响和阻碍社区治理现代化推进的重要因素[15]。老旧小区改造的顺利推进,需要居民的积

极响应和广泛参与,从赋权的角度看,需要通过多种形式重塑行动者的惯习,培育社区共

同体意识,强化居民的身份认同。

在老旧小区的改造场景中,社区赋权着眼于居民、社区居委会和政府部门之间关系的

调适,主要通过组织赋权、机制赋权、心理赋权等方式,引导居民对于空间改造的认识及自

身行为发生转变,注重激发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动力和活力,倡导并培育社区公共精神。

组织赋权的首要目标是实现公众参与的组织化,使个体的、偶然的、自发的参与转化

为集体的、有序的、持续的参与。T社区“两委”在街道办事处支持下,成立了“小区改造协

调小组”,协调、支持和服务老旧小区改造,其成员由热心参与社区事务的居民组成,包括

普通志愿者、小区业委会成员、楼栋长、居民代表、物业公司代表等。小组成员常态化参与

老旧小区改造的各项工作中,配合各职能部门的行动,并积极建言献策。

“我们这个小组会不定期碰头,发动小区居民共同解决改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在施

工前以及施工过程中,与施工方协商改造方案,以求达到最大共识;在项目验收过程中,也

会将考察的问题一一列出,交由居委会与施工方交涉;不能解决的问题,社区就上报有关

部门协调解决。”(YJL,业委会主任、改造协调小组成员,2021-06-30)

老旧小区改造既是空间层面的改造和完善工程,也是社区治理模式的探索创新。当

各种问题层出不穷,随时出现,这就需要赋予行动主体自主决策权和参与社区事务的职责

权限,为各主体参与老旧小区改造提供合法性基础和制度保障。T 社区所在街道推行了

一系列基层减负扩能的实施方案,提出赋予街道规划参与权,明确社区依法协助政府工作

事项清单,整合社区信息平台,逐步放权赋权,并探索建立“政府主导、居民主体、市场运

作”的联席会议机制,在反复磋商和磨合过程中实现社区场域中各主体的意识统一和行动

衔接,让社区居民把决定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培养居民的自主意识。

“社区协助业委会建立起业主和物业公司之间的信息交流和沟通的平台,让联席会议

制度发挥作用,共同解决居民群众最核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YJL,业委会主任,

2021-06-30)

社区的社会心理要素也不容忽视,往往在思想上内化为社区成员对本社区的认同感、

归属感和社区精神,外化为一定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16]11。心理赋权重视社区居民主

体意识的觉醒、自觉行动效能的提高、主人翁意识和权利感的形成,同时能够弱化公众对

权力中心的疏离感,增强对集体问题的关注[17]。T 社区居委会有意识地鼓励和培育“绿

满家园协会”等社区社会组织,引导社区喜爱养护花草的居民,参与到小区内花坛花草的

日常维护、修剪、换盆等志愿服务中,确保改造后小区公共空间有人管理、有人爱护。这些

居民在参与组织管理的过程中,提升了自我价值感、增强了自信心,主动参与小区改造的

内驱力大大增强。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责任感的提升,有助于生成社区归属感,促进社

区认同的进一步强化。

此外,T 社区还通过建立议事协商平台、形成行动公约等方式吸纳各方参与,在公共

平台上协商讨论老旧小区改造中居民普遍关心的相关事务和问题,汇集民意,畅通渠道,

加强居民和社区居委会与业委会、物业公司、辖区单位之间的联系。

“我们社区以‘睦邻议事厅’为载体,推进‘六民工作法’,议事厅在小区改造的过程中

发挥协调各方的作用,比如小区改造过程中居民对哪些改造不满,或者跟施工方产生分歧

都会通过议事厅讨论;现在的日常管理也通过议事厅解决像社区物业管理、社区治安、公

共卫生、邻里纠纷等方面的问题。”(LHX,T社区书记,2021-06-29)

