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al of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学报

双月刊

1957年创刊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主 管 广西师范大学

主 办 广西师范大学

编辑出版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

发行范围 公开发行

总 发 行 桂林市邮政局

订 购 处 全国各地邮政局

出版日期 2024年9月

印 刷 广西广大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国外发行 中国出版对外贸易总公司（北京782信箱）

主编：孙杰远

副主编：陈洪波(常务) 苏曦凌 刘文俊

特约委员（按姓氏笔画顺序排列）

丁 帆 马述忠 王天根 邓安庆

石中英 刘同舫 吴晓林 陈胜前

岳 伟 钞小静 贾根良 蒋述卓

韩志明 韩喜平 廖明君 颜昌武

编辑委员会

哲学社会科学版

地 址 桂林市育才路15号

邮 编 541004

电 话（0773）5857325

传 真（0773）5857325

在线投稿 http://gxss.cbpt.cnki.net

网 址 http://xuebao.gxnu.edu.cn

本期执行编辑 苏良亿

封 面 设 计 何平静 任家琦

第60卷 第5期

总第286期

Vol. 60 No. 5

Sum No. 286

Guangxi Shifan Daxue Xuebao

Zhexue Shehui Kexue Ban

委员（按姓氏笔画顺序排列）

马焕灵 王进芬 邓小华 叶蓓蓓 田旭明

冯智明 刘 涛 刘文俊 刘铁群 汤文辉

汤志华 孙杰远 苏良亿 苏曦凌 李冬梅

杨茂庆 肖富群 吴大顺 何彦诚 张海丰

陆丽娟 陈国保 陈宗波 陈洪波 周 超

周长山 周楼胜 孟宪平 钟学思 侯莉敏

贺祖斌 袁 磊 徐 毅 郭剑平 黄轩庄

彭峰林 覃 琮

[期刊基本参数] CN45-1066/C * 1957 * b * A 4 * 154 * z h * P * ¥12.00 * 2000 * 1 2 * 2024-09 * n

：贺祖斌 孙杰远

：宋树祥

：陈洪波

：王龙杰 刘文俊

主任委员

副主任委员

秘书长

副秘书长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６０卷第５期

２０２４年９月

目 次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

以新时代绿色文化夯实人类生态文明之基 ???????????? 纪 明,方玲玲(１)

以人民为中心: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发展思想探析 ???????? 张俊生(１１)

治理现代化研究

共同富裕视域下乡村文化振兴之现实诉求及实践载体 ??????? 张怀承,黄文胜 (２３)

子女愿为父母的智慧养老买单吗?

———基于代际支持理论和计划行为理论的分析 ??????????????? 胡扬名,袁玉加(３４)

基层社会治理场景中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发展

———基于“主体性—协同性”的分析框架 ??????????????? 王海洋,尚 静(５２)

教育科学

组织与人力视角下的STEM 教育师资发展与新质提升 ???? 董 艳,吴 楠,夏亮亮(６６)

STEM 教育中的跨学科概念学习和理解 ?????????????????? 杨韵莹(７６)

面向新质人才需求的STEAM 培育机制研究 ??????? 王卓玉,于灏媛,王琳琳(８７)

经济与管理

ESG 表现会影响企业股权资本成本吗? ?????????????? 霍晓萍,赵芸培(９７)

城市数字经济驱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理论逻辑与经验检验 ????? 郭 晗,连智聪(１１７)

人文新探

论“新礼教”及其“情理儒学”哲学基础 ??????????????????? 黄玉顺(１３５)

人工智能的道德责任归属

———责任鸿沟争论及回应 ?????????????????????? 曲 蓉(１４５)

JournalofGuangxiNormalUniversity

PhilosophyandSocialSciencesEdition

Vol?６０ No?５ ２０２４

CONTENTS

StrengtheningtheFoundationofEcologicalCivilizationwithGreenCultureintheNewEra

????????????????????????????? JIMing,FANGLingＧling(１)

PuttingPeopleattheCentre:AnAnalysisofPoliticalDevelopmentThoughtsinPursuingChinese

Modernization ???????????????????????? ZHANGJunＧsheng(１１)

TheRealisticDemandsandPracticalCarriersofRuralCulturalRevitalizationunderthePerspectiveof

CommonProsperity ??????????? ZHANG HuaiＧcheng,HUANG WenＧsheng(２３)

AreChildren WillingtoPayforTheirParents’SmartEldercare?

—AnAnalysisBasedontheInterＧgenerationalSupportTheoryandtheTheoryofPlanned

Behaviour ???????????????????? HU YangＧming,YUAN YuＧjia(３４)

ProfessionalDevelopmentofSocialWorkinPrimaryＧlevelSocialGovernanceScenarios

—AnAnalyticalFrameworkBasedon“SubjectivityandSynergy”

?????????????????????????? WANG HaiＧyang,SHANGJing(５２)

STEM TeacherDevelopmentandNew QualityImprovementfromtheOrganizationalandManpower

Perspectives???????????????? DONGYan,WU Nan,XIALiangＧliang(６６)

InterdisciplinaryConceptualLearningandUnderstandinginSTEM Education

???????????????????????????????? YANGYunＧying(７６)

ResearchonSTEAM CultivationMechanismFacingtheDemandofNew QualityTalents

?????????????????? WANGZhuoＧyu,YU HaoＧyuan,WANGLinＧlin(８７)

WillESGPerformanceAffecttheCostofEquityCapital?

????????????????????????? HUOXiaoＧping,ZHAO YunＧpei(９７)

UrbanDigitalEconomyDrivingHighＧqualityDevelopmentofEnterprises:TheoreticalLogicand

EmpiricalTest???????????????????? GUO Han,LIANZhiＧcong(１１７)

OnthePhilosophicalBasisof“NeoＧritualEducation”andIts“QingＧLiConfucianism”

??????????????????????????????? HUANGYuＧshun(１３５)

AttributionofMoralResponsibilityforArtificialIntelligence

—ResponsibilityChasm ArgumentandResponse ???????????? QU Rong(１４５)

第60卷 第5期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Vol.60 No.5

2024年9月 JournalofGuangxiNormalUniversity(PhilosophyandSocialSciencesEdition) Sep.,2024

doi:10.16088/ji.ssn.1001-6597.2024.05.001

[收稿日期]2024-03-0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中坚持人民至上经验研究”(22ZDA009)

[作者简介]纪明(1981—),男,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

态文明建设理论;方玲玲(1990—),女,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以新时代绿色文化夯实人类生态文明之基

纪 明,方玲玲

(吉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摘 要]生态危机是由资本主义以资本积累为基本逻辑的发展方式所致,这种发展方式必然以牺

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在生态危机引发的人类文明形态反思中,绿色资本主义虽然提出了在资本主义文明

下控制环境污染和保护自然资源的方法,却忽视了资本主义制度与生态环境之间存在的根本性矛盾。人

类文明新形态包含生态文明,其内涵的绿色文化是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科学社会主义文化,必然会推

动人类文明进步与发展。发展新时代绿色文化必将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和世界可持续发展提供中国智慧

和中国方案。

[关键词]绿色文化;生态危机;生态文明;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图分类号]B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597(2024)05-0001-10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创造人类文

明新形态”[1]24。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

调发展的现代化,实现“五大文明”协调发展需要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在生态文明方面,

“生态文明建设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是贯彻

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人民群众追求高品质生活的共识

和呼声”[2]272-273,我们需要不断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有效方式。文化是人类实践的

内在指导原则,有何种人类实践便有何种文化形态。生态危机作为资本主义以资本积累

为基本逻辑的发展后果,自然背后应有一种主导文化为其负责。在此意义上,生态危机本

质上是“绿色文化”的缺失所致。生态问题不单纯只是一个行为发生学意义上的文化问

题,还是影响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文明问题。因此,对于消解当代生态危机、加快生态文

明建设与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既要善于把握其内在的文化根据,又要自觉领会其背后的

文明内涵。

新时代绿色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立足于新时

代绿色发展实践而形成的文化形态。新时代绿色文化的内涵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在

生态层面,着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面对我国资源约束趋紧的严峻形势,新时代绿色

文化站在对人类文明负责的高度,倡导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谋求人与自然和谐

1

共生。二是在经济层面,着力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新时代绿色文化是区别于传统工业

文明倡导的黑色发展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的文化形态,是对工业文明传统文化的一

种批判和超越。工业文明带来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已经无法满足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

的需要,新时代绿色文化要求将生产生活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环境影响、子孙后代的生

存发展权益等结合起来综合考虑。三是在人的层面,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新时

代绿色文化是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本文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仅仅是物质文化的丰富,对精神文化、优美生态环境的

要求也日益增长。单向度的物质文化满足只能造就“单向度的人”,新时代绿色文化以满

足人民对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生态环境等多位一体的美好生活向往为目标,是促进人的

全面发展的文化新形态。总而言之,新时代绿色文化致力于人类摆脱生态危机,推动经济

社会可持续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并最终促使人类文明永续发展。

一、绿色思潮源于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引发的人类文明形态反思

随着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进程,特别是机器大生产的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壮

大,人类对于自然的改造能力与日俱增,从敬畏自然、依赖自然,一举跃升为征服自然,在

与自然“博弈”过程中确立了主体性地位。然而,对自然改造能力的提高是一把“双刃剑”,

带来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同时,人类也面临着一些新的挑战。人类改造自然的实践能

力提升,一方面,意味着人们可以从自然当中获取丰富的物质资源,并且通过进一步加工

制造,形成种类多元、功能复杂的产品,以满足自身的生产生活需要。这也使得人类生存

发展的条件得到根本性的改善,不再像动物那样被动、消极、本能地适应自然。从原始社

会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社会,人类的实践能力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和

释放,摆脱了对自然的直接性的依赖关系,确证了人的本质力量。特别是近代以来资本主

义在发展过程当中,通过生产实践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物质生活资料,创造了发达的工业

文明。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高度评价了资本主义创造的物质财富,肯定了资本主义

文明的世界历史意义,称“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

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3]36。

另一方面,自然资源储量和生态自我修复能力的有限性,决定了人类强制性和自我中

心主义的实践活动会给自然生态带来不可逆的损伤,进而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存发展。

同时,这种主体性形而上学的技术化实践又与资本增殖的贪婪本性相结合,使得资本主义

的生产实践更为野蛮和无序,陷入海德格尔所说的“进步强制”当中,这种对自然不加节制

的开发和耗用,势必会加速日益恶化的生态危机。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由于西方

国家开展“经济竞赛”,热衷于经济的单向度增长,忽视了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承载力的有

限性,导致生态环境问题一发而不可收。例如,英国燃煤排放的二氧化硫和粉尘造成的伦

敦“烟雾事件”,日本工业废水排放造成的“水俣病事件”,日本有毒化学物质污染食物的

“米糠油事件”,美国三英里岛发生的放射性物质外泄事件,印度农药厂地下储罐内剧毒的

甲基异氰酸酯外泄的“帕博尔事件”,等等。全球自然资源日渐枯竭、生态环境污染问题日

趋严重,已经成为悬在全人类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在人类生存和发展受到威胁的严峻形势下,学者们开始了经济发展道路与人类文明

2

形态的反思,为了缓解生态危机,各国民众和政府组织发起了一系列“绿色运动”。20世

纪六七十年代,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吉登斯的《气候变化的政治》,罗马俱乐部

发表的《增长的极限》《重建国际秩序》《能源倒过来计数》等一系列著作,推动了民众保护

环境的绿色运动。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绿色运动逐渐发展为带有政治色彩的运动,

绿党组织进一步推动了该运动的发展,自此,绿色运动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国际社

会为保护人类共同的生存家园草拟、制定了一系列相关的会议宣言和法律公约,在生态环

境保护和绿色发展方面达成了某些共识。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通过了《联合国人类环

境会议宣言》,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通过了《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宣言》,可持

续发展逐渐成为全球共识,世界各国更广泛地参与到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中来。除此

之外,国际社会还制定了《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等保护生态环境的国

际公约,签署了《京都议定书》《巴黎协定》等国际条约,国际标准化组织制定了一系列环保

标准,规范各国经济社会发展方式,以减小对生态环境的不良影响。这些“绿色思潮”,以

及各国民众和政治组织推动形成的“绿色运动”,为反思人类文明发展道路、促进全球环境

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诸多有益的思考、探讨和共识。

这些绿色思潮具有强烈的自我反思特征,认为将“加快经济增长”作为首要社会发展

目标必然导致自然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忽视,并引发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造成生

态危机的进一步蔓延[4]114-115。一些学者开始自觉反思人与自然、社会发展与生态保护之

间的关系问题,指出以牺牲自然生态为代价的人类发展模式,其本质是人类中心主义和唯

经济主义的“非绿色”发展模式,进而反思了资本主义一味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除

此之外,一些学者还从人类消费视域反思了生态危机问题。比如,芭芭拉·沃德和雷纳·

杜博斯认为,消费是引起生态系统失衡的主要原因,无节制消费地球能量最终将导致生态

系统的崩溃。如果人们对消费品总是喜新厌旧,那么,对资源的耗费就会无止尽,最后人

们只能面对大自然的灾难。舒马赫也指出,粗放型的消费方式造成了地球资源的浪费,人

类消费活动已经威胁到地球的生命力,他由此倡导一种在资源有限条件下的新型消费

方式。

值得一提的是,在“绿色”旗帜下,西方绿色运动和绿色思潮汇聚了形形色色的流派,

在其中,除了生态社会主义,还有生态主义。在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问题上,生态主义与

生态社会主义的立场有所不同。前者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批判更多是在生产方式的框

架之中,基本不涉及资本主义制度,而后者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产生生态危机的根源。

“生态主义回避资本主义制度,而生态社会主义则把矛头直指资本主义制度。”[5]573在生态

主义当中,较具代表性的是生态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者往往把生态危机的原因归结为

不以生态为中心,认为只要重新把生态放在中心的位置,就能实现生态环境的保护。不同

于此,生态社会主义往往坚持“以人类为中心”,认为应该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寻求生

态危机的原因,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决定了其存在不可克服的生态矛盾和危机。生态社会

主义相较于生态中心主义而言,不仅对于生态危机的反省更为根本和彻底,直接将矛头指

向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而且又能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的观点方法,在人道主义和自然主

义之间谋求一种“辩证统一”,在社会发展和经济保护之间谋求一种可行性的“平衡”。因

而,生态社会主义也成为西方绿色思潮当中颇为值得关注的理论之一。尽管其倡导者的

具体观点不甚相同,但是他们在关于生态危机产生根源的问题上还是能够取得较为一致

3

的看法,那就是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追求“经济合理性”的制度,它规定了一种不加节制地

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主义经济生产消费方式,从而把这种生态危机的根源指向了资

本主义文明本身。

可以说,西方绿色思潮和运动对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引发的生态后果作出了

反省。资本主义作为当代人类文明的主导力量,使得现时代被深深地打上了资本主义的

烙印,这种对资本主义本身的诉控和讨伐,实际也是对人类文明发展道路的反思和批判。

资本主义主导的工业文明遵循资本的逻辑,片面追求经济效益,以实现利润最大化为目

标。那么,追求利润的动机与保护生态环境是必然冲突的,在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中,成

本的节约是比自然资源的节约和生态环境的保护更重要的。因此,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

违背了资源有限性、环境承载力有限性的规律,注定是不可持续的文明形态。此外,资本

主义的文明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少数人的文明。不可否认,资本主义创造出了巨大的

物质财富,但是物质财富的丰富并没有带来多数人精神世界的富足,精神世界的空虚促使

人们在消费世界中寻求满足,无节制的消费又造成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进一步加深生态

危机,由此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的闭环。生态危机可以说也是资本主义文明的危机,而要摆

脱这种危机,就需要我们找寻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文明的新的文明形态。

二、对资本主义“黑色文化”的反省蕴含着对生态文明的呼唤

全球范围内绿色思潮的出现实际并不仅仅代表一种对资本主义所主导的“黑色文化”

的反省,从人类文明的历史更替来看,它还是一种对资本主义所代表的“工业文明”的变

革,反映人们对于未来“生态文明”的迫切呼唤。从共时态的文明区分来看,生态文明是与

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并列的现代文明形式之一。而从历时态的人类

社会发展和文明更替演进来看,生态文明是继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一种

崭新的人类文明形态。原始文明是一种以采集渔猎为主要特征的第一个人类文明形态,

这个阶段由于生产力和知识的限制,人与自然天然地融为一体,人类敬畏自然,并且受制

于自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青铜器、铁器和陶器的使用,人类开始步入以农耕生

产为主要特征的农业文明,这时候人们并不像原始文明那样被动地适应自然,而是逐渐主

动地适应自然,积极利用自然规律安排农业生产;不过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这时期人对

自然的改造能力仍然是有限的。随着18世纪以来的工业革命爆发,人类开始进入资本主

义机器大生产的工业文明时代。工业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它使得

人类社会的经济总量、人口数量、生产力水平大幅提升,人类改造利用自然的能力也达到

前所未有的高度。人与自然的关系由原来的敬畏自然、尊重自然转变为强制性的改造自

然、征服自然,随之而来的则是各种工业污染、环境恶化、生物多样性遭到破坏,严重威胁

到了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随着工业文明发展过程中人与自然矛盾的加剧,生态文明

应运而生。生态文明是一种协调人与自然、发展与环保关系的现代文明,推崇一种绿色、

低碳、循环、可持续的经济社会发展方式,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建设宜居清洁美丽的

