新规则保障新质生

产力高质量发展开辟了良好先河。没有良善精当的人文新规则，就无法保障新质生产力在高质量发展

进程中免于遭受恶法、恶规严重干扰而归于失败。

人文新规则将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包括国际规约、民族国家立法和执法体系规约、政府公共政策规

约、市场规约、全民行为规约和作为科技创新和产业革命主体的企业内部规约。国际规约是保障一带一

路等国际人文新赛道的机制。这一规则要充分体现我国倡导的多元主体一律平等、和平发展、合作共

赢、文明互鉴的新全球化时代文明原则，以最大的包容性和开放度，敞开胸怀为世界提供人文经济发展

的中国机遇，吸引一切自愿平等加入赛道的国家凝心聚力一道发展。国家立法和执法中增添的人文新

规则是法治化的一项新探索。在创新主体的规定、准入、行为方式和运营方式合法化、创新失误风险规

避、创新成果认定、创新成果效益权益分配等关键问题上都需要有人文化的呵护和规约。既要激励、支

持、保护创新主体的创新行为，也要规约创新主体规避在创新行为方向的选择、创新行为过程、创新成果

对社会和大众利益可能带来的消极作用甚至损害，要合法设定创新行为、新质生产力、新兴产业和未来

产业兴起的道德伦理底线。政府公共政策规约更要充分体现人文价值导向和规约性，催生政府不断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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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年第 4 期

向善而治的精神推出激励社会全体公众创新的公共产品，要以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高素质的教育培育

教化创新人才，吸引聚合创新人才，要以为民共同福祉引领创新走向，以民族振兴大业召唤人们创新精

神的回归。政府成为科技创新产业革命的强大组织者，要创造人文情怀的创新家园，营造成为创新者群

体坚强守护者的氛围。市场规约的完善至关重要。建立承认赢家、合理守护弱者权益的基本规则，要以

共同体合作共赢的精神替代零和博弈。创新企业内部的规约更要让企业文化具有道德底线、人格底线、

自主创新的发展共同体精神。限于篇幅，本文无法详细阐述各个层级的规约的主要内容和主要功能，更

无法阐明建立上述人文新规则需要的条件、过程和事项。然而，在所有上述规约中，人文新规则都将凸

显三个关键的创新特色。一是人文新规则主张将各个民族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作为灵魂浸润到保障新

质生产力创新发展的人文新规则制定全过程，作为价值指向和方向引领。为此，我们可以回溯中外先贤

们的无数相关主张作为重要参照理据。无论是孔子在《论语》中主张的“仁治天下”或老子《道德经》主张

的“道行天地”“德治天下”，还是苏格拉底、柏拉图《理想国》主张的正义之邦，或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

中认为的伦理成为国家治理文化最高真理原则，等等，都有其值得重视、关注和汲取的合理思想。二是

人文新规则是一个以文化人、以人的现代化行为规范为中心的价值体系。作为人文新规则的承载者主

体，不是事件，而是作为规则制定、规则执行、规则效果享有的人本身。三是人文新规则的体系建构完善

程度是衡量一个民族国家向高质量发展人文境界迈进的标志。无论是催生和保障国家治理还是科技创

新、产业革命的新规则，最终走向“人文化”的程度，人都作为目的而不是工具，人作为新质生产力高质量

发展的主体而不是单纯的客体对象，这是衡量社会进步的真正尺度。借助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的创

新驱动，人之为人、民族之为自主独立强大民族，才能进入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崇高境界。

人文新规则的制定是新时代人文经济学聚合以人为中心全部创新要素、激发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

展的保障机制，建立和完善人文新规则是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光荣而艰巨的使命，任重而道远。

六、人文新样态：谱写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作为新时代人文经济学主张的目标结果形态，人文新样态的投射对象是高质量发展的未来前景，直

接呼应于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导向、实施战略和最终结果的成功达成。

作为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导向，要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相呼应、契合、一致，着力于

科技创新、产业革命的现代化发展成果更多更好地为全体人民共享，指向共同富裕、共同福祉的现代化，

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以及传统与现代、经济与人文融合互动

的现代化。例如，在数字化时代，不仅有体力劳动的大规模替代，更进一步形成了脑力劳动的大规模替

代。新质生产力进一步解放、提升了劳动能力，不仅对数字技术和算力要有精密刻画和精确掌控，而且

要有普及大众的智慧力或智能力的提升。

人文新样态需要有精确可靠的实施战略安排。文化经济化首先需要有对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的高

度尊敬和梳理，作为激发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的人文支撑。习近平之所以屡次赞赏人文经济

学苏州样本，是因为苏州具有若干值得深思的典范。苏州吴江盛泽镇，从“日出万匹衣被天下”的名品优

秀的传统丝绸业传承进展到光缆“丝”业，再进展到开发6G的全球通信业，推出了两家全球500强企业，

成为将传统与现代结合的典范。苏州高新区对面优雅温馨的刺绣古镇镇湖之旁，就是高楼林立的芯片、

AI、数字化开发区。苏州古城不仅吸引新加坡工业园区落户，更以古典园林的艺术布展了现代工业的版

图；以双面绣绝活实现了东西方的对接。其次，赓续优秀传统文化开创的民族产业革命高质量发展路

径。自宋朝以降，苏州向现代化冲击千年，形成了优势传统产业革命路径。英国工业革命开辟了西方科

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之路，主要特征是以先进大机器工业在单位时间中加工越来越多的生产对象，节约每

一个产品单位内部的活劳动而创造剩余价值或超额利润。这一产业革命路径的前提是要不断占有全球

资源作为大机器工业生产原料，地理大发现与生态殖民化是必然要求，AI创造无人工厂依然是这一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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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平：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的人文逻辑

革命路径的继续。中国优势传统产业革命创造的则是另一条高质量发展之路，无论是丝绸、刺绣、核雕、

玉雕、红木家具、古典建筑、吴门医派等，都是对非常有限的生产对象资源施以高度艺术化的劳作加工，

从而用高艺术化、匠心独运甚至充满“道心”境界的劳作创造高附加值，成为高质量发展的中国道路。在

全球资源保护、绿色发展的时代，这一道路更加切合地球的前景。芯片化、数字化、全球脑、集约化生产

体系的出场，与中国道路一脉相承。

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结果形态，是一个不断被追求的理想状态，激励着中华民族不断创造未来。新

时代人文经济学憧憬的人文新样态，激励着我们去创造中华民族的未来光明前景。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2] 新华社北京12月12日电.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京举行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李强作总结讲话. 中国青年报，2023-

12-13.

[3]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 人民日报，2024-

02-02.

[4] 习近平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人民日报，2024-03-06.

[5] 编者.深入研究人文经济的实践样本. 人民日报，2023-10-20.

[6] 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 着力推进传统与现代有机结合. 人民日报，2023-10-20.

[7] 习近平. 之江新语.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8] 马克思恩格斯选文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The Humanomics in New Era: The Humanistic Logic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Ren Ping （Suzhou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humanomics in New era'', solemnly put forward by Xi Jinping, contains the ''humanis‐

tic code'' that guides and boosts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nd shoulders

five major missions. Firstly, the \"people-centered\" new humanistic goal advocated by the humanomics repre‐

sents the future direction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Secondly, the new hu‐

manistic paradigm advocated by the humanomics, which replaces resources and capital as the core factor of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constitutes the new driving force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development;

Thirdly, the new humanistic arenas piloted by the humanomics provides new pathways for aggregating the el‐

ements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nd improves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Fourthly, the new humanis‐

tic rules emphasized by the humanomics become the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

ty productive forces; Fifthly, the new humanistic scenarios envisioned by the humanomics writes a new chap‐

ter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e humanomics in New Era is the human‐

istic logic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Key words New Era humanistic economic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humanistic logic

■ 作者简介 任 平，苏州大学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特聘教授，江苏 苏州 215031。

■ 责任编辑 涂文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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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7 卷第 4 期 2024 年 7 月

Vol. 77 No. 4 July 2024 014~027

涉外法治的系统思维

何志鹏

摘 要 在系统思维的框架下分析和探究涉外法治，需要全局性地把握涉外法治的时

空方位，既看清涉外法治的外部环境，也看到涉外法治具体工作内部的框架体系。统筹推进

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回应了我国治国理政的时代要求，有助于协调构建国内法治和涉外法

治，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促进强国建设和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而且有利

于实现世界和平、安全、繁荣、宽容、环保的良好秩序。涉外法治的工作体系主要体现在：第

一，国家跨境法律制度的完善，包括国家在跨境立法、执法、司法、促进守法等方面的努力，以

及充实法律的工具箱，依法进行国际维权。第二，国际法治合作和制度竞争，国家积极参与

国际事务，提升其法治化水平和正当性程度。第三，提升国家的法治话语和叙述的水平，通

过法治方式改善国家形象，提升国家声誉，展示中国作为法治大国和文明大国的形象，使中

国理念与行动受到更加广泛的理解和支持。

关键词 涉外法治；系统思维；跨境法律规制；跨境法律服务；国际治理；话语叙事

中图分类号 D9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24）04-0014-14

基金项目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专项项目（2022JZDZ005）

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国理政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方面［1］

（P5-47），其目标在于推进国家

治理现代化［2］

（P49-52），处理国际事务，参与全球治理［3］

（P3-13）。善用法治思维则进一步要求在理解和

促进法治的理论构建和实践过程中，立体多样地运用多种科学的思维方式。其中，系统思维是马克思主

义立场与方法的重要方面，也是马克思主义在革命和建设中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它揭示了人们的意

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4］

（P50-51），说明了思维的任务

是要透过一切表面的偶然性解释人类发展过程的内在规律性［5］

（P27），展示出每个事务的关系不仅是多

种多样的，而且是一般地、普遍地和其他事物联系着的［6］

（P140）。毛泽东指出：“不论做什么事，不懂得

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的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那件事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

能做好那件事。”［7］

（P171）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在法学和法治领域的体现，作为“马克思主义法

治理论中国化最新成果”［8］

（P4-24），习近平法治思想也理所当然地包含系统思维在内的思维方式，并且

与法治的思维方式［9］

（P3-10）密切结合。推进法治需要充分汲取战略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

维、历史思维、底线思维所可能带来的启示［10］

（P49-51），对于涉外法治而言，积极运用上述思维方式、提

升系列思维能力，有助于准确地把握涉外法治的理念、扎实地设计和规划涉外法治的工作，更好统筹国

内法治与涉外法治。自2019年“涉外法治”的概念进入我国法治建设的视野以来，对涉外法治的体系性

研究不断出现，涉外法治的宏观探索日益深化［11］

（P1-23）。涉外法治的系统思维，一方面意味着要系统

地观察和思考涉外法治的外部环境与产生条件、动因和成效，另一方面也意味着要看到涉外法治本身的

系统性。涉外法治作为法治中国的一个子系统，有着相对完整的工作领域结构、工作进程框架、工作目

标要求。这两个方面构成了涉外法治的外部系统和内部系统。就外部系统而言，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

DOI：10.14086/j.cnki.wujss.2024.04.002

何志鹏：涉外法治的系统思维

是当前积极筹划和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两个重要的基本面向。涉外法治是一种以我国的国家力量催

化、促动、推进、指引具有跨国性质的事务，使之按照法律的规范和程序运行，基于法律的概念、规范、原

则、系统部署、规划、设计、实施，促动涉外事务达致妥善治理的进程与状态［12］

（P1-20）。从这一基本界定

可以看出，涉外法治是以国家为导向、以国家行动为动力源泉的，其所关涉的对象是与国家的立场和利

益相关的具有跨国性的事务，其所预期达到的目标是实现良法善治的秩序［13］

（P228-237）。就内部系统

而言，涉外法治包括两大模块：一是从国家的视角切入，对于涉外事务采取立法、执法、司法方面的规划、

举措，即国内法的涉外部分；二是一国于其他国家基于明示或者默示的协议，采取法律的手段解决两国

或者多国之间的各项事务，即涉及本国的国际法部分领域和内容。在后一模块中，一国同另一国采取法

治手段解决问题属于双边法治；同某一区域的数个国家采取法律手段解决问题属于区域性国际法治；同

全球范围内的多个国家采取法治手段解决问题则属于多边法治；最广泛范围的法治体系与进程，如果几

乎涵盖全球绝大多数国家、国际组织和非国家行为体，则可以被称为全球法治。更加清晰地认识涉外法

治的逻辑框架和作业结构，对于深化涉外法治的研究，完善涉外法治领域的实践，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一、涉外法治工作部署的时空方位

在系统思维框架中分析涉外法治，首先需要确定其在全球治理、国家治理系统中的位置。涉外法治

的历史逻辑与时空定位可以凝练地表述为：中国在开放的进程中必然进一步面向世界，面向世界的中国

必须认真面对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统筹规划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14］

（P83-94）。通过这一时空定位，可

以理解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不断认知和重视法治重要价值和关键意义

的渐进历程。在2020年召开的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中国国家领导人明确提出了“统筹推进国

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的工作要求，这一方面反映了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中国在统筹国家治理与全球治

理两个大局方面所体会到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也更宏观、整体地总结了中国在积极推进国际关系的民

主化法治化合理化、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和治理规则变革、构建公正合理的经济政治新秩序等方面作出的

系列努力［15（］ P15-60，79-252）。

（一）涉外法治理念的国家治理背景

提出涉外法治理念，倡导统筹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是国际关系系统和中国发展系统中的关键部

分，也是这两个系统交互作用的产物。正是在国际变局和国家发展的时空交汇点上，中国提出了统筹推

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的目标。基于全球权力发展对比变化而形成的世界变局构成了涉外法治概念的

提出背景，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是涉外法治各项措施考虑的首要因素，改进全球治理的水

平、提升国际秩序的公正合理程度是检验涉外法治水平的重要尺度。

提出涉外法治理念是治国理政的时代要求。国际关系的变革与中国自身的发展变化有着密切的关

系。正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全球市场得以畅通，国际关系得以在东西方由对抗走向对话的条件下走向

缓和，国际社会才能够真正实现全球化。进而言之，也正是因为中国的经济体量日益增大，中国作为社

会主义大国的国际影响日益提升，才使得居于世界政治力量、经济力量前列的国家感到不安，认为它们

受到了“威胁”，触发了“修昔底德陷阱”。国际关系的这种变化也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中国在国际社会

所处位置的相对变化，就是中国所判断的、世界呈现变局的核心方面，也是中国共产党总结出统筹推进

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这一治国理政基本理念的环境参数。自2010年“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下

文简称“两个大局”）的理念提出［16］

（P8），中国已经明确地认识到其目的、机遇和风险。2015年，统筹两个

大局被确立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遵循的六大原则之一。2020年10月29日党的“十四规划和二〇三

五年远景目标建议”对此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两个大局分别以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和维护

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主要目标［17］

（P40），其机遇在于中国国际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上升［18］

（P145），

其风险则在于既存大国的应激反应，在于对中国可能的围堵和打压。为此，中国坚持开放、合作、共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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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年第 4 期

发展，积极争取和平国际环境促动自身发展，提升核心竞争力，让中国人民在国家的发展中获益，夯实和

平发展的物质基础和文化基础，通过稳健的国家发展来推进和建设世界和平［19］

（P257）。要实现这一战

略规划，就要多管齐下，包括采取法治的方式，内建法治强国，外助规则重构。

在以往的理论判断中，法治一般仅仅局限于国内社会。从实践上看，法治始于国境之内，也就是人

们所理解的“依法治国”“法治国家”。法治思维、法治理念和法治方式必然从国内法治开始向外延伸和

扩大到域外，从而促成涉外关系的法治化。中国用“涉外法治”这个概念予以描述，这在法治领域必然意

味着要坚持统筹国内法治和国际法治两个大局，这是统筹两个大局在法治领域的逻辑延伸和理念投射。

为此，中国积极“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通过此种努力“有效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

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促进人权事业全面发展”［20］

（P42）。习近平在2020年中央全

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正确处理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的关

系，协调推进国内治理和国际治理［21］

（P13）。通过此种系统化的统筹，一方面运用国内法和国际法两个

体系维护中国的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为中国的繁荣富强、持续稳定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另一方

面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应对全球挑战，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二）通过制度方式促进国家兴起的历史经验

人们已经普遍认同，法治是崛起大国的制度重器［22］

（P114-121）。积极推进法治、建构法治对于维护

国家利益、塑造国际秩序而言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很多国家的法治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荷兰在17世纪初成长为一个世界型大国时，面对的是西班牙和葡萄牙通过《托德西利亚斯条约》和