46

作为多样化主体组成的协同运作的有机体,社区需要激活不同主体的能动性,而多方

参与的议事协商平台能够为社区公共议题的解决提供双向的参与渠道、机制和支持,在实

现各方资源的全面开放和链接中,作为基础功能的社区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与

自我监督得到较为全面的改善和提升。

“现在环境变好了,还安装了摄像头,比以前感觉更有安全感了。我们这些老人都喜

欢在走廊散散步聊聊天,相互之间交往也变多了。现在像创文创卫工作还有社区的一些

志愿活动,大家参与的积极性比以前更高了。”(LJQ,T社区居民、党员,2021-07-02)

通过赋权搭建起公共平台,培育社区公共精神和价值认同,促进公共空间内的交往,

使社区场域内各主体之间的行为方式和行动规则发生相应的转变,催生并不断促进居民

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在此驱动下,居民愿意主动出谋划策并提供自己的社会资源,

降低了社区治理成本,实现了自主治理的良好效用。老旧小区改造带来了制度和组织的

变化,社区公益组织和兴趣社团开始活跃起来,在小区绿化、日常安全、邻里关照等公共事

务中发挥出重要作用。

五、讨论与结论:社区生活—治理共同体的形塑逻辑

城市发展和社会转型日益加速的当下,城市社区的内涵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国家治

理战略贯穿到基层社会与城市经济社会开放发展的双重叠加过程中,各类外生和内生的

矛盾呈现在城市社区层面。对于“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的社会愿景而言,城市社区无

疑承载着稳定社会秩序、满足居民需求和化解社会矛盾的功能。特别对于有一定规模的

单位制老旧小区而言,在空间改造中如何从既定的共同体困境跳脱出来,重塑兼具秩序、

互信和认同的基层生活—治理共同体,是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亟需回应的时代命题。

就社会而言,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相互处于一种隐喻性的关系之中[16]273。社区既是

区域化的社会,也是社会的区域化,区域化还涉及了各种例行化的社会实践发生关系的时

空的分区[18]22,仅仅运用传统规划与建筑学的理论体系难以解释空间背后的社会逻辑。

而布迪厄的场域理论通过惯习、资本、场域等重要概念阐释了社会实践的内生动力、能量

来源和外部环境,为理解老旧小区改造各个主体的行动和城市空间改造问题提供了立体、

整体性的认知框架。

将个案老旧小区改造实践置于场域框架中来考察,以老旧小区改造、园区改造、街区

改造为代表的城市空间改造是复杂的社会过程。一方面,老旧小区改造是更新物理空间

的过程,它是政府为了回应城市化发展过程中老旧小区面临的生活和治理方面的社会问

题,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进行的空间重构。另一方面,老旧小区改造也导致了一系列

关系的改变,改造过程中会动员很多的社会力量,形成多种权力、权利主体的参与互动和

公共空间及治理空间;同时,老旧小区改造完成后会形成新的空间结构和新的空间关系,

并由此形塑新的基层生活—治理共同体。

其中,代表政府权力的街道办和社区居委会、代表市场的开发建设单位和物业服务公

司以及代表集体的居民和业委会构成三个独立运作又相互影响的场域,三种场域共同作

用的“合作共治”被视为小区改造的理想模式。社区居委会通过老旧小区改造项目的引

入,在项目需求征集、项目方案设计、项目执行实施等各个环节促进行动主体之间建立相

互关联,并逐步搭建互动合作网络,推动由政府主导到以居民需求为导向再到多主体的协

同联动,逐渐形成良性的信任和合作关系,构建起组织共同体,推动街区网络的生成。

47

组织网络中的行动主体具有差异化的复合资本,包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权力资本

等,以空间改造的过程作为链条,逐步得到有效整合和最大化利用。共同利益是促使其走

向整合的驱动机制,多元主体在相互博弈的过程中寻求最大限度的利益共同点,场域中各

行动主体之间通过资本交换协调利益冲突,形成利益共同体,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有

序运作,极大地降低治理成本,提升治理效能,以共同行动实现共同利益。

作为行为化社会结构的惯习,在空间改造中也得以重塑,通过多维赋权实现了组织化

参与,为多元主体参与老旧小区改造提供合法性基础和制度保障,促进主体性的生成。居

民参与到改造过程的各个环节中,在表达诉求、反馈意见、解决矛盾和协商议事过程中实

现和维护合法权利,日渐紧密的邻里关系让居民更有归属感,很大程度上树立公共和公益

意识,鼓励积极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培育公共精神和社区认同,从而推动情感共同体的重

