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 年第 2 期（总第 1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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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说国际政治：娱乐政治时代的幽默实践 ∗

赫尔勒·马尔姆维格 [著] 吴谨轩 [译]①

 文章导读

幽默一直是哲学、传播研究、心理学和人类学等学科中一个长期存在的主题，而

国际政治一直以来都“忽视了构成全球政治的大量幽默实践”。直到近年来，国

际政治学者才开始试图对“幽默”进行理论化并研究其对身份建构、国际认可、

知识和全球异议所产生的构成性影响。人们较少关注幽默的政治表达也可能具有

的局限性。

因此，本文旨在从理论和经验上引导新兴领域关注国际政治的幽默表演对全球政

治产生的挑战性影响。在娱乐政治时代，政府领导人和全球公众通过有趣的表情

和舞台笑话相互接触。即使在战争时期，进一步探讨幽默表演在全球政治中的潜

在局限性似乎也越来越重要，但同时也不能忽视幽默富有成效的一面。

为此，本文将首先超越国际政治，引入哲学家索伦·克尔凯郭尔（Soren Aabye

Kierkegaard）和作家大卫·福斯特·华莱士（David Foster Wallace）对幽默的批判性

反思。他们被幽默的生产力所吸引，但同时也担心幽默的危险：幽默所玩弄的模

棱两可，它可以创造出难以忍受的轻松，它可以提供超然的参与。由于克尔凯郭

尔和福斯特·华莱士没有明确地谈论政治，本文也是一种重新解释他们的国际政

治思想并将他们的一些担忧与全球政治的具体经验例子联系起来的尝试。

本文将深入分析三个不同的例子：伊朗和美国政府在伊拉克代理人冲突升级和核

协议（JCPOA）废除时之间的“模因战争”、“应声虫”组织在哥本哈根第 15 次缔

∗ 原题为：《戏说国际政治： 娱乐政治时代幽默实践的生产力和局限性》。文章来源：Helle Malmvig, “Jest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he Productive Power and Limitations of Humorous Practices in an Age of Entertainment Politic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49, No.3, 2023, pp.513-534.

①

赫尔勒·马尔姆维格（Helle Malmvig），丹麦国际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研究兴趣为中东地区的国际政治、国际政

治的审美化和幽默化。吴谨轩，国政学人编译员，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政治专业硕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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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方会议上通过模仿来抗议气候变化，以及 2019 年特朗普和金正恩举行的第三

次核会谈。

那么如何分析这些幽默实践的例子呢？本文提出了一种三管齐下的分析策略：（1）

战略性挪用；（2）模仿性颠覆；（3）持续性模仿。每一个都与权力/知识有不同

的关系，阐明了原始所指对象与其令人眼花缭乱的模仿之间的独特关系。因此，

分析策略主要以福柯对权力和知识密切相关的理解为基础，其中幽默实践嵌入在

权力和知识的形成中，而不是权力和知识的外在表现。结论部分表明，随着政府、

国家领导人和国际组织在新公共外交、混合战争和国家品牌塑造中越来越多地采

用幽默做法，幽默质疑既定真理和权威的关键潜力可能被神圣化。

 思维导图

一、幽默的生产力：国际政治的三大主题

什么是幽默？哲学家西蒙·克里奇利（Simon Critchley）将幽默定义为期望与现实之

间的脱节。通常，令人惊讶或不协调的事情会让我们发笑，就像一位严肃的世界领导人

突然失态或行为不合时宜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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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忌与非禁忌、真实与虚幻之间出乎意料的冲突可以让我们发笑，因为喜剧模式会

带来矛盾并给熟悉的说法带来麻烦，所产生的滑稽往往有某种奇怪或不合时宜的地方。

因此，要欣赏滑稽的脱节，需要某种形式的共同规范或社会共同体——“没有社会一致性，

就没有滑稽的不协调”。

此外，幽默的特点往往是语义模糊，具有多种含义和可能性。这种模糊性在讽刺形

式中尤其突出，这种形式利用矛盾和对立来给我们对世界的了解造成一种不确定感。也

许最著名的是，幽默可以提供一种“心理缓解”的感觉。

笑可以释放压抑和恐惧，并与创伤和危机等建立必要的情感距离。弗洛伊德“救济

理论”的踪迹也可以在当前国际政治中的幽默实践中被找到，幽默被视为国家在国际领

域管理焦虑和不安全感的一种手段。在国际政治中，焦点确实主要集中在幽默对政治领

域以及幽默的生产力和推动力有何影响。这些“生产性影响”可以分为三大主题：（1）

颠覆和扰乱权力；（2）提供替代事实和叙述；（3）管理国际焦虑和身份。

二、接近幽默的局限性：与克尔凯郭尔和福斯特华莱士的接触

对于克尔凯郭尔来说，反讽不仅仅是一种否定的修辞策略，而且是一种允许一个人

成为自我的世界存在模式。通过讽刺性的参与，一个人可以将自己从即时性和给予的东

西中解放出来。克尔凯郭尔强调：“正如哲学本身始于怀疑一样，人类的生活也始于反

讽。”既定实践和习俗的反讽矛盾可以让主体至少在一段时间内获得自由。然而，讽刺

主义者所进行的那种质疑只能暂时摆脱事实性，从长远来看，无休止的怀疑会导致某种

形式的陷阱、距离和冷漠。

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福斯特·华莱士借鉴克尔凯郭尔的观点，同样认为反讽很容易成为

永久性的，并且只有短期的紧急用途。福斯特·华莱士在 20 世纪 90 年代（反讽最出色的

十年）写作时认为，反讽模式已经失去了颠覆性的潜力。

幽默形式的国际交流可能同样会影响我们对局势的严肃性或复杂性的感觉。简而言

之，幽默的政治表演可能会带来以下风险：（1）陷阱；（2）轻松参与；（3）模糊现实

与虚构、娱乐与严肃政治之间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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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幽默作为一种表演实践：三管齐下的分析策略

为了理清幽默实践如何与权力/知识形式具体相关，本文提出了幽默表演的分析策略：

（1）挪用；（2）颠覆；（3）模拟。分析策略的基础是福柯对权力和知识密切相关的理

解。权力依赖于知识领域，知识取决于权力的组织和行使方式，而权力不是某些行为者

所拥有的自上而下按等级运作的工具。幽默实践可以被分析为特定形式的表征（知识），

它阐明了所指之间的关系——我们嘲笑——以及它令人眼花缭乱的模仿（能指）；反过

来，这些表征可能会复制、颠覆或模拟权力的形式。

第一种类型的挪用与通过复制和重申的权力有关，它几乎不涉及新颖性或令人惊讶

的思维。第二种涉及通过戏仿颠覆和制造麻烦获得权力，它试图重新构建话语并阐明另

类的想象。第三种通过对权力的持续模拟来发挥作用。

1. 战略性挪用

第一个分析策略是战略性挪用。它是一种分析幽默行为的方法，这些行为似乎是出

于精心策划的目的而公然上演和篡改的。它可以从政府的国家品牌建设、危机管理或战

略性（虚假）信息宣传活动中举例说明，这些活动通常可能只是再现社会和政治等级制

度，并重申共同的比喻。例如，欧盟参与说唱大战，以及伊朗从好莱坞电影中制作表情

包。

将幽默实践分析为战略性挪用还涉及询问他们所依赖的自我和他人的概念，援引了

哪些理想化自我的概念，并推断出哪些关于他者的叙述。幽默的挪用形式如何表现出优

越或理想化的身份，而作为笑柄的他者又如何被嘲笑和贬低？这也可能意味着要求幽默

挪用可能允许外交和国际交流的违规行为。例如，国家元首公开贬低其他国家元首，就

像伊朗和美国交换“有趣”的表情包并互相威胁。

最后，幽默挪用是一种分析如何通过羞辱和贬低来强化服从和纪律的方法。幽默行

为可以在特定方向上规范和管理主题，例如工作场所的“企业喜剧演员”或“欢乐星期

五”隐含地要求员工不仅要工作，而且要在工作时享受乐趣。

2. 颠覆性模仿

本文提出的第二个分析策略是颠覆性模仿。戏仿涉及对现实的某种夸大或放大，勾

勒出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特征或身份，或者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变得正常化的特征或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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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戏仿表演现在可以在网上和社交媒体上传播和传播，它们也可以更容易地为全

球观众所接触。例如，在新冠肺炎疫情封锁期间和美国大选年，莎拉·库珀（Sarah Cooper）

模仿特朗普的行为在全世界范围内广受欢迎，拥有数百万次观看次数。库珀使用了特朗

普自己的演讲和准确的陈述，但她夸张的面部表情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演讲中令

人惊讶的新颖之处在于，它引出了实际所说内容的可怕性，就好像我们第一次听到一样，

特朗普的讲话变得异常奇怪。戏仿可以让我们思考当前话语的局限性，并通过质疑令人

难以置信的事情来想象替代方案。

在分析戏仿表演如何扰乱权力和知识的形成时，人们可能会问：哪些等级制度和身

份被破坏了？哪些界限受到了质疑？以及从中出现了哪些替代想象和重读？

3. 模拟

本文提出的第三个分析策略是模仿。在这里，滑稽和严肃之间的区别面临着崩溃的

危险。表演中有一种挥之不去的矛盾心理，一种嘲讽和夸张的气氛，我们永远无法确定

它的严肃性。

也许有人会说，当喜剧演员弗拉基米尔·泽伦斯基在电视上扮演理想的乌克兰总统的

角色，但实际上却成为乌克兰总统时，类似的超现实动力也在发挥作用——这是象征性

的喜剧成为现实之前的标志吗？然后它又折回自身，这样就可以区分两者之间的区别，

就像真人秀电视大师和明星唐纳德·特朗普根据电视真相的准则模拟和效仿他的总统任

期一样。真实的事物被重新塑造成虚构的事物。

在模拟中，真实/虚构与严肃/喜剧之间的无尽循环创造了一种奇特的讽刺氛围，我们

永远不知道我们住在边界的哪一边。政治领导人扮演着电影明星的角色，他们塑造和引

导了我们的现实，而我们所有人都可能将其视为现实。

四、模因战争、“应声虫”组织和核峰会：幽默做法的三个例子

本文对国际政治中的三个幽默实践进行实证分析：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模因战争、“应

声虫”组织与 COP15 和平壤核峰会。选择这三个例子是为了涵盖国际政治中广泛的幽默

实践，包括涉及政府领导人和活动人士的例子、各种政治主题在中东、气候变化和核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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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分析的目的是双重的：展示如何根据经验使用这三种分析策略，以及如何具体展现

幽默实践的局限性。

1. 模因战争

2018 年夏天，美国即将退出伊朗核协议，并对伊朗实施新的严厉制裁。伊朗将军苏

莱马尼在他的 Instagram 账户上发布了一个令人惊讶的表情包——这是一个意想不到的

笑话，不仅因为 Instagram 在伊朗被正式禁止，还因为它毫不费力地玩弄了美国流行文

化。将军出现在前景中，看上去很凶猛，而他身后的白宫则在火焰中，就像电影本身一

样。

伊朗表明，它可以轻松、幽默地兼顾好莱坞和 Instagram，从而展现出冷静和精湛的

技艺，打破了西方对伊朗政府作为落后的宗教狂热分子的刻板印象。取而代之的是，它

展示了一个时髦的年轻伊朗政府，它比敌人更了解敌人，有可能暴露或羞辱对方的无知。

尽管这些模因扰乱了西方对伊朗身份的刻板印象，但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关系却被刻

板地视为敌对敌人之一，似乎需要摧毁对方。从这个意义上说，特朗普政府自己将两国

关系视为一场生存之战中的敌人，这一点没有受到伊朗的质疑。这种心理可能加剧了本

已紧张的冲突局势中的不确定性，就像模因的讽刺姿态似乎减轻了双方对冲突升级的任

何真正责任一样。

2. “应声虫”组织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应声虫”组织（一个讽刺活动团体）一直在向通常不知