《萨拉戈萨条约》将世界航海贸易进行分割垄断，并且由天主教会予以背书认可的国际环境。如果按照

这两个条约的既有规则，荷兰等新兴国家进行航海贸易显然受到了强烈的约束。所以，荷兰在硬实力上

不断提升自己的航海能力、贸易能力和军事能力，在法律上则邀请具有神童之称的格劳秀斯（Hugo Gro‐

tius）论证西班牙与葡萄牙采取措施确立的规范不符合自然法，倡导将海上航行、贸易、捕鱼等活动向世

界公开，并以这种法律理论为基础为荷兰的海上行动、国际拓展奠定了理论基础［23］

（P119-128）。不能不

说，荷兰对于既有国际法制度的理论突破和实践推进，有效维护了本国的利益，也树立了不畏强权、争取

自由的形象。荷兰在法治领域所作出的贡献，对于荷兰自身的成长壮大，以及后续发展起来的国家的理

论需求和制度需求，都体现出了相当重要的助推作用［24（］ P12-19）。

英国在崛起为世界大国之时，面对着荷兰已经在航海贸易领域具有相当广泛影响的格局。英国如

果要保证自身成长，就必须努力突破荷兰所形成的海上贸易优势。所以，英国不仅积极地通过东印度公

司的全球行动增进本国影响［25］

（P84-92），而且通过几次与荷兰的战争压制荷兰的海上优势。尤其是在

每次战争之后，英国都要与荷兰签订相关的航运条约，确立自身的航运法律规范；通过这种制度构造，确

立和维护英国在海上贸易和其他海上行动方面的利益，并且以法律制度为基础划定权力和权利。以制

度获取的利益更为清晰和稳定，更具有持续性及可预期性，其效果远胜于仅仅通过战争实力来获取的权

力和权利。英国通过签订一个又一个的国际条约，树立了一个尊重规范以及通过规范维护国家利益的

形象，这也是英国在长期的国家治理发展进程中、国际交往过程中反复探索，被证明是具有典范意义的

行动方式。

18世纪后半叶，当美国争取独立、成为一个殖民地上新兴的国家之时，它所面对的是欧洲诸国在世

界上的势力争夺、残酷剥削和压榨式地对待殖民地人民。所以，美国以法治的方式确立了反殖民、反霸

权的新形象，无论是通过《独立宣言》所主张的人权和殖民地自决［26］

（P1-15），还是通过美国宪法所表达

的国家对于国际法的认可与尊重［27］

（P188-194），乃至“门罗主义”强调不干涉内政［28］

（P21-27），不仅是对

法国大革命时期倡导的不干涉内政的美国式回应，同时，在19世纪上半叶也展现出对旧世界干预新世界

事务的反对态度，彰显了广大殖民地要求独立摆脱统治的愿望［29］

（P105-125）。美国确立法律主张、原则

和规范巩固了自身的地位，拓展了其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在国际社会形成了一种新兴国家对抗传统大国

·16·

何志鹏：涉外法治的系统思维

的法治话语，在当时树立了勇敢反抗强权、争取民族独立与民族解放的国家形象。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

战后期主导的“雅尔塔体系”、1945年带领世界反法西斯国家一起建立的联合国，美国通过这种自身制度

的建构和引领全球制度建构，树立了国家的形象［30］

（P81-97）。美国在经济方面通过20世纪中叶的关税

与贸易总协定、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一系列的经济安排，为维护美国的经济地位、

有效实现美国的经济目标、保护美国的经济利益奠定了不容忽视的基础。制度的影响往往是隐形的、长

期的，通过美国当时所建立的国际制度，美国巩固了其在国际社会的地位，拓展了其国际影响。

（三）涉外法治的工作目标

涉外法治的工作目标是逐渐提升涉外事务的法治化水平，提升国家涉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

代化程度，进而与国内法治协同发力，系统融合国内国际两方面的建设愿景，共同推进国家发展。在国

内，涉外法治定标于促进民族复兴和强国建设的伟业，在全球，则致力于实现和平、安全、发展、包容、环

保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就国内目标而言，涉外法治作为国内法治建设的必然延伸，相关工作必然立足于运用法律手段有效

维护我国国家层面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充分保护我国私人层面的公民、法人在海外的权益；同时关

注并有效维护外国的公民及法人在我国的正当权益。在当今世界日益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中国发

展的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在这一激烈震荡的时期，中国明确地意识到，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互动方式发生

了深刻变化。这不仅体现在中国与很多国家在生产链条和市场体系中的相互依赖，而且体现在一些国

家对于中国产生了忧虑，既期待发展的中国带动其经济发展，又担心强大的中国对其造成威胁。此时，

坚持共建繁荣、互利共赢的合作态势，树立友善、亲切的中国形象，就变得极其重要。故而，坚持统筹推

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积极推进涉外法治既是规划改革发展的一部分，是统筹考虑、综合运用国际国

内两个市场、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国际国内两类规则的表现［31］

（P442-443），同时更是明晰中国的国际事

务立场、避免国际误判影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举措。

从全球视角看，涉外法治是中国积极参与国际法治的工作领域，是国家以法治方式参与国际事务的

进程，是国际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负责任大国，中国在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

进程中必然要求加强相关领域的制度建设。当今世界的全球化进程受到了重大的挫折，金融危机、文明

冲突、局部战争、极限施压，给国际法治和全球治理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经济全球化仍然处于逆流之中，

由于局部武装冲突和突发事件引致的世界动荡变革增加了国际事务的不确定性，单边主义、保护主义、

霸权主义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威胁［20］

（P3）。中国领导人在多个国际多边会议倡导国际法治，并对国

际法治的内涵和要求予以阐释［32］

（P462）。全球合作是否陷于困局，如何真正实现国家之间的冷静交流

和真诚对话，已经成为回答时代之问的重要方面。此时，中国所积累的法治理念与实践为国际法治提供

了一些探索经验，良好的国内法治建设可以为国际法治奠定良好的理念和制度基础。所以，涉外法治从

时代的困境中走来，试图解开国际社会的困惑和迷茫，团结各国民众，建设和平与繁荣的世界。

二、涉外法治跨国领域与方向的系统规划

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是法治中国的重要方面，二者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系统化地观察涉外法治，

不能忽视国家采取的涉外法律措施，这就需要对国家单边跨境法律制度（跨境法制）①的维度予以明确把

握。跨境法治是指国家在本国掌控下的、具有跨境因素的立法、执法、司法工作。在跨国法的维度上推

进涉外法治，就是主权国家以域内事务的总体管理协调者身份，通过一系列有效措施，促进国家利益的

有效实现。当前，国内法治的总体格局已经基本展开，蓝图已经比较清晰；但是涉外法治的战略布局却

存在立法、司法和执法上的不足，需要进一步补齐涉外法治工作战略布局层面的短板。这就要求积极面

① 美国法学学者、实践家杰赛普提出了“跨国法”（transnational law）的概念，而我国由于存在着国家内部的关境（我国港澳台地区），所以称为“跨

境法”（transboundary law）更适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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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年第 4 期

对新一轮改革，从国家、人民安全与发展的大视野出发，加强法律规范体系、组织机构体系、工作流程体

系的战略布局，提炼出了全人类共同价值并积极倡导和推进，掌握推进国际事务的主动权。在国家单方

采取的、具有跨国性质或效果的法治措施中，主要工作任务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国法域外适用的规范体系的构建与完善

当国内法治自身建设不能满足国家和人民日益增长的国际交往需要、不能有效保护国家和人民的

海外利益之时，就需要规划实施涉外法治建设，通过涉外立法、涉外法律服务、参与国际立法执法适应国

家的开放发展。因此，统筹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是法治中国建设全面健康持续发展的有力保障。

为达到国家立法、执法、司法权力在涉外交往中均衡实施、跨国关系良好治理的目标，就需要认真规

划设计本国法的域外适用。国际社会以国家为基本单元进行分界，国家权力理论上止于国境，但国际交

往却从未止于国境，全球治理的网络也不允许国家与国家之间、国家与私人之间的联结止于国界。虽然

基于属地原则，国家法律主要适用于国境之内，但为了更好地维护国家的利益，更好推进跨国的交往，更

好维护国家之间的共同的伦理观念，国家的法律就需要在域外适用。本国法域外适用的法律原理在于

国际社会作为一个无政府社会，需要国家之间彼此尊重、相互配合。管辖权作为主权的一个方面，不仅

有在其境内运行的需要，也有基于国家之间的协议和国家的单边意愿与规范及他国的默许在他国境内

有限运行的需要和可能。加强重要领域立法，加快我国法域外适用的法律体系建设，则法治措施储备要

跟上。以法治手段维护本国利益，立法是关键、是起点，法治要求良法善治，用法治的手段维护国家利

益，还需要建立起法律的运行机制。其中法律规范是国家及其国民利益能够得到妥善确认和保障的基

础，有了法律规则就有了权利义务的边界、就有了行为的基本模式，以后的规范实施才有可能。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要持续优化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20］

（P20）。这要求我们进一步健全涉外经贸法律规则，根据国内国际形势的需要，制定、清理、修订和完善

涉外经济法律、法规和规章，转变政府管理经济的方式，尤其要积极完善国内立法。本国法在域外适用

既需要在立法的环节确立相关法律，使相关的条文能够适用于国外，也需要有适当的执行机构、司法机

制，使得纸面上的规范能够落实为现实中的秩序。既存的努力与需要的法律规范框架已初步构建成功，

但进一步的挑战是如何使这些规范在国际关系中真正落实。

近年来，立法机关加快推进我国法域外适用的法律体系建设，为我国涉外执法司法活动提供法律依

据。2023年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法》，该法成为对外事务的纲领性法律规范［33］

（P128-140）。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2021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国家豁免法》（2023年）等系列关涉

具体跨国事务的法律紧密配合，国务院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条约程序法》制定了《缔结条约管理办

法》，商务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下文简称《国家安全法》）

等有关法律制定公布了《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基于《中华人

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商务部于2020年6月23日发布《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

面清单）》和《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商务部于2020年8月25日发布《外商投资企业投

诉工作办法》，2020年12月19日发布《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办法》，2020年12月27日发布《鼓励外商投资产

业目录》，系列文件表明了中国对经济合作规制的态度和尺度。

（二）涉外法律服务体系的塑造与提升

涉外法治致力于以法律手段维护我国公民法人的正当利益①。我国企业在海外从事经营活动，不仅

促动着双方的经济社会发展，而且深化了双方的文化交流，展示了中国人的品格和风貌。在海外经营和

①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4年10月23日），其中明确提出要强化涉外法律服务，

维护我国公民、法人在海外及外国公民、法人在我国的正当权益，依法维护海外侨胞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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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志鹏：涉外法治的系统思维

发展的过程中，大多数企业都能做到遵守法律、尊重当地的人民和文化，但也有些企业缺乏法律的思维

方式和工作习惯，以人治的模式处理问题。为公民海外生活、工作、学习、旅行提供便利可及的法律信息

和法律服务也是我国当前需要积极建设的法治领域［34］

（P39）。值得肯定的是，近年来很多领事馆都主动

作为，为海外中国人提供包括法律信息在内的一系列有用信息，并在必要的情况下提供有效的领事保

护。国家也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领事保护与协助条例》，对如何启动领事保护、领事保护的程序和方

式进行了规定。当然，由于中国人口数量巨大，中国人在海外的生活工作的规模逐渐增大，仅靠领事保

护效果有限，这就需要中国公民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法治意识，也需要中国的海外法律服务部门与运行机

制有效地跟进开放的步伐［21］

（P13-14）。2016年5月20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

通过《关于发展涉外法律服务业的意见》在这一领域确定了一系列工作任务。

高水平维护公民和法人的跨国利益，要求国家鼓励和促动政府机构、社会组织，建立涉外交往所需

要的机制，提供良好的法律培训和法律服务，强化企业合规管理，引导企业、公民在海外遵守当地法律，

通过外交、商务、司法、援外等部门协调配合，掌握最新情况，形成顺畅的工作应对机制，以法律方式有效

应对国际摩擦纠纷。为此，我国已经努力推进建设一批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律师事务所和一批具有广

泛国际影响的卓越的国际商事仲裁中心。为了给“一带一路”倡议等国家重大发展举措提供法律服务［35］

（P16-27），2019年我国成立了“一带一路”律师联盟，在该联盟之下组建的金融、跨境争议解决、知识产

权、基础设施建设、劳动争议等9个专业委员会在新加坡、巴西等34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工作点，设立了

西安、广州、成都、海口、杭州5个代表机构。这一律师联盟对接欧亚经济论坛、博鳌亚洲论坛、环太平洋

律师协会会议、亚洲律师协会会长会议。2024年1月，我国律师事务所已经在35个国家设立了180多个

分支机构，其所提供的法律服务包括投资、知识产权、税务、能源与基础设施等多个方面。

（三）以法治手段维护国家的海外利益

中国已经认识到，法治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内容。越是强调法治，越是要提高法律规范及其运

行的质量。这就意味着，进行法律斗争既需要应用现有的国际法和相关规范，也需要确立自身的规范。

国家良好的涉外领域立法，不仅能够为本国的行动提供清晰的准确的依据，也能很好地维护国家的基本

权益。《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我国相关机关积极参与国际法的造

法进程，完善法律手段，妥当处理涉外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事务，提升中国在国际法律事务中的话

语权和影响力，以法律规范和程序有效维护中国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34］

（P39）。中国在海洋方面的一

系列立法为涉外法律斗争奠定了良好的基础［36］

（P43-60）。对于某些国家针对中国政府和私人的、不符

合法治原则的霸权行动，中国需要系统应对，而法治则必须是立体应对方案中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国

家以法律规则表达自身立场，基于规则采取措施，将法治手段于政治、经济、外交等多种方式组合应用，

由此促进有力维护我国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维护我国企业和公民合法利益［37］

（P256-257）。近年来，一

些大国以本国国内法作为基本依据，基于本国的好恶对一些国家和企业进行制裁，对包括我国公民法人

在内的法律主体采取缺乏正当性的“长臂管辖”措施。中国国际法学界理论上厘清了合理的域外管辖和

体现霸权的“长臂管辖”之间的界限，针对西方国家打着法治幌子的霸权行径，强化了国家立法、司法管

辖权的理论和实践研究，立法机关则以法律形式明确中国不接受任何国家的“长臂管辖”。此外，中国还

积极通过《国家安全法》等一系列法律规范对外部风险予以有效的防御。与此同时，立法还可能起到对

外国法不当适用的阻断作用。2021年初，经国务院批准，商务部公布《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

用办法》，就是这一领域目的较为明确的尝试。

以涉外法治手段有效维护国家与人民的基本权利，仅有立法是不够的。近年来，为了促进“一带一

路”倡议健康扎根、持续发展，中国建立了一系列的仲裁和调解机构，其目标即在于提升法律的实施质

量。与此同时，在一些特定的司法机构中，也建立了国际商事法庭，以期更高质量地解决涉外商事关系

的司法解决机构缺位问题。当然，值得进一步考虑的问题是，以中国为倡导者推进和发展的司法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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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年第 4 期

是否真的适用于相关问题，尤其是与中国相关的经济贸易、投资、金融、数据流动等各方面交往所出现的

纠纷之上。这是因为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日益提升、影响不断加大，很多国家及其国民在与中国交

往的过程中会存在一些顾虑，担心中国以其强大的国力对涉外交往造成压力，影响争议的平等顺畅解

决［17（］ P61）。司法机制与立法、执法相互配合，才能积极促动涉外法治的健康发展。

三、涉外法治国际治理工作领域的系统构建

系统化地把握涉外法治，需要从中国积极参与国际治理的维度认知其全球面向，展示中国负责任大

国的理念。近年来，中国在国际事务的法治化方面思路日益明晰。在行动上，中国也努力促进国际争端

的和平解决，促动国际事务的规范化，提升全球性国际组织的作用，通过完善国际造法、国际法律实施和

国际司法来推进国际社会环境的法治化，团结世界各国政府与人民，迎接共同的风险与挑战。

（一）加强立法领域国际合作

在国际事务的工作面上，涉外法治定位于致力建设和平、合作、和谐的世界环境。正是基于这个工

作愿景，中国才积极采取措施，促动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相互补充、共同完善。中

国在国际社会的变局中冷静分析世界发展的潮流，积极应对世界变革，在关键的时点上参与变革、引领

变革，在世界的变局中坚定不移维护世界持久和平、普遍安全，推进共同繁荣。

尽管全球化面临着质疑和反对的声音，全球治理面临着调整和变革的任务，但中国基于自身的地位

和任务，必须积极推进双边、区域、全球合作，充分参与国际法律规范的协商和草拟，全力参与、推动、引

领全球治理的迭代升级。在全球治理体系中以法治方式推进世界秩序的完善，首先需要为全球化的方

向、节奏提供顶层理念。在这一方面，中国已经提出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保障和平与安全，促动

经济繁荣与文明多样性，实现低碳、环保可持续发展方面指明了道路。历史终将证明，中国对于冷战思

维、零和博弈的反对态度，对于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均各平等原则的坚持，对于国家主权、尤其是各

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权利的尊重。为了形成良好的国际秩序，中国提出了以和平、发展、公平、正

义、民主、自由为指向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反对那种内涵不清晰、很可能带有霸权主义内涵的“以规则为

基础的国际秩序”主张，倡导“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即各国在国际关系中都弘扬《联合国宪章》

的宗旨和原则，严格遵守国际法和各国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原则，用具有普遍性的法律规范来划定是非