塑(见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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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空间改造与社区共同体形塑的内在逻辑

空间不仅是生产和交往活动的场所,它既能被空间中的关系所塑造,也能重塑空间中

的关系[19]47。作为居民居住生活的场域和交往的空间,老旧小区改造让社区面貌焕然一

新,为居民创造了更宜居、更舒适、更便捷的生活环境,也推动了居民关系的变化和调整,

促进了居民公共参与积极性和社区认同感的提升。空间改造不仅仅是物质条件和生活环

境的改造,也是社区公共资源、公共空间和公共秩序的调整与重构,是空间环境与制度环

境的双重改造,空间改造的过程,就是共同体形成的过程。

立于共同体的维度,社区的空间改造推动居民共同的交往互动,在微观层面形成较为

密切的社群关系网络;提出共同的问题关注和利益诉求,能够实现互惠共享;创造共同的

价值和情感,遵守共同的行动规范。在共同情感和共同价值不断增加的基础上,让成员共

同行动的公共空间和领域也得以拓展,极具凝聚和整合功能的社区生活—治理共同体由

此得到重塑。

可见,因应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在推动空间形态改造和改变的同时,也应高

度关注社会结构的改变,更加重视空间与行动主体的良性互动,重视公共事务的共同参与

和共同行动,重视强化群体和地域认同,完善社会支持网络,促进基层共同体的成长,从而

推进城市社区和社会的和谐稳定与文明进步。

[参 考 文 献]

[1] 范逢春,谭淋丹.城市基层治理70年:从组织化、失组织化到再组织化[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9(5):14-23.

[2] [法]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M].刘怀玉,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

[3] McCannEJ.Race,protest,andpublicspace:contextualizingLefebvreintheU.S.city[J].Antipode,1999,31(2):

48

163-184.

[4] 叶超,柴彦威,张小林.“空间的生产”理论:研究进展及其对中国城市研究的启示[J].经济地理,2011(3):409-413.

[5] 孙小逸.空间的生产与城市的权利:理论、应用及其中国意义[J].公共行政评论,2015(3):176-192+205-206.

[6] 姜文锦,陈可石,马学广.我国旧城改造的空间生产研究———以上海新天地为例[J].城市发展研究,2011(10):84

-89.

[7] 邹华华,于海.城市更新:从空间生产到社区营造———以上海“创智农园”为例[J].新视野,2017(6):86-92.

[8] 蔡静诚,熊琳.从再造空间到再造共同体:社区营造的实践逻辑[J].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58

-65.

[9] 许晶.社区营造:从空间变革到共同体建构———基于“复园里1号”的实证分析[J].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2020(6):98-104.

[10] [法]皮埃尔·布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论[M].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文献出版

社,1998.

[11] 朱喜群.社区冲突视阈下城市社区多元治理中的权力博弈———以苏州市 D 社区更换物业公司为考察个案[J].公

共管理学报,2016(3):49-60.

[12] BridgerJC,LuloffAE.Towardaninteractionalapproachtosustainablecommunitydevelopment[J].Journalof

RuralStudies,1999,15(4):377-387.

[13] 孙萍.中国社区治理的发展路径:党政主导下的多元共治[J].政治学研究,2018(1):107-110.

[14] [法]阿兰·图海纳.行动者的归来[M].舒诗伟,许甘霖,蔡宜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15] 鹿斌,金太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创新[J].天津社会科学,2016(2):79-83.

[16] 潘泽泉.行动中的社区建设:转型和发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17] KingCS,FelteyK M,SuselBO.Thequestionofparticipation:towardauthenticpublicparticipationinpublic

administration[J].PublicAdministrationReview,1998,58(4):317.