地球家园,它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客观社会历史趋势,反映了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新要求。

不同文明之间存在着交叉性和重叠性,在特定社会历史阶段,可能存在着不同的文

明,但是总有一种文明起着主导作用。特别是一种文明向另一种文明的过渡期,更是交织

4

着不同的文明要素,而非完全割裂的。不同文明之间的更替也并非全盘否定的替代,而不

如说是一种有所肯定的否定———“扬弃”。生态文明作为一种新型的人类文明形态,一方

面吸收和总结了以往人类文明的伟大成果,另一方面又弥补了以往人类文明发展过程当

中的缺陷和不足。人类文明的发展是连续的,而非断裂的,特别是文字和书写材料的发明

使用,使得人们生产生活经验得以被总结、记录和流传下来,现代文明仍然保存着古代文

明的某些经验智慧(例如中国古代的历法、医学和各种优良工艺)仍在传承,工业文明积累

的先进技术生产力和科学文化知识在生态文明时期更是被充分吸收、发展和运用。

同时,生态文明又对以往人类文明发展过程当中的反面教训予以深刻反省,克服、弥

补了以往人类文明发展过程当中的错误、缺陷和不足。生态文明直接针对的是前一个阶

段的文明也即工业文明,认为那种工业文明所贯彻的“黑色文化”,主导的是一种以人类中

心主义和唯经济主义为核心精神的“黑色发展方式”,这种发展方式所导致的生态危机,不

仅阻碍了人类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且威胁着人和其他物种的根基性持存。因而,为了人

类的根本生存和发展以及地球不至于成为“寂静的春天”,人类只能选择一条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绿色发展之路。但是,这种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文明,并非倒退到古老的原始文

明和农业文明,而是充分吸收人类既有文明发展成果、兼顾自然保护与人类发展双重利益

的更高意义上的发展模式和文明形态。可见,原始文明和农业文明时期,由于人类改造自

然能力的有限,自然生态环境没有什么污染和破坏可言,本身就是绿色的,谈不上绿色文

化的自觉;绿色文化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为了消减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破坏

性影响而产生的,是人类文明和发展模式的一种自我反省和重大变革。

三、绿色资本主义无法解决资本主义制度与生态环境之间的根本性矛盾

随着生态危机的日趋严峻,资本主义所主导的工业文明发展方式陷入困境。为了寻

找资本主义可持续发展的方向,绿色资本主义将资本主义发展范式与生态学相结合,将可

获利性、可操作性和可持续性的商业原则融入其基础理论中,打造了兼顾经济成本与生态

效益的资本主义升级版。绿色资本主义认为,生态环境保护可以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紧

密结合,绿色增长同资本主义制度核心的奖励稀缺性与效率驱动是可以相互兼容的。通

过明晰产权、技术创新以及市场机制等方式,人类可以确保采用最有效率的方式来利用自

然资源从而缓解环境的恶化,成功地控制环境污染和保护自然资源[6]。因此,绿色增长并

不是资本主义的终结,而是资本主义制度在自我进化路径上自然演进的结果。然而,绿色

资本主义虽然反思了资本主义文明及其造成的生态危机,其观点认为资本主义发展与生

态环境良好是可以共存的,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彻底变革是没有必要的,然而,绿色

资本主义核心在于为资本主义的永续发展提供合理的解决方案。也就是说,绿色资本主

义忽视了资本主义制度与生态环境之间存在的根本性矛盾,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造成的,是资本主义自身不可避免的制度性危机。

首先,资本主义的发展逻辑在于资本积累,即无止境地、不惜一切地追求利润,无法从

根本上消解其发展中人与自然之间的冲突和矛盾。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

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和动机是追求资本价值的无限增殖,是通过榨取剩余价值来追求利

润的最大化。在资本逻辑下自然生态环境只能被资本主义视为资本积累或者赚取利润的

5

工具,资本主义更是积极借助各种现代科技优化工业生产流程,缩短经济运转周期,致使

整个自然都陷入资本主义的“加速逻辑”和“进步强制”当中,失去了自身存在的本质丰富

性。高兹指出,当前资本主义这种“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的发展模式必然会激发资本家

最大限度地去控制自然资源和增加投资,以保持自身在市场的竞争优势,是一种把降低成

本和增加利润看得比保护生态环境更为重要的“生产逻辑”。其内在蕴含着一种“经济合

理性”,突破了原来的“够了就行”的原则,开始崇尚“越多越好”,在这种原则支配下,效率

就是标准,量化方法确立了等级严森的制度,其他任何价值观念、规范和权威都不再需要。

所以资本主义社会除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外,还有生产力、生产关系与自然环

境之间的矛盾[7]。这种由于无限制追求利润所带来的矛盾必然使人类同生态系统逐渐对

立起来,使得“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8]95成为空谈。因此,解决生态危机必须要超越这种

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主义发展方式,使现代化按照一种“生态理性”的原则发展,把人的

自由解放和生态环境保护考虑进来,赋予“控制自然”的资本主义内核以新的含义,强调

“控制自然”的任务在于把人的欲望的坏的方面置于控制之下,从而实现“自然”和“人性”

的双重解放。实现人类文明发展“不是追逐利润而是满足人民的真正需要和社会生态可

持续发展的要求”[9]96。

其次,资本主义唯利是图的本性决定了其倡导的文化是一种唯经济主义的文化形态。

唯经济主义的文化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以资本的增殖逻辑为主导精神,贯彻的是一种“经

济理性”原则。随着福特制和泰勒制为代表的现代大工业生产模式的普及,以及市场经济

的逐步繁荣,人类逐渐摆脱了自给自足的经济形式,通过市场来调节经济运行和实现资源

配置,这种消费社会的出现为资本主义提供了新的机遇,资本家开始借助生活资料的生产

进一步扩大资本积累。资本家为了使自己生产的商品能够出售出去,从而顺利进行社会

再生产,便力求通过大众传媒渲染一种有利于商品兜售的价值系统和文化观念,大肆宣扬

人性自私和占有欲的合理性,并试图重塑人们的消费习惯和生活需求。唯经济主义的文

化形态在消费社会集中体现为消费主义文化,消费主义文化是“在全球经济较低阶梯中发

现的一种文化态度,这种文化态度把消费数量和种类日益增长的物品和服务看成是至高

无上的”[10]122。这种文化推崇“消费至上”“享乐至上”的观念,这种观念把消费提高到市

场经济发展的核心位置,消费的主体即个人成为一切生产活动的中心,在这种个人主义观

念之下,过度消费、炫耀消费、符号消费、奢侈消费等异化消费方式层出不穷。这种无止境

的最大量消费尽管给资本家带来利润的增加(这也是资本家制造消费需求企图得到的结

果),但是过度的生产和消费也导致整个经济领域资源浪费的加剧,因而对有限的自然生

态环境造成了压力和危机。同时,这种漠视生态的、“非绿色的”文化也给人自身带来了危

机,它并没有使人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解放和自由,而是陷入一种被资本主义所操控的虚假

需求和满足当中,和自然一样沦为资本增殖的牺牲品。

最后,在资本主义“征服自然、控制自然”的观念之下,创新和技术进步无法从根本上

解决环境问题。资本主义制度并非抽象、单一的东西,而是一个较为复杂的社会系统,资

本主义生产与生活方式,特别是如此对待自然的态度之所以得以贯彻和可能,其背后需要

有一种相适应的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来支撑。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征服自然、控制自然”

是人类追求利润背景下对待自然的必然方式,也是经济竞争和社会竞争的核心。只要能

够发展和获得利益,即使对生态环境产生恶果也在所不惜。绿色资本主义认为科技进步

6

能够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在尽可能减少原材料的使用与降低污染排放中实现生态环境

的好转,但却忽视了资本主义在利己主义、征服自然的价值观中,破坏环境是必然发生的

结果。新古典经济学家杰文斯在研究煤炭使用效率时,发现了著名的杰文斯悖论(Jevons

Paradox),即技术进步虽然带来了煤炭使用效率的提高,煤炭的消耗总量却反而更大了。

也就是说,技术进步最终导致了资源消耗的增加而不是减少该资源的消耗。因为效率即

便提高了,但是节约下来的资源会继续被投入再生产。杰文斯悖论揭示了科技是一把双

刃剑,在资本主义“反生态”的观念下,单纯依靠技术进步是无法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福

斯特从另一个视角也给出了答案,他认为,即便资本主义国家在技术上可以达到将太阳

能、生物质能、地热能等作为可替代性的清洁能源,但是由于资本主义者的阻挠和蓄意扼

杀,清洁能源的使用也会被控制,原因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需要促进开发的是那些为资

本带来巨大利润的能源,而不是那些对人类和地球最有益处的能源。所以将可持续发展

局限在资本主义现有生产框架内而开发出更高效率的技术是没有意义的,“能解决问题的

不是技术,而是社会经济制度本身”[9]94-95。绿色资本主义诉诸通过市场手段(如绿色税

收)、绿色技术进步等一些外在方法,试图有效解决追求最大利润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

矛盾,而忽视资本主义同生态环境之间的根本性矛盾,这无异于“雾里看花”和“隔靴搔

痒”。

四、新时代以绿色文化引领人类文明新形态构建

新时代绿色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同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相结

合、同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相结合形成的理论产物,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文化创新,代表着21世纪马克思主义生态

文明建设领域的先进文化形态。

第一,新时代绿色文化“总体地”作为人类文明发展史的“扬弃”,总结了人类以往的经

验教训。资本主义生产发展所代表的工业文明贯彻的是一种黑色文化,对应的是一种以

资本为中心的黑色发展方式,在这种发展方式的“座架”之下,自然沦为资本增殖的“工

具”,在资本剥削下仅剩下一种“经济属性”,这种制度性缺陷使得资本主义越是发展生态

危机就越严重,不仅阻碍了人类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且威胁着人和其他生物的“诗意栖

居”。“黑色文化”由于盲目以经济利润为驱动,忽视了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制约因

素”,因而是一种可能走向绝路的文化形态。因此,为了文明的永续发展以及地球家园的

美丽宜居,人类只能贯彻“绿色文化”,选择一条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和谐发展

之路。这种绿色文化坚持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相统一,是一种兼顾人类社会发展和自然

生态保护双重利益的更高层次的发展理念和文化形态。新时代绿色文化对“黑色文化”的

超越和扬弃,注重的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只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类文明才能拥有永

续发展的根基。

第二,新时代绿色文化创新性地继承了中国优秀传统生态文化,但是绝非盲目照搬和

复古,而是赋予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内涵。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

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将中国式现

代化概括为“五个特征”。中国式现代化倡导绿色文化、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展现了不

7

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新时代绿色文化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并

非回到古代社会那种“直接性统一”的天人合一,而是经过人类社会的充分发展,保留了人

类启蒙现代性的合理成果,实现一种“否定性统一”的天人合一。从人的发展角度来看,这

对应于马克思“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

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11]104的类主体状态,而非原始社会以“人的依赖性”为特征的集群

主体状态和资本主义社会“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个人主体状态。这种

“否定性统一”的天人合一,既是马克思主义对人与人关系的更高期许,也是对人与自然关

系的更高期盼。

第三,新时代绿色文化“具体地”形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生态实践当中。改革

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的同时也伴有生态环境问题,生态环境问题进一

步成为经济发展禁锢的同时,由粗放发展造就的生态创伤也已经成为民生之痛、民生之

患。为了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我国将“节约资源、保护环

境”确立为基本国策,把“可持续发展”确立为基本战略,进入21世纪,进一步提出建设生

态文 明,基 本 形 成 节 约 能 源 资 源 和 保 护 生 态 环 境 的 产 业 结 构、增 长 方 式、消 费 模

式[12]19-20。党的十八大以来,经过全党和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我国在生态环境保护方

面取得了显著成绩,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我国社会主义

建设实践经验证明,只有实现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绿色转型,才能满足人民对优美生态

环境的需要。而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绿色转型就意味着必须“坚决摒弃损害甚至破坏

生态环境的发展模式和做法,决不能再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一地的经济增

长”[13]210。当然,也不能只考虑生态环境而不敢发展经济,我国仍然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的国情还未改变,这就决定了还是要大力推进工业发展,只是中国的工业发展模式并不是

工业化国家发展模式的“翻版”和“再版”,绝不是“以资源的高消耗、环境的重污染来换取

高速度的经济发展和高消费的生活方式”[14]43,而是代之以走绿色文化引领的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的符合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需要的新型发展之路。习近平总书记的“两山”理

论科学阐明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强调经济发展不应是对资

源和生态环境的竭泽而渔,生态环境保护也不应是舍弃经济发展的缘木求鱼,而是要坚持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15]19。

五、新时代绿色文化将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新时代绿色文化为人类实现生态文明提供了方向指引,对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澄明

具有重要意义。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人类文明新形态在

本质上包含生态文明怕要求,“人类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是工

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15]6,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趋势。新时代绿色

文化作为生态文明的先进文化,反映着人类文明发展的重大成果。人类文明发展史表明,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生态环境的变化直接影响着文明的变化更替。可以

说,生态环境不仅制约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且直接影响着人们的健康,生态文明建设的程

度决定了人类文明得以持续和发展的限度。从制度角度来看,绿色文化的社会主义制度

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具有天然的优势,“社会主义本质上是生态社会主义”[16],资本主义以

8

资本积累为基本逻辑的发展方式决定了其不可能根本上化解生态危机。新时代绿色文化

能够真正意义上满足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追求和美好生活的向往,推动人类文明

进步与发展。按照《周易》中的“文明以止”,止是一种停止、栖居,“文明以止”就是文明的

安居,代表了文明的高阶状态。人在优美生态环境中“诗意栖居”,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共产主义”,难道不就是“文明以止”的当代表达吗? 可以说,新时代绿色文化在某种意

义上暗合了人类未来文明的发展趋势,表达着人类文明的最高理想,对于人类文明新形态

的澄明具有重要意义。

新时代绿色文化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和世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

案。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

把“美丽中国”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

局,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纳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把“绿色”纳入新

发展理念,把“污染防治”纳入三大攻坚战[17]9,谋划开展了一系列具有根本性、原创性、长

远性的工作,走出了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新时代绿色文

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给出的解决经济活动与生态环境之间矛盾的中国方案,意味着西

方资本控制下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唯经济主义模式并非唯一选择。经济发展的同时,也

可兼顾生态环境的保护和自然资源的节约,关键是摆脱资本主义的非理性的疯狂增殖逻

辑,在社会主义的合理调控下,寻求经济活动与环境保护的一种平衡。地球是人类共同的

生存家园,生态危机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是全球各国人民共同的事业,面对生态环境挑

战,人类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新时代绿色文化秉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以一种宽容负责的态度,团结不同文化制度的各国人民,求同存异,争取合作,达成共

识,积极促进世界人民一起参与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事业中来,营造和谐宜居

的人类家园,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我国作为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引领者、倡导

者、参与者,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定将推动全球生态环境治理、全球生态

文明建设合作,促进世界各国携手建设清洁美丽世界。

[参 考 文 献]

[1]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

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2] 习近平.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

[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 DalyH E .Beyondgrowth:theeconomicsofsustainabledevelopment[M].BeaconPressBoston,1996.

[5] 俞吾金,陈学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西方马克思主义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6] 程同顺,薛乃亢.绿色资本主义思潮评析[J].教学与研究,2017(11):89-96.

[7] ApostolopoulouE,AdamsW M .Neoliberalcapitalismandconservationinthepost-crisisera:thedialecticsof

“Green”and“Un-green”grabbinginGreeceandtheUK[J].Antipode,2015,47:15-35.

[8]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9] [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M].耿建新,宋兴无,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10] [美]艾伦·杜宁.多少算够:消费社会与地球的未来[M]毕聿,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1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2]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13]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9

[14] 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4.

[1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16] 岩佐茂,刘荣华,韩立新.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生态社会主义[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4):84-88.

[17] 中共中央宣传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学习纲要[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

版社,2022.

StrengtheningtheFoundationofEcologicalCivilizationwith

GreenCultureintheNewEra

JIMing,FANGLing-ling

(SchoolofMarxism,JilinUniversity,Changchun130012,China)

Abstract:Ecologicalcrisisisresultedfromcapitalism’sdevelopmentmodewithcapitalaccumulation

asitsbasiclogic,anditthusrunsinevitablyattheexpenseoftheecologicalenvironment.Reflection

ontheform ofhumanadvancementtriggeredbytheecologicalcrisistellsthatgreencapitalism,

thoughitproposesmethodstocontrolenvironmentalpollutionandprotectnaturalresourcesunder

capitalistcivilization,ignoresthefundamentalcontradictionbetweenthecapitalistsystem andthe

ecologicalenvironment.Incontrast,the new form ofhuman advancementembracesecological

civilizationandthegreencultureitconnotesisascientificsocialistculturethatpursuestheharmony

betweenhumanbeingsandnature,andthusisboundtopromotetheprogressanddevelopmentof

humancivilization.ThedevelopmentofgreencultureinthenewerawillcertainlyprovideChinese

wisdomandChinesesolutionsfortheconstructionofglobalecologicalcivilizationandthesustainable

developmentoftheworld.