尺度、促进世界和平、谋划人类发展［38］

（P134）。中国强调以国际法制度来协调国际关系，解决国际热点

问题，倡导对话协商，坚持标本兼治，并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

在全球治理体系中以法治方式推进世界秩序的完善，还需要在行动上积极参与国际法的议题设计、

协商进程规划、具体内容谈判，善于在国际造法的程序和实体方面呈现中国元素，努力在国际法治中做

好战略筹划和具体方案。中国所努力推动建设的新型国际关系要求我们高举国际合作的旗帜，反对基

于宗教信仰、种族民族、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的对抗，促成日益扩展和开放的全球市场，反对小院高墙式

的保护主义和封闭圈子；秉持互利共赢的交流合作理念，超越短视、局部的零和博弈利益观。

在国际合作工作领域，要求我们在国际法治合作的规划与建设上奋发有为，积极进取。这就需要坚

持多边主义和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法治化、

公正化。中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大国协调合作，深化同周边

国家关系，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并在此倡议基础上

推进国际立法合作。涉外法治的工作需要为我国具有中华文化特色、反映时代精神的全球治理观提供

法律论证和法理解读，通过深刻且透彻的理论逻辑推进其转化为多边共识和公共知识，以周边外交和安

全事务为基本工作区，凝聚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推动在外空、深海、网络等领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尤

其是在生成式人工智能高歌猛进的情况下，中国必须高度关注、积极参与、有效介入，对全球数字治理合

作作出贡献。进而，世界各国需要汲取新冠疫情期间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的经验教训，构建新型国际关

·20·

何志鹏：涉外法治的系统思维

系，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20］

（P44）。在人类健康和卫生方面，习近平在2020年3月26日的二十

国集团领导人特别峰会上发言指出：“重大传染性疾病是全人类的敌人。……国际社会最需要的是坚定

信心、齐心协力、团结应对，携手赢得这场人类同重大传染性疾病的斗争。”［39］

（P2）为此，中国支持世界卫

生组织发挥领导作用，在疫情防控方面制定科学合理的国际规则。

中国在法律领域的国际合作，其实质在于积极参与或主导国际造法进程，促动相关国际法律规范的

迭代升级，不仅将中国的立场主张、利益诉求和价值理念渗透到国际法律体系之中，而且摒弃原有国际

法体系中不公正、不合理的部分，降低国际法体系中的西方中心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因

素，推进国际良法和全球善治，确保国际秩序公正合理、人类社会公平正义。在国际立法上，我们不能缺

席，其中最为关键的工作是积极推进“一带一路”法律制度的建设。十余年的实践证明，中国的“一带一

路”倡议致力于聚合沿线国家，充分聚合更多资源，消除彼此市场之间的断裂和壁垒，激活生产和流转的

动力，使经济全球化为更多国家和地区提供正向激励。未来在合作的机制、双边规范的磋商、区域性体

制的构建，特别是争端解决机制的探索方面，还需要充分考虑相关国家和经济贸易参与者的具体情况，

予以妥善规划和实施。继而，需要通过立法建立和完善双边区域经贸合作体制。在过去数十年间，中国

签订了数量众多的双边经贸合作协定，特别是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东盟十国签署了《区域

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2021年签署了《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这些规范的建立和完善有利于维护我国

外贸、投资参与人的海外利益，促进国家的开放发展。与此同时，中国也积极维护以WTO为核心的多边

经济贸易体系。习近平指出，“中国一贯主张，坚定维护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支持对世界贸易组织进行必

要改革，共同捍卫多边贸易体制”［40］

（P474）。中国主张一方面坚持现有的多边贸易体制，另一方面也冷

静审视当今多边贸易体制面临的问题，与时俱进地对世界贸易法律规则和运行机制进行必要改革，以使

其更加有效地实现消除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扩大市场增进交易的使命。

自从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推进改革开放，中国成了全球市场开放强劲的支持者和全球化进程中

不可或缺的参与者。当代世界的商品、服务、资本自由流动，不可能没有中国的参与；当代世界各大公司

的发展和创新，中国也不可能缺席。中国用自身庞大的人口规模和巨大的市场氛围推动世界经济稳定

增长，为各国拓展业务、扩大经营提供商机，并以自身的开放态度和积极进取贡献于全球治理改革。在

与相关国家和国际组织合作，积极投入制定和完善涉外经贸法律规则方面，中国将勇往直前、永不停步。

（二）加强执法安全领域国际合作

加强执法合作，就是要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不断完善安全合作的法律基础，加强

信息共享、联合行动、网络执法，深入开展安全执法合作，共同打击贩毒、拐卖儿童、洗钱、网络犯罪、有组

织犯罪等各种形式的跨国犯罪；与那些共同面临恐怖主义威胁的国家密切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

共同应对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威胁，维护共同安全。在开展执法安全合作的方式上，我国与他国之间

既遵守两国各自的法律规定，又积极确保国际法平等统一适用。尤其是自1984年恢复国际刑警组织合

法席位以来，我国不断深化同国际刑警组织及其成员国警方的执法安全合作，对于世界安全稳定起到了

不容忽视的作用。我国还特别强调，在反对恐怖主义、疫情防控、网络安全等领域，要注重国际社会的共

同利益，不能仅仅注重局部力而忽视整体利益。

中国始终是国际秩序的维护者，积极参与并倡导国际执法合作和全球安全治理。在理念上，中国提

出了全球安全倡议；中国积极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的30多年来，对于相关国家恢复和平作出了积极有益

的贡献，现在已经成为维和行动最主要的出兵国和出资国，这为塑造中国的法治形象起到了不可忽视的

积极作用。在跨国警务合作方面，中国也针对跨国犯罪的隐蔽性和复杂性特征，采取了积极的国际协同

措施。其中既包括机制建设也包括信息共享、情报合作和案件合作，又包括联合行动和人员培训、科技

合作与创新，还包括共同研讨国际法律合作和司法互动的问题，联合培养人才，提升警务能力。尤其值

得关注的是，2019年中国与西班牙警方联合开展“长城行动”，以及在国际刑警组织的框架之下与76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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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年第 4 期

成员国警方共同开展反诈的“曙光行动”，这些行动为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起

到了积极作用。在上海合作组织的框架下，中国政府积极倡导加强法律和司法行政领域的交流合作，以

满足各成员国的共同愿望。中国始终愿意与各国一道加强法律和司法行政领域交流合作，积极推进法

治建设，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促进世界发展繁荣。

国际商事领域的执法合作能够充分保障正常人员和经贸往来。这要求我国在知识产权领域强化执

法，加强对外国知识产权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依法严厉打击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在大力推进反腐败的过

程中，需要相关国家在追逃追赃方面给予更多配合。在维护网络安全方面，世界各国拥有重要共同利

益，要利用好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机制，共同推动和建设和平、安全、开放、合作、有序的网络空间。

（三）加强司法领域国际合作

司法领域交流合作是国际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公认，司法是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在国内

社会，人们信任司法，在国际社会，人们也对司法充满期待。司法交流合作为世界各国共同发展营造良

好法治环境，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贡献。推进司法、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可以拉近民心距

离，夯实国际友好的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国际司法采取积极合作的态度，尊重和支持说公道话、作公正裁决的国际司

法。出于对国际法和国际司法的尊重，我国多部法律都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

条约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

除外。中国主张平等有效地推进国际法适用，不能为自身利益而进行霸权式的司法行动。截至2023年，

中国与86个国家签署刑事司法协助条约、民事司法协助条约、引渡条约，以及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

极端主义合作协定。司法协助是保证司法行动具有域外效力的重要举措。与此同时，形成有效的国际

司法协助平台也有助于国家司法合作的有效实施。

除了对于各国司法机制平等的尊重和推进，我国还高度注重国际司法机构的存续和运行。一方面，

对我国所支持和认可的机构提供人力物力保障，包括为联合国海洋法庭积极派遣法官，对于卢旺达特别

刑事法庭等跨国刑事领域的司法机制的认可和支持。另一方面，对于国际刑事法院则采取审慎的态度，

看到机构所取得的成就，也认识到机构所存在的缺陷和不足，避免司法资源的滥用。更主要的是对于国

际法院等司法机构的长期高度认可，充分体现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四）体系性强化涉外法律合作与斗争的意识和能力

涉外法治不仅是一个制度建设的过程，也是一个能力建设的过程。能力建设不仅包含着知识、推

理、表达等因素，也包含思想观念的部分。没有妥当的观念和意识，工作层面的能力就可能服务于错误

的方向。没有充分的法律概念、原则、规范、体系化的知识，严谨的逻辑能力和流畅的表达能力，观念和

意识也无法达到目标。

随着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面临的挑战和安全威胁逐渐增加。在对外斗争中，不仅要形成清

醒的观念和认知，还需要形成充分有效的法律规范及运行体系，达到据理力争，有效应对挑战、防范风险

的目标。中国在涉外法治运行中反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以强凌弱。习近

平指出：“中国人民从来没有欺负、压迫、奴役过其他国家人民，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同

时，中国人民也绝不允许任何外来势力欺负、压迫、奴役我们。”［41］

（P2）基于宽容仁厚的历史文化，中国不

希望占据他国的利益，但是也坚决反对他国侵占我国的利益。这不仅来自长期对于不平等条约的斗争，

也来自中国对于自身利益的深切珍惜。我们要实现中国梦，就必须取得对“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

大斗争”［42］

（P15）的胜利。面对危害国家安全、妄图颠覆政权的敌对势力、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以及分

裂破坏势力，必须毫不动摇地运用法治这一国之重器予以坚决打击。鉴于当今中国的兴起和发展面临

着巨大的压力和多方的挑战，就需要在国际造法和法律运行场合妥善维护国家与人民的涉外利益，通过

法治手段实现涉外斗争与合作的辩证关系，尤其是通过能力提升拓展国际合作的机会。

·22·

何志鹏：涉外法治的系统思维

四、涉外法治中的话语叙事实践探索

系统思考涉外法治的工作架构需要明确认识到，涉外法治的体系中不仅包括制度与行动，还包括话

语与叙述。习近平在2023年11月27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强涉外法制建设而进行第十次集体学

习时强调了构建中国特色、融通中外的涉外法治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彰显我国法治大国、文明大国形

象的重要性。这为我们深化涉外法治的话语导向和国家形象构建思考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方针。

（一）一个世界级大国应当树立良好的法治形象

历史经验和现实探索证明，在既定的世界格局里，如果一个国家能够构建妥当的法治话语、树立良

好的法治形象，就能够在国际社会获得更多的理解和支持，从而获得更多的合作机会；这有利于其自身

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也有利于该国为世界的共同未来贡献力量。如前所述，在国际关系中，国家既与

很多国家存在着合作，也不得不面临一些竞争和斗争。尤其是当一个国家在硬实力方面已经达到相当

水平之时，就需要软实力积极跟进，避免软实力的短板。软硬实力不匹配的情况会约束国家的持续健康

发展，甚至在出现重大危机之时，容易使国家陷入严重困境。故而塑造软实力、提升话语表达的能力和

质量，是现代大国都关高度关注并积极建设的方面。

作为一个既有悠久历史又有恢宏现实期待的大国，中国既有必要充分整合和利用历史的文化资源，

也非常有必要对于当代中国的制度构建、制度伦理、制度实践、制度理性进行高水平的总结和渠道顺畅

的传递，使得世界各国都能够了解中国的话语，增强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在国家形象的框架中，不

仅包括自然禀赋，也包括伦理禀赋。中国软实力形成的过程中，当前的话语和叙事所达到的积极效果仍

有不足，这意味着我们在话语建设、国家形象建设方面有着很大的成长空间和长远的征途。

法律作为全球、国家治理的一个部分以及社会制度的一个领域，在现代化中国的建设和发展中占据

重要地位。对于当代中国的建设和发展而言，法治的力量、法治的影响不容忽视。在过去的一个世纪

中，中国在法治领域波涛汹涌的变革、波澜壮阔的发展，是世界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中国的法治探索

不仅为中国社会的安全稳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力量，也为世界法治文明提供了很多鲜活的范例。法治

中国的建设在制度上提升了中国的治理能力，在国际影响上塑造了中国的声誉和形象，在理论上通过自

觉性的提升和主体性的强化丰富了中国的法治文化。

（二）涉外法治建设是塑造国家形象的重要途径

中国在国际事务法治建设、法治理念方面已经形成了较为清晰的认知。中国在国际社会受到认可

的主要因素仍然是其传统文化，包括传统的服饰、语言、绘画、建筑等因素。但是，面向未来，中国必须以

一个新时代的文明大国形象出现在世界面前。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就需要将一系列法治目标展示

给世界各国，把中国在法治领域的行动和效果呈现给世界各国看，通过清晰明确、亲切生动的表达树立

一个在变化的世界中健康发展的法治大国形象。

首先，法治国家的诸多方向和理论非常重要，但是涉外领域的法治工作和理论尤其具有显著的话语

特征。对于一个国家的话语表达和形象树立而言，制度建设存在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法治

仅仅是其中的一端。在各种领域的制度建设和理论推进方面，涉外领域法治的立场和行动对于国际话

语表达和树立国家形象的作用更加显著。这是因为涉外法治所包含的国家主权与安全问题、国际合作

问题、一国的自然人法人在外国所受到的待遇问题，都直接与领域外因素直接相关。这样，一系列立场

和行动就会直接影响其他国家的新闻媒体和社会文化机构；以法律为底色的话语体系和叙事模式会远

远超过基于军事力量、政治打压和经济封锁所带来的效果，对于这个国家的制度认知和文化评价必然产

生积极作用，从而能有力提升国家的形象与声誉。也就是说，涉外法治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各个工作

环节、各个作业层级，都对国家形象具有潜在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会远远大于仅限于国内的民商事或

者刑事法律问题。如果这些问题没有媒体的大肆炒作，是不会成为国际社会的话题焦点的。

·23·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年第 4 期

其次，在涉外法治的语境下，行动可以是一种话语，话语也可以是一种行动。就前者而言，中国在人

权领域的规划和努力向国际社会表达了人权保障的鲜明话语，这种话语不仅包括人权保护的范围、方

式、位阶，而且也表达了中国政府尊重人权、将人民的利益视为至高无上的理念，为塑造中国法治形象、

人权形象提供了良好的话语力量。同样，中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行动也构成了一种向国际社会表达的

话语，中国的民主参与、民主监督、民主决策等一系列行动，都有力回击了一些国家提出的中国民主不充

分、不真实的讥讽和谎言，塑造了中国积极促动基层民主、地方民主的良好形象。就后者而言，中国代表

在联合国安理会大会人权理事会等场合的发言，就代表了中国在国际秩序的行动立场、行动方向和行动

理念，对于世界各国明晰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价值具有重要的标志意义。

再次，涉外法治是法治中国的国际窗口。基于以上分析，努力经营好涉外法治、确立好涉外法治的

相关制度规范，规划好贯彻、执行、落实涉外法治的组织机构，设计好使涉外法治的目标真正得以实现的

措施，是使得涉外法治有效落实的重要渠道，更是通过涉外法治塑造和提升国家形象、提高国家声誉的

重要领域。在这些方向的尝试和成绩比法治之外的方面所做的工作所产生的效果显然事半功倍。尤其

是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产生了良好的效果，构建了高水平的中国法治话语。当然其中也隐含着

风险，也就是在涉外法治工作上一旦存在着一些不妥当的制度设计或话语表达，就可能会降低公众对我

们的评价，损害我们的国际形象。这就要求我们各领域各环节的工作人员要绷紧法治理念这根弦，以法

治的方式表达自我，表达中国。

（三）抓住契机提升国家的涉外法治话语

涉外法治话语的提升意味着国家法治影响力的拓展，意味着国家正面法治形象的深化。在理念层

面上，我们应当充分认知涉外法治在传播中国话语、讲好中国故事、树立国家形象方面的地位和作用；在

工作层面上，需要研讨的就是，如何有效地做好涉外法治的相关工作，使得我们法治大国、文明大国的形

象在国际社会生根发芽、枝繁叶茂。

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需要在理论领域多做工作，无论是政策领域的话语表达，还是学术领域的观

点交流，乃至国家立场方面的争论，其有效内核都是理论建构。最近十余年间，中国在涉外法治领域提

出了很多重要的新概念、新主张，这对理论界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没有理论支撑的话语表达，要么

是低水平的重复，要么是单调枯燥的口号宣传，很难深入人心，很难长久传递。这就要求我们要在涉外

法治的诸多理论方面深耕细作，拿出真正深刻透彻的观点，既包括对一系列新概念的阐发，更包括对一

系列主张的多层次证明。尤其是对于中国实践、中国倡议进行环环相扣、体系化、结构化的学术论证。

只有在涉外法治领域形成了符合中国实践、能够让世界各国听懂和认可的中国理论，才能够更好地完善

涉外法治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为强化涉外法治的话语体系提供坚实有力的支撑。中国在涉外法治的

诸多制度需要转化为话语和故事，树立起良好的国际形象，让国际社会的相关国家和民众理解和认可。

在完善理论体系的过程中，法律共同体需要与人才培养密切结合，将学术体系转化为教学的内容，激活

为教学的方法，培养出有理想信念、有规范知识、有应用能力、有家国情怀的涉外法治人才，由高水平的

人才队伍去锤炼涉外法治的话语，并且将这些话语充实、活泼、有效地向国际社会作出表达。这样才能

培养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法治人才，才能真正长程提升法治中国的形象，推进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和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