[18] [英]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M].郑戈,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19] 包亚明.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SpatialTransformationandtheShapingofLife-GovernanceCommunity

—AFieldAnalysisFramework

YUANFang-cheng,WUDi

(SchoolofPoliticsandInternationalRelations,CentralChinaNormalUniversity,Wuhan430079,China)

Abstract:Asaspecificproductofinstitutionaltransformation,theoldresidentialareasoftheurban

unitsystemhavetendedtodisintegrategeographicalrelations,breakindividualrelationsanddissolve

valueidentitiesforalongtime,andtheoperationofprimary-levelcommunitieshasbeenplungedinto

difficultystepbystep.Placedundertheanalysisframeworkof“field-capital-habitus”,theexperience

ofurbanoldcommunitytransformationshowsthatspatialtransformation,whilepromotingthe

continuousimprovementofthespatialenvironmentandinfrastructure,throughtheinteractionof

multipletypesofcapitalelementspossessedbythemainbodyofaction,thegenerationofcommunity

fieldsandthereshapingofhabitualbehavior,presentsacompositecommunityoforganizationinterest-emotion,andinthenewspatialstructureandrelationshipnetworkitabidesbycommon

normsofaction,createscommonvaluesandemotions,andrealizescommonrightsandinterests,

thusshapingalife-governancecommunitythatis“vibrant,harmoniousandorderly”.

Keywords:oldresidentialareas;spatialtransformation;life-governancecommunity;field

[责任编辑 刘文俊]

49

第58卷 第3期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Vol.58 No.3

2022年5月 JournalofGuangxiNormalUniversity(PhilosophyandSocialSciencesEdition) May,2022

doi:10.16088/ji.ssn.1001-6597.2022.03.005

[收稿日期]2021-12-25

[作者简介]黄路遥(1993—),女,广西南宁人,荷兰莱顿大学教学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高等教育基本理

论、高校课程与教学论。

“双减”背景下小学教师职业倦怠的归因探究

———以社会性别为视角

黄路遥

(莱顿大学 教学研究院,荷兰 莱顿 2333NB)

[摘 要]受到“双减”的影响,小学教师产生了普遍的职业倦怠,这在女教师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

诸如情绪衰竭、去人性化、成就感降低等问题多有发生。从社会性别角度进行归因可以发现,出于“依附于

男性”的心理因素和对劳动力市场“性别歧视”状况的恐惧,许多女性应届毕业生自愿选择成为小学教师。

在“双减”改革的强势冲击下,小学教师的工作矛盾逐渐暴露出来,这一职业在男性权威中的认可度开始降

低,小学女性教师逐渐失去职业认同感,再加上劳动力市场的现状让绝大多数小学女性教师再就业的希望

不大,因此她们更容易受到“双减”的影响,在自我与社会给予的双重困境中加剧职业倦怠。

[关键词]双减;小学教师;职业倦怠;性别视角

[中图分类号]G4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597(2022)03-0050-13

一、研究背景

长期以来,“片面应试”的教育倾向影响着我国基础教育发展,中小学校学生课后作业

多、学习负担重等问题严重。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我国颁布多项减负政策,旨在减轻

学生的学业负担。有研究统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减负政策年均0.9项,平均生命周期

1.02年[1]。国家通过频率高、密度大的减负文件不断改善学生学业负担重的问题,然而

在“应试强度”不变的前提下,学生被减掉的负担往往加压在家长和教师身上,这种压力导

致家校矛盾越积越多。去年一则《我就退出家长群怎么了》[2]的新闻引起了广泛的热议,

江苏一家长称自己不愿意承担批改作业、辅导功课等教师的工作和责任,愤然退出了家长

群。大多数家长纷纷站队认同,家长群体的不满给“减负改革”带来不小的舆论压力。于

是,在本轮“双减”改革中,学生和家长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解放,但是教师的负担却明显增

