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麟声

197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外语系日语专业，1980年9月-1981年7月参加“大平班”第一期培训，后攻读北京外

国语大学硕士，大阪大学博士学位。现为日本大阪府立大学人间社会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从1981年起即从

事汉日对比语言学研究，在此基础上，2005年发起成立了“汉语背景学生日语习得研究会(中国語話者のための

日本語教育研究会)”。在引导推动该研究会的发展过程中，提出了“对比研究、偏误观察、验证调查”三位一

体的二语习得研究方法，着力于探讨以汉语为母语的学生学习日语时的正负迁移，成效卓著，现该研究会已成

为日本全国性的学术团体之一。近些年来，又把三位一体的研究方法演化为“双向习得研究模式”，同步探讨

中国学生学习日语和日本学生学习汉语的相关问题，引起了我国汉语教学界的注意。去年10月应邀回国在2011

汉语国别化教材研讨会上做了大会报告，今年又回国参加第二届汉语中介语语料库建设与应用国际学术讨论

会。与此同时，他还开创了SOV•SVO型语言类型特征对比研究、古代汉日语语言接触研究等新学科，为语言学

的学科建设做出了独具特色的贡献。

蔚蓝：首先请您谈谈您的家

庭环境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您后来

进入大学学习日语的关系好吗？

张教授：小时候，因为父亲

是搞技术的，母亲是小学教师，跟

同龄人相比我们家书可能比较多一

点 ,这就为我养成喜欢读书的习惯

创造了一个比较好的条件。不过 ,

我年轻的时候正好赶上了文化大革

命 ,那时候一心想的是要听党的话 ,

要为人民做工作。1975年被推荐

进入复旦大学日语专业学习 ,都是

国家安排的。包括后来的读“大平

班”也是由学校推荐参加考试的。

也就是说我上大学学习日语以及后

来的研究日语基本上都是社会环境

决定了的。

大平记忆

蔚蓝：您是“大平班”第一期

学员，今天回想起来，自己与“大

平班”的这份渊缘该从何处说起？

张教授：首先是因为那时候

我们跟日本的关系比较好，日本政

府才派了一个教师团到中国来搞

日语教师培训，才能有这个“大平

班”。我是“大平班”的第一期学

员。能做第一期学员跟当时我所在

的山西大学有关。因为当时山西大

学的日语专业是新办的，所以虽然

我比较年轻，也还是有机会被推荐

参加了有关考试。如果在一个老学

校，这种机会可能就没有了。

蔚蓝：您感觉到自己在1年

“大平班”的学习过程中最大的收

获是什么？

张教授：应该说，我最大的

收获就是接触到了学问。上大学的

时候 ,老师或者是日本人或者是在

东北、台湾长大的老一辈，他们有

比较强的日语运用能力，但是实际

上没有搞什么研究，也不做相关的

学问，我们也就只是跟着他们学习

会话，掌握一些一般性的日语阅读

能力。上了“大平班”之后，因为

当时的老师都是日本很有名的学

者，听了他们的课，我才知道世界

上还有语言学这门学问。

蔚蓝：就切身经历而言，您

如何评价“大平班”这一中日教育

合作产物在中国日语教育发展史上

41

“大平班”的前世今生

的作用？

张教授：“大平班”在中国日

语教育史上是很重要的，因为中国

日语教育的历史本来就很短，在战

前是日本人搞的，那时我们中国人

没有几个会真正地想去学日语。新

中国成立之后，由于我们跟日本没

有建立外交关系，国内有日语专业

的学校也就只有两三所。真正开始

在很多学校里办日语系、日语专业

是70年代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的

事情。但这个时候，我们也只能培

养一点学生的应用能力，根本谈不

上什么研究。所以，1980年开办

的“大平班”为中国年轻有为的日

语教师接触学问作出了巨大的启迪

性的贡献。

蔚蓝：而今，时过30余载，

再次回首，该如何评断“大平班”

给自己的人生带来的影响？

张教授：“大平班”给我的影

响是很大的。因为上了“大平班”，

我现在成了一个学者，如果没有

上这个“大平班”的话，我可能是

一名公务员。也就是说上了“大平

班”我才开始对学问感兴趣，才走

上了做学问的道路。

蔚蓝：多年以来，您对“大平

班”一直是怀着怎样的一种情感？

这种情感对于自己在多年的日语教

学研究工作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

张教授：我这一生在很多地

方上过学，每个地方都值得我留

恋。“大平班”是我做学问的一个起

点，这个很重要。但是我真正做学

问还是到日本以后，在大阪大学。

所以，如果从研究学问的高深程度

来讲我还是注重在日本学习、工

作的这些岁月。但是“大平班”给

我的人生带来了转机，是在“大平

班”一年的学习奠定了我那以后做

学问的道路。

蔚蓝：作为“大平班”项目的

当年“大平班”的学员们就是从教三楼的这个北门进进出出

42

weilan 人 物

延续，您又怎么看北京日本学研究

中心在中国的日语教研领域的地位

与作用？有否与中心在一些研究课

题上的共同合作？

张教授：北京日本学研究中

心跟“大平班”一样，他们在中国

的日语教学研究领域里一直起着引

导性的作用。我每年都会接收一些

中心的硕士生来我所在的大阪府立

大学收集资料，学习一些基础知

识。也就是说我这里现在已经成为

日研中心学生的一个在外实习在外

学习的基地。他们在这里学习的

四五个月期间由我来指导，跟我的

硕士生、博士生在一起学习。

关于合作方面，因为北京日

本学研究中心做语言学研究的人不

是很多，所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很

多的合作。不过，最近中心的副

主任曹大峰教授计划在即将召开的

2012年中国日语教育研究大会上

开一个专题讨论会，邀请我去讲对

比语言学和日语教学语法这两方面

有机结合的问题，这将成为我们今

后合作的开端。

语言学的殿堂

蔚蓝：80年代初您第一次赴

日留学的时候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张教授：1981年的7月份我

们从“大平班”毕业之后，组织上

要推选几个人到日本留学，我有幸

于同年10月份进了日本的大阪大

学。那时候来日本学习的中国留学

生还非常少，中国的驻外机构对我

们非常关心，每个月我们都会到总

领馆去开会。日本的日中交流协会

也每个月请我们去看一次电影，还

给我们发一些他们的刊物。那时候

是中日关系的黄金时期，我们在日

本学习过得非常愉快。

蔚蓝：大阪大学在语言学研

究上有着怎样的优势？当年的留学

就是进行汉日对比研究吗？

张教授：在大阪大学的时

候，我的导师是一位在学术上很有

造诣的老师。他是当时日本国语学

会七位理事之一，并且还是日本教

育学会的副会长，学问好，人品也

好。不过因为语感的问题，中国人

搞纯日语研究毕竟比较困难，比如

说，如果考虑两个句型或者是两个

词区别使用的时候，没有很好的语

感就没法说清楚。再加上考虑到以

后我要回国教中国人日语，所以我

就想着要把日语和汉语之间的区别

搞清楚。就这样，从1981年留学

那个时候起，我就开始考虑对比研

究的问题了。

蔚蓝：汉日对比研究在当时

以至今天的语言学研究领域有着怎

样的地位与前景，以至于您30年

如一日为之痴迷？

张教授：对比研究有盛有

衰，但我是一直坚持这条道路。这

些年来，我自己摸索出了一种比较

新的研究模式，即“三位一体”研

究模式，主要包括：对比研究、偏

误观察、验证调查。在这个基础上

又搞双向习得研究，就是把研究中

国人学日语的事儿和日本人学汉语

的事儿结合起来做。这几年，有关

43

“大平班”的前世今生

这方面的研究不仅在日本的学术界

得到了认可，在咱们中国的汉语教

学界也开始引起朋友们关注了。这

几天北京语言大学邀请我参加一个

关于教外国人学汉语的会，也就是

因为我有自己独特的研究模式。

蔚蓝：在语言学研究上现在

您在使用哪些方法开展研究？

张教授：从汉日对比语言学

起步，一个就是发展出了上面提

到过的“对比研究、偏误观察、

验证调查”“三位一体”的二语习得

研究模式。还有一个就是开创了

SOV•SVO型语言类型特征对比研

究。另外，还建起了一个古代汉日

语语言接触研究的新学科。

蔚蓝：您认为在语言学研究

上，在中国国内做汉日对比研究与

在日本做这些方面的研究，在研究

特点、可利用资源、研究的深度与

广度等方面有哪些异同？

张教授：在咱们中国做汉日对

比研究有个好处就是比较容易吸收汉

语研究方面的新成果，还可以和他们

学校搞汉语研究的人合作，这种条

件是我们在日本没有的。但是目前在

国内搞汉日对比研究的人大都还没有

意识到去利用这些条件。如果能够很

好地利用这些条件，那就会得天独

厚，做出大成果来。

蔚蓝：在汉日对比语言学研

究方面，您的标志性的研究成果是

什么？这一方向的研究可能给两国

的关系带来怎样的影响？

张教授：一个是1993年由北

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汉日语言对

比研究》，虽然这本书已经出了近

20年了，但在国内的几所大学如

北外等，还是大家考研的必读书。

后来我在日本出了一本偏误研究方

面的书，湖南大学张佩霞教授翻译

成汉语在高教出版社出了。在国内

能够看到的主要就是这些。语言的

对比研究跟两国交流之间虽然没有

很直接的关系，不过，如果语言之

间的对比研究搞好了，对日语教

学、汉语教学会有一定的促进作

用，那就可能对两国民众之间友好

当年“大平班”学员的住宿所在地——北语7号学生宿舍楼

44

weilan 人 物

往来有一点好处。

蔚蓝：现在很多人都在学习

日语，中国的日语教学规模近年来

更是突飞猛进，以至成为世界最大

的非母语教学的国家，但您也指

出，虽然越来越多的人在学习日

语，但却没有明白其学习日语的目

的，也缺乏对学习日语意义的认

知，您认为问题出在哪里？

张教授：学习日语的目的因

人而异，不好做一般性的评论。如

果仅仅就大学日语专业的建设来看

的话，我觉得现在是办得太多，

太乱了。如果说学生不明白学日语

的意义还可以由老师来指导的话，

办学方面没有明确的目标就很可怕

了。很多大学根本就没有好的师

资，为什么都要去办这些专业呢？

我觉得在中国，这么多学校办日语

专业其实没有太多的价值和意义。

蔚蓝：谈谈您发起的 “汉语背

景学生日语习得研究会”好吗？

张教授：现在已经发展成了

日本日语教育学会下面的一个专题

性的研究会，一年有三次比较大的

活动，分别在关西、名古屋和东京

三个地区的大学之间轮流举行。

蔚蓝：如果现在有中国学生

希望到您的研究室进行中日两国的

言语对比研究的话，你有什么样的

建议？

张教授：我的研究室里现在

有10个博士生，12个硕士生，还

有10个准备考研究生的留学生，

其中差不多一半是中国人。现在中

国的留学生来我这里学习大致可以

分为两个方向：一个是第二语言习

得研究。研究咱们中国人利用汉语

的一些知识如何能够比较快、比较

好的学会日语；另一种是语言类型

学研究。中国地大物博有这么多的

民族语言，如果能够利用这些语言

的相关知识去重新观察日语的话，

就可以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做出很多

新的发现。愿意来我研究室学习的

朋友们可以从中进行一下选择，选

取其中一个方面。

大学的出路

蔚蓝：现在中国的大学一个

很大的“特色”就是行政化，去行

政化是不断有人在喊，就是不见落

地。您是一个潜心学问的大家，您

怎么看中国大学的这一“特色”？

张教授：实际上在中国，不

仅仅是大学，很多机构也是领导说

了算，这是个大趋势，改起来也比

较困难。学校里由校长、书记说了

算，这大概不是一个学术问题。但

是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真正想搞

学问的人也能成功。象陶渊明的诗

歌“心远地自偏”里所说的那样，

如果自己的心能够静下来，能够在

学问中寻找到自己的乐趣的话，外

界的“长官意志”就可以看得很轻

了。

蔚蓝：对比国外的学术管理

与大学管理，您觉得大学去行政化

的出路在哪里？有哪些可以借鉴之

处？

张教授：在美国、日本等这

些国家，学术是根本不需要管理

的，它是学者自己去做的一份工

作。日本的很多学会都是学者自己

成立的组织。不过，如果理工科有

些新的发明、创造，国家对相关专

利还是需要管理的。另外，人文学

科很少能直接创造财富，所以就需

要有一个机构养着这些人，从某种

角度来说这是国家的一份职责。但

我们学者要有自己的良知，通过自

己的努力，去创造一个能够谈学

术、发扬学术的团体。最近几年一

些从日本回国的人，已经在国内办

了一个汉日语言对比研究会，今年

可能是举办第四次会议了，每年我

都回去参加，今年是在湖南大学召

开。所以我一直赞同、鼓励国内的

学者，用自己的心血、自己的努力

去办一些这种自我约束管理的组

织。

蔚蓝：大学如何重新振奋精

神？

张教授：在我们国家，包括

现行的很多做法，从历史的、社会

的角度来讲肯定还是有它合理的一

面的。因为有合理的一面，才能

长久地存续下来。不过，大学要办

好，就必须有一些真正念书的人去

做教授、副教授，他们要以念书、

研究为天职，这很重要。现在外语

学得非常好的人，可能到外交部当

官或者到什么别的地方去了，而留

在学校的人可能并不是完全因为对

学问感兴趣。要把人才留在学校

里，就需要象日本、美国等一些国

家那样，对教师的工作条件做大幅

度、大规模的改善。

45

“大平班”的前世今生

莫邦富

1953年生于上海，旅日华人作家。1980-1981参加“大平班”一期培训，并赴日研修1个月。1985年赴日本留学，在

日本从事专业写作，开始策划、制作介绍中国和海外华人的电视专题片。从80年代末开始在日本舆论界崭露头角，

在日本主流媒体上经常发表言论，拥有强大的话语权。并在包括多家世界500强企业在内的日本企业、日本地方政

府议政机构担任董事、顾问、委员等职。每年，莫邦富应日本各地方政府、经济团体、银行、财团的邀请，赴日本各地

演讲多达100次。

莫邦富是通过官方媒体向日本推荐介绍中国家电品牌第一人，曾成功预言“海尔将成为中国的松下”。曾在

《朝日新聞》等日本全国大报开设mo@china等专栏，读者常时达到1000万以上。在每月发行的NHK电视中文讲

座教材上的连载专栏《莫邦富的新中国事典》达10年以上，并获得众多媒体的介绍和推崇。

主要著作

《蛇头》、《新华侨》、《独生子女》、《商欲》、《日本企业何以兵败中国》、《中国各省介绍》等书在日本引起巨

大的反响，发行量达几十万册，《西方的黄金梦》等电视专题在日本还多次获奖。

站在舆论之巅

— —专访旅日著名华人作家 莫邦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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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ilan 人 物

上海、东京“双城”记

蔚蓝：您是在上海出生，并

生活了32年之久，才在1985年来

到日本，现在上海的变化是日新月

异，有没有想过回上海发展？

莫先生：虽然是身在异国，

但我对上海的距离感不强，因为从

90年代中期开始，我几乎每个月

都会回上海，多的时候一个月要有

2-3次，所以，好像也没有太浓的

漂泊异乡之感。今年秋天我们会在

上海设立公司，到时候可能会有一

些动作，在上海的时间会更多。

蔚蓝：您最初是以什么方式

来日本的？

莫先生：我当时是作为交换

教员来到京都外国语大学的，但是

由于交换教员的签证比留学生的签

证要等的时间长，所以我就办留

学生的签证过来了。来了以后才发

现，留学生的签证拿对了，因为我

可以在这里读研。但是，当时自己

对于读研的意向却不是很强，因为

我是工农兵学员，想得更多的是通

过读研可以给自己换个身份。当时

自己觉得真正让我学到东西的还是

在上外、在“大平班”。

“大平班”记忆

蔚蓝：当时“大平班”对培养

人才的定位是怎样的？这一项目一

定备受重视吧？是否也感觉有压

力？

莫先生：我是“大平班”的第

一届学员。当年从上外毕业之后，

工作了几年，得以有机会参加“大

平班”的第一届招生考试，我当时

是上外考的成绩最好的一个。那

时，全国有日语教师600多人，所

以日本方面觉得每年培训120人，

5年之后就能把所有的人都培训一

遍。日本的ODA在此之前都是在

硬件方面投入资金，像铁路、码头

等，这是日本第一次投入资金在软

件方面培养人才。“大平班”也是

唯一一个用人的名字来命名的交流

项目，“大平”是指当时的日本首

相大平正芳，当时是他推进的这个

项目。这在日本历史上是非常有意

义的一次交流项目，集中了日本很

多大学最优秀的教师来参与这项交

流，在当时日本任何一个大学都不

可能提供这么强的师资，因为对日

本政府来说他们是第一次做这样的

工作。包括后来我们到日本实习，

我们坐客车出去的时候，都是前面

有警车开道，后面有警车押道的，

是国宾级待遇，足可见当时中日两

国政府对“大平班”的重视。因为

是把全日本最优秀的老师都集中起

来了，分甲乙丙丁四个班，甲班是

成绩最好的，我当时就是甲班里面

的，而回校的时候是要带成绩回去

的，所以压力也很大。

蔚蓝：当时教学的内容主要

是什么？后来日本社会对这一项目

的态度有无变化？

莫先生：因为当时是以培养

日语教师为目的，所以主要还是围

绕日语来教，当然不只是日语，还

有历史等一些方面的内容。最主

要的是“大平班”里设了一个图书

馆，在这个“图书馆”里我们可以

看到很多当时中国看不到的东西。

中国日语教育的人才就是在这个时

期形成的。但是，日本又是一个很

短视的国家，对于中国日语教育的

人才培养没有从战略性的角度来考

虑。等到2001年时，距“大平班”