（四）改善以涉外话语提升国家形象的保障条件

为了更好地表达中国在涉外法治各方面、各领域、各环节的立场和主张，树立中国良好的法治大国、

文明大国形象，就要在思想上、规范上、组织上、人才培养上整体提升涉外法治的话语与叙事能力。

塑造和强化涉外法治话语与叙事能力，首先需要明确维护我国的基本权利和核心利益的重要性，厘

清法律斗争的观念与意识。妥善的认知是行动和话语的基础，在思想层面确立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

发展利益的观念是高水平涉外法治话语的先决条件。当有些大国理直气壮地把维护本国的利益、确保

·24·

何志鹏：涉外法治的系统思维

本国的安全作为本国外交立场的起点之时，有些中国人还不愿意表达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

益的底线关切，有些人甚至还存在着中国必须为全世界提供公共物品甚至牺牲自身利益的偏差理解。

真诚且恰当地表达国家的力量和弱点更容易引起他人的认可和信任，因而中国没有必要隐瞒其维护自

身主权、领土完整、健康发展的基本意愿，并有必要将这种意愿法治化。

塑造和强化涉外法治话语与叙事能力，需要不断跟进法律规范的形成与发展，融汇中外、通观古今，

广泛汲取有益的理论和实践，在确立起涉外法律规范体系的前提下形成涉外法方面的知识框架、学科格

局、理论集群，以期为涉外法律的合作与斗争提供明确的法理依据。法治话语既包括反思和批判，也包

括基于规则和案例的语义分析、实证分析。其中，实证分析是法学的看家本领，法律专业人员之所以有

说服人的力量，并不在于其雄辩，而是在于扎实的规则认知和规则分析。所以，涉外法治话语须臾不能

离开以法律概念、原则、规则、体系为基础的实证研究。

塑造和强化涉外法治话语与叙事能力，需要确立相应的岗位和组织机构，理顺相应的工作机制和传

播手段。当前，我国已经初步在国家相关政府机关、驻外使领馆、代表处和相关部门设置了法律顾问、法

务参赞、法律专家等职位，此种职位不仅有利于提升法律工作者的地位，提升法治工作在各项事务中的

参与度，而且有利于法律专业工作者在相关的工作中积极发声，保证涉外工作和国际事务中充分体现出

法治的话语传播、法治的叙事架构。

预期有效地塑造和强化涉外法治的话语与叙事能力，长久之计在于培养涉外法治人才，这也是法治

中国的可持续发展路径。国家越来越明确地认识到建立一支通晓国际法律规则、善于处理涉外法律事

务的专业工作队伍的重要性［34］

（P40）。习近平指出：“专业人才培养要跟上。这些年来，我国涉外法律服

务业有了长足发展，但同快步增长的需求并不相配。”［37］

（P174）全面依法治国的核心和关键在于专业人

才。有了专业人才就能够凝聚知识、确立观念，推动社会风气向着尊重法治、厉行法治的方向去发展。

当今国际社会的秩序面临着诸多的困难和挑战，如何准确地把握世界之变，高水平回答时代之问与世界

之问，是当代中国的国际关系人才和涉外法治人才都必须认真积累和努力具备的素质。对于中国而言，

人才领域的短板是，在国际组织之中中国的工作人员比较少，不仅体现在代表中国的专家尚有不足，而

且体现在作为国际组织雇员的中国人数量欠缺。这些中国面孔的存在会提升相关组织对中华文化的理

解和接受程度，从而减少对中国的陌生感和排斥感，增强中国在国际立法、国际法运行过程中遇到的阻

碍，进而有助于提升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意识，有助于采取行动有效维护国家利益、提升中国形象［37］

（P257-258）。中国律师行业的管理部门近年间积极推进各律师事务所的涉外事务，从行政管理和行业

引导的角度，提升律师事务所的涉外能力和涉外人才培养；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秘书处与教育部、司法

部、外交部、商务部等部门合作设立了一批国家级涉外法治研究基地，与教育部合作确立了涉外法治人

才协同培养创新基地。通过这些基地的建设和发展，推进多方式、多层次、多领域的高素质涉外法治人

才培养体系，使得涉外法治人才的队伍得以壮大。只有形成了良好的涉外法治人才队伍才能够为涉外

法治工作的持续有效推进奠定良好的基础，形成思想和理论的先导。

五、结 论

作为新时代中国法治体系中的一条关键且不可或缺的工作线，涉外法治着力于构建起中国的对外

事务立法体系、涉外执法合作体系、涉外司法运行机制、海外法律服务架构，由此有效维护国家发展、民

族复兴进程中的核心利益。与此同时，涉外法治着力于塑造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法律理念和法理论证，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引领，以“一带一路”倡议所覆盖的国家为主要合作区，以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

治理观为体现多边主义观点的主要原则，推进实现全人类共同价值，努力让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

议、全球文明倡议生根发芽。涉外法治体现为国家间交往的权责界限和行为尺度，既展示出中国国际法

立场在历史上的延续性，也体现出中国国际法主张与时俱进的特点，为国际关系的改善升级贡献中国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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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年第 4 期

验、中国方案、中国理念。涉外法治还着力于树立中国作为法治大国和文明大国的形象，通过完善国际

法的中国理论为中国的涉外法治立场和主张提供学理解读和学术论证，为中国人自身的道路自信、理论

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巩固提供理论支撑，为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声誉提振作出法学共同体的贡献。

从基本制度理念到具体工作规划，从实践领域的推进到话语叙事的完善，都需要对涉外法治进行系

统认识和思考。统筹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这一观念本身就是系统思维的展现，其推进的进程、工作的格

局更是离不开系统思维的指导；尤其是涉外法治目标实现的关键更在于国际事务与国内事务的有机融

合，通过话语和行动推进国际法的主流化，一方面实现国际法研究者、实践者在国家法治队伍中主流化，

另一方面实现中国国际法的主张和理念在国际专业同行中主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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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Systematic Thinking on Foreign-related Rule of Law

He Zhipeng （Jilin University）

Abstract Analyzing and exploring foreign-related rule of law (FRRL) in systematic thinking requires

an overall grasp of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orientation of FRRL, a complete picture of the external environ‐

ment and the working framework of the FRRL. To advance the rule of law in domestic and foreign-related af‐

fairs in a coordinated manner, as the requirement of China's governance of the times, serves to safeguard na‐

tional sovereignty,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interests, promote the realization of the great dream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and national construction, and facilitate a good order of world peace, security, prosperity, toler‐

ance,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e working mechanism of FRRL is mainly composed of: (1) the im‐

provement of the national cross-border legal system, including unilateral efforts in cross-border legislation,

law enforcement, jurisdiction, and law compliance, as well as enriching the legal toolbox and carrying out in‐

ternational rights protec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2)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rivalry in the rule of

law, with China actively participating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to enhance the level of legalization and legitima‐

cy; (3) enhancing the level of China's legal discourse and narrative to boost China's image and reputation

through rule of law, fully demonstrate China's image as a country with a great civilization under the rule of

law and make China's ideas and actions more widely understood and supported.

Key words foreign-related rule of law; systematic thinking; cross-border legal regulations; cross-bor‐

der legal services;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discourse and narrative

■ 作者简介 何志鹏，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法学院教授，吉林 长春 130012。

■ 责任编辑 李 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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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7 卷第 4 期 2024 年 7 月

Vol. 77 No. 4 July 2024 028~038

中国乡村文化场景嬗变的一个分析框架

陈 波 陈立豪

摘 要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中国乡村文化场景与文化空间正在经历深刻的转型。为

揭示该转型的内在机制及其对乡村振兴的文化路径影响，构建一个前瞻性分析框架至关重

要。该框架围绕乡村文化场景三个核心系统即群落系统、价值系统和符号系统展开。群落

系统是乡村生活的基本单元，对乡村社会进程具有显著影响力。地方群落系统孕育的社会

文化主体性，对县域现代化起到了关键作用。在现代社会中，价值系统和符号系统的作用日

益凸显。以徽州地区为例，乡村文化场景嬗变与行为组织形态之间展现出同构性，场景的营

建者和使用者成为变革的主体，嬗变主题围绕聚落日常生活和土地利用所构成的乡土风俗

与习惯，而嬗变成果则通过乡土行为模式得以体现和传承。

关键词 舒适物；文化场景；乡村振兴

中图分类号 G124；D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24）04-0028-11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20ZD01）

在推进国家现代化与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乡村文化建设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自2017年中央农

村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乡村文化的发展已被纳入国家战略的关键议程。

继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农村文化兴盛与乡风文明的重要性之后，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突出

了乡村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地位。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推动“村超”“村BA”等群众性文体活

动，这不仅标志着对乡村文化建设规律的深刻洞察，也反映了对农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的积极响应。

乡村在国家发展中扮演着基础性角色，其现代化对于国家整体进步至关重要。针对乡村发展“不平

衡不充分”的问题，乡村振兴战略应运而生，目的在于推动乡村全面现代化，让乡村摆脱对城市的从属并

实现自主发展［1］

（P89-109，201）。在此背景下，乡村文化场景的不断演变不仅反映了中国乡村现代化的

轨迹，而且成为其文化表达的重要载体。本研究旨在建立一个分析框架，通过徽州地区的田野调查揭示

乡村文化场景嬗变的深层机制及外在表现，力图为乡村文化建设及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理论支持

和实践指导，以期推动乡村文化的持续繁荣。

一、乡村文化场景嬗变的内在逻辑

自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中国城市的迅猛扩张和现代化进程的加速，乡村地区逐渐被推向边缘。这

个时期，城市研究的热度远远超过了乡村研究，导致乡村的相关知识生产逐渐被冷落。全球化和现代化

的冲击使得乡村的社会经济和文化价值遭受巨大冲击，乡村的空心化问题愈发严重。改革开放后，我国

城镇化建设速度不断提升，城乡界限趋向模糊，各种要素的流动更加频繁［2］

（P128-146，232）。乡村旅游

等新型外来产业迅速发展，成为推动乡村经济复兴的重要力量。乡村地区成为文化创新和多元实践的

重要场所。在全球化与逆城市化的趋势下，乡村地区正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和实践领域。学界开始将

目光聚焦于乡村地区的演化重构［3］

（P1272-1286）与可持续发展［4］

（P2-10）等问题，这些研究不仅丰富了

DOI：10.14086/j.cnki.wujss.2024.04.003

陈 波 等：中国乡村文化场景嬗变的一个分析框架

乡村研究的理论体系，也为乡村地区的振兴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和方法。

乡村文化场景的嬗变遵循自下而上的路径，其演化模式根植于民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需求。依

托当地资源和群众期望，该嬗变过程塑造了一种新型复合空间，这一空间在提升社会凝聚力、创造力及

生活品质等方面发挥基础性作用。这一过程以社会生态网络的再造和价值共同体的凝聚与认同为内在

驱动力。

首先，保障种群繁衍的自然再生产是乡村文化场景嬗变的基础。在氏族公社时期，乡村社区的居民

凭借共同的血缘地缘关系紧密相连，构成相对封闭、自给自足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为乡村居民提

供生产生活的基本保障，也维护了乡村社会的秩序。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维护作用演变为一种凝聚力

和向心力，推动乡村聚落在面对外部冲击时保持团结。

其次，地方符号的构建是乡村文化场景嬗变的关键环节。在农耕文明时期，乡村社区逐步形成了以

农业生产为基础和以家庭为单位的社会结构。这种社会结构推动了乡村社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孕育了乡村文化的独特性。在此过程中，乡村文化不仅表现为对自然界的敬畏和顺应，还逐渐发展出对

家族、乡土的深厚情感以及对传统习俗、信仰的坚守［5］

（P45-57），这种丰富的文化底蕴为乡村社区提供了

内在动力。以宗祠为例，宗祠作为乡村社区的标志性建筑，既是祭祀祖先的场所，也是乡村居民认同感

和归属感的象征。通过维护传承祭祀仪式等传统活动，乡村居民强化了彼此的联系和团结，形成紧密的

社会网络［6］

（P206-221，8）。在这个过程中，以宗祠为代表的种群符号成为乡村文化传承和发展的重要载

体，使得乡村文化场景在嬗变过程中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

第三，内外部要素流动是乡村文化场景嬗变的内生动力。伴随现代化进程，我国乡村社会分工逐渐

细化，形成了以农业为主、多种产业并存的经济结构。这种经济结构为乡村社区提供了可持续发展的资

源和动力［7］

（P82-87），促进了乡村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乡村社区也更好地适应了外部环境的变化，保

持了活力和创新力。在这一过程中，乡村社区需不断调整和优化自身发展策略，实现经济、社会、文化全

面协调发展。

乡村文化场景嬗变是一个复杂多元的过程，各部分相互关联影响。通过自然再生产、地方符号构建

以及内外部要素的流动等多个方面的协同作用，乡村文化场景在嬗变过程中保持了连贯性和整体性。

这种连贯性和整体性有助于乡村文化场景更好地应对外部挑战和机遇，也有助于传承和弘扬乡村文化

的独特价值和魅力。本文旨在构建一个新的乡村文化场景嬗变解释框架，提出乡村舒适物特征体系，结

合实例进行实证分析，揭示乡村文化场景生成机制与嬗变模式。

二、乡村文化场景嬗变的框架构建

在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推动下，乡村地区成为国家权力、市场资本和村民等行动主体策略施展的场

所，也是再演变发展的物质性母体，涉及城市与乡村、传统与现代、他者与本土的力量关系权衡。构建乡

村文化场景嬗变的分析框架需整合政治、经济、社会、生态、历史等关键维度。本文分析框架聚焦文化、

时间和空间的交互作用及其通过反馈机制对乡村文化场景多功能性的影响，包括弹性、追溯性和适应

性、稳定性、可持续性。这种复杂性需要一个多层面的评价方法。这些特征是主客观并存的，是人们如

何感知、适应与改造周围环境的结果。

本研究从海德格尔的“栖居”（dwelling）概念出发，探讨乡村文化场景中生产生活环境、基础设施、空

间格局与地方群体的依存关系［8］

（P24-25），以及乡村行动主体如何利用庭院、宗祠等乡村舒适物来构建

场景意义和安全感。乡村文化场景的嬗变是由自然生态、社会文化、多元主体及治理系统的综合作用所

驱动，体现了一个渐进的“涵化”与“涌现”相融合的过程［9］

（P74-85），涉及群落系统、价值系统和符号系统

的动态互动。

·29·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年第 4 期

（一）群落系统

乡村文化场景不局限于物质形态，还有无形的精神表征。它是环境与情感交融，实质与表现兼具的

综合体现。这个特殊体系源于个体和环境的协调定位以及彼此认同。有学者从人的基本需求角度解析

这一现象：个体在空间中通过感官获得“方向感”，再通过复杂的感知过程与空间环境建立情感上的“认

同感”，将空间转化为具有文化特色的场景。

尽管个人的环境认知基于个人经验、情感和认知水平，具有明显的个性，但通过“主体间性”这一概

念［10］

（P10-18），个体的体验可以扩展到群体，成为公众和集体意识的共享。这种公共性体验并非完全基

于理性，而是充满情感和意义，形成了具有特定结构的范式。

乡村文化场景的变迁实则体现了社群逐步构建的历程。人类择居一处，进而与周边环境建立紧密

关联，方向感和归属感成为关键要素。人们需明确自身在空间中的定位，依据自身进行定位。各个文化

均具有独特的方位体系。如古代中国的四象代表四个方向，此类体系往往源于自然环境。一个宜人的

环境意象能赋予人们安全感［11］

（P3）。认同感在塑造场景价值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传统乡村，

建筑形式、村落布局、生产方式及习俗均体现了对环境的深刻认同。方向感侧重于生理需求，而认同感

更多涉及人们对地域和文化的心理归属。通过这两种感知，人们能与环境和地域建立深层联系，将文化

场景从单一的物理空间转变为富含意义的交互场所。

（二）价值系统

乡村文化场景嬗变研究考察了特定人群对特定环境的个人体验及期望。相关研究通常从认识用户

对某一场景维度特征的一般性倾向开始：为什么它很重要？是什么促使他们这样做？关注背后的关键

因素以及个人感知场景的积极或消极特征。乡村文化场景价值结构遵循文化价值观模型［12］

（P127-

139），将乡村文化场景视为一个由形式（自然特征、当代特征、人为特征、历史特征等）组成的生命体，关

系（社区感、故事、归属感、地方感等）和实践（生态过

程、历史过程、人类活动、历史事件等），随着时间的推

移，价值系统决定了乡村文化场景当下的特性和表达

方式（见图1）。

价值的概念曾经被认为是一种内在的普遍状态，

现在被普遍认为是一种源于时间和地点的文化背景

的社会结构。人们自身持有特定的价值观念，表达了

某些对象的自身价值［13］

（P49-76）。乡村社会过去的

关系和实践影响了现在的关系和实践，塑造了人们感

知的场景特征。乡村文化场景的特征作为人地互动

关系的体现，构成了乡村共同价值观念的基础，并促

进了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社会凝聚。共同价值的

形成，进一步推动新的社会关系和群体认同的发展。

在此框架下，内部成员与外部参与者通过认同一套共

享的价值观和目标，实现利益的协调与融合，从而减

少利益冲突，实现共同价值观和目标内化。共同价值观是乡村文化场景系统的基本组成部分，也是其复

原能力的体现。

（三）符号系统

海德格尔和梅洛·庞蒂强调主体经验对真实世界的解释，追求现象背后的符号价值意义。诺伯格·

舒尔茨从现象学角度理解乡村文化场景为“存在空间”［14］

（P16-17，55），拉尔夫则从人文地理学角度将其

归因于环境对历史体验的积累和呈现［15］

（P46，55）。段义孚提出“感觉价值的中心”概念，强调人们对物

图1　乡村文化场景价值结构

·30·

陈 波 等：中国乡村文化场景嬗变的一个分析框架

质空间的主观建构性［16］

（P3，27）。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思考人与空间、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和内涵意