多。在“最严减负政策”的重压下,教师的职业倦怠感不断蔓延,表现为一定情绪衰竭、去

人性化和成就感降低,小学教师群体成了重灾区。家长可以轻易退出家长群,把教育的压

力与责任交还给学校与教师,而教师在重压之下却无法简单地选择退出,最终导致职业

倦怠。

目前,关于小学教师职业倦怠的研究更偏向于工作压力和家庭关系带来的影响,如有

50

研究者用《小学教师工作—家庭冲突量表》和《小学教师职业倦怠量表》探索了小学教师工

作—家庭冲突的类型以及其职业倦怠的特征[3],有研究对小学教师工作压力和职业倦怠

进行了干预研究[4],大部分研究关注教师工作环境与生活环境对教师职业倦怠的影响,从

政策影响角度分析小学教师职业倦怠的研究相对较少。当前,“双减”政策以较为强势的

改革话语给小学教育带来了新的挑战,小学教师的生活和工作会遭遇改革带来的冲击,他

们的身心状态也将贯穿改革的始终,进而渗透到减负改革发展的脉络中,对改革起到推动

或者阻碍作用。因此,我们需要聚焦小学教师在“双减”工作压力下表征出的职业倦怠,通

过研究助力政策实施的灵活调节,以有效的方式推进“双减”改革的进程,进而使改革达到

预期的政策成效。从学科的角度来看,大部分小学教师的职业倦怠被当成一个心理学的

问题来研究。例如,有研究者分析了影响小学教师心理健康水平和职业倦怠的主要因素,

评估了小学教师心理健康以及职业倦怠现状[5]。有学者采用教师职业倦怠问卷与症状自

评量表对小学教师进行团体辅导与测评,探究团体辅导对小学教师职业倦怠程度与心理

健康水平的影响[6]。职业倦怠一直是临床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重要问题,但从心理问