也已经过去20年了，中国也实现

了“ 四 个 现 代 化 ”的 最 基 本 的 目

标，所以日本感觉受到了威胁，砍

掉了ODA项目。日本还说我们对

于他们的援助没有感谢，因此我还

写了一篇文章，说明我们是一直感

谢的，这篇文章刊登在日本很重要

的一份杂志上，后来还被翻译成世

界很多国家的文字，在日本社会引

起了很大的震动。

从教育转入媒体

蔚蓝：您1985年来日本之

后，在80年代末就开始从事一些

媒体的写作，从教育转入媒体，您

为什么最终做出这样一个转变？

莫先生：当年我下乡的时候

就做过媒体的工作，对于我来说，

学了外语以后是想进媒体的，但是

我们毕业的时候是国家分配工作，

我特别想进电影制片厂，做个文学

剧本翻译，或者是进出版社，但上

外要我留校。虽然自己曾经公开说

我不愿意当老师，但最后也只好当

了老师。当时我们国家正经历剧烈

的动荡，风云际会，在社会上有很

多非常精彩的节目，然而自己却在

学校的院墙里面，倒也不是不喜欢

象牙塔，相比较来说我更喜欢击水

中流。其实，从我24岁开始，中

国大百科年鉴的日本条目就开始由

我来写，一下写了十年。

蔚蓝：您是怎样拓开一条写

47

“大平班”的前世今生

作之路的呢？

莫先生：我当年下乡是到荒

原上去开荒，而学日语对我来说也

是开荒性质的，那时候什么也没

有，大学毕业的时候，我们大家夜

里躺在床上聊天，都说自己将来要

做什么做什么，我给自己定的目标

就是在二十四五岁之前我要出自己

的字典。为什么呢？因为上大学的

那几年没字典，对我来说真的是非

常的痛苦，那时候我吃完晚饭很早

就要到图书馆去，因为学校图书馆

里就那么几部字典，去晚了就借不

到了，深感没有字典之苦，所以我

不能让后辈们再吃这种苦了。于

是，我很早就开始策划出字典。我

现在出了很多书，实际上就是沿袭

了这样一条路。这些东西为什么能

够得到社会的认可呢？我当时对自

己提出的要求就是“最前线、最深

部”。因为走在别人的前面，那么

你得到的信息是最新的，但信息往

往在一瞬间就过去了，所以你要有

深度，这样才不会昙花一现。为

此，我都是亲自到现场去，去看、

去了解。大学老师是在学校里，获

得的也是二手的数据。而我喜欢自

己到生活的田园里面去摘果实，我

对自己转入媒体写作从不后悔，反

而是庆幸自己一直在坚持这样做。

做舆论的强者

蔚蓝：您是对于信息的传播

感兴趣吗，还是您喜欢积累这种新

的、有深度的信息，亦或是您希望

能够让更多的人知道社会的动态？

莫先生：在象牙塔里面的人

比较注重自己做了什么，但是我注

重的是让大家知道我为什么要做

这件事情。像《新华侨》出到10万

本，我很骄傲我在日本能靠稿费过

日子。很多人都问我说，为什么能

够像常青藤一样坚持下来。我觉得

最主要的还是要做最前线的、最深

部的事情。当我决定不在大学工作

的时候，我就回到媒体写作上来，

只不过是换到国际舞台上来了。到

国际舞台上以后该怎么做，我给自

己定的几个原则就是：首先，我绝

对不说假话，我跟别人说的事情绝

对是我经过再三确认和考证的。其

次，绝对不嚼别人吃过的馍，要保

持自己的稀有性和自己存在的价

值。

有哪些是我自己独创的呢？

比如说，在1997年香港回归的时

候，所有的报道都说，香港会成为

莫邦富先生与本刊记者

48

weilan 人 物

今后看中国的窗口，我当时提出的

观点就是：“香港作为中国窗口的

时代结束了，将来看中国的窗口将

会是广州、苏州”，尽管当时我的

表达不够精确，后来长三角、珠三

角成了中国经济的牵引车，可见我

当时的预见还是没错的。当时我做

的香港回归的节目，居然没有到香

港去采访，而是到广州和苏州去采

访，这件事情就是考验个人的眼

光。1998年时，我就在日本推出

了海尔，我是第一个在日本正式介

绍中国海尔的，而且还是在档次非

常高的杂志上介绍，当时就提出海

尔有可能成为“中国的松下”，与

此同时我还推出了联想，我说这两

家企业将会成为中国企业的排头

兵，后来果然成为排头兵了。介绍

海尔时，即1998年的时候，我还

提出，如果日本家电企业不改变对

中国市场的战略，几年以后，他们

将会从中国市场消失。到了2001

年，日本家电在中国市场的占有率

都跌到10%以下了，其中，洗衣机

降到了1%，基本上没有了。2001

年时，我讲，日本的手机如果不改

变做法，将会步日本家电的后尘，

2005年，日本手机全部崩溃，从

中国撤退。当时他们没有听，后来

事实证明我说的都是对的，所以他

们心服口服。

2005年时，我就在一家日本

汽车制造厂讲：你们再不进入中

国，将来就没有你们的份额，中国

在十年之内肯定会成为世界最大的

汽车市场。中等水平以下的车将会

受到中国企业的挑战。在2009年

的时候，我说的话全都变成了现

实，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汽车消费

2001年4月，莫邦富在

《中央公论》上发表

＜対中国ODA批判を考

える,「大平学校」を思

い起こせ＞，引发日本

社会广泛关注。

49

“大平班”的前世今生

市场，中等水平以下的车受到了

中国企业的挑战。在2005年的时

候，中国的汽车企业，我看中的

不是一汽、广汽、上汽等这样的

企业，我看中的是奇瑞、吉利、长

城、哈飞、华晨五家，这是2005

年在日本经济杂志上做出的预报。

到了2010年中国汽车出口的前五

位，有四家是我所说的企业。后来

大家都问我接下来看好哪家企业。

我说是华为和奇瑞，这两家可谓

是继联想和海尔之后的第二波排头

兵。现在我也算是没有说错，华为

在申请世界专利权方面是中国企业

的排头兵，奇瑞是中国民营企业在

汽车行业中的佼佼者。丰田的老总

到中国看车展，在看完自己的车展

之后，接下来去看的就是奇瑞的车

展，其他的就不看了。作为一个还

是弱小者的民族企业，能够让丰田

的老总对它有这样的态度，说明丰

田对它是保持警惕的，而能够使丰

田保持警惕就是一种荣誉。

蔚蓝：您觉得自己之所以能

够有这样的眼光是基于什么呢？

莫先生：第一次预测可能是

碰巧说中的，但是一次次的说中

后，大家就很信服了。但这样也使

自己感觉到压力很大，所以我很慎

重，不是脑袋一拍就随便论说，而

基于大量的考察、积累以及不断的

比较。我经常说，再笨的人，经过

不断地比较之后，眼光也会变得明

亮。我到一个村庄之后，一定会到

农民的家里去看一下的。包括现在

在日本也是这样，因为我要到各个

地方做演讲，白天没有时间的话，

我也会晚睡一个小时到街上去转一

圈，哪怕深夜这个大街上空荡荡的

没有人，但是你也是能够感受到这

座城市的气息的，而且因为我不断

地走，就可以在不同的城市之间做

比较了，即使是同一个城市的前后

也可以对比。有一次一个日本很大

的经济团体开会，在中间休息聊天

的时候，不知怎么就聊到我了，说

“莫邦富批评企业真是不留情面，

批评的真凶”，后来，他们的理事

讲了一句话说“被莫邦富咬住以

后，这个企业还是赶紧承认错误的

好，他咬住你的时候，肯定有很多

数据他已经掌握了”。这些话在我

听来可以算是表扬我的。

向日本学习“社会主义”

蔚蓝：现在大家对中国的经

济都有很高的期待，您怎么看？

莫先生：中国的经济从改革

开放发展以来已经到了一个新的拐

点，以前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模式已

经结束了。但近十年来，中国的

改革却没能有效地深入推进下去，

实际上是浪费了机会。改革需要有

像邓小平那样能够把握战略方向的

人，而不是靠小修小补，那是维持

不了多长时间的。现在中国的外部

条件还是不错的，因为欧美现在条

件不是很好，日本情况也不好，虽

然中国的情况也不是很好，但是和

他们比起来，还是可以的，和其他

国家尤其是和日本比起来，最大的

不同是中国自己有市场，如果能够

把自己的市场做起来、搞好就很不

错了。

蔚蓝：您怎么看待中国的贫

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的问题？

莫先生：我倒觉得贫富差距

的问题不算是很大的问题。当然，

不能再扩大，而要尽力缩小。但是

我不认同这是中国面对的首要问

题。因为，在纽约街头，特别是第

五大道，我每次去的时候，都特别

有感触，巨大的贫富差距就显露在

眼前，但是为什么人们不说美国的

贫富差距是问题，而说中国的贫富

差距却是问题呢？那是因为，美国

虽然在财富上有很大的贫富差距，

但是在追求成功的权利和机会上的

差距不是很大的，所以我觉得机会

的平等比财富的平等更重要。日本

的贫富差距的问题是处理的比较好

的，财富分配的很好，但是也是存

在差距的，只不过这个差距就好像

是杯子里的水在摇晃的时候有高和

低一样，而中国的贫富差距就好像

三峡大坝没建成之前三峡上下游的

水位差距一样，前后的水位差距太

大了。但我为什么说这不是问题

呢，因为这个可以解决，就是通过

解决机会均等的问题来谋求解决。

现在网上大家都在骂，骂的主要

原因是因为机会不平等所造成的差

距。我经常讲的就是我们要继续向

日本学习，上世纪70年代末改革

开放的时候，背后是隐藏着一个口

号的，那就是向日本学习。很多人

认为现在已经不用再向日本学习

了，但是，为什么我觉得还是要向

日本学习呢，因为日本是社会主义

做的最好的一个国家，但是现在

对日本的学习相对于之前的学习来

说，是有变化的。现在的学习不再

是之前的学习日本的硬件领域的东

50

weilan 人 物

西，现在要向日本学习财富再分配

的问题、税金制度的问题、社会保

障系统的问题，甚至包括交通、环

保等很多方面，这比学习硬件生产

技术要难得多。

我曾亲自开着车到宁夏的西

海固调研，那里是中国最贫穷的地

方，那里的人说他们很苦，但正在

变得好起来，我觉得现在中国已经

有了很大的改善。虽然现在有很多

房子空闲着，这是事实，但是这些

房子也不全是富人买的。随着财富

的增长，人们需要的是一个更公正

的社会，能够保障他们的财富的社

会，所以，他们对社会的不满会

越来越强烈。以前为什么没有，

因为以前他们顾不上这些，他们

忙着怎样填饱肚子，使自己能够

活下去。所以我们一直说，在人均

GDP1000美元以下的时候，很多

人顾不得很多东西，只要能活着就

行，到了1000-3000美元的时候，

是追求上升的时候，到了3000美

元的时候，就已经进入小康了，他

们就开始追求权利了，而到了人均

GDP在3000-5000美元之间的时候

是社会最动荡的。日本在60年代

的时候，也是人均GDP接近3000

美元的时候，也是日本的大动荡的

时期，大学生在街上游行，和警察

在街上发生冲突等。所以从这个角

度来看，对于现在出现的一些问题

就会感到很平常，不会感到奇怪，

但最主要的就是看怎么去解决这些

问题，怎么样建立一个公平的制

度。

日本留学的前景

蔚蓝：您2009年曾有一篇文

章称“日本进入大学倒闭时代”，

需要更多外国的留学生，而在外国

的留学生里面，中国留学生所占的

比例非常大，其中也列举了一些数

据以支持这一观点，您现在觉得中

国到日本留学的学生的前景如何，

会不会因此有更好的前景呢？

莫先生：不会因此变好的，

我一直说，现在对学日语的人来说

不是一个很好的时期，我那时候学

日语是很好的，是有稀有价值的一

个时代，但是现在没有这个稀有价

值了，而且中日关系也不像原来那

么好，只会越来越坏，但同时换个

角度来讲，又是最好的时期，为什

么呢？因为那时候外国人是不能够

进日本的银行工作的，也不能够在

国立大学当正教授，最多是个副教

授，外国人在日本的企业里面是连

个科长都当不上的，但是现在这些

规定都慢慢的减少了。所以，从某

种角度来讲天地更广阔了，以前不

能到手的机会，现在都有了。但是

从另一个角度讲，就是政治环境更

严峻了。另外，我们那时候到日本

来留学的人里面，鱼龙混杂，但是

也有相当一部分是精英，而现在到

日本留学的很多人是因为在中国考

不上大学，才到日本来留学的。在

中国的一部分地区有很多到日本留

学的，但当地政府在做数据统计的

时候，却是由失业办来做的统计，

到日本留学现在已经变成了一种失

业对策了。这在以前怎么可能呢？

现在很多日语学校，甚至东

大都到中国设立办事处，招学生，

供求关系变了。以前中国人到日本

留学是要给中介塞钱，让他们帮

忙推荐，日本语言学校的一个教务

长、办公室主任就可以拿很多钱，

但是现在是语言学校即使给中介返

佣金，在北京、上海还是很难招到

学生，还要跑到陕西、山西、内

蒙、甘肃这些地方去招。留学生的

素质在急剧下降，日本企业也很明

白这一点，如果他们需要员工的

话，都跑到中国去招。所以从这个

意义上来讲，对日本留学的前景在

我看来是很严峻的。

蔚蓝：也就是说，对中国的

学生来讲，现在是一个充满机会，

但同时也是更严峻的一个时代是

吗？

莫先生：现在的留学生有一

个很错误的思想就是，我只要学好

日语，我的发音够标准，我就能够

成为人才，其实根本不是这样的。

因为对日本来说，他不需要多一个

类似日本人的外国人，他需要的是

一个国际化的人才。

蔚蓝：您对人才国际化的定

义是？

莫先生：首先要会外语，这

是首要的条件；第二就是要有专业

知识；第三就是要有作为世界公民

必须具备的价值观、道德观等一些

基本的东西。而现在很多留学生，

在国内的时候就没有受过这样的教

育，到了海外以后又没有人监管，

全靠自己碰撞。如果想成功的话，

就需要有很高的悟性和很强的自我

约束力，这是需要有很强的精神力

量的。

51

“大平班”的前世今生

\"大平班\" 串起心灵的纽带

— —日中平和友好联络会秘书长 李大清回忆录

李大清

1956年出生于湖南省沅陵县，1983年参加第四期“大平班”学习，任第三班班长。1987年以访问学者身

份赴日在日本国立语言研究所任职。1992年经中国原副总理、外交部长黄华先生介绍，进入日本原外务大臣

园田的事务所工作，之后在原众议院议员园田夫人事务所担任了10年私设秘书。1996年至今任日本国社会团

体日中平和友好联络会秘书长。多年来，李大清从事中日两国高层次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工作；参与中日

两国各类型的访日访华交流活动及国际研讨会和纪念活动；曾多次担任中日两国历任、现任及前任国家领导

人、首相及大臣的翻译。2000年起，他正式担任株式会社日中开发董事长兼日中交流协力中心理事长至今。

2012年7月与北航国际学院合作建立“中日国际文化教育交流中心”，并向北航教育基金会捐款建立专项中日

文化教育交流基金。兼任厦门大学日本校友会会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日本校友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日本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顾问，中南大学兼职教授，湖南师范大学、吉首大学客座教授，清华大学、中山大学

客座研究员。

我1983年进入第四期“大平

班”培训学习。当时国内的经济状

况跟现在大不一样，那时候中国

刚实施改革开放不久，远没有现在

这么发达的信息渠道。那个年代学

习研究日语以及搞日本研究的困难

比现在大得多，因为资料和信息都

很缺乏。70年代我们开始学日语

的时候有不少内容还是毛泽东选集

的日文版，记得当时听日本广播录

音（短波放送）都要在得到批准的

情况下几个人一起才能听。“大平

班”的一年学习不但有良好的学习

环境和条件，更重要的是日方派出

了日本最优秀的教授担任讲师，与

将要肩负中国日语教学重任的学员

们结下了师生关系，通过这个网

络，可以说中国的日语教学与研究

52

weilan 人 物

开始步入大面积的高层交流。30

年过去了，“大平班”这个同窗的

概念，已经成为中国日语教学与研

究的“黄埔”。“大平班”的结业生

不仅大部分都成为了中国日语教学

与研究的精英，不少人至今工作在

中日两国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第一

线，不管在什么场合，“大平班同

学”都成了我们串起友情的纽带，

“大平班”也已名副其实的成了中

日两国之间的一条传承友谊的重要

纽带。

在“大平班”的一年学习，学

员之间建立起了广泛的横向联系，

不仅培养提升了自身的日语教学

能力，更重要的是“大平班”为学

员们今后的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我想现在中国国内的日语教学

主力军中，有很多人都上过“大平

班”。从日语教师培训班到今天的

日研中心，不仅有硕士课程，还有

博士课程和博士后，办学和学生的

研究水平也越来越高。可以说“大

平班”和后来的日研中心为中国的

日语教学与研究培养了大量的专门

人才和中坚力量。同时也为中国的

日语教学与研究建立了一个坚实庞

大的网络。衷心祝愿日研中心能够

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培养更多的

日语教学与研究以及从事中日两国

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优

秀人才。

我为我能够有机会参加\"大平

班\"学习感到非常荣幸，虽然现在

我没有从事专门的日本语教学与研

究，但是“大平班”这条纽带和这

份缘分使我经常有机会能够参加一

些与日本语教学和研究有关的国际

研讨会，主持和赞助这些研究机构

和大学的日本语教学与研究，最近

还参与援助了由中日双方数百名知

名教授编写的日本学研究丛书的编

辑。“大平班”同学这条纽带让我受

益匪浅。“大平班”的出国学习参观

是我第一次走出国门。1987年以

访问学者身份出国深造工作学习的

地方也是“大平班”师从之处。在\"

大平班\"的一年让我结识了能终生

共勉的好友和“同志”。结业的时

候记得我写过一首诗：“待到中华

腾飞时，我们举杯再相会”。30年

过去了，中国真的腾飞了，谁也没

有预测到会如此之快，人们的收入

增长了100倍以上，作为一个国家

的经济总量，“赶英”已经不是口

号，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经济总

量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这

次来日本的那一天我打的是丰田皇

冠的士，做梦也没有想到北京会成

长为如今这样的“车流”社会。记

得我在\"大平班\"回国后的感想文中

写道，资本主义的日本并没有洪水

猛兽那样可怕。这句话在当时也许

是不可以说的。我从一个湘西大山

里参与杂交水稻科研的知青到学日

语至今天，与日本结下了30多年的

“缘”，在东京我生活了25年，是

目前我这一生中居住最长的地方。

我熟悉了这块土地，这也是串了\"

大平班\"的“缘”。25年来我奔走于

两国之间，做交流做贸易都受益于

\"大平班\"串起的人脉和情缘。

中日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

长、一衣带水，文字相仿却似是而

非，文化方面有共通的传承，既了

解又生疏，近代的两场战争给人们

带来的恩恩怨怨纠结深刻，情结

复杂，“迷惑”难解。我有感于“迷

惑”一词，源于四十年前中日两国

恢复邦交正常化日本国田中角荣首

相访华时的致辞。虽然中日两国对

那场战争的认识并不是“迷惑を掛

けた”和“添麻烦”那么简单。当

时毛泽东主席专门在中南海接见了

田中首相，并送给田中首相一套线

装本《楚辞集注》。至于毛主席为

什么会送这本书，没有正式的研究

定论，众说纷纭，也许与当时田

中首相在发表讲话时对战争道歉的

词语中的“迷惑”一词有关吧。楚

辞中有2处出现“迷惑”一词，其

中一处为“忼慨绝兮不得，中瞀乱

兮迷惑”。妙！我再次感到伟人思

维和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是“迷

惑”，是“麻烦”，还是战争给两国人

民带来的苦难和难解情结，更何况

从开始就不存在对与错，只有民族

和国家利益的领土争端。不及不

可，及而无果，权衡两国的共同利

益和可持续发展的友好关系，我们

还是需要当时那个时代作出了决断

的两国领袖的气度和大智。我一个

人思考，也与许多人一起思考，

还是存有“迷惑”。\"大平班\"的同窗

们，待我们有机会再举杯相会时，

请你告诉我，你是否也纠结“迷

惑”。

我衷心希望今后可以通过日

研中心这个平台，联络更多的校友

和人际资源，通过日本语教学与研

究以及中日民间交流等活动，为增

进中日两国的友好往来，尽多地达

成共识，面向共同发展的未来做出

更大贡献。

53

“大平班”的前世今生

魂牵梦回“大平班” 言语教育寄深情

— —专访九州英数学馆国际言语学院副校长 于东振

于东振

1956年生于大连，祖籍山东，日本九州英数学馆国际言语学院副校长、大连外国语学院日本校友分

会副会长。

大外时光 现实与梦想

蔚蓝：您的大学母校是大连

外国语大学，70年代初的大外日

语教育形势发展如何？大外日语在

中国日语教育发展史上占有怎样的

地位？

于校长：1970年，正值文化

大革命，不允许高中毕业以后直接

上大学，都要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

农再教育，但是因为缺乏翻译人才

和懂外语的经贸人才，国家破例批

准大连外国语学院、北京大学、南

京国际关系学院这三所学校试点从

应届毕业生中招收外语人才，其中

就包括日语人才。后来，中间隔了

一年，1972年时又招了一届应届

毕业生，从1973年开始招收工农

兵学员。

当时我接受的是从小学到中

学11年一贯制的教育，情况比较

特殊得以有机会参加当年的招生考

试。考试要考英语、数学和语文，

并且还要进行个人出身等诸多方面

特别深入、特别严格的审查。当时

给大连外国语学院的英语和日语各

70人的招生名额，在这70人当中

54

weilan 人 物

有10人的名额给军队上了，另有

10人是用来培养老师的，剩下50

人是为北京的外交部等各个部委培

养。当年学生虽然只有70个人，

但也分成四个小班来上课，而当年

投入的教师却多达150多人。

大外的日语教育有特点，老

师中很多都是在伪满洲国时期接受

日语教育，甚至有些人曾经做过汉

奸或给日本人当过翻译，还有一些

是战后留下来的日本孤儿，他们的

口语特别好。除此之外，大外的日

语教师人才建设还得益于较早地开

展日语教育。1964年，日本的中

国共产党援助中国的日语教育，派

人到中国来进行教学，形成了强调

口语的特色。后来从大外毕业的学

生，很多都成了其他学校的骨干，

支援了很多大学日语教师队伍的建

设。而现在，仅日语学院的学生人

数就超过了3000人。可以说，大

外在中国日语教育发展史以及当今

日语人才培养上所起的作用和现实

影响力是很大的。

蔚蓝：1974年毕业后又是怎

样的机缘作用之下留校执教的？当

年留校教学应该是很受重视吧？

于校长：1974年毕业的时

候，有10人留校，我就是这其中

的十分之一，后来才知道，本来我

也是应该去北京的，但是不知为

何，学校就把我留下来了，其实

那时自己并不甘心于教学，我的

理想是成为一名外交官。留校后

到1980年，自己一直是在大外当

老师，学校对我们这一批人非常重

视，给我们办了一个助教班。上午

的时候上课教别人，下午的时候有

更高水平的老师给我们上课，教我

们。助教班上了一年，就相当于现

在的硕士，后来很多人也说这是国

家承认的硕士学历。

魂牵梦绕“大平班”