义，重点关注人与空间环境最有意义的结合点。

乡村文化场景嬗变涉及物质空间和文化价值观两个层面，从时间维度追溯物质的变换及其与文化

价值观念相互影响的动态关联，强调空间不是单纯的客体，而是同人一样具有生命且其生命历程凝聚了

社会和历史的变迁［17］

（P5-15）。因此，乡村文化场景可以被视为一个有意义的空间，涵盖了人与人、人与

物之间的各种情感关系，如认同、依赖和归属感等。它不仅承载着人们对物质空间的历史记忆和情感，

还体现了人们对物质空间的象征意义和价值表达。

在理解乡村文化场景的符号系统时，可以借鉴列斐伏尔的空间实践、空间表征以及表征性空间的理

论框架。这一符号系统涵盖了乡村话语、乡村表征、乡村日常生活等多个层面［18］

（P23-37）。场景主体、

舒适物和活动等元素共同构成符号系统的激活机制，为参与者提供丰富的体验和感知。符号系统通过

与场景主体的互动、舒适物的利用以及活动的参与得到体现和强化，从而在体验者心中构建起“意象相

通”的感知。这一激活过程不仅促进了文化符号的可感性，同时增强了参与主体对乡村文化场景深层意

义的认知和共鸣。

三、文化嬗变视角下的乡村舒适物

乡村文化场景作为社会实践和社会关系的反映，其维度和表征在时空变迁中持续演化。内生与外

向的社会关系互动在不同时空维度下推动了乡村文化场景的再生产。乡村舒适物在这一场景中展现了

多样性、包容性和建构性，具有历时性和共时性特征。在静态或非流动的社会状态中，乡村舒适物反映

了特定地区的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现象［19］

（P1-22，226）。随着现代化交通和通信技术的发展，地理界

限被打破，新旧要素融合而形成了影响乡村文化场景嬗变的新舒适物特性。

（一）乡村舒适物的特性

乡村文化场景是乡村群落空间中的意义建构，与自然生态紧密相连。地理和生态的差异孕育了多

样的乡村群落，而农耕社会中的人文与生态关系构成了乡村群落演化的基础。中国的乡土特征，深植于

血缘和家族关系，为乡村群落奠定了底色。乡村文化场景的意义通过群落系统、价值系统和符号系统三

个维度展现。群落系统基于乡村共享的地理、社会和历史背景，为文化场景提供基础。价值系统通过认

同机制将文化价值观与村落现实相连接，形成文化感知和记忆，使乡村文化场景成为情感交流和意义分

享的空间。符号系统则渗透于生产、生活、休闲等方面，赋予文化场景以内涵。三个系统相互融合，构建

了多维的乡村文化场景模型，表现出嵌套和互动的结构性特征，受内在规律制约，展现出“异质同构”的

特质。

第一，以公共性为导向。乡村文化场景是由事物之间客观关系构成的一个地域性网络。人们置身

于自然或社会环境之中，总是会与各种各样的事物产生有形或无形的联系。在乡土背景下，公共性是舒

适物建构的时空背景和生成逻辑。场景要素的流动和个体间的互动不断推动乡村文化场景的嬗变，扩

展了其原有的文化和社会边界。这一嬗变过程蕴含着时间动力和空间轨迹［20］

（P373-384）。乡村舒适物

在互动和发展、保持和改变中，根植着原有的地方特性，积累和构建新的地方内涵［21］

（P271-287）。乡村

中的寺庙、祠堂、集市、水井、古树等舒适物，是村民们自由交谈、交换信息的场所，它们承载着村落的历

史文化脉络。这些地方以其意象性、易聚集性和互动性等特点，让人们能够更好地了解和体验村落生活

和文化。

第二，以认同性为途径。认同性是相对时间内特定场景中形成的内在秩序，以舒适物为载体呈现出

来。认同性作为乡村文化场景内部组织秩序的基础和核心，推动着乡村舒适物自组织、自运转、自更新。

乡村文化场景包含了具有各种不同变异的特质，具有求同存异的能力。一个地区的舒适物在时间推移

下，构成要素与组合体系经历新旧交替与演变积累，形成独具特色且值得铭记的历史脉络。这些舒适物

·31·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年第 4 期

在环境中得以显现，并通过与环境的互动，成为认同性的体现。乡村舒适物呈现出的认同性是乡村文化

场景发展和创新的基础和途径，也是场景特色化的基础。乡村舒适物中相关的文化要素、自然环境和社

会环境共同作用，形成认同性，它们在不同层面中相互作用，最终共同反馈于乡村文化场景嬗变。

第三，以日常性为核心。乡村舒适物可以视作乡土生活方式和文化精神特质的积淀与支撑。不同

于西方工业文明背景下的乡村社会体系，我国乡村聚落发轫于农业文明与小农经济，具体表征为“礼俗

社会”［22］

（P40-61），其行为主体是血缘、地缘和业缘等关系维系的族群。族群成员有共同的价值观、利益

取向和生活目标，是一种相对同质的社会关系［23］

（P87）。乡村文化场景及其舒适物的构成，总是与社会

活动、事件相联系。日常生活的生成主要涵盖循环性的活动更替、仪式感的行为路径和集体性的活动参

与。不同地域的人们生活方式各异，平原土壤肥沃地区的乡村居民生活节奏相对稳定，遵循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的模式。但部分地区乡村百姓由于资源匮乏，他们不得不冒险生活或寻找其他生计。在乡村

这样的“熟人社会”中，人们依赖于安全感、认同感等群体中的情感因素。不管是必要的、自发的还是社

会性的活动［24］

（P13），都离不开“大众参与”的介入。随着语境的变化，多样的生活方式、精神气质和价值

理念，共同构成乡村文化场景的日常内核。

（二）乡村舒适物的构成

乡村舒适物是一综合性概念，超越物理形态，涉及环境与人的多变互动，包括自然元素、行为模式、

情感反应、集体意识及个人体验。作为地方意象的媒介，乡村舒适物既是实体存在，也是价值观念的载

体，其展现方式呈现“空间叙事”特征，融合了文化认同与地方感知。该体系强调个体在环境中的主体

性，构建了主观与客观世界的联系。本研究提出的乡村舒适物体系（见表1）为文化场景演变提供了一个

概念框架，将乡村文化场景的研究置于主客观交互的视角，深入探讨其特性、价值及互动机制。

在构建乡村舒适物时，物理与非物理要素融合，共同塑造乡村环境的和谐统一。物理要素，如自然

地理特征，为乡村生活奠定物质基础，提供稳定的生态环境，对乡村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自然景观如

山脉、河流和森林，不仅塑造居民的生活环境，也成为乡村文化场景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建筑聚落作

为舒适物的另一关键要素，反映居民与自然环境和谐共生的智慧。这些建筑通常采用与环境相协调的

土木结构，既满足了生活需求，又体现了乡村的历史特色。

非物理要素作为乡村场景舒适物体系中的动态元素，为乡村文化场景嬗变注入内生动力。非物理

要素主要涵盖了乡村文化场景的各类实践活动和行为模式，如农耕文化、节庆活动、民俗习惯等。它们

在乡村文化传承利用与场景特征构建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延续着乡村的历史文脉。

在乡村舒适物的构成中，物理要素与非物理要素相互作用、共同影响乡村文化场景的嬗变。物质形

态的乡村舒适物承载着非物质要素的文化内涵，使得乡村文化得以传承与发展。非物质要素通过形塑

人们的实践活动和行为模式，对物质要素产生影响。

表1　乡村舒适物构成及其示例

一级维度

公共性

认同性

日常性

二级维度

易聚集的区位节点

公众性的活动参与

可互动的空间功能

可想象的集体记忆

可意象的空间节点

可感知的美好事物

规律性的活动演替

仪式性的行为途径

现代性的生活方式

承载舒适物（物质要素）

街巷、村头、道路等

村委会等

活动中心、文化站点等

古井、磨坊、古树等

山川、河流、牌坊等

风景名胜、绿色植被等

集市、农田等

宗祠、祖坟等

农家乐、民宿、酒店等

承载舒适物（非物质要素）

闲聊、下棋、广场舞等

村晚、集体选举等

电影放映、打牌等

地方信仰、传说等

河边洗衣、儿时嬉戏等

赏花、踏春、观星等

双抢、春种秋收等

祭祀、庙会等

交易方式、服饰风格等

·32·

陈 波 等：中国乡村文化场景嬗变的一个分析框架

（三）乡村舒适物的评价

乡村文化场景嬗变评价的客体是乡村文化场景的构成要素——乡村舒适物。景观环境中的舒适物

要素与场所的互动，随着时间的演进，形成了具有张力的场景表征。舒适物层面的评价目标是对该要素

在不同阶段乡村文化场景中所具有价值，采用5分制李克特量表为度量尺度，对乡村舒适物及其特征表

达从“非常赞同”（5分）到“很不赞同”（1分）进行感知强度评分（见表2），赋分的高低取决于该要素在场

景特性中的重要性以及在场景发展过程中的价值积累。

从系统的角度看，场景的嬗变需要保持相对的稳定性和动态性。当结构要素发生变化时，系统会发

生质变。在场景嬗变中，乡村舒适物包含的复杂表征关系是场景价值表达的重要途径，也是乡村文化特

征形成的关键。乡村舒适物对各方主体有深远影响，塑造着他们的传统、习俗、心理和行为。为了健康

延续并发挥功能，乡村舒适物需要具备合理稳定的系统结构，以塑造特色景观、满足主体需求，实现场景

的可持续发展和地方文化的传承。通过对结构层面的文脉关系的评估，优化文脉结构以保持场所结构

的稳定性和合理性，使其在景观塑造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四、乡村文化场景嬗变的实证分析

在乡村文化场景嬗变过程中，场景的秩序和特性与行为的组织形态具有同构关系：以乡村文化场景

的营建者和使用者为主体；乡村文化场景嬗变的主题涵盖以聚落为核心的日常生活和以土地利用为核

心的生产构成的各类乡土风俗和习惯；嬗变成果则通过乡土行为模式来体现。

（一）案例区域选取

徽州地区作为中国重要的传统村落聚集地，不仅是国家关键的传统村落分布区域［25］

（P157-162），也

是中国首批以传统村落为特色的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该地区乡村聚落演化历史悠久，孕育了

独特的地方文化符号。鉴于其较早引入现代经济活动的背景，徽州地区的文化场景嬗变特征尤为显著，

展现了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徽州乡村的变迁，为研究中国乡村文化场景嬗变、文化生态的保护与开发提

供了宝贵的学术资源，具有重要的案例价值。

本文所述徽州地区，特指文化意义上的徽州，即2008年设立、2019年经文旅部验收的徽州文化生态

保护区（见图2）。该保护区的行政范围涵盖中国安徽省黄山市、绩溪县以及江西省婺源县。本研究选取

徽州地区作为案例，旨在深入分析乡村旅游地的乡村性变化特征，以期获得全面客观的研究见解。

（二）数据来源与调查方法

本文采取定量分析与质性分析的混合研究路径。

1. 配对样本T检验。通过配对样本T检验的方法，检验2012年与2022年乡村文化场景特征的时间

演变。T检验作为参数检验的一种，主要用于比较两组计量资料的均值，具有抽样误差小、效率高、所需

表2　乡村文化场景嬗变评价体系

主维度

乡村文化场景嬗变

一级子维度

公共性A1

认同性A2

日常性A3

二级子维度

聚集性B1

参与性B2

功能性B3

记忆性B4

象征性B5

审美性B6

规律性B7

仪式性B8

现代性B9

正向描述（1-5分，5分示例）

物理空间通达便利度高；邻里关系和谐、友好

休闲娱乐或公共活动丰富；鼓励主体积极参与

空间功能复合多样

风俗习惯保留；具有较高自我认同

村落布局具有本地特色；房屋装饰保留乡土气息

文化生态环境保护良好

保留传统生活节奏；真实的乡村氛围

丰富的传统节庆活动

生活方式、行为模式等现代化变迁

·33·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年第 4 期

样本量相对较少等优点。我们所检验的假设

关注于配对变量均值之间是否存在显著差

异，即差值变量的均值与零均值之间是否有

明显的区别。设差值变量为i，其均值为i

ˉ，样

本数量为 n，差值变量的标准差为 F，差值变

量均值的标准差为Fi

ˉ，配对样本T检验的t值

计算公式如下：

t = i

ˉ - 0

F , Fi

ˉ = F

n

2.空间分析方法。通过参与式制图的方

式获取社区居民感知的空间信息，结合半结

构访谈与评分表获取被访者的真实想法。20

世纪90年代，学界已经开始关注到现有的量

化数据与技术手段难以使居民在公共政策过程中的话语权力得到充分表达［26］

（P58-69）。在技术反思的

推动下，PPGIS（Public Participation GIS）在社区规划相关研究中诞生。PPGIS基于地理信息技术，结合

参与式调查研究方法［27］

（P1-9），弥补了POI、GIS等研究长期忽视人的主观活动的缺陷。PPGIS的研究领

域不断拓展，应用广泛，涉及地方价值变化［28］

（P316-324）、生态服务［29］

（P119-133）、保护区规划管理［30］

（P699-713）等。

在本研究中，卫星图像及POI等客观数据难以直观展示非物质要素舒适物的点位分布状况，而PP‐

GIS的交互调研方式能为信息补充提供有效手段。本文尝试将场景主体（当地居民、游客以及政府和景

区的管理人员）对舒适物感知评价结果应用于不同时间段（2012-2022年）的案例地区，探讨乡村文化场

景嬗变的空间分布及演化特征，对乡村文化场景演变的模式与规律进行总结。

2023年9月到2024年1月之间，分三次对徽州地区主要传统村落（婺源篁岭村、江岭村，黟县西递、

宏村）进行了实地考察和线上调研。预调研阶段主要是初步了解乡村的基本情况，走访当地主要景点与

民居、祠堂等舒适物，对当地村民、游客以及管理人员展开访谈并取得联系方式，以便后期开展线上调研

与线下回访。在调研过程中，重点关注调研对象对乡村文化场景特征及其演化的自我感知。共计收集

到28份评分表，5.87小时的访谈录音以及1658条舒适物数据。

（三）徽州地区乡村文化场景嬗变特征分析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乡村振兴战略已成为新时代农业强国建设的核心，涵盖产业、人才、文化、生态

和组织五大振兴领域，推动了乡村文化生态和文化场景的显著变化。以徽州地区为例，篁岭、江岭与宏

村、西递等地通过区域旅游合作，共同展示了耕读文化、田园风光和古代村落的独特魅力，巩固了其作为

旅游重镇的地位。本文对比分析了徽州地区2012年和2022年的乡村文化场景评价得分，系统分析徽州

地区传统村落的发展轨迹及其内含规律。

第一，公共性维度的功能演替在乡村文化振兴的背景下尤为显著。在乡村文化振兴的框架下，徽州

地区传统村落的文化价值得到进一步的重视与开发。政府政策为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了坚实的支持，

促使这些村落获得国家级保护认定，得到了更广泛的专业认可。旅游开发的参与引入了新的动力，促进

了村落社会生态系统的开放性与经济流动性，推动了系统的转型。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利用转变为

旅游体验的一部分，为当地带来了经济与社会双重效益，为旅游者提供了丰富的文化体验，实现了文化

遗产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协同进步。

2012-2022年间，随着徽州地区乡村文旅产业的迅猛发展，旅游餐饮、购物、住宿和服务用地的规模

持续扩大。这导致乡村聚落空间场景发生了深刻变化，从以农业生产为主导的土地利用模式转变为以

图2　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范围示意图

·34·

陈 波 等：中国乡村文化场景嬗变的一个分析框架

文旅消费为主导的多功能混合模式。例如，宏村在2000年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后，其经济和文化价值迅速

超越生产价值。经济流动推动了治理系统的变革，从传统的血缘、地缘关系转变为市场决定的资源配置

方式。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当地先后成立了旅游开发公司，并引入外部经营者和企业参与村落的开发