情但同谋的媒体受众模仿大公司和政府官员。他们西装革履，打着领带，宣布看似令人

难以置信的政策变化，例如伊拉克战争的结束或新的气候变化立法。

在其最新的纪录片中，活动人士在哥本哈根 COP15 峰会上进行了迄今为止最精心的

表演。冒充者宣称加拿大从明年起将制定严格的新减排准则，并开始向南半球所有国家

偿还其“气候债务”。所有主要新闻媒体立即报道了这一消息，并要求加拿大政府对其

令人惊讶的转变发表评论。聚集在峰会上的全球媒体重新讲述和辩论了这一骗局，加拿

大政府被迫否认/确认其在气候立法上的立场。

然而，这次表演最终没有成功。加拿大政府没有改变其减排政策。记者们只对这个

有趣的骗局感兴趣，而不是对“应声虫”组织希望参与的关于南半球和北半球之间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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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问题的任何严肃讨论感兴趣。最初将这个问题定性为戏仿，确实创造了媒体关注，但

后来似乎不可能将幽默的框架转变为严肃的框架。

3. 一场壮观的核峰会

2018 年夏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朝鲜主席金正恩在新加坡首次会面，签署核协议。

当两位领导人在谈判前在新加坡酒店房间会面时，特朗普向朝鲜领导人展示了白宫制作

的（假）电影预告片。预告片展示了两位国家领导人进出飞机的镜头，看起来像“总统”

向欢呼的人群挥手致意，并交叉剪辑了颗粒状的黑白第二次世界大战镜头和核战争图像。

两位领导人最后签署的协议只不过是一份通用的单页纸，没有路线图、后续行动或

监督机制，就像两国之间显然只进行了非常初步的会谈一样。美国政府称这是一项“历

史性协议”，将使得“朝鲜半岛完全无核化”。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 (ABC) 的一次采访

时，特朗普带着某种得意的笑容指出，“他与金正恩建立了一种特殊的联系”，金正恩

会“消除整个国家的核武器”。采访者看上去很困惑，露出了也许不确定难以置信的笑。

人们显然有一种想要寻找超真实外表背后的真相的冲动；这确实是一次历史性峰会，还

是仅仅是一个神圣的模仿？

事实上，当金正恩返回平壤时，他制作了关于这次会议的四十分钟纪录片，仿佛通

过将其变成另一部电影来肯定所发生的事情的超现实性。连续不断的电影制作将公民变

成了渴望娱乐的消费者，永远粘在银幕上的温顺主体，对现实或政治漠不关心，只要它

继续有趣。两年后，谈判破裂。朝鲜又开始了洲际弹道试验，并称美国是“寻求政权更迭

的伪君子”。最终，超现实的核协议只剩下特朗普的《命运》电影预告片和金正恩自己的

纪录片，在 Youtube 上流传，观看次数达数百万次。

五、无限笑话？关于对国际政治可能产生的影响的总结性思考

本文旨在从理论上和实证上探讨幽默地构建国际政治的风险。通过研究克尔凯郭尔

和福斯特·华莱士的思想，本文发现幽默的做法的结果：（1）有可能产生轻松的政治参与

形式；（2）导致困局；（3）模糊虚构与现实、娱乐与政治之间的区别。本文通过制定三

管齐下的分析策略，展示了这些在伊朗与美国的模因战争、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期间“应

声虫”组织的滑稽陷阱以及平壤核峰会上不可思议的娱乐和虚构游戏中是如何展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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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种分析都通过阐明原始指涉物与其令人眼花缭乱的模仿之间的独特关系，与权

力/知识有不同的关系，并通过复制、颠覆和模拟与权力相关。然而，关于幽默和国际政

治的对话才刚刚开始，一些有趣的问题和研究仍然存在。其中最有根据的可能是，与过

去相比，幽默在国际政治中变得更加普遍，因为国家领导人在网上而不是在黑暗的外交

走廊中相互接触。如果幽默形式的政府互动变得更加突出，那么这对幽默形式的异议的

可能性有何影响？

20 世纪 90 年代，福斯特·华莱士认为，虽然反讽曾经在后现代文学和思想中非常有

效，但它已经失去了反文化和批判的优势。我们是否看到了国际政治中这种发展的轮廓？

由于政府、国家领导人和国际组织在新的公共外交、混合战争和国家品牌建设中被要求

保持幽默和娱乐性，他们是否削弱了幽默的关键潜力和质疑既定真理和权威的能力？幽

默的颠覆能力是否被神圣化，就像在国内政治中一样。我们可能还没有达到这一目标，

但有迹象显示这个可能的发展方向。

 译者评述

本文引入哲学家索伦·克尔凯郭尔（Soren Aabye Kierkegaard）和作家大卫·福斯特·华

莱士（David Foster Wallace）对幽默的批判性反思，对国际政治中的幽默现象进行分析。

同时，本文借助“模因战争”、“应声虫”组织，以及 2019 年特朗普和金正恩举行的第

三次核会谈这三个例子加强了读者对于国际政治中幽默的认识。

本文的创新性如下。第一，本文创新性地对国际政治中的幽默现象进行分析。在已

有的研究中，学界主要的关注点都在于幽默与心理学、哲学等领域的关联，然而，国际政

治中的幽默往往被学界忽视。本文将研究重心置于国际政治中的幽默现象，具有显著的

创新性。第二，本文提出了对国际政治幽默的新分析策略。即（1）战略性挪用；（2）模

仿性颠覆；（3）持续性模仿，并由此对国际政治中的幽默现象进行了详细分析。

同时，本文也存在些许不足。第一，本文缺乏理论贡献。本文的研究提出了三管齐下

的分析策略，并借用了克尔凯郭尔和福斯特华莱士的哲学观点。然而，本文缺乏对国际

政治幽默现象抽象性的理论贡献，其主要分析重心在于实证性分析。第二，本文对国际

政治幽默现象的提炼缺乏足够的实证证据。本文借用“模因战争”、“应声虫组织”和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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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会三个例子证明三管齐下的分析策略的有效性。然而，每一个分析策略只得到了一个

实例的证明，实证证据并不充分。因此，本文需要更多的实例，以证明分析策略的实用

性。

未来针对国际政治中的幽默现象研究可以关注以下几点。第一，可以加强跨学科研

究。正如本文提出，幽默往往与哲学、心理学、传播学等领域相关。因此，本研究可以加

强跨学科，形成多学科协作式的研究模式。第二，研究可以关注幽默对国内政治等方面

的影响。本文的主要关注点在于幽默在国际政治中的体现。事实上，幽默在国内政治中

的体现也非常明显，因此，未来研究可以将重心置于对国内政治的幽默研究之中。

【校对审核：林尚沅 吴文博 李源】

【责任编辑：封欣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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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式修正主义：

关系网络、主导制度与国际秩序变革 ∗

斯塔西·戈达德 [著] 余嘉荣 [译]①

 文章导读

现行制度如何塑造修正主义国家的行为？本文运用网络分析方法研究修正主义

国家和对现行制度秩序的挑战策略，将现行制度视为网络，该网络由制度成员之

间的政治、经济、观念互动关系构成。本文的核心观点是：修正主义国家挑战现

行国际秩序的策略选择取决于该国在现有制度网络中的位置，挑战者在网络中的

位置影响了其为实现改革目标所能调动的物质和文化资源，从而影响了其变革策

略选择。

通过提出国家在现有制度网络中位置的两个关键维度——（1）准入度和（2）中

介度，本文将修正主义国家分为四种类型并识别了他们各自倾向于采取的变革策

略：（1）融入型修正主义国家，倾向于制度内有限的改革；（2）桥接型修正主

义者，倾向于基于规则的变革；（3）孤立型修正主义者，倾向于退出现有体系另

起炉灶；（4）流氓型修正主义国家，倾向于诉诸武力。本文基于 19 世纪早期的

俄国、19 世纪中叶的普鲁士、20 世纪中期的苏联以及 20 世纪 30 年代的日本四

个案例进行了实证检验。

∗ 文章来源： Stacie E. Goddard, “Embedded Revisionism: Networks, Institutions, and Challenges to World Ord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72, No. 4, 2018, pp. 763-797.

①

斯塔西·戈达德（Stacie E. Goddard），韦尔斯利学院政治学系教授，研究方向为国际安全，重点关注合法性、

大国崛起、领土冲突等议题。余嘉荣，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政学人编译员，研究方向为国际发展、

经济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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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维导图

一、研究问题与既有研究

中国的崛起会如何影响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不失一般性地，什么情况下修正

主义国家会对现行秩序构成挑战？对于上述问题，既有研究在类型学和因果机制上已积

累了一定的成果，但仍有明显的不足：

修正主义国家的分类上，既有的大部分研究识别了两种类型：一是“有限目标型修正

主义国家”，这些崛起国在接受现行秩序基础性原则的前提下，力求对制度进行有限改革，

改善自身在制度内享有的地位。二是“颠覆型修正主义国家”，这些崛起国不仅质疑现行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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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内的权力分配方式，还对秩序本身提出挑战，这类国家的出现常导致霸权战争。然而

这种二分法并不能涵盖历史上所有推动现行秩序变革的策略。

针对影响修正主义国家改革策略的因素，既有的多数研究都聚焦于修正主义国家自

身的偏好。然而这一路径也存在明显的问题，实证上修正主义国家的主观意愿和实际行

为之间常常并不完全匹配。更为重要的是，修正主义国家所能采取的策略受制于其能够

调动的军事、经济和社会资源，而这些外部资源至少部分地来自于现行制度。

二、理论框架：崛起国在现行制度网络中的定位与其变革策略的选择

本文认为，修正主义国家在现行制度中的定位（position）影响了其类型，进而影响

了其选择何种策略变革现行秩序。为了描述修正主义国家在现行制度中的定位，本文将

制度视为一张网络，节点之间的连接被定义为成员之间持续的互动。这种互动强调成员

之间应存在共享的观念、记忆、预期、以及权利义务关系，具体形式包括军事同盟关系、

贸易往来等物质性关联以及权威、共同叙事等观念性关联。

图 本文因果机制（译者自制）

虽然本文认为国家有可能策略性地与制度中的其他国家建立联系，但考虑到单一国

家通常难以在短时间内改变其在整个对外关系网络中的定位，因此本文主要关注网络结

构对嵌入其中的国家的影响，其主要包括三类机制：一是影响崛起国的成本-收益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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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崛起国在关系网络中的定位将影响其采取不同行动的成本和收益，进而影响该国的最

优策略；二是影响崛起国面临的政治机会结构，即崛起国在网络中的定位决定了其是否

有资源采取某种变革策略；三是影响崛起国的偏好，即结构通过社会化机制重塑崛起国

的主观偏好。

1.自变量：崛起国在现行制度网络中的定位——崛起国节点的准入度与中介度

那么如何描述崛起国在制度网络中的定位？本文提出了两个维度：“准入度”

（access）和“中介度”（brokerage）。

“准入度”指修正主义国家融入现行秩序的程度，可通过崛起国与现行制度内其他

大国的制度化联系密度和频率进行测量。高准入度的重要性在于其赋予了崛起国制度性

权力（institutional power），并通过三个机制引导崛起国采取制度内改革：（1）准入度影

响崛起国的成本-收益考量。高准入度崛起国的许多获益来自于现行制度，若挑战该制度

将付出较高代价。（2）准入度影响崛起国面临的政治机会结构。高准入度往往将崛起国

与现行制度绑定，限制其动员资源用于反制度。（3）准入度影响崛起国的偏好。随时间

推移，崛起国更可能出于适当性逻辑将主流国际规范内化。

“中介度”指修正主义国家是否占据网络中的结构洞、在不同集团之间扮演桥梁作用。

高中介度的重要性在于其赋予了崛起国创业性权力（entrepreneurial power），并通过三个

机制激励崛起国在现行秩序外实施变革：(1)中介度影响崛起国的成本-收益考量。高中介

度降低了崛起国在现行制度外活动的成本，提高了其采取规避和挑战现行秩序策略的吸

引力。(2)中介度创造机会结构，使崛起国能够动员足够的资源，建立独立于现有制度的

军事同盟、经济合作关系并挑战现行国际规范。(3)中介度影响崛起国的偏好。当崛起国

同时隶属于多个关系网络时，其会面临“角色紧张”（role strain）问题；为了减轻角色紧

张，崛起国会重新定义自身的偏好。

2.因变量：崛起国对变革策略的选择——崛起国的四种理想类型

本文认为崛起国基于其在现行制度网络中的准入度和中介度高低，可区分出四种理

想类型，分别倾向于采取不同的变革策略。一是融入型修正主义国家（integrated

revisionist），具有高准入度和低中介度。此类国家深嵌于现行国际制度中，如果颠覆现

行制度，其自身将承担较高的代价，且缺少另起炉灶的资源，因此较难推动激进的制度

变革。但由于其尚掌握一定的制度性权力，因此倾向于在现行制度内推动有限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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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桥接型修正主义国家（bridging revisionist），具有高准入度和高中介度。此类国家虽