蔚蓝：1980年，中日两国合

作办学在北京语言学院设立“大平

班”。作为第一期“大平班”的学

员，短短一年期的“大平班”学习

给自己最大的感触和收获是什么？

于校长：“大平班”的师资、

设备和教材都是由日方来提供的，

面向有日语专业的学校来招生，当

时，有五年以上教龄的老师都可以

参加考试。当年“大平班”一期120

人，1980年8月入学，按照成绩分

为甲乙丙丁四个班，最好的学生在

甲班，这样依次往下排。第一期

“大平班”大外去了7个老师，甲

班五个，乙班两个，我跟夫人（陶

老师）就在甲班。当年陶老师考了

第一名，还代表学生做了讲话。有

一点既令人意外又惊喜的是，当时

在安排宿舍的时候，还给我们夫妇

安排了夫妻宿舍，可见当年“大平

班”的后勤保障工作的细致入微。

当时，每一届“大平班”为期1年，

安排的课时多达1600多个，也可

以想像当年学习的紧张程度。

当时的中日关系非常好，日方

派遣来华的教授都是著名的日本

语言学泰斗级的人物，现在就算是

到日本来读硕士也不可能听到这么

多日本著名学者的授课，像当时的

金田一春彦教授是日本的国语学之

父，林大教授是国语学研究所的所

长，早稻田的武部良明是词语学的

权威，还有京都外国语大学的佐治

圭三、名古屋大学的水谷修也都是

这一层次的人物。但他们都非常敬

业，后来毕业时教授们还把自己的

专著送给我们。

“大平班”毕业时，由日本政

府出钱让全体“大平班”学员到日

本修学旅行一个月。当时先到日本

著名的大阪大学、京都大学、大阪

外国语大学去上课，然后又转到东

京的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一桥

大学、上智大学等去上课，其他时

间到日本各地观光。如果是一个普

通的留学生是根本不可能去这么多

著名的大学上课的。

蔚蓝：您如何看待“大平班”

对于中国日语教育发展的后续影

响？

于校长：就作用而言，“大平

班”真正把中国的日语教育提高到

了理论水平，在这之前中国的日本

语教育都是初级水平，当时只是教

日语，在此之后才分为精读、泛

读、语法、词汇等，可以说是“大

平班”奠定了中国日语教育的基

础。当年在“大平班”，除了白天分

为甲乙丙丁四个班上课以外，在晚

上还分为语言组、语法组、词汇组

等进行兴趣型的讨论学习，而在这

之前国内的日语老师根本都没有这

些概念。“大平班”完成了日语教育

从教学理论到教学实践等全方位的

更新。五年“大平班”下来，共培

训近600人，而且其中90%的人都

继续从事教育事业，这些人后来都

成为各地高校日语专业发展的顶梁

55

“大平班”的前世今生

柱，可谓影响深远。

言语教育 衷情一生

蔚蓝：1982年到1984年，

您被公派到大阪外国语大学进修2

年，后又于1986年底进入九州大

学继续深造，而在完成学业之后自

己并没有继续之前的大外教师工

作，而是最终选择了从事言语学院

的教育工作，这有怎样的背景吗？

于校长：从“大平班”回到学

校以后，国家开始培养教育骨干，

派我们到日本去留学。1982年年

底，教育部给大连两个名额，我就

是其中之一。1983年1月5号，经

过了在北京半个月的培训之后，我

从北京来到了大阪，进入当时的大

阪外国语大学留学。为统一着装，

当时组织上还为每人都做了两套西

装，而留学的学费都是教育部提供

的，生活费每个月有8万多日元，

提供了一年多，后来我又拿了国费

奖学金16.8万日元，这在当时是

非常高的。进修一年半以后，我

于1984年回国，但因为不是读学

位，当时大连外国语学院的刘和民

院长又让我们回到日本拿学位，这

样，我又到北九州市立大学，研究

日语古典文法。1985年底，我进

入九大教育学部，跟随权藤老师

进行言语比较学的研究，一直到

1991年3月结束。因为当时英数学

馆的老理事长和权藤教授是朋友，

权藤教授做了学馆的顾问，后来到

1991年4月，由老师推荐我也进了

日本英数学馆，并被邀请做学馆的

副校长，我夫人也调来日本工作，

得以全家团聚，此后一直服务于英

数学馆直到今天。

蔚蓝：您在英数学馆一干就

是21年，有没有后悔走这条路？

因为如果选择别的路，可能会更成

功。您又如何看待自己所从事的工

作？

于校长：我在英数学馆做了

21年副校长，这样的例子在日本

太少了，是绝无仅有的。当副校长

的主要工作就是招生和学生的管

理。如果选择别的路，可能会更成

功，但我不后悔。虽然这里不是大

学，但是也培养了5000多个留学

生，他们中间拿到博士学位、当教

授的的也有很多。所以，即使是身

在日本，也是间接的为国家培养人

才。能一直坚持下来的动力是来自

己对教育的热爱。

56

weilan 人 物

成同社

男，汉族，1955年10月出

生。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

院日语系教授，教育部大学外语

指导委员会委员、大学日语教学

研究会会长，北京市高等教育学

会第七届理事。

永生难忘的回忆

——专访中国大学日语教学研究会会长 成同社

特约记者：您曾在日研中心

的教师进修班学习，当年的老师给

您留有怎样的深刻印象？

成会长：我是日本学研究中

心教师进修班第三期的学生。在中

心学习了一年时间，有幸聆听到日

本的许多大师级教授的教诲，收获

非常大，受益终身。

记得当时担任日本文学课程

的老师有中西进先生，他是研究

《万叶集》的大家，有着很高的学

术造诣。他能把复杂的学问讲的通

俗、幽默，且随时都在启迪引导，

培养学生的研究意识，使我们在不

知不觉间喜欢上了《万叶集》，研

究能力得到提升。中川正之老师的

课讲得生动睿智，他的每句话似乎

都带着科研课题，每节课都令学生

兴奋。冈田袈裟男老师几乎天天在

教室，像我们的班主任，学生们有

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去找他咨询求

助，名为师生胜似朋友。当时的主

任是林四郎先生，他主编的《例解

新国语辞典》至今是我最偏爱的辞

典之一。

总之，那一代教师，如群星

般璀璨。他们都是一流的学者，学

富五车，有着极强的个人魅力，没

有凡人，令我们这些学生心生敬

意，让我们终生难忘！

除了学习之外，当时的业余

生活也特别丰富。从星期一到星期

六大家都在拼命学习，但每逢节假

日，我们会组织郊游、舞会等，请

老师们一起参加，师生关系非常融

洽。

特约记者：您觉得日研中心

在以后的工作中要怎样加以强化？

日研的学弟学妹们要怎样开展研究

学习？

成会长：可以说日本学研究

中心是国内日本语教育的“黄埔军

校”。希望中心能把学科领域扩展

得更大些，除语言、文学、文化之

外，也关注日本的其它人文社科领

域，争取培养出更多的有见识有水

平的“知日学者”。

希望在学的师弟师妹们要尽

量打好基础，不断提高自己解决实

际问题的能力。在选择研究课题时

除了要考虑自己的特长和学术发

展的具体情况外，应该更多地去实

践中去寻找，比如搞日本语教育研

究，就应该到教室里和老师学生多

交流，相信每次交流都会有新发

现，都会出现新的研究课题。事实

上，围绕日本，我们的研究还远不

尽人意，还有无数的课题需要有人

潜心研究。

只要脚踏实地，一件事一件

事地做好，相信师弟师妹们一定能

大有所为！

57

“大平班”的前世今生

一生献教育 师出“大平班”

30载川外情深话发展

——专访四川外国语学院东方语学院院长 罗国忠

罗国忠

男，1954年生，四川资阳人。四川外语学院东方语学院日语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

向为日本语言与文化，现为东方语学院院长、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1978年元月毕业于四川外语学院日语系，并留校任教。1981年9月考入当时北京语言学院

的日语教师培训班学习一年。

58

weilan 人 物

“先进”知青读大学

蔚蓝：罗教授，您是54年生

人，那您年青时可正赶上知识青年

“上山下乡”运动吧？这场运动给

自己的青年时代，尤其是求学之路

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罗教授：我们这个年龄段的

人正好赶上文化大革命时期知识青

年的上山下乡运动。我是1973年

8月高中毕业之后，到农村接受贫

下中农再教育。我当时干活非常努

力，虽然家离我下乡的地方非常

近，但我很少回家，就因为这一

点，我被推选为生产队的粮食保管

员，后来还被选为县里的优秀保管

员。但是，在这期间，因为有很多

活要做，所以我几乎没有时间读

书，荒废了两年宝贵的文化学习时

间。不过，也是因为这两年，培养

了我吃苦耐劳的精神，而且也从当

时的农民身上学到了很多优秀的品

质，比如待人诚恳，朴实，吃苦

耐劳等。经过两年的艰苦奋斗，

在1975年终于迎来了上大学的机

会，公社把唯一一个外语考试的名

额给了我。虽然现在回想起来当时

的考试题非常简单，但是对于那

时的知青们来说还是非常难的。不

过，幸运的是相比之下我的外语还

马马虎虎，所以获得了进入川外学

习日语的机会。

蔚蓝：历史上四川的日语教

育较早可追溯到什么时候？大学之

前，自己有接触过日语学习吗？后

来又是怎样的辛苦努力与机缘巧合

得以进入四川外语学院学习日语？

罗教授：在四川，四川大学

最先开办日语专业(1973年)，川

外是在1975年的时候开始设立

的，我属于第一届日语专业学生。

我们四川受日本侵略的影响

比较小，而且我们这里去日本留学

的人也非常少，所以，当时在我们

资阳地区几乎没有一个人懂日语，

即使是英语老师都少得可怜，日语

教育更无从谈起。所以我在上大学

之前也没有接触过日语，当时选择

学日语的原因，是因为1972年中

日邦交正常化之后，两国的关系越

来越好，交往越来越频繁，而且当

时日本的经济非常发达，我当时觉

得，如果能穿上西装成为一个日语

翻译的话，应该很神气。所以在这

种想法的促使下我就选择了日语，

这种想法在现在看来也许非常可

笑，但是那个时候我就是那么想

的。

而且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的

话，我是不会去学日语的，因为我

爷爷、我父亲都是中医医生，而我

又是我们家里的老大，按理说应该

是继承家业的，我对医学也比较感

兴趣，但是当时那个年代没办法左

右自己。

蔚蓝：当年四川外院最早是

由西南俄专扩建而来的，最早的日

语人才培养主要面向哪些领域？到

中日邦交正常化后，这种人才培养

的方向有否变化？

罗教授：那时候我们那一代

人都是定向分配，从哪来回哪去，

所以没有所谓的面向哪一个领域之

说。1977年正式恢复高考，高考

以后就不是定向分配了，而是根据

需要来分配。

蔚蓝：中日邦交正常化后各

个领域都急需日语人才，留校任教

是自己当时唯一的出路吗？是不是

也不由得自己来选择？

罗教授：是的，当时如果按

计划我应该是被分到四川省冶金研

究所的，但是领导觉得我可能更适

合当老师，所以就让我留校了。那

时候自己是不能选择做什么的，但

如果让我选的话，我可能会选四川

省冶金研究所，因为当时研究所在

成都，离我家很近，而且那个时候

教师的工资也不是很高，虽然研究

59

“大平班”的前世今生

所的工资也差不多，但是福利好。

所以，当时宣布我留校的时候，真

不知道是喜还是忧。

那年，我们一起师从的先生

蔚蓝：后来就有了中日教

育合作史上里程碑式的产物——

“大平班”，堪称典范。而且，您

也有幸于1981年参加了第二期“大

平班 ”培训学习，当年报考“大平

班”的形势如何？

罗教授：那时候我们都知道，

每年“大平班”都会有一个月到日

本学习的机会，这对于当时的教师

来说是非常大的诱惑，是非常好的

学习机会。那时候，除了从日本回

来的华侨，基本上没有老师去过日

本，当时日本经济非常发达，对于

教了多年日语的老师们来说，没有

去过日本，是非常遗憾的。所以报

名的人非常多，我们学校日语老师

虽然不多，但是却报了四个，而当

时只有两个名额。由于我们的学校

在重庆，我们还专门跑到四川大学

的考点去参加考试，结果我和另一

个老师考上了，真是非常艰难。

蔚蓝：当年给自己印象最深

的老师是哪一位？

罗教授：在我们第二期\"大平

班\"的日本老师中，知名的教授也

很多，像金田一春彦、早稻田大学

的武部良明等，但是当时给我印象

最深的是日方主任佐治圭三教授，

他不仅知识渊博而且教学有方，

待人也很亲切。我当时参加了他的

学术研讨小组，在他的指导下，我

写了一篇日语小论文，还被他推荐

到北京外贸大学1982年第五期的

“日语学习与研究”上发表，这也

算是我的处女作。另一位让我印象

深刻的是教听力课的竹中宪一，他

真是全身心的投入，我们称他授课

是“魔鬼式的训练”，他晚上是没课

的，但是我们如果想继续训练的

话，可以随时过去找他。

蔚蓝：1982年6月发生了日

本教科书歪曲侵华史实的“教科书

事件 ”，两国关系出现裂痕，当年

“大平班”的学习有受到影响吗？

老师们有就这一事件谈过他们的立

场吗？

罗教授：当时日本篡改教科

书的事件，虽然使中日关系比较紧

张，但是这没有影响到我们在“大

平班”的学习，“大平班”的老师

对我们还是很好，他们一般不主动

谈论这些问题，我们也尽量避开，

所以没有受到什么影响。我们去日

本研修的一个月期间，也没有感觉

到那里的普通老百姓对这件事有太

大的反应，还是很热情。

蔚 蓝 ：“ 大 平 班 ”一 年 的 学

习，对您的人生产生了怎样深远的

影响？作为“大平班”的学员，自

己如何评价这一中日教育合作的产

物？

罗教授：“大平班”的学习，

在我的一生中非常宝贵，是难以忘

记的，\"大平班\"的老师全是日本各

个大学推荐的非常优秀的老师，

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虽然当时

我们那些人都已经成为了老师，但

是日语水平却有高有低，通过一年

的学习，我们有了明显的提高，接

触到了很多新的语法知识和语法理

论，学到了很多日语教学的方法，

使我在日本语言、文化方面的知识

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一个月的赴日

研修让我们大开眼界，也切实感受

到了日本经济的强大，以及我们国

家与日本的差距。

\"大平班\"为普及日语、宣传

日本文化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从

\"大平班\"这五期培训班出来的老师

现在都是日语教育学界的骨干。不

仅是“大平班”的老师为中日文化

交流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我们这些

学员，也为中日文化交流付出了很

多。

求学“被优待”，情浓终归国

蔚蓝：1983年，您又通过国

家教育部的出国考试，被选送到日

本国立宫城教育大学公费留学两

年，那时留学生少，是不是有一种

被“优待”的感觉？

罗教授：当时还没有私费留

学，能够出去留学是一件非常光荣

的事。那时去参加考试的很少有文

科的学生，基本上都是理工科的，

我很幸运地就考上了，被选送到日

本国立宫城教育大学。我是第二个

去日本宫城教育大学的留学生。因

为是地方的国立大学，我感觉那里

60

weilan 人 物

的老师比起东京这些大城市的大学

老师要热情得多。而且当时留学生

非常少，所以基本上每个月当地的

日中友协都会组织我们这十几个留

学生在日本宫城县内游玩。这个学

校不仅给我安排了专业指导教师还

安排了生活指导教师，当时的生活

指导教师高桥孝助先生非常热情，

总是想方设法为我提供与其他日本

老师接触的机会，让我有幸多认识

了几位日本非常有名的老师，如当

时有名的教育学专家横须贺老师，

后来这两位老师都当了宫城教育大

学的校长。当时我们中国留学生每

个月可以从中国大使馆领到8万日.