Keywords:greenculture;ecologicalcrisis;ecologicalcivilization;newformofhumanadvancement

[责任编辑 赵立庆]

10

第60卷 第5期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Vol.60 No.5

2024年9月 JournalofGuangxiNormalUniversity(PhilosophyandSocialSciencesEdition) Sep.,2024

doi:10.16088/ji.ssn.1001-6597.2024.05.002

[收稿日期]2024-02-28

[作者简介]张俊生(1979—),男,安徽怀宁人,南京师范大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安庆师范大

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以人民为中心: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

政治发展思想探析

张俊生1,2

(1.南京师范大学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中心,江苏 南京210023;2.安庆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安庆246133)

[摘 要]政治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贯穿于中国共产党人开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

程中,并由此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思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以人民为中心的逻辑主线,创造性地丰富与发展了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政

治发展思想,鲜明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民性,也蕴含着深刻的现代化意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

的发展道路、发展逻辑和发展策略作出全新阐释。在中国式现代化形成与发展的进程中,我们在明确两者

内在关系的基础上,需要明晰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发展思想的丰富内涵和合理内核,认为这是由根

本问题、目标、动力和价值取向构成的科学理论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面

向新征程,要从政治发展战略、政府治理模式、公民政治参与的完善以及民主话语体系的建构等方面谋划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政治发展的实践策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

[关键词]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政治发展思想;中国式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597(2024)05-0011-12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坚持中国共产

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

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

文明新形态。”[1]20其中,政治文明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在组成,其发展是中国式现代

化的重要内容,这也为我们认识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引领社会主义现代

化历史演进中国篇章提供了全新视角。政治发展作为动态的演进过程,主要体现为执政

党以发展战略和方针政策的制定为主要抓手,有效推进政治建设和社会治理,满足人民群

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迫切愿望,实现政治改革、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核心命题[2]。

而在这一过程,关于政治发展“为何重要”“表现为何”以及“如何推进”等问题形成的系统

认识,便是政治发展思想。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在推进政治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坚持

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推进“两个结合”中不断开辟中国式政治发展的新阶段,

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思想。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推动社会

主义政治发展的进程中,牢牢把握住“以人民为中心”这一重要发展思想,立足于政治实践

经验和执政规律,并博采众长地吸收融合古今中外政治发展思想的有益要素,对中国式现

代化的全面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发展充分体现了

11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也彰显了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这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言具有根本的价值与政治引领意义。

一、政治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立场、进程及其本质

作为一种全面、系统、全方位的复合型现代化,政治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重要

内容,其价值立场、进程与本质内在规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方向。与此同时,推进中

国式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中国人彻底改变民族命运的根本政治追求,是中国共产党人团结

带领中国人民走上民族复兴道路的庄严政治承诺,更是面向未来不断创造民族复兴伟业

的最大政治。换言之,积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包括政治发展在内的现代化,也是我

国政治生活最重要的建设任务。自中国共产党成立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

国共产党人始终把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为重要的政治目标,在历史赓

续中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因此,审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发展,前提在于明

确政治发展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基本定位,进而对其内涵、本质等问题展开深入

探讨。

(一)政治发展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立场

政治发展在经济社会各领域发展中具有根本性,决定了包括现代化事业在内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目标和方向。其中,党是根本政治领导力量、人民是根本政治主

体、法治是治国的基本方略,三者的有机统一直接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立场,而且

通过政治体系、政治制度等不断展现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特别是近年来西方的民主理

论和民主实践不断地受到冲击和挑战,推进社会主义民主理论发展、讲好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民主政治故事、夺取关于民主政治的话语权等,不仅对本国的政治发展,对人类政治文

明发展来说也有着重要意义。近年来,西式民主理论与实践遭遇困境,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发展日益展现出光明前景,中国之治与西方之困的鲜明对比,进一步说明了社会主义民主

政治发展是对西式民主的超越,是对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贡献。是否坚持人民至上的价

值立场,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西方民主的本质差异。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我们始终把

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政治建设的落脚点和出发点,以健全的制度设计、

多元的参与形式等来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

及全体人民。在此基础上,中国式现代化也必然是全体民众共同参与的现代化,是根基在

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的现代化。基于此,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发展就是

以人民为根本力量,是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基石中不断展现中国特色,也为中国式

现代化的拓展注入政治力量、人民力量。

(二)政治发展贯穿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追求现代化、实现现代化是近代以来救亡图存运动中所形成的政治共识,直到中国共

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政治共

识或者说政治愿景才有了实现的可能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建设中国的现代化

不仅是政治共识,也是在党的领导下全面推进的政治行动。1954年9月,毛泽东同志在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致开幕词指出,要“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

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3]350。工

业化、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等充分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对现代化国家的追求。1955年3

月,毛泽东同志进一步提出,要建成强大的、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3]390。正是因为

12

我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了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这为后来大规模开展

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努力推进现代化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政治保证。“中国式的现代化”

这一命题的提出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邓小平对此明确阐述:

“我们定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的概念与西方不同,我姑且用个新说

法,叫做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4]496在会见参加1983年北京科学技术政策讨论会的外籍

专家时他再次强调:“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是有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5]29此后,以江泽民、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物

质文明、精神文明的基础上提出要大力推进政治文明建设,并且推进我国现代化总体布局

由“三位一体”向“四位一体”转变等重大战略思想,也从政治发展的角度全面拓展了中国

式现代化的内涵。

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坚定的政治决心、宽广的政治视野

不断深化关于“三大规律”的认识,推进政治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双向互动。2013年11

月,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这一重大命题,极大地拓展了党对现代化丰富内涵的认识;党的十九大作出了“两

步走”的战略安排,十九届五中全会从政治角度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在此过

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对坚持和完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总体擘画,重点部署坚

持和完善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全面推进全

过程人民民主发展等等,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入发展不断提供强大的政治动力。

(三)政治发展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

中国式现代化是亿万人民推动的现代化,本质是为了实现人的现代化。人民作为历

史的创造者、一切工作和事业的最终评价者,这一根本原理源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揭示,

也必须在社会主义国家和政治制度框架内得到真正体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特别是社

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标志着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道路正式形成,这是历

史性地在中国大地上以根本政治制度的形式明确了人民的主体地位,也从根本上体现了

党的一切事业依靠人民、为了人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道路是党的领

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建

设和现代民主政治趋势的高度融合,也紧密围绕着“人”这一核心展开。具体而言,马克思

主义政党的初心使命是为了全人类解放而斗争,社会主义国家是真正的绝大多数人民当

家作主的新型国家,而现代民主政治趋势就是高度的民主。我们实现了三者的有机统一,

就是真正把人民放在了政治发展的最高位阶,使之成为政治现代化的内在要求。

在新时代,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大创新是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展现中国智慧

的全过程人民民主,这是根植于中国历史文化、符合中国国情、解决中国问题的真实有效

管用的民主,在打破了西方国家的民主模式的过程中为人类民主政治发展提供了新方案。

也正因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将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强调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应有之义”[6]37。作为

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能够最大程度上激发人民群众的创造力,

动员全体民众以主人翁的姿态积极参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在保障全体人民依法实行民

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中,能够让更多民众依法通过各种途径

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以及社会事务,让中国式现代化真正成为全体民众

13

的共同事业,并且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不断提升全体民众的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

二、“以人民为中心”政治发展思想的现代化意义

对发展政治学而言,现代化理论是分析政治发展最重要的基础性理论之一。随着中

国式现代化的形成与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对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动力、价值、路径等问

题展开了研究,这些基础性理论研究的共同点在于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在突破西方

中心主义政治发展观中为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作出了积极探索。随着中国

式现代化课题的提出与广泛研究,政治发展与现代化建设之间的探讨也更加深入与系统。

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阐发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发展思想的丰富

内涵,明确提出“以人民为中心”是政治发展的根本目标、根本评判标准等重要思想。以此

为依据,我们有必要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多维视角分析“以人民为中心”政治发

展思想的深厚内蕴。

(一)“以人民为中心”政治发展思想形成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

“思想来源于历史,思想也决定着历史的进程”[7]6。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深厚

积淀,民本思想是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政治发展思想的重要源头,“以民为本”是中国古代

政治发展的优良传统,历代思想家将民生和国计相提并论,认为重民爱民、亲民惠民是治

理国家的重要基础,要求执政者做到宽政惠民、济世为民。除此之外,中国式现代化理论

不仅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指导下形成与发展的。

也就是说,“以人民为中心”政治发展思想是“两个结合”思想理论的产物,这一点与中国式

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具有高度一致性。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曾对资本主义所创造的财富予以肯定,另一方面

也深刻指出了资本主义现代化对于工人阶级的剥削与压迫。基于此,马克思主义在揭示

资本主义现代化弊端的基础上,强调必须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目标指向,走出一

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共产党一直以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

法来推进我国现代化建设,将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贯穿于百年来现代化建设实

践的全过程。中国共产党秉持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与使命,通过民主

主义革命建立新中国,走向社会主义,以社会主义制度推动现代化建设;在完成国家独立、

人民解放的前提下,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构建起完整的工业体系与国民经济体系;改革开

放新时期以调动人民积极性为核心,通过经济体制改革等举措,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发展道路。尤其是进入新时代以来,我们党在短时间内完成了脱贫攻坚任务,历史性

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宣告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圆满实现,使得中国式现代化迸发

出强劲生命力。可以说,回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一系列挑战,化解中国目前面临的种

种民生压力和困难,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同时也是以人民为中心

的政治发展思想的现实问题导向。

(二)以人民为中心政治发展思想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创新的重要内容

中国共产党自身加强政治发展的历史表明,牢牢把握住“以人民为中心”的核心理念

是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重要基础,也从政治文明发展的角度对中国式现代化理论

创新起到了重要作用。马克思主义为全人类谋解放的核心宗旨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发展

思想的重要理论来源,其内在的人民主体观与党的政治发展相结合,是人民幸福生活实现

的政治道路支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共产党人从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观出发,积

14

极探索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具体路径。毛泽东指出:“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

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

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8]1094-1095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

秉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对政治发展理念适时做出了回应性调适。邓小平提出

“发展才是硬道理”“三个有利于”等论断,尤其强调发展中需要坚持群众路线,“群众是我

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9]368。稳步扎实推动民主法治落实

和政治体制改革,促进了旨在提高生产力发展水平和谋求人民生活富裕的极具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政治发展思想的形成。随后,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科学发展观,强化了中

国共产党对生产力发展和共富目标的坚守,充实和完善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发展思想,

为中国政治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调了“为谁发展、靠

谁发展和发展成果由谁共享”这一根本原则问题,实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理论与实践上

的重大创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以实际行动践行“第二个结合”,汲取了古典民本思想的

合理内核,在批判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地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新思想新观念,在传统政治形

态和观念被现代政治形态和观念替代的过程中,实现整体的转型或本质的转变,聚焦人民

作为共同体的价值取向,逐步形成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发展思想,它坚持人民立场,坚

持一切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新时代政治发展规律的深刻人民性,是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

理政的伟大实践中不断锻造出来的,有着充分的孕育过程和形成依据,并与新时代治国理

政各领域的具体理论创新和战略谋划紧密相关。

(三)以人民为中心政治发展思想内含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要求、运行机制和方法

论基础

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和本

质,也是政治发展思想人民性的深刻体现与现实践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

们的奋斗目标”[10]4。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大转化,正是

基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的时代特性,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愈发显得关键且必要,从

而实现全体人民的平衡和充分的满足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基本方略之一,阐明人民是历史创造者,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实现奋斗目标。改革

开放四十多年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告诉我们,确立体现人民主体地位、保障人民基本权益和

激发人民创造伟力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通过最广泛、最真实和最管用的制度体系保

障和改善民生,这是满足人民需求,做到以人民为中心的重要制度保障。可以说,坚持人

民主体地位、树立五大发展理念和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愿望,是对十八大以来政治实践

的综合概括和开拓创新,标志着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政治发展思想与理论体系日益走

向成熟。

践行人民当家作主,是以人民为中心政治发展思想的重要实践形式,这也是中国式现

代化运行发展的基本制度机制。中国民主政治的核心是实现全体人民的民主,既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应有之义,也是发展繁荣政治文明的内在属性和本质规定。人民民主生成

于社会主义实践,决定着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

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更是政治发展理论的真谛。人

民民主最本质的内容就是践行人民当家作主,这是在党的领导下所创造的民主形式、民主

制度,也是中国共产党原创性的民主理论,它深刻阐明了社会决定国家、人民掌握国家、人

15

民是国家真正主人的理论内核。由此,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党创造性地把党的领导、人

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并贯穿于践行人民当家作主的各个方面和制度运

行的各个环节,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政治发展的黄金法则。党的十八大以来,中

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关键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提出与完善进程;以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为核心,以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为主要着力点,逐步扩大和

完善民主的覆盖面、着效面、渗透面。

渐进式的政治改革方法,是以人民为中心政治发展思想的基本理念和行为取向,这也

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重要的方法论基础。政治发展与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需要经

历一个较长的过程。渐进式的改革路径既是解决现实问题的根本之需,也是马克思主义

辩证法的深刻体现。移植西方民主理论的国家大多采取了“休克式”手段,试图在极短时

间内建立民主政治,其结果是引发了政治危机,“推销民主”策略的失败也导致了目前西方

世界的政治凸显颓势。另一方面,在目标上形成了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谐、个体权利得

到保障的互动关系,法则上形成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互动关系,结构上

形成了党内民主、人民民主、基层民主等互动关系,方式上形成了选举民主、协商民主的互

动关系,这种多层次的制度体系安排充分彰显了中国民主政治的制度自信和理论自信,集

中体现了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指导下,中国有信心、有决心走出一条有民主、有秩

序、有效率的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三、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政治发展思想的内在意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

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

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11]164构成中国式现代化重要组成内容的政治文明,同样是关于

“人的发展”的政治问题。由此,新时代的政治发展思想的人民中心性具体呈现在,包括政

治发展的根本问题、根本目的、根本动力和根本价值,集中体现在人民至上、为了人民、依

靠人民和人民共享,在政治发展的基本路径、目标体系、动力系统和价值取向等方面体现

以人民为中心的内在逻辑,形成完备科学合理的思想体系和理论架构。

(一)政治发展的根本问题:人民至上

根本问题在于道路,即如何选择和确立正确合适的政治发展道路,道路问题是关系根

本和全局的重大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近代

以来中国人民长期奋斗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必然结果,是坚持党的本质属性、

践行党的根本宗旨的必然要求。”[12]36中国共产党近百年的奋斗历程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因此,基于新时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现实需求,政治发展道路需坚持人民至上,坚持为人民

服务的宗旨,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思想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时代呈现,是在

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得到反复验证的合理可行的选择,是符合国情、服务于中国

式现代化、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和带领人民实现美好生活的科学的政治发展道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除了从政治发展理论的角度对人民立场给予肯定之

外,还坚持与时俱进,结合当前经济发展和社会改革的现实状况,对人民主体地位作出了

更为精辟的全新阐释。一是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和开辟人类文明新境界的角

度多次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13]5,指出实现中国梦需要依靠人

民的创造性劳动和一代代中国人共同努力来实现;二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发展逻辑

16

来看,人民群众也始终是推动变革和创新的关键性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济高质量

发展和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均需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借助人民的智慧和力量

去突破利益固化的障碍。“只有相信人民的人,只有投入生气勃勃的人民创造力泉源中去

的人,才能获得胜利并保持政权”[14]61。为此,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党员干部应将人民的积

极性和创造性充分调动起来,尊重人民的意愿、经验、权利和作用。

(二)政治发展的根本目的:为了人民

政治发展思想在新时代呈现为人民民主政治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需要不

断扩大、彰显人民民主的优势和特点,指出“要扩大人民民主,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

式,拓宽民主渠道,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

加健全的人民民主”[15]42。为此,政治发展聚焦于为了人民这一根本目的,在理论和实践

中逐步形成了国家维度的人民民主、社会维度的协商民主和个体维度的基层民主等关于

政治发展实践的内在结构。从其主要内容来看,国家维度的人民民主重点在于以法律形

式从根本上确立人民在政治上的主体地位,让人民依法参与到多种形式的国家事务、经济

事务和社会事务之中,尤其是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事务,务必让人民群众全程参

与;社会维度的协商民主重点在于保证人民群众有序参与政治,维护民主党派、社会团体

的利益诉求,形成团结和谐的政治局面;个体维度的基层民主重点在于实现基层群众广泛

参与政治生活并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和自我监督,从而实现个体话语权和

监督权的充分表达。可以说,一切围绕人民的需要、一切为了实现人民的需要成为新时代

政治发展最为鲜明的标记。

与此同时,政治发展为了人民不仅指向满足当前人民群众的政治发展诉求,也指向实

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崇高目标。如马克思所言:“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

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16]42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人自由全面发展