然也深嵌于现行国际制度中并倾向于留在现行秩序内，但同时拥有与制度外国家的排他

性联系，因此退出常常会给现行制度的稳定运行造成冲击，因此也赋予了它们在制度内

谈判中更大的议价权力，因此倾向于采取“基于规则的变革”（rule-based revolution）策略。

三是孤立型修正主义国家（isolated revisionists），具有低准入度和高中介性。此类国家受

现行制度的约束有限，同时在制度外有较多的资源可以动员，因此倾向于采取退出并另

起炉灶策略。四是流氓型修正主义国家（rogue revisionists），具有低准入性和低中介性。

此类国家在制度内外的权力都有限，只能寻求调动自己的国内资源实现变革目标，因此

更可能采取更加激进的扩张主义政策并诉诸武力。

表 四类修正主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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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证检验

为检验上述理论的有效性，作者构建了一个包括 1815 年至 2015 年发生的历次修正

主义国家挑战现行国际秩序事件的案例集，并基于二手历史文献编码了各个案例中修正

主义国家的在制度网络中的定位以及最终采取的挑战策略，结果支持理论的有效性。

然而考虑到上述检验仅显示了相关性，仍须借助细致的案例研究才能识别崛起国在

现行制度网络中的位置与其挑战现行秩序策略之间的明确因果机制。本文选取了 19 世纪

早期的俄国、19 世纪中期的普鲁士、20 世纪 30 年代的日本和 20 世纪 40 年代末的苏联

四个案例，主要考虑有二：一是要求案例对历史进程由较大的影响程度，二是使案例涉

及不同的时空背景以便检验理论的普适性。个案研究所使用的资料包括定量和定性两部

分，其中定量数据主要来自“联盟条约数据义务和条款”（ATOP）数据集，用于重现案例

发生时期的军事同盟网络；定性数据主要来自于史料，用于提供 ATOP 数据库所不包含

的经济、外交和观念资料。

1.融入型修正主义国家与制度内的有限变革：俄国与欧洲协调制度

19 世纪早期，俄国曾寻求扩张至奥斯曼帝国版图内，并在 1821 年一度有意介入希腊

独立战争，但最终俄国仍选择了在欧洲协调制度内通过与其他大国的谈判结束了希腊对

奥斯曼帝国的反抗。为什么一个长期有着修正主义意图的国家最终采取了参与制度、仅

寻求在制度内推动有限的变革？竞争性解释认为奥地利和英国的反对约束了俄国的行动，

但作者认为这一解释缺乏有力证据，作者认为主要是由于俄国在当时欧洲制度网络中是

一个“融入型修正主义国家”：（1）第一，俄国对协调制度的参与提高了其在近东地区

采取修正主义行动的成本。俄皇最初曾认定希腊独立战争不会受到欧洲其他大国的干涉，

但梅特涅与卡斯尔雷很快坚称这一事件属于欧洲事务，并威胁称如果支持希腊对奥斯曼

帝国的的反抗，可能会在整个欧洲激发起民族主义浪潮。（2）第二，俄国深嵌于欧洲协

调制度，这限制了其采取修正主义行动的机会结构。俄国最初曾尝试获得法国和普鲁士

的支持以制衡奥地利和英国，但两国最终都未接受俄国的请求。制度内的孤立无援叠加

缺少制度外资源，使俄国难以动员足够的支持实现自身的战略意图。（3）第三，俄国对

制度的嵌入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其决策者的偏好。维也纳会议之前的俄国曾致力于吞

并奥斯曼帝国的大片领土，但此次危机期间俄皇声称其将遵守欧洲协调制度的基础性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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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表明俄国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内化了制度规范。虽然俄国没有完全放弃其修正主义目

标，但它避免了直接挑战维也纳体系。

2.桥接型修正主义国家与基于规则的变革：19 世纪中叶的普鲁士

1864-1871 年普鲁士通过“基于规则的变革”从维也纳秩序内部挑战了该秩序的部

分原则。具体而言，德意志的统一改写了欧洲版图，并冲击了欧洲协调制度的保守主义

意识形态根基，但普鲁士并没有因此而失去自身作为该制度核心成员的身份。考虑到 19

世纪 60 年代普鲁士自身的实力恐难以与其他欧洲强国相比，其为什么能够推动这一剧烈

变革？竞争性解释大多将其归功于俾斯麦，但作者认为除却俾斯麦的外交才能外，普鲁

士作为一个“桥接型修正主义国家”的定位也为俾斯麦运筹帷幄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具体

而言，普鲁士一方面嵌入欧洲协调制度，但同时又通过德意志关税同盟与德意志民族主

义者建立联系。对主导制度的高准入度和在制度内外团体之间承担中介角色，推动着普

鲁士在制度内采取激进的变革策略。（1）第一，这一地位降低了普鲁士对外扩张的成本，

特别是确保了其他国家不会阻挠普鲁士实现其目标，如普鲁士曾通过威胁破坏德意志邦

联确保奥地利在普丹战争中支持自身。（2）第二，这一地位为普鲁士创造了在制度外动

员资源的机会，如普鲁士利用其与德意志各邦的联系诉诸“保守民族主义”（conservative

nationalism）试图统一先前对立的保守王朝和民族主义网络；每当普鲁士采取修正主义政

策，往往随后都伴随着一场全欧的协调会议以维持平衡。（3）第三，这一桥梁地位也在

一定程度上重塑了普鲁士决策者的偏好。普鲁士在欧洲协调制度内的保守国家身份与其

和德意志民族主义者的联系导致了角色紧张，促使普鲁士寻求某种能够调和两种相互冲

突角色的新身份。上述因素推动其最终选择基于制度的变革策略。

3.孤立型修正主义国家与退出策略：20 世纪 40 年代末的苏联

冷战期间苏联采取了退出并另起炉灶的变革策略。值得注意的是，苏联在二战结束

后初期曾寻求参与美国主导的战后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并一度诉诸基于规则的制度内

变革。但苏联的结构性地位限制了其采取这一变革策略，因 20 世纪 30 年代至 50 年代苏

联与美国及西欧国家的制度化联系相对较少，对主导制度的准入度较低，如苏联要求德

国赔偿、希望马歇尔计划从多边改为双边模式的诉求先后被英法等国拒绝。随着苏联在

制度内推动变革的努力遇阻，苏联转而在美国主导的战后制度外另起炉灶。

4.流氓型修正主义国家与诉诸武力策略：20 世纪 30 年代的日本

2024 年第 2 期（总第 14 期）

61

20 世纪 30 年代的日本通过对外扩张实现其修正主义目标。竞争性解释认为日本二

战时期的扩张主义政策主要源于国内政治因素，但作者认为这一解释并不充分。当时日

本在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中处于边缘地位，同时也缺乏制度外可供调动的资源。就前者而

言，日本发现自身在凡尔赛会议上难以撼动美英法三国的主导地位，在华盛顿体系中也

相对于美英两国处于劣势地位；就后者而言，日本曾寻求与民国时期的军阀合作，但这

种联系被证明为并不可靠；即使是在 20 世纪 30 年代与德国等修正主义国家结盟后，日

本能够动员的制度外联系仍较为有限。这一格局限制了日本采取制度内变革和另起炉灶

的能力，包括在 1930 年伦敦会议上提高海军总吨位的诉求被回绝、在 1933 年后试图建

立的“大东亚共荣圈”被东亚各国否定等。在制度内外能够调动的资源都有限的情况下，日

本最终选择国内动员并实施对外武力扩张，以挑战主导国际秩序。

四、结论

本文强调崛起国的战略受制于其在国际关系网络中的位置，虽然结构对行为体的影

响不是全然决定性的。回到现实，崛起的中国是会颠覆现行的自由国际秩序、还是更可

能会在该秩序内推动改革？作者认为中国更接近桥接型崛起国，或许会更接近于采取基

于规则的变革。作者还认为，虽然有学者认为中国建立新国际制度更多是出于功能性需

要的考虑，但随着时间发展，这些新建立的国家间联系会逐步改变中国采取不同变革策

略的成本收益、乃至重塑中国的偏好本身。

 译者评述

本文是国际制度改革研究领域内的经典文献之一，其核心关切为影响崛起国变革既

有国际制度策略的因素。在研究视角上，本文创新性地将研究重点从先前侧重对崛起国

的主观偏好的分析，转向了对崛起国面临的外部环境和资源约束的考察。借用经济分析

的术语，崛起国的策略选择可以视为一个约束条件下的效用最大化问题，这篇文献出现

之前的既有大部分研究更多关注崛起国主观效用函数的构成，而该文则将学界的关注点

转移到约束条件的分析上，从而为崛起国变革国际制度策略的研究开启了一条结构中心

的分析路线。沿着这一思路，本文将社会网络分析引入国际制度改革研究，并将崛起国

62

面临的结构约束定义为其在既有制度网络中的位置，并引入准入度和中介度两个网络分

析概念对自变量进行操作化。此处译者认为该文有意或无意地将历史制度分析引入了分

析框架之中，因其指出了崛起国与当前制度的关系会约束或赋能其未来与制度的特定互

动方式，历史环境在文中被具体化为崛起国与改革前制度网络结构的相对关系，或许也

为未来更大样本的制度变革实证研究提供了一条相对便捷的操作化路径。

未来研究或可在该文的基础上向以下几个方向进一步深化：一是对制度网络中“边”

的定义的明确化。本文目前将节点之间的连接广义地定义为政治、经济和观念互动关系，

但包含多个维度的连接如何通过一致的编码方式映射到单一的连接强度上，可能需要后

续研究进一步深化。二是如何将本文提出的结构中心的分析进路与既有的国家中心的分

析进路整合。虽然结构带来的资源约束通常对国家行为有重要影响，但相同结构约束下

政治运作对结果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校对审核：夏菲 吴谨轩 李源】

【责任编辑：封欣怡】

2024 年第 2 期（总第 14 期）

63

叙事联盟：国际秩序的话语基础 ∗

亚历山德拉·霍莫勒，奥利弗·特纳 [著] 陈清杨 [译]①

 文章导读

战略叙事是现有正式联盟存在的重要原因，是对国际安全和秩序的共同理念进行

话语协调的重要工具。目前学术界仍缺乏在叙事维度上对安全忠诚和更广泛的国

际秩序实践的持续关注，国际秩序所具有的话语基础经常被忽视了。

联盟通常被理解为国家通过联合以聚集物质实力来应对安全威胁的集团，但作者

建议将这一公认的国家间效忠体系（systems of allegiance）转换到叙事维度，提

出了介于“话语联盟”和“话语共同体”之间的“叙事联盟”这一新概念，并以

“基于规则的秩序”（RBO）为案例，为理解国际秩序与话语之间的复杂关系提

供了一个新的切入点。

在方法论上，文章采用了案例研究的方法，借鉴了各种地理位置分散的国家行为

体的公开声明和政策文件，重点研究了与“基于规则的秩序”有关的叙事要素，

包括“基于规则的秩序”的历史、性质、目的、脆弱性来源以及其基础。

∗ 文章来源： Alexandra Homolar, Oliver Turner,\"Narrative alliances: the discursive foundations of internat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100, No.1, January 2024, pp. 203–220.