30载共建研究交流垒筑成就

蔚蓝：如果从1978年您留校

执教开始算起，那您前后服务川外

达30载，可以说您把自己的一生

都奉献给了川外，您自己怎么形容

这份情感？30载不懈努力，川外

日语有哪些长足进步？

罗教授：我1995年回来以后

一直从事日语教育工作，从1998

年开始担任系主任，那时候学日语

的人非常多，日语教师、日语人才

也非常受欢迎，后来，在2006年5

月的时候，日语与朝鲜语、阿拉伯

语、越南语专业合并为了东方语学

院，我担任院长一直到现在，在这

几年期间，我和其他领导、老师都

非常团结、齐心协力。虽然我是东

方语学院的院长，但是毕竟我是日

本语出身的，所以，工作的很多重

点我都放在了日语系。

我们日语系的老师都是非常

优秀的，学生也很用功，所以，自

从有日语四、八级考试以来，我们

日语系学生的通过率，一般都超

过全国日语系学生的平均通过率的

20%左右。我们也积极参加全国

性的日语讲演比赛，比如在上海外

国语大学举办的第一届研究生日语

辩论大赛上，我们日语系的研究生

荣获了第一名。在西南地区“中华

杯”日语演讲比赛中，我们学校的

学生在七次比赛中拿了六次冠军。

现在我们学校日语系老师的力量是

非常强的，有日语教师28名，其

中教授6名，包括一名客座教授；

副教授有13名，讲师8名，助教一

名，学生有463名，研究生43名。

我们的日语学科在2006年被评为

重庆市重点学科，2008年被评为

重庆市高校特色在建专业，2010

年我们的综合课程被评为重庆市的

精品课程。由我们学校王庭凯老师

主编,十几名教师参加编写的主要

是针对学习第二外语和自学的《大

学日本语》教材，被教育部确定为

“十一五规划教材”。我们川外的

日语系，长期以来，一直占据着

西南地区领头羊的位置，称得上是

西南地区日语人才的摇篮，因为四

川、重庆、云南很多大学的日语系

的系主任都是我们学校毕业的学

生。

蔚蓝：川外设有专门的日本

学研究所，在日本学研究方面有着

怎样的特色？都取得了那些成就？

罗教授：我们的研究所是在

2006年成立的，因原我校王敏老

师现在是日本法政大学的教授，通

过她的介绍，研究所成立以来，就

与日本法政大学建立了长期而全面

的合作关系，每年都会举办一次大

型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我们还一直

与日本驻重庆总领事馆、日本国际

交流基金保持联系，从他们那里得

到了很多支持。

第七届中华全国日语演讲大赛西南地区预赛

61

“大平班”的前世今生

自日本学研究所成立以来，

我们已经召开了四届学术研讨会：

2008年的“诗人黄瀛与多文化间

身份认同”,2009年的“从中国西

南地区考量日本”，2010年的“日

本学研究的方法论及其实践\"，

2011年的“作为区域研究的日本

学（1）——从跨学科的角度出

发”。我们邀请了日中文化交流协

会的会长、著名文艺评论家、知名

中国研究学者、日本一流的诗人参

加我们的会议，还吸引了来自北

京、上海、天津、山东、江苏、浙

江、福建、湖北、云南、贵州、四

川、河南、陕西等各地的日本研究

者来参加我们的会议。我们还借助

这个平台与日本东京大学、早稻田

大学、法政大学、中央大学、东

京外国语大学、南山大学、奈良

教育大学等日本知名大学建立了

学术联系。今年10月份还准备举

办主题为“作为区域研究的日本

学（2）——从事例研究的角度出

发”的第五届研讨会。我们能够召

开这些研讨会离不开日本驻重庆总

领事馆的支持和日本国际交流基金

的赞助。到目前为止已经出版了

三本研究丛书，分别是《诗人黄

瀛》、《宫泽贤治与中国》、《西

南地区日本学的构筑——以日本

学研究的方法论与实践为中心》，

今年9月、10月估计会出版第四

本，是以论文集的形式出版。

蔚蓝：您曾写过一篇题为

“四川.重慶方言と習慣からの日

本語学習への影响と対策”的论

文，四川方言是不是会对日语的学

习产生一些影响呢？您觉得开展这

方面研究的重要性都有哪些？

罗教授：四川的方言对日语

学习是有一定影响的，因为四川话

里有鼻音的音不是很多，所以在学

习日语时，有些音很难发好，为了

克服学生在发音上的困难，我们在

语音阶段要花很长的时间，同学们

经过刻苦的练习，大多数同学最后

还是发得比较漂亮。

四川、重庆也就是西南地区

的日语研究水平还不是很高，日语

基础与北京、上海、东北地区相比

还很薄弱，所以我们要培养出高

质量的日语人才必须在教学上下功

夫，也需要老师们付出更多的辛

劳。

蔚蓝：除了研究方面的一些

特色之外，我们看到川外东语学院

在对日交流工作方面也有声有色，

怎么形容一下与日交流工作上的特

色与成果？

罗教授：由于我们的学校处

在内地，因此一些日本的大学对我

们学校不是很了解，不过我们也与

日本法政大学、日本北陆大学、爱

媛女子短期大学等日本的大学建立

了校际交流合作关系，另外还把九

州外国语学院、大阪大和语言教育

学院等一些日本的外语培训学校作

为我们的实习基地和研究生预科培

训基地，开展了三加一、二加二等

培养模式的合作，使学生在本科期

间或者毕业后可以直接进入日本的

学校学习，每年我们去日本的学生

都有一二十名。

转型创新下的新起点、新展望

蔚蓝：川外在培养外语类专

业人才的道路上可谓历史悠久且人

才济济，在日语人才的培养上，面

对当前激烈的竞争形势，一些老牌

知名院校在坚持着精英式教育的基

础上也在谋求创新发展，不知川外

日语在跨文化交际能力人才的培养

上现在在走着怎样的道路？

罗教授：我们会通过各种形

式来尽可能地拓展学生的视野，根

据社会的需求开设一些课程。过去

与日本驻重庆总领事濑野清水的合影

62

weilan 人 物

我们开的只是一些日语基础课，但

现在只是开设这些课程肯定不行，

所以我们目前还开设了一些其他课

程，如经贸日语、商务日语等。还

有就是允许学生在三年级的时候修

第二学位，主要是英语语言文学学

位，因为日本公司比较喜欢会英语

同时也会日语的人才。如果毕业于

日语专业，又会英语的话，会很容

易被日企聘用。还有就是让学生参

加各式各样的课外活动，如让他们

学习日本的茶道、花道等。

蔚蓝：西南日语教学的发展

现在呈现怎样的形势，是不是也面

临着转型？

罗教授：我认为修刚老师说

的“中国的日语教育现在正面临着

转型”是很有道理的，但也要看你

怎么去理解。现在开设日语专业的

学校越来越多，每个学校都需要根

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对课程做一些调

整，对教学方法做一些改进，像我

们现在开设的外贸日语以及将要开

设的商务日语、动漫日语等，这些

对学生将来的就业是非常有利的。

我觉得现在应该对申请开设

日语专业的学校进行限制了，因为

现在日语人才已经完全饱和。目前

连一些理工科的院校都开设了日语

专业，据说全国有日语专业的学校

已经达到了四百多所，但近几年来

在华开办的日本企业并没有增加。

蔚蓝：面对这种形式，川外

有什么对策吗？川外日语教育的发

展，将呈现怎样的新特点？可否展

望一下其前景？

罗教授：首先我想谈一下我

们川外对日语本科人才的定位，我

们的定位是培养具有扎实的外语基

础知识、知识结构合理、能够一专

多能的复合型外语实用人才。为了

达到这一目标我们在最近几年的教

育实践和教学活动中，全力摸索适

合我们专业特点的体系，比如以实

践教学为主线、以第二课堂为辅

线，教学与科研相互促进的这样一

个体系。通过各种各样形式的实践

教学，培养学生扎实的基本功，用

丰富的课外活动来提高学生的综合

能力。由于现在我们学校日本留学

生很少，日本专家也只有四名，所

以学生能够接触到日本人的机会与

北京、上海的学生相比差很多，所

以我们只能通过开展一系列活动来

提高学生的日语听说能力，如每周

开展两次日语角，把学生组织起

来，进行日语对话练习。最近几年

我们一直在坚持这样做，还请了日

本的专家进行指导，我觉得效果不

错。

另外我们根据实际需要，开

设了一些适合学生以后工作需要的

科目，比如经贸日语等，这一科目

已经开了四五年了，还打算开商

务日语，教师已经选定了。日语口

译、笔译、作文课和日本概况课等

我们都已经开了一、二十年了。为

了提高学生的竞争能力，我们还鼓

励三年级以上的有能力的学生攻读

第二学位。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那

样，现在日语专业的毕业生就业前

景不是很好，主要是日语人才已经

饱和，而且我们西南地区的日资企

业也比较少，所以我们的毕业生很

多都要去北京、上海、广东等地

工作。总之我们正想方设法地培

养学生运用日语的能力。

不管怎样，我觉得教学质量

的好坏事关学生的前途，如果教

学质量不搞好，我们的学生肯定

是没有竞争力的。从一年级到四

年级，我们的老师都会给学生在

课外布置家庭作业，他们非常敬

业，这对于提高我们的教学质量发

挥了很大作用。

我们学校的定位是：以本科

教育为核心，适当开展研究生教

育，争取在五年内增设博士层次的

教育，另外我们毕业生的面向定位

是：立足川渝、依托西南辐射全

国，为我国，特别是西南地区的改

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提供复合型外语

类高级人才。

现在每年我们招收的学生有

120名左右，每个班不超过30人，

我估计这个规模还会维持3到5

年。

接下来我们会开设博士生课

程，这一想法还是比较有希望的，

因为我们学校已经获得了外国语言

文学博士授予权。我们学校从明年

开始就可以招收英语语言文学博

士生了。

63

“大平班”的前世今生

蔚蓝：您是在1972年3月经推荐入山东大学外语系学习日

语，是属于工农兵大学生吧？那时的山东大学日语专业发展形势

怎样？师资力量是如何积淀起来的？

李教授：我上大学的时候是推荐上的大学，记得那年我们整

个蒙阴县推荐上山东大学的有7个，我是其中之一。那时候上大学

没有报志愿这一说法，把材料按要求交到县有关部门去之后，具

体是谁定的也不知道，通知书下来以后才知道是学日语，那一年

推荐进山大的基本上是一个专业分配一个人。

山东大学日语系是1970年建立，1971年开始招生。因为

1972年我们国家要和日本邦交正常化，所以国家可能早就有这个

安排，但是当时师资非常的缺乏，当时山大的师资来源主要有几

个方面：一个是“用非所学”的人

聘请过来教日语。记得当时山大历

史系有两位老师之前学过日语，所

以就把他们请过来教日语。二是交

换的老师。山大当时没有日语，但

是山大的俄语很好，就跟大连外国

语学院交换了一位老师，山大的俄

语老师去大外，大外的日语老师来

山大。第三部分是从事外事外贸工

作已经退休或者将要退休的人聘请

过来当老师，当时主要从北京外贸

部聘了两位。第四部分就是大连外

国语学院日语系的学生，毕业之后

被分到山大当老师。第五部分是工

农兵学员毕业留校当老师。第一届

工农兵学员毕业之后留下了三个，

我们第二和三届工农兵学员毕业之

后也各留下了两个，以后几届每年

留一个，就这样把日语师资队伍慢

慢的建起来了。据说我们工农兵学

员在招生的时候工作岗位就已经确

定了，本来我是要分到当时叫作国

际广播事业局的，也可能因为我是

党员，学习成绩也比较好，所以就

让我留校了。

从“大平班”到海大:“学”与“师”的笃定情缘

——专访中国海洋大学外语学院副院长 李庆祥

李庆祥

男，1952年12月生，山东蒙阴县人，中国海洋大学外语学院副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

1980年8月进入“大平班”学习。教育部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日语分会委员、

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常务理事、青岛市外语顾问、《日语学习与研究》等4种学术杂志编委。

64

weilan 人 物

“大平班”启蒙再教育

蔚蓝：您在\"大平班\"一期学

习时，感觉当年国内的日语教育在

教学风格和教学内容上以及日语学

术研究方面都有哪些差距？对于自

己确立研究方向有哪些影响？

李教授：我们大学时代学日

语的时候接受的是国内传统的日语

教学，与现在的日本式的教学有着

很大的差距。当时可以看到的日文

资料很少，学生的听力练习是用一

种很大的老式录音机，从录音机里

接出一个接线盒来，然后每个人接

一个耳机来听，所以，每次听录音

的时候都是全班同学一起听。教材

多数是翻译的《毛主席语录》，也

选择了一些《人民中国》上的文章

内容。当时有一位历史系过来的老

师对日语教学非常热心，他经常是

晚间把对日广播的内容听下来，

第二天上课时再讲给我们，作为补

充。那时原版的教材几乎没有，大

都是钢板刻的油印教材。进入\"大

平班\"以后可以看到很多日文原版

的日语语法书、词典等。当时国内

日语教学方法也是很传统的领读、

背诵、听写等。考试的题型也很传

统，无非是假名与汉字的互注、外

来语与汉语的互译、句子改错、短

文翻译等这些题型。进入\"大平班\"

的选拔考试时都很懵，\"大平班\"考

试的题型跟现在能力考试的比较接

近，我们当时都不太适应。留校当

老师以后，开始给学生上课，教学

方法就是模仿自己的老师，而那时

的教学法研究基本上都是借鉴英语

和俄语的，但是在\"大平班\"，有专

门\"的教授教学法的老师来上课，

这样的课程让我们受益匪浅，基本

上是在\"大平班\"结束之后，才有人

去做教授法的研究工作。还有很重

要的一点就是在\"大平班\"学到了如

何研究日语的方法，包括怎样去研

究日语语法、日语词汇等。那时除

了日常的上课以外，日方老师每周

还组织一次学员参加的各种各样的

“学习会（勉強会）”，这为我们

后来开展研究、确定方向打下了基

础，我就是从那个时候确定的自己

的研究方向——词汇、文字、语

义学等，一直坚持到现在基本没有

发生太大的改变。从这一层面来

讲，\"大平班\"对我们个人确定研究

方向、进行研究和教学的影响是极

其深远的。

蔚蓝：提起“大平班”，很多

时候都会让老师们想到佐治圭三先

生，您如何评价自己与先生的情

谊？

李教授：佐治圭三教授是给

我印象最深的、也是一直保持联系

的日方老师，他给我的感觉是发自

内心的真诚与友好。\"大平班\"五年

期间他作为日方的主任教授，每天

除了授课外还负责培训班的教学等

事务工作，非常繁忙。由于他的热

情友好，历届\"大平班\"的学员都非

常的尊敬他，而且他回到日本之后

还一直与我们保持联系，只要有\"

大平班\"的人去日本，跟他联系，

他都会非常热情的接待。在第一期

\"大平班\"结束之后，我因为学校外

事工作的需要，经常去北京接外教

什么的，每次去北京的时候都会神

奇般地碰见佐治先生，佐治先生曾

说“我们之间有缘”。此外我和佐

治先生还经常通过书信进行交流，

直至他去世。2000年，中国海洋

大学外国语学院在青岛承办了中国

日语教学研究会年会暨学术研讨

会，当时正好是佐治先生70周岁

生日，他和夫人都到了青岛，与会

\"大平班\"学员借此机会为他举行了

生日宴会，当时佐治先生激动地哭

了，而且那次也是\"大平班\"的学员

到的最齐的一次，宴会期间每一期

的\"大平班\"学员都分别与佐治先生

夫妇合影，这次活动也给所有\"大

平班\"的学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佐治先生的词汇学习会

65

“大平班”的前世今生

借此机会，我们学校也把佐治先生

聘为客座教授，校长亲自发聘书。

后来我再次去日本，跟他说到国内

的日语原版书籍非常缺乏，他听了

之后说：“如果你们学校不嫌弃的

话，在我退休之后，我的一些书你

们可以拿去用，如果我的书能够在

中国发挥一些作用的话，我也是非

常高兴的”。就这样，在他退休之

后，他把自己一生所有的藏书都

送给了我们中国海洋大学。当时是

我到日本跟他一起整理、托运，用

了一个三吨的集装箱才把书运了回

来，而他一分钱也没有收。中国海

洋大学图书馆专门为这批书建立了

“佐治圭三先生文库”。佐治先生

为中国日语教学和日语教师的培训

提高，做出了积极贡献，\"大平班\"

学员将永远怀念他。

蔚蓝：听说很多老师当年都

是带着教学疑难进的“大平班”，

并在学习中寻求解答，日方老师们

的授业解惑给您留有怎样的印象？

李教授：当时参加\"大平班\"

的中国日语老师，应该说年龄越大

的、教学时间越长的可能带去的问

题越多，学习会就是解决这些问题

的好方式。我参加的词汇学习会就

是重点解决同义词和近义词的区分

等，如果有些问题在学习会上还解

决不了的话，还可以在上课的时候

或其他机会向更专业的老师请教。

当时\"大平班\"的日方老师都

非常热情，友好，非常愿意和学

员们打成一片，有些老师都和我们

一起在食堂吃饭，那时候有专门的

班车接那些上完课的老师回宾馆吃

饭，但是有些老师在上完课之后都

不回去，而是跟我们学员一起到食

堂去吃饭。另外，学员有什么问

题，不管找哪一个老师，他都会非

常耐心、认真的帮着解决，从不敷

衍了事。其严肃认真的治学精神，

恭谨谦逊的师德，给历届\"大平班\"

学员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蔚蓝：日方老师们的教导点

拨又在哪些领域给您以深刻启示？

在这些老师的影响下，您在后来的

教学工作中又形成了怎样的新思

路？

李教授：首先是在教学方法

和考试方法上，这个我们回到学校

之后马上就用上了。第二是在去日

本研修的一个月里收集的资料，回

来以后就立刻充实到教学资料里面

了。同时在教学风格上也受到了一

些影响，在课堂上，日方老师除了

给我们传授一些知识以外，一些文

化上的东西也会潜移默化的传授给

我们。

蔚蓝：怎样从宏观上评价一

下“大平班”的学习给山大日语学

科带来的影响？给自己带来了哪些

影响？给中国的日语教育带来了哪

些变化？

李教授：\"大平班\"给山大日语

教育的影响，应该综合客观地看，

并不是具体的体现在哪一点上。山

东大学日语系参加\"大平班\"的老师

共10人，应该说当时日语系的老师

大多数都去过\"大平班\"。通过一年

的学习，我们学到了一些日语研究

的方法、教学的方法，并把这些带

1

2

图1：中国海洋大

学外国语学院聘佐

治先生为客座教

授。

图2：在佐治先生

家中。

66

weilan 人 物

回山大推动了我们山大日语教学工

作的改进，甚至是对老师本身的一

些影响等。我觉得这不光是对山东

大学有影响，对其他有教师参加\"

