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 年第4 期（总第16期）45

换位思考与安全困境：来自中美两国的实验证据约书亚·凯特泽 莱恩·布鲁特 郭全铠 [著] 周正[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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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导读在当前国际舞台上，中美关系无疑是最为复杂且富有挑战的关系之一，并已经引发外界对安全困境的担忧。本文借由中美双边的实验研究，探索了安全困境的心理基础，尤其是公众如何在认知上处理国际互动中的威胁与防御动机。本文主要回答了两个问题，一是中美两国公众在安全困境背景下会有哪些认知偏见？二是在国际关系中，换位思考有哪些作用和局限？研究采用了跨国调查实验的方法，对中美两国的公众进行了模拟情境实验。研究聚焦于个体如何解释自己及对方国家的防御和攻击行为，探讨了换位思考对缓解或加剧安全困境的实际效果。通过操纵实验情境中的信息，研究测试了受访者对政策倾向的反应及其思考的变化。实验结果显示，两国公众均表现出明显的归因不对称，即倾向于将对方解读为攻击性行为，而将己方视为防御性行为。更重要的是，换位思考并非总是能有效减轻安全困境的心理效应，其实际效果要受到认知结构和威胁感知的影响。本文最后强调了在制定涉及中美关系的政策时，不能简单依赖换位思考来预期对方的反应，而应更加注重国际动态与公众情绪。

 文章来源： Kertzer, Joshua D., Ryan Brutger, and Kai Quek. “Perspective-Taking and Security Dilemma Thinking:

Experimental Evidence from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orld Politics, Vol. 76, No. 2, 2024, pp.334-378. ① 约书亚·凯特泽（Joshua D. Kertzer），哈佛大学政府学系约翰·茨瓦安斯特拉教授（John Zwaanstra Professor）兼研究生部主任，研究专长是国际安全、政治心理学、外交政策和公众舆论；莱恩·布鲁特（Ryan Brutger），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系副教授，研究兴趣为国际安全、政治心理学和国际谈判与合作中的国内政治；郭全铠（Kai Quek），香港大学公共与行政学系副教授，研究兴趣为国家之间的信号传递，缓和的动态和民族主义等集体信仰的起源。周正，国政学人编译员，巴黎政治学院政治学专业硕士生，研究兴趣为非传统安全、中国周边外交、基础设施中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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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维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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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美关系中的安全困境在 21 世纪，和平管理中国的崛起被美国视为最紧迫的外交政策挑战。学者和政策制定者担忧与中国崛起相关的两大现象：第一是权力转移理论所预见的霸权战争，权力因不平衡增长而转移，新兴强国可能试图改变现有国际体系以反映其利益。但这种转变是否会导致冲突，取决于新兴大国是否愿意为颠覆现有秩序支付高昂的代价。而中国依旧支持现有的国际政治秩序，这一秩序在过去几十年中帮助中国极大地减少了贫困人口，按照该理论不应发生冲突；第二个现象涉及两个寻求安全的国家间可能发生的冲突，即安全困境本身。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结构使得各国无法确定其他国家的意图，一个国家出于防御动机而采取行动，却未能意识到其行为将如何被另一方感知，从而引发双方都不希望的冲突螺旋模型。安全困境是国际系统中无政府状态所产生不确定性的副产品，也关乎换位思考的成败，即一个行为者是否能够成功设身处地为对方考虑。综合既往研究，文章认为国家意图是连接霸权战争和安全困境，这两种最坏情景的共同点。因此，理解安全困境不仅需要考虑国家间的战略互动，还需分析国家行动背后的心理动因，尤其是在归因方面的偏差和心理机制，如换位思考的影响及其潜在的负面效果。这些复杂的互动最终形成了国际关系中的安全困境，对国家政策和国际战略产生深远影响。本文试图通过实验探索安全困境的心理学基础，并试图回答两个问题。首先，在舆论普遍关注中国和美国公众可能冲突的时代，两国公民对安全困境中的归因不对称时有多么敏感，即将他人行为归因为攻击性动机，而将由己方行为则视为防御性动机？其次，鉴于学界持续关注换位思考在促进国际合作中的缓解效果，换位思考在减缓安全困境动态中能发挥什么作用？如果安全困境关乎同理心的成效，那么引导换位思考和鼓励来自不同国家的公民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思考，是否能减轻安全困境思维的破坏性效果？

二、实验模型：归因不对称与换位思考在 2016 年春，为了探索安全困境的心理微观基础，本文在中国和美国进行了一系列跨国调查实验，以测试归因不对称和换位思考这两个心理动态在安全困境中的作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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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前，本文在中国和美国分别招募了国家代表性样本，以匹配各自国家的人口普查数据，并将所有材料都被翻译成中文和英文，确保翻译的准确性和文本理解的一致性。背景信息部分介绍了中国南海的紧张局势，包括地区内多国对争议水域的权利主张及其重要性。所有数据通过在线调查收集，利用匿名化来减少社会期望偏见，并提高响应的有效性。实验在确保能够全面控制实验过程和数据收集的情况下进行，并使用了Qualtrics平台管理数据。

实验涉及两个核心部分：归因实验和换位思考实验，每个实验都专注于探索安全困境的心理动态。归因实验的设计采用被试内设计，要求受访者对假定中美两国在中国南海增强军事存在的动机进行评估。受访者使用从 1（纯防御原因）到7（纯攻击原因）的七点量表来评估各自国家和对方国家的行动动机。通过比较受访者在归因模块中对中美军事升级的归因，可以测算归因的不对称性，表明当某一行动是由他国而非本国实施时，受访者认为该行动的攻击性会有多大，这是安全困境中心理模型的关键部分。图 1 实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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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换位思考实验则采用平行二元设计，通过增加或减少他国的军事部署来操纵对方的行动，并考察这些行动如何影响受访者的反应。参与者还需要完成写作任务，来表达他们认为对方会如何解读这一行动。这一实验设计旨在了解心理干预下的换位思考是否能够有效地减轻由归因不对称所引发的潜在冲突升级。

三、实验结果及影响因素1. 归因实验结果及影响因素

归因实验结果揭示了显著的归因不对称，表明两国参与者都普遍将对方的行为归因为攻击性动机，而将本国的相似行为视为防御性，这符合安全困境理论中心理基础的关键描述。这种归因不对称在中国的参与者中尤为突出，归因差异在中国比在美国大约高出 3.1 倍。这意味着，中国参与者更倾向于将美国的行为解读为攻击性，而把中国的同等行为看作是防御性的，这表明中美之间在安全态度和感知上存在很明显的差异。这种归因不对称不仅体现了个体对国际行为的主观解读差异，也反映了更广泛的文化和战略观念影响。中国政治文化中强调的和平主义和对外政策的防御性倾向导致中国公众更容易将外部行为视为威胁，而忽视或低估自身行为的潜在攻击性。而当中国与美国的安全策略之间存在对立时，加剧了中国公众对于美国意图的负面解读。本文也考察了地理位置对归因不对称的影响。通过在不同地理背景（中国南海与夏威夷周边海域）进行的实验，发现地理位置的改变对归因不对称有一定影响，但中国人在中国南海实验中的归因不对称性仍然是美国人在夏威夷周边海域实验的2.2 倍，并不能完全解释中美之间的归因差异，这表明归因不对称的根本原因更多地与深层的文化和战略认知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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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受访者表现出与安全困境思维一致的归因不对称性为了直接测试这一点，本文在形象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增加了一组测量美国人和中国人对彼此形象的项目。结果表明，美国人和中国人对中美关系的理解存在本质区别。中国受访者认为美国对中国怀有威胁意图的可能性明显高于美国人。此外，两国公民在相对实力问题上也存在分歧。中国受访者认为中国明显弱于美国，而美国人则更倾向于认为中国已经赶上了美国，这表现出两国公民对其相对实力的认知存在明显分歧。2. 换位思考实验结果及影响因素

与归因实验的结果一致，中美两国公众对冲突升级的偏好也存在显著不同。在美国样本中，换位思考通常导致更少的冲突升级。当中国减少其军事行为时，美国参与者倾向于回应以更和平的措施，表现出积极的互惠行为。相比之下，中国受访者明显更倾向于支持增加在南海的军事活动，在七点量表中，中国受访者的平均偏好政策得分比美国受访者高 1.07 分。在美国减少军事行动的情景下，换位思考后的中国参与者反而倾向于支持增加军事活动，表明他们可能试图利用美国的减兵行为获得战略优势，这与中国人所感受到的威胁是相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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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位思考实验揭示了换位思考在中美两国样本中具有不同的效果，本文认为这些差异主要受到国家身份认同、目标冲突感知以及国家主义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国家身份认同在国际关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尤其是在对外政策和国际互动的感知中。研究发现，国家身份认同越强的个体，越可能感受到国家面临的威胁，从而更可能在对外互动中采取对抗性策略。实验数据显示，中国参与者普遍比美国参与者具有更强的国家主义情感，这可能导致他们在换位思考后倾向于利用美国的军事减少来获得战略优势。这种倾向表明，强烈的国家身份认同可能会增加对对方意图的怀疑，减少换位思考的有效性。而当个体或国家感知到与他国的目标存在冲突时，换位思考可能不会产生预期的缓和效果，反而可能加剧对抗。这种感知影响了个体对于合作与冲突的基本态度，尤其是在感知到高度威胁时。在中国样本中，当美国减少军事行动时，感知到高度目标冲突的中国参与者通过换位思考后更倾向于增加军事行动，而不是减少。这表明在感知到对方目标与己方存在高度冲突的情况下，换位思考反而激化了冲突。国家主义水平高的个体更可能将国家安全和利益视为个人身份的一部分，从而在国际互动中表现出更强的防御性或对抗性。尽管实验中观察到国家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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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换位思考的效果，但这种影响的统计显著性不高。这表明，尽管国家主义水平在理论上可能调节换位思考的效果，但实际影响可能受到其他因素的制约。四、结论