本质上是人民民主在新时代中国政治实践的终极目标,增进人民福祉和谋求人民幸福是

发展的根本目的与归宿。因此,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发展思想,解决了为谁发展的

问题,政治发展的根本目的是更好地满足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而

“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的重要战略布局的逐步完成及其推动的中国式现代

化则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了现实基础和外在条件。

(三)政治发展的根本动力:依靠人民

从现代化发展的世界范围来看,其主要类型分为先发内源型和后发外生型,在一定程

度上来说中国式现代化属于后发外生型,但是其内在动力始终源于人民的力量。经济、政

治和社会发展必须依靠人这一关键要素,只有真正激发人民的主观能动性,才能真正推动

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因此,依靠人民、坚定人民立场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源动力,

内在决定了它是中国政治发展的根本立场。

党的十八大以来,依靠人民这一根本动力在实践中体现为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所起

到的推进作用,即社会结构性矛盾的变化是目前中国政治发展的直接驱动力,体现为人民

更高的政治生活需求与政治发展不足的矛盾[2]。政治发展本身具有自主性和受动性,社

会经济发展作为政治发展上层建筑的基础,无法脱离社会所呈现的基础矛盾,主要矛盾的

根本转变决定了国家上层建筑各领域的改革。从需求侧的要求来看,人民的美好生活需

要内容广泛且呈现升级态势,由原来的物质文化需要升级到精神文化、价值认同、政治生

活、生态美丽、共同富裕、社会公正等方面的需求,公共产品、公共服务供给和需求的质量

17

在不断提高,表明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是主要矛盾转化的目标指向和根本归宿;从

供给侧判断,基本国情是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生产力、资源利用、发展质效、创新能力、实

体经济和生态安全等方面的发展不充分,使得经济、政治和社会之间的不平衡以及区域和

城乡发展之间的不平衡现状体现出来,二者相互影响,成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制约

因素,也成为推动政治文明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制约因素。为此,牢牢坚持

人民主体地位,依靠人民,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在解决民生难题和促使政治资源均衡发展

中推进党和国家的事业不断向前发展,是目前我国政治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

体现。

(四)政治发展的根本标准:人民共享

共享发展的实质是全体人民政治权利和权益得到平等、真实和有效的实现,也就是说

是否能够做到、保证人民共享,是新时代政治发展是否取得实效的根本标准。改革发展的

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为此,近年来我国政府为落实共享发展和

实现共同富裕,实施了一系列惠民生的举措,在脱贫攻坚、就业保障、教育医疗、缩小收入

差距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就,人民的获得感显著增强。之所以强调人民共享这一根本

标准,是因为以新时代主要矛盾转化为标志,人民不仅重视“有没有”,也开始关注、追求

“好不好”“全不全”等高品质生活需求,在物质条件改善、财富公正分配、人民权利保障、平

等公共服务和人民体面尊严的生活等民生各个方面,亟需建立完备的共享政治发展评价

标准体系来促进共享政治发展[17]。因此,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发展思想,是实现共富共

享的根本价值导向,它解决了发展成果由谁享有的问题,即由全体人民共建共享,逐步达

到全面普惠和精准脱贫全覆盖。根据现有条件,我们应把力所能及之事尽量做好,抓重

点、强弱项和补齐民生短板,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一步步落实好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

设与保障,人民共享改革开放和各方面成果,不断向共同富裕的目标迈进。

以上四个方面构成具有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相互贯通,相互促进,实现了“以人民为

中心”政治发展思想的目的和手段、出发点与落脚点的统一。对于后发的现代化国家来

说,政治发展必须基于人的现实存在双重性,兼顾个人全面发展与人民整体利益,才能实

现民主政治发展这一根本目标。

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以人民为中心”政治发展思想的实践策略

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发展思想将个人自由、人民共享、政治现代化、社会可持续发展

和国家治理有机统一,是对政治发展规律和发展战略的最新把握。在把握“以人民为中

心”政治发展目标模式、动力机制、发展道路等理论内核的同时,新时代政治发展的实践要

更加紧密地围绕中国式现代化这一重大理论与实践命题,进一步强化以人民为中心的导

引,以合理可行的战略策略和路径选择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对于中国的政治发展

来说,由于受制于特殊的历史背景,又面临理论建构的难题,因而选择合适的发展战略和

有效的发展途径十分重要,在实践层面亟需政党领导、政府变革、社会治理与话语权等方

面的适应性发展。

(一)坚持党的领导,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发展战略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核心是

坚持党的领导。”[11]251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也是发展全过程人

民民主、坚定走以人民为中心政治发展道路的最有力保证。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18

国家新征程上,我们必须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建立起能够满足民生保障的体

制机制,使得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得到实现,这是基于中国国情和现实需要的合理可行

的政治发展道路。为此,我们需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不断调整和完善执政党及其

主导的国家治理模式。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点在于以党的领导深化政治领域改革,注重政

治定力和改革创新的内在统一,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基于此,要

在党的领导下坚持好、巩固好、发展好已经建立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并努

力把制度优势进一步转化为实践优势和治理效能。与此同时,要着力推进党和国家机构

改革,理顺政治关系、优化政治格局、提升政治能力,重点对党内监督达不到的地方,或者

不适用执行党的纪律的公职人员等依法实施监察,真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完成与党

内监督全覆盖相匹配的国家监察全覆盖,实现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党内监督与国家监察

有机统一。

以党的领导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发展战略,还需要在融通党性与人民性中全

面加强政治制度设计、执行与调整。首先,在制度设计、体系建构等层面要牢固树立人民

至上的执政理念。要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由重政治动员转向重制度安排,由

重国家本位转向重人民本位,由重政权稳定转向重社会公正。要重视发展党内民主,对党

员和领导干部进行重民生的思想教育和引导,落实五大新发展理念,关注人民现实诉求,

有效监督与制约官员的权力行使,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其次,在政治制度执行

过程中要坚持群众路线。群众路线本质上是对以人民为中心政治发展思想的体认和遵

从,体现在遵循党和国家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公共政策形成过程均以人民作为制定和

执行的来源及归宿,通过保持与人民的密切联系来克服官僚主义作风。再次,要根据实际

变化来创新政治制度以增强调适能力,要把建立健全民主参与制度和民意反馈机制作为

关键。政治体制改革存在两个重要领域,其一是党政关系,要强化监督纠错体制,从宏观

层面疏通民主参与的途径;其二是党群与政群关系,要形成共治的协商民主路径,通过法

治保障民权,并不断向民众学习,形成与民众之间的交流互动机制,避免由于错位缺位导

致民众的利益受损[18]。总体来说,中国共产党应从顶层设计层面出发,以人民为中心,发

挥其在政治发展中的战略性作用,以协商民主不断凝聚共识,持续增强人民民主的生

命力。

(二)促进多元协同,建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政府治理体系

中国式现代化要求不断提高国家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程度,这就内在要求作

为国家治理重要主体的政府部门必须不断加强治理水平和能力;加之现代化治理和政治

发展越来越倾向于多元协同,因此亟须构建起极具人民性的政府治理体系。对此,要以深

化行政体制改革作为突破口,厘清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中央与地方等层面的关系,以

此不断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发展的需要、社会发展全面性的需要。社会结构的多

元化、人民需求的多样性等对于民主、法治、公平、安全等公共服务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建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政府治理体系能够更有利于切实加强和改进各级政府的社会治理

职能和公共服务职能,精准对接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能最大程度激发社会各群体

共同参与治理的积极性,由此更好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和政府治理体系的制

度优势及作用。以此为基本遵循,建立多元协同的政府治理体系还要做好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以人民为中心”的政府治理体系需要全面推进依法行政,要求各级政府严格

执法,尊重和关注每个个体的权益,建立起政府与民众之间平等对话与良好沟通的机制。

19

要将政府行为完全纳入到法制之下,进一步规范政府行为,尤其在进一步推进法治政府建

设中使得关乎人民生计的大量行政法规和规章制度得以制定和实施,规范重大行政决策

程序,行政机关有违法或不当行为对民众权益造成损害的应予起诉、纠正并相应赔偿。另

一方面,政府民生治理和增强社会活力,主要涉及政府与社会关系层面的改革和发展问

题。首先,各级政府应当在健全法治和加强宏观调控的同时,以人民现实需要为指向推动

政府职能转变,简政放权,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扩大社会、企业、个人自主权,允许社会

组织充分发展,使得民众可以更广泛地参与政治社会事务。其次,政府还需克服官僚体制

的弊端,提高灵活应变能力。各级政府应充分发挥各部门的工作积极性,逐级下放权力,

以激励机制增强政府资源整合能力。民生事务繁杂多样,若要使民众满意,需在各级政府

尤其是基层政府建立相应的机构回应民众需要,政府工作人员尤其是基层公务员要与民

众保持紧密联系,这样才能更好地处理民生事务。再次,政府需借助互联网+、大数据、人

工智能等技术形式进行有效治理,利用社会相关的技术资源参与到政府智能化治理体系

的构建中,鼓励、引导和规范社会参与治理体系构建过程,降低政府治理的成本。最后,打

造“明亮公开政府”,积极主动接受人民群众监督,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双向并进,同时强

化体制内考核制度,以有效的监管机制提升政府治理责任控制能力。

(三)拓展互动渠道,形成“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参与机制

“以人民为中心”的公民政治参与机制是指在执政者治国理政的过程中,以人民关注

的现实议题作为核心,引导人民群众以合理科学的方式参与政治,例如协商合作、沟通交

流等具体方式[19]。在当前信息化、智能化深入发展的情况下,面对人民群众对美好政治

生活、社会生活向往的需求,我们必然要不断拓展渠道、丰富途径、创新方法,为最大程度

上确保人民参与政治生活提供稳定有效的体制机制。尤其是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人

口规模巨大的基本特征既对人民广泛参与政治提出了挑战,同时也是展现新时代全过程

人民民主的优势的基础。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大背景下,巨大的人口规模要

想转化为巨大的人才规模,离不开政治能力和素质的全面提升,这样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

输出源源不断的高素质人才,通过创新驱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因此,我们需

要有序扩大基层以人民为中心参与机制的范围,完善村民自治制度,提高选举干部的积极

性与参与度,在网格化社区治理中增强决策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在企事业职工代表大会等

制度执行方面加强治理和监督;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础上,发挥中国共产党的引导与

聚合作用,积极拓展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参与的渠道和空间,发挥政协参政议政的主要作

用,通过人民来信来访、检举揭发、投诉维权等途径了解民众的现实诉求,维护民众的合法

利益,形成网络政治的合理有效参与监督、听证机制等制度化安排[20]242-251。以人民为中

心的政治参与机制能够推进政府施行有效的政策措施和营造公平的发展环境以保障改善

民生,最终的结果落实到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上来。应建立“五位一体”的人民美好生活

需要的体制机制,在高质量发展、公共产品供给、收入增长、生活公平性改善、人的全面发

展等方面进行制度化法治化治理,以此统领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从基本民生需要出发

加强保障,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继而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全过程参与和共享

政治发展。

(四)创新话语体系,建构“以人民为中心”的阐释宣传体系

从政治发展的维度而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需要建立与之相适

应的话语体系,在中国实践的基础上提炼中国经验、形成中国理论,有助于丰富和完善新

20

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发展思想。与此同时,面对“西式民主”“西方现代化”等理论阐

释与宣传,我们更应该积极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阐释与宣传体系。因此,在中国式现

代化进程中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发展思想,一方面要加快对政治现代化等基础问

题的理论研究与阐释,争取形成一批具有原创性价值、世界性影响的理论成果。其中,最

关键在于进一步从学理角度挖掘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民主思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本

思想和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建设思想等理论精髓,进一步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习

近平总书记围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提出的一系列重要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深化其

道理学理哲理研究。在此基础上,破除西式民主话术、抵制西方话语霸权和话语陷阱,着

力提出民主、政治等研究中具有标识性的概念、范畴和表述,以显著的实践成就和制度优

势展现以人民为中心政治发展思想的广泛影响力。与之相对应,创新话语体系绝不是为

了“自行其是、自说自话”,我们要用融通中外的概念、范畴和表述讲好中国民主的故事、阐

释好中国民主的道路和方案。

另一方面,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快速发展的影响下,如何面向普通民众做好政治民

主话语宣传成为关系到执政基础和政治认同的重要问题。创新技术不仅对于中国式现代

化发展来说至关重要,在政治建设和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中同样如此。为此,建构“以

人民为中心”的话语宣传体系要充分利用新兴传播形态和多元手段,将全过程人民民主等

话语融入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并推进其常态化制度化建设,还要改变以往宣传中存

在的空洞化、模式化等倾向,政治发展、民主话语等宣传要更接地气。只有接地气的话语

才有长久的生命力,要用人民群众听得懂的语言把民主道理说清楚、把政治建设讲明白,

在增强人民群众认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话语体系的过程中为进一步推进

政治建设、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强大力量。

五、结语

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阶段,我国正位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逆转

的历史大潮中,中国式现代化日益成熟与定型,人民对于美好政治生活的向往、国家治理

现代化的总体进程等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提出了新的要求,体现了

当前我们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政治发展思想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对于长期执政的马

克思主义政党、社会主义中国和人类文明新境界来说,以人民为中心政治发展思想既要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创新发展,也需要清晰认识世界各国民主理论和实践,还必

须彰显对政治文明发展和人类前途命运的强烈关怀。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政治发展思想

及其实践具有坚实政治基础、深厚文化底蕴和广泛社会共识,它以解决政治发展不均衡不

充分引发的一系列民生矛盾和问题为核心,以治理变革统筹社会政治建设和破解民生短

板难题,确保人民始终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必将贯穿中国特色政治发展过程始终,是推动

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和社会公平正义发展的根本保证和必由之路。

[参 考 文 献]

[1] 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2] 王浦劬.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思想论析[J].政治学研究,2018(3):2-16.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5]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6]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

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21

[7] [美]斯图加特·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M].田年,杨德,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8]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9]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11]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12]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

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13]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

[14]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1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16]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7] 虞崇胜,周理.民主与民生———共享发展政治学的深层逻辑[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7(1):71-78.

[18] 王岩,竟辉.国内关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研究述评[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7(6):194-202.

[19] 张明军,陈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实践前提与创新逻辑[J].中国社会科学,2014(5):38-59.

[20] 董田甜.当代中国民生政治发展研究[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PuttingPeopleattheCentre:AnAnalysisofPoliticalDevelopment

ThoughtsinPursuingChineseModernization

ZHANGJun-sheng

1,2

(1.ResearchCentreforSocialistIdeology,NanjingNormalUniversity,Nanjing210023,China;

2.SchoolofMarxism,AnqingNormalUniversity,Anqing246133,China)

Abstract:Politicaldevelopment,asanimportantelementofChinesemodernization,runsthroughthe

ChineseCommunists’pioneeringofChinese modernization,with whichtheideologyofpolitical

developmentwithuniqueChinesecharacteristicshasbeenformed.SincethefoundingofthePeople’s

RepublicofChina,inparticularsincethe18thNationalCongressoftheCommunistPartyofChina,

theCPCCentralCommitteewithcomradeXiJinpingatitscorehasprofoundlygraspedthemainline

ofpeople-centredlogicandcreativelyenrichedthepeople-centredpoliticaldevelopmentthoughtinthe

newera,whichdistinctlyembodiesthepeople’snatureofChinesemodernizationaswellasprofound

modernizationimplications,providingabrandnewexplanationofthepathofsocialistpoliticswith

Chinesecharacteristics,thelogicofdevelopmentandthestrategyofdevelopment.Intheprocessof

theformationanddevelopmentofChinese modernization,onthebasisofclarifyingtheintrinsic

relationshipbetweenthetwo,weneedtoclarifytherichconnotationandreasonablekernelofthe

people-centredpoliticaldevelopmentthoughtinthenewera,whichisconsideredtobeascientific

theoreticalsystemconsistingoffundamentalissues,goals,motivationandvalueorientationandthus

animportantpartofthetheoreticalsystemofsocialism 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Facingthenew

journey,weneedtoplanthepracticalstrategyofpoliticaldevelopmentintheChinesemodernization

intermsofpoliticaldevelopmentstrategy,governmentalgovernancemode,improvementofcitizens’

politicalparticipationandconstructionofdemocraticdiscoursesystem,soastoprovideastrong

politicalguaranteeforthegreatrejuvenationoftheChinesenation.