①

亚历山德拉·霍莫勒（Alexandra Homolar）, 华威大学国际安全教授，研究兴趣主要在于语言、安全和政治心理

学以及美国国防和安全政策的交叉领域。奥利弗·特纳（Oliver Turner），爱丁堡大学国际关系高级讲师，研究兴趣主

要为：（1）社会力量的作用，包括话语、叙事，身份，帝国和情感在制定外交政策和全球事务构成中的作用（2）批

判地缘政治和“崛起的大国”和“世界秩序”的解释主义研究（3）亚太地区及其与美国、英国和更广泛的西方的接触。他

曾担任 BISA 美国外交政策工作组的召集人和联合召集人，并曾是瑞典国际事务研究所的访问研究员以及曼彻斯特大

学的研究员。陈清杨，国政学人编译员，国际关系学院国家安全学院国际政治系，研究兴趣为欧洲和亚太地区。

64

 思维导图

一、作为国际秩序实践的叙事联盟

战略叙事为解释围绕国际安全和秩序的共同理念进行有目的和持续的话语协调提供

了重要工具，它也被认为在影响现有正式联盟存在的理由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正如北

约一直无法超越关于其目的和资源的既定“危机叙事”，转向有助于确保本土体安全的

“强有力的叙事”。该文为理解国际层面秩序与话语之间的复杂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概

念切入点。

该文提出，将联盟应用于国际秩序的叙事是从关于联盟基本要素的争论到理解国际

秩序实践的重要一步。话语联盟和话语共同体是国际话语协调的主要类型，叙事联盟则

位于二者之间（见图 1）。

2024 年第 2 期（总第 14 期）

65

图 1 一系列国际话语协调

理想型话语联盟持续时间相对较短，以实现范围较小的既定目标为导向。这是一种

“为了某事”的话语协调形式，意识形态、规范和价值观所发挥的作用有限。“分离性”

是其中的一个关键标志，即不存在社会化和群体观念，在联盟宗旨范围外采取单方面行

动是可以接受的。从叙事的角度来看，话语联盟利用参与政治行为体“一系列叙事情节

的组合”（ensemble of a set of story lines）来动员人们支持特定目标，同时公开保持自我

中心意识（me-ness）。

理想型的话语共同体超越了为共同事业结盟的范畴，具有持久性和广泛性。理想型

的话语共同体不仅是实现某个单独目标的手段，它可能把建设共同体作为目标。它具有

公共利益的共通性，参与者的个人关切被降低，单边行动通常是不可接受的。“团结”是

其中的一个关键标志，话语对于创造、维持和扩大参与者之间的共同体意识至关重要。

从叙事的角度看，话语共同体的特点是即使参与者的语言不同，也会出现越来越多的共

同交流模式、术语和叙事。

该文将理想型叙事联盟概念化为一种话语组织形式，它支持参与者的共同利益。与

从内部建立意义的话语共同体不同，它具有明确的目标导向，即针对被认为位于叙事联

盟边界之外的政治行为体和行为方式，并强调避免对现状进行不必要的改变。同时，它

强调参与者之间意识形态、规范和价值观的共性。叙事联盟是关系性的，它通过明确排

斥外部群体（你们）和培养共同的认同感（我们）来掩盖参与者之间的差异。尽管叙事联

66

盟强调口径一致（singing from the same song sheet），但在其框架之外采取单边行动是可

以接受的。通过叙事的视角，故事既按时间线组织，又有目的性地选择，以达到“省略某

些部分，同时强调其他部分”的效果。即叙事联盟从联盟参与者的角度出发，通过对是非

曲直的从属表述来重述历史和事件，从而赋予国际环境以意义。

二、“基于规则的秩序”被构建为表达安全和忠诚的叙事联盟

从叙事的角度来看，国际秩序是一种话语手段，表示军事、经济和/或文化力量或多

或少稳定地分配，这种分配是通过接受和执行具体的规范、监管和制度原则而出现和维

持的。

自二战结束以来，“战后自由国际秩序”标志着承认一些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是“道德

优越的群体”，同时不鼓励出现其他形式的国际秩序，以及反对违反规范的行为和异议。

该文认为，“自由国际秩序”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国际神话叙事（international myth-making

narrative）形式，支撑着以西方为中心的地缘政治推理。2022 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其

定义为“两次世界大战后为管理国家间关系、防止冲突、维护所有人权利而建立的法律、

协议、原则和制度体系”。

“基于规则的秩序”的叙事借鉴了“自由国际秩序”的核心情节，即二战后西方领导

的多边主义建立了一个良性且互利的国际组织体系。“基于规则的秩序”的出现与 1945

年法西斯主义的失败紧密相连，成为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和英国）历史记忆中神话般

的胜利时刻。“基于规则的秩序”作为一种叙事，它的倡导者（protagonist）（正义的建

筑师和秩序的捍卫者）可以通过“基于规则的秩序”来肯定和强化自己的立场。内在的叙

事灵活性使得“基于规则的秩序”的起源故事（original story）能在很大程度上容纳那些

民族自我形象与战后新国际秩序的建立存在较少联系的成员。例如，印度对法西斯主义

的失败没有产生多少国家历史共鸣，但它口头上支持“基于规则的包容性全球秩序”的

概念。与“自由国际秩序”相比，“基于规则的秩序”叙事更灵活，因此“基于规则的秩

序”能将更多的非西方参与者纳入阵营。

在 2008 年以前，“基于规则的秩序”只在国际体系的稳定性受到冷战结束等事件的

挑战等情况时被偶尔阐明。2008 年，时任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声称需要促进以联合国等

2024 年第 2 期（总第 14 期）

67

多边机构为基础的“基于规则的秩序”，以确保全球经济增长和安全。从那时起，它得到

了一系列政府（通常是密切合作伙伴和长期军事盟友）的认可，这些国家传统上被认为

是战后国际秩序的缔造者，包括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在缺乏正式安全联盟

时，叙事性“基于规则的秩序”下的话语联盟能作为表达效忠的一种有力手段。美国是效

忠“基于规则的秩序”的核心推动者、秩序的缔造者以及守护者。“基于规则的秩序”最

近已成为华盛顿合作和联盟建设方法的基石，拜登总统将建立正式联盟的政治可能性与

对“基于规则的秩序”的承诺联系起来就是证明。

如今，“基于规则的秩序”叙事的主要情节是脆弱、破裂和衰落。部分国际政治学者

指出这一体系在多个方面受到挑战。此外，与 1945 年后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组织体系长

期有联系的政府强化了这种脆弱性和破裂性观念。例如，欧盟委员会断言，即使大国关

系变得日益对抗，欧盟及其成员国现在和将来仍然是“基于规则的秩序”的坚定支持者。

作为叙事联盟的“基于规则的秩序”通过区分的过程，在群体内部和群体之间形成

和促进凝聚力。在“基于规则的秩序”中，反对者不仅被视为秩序的拒绝者，还被视为秩

序的破坏者和挑战者。将国家描绘成“基于规则的秩序”的挑战者，会使人们认为国际舞

台充满了不安全、不信任和敌意，同时重申了支撑其存在的一系列相互关联的价值观。

“基于规则的秩序”叙事情节的主要敌人是中国。布林肯强调，对国际秩序最严重的长

期挑战是由中国造成的。自 2014 年克里米亚危机，特别是自 2022 年俄乌冲突以来，俄

罗斯被确定为“基于规则的秩序”叙事情节的第二个关键威胁。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共

同承诺增加了捍卫现有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体系免受这两个明显的“敌人”侵害的紧迫

感。这促使成员重新致力于共同的目标，为北约等体系内现有的军事联盟注入新活力。

“基于规则的秩序”的叙事很少指出违反规则和行为规范的具体实例，而是判定是否与

秩序存在不正常关系以及是否拥有违反秩序的意图。

对“基于规则的秩序”的批评通常是在以下问题的背景下提出的：（1）谁的规则在

起作用？（2）规则的确切性质、定义和范围是什么？（3）国家和其他政治参与者如何同

意这些规则？（4）针对违规行为的适当制裁和执行机制是什么？将“基于规则的秩序”

这一术语优先于“战后自由国际秩序”术语可能会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其主要倡导者并

未加入许多规范使用武力的国际法协议。正如《联合国宪章》中没有任何条款将“基于规

则的秩序”定义为其框架的组成部分。“基于规则的秩序”的合法性的质疑者认为，让

68

“基于规则的秩序”的概念优先于联合国系统对后者有害，并有可能以一种有利于美国

及其盟友的方式破坏和削弱国际法律框架。

总而言之，该文认为“基于规则的秩序”反映并制定了特定的世界观，将国际关系的

现状与全球事务中好与坏的既定表征交织在一起。“基于规则的秩序”作为一种叙事，它

一方面隐含或明确地传递关于事件和行动的公共认知，另一方面指出其中的主角和对手。

对“基于规则的秩序”的争论和肯定都致力于重新将其创建为一个话语和认知参考点，

以理解联盟，传达对国家应如何行动的偏好，并提出对国家将如何行动的期望。支持“基

于规则的秩序”，特别是在其脆弱时支持，使得参与叙事联盟的国家能够通过引用关于

世界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的共同愿景来采取集体和个人行动。作为一种叙事（去）合法

化手段，它因此提供了一种“地缘政治视角”，能有效地“对世界进行三角测量”，从西

方帝国的有利位置绘制政治地图并使用西方的同一性或差异概念系统来衡量它。

三、结语

叙事一致性在国际秩序的安排上非常重要。正如该文所述，虽然效忠体系是通过权

力模式、原则和实践构成的，但它们如何围绕共同的身份认同以及广为接受的规范、价

值观和行为准则汇聚在一起，则与叙事过程紧密相关。该文提出了“叙事联盟”这一国际

话语协调形式的概念，探讨了“基于规则的秩序”是如何在话语上被确立为一个表达安

全关切和效忠的体系，指出“基于规则的秩序”的叙事将关于当代国际组织及其与“自由

国际秩序”关系的一系列不同信念统一在单一的话语体系之下，进而指出了关注叙事联

盟对于理解传统安全安排之外的国际话语协调的重大影响。分析表明，叙事联盟是全球

事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秩序的话语基础比看上去更深刻和持久。例如，感知到的对

“基于规则的秩序”的违反可能会增强其支持者的共同目标感和群体内团结感，可能会

导致口头谴责，并成为制裁、防御性军事干预甚至进攻性交战的政治借口。因此，叙事联

盟必须被理解为国际安全的一个核心部分。

2024 年第 2 期（总第 14 期）

69

 译者评述

该文从叙事维度入手以“基于规则的秩序”为例解释了“效忠”一词，解释了美国、

英国、印度和日本等国如何超越单纯地宣告存在既定的国际合作体系和规范。这些国家

通过叙事的方式，共同讲述了关于“基于规则的秩序”的故事，包括其历史、定义和情

节，以及通过规定行为准则以区分的方式在群体内部和群体之间形成和促进凝聚力。在

此基础上，该文提出了“叙事联盟”这一概念，并视其为国际安全不可或缺的核心要素。

该文创新性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文章采用了案例研究和归纳推理的方法，

深入分析了与“基于规则的秩序”相关的叙事元素。这种方法有助于对复杂现象进行探

索性研究（特别是在叙事层面），进而促进理论构建，还为在国际事务的系统层面上对集

体叙事进行概念分析开辟了道路。另一方面，文章在理论构建上提出了“叙事联盟”这一

国际话语协调的新形式，为理解“效忠”和话语协调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并指出关注

叙事联盟对理解传统安全外的国际话语联盟的动态和影响是不可或缺的。

但是，该文也存在一些不足。例如，该文在探讨“基于规则的秩序”时，更侧重于其

积极方面，而对对于“基于规则的秩序”的质议和批评只是简要提及。未来在对国际（安

全）动态的研究中，研究者可以关注国际秩序具有的话语基础。具体而言，针对叙事联

盟，研究者可以指出其存在的负面影响，或是对如何应对或利用叙事联盟提出相应的建

议。

【校对审核：沈好文 秦子宁 丁伟航】

【责任编辑：严瑾怡】

70

欧洲国际秩序中地理想象的力量 ∗

姚安妮 [著] 盖云天 [译]①

 文章导读

近期，巴以冲突与俄乌冲突不断引发人们的关注与思考，值得注意的是，相对

于冷战时期近乎平等的美苏竞争，巴以冲突与俄乌冲突则以不对称为竞争的重

要特点。部分学者将不对称竞争定义为两个实力不均衡的国家进行旷日持久的

安全竞赛的现象。尽管有学者指出许多竞争在实力悬殊的国家之间持续存在，

但它们的冲突动态存在研究不足，诸如：为什么弱国会在旷日持久的竞争中发

起针对强国的冲突？为什么一些不对称竞争会缓和，而另一些则不会？本文在

此基础上关注了不对称竞争的背景下，联盟对于竞争的缓和和敌对行动的不同

方面的影响。

作者通过定量研究的方式，采用了多种数据集进行研究。本文考虑了两个因变

量：较弱国家引发的冲突和外交政策的协调性。这两个变量代表了冲突缓和的

不同方面。同时，本文也考虑了关于不对称双方结盟、强国结盟、其他竞争对

手、多边联盟以及冷战等多种控制变量。

基于研究数据，本文认为，联盟使弱国更有胆量发起冲突，但也促进了其与竞

争对手在全球和地区问题上更高程度的亲和力。处于竞争中的弱国寻求联盟，

以使自己可以与更强大的对手作战。与此同时，盟友也可能对其合作伙伴起到

约束作用，因为其担心被拖入合作伙伴的竞争中，从而有助于竞争的缓和。这

两个因素导致了两种不同的行为：弱国由于获得新的支持挑起竞争的可能性更

高，而弱国的盟友担心连锁反应以及卷入其伙伴的竞争而导致中长期的竞争缓

和。

∗ 原题为《欧洲国际秩序中地理想象的力量：殖民主义、1884-1885 年柏林会议和样板国际组织》。文章来源： Yao,

Joanne. “The Power of Geographical Imaginaries in the European International Order: Colonialism, the 1884–85 Berlin

Conference, and Model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76, No. 4, 2022, pp. 901–928.