研究发现，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的受访者，他们都倾向于将本国的行为视为防御性的，而将对方的行为视为攻击性的。这种归因不对称不仅反映了双方在地缘政治上的战略互动，还反映了对双边关系的深层心理和文化理解的差异。中国受访者普遍认为，美国的行动旨在维持其全球霸权，而美国受访者则认为，美国的行为是基于自由和防御的原则。尽管换位思考常被视为可能的缓解国际紧张的策略，但本研究的发现表明，其效果并非总是正面的，而是取决于受威胁感的强弱。在美国，对冲突感知较低的受访者通过换位思考更可能认识到和平的信号，并以降低冲突回应。相反，在中国，对冲突的高感知使得受访者通过换位思考更倾向于强化自身立场，甚至在美国减少军事行动时采取加强军事行动的对策。

本研究的结果对于制定有效的外交和安全政策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挑战了公众舆论在国际关系中总是起到缓和作用的传统观点，显示在特定情境下公众可能支持对抗和升级冲突。此外，这些发现还强调了在国际危机应对中考虑公众情绪和感知的重要性，特别是在中美这样的大国竞争关系中。本文最后建议未来的研究应进一步探讨换位思考的认知与情感形式的不同效应，以及如何通过不同的换位思考干预措施来精确地测量和提升这些干预的有效性。此外，研究还应关注换位思考在不同文化和政治背景下的实际操作能力，即“共情准确性”（Empathic Accuracy），从而更全面地理解国际事务中的换位思考动态。

 译者评述本文探讨了国际关系中的安全困境问题，特别是换位思考在中美关系中如何影响安全困境的心理基础。研究通过在中国和美国进行的实验，探讨了公众如何在归因过程中显示出归因不对称，如何将对方的行动视为攻击性，而将本国的同类行动视为防御性。研究还发现，虽然换位思考在理论上有助于缓解冲突，但实际效果复杂，受到文化、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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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背景和国家身份认同等因素的影响。这提供了换位思考在国际政策和外交策略中的双重作用的启示，提示当事国在设计缓解措施时应该更加全面地考虑目标国的文化和心理背景。但同时，译者认为，虽然研究在中美两国进行，但样本的代表性和实验的范围可能仍然限制了结果的普遍适用性，缺乏对其他文化背景国家的考察，也可能影响结论的广泛性。另外，在变量控制方面，实验设计主要聚焦于归因不对称和换位思考，可能忽视了其他潜在变量，如经济利益、政治压力等对国际行为的影响。译者认为，未来研究可以在几个关键方面进行拓展：首先，考虑将类似的换位思考实验扩展到更多不同的国家和文化背景中，这将有助于探索换位思考在各种国际关系背景下的效果，并验证其普适性；其次，研究换位思考与其他复杂变量如经济动机和政治联盟的交互作用，这样可以揭示这些复合因素如何共同塑造国际行为模式；最后，关注换位思考在长期内对国家关系和国际政策的影响，尤其是分析在持续的国际冲突或合作过程中，换位思考的角色能够如何变化。

【校对审核：丁伟航】【责任编辑：封欣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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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管理联盟分担负担的困境

布莱恩·布兰肯希普 [著] 赵逸然[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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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导读在大国竞争时代，美国愈发鼓励盟国承担更多的自卫责任从而为常规大国战争做准备。然而，中东和非洲地区的反恐战争、加沙、也门和中东其他地区的冲突都暴露了美国目前的一个困境，即盟国对美国稀缺军事资源进行投资和部署的权衡。如果美国不愿或无法独自投入足够资源来威慑并击败某个地区的对手，那么盟国需要填补这一缺口。

基于此，本文的研究问题是：在大国竞争时代，美国是如何有效地管理其盟友在分担负担方面的角色？这种负担分担对美国和盟友关系及其外交政策有着怎样的潜在影响？文章采用案例研究方法，聚焦于欧洲和印太地区这两个美国主要关注的区域。分析框架考虑了负担分担的利弊，盟友的自我防御能力，以及这种策略可能导致的盟友政策偏离美国利益的风险。研究变量包括盟友的地缘政治环境、军事能力、对威胁的感知以及美国在决策中的权力和影响。本文认为，尽管鼓励盟友分担负担在某些情况下看起来可行且必要，但美国在推动这一进程时需要非常审慎，以避免失去对盟友政策方向的控制。同时，美国应通过携带条件的压力策略，结合抛弃威胁与保护承诺，来激励盟友增加防御投入。 原题为《处理联盟分担负担的困境》，文章来源： Brian Blankenship, “Managing the Dilemmas of Alliance BurdenSharing,”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47, No.1, 2024, pp. 41-61. ① 布莱恩·布兰肯希普（Brian Blankenship），迈阿密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研究兴趣为国际安全、国际合作。赵逸然，国政学人编译员，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专业，研究兴趣为美国同盟、对冲、东北亚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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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维导图一、负担分担的困境联盟中防务负担分担（defense burden sharing）存在以下困境：一方面，盟友的贡献太少。如果盟国不能充分投资于集体和个体的自卫，它们就有可能向对手让步。尽管在避免这种结果的产生方面盟国有着共同的利益，但会有成员国想搭便车（free-ride），寄希望于其他伙伴承担威慑和击败对手的成本。另一方面，盟友可能过于依赖自身而不再依赖美国。敦促这些国家分担负担可能会在同盟关系中产生摩擦，并促使盟国寻找与美国结盟以外的替代方案。这些措施可能包括寻找其他合作伙伴、发展核武器，或者通过采取更中立的外交政策来对冲风险。要求盟国为自己的防务做出更多贡献，减少了它们对美国保护的依赖，从而降低了它们留在联盟中的动力，并继续使其政策与美国的偏好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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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担责任的风险因威胁环境（threat environment）和盟国能提供多少而异。环境威胁越大，盟国拒绝与美国结盟的风险就越小。反过来，更强大、更有能力自保的盟友可能会抛弃联盟、转向中立。

二、欧洲与印太：风险的不对称上述困境不仅存在于美国的不同盟友之间，还存在不同地区的联盟之间。毫无疑问，目前美国国防规划者将印太地区视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利益领域。然而，在欧洲遏制俄罗斯的持久需求和美国在中东的持续军事资产部署，不断挫败了历届政府将资源和注意力更充分地投入到印太地区的努力，并迫使美国决定应该在哪里分配自己的资源，在哪里应该更多地依赖盟国的贡献。

在目前的环境下，美国面临的困境是，它在欧洲的盟友可能比它在东亚的盟友更有能力独自制衡俄罗斯，但正是这种能力被证明可能是跨大西洋联盟（transatlantic alliance）的离心力。盟国的同意在允许美国向海外投射军事力量、塑造全球贸易和压制关键地区的安全竞争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这种同意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它们对美国保护的依赖。一旦盟友对美国保护的依赖程度越低，美国就越难寻求来自盟友的支持，这些盟国也就越容易以美国反对的方式行事。

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显然同样意识到了上述困境。尽管自20 世纪50 年代以来，美国政策制定者一直在原则上呼吁加强欧洲的自力更生，但在实际面对这一目标的具体建议时——无论是法国在 20 世纪 90 年代围绕西欧联盟建立独立的欧洲防务认同的建议，还是 21 世纪前十年的欧洲安全和防务政策，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在所谓的支持上都动摇了。例如，在上世纪 90 年代，美国决策者将维持和扩大北约视为一种阻止欧洲主导的其他机构扎根的手段，从而保持美国在欧洲大陆的影响力。美国还反对建立欧洲国防工业的防务倡议，担心在最坏的情况下会让欧洲凭借自己的力量成为一个独立的权力中心。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可以预期，一个自给自足的欧洲在一系列问题上将不再会是美国的可靠合作伙伴。如果美国希望把欧洲防务的负担转移到北约盟国身上，那么它会发现让它们成为美国针对对手（例如中国）的合作伙伴将更加困难。比如，许多北约国家都表现出不愿卷入与中国的经济纠纷，更不用说军事争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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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肯定的是，即使欧洲变得更加自力更生，美欧之间的共同价值观和利益也可能继续催生跨大西洋合作，而欧洲大陆对美国保护的依赖确实等同于对美国的顺从。在欧洲，分担责任的挑战不在于美国的盟友能否在没有美国的情况下产生足够的军事力量来阻止俄罗斯的大规模扩张，而在于它们是否愿意投入足够的资金来保护联盟的东翼，以及能力的增强是否会导致它们对美国的利益不那么顺从。相比之下，在印太地区，挑战不仅在于美国盟友是否愿意投资制衡中国，还在于它们是否有能力做到这一点。中国的周围并没有形成单独或集体的制衡，这可能是因为这些邻国对中国构成的威胁的看法比美国观察家所持的看法更为乐观。但是，即使中国的邻国确实在国防上投入了相当多的资金，并形成了一个制衡联盟，它们也将面临相当大的困难。中国无疑是东亚最强大的国家，其 GDP 是其最接近的竞争对手（日本）的三倍之多，拥有不断发展的海军，以及强大的导弹能力。这降低了那些担心中国的美国盟友变得真正独立的可能性，即使它们变得更加自力更生，但也使依赖盟国分担负担和避免美国直接参与的难度加大。

三、应对负担分担的困境美国面临着以下一系列基本的权衡：更多地依赖欧洲对北约的贡献可以使美国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东亚，而中国的邻国可能会在没有美国的情况下努力遏制中国。然而，这样做不仅会损害美国在欧洲的影响力，还会损害北约脆弱东翼的安全。这些权衡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向前推进这些困境可能会或多或少变得严重，这取决于三个考虑因素。

1. 西欧会是东欧的安全保障吗？

第一个问题是，如果俄罗斯企图扩张，而牺牲北约成员国的利益，西欧是否愿意并有能力进行干预。考虑到欧洲的相对规模以及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上的表现，俄罗斯征服欧洲大片地区的风险似乎不大。欧洲北约成员国的 GDP 和人口总和是俄罗斯的数倍，仅德国的经济规模就超过俄罗斯的两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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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要淡化欧洲重整军备所面临的挑战，包括需要扭转欧洲在装备和战备方面的巨大不足，更不用说几十年来对美国指挥控制和力量投射能力的依赖了。但如果有足够的时间和投资，欧洲完全可以建设与其经济实力相称的军事力量。与俄罗斯接壤的北约成员国可能会试图大力制衡俄罗斯。然而，挑战在于，除了波兰之外，与俄罗斯接壤的北约成员国在经济产出和人口方面都是联盟中最小的。与此同时，北约的主要欧洲大国——包括法国、德国和英国——距离更远，可能不会做出同样的反应。不与俄罗斯接壤的国家对俄罗斯构成威胁的认知往往要低得多，因此西欧的许多国家可能采取观望态度。正因如此，波兰和波罗的海等国往往不信任西欧，而宁愿依赖美国。俄乌冲突爆发后，除了北约东翼国家之外，西欧每个成员国在增加防务能力方面的资金进展缓慢。