Keywords:newera;people-centred;politicaldevelopmentthought;Chinesemodernization

[责任编辑 刘文俊]

22

第60卷 第5期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Vol.60 No.5

2024年9月 JournalofGuangxiNormalUniversity(PhilosophyandSocialSciencesEdition) Sep.,2024

doi:10.16088/ji.ssn.1001-6597.2024.05.003

[收稿日期]2024-04-18

[基金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定历史自信重要论述的内在逻辑与原创性贡

献研究”(2023CKS002);湖南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项目“党史学习教育融入思政课教学的创新路径研究”(22C46)

[作者简介]张怀承(1957—),男,湖南常德人,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哲

学、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黄文胜(1971—),男,湖南耒阳人,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南女子学院马

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思想政治教育。

共同富裕视域下乡村文化振兴之现实

诉求及实践载体

张怀承1,黄文胜1,2

(1.湖南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2.湖南女子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4)

[摘 要]共同富裕是包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在内的全体人民都富裕,它引领着乡村文化在中国

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振兴,并使乡村文化振兴成为实现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和必经阶段。在实现共同

富裕的进程中,人们对乡村文化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形成了共富文化,激活了乡村文化新的

生命力,满足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筑牢了文化强乡根基,引领了乡村社会全面振兴。在建设乡

村共同体进程中,应依据新质生产力的赋能,构建共富生产集体促进党建文化建设;应建设共富人文社区,

重塑家庭文化和公共文化;应打造共富乡村产业,大力创新乡村特色文化,把新质乡村共同体建设成为乡

村文化振兴和增强文化自信的实践载体。

[关键词]共同富裕;乡村振兴;共富文化;乡村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G127;D63-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597(2024)05-0023-11

对于乡村文化在乡村建设历史进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

作会议和考察工作讲话中多次给予充分肯定,新时代农村全面发展的重要文化依托和精

神源泉是传承乡村优秀文化和振兴乡村文化。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文化

振兴既能为农村群众生存发展提供文化支撑,又承担着为农村群众保存劳动实践智慧和

历史文化记忆的重要功能,为建设文化强国和实现民族复兴厚植了文化土壤。当前,我国

已步入以乡村文化促进农村全面振兴,以共同富裕为长远目标和应有之义的农村振兴与

共同富裕协调推进阶段。因此,从共同富裕视域研究乡村文化振兴的现实诉求和实践载

体并赋能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共同富裕:社会主义乡村文化振兴之新时代先导目标

目前,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产业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城乡收入差距较大已成为

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不利因素,也是实现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2035年发展

目标“人民生活更为宽裕,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明显提高,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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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差距显著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的障

碍。面对制约中国社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难题,中国共产党立足于新的发展阶段,不断

深化对共同富裕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明确指出乡村全面振兴是事关国计民生的根本

性问题。基于当前乡村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实施乡村文化振兴促进乡村全面振兴,补齐

发展中的民生短板,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不仅破解了发展不充分、不均衡难题,更是扎实推

进全体人民物质和精神都富裕的关键环节。

(一)乡村文化是推进乡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理论基础

“乡村文化是人们在乡村中长期的社会和生存实践中所体现出来的一种生存模式和

思维模式”[1],主要表现为农村传统的生产治理、生活秩序的规定、日常人情往来的规范、

乡情表达、娱乐活动等方面的内容。从对农村社会发展的意义来看,乡村文化是中国传统

文化的根基,也是农村振兴的精神动力和价值源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振兴乡

村文化,重在挖掘乡村文化的价值,以文化价值引领和推动乡村社会建设价值的实现,以

期推进农村文明化、农民时代化、农业现代化建设,最终实现“三农”发展的高度有机统一。

因为乡村文化振兴与乡村振兴的发展高度契合,所以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来实现共同富

裕过程中,我们必须突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的思想。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很重要,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是辩证法的观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特别要注重提升农民精神风貌。”[2]由此,从全局来看,在

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有必要推动乡村文化振兴来促进乡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进而实

施农村全面振兴战略。

首先,乡村文化传承与创新是乡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思想保证。乡村文化有着最

基础、最深厚的文化底蕴,包含父辈家族文化、节气庆典文化、耕读乡土文化、伦理传统文

化、祭祀特色文化等,是人们在乡村历史变迁、社会生产生活组织、族群关系融合的过程中

逐渐形成的,是人们在长期的乡村生活中沉淀下来的传统文化,“是一种具有自身独特变

迁轨迹的价值观念和认知体系”[3]。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乡村文化没有出现历史

割裂、文化断裂的现象,显示出极强的整合能力和再生能力。因此,振兴乡村文化是一项

“固本铸魂”工程,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留住一方土地精神家园的有效途径。在乡

村文化振兴的带动下,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能焕发出绚丽的光彩,农村共同富裕的精神生活

能更上一个台阶,进而为推进农村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和改变农村精神生活面貌奠

定思想基础。

其次,乡村文化振兴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环节,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乡

村振兴是一个包括乡村的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有机统一的整体性振兴。而作为乡

村振兴的思想灵魂———乡村文化,是激活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从乡村的存在和发展来

说,乡村文化是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内在驱动力,乡村文化振兴是乡村能不能获得可持

续发展的关键举措。习近平在延安和安阳考察时强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要全面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坚持农业农村优先

发展,发扬延安精神和红旗渠精神,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为实现农

业农村现代化而不懈奋斗。”[4]所以说,乡村文化振兴促进共同富裕是按照习近平总书记

提出的“中国要强、农业要强、农村要美、农民要富”的要求,以文化振兴为灵魂,塑造乡村

建设之“形”、产业发展之“实”,使“形”“实”“魂”有机统一,形成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让农

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家园,逐步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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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城乡差别,农村才能真正富裕起来,农民才能真正富裕起来,农业才能真正持续繁荣

起来。

(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引领新时代乡村文化振兴新局面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坚持促进文化繁荣、推动文化强国建设、发展中华民

族现代文明,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理论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有关共同富裕的理

念相结合,形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思想。他指出,“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

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5]142。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

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

并强调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重视农村的全面发展与振兴[6]。这些重要论述聚焦了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实现共同富裕面临的理论议题和现实问题,确证了“精神生活

共同富裕”命题的时代内涵,说明了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的

重要组成部分,相应地也要求我们在乡村文化振兴进程中应该坚持“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的科学引领。

首先,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引领着新时代乡村振兴。习近平总书记说:人无精神则不

立,国无精神则不强。“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唯有精神上达到一定的高

度,这个民族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奋勇向前。”[7]13在共同富裕和乡村振兴的时

代背景下,坚持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引领乡村文化振兴是实现物质和精神都富裕的科学路

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丰富的文艺形式激励新时代的中国人民自信自强、守正创

新,为增强人民力量、振奋民族精神发挥重要作用。[8]“优秀乡村文化能够提振农村精气

神,增强农民凝聚力,孕育社会好风尚。”[9]406所以,新时代乡村振兴必须坚持物质生活和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道路,这既是中国共产党永恒不变的初心,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现实要

求。目前,乡村振兴战略每一个目标具体内容的实现都离不开精神文化的引领和推动。

就“产业兴旺”目标来说,文化不仅会产生内在的精神动力,也会产生巨大的经济价值,例

如,挖掘出传统美食文化、手工文化、戏曲文化、古镇文化等资源,提炼出精神生活共同富

裕理念,增强了文化自信,打造成了文化产业,形成了新的经济增长点;就“生态宜居”目标

来说,利用“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等传统生态文明理念,倡导人是自然的组成部分,人的

生产生活应当顺天道、尊自然、求万物和谐,从而形成山清水秀、生态和谐的新农村建设局

面;就“乡风文明”目标来说,传统文化中的尊重师长、孝敬父母、友爱乡邻等伦理品质是形

成现代社会互助互爱、文明和谐风气的精神文化基础;就“治理有效”目标来说,文化的教

化培育、敬畏慎思工夫,可以为乡村的“自治”与“贤治”提供有力的精神支撑;就“生活富

裕”目标来说,乡村文化中开拓进取、自强不息、勤劳致富的文化理念,鼓励通过奋斗创造

美好幸福的生活。综上,以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为导向,有利于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念和道德观念,弘扬新时代乡村新风尚,提升村民的精神气质和整体素质,推动新农村建

设,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其次,共同富裕中的文化思想为乡村文化振兴提供智力支持。华夏文明五千年,乡村

文化历史悠久、丰富多彩、经世致用,蕴藏着世世代代中华儿女在生存实践中创造的文化

精神,这些文化含有丰富的平等生产、均衡发展、共享成果、救难济困、友爱互助、尊重人权

等共同富裕文化意蕴。在农业生产过程中,那些体现劳动生产智慧的农具制造、农作物灌

溉、除草技术、防治虫害以及治沙治水等方面的知识,为我国的农耕文明提供了智力支持;

在生活文化方面,具有地方特色的饮食文化,具有独特风格的建筑艺术,绘画、雕塑、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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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文化形式,以及节庆习俗、婚丧嫁娶、音乐舞蹈等文化形式,满足了劳动人民改变精神生

活面貌、实现审美诉求的愿望;在伦理思想上,中国先贤提出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并耕而食”,以及“道法自然”“民胞物与”等朴素哲学思想,体现了天地人和谐而平等的思

想,蕴涵着人们追求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共同富裕的愿景,是中国人特有的世界观、价值

观和本体论思想。这些由乡村社会沉淀下来最具农耕文明底蕴的传统文化,是散落在广

大乡村生产生活实践中的宝贵文化资源,更是依附于乡土自然生态的朴素精神文化资源,

为新时代振兴乡村文化提供知识性支撑,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智力上的支持。

总之,在社会主义发展新时期,共同富裕的内涵越来越丰富,广大乡村群众对精神文

化生活的需求随着经济基础的不断夯实而与日俱增。我们要坚持乡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的发展目标,科学引领乡村文化振兴,使乡村文化振兴成为广大农民丰富精神生活的保障

基础,成为促进农村共同富裕的重要因素,要把乡村文化振兴落到实处,以满足农民精神

文化需求为出发点,以指导乡村建设发展为抓手,开辟全面加快乡村振兴、推进共同富裕

的新局面。

二、共富文化:社会主义乡村文化振兴之新时代现实诉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明特别是思想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无论哪一

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如果不珍惜自己的思想文化,丢掉了思想文化这个灵魂,这个国家、

这个民族是立不起来的。”[10]我们应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抓住乡村文化振兴的实

质,挖掘出乡村文化中深厚的优秀传统文化意蕴;夯实乡村文化振兴的基础,以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引领乡村文化建设;盘活乡村文化振兴的力量,增强村民对乡村文化的情感认

同,激活村民的乡村文化自觉,使广大村民自愿自觉地承担起乡村文化振兴的责任。总

之,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我们应深入挖掘乡村文化中与新时代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目标

相匹配的文化信仰、文化价值,形成共富文化,消除乡村实现共同富裕的阻滞因素,推动社

会主义高质量发展。

(一)社会主义新时代共富文化的基本内涵

高质量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场伟大而深刻的社会革命,而这场深刻的革命实

践需要科学的理论来指导,这科学的理论就是新时代的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文化理论。社

会主义共富文化理论内涵丰富,它是一种勤劳致富、创新共富的发展理念,是一种“少数人

富不算富、大家富才是真的富”的社会共识,是一种富能思进、共富共享的社会风尚,是一

种有福共享、共富共荣的价值取向。这种共富文化理论源于我国悠久的传统文化和具有

划时代意义的革命文化。

首先,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思想根植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古代儒家对理想社会的形

态的经典论述最突出的是《礼记·礼运》,它阐述了“大同”和“小康”的社会发展理念。《礼

记·礼运》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

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11]258这里构想了一个以

“天下为公”为原则的社会,强调了社会的公共利益和整体和谐,提倡老有所终,壮有所用,

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货物不被浪费,劳动力被用于公共利益而非个

人私利;希望构建整个世界是一家人,人人爱彼如己,以诚相待,大公无私,互相援助,和睦

相处,人人有工作,人人有饭吃,路不拾遗,夜不闭户,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人人和乐,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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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的理想社会。这里深刻反映了儒家对于社会治理和人际关系的理想与思考,提倡一

种基于公共利益和社会和谐的社会发展模式。这种在农耕文明熏陶下形成的“公序良

俗”,是共富文化的经典论述。

其次,革命文化为新时代共富文化提供了时代的养分。革命文化是以弘扬共同富裕

价值理念、解放全人类为长远目标,以继承和创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坚持和发展马克思

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为基础,以中国共产党人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奋斗征程

为旨归的文化精品。从革命文化的演变过程来看,革命文化蕴含着对弱者的尊重和对劳

苦大众人道主义的支持,先人后己、大公无私的革命气概,解放无产者及整个人类都解放

的革命情怀,追求精神与物质、民族与世界的协调发展,倡导人们树立实现共同富裕的共

产主义革命理想,这些都是革命文化中所具有的共同富裕的文化基因。

共富文化的形成既要体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革命文化传承发展共同富裕

的文化基因,又要体现高质量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标要求,更要体现建设新时代共

同富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此,社会主义新时代共富文化的主要内容包

含有:行道为公、邻里和谐的共同理想;创新创业、勤劳致富的致富思想;机会平等、竞争公

平的社会准则;尽其所能、按劳分配的分配机制;自主自立、合作共赢的管理机制;互助互

惠、共创繁荣的社会风尚;允许先富、共享共富的精神境界;扶贫脱困、乐善好施的慈善心

怀。我们要凝练并弘扬共富文化,让它成为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的公序良俗,以此来推动

乡村文化振兴,进而全面推动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

(二)形成共富文化,持续推动乡村社会全面振兴

文化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之魂,它在国家建设与社会发展中起着价值导向和

精神引领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

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12]40-41故从文化的社会功能及文

化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所担负的使命来看,乡村文化振兴就是打造一种合目的性与合规律

性相统一的共同富裕文化,以共富文化来引领乡村主体培育和乡村文化治理组织机构建

设,进而推进乡村物质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全面而均衡的发展。

首先,形成共富文化奠定乡村共同富裕的理论基础。纵观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在快速

城镇化的推动下,城市与乡村有了明显的差别,城市建设全面扩张,经济也得到了快速发

展,而大多数乡村则发展较为缓慢甚至停滞不前,这使乡村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逐渐发

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原有的经济结构解体,大量乡村人口外向迁徙,几千年传承下来的乡

村文化受到城市文化的冲击、逐渐衰落并随之成为边缘化的文化。生活观念、处世方式、

风俗习惯、价值理念和责任意识等方面出现了与新时代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状况,乡村文

化的自然活力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受到抑制。在实现共同富裕和建设文化强国的语境

下,乡村文化振兴作为一项新的文化战略被提出,它确定乡村文化振兴不是简单的文化回

归传统,也不是被全新替代,而是要在人们文化自觉的基础上,赓续乡村文化命脉,挖掘优

秀传统文化元素。如把乡村文化中倡导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理念,勤劳向上、勤俭

节约的优良家风,守望相助、诚信友善的处世美德等根据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和乡村振兴的

现实需要,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形成村民对乡村文化的新认同和自觉关注农村

整体精神风貌的意识。我们应在广博的传统乡村文化的基础上,注入先进文明理念、现代

科技要素和新时代文化精神,优化文化结构,拓展文化内涵,剔除消极因素,整合文化模

式,促进文化形态更新,实现乡村文化形态嬗变,形成共同富裕的文化,为建设中国特色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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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的共同富裕农村奠定理论基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华文化既是历史的、

也是当代的,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我们要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

在继承中转化,在学习中超越,创作更多体现中华文化精髓、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传播当

代中国价值观念、又符合世界进步潮流的优秀作品,让我国文艺以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

风格、中国气派屹立于世。”[7]176

其次,形成共富文化促进乡村现代文明转型。文化是人类为了满足自身需求,在生产

和生活中所形成的智慧结晶。它渗透并作用于人的需要的方方面面,如生活方式、生活品

质、精神面貌、思想观念和综合素质等。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要大力推动文化事业发

展,通过文化交流,沟通心灵,开阔眼界,增进共识,让人们在持续的以文化人中提升素养,

让文化为人类进步助力。”[7]187当前,许多地区的农村居民对乡村传统文化越来越缺乏认

同感,而一些不符合新农村群众实际需求的乡村文化,反过来影响村民作为乡村文化建设

主体的积极性,导致新农村文化建设有些滞后。由此,有的村民对乡村文化建设敬而远

之,一部分年轻村民由于受自身观念和经济状况的影响,对乡村文化建设不关心,甚至对

乡村文化建设存在一定程度的抵触情绪;一些村庄还出现封建迷信文化和低俗文化倾向,

这些情况严重阻碍农村现代文明转型和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因此,我们在实施乡村全面

振兴战略的进程中,要立足中国实际,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道路,追求

共同富裕的文明新风,构建物质与精神发展的平衡关系、人与自然发展的和谐关系;要本

着为民谋幸福、善于合作创富、乐于创造共同富裕社会的新时代精神引领新农村建设,通

过理论和实践创新来满足广大农村群众精神文明建设的需求。概言之,我们必须传承和

弘扬既讲正气又讲民本、追求大同、共同富裕的文化,促进农村现代文明的转型。

再次,形成共富文化为乡村振兴战略固本铸魂,为文化强国筑牢根基。现阶段,乡村

振兴工作涉及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宽裕等诸多方面,是一项长

期的系统工程。实践证明,通过乡村文化振兴形成乡村共富文化,对于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具有固本铸魂的作用,能为文化强国筑牢根基。在“固本铸魂”方面,文化共富为农村经济

社会发展提供了思想保障、精神动力、智力支持、价值引领等方面的作用;共富文化为农村

群众生产生活提供了技术保障体系,为维护农村群众生存发展秩序构建了农村社会建设

的精神体系、智力体系、伦理道德体系和价值规范体系。同时,乡村既是生生不息、繁衍生

息的乡土文化原生地,又是乡土文化的人文空间,是乡土文化发展与传承的载体。在这样

的前提下形成的乡村共富文化,必然蕴含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因,延续着中

华民族文化的根脉,积淀着农村群众生产生活的实践智慧、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处理及现