①

姚安妮（Joanne Yao），伦敦玛丽王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讲师，主要研究领域为环境历史和政治、国际关

系史、国际秩序和早期国际组织发展史等。盖云天，国政学人编译员，北京大学国际政治专业。

2024 年第 2 期（总第 14 期）

71

 思维导图

一、关于制度传播的已有研究

学界对制度传播机制及其风险的探讨主要分为两派。一派学者研究制度的“移植”

（transplant），即将国内经济、法律制度等现有制度完整移用到他国的做法，而“移植”

这一词汇本身就蕴含着制度可能无法被接受的风险，原有环境对于制度的排斥可能导致

制度移植的失败；另一派学者关注制度的“扩散”（diffusion），包括强制、社会化、模

仿等多种机制推动了制度的扩散，但由于国家资源不足、国内政治问题等原因，制度扩

散也有可能失败。

但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是“移植”还是“扩散”，都暗示着政治制度是从一个源头出

发向外传播。虽然学界分析了制度移植和扩散过程中面临的考验，但他们都未对制度移

植或扩散本身的合法性加以探讨或质疑。具体到欧美模式上，为什么学界认为欧美模式

具有可移植和可扩散的特征？为什么欧美往往被视为制度或思想的源头，而其他地区要

做的往往是修正这种模式并使其适应本国的政治、文化？为什么欧美国际制度模式或是

蓝图在一开始就被认为是可普遍化推广的？上述问题都需要进一步从根源上进行探讨。

72

二、殖民地地理想象与欧洲模式的推广

地理想象（geographical imaginary）是一种特殊的感性认识，它将关于特定地区的想

法转化为该地区如何与其他地区关联的模式。例如，对“西方”的想象不仅包括欧洲、北

美等地区，更意味着“西方”与“东方”的彼此对立。而在殖民时期，地理想象被直接用

于地理塑造，在这一过程中，部分空白且遥远的地区在地理想象的作用下开始具有意义

——这也表明地理想象并非完全遵循理性，而是一种较为主观的判断。

在殖民时期，对非洲大陆的探险和地图的绘制塑造了关于殖民地的地理想象。殖民

地地理想象由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构成：在空间层面，非洲和拉美等地与“落后”“发展

中”等概念绑定，而与之相对立的欧洲则与“进步”“发达”等概念相联系；在时间层面，

欧洲与殖民地被视为发展连续统（continuum）上的不同阶段，欧洲是这一序列上的相对

较高阶段，采取欧洲模式的殖民地则会逐渐达到这一阶段。

这种时空想象在两方面上发挥作用：其一，它赋予欧洲的发展模式一种普遍性，回

避了欧洲历史本身的偶然性，并认为殖民地地区会因循欧洲模式走入更高的发展阶段；

其次，它抹杀了其他地区的发展成就和发展轨迹，使得这些地区失去了模式选择的话语

权。在这种地理想象之下，欧洲被视为拥有普遍性、生产普适模式的“中心”地带，而殖

民地地区则成为与之对立的“边缘”地带。

在这种地理想象形成的同时，第一批国际组织成立、现代国际秩序逐渐建立——在

上述地理想象的作用下，世界的形态逐步从多中心演变为主观的“中心—边缘”秩序，而

早期国际组织和现代国际秩序都明显采取了欧洲模式，并在随后不断扩展其作用范围，

直至其影响力远超欧洲、成为世界性的国际组织。由此，上述地理想象作用于国际组织，

从而作为一种观念因素参与塑造了如今的国际秩序。

三、柏林会议、地理想象与欧洲中心假设

1884 年至 1885 年的柏林会议是列强为处理在西非、特别是刚果河流域分歧而召开

的国际会议，但会议的成效甚微：会议达成的以维也纳模式为基础，在刚果建立开放自

由贸易和中立空间等协议并未落实，刚果最终成为比利时国往利奥波德二世的私人领土。

2024 年第 2 期（总第 14 期）

73

历史和国际关系学者的经典研究认为，欧洲外交官对于非洲和欧洲差异的忽视、以及柏

林会议作为攫取领土的程序性会议等原因，都导致了会议对于刚果河流域的安排趋于失

败。

但传统对于柏林会议失败的解释被会议材料所证伪：一手材料显示，外交官们充分

认识到了非洲在地缘政治、环境等方面与欧洲的差异；且会议把大量时间投入刚果河流

域国际制度的探讨上，认为刚果河问题是一个国际问题，需要通过国际机制及配套的国

际组织加以处理——若仅为攫取领土，则完全不必通过这些无关程序加以确认。

但同时，会议资料还显示，尽管外交官们将刚果河问题视为国际问题，并意识到欧

洲和非洲的差异性，但他们仍对于欧洲模式的移用十分有信心。两种殖民地地理想象有

助于解释这一现象：一是将刚果河流域塑造为位置上的边缘和概念上的空白，可以被欧

洲文明和制度所填补；二是将认为欧洲塑造为具有普遍性的、不受到具体时空和历史偶

然性限制的地区。

四、作为一种概念空白的刚果

由于刚果河地区人迹罕至，人们难以获得对刚果河流域的直观印象。在柏林会议期

间，探险家、制图师和法律专家三类人帮助塑造了欧洲外交官对刚果河流域的地理想象。

以亨利·莫顿·斯坦利为代表的探险家在其叙述中将刚果河流域界定为一个在制度上和

价值观上都处于空白状态的地区，并认为欧洲的文明和制度可以填补这一空白；概念上

的空白同时体现在地图绘制上：早期地区中的非洲内陆被动物和想象中的地理特征填补，

象征着一种“未知”的空间，而 19 世纪后的刚果河流域地图则充斥着留白，象征着“空

白”的地理想象，也暗示着这种空白是可以被填补的；法律专家对于刚果河流域土著的

界定同样体现了这一“空白”特征：他们认为土著人缺乏现代法律能力，需要由欧洲殖民

者通过条约等形式将其地位和对当地的控制合法化。

上述论据强化了对刚果河流域的地理想象：在政治制度、历史和法律上，刚果河流

域相较于欧洲，处于一片空白的状态，这种空白需要欧洲文明和制度进行填补。然而这

种想象与现实相去甚远，刚果河流域在 14 世纪中叶后就形成了部分可以对领土进行有效

控制的王国，只是随后由于内战和殖民活动，王国的权力受到很大影响。

74

五、作为普遍性的欧洲

在柏林会议期间，外交官们普遍认为，维也纳会议和 1856 年巴黎会议上确立的若干

国际准则可以被移用于刚果河流域，甚至将多瑙河下游委员会的运作模式视作理想中刚

果委员会的范本。

但这种地理想象并非全无瑕疵：事实上，维也纳会议中建立的莱茵河委员会和多瑙

河委员会之间就有很大不同，这可能意味着维也纳模式并非普遍性的规则，而只是特定

历史阶段的产物。但在柏林会议中，外交官们并未坚持这一意见，而是将《维也纳条约》

的相关条款作为会议报告的范本，认为可以在刚果河流域建立一个欧洲式的联邦国家，

对欧洲模式加以调整从而实现欧洲模式的成功移用，由此构建历史的延续性，并维护欧

洲模式、甚至是欧洲自身的普遍性特征。

六、结论

以 1884 至 1885 年的柏林会议为视角，本文总结了地理想象对于欧洲模式吸引力的

作用：首先，将刚果河流域等殖民地地区视为地理上的边缘和概念上的空白，抹去了其

独特历史和发展道路，使得欧洲人认为“先进”的欧洲河流管理模式应被用于刚果河流

域；其次，欧洲被理解为发展连续统的高级阶段，欧洲发展进步的模式放之四海而皆准，

欧洲也有“责任”向外传播这种普遍模式。上述地理想象混淆了时间和空间，造成了对欧

洲制度模式的迷信和非欧洲执政者对欧洲模式的长期借鉴。

欧洲模式的吸引力并未随着殖民的终结而结束。从欧盟东扩、传播民主、可持续发

展计划等理念和制度上的实践都可以看出欧洲模式或是西方模式的强大吸引力——这种

吸引力同样是围绕上述尚未消散的地理想象展开的。

 译者评述

本文探讨了地理想象在塑造以欧洲模式为样板的国际组织、进而塑造现代国际秩序

中的作用。不同于其他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本文从地理想象的概念和机制出发，以柏林

会议这一具体事件为切入点，为地理想象发挥作用的具体情境做了解释。

2024 年第 2 期（总第 14 期）

75

本文的创新性如下。第一，文章虽偏向概念解释和运用，但又能以柏林会议的实例

对地理想象这一概念发挥作用的具体机制进行完整梳理，由一般到具体，具有较强的解

释力；第二，文章通过地理想象这一概念，对学界已探讨良久的欧洲中心等问题提出了

新解释，对原有史料和研究做了重新整合，具有较大的学理意义；第三，本文属于典型的

跨学科研究，涉及到历史学、国际关系学和部分哲学领域的知识，不同学科的思维和分

析方式使得本文的探讨更加全面。

但本文也有部分不足之处。第一，文章在通过柏林问题探讨地理想象后，并未给出

较为统一的分析框架，且并未提供其他案例检验，导致其解释力存疑；第二，本文并未很

好地把国际组织和国际秩序联系在一起，导致其结论在是否能推广到一般意义上的国际

秩序方面存疑。

针对此，未来的研究可以在以下方面着手。首先，挖掘更多历史事件并对其进行地

理想象上的考察，以补充案例数量；其次，直接将地理想象与国际秩序通过某种中间机

制联系起来，获得更具有解释力的结论；最后，可以考虑除文本和历史分析之外的其他

研究方法，使得结论更具稳健性。

【校对审核：付艺伟 高玖 丁伟航】

【责任编辑：严瑾怡】

76

战略叙事如何影响政策采纳？

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回应 ∗

卡罗里恩·范诺特，托马斯·科利 [著] 杨溢文 [译]①

 文章导读

冷战结束后，随着全球安全环境的变化，威慑理论的研究范围也不断扩大。作为

威慑研究的一个重要话题，惩罚威慑（deterrence by punishment）与拒止威慑

（deterrence by denial）之间的区别一直受到学者的关注。目前研究的重点是将“造

成的代价”作为惩罚威慑的一个决定性因素。但是作者认为，施加代价虽然被认

为是惩罚威慑的一个关键要素，但它在惩罚威慑和拒止威慑之间提供了有限的边

界，因为施加的代价在这两种威慑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文章特别关注拒止威慑，并认为对拒止威慑的研究在两点上落后于惩罚威慑的学

术研究：确定威慑战略起作用的条件和影响使用威慑的因素。因此，文章旨在弥

补现有拒止威慑概念的局限性，通过手段和时间两大要素来区分不同的威慑战略。

作者通过两个主要要素——行为体进行威慑所使用的手段（进攻性或非进攻性）、

威胁使用这些手段的时间（在不良活动发生之前或之后）——来重新构建威慑战

略，并得出结论：付出代价不仅是惩罚威慑的关键方面，也是拒止威慑的关键方

面；根据用于威慑威胁的手段和行为者威胁使用威慑的时机来区分不同类型的威

慑策略，可以更好地捕捉惩罚威慑和拒止威慑之间的差异和重叠。作者的这一概

念化方式不仅有助于理清并补充对于惩罚威慑、拒止威慑概念的理解，也为未来

的学术研究，特别是网络威慑等领域的研究提出了新的研究议程。

∗ 文章来源：Noort, Carolijn van., and Colley, Thomas, “How do strategic narratives shape policy adoption? Responses to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47, No. 1, 2021, pp. 39–63.