如果西欧不愿意或不能充当北约东翼国家的安全保障，这必然会使美国将重点转向印太地区的任何努力复杂化。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要么冒着破坏其东亚优先地位以保持“欧洲安抚者”身份的风险，要么冒着让东翼国家成为西欧和俄罗斯主要大国之间事实上的缓冲国的风险。

2. 没有美国，美国的东亚盟友能威慑中国吗？

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或许能够避免让东欧陷入困境，因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盟友能够照顾好自己。但中国的邻国在多大程度上愿意并能够制衡中国还远不清楚。如果美国在该地区的盟友担心一个富裕而强大的中国崛起，那么美国很可能会在鼓励他们分担负担方面取得成功。反之，如果盟国采取乐观态度，或不愿冒着激怒中国的风险与美国积极合作，那么美国在盟友方面便会陷入困境。

对于美国的盟友来说，在没有美国更多资源承诺的情况下制衡中国的可行性是有待商榷的。与俄罗斯不同，中国比其所在地区的任何其他国家都要强大得多，而且不需要面对像北约这样的多边联盟。因此，在美国资源投入不连续或不增加的情况下制衡中国，可能需要中国的邻国在国防方面进行大量投资，并相互进行合作。3. 美国的资源有多紧张?

如果美国可以分配足够的资源，同时依靠自己的力量维持欧洲和印太地区的现状，那么上述权衡将不那么严重。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及其盟友就不会那么担心在任何一个地区的责任会影响到在另一个地区的责任。然而，国防部内外的评估都表明，目前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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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与中国和俄罗斯的竞争将需要美国国防开支的持续年度增长，这将大大超过通货膨胀。然而，尽管美国债务利率处于异常低的水平，但自 2010 年以来，经通胀因素调整后的国防开支并没有明显增加，而且在近期也没有明显增加的迹象。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包括该国不断增长的国债，以及对这种债务负担可能导致利率上升的担忧、非可自由支配支出的持续增长。

如果美国的军事能力产能不足以满足这两个地区的需求，它将需要作出优先级排序。短期内，这一挑战并没有那么严峻。这是因为在欧洲作战时，陆军力量比海军力量更重要，而在印太地区则相反。但这也造成了一个更棘手的长期问题，因为美国现在的建设将决定它未来拥有什么样的能力。

美国国内的资源和政治限制可能会带来一线希望。也就是说，这些资源上的约束可能会使美国对盟友分担负担的施压更有效。

四、结论：三个建议首先，美国可以有选择地鼓励分担负担，在风险较低、收益较高的地方，尽最大努力做到这一点。这里有两个重要因素：共同的外部威胁程度，以及每个盟友的贡献能力。对威胁的感知程度较高的盟友——尤其是那些与对手陆地接壤的盟友——可能倾向于分担更多的责任，更有可能寻求与美国建立密切关系。相比之下，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可能更愿意在鼓励由于其经济规模和人口规模而有较大贡献能力的盟国分担负担方面采取谨慎态度。对美国来说不幸的是，恰恰是那些最能减轻美国负担的盟友构成了最大的风险。因此，分担负担的理想人选是那些既意识到高度的外部威胁，使他们依赖于美国，又有适度贡献能力的国家——足以有所作为，但不足以真正独立。韩国最符合这一描述。其次，当美国确实鼓励分担负担时，最有效的方式是通过有条件的施压。这种形式的压力是指，除非盟友做出贡献，否则美国将减少对盟友的保护承诺。有条件的压力相比于彻底抛弃美国盟友，甚至从盟国领土上撤出大量美军，有两个优势。一方面，它给了盟国更多的理由去服从：只有当盟友相信，如果他们满足华盛顿的要求，实际上不会受到惩罚时，威胁才会有效。另一方面，实际上放弃同盟不仅消除了美国的一个杠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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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并有使对手胆大妄为的风险，而且还可能使盟友极度绝望，寻求美国反对的安全手段——比如获得核武器或与美国的对手走得更近。最有效的压力是威胁和承诺相结合。最后，如果美国既不能成功地鼓励低风险盟友分担足够的负担，也，它将需要做出艰难的选择。在欧洲，美国面临两大风险。首先是培育一个独立的欧洲的可能性，这个欧洲的利益可能在一些重要方面与美国的利益存在分歧。其次，在这些不同的利益中，西欧可能会继续有意愿且有能力承担北约内东欧最危险的成员国的防务。如果欧洲不愿也无法接替美国的角色，那么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可能仍将是北约东翼安全不可或缺的保障。这并不一定意味着美国在欧洲拥有庞大的存在；北约的第5 条加上美国较小的存在可能足以威慑俄罗斯。然而，这意味着美国需要为欧洲的突发事件做好准备，这将使其专注于印度太平洋的能力复杂化，并首先破坏任何分担责任的战略优势。相比之下，在印太地区，依赖盟国贡献的主要风险在于，它们可能不足以在大范围内制衡中国。推荐哪些优先级更有价值或者哪些风险更严重超出了本文的范围。然而，美国政策制定者在处理鼓励盟国分担责任的问题时，应该看清风险，并认识到这样一个现实：尽管盟国分担责任太少等问题备受关注，但鼓励盟国做得更多同样会带来一系列挑战。美国要求其盟友分担的负担可能因情况而异，但无论它如何平衡这些相互竞争的优先事项，它都不得不面对它们带来的权衡。

 译者评述本文探讨了在当前大国竞争时代，美国如何管理其盟友在防务问题上的负担分担。作者指出，随着俄乌冲突爆发、中国的崛起，以及美国对外政策的重新定位，盟友在防务上承担更多责任变得尤为重要。然而，鼓励负担分担是一把双刃剑：尽管鼓励盟友承担更多的防务责任可以减轻美国的压力，但也可能导致这些盟友变得更加独立，从而削弱与美国的联盟关系。作者通过分析欧洲和印太地区的案例，探讨了在不同区域推动负担分担的挑战和风险，并提出了在鼓励盟友分担防务时应采取的策略。理论上，这篇文章为同盟理论做出关于同盟内权力动态与责任分担的补充。现实意义上，本文为美国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关于如何在不牺牲战略利益的情况下激励盟友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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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防御责任的策略。其中，作者提出了“有条件的压力”策略，通过威胁减少防务承诺与提供保护相结合，优化负担分担的效果，避免了简单的放弃联盟或撤军的弊端。然而，本文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一方面，文章在提出负担分担的双重影响时，更多依赖理论分析，缺乏实证数据的支持。另一方面，虽然文章探讨了负担分担可能导致的联盟脱钩风险，但对这种脱钩可能带来的长期地缘政治后果分析不够深入。未来的研究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拓展：一是对“有条件的压力”策略进行实证研究，评估其在不同盟友关系中的实际效果及其对盟友行为的影响；二是探讨负担分担政策的长期地缘政治后果，尤其是在大国竞争加剧背景下，盟友自主防卫对全球安全格局的潜在影响；三是进一步研究在中东及其他未被深入探讨的区域中，负担分担问题的复杂性及其对区域稳定的影响。

【校对审核：袁歆曲弘毅施榕】【责任编辑：严瑾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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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中的可信度：美国如何安抚其盟友？

劳伦·苏金 亚历山大·拉诺斯卡 [著] 王宏宇[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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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导读美国盟友民众更希望美国在危机时采取怎样的安抚策略？先前学者认为经济制裁往往是无效的，公开重申对盟友的安全保证只是不可信的“廉价磋商”。然而，针对军事部署、外交峰会、经济制裁和公开重申安全保证这四种类型的安抚策略，在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和罗马尼亚五国进行的舆论调查发现，相较于军事部署和外交峰会，经济制裁和重申安保这两个方式更受民众的青睐，部分是因为这两个方式有助于国家管理危机升级。盟友民众规避风险的政策偏好对联盟管理与危机管控提供了启示。

 思维导图 文 章来 源 ：Lauren Sukin and Alexander Lanoszka, “Credibility in Crises: How Patrons Reassure Their Allies,”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68, No.2, 2024. ① 劳伦·苏金（Lauren Sukin）,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副教授；亚历山大·拉诺斯卡（Alexander Lanoszka），滑铁卢大学副教授。王宏宇，国政学人编译员，武汉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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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联盟的优缺点在联盟管理中，正式联盟能提升合作的效率，但如何让安保承诺“可信”和提供多大的可信度是一个重要问题。如果可信度不高，联盟的凝聚力就会下降。如果可信度过高，盟友可能会做出牵连庇护国的举动，受保护的盟友也可能因害怕冲突升级引发被牵连，进而寻求降低联盟凝聚力。

二、安抚的等级制框架作者根据庇护国（安全保证者）注重展示能力还是利益、行动的预期结果是高风险还是低风险这两个维度，构建安抚策略的类型框架。在注重能力中，预期为高风险的策略是军事部署，低风险的策略是经济制裁；在注重利益中，预期为高风险的策略是外交峰会，低风险的策略是重申安保。作者认为四种安抚策略应基于注重能力或利益进行组内对比，安抚策略是一个行为过程，主要受众是盟友民众。注重能力的策略关注军事和经济。军事部署由庇护国向盟国或其领土邻近的地方部署人员或装备，在危机期间，这一举动的可信度很强，能够对对手构成威慑。然而，盟友可能害怕被卷入因其它盟友引起的冲突而导致安抚策略适得其反。军事部署还可能会向对手释放威胁，引发矛盾螺旋上升而使双方陷入安全困境，进而盟友不希望庇护国在其境内进行军事部署，而希望采取风险更小的策略。

相较于军事部署，风险更低的经济制裁是危机时既可以惩罚对手，也可以安抚盟友的另一策略。尽管经济制裁因效果不佳、引发被制裁国国内民众反对、被视为威慑失败而被国际关系学者诟病，但制裁被普遍使用，通过庇护国牺牲自身利益向对手施压以表达惩罚对手的决心，从而起到安抚盟友的效果。由于制裁对均势影响较小，因此不易升级冲突，而给对手造成“大炮与黄油”的权衡。从长期上削弱对手的军事能力使经济制裁策略与军事部署策略具有可比性。