大平班\"的学校来说也都产生了一

定的影响。而对于我个人的影响，

这一年语言的长进尤为突出，听说

读写译都有了很大的提高，还学到

了教学方法，提高了研究能力，这

一年的时光也使\"大平班\"一起学习

的学员之间都结下了很深的友谊，

使自己的交流圈子扩大了很多。

\"大平班\"结束以后虽然已经过去

三十多年了，但大家每次见面都感

到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情切。

可以说“大平班”有力地促进

和发展了我国的日语教育。中日邦

交正常化以后，很多学校都开始

建立日语专业，但师资力量参差不

齐，图书资料也很欠缺。而\"大平

班\"一年的学习使师资水平有了很

大的提高，可以说是给当时中国的

日语教育带来了质的变化。

研究交流 开拓革新

蔚蓝：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日语的文字词汇学及其中日对比、

文化语义等领域。让您锁定这一方

向的具体动因有哪些？

李教授：最初的时候是因为

参加了\"大平班\"的词汇学习会，因

为研究词汇必然联系到语义，所以

又跟语义学有一定的关系，另外在

词的意义里面有词的理性意义和非

理性意义，而词的非理性意义大部

分跟文化有关系。其实研究词汇的

文化语义还是很有意思的，比单纯

的研究文字词汇要好得多。

蔚蓝：在您看来，国内日语

研究方面有哪些领域更受关注？您

近年来主要是关注哪方面的研究？

李教授：现在国内各学校都

有一批年轻的教师，他们很多都是

在日本读完博士之后回来的，一些

新领域的研究内容他们在日本都

有所接触，在回国之后就具有一定

的视野优势。最近像认知语言学的

研究、语用学的研究、跨文化交际

的研究都受到日语界年轻老师的关

注。80年代初基本上都是语言本

体的研究，而现在都是用一些新的

方法或者是理论来进行研究，像认

知语言学目前在国内外语界很有人

气，认知语言学是解释语言学，它

适用于任何一种语言，好多的词义

问题单纯的从词汇学方面是解决不

了的，但是通过认知，主要是通过

隐喻和转喻来分析问题就清楚得

多，这几年又把认知和语用联系在

一起叫认知语用，还有认知社会语

言学等。现在的年轻人都在关注这

些，而且他们在这方面的知识的阅

读也比较广泛，有较好的积累，将

来的日语研究前景广泛。

我这几年也在做一些非语言

交际方面的研究。大家都知道，人

们在日常交际过程中，可资利用的

方法和手段不仅仅限于有声语言和

文字语言，还有丰富多彩的非语言

表达方式。交际过程中要传递复杂

的信息、表达丰富而细腻的思想感

情、进行广泛而深入的交流，仅用

文字语言或单靠有声语言是不能很

好地达到目的的。早在上个世纪

五、六十年代西方就有学者研究表

明，在交际中表达感情和态度时，

非语言所占的分量是93%。其比

例分别是:说话本身只占7%，语调

（副语言）占38%，面部表情占

55%，有时说了千言万语，一个

手势就可以全部推翻。然而，多年

来在外语研究与教学过程中，人们

往往只注意有声语言和文字语言

的内容与作用，忽略了非语言的存

在。

为了引起广大外语工作者的

关注，在2007年的时候，我们专

门举办了一次有关日汉语非语言交

际的研讨会，这也算是一个开创性

的活动。研讨会与会中外学者70

余人，分为3个分科会，分别就跨

文化交际中非语言的重要性、中日

非语言行为对比、非语言交际与日

语教学等，进行了广泛地研讨。研

讨会后我们还出了一本(《中日非

语言交际研究》外研社，2008)的

文集，收到良好的效果。

我们认为，非语言交际的能

力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习得的。

“我们的所有动作，如果有意义，

就是习得的”。所以在培养学生掌

握日语文字、语法知识及各种表达

习惯的同时，也要使学生了解和掌

握非语言行为的应用，以利于在中

日交往中更好的开展跨文化交流。

蔚蓝：您1985年前往山口大

学交流访学，后来又在日研中心做

客座研究员，去长野大学、同志社

女子大学做研究、交流。这对您在

学术上的发展起到了怎样的促进作

用？

67

“大平班”的前世今生

李教授：1985年的时候我去

了山口大学做校际交流，那次是以

学习和自我提高为主要目的，直到

现在山东大学和山口大学还一直保

持着很多方面的合作。后来去长野

大学等地则主要是为了收集资料，

了解一些日本最前沿的研究，比如

在词汇研究方面日本研究的新动

向有哪些、重点在哪里等，回来以

后充实了自己编写的教材和研究。

自己感觉收获非常大的是1993年

的时候我在日研中心做了一年的客

座研究员，这一年中，我出了两本

书，与他人合作策划并编写了一套

教材，还写了几篇有价值的文章，

成果比较集中。2009年去长野大

学主要目的是想进一步探讨一下中

日间的学生交流问题，以及校际间

的教师交流、合作研究等。

蔚蓝：中国海洋大学对外交

流的重点是什么？

李教授：中国海洋大学和日

本大学建立交流关系的学校还是蛮

多的，如东京海洋大学、鹿儿岛大

学等，但过去建立的校际交流学校

多数都与海洋学科有关，与日语有

关系的交流很少。这几年，在外语

学院的支持下重点开展了与日语有

关的交流，目前与外语学院建立院

际交流的日本国立大学有广岛大

学，私立大学有大阪产业大学、大

阪国际大学、武藏野大学、长野大

学等，主要是跟他们进行学生的交

流。学生的交流主要有三类：一类

是本科生，有“三加一”、“二加

二”等形式；一类是我们直接推荐

过去读硕士的，比如广岛大学在每

年的上半年都会来我们这里招收硕

士研究生，不过他们招生过去要到

经济类的专业，学生去了以后经过

一段时间基础知识的学习，就进入

到硕士课程阶段；还有的大学是我

们直接给他们推荐学生，去了以后

直接进入商务日语硕士课程的学

习。长野大学、富山国际大学是接

收我们的研究生，我们的硕士生在

国内修完学分之后，到他们那边去

一年撰写论文，在日本查阅资料比

较方便，学生在语言表达上也会有

一定的提高。总体而言，效果还是

不错的。

蔚蓝：您从事日语教育近40

年了，在中国海洋大学作为学科带

头人，可否说明一下，海大外语学

院下一步改革的方向在哪里？日语

系在哪些方面需要改革？

李教授：不只是日语，包括

英语或者是其他语种也应该是这

样，就是中外合作办学还是将来发

展的一条路，是值得去探讨的。目

前国内大学毕业就业压力很大，中

外合作办学或许能减轻一些压力。

我不是很主张高中毕业以后就去国

外留学，因为大学是年轻人从学校

到社会的一个缓冲地带，学生在国

内接受完大学教育然后再到国外

去，这样可能更有利于学生的成长

与发展。目前合作办学的形式很

多，仅就中日合作办学而言，如

“三加一”、“二加二”等形式，

让学生在国内学习一段时间再到国

外去学习，这样多数都可以拿到双

学位，所以我觉得将来这还是一个

值得发展的方向。现在有很多学校

的日语系都在做，有的学校每年都

有几百人出去。

目前我们在想，下一步拓宽

一下合作办学的路子，以后不光是

日语专业学生，其他专业的学生只

要对日本感兴趣，家庭经济状况

允许的话，我们也可以对他们先进

行日语培训，然后把他们送到日本

的各个大学，到那些大学后不一定

仅限于学日语，也可以学经济、管

理、法学、IT等专业。如果这个想

法能实现，那我们在中日合作办学

上就会走得更好、更远。

蔚蓝：在人才引进上您有什

么想法吗？

李教授：以人为本客观上也

需要唯才是“引”，但目前很多学

校在引进人才的时候，是因校而

引，而不是因人而引，引进的人其

本科必须是“211”学校好像已经

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了。不管学

校本身是不是“211”学校，在引

进人才的时候，都要求本科必须是

“211”。我觉得在引进人才的时

候，没必要仅仅局限于“211”学

校，不要有门户之见，主要是看他

的水平如何。只要是正规学校毕业

的硕士、博士，他的研究方向、科

研能力符合学校的引进要求就可以

引进，引进之后再加大力度进一步

培养将来肯定能成才，只要有明确

的研究方向，学校再给他们提供良

好的环境，他们会很快提高自己的

研究能力和教学水平。

68

weilan 人 物

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

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成立30周年纪念大会

“面向新时代的中国日语教育国际研讨会”在天津外国语大学成功召开

5月25日-27日，“纪念中日邦

交正常化化40周年、中国日语教

学研究会成立30周年面向新时代

的中国日语教育国际研讨会”“中

国日语教学研究会换届大会暨第八

届理事会成立大会”在天津外国语

大学成功召开，来自中国日语教学

研究会会员校的300多名代表参加

了此次大会。

本次大会由中国日语教学研

究会主办，得到了中国教育部、日

本国驻华大使馆、日本国际交流基

金会、教育部高等学校外语教学指

导委员会日语专业分委员会的后援

支持。

为了纪念中日两国邦交正常

化40周年、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

成立30周年，同时举行了以“面

向新时代的中国日语教育”为主题

的国际学术研讨大会。邀请北京外

国语大学严安生教授、日本国立国

语研究所迫田久美子教授做了精彩

的学术讲演；还邀请中国日语教学

研究会历任会长—第二届会长上

海外国语大学王宏教授、第四~五

届会长洛阳外国语学院胡振平教

授、第六届会长吉林大学宿久高教

授、第七届会长天津外国语大学校

长修刚教授等回顾了中国日语教学

研究会走过的30年历程。

大会同期还举行了中国日语

教学研究会第八届理事会成立大

会，在此次大会上，修刚会长代表

第七届理事会做了工作报告。大会

经过选举，产生了中国日语教学研

究会第八届理事会和常务理事会。

在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第八届常务

理事会第一次会议上，选举北京外

国语大学日本学研究中心主任徐一

平教授为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第八

届理事会会长，选举李爱文、曲

维、周异夫、邱鸣、许慈惠、刘利

国、顾也力、徐冰、李运博等9人

为常务副会长，选举宋协毅、孙成

岗、张佩霞、刘雨珍、李强、刘晓

芳、汪平等7人为副会长。同时，

任命北京外国语大学日本学研究中

心施建军教授为秘书长，天津外国

语大学朱鹏霄副教授为副秘书长。

聘请第六任会长吉林大学宿久高教

授、第七任会长天津外国语大学修

刚教授为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第八

届理事会名誉会长。

2010年9月出版的《全

国日语教师培训班

（“大平班”）北京日本

学研究中心校友录》

2005年10月出版的

《北京日本学研究中

心成立20周年纪念文

集》

“ 大平 班 ”《 纪 念 文

集——日语教师培训班

的五年》，由赵朴初题

写书名，国际交流基金

出版

由国际交流基金出版

的《日本语教育研究

论纂》

【作品】【接续 P148】

69

2012大事件

情深意厚“大平班” 真才实学报社会

——专访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日语系常务副主任 吴素莲

吴素莲

女，硕士，副教授，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日语系常务副主任。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外语系，

日本京都精华大学人文学硕士，1980－1981年在北京语言学院日语教师培训班（“大平班”）进

修，期间作为首届日语教师代表团成员于1981年3月出访日本，为期一月。

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化

70

weilan 人 物

难忘外语培训班

蔚蓝：您1975年进入上海师

范大学外语培训班学习，这在当时

有着怎样的时代背景？这一段经历

对您人生价值观的形成、性格的养

成以及后续人生中机遇的把握有着

怎样的影响？

吴教授：1975年初中毕业

时，在学校推荐下，我接受并通过

了华师大工作组的面试和政审，被

录取、分配在外语培训班日语班学

习。当年的外语培训班始于1972

年9月，是为了培养外交官而设置

的，到我们这一届因为文化大革命

期间学校教育混乱的缘故，改成了

3月入校。当时学生中流传着一句

话〝屁股上冒烟，荧幕上再见“。

很多人沾沾自喜，以为成了外交官

可以坐小轿车，在荧幕上像外交部

长身边的翻译那样抛头露面。但

是，国家需要的是〝又红又专〞的

人才，所以，我们被放进革命的大

熔炉里经受锻炼。上师大(华师大

与上师大合并，统称上师大)培训

班设在奉县五七干校。我们半天学

习半天干农活。晚上常有政治学习

或辅导员谈心活动。农田劳动是为

了洗刷我们这些城里长大的佼佼者

身上的小资情调，培养忠实于共产

党的坚定的革命战士。为此，不管

刮风下雨，不管天寒地冻，我们不

能怕苦怕累扛起农具上田头干活。

那时，唯恐自己落后，什么事都抢

着干，譬如半夜去稻田拔稗子、插

秧比谁速度都快、到海边民兵训练

营掏大粪等等。当初我们还有一个

任务是要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拿

着铺盖落户农家，为了获得好评，

与农民一样挑装满泥巴的担子，真

的是累得直不起腰，但是得咬紧牙

关扛着。

1976年随着〝四人帮〞的粉

碎，我们外语培训班也发生了巨大

变化，从这一刻起，外交官的梦想

成了泡影。在培训班最后一年我们

有幸回到了上师大校园开始了真正

的学习生活。历经磨练，我们更懂

得珍惜课堂的每一刻，大家奋发学

习，不用再担心别人打小报告说你

边干活边背单词是走〝白专〞道

路，也不用躲在帐子里看书了。教

室里的晚自修和树林中的晨读成了

我们自觉的日课。记得那时在国内

很难买到日语大辞典还是通过中学

的英语老师帮助从香港购得，我很

珍惜地给辞典做了个外套。平时生

活费有积余就去外文书店购入日语

读物，那时5毛钱足够买一本了，

跟现在学生动轭拿的就是电子辞典

和电脑相比，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

地下。

现在想起来，培训班的那几

年真是收获不少。干校磨练了自己

吃苦耐劳的精神，并且使自己变得

独立坚强，后来面对自费留学我丝

毫没有退却。集体生活的大家庭培

养了我们助人为乐的美德。这种精

神和美德在日常生活中不是虚假地

去表现而已成为一种自然的行为，

如同掌握一门外语长期使用不会忘

记一样。

情深谊厚“大平班”

蔚蓝：您是“大平班”第一期

学员，自己当时怎么看待这样一个

培训的机会？一定也付出了许多努

力？

吴教授：记得当年学校送了

10个教师参加考试，第一批的名

额是四个。当时我是留校在出国培

训班执教，听到这个消息非常兴

奋，请求领导一定争取名额让我也

参加考试，那时单位领导也十分重

视青年教师的培养，只要有机会就

积极向师资科申请。当时的想法很

单纯，就是觉得自己日语知识面不

够广，通过进修班学习，提高日语

综合能力，把这份学校教育工作做

得更好。不过，考试之前我几乎天

天泡在图书馆，把学生时代学得不

够扎实的语法以及各种日语综合试

题找出来仔细做、好好分析。到底

是功夫不负有心人，我觉得自己也

很幸运，在我以为比不过别人的时

候，接到了录取通知。可以说，这

个良机给我之后的日语教学研究带

来诸多影响，并为1985年陪同教

育部成人教育司访日设下了一个新

的伏笔。

蔚蓝：听说大家都对当年日

本老师们的教学方式方法印象深

刻，而反映在“学”上面，您是怎

么做的呢？师长的言行对自己以后

的教学生涯有何影响？

吴教授：的确，\"大平班\"老师

的教学方式和教学态度给我们留下

深刻印象，并且影响到我们之后

的教育生涯。有非常认真负责的老

师给我们授课，我们也十分仔细用

功地听讲，那时做的课堂笔记曾一

度成了我们教学中必不可少的〝武

器〞。那时，我们经常利用课间休

71

“大平班”的前世今生

息，去专家办公室求教，有针对课

堂学习中不理解的地方，也有自身

在日语教学中碰到的难点。还有课

题研究小组的活动也很有意义。这

是培养我们思考问题、学会发表演

讲的一个课堂。那时我参加的是佐

治圭三先生的“近似语•同类语”

的研究小组。因为我主要承担精读

课，所以，对这个研究小组的活动

很感兴趣，每次都积极发表意见。

在佐治老师的推荐下，我的第一篇

拙文曾发表在1981年的《日中月

报》和《日语学习与研究》等刊物

上。有了这个开端，我后来才有自

信接受《中学百科全书》外语卷的

编写工作。

从个人角度讲，\"大平班\"赠给

我们的辞书和教材都是珍贵的资

源，在日后的教学中发挥了巨大

作用。还有，我在一期生中年龄最

小，受佐治先生夫妇关照较多。有

阵子甚至连写汉字都模仿先生一笔

一画的样子。关于我和佐治先生夫

妇友好交往的故事真能写本书呢。

在先生的薰陶下，我懂得了如何发

挥学生长处，如何抓住学生的点滴

进步给予表扬，以此提高学生主动

学习的积极性和自信心。如今，我

把佐治老师鼓励青年教师积极进

取、关心青年教师成长、无私奉献

教育事业的精神带到了天华学院，

为日语系的发展努力寻找良机，并

已取得一定的收获。看到日语系青

年教师除教书育人外开始关心日语

教育界的动态，并且把自己的事业

融入其中，这让我感到欣慰，让我

有了一种成就感。

蔚蓝：1981年3月，您作为

首届日语教师代表团成员出访日

本。在日本一个月的所闻所感对于

深刻理解“大平班”本身意义有哪

些积极作用？

吴教授：小时候我们最大的

心愿就是坐上火车去北京，觉得若

能亲眼目睹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天

安门城楼，那便是一生最大的幸福

了，更何况这回是坐飞机去日本，

兴奋和骄傲感无法抑制。

这一个月中我们聆听了许多

知名度很高的日本学者、教授的讲

座。这些高水平的演讲不但开阔了

我们的视野，而且使自己对日语教

育有了新的认识和目标。在日本期

间有幸结识天沼宁教授，我们成了

忘年交。教授每回有新书出版必定

给我寄来，为我的日语教育提供宝

贵的参考资料。记得1985年到东

京时，教授虽年事已高，仍脚步健

朗带着我参观了不少景点，临走时

先生把《日本语教育事典》交与我

时，才发现先生背着的包袋原来如

此沉重。这个包袋载满了一个日本

老人对中国人的友好诚意，也寄托

着一位学者的厚望。后来这本又大

又厚的事典成了我们编写《中学百

科全书》外语卷的第一手参考资

料。可以说，因为有了佐治圭三和

天沼宁这两位贵人的相助才有了今

天自己事业上的发展。他们永远活

在我的心中。要感谢\"大平班\"给了

我这个邂逅贵人的机遇。

而当时日本外务省对首批中

国日语教师学习参观团的待遇是十

分优厚的，在东京期间我们入住一

与佐治先生在东大合影

\"大平班\"一期赴日研修团行程计划

72

weilan 人 物

流的“新大谷”饭店达两周时间。

外务省、日中友协及民间友好团体

还为我们举办专门的招待会。

蔚蓝：都说\"大平班\"对中国

的日语教育有着启蒙作用，反映在

现实工作中，您回到华东师范大学

后推动了哪些方面的教学革新？在

学术研究方面和之前相比有哪些变

化？

吴教授：\"大平班\"进修结束

后，我仍回华师大出国培训班教

书，因为对象都是成年人，课程不

同于日语专业，比较单一。所以，

对教师没有过高的要求，只要备好

课上好课就行。不过，在相当一段

时间内，\"大平班\"发给的教材还是

起着作用，尤其是听力教材，那些

磁带还被学校转录保存。1989年

左右，随着一批老教师退休以及青

年教师的公派、自费留学出国，日

语系师资力量不足，在此状态下，

我转入日语系教书。面对本科学生

旺盛的求知欲，我尽量补充课外阅

读教材，并且把原版教材作为精读

课辅助教材。如:东京外大的《日

本语》初级•中级教材。让学生掌

握日本式的表达方式。还有在高年

级视听课中，我也适当增加一些原

版录像影视等资料，使学生从感观

上增强对日本的社会、文化等方面

的理解，同时提高学习日语的兴

趣。

在学术研究方面，刚从\"大平

班\"回来时还保持着积极向上的干

劲，继续写了几篇有关“同类语”