与运营。篁岭与江岭地区在开发中注重现代舒适物的建设，如完善索道、公路、游步道、游客中心等基础

设施，注入“晒秋”民俗文化等集体记忆与空间节点。同时，该地区通过开发原始耕地和梯田，种植观赏

性作物，并建立体验设施，进一步丰富游客游览体验。这些举措不仅提升了村落的吸引力和竞争力，也

为当地居民带来了更多的经济收益和发展机遇。

徽州地区传统村落的旅游发展为文化遗产的保护注入了原生性资源和社区参与的动力。此外，历

史文化名村、名录及世界文化遗产的认定等外部资源，为村落的保护与开发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现代

服务业和工商业的兴起，促进了徽州地区村落经济的多元化。城市化进程中，乡村空间结构的开放和功

能转换以及劳动力的转移和旅游者的增加，提升了空间结构的开放度和心理文化的包容性，促进了社会

关系的和谐，乡村文化场景的参与性和功能性得到了显著增强。然而，徽州地区乡村文化的集聚性呈现

减弱趋势。在传统乡村社会中，基于熟人关系和伦理道德的邻里互动，构成了社会关系网络的核心。这

种基于亲疏关系的交换和不等价原则的互惠，体现了乡村社会的人文关怀，强化了利益与伙伴关系的紧

密联系，维护了乡村社会的稳定秩序。

随着乡村区域现代化转型，理性的市场经济思维逐渐取代了传统的人情交往方式。利益关系以劳

务关系为主导，以金钱为衡量准则，以货币为主流的交换方式。这一趋势导致以土地为纽带的人际关系

逐渐被以产业为纽带的新型关系所替代。乡村邻里关系的紧密程度一定程度下滑，影响乡村社会结构

的稳定性。在乡村旅游产业繁荣的地区，当地居民身兼民宿经营者、写生活动接待方及特产店老板等多

重角色，面临着市场竞争的挑战。这种竞争机制对传统的伦理关系和人际信任模式产生了影响。为了

适应这种变化，乡村社区需创新方法来维护和加强邻里关系，以保持乡村社会的和谐稳定。

第二，在乡村文化场景嬗变过程中，文化认同和情感锚固是认同性维度的关键。乡村文化场景的价

值系统，历史上是村落自治和发展的基础，不仅包含生态内涵，还促进了村民间的互信与合作，为自然资

源的治理和社会文化的可持续性提供了支撑。现代化和外来文化的冲击导致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方

式及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化，个体经济利益成为新的关注点。在这一背景下，居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努

力正在形成新的认同点，这一变化主要是由居民自身推动的，体现了乡村文化场景价值系统的适应性和

弹性。内生的文化认同变化对于理解乡村文化场景的嬗变至关重要，并与公共性维度的功能演替相互

作用，共同推动乡村振兴。

在2012-2022年的十年间，记忆性、象征性与审美性三个维度上的得分均呈现出上升的趋势。这些

提升得益于徽州地区丰富的文化景观资源，这些资源在旅游业的推动下重新焕发出新的活力与价值，为

当地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发展带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当地居民认识到旅游业所带来的积极效应，因

此，在行为上表现出对旅游发展的支持与认同的态度。此外，随着旅游业的蓬勃发展，徽州美食、徽剧、

手工艺以及其他民间艺术也获得了重视。这一现象让当地居民深刻感受到旅游业所带来的利益，增强

了他们支持当地旅游业发展的意愿。

对游客群体的调研发现，受访者对徽州地区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较强，在记忆性、象征性和审美

性三个维度上的得分均呈上升趋势。在访谈中，我们发现当地村民和游客对徽派建筑风格（马头墙、天

井庭院等）、徽州地区特色饮食（当地茶叶、徽菜等）、家族活动场所（牌坊、祠堂等）以及歙砚等物质文化

元素有着较高的认知度。物质文化元素是徽州地区文化最直观的表现形式。居民对物质文化要素的较

高认知度主要源于其易于保存和传播的特点。这些物质元素深受人们喜爱，成为重要的旅游吸引物和

文化景观［31］

（P41-46）。通过与游客的交流，这些文化元素的经济价值得以体现，强化了居民对徽州地区

文化的认同感。

·35·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年第 4 期

第三，在2012至2022年的十年间，徽州地区的乡村社会日常生活经历了显著的演变。这一演变与

文旅产业的介入紧密相关，影响了乡村文化场景的内在价值和外在表现。在文旅产业推动下，乡村居民

的生计方式、消费习惯和休闲行为趋向多样化，乡村生活的参与者变得多元和复杂。这种变化促使日常

生活场景从以往的单一和均质状态向多元化和异质化发展，丰富了乡村文化场景的内涵［32（］ P896-904）。

乡村旅游产业的发展为当地居民带来直接的经济收益，在提升个人生活品质及家庭发展方面发挥

了积极作用，反过来又增强了居民对乡村生活乡村文化的满意度和认同感。居民的高满意度和文化认

同感是乡村文化场景嬗变中不可或缺的内在动力。以婺源县为例，通过利用篁岭古村的旅游资源，该县

采取了“企业运营 + 生态入股”的模式，共建农业观光项目，实现企业与农户的共赢。这一模式提升了乡

村旅游的吸引力，促进了乡村经济的增长，维护了乡村的生态环境，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了创新

的实践案例，进一步证明了乡村文化场景嬗变与乡村振兴存在着密切的逻辑联系。

当现代性活动介入乡村文化场景系统中，一些传统的日常生产生活模式逐渐被打破。为了保护和

传承古村的特色民俗文化，篁岭地区采取了创新的“人下山、屋上山、貌还原”策略。2009年，政府与婺源

县乡村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合作，收购并修复篁岭村的古建筑，实施“以屋换屋”政策，将原住民集体迁移

到新村，将其中的120栋原址民居转化为精品旅游项目。婺源县还投入大量资金，对散落县中各地且缺

乏保护的20多栋徽派古建筑进行易地搬迁保护，集中开发管理。这一战略改变了村民的日常生活环境，

也重塑了他们的日常生活意义。在传统乡村社会，休闲空间相对宽裕，但随着村庄边界的开放、市场化

程度的提升和村庄内部的分化，休闲空间逐渐变得个体化和私密化，村庄的公共休闲空间逐渐消失。村

庄物理居住空间的变化，加速了农民休闲生活空间的变迁，伴随城乡流动的加快和市场经济对乡村社会

的深入影响，村民的休闲生活空间趋于碎片化，规律性维度得分由2012年的3.875分下降至2022年的

3.528分（见表3）。这使得村民重新聚焦于个体性目标，从传统的休闲生活转向为生计忙碌的经济活动，

如开办民宿、承接游学写生活动等，主动追求个人的经济利益和生活品质。

五、结 论

乡村文化场景的形成，是自然与文化相互交织、共同作用的过程，这种地域性演变反映了人类对环

境的适应性，展现了人类智慧和创造力的独特性。随着时间的推移，乡村文化场景逐渐形成了特有的乡

村舒适物体系。这些舒适物是地域特性在自然景观中的具体表现，展现了空间形式与使用功能的完美

结合，是物质载体与内在精神的统一。

乡村文化场景的演变是人文与自然环境互动的产物，涉及群落、价值与符号系统的复杂互动。在徽

州地区，乡村文化场景的嬗变过程尤为显著，其发展与生活及生产需求的演变紧密相连，反映了功能演

替、情感维系和意义演化的复杂性。乡村文化场景的嬗变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了人与环境的关系。通过

表3　徽州地区乡村文化场景评价得分（2012与2022年）

主维度

徽州地区乡村文化场景得分

一级子维度

公共性A1

认同性A2

日常性A3

二级子维度

聚集性B1

参与性B2

功能性B3

记忆性B4

象征性B5

审美性B6

规律性B7

仪式性B8

现代性B9

2012年

3.841

3.561

3.322

3.622

3.561

3.640

3.875

3.622

3.570

2022年

3.766

3.968

3.931

3.813

3.958

3.707

3.528

3.713

3.990

均值差

0.075

-0.397

-0.609

-0.191

-0.397

-0.067

0.395

-0.091

-0.426

T检验

1.601

-8.717

-11.354

-3.576

-8.717

-1.355

6.424

-1.414

-8.816

·36·

陈 波 等：中国乡村文化场景嬗变的一个分析框架

分析场景评价得分的变化，我们可以揭示人与环境关系的变化轨迹。对徽州地区乡村文化场景的深入

研究，揭示了一系列值得关注的问题。

旅游开发等外部活动的介入不仅深刻改变了乡村空间环境的原有功能和意义，还对当地居民的生

活方式和价值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传统的文化场景呈现的方式也发生了异化，原本充满活力的乡村

文化场景，脱离了原有的生活基础和生产空间，逐渐舞台化及表演化。以婺源篁岭的“晒秋人家”为例，

当一个日常生产生活场景被打造为旅游景点后，其与居民真实生活之间形成明显的空间界线，演变为一

个相对较独立的空间。这一变化导致了乡村文化场景从活态转变为固态，不利于乡村传统文化传承和

发展。随着农业生产价值的减弱和传统农业空间的消失，人与地方的关系发生根本性转变，休闲娱乐价

值逐渐占据主导地位［33］

（P328-339）。这种变化为乡村地区带来了经济收益和娱乐体验，但导致居民对

地方感和身份认同的模糊，影响了他们的态度和行为倾向。

乡村文化场景的嬗变是涉及多个维度的复杂过程，包括自然环境、文化传承以及人类活动等。在保

护和发展乡村文化场景时，我们需要深入思考并解决这些维度的互动关系，要挖掘和利用乡村文化场景

的独特魅力，提升当地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重要的文化支撑，促进乡村文化

的繁荣发展，使乡村成为人们向往的美好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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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Cultural Scenes in China

Chen Bo, Chen Lihao（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 Driven by new urbanization, China’s rural cultural scenes and cultural spaces are undergo‐

ing a comprehensive transformation. In order to reveal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of this transformation and

clarify the cultural pathways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it is particularly crucial to construct a forward-looking an‐

alytical framework. This framework is centered on the three core systems of rural cultural scenes: the commu‐

nity system, the value system, and the symbol system. The community system, as the basic unit of rural life,

has a decisive influence on other social processes; the social-cultural subjectivity nurtured by local communi‐

ty systems proves fundamental in driving county-level modernization. Moreover, value systems and symbol

systems are playing an increasingly prominent role in today's social context. Taking Huizhou as an example,

there appears a congruence between transformations in rural cultural scenes and behavioral organization

forms.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builders and users become key agents driving change within these scenarios.

The themes of transformation involve rural customs and habits constituted by daily life and land use while its

results are manifested through inherited rural behavioral patterns.

Key words amenities; cultural scenes; rural revitalization

■ 作者简介 陈 波，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武汉大学场景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湖北 武汉 430072；

陈立豪，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 责任编辑 何坤翁

·38·

第 77 卷第 4 期 2024 年 7 月

Vol. 77 No. 4 July 2024 039~050

场景视角下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发展路径分析

吴 军

摘 要 构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作为一种大城市发展的新战略在扩大消费、培育新动

能、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从场景视角探索与构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发展路

径，能够引导城市管理者和大众的关注重点从消费经济增长单一维度上升到城市生活品质

提升的综合维度，从商务和文旅等少数部门的共识上升到更广泛、更普遍的城市认同。场景

是舒适物组合，反映一个地方的文化消费与生活方式，也是一个地方生活品质的指示器。北

京、上海、广州、重庆、天津等一线城市在场景建设上已经做出探索，其中，地标商圈潮购场

景、特色街区雅集场景、社区邻里生活场景、公园生态游憩场景、体育健康脉动场景和文艺风

尚品鉴场景六种场景，能够对打造城市消费优势产生显著的正向作用，并且这种作用会随着

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加进一步增强。着眼未来，我国大城市发展战略

可把场景建设纳入到公共政策核心议程中，建立城市场景体系，通过场景营造，不断优化与

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生活品质，构筑城市发展的持久优势与竞争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的场景路径构建，不仅展现了场景作为一种新要素对于城市文化力的塑造作用，而且还为提

升我国城市建设质量和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提供新思路。

关键词 场景；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发展路径；生活品质；文化力

中图分类号 G124；D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24）04-0039-12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1BSH059）

构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是经济全球化、文化全球化以及全球城市竞争的内在要求，也是我国构建以

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战略。早在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就提出培育发展国际消费中心的要求。国务院颁布的

《关于进一步扩大旅游文化体育健康养老教育培训等领域消费的意见》《关于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进

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若干意见》以及商务部联合多部门印发《关于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指

导意见》等政策文件进一步明确“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重点任务。2021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

城市，打造一批区域消费中心。随后，经国务院批准，上海、北京、广州、天津、重庆等五个城市率先开展

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实践。现如今，据不完全统计，深圳、成都、南京、武汉、杭州、西安、苏州、郑

州、青岛等30多个城市积极加入国际或区域消费中心城市创建行列并开展大量实践探索。然而，相较于

丰富的城市创新实践，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发展路径问题的学术探讨相对薄弱且缺乏系统性比较研究。

本文采用一种新视角即场景视角，探索构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发展路径，并选择北京、上海、广州、重庆

和天津作为样本城市进行分析。这五个城市是我国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的首批试点，这些城市

的行政级别高、经济发展好、人口规模大，消费资源集聚和引领带动示范作用强，城市的消费特点与消费

优势的发展呈现出更多的先验性和规律性。

DOI：10.14086/j.cnki.wujss.2024.04.004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年第 4 期

一、发展路径审视：从消费经济到生活品质

关于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研究的相关文献，最早可以追溯到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消费城市”概

念。他将那些专门服务于社会上层群体购买力的城市定义为消费城市，显著区别于生产型城市、商人城

市等城市形态［1］

。尽管韦伯的消费城市概念与本文所涉及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内涵差异显著，但他所

强调的城市主要人口购买力对于消费城市发展的重要性观点仍具有重要启发意义。百年之后，美国哈

佛大学经济学家爱德华·格莱泽拓展了“消费城市”概念。他将传统经济学家们关注的城市生产优势颠

倒过来，强调应当重视城市的消费优势［2］

（P2）。这种消费优势可以作为城市发展的新动力。那些受过

良好教育、有较高专业技术水平的高素质人力资本群体，对于未来城市发展与竞争至关重要；而该群体

具有高流动性且对城市生活品质有更高要求，他们趋向于向具有较高舒适性设施与活动的地方集中。

就国内的研究文献来看，目前多数研究是从经济学角度探讨消费经济的增长，侧重消费业态与市场规模

的重要性，并倡导政府通过优质消费供给来匹配居民消费需求。比如，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和美誉度的

标志性商圈或商街，形成高端消费资源集聚地和消费市场的制高点等［3］［4］［5］

。有的学者强调消费环境建

设的重要性，倡导对标国际标准来改善软硬件消费环境［6］

。还有的学者则强调，服务经济对国际消费中

心城市建设的重要性，尤其是随着诸如汽车等耐用消费品和日常吃穿等非耐用消费品对经济拉动作用

减弱，服务消费会出现一个强劲的增长趋势［7］

；提升本地服务消费质量和多样性，能够提高大城市的生活

水平［8］

。

这些探讨对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发展路径问题研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但遗憾的是，多数研究依旧

停留在消费经济层面，并没有扩展到以生活品质为重心的城市战略整体层面上。仅聚焦消费经济增长

的发展思路，其评价体系往往过度依赖对城市消费市场发展水平、集聚和带动能力、创新引领能力等内

容分析，反而对城市居民消费需求尤其是美好生活需求的分析不够充分。这也会导致对国际消费中心

城市发展规律的认识不足，也与国家战略中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根本目标“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导向有所游离，制约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品质与可持续发展。因此，当前我们亟须一种

新视角，跳出消费经济增长的单一思维，上升到生活品质提升的城市战略层面。

场景研究为破解这一难题提供了可能。已有研究表明，场景是关于一个地方的文化特征与美学品

质，反映一个地方的文化消费与生活方式［9］

。一个地方的文化特征和美学品质，往往通过当地人的生活

方式得到具象化呈现。生活方式是当地人日常需求的集合，这种物质和精神的需求会外化成对特定舒

适物的偏好［10］

。因此，通过分析一个地方的舒适物组合，可以间接完成对一个地方的场景的测量。事实

上，场景研究最早开始于美国新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团队。从20世纪80年代起至今，他们研究了诸如

纽约、东京、伦敦、巴黎、洛杉矶、首尔、芝加哥、多伦多等38个国际大都市和1200多个北美中小城市的成

百上千种舒适物。德国著名社会理论家哈贝马斯在分析咖啡馆等舒适物时指出，咖啡馆不仅是提供咖

啡和食物的地方，而且还是创造丰富文化意义的公共空间，绅士们往往会为参与新形式的批判性对话而

在这里聚会。在此种公共空间基础上，场景突出强调不同舒适物组合及其嵌入的文化意蕴与生活方式

意义而非单一的舒适物，并把这些作为一种文化力。场景不同于场所，它具有一种实践性，能提供某种

方法，让人们围绕产生意义和价值的独特体验聚在一起。

简言之，场景视角有助于重新认识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发展路径问题，即从消费经济增长的单一思维