庇护国强大的能力并不能缓解盟友担心被抛弃和被牵连的焦虑，联盟管理中同样需要注重利益的安抚策略，表明彼此利益的一致性。注重利益的策略包含外交峰会和重申安保，外交峰会可以在减轻盟友安全环境压力中发挥关键作用，但也可能在无形中耽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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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或升级冲突。盟国担心在会议中存在被庇护国出卖的隐患（pitfalls），外交中妥协是示弱与承诺不足的表现，而这将削弱安抚策略。

重申安保有助于在危机中恢复盟友间信任，提高庇护国内观众成本，进而威慑对手。尽管国际关系学者认为重申安保是“廉价磋商”，外交峰会应比重申安保更有说服力，但重申安保可能对盟友更有吸引力，因为重申安保策略并不像军事部署向对手制造威胁，而是塑造“盟友”与“对手”的观念从而实现威慑；同时，强调联盟现状（status quo）还可以在表达一致利益的同时，规避其它安抚策略可能给盟友带来的隐患。因此，不同于先前的文献，作者认为 1. 盟友民众更倾向于重视展示利益而非能力；2. 盟友民众更倾向于低风险安抚策略而非高风险策略。在接下来的部分，作者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实证检验。

三、研究方法作者选择于 2022 年 3 月，对波兰、罗马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五个中东欧北约盟国进行调查实验。其原因如下：第一，这五个国家对俄罗斯有相似的威胁认知，积极支持美国与北约的威慑和防御倡议，在 2014 年乌克兰危机后寻求美国的军事存在；第二，2022 年的俄乌冲突增加了这些美国盟友对被抛弃的担忧，在3 月俄罗斯对美国与北约进行核威胁后，更有利于检验本文观点；第三，这次中东欧的冲突有扩散的可能，使本文可以研究不同安抚的动态；第四，美国和北约在这次危机中对四种安抚策略都进行了实践。

在研究设计上，作者的样本量含 2031 人，在 Lucid ' s Marketplace 平台进行调查。受访者被告知要想象俄罗斯“攻击”拉脱维亚或立陶宛的情景，然后选择最希望美国实施的策略。假设对象是拉脱维亚或立陶宛而非乌克兰的原因有三点：第一，乌克兰既不是北约成员，也不是美国盟友，所以不符合安抚的盟友条件，但能让北约成员国代入自己被攻击的情景；第二，邻近的北约成员国被攻击有利于受访者思考冲突升级的情况；第三，可以让受访者思考时减少当前俄乌冲突的信息干扰。问卷设计上，前两个选项是大量美军部署至冲突现场（In-Theater Deployment）和部署至受访者国家。第三个选项是美国对俄罗斯施加重大制裁，第四个选项为美国主持“与俄罗斯的双边首脑会议”和“包括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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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受访者母国在内的多边首脑会议”。最后一个选项是美国重申保卫所有北约国家对抗俄罗斯的安全保障承诺。在选择完最希望的策略后，受访者需在两个随机的选项中选择自己更倾向的。随后，受访者被询问是否会支持美国采纳该策略，该策略能否充分应对来自俄罗斯的威胁。此外，受访者还被要求评估美国安全保障的可信度，表明他们相信美国在多大程度上履行了安保承诺、受访者是否相信美国会保卫他们的国家。此外，问卷还设置了受访者个人信息和政治问题倾向的部分。

四、研究结果根据表 1，作者展示了美国采取不同安抚策略时在盟国民众中的可信度。研究发现受访者对美国可信度看法相对固定，超过五分之四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有足够的能力保卫自己的国家，各个数据间差异并不大。但根据不同行之间对比，相较于军事部署，民众在美国采取制裁时更相信美国，相较于外交峰会，民众在美国重申安保时更相信美国。根据不同列之间对比，相较于美国会信守承诺、关心受访者国家与有安保意愿，群众们更相信美国有能力保护他们的国家，因此，能力和利益是互相增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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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 2，作者展示了民众选择政策的偏好。研究发现受访者强烈地倾向低风险策略而不是高风险策略，即使策略不是民众首选，但超过四分之三的受访者愿意批准每项政策。

根据表 3，作者使用线性概率模型对民众倾向于低风险策略这一假设进行了回归。模型一仅考虑高风险策略与民众支持两个变量，结果显著负相关，说明安抚策略风险越高，民众越不倾向于支持。模型二根据受访者母国进行回归，结果仍显著负相关。模型三加入人口信息进行回归，结果仍显著负相关。模型四加入受访者的政治倾向进行回归，支持美国、鸽派、北约、国际法的受访者更支持美国的安抚策略，而支持俄罗斯的受访者态度则相反。

在稳健性检验中，作者使用了态度不支持和无效问卷（没有通过注意力检测），结果仍显著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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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 4，作者展示了受访者对策略是否充分应对俄罗斯威胁的看法。最右列结果显示民众仍倾向于制裁和重申安保这两个低风险策略。

根据表 5，作者展示了受访者支持美国对俄罗斯用核武器的态度。如果俄罗斯只是用常规武器攻击和进行核威胁，民众对使用核武器的支持率不足四分一，但如果俄罗斯使用了核武器，支持率将接近一半。此外，与对其本国的袭击相比，受访者在考虑俄罗斯对邻国北约成员的核攻击时对核报复更为谨慎。

五、结论

文章有三点贡献：第一，评估了靠近俄罗斯的北约国家的民众态度；第二，不同于精英视角，利用系统性的调查实验，分析了民众如何评估安抚策略；第三，提出了不同于先前文献的安抚策略影响因素。

作者希望学界更全面地关注盟友对安抚与威慑策略的看法。尽管危机中各项策略的成本收益会发生变化，但危机爆发时，危机升级的可能仍促使盟友保持谨慎。随着危机的发展，各行为体的偏好和需求可能改变。未来的研究可以检验不同危机阶段的安抚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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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同时更关注离危机地更远的盟国，将安抚策略用在不同的庇护国与盟国上。联盟安抚对全球危机管理具有启示。

 译者评述劳伦·苏金、亚历山大·拉诺斯卡两人通过问卷调研的方式，调查了中欧五国民众对美国盟友安抚策略的偏好，发现相较于更容易引发危机升级的军事部署、外交峰会，经济制裁和公开重申安全保证更受盟国民众青睐。本文在研究设计上非常巧妙，利用了俄乌冲突这一近期事件，更容易让中欧国家民众想象场景，但又通过代入北约盟国使这一想象更加真实，同时回避代入乌克兰以排除受访者特定政治倾向的影响，留待后文实证中作为控制变量。本文的创新点在于从中欧五国民众角度评判美国联盟安抚策略，不同于现有的文献具有独特性。而本文的方法后续可以应用在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盟国上，由此进一步区分对手直接威胁与间接威胁的影响，将威胁的地理距离因素引入联盟管理中，具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尽管使用了实证方法，但本文设计的亮点同时也使文章受限。因为调查问卷具有时效性，本文的结果如果能经过不同冲突事件时的反复证明将更具可信度。

【校对审核：李源】【责任编辑：严瑾怡】

2024 年第 4 期（总第 16 期）国家的象征：解释全球南方国家的“威望项目”郝思诚 [著] 曾庆鸣 [译]①

 文章导读现有研究难以解释为何全球南方国家在面临更为紧迫的发展需求时仍然希望获得对经济或社会用处不大的威望项目。受援国和捐助国政府利用援助追求政治利益，但没有研究检验威望项目背后的政治动机。该研究通过对全球南方国家在物质需求紧迫的情况下仍追求炫耀性国际发展项目的现象进行深入分析，提出了威望项目在全球南方小国中寻求政治正当性中的重要作用。威望项目不仅为这些国家提供了象征资本，还成为其追求国际地位的手段。该研究收集了自1949年以来中国全球发展融资的新数据，纳入了近 400 个威望项目。作者的实证检验显示威望项目集中在支持中国外交利益的全球南方发展中国家。因此，威望项目是全球南方小国寻求政治正当性的独特资源，这些南方国家国内资源有限，无法投资于威望或其他国家项目。而威望项目又使这些政府能够获得国家象征资本并追求国际地位，两者对其政治正当性都具有价值。 文章来源：Austin Strange, “Symbols of State: Explaining Prestige Projects in the Global South”,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68, No.2, 2024, pp. 1-15. ①

郝思诚（Austin Strange），香港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助理教授，研究方向为国际政治经济学。曾庆鸣，

国政学人编译员，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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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维导图全球南方各国为何在有更紧迫的物质需求时仍追求接受炫耀性的国际发展项目？本文提出，经济层面上饱受质疑的“威望项目”对寻求政治正当性的全球南方小国具有重要作用。威望项目为这些政府提供了无法通过其他方式获得的象征资本，并成为追求国际地位的手段。根据自 1949 年以来中国的全球发展融资新数据，本文纳入了近400个全球南方小国的“威望项目”，展示了它们集中在那些支持中国外交利益的小型发展中国家。

2009 年 3 月 12 日，哥斯达黎加在圣何塞开始建设国家体育场，耗资超过1亿美元，并在 2011 年完工后成为国家足球队的新主场。哥斯达黎加政府利用广泛宣传的项目里程碑将体育场品牌化为国家成就，称其为“我们国家的心脏”，同时强调该场馆将提升哥斯达黎加的国际地位。哥斯达黎加国家体育场就是在东道国中高度可见且具有国家象征意义的“威望项目”例子。在过去二十年中，全球南方出现了数百个这样的项目，美国、中国、苏联、日本和英国等各国均为全球南方国家资助并建设了许多威望项目。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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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沙特阿拉伯等新兴全球南方大国开始也向中东及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威望项目。