①

卡罗里恩·范诺特（Carolijn van Noort），奥尔堡大学蓝色治理中心蓝色治理副教授；托马斯·科利（Thomas

Colley），桑德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国防与国际事务系高级讲师，伦敦国王学院战争研究系客座研究员。杨溢文，国政

学人编译员，伦敦国王学院战争研究系国际关系专业硕士生，研究兴趣为中国外交、战略叙事与国际安全。

2024 年第 2 期（总第 14 期）

77

 思维导图

在 21 世纪，有说服力的“战略叙事”的传播作为一种吸引国内外对外交政策支持的

方式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对于叙事的关注反映了两个假设：首先，讲故事是最自然

且最具说服力的交流方式；其次，个人和集体都是通过叙述来构建自己的身份。因此，许

多人现在认为战略性地使用叙事对于实现外交政策的“认同（buy-in）”是不可或缺的—

—战略叙事成为了“政治角色构建国际政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共同意义，以塑造国

内外参与者的行为”的一种方式。

大多数战略叙事理论都更善于解释连续性，而不是变化。例如，当一个国家第一次

选择与另一个国家的政治倡议合作时，人们对战略叙事在政策变化中的作用知之甚少。

很少有研究去追踪一个行动者是如何借鉴另一个行动者的战略叙事的，以及这一过程与

政策采纳选择之间的关系。

本文作者提出的“战略叙事认同框架”的核心论点是，如果一个国家能够提出一种

同时符合本国物质利益和本体论安全关切这两个要素的战略叙事，那么这个国家更有可

能接受另一个国家的政策倡议。或者，可能的话，他们会选择有限的参与。本文认为，如

果各国能够在不损害其本体论安全的情况下，提出预测未来物质利益的战略叙事，它们

将更全面地参与“一带一路”倡议。

78

本文首先建立了战略叙事、本体论安全与政策更迭之间的理论关系。此外，本文还

解释了国家规划中协调物质利益和本体论安全考量的战略叙事的重要性。文章采用定性

叙事分析，追踪围绕 2019 年 4 月 25 日至 8 日在中国北京举行的第二届“一带一路”高

峰论坛(BRF)的政策演讲、官方文件和媒体报道中的情节、演员和背景等特定叙事成分。

一、战略叙事、本体论安全与政策采纳

叙事是一系列事件在时间上和因果关系上的联系，对特定受众来说是有意义的。战

略叙事是一种为了达到政治目的而刻意构建的叙事。战略叙事传播是一个形成、投射和

接受的循环过程（图 1）。

图 1 战略叙事传播过程

本文关注的是国家是否采用其他国家的战略叙事来为其外交政策辩护，这与正在进

行的关于是什么使得一些战略叙事更有说服力的辩论有关。主流观点都有一个共同的假

设，即如果战略叙事与目标受众的现有理解“产生共鸣”，它们就会具有说服力。这些理

论通常使用“分层”隐喻来解释，认为战略叙事通过与“更深”或“总体”的话语层一致

而具有说服力，这些话语层由“主叙事”或“元叙事（metanarratives）”或“神话”组成，

受众通过这些叙事来理解世界。神话和战略叙事都是关于事件如何随时间发展的故事。

不同之处在于，神话在一个给定的政治团体中是半永久的，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稳步

发展；而战略叙事则是在特定时刻为实现政治目标而构建的。因此，战略叙事可以在当

2024 年第 2 期（总第 14 期）

79

下被用来说服他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可以构成国家认同。反复的叙事使神话难

以被挑战，这就是为什么与这些神话“共鸣”的战略叙事被认为更有说服力。

综合以上这些因素，一份支持某项政策的引人注目的战略叙事，如果能结合理性、

情感和道德诉求，理论上会更有说服力。为了使叙事具有说服力，战略叙事还必须吸引

目标受众并深刻讲述“他们是谁”这一故事。

二、本体论安全与政策更迭

本体论安全理论家断言，国际行为不仅反映了对物理安全的渴望，而且也反映了对

本体论安全的持续渴望——随着时间的推移保持一致的自我意识或“存在的安全”。

战略叙事对本体论安全很重要，因为本体论安全是“叙事建构”的。也就是说，本体

论安全是通过反复叙述关于一个人是谁的故事来建立和维持的——作为一个个体还是一

个集体。国家通过有选择性的叙述阐明了“国家传记”，即能够解释他们的过去、现在和

未来的自我的故事，这些故事同其他故事一样包含了演员、背景和情节。国家通常是叙

事的主角（演员），在以特定方式（背景）构建的世界中执行选定的行动（情节）。

需要澄清的是，国家并不拥有单一的国家叙事——本体论的安全叙事不断受到质疑。

虽然出现了主流叙事，但对于一个国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总会有多种解释。然而，变

化是有限的，因为国家身份叙事只呈现了“一系列有限的合理情景，即世界如何改变和

不能改变，以及未来应该是什么样子”。

本文关注战略叙事和本体论安全理论的交集，因为它们都有一个难题：都在努力解

释政策变化。战略叙事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通过与现有观点的“共鸣”来说服。本体

论安全理论通常假设行为者更喜欢现状，而不是通过打破常规体验本体论的不安全感。

两种理论都暗示了连续性。而对于解释政策更迭，现有的理论框架是不够的，因此本文

需要寻找两者的交叉点。本文认为解释政策变化的一个解决方案是，承认本体论的安全

叙事有几个线索或故事线。在危机或考虑重大政策转变的“关键时刻”，当其他因素发生

变化时，可以使用一条或多条线索来保持“自传式连续性”。新政策可以依附于旧的本体

论安全叙事，在政策变化的情况下保持一种常规感。

80

三、理论框架

本文作者提出的理论的中心前提是战略叙事在政策采纳中的作用。为新政策辩护的

战略叙事如果能既保证未来的物质利益，又使行动者保持其本体论的安全，就会更有说

服力。如果一个国家的政策制定者觉得他们不能构建一个令人信服的战略叙事来解释一

项政策将获得物质上的利益并保证本体论安全，他们就不太可能采用这项政策。

支撑我们理论方法的一个关键假设是，与现实主义相反，物质利益和本体论安全关

切都是由叙事构成的。本文不是以二元法来看待物质利益和本体论安全问题，而是将两

者视为国家为证明其政策的合理性而讲述的叙事中的话语构成。当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倡

导一项政策时，他们不确定其他行为者是否会遵守承诺，或者外部冲击是否会破坏预期

的物质利益。他们的决定是叙述性的——反映了未来事件将如何发展的故事情节或“剧

本”。

物质和本体安全元素也可能相互作用。一个令人信服的物质收益承诺可能会让决策

者更有能力处理来自重大政策转变的本体论不安全感。通过这种方式，战略叙事的物质

利益和本体论安全方面可以相互加强，使政策采纳的可能性更大。如果国家只能令人信

服地叙述物质利益或本体论利益，目标国家更有可能拒绝一项政策，或者在可能的情况

下选择部分参与。如果该政策似乎不会带来什么物质利益，而且可能会破坏本体论的安

全，那么它很可能会引发争论和受到拒绝。这可以用 2 乘 2 的框架表示(图 2)。

图 2 “战略叙事认同框架”

2024 年第 2 期（总第 14 期）

81

四、研究设计与方法论：中国与“一带一路”

为了检验战略叙事认同框架，作者探究了一些国家对中国关于“一带一路”倡议(BRI)

的战略叙事的反应。中国面临的挑战是，通过自己的叙事，让其他国家相信“一带一路”

倡议是善意的、是未来繁荣的承诺。其他国家面临的挑战是，如何以一种可信的方式解

释未来的物质利益，同时使决定看起来与他们的身份一致。研究设计选择了 2019 年第二

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前后的特定时间段。作者选取了 7 个国家作为样本，以提供关

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最广泛视角——从完全接受到完全拒绝。

五、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叙事

中国在 2019 年提出了更加完善的“一带一路”战略叙事。中国开始倡导“开放、绿

色、廉洁合作”，提出了新的“廉洁丝绸之路北京倡议”(提高透明度和良好治理)和“一

带一路”国际绿色发展联盟。对其他国家来说，中国是一个友好合作的伙伴。“一带一

路”倡议与各国发展战略和欧亚经济联盟等多边框架相契合。在国际上，中国将继续坚

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国际合作蓝图反映了中国对一个

理想世界的看法，但在这个世界中，加强多边主义仍然是应对全球挑战的关键。

六、对中国战略叙事的回应——多国实例

大多数国家都认可“一带一路”的经济潜力，这是基于增加贸易和投资可以增加财

富的普遍假设。各国会用情节来叙述这一点：通常，通过强调一个历史时刻来说明它们

的贸易资质，并声称这使它们成为中国的天然合作伙伴。叙利亚就是一个例子:“中国和

叙利亚之间的联系可以追溯到一千年前，当时帕尔米拉(Palmyra)是东西方重要的贸易中

心。”因此，中国和叙利亚是天然的伙伴，共建“一带一路”是两国历史关系的自然延续。

美国则是一个例外，它与中国的贸易战就证明了这一点。

然而，全面支持“一带一路”倡议，必须接受中国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主

权解释。与此同时，中国还成立了其他多边外交和金融机构，通过这些机构减少西方(主

要是美国)的影响力，增加自己的影响力。“一带一路”倡议的这些规范和制度基石，威

82

胁着那些致力于以美国为主的自由秩序的国家的本体安全。这些国家更有可能质疑或拒

绝中国的战略叙事。

1. 完全接受——在物质和本体论安全的基础上接纳倡议：哈萨克斯坦和意大利

哈萨克斯坦和意大利入选为“一带一路”倡议在本国被成功接受的典范。“一带一

路”倡议在哈萨克斯坦率先被提出，哈萨克斯坦积极响应。意大利则是七国集团中第一

个接纳 “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双方都参加了 2019 年第二届高峰论坛。

哈萨克斯坦采纳了中国的互联互通论调，将自己描绘成中国和欧洲之间欧亚大陆的

“连接器”。这与哈萨克斯坦一直在发展与俄罗斯和中国的外交关系的多方向外交非常

吻合。在这个过程中，哈萨克斯坦还平息了当地的反华情绪，以及对经济依赖的担忧，削

弱了本体论上的不安全感。

意大利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接受主要侧重于物质利益，通过在意大利的项目以

及与中国在第三方市场的合作。意大利寻求将当地基础设施与“一带一路”和“泛欧交通

网络”连接起来，以“加强港口、物流和海运领域的合作”。基础设施的协同作用被认为

是有益的和非政治性的，削弱了中国在意大利基础设施网络中日益重要的作用可能产生

的政治复杂性。

2. 部分接受——物质接受，本体上拒绝：英国和荷兰

英国和荷兰都没有加入“一带一路”倡议，部分原因是它们似乎无法为本国公民和

国际盟友(尤其是美国)提供令人信服的战略叙事，从而维持它们的本体论安全。

英国在承认“一带一路”倡议的物质利益的同时，存在明显的本体论安全担忧。时任

财政大臣菲利普·哈蒙德认为中英两国是“天然的合作伙伴”，正处于两国关系的“黄金

时代”，这些都使得加入“一带一路”的物质利益显得显而易见。但同时，英国本体论上

的不安全感使其选择了部分参与。

与英国一样，荷兰也没有正式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相反，它提出了一份政策文

件，建议两国之间需要“一种新的平衡”。荷兰政府的言论支持中国战略叙事的许多方

面，同时反对其他方面。这份名为“新平衡”的文件将荷兰对中国的立场描述为“建设性

的”。它寻求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开展合作，并适当考虑意识形态差异。

3. 完全拒绝——在物质性和本体论安全方面：美国和印度

2024 年第 2 期（总第 1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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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明确表示反对。美国国防部 2018 年 12 月的一份报告将中国定义为是美国