转向思考更为综合的城市生活品质提升，从商务和文旅等少数部门与人员的共识扩展到这些部门之外

的更为广泛的城市认同和参与。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场景路径构建，有助于推动城市发展研究从单纯

的经济要素分析转变到纳入文化消费与生活方式要素的综合分析，探索与建立以场景为核心，以文化消

费与生活方式为主要特征，以地方生活品质为重心的城市公共政策新议程。以场景营造城市，把城市作

为一个整体消费品去打造，通过城市消费优势的培育与建设，不断优化与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生活

·40·

吴 军：场景视角下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发展路径分析

品质，增强美好生活体验，从而构筑城市发展的持久优势与竞争力。

二、构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场景逻辑与场景类型

美好生活导向是构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发展的场景路径的重要前提。一个城市是否能够给市民和

游客提供可感可及美好生活体验，这是判断城市建设与发展质量的重要试金石，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建

设与培育更是如此。在此基础上，本文借鉴了国际场景理论的最新成果，同时结合中西城市发展差异，

以中国城市场景实践经验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主，发掘和定义了六种与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发展紧密

关联的场景类型。

（一）以场景构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重要依据

“美好生活”是本文构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发展的场景路径的重要导向。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

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美好生活”是人

民群众对未来社会发展的追求与期待，应该贯穿于我国城市建设与发展的全过程、全领域，国际消费中

心城市建设更是如此。然而，“美好生活”是一个高度个体化、主观化的概念，而城市则是一个宏观的空

间系统，要在城市层面实现美好生活，要么像勒·柯布西耶等学者一样给出一套整齐划一的城市美好生

活标准并自上而下贯彻推进，要么像简·雅各布斯等学者那样倡导城市多样性且自下而上考虑每一个人

的美好生活期盼。不过，在具体的实践中，这两种思路都存在局限：前一种思路罔顾大众诉求的复杂性

和城市自身的内在规律性，雅各布斯等人已经做了激烈批判；后一种思路只能得到高度碎片化的信息，

最多可以推进一些微观项目，很难形成一个高效体系。问题关键在于：能不能在微观的个人生活与宏观

的城市之间架起一道桥梁，从而可以在城市层面推动美好生活建设呢？场景提供了解答这个问题的新

思路。场景可以作为黏合微观层面的个体生活和宏观层面的城市系统的中间概念：一方面，城市是由一

个个场景组成的，在场景中，市民或游客、场所或空间、文化活动与消费等系统集成在一起，成为城市日

常运作的基本单元；另一方面，场景所具有的基于地方文化特征和美学品质并非是管理者自上而下赋予

的，而是在社会成员与空间的复杂互动中生成的，场景便可以作为提升城市整体的美好生活体验的抓

手，以场景营造城市，就变成了用美好生活体验来构筑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发展的新优势和新路径。

除了以美好生活为导向外，本文还借鉴国际场景理论的最新研究成果。国际场景理论来源于舒适

物研究。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舒适物作为城市发展的独立变量被经济学者提出，成为预测地

区人口增长的重要因素，并提示城市规划与公共政策制定者要避免因经济发展而破坏城市美感和舒适

度［11］

。进入21世纪，消费优势成为国际前沿城市之间竞争的制胜关键，舒适物研究再次备受关注。因为

消费已经颠倒了经济学家们以往所关注的城市生产优势，大城市竞争力重塑的重点应放置在城市消费

优势的打造上［2］

（P23）。在这些研究中，舒适物被定义为能够给居民或消费者带来舒适与愉悦体验的事

物，包括设施、活动与服务等，并且这些事物能够显著提升城市生活质量［12］

（P298）［13］

（P103）［14］

（P30）。在

此定义中，文化消费设施、当地居民价值观和态度等也包括在舒适物范畴内，因为这些因素和自然景观

或空气等像公共舒适物一样，都能有效地塑造城市空间的舒适愉悦体验和吸引力。但是，单一或原子化

的舒适物很难准确地反映一个地方的文化特征及其生活方式。因为仅从一个地方的舒适物数量多寡很

难真切地判断该地方的文化特点及其生活质量的高低，除了数量，还要看舒适物如何组合形成的场景及

其蕴含的美学品质、文化消费和生活方式意义。场景分析有效地解决了舒适物研究中的整体性和质量

两方面问题。已有国际研究也表明，舒适物的系统集合会形成不同场景，塑造着不同的生活方式，从而

影响着人口迁移和高新企业选址，进而影响到地方的产业结构转型与治理等［15］

。有学者还指出，国际场

景理论研究一定社区环境和都市设施蕴涵的价值观与创造性群体等优秀人力资源的内在关联，强调创

造性群体等优秀人力资源在知识经济时代的重要作用，探索后工业社会区域发展的文化力［16］［17］

。

从美好生活角度来看，场景被看作是城市生活的符号系统，并建构于场所之上。比如，场所可以是

·41·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年第 4 期

人们居住的地方（作为住宅区的地方）、工作的地方（作为产业集群的地方）、治理的地方（作为政治舞台

的地方）等。更为重要的是，它们也是人们表达、交流和分享价值观、感受、经历和情绪的地方。因此，将

城市场所视为城市场景，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这些场所背后的文化特征和生活方式意义。当一个住

宅区或一个产业集群等地方变成一个个场景的时候，可以培育各类精神价值、激发情感共鸣和认同。基

于场景视角，研究城市就是研究一个特定的城市场所在特定的时刻，由人与舒适性设施的互动所创造的

不同场景，蕴含的文化特征及其关联的生活方式意义。换句话说，研究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就是捕捉根植

于商业、人群、设施等所创造的持续公共生活中的体验吸引力——具体时间的特殊组合①。从这个意义

上讲，坚持美好生活需要导向的场景视角，考虑了城市的特征，城市提供的美好生活体验以及城市作为

地方所传递的文化价值。这是一种多维度方法，超越了传统的城市分析，强调对地方的相关情感和意

义。从这个层面来看，城市才能真正被看作是一种消费品，可以为广大居民提供多样性服务、美好生活

体验和经济机会等。

场景路径构建还应该注意到中西城市之间的差异，包括在发展阶段、经济基础、历史文化与制度等

方面存在的显著不同。第一，发展阶段不同。西方发达国家的主要城市已经到了深度城镇化阶段，而我

国城镇化速度和水平还在快速增长，许多城市形态与结构较为混合，即使在同一个大城市，既有工业社

会的痕迹，也有后工业社会的新特点，甚至还有农业社会的特点，即使像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国际化大都

市也存在工业与后工业的混合特点，这就决定了城市舒适物与场景的需求和供给更加多元性和复杂性。

第二，经济基础差异。西方发达国家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随着个人财富增长，个体在考虑城市迁移

时已经开始把当地舒适物状况与场景特征作为重要因素来考虑。相较于西方，虽然当前我国已经是全

球第二大经济体，但从全球范围来看，人均GDP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并不占优，从人口迁移的动因上看，尽

管越来越多的高素质人力资本群体在考虑城市迁移时越来越看重舒适物、环境品质、文化消费和生活方

式等方面诉求，但经济机会与收入等因素依旧是主要动因，尤其是对于数量庞大的农民工群体来说更是

如此。第三，城市体制机制差异。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政府大多数情况下管理的是纯城市事务（不包括

农村），但在中国，大部分城市政府管辖范围包括了农村，生产、消费和生活资料的调配网络中农村往往

扮演着城市腹地的角色。第四，城市文化与历史的差异。中国城市除了拥有工业化、现代化、信息化等

特点，还保留了一些古代营城建都的礼乐秩序与历史文化传统，西方城市呈现更多的是市场秩序及其关

联文化历史。

（二）构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场景类型

场景重塑城市的魅力与吸引力，能够把包容性文化、技术、人才、创新、消费等整合到一起，赋予一个

地方的美好生活体验。好的场景，往往来自舒适物之间及其与周围美学设计和文化气息的组合效应。

例如，一个孤立的商场或餐厅可能是实用的，但往往不具备强大的吸引力，但如果把咖啡馆、餐厅、文化

艺术景观等设立在周围，无疑会提高整个区位的吸引力。相反，在历史悠久的街区建设现代化购物中心

可能会适得其反，因为它所代表的美学价值与该街区现有的价值观相矛盾。场景视角的核心是以地方

的文化特征及其生活方式等来审视城市空间，强调区域内舒适物、人群、文化活动与消费之间的组合互

动。这些要素代表了一个城市可提供的美好生活体验的特征，正如城市社会学创始原则之一是探索一

种独特的城市体验形式以及城市社会学家沃斯所提出的“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城市性”［18］

。

场景有千万种，本研究主要目标是发掘那些能够给人们带来美好生活体验的场景类型。为了发掘

和定义这些类型，本研究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美好生活、文化艺术、美学与生活方式等相关研究成

果，并梳理当前中国城市创新实践经验以及对居民日常生活的观察，结合城市舒适物数据之间相关性，

① 成都市于2019年在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动员大会上提出“八大消费场景”，随后又制定了《公园城市消费场景建设导则》。这是国内首个

关于消费场景建设的城市政策文件。目前，北京、上海、广州、天津、重庆等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方案中均有对消费场景建设的具体要求。

·42·

吴 军：场景视角下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发展路径分析

概括提炼六种与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发展关联关系紧密的场景类型。它们分别是：地标商圈潮购场景、特

色街区雅集场景、社区邻里生活场景、公园生态游憩场景、体育健康脉动场景和文艺风尚品鉴场景。当

城市居民与游客的消费需求得到满足，消费体验获得提升时，这些场景的丰富度也会随之增加。某种程

度上，这六种场景类型的表现，可被视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发展的晴雨表。

类型1：地标商圈潮购场景。依托地标商圈塑造潮购场景，汇集全球知名品牌、新品潮品以及首店首

发首秀等相关舒适物及其业态，传递时尚潮流文化。该场景类型更易吸引Z时代青年（调性体验、尝新

尝鲜）、商务群体（商务社交、品质购物）、国内外游客（情感体验、观光打卡）等。舒适物指引：珠宝首饰、

奢侈品、免税店、豪华酒店等。

类型2：特色街区雅集场景。依托特色街区塑造雅集场景，汇集里坊古巷、名人故居、历史建筑以及

非遗元素等设施与活动，蕴藏市井烟火气，提升城市慢生活品质。该场景类型更易吸引游客（在地体验、

文化寻访）、家庭消费群体（文化浸染、研习）、年轻怀旧群体（怀旧复古、打卡体验）等。舒适物指引：特色

集市、古玩字画、步行街、人文古迹等。

类型3：社区邻里生活场景。依托社区单元塑造邻里生活场景，汇集便民服务、社区交往和社区文化

等内容与社区生活性服务业态，崇尚睦邻友好精神。该场景类型更易吸引家庭消费群体（生活日杂、社

区活动）、城市精英群体（人情链接、方便快捷）、银发养生群体（健康管理、追求品质）等。舒适物指引：便

民服务、超市便利、养老服务、家庭维修等。

类型4：公园生态游憩场景。通过公园生态来塑造游憩场景，以公园、绿道为载体，叠加运动健身、亲

子互动、公共艺术、户外游憩、田园旅居、休闲餐饮等舒适物及相关业态。该场景类型更易吸引亲子度假

群体（休闲游憩、亲子活动）、健康活力人群（公园游乐、娱乐潮玩）等。舒适物指引：森林公园、动物园、植

物园、主题公园等。

类型5：体育健康脉动场景。依托体育赛事塑造健康脉动场景，以赛事活动、健身休闲为核心，发展

品牌赛事、体育旅游、康养度假、运动品牌等舒适物及其创新融合业态。该场景类型更易吸引年轻活力

群体（运动休闲、赛事观光）、轻休闲群体（休闲度假、健康管理）、职业运动员（体育集训、体育赛事）等。

舒适物指引：体育赛事、体育场馆、健身房、休闲运动等。

类型6：文艺风尚品鉴场景。依托文艺演出塑造风尚品鉴场景，汇集音乐、舞蹈、话剧、绘画、雕塑、美

术等文化艺术类舒适物及其关联业态。该场景类型更易吸引艺术家（高雅艺术、创新创作）、文艺青年

（艺术情怀、潮流风尚）等。舒适物指引：演出场馆、博物馆、美术馆、展览馆等。

三、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场景分析的实证研究

舒适物组合形成场景［19］［20］［21］［22］

。从这个意义上讲，测量与分析一个地方的场景首先要从舒适物开

始。因此，实证研究从舒适物数据收集与整理开始，再对五大城市的六种类型场景进行比较；在此基础

上，分析场景对于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发展的影响作用。

（一）数据来源、方法与城市舒适物特征

本研究的舒适物数据来自大众点评网（2023年3月访问），使用Python代码爬取，共收集到北京、上

海、广州、天津、重庆等五大城市的共计85个区的700余种舒适物信息，经整理形成舒适物对应的平均评

分及具体数量，涵盖了餐饮美食、购物消费、休闲娱乐、生活服务、学习培训、医疗健康等多个类别。具体

场景类型则根据美好生活需要导向、理论研究最新成果、中国城市场景实践经验及其与舒适物数据之间

的相关性进行发掘提炼而成。关于舒适物选取，具备两个条件：其一是以消费为导向的舒适物，而不是

以生产为导向；其二是所选取的舒适物能够以大致相似的方式在不同区域出现并能够进行分析。

在定义场景类型之前，有必要对五大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舒适物数量及其特征进行比较，因为这是

定义场景类型的前提。具体情况如表1。

·43·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年第 4 期

第一，从舒适物总量上来看，上海的城市舒适物数量最多，其次是广州，再次是重庆和北京，天津舒

适物数量最少。这说明五大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消费优势表现差异显著，这会影响到城市宜居舒适性

和愉悦性品质。

第二，从舒适物结构来看，五大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每十万人数量排名前十的舒适物具有高度相似

性，排名靠前的舒适物分别为公司企业、便利超市、快餐简餐、美发、酒店、服务店等。这里的公司企业更

多是指生产性服务业。这说明五大城市形态与结构已经完全以消费为主导，其中，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

性服务业对于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发展的至关重要。

第三，从舒适物类型来看，上海、北京、天津的公司企业类舒适物排在首位，但上海每十万人拥有178

家公司企业，而北京、天津分别是120家与100家。这说明上海的生产性服务业、营商环境和市场发育程

度较高。广州和重庆排在首位的舒适物是便利超市。这说明这两类城市的便利性优势明显。同时，这

些城市的小型舒适物数量较多，如快餐简餐、便利超市、烟酒茶叶、面馆等。这些舒适物以人流量大、蕴

含浓厚生活质感，承载着浓厚的人间烟火气。茶饮果汁仅在广州市出现在前十名，川菜馆仅在重庆市出

现在前十名；这分别反映岭南与西南地域性消费特色；经济型酒店数量最多的是广州，每十万人拥有92

家经济型酒店，其次是重庆、上海，天津与北京的人均数量相近，这与广州发达的旅游业有着紧密关联。

（二）五大城市的六种场景类型比较

传统研究通常只关注单一指标，如舒适物的数量，忽视了舒适物本身的质量和组合差异。本研究将

舒适物的评分与数量相结合，以二者乘积作为基本变量，而后利用熵权法计算出其对应权重，最终按照

各舒适物的权重加总，得到该场景类型的总体得分。这样平衡考虑了舒适物的质量与数量，使权重赋予

更加客观科学。具体情况如表2。

表1　五大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每十万人数量排名前十的舒适物比较

北京

公司企业

（120.58）

快餐简餐

（95.37）

超市便利

（89.19）

小区

（72.71）

停车场

（72.43）

美发

（57.38）

经济型酒店

（55.57）

烟酒茶叶

（52.00）

服装店

（43.80）

按摩/足疗

（37.50）

上海

公司企业

（178.82）

快餐简餐

（101.49）

超市便利

（87.30）

小区

（81.14）

经济型酒店

（63.45）

停车场

（62.64）

美发

（57.04）

服装店

（46.50）

面馆

（40.21）

房产中介

（38.57）

广州

超市便利

（174.93）

公司企业

（150.81）

快餐简餐

（141.91）

经济型酒店

（92.68）

美发

（82.79）

小区

（69.58）

停车场

（67.18）

茶饮果汁

（66.93）

服装店

（66.58）

烟酒茶叶

（53.7）

天津

公司企业

（100.80）

超市便利

（91.73）

快餐简餐

（87.31）

小区

（63.78）

美发

（61.51）

烟酒茶叶

（60.48）

经济型酒店

（55.01）

面馆

（50.48）

停车场

（47.12）

服装店

（41.35）

重庆

超市便利

（87.90）

经济型酒店

（67.09）

美发

（65.57）

快餐简餐

（62.03）

面馆

（58.22）

公司企业

（51.82）

小区

（41.27）

药店

（41.05）

服装店

（41.01）

川菜馆

（36.21）

注：将大众点评爬取得到的舒适物数量除以对应城市人口总数，得到每十万人拥有舒适物数量情况，对其进行排序后选取每个城市排名前十

的舒适物，反映每个城市的舒适性供给情况。

·44·

吴 军：场景视角下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发展路径分析

从场景类型来看，地标商圈潮购场景得分最高的是上海，其次是北京，这两个城市的得分远远高于

广州、重庆和天津。这说明上海和北京的时尚潮购文化及其延伸的消费品的影响力大于其他城市，具有

较强的消费引领与示范作用。特色街区雅集场景得分最高的是广州，其次是上海、重庆和北京，天津相

对落后。在社区邻里生活场景得分上，上海、广州、重庆得分位列前三；这说明南方城市在社区生活圈打

造方面优势明显。公园生态游憩场景得分最高的是北京，说明北京的公园生态优势明显，这与近年来北

京采取强有力的生态保护政策有关。体育健康脉动场景方面，北京和上海得分最高且差距较小，说明这

两座城市在体育赛事和健身休闲的公共事业和商业发展较好。文艺风尚品鉴场景具有同样的逻辑，北

京和上海的场景得分依然最高且差距小，远远高于其他三个城市。

从城市类型来看，北京在公园生态游憩、体育健康脉动、文艺风尚品鉴三种场景中得分均居于首位，

地标商圈潮购、特色街区雅集、社区邻里生活场景得分相对靠后。上海在地标商圈潮购、社区邻里生活

两种场景类型中得分占优，其余几个场景类型得分均处在前两名，整体表现较佳。广州在特色街区雅集

场景中得分较高，地标商圈潮购、社区邻里生活、体育健康脉动、文艺风尚品鉴四个场景表现较好，公园

生态游憩场景则表现欠佳。重庆在特色街区雅集、社区邻里生活、公园生态游憩三个场景得分表现较

好，地标商圈潮购、体育健康脉动、文艺风尚品鉴三个场景得分表现不佳。天津在六大类型场景得分排

名均在末位，这说明天津在场景建设上相对落后，还有较大发展空间。总体来看，在六种场景类型中，北

京场景得分占据优势地位的有3种，上海有2种，广州有1种，天津和重庆不占优势。从场景角度来看，这

也反映了当前五大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发展的速度与品质。

（三）场景对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发展的影响作用

场景对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发展的影响作用，就像土壤肥沃程度对于农民耕种一样，同样的种子会因