本研究的问题是，为何在资源有限、物质需求尚未完全满足的情况下，全球南方的小国政府依然积极追求奢华的国际发展项目，特别是“声望项目”（prestige projects）为什么这些政府会选择经济上不一定合理的“声望项目”，而非优先满足更基本的物质需求？通过对中国自 1949 年以来资助的全球发展项目的数据分析，揭示了声望项目主要集中在那些经济规模小且资源有限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通过声望项目获取了国家象征资本，并利用这些项目提升国际地位，从而增强国内的政治合法性。传统的地位追求研究多集中于强国和富国，探讨它们如何通过经济上可疑的大型国家项目（如航空母舰、太空计划等）来提升其国际地位。然而，本研究展示了即使是小国和发展中国家，声望项目也能成为它们追求国际地位的重要工具，并且这种追求很可能是出于国内合法性的需要。这一观点不仅丰富了地位追求的研究，还为理解小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行为提供了新的视角。

文章还对国际发展援助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提出了新的见解。虽然已有研究表明，政府有时会为了政治生存而选择经济上不合理的项目，但这些研究大多关注国内投资的区域性分布，而未能解释为何国家会渴望通过国际援助获取国家级的声望项目。本研究通过展示小国如何通过这些项目寻求合法性，拓展了我们对国家行为的理解，特别是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如何通过外部援助来实现政治目标。

现有研究难以解释为何全球南方国家在面临更为紧迫的发展需求时仍然希望获得对经济或社会用处不大的威望项目。受援国和捐助国政府利用援助追求政治利益，但没有研究检验威望项目背后的政治动机。本文认为，威望项目是全球南方小国寻求政治正当性独特的资源，这些南方国家国内资源有限，无法投资于威望或其他国家项目。威望项目使这些政府能够获得国家象征资本并追求国际地位，两者对其政治正当性都具有价值。值得一提的是，威望项目对物质发展援助需求最高的全球南方小国政府最具吸引力。全球南方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对外政策让步来交换威望项目，以满足其国内正当性需求。一、既有研究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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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动机驱使政府获取那些华丽但在社会经济上有争议的发展活动，如威望项目，特别是在那些有迫切物质需求的发展中国家？

接受发展援助国家的政府有时会将援助用于其自身的经济和政治目标，而不是以社会经济最优的方式使用。捐助国和贷款国政府也会基于一系列经济、政治和安全利益分配发展项目。

为什么国家会在物质上进行“炫耀性消费”？政治经济学视角认为在恩庇—侍从关系较深或其他政治制度脆弱、国家能力薄弱的政治环境中，领导人需要向关键选民团体提供私人物品，因此有政治动机去追求社会经济上次优的项目。国际关系学视角认为国家有时会投资于象征性的国家项目以追求威望或地位。例如，国家在航空母舰、太空项目、核武器以及举办重大国际活动上进行大规模投资。

二、全球南方小国的威望项目本文将威望项目定义为具有高度可见性和国家象征意义的国际发展项目。可见性包括项目的物理和媒体存在。物理可见性涉及有形且规模大或位于国家中心位置的项目地点，因此大多数威望项目位于首都或其他人口稠密地区。媒体存在则涉及大量宣传，特别是在项目宣布、奠基和完工典礼的里程碑事件上有仪式和表演、剪彩、领导人演讲等炫耀性行为。可见性是一个基本前提，使政府能够品牌化威望项目并向大量受众宣传。国家象征意义一般指代表国家主旨或国家理念的表达。全球南方国家可以利用可见的国家象征项目向不同受众传递政治象征。威望项目本身可以成为国家象征，或者可以传达更高层次的国家理念，如现代化、进步或团结。全球南方通常围绕国家身份、发展和现代化的主题来框定（Framing）威望项目，并将其置于其争取国际地位的背景下。高度可见性对于威望项目的国家象征意义也很重要。这种高度可见性和国家象征意义特点的结合使威望项目区别于其他形式的外国援助。

三、小国、正当性与威望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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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认为，威望项目是全球南方小国寻求正当性的一种独特工具。这些国家需要国家象征资本，但自身获取这种资本的国内手段有限，因此它们通过提供政策让步来换取威望项目。

首先，相对于更强大的国家，全球南方的小国往往拥有较少的象征资本用以增强政治正当性。象征资本在此指的是行使象征性权力的资源，概念化为建构或强化被感知的政治或社会现实的行为。获取并垄断符号、符号系统和语言等象征资本以主导和强化现有的国内政治等级制度。国家政府通常是象征资本的所有者，用来增强其合法性。因此，国家有动机获取和加强其对国家象征资本的垄断，以正当化其国内的政治权威。其次，全球南方小国通常既缺乏现有的国家象征资本，也缺乏获取这种资本的手段。全球南方小国往往缺乏现代国家的标志，如现代政府设施、国家航空公司、大规模基础设施项目、外交使馆、举办国际活动的能力。这些标志可以作为国家象征资本。威望项目有助于解决全球南方小国在象征资本和地位方面的不足。作为嵌入国家象征的显眼地标，威望项目为东道国政府提供了新的国家级象征资本。H1：全球南方小国具有获取威望项目的强烈动机，全球南方小国政府将会比全球南方的大国政府获取更多的威望项目。

发展中国家政府必须为从国际捐助者那里获取外部资助的威望项目付出代价。通过转向外部支持，东道国政府表明了其不具有偿还威望项目的能力。由于这些项目流向那些还款能力有限的发展中国家，互惠更有可能以非货币形式出现，如政策让步或支持捐助者的国际政治利益。捐助者和债权人经常使用援助来追求政治和其他战略利益。威望项目的特点使这些项目特别适合捐助者追求政治和其他战略利益。优惠援助通常受捐助者的政治利益强烈驱动。虽然外国援助项目不一定要求经济回报，但当以双边形式提供时，“威望项目是一种礼物，实际上确保受赠者知道要感谢谁”。相对于更商业导向的发展项目，威望项目通常高度优惠，对东道国政府的财政负担最小。此外，威望项目在非货币意义上也是高度优惠的，因为捐助者通常允许东道国在获取国家象征资本的过程中主导项目的许多方面。东道国政府选择项目类型和地点，威望项目则主要位于国家首都或其他城市地区因此，东道国政府很可能会增加对捐助者政治利益的支持，以换取获取高度优惠的威望项目。

H2：全球南方小国政府将增加对捐助国政府的政治支持，以换取威望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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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设计1. 数据

第一个数据集包括 1949 年至 1999 年间在 130 多个发展中国家约4,000 个中国政府资助的发展援助项目。第二个数据集是 AidData 的中国官方金融数据集2.0 版。本文确定了1950 年至 2017 年间中国在 90 多个国家的援助项目，并考察了1950-2017 年、1971-2017年和 2000-2017 年三个时期内的对外援助项目在 120 多个国家中的分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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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分析的核心关注是小国家和政治支持对威望项目分配的影响。回归分析分为两个主要部分：(a) 小国家和威望项目分配，以及 (b) 政治支持和威望项目分配。每个部分都包含了多个不同的回归模型，具体包括 Bivariate（双变量回归）、Covariates（包含协变量的回归）、Post-1971、Post-2000 和 Dollar values（以美元计的价值回归）。以下将逐步解释每个模型及其结果的含义。

在第一个部分即小国家和威望项目分配的回归模型中，Bivariate 模型（双变量回归）表明 GDP 与威望项目分配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具体而言，GDP 每增加一个单位，威望项目分配的概率会减少 0.266 个单位。这意味着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小国家获得威望项目的可能性较低。该模型使用了 1950 年至 2017 年的数据，包含年份固定效应，但不包含其他控制变量。

当引入协变量后，GDP 与威望项目分配的负相关性进一步增强（系数为-0.354）。这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后，GDP 对威望项目分配的负面影响更加显著。接着，分析关注1971 年之后的时期，发现 GDP 与威望项目分配的负相关性继续加剧（系数为-0.658），这可能反映了全球经济和政治环境的变化。在 2000 年之后，这种负相关性达到最大（系数为-0.676），表明在这段时间内，经济发达的小国家更难以获得威望项目。在第二部分，即政治支持和威望项目分配的回归模型中，Bivariate 模型显示，切换到中国的国家更可能获得威望项目（系数为 1.10）。这表明与中国建立政治联系对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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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望项目有积极影响。该模型同样使用 1950 年至 2017 年的数据，包含年份固定效应，但不包含其他控制变量。

当引入协变量后，切换到中国与威望项目分配的正相关性稍有增强（系数为1.19）。在 1971 年之后，这种正相关性进一步增强（系数为 1.61），表明在这个时期，与中国的政治联系对获得威望项目的影响力更大。到了 2000 年之后，这种正相关性达到最大（系数为 2.03），显示中国在这段时期对威望项目的影响力显著增加。最后，使用美元计的价值回归模型显示，切换到中国与威望项目分配的正相关性仍然较强（系数为 1.52），但不如 2000 年之后的模型显著。这一结果同样基于2000年至2017 年的数据，并包含控制变量和年份固定效应。

回归模型揭示了 GDP 和政治支持对威望项目分配的不同影响。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小国家，获得威望项目的可能性较低，而与中国建立政治联系的国家更有可能获得威望项目。不同时间段和回归模型的分析进一步细化了这一结论。全球南方小国的政治制度似乎并未对威望项目的分配产生显著影响。各国政治制度及恩庇—侍从关系的衡量标准与威望项目分配无关。同样，威望项目似乎并非主要由经济或商业利益驱动，并没有更加集中在拥有较大市场的全球南方国家。总结来说，自1949年以来，全球南方的小国不成比例地从中国政府获得了威望项目，并且在获得这些项目之前通常增加了对中国的外交与政治支持。

五、结论

摩根索（Morgenthau, 1962）为理解威望援助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起点。从本文为东道国为何获取威望项目提供了一个政治解释，并引入了自 1949 年以来中国政府资助的数百个威望项目的新证据。总体而言，本研究的证据表明全球南方的小国政府不成比例地收获了威望项目。全球南方发展中国家获取威望项目是为了积累象征资本和寻求地位，而非向国内政治行为者分配私人商品。

本研究不仅深化了我们对声望项目在小国政府合法性建设中的作用的理解，还为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和中国发展融资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和实证支持。通过探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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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南方国家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如何通过获取外部资助的声望项目来实现国内外的政治目标，文章为理解国际援助项目的复杂动力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政治正当性问题可以解释为什么全球南方小国有时会获取看似浪费资源与财力的项目。威望项目可以象征和加强本国政治权威，且能为受援国政府提供一种潜在重要的国家象征资本。