代农村治理所需要的智力资源。因此,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振兴乡村文化能凝

聚更多的乡村群众创造民族文化、传承民族文化,从而壮大民族文化的根基。我们相信,

通过振兴乡村文化,根植于肥沃土壤的乡村文化之树一定能茁壮成长,文化强国建设的根

基一定会更加坚实。

总之,乡村文化振兴的发展方向就是要走出一条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的具有

中国特色的乡村文化发展之路,其现实诉求就是要在社会主义新时代形成赋能实现共同

富裕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富文化。

三、新质乡村共同体:新时代社会主义乡村文化振兴之实践载体

长期以来,中国的乡村“是生产性的,以农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为基础的地域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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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13],也是“以传统家族主导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社会生活共同体”[14],还是“乡土社会

的文化观念、民间信仰组成的文化共同体”[15]。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经济、城镇化等因

素的解构下,以村民自治制度为核心的村委会不能像“大集体”时期那样为“乡村共同体”

提供强有力的制度和文化支撑,导致“乡村共同体”逐渐衰弱,乡村文化价值不断降低,公

共文化精神也趋于弱化。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和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加强,新质生产

力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在文化领域,新质生产力为文化产业注入了新的驱

动力,为新时代乡村文化振兴带来了百年不遇的发展机遇,同时也对其提出了新的要求。

因此,在实现共同富裕和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共同体促进文化振兴

就是以新质生产力优化乡村共同体,使乡村共同体成为共富生产集体、共富人文社区、共

富乡村产业群,从而推进党建文化建设,重塑家庭文化和公共文化,发展乡村特色文化,成

为新时代中国城乡关系协调发展和乡村文化振兴的主要实践载体。

(一)构建共富生产集体,推进党建文化建设

中国共产党十九大以来,我国“三农”工作重心历史性地转移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上

来,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

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保障农民财

产权益,壮大集体经济。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构建现

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

营,培育新型农业主体,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

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支持和鼓励农民就业创业,拓宽增收渠道。加强农村基层

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16]163由此,我们必须以新质生

产力赋能农村生产集体发展,加强农村集体组织治理,构建共富生产集体,推进党建文化

建设,进而推动乡村文化振兴。

目前,在乡村振兴的实践过程中,由个体农户、集体经济组织、村委会、村党支部等构

成的农村集体组织在管理农村集体生产方面存在一些问题,导致个别农户的利益难以得

到充分保障,村民与农村生产集体逐步脱离关系。为解决这一问题,基层组织需要利用新

质生产力赋能乡村生产集体完善内部治理结构[17]。比如,通过应用互联网、移动终端等

信息技术手段,促使省、市、县乡村“五级党组织”联动协作,推动“五级书记”不再受地域、

时间的限制抓乡村振兴,把党中央提出的农村工作重大任务按时因地落到实处;村党支部

利用飞速发展的信息技术武装基层党组织,健全完善村党组织按程序决定村级重大事项

的机制,全面推行“四议两公开”、村务监督等制度机制,强化对村级振兴各项工作任务的

有效管理和监督;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集体经济,通过全球化传播和数字化平台建设,带

动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壮大,走出乡村、走向世界,促进农民增收致富;利用互联网、移动终

端等信息技术手段,推行“村干部党员联系村、联系户”制度,加强党群干群之间的联系,充

分听取、吸收群众的意见和诉求,使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得到增强。

这样,乡村共同体不但形成了实现共同富裕的生产集体,同时在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过程

中促进了党建文化建设和发展。

(二)建设共富人文社区,重塑家庭文化与公共文化

随着经济的繁荣和城镇化的发展,我国的乡村社会由封闭逐步走向了开放,乡村社会

的管理也逐步发展为社区管理。近年来,我国社区建设坚持“以人为本,服务居民”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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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并制定了一系列社区建设的政策和法规。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把城乡社区建成

管理有序、服务完善、祥和文明的“社会生活共同体”。这个“社会生活共同体”意味着要让

社区居民在自主管理社区事务中,逐步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形成共建共享、

休戚与共、富有文化活力的“共同体”。2022年九部门印发的《关于深入推进智慧社区建

设的意见》指出,智慧社区是充分应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手段,整合社

区各类服务资源,打造基于信息化、智能化管理与服务的社区治理新形态,要重点打造集

约建设智慧社区平台;拓展智慧社区治理场景,构筑社区数字生活新图景;推进大数据在

社区应用,精简归并社区数据录入;加强智慧社区基础设施建设改造。这些意见体现出社

区建设是一个综合的工程,以社区的文化、精神建设为重心,注重社区人文氛围的营造,强

调文化建设的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全面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改善城乡居民生产生活条件,加

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培育文明乡风,建设美丽宜人、业兴人和的社会主义新乡村。”[18]据

此,推进乡村社区建设,就是要把乡村集体组织建设成为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

人文社区。这种共富人文社区建设既要着力塑造社区村民之间的共同价值理念,也要切

实提供居民所需的公共服务。所以,共富人文社区重塑了家庭文化和伦理规范体系,建构

具有集体约束力和认同感的社会规范,如以村规民约的形式引导村民行为的家庭伦理观

念“孝老敬亲”“尊老爱幼”“推己及人”“家和万事兴”等,生活共同体必须遵循的原则“互助

互爱”“合作共赢”“创富光荣”“富而思进”“公道正派”等。另一方面,乡村社区以社区服务

中心为载体,借助科技创新交叉融合建设智慧社区平台,整合乡村公共文化资源,促进新

型乡村社区文化的全面繁荣。如建设乡村家族祠堂、数字村史馆、数字图书馆等传统公共

空间和现代数字化平台助力智慧社区治理;积极开展升国旗仪式、乡村联欢会、广场舞会、

灯会庙会、乡村足球赛、“村 BA”等多种形式的集体文化活动,通过这种共富人文社区建

设,推动以社会公序良俗为背景的公共文化发展,使“共富乡村”“人文社区”等基本社会单

元成为践行共同富裕价值理念、塑造共同富裕文化品牌的重要抓手和有效载体。

(三)打造共富乡村产业,大力发展乡村特色文化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提出,“乡村是具有

自然、社会、经济特征的地域综合体,兼具生产、生活、生态、文化等多重功能,与城镇互促

共进、共生共存”。2021年4月25日,习近平在广西考察时强调:“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要

立足特色资源,坚持科技兴农,因地制宜发展乡村旅游、休闲农业等新产业新业态,贯通产

加销,融合农文旅,促进乡村产业发展壮大,让农民群众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19]现阶

段,我国实现乡村振兴,解决农村、农业、农民等问题,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需

要通过科技创新与推广运用信息技术、数字化等手段,实现生产力的质的飞跃;需要应用

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经济发展,打造共富乡村产业,推动乡村文化产业的转型升级,构建

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产业体系。

首先,要兴办地方特色的共富文化产业,大力发展农村地方文化。目前,我国乡村产

业主要由农业和部分与农业关联的产业构成,乡村文化振兴初具规模后,很多地区将乡村

文化整合为文化产业,通过文旅融合形成特色文化品牌、文化产业,发挥新质生产力对乡

村文旅产业的作用,形成“农业+特色文化旅游”乡村发展模式。近年来,乡村本土文化资

源得到了充分的挖掘,它已变成了乡村特色文化产业蓬勃发展的主要依托,随着数字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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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广泛介入,它进入了市场化和产业化运作阶段。在一些红色文化资源丰富的革命老区,

如湖南汝城沙洲村、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十八洞村、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龙脊梯田景区

等,应用科学技术、数字技术将美丽乡村农业景观和红色精神融入文化产业布局,不仅续

写了红色血脉、讲好了乡情故事,还增加了经济效益;有些地区通过引入大数据、区块链等

技术,帮助基层推动乡村产业融合,借助数字技术保留了土味、彰显了特色、做强了产业

链,形成了“文化+乡村旅游”乡村发展新模式。一些具有悠久传统特色工艺和民俗风情

的乡村,挖掘了这些村风民俗,如举办秧歌、大鼓、皮影、地方戏等民俗文化活动,将其打造

成农村旅游点,带动乡村经济的转型。有的乡村开发利用剪纸、竹编、绣花、根雕等传统手

工技艺,继承、改造传统节日的饮食、服饰、礼仪、习俗等,将乡土文化资源与信息技术、人

才及劳动力、市场、资本等要素相融合,打造休闲农耕农庄、现代农业基地等体验式旅游项

目,培育了乡村文化新产业新业态,提高了农村文化旅游经济附加值。

其次,要培育乡村共富生态经济,大力发展乡村生态文化。生态文化是人们生存不可

或缺的要素,其本身就是一种产业,如干净的水、清新的空气以及绿色健康食品等生态产

品。要通过培育农村生态文化园、绿色文化示范园,发展乡村共富生态经济。如湖南省湘

江新区莲花镇综合整治乡村的田、水、路、林、村,打造山、水、林、湖、草生命共同体,充分结

合生态与文化,重建美好家园;实施修路、整山、造林、改田、治水五大工程,依托古村落资

源,通过引入社会资本,着力盘活古村落,实行土地等资源要素流转,走出了一条以实现生

态产品价值带动乡村振兴的新路子,把闲散的莲花村打造成以乡村生态文化旅游为核心

的生态产业发展新模式。再比如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仙潭村为发展乡村民宿,围绕绿色

发展、生态保护目标,实施低碳生态、低碳生活等工程建设,有效保护了莫干山北部地区的

绿水青山,改善了村庄环境,以“国企+镇+村集体”的模式,发展宿集旅游综合体,完成了

由民宿单一产业向构建一体化乡村农文旅产业生态圈迭代,走出了一条把美丽环境转换

成美丽经济、以美丽乡村反哺美丽生态的共同富裕之路。这两个村落依赖互联网平台和

数字技术开展宣传营销,通过数字创意实现地方特色与时尚文化相结合,实现“民宿村”到

“共富村”的华丽蝶变。所以说,“生态文化是农业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根基,只有乡村生

态文化和农业生态文明得到发展,现代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才能得以实现”[20]。

总之,乡村文化振兴是建设新质乡村共同体的重要核心,它能增强新质乡村共同体的

内在凝聚力和认同感。打造适应时代的新质乡村共同体,更有利于广大村民参与集体事

务和公共活动,增强村民的主人翁意识,充分发挥村民民主自治制度优势,重塑内含党建

文化、家庭文化、公共文化、民俗文化为一体的乡村社会的主流文化和优秀传统文化。只

有让文化产业发展助推农村经济发展,让文化兴村、产业兴村、组织兴村、人才兴村形成合

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发展,才能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乡村共同富裕之路。

四、结语

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

引领和推动着我国的乡村全面振兴。乡村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也是农民追

求乡村共同富裕的题中之义。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应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抓住

乡村文化振兴的实质,从乡村文化中挖掘其本有的优秀传统文化意蕴,为建设文化强国提

31

供乡村载体;筑牢乡村文化振兴的基石,建设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的新农村文化,

发挥其示范引领作用,为加速形成共同富裕文化奠定理论基础;开发乡村文化振兴的新动

力,激活村民的乡村文化自觉意识,唤醒村民重新认识乡村文化的价值,增强村民自觉承

担乡村文化振兴的责任心。

当前,新质生产力已成为推动我国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应用新质生产

力建设共富人文社区和新质乡村共同体推动乡村文化振兴是科学有效的路径。一方面,

要应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手段,整合社区各类资源,构建基于科技创新

和人文关怀紧密结合起来的共富人文社区新形态。这种智慧型社区建设不仅能满足人民

群众物质生活需求,还能提升居民的精神生活质量和幸福感。另一方面,要从新时代乡村

振兴和共同富裕的大背景出发,积极打造新质乡村共同体。我们应发挥新质生产力对乡

村文旅产业的作用,实现特色农业、特色文化产业和特色旅游业融合,发展壮大乡村文化

产业,补足乡村发展的短板,扭转乡村凋落的趋势。要重视用新质生产力为乡村文化振兴

注入活力,壮大文旅科技人才队伍,推动形成相关行业科技合作机制,发挥数字化建设的

作用,促进乡村文化与产业、城市与乡村互利共赢。要通过新质生产力赋能,发挥乡村社

会多元主体的优势,让乡村居民真正地成为乡村的主人翁,真正地发挥村民自治制度的民

主作用;让乡村的文化振兴、产业振兴、组织振兴和人才振兴形成合力,助力乡村的全面振

兴和发展,走出一条具有新时代中国特色的共同富裕之路。

[参 考 文 献]

[1] 田云刚,张元洁.乡村振兴的乡村文化产业化路径探析[J].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9-15.

[2] 习近平在江苏徐州市考察时强调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紧扣新时代要求推动改革发展[N].人民日报,

2017-12-14(1).

[3] 曹立,石以涛.乡村文化振兴内涵及其价值探析[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6):111-118.

[4] 习近平在陕西延安和河南安阳考察时强调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而不懈奋斗[N].人民日报,

2022-10-29(1).

[5]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6]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

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22-10-26(1).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8] 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EB/OL].http://www.gov.cn/xinwen/2021-12/14/

content_5660780.htm.

[9] 习近平 .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

[10] 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 2565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N].人

民日报,2014-09-25(2).

[11] 王文锦.礼记译解[M].北京:中华书局,2016.

[12]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

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13] 文军,吴越菲.流失“村民”的村落:传统村落的转型及其乡村性反思———基于15个典型村落的经验研究[J].社会

学研究,2017(4):22-45.

[14] 项继权.中国农村社区及共同体的转型与重建[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3):2-9.

[15] 季中扬,李静.论城乡文化共同体的可能性及其建构路径[J].学海,2014(6):37-41.

[16]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题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

[17] 叶敏,董佳艺.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景区型村庄:发展逻辑与治理困境———基于浙北 W 镇JL村发展经验的案例研

32

究[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4):59-71.

[18] 习近平.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J].求是,2023(6):4-7.

[19] 习近平: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凝心聚力担当实干 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壮美广西[EB/OL].(2021-04-

27)[2023-12-27].http://www.xinhuanet.com/.

[20] 曹林奎,黄国勤.用生态文明理念引领现代农业建设[J].上海农村经济,2018(5):20-23.

TheRealisticDemandsandPracticalCarriersofRuralCultural

RevitalizationunderthePerspectiveofCommonProsperity

ZHANGHuai-cheng

1,HUANG Wen-sheng

1,2

(1.SchoolofPublicAdministration,HunanNormalUniversity,Changsha410081,China;2.SchoolofMarxism,

HunanWomen’sUniversity,Changsha410004,China)

Abstract:Commonprosperity,theprosperityofallpeoplein materialandcultural-ethicalterms,

leadstherevitalization ofruralcultureinthe Chinese modernization drive,andrenderssuch

revitalizationaninevitablerequirementandanecessarystageinrealizingthecommonprosperityof

thepeople.Inachievingcommonprosperity,peoplehavecarriedoutcreativetransformationand

innovativedevelopmentofruralculture,thusforgingacultureofcommonprosperitywhichactivates

thenewvitalityofruralculture,satisfiesthepeople’sneedsforabetterlife,andfurtherbuildsthe

foundationofastrongculturalcountryside,thusleadingtherevitalizationofruralsocietyinall

aspects.Inbuildingtheruralcommunity,weshould,basedontheempowermentofthenewquality

productiveforces,forgetheproductioncollectivesforcommonprosperitytopushahead withthe

buildingofaculturalsectorforParty-building;weshouldbuildthecommonprosperitycommunities

toreshapethefamilycultureandpublicculture;weshouldbuildthecommonprosperityrural

industries,andvigorouslyinnovatethecountryside-featuredculture,soastomakethenewquality

ruralcommunitiesasthepracticecarriersoftheruralculturalrevitalizationandenhancementofthe

culturalself-confidence.

Keywords:commonprosperity;ruralrevitalization;commonprosperityculture;ruralcommunities

[责任编辑 刘文俊]

33

第60卷 第5期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Vol.60 No.5

2024年9月 JournalofGuangxiNormalUniversity(PhilosophyandSocialSciencesEdition) Sep.,2024

doi:10.16088/ji.ssn.1001-6597.2024.05.004

[收稿日期]2024-01-21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基于供需匹配的智慧养老服务精准管理模式研究”(20AGL035)

[作者简介]胡扬名(1979—),男,湖南祁东人,湖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智慧养老服务。

子女愿为父母的智慧养老买单吗?