题探索小学教师职业倦怠表现出的是较强的个体属性,而“社会结构和过程是影响个体健

康结果的根本原因”[7],“双减”政策影响下的小学教师职业倦怠应着重关注结构与个体、

宏观与微观之间的联系,并以这样的特殊视角来解释小学教师的职业倦怠。更为重要的

是,小学教师是以女性居多的群体,我国的小学女教师占比已经超过70%。因此,从社会

学中的性别视角出发,探索女性教师群体对“双减”政策产生的心理感受就有其必然性。

综合以上论述,本研究将以性别视角对“双减”改革背景下小学教师的职业倦怠进行社会

学归因分析,深层反思这一现象所涉及的问题,为从社会学角度研究小学教师因“双减”而

产生的职业倦怠现象提供思路。

二、资料获得

本研究在南宁市一所公立小学展开,学校现有教学班18个,在校学生约800人。教

师共有56名,男女教师比例约3∶7。本研究仅择取一所小学展开深入研究,主要从质性

研究的典型性以及展开研究的便利性考虑,这有利于研究者尽可能获取有效信息和资料。

笔者于2021年9月至12月对案例学校的13名老师(11位女教师、2位男教师)进行了跟

踪访谈,编码顺序由“访谈顺序+性别”形成。访谈遵循质性研究方法的四个原则,即丰富

知识原则、敏感原则、多元原则、独特原则,综合考虑性别、教龄、教授科目、教授年级和是

否担任班主任这五个因素,借助熟人介绍和滚雪球的方式展开访谈工作。

本研究访谈内容将对“双减”改革背景下小学教师职业懈怠归因进行半结构化的访

谈,访谈提纲从三个维度构成,第一个维度是关于职业倦怠的表现,如“‘双减’政策对您的

实际工作以及您的工作状态产生了什么影响? 您认为您目前的压力大吗?”第二个维度是

职业倦怠的自我归因,如“为什么‘双减’工作让你感到身心疲劳? 您尝试过做出什么样的

调节和改变吗?”第三个维度是社会性别视角的探析,如“当初选择成为小学教师的原因是

什么? 女性身份对当前您的工作有什么影响? 为什么产生这些影响?”为了尽可能详细地

捕捉信息,研究者对每位受访对象进行1小时左右的半结构化访谈,在获得对方的同意后

进行录音并将录音誊录为文本,以此作为本研究的原始资料。在分析阶段,研究将对在三

个维度上获得的信息综合分析,梳理暗藏在原始资料背后的逻辑,深入挖掘由“双减”改革

51

加剧小学教师职业倦怠的根本原因,并根据最终研究结果提出相对有效的建议。

三、小学女教师职业倦怠影响因素的三重维度

1974年,费登伯格(Freudenberger)提出职业倦怠这一概念,他认为职业倦怠是指容

易在助人行业中出现情绪耗竭、人格解体、身体疲劳以及工作成就感降低等一系列负性症

状[8]。随后,马勒诗(Maslach)等人将对工作上长期的情绪及人际应激源做出反应而产生

的心理综合征称为职业倦怠,职业倦怠由情绪衰竭、去人性化和成就感降低三个维度组

成[9]41-46。分析小学女教师的访谈内容发现,造成小学女教师职业倦怠的核心影响因素

与马勒诗职业倦怠三维度相吻合。

(一)小学女教师情绪衰竭:传统角色与现代要求的碰撞

在我国传统伦理文化“男主外、女主内”的影响下,我国女性的主要目标是扮演好“贤

妻良母”的性别角色,她们在家庭分工中承担养育后代和负担大部分家务劳动的重任。随

着新中国的成立和妇女解放运动的开展,我国女性逐步获得了较高的社会地位和民主权

利,男女平等已经成为我国的基本国策。当下,传统的工作家庭壁垒逐渐被打破,劳动力

市场模式逐渐由男性养家转变为双薪模式[10]。虽然女性在逐渐摆脱“贤妻良母”“超级妈

妈”等性别偏见、刻板印象的“绑架”,但从两性角色博弈的事实冲突来看,现代女性依然没

有完全摆脱传统观念的影响,大多数女性需要兼顾有报酬的职业劳动和无报酬的家务劳

动平衡,因此她们更倾向于从事具有稳定的工资待遇、与青少年有广泛人际交往、兼容性

的工作时间特征的职业,而中小学教师则具备了这样的职业优势[11]。随着现代社会职业

竞争压力的增大,小学女性教师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和承担加倍的压力,在不同角色转换

中做到家庭与事业的兼顾。如果她们在家庭与事业的平衡中更倾向于“相夫教子”,把大

量时间与经历消耗在照顾家庭上,便会影响职业发展和自我社会价值的实现;如果她们一

心追求事业上的成就,则容易招致家庭矛盾,形成感情隔阂,影响家庭和谐。在传统文化

和特殊生理结构的影响下,女性需要承担孕育后代和照顾家庭的责任,这是女性教师与男

性教师压力来源最大的不同。相较于男性教师,女性教师容易在职场中出现家庭与工作

冲突焦虑感,产生角色冲突[12],当她们无法以等量的情感诠释自身扮演的多个“角色”时,

便容易丧失对工作的兴趣和热情,逐渐产生一定的情感耗竭,从而引发职业倦怠。

“双减”政策以“大力提升教育教学质量,确保学生在校内学足学好”的思路展开现阶

段的教育改革。从教育政策的相关利益主体来看,“双减”政策强调减少作业总量、提高作

业质量、强化教师职责和减轻家长负担。“减量提质”这一措施的利益主体是学生,学生的

学业负担因而减轻;同时,“双减”政策要求严禁给家长布置或变相布置作业,严禁要求家

长检查、批改作业,不给家长增加额外负担。“双减”将学生和家长身负的压力转向了教

师,教师作为减负的主要执行者,在原有备课和教研等各种事务性工作的基础上,增加了

提高教学及作业布置质量、提供课后托管服务等任务,这对教师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

教师在课时、教学内容和应试氛围都没有改变的情况下,隐形地被增负,以至于有教师认

为“‘双减’根本没有减老师”(T13-F),教师虽然是教育的利益主体之一,但政策的决策

结果反映出了他们的主体地位被忽视。而这种教师主体利益的缺失直接影响了工作—家

庭的平衡状态,小学教师这份职业特殊性别属性的优势逐渐减小,努力维持工作—家庭平

衡的女性教师无法将自己的角色均衡地分配到工作和家庭中,难以从教育工作中获得职

52

业优势给予的满足感,家庭角色与社会角色冲突日渐明显。于是,“双减”引发的工作—家

庭失衡状态既影响女性教师的职业认同和职业倦怠,还降低了家庭幸福及工作满意度:

我们有一个群都是女老师,那个群在双减以后每天都是怨声载道,给你看看大家的

抱怨:

“老师也太惨了,在学校照顾别人的孩子,自己家的孩子都没法照顾。回到家都很晚

了,还有一堆家务活什么的,没有老人帮忙的话完全无法继续生活了。家里已经乱成这样

了,哪里还有心思好好备课,再加上各种表格,各种收集信息,线上培训也一大堆,我真的

太累了!”