 译者评述首先，这篇文章在理论上的最大贡献在于重新定义和深入探讨了“威望项目”在小国中的作用。作者阐明了威望项目如何通过增强国家的象征性资本和寻求国际地位来提升小国政府的合法性。这一理论框架填补了现有国际关系和政治经济学文献中的空白，尤其是在解释小国为何在存在紧迫的物质需求时仍然追求威望项目方面。通过将威望项目视为小国寻求国际地位和国内合法性的重要工具，作者拓展了传统国际关系理论中对于国家动机的理解。文章通过对中国自 1949 年以来资助的全球发展项目的数据分析，揭示了声望项目主要集中在那些经济规模小且资源有限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通过声望项目获取了国家象征资本，并利用这些项目提升国际地位，从而增强国内的政治合法性。这一发现不仅丰富了我们对全球南方国家政治经济行为的理解，也拓展了对国家如何利用象征资本进行合法性构建的理论探讨。

在实证研究方面，文章利用了新创建的数据集，系统性地分析了1949 年以来中国在全球范围内资助的威望项目。通过对这些数据的分析，文章成功证明了威望项目的分布与小国支持中国外交利益之间存在显著关联。这一发现不仅提供了实证上的支持，也为未来研究中国对外援助的政治经济学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此外，作者还通过对哥斯达黎加国家体育场的案例研究，详细探讨了威望项目如何在小国中产生象征性资本，并通过调查实验展示了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威望项目如何被视为政府与地位追求的象征。虽然文章对威望项目的定义相对明确，但由于威望项目的多样性及其在不同国家中的文化和社会背景，定义和测量这些项目时可能会有一些主观性。作者在定义威望项目时采用了相对狭义的标准，主要集中在政府建筑、体育场馆和会议中心等项目上。这一狭义定义虽然有助于保持研究的焦点和一致性，但也可能忽略了一些不太显眼但同样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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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象征意义的项目。此外，威望项目的测量主要依赖于这些项目的“可见性”和“象征性”，然而，这些标准在不同文化和政治背景下可能具有不同的解读。文章主要聚焦于小国在接受威望项目时的动机和影响，但在比较小国和大国的威望项目策略上则显得相对薄弱。虽然文章提到大国往往具备更多的资源来自行建设象征性项目，因而不太依赖外部资助，但对大国在此类项目中的策略和效果缺乏深入探讨。大国在威望项目中的行为模式以及这些模式与小国的对比，可能会为理解全球威望项目的总体分布和影响提供更加全面的视角。因此，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大国在威望项目中的角色，尤其是在与小国进行比较时，探讨其在不同国际环境中的动机和策略。【校对审核：戴璐璟袁歆施榕】【责任编辑：严瑾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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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邻近性与制裁有效性

奥默·扎普利 杜松·佩克森 [著] 王宏宇[译]

①

 文章导读选举对制裁有效性重要吗？国际关系学者们长期关注被制裁国国内的政治因素。然而，这方面的文献主要关注政治制度特征和利益团体这些受时间影响少的变量（低时变性）。基于此类文献，作者探索了距离选举时间临近性的影响。虽然选举的影响已经在军事冲突的背景下得到了检验，但其对制裁有效性的潜在影响却没有受到系统性检验。

作者认为，随着选举的临近，被制裁国政府更有可能遵守制裁发起国的要求，以避免制裁带来的潜在政治成本。然而，选举的影响可能会因不同的选举特征和政治体制类型而异。作者使用 1950-2020 年的超 1000 个案例对观点进行实证检验，发现选举对制裁成功具有正向影响，并在举行竞争性选举的民主程度较低的国家中更为突出。这表明，尽管制裁对非民主政治体的成功率相对较低，但选举也可能为制裁发起国提供一个从被制裁国获取让步的机会窗口。本文使用了计量方法对制裁的影响因素进行探索，可以结合具体案例进一步完善文章论证。 文章来源：Omer Zarpli and Dursun Peksen, “Election Proximity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Economic Sanctions,”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published online: May 27, 2024. ① 奥默·扎普利（Omer Zarpli），毕尔肯大学国际关系副教授；杜松·佩克森（Dursun Peksen），孟菲斯大学政治学教授。王宏宇，国政学人编译员，武汉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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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维导图一、引言

先前研究强调了被制裁国国内政治的重要性。在解释制裁的有效性时，学者们强调了强大的利益集团承担了强制的经济成本的重要性，一些政治制度比其他政治制度更容易受到经济胁迫的影响。然而，考虑到利益集团政治和政治体制特征的相对低时变性，现有文献很少深入了解如周期性选举和竞争性选举等时间敏感因素对外部经济压力结果的可能影响。虽然人们已经做出了巨大努力来揭示选举与在国外使用军事力量之间的联系，但很少有研究关注选举政治会如何影响经济制裁的使用和效果。一些研究探讨了选举对制裁决定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美国更有可能在大选年发起制裁。Park (2019)则分析了外部压力如何影响被制裁国当权者的投票份额；但选举是否以及如何改变领导人遵守制裁发起国的要求仍未得到充分的回答。在经济制裁下，被制裁国领导人倾向于妥协以改善经济环境，还是坚决抵制以避免展示软弱？此外，被制裁国政体是否会影响制裁有效性？

基于政治经济周期理论，作者认为，平均而言，被制裁国领导人更倾向于在选举前默认外国压力以尽量减少可能的不利经济影响并提高再次当选的概率。因此，距离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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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越远，被制裁国越有抵抗空间，而混合政体中的选举为反对党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动员机会，否则他们将面临严重的协调问题。因此，民主程度较低的被制裁国很可能在更大程度上重视选举周期。作者预计在选举年和非选举年，民主程度较高的被制裁国的行为都更一致。

文章实证结果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即在保持政体特征不变的情况下，被制裁国领导人的妥协动机会随着他们何时面对投票箱而变化。选举的正向影响在民主程度较低的国家更强。

二、国内政治与制裁有效性如果制裁会对被制裁国施加巨大的政治成本，那么制裁就更有可能诱发妥协。被制裁国领导人通常没有动力改变政治路线，除非维持现有政策的成本超过改变政策成本，因此制裁对公众舆论和争议性政策的重要性被逐渐关注。如果制裁导致公众反对被制裁国领导人，那么领导人可能寻求政策转变。

从国内政治制度考虑，一部分文献认为领导人出于对中间选民反应的考量，民主国家更容易受到经济胁迫的影响，制度性约束和较多的反对者也使民主领导人难以采取反制措施。然而国内政治制度的实证结果是矛盾的，一些研究认为制裁对民主国家影响更多，另一些研究认为制度影响的结果并不显著。Zarpli 认为民主可能会产生曲线影响，混合政体最容易受到经济压力的影响。

选举临近性对领导人的对外政策行为具有重大影响。一方面，政策延续性也可能降低当权者的可信度从而减少合作概率，如欧盟成员国领导人更有可能在选举期间\"拖延\"协议。另一方面，即将到来的选举所带来的\"未来阴影\"的减少也可能帮助双方更快地达成协议。其中的关键因素是国际层面的合作是否可能对当权者的选举产生积极影响。如果不利于选举就拖延，有利于选举则选择合作。因此，有研究表明面临连任的领导人发起军事化的国家间争端的可能性更低。这一逻辑是否使用于经济制裁？三、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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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是纵向问责的主要机制。他们允许公众对在任者过去的行为负责，即使在民主程度较低的制度中，选举也是非常重要的，领导人仍面临下台的风险。基于“选举周期”理论，作者认为平均而言，选举的临近性增加了被制裁国妥协的可能性，领导人希望用制裁的停止换取改善的政治经济条件。如面对经济表现不佳和公众舆论的影响，领导人更希望终止制裁，以改善该国的经济和政治状况。如，2013 年2 月，德国解除了对卢旺达的援助制裁。德国政府的理由是，因为卢旺达的援助正在“朝着正确的方向”采取措施。由于外部援助占据卢旺达预算的 40%，因此卢旺达政府有强大的动力改变政策。尽管当前没有解除制裁对被制裁国经济复苏速度的系统研究，但是仍有证据证明经济制裁中止后被制裁国经济能力获得好转。如，在 2015 年签署《联合全面行动计划》（JCPOA）后，伊朗获得了 42 亿美元的资产，并在前六个月内增加了70 多亿美元的出口收入，缅甸和利比亚被解除制裁后经济也呈现好转。同时由于选民回顾偏差的存在，因此距离选举时间越近，领导人面临的政治成本越高。距离选举时间越远，越有余力应对制裁。与本文观点相反的战争转移理论认为领导人在经济低迷时倾向于转移注意力。作者认为该理论更适用于制裁发起国而非被制裁国。

四、政权类型的调节作用选举临近性可能会对不同政权类型的被制裁国产生不同的影响。虽然平均而言，选举临近应该会增加领导人的成本敏感性和他们寻求解除制裁的意愿，但在民主政权中，这种影响可能较弱。因为民主国家中，公民经常通过传统的政治渠道向现任者施加压力，在制裁下，反政府抗议活动不太可能大幅增加。虽然一些抗议活动可能发生在选举前，但与不太民主的政权相比，选举年和非选举年之间的差异可能更小。而在民主程度较低的政权中，选举通常成为反对派的焦点，而经济制裁往往预示着对被制裁国政权的不认同，进而可能助长被制裁国内部反对派气焰。

由此作者提出三个假设：

假设 1.经济制裁在被制裁国处于选举期时更容易成功；假设 2.当选举结果存在更大的不确定性时，选举的正向影响可能会更大；假设 3.在民主程度较低的政权中，选举临近性的影响可能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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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数据与分析作者主要使用时间序列跨国数据，使用全球制裁数据库与跨越民主和专制的全国选举数据库，时间范围为 1945-2020 年。作为被解释变量，制裁定义为“联合国、其他国际组织、国家集团或个别国家为应对目标国不同类型的违反国际规范行为而采取的具有约束力的限制性措施，其目的是改变目标国的行为或约束目标国的行动。”作为解释变量，选举临近性是一个虚拟变量（取值为 0 或 1，也称二元变量），数据集排除了没有反对党的无争议选举，一个竞争性选举被编码为 1。在数据集中，113 个目标国家共有1461个选举年。主要模型中的分析单位是制裁-事件-年份。共有7663 个观测值用于分析。因此，本文采用 logit 模型，并根据被制裁国进行聚类稳健标准误。在所有模型中，作者还含有制裁的持续时间，以及它的平方项和立方项，以解释时间依赖性。图 1：作者进行的描述性统计