土壤肥沃程度不同而收获不同。好的场景土壤，能够显著增强城市的消费优势，比如，能够刺激传统消

费的增长、吸引游客与促进文旅发展，甚至可以影响到高素质人口迁移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等。

为了探索场景对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影响作用，本研究使用岭回归模型，涉及场景对传统城市消费

（社会零售）的作用、场景对游客吸引作用等。从方法上来看，由于地标商圈潮购、特色街区雅集、社区邻

里生活等场景类型之间存在较强的共线性，而岭回归是一种改进的线性回归分析方法，它在损失函数中

引入缩减参数，使得在拟合训练数据的同时减小模型复杂度，有效控制过拟合问题。与普通线性回归相

比，岭回归可以在存在共线性的情况下仍然得出稳定的回归系数估计，提高预测精度和泛化能力。从变

量层面来说，六种类型场景得分作为自变量纳入模型；控制变量选取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居民收入

三个方面的指标进行衡量，分别是GDP、第三产业占比、居民可支配收入；分别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入境旅游人数、国内旅游人数作为三个模型的因变量，反映城市的消费优势与能力。具体结果见表3。

在纳入模型前，对变量进行对数处理。

社会消费品零售和旅游人数是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的关键指示器，从三个模型来看，场景能

够对社会零售消费品增长和国内外游客增加产生显著正向作用，这种正向作用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和人

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会进一步增强。具体分析如下：

表2　五大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六类场景得分

场景类型

地标商圈潮购场景

特色街区雅集场景

社区邻里生活场景

公园生态游憩场景

体育健康脉动场景

文艺风尚品鉴场景

北京

4505.15

7096.37

18927.19

1582.33

5335.81

1832.01

上海

5192.68

8338.20

23560.97

1188.01

5313.79

1741.76

广州

3529.62

9474.06

22369.11

855.74

3208.01

982.07

天津

2044.12

3774.25

11796.43

533.79

2095.29

532.64

重庆

2509.24

8020.33

22260.33

1127.54

3036.08

825.88

·45·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年第 4 期

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来看，GDP、常住人口、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传统要素及地标商圈潮购场

景与文艺风尚品鉴场景对其均有正向的影响，而传统经济因素的正向影响更为明显。地标商圈潮购场

景和文化氛围浓厚的文艺风尚品鉴场景能吸引消费者进一步聚集，带动传统城市消费的明显增长。这

说明在经济持续向好的情况下，城市消费增长需要依赖更多的场景营造，即舒适物之间及其与周围美学

设计和文化气息的组合效应。

从入境旅游人数来看，居民人均收入是正向影响最大的因素，特色街区雅集场景、社区邻里生活场

景和公园生态游憩场景有助吸引外来（入境）游客。由此可见，经济规模及城市的常住人口等这些宏观

的指标并不能直接影响入境游客的决策，而城市蕴藏市井烟火气的特色街区雅集场景与社区邻里生活

场景等是吸引外来（入境）游客的重要内容。相比规模宏大的地标建筑，特色街区雅集场景与社区邻里

生活场景更能提供一个城市的原真性内容，尤其是原真性的生活体验。比如，古老的胡同和弄堂、传承

百年的老字号商店、美食、小吃店等舒适物，释放了浓郁的市井文化气息，蕴含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深

厚底蕴。可以说，当下的入境旅游消费已不再是地理景观和建筑的观赏，而是主观情感与地方文化的结

合的场景体验。文化浓郁的场景类型满足了入境游客对地方文化和活动的兴趣，这与当前文化旅游蓬

表3　场景类型对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发展作用的岭回归结果

变量

GDP（对数）

常住人口（对数）

第三产业占比

（对数）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对数）

地标商圈潮购场景

特色街区雅集场景

社区邻里生活场景

公园生态游憩场景

体育健康脉动场景

文艺风尚品鉴场景

常数

R2

调整R2

F

模型1

B

（标准误）

0.412***

（0.054）

0.324***

（0.083）

-0.033

（0.156）

0.265*

（0.152）

0.072**

（0.03）

0.084

（0.051）

0.004

（0.042）

-0.019

（0.052）

-0.002

（0.032）

0.052*

（0.028）

-0.822

（0.665）

0.816

0.79

31.851***

Beta

0.426

0.202

-0.011

0.096

0.092

0.079

0.003

-0.018

-0.003

0.077

模型2

B

（标准误）

-0.072

（0.11）

-0.187

（0.17）

-0.355

（0.316）

2.267***

（0.305）

-0.005

（0.062）

0.219**

（0.106）

0.218**

（0.088）

0.284***

（0.105）

-0.124*

（0.065）

-0.02

（0.056）

-11.234***

（1.343）

0.585

0.528

10.411***

Beta

-0.054

-0.084

-0.086

0.609

-0.004

0.15

0.131

0.194

-0.124

-0.021

模型3

B

（标准误）

-0.077

（0.066）

0.004

（0.103）

0.093

（0.19）

0.707***

（0.183）

0.102***

（0.037）

-0.466***

（0.064）

-0.139**

（0.053）

0.115*

（0.063）

0.204***

（0.039）

0.095***

（0.034）

-0.02

（0.808）

0.533

0.469

8.431***

Beta

-0.102

0.003

0.04

0.335

0.168

-0.562

-0.147

0.138

0.357

0.18

注：***、**、*分别代表1%、5%、10%的显著性水平。

·46·

吴 军：场景视角下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发展路径分析

勃发展的新趋势新特点相契合。

从国内旅游人数来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地标商圈潮购场景、公园生态游憩场景、体育健康脉动

场景、文艺风尚品鉴场景均能有助于国内文化旅游业发展。地标性商圈的潮购消费体验和打卡元素能

满足国内游客的潮购需求。此外，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国内旅游逐渐从“景点体验”向“生活体验”

转变，呈现出生活化、美学化、主题化的特征。游客开始追求沉浸式的情感体验和参与感，而非被动接受

单一的景观展示。在多样的体验需求中，对亲近自然的生态旅游和富含人文精神的文艺氛围展现出较

高的偏好，这与游客安全感归属感的心理诉求契合。具体来说，公园生态游憩场景、体育健康脉动场景、

文艺风尚品鉴场景能提升游客的愉悦感、参与感与幸福感，影响他们对城市偏好的抉择决策。

四、以场景营造促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发展的政策思路

从全球范围来看，城市的消费优势越来越重要。有研究表明，随着制造业雇佣人员的逐渐减少，服

务业的不断增长，知识经济异军突起，在这样的背景下，大城市的发展越来越依靠作为消费中心的城市

功能［2］

（P2-4）。许多关于个人服务和消费的舒适性设施、服务和活动开始越来越多地定义着一个地方带

给人们的美好生活体验。比如，兴旺发达的特色餐馆、长盛不衰的各种剧院、美丽典雅的城市建筑以及

形形色色的咖啡馆、健身房、书店、酒吧、艺术馆、博物馆等，这些舒适物设施及关联活动以集合场景的形

式嵌入城市空间，塑造着人们的社会生活与交流交往形式。本文通过对北京、上海、广州、天津和重庆五

个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舒适物与六类场景比较分析，得出场景作为一种新要素在促进国际消费中心城

市发展的作用。尽管现实中的场景有千万种，本研究发掘概括那些对美好体验产生显著正向作用的场

景类型，包括地标商圈潮购、特色街区雅集、社区邻里生活、公园生态游憩、体育健康脉动和文艺风尚品

鉴等场景类型。不同的场景类型，依托不同的城市地点，通过舒适物设施、活动、服务以及人群等系统集

合，产生出不同的场景及其蜂鸣效应，吸引居民和游客并产生情感共鸣和城市认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23］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营造现代时尚

的消费场景，提升城市生活品质。场景视角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发展提供了新思路。相较于以消

费经济为导向的传统路径，场景路径聚焦生活品质提升，以场景营造城市，经过持续投资与营造，一个个

场景叠加与串联，培育文化消费和生活方式动力，显著增强城市的宜居舒适性与愉悦性品质，并把这种

品质转化为市民与游客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体验。场景赋予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发展更多的体验性与愉

悦性。比如，品尝餐厅美食和美酒所带来的愉悦、商街商场潮购催生的惬意、博物馆或展览馆之旅的见

识、聆听现场音乐传递出的陶醉与认同，甚至是酒吧或各种俱乐部沙龙活动中的交往与互动等。这些舒

适性设施、服务、文化活动与人群等组合互动形成的不同场景影响着市民与游客的空间体验与流动。

场景视角下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培育建设，能够把单一或单类舒适物设施纳入城市场景系统来

考虑，寻找不同舒适物组合的整体文化特征和生活方式意义。舒适物设施不再被原子化地去理解，因为

它是作为整体城市体验的一部分被消费，美学品质往往嵌入不同设施的组合中。当一个地方变成一个

具有吸引力的空间，不仅在于餐馆、酒吧、人流以及自然地理区位条件等有无或多寡，而且还在于这种组

合形式，是否能够使生活在其中的个体，涵养出相似的文化品位和生活方式。因此，场景视角向研究者

与实践者提供了一种新思维，跳出生产者思维，转换到以消费者立场去理解城市，去捕捉嵌入在不同舒

适物组合中的文化特征、美学品质和生活方式。这正是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塑造自身魅力和吸引力的关

键所在。因此，无论是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还是区域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均需要顺应消费向体验化、

美学化转变的趋势，以当地特色资源禀赋为依据，加大消费创新和消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美好生活

体验为中心加快塑造多元且具有鲜明特色的消费场景，打造城市场景体系。城市场景体系的完备程度

代表文化消费机会及其密度，城市场景体系越完备，舒适物的多样性和包容性越强，城市居民与游客所

·47·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年第 4 期

对应的舒适物与场景类型的可得性也会越强。这有利于提升城市消费的普惠性和公正性。

着眼未来，加快提升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的速度与品质，城市公共政策需要着重场景建设议程的

设定，打造城市场景体系，以六大消费场景建设为抓手，不断优化与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生活品质。

与之相关的城市发展规划与政策思路如下：

第一，依托地标商圈塑造潮购场景，打造城市消费能量场。地标商圈是最能体现城市活力的流量

场，也是城市特色文化的集中体验场。依托地标商圈进行消费场景塑造，不能是简单地堆盆景和垒大

树，而是要根据城市美学、建筑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规律指向，转变原先仅以地标建筑为主的城

市建设思路，改为以场景为主的城市营造思路，促进设施、活动、服务和人群等元素系统集成，打造极具

城市鲜明特色的城市场景IP。

第二，依托特色街区塑造雅集场景，重塑城市空间肌理。人间烟火味，最抚凡人心。一座城市的存

续，离不开市井烟火味儿的积淀。依托特色街区塑造雅集场景，能够增加市井烟火氛围，提升城市慢生

活品质。比如，成都中心城区依靠老建筑植入各种特色餐馆、咖啡馆、酒吧以及书摊等，形成了一个极具

鲜明都市特色的市井烟火场景，吸引了大量游客和青年艺术家。比如，上海在城市特色街区更新时，把

场景理念融入其中，推动物理空间更新、消费业态植入和场景营造三者交相呼应，人文历史保护与消费

繁荣相互增益。

第三，依托社区单元塑造邻里生活场景，激发社区商业活力。城市应分类打造社区商业消费新场

景。比如旧城改造，结合历史文化街区、夜景河景山景、商业综合体等建设，植入历史文化元素，引入新

零售、新业态，打造集休闲娱乐、文化旅游、购物体验等为一体的消费场景。新城建设，结合商业综合体

和社区便民服务中心规划建设，植入现代时尚元素，打造集休闲娱乐、餐饮购物为一体的消费场景。

第四，依托公园生态塑造游憩场景，促进生态价值多元转化。公园是城市最为赏心悦目的风景之

一，是促进社会交往与运动的重要场所，也是周边地区宝贵的经济资源。通过游憩场景塑造，推动公园

生态价值向多元价值转化。以“公园+”促进游憩场景塑造，植入新服务、培育新消费、发展新经济。比

如，在历史名园中，以生活美学为路线打造以传统、国潮、民俗等概念的消费活动体系，以汉服、文创、展

览、沙龙等项目为主推动文化品牌的扩展和跨界。在郊野公园中，鼓励植入帐篷露营地、户外丛林探险、

草地音乐节、无边泳池、智慧体育等消费活动体系。创造和引领公园消费业态，以园布景、以园聚人、以

园聚业，推动公园与周边地区消费融合发展。

第五，依托体育赛事塑造健康脉动场景，激发生命新活力。塑造体育健康脉动场景能够丰富体育消

费业态和体验，满足市民与游客的体育消费需求，引导全民培养体育爱好，培育健康生活习惯、激发生命

活力、构筑健康城市发展基础。借鉴国际经验，可围绕“体育、赛事、健康”三条主线激发体育健康脉动场

景活力。比如，以“赛事+”形成城市增长助推器，树立办赛营城思路，将举办体育赛事和城市营造紧密结

合，做到办赛营城同频共振。

第六，依托公共空间塑造文艺风尚品鉴场景，舞动城市文化韵律。文化是城市独特的印记，场景则

是生活符号系统，通过创造一个个独特难忘的文化艺术场景让城市具有更强的可读性和可识别性。文

艺风尚品鉴场景营造强调文化活动的植入，如音乐、舞蹈、戏剧以及其他文化艺术活动。以成都宽窄匠

造所为例，作为一个原创性生活美学的集合空间，通过层式场景搭建，囊括了文化演出、展览、快闪、咖

啡、书吧、餐吧等内容生产，打造城市级的演艺空间。在具体消费场景搭建时，可利用历史建筑、文化遗

迹等，打造城市美学事件的发生地。

以场景营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关键机制是多元参与。一个成功的场景形成，需要多方力量的共

同参与。从政府角度来看，要做好政策支持与意识形态引导。从市场角度来看，尤其是企业和投资人，

要致力于消费经济、科技与文化投资，从文化生活与土地互动的角度去寻找商机，发掘资源，打造场景，

引入人流，刺激消费并获得利润。从社会组织与大众角度来看，要重视公众参与和价值表达。当一个场

·48·

吴 军：场景视角下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发展路径分析

景生成的政治性、经济性、社会性达到一个平衡点的时候，这个场景的动能才能最大限度地被激发，才能

可持续地造福当地［24］

。

以场景营造为导向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发展，所引领的消费模式，不仅仅是单向的耗费过程，还是

一种文化浸染和美学品质提升的过程。消费者在场景中不仅体验着种种舒适物带来的物质享受，也与

舒适物体系所构成的场景发生着情感共鸣进而激发城市认同。也就是说，好的场景使消费者同时具有

了物质层面的美好体验和精神层面的文化认同。因此，场景营造能够拓展消费空间载体的深度和广度，

使传统商圈焕发新生机，使特色街区迸发新活力，使公园与社区彰显新魅力。场景营造不仅把消费看作

一种经济行为，而且还把消费拓展为具有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多重意义的丰富概念［25］

。场景既是一

个经济实用主义的过程，也是一种社会行为和文化形态，是联结经济活动和文化活动的社会实体存在。

场景支撑下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与发展，既能发挥消费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又能不断满足人民群

体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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