“牺牲小部分人(我们)……”

“教学、政教、后勤都要出马,太难了。”

“身累,心累。”

“老师真的累,全国教师都累吧,上学管学生,放假学生有问题还是怪老师。”

“老师烦,小孩也烦,领导也烦。真正参与者都烦。”

“天天画画我也觉得烦。”(T10-F)

老师真的很惨,在学校辅导别人的孩子,回家没有老人帮忙的话真的鸡飞狗跳哦,还

要顾自己的小孩,做饭,做家务,哪有精力再备课呀?! 白天上班各种表,班主任调查……

还要处理学生问题,批改作业。(T8-F)

(二)小学女教师去人性化:社会期待与自我认知的冲突

有研究表明,尽管现代社会的男性和女性都进入了劳动力市场,从事有报酬的工作,

但是他们受到社会文化的影响,被划分到不同的工作领域中,形成了男性职业和女性职

业[13]1-2。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人们从事的劳动具有双重意涵,一是个人谋生的手段,二

是个体获得社会身份的重要因素。当某类特定职业与性别身份联系在一起时,便容易被

社会文化建构为具有特定性别气质的职业,并自然而然地由特定性别的人从事。乔德罗

(NancyChodorow)通过母职再生产理论解释了女性更乐于承担母亲角色,而父亲却不容

易为父职做好准备的现象[14]。她认为,女性比男性更加适合带孩子。女性具有关怀、热

情、爱心和敏锐等特质[15],且又具有更强的家庭角色扮演欲望[16]15-39,所以她们更适合从

事照顾性、服务性为主的职业[17]145,如教育、家政、医护等[18]。这些研究都从侧面证明:社

会对小学教师的期待具有一定的性别色彩,社会期待女性为主的小学教师能发挥出性别

优势,对学生给予全方位的照料。

“双减”政策的诸多工作加强了社会对女性教师的期待。但事实上,她们在“双减”任

务的支配下,教学工作自主权逐渐降低,不是被其他琐碎的减负行政事务所干扰,就是因

为一些减负要求影响了教学工作的有效进行。无论社会如何从女性性别特质的优势赋予

期待,都难以改变她们作为教师对自我的认知———教师最根本的任务是教学。于是,“双

减”背景下的小学女教师的普遍工作诉求是“我只想安安静静教书”(T3-F)。“双减”相

关工作让她们无法专注于自己的教学工作,在教师的照料特质不变的情况下,“保姆”反而

成为她们的主业,教学成为她们的副业:

我上次在网上看到一条关于“双减”的评论,就是我此刻的感受,我还点赞了,找给你

看看:我感觉学校的老师可以是保姆,是财务,是会计,是传话筒,唯独不是教书先生。教

书是副业,搞资料、应付检查等才是主业。能够获得学生的喜爱与办公室老师的认可确实

令我感到满足,学生成绩的大幅度提高作为任课教师也肯定会有隐隐的自豪感。但我不

53

明白现在的教育系统怎么了。“双减”之下减的都是老师的寿命吧? 督促学生打疫苗是老

师的工作,收取各种费用是老师的工作,打电话咨询家长是否出过市是老师的工作,禁毒

知识竞赛也需要老师代替家长完成。最惨的还是年轻教师,所有的杂活累活全都抛给了

年轻老师,问的话回答就是一句话:年轻人多锻炼。好像觉得年轻人就有充足的时间与体

力去完成这些与教学完全无关的事情。每天都在想要不要辞职。(T6-F)

“双减”施行以来,教师的业务范围已经拓展到和保姆一样广泛了,班里鸡毛蒜皮的小

事都是你干。感觉教师已经完全脱离自己职业的责任范围了,就这个趋势走下去,要不了

几年教师行业的供求就该出现巨大断层了吧。(T13-F)

我昨天才刚跟我妈说让我妹妹毕业之后不要当老师呢,尤其是小学老师,头上顶着学

生、家长、领导三座大山,“双减”一下就是妥妥的廉价保姆。事儿还比保姆多,保姆就伺候

一家,老师要伺候几十家的“王子公主”,重点是教师的工资比保姆时薪还低。(T1-F)