———基于代际支持理论和计划行为理论的分析

胡扬名1,2,袁玉加2

(1.湖南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2.湖南农业大学 公共管理与法学学院,湖南 长沙 410128)

[摘 要]基于湖南省长沙市501位调研对象的微观调研数据,运用有序多分类 Logistic模型,结合

代际支持理论和计划行为理论,分析子女对父母智慧养老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动机,研究发现:子女对

父母智慧养老的整体支付意愿较高,且呈现出交换动机和利他动机并存的现象;其中,行为态度、主观规范

和知觉行为控制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子女的支付意愿,而子女的年龄、职业、居住状态以及与父母的居住距

离等对子女的支付意愿亦有显著影响。研究结论揭示了子女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可为现今智慧养老遭

遇的普及推广难题提供新的解决思路,有助于推动智慧养老的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智慧养老;计划行为理论;利他动机;交换动机;支付意愿

[中图分类号]C913.7;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597(2024)05-0034-18

人口老龄化趋势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难题和挑战,而养老问题在我国尤为突出。

据报道,截至2023年年底,我国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总量为 2.97 亿,占全国人口的

21.1%,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突破2.17亿,占总人口的15.4%,中国社会已迈入中度老龄

化阶段[1]。人口老龄化的严峻趋势对我国养老事业的发展提出新的要求,积极应对人口

老龄化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提出加快

推进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和智能硬件在养老事业中的应用,明确了“建设

兼顾老年人需求的智慧社会”的发展要求[2]。伴随着数字时代的发展,智慧养老已经成为

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重要内容。但现实中智慧养老的发

展面临着叫好不叫座、普及推广困难等问题。有研究从微观的需求侧考察,发现老年人对

于智慧养老服务存在接受障碍。子女是帮助父母融入数字社会的重要途径,有研究表明

代际支持能增强老年人使用数字设备的信心[3],那么从经济方面来看,子女是否愿意为父

母的智慧养老服务买单? 其影响因素如何? 本文将从代际支持视角研究子女对父母智慧

养老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为智慧养老的推广普及和有效解决当前的老龄化问题提供理

论支撑与实践反思。

一、研究综述

意愿是预测行为的关键指标,支付意愿是消费者对所接受的货物和劳务的估价或愿

34

付,可通过询问被调查者对某一项目的最大支付额度来测度[4]。已有关于智慧养老的研

究多聚焦老年人本身,分析影响老年人使用意愿和支付意愿的因素[4-5],较少涉及作为老

年人智慧养老接入关键因素的子女。

从老年人智慧养老意愿的影响因素来看,国内外研究基本达成共识,即一方面要充分

考量老年用户的认知水平,精准识别老年用户需求,另一方面要开展多种形式的培训活

动,提升老年人信息素养水平与智能设备操作能力[6-8]。具体而言,国外学者将用户体验

纳入智慧养老终端产品的实际开发和优化过程中,或直接以用户体验、场景应用为导向展

开产品和服务设计,大致可以分为如下三类:一是技术本身特征因素[9](系统的独立性水

平、服务的融合性程度、操作简易性等),二是心理特征与身体特征因素[10-12](身体健康水

平、认知程度、心理健康状态),三是经济水平与教育程度的因素[13](收入水平、受教育程

度)。国内学者更注重智慧养老用户采纳行为及其影响因素,从个体禀赋[14](受教育程

度、身体素质、年龄、健康状况等)、资源环境[15](家庭环境因素、社区环境因素等)、心理因

素[16-17](感知易用性、感知有用性等)三个方面来探究影响老年用户认知与采纳智慧养老

的具体因素。也有学者从老年人对智慧养老的支付意愿出发展开研究,表明老年人对于

智能机器人的接受程度与支付意愿与它是否易用直接相关[18];胡扬名等实证分析表明,

老年人社区智慧养老的总体支付意愿较高但支付水平较低,而且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老

年人,表现出更高的社区智慧养老支付意愿[4];白玫等发现,独居老年人更愿意支付智慧

健康养老服务[19]。通过总结已有文献,笔者发现:现有研究的视角多集中于老年人自身,

重点关注改善老年人的资源禀赋和个人特征等方面来使老年人接受智慧养老,却忽视了

作为老年人智慧养老接入关键因素的子女特征。在现实生活中,子女帮助父母融入数字

社会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有关理论研究从代际支持的视角将这种自下而上向父母提供

数字指导的现象称为“数字反哺”[20-21],并证实了数字反哺对弥合老年人数字接入鸿沟的

积极作用[22-23]。也有研究证明,代际支持能够增强老年人使用数字设备的信心,有子女

帮助的老年人更容易接受智慧养老[3]。

鉴于此,本文采用湖南省长沙市中心城区的5个社区与农村地区的4个村落的501

位青年子女的微观调研数据,从子女对智慧养老的支付意愿水平出发,结合计划行为理

论,从行为态度、主观规范以及知觉行为控制三个方面揭示子女对智慧养老支付意愿的影

响机理,并利用长沙市城镇居民问卷调查数据进行相关性检验后对所选变量进行初轮筛

选,再采用有序多分类 Logistic回归分析三类因素对于不同支付意愿程度子女智慧养老

服务选择的影响,为进一步推进智慧养老服务的发展提供思路。

与已有文献相比,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当前文献研究智慧养老支付意愿的主

体以老年人为主,且多是探讨外在的影响因素,而本文则选取老年人的子女为研究主体,

并从个体认知心理视角出发,分析影响子女对父母智慧养老支付意愿的内外在因素,有助

于弥补现有文献的不足;第二,本文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结合我国智慧养老实践,构建子女

智慧养老支付意愿分析框架,并通过量化方法探索子女对于智慧养老的认知如何影响支

付意愿,为明确当前智慧养老的推广发展方向提供理论参考。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理论分析

计划行为理论(简称 TPB)是由阿耶兹(Ajzen)在菲什拜因(Fishbein)的理性行为理

35

论基础上提出的,其考虑了非完全意志控制的情形,可能是目前最正确的关于行为内生影

响因素的理论模型,并被广泛应用于消费者行为和健康行为研究领域。计划行为理论认

为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共同对个体的行为意图产生影响,并最终促使个体

发生实际行为[24]。其中行为态度来源于对自身行为可能会产生结果的信念集合,受行为

信念强度和行为结果评估等因素影响;主观规范是指个体从其他人或群体所感知到的社

会压力,它来源于群体或重要他人对个体决策所产生的作用,知觉行为控制反映个人过去

的经验和预期的阻碍,当个人认为自己所掌握的资源与机会愈多、所预期的阻碍愈少,则

对行为的知觉行为控制就愈强。而其影响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对行为意向具有动机上的

含意;二是其亦能直接预测行为。具体而言,个人实施某项决策的态度越积极、他人支持

越大,知觉行为控制越强,其行为意愿就越强。因此,本文基于计划行为理论,构建子女对

智慧养老支付意愿的理论模型(图1),并提出相关的研究假说。

=

fl5+@-

4ffi+Mffi

fl5+



4E+@

ffi+@ >>8

+76

' *fl 

->=

+'

'

图1 子女智慧养老支付意愿分析框架

(二)研究假设

1.行为态度与支付意愿的关系

计划行为理论认为,态度是行为主体对于某一行为的评价,是主体对于是否执行某一

行为的整体动机。主体对某一行为的评价越积极,它采取行动的意愿就越强[25]。在影响

子女支付意愿的因素中,行为态度的形成受到行为信念和结果期望的共同影响。

行为信念反映了子女对智慧养老产品和服务本身的态度倾向,是对预期支付结果实

现程度的主观判断。在主体决策的过程中,信息产生认知,认知又形成态度;认知是行为

意愿的前置因素[26],信息的获取和积累有助于子女在购买智慧养老服务及产品的过程中

形成较为客观和全面的信念与态度,并进而对其支付意愿产生积极影响[27]。而子女对智

慧养老的了解程度反映了其对智慧养老所获信息的集成。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子女对智

慧养老的了解程度越高,其支付意愿也就越强。同时,知识的获取情况对主体的行为意愿

也有着重要的影响。智慧养老在我国尚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不仅认知度低且价格长期

居高不下。有关研究指出,高等教育能够显著提升个体收入[28],而高收入预示子女能够

负担为父母接入并使用智慧养老的生活成本;且教育作为文化资本会带来观念方面的差

异,具有较高教育水平的个体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更强,也能够更加理性客观地看待智慧

养老带来的非预期社会后果[29-30],从而会拥有更高的支付意愿。综上所述,本文提出以

下研究假设:

H1a:子女对智慧养老的了解程度越高,其对父母智慧养老的支付意愿越强。

36

H1b:子女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对父母智慧养老的支付意愿越强。

结果期望主要指对行为结果的积极或消极的预期评价。这种评价反映了子女是否愿

为父母支付智慧养老费用的心理动机。根据利他主义动机理论和交换动机理论[31-32],在

父母丧偶、身体衰弱的情况下,子女为父母提供的代际支持更多;而相对于纯粹无私的利

他主义而言,交换动机认为子女对父母的代际支持会以实现一定目的作为回报,不论这回

报在什么时间、以何种形式发生,而交换的形式也有很多,例如交换父母的家务劳动付出、

帮助抚养孙子女、交换父母遗产以及间接交换等。即当子女认为购买智慧养老服务及产

品后会带来例如便利父母的养老生活、为父母的健康及安全等提供保障、交换父母的劳动

付出及遗产等有利影响时,子女就倾向于持有积极的结果期望,并产生更高的支付意愿;

而当子女认为智慧养老会给父母带来某种风险,例如担心泄露父母的个人信息、顾虑智慧

养老服务和产品的质量与安全得不到保证以及认为智慧养老技术至上可能会带来伦理风

险等,子女就会倾向于持有消极的结果期望,从而降低对智慧养老的支付意愿。因此,本

研究将“子女的利他动机和交换动机”和“智慧养老的潜在风险”作为反映子女结果期望的

两个变量,同时提出以下假说:

H1c:利他动机和交换动机正向影响子女对父母智慧养老的支付意愿。

H1d:子女对智慧养老潜在风险的预期评价负向影响其对父母智慧养老的支付意愿。

2.主观规范与支付意愿的关系

主观规范是指对来自外界压力性规则的感知,即采取支付决策之前会根据有关规则

和规定以及其他主体的行动来调整自身的行为。根据劝说理论与认知失调理论[33-34],群

体内其他人的意见与争论会对一个人的态度造成影响,并且为了与群体内大多数人保持

行为一致,服从群体规范,单个群体可能会改变自身的态度从而向群体内大多数人靠拢。

主观规范包括规范信念与遵守动机两个维度。

规范信念主要反映支付行为的发生受到其他主体的期望程度,具体包括对可能达成

结果的期望和对主体积极效应的影响的期望。例如,孝文化的倡导是为了孝道观念仍然

可以得到普遍的社会认同,以期对人们的行为起到调节作用,让赡养老人成为子女内在的

责任要求和自主意识,也即奉行孝道观念。只要子女将赡养老人视为自己的人生责任,在

一定程度上就会追求实现家庭养老的目标[35]。从这个角度来讲,自觉承担养老责任的内

在“道德规范”会对子女的支付意愿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H2a:对传统孝文化越认同,子女对父母智慧养老的支付意愿越强。

遵守动机是指通过判断外界规范,对行为发生决策的认可程度,由子女生活中的重要

人物(例如家人、朋友和其他重要的人)对其特定消费行为所表现出来的各种期望和评价

综合而成。如果那些对他而言较重要的人认为智慧养老是好的,那么,子女将有更高的支

付意愿;反之,子女将有较低的支付意愿。已有研究发现,主观规范和道德规范均会对消

费意愿产生正向影响[36]。根据上述研究,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2b:亲朋好友对子女购买智慧养老越支持,其对父母智慧养老的支付意愿越强。

3.认知行为控制与支付意愿的关系

认知行为控制是行为主体对支付行为发生的难易程度的认知,难易程度的差别因为

资源、能力、人际关系等因素的差异而导致。认知行为控制包括自我效能和能控性两个主

要维度。

37

自我效能是在评估自身的资源与能力后,对支付行为决策的自信程度。这种自信主

要来自那些促进或阻碍这种行为产生的条件(如经济条件、占有的资源、能力等)[37]。智

慧养老在我国属于新兴事物,人们对其普遍认知水平不高,且智慧养老对物联网、大数据

等具有极高的依赖性,因此子女的收入水平、数字素养等会显著影响子女对自身支付能力

与支付行为的自信。据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3a:子女的收入水平、数字素养越高,其对父母智慧养老的支付意愿也越强。

能控性反映了与其他行为主体协调沟通的顺畅程度,包括技术专业性意见的认可和

采纳、观点表达能否得到有效回应等,尤其是在面对不同意见和阻碍时,平等协商的可能

性越大,支付意愿也越强烈。由于“数字鸿沟”的存在,父母不会使用智慧养老产品是大多

数子女都存在的顾虑;有研究指出,“数字反哺”对弥合老年人数字接入鸿沟有积极作

用[22-23],因此,子女对教会父母使用智慧养老产品的信心会对子女的支付意愿产生影响,

据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3b:对教会父母使用智慧养老产品越有信心,子女对父母智慧养老的支付意愿也

越强。

三、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源是采用问卷调查方法获得,调查对象为年龄18~59周岁的中青年群

体。数据收集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预调查。首先由2名专家评估问卷初稿,并发放给长

沙市老龄化较典型的街道与社区中的50名子女做预调研,并根据反馈信息和回收的数据

对问卷的部分内容进行修正与调整,形成定稿。第二,正式调查。采取线下与线上相结合

的方式,线下主要由调查员采取随机抽样的调查方法在湖南省长沙市中心城区的7个社

区与农村地区的4个村落进行随机调研,并当场发放调研问卷进行填写,收集问卷379

份,剔除无效问卷11份,有效问卷368份;线上采取滚雪球方式在社区微信群内转发,共

计回收问卷135份,有效问卷133份。本研究共计发放514份问卷,有效问卷501份,问

卷有效率达97.4%。

(二)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1.因变量

本文的因变量为子女对父母智慧养老的支付意愿(WTP),结合预调研以及智慧养老

的实际情况,本文将子女对父母智慧养老支付意愿的情景设置为:“智慧养老服务中心可

以利用智慧养老数据平台将医疗资源与养老资源进行有机整合,在您父母的手机安装一

个相关软件,您父母在家就可以利用手机获取免费的膳食建议、运动安排、血压测量等医

疗保健类服务,在水电维修、日常生活护理、人文关怀等领域可以享受更便捷、方便的养老

服务。如果需要的话,您每个月所能承受的最高智慧养老费用为多少?”在问卷中支付意

愿有一个前置题,即“您是否愿意为父母支付智慧养老的费用,若不愿则赋值为0,若愿意

则赋值为1”;而选择愿意的子女其支付意愿为连续型变量,用其每个月所能承受的最高

智慧养老费用来表示,其中每月500元以下赋值为1,每月500~1500元赋值为2,每月

1500~2500元赋值为3,每月2500~3500元赋值为4,每月3500元以上赋值为5。从

38

以上五个区间来衡量子女对父母智慧养老的支付意愿与意愿程度,统计结果显示:子女愿

意支付父母智慧养老的意愿较高,但总体支付意愿偏低,其中支付意愿在500~1500元

的子女占比60%,1500元以上的子女占比28.6%。

2.解释变量

本文解释变量包括子女的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3个潜在变量。在调

查问卷中,部分观测变量采用李克特五点量表法测量。

(1)行为态度。本文从子女对智慧养老的认知以及对支付结果的预期两个方面来衡

量子女对父母智慧养老支付意愿的行为态度。其中,子女对智慧养老的了解程度以及子

女的受教育程度反映了子女对智慧养老的认知水平。利他动机和交换动机反映了子女对

支付行为积极的结果期望;具体而言,父母的年龄、婚配状况、是否独居、身体健康状况以

及子女照顾父母频率等变量测度利他动机;父母是否抚养孙子女、房产情况、养老金年总

收入和子女期望其自身退休后居住安排等测度交换动机。子女对智慧养老风险的预期评

价反映了子女对支付行为消极的结果期望,选取子女对使用智慧养老的风险感知作为测

度变量。

(2)主观规范。主要包含子女对传统孝道的认同和亲朋好友的评价两个方面。其中

子女对传统孝道的认同以子女对养儿防老的观念是否同意来测度,用子女的亲戚和朋友

对子女支付智慧养老费用的态度来测度亲朋好友的评价。

(3)知觉行为控制。本文将知觉行为控制分解为子女的自我效能和对父母使用的信

心。其中子女的收入水平、数字素养反映了子女的自我效能,而能控性则用子女对教会父

母使用智慧养老产品的信心来测度。

(4)控制变量。借鉴相关研究[38-39],考虑到其他因素对子女支付意愿的影响,选取子

女的性别、年龄、职业、婚配状况、户籍、居住方式、子女辈人数以及与父母的居住距离等变

量作为控制变量。变量赋值、类型及预期作用方向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含义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承受费用

1=500元以下;2=500~1500元;3=1500~2500元;

4=2500~3500元;5=3500元以上

2.84 1.126

解释

变量

行为

态度

子女对智慧养

老的了解程度

1=完全不了解;2=比较不了解;3=一般;4=了解;5=

非常了解

2.83 1.059

子女的受

教育程度

1=小学及以下;2=初中;3=高中/中专;4=大专;5=本

科及以上

3.25 1.140

父母的年龄

1=50岁以下;2=50~60岁;3=60~70岁;4=70~80

岁;5=80岁以上

2.66 1.177

父母的婚配

状况

1=有配偶;0=无配偶 0.82 0.383

父母的居住

方式

1=非独居;0=独居 0.11 0.313

39

续表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均值 标准差

解释

变量

行为

态度

主观

规范

知觉行

为控制

控制

变量

父母的健康

状况

1=很不健 康;2= 不 健 康;3= 一 般;4= 健 康;5= 非 常

健康

3.32 1.134

照顾父母频率

1=几乎不照顾;2= 每月不到一次;3= 一月至少一次;

4=一周至少一次;5=几乎每天

3.16 0.948

父母是否抚养

孙子女

1=是;0=否 0.21 0.409

父母的养老

金年总收入

1=1000元以下;2=1000~5000元;3=5000~10000

元;4=10000~50000元;5=50000元以上

2.43 1.275

父母拥有房

产情况

1=没有住房;2=1套;3=2套;4=3套及以上 2.22 0.755

子女期望其自

身退休后的居

住安排

1=与子女居住;0=其他 0.26 0.441

子女对智慧养

老使用风险的

感知

1=完全不担心;2=不担心;3=无所谓;4=担心;5=非

常担心

2.54 1.051

子女的养儿

防老观

1=完全不同意;2=不同意;3=中立;4=同意;5=非常

同意

2.75 1.094

亲友对子女支

付智慧养老费

用的态度

1=非常反 对;2= 反 对;3= 无 所 谓;4= 支 持;5= 完 全

支持

2.76 1.219

子女的年收入

1=50000元以下;2=50000~100000元;3=100000~

15000元;4=150000~200000元;5=200000元以上

2.73 1.178

子女的数字

素养

由8道题相加所得,赋值范围在3~13 8.44 2.223

子女教会父母

使用智慧养老

产品的信心

1=完全没信心;2=没信心;3=一般;4=有信心;5=非

常有信心

2.90 1.204

子女的性别 1=男;0=女 0.49 0.500

子女的年龄

1=20岁以下;2=20~30岁;3=30~40岁;4=40~50

岁;5=50岁以上

3.07 1.142

子女的职业

1=无业;2=农、牧、渔民;3=个体户、自由职业者;4=商

业、服务制造业一般职工;5=办公室一般工作人员;6=

专业技术人员;7=国家、企事业单位领导人员

3.55 1.917

子女的婚配状况 1=有配偶;0=无配偶 0.51 0.500

子女的户籍 1=非农业户口;0=农业户口 0.59 0.492

子女的居住方式 1=与父母居住;0=不与父母居住 0.72 0.447

子女辈人数 根据实际调研情况,取值范围在0~6 2.37 1.506

与父母的

居住距离

1=同小区;2=同街道;3=同区县;4=同地级市;5=同

省(自治区、直辖市);6=国内;7=国外

3.38 1.715

40

四、实证分析

(一)模型选择

本研究根据支付意愿为五级定量逻辑变量的特征,采用多元有序 Logistic回归模型

分析智慧养老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构建以下模型:

Logit(Pj)=ln

P(y≤j)

P(y≤j+1)

?