的国家安全威胁。美国的反对结合了物质和本体论安全两方面的问题，反映了美国对一

个日益自信的中国成为了该国威胁的观点——美国认为，中国正在挑战美国的首要地位

和例外论。这些因素使得美国很难证明其支持“一带一路”的政策是合理的，即使从总体

上讲，改善中美之间的互联互通和贸易将带来经济利益。

印度出于主权和国家安全考虑，第二次拒绝出席高峰论坛。具体来说，领土争端问

题使得印度在本体论上感到了不安全。同时，另一个本体论安全问题是其担忧自己在印

太地区的地位。这些本体论上的不安全导致了印度对自己所能获得的物质利益的担忧。

因此，尽管印度获得了潜在的经济利益，但“一带一路”仍然没有获得来自印度的响应。

4. 部分接受——物质利益有限，保证本体安全：墨西哥

对墨西哥来说，在物质利益方面进行战略叙事是比较困难的，这是导致他们只能部

分支持“一带一路”的原因。墨中关系是由美国定义的，鉴于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议

(USMCA)，墨西哥与中国达成单独协议的能力将受到限制。总体而言，墨西哥的“一带

一路”战略叙述表明，与中国合作没有重大的本体论安全担忧。因此，墨西哥声明中没有

明确的政策目标，只是说双方“正在制定未来五年的路线图”，为此双方必须“加强政治

对话”。

七、结论

综上所述，本文作者认为“战略叙事认同框架”为解释是什么使一些战略叙事更有

可能说服国际行为体采取新政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贡献。各国应以一种实现预期物质利

益但不损害他国本体安全的方式制定战略叙述。特别是，以一种暗示它是历史行为的延

续的方式叙述策略似乎是维护本体论安全性的有效方法。

 译者评述

本篇文章从“战略叙事”概念、环节以及整体理论框架入手，对“一带一路”在一

些国家的接纳程度以及原因进行案例分析。“战略叙事”是目前国际关系领域中相对较

84

新的领域，从军事战略思维中发展而来，于 2006 年被弗里德曼引入国际安全领域。在近

年，“战略叙事”逐渐引入到国际关系其他领域，概念和理论逐渐完善。目前战略叙事的影

响环节主要分为形成(Formation)、投射(Projection)和接纳(Reception)三个部分，其中本文

所探寻的接纳环节是相关研究较少、较难进行评估和分析的环节。本文的研究有助于完

善“战略叙事”在接纳环节的分析理论框架。

此外，本文案例选择的是已发展十年的“一带一路”这一重大战略举措，探寻不同

国家内部对于中国“一带一路”互联互通、合作共赢的叙事。本文从物质与本体安全性

两个层面探究部分国家接纳与不接纳这一叙事的原因，有利于帮助读者理解“一带一路”

目前在这些国家的推进程度及相关原因，并更好理解中国在这十年当中对“一带一路”

所进行的一些更加完善的补充措辞。

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文章选择七个国家进行案例分析，但对于选择以上国家的理

由阐述并不明确；此外，本文探究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叙事”受到国内本体安全理论的

影响，缺乏考虑“国际”场域、并未探寻是否有地缘行为体影响这些国家国内对于“一

带一路”的接纳。为了全面理解，未来可以扩大研究对象数量以及研究维度，采取定量

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更好地归纳出“战略叙事”接纳环节的总体模式。

【校对审核：王逸品 袁歆 施榕】

【责任编辑：严瑾怡】

2024 年第 2 期（总第 1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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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意外、战略文化与美国的对外干预方式 ∗

迈克尔·博伊尔，小安东尼·朗 [著] 刘妍希 [译]①

 文章导读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美国对外干预了十几个国家，但只有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两个

国家中，美国曾试图按照自身形象部分地重塑两个国家的社会和政治秩序，具体

干预措施包括重改被干预国家的宪法以及参照美国路线进行社会和经济工程。为

探究美国对外干预的路径选择原因，文章提出“为什么美国有时会选择输出自己

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对外干预方式”这一研究问题。

现有研究存在两种解释。一是约翰·欧文认为美国是为了扩大其在国外的权力，

并保持与其跨国意识形态一致的伙伴的联系，二是伊丽莎白·桑德斯认为应归因

于领导人的不同取向类型：当领导人属于“内在取向”（internally-focused）时美

国更愿意进行此种变革性干预，因为他们认为威胁根源来自所干预国家的国内政

治，所以需要干预对象国的国内政治。但是上述两种研究都存在无法对美国的对

外干预规律进行完全解释的问题，作者以战略文化和前景理论为理论基础提出第

三种解释，认为美国拥有一种受政治意识形态（主要是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影响

的战略文化，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文化衍生出了美国的两种干预方式。第一种

是有限干预模式，即为了有限目的而频繁进行的小规模干预，通常是为了恢复政

府治理或开放经济市场。第二种是辩护主义式的干预模式，旨在产生广泛的政治

变革，以美国的形象与路径重塑社会，必要时通过武力传播。例如，根据美国模

式制定新宪法、利用社会工程设计社会经济结构以及惩罚反对者。本文又进一步

∗ 文章来源： Boyle, Michael J. and Anthony F. Lang, Jr., \"Remaking the World in America's Image: Surprise, Strategic

Culture, and the American Ways of Intervention,\"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Vol. 17, No. 2, 2021, oraa020.

①

迈克尔·博伊尔（Michael J. Boyle），罗杰斯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研究重点为恐怖主义、政治暴力与美国外

交政策；小安东尼·朗（Anthony F. Lang, Jr.），圣安德鲁斯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研究兴趣为国际组织、国际责任、

美国外交政策和军事干预。刘妍希，国政学人编译员，山东大学国际政治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兴趣为中美关系与冲

突解决。

86

论证了辩护主义式的干预方式是否出现取决于是否存在新的（novel）、意识形态

式（ideological）的战略意外（strategic surprise），当出现此种战略意外时，政策

制定者会选择以赌博式的干预来重塑另一个社会，但因为这样的时刻较少，因而

美国默认的干预方式是一种有限的、具有成本意识的干预方式。

 思维导图

一、美国的干预方式及其来源：非自由的自由主义战略文化

针对缘何美国对外干预时有时会采取输出自己的政治与经济制度这一问题，作者指

出是美国的战略文化塑造了美国不同的对外干预路径，一种是显性的，有限成本式的干

预，一种是隐性的，辩护主义式的干预。

本文的核心主张之一是影响美国的战略文化最大的输入因素是其政治意识形态，其

中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最具影响力。为了理解战略文化如何塑造两种干预方式，重要的是

理解美国自由主义的四个独特要素。一是普遍主义（universalism）。美国自由主义“普

遍”假设所有人都会最终受益于接受它的好处。美国的普遍主义产生于启蒙运动和清教

的双重遗产。这种普遍主义拒绝文化独特性，强调人类愿望的共同性和所有人行使其基

2024 年第 2 期（总第 14 期）

87

本自由的权利。二是进步性的（progressive），这种对进步主义的承诺体现在这样一种信

念上，即所有的政治秩序都将走向自由主义的政治体系，而美国必须通过榜样或者直接

行动来展示自由治理的好处。三是实用的（pragmatic），这意味着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应该

通过提供物质利益来解决，同样，政府应该根据其提供这些利益的能力来评估。四是宪

政性的（constitutional），美国版的自由主义关注的是需要一部成文宪法作为管理政治分

歧的指南。美国自由主义的宪政主义淡化了潜在的种族、宗派和意识形态差异，并认为

这些差异可以通过宪法或选举改革来解决。这四个独特的要素产生了一种国家版本的自

由主义假设，即所有人都会自然地接受一种按照美国路线规范良好的宪法秩序的“智慧”。

这种宪法秩序是进步性的（即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进）和实用性的，因为它会在此时

此地带来了物质利益。它的价值被认为是被普遍承认的，并且本质上优于历史上的种族

或宗派怨恨。

这种版本的自由主义在美国面对外部世界时产生了两种不同的对外干预方式。在国

内，这种版本的自由主义是相对没有问题的，但当美国面对外部世界时，这种自由主义

意识形态产生了一种截然相反的干预和撤退模式。面对一个并不总是认同其预设的世界，

美国政策制定者默认倾向于退出，或者至多进行有限地干预，目的是让民众自己找到通

往宪法秩序的道路。然而，当美国政策制定者被外界的意外震惊，并面对那些不接受这

些主张价值的人时，他们的反应却恰恰相反：维护美国价值观并惩罚那些违背这种所谓

的“自然秩序”的人。这种反应往往相当于以美国的形象重塑其他社会的干预。这些干预

代表了一种“严厉的监管”，在这种监管下美国试图让外国人民相信其政治秩序的优点，

即使这意味着美国以一种非自由的方式行事，以追求在其他地方建立其所认为的自由秩

序。

具体来说，第一种干预方式是有限干预模式（limited intervention），涉及短期和有限

范围的干预，例如努力营救人员，恢复政府，或保护经济利益。当涉及部署军队时要求遵

守严格的武力使用准则。有限的干预不是为了重塑国家或其根本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相

反，通常目标是实现非常具体、可衡量的目标，并可以让美军尽快撤离。有限的干预符合

美国意识形态传统的要素，尤其是它的进步和实用主义倾向。这一传统认为，虽然美国

的价值观是所谓“普世”的，但谨慎要求美国只进行有限的干预来“帮助”其他国家实现

实用的改革。这些干预可能隐含地希望鼓励其他社会向美国模式倾斜，但它们并没有果

88

断地采取行动加速这一进程。这种做法也与美国的意识形态传统是一致的，即美国的“特

殊性”要求其只以身作则，并提供尽可能多的地方自治。这种干预方式的特点是成本敏

感性（cost sensitivity），表现为公众不愿花费大量的金钱和人员牺牲，政府也不愿冒着公

众强烈反对的风险进行干预。

第二种干预方式被称为辩护主义式干预（vindicationist intervention）。与有限干预方

式一样，它有着从托克维尔到威尔逊的悠久思想渊源。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的前提是

采取积极措施维护其他国家的权利，并展示美国制度和经验的智慧。辩护主义干预的前

提是推动社会走向自由，必要时通过用武力改变制度和基本的社会和经济结构。辩护主

义者的干预是非常乐观的，他们相信其他好的事情——比如经济发展和对多元化的尊重

——会自然地伴随着向美国式制度的转变出现。他们还认为反对这种做法是过时的或恶

意的，会遭到相应的惩罚。该种干预方式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衡量，一是美国是否通过

将普世价值写入宪法和法律秩序来改变国家制度（即制定新宪法），二是是否参照美国

路线开展社会和经济工程，如改善卫生条件、公共道路建设、教育政策和其他社会项目，

三是是否对抗拒命令的人实施惩罚性袭击。

二、解释两种干预方式的差异

两种干预方式——有限式干预和辩护主义式干预——都存在于美国的战略文化中，

并塑造了那些授权和实施干预的人的思维预设。这两种干预方式就像文化嵌入的脚本，

政策制定者可以在干预期间访问这些脚本。它们提供了一系列规范，提供了“军事行动

的技术脚本和道德准则”，并且可以在美国武装干预的学说和行为中观察到。然而，如果

两种方式都存在于其战略文化中，为什么有时一种干预模式优先于另一种？

为了解释这种差异，作者认为应归因于意识形态、战略文化和战略意外之间一种复

杂的相互作用。战略意外存在不同的定义，包括从突然的军事袭击到对国际体系中的权

力分配产生重大影响的意外冲击。按照这一定义，战略意外的例子不仅包括珍珠港袭击，

还包括冷战结束和 9·11 事件。但绝大多数关于战略意外的文献关注的是为什么国家经

常错过他们的警告信号，几乎没有研究关注国家干预对战略意外的反应。

2024 年第 2 期（总第 14 期）

89

因此，作者应用前景理论试图进行解释，认为国家在战略意外之后会变得更冒险，

因为它们被置于“损失区”。前景理论背后的基本逻辑认为，经历过损失的行为体在发现

自己的处境比原来更糟时会变得更愿意接受风险。这是基于一个预先存在的位置，称为

“参考点（reference point）”，而“损失区域（zone of loss）”通常是根据从该点开始的

效用损失（a loss of utility）来衡量的。那些意识到自己处于损失区域的行为体不仅愿意

承担更大的风险，而且他们也可以忽略失败的风险。基于此，作者认为国家在战略意外

之后会变得更加冒险，因为决策者会发现相较于之前的参考点它们有所损失，国家已处

于“损失区域”，之后美国将开始采取旨在重塑其他社会的辩护主义式干预，然后此种干

预模式被激活，向政策制定者提供战略文化性的框架、目标、方法和理由等指导，这也意

味着在战略意外之后各国将卷入代价高昂且出乎意料的长期战争。

三、战略意外与辩护主义式干预模式

那么，哪些类型的战略意外可以将美国这样的国家推入损失区？传统的造成物质损

失的事件，诸如突然袭击、金融崩溃和自然灾害诚然可以造成这种后果。但当考虑战略

文化对国家如何看待外部世界和应对威胁的决定性作用之后，作者认为战略文化也应该

限制政策制定者将何种类型的意外视为会特别可能使他们处于“损失区域”。对于外交

政策有着强大意识形态基础的美国来说，意识形态上的战略意外（突然出乎意料地威胁

到其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更有可能激活辩护主义式的干预模式。这种威胁更有可能使政