在测试假设 1 时，作者将选举与制裁成功进行回归。选择被制裁国的民主得分、稳定程度、制裁发起国是单边还是多边、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等数据为控制变量；用于控制竞选的频率、可能出现的聚旗效应、制裁有效性和经济规模等因素的影响。并在模型中考虑了制裁的目标。

结果如图 2 模型 1，主回归显著正相关，说明领导者越出现更替，被制裁国屈服的可能性越大。此外，多边制裁更有可能发挥作用。

在测试假设 2 时，作者将选举分为两组。当政治行为体发表声明明确他们对结果的信心，或机构设计的方式使反对党极不可能获胜时，选举被编码为\"确定\"，该部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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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占总数的 45 %。表二中的第一个模型使用了同时包含\"确定\"和\"不确定\"选举的选举变量。在第二个模型中，作者分别加入了两个变量与经济制裁进行回归。结果如图 2 模型 2，两个变量的符号均为正。但只有不确定的选举具有显著性，说明竞争性选举越不确定，经济制裁越容易成功，而这支持了作者的假设。在测试假设 3 时，作者将选举与政体类型进行交互作为解释变量，与选举的影响进行回归。结果如图 3，回归结果显著负相关，说明交互项越大，民主程度越高则选举影响越少。为了说明这种情况，作者通过图 1 展示了这种关系。虽然这种关系并不是线性的，但在民主程度较低的目标中，选举临近的影响较强。

图 2-3：主要成果 竞争性选举和制裁成功（左）选举对民主程度的影响（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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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稳健性检验在稳健性测试中作者更换了模型。因为被制裁国可能会在当选前妥协，领导人当选后合法性会提升，所以作者将选举的虚拟变量更换为距离下一次选举的时间。结果显著为负，说明距离选举越远，制裁越不容易成功。此外，作者剔除了未如期选举的案例，采用了固定效应排除遗漏变量影响。

此外，作者还加入了对目标领导者执政时间长短的衡量。更长的执政时间可以发现它更容易承受外界压力，而新的领导人可能更容易受到影响。作者还将制裁国发起国与被制裁国的国家综合能力打分（CINC）放在回归中。

最后，为了减少选择偏差的影响，作者采用两阶段的Heckman Probit 模型。在模型1 中，作者使用在联合国大会（UNGA）上的投票相似度。在模型2 中，作者使用国家争端数据库（MID）。结果说明将非随机选择纳入制裁并不会改变选举对制裁成功的正向影响。

图 4：选举和制裁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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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结论作者认为被制裁国领导人更倾向于在选举前屈服于外部压力，以减少可能的政治成本。选举政治对制裁结果的影响将在举行竞争性选举的民主程度较低的政体中更加明显。根据结论，作者认为在从政策角度来看，无论对象国民主程度，制裁发起国应当认识到在对象国即将进行选举时进行更有效，制裁机制应当更精心设计，以免削弱被制裁国国内的反对派。未来的研究可以具体考察制裁是否以及何时促使反政府组织在选举前联合起来，并进一步研究被制裁国领导人讨好国内选民的具体政策。 译者评述奥默·扎普利和杜松·佩克森两位作者使用计量方法对选举时间邻近与制裁成败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作者认为随着选举时间的邻近，被制裁国往往会选择妥协以减少制裁带来的负面影响，因此制裁更容易成功。文章的创新点在于丰富了影响制裁成败的因素，通过大量案例的实证而非单一的案例论述，使观点更具有说服力。在国家间大型直接军事冲突难以获得合法性的 21 世纪，经济制裁成为释放政治信号的重要手段，被制裁国在制裁施加的成本下面临“大炮与黄油”的抉择。而本文使用制裁成败能巧妙的反映被制裁国的态度。此外，本文使用的数据量大，持续时间长也是一大亮点。

尽管文章使用了实证方法，但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使用计量方法可以分析大量案例，但是实证结果证明的是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可以在大量的案例基础上回避“反例”，如果能加上一个过程追踪的案例分析将使本文论证更加充实。【校对审核：陈扬李源】【责任编辑：严瑾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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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霸权、储备调控与国际货币等级体系

拉马·瓦苏德万 [著] 邢安婷 [译]

①

 文章导读一百年前，在英国确立和巩固金融霸权的过程中，为了确保自身的经济优势，殖民地印度的经济被逐渐嵌入全球金融网络。通过在印度实行金汇兑本位制，以及凭借汇票机制，英国对印度的货币储备进行调控，将许多黄金和纸币储备存放在英格兰银行，用于维持英镑汇率和支持伦敦市场的国际流动性。这些金融操作不仅帮助英国应对金融危机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冲击，其金融霸权也得到进一步强化。而印度则受制于此，处于需承受全球金融市场动荡的压力、国内经济发展受限的境地。

英国这一金融策略揭示了国际货币等级体系下（international monetary hierarchy）核心与外围国家之间的复杂关系，也预示了在黄金与美元脱钩的国际货币等级体系中，发展中国家如何因储备调控被逐渐置于金融从属化（financial subordination）地位。这与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霸权地位有关，占主导地位的金融中心不再直接支配和控制对美国的短期债权，而是将其作为美元储备存放在外围国家的中央银行。储备积累的动机可能是为了防止资本外逃引发货币危机，但外围国家积累美元储备的做法反映了美元享有的过高特权。这是当代金融从属化的一个关键机制，美元储备的囤积确保了外围国家为国际美元流动性机制提供了弹性，巩固了美元霸权，而这一方式在英国对印度实施殖民统治期间早已有迹可循。 原题为《金融霸权、储备调控与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等级制》，文章来源： Ramaa Vasudevan, The gold-exchangestandard in colonial India: foreshadowing the monetary hierarchy of the international state-credit standard, Review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published online: 15 Mar 2024. ① 拉马·瓦苏德万（Ramaa Vasudevan），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经济系。邢安婷，国政学人编译员，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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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维导图一、印度殖民地实施金汇兑本位制的缘起在普法战争之前，银本位制（silver standard）、金银复本位制（bimetalic standard）和金本位制（gold standard）并存。在美国发生南北战争期间，随着印度出口棉花和吸引公共工程与铁路资本，流入印度的白银增加；而北美和澳大利亚的黄金发现增加了黄金的供应，欧洲白银大量流出。这使得印度进口白银有助于吸收西方的通胀压力，并让欧洲和美国向金本位制过渡。

19 世纪 70 年代，白银贬值，金、银之间稳定的价格比率被打乱。彼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包括英国在内，已基本实行金本位制；而东方的外围国家如印度，仍采用银本位制。虽然双本位制中蕴含着一种等级制度，但在银价下跌、金需求上升的情况下，这一币制仍存在不稳定性。印度对银的进口仍在继续，但银贸易逐渐呈现出越来越投机的特征。随着银价下跌，卢比在 1873 年至 1893 年间对英镑贬值了近50%，这也导致印度面临严重的预算和货币问题。印度殖民政府费用负担加重，对英国的收益汇回也产生了不利影响。

19 世纪后期，英国政策圈试图解决印度的货币问题，采用金本位制来稳定汇率的建议随之流行。但殖民政府有两个顾虑：一方面要提防印度因贸易顺差而从国际货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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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吸收黄金，以免扰乱伦敦货币市场；另一方面又要防止汇率恶化和汇率波动对资本流动产生负面影响，以解决日益棘手的预算问题。两难之下，金汇兑本位制（gold-exchangestandard），即一种没有黄金货币的金本位制产生了。

金汇兑本位制的关键要素是通过积累短期对外债权，在国际上保持本国货币（不一定可以用黄金兑换）与黄金之间的可兑换性。黄金是国际支付的最终结算手段，但面临资本外流或国际债务的国家则通过在国外的中心国家存放资金来节约黄金储备。通过持有短期外国资产，能够使长期债务国在国际市场上获得短期债权国的地位，成为黄金储备的一道防线。

印度施行的金汇兑本位制，是将卢比按固定汇率兑换成英镑。殖民政府负责通过英镑外汇交易来管理这种固定汇率。银卢比和纸币在国内流通，因此该体系是没有黄金货币的金本位制。这种安排将黄金储备的作用限制在稳定汇率和结算国际收支上，还切断了英镑与卢比汇率、白银与黄金价格比率之间的联系，使汇率与外汇市场的情况相挂钩。通过实行金汇兑本位制，殖民地对白银和黄金的相对需求仍可保持。白银被继续进口到印度，从而避免了白银国际市场的混乱；同时，通过发行以英镑为抵押的纸币，减少了提取黄金作为发行纸币的储备。可见，此时殖民地印度被纳入国际金融市场，通过支持英国作为世界银行家的角色，巩固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特殊地位，这也标志着帝国金融从属化的演变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二、金汇兑本位制运行下的储备调控金汇兑本位制在印度实行后，尽管银卢比和纸币同时流通，但与作为主要货币的银币相比，纸币的流通量相形见绌。1893 年铸币厂关闭后，卢比升值，但这对印度的流动性和信贷产生了有害影响，货币问题依旧存在。于是，银币铸造在1898 年恢复，英国金币在 1899 年被宣布为法定货币。然而，虽然财政部有义务用卢比兑换英镑，但却没有对等的义务提供英镑来兑换卢比。此外，由于英国财政部拒绝了对印度启动黄金流通和开设黄金铸币厂的建议，以及南非战争引发了对英格兰银行减少黄金储备的担忧，任何可能使印度流失黄金的行为都被排除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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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与其让印度在国内积累黄金储备，不如将部分黄金暂时存放在英格兰银行。伦敦作为当时白银和黄金市场的主要交易中心，这么做不仅有助于英国提高对国际金本位的管理，也可以进一步巩固其通过金汇兑本位制所实现的金融从属化。而这些黄金储备构成了印度发行纸币的准备金，并可用于在伦敦市场购买白银，然后将硬币兑换成卢比运往印度。这原本是缓解印度货币问题的权宜之计，到 1905 年后则成为了永久性措施。至 1906 年，印度有三分之二的黄金储备被存入英格兰银行；同年，印度的部分PCR（PaperCurrency Reserve，纸币储备）也被批准用于投资伦敦的英镑证券，并在后来被越来越多地服务于维持汇率，为国际货币市场的英镑融资机制提供弹性。至此，PCR 和之前为印度铸造卢比硬币的铸币税利润而设立的金本位储备金协同运作，共同致力于维护汇率稳定和构筑黄金储备的第二道防线，它们帮助促进英国债务证券市场的发展，缓解了伦敦利率的上行压力，为英格兰银行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提供了更多的操作空间。