的小论文并发表在相关杂志上。

课余帮助译文出版社翻译科技类文

章，也曾担任《中学百科全书》外

语卷编委并撰写了60多条条目。

相比去\"大平班\"前似乎更有动力和

自信。

三度进修，一朝回报

蔚蓝：从1995年到2005年的

10年间，您先后3次到日本进修，

当时是各有着怎样的公派使命？

几次留日，有没有考虑过在日本长

期发展？这几次进修在您此后的日

语教学生涯中有着怎样的价值和意

义？

吴教授：这10年间3次出国都

是与自身的教学相关的。第一次是

3年留学，主攻方向是日本语言学

之类，硕士论文也是与语言教学相

关的课题。第二次是作为龙谷大学

的客座研究员获得一年文化交流的

签证，可是因为学校工作等原因，

没能呆上一年。只能利用暑期在

龙大小岛教授研究室完成了《戦前

の青島・大連における日本人社会

関係年表》的制作和大量史料的整

理工作。第三次是以华东师范大

学交换教师的身份到协议对口学

校——东海大学执教半年。主要

承担的是留学生中心的中国学生的

日语课。就这样，10年间包括个

人旅游和工作学习在内，大约有四

年时间是在日本度过的。

当时大多数中国人面对经济

处于高度迅猛发展，物质生活如此

诱惑的日本社会都难免抱有能留则

留的想法。因此，自己也曾受周围

的冲击而有过小小的动摇。但是，

大学教师的职业和一年中的寒暑假

十分令人留恋，再冷静下来想到当

初自费读研的动机就是学好本事回

国扎实地站在教育岗位上。由此可

见，自从1975年进日语培训班的

那刻起，我的人生、我的昨天、今

天和明天始终维系在日语教育这根

纽带上。

蔚蓝：您应该是见证了华东

师范大学日语系的建立和成长，对

此一定深有感触吧？而就在1996

年日语系扩建成立之际，您却因留

学研修在日本而不能亲自参与日语

系的发展规划建设，是不是也觉得

错过了些个人的机遇呢？

吴教授：是啊，华师大日语

系在老一代的努力下培养出不少优

秀人才。但是，90年代初曾出现

过教师紧缺的现象。因为随着出国

潮的影响，部分教师自费留日，也

有部分找到公派机遇赴日。在这种

状况下我正式转入日语系执教。当

初我们四五个教师和日本专家夫妇

要承担整个系的教学任务。因为课

在大平班同窗会论坛上

73

“大平班”的前世今生

程设置规定的科目不可能削减，工

作量很大，超课时的津贴则很少。

然而，教师的使命感和对学生的责

任感驱使自己在困难面前表现出高

姿态。我们的付出得到了外语系领

导的认可。1995年我不但获得华

师大三八红旗手的光荣称号，而且

受上海市国际教育协会公派赴日本

龙谷大学进修。我与龙大的缘由此

而来。

面对1996年的回国潮，许多

人毅然海归，但当年进修结束后我

没有及时海归。我觉得出国机会难

得，既然来了起码应该拿一个硕士

学位回国，不然将来在大学舞台上

难以立稳脚跟。就这样我大胆做出

了自费读研的决定。怕夜长梦多，

我事先没向领导通报，而是考取后

再行协商，好在校长开明特批留职

停薪两年。自费留学的两年，生活

和学费的来源都得靠自己，公派进

修时积攒的钱总算支付了第一年的

学费。以后的日子就是靠每晚打4

小时工来维持。至今我还十分感激

那两位烧烤店的日、韩籍老板娘。

是她们给了我继续学业的鼓励和支

持。曾有好心人劝我借着国内日语

热的东风赶快回上海，边拿学校薪

水，边课余赚点外快，日子远比孤

身一人在外拼搏好过。可是，我不

愿意放弃自己的信念，我觉得真才

实学的本领终归属自己的，它是无

形的无可掂量的财富。1998年我

从日本带着60公斤的书籍回到了

上海，回到了从事多年的教育舞

台，最大的区别是驾驭日语的能力

和授课的自信心比以前强了。

人才之忧：重工作轻学识

蔚蓝：您从事日语教学这么

多年，送走了一届又一届的毕业

生，感觉毕业生在未来个人发展方

向上有着怎样的变化？您分析是什

么原因导致这样的变化？

吴教授：时代变了，毕业生的

价值取向自然发生了变化，这是无

法逆转的时代潮流。以前日语专业

的毕业生大多选择与所学专业相关

的单位就职，把学到的知识运用到

社会实践中去。但是，现在的毕业

生则不同了，他们从大四开始就忙

着找实习单位，唯恐好的职位被人

抢了，对学校的课程则敷衍了之。

他们对工作看得比知识还要重。所

以说，现在的大学文凭其实未必能

证明个人的综合水平。

据我个人观察，现在的大学

毕业生找工作有几种不同倾向。一

流大学毕业生利用名牌挑选用人单

位，他们首先对多个用人单位的薪

水进行比较，其次对用人单位的工

作环境做比较，再有可比性的话，

就是对工种舒适与否做比较。当

然，非一流大学中的幸运儿也会有

类似情况出现，极少。相反，另一

群体的毕业生因出身校没名气、在

社会上影响力不大而不遇。他们只

要有用人单位肯接收，不管专业是

否对口、薪水如何，他们都愿意。

似乎一张大学文凭和一份工作就等

于一辈子的保障。只能说这一群体

太满足于现状，目标太低，没有远

大理想。更有甚者，从进校那天起

就声明，我家是开公司的，父母要

求继承产业，我只要拿一张大学文

凭就行。如此胸无大志的学生即使

“混”得一纸文凭又有多少意义？

即使继承了家业也未必守得住。这

就是在过保护的家庭环境中成长起

来的被宠坏的典型儿。面对这样的

状态，令人担心将来能出多少人品

正、有才华的日语精英。

新生代育成：引导与教育并重

蔚蓝：几十年来，您全身心地

扑在日语教学工作上，关于人才的

培养教育，除了要教授他们以专业

知识之外，您觉得最重要的还要让

学生学到什么？为此，现在在采取

着怎样的措施？

吴教授：新生代价值观的转变

是不可逆转的潮流，关键是我们这

一代如何适应他们，如何跨越代沟

与他们有朋友般的沟通。我觉得在

提高学生的素质修养的同时，教师

应懂得尊重学生，多倾听他们内心

世界的呼唤，了解他们的渴求。现

在社会的青年大多是独生子女，自

我意识较强，缺乏对他人的爱心且

不说，因为从小被家长投入在竞争

学习的笼子中，一切都是按大人设

计的去做。一旦进入大学反而没有

了目标，不知道如何自我管理。因

此，这样的群体在大学中需要正确

的引导，就是说学习生活两方面都

需要抓。这一点天华学院的辅导员

们都花了很大精力在抓。

我们学院提倡的四个育人目

标很实际。比如，第一是讲求诚

信、有责任感的“好公民”，第二

是找到工作、胜仼工作的“职业

人”，第三是善于思考，是非清楚

74

weilan 人 物

的“明白人”，第四是举止文明、富有教

养的“儒雅人”，但在实际操作中， 我觉得

应该给学生更多家庭般的温暖，给他们更

多个人的空间。去年我系新生中外地学生

占80%，他们生活在地处上海郊外的校园

时常会感到孤独。有的学生甚至于期末考

试前就想回家乡，问他理由，说是家人比

考试重要。我发现，学生对忘年会、歌唱

比赛等个人感兴趣的活动会不惜投入大量

业余时间。也有学生说课外时间不知道做

什么好。这就证明学生对自己的业余时间

缺乏自我支配能力。教师适当关心给予指

点不是难事，只要课间与学生随便聊聊即

可解决问题。对此，我校正利用暑期对即将

设立的日本文化中心的场地进行建设。我

们将把九州福原学园赠送的价值100多万日

币的女儿节〝人形〞摆设在内，希望新学期

能在该中心内开展一系列有意义的活动，

让学生的业余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同时也

期待着你们的光临和指导。

天华缘，民办路

蔚蓝：服务于一所民办高校——上

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是什么背景下基于

什么样的考虑做了这样的选择？

吴教授：可以说这是一种偶然的机遇

导致的必然结果。记得是2005年年底时，

在华师大中山北路校区偶遇多年未见的余

松涛老师(余老师在干校期间曾经教过我

们)。听说余老师从上师大退休后到了天

华学院担任系主任，2005年9月新成立的

日语系紧缺教师。于是我在2006年3月开

始，每周去天华学院兼课一天，帮助解决

教师不足的困难。当年天华日语系组织的

学生暑期研修旅游让我看到了民办院校的

可操作性。在天华，只要你的某一办学意

向合理可行，院领导大多都给予支持。后

来，我把大阪国际大学原先与华师大合作

的日本学生利用假期来中国实习、担当教师助理的项目介绍给天

华，没有过多的手续和程序上的麻烦立马成功了。另外，我觉得

天华的氛围不错，上下级关系融洽。考虑到天华日语系缺少我这

个年龄段的教师，支持这里的日语教育事业既能让自己更多地发

挥作用，又能得到不少经济上的收益。更重要的是，民办院校在

国内是一个新鲜事物，具有挑战性。于是2007年秋我成为天华的

专职教师。

蔚蓝：在人才国际化培养方面，天华学院日语系走出了怎样

的一条路子？

吴教授：这些年来，我系在董事会的大力支持下努力开拓教

育国际化局面，先后与日本的大阪国际大学，九州共立大学，九

州女子大学签署了友好交流协议。选送在校3年级学生赴日插班留

学的项目已实施。每年推荐优秀毕业生直接入日本的武藏野大学

读研这个项目自首届毕业生(2009年)至今未中断过。说到教育国

际化，我系每年组织部分学生赴日研修旅游以及每年年末举办的

忘年会(有中外嘉宾参加)等都已成为一个长期的对外交流项目。此

外，我们自2010年起每年从日本购入10万日币与专业相关的最新

原版图书和杂志，充分发挥了原版书籍在教学科研中的作用。

另外，对青年教师的培养主要是通过出国进修的渠道来达

成。目前在龙谷大学文学研究科进修的两位和下半年即将赴日的一

位教师都是没有留学经历的青年教师，这些机会都是我们通过与龙

谷大学的个人关系获得的。另外，今年3月本系首批派遣一名教师

赴九州共立大学留学生别科任教。相信这些项目对青年教师自身的

日语水平的提高以及在教授法的探索、教学研究等方面会起到推进

作用。我想尽自己微薄之力为新一代搭建一个舞台，让他们展示

才华，把中国的日语教育事业发扬光大。

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

75

“大平班”的前世今生

“四期生”的 30 载大外日语征程

——专访大连外国语学院日语学院院长 刘利国

刘利国院长（左）与本刊记者

其定位而言，该怎样理解其在各自

的时代所担负的重大历史使命？

刘院长： 当时的日语专科学校

就是为了培养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

所需的日语人才而设立的，这两届

学生中有非常优秀的学生，这些学

生在国家的各大部委都担任过非常

显赫的职位，包括我们的外联部、外

交部、外贸部等等。尤其是在1978

年我们改名为大连外国语学院升格

为本科以后，到现在我们已经培养

了1万余名毕业生了。我们培养的学

生在各个领域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

作用，不但是在国内获得了比较好

的声誉，在日本也都很认可大外的

毕业生。在日本的各个地方都有可

能见到大外的毕业生，包括我们国

家驻日本的中领馆及各分领馆，很

蔚蓝： 您是满族人，您年少时东北

民间还有当年伪满时期日语教育的痕

迹吗？对于后来上大学读日语专业当

时有什么考虑吗？

刘院长:伪满时期遗留下来的日

语教育痕迹在60年代文化大革命时就

都被以“破四旧”给打碎了。我是七八

级本科第一届毕业生，那时候对于上

大学读什么专业思想上根本没什么认

识，就是一颗红心两手准备，走上日语

学习的道路纯属偶然，不过跟日语教

育的遗留痕迹倒还是有点关系的。当

年大外到抚顺去招生，我就去参加面

试，当时老师问我选哪个专业，就想起

当时所读中学有一套老房子的墙上糊

着日文的报纸，觉得那报纸上既有汉

字又有不认识的字母，感觉还挺有兴

趣，随口就说了日语，就这样学了日

语，之后又教授日语。

大外30年

蔚蓝： 大外的日语专业1964年

就开设了，非常早！当年成立大连日

语专科学校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背

景和优势？

刘院长：当年，中央领导深谋远

虑，对于中日恢复邦交早有考虑，

正是考虑到邦交正常化以后对于日

语人才的需求与培养，在周恩来总

理的关怀和直接督导下成立了大连

日语专科学校。建校后连着招了两

年，1964年招生500人，1965年招

生400人，从那之后就停招了，直到

1970年以后才恢复招生，这时大连

日语专科学校更名为辽宁外语专科

学校。

蔚蓝： 作为大外的起家专业，可

谓与校同辉，至关重要，从当年的大

连日语专科学校到今天的大外，就

刘利国（左）

男，满族，1959年7月出生。辽宁省新

宾满族自治县人。硕士研究生导师，教授。

曾任大连市中山区第6届政协委员，大连

外国语学院研究生部常务副主任。现任大

连外国语学院日本语学院院长（兼出国人

员培训部主任）、大连外国语学院日本诗歌

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高等学校外语专业

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日语专业教学指导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

常务副会长、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理事、

大连市社科院特聘研究员。

1982年7月毕业于大连外国语学院日

语系，同年8月起留校任教至今。1983年8

月至1984年7月，进修于北京语言学院日

本语教师培训班（俗称“大平班”），主攻

日本文学。

76

weilan 人 物

多大外毕业生都已经在领事，甚至

总领事等重要职位上为国家做着贡

献。

蔚蓝： 80年代初是不是各地都

在抓紧培养日语老师？当年大外的

日语教育师资及学校、专业规模等

大致是怎样的情况？

刘院长： 80年代初，全国的日

语教师加在一起还不到600人，日

本政府调查到当时中国日语教师的

这一现状，就分为五期，一期120

人，北京语言大学开办日语教师培

训班（即“大平班”）。我们78级那一

届招了108 个学生，这个规模在当

时算是非常大了。几乎我们大外的

招生就能占全国招生的三分之一，

其他的学校也就是招10~20个。那

时候大外的日语老师是非常多的，

记忆当中我们那时候一个班四个老

师，有一个老师主讲，两个老师担任

辅导，还派一个日本老师担任外教。

那时候外教很多，一共有20多个。

老师总人数加在一起总共五、六十

个人，师资上的积累当时还是非常

雄厚的。甚至在当时还有专门的词

典组老师，像全国的第一部日汉词

典就是我们学校的老师编写的，在

80年代末的时候发行就已经破纪录

地到了100万部，迄今共再版印刷

51次，发行部数达150余万部，目

前我们正在修订的是第三版，预计

今年年底能够出来。

蔚蓝： 听说当年较早设立日语

专业的院校中有不少都是得益于大

外的人才支持？是否可以说大外也

是中国日语人才的一个摇篮？

刘院长： 我觉得可以这么说，因

为现在在全国的各个院校，大外的

毕业生遍地都是，确实为中国的日

语教育起到了一定的推进作用，同

时从学生的数量和教师的数量来

讲我们绝对是最大的日语教学基

地。现在，光我们日语学院在职教

师有84人，另有13名外教，学校公

共外语还有20多人，此外我们还

有一个软件学院有将近30位日语

教师，全校的日语教师加起来有近

150人，师资力量是非常雄厚的。

蔚蓝： 自您1982年毕业留校

任教至今恰好已满30载，您见证

着大外的发展，大外走过了怎样一

段不平凡的经历？

刘院长：这30年，我是实践者

也是见证者，毕业以后就留在这里

一直没有动，当时我们这一届留校

的有10个人，1个人做辅导员，9个

人当老师，现在留在学校的就还有

我一个人，其他的人都走了。我们

是由小到大，1978年的时候我们

只有4个系，即日、英、俄、法，现在

学校已经有19个教学系部，而我们

当年因为是本科生第一届，只有76

级，没有77级，学生只有400人左

右。到1999年时国家开始扩大招

生，这给我们学校的招生规模带来

了一次飞跃，从500多人一下子增

加到几千人，而现在的学生人数已

经达到了15,000人。日语专业我那

一届的时候是最多的，有108人，到

了1982年以后，每年都是招70-80

人，1999年开始扩招以后，从300

到500再到800，最多的是2009

年，当时一个年级一共招了890人，

今年我们的招生是746人，而整个

日语学院四个年级加在一起将近

3200人，研究生是250多人。另外，

我们这里还有一个从1979年开始

的出国人员培训部，国家教委尤其

是国家基金委，为国家培养赴日高

级访问学者的培训班， 这也是我们

的一个国家教委直属的培训部。属于

短期培训，当时主要是面向全国培

训国家公派留学人员，现在则是针

对高级访问学者开展培训。以前全国

所有的公派留学人员都要来大外参

加学习，而现在很多人可能会通过自

学或者有留日经历，甚至可以免试，

也可以参加教育部组织的出国留学

人员的考试，所以现在的人越来越

少了，但是今年暑假我们又为留学基

金委培训了60多个人。

“ 四 期 生 ”印 象

蔚蓝： 1983年，您进入当时的

“大平班”进修。当时应该已经有许

多大外的老师都从“大平班”培训结

业了吧？自己是不是也很向往能进

“大平班”进修？与往届相比，您这

一届同期一起去培训的大外老师多

吗？

刘院长：“大平班”连续五届，可

能大外的老师去的是最多的。我是第

四期，在我之前去的都是我的老师，

即使是第四期还有很多我的老师没

有能够去，因为我是毕业之后第二年

通过考试去的。我们那时候首先要在

校内参加一次考试，通过之后才能参

加全国的统考。那一届，我们大外去

了8个人，而第一届全国考试的第一

名是我们大外的陶俊葆老师。

蔚蓝： “大平班”1年期的培训生

活给您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刘院长： “大平班”是日本政府

对华援助项目上做的一件最值得称

赞的事，那一年的学习我觉得是非常

幸运的，因为一下子师从了很多著名

的优秀学者，就算是去日本读硕士、

读博士也不可能一下师从这么多优

秀的学者，像当初的金田一春彦，水

77

“大平班”的前世今生

没有很多可以出国的机会，能够通过

这种方式来学习，也是一件非常好的

事。现在第一期、第二期的学员可能

年龄大一点，基本上都到了退休的年

龄，但是，纵观目前中国日语界现任

的领导和管理人员，“大平班”出身的

居多。甚至还有人说这是日语教育的

黄埔军校，这个说法妥当与否估且不

论，但是它确实起到了人才培养的作

用。总之，参加了五期“大平班”培

训的600位中国高校日语教师确实

对中国的日语教育起到了很大的推

进和奠基作用。在中国的日语教育史

上，我觉得这永远都是最辉煌的一

笔。

教书育人 求新求变

蔚蓝： 您在教书、育人的方法上

求新、求变，求新求变的重要性该如

何理解？在这方面听说您总结和摸

索出了一套最大限度提高逻辑思维

能力的教学方法—应机式教学法。可

否介绍一下这一教学法的特点和在

实际应用中的具体效果？

刘院长： 应机式教学法是我十

多年的教学经验中总结出来的教学

方法，实际上就是在高年级学生的授

课过程中，我们要根据学生的心理情

绪变化来丰富我们教学上应该扩展

的一些知识、内容来随机应变地进行

课堂教学。日本有一个专家叫山田泉

先生，他现在是法政大学的教授，他

在给我们上课的时候，第一堂课就

跟我们讲，一个好老师是必须要备课

的，不备课的老师绝对不是好老师，

但是你一旦进入课堂站在讲台上你

就要把你备课的内容和程序忘掉，要

根据课堂的情况来进行随时的调整。

这个也不是说要完全把它忘掉，而是

要根据学生的学习状态以及当时课

堂的进展情况来针对性地开展教学

活动。这个说法给了我很深的印象，

后来通过多年的教学实践我发现，特

别是高年级课程首先教师要有渊博

的知识，另外就是上课之前充分备

课，但是这还不够，在课堂上很多时

候还要随机应变。比如今天学生的情

绪不好，你就要根据学生的情绪对教

学内容做适当的调整。如果涉及到其

他的拓展内容的话，还要通过自己渊

博的知识去拓展，这样才能提高学生

的学习兴趣，这样的课堂才能更生动

一些。这就是我总结出的“应机式”