策制定者相信，从参考点来看，该国的地位已经恶化，并导致他们高估自己的损失，作出

过度反应。

更正式地说，作者认为，当一个战略意外是新的和意识形态的，而不是代表现有威

胁的进一步迭代时，这种“损失区域”的感知可能会被触发。这种新的意识形态意外可以

由两个标准来定义：（1）它们对现有的威胁提出了意想不到的新威胁或意想不到的新变

化；（2）它们似乎挑战了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四个核心要素。这些冲击能够破坏安全感，

扰乱对朋友和敌人的定义，并带来对信仰和意识形态假设的痛苦的重新评估。它们还促

使政策制定者考虑放弃标准做法，转而采取更具变革性的政策选择，包括干预另一个国

家以“修复”其政治制度，使其更接近美国模式。

90

从 1947 年到 2005 年，作者认为对美国来说存在三种新的意识形态战略意外，并因

此导致了辩护主义式干预的浪潮。一是古巴卡斯特罗的执政，二是苏联解体，三是 9·11

事件。在美苏冷战期间，卡斯特罗执政及之后的古巴导弹危机表明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

威胁，这种威胁不仅挑战了美国意识形态的普遍主义，而且成为一种实际的军事威胁挑

战了美国自门罗主义以来在美洲大陆的绝对安全和主导地位。苏联解体成为战略意外是

因为一个长期存在的意识形态敌人消失了。虽然苏联解体本身可能对美国来说是一种净

物质收益，但种族和宗派混乱的兴起被视为一种抵消性损失，这促使美国决策者采取辩

护主义式干预以重塑社会促进和谐。而 9·11 事件则是出现了一个新的意识形态敌人，

且有明显的物质损失。

美国的干预主义模式与战略文化有何关系？杰弗里· 兰蒂斯（Jeffrey S. Lantis）指

出，外部冲击可能会产生所谓的“战略文化困境”，使国家决策者重新考虑战略文化的原

则和解释是否在现实中可以成为一种可能。这个过程涉及到决策者的心理困扰，以及对

信仰和文化脚本的逐步重新谈判。由于这一过程是困难的，而且必须与顽固的事实和长

期存在的文化预设相抗衡，因此政策的任何转变都不会是大规模的，而是会受到现有文

化脚本的限制。作者认为两种干预方式就像现成的文化脚本一样运作，“充当改变不同

选择的外观和功效的镜头”，并限制着美国决策者的选择范围。战略意外不会导致对美

国意识形态和战略文化的全面重新评估，而是引导政策制定者选择一种预先存在的干预

方式作为行动指南。干预方式的差异取决于它们是否处于新的意识形态战略意外之后的

冒险时期。美国干预的默认选择是有限地干预，即美国为适度的目标进行短期行动。当

战略意外出现时，有限模式被抛弃，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旨在按照美国的形象重塑其他社

会的辩护主义式干预模式。

虽然意识形态性的战略意外出现之后会出现国家的对外冒险时期，但这种冒险行为

不会无限期地持续下去。根据有关成本敏感性与战争的文献，作者认为当辩护主义式干

预的累积国内成本变得过高时，这个窗口就会关闭。美国会放弃按照自己的形象重塑其

他社会的努力，回到有限干预的模式。这种对成本的敏感性在震惊的时刻会被搁置，以

允许进行辩护主义式干预，但随着成本的累积，公众舆论往往对雄心勃勃的干预感到不

满，并导致政治压力，要求恢复有限的干预。正如成本—收益路径所预期的那样，辩护主

义式干预的时间窗口取决于这些成本增加的速度；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更多地是通过累

2024 年第 2 期（总第 14 期）

91

积成本来衡量的，而不是通过年数来衡量的。这意味着不可能事先确定辩护主义式干预

的窗口将持续多久，因为每次干预都会有所不同，并在公众反弹的临界点出现时关闭。

四、结论

本文论证了美国的战略文化与其试图按照自己的形象重塑另一个社会的倾向之间的

联系。本文认为不同国家采用的干预方式本身源于国家的战略文化，战略文化的影响是

可以在具体的干预事件中确定的。文章突出了美国战略文化中最重要的输入——自由主

义意识形态，并追溯了这一因素如何影响战略文化，以及如何在美国干预的多样化实践

中表现出来。本文也指出了源于美国战略文化的两种干预方式——有限干预和辩护主义

式干涉。此外，文章提供了一个基于战略意外和前景理论的模型，这解释了为什么辩护

主义模式有时胜过有限模式。最近的研究审视了美国试图干预政权更迭和促进民主化的

记录，得出的结论是美国干预成功的机会很低。鉴于此，作者建议美国政策制定者最好

承认暴力和非自由干预的种子可能存在于美国战略文化中，并在战略意外（尤其是新的

意识形态意外）发生后防范它们。在那些时刻之后，遏制这种本能，并仔细考虑这些干预

的成本和成功率，可能有助于美国避免在未来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

 译者评述

本文聚焦于从美国的战略文化视角探究为何美国存在不同的对外干预方式，并将美

国的对外干预方式总结为有限式干预和辩护主义式干预两种。在研究美国对外干预问题

时，文章超越了现有基于意识形态和领导人类型的两种研究，提供了一个基于战略意外

和前景理论的理论模型来解释为什么美国的两种对外干预方式中有时辩护主义式干预胜

过有限式干预方案。作者强调美国在考虑对外干预方式的决策时受到战略文化的影响，

这不仅体现在最高政治领导层，而且已渗透到美国各级官员的观念中。文章对美国的辩

护主义式干预进行了隐含的批评，指出美国应该对其冠冕堂皇的“自由主义对外干预”

有暴力和非自由的本质认知，并放弃这种干预其他国家内部事务的决策选项。

【校对审核：丁伟航】

【责任编辑：严瑾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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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的代价：解释美国联盟责任分担压力的成败 ∗

布莱恩·布兰肯希普 [著] 黎开朗 [译]①

 文章导读

为什么美国对其盟国的责任分担施压，有时能够成功，有时会失败？如何解释这

一变化？既有研究大多都是关注于不对称联盟的特征和责任分担的结果，对大国

对其盟友责任分担施压这一议题关注较少。本文认为庇护国向其盟国施压以增加

责任分担努力的能力取决于盟国担心其退出联盟的程度。作者认为盟国的战略价

值和威胁环境这两个要素会影响庇护国（patron）退出联盟的可信程度。当盟国

的战略价值较低时，庇护国更容易抛弃该盟国。盟国的战略价值越高，庇护国就

越有可能保护盟国。威胁环境方面，作者把对威胁认知具体划分为了对手的能力、

对手的行为、对手意图的认知以及地理脆弱性这四个方面，认为对手的能力和行

为能够同时塑造盟国和庇护国的威胁认知，但相比之下，盟国和庇护国对意图和

地理位置的感知则各不相同。作者认为如果盟国与庇护国有共同的对手更有可能

分担责任。而在地理方面，责任分担的差异取决于盟国与这些对手的距离远近。

作者特别指出毗邻性的影响并不是线性的，与共同对手在陆地上毗邻的国家尤其

脆弱。

基于一系列的理论推导，作者提出了三（四）个假设。假设 1a:当盟国与庇护国有

共同的对手时，盟国更容易分担责任。假设 1b:当盟国与对手共享陆地边界时，

盟国更容易分担责任。假设 2：盟国如果位于其庇护国对手周围的海上咽喉附近，

就不太可能分担责任。假设 3:当盟国的邻国中美国盟友较少时，盟国分担责任的

可能性较小。接着作者的定量分析强有力地证明了假设 1b，假设 2 和假设 3，而

∗ 文章来源：Blankenship, Brian. \"The price of protection: Explaining success and failure of US alliance burdensharing pressure.\" Security Studies, Vol.30, No.5, 2021, pp.691-724.

①

布莱恩·布兰肯希普（Brian Blankenship），迈阿密大学政治科学助理教授，研究兴趣为国际关系、国际合作和

美国外交。黎开朗，国政学人编译员，早稻田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科，研究兴趣为联盟政治、东亚安全和国际关系理

论。

2024 年第 2 期（总第 14 期）

93

假设 1a 得到的支持较弱。在具体的因果机制方面，作者不仅使用了量化的方法

通过检验盟国的东道主支持这一替代因变量来区分了本文的理论与替代解释，还

对比了日本和西德的案例证明了被抛弃的恐惧的高低对责任分担的影响。最后，

基于本文的研究，未来的研究还可以通过研究庇护国何时要求责任分担，责任分

担的其他手段以及导致责任分担成败的其他原因来进一步扩展这一课题。

 思维导图

一、引言

什么能够解释美国责任分担压力的成败这一变化？本文认为盟国在责任负担方面的

巨大差异可以用庇护国（patron）利用盟国害怕被抛弃的心理的能力来解释。庇护国的被

抛弃的威胁越可信，如果盟友被抛弃的情况更糟，那么庇护国越能有效地鼓励责任分担。

这一威胁可以是明确或公开，亦或是暗示或私下的。本文发现了在怎样的结构性条件下

盟友对庇护国的强制更脆弱，并更可能参与责任共享。本文认为当盟国的战略价值有限，

94

并且庇护国的当地伙伴替代更丰富时，庇护国能够最有效地威胁抛弃盟友。为了检验这

一理论，本文对美国盟国自 1950 到 2010 年的军事支持采用了统计分析。本文的贡献主

要有两个。第一，本文填补了既有文献空白，对塑造联盟责任分担的讨价还价过程给予

了关注。第二，本文的理论对理解大国如何管理其伙伴关系，威慑对手和维持在国际系

统中的影响力具有启示。本文安排如下，本文首先回顾了联盟责任分担的既有文献并提

出了理论。然后本文讨论了研究设计和政策含义并给出了计量经济学的结果。最后，给

出了理论和政策含义的讨论以及未来研究方向。

二、不对称联盟的责任分担

关于不对称联盟的责任分担的相关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认为不对称同盟

的特征是不对称的商品交换，即大国提供安全，小国提供自主性。第二类关注于责任分

担的结果并借鉴了集体利益的逻辑。而还有一种替代解释没有在既有研究中得到充分的

研究，即大国压力。庇护国并不需要简单地接受其盟友的努力水平，还可以试图说服他

们做的更多。许多学者长期建议强国可以通过强制使其盟友在责任分担上做得更多。但

什么条件下这一压力是有效的还没有被理论化，也还没有成为实证检验的对象。

三、有效责任分担压力的理论

责任分担是联盟管理中的核心部分。虽然盟国有搭便车的动机，但是庇护国可以利

用盟友害怕被抛弃的恐惧来减弱这种动机。庇护国的杠杆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方式来塑造

联盟的责任分担。首先，庇护国可以通过公开或私下的直接威胁，积极利用盟国对被抛

弃的恐惧。其次，庇护国可以间接地利用盟国对被抛弃的恐惧，在庇护国鼓励盟国责任

分担的同时，盟国对被抛弃的恐惧也潜移默化地发生作用。第三，盟国可以主动分担责

任，先发制人，对冲和抵御被抛弃的威胁。国家避免被抛弃的主要策略之一是使自己更

有价值。这三种因果路径都有可能发生，所以作者最终并不知道在特定情况下哪种因果

路径会发生作用。但这三种途径都指向相同的经验预测，即当美国抛弃盟国的威胁更可

信时，盟友会承担更多的责任。而本文则是探究在什么条件下，庇护国可以更可信地将

盟国的责任分担作为其保护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