三、印度殖民地的金融体系印度殖民地在金融的从属地位也扭曲了国内的金融发展。印度的金融体系可分为两个相互关联的部门：一个嵌入国际市场，另一个面向国内市场。印度的部分股份制银行和本土放贷企业属于后者，而前者则由殖民政府，包括印度政府和印度办事处、总督银行和外汇银行构成。

在国内市场中，虽然总督银行在印度金融格局中地位显赫，但它们的业务范围受到限制，不能和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一样被授权担任贷款人，无权调整货币流动性及信贷，无力支持国内工业投资。更重要的是，它们被禁止从事外汇交易或从以伦敦为中心的国际资本市场借款。其为国内金融体系提供弹性的能力不仅被削弱，而且还被排除在贸易融资和资本流动之外，而这些资金主要掌握在外汇银行手中，由外汇银行在调节贸易和资本流入方面占主导地位。总督银行在国内贷款的限制，以及外汇银行对总督银行部分功能的替代，导致印度形成了一个以棉花和黄麻为出口导向的国内信贷体系。在国际市场上，外汇银行主导跨境金融流动，是印度殖民地金融体系中的关键渠道。无论是其通过在伦敦吸引存款，还是对汇票进行再贴现来为其业务融资，殖民地贸易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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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上是通过在伦敦借款资金来融资的，体现了印度与国际金融市场的不对称融合。另外，印度外汇银行的存款增长超过其在印度的储备增长，这种不平衡的解决取决于银行能否从伦敦带回资金以满足国内需求。一旦印度出现紧缩或恐慌，则需要从伦敦汇款解决；相反，当伦敦市场出现危机，短期借款枯竭且外汇银行面临偿还压力时，外汇银行会从印度分支机构提取资金，将脆弱性传导到国内市场。

总之，总督银行与外汇银行关系特殊。总督银行受外汇银行竞争影响，功能受限；而外汇银行则确保了国内金融体系与伦敦金融城的金融利益相挂钩。四、金汇兑本位制下的汇率管理机制在印度的金汇兑本位制下，汇率的管理依赖于议会汇票（council bills）的出售，即印度卢比的债权在伦敦以英镑出售。作为一种短期外债，汇票被用于满足殖民政府上交至伦敦的国内费用（home charges），包括但不限于已解散的东印度公司的债务利息、政府债务和铁路债券的利息支出、养老金、在英国的采购以及战争和军事开支等等，让印度的税收收入转移至伦敦以支付英镑的支出，而这逐渐变成了对印度经济的掠夺。同时，汇票作为金汇兑本位制下金融从属化核心部分的角色，阻止了印度的贸易顺差转化为黄金储备，而这些储备被服务于英格兰银行对国际流动性的调节。黄金避免流入印度，汇票的汇率与英镑挂钩，国际货币体系中一个关键的不稳定因素得以解决。从作为有效转移印度财政收入的手段开始，汇票机制演变成金融从属化的组成部分。这一机制不仅有效维持了固定的英镑汇率，还使印度的货币和金融节奏与伦敦金融市场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五、印度面临危机时的应对举措1907 至 1908 年间，因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印度的贸易逆差恶化；恰逢美国金融危机发生并扩散，英格兰银行的黄金大量流失，伦敦出现货币紧缩。因此，汇票需求减少，卢比贬值。黄金的流失也导致以往汇票机制维护汇率稳定的功能失灵，汇票机制仅能保持卢比汇率上限，却未能防止汇率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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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印度殖民地的国内需求实际上被服从于遏制金融市场动荡的帝国需求，即通过防止黄金流入印度金库来应对黄金由跨大西洋向纽约流失的趋势。并且，由于之前殖民政府有充足的财政空间和余额，这为英国缓解金融危机的冲击提供了很大的资金缓冲。虽然几个月后伦敦金融市场趋于稳定，卢比依旧承受压力。到1908 年，印度发生了货币紧缩。

这场金融危机也进一步巩固了要将印度的黄金储备放于伦敦的合理性，同时还促成了将印度的短期储备作为短期贷款放在伦敦市场的特定金融机构，而非用于投资流动性较差的英镑证券。随着伦敦可用的流动性资金的增长，这些储备在1909 年被存入股份制银行，伦敦的金融机构和股份银行能够以低于英格兰银行贴现率的利率提供流动资金，即印度为伦敦货币市场提供了廉价的短期资金。但殖民政府仍需要以更高利率从伦敦资本市场借款，并且还需为部分债券提供回报保证，吸收了私人国际投资的风险。总体而言，印度殖民地在维护当时英国金融霸权的主要任务是：不成为国际黄金储备的流失国，并设法调动印度的储备来满足英国管理国际金本位制货币体系的需要。无论是后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还是印度发生货币危机期间，印度帮助英国应对作战期间的金融动荡和美国及主要债权国的崛起。1913 年，印度被批准一旦英国停止使用金本位制，印度的金汇兑本位制就会变为英镑本位制。这一转变更是预示了国际货币体系的未来，即外汇国家积累以主要货币计价的外汇储备，作为对汇率波动和资本外逃的自我保险。即便 1935 年英国出台法案将货币事务的控制权移交至印度储备银行，苏格兰银行也未放弃对新成立中央银行的控制。纵使殖民统治日渐式微，金融从属化仍在实施。六、结语

金汇兑本位制是将印度殖民地的货币政策与英镑挂钩的关键金融从属化机制，其运作避免了印度黄金储备的流出，通过将黄金放置于伦敦，为英格兰银行提供了短期信贷额度，帮助英国管理国际金本位制和推动国际英镑的流动。但即使后来反殖民运动蓄势待发、促使次大陆在战时进行政治改革时，财政和货币事务的控制权仍保留在英国手中，这表明虽然直接殖民统治结构被放弃了，但财政控制仍是帝国行使权力的重要方式。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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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当前已不存在殖民统治，但在美国推进金融霸权的背景下，英印的例子仍可在现实中得到映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位于从属地位。 译者评述历史是过去与现实永无止境的对话。在当前美元于国际货币等级体系中处于霸权地位时，作者从中看到了美国掌握全球金融结构性权力的前身，即英国通过殖民体系，将印度纳入以英镑为核心的国际货币等级体系，让金融控制成为行使帝国权力的一种方式。金汇兑本位制的产生极大地满足了当时实施金本位制的英国想要尽可能扩大可控制黄金储备的需求。这一机制由外围国家实施，规定黄金为货币本位，但国家不能使用其铸造的货币来兑换黄金，只能换取外汇，国家则因此被逐渐嵌入国际货币等级体系中，承担全球金融市场动荡的风险，而这也被进一步归结为金融从属化。英国借助于此，既可以有效避免印度殖民地的黄金外流，又提高了英镑的国际流动性，一举两得；后续英国又尝试将包括黄金在内的货币储备直接存放在英格兰银行，更是为英国支配金融市场提供了更加广泛的操作空间。但作者也指出，这些行为远非线性或刻意引导，而是英国面对一次又一次的争议与突发事件后，对现实困境作出的实验性与务实性回应。英国的金融操作无疑对后来的美国产生了深远影响。虽然许多发展中国家在二十世纪的反殖民运动中，希望摆脱金融从属化的枷锁，其中包括对黄金的简单迷恋，重新掌握国家货币调控的自主权，但金融从属化产生了新的演变。尽管布雷顿森林体系已然瓦解，金本位制不复存在，但是这次的核心国家美国用美元储备替换了曾经的黄金储备，让外围国家以短期债券的形式持有对美国的短期债权，美国依然可以借助美元在全球范围内继续推行其金融霸权。而金融从属化演变的背后，则是国家政治权威和金融结构性权力的继续纠葛。

【校对审核：王昕怡丁伟航】【责任编辑：严瑾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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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刊速递《国际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 78, No. 1, 2024

1、 外交政策决策中的顾问和聚合（Advisers and Aggregation in Foreign Policy DecisionMaking）

Tyler Jost，布朗大学政治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助理教授及沃森研究所中国研究助理教授Joshua D. Kertzer，哈佛大学国际研究和政治系约翰·兹万斯特拉讲席教授，研究生院院长Eric Min，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政治系助理教授

Robert Schub，罗格斯大学政治学系助理教授

【摘要】顾问是否会影响外交政策？如果会，如何影响？新近关于精英决策的研究优先考虑领导者及其周围的机构，而非顾问本身的倾向。我们认为，尽管外交政策决策具有等级性，但顾问对使用武力的倾向会通过顾问在审议中提供的建议来影响国家行为。为了检验我们的论点，我们引入了1947年至 1988 年美国总统与其顾问之间 2,685 次外交政策审议的原始数据集。我们采用一种新颖的机器学习方法，估计了 1,134 个冷战时期外交政策决策制定者的鹰派程度，发现顾问的鹰派程度影响顾问在决策中提供的建议和领导人的决策：即使考虑到领导人的倾向，随着鹰派成员在辩论中越来越占主导地位，冲突政策选择也变得更加可能。这一理论和发现丰富了我们对国际冲突的理解，证明了顾问的倾向如何通过他们提供的建议进行聚合，从而系统地塑造了外交政策行为。【原文】Do advisers affect foreign policy and, if so, how? Recent scholarship on elite decision makingprioritizes leaders and the institutions that surround them, rather than the dispositions of advisers themselves.

We argue that despite the hierarchical nature of foreign policy decision making, advisers’ predispositionsregarding the use of force shape state behavior through the counsel advisers provide in deliberations. Totest

《国际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是一份分析政府和非政府组织运行的同行评审学术期刊、由 Springer 出版。该刊涵盖整个政治经济学领域，重点关注国际组织的政策和结构。2022 年该刊影响因子为 7.8，在国际关系的96 种期刊中排名第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