?

??

?

?

??

=αj+βX。 (1)

式(1)中:Pj 表示支付意愿为某一赋值的概率,j=1,2,3,4,5;y 表示支付意愿的赋值;αj

为截距;β为一组与X 对应的回归系数;X=(x1,x2…,xi)T,表示一组解释变量。

某种特定情况下(y=j)支付意愿为某一赋值相应的概率为:

P(y=j|x)=

e-(αj+βxj)

1+e-(αj+βX)。 (2)

多元有序 Logistic回归模型要求变量满足“比例优势”假设,即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

量的回归系数与分割点无关。

(二)模型拟合信息检验结果

在多元有序 Logistic回归中,解释变量之间不能存在多重共线性,因此在构建影响子

女对父母智慧养老支付意愿的多元有序 Logistic回归模型之前,先要进行多重共线性检

验,结果如表2所示。Tolerance即容忍度均远比0.1大,VIF 即方差膨胀因子均比10

小,因此解释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表2 共线性检验

变量

共线性统计资料

Tolerance VIF

变量

共线性统计资料

Tolerance VIF

X1 子女对智慧养老的了解程度 0.809 1.236

X14亲友对子女支付智慧养老

费用的态度

0.547 1.827

X2 子女的受教育程度 0.569 1.759 X15子女的年收入 0.749 1.336

X3 父母的年龄 0.337 2.964 X16子女的数字素养 0.823 1.216

X4 父母的婚配状况 0.842 1.187

X17子女教会父母使用智慧养老

产品的信心

0.497 2.013

X5 父母的居住方式 0.858 1.166 X18子女的性别 0.890 1.123

X6 父母的健康状况 0.805 1.242 X19子女的年龄 0.270 3.698

X7 照顾父母频率 0.770 1.299 X20子女的职业 0.829 1.206

X8 父母是否抚养孙子女 0.829 1.207 X21子女的婚配状况 0.508 1.967

X9 父母的养老金年总收入 0.790 1.265 X22子女的户籍 0.875 1.143

X10父母拥有房产情况 0.791 1.264 X23子女的居住方式 0.624 1.603

X11子女期望其自身退休后的

居住安排

0.866 1.155 X24子女辈人数 0.763 1.311

X12子女对智慧养老使用风险的

感知

0.979 1.021 X25与父母的居住距离 0.652 1.533

X13子女的养儿防老观 0.910 1.098

41

多元有序 Logistic回归还必须检验解释变量系数相等的假设,即平行性检验,结果如

表3所示,P 值为0.804,大于0.05,不拒绝原假设,说明模型适合使用多元有序 Logistic

回归进行分析。

表3 平行性检验a

模型 -2LogLikelihood Chi-Square df sig.

虚无假设 1064.596

一般化 983.415b 81.181c 93 0.804

注:a为联接函数:Logit;b为在最大步骤对分次数后无法进一步增加对数拟然值;c为卡方统计量的计算基于广义

模型最后一次迭代得到的对数似然值。

(三)回归结果分析

利用SPSS25.0统计软件进行多元有序 Logistic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影响子女支付意愿主要因素的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系数 标准误 Wald值 P值 OR值

Y 支付意愿 Y=1(500元以下) -6.474*** 1.442 20.161 0.000 0.002

Y=2(500~1500元) -3.091** 1.430 4.674 0.031 0.045

Y=3(1500~2500元) 0.022 1.424 0.000 0.988 1.023

Y=4(2500~3500元) 2.641* 1.417 3.471 0.062 14.021

X1 子女对智慧养老 X1=1(完全不了解) -1.688** 0.512 10.884 0.001 0.185

的了解程度 X1=2(比较不了解) -1.348** 0.482 7.818 0.005 0.260

X1=3(一般) -0.587 0.446 1.734 0.188 0.556

X1=4(了解) -0.189 0.465 0.165 0.685 0.828

X1=5(非常了解) 0a - - - -

X2 子女的受教育程度 X2=1(小学及以下) -0.581 0.535 1.178 0.278 0.560

X2=2(初中) -1.616*** 0.415 15.154 0.000 0.199

X2=3(高中/中专) -1.720*** 0.364 22.278 0.000 0.179

X2=4(大专) -3.717*** 0.435 72.982 0.000 0.024

X2=5(本科及以上) 0a - - - -

X3 父母的年龄 X3=1(50岁以下) 0.781 0.607 1.651 0.199 2.183

X3=2(50~60岁) 0.698 0.582 1.441 0.230 2.010

X3=3(60~70岁) 0.247 0.530 0.217 0.642 1.280

X3=4(70~80岁) 0.074 0.496 0.022 0.881 1.077

X3=5(80岁以上) 0a - - - -

X4 父母的婚配状况 X4=1(有配偶) 0.488* 0.268 3.321 0.068 1.628

X4=0(无配偶) 0a - - - -

X5 父母的居住方式 X5=1(非独居) 0.818** 0.335 5.980 0.014 2.267

X5=0(独居) 0a - - - -

X6 父母的健康状况 X6=1(很不健康) 1.743** 0.662 6.936 0.008 5.714

X6=2(不健康) 1.003** 0.314 10.188 0.001 2.726

X6=3(一般) 0.184 0.311 0.351 0.554 1.202

X6=4(健康) -0.179 0.305 0.343 0.558 0.836

X6=5(非常健康) 0a - - - -

42

续表

变量 系数 标准误 Wald值 P值 OR值

X7 照顾父母频率 X7=1(几乎不照顾) -2.544** 0.780 10.635 0.001 0.079

X7=2(每月不到一次) -1.620** 0.469 11.932 0.001 0.198

X7=3(一月至少一次) -1.119** 0.440 6.462 0.011 0.327

X7=4(一周至少一次) -0.476 0.423 1.264 0.261 0.621

X7=5(几乎每天) 0a - - - -

X8 父母是否抚养孙子女 X8=1(是) -0.383 0.257 2.219 0.136 0.682

X8=0(否) 0a - - - -

X9 父母的养老金年总收入 X9=1(1000元以下) 0.238 0.388 0.377 0.539 1.269

X9=2(1000~5000元) -0.186 0.367 0.257 0.612 0.830

X9=3(5000~10000元) 0.344 0.382 0.811 0.368 1.410

X9=4(10000~50000元) 0.579 0.425 1.849 0.174 1.784

X9=5(50000元以上) 0a - - - -

X10父母拥有房产情况 X10=1(没有住房) -0.728 0.505 2.081 0.149 0.483

X10=2(1套) -1.565*** 0.444 12.424 0.000 0.209

X10=3(2套) -1.367** 0.464 8.687 0.003 0.255

X10=4(3套及以上) 0a - - - -

X11子女期望其自身退休后 X11=1(与子女居住) 0.265 0.233 1.301 0.254 1.304

的居住安排 X11=0(其他) 0a - - - -

X12子女对智慧养老 X12=1(完全不担心) 0.673 0.482 1.948 0.163 1.961

的风险感知 X12=2(不担心) 1.014** 0.410 6.121 0.013 2.757

X12=3(无所谓) 0.728* 0.432 2.847 0.092 2.071

X12=4(担心) 0.211 0.474 0.198 0.656 1.235

X12=5(非常担心) 0a - - - -

X13子女的养儿防老观 X13=1(完全不同意) 0.040 0.478 0.007 0.934 1.041

X13=2(不同意) 0.348 0.450 0.600 0.439 1.417

X13=3(中立) 0.077 0.434 0.032 0.859 1.080

X13=4(同意) -0.360 0.458 0.618 0.432 0.698

X13=5(非常同意) 0a - - - -

X14亲友对子女支付智慧 X14=1(非常反对) -1.263** 0.487 6.726 0.010 0.283

养老费用的态度 X14=2(反对) -1.227** 0.418 8.609 0.003 0.293

X14=3(无所谓) -0.714* 0.380 3.534 0.060 0.490

X14=4(支持) -0.265 0.394 0.451 0.502 0.767

X14=5(完全支持) 0a - - - -

X15子女的年收入 X15=1(50000元以下) -0.418 0.446 0.876 0.349 0.659

X15=2(50000~100000元) 0.207 0.421 0.242 0.623 1.230

X15=3(100000~15000元) 0.431 0.412 1.098 0.295 1.539

X15=4(150000~200000元) 0.508 0.419 1.468 0.226 1.662

43

续表

变量 系数 标准误 Wald值 P值 OR值

X15=5(200000元以上) 0a - - - -

X16子女的数字素养 0.200*** 0.049 16.384 0.000 1.222

X17子女教会父母使用智慧 X17=1(完全没信心) -2.944*** 0.540 29.770 0.000 0.053

养老产品的信心 X17=2(没信心) -1.730*** 0.429 16.256 0.000 0.177

X17=3(一般) -0.717* 0.394 3.305 0.069 0.488

X17=4(有信心) -0.387 0.372 1.085 0.297 0.679

X17=5(非常有信心) 0a - - - -

X18子女的性别 X18=1(男) -0.143 0.202 0.502 0.478 0.867

X18=0(女) 0a - - - -

X19子女的年龄 X19=1(20岁以下) -0.043 0.730 0.003 0.953 0.958

X19=2(20~30岁) 0.576 0.577 0.995 0.318 1.779

X19=3(30~40岁) -0.988** 0.494 3.990 0.046 0.372

X19=4(40~50岁) -0.217 0.350 0.384 0.535 0.805

X19=5(50岁以上) 0a - - - -

X20子女的职业 X20=1(无业) 0.647 0.451 2.063 0.151 1.910

X20=2(农、牧、渔民) 0.716 0.504 2.020 0.155 2.045

X20=3(个体户、自由职业者) 0.697 0.460 2.300 0.129 2.008

X20=4(商业、服务业职工) 0.610 0.460 1.762 0.184 1.841

X20=5(办 公 室 一 般 工 作 人

员)

0.554 0.449 1.527 0.217 1.741

X20=6(专业技术人员) 0.951** 0.478 3.947 0.047 2.587

X20=7(国企事业单位领导) 0a - - - -

X21子女的婚配状况 X21=1(有配偶) 0.267 0.286 0.870 0.351 1.306

X21=0(无配偶) 0a - - - -

X22子女的户籍 X22=1(非农业户口) -0.071 0.206 0.119 0.730 0.931

X22=0(农业户口) 0a - - - -

X23子女的居住方式 X23=1(与父母居住) 0.756** 0.280 7.304 0.007 2.129

X23=0(不与父母居住) 0a - - - -

X24子女辈人数 -0.008 0.075 0.011 0.917 0.992

X25与父母的居住距离 X25=1(同小区) -1.140** 0.391 8.509 0.004 0.320

X25=2(同街道) -1.162** 0.530 4.810 0.028 0.313

X25=3(同区县) -0.569 0.377 2.276 0.131 0.566

X25=4(同地级市) 0.309 0.377 0.671 0.413 1.362

X25=5(同省/市区) -0.050 0.372 0.018 0.892 0.951

X25=6(国外) 0a - - - -

注:*** 、** 、* 分别表示在0.01、0.05和0.1水平上显著;a:因为该参数为冗余的,所以将其置为零。

从表2可以得出,子女对父母智慧养老的支付意愿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子女

44

的数字素养会显著影响子女的支付意愿,而子女辈人数不会显著影响子女的支付意愿。

子女的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居住状态、对智慧养老的了解程度、对父母使用智慧养老

的风险感知、亲友对子女支付智慧养老费用的态度、教会父母使用智慧养老的信心等在部

分取值范围上会对子女的支付意愿产生显著影响。从利他动机和交换动机来考虑,父母

的婚配状况、居住方式、健康状况、子女照顾父母频率、父母拥有房产情况等也在部分取值

范围上有显著影响。具体来看,呈现以下结果:

1.行为态度方面

反映行为信念的子女对智慧养老的了解程度和子女的受教育程度,对子女支付意愿

的正向作用显著,具体而言,子女对智慧养老的了解程度 X1 取值1到5的偏回归系数分

别为-1.688、-1.348、-0.587、-0.189,相应的 OR 值分别为0.185、0.260、0.556、0.828,

说明随着子女对智慧养老了解程度的提高,其支付意愿在逐渐增强。值得注意的是,子女

的受教育程度 X2 取值2~4时在1%的统计水平上对子女的支付意愿产生显著影响,而

当子女的受教育程度较低时(小学及以下),其对子女支付意愿的影响并不显著,可能是受

教育程度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了子女的认知水平和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因此在智慧养老推

广及试点的过程中,可以先精准定位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社区街道,再以点带面,逐步推广。

综上,子女对智慧养老的了解程度和子女的受教育程度均对子女的支付意愿有正向的促

进作用,假设 H1a和假设 H1b得到验证。

而反映结果期望的父母的婚配状况、居住方式以及健康状况等变量显著,支持了利他

动机;照顾父母频率、父母拥有房产情况显著支持了交换动机,且都正向影响子女的支付

意愿,验证了积极的结果期望对支付意愿的促进作用。具体而言,父母的婚配状况 X4,有

配偶的 OR值为1.628,说明父母无配偶情况下子女的支付意愿高于父母有配偶的子女,

支付意愿至少提高一个等级的可能性,父母无配偶情况下的子女是父母有配偶子女的

1.628倍。同理,父母居住方式 X5 这一变量中非独居的OR 值为2.267,说明父母独居情

况下子女的支付意愿高于父母非独居子女,支付意愿至少提高一个等级的可能性,父母独

居情况下的子女是父母非独居子女的1.628倍。而父母健康状况 X6 分别取值1~5时,

其对应的 OR值分别为5.714、2.726、1.202、0.836,这说明随着父母健康状况的提升,子女

的支付意愿在不断降低。

而在交换动机的意义上,照顾父母频率X7 在5%的统计水平上对子女的支付意愿产

生显著影响,以几乎每天照顾父母的子女作为对照组,几乎不照顾父母的子女的支付意愿

更低,即照顾父母频率和子女的支付意愿是正相关关系。而父母是否抚养孙子女 X8 对

子女支付意愿的影响并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照料孙子女本是老人为成年子女提供的一

项重要服务,可用来测度成年子女和老人之间的互惠和交换行为。但在实际情况中,智慧

养老能提供的服务大部分都基于医疗健康和护理等方面,而有精力照料孙子女的老人,普

遍身体会较为硬朗,主观上认为用不上智慧养老所能提供的服务,因此传达给子女的使用

意愿不高,导致了子女的支付意愿也不高。所以在实际生活中,这一交换互惠很难成立。

综上,利他动机和交换动机对支付意愿的促进作用显著,假设 H1c得到部分验证。

子女对父母使用智慧养老的风险感知 X12在部分取值上对子女的支付意愿影响显

著,当取值为2和3时,其偏回归系数分别为1.014和0.728,相应的 OR 值为2.757和

2.071,说明子女对父母使用智慧养老的风险感知负向影响子女的支付意愿,证实了消极

的结果期望会抑制子女的支付意愿。据此,假设 H1d得到验证。

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