教育法，实际上这种教学法是建立在

“直观”教学法、“一对一”教学法、

“启发式”教学法等的基础之上的。

我个人认为这种教学法的效果

还是不错的，因为，一个照本宣科的

老师，他的课肯定是非常死板、非常

枯燥的，如果你只是低头看教案，这

样的老师学生肯定不喜欢，但是你又

不能全都跑题，如果一个老师一开始

上课就一直跑题，到最后这样的老师

也是不行的。

蔚蓝： 作为日本语学院现任院

长，您提出了“学习、理顺、规范、创

新”的八字管理方针，该如何深层理

解这一管理上的创新？在实际管理

当中都取得了怎样的成效？

刘院长：“学习、理顺、规范、创

新”这八字方针实际上是我在2004年

从日语学院到研究生部工作的时候

我首先提出来的。因为那个时候我是

第一次担任中层干部，而且研究生部

的工作对我来说也是非常新的一个

挑战，也不太熟悉，后来我在研究生

部工作了一年，日语学院当时需要我

回来，我在很被动的情况下回到日语

学院来担任日语学院的院长，“学习、

理顺、规范、创新”这八字方针就是从

那时候延续下来的。因为我们一直在

从事教学，在管理方面我们确实需要

很多的学习过程，所以需要不断学

习。所谓的“理顺”就是我们教师之间

的各种关系，包括学校和系部之间的

关系，包括我们的教学等等，当时正

处于一个非常严峻的时期，所以我就

提出了要理顺干部和教师之间的关

系、教师和教师之间的关系、教师和

学生之间的关系。规范就是规范我们

谷修、佐治圭三、玉村文郎、这些都是

日本的大家。这一年过得非常充实，

我们那时候也比较单纯，一心扑到学

习上，个人觉得比读研究生学到的东

西都要多，这对我们以后的工作和

教学起到了奠基的作用。

蔚蓝： 曾听一位老师评价时说

起第四届的“大平班”学员相对而言

在现在的日语界更活跃一些，不知

您对此有否感觉？就学术、教学、研

究或其他方面，大外无疑是走在了

前列，怎么评述一下“大平班”学员

在大外日语专业建设方面发挥的作

用？

刘院长： 确实第四期目前在日

语届活跃的人物比较多，像清华的

张威（现在在人民大学），还有北京

师范大学的王志松、上外的许慈惠、

厦门大学的陈端端、吉大的宿久高、

浙江工商学院的王勇，还有北京师范

大学的翟东娜，他们相对来说在职位

上和教学管理上都占有一定的地位。

大外如果按照每年8个人来算的话，

就有40个人参加了“大平班”的培训，

之后的日研中心也有部分老师参加

了，这对大外的教学和科研起到了积

极的推动作用，而且第一期、第二期、

第三期从“大平班”回来的老师都是

在教学第一线和领导岗位度过的。

蔚蓝： “大平班”这种联合办学

的模式对日后大外的发展是否也有

所启迪？您怎样评价其在中国日语

教育发展史上所起的作用？

刘院长： “大平班”的模式我觉

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模式，我们可以不

到国外就能师从很多非常优秀的学

者进行纯专业的学习，这对我们以

后的成长尤其是在教育这一块，比

如教学法、语法、文学研究等方面都

起到了不可代替的作用，就像我刚刚

说的，即便是去日本读硕士研究生也

不可能学得这么系统，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在当初那种环境下，我们

78

weilan 人 物

的课程体系，我是2005年回到日语

学院担任日语学院的院长，那时候

日语学院面临很多的问题，我觉得

首先要规范，一切要以规章制度为

准，还要有计划、有步骤的推进学科

建设、人才引进、教师培养。创新就

是要在原来的模式基础之上能够有

所创新，甚至要脱离原来的模式。

蔚蓝： 大外与很多日本大学建

立了校际交流，比较广外等一些知

名院校，近些年大外在拓宽国际化

办学渠道上有哪些创新形式？

刘院长： 在对外交流，国际化

办学这方面，我们下了很多功夫，友

好院校由原来的不到20所拓展到

46所，每年我们有将近300人次的

学生到日本去留学，这些留学是校

际间的，既包括公费的，也包括自费

的。公费的有校际交换留学，当然还

有国家的，但最主要的是“2+2”模

式，在我们这边学两年或者两年半，

然后到友好院校去读两年，最后拿

双学位。在校际交流方面，目前仍然

是以私立大学为主，在全国来说我

们是交流院校最多的。

在国际化这一块我个人认为

我们是做的最好的，首先，我们的

友好院校从一流学校到一般院校

都涵盖，一流学校如早稻田大学、

东外大、御茶水女子大学、明治大

学、立命馆大学、同志社大学等，我

们还有与地方等各种不同层次的

院校开展交流。第二，我们的交流

途径多样化，首先我们有“3+1”，

就是上学期间到日本交流学习一

年。另一个是“2+2”，在大外读两

年或者是两年半之后直接编入到

对方院校的系部，再读两年获得

双学位。还有“3+0.5+2”，就是

在大外读三年，到日本读半年，然

后直接进入研究生院，我们还有

“3+1+2”，在大外读3年，到日本

读一年，然后直接读研究生，我们

还有“4+2 ”，就是在我们这边毕

业，毕业之后通过推荐或者是面试

到日本去读研究生。我们这些形式

创新很多是走在全国前列的。

蔚蓝： “较强的语言运用能力”

一直是日本语学院的“强项”，在优

化人才素质方面又有哪些新的举

措？在新的人才发展需求趋势面

前，未来的人才塑造将有哪些主打

特色？

刘院长：“听说领先，洋腔洋

调”这实际上是我们大外的特色，

是我们的传统，就是说“听说”的

能力比较突出。现在我们追求的是

应用型，是外语加专业，这种符合

社会需求的复合型人才。以前在我

上学的时候，就是比较以学习语言

文化为主的，现在我们在日语专业

的基础之上又分了很多的方向，而

且这些方向我们随着社会的需求

不断地进行着调整。比如以前我们

日语当中有语言文化、国际贸易、

商务旅游等这样的专业方向，现在

我们调整为语言文化、高级翻译、

国际贸易、物流管理、国际金融、企

业管理，我们就把旅游取消了，因

为旅游人才在80年代、90年代的时

候是非常受社会欢迎的，现在由于

日语专业的学生非常多，很多专业

学生毕业后都可以做一个基本的

导游，所以我们就取消了这个。原

来的商务日语和我们的国际贸易

重叠了，我们就合并了。我们新开

设了高级翻译和物流管理、企业管

理、国际金融这些针对未来社会需

求的新方向。我们比较注重应用型

或者是实践性强的专业，当然在研

究生阶段我们也拓宽了我们的专

业硕士，专业硕士又分为笔译和口

译，包括其他的语言文学专业，这

也是为我们将来的打算，同时我们

大外现在正在建设东北亚高端外

交外事人才的博士点，现在已经基

本上定下来了，我们接下来还要围

绕博士点的建设和方向，即高端外

交外事人才这几方面来做我们学

科建设的规划。当然国际化办学是我

们的特色，这个特色我们肯定是要持

续下去的。

光荣与梦想

蔚蓝： 我们看到，从2002年到

2008年间，您获得“辽宁省教学名

师”、“大连市劳动模范”、“雷锋奖

章”、“优秀成果奖”、“突出贡献奖”等

各类称号，近3年我们相信肯定也是

奖项连连，这无疑是您拼搏努力的结

果与光辉形象的写照。当今社会似乎

人们对于名利颇为关注，不知您怎么

看待这个价值观的问题？

刘院长： 我是比较低调的人，一

般的采访我是不接受的，我觉得名利

和地位都是国家、社会赋予个人的价

值，个人的努力固然重要，但是如果

社会不认可也得不到。另外，我觉得

这些不能说是过眼云烟，但是我觉得

不是很重要，我把这些看得很淡，我

觉得作为一个教师，能够好好地教

学、充实自己这就是一种幸福。

蔚蓝： 您应该是恢复高考后第

1届毕业生，77、78级的每一个人都

是一个故事，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展示

生命的价值，这批大学生被称为“光

荣与梦想”的一代，“前三十年野蛮成

长，后三十年开山劈路”，对此是不是

感想犹深？

刘院长： 前三十年是不是野蛮

成长我不知道，但是我们确实在痛苦

中或者是痛并快乐中成长起来，后三

年能不能开山劈路我也不知道，因为

我们这一代人再过十年左右就差不

多要退休了，退休以后能不能劈山开

路我也不好说，但是我觉得这30年

我过得比较充实，有一定的成绩但是

也有很多心酸苦辣。后30年我觉得

随着国家的日益强大，不用开山劈

路，年轻人也能劈出来，重点是我们

能把接班人或者是后续人才培养起

来，让他们来劈路，这是我们的责任，

也是我们应该做的。

79

“大平班”的前世今生

——专访厦门大学外文学院副院长 陈端端

本刊记者与陈副院长（左）

陈端端

女，文学博士，1956年生，厦

门大学外文学院日语专业教授，硕

士生导师，外文学院副院长，中国教

育部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日语分会委

员。所授学科《汉日翻译》为省级精

品课程，2010建设省级精品课程《中

外文化比较》。2011年福建省教学名

师；2011年厦门市劳动模范。

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常务理

事、福建省外文学会理事、厦门市翻

译工作者协会常务理事、《外国文学

研究》杂志理事。

1983年9月至1984年7月，教育部

与日本文部省、国际交流基金共同举

办的日语教师培训班“大平班”第四

期学员，其间赴日参观学习一个月。

研究方向：社会语言学、比较文

化学、应用语言学、跨文化交际学。

蔚蓝：陈教授，从1980年厦

大毕业到如今，您从事日语教学

30余载，多少往事如烟，是否还记

得当时报考“大平班”是出于怎样

的想法？当年得以入读“大平班”

又经历了哪些困难？

陈教授：我是文革后1977年

2月进校的76级大学生，读了3年

本科，1980年2月份从厦门大学毕

业后到了华侨大学教公共日语。当

时福建省有很多学校计划办日语专

业，我去华侨大学工作时，学校也

有要办大专班的构思，但还没有实

际办起来，也仅有两个年纪大的老

师和我这个刚大学毕业的年轻人。

当大学老师是我的志愿所在，但在

教学过程中感觉到必须继续深造才

行，于是就想到日本读硕士，然而

到日本读硕士起码要两年，华侨大

学当时也正处于用人之际，教务处

不放人。一直到国务院侨办下达可

报考“大平班”的通知，因为是个

不错的机会，我积极报名并努力争

取到了参考资格。不过，接下来的

报考却是经过了非常大的努力才成

功的。

“大平班”是当时日语教育界

最好的培训项目，有日语教育界

“黄埔军校”的美誉，但对于我们

这些地方大学的老师来说，当时机

会难得而且很难考上。当年，“大平

班”的学员都是经过了非常严格的

筛选才过来的。华侨大学隶属于国

务院侨办系统，当时系统内有华侨

“大平班”，永不褪色的记忆

80

weilan 人 物

大学、暨南大学以及一些语言学校

的日语老师都可以报考，基本上比

例是四个人去考一个名额，其竞争

之激烈可想而知。

因为“大平班”要读一年，当

时学校好不容易才答应我去考。我

那时的月工资只有52块多一点，

不得不申请学校的费用支持。即使

这样，我记得当时去上海参加考试

的时候，也是坐着火车硬座去的，

先从泉州坐汽车到福州，然后再坐

火车到上海。到上海的第二天就参

加考试，文学、听力、语言、读解

等等一天之内就都考了，于是当天

晚上去淮海路排队买回程的火车

票，不过，当时求学心情之迫切使

得自己也感觉不到什么劳累。

除了上述的困难，当时报考

“大平班”还要承受很大的心理压

力。那时几乎是有一个不成文的规

定，就是如果考不上就必须要离开

讲台，但那时的人们似乎都有着一

种傻傻的执着，第一次没考上就拼

第二次，最后实在考不上就只有遗

憾地离开讲台。我那时就一心想着

去学习，也不是想一定要出人头

地，但上讲台执教在我看来是一件

非常神圣的工作，绝对不能失去，

虽然学校没有给多少复习时间，我

还是非常认真地抓紧时间复习，但

心里还是有点紧张。自己非常珍惜

这次培训的机会，好在当时我男朋

友（现在的丈夫）很支持我去考，

给我以很大的心理支撑，结果第一

次就考上了，当时觉得“傻人有傻

福”，在进校时知道超过了分数线

20多分时，非常高兴，觉得自己

的能力够了，能考上也是应该的。

蔚蓝：1983年9月，您进了

当时由教育部与日本文部省、国际

交流基金共同举办的“大平班”第

四期参加培训学习。“大平班”一年

的学习在当时给自己带来了哪些变

化，以致后来又有哪些影响？

陈教授：“大平班”当时每一届

名额是120人，如果录取分数线以

上的不够120人，校方会往下调分

数线以补齐名额，还有即使有考上

了却没报到而造成的空缺名额也绝

不允许“走后门”。我就曾给日方老

师说起过一位老师连续考了4次都没

有考上，是否可以补缺，中、日方

老师都明确拒绝了，他们认为这样

不公平，特别是日本人是很讲究公

平的，这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大平班”的学习完全改变了我对日

语研究的方法，以及自己努力的方

向、方法。上大学之前我就是一直想

着当大学老师，毕业后如愿以偿地

分配到华侨大学，当时觉得整个世

界都是自己的，但到了“大平班”

以后，就发现还有很多自己不知道

的、非常新鲜的东西，我也很努力

地去学。记得当时有一门必修的语

法课程，好象考到优秀成绩的不到

五名，而我就是其中优秀的一个。

直到现在我都觉得“大平班”

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2000

年，受国家教育部留学基金委派

遣，我作为国家高级访问学者在京

都大学做研究。当时，国际交流基

金京都事务所经常在京都大学做一

些日本文化的研究或邀请各国学者

一起开讲座，我都去参加。偶尔说

起自己是大平班第四期的学员时，

老师和事务人员、同学们都对我特

别好。当说起现在执教于早稻田大

学的川口老师在“大平班”指导我

写的研究论文刊登在当时的学刊上

一事，日方人员都表示出很敬佩的

神情。“大平班”的知名度相当广影

响如此之大，以至于我碰到很多老

师，在日本语教育学界只要一说到

自己是“大平班”的，他们都很热

情，也感觉自己的知名度提高了许

多。2006年，在国际交流基金的研

究经费支持下，我作为外国高级访

问学者到大阪大学去，曾经的“大

平班”学员的身份也使自己很大程

度上得到帮助，借此东风我得以进

一步拓展了学术领域的影响力，听

报告、写东西，我在那里积极查资

料、写论文、做讲座，最后还出了

一本专著，得到了国际交流基金很

高的评价。这次国家教育部留学基

金委又给了我一个国家高级访问学

者的名额，7月份将到东京大学，

在东京大学知名教授船曳建夫所在

的人类文化学研究所做有关 “从中

日对称语言的使用现状看两国人不

同的语用意识”的研究，主要是从

对称语言中看中日两国人的价值观

念。而这些都与“大平班”给自己带

来的影响有着非常大的关系。

蔚 蓝 ： 在“ 大 平 班 ”学 习 期

间，给自己留下深刻印象的老师都

有哪些？又有哪些颇值得回味的往

81

“大平班”的前世今生

事？

陈教授：“大平班”当年每一

届都有近30位老师是从日本派过

来的，当时有一位金田一春彦老

师，他是日本非常著名的日本语言

学家和国语学家，当时应该有七十

多岁了却仍然坚持来给我们做讲

座，前后历时两个月。每次讲课都

带着他的夫人一同来，讲座中他还

会让他的夫人上台去表演舞蹈，印

象最深的是他从不用讲义。后来才

知道，《日语的特质》这本书就是

他写的，所有的知识都装在他的脑

子里。他讲课时总是看着我们大

家，看我们的反应，这样的教学方

法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

还有一位佐治圭三老师，当

时他是“大平班”的主任，连续在

中国工作了五年，是一位非常好

的老师。在日本，只要听说“大平

班”学员到大阪，他就一定会请去

作客。2006年的11月，我到大阪

后就跟佐治圭三老师取得了联系，

当时他身体不好，但一听说我这个

\"大平班\"的学生到日本了，无论如

何要请我吃饭，在大阪的梅田车站

见到他时，他那颤巍巍地拄着拐

杖，很辛苦的样子，真让人感到心

酸。在中国，弟子上门拜访老师很

正常的，他却非要亲自在梅田车站

这么正式地见我，请我吃饭，让我

心里感到非常不安。2007年五月

份在大阪某医院住院，我们几个\"

大平班\"的同学一起去看他。令人

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他对于我们每一

届120个学员的名字都记得一清二

楚，而他太太的记忆更好，甚至连

我们是第几期的，从哪个学校来的

她都知道，可见当时他们对待学生

是多么上心。可以说，他的敬业、

他的为人、他的热情等至今让我难

以忘怀。

蔚蓝：“大平班”的教学有哪

些特色之处，哪些老师的课程让自

己受益最大？

陈教授：进了“大平班”，我

们头一次被告知什么是必修课，什

么是选修课，还需要参加什么样

的讨论课，而当时国内的日语教学

是根本没有这种课程设置的。我们

感觉真的很新鲜，都高兴地选择了

自己的学习课程，即每个人都有了

自己的“菜单”，这在当时对于我

们华侨大学的老师来说是从未见过

的。

“大平班”虽然并没有专门的

导师带着做研究，但学员必须参加

自己所选课程的相关研究会，当

时我是选择了早稻田大学的川口老

师和一位来自大东文化大学老师的

课，我还参加了这位老师的语法研

究会，因为大东文化大学的语法比

较厉害。我们每个人都得提交研究

报告，在课上发表，而当时在我们

国内的大学根本是没有海报论文发

表的。虽然不用像现在一样写类似

PPT的报告，但是要求上台去讲，

要把研究的题目，研究的目的等主

要内容写在黑板上的，在发表完了

以后，大家给予评判与充分议论。

可以说当时我们这些接受

“大平班”培训的老师大多都是带

着问题去参加培训的，佐治圭三

老师对我们提出的问题总是耐心

地、从分析“误用例”的方法进行

讲解。他告诉我们要多注意应用

“误用例”进行分析、进行比较。

还有，川口老师教我们日本语教育

法，水谷修老师教我们音声音韵，

奥津敬一郎老师教我们句法，中條

修老师教我们读解……总之，从每

个老师身上学到的东西都不一样，

包括许多新的研究方法，而这些方

法是当时国内大学老师普遍所不具

备的。

还有，一年期间里，每个人

都免费领到两大箱子的词典、字

典、教科书等，这些东西直到现在

还颇有用处。其中有两本是佐治圭

三老师的《误用例集》，我在做翻

译的时候就经常要考虑中国人与日

本人在表达习惯上的不同，这本

《误用例集》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还有日本爱知大学编的《中日大词

典》、新村出编的《广辞苑》，森田

良行的《基础日本语》等辞典，

这在当时对于一个月只有52块钱

的我们来讲，如何买得起？非常多

的书，即使没有机会听这些老师讲

课，哪怕只是得到这些珍贵的词典

也是非常值的，更何况这些珍贵的

书籍到目前仍在发挥着他们的作

用，可以说真真实实地影响了不只

是我们一代人，甚至也在影响着我

的一届又一届的学生。

蔚蓝：当年的“大平班”学员

都有一个月的赴日参观学习的机

会，第一次出国给您留下了怎样深

刻的印象？

陈教授：我们当初去日本参

观学习，到日本的第二天就生平第

82

weilan 人 物

一次看到了雪，非常激动。早餐是

自助餐，感觉很好吃，于是第一天

吃、第二天吃，但第三天就不再想

吃了，想起吃北京语言学院的熬白

菜和玉米糊糊，头一回真切地感受

到还是家乡的味道好。而橙汁、牛

奶这些饮料也在喝了两天之后再也

不大感兴趣了。那时日本的媒体

对“大平班”学员到日本也非常关

注，到日本的第四天，就有《读卖

新闻》和《朝日新闻》的记者开着

4辆车来采访，其中一个问题是日

本什么东西最好吃？我们许多人都

说再好吃也比不过北京语言学院的

熬白菜和面糊糊，想必他们应该是

非常吃惊的。在东京期间，我们参

观了包括银座、皇宫等在内的一些

知名的地方。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在

银座的4町目被一些反对中国的日

本人围住，让人深刻感受到中日两

国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还需要很大

的努力。也存在着真正理解上的困

难，而要真正认识日本，认识日本

民族，就必须要加强日语的学习与

研究，真正了解日本的历史与文化

等各方面因素。

现在一听到《我的祖国》这首

歌，就会想起初到日本时在卡拉

OK唱这首歌的情景，很亲切！很

激动！以致现在我们再到日本的卡

拉OK最想唱的还是这首歌，感觉

会仍然非常亲切！而这种爱国之情

在国外时往往体现得会更加真切。

国际交流基金也安排我们到

早稻田等许多大学去参观访问，甚

至当时大平正芳首相的儿子也与我

们一起到处走，到处看，我们在东

京的一个国立大学听了名家讲座。

除此之外，我们还被安排参观麒麟

啤酒厂等许多企业。在京都，还以

嘉宾的身份被邀请欣赏日本贵族戏

剧“能”。不过，那时大家还是很

难欣赏这种没有太多变化元素的

“戏”，感觉还不如看歌舞伎，至

少歌舞伎还有舞蹈、有布景等，

且布景华丽。而“能”没有，比较

单调，歌词近似诗词，声调少有起

伏，所以有人将它作为催眠曲，在

那里睡起觉来了。现在想想，那时

的我们就是十足的“草根”阶层。

一个月的行程很充实，只有星期六

星期天才让我们自由行动。星期六

时会发给我们零花钱，在东京，我

们会到浅草寺、银座去。在大阪，

我们会到商店街逛街买东西，可以

说到处走，也不知道东西南北，头

一回出国觉得哪里都好！

蔚蓝：您多年从事日语教

学，在您的亲身体会中，我们的学

生对于学习日语的目的是否清晰？

陈教授：在“大平班”之前，

日本曾经从各县选派高中或初中教

国语的教师到中国的大学做日语专

家，但他们主要是教日语语法，可

以说作用比较有限而且也讲不了太

多。以现在的评判的眼光来看，如

果学外语还只是停留在只是模仿语

言，而没有了解其中的语言文化是

不行的。以前我们为什么选择学日

语，可能很多人最初都不一定是第

厦门大学创始人——

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塑像

83

“大平班”的前世今生

厦大的芙蓉湖

一志愿。许多人认为外语只不过具

备一种传声筒的作用而已，一样是

生源“调剂”的结果，其实在学了

日语后，许多人会逐渐体会到，其

实外语并不是传声筒，外语其实是

国与国之间相互认识的最基础的桥

墩，桥墩不结实那就是豆腐渣工

程，只有桥墩结实，那这座桥才会

长存百年而不垮，因为在学习外语

的过程中，我们在吸收了新信息的

同时也给予了我们不少的提示，这

些提示往往就是我们行动的指南。

日本的朋友和老师曾经问

我，你们学外语干什么？还记得当

时我们经常说是为祖国实现四个现

代化，具体说就是想学习日本先进

的东西。总而言之就是学习他人。

我到其他一些学校讲课就发现一些

学校还停留在这样的层面，但何为

先进首先是自己的标准，其实我们

中国在很多方面已经做得很好，只

是我们忽视了。而京都大学的一个

老师曾经告诉我，我们学外语的最

终目的是要认识自己。这句话给了

我很大的启示。我们到国外去，第

一个月之内你会感到惊奇、会有很

多的感叹和欣赏。但第二个月可能

就会出现视觉疲劳，先前的新鲜感

逐渐消失。第三个月你甚至会开始

批判了，甚至会觉得很多方面还是

我们中国的比较好。也就是说，人

总会从感性的认识走向理性的思

考。学习外语也是如此，你会从人

家的文字感受到自己母语文字的特

征，你也会从人家的文化去认识到

自己国家文化的独特。还有，你会

从人家的思维方式去感受到中国

人独特的逻辑思维方式等等。这时

候，只要我们还是比较理性的，就

应该知道如何认识自己，如何将自

己置于世界当中了。而现实中，我

的一个中外文化比较的精品课程，

每次开课都有300多人选，而这也

说明我们的学生对于中日文化比较

认知在深化，重视程度在加强。

“大平班”的学习对于我们老

师如何搞研究起到了非常关键的指

导作用。当然现在的学生有各种

各样的渠道，但在80年代初，我

们并不知道什么是研究型。甚至于

把自己的专业方向经常说成是“日

语 ”， 现 在 很 多 老 师 还 有 这 种 说

法。研究什么？研究方向是什么？

“大平班”的学习让我们每一个学

员思考了，懂得了。光说日语是不

专业的讲法，应该说是日本的语言

或日本的近现代文学、古典文学、

语言学、语用学等等必须讲清楚。

蔚蓝：前教育部副部长章新

胜曾称赞“大平班”是中日教育合

作成功的典范，不知作为“大平

班”的四期学员，您是如何评价这

一阶段性的中日教育合作的产物

的？“大平班”的学习给自己，以

至于给中国的日语教学与研究带来

了哪些影响？

陈教授：1985年“大平班”

结束，当时教育部副部长章新胜评

价其是中日教育合作成功的一个典

范，个人觉得确实意味着中国日语

教育的一个很大的转折。

中国的日语教育是在70年代

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才真正兴起

的。那时候我们的大学老师大多是

四五十年代毕业的，也有从台湾或

国外回来的，在历次政治运动的影

响下，很多人被批判甚至被认为有

间谍问题受到层层审查，能够再次

站在讲台上已经是非常幸运的事情

了，所以老师们都非常小心谨慎，

也很敬业，所教的很多内容都有着

浓厚的时代特色，至今还记得当时

我们学习的第一句日语就是：贫下

84

weilan 人 物

囊萤楼——始建于1922年，取囊萤映雪之典故。以形容贫士勤勉攻读，或激励

梓梓学子在艰困之环境中，勤奋读书之意。它是1926年2月厦门地区第一个共产党

支部的所在地，现在是厦门大学外文学院办公楼。

中农，无产阶级！但大多数老师只

能教一些基本的语法，许多问题他

们也讲不出缘由，只能告诉学生

“日本人就这么讲”。事实上每一

个句子根据说话者的目的不同，情

形不同，利益关系不同，在表达方

式上肯定不一样。文革初期，很多

大学生进入四年制大学在学了一两

年甚至半年就被下放了，也有很多

人从中学时就“下乡”作了知青，

虽然靠坚持自学后来在恢复高考后

上了大学，但日语水平也是参差不

齐，可想而知在这些老师的教育下

接受到的日语知识非常有限，因而

即便毕业以后当上了大学老师，许

多人还是不知道做研究，更不知道

如何做研究，这是非常致命的。而

从1980年开始的“大平班”在为培

养中国的新一代大学日语教师方面是

功不可没的。在“大平班”，很多老师

包括他们的研究方法，比如句法，语

法、助词等，也包括所教的近现代文

学等课程传授给我们的信息会帮助学

员认识到自己该向哪个方向研究。这

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转折点，“大平

班”办得非常及时，被说成是中日教

育合作成功典范是一点都不为过的，

我想大家也会一致认同的。

总而言之，“大平班”一年的学习

对于我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自己的研究

上，培养了自己的研究意识、研究能

力。对于课题的研究，在寻找自己的

研究方向上有很大的帮助，这是最重

要的一方面。我现在主要以“意识与

表达”为研究课题，因为意识不同，

表达方式也就不同。记得有一次我去

厦门日本松下公司做讲座，当时他们

给我出了个题：“为什么中国人不知

道道歉？”其实我们中国人有道歉的

习惯，只是道歉的方法多种多样，日

本人从自己的角度不认同而已。

在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

之际，回顾中国日语教育界的发展历

程，我认为此前的每一分成绩、每一

项成果都离不开为此付出毕生精力的

中日两国的日语教育工作者，对于我

来说，我特别感谢在“大平班”为我

们辛勤付出的老师们，虽然他们许多

人已经老了，或者说是离开了我们，

但他们的精神永远激励着、影响着

我，谢谢“大平班”！

85

“大平班”的前世今生

86

weilan 人 物

在学术与艺术之间徜徉

——专访天津市汇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孙跃新

孙跃新

天津立信昌文化商贸有限公司董事长、天津市汇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天津汇泰艺术中心总代表、

尼雅遗址学术研究机构委员、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网总代表。

先后合作出版作品有：《梦幻尼雅》、《中日共同尼雅遗址学术报告集》（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日文

版、第三卷中文版）。合作创办“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网（www.wenbao.net）”，并自主运营至今，是中国

唯一全公益性的文物保护网站。

weilan 人 物

87

“大平班”的前世今生

学无止 顺天时

蔚蓝：孙总是天津本地人，

“大平班”四期生，横跨学术研究

与商业经营两大领域，实为难得。

您1978年上大学，那您应该算是

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毕业生

了。恢复高考之前，很多人曾受到

文革的影响而耽误了求学发展之

路，不知您当年是怎样的境况？后

来又是经历了怎样的努力才跨进了

天外的大学殿堂？

孙总：我是1978年2月份上

的大学，1977年是第一届，与78

届之间只差了半年，是恢复高考制

度后的第一届大学生。文革对我本

人来说没有什么影响，就是后来去

日本留学的时候，他们要求必须要

有12年的学历，但是因为文革实

际上没能接受12年的基础教育，

那这样学历就不够了。我当时去的

是京都大学，那时候出国留学还算

是比较早的，当时好像那里的教授

还专门开了一个会议讨论这个事

情，然后出了一个说明说因为当时

中国国情的原因，我们这种情况被

视为是跟别人一样的同等学历。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很

多学校才开始招收日语第一届学

生，而在1945到1972年之间几乎

是没有人学日语的，没有人敢学，

学的话会被人家说成是汉奸的，所

以这期间中国的日语人才处于一个

空档。后来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有

人跟总理建议说要培养日语人才，

没有人懂日语的话无法跟日本人打

交道。所以后来就设了8所外国语

学校，天津外国语学校算是其中一

所。我是1973年开始学日语的，

应该算是天津外国语学校的第二批

学生，一共32个人，包括现在北

外的郭连友教授，我们当时都是一

个宿舍的同学。当年天津外国语学

校毕业后考大学也没受什么影响。

蔚蓝：当年天外毕业是到哪

所大学执教？后来是怎样的机缘

促成了报考“大平班”？听说当年

报考“大平班”的竞争是非常激烈

的，不知当年的报考您还留有怎样

的印象？是否也曾面临困难或压

力？

孙总：我毕业以后又被分配

到天津外国语学校当老师，那时候

就相当于是天津外国语学院的附校

了。当时被分配去当老师好像也是

经过考试的，但基本上算是内定推

荐，不知怎么就推荐到我了。可能

是因为当时大学毕业生不是很多，

反正就轮到我了。

可能和同时代的人比起来我

是比较顺，像国家改革开放或者是

利益分配的点我都踩上了。1977

高中毕业就赶上了恢复高考，改革

开放的时候那一段时间特别乱，但

那时候是在学校，后来就是去日本

留学。我留学的时候学的是建筑，

拿的是京都大学的工学博士学位。

而我毕业的时候又赶上日本泡沫经

济的鼎盛时期。泡沫经济实际上主

要就是土地和房地产。当时日本的

房地产商急需我们这样能够看图、

做规划、了解项目的人才，这样就

又加入到日本的经济这一块当中

了。泡沫经济结束以后就回国了，

正好又赶上中国经济的腾飞。当时

在制度上还有很多不健全的地方，

这就又需要我们这样的人才来修补

制度上的不足，而与此同时我们也

收获了比较丰厚的利润，当然我们

是要付出努力的。但是现在的年轻

人即使也像我们一样奋斗的话也不

一定会取得很好的成果，因为现在

方方面面都比较健全了。所以这也

可以说是一个时代的机遇。

至于“大平班”竞争的激烈，

在我印象当中为考取的确作了一些

准备。我认为当时中日两国对此都

是很严谨的，因为中国很重视、日

本也很重视。而且当时日本派的都

是一流的、顶级的老师，我们当时

只有在一些论文或者是刊物上能够

了解的老师，在“大平班”基本上

都见到了，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难

得的学习机会，也是一种特别大的

鼓励。

蔚蓝：当年“大平班”的老师

都是日本非常有名的教授，哪位老

师给自己的印象最深？您从中又得

到了哪些启发呢？

孙总：当时有一个做事务的

竹中老师，他不是属于那种特别有

名的老师，他有时候教课有时候也

做一些事务，但是是个特别热心的

老师。所以给我留下的印象也比较

深刻。因为当时我们大部分都是大

学毕业以后教了两年学，然后就到

88

weilan 人 物

了“大平班”，我觉得当时我们研究

的层次都是很浅的，都没有很上档

次的，当然其中有些老教师是比较

不错的，但是对于我们年轻人，特

别是对于我来说，给我印象最深的

而且一直到现在还流淌在我的血液

里的就是他们的严谨。当时也不懂

治学，因为没有认真的研究过，但

是当时日本教授他们的那种治学态

度非常严谨，这也潜移默化地影响

着我，使我终身受益。

蔚蓝：在“大平班”学习完了

以后还有一个月的去日本研修的机

会，当时应该也是您第一次去日

本，那时候心理上的落差是不是比

较大呢？这一个月的赴日研修是不

是对您以后选择去日本留学有一定

的影响？

孙总：我们那时候去日本的

待遇几乎比现在的部长级的人去日

本的待遇都要高，从带我们去参观

的那些地方以及最后宴会的程度，

都可以看出对我们的重视。我现在

觉得，当时日本政府对“大平班”

的重视，甚至投入那么多资金等，

这种做事的态度特别值得我们现在

的孔子学院学习。因为“大平班”

培养了从思想感情上贴近日本的一

批人。虽然我们也会说日本不好，

但是在思想感情上还是会贴近对方

思想、贴近对方文化的，而且这批

人之后又大都继续从事教育，与此

前相比对学生的教育肯定是不一样

的。

至于后来选择去日本留学，

那是因为我们学的是日语，没有其

他选择的余地，不像学英语的会有

很多国家可以选择。而且当时私

费出国的人很少，不像现在大多都

是私费的。当时的家庭条件也不允

许去私费留学，所以当时全是公费

的，或者是日本国费的，我就是获

得文部省奖学金去的日本。当时一

个月的研修为我后来去日本留学打

下了一定的基础，使我大体对日本

留学有了一种概念上的理解。到后

来1986年去京大学习建筑专业，

一直到拿到京大的博士学位。

商有道 公益情

蔚蓝：当时出国的人最后留

在日本的肯定很多，而您有了这样

的高端资历，在日本找一个很体面

的工作应该不是问题吧？可又是出

于怎样的想法与机缘作用下，您选

择了回国创业？

孙总：当时博士毕业的时

候，可以说如果想在日本找份工作

是很简单的事情，如果我想找，马

上就能找到，但是我博士毕业以后

又在京大做了两年的学术振兴会特

别研究员（相当于博士后）。做完

两年以后又接着在京都大学做助

手，同时做自己的研究。实际上

要是按照当时那种情况发展下去的

话，我现在可能也在某所大学做老

师了。但是从骨子里又有点不甘

心，想做点什么。我是学建筑的，

当时受社会的冲击还是比较大的，

因为正好赶上日本的泡沫经济时

期，所以就在日本的企业做了城市

规划顾问，也就慢慢的跟企业融合

了。

当时选择留在日本的人还是

很多的，这些人现在发展的也都很

不错。1996、1997年开始，我因

为尼雅研究和一些生意上的事情，

就开始国内、日本两边跑。其实当

时并不是我刻意选择要回国发展，

是那个时代的影响和我个人选择的

共同结果。当时回国也没有想好具

体要干什么，就是想做一些与土地

开发和规划设计有关的东西。

蔚蓝：1997年10月您创办了

天津立信昌文化商贸有限公司，这

是一家主要从事哪些领域业务的公

司？后来您又于2005年创办了天

津汇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这两

个公司在业务发展上是什么关系？

再后来您在艺展领域越走越远，设

立了汇泰艺术中心，并成为天津

艺术圈响当当的品牌。到今年的

10月份，距您涉足商海创业将满

15年，怎样形容您15年的商海征

程？回首往昔，15年从商经历，

给自己最铭心刻骨的经历或感受是

什么？

孙总：立信昌商贸是我回国

后创办的，主要是做能源天然气这

一块，这个公司实际上是中燃的下

属公司，因为这里面掺杂着很多国

家对能源的战略和策略，所以后来

慢慢的国家就不让私营再参与了，

就给我们开出了一些比较好的条

件，让我们退出来了。

汇泰艺术中心和立信昌商贸

89

“大平班”的前世今生

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公司。汇泰

国际主要包括出版物、画廊、学术

交流，还有文物网站、文物拍卖

等，是与文化有关的。在我看来的

话，立信昌是盈利性的，而汇泰主

要是非盈利性的。虽然说字画是可

以卖钱，但是如果你不把它变现的

话，它永远就只是一幅字画而已，

汇泰不像立信昌那样是实实在在的

盈利，而是在帮助别人变现价值的

同时实现自身的价值。

现在汇泰的现当代艺展这一

块，在天津做的还可以，但也仅限

于在天津而已，还远不能跟北京、

上海、深圳的大型画廊机构相比，

因为这些城市有做现当代的人才和

条件，而中国现当代的艺术品市场

才刚发展了20年，中国传统的东

西像传统水墨、字画等这些还是重

心，这些传统的东西天津却可以说

是重镇。

其实我一直不把自己当个商

人，但要说是个文化人好像又是把

自己抬高了一层。我觉得自己骨子

里还是属于文化人的，但我也不否

认自己是个商人。毕竟商业给我的

生活和我周围的人带来了丰厚的利

润。只是我自己喜欢做的还是一些

文化方面的，比如文化里面没有人

愿意做或者是想做而没有能力做的

文物保护等，这都是有人想做也做

不了的，因为需要一定的能力和经

济基础。像我参与做的古遗址壁画

修复等这些在日本的比较大的博物

馆基本上全都展览过了。修复的水

平可以说是世界顶级的，都是请中

国和日本的专家一起做的。这不仅

需要有这方面的爱好，还需要参与

的人有一定的人脉和经济实力。

蔚蓝：看您一身儒雅风范，

倒十足的像是个专门做学问的，而

今您学问经商两相宜，堪称一代儒

商啊！您本人是日本佛教大学尼雅

遗址学术研究机构的博士，对于佛

理有研究，佛学对您的经商方面有

什么影响吗？

孙总：我参与的西域考古基

本上都是以尼雅遗址学术研究机构

来做的，这个机构当时设在日本佛

教大学。要说佛学对我的影响应该

是有的。在从事尼雅研究的人当中

有一个人叫小岛康誉，他也是尼雅

研究的核心人物。而他还是一家上

市公司的老板，是做珠宝生意的，

在他54岁的时候公司上市，而公

1，修复后的丹丹乌里克遗址唐代壁画

2，孙跃新

3，汇泰艺术中心内部空间

1 2

3

90

weilan 人 物

司上市以后他就隐退了，而实际上

我做现代艺术的启蒙者就是他。我

总感觉文化的东西，有时候会让人

感觉自己做了很多事情，但是实际

上只是在做这件事情的这么多人

中，做了能够支撑起这么大的一个

体系的一点点的事情而已。但是这

个事情需要有人来做，不管是组织

还是其他方方面面的人。

蔚蓝：您还兼职尼雅遗址学术

研究机构的委员，还亲自开展考古

活动，看来还是放不下学术研究？

搞学术研究又是如何促进自己经商

的呢？我想在您的学术研究和经营

活动之间应该有一个互相支撑的点

是吗？最近，您在学术研究领域有

哪些研究成果可以与读者分享？

孙总：是，要说相互支撑的

点的话应该是有的。但是首先我觉

得骨子里要喜欢；再就是要有一定

的经济基础，有能力做这些事；还

有就是要舍得放下一些东西，还要

不求回报的来做这些事。总之重点

就在于个人喜欢，能够持之以恒。

考察队的研究成果还是有很

多的。有报告书、有在日本和中国

（新疆、北大）举办的研讨会，这

样的研讨会基本上每三年左右就

会举办一届。在2002年的时候中

国选出了64件禁止出国展览的文

物，在64件古代文物里面，有一

件就是我们发掘出来的。还有就是

村上春树大家是熟悉的，他的印象

风景就是我们艺术中心拍的，已经

在天津和神户展出了，我们自己拍

照片自己出版，这在文化上也算是

一种交流。

蔚蓝：看您还是“中国历史文

化遗产保护网”总代表，您赋予这

个“总代表”哪些意义？这应该是

您出资办的吧？都知道您是做艺展

的，做这个网站是出于怎样的初

衷？与自己搞尼雅遗址学术研究有

什么联系吗？在商言商，您又打算

怎样使这么一个纯公益性网站成为

下一个营利的增长点？

孙总：这个网站做了已经十

几年了。现在做网站是一件非常简

单的事情，但是当时国内基本上没

有人做网站，所以做起来还是有一

定难度的。这个网站是100%纯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