这种情况直接降低了小学女教师的职业认同感,并在社会期待与自我认知的冲突中

产生身份认同危机,其职业倦怠也因此成为必然的趋势。需要注意的是,这种现象在女性

教师中较为突出,因为性别角色对女性的劳动参与具有直接的抑制作用但对男性没有显

著影响[19],男性教师不太纠结于性别角色对他们工作的影响。虽然社会赋予小学女教师

类似于“母亲教养孩子”一般的职业期待,但这种期待并不利于小学女教师的职业发展,反

而容易让教师产生一定的去人性化表现,即教师逐渐对教育服务对象表示出一种相较冷

漠的心态:

现在学校这个氛围真的让人很浮躁,老师浮躁,学生也浮躁。生气的时候我就想直

说:这个班谁爱教谁教! 这个课谁爱上谁上! 这一天天的工作让我感觉卑微到尘埃里

……“双减”“双减”,减的是学生的负,从始至终都是老师在负重前行。我真的烦透了。

(T5-F)

(三)小学女教师成就感降低:劳动参与与工作回报不平衡

个人成就感与班杜拉(Bandura)提出的自我效能感相似,是一个人的个性特质,反映

了人们对工作情境的一种调节[20]。成就感降低常常表现为个体对自己产生负面的评价、

感觉无助和自尊心下降,难以在当下的工作中做出适当的调节。有研究显示,女性在学校

的学习成绩整体优于男性,但女性在学校的优势并没有转变为职场优势[21]。原因在于女

性未必能像男性一样,将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投入职场;或者女性在选择职业时就选择了

低于自己潜在收入的工作[22]。

尽管目前社会对女性职业身份认同高于对女性家庭主妇身份认同,但是当组建家庭

生育子女后,女性还是被期望以家庭和子女为重心,甚至表现出女性应牺牲工作权利换取

照顾家庭和子女的价值取向[23]。“双减”之后,小学女教师增加了劳动参与,将更多的实

践和精力从家庭转入职场,导致女性教师的顾家取向得不到满足:

“双减”之后,谁来为小学老师和老师的孩子发声? 我们学校是全员坐班制,坐班就是

从早上7点半到下午6点。中午还管理学生的中餐秩序和守午休。每天4节课,还有两

节课后服务,延迟放学时间。自己的孩子彻底管不了,我每天都是非常焦虑的状态! (T9

-F)

在大量的劳动参与和投入情况下,小学女教师的工作没有获得等量回报。首先,教学

回报受到一定的影响。小学教师的工作特征包括工作要求和工作资源两类[24]。在工作

要求层面,个体会产生工作负荷、角色压力和情绪要求等心理和生理的消耗,他们需要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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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不断付出身体和心理上的努力。全面压减学生的作业总量和时长是“双减”的一个重要

规定。按理来说,直观的总量和时长的减少可以直接减轻学生的学业负担,但是考试体系

的存在必然要求保持相应的课程内容,课后巩固环节的缺失导致了课堂教学内容的增多。

这样一来,教师的教学任务量增多、难度加大,被“双减”其他任务分散精力的教师便难以

保证教学质量。由于女性知觉速度大于男性[25],因此当劳动参与过多、工作要求增加时,

女性教师更容易出现低效能感与低成就感:

我们现在上课上得很慢,“双减”以后很影响进度。但是也没办法,你只能慢慢来,现

在的作业还有补差培优都在课堂上完成了。估计到了期末就得疯狂赶进度了,你说这种

节奏我们老师就要疯了。都说学习是循序渐进,但现在反过来了,学生在这种情况下能学

得好吗? ……因为是第一次带一年级嘛,所以对他们还是很上心的,有一段时间我为这个

事,焦虑到内分泌失调。(T2-F)

其次,收入回报没有因为工作要求的增加而提高。女性收入提高不仅增强女性自信

心,加深男女之间的理解和尊重,也能改变男性的偏见和刻板印象,从而起到改变社会性

别观念的作用[26]。“双减”增加了小学女教师的劳动参与,提高了教育工作要求,但是并

未相应提高工资水平,这种不平衡不仅降低了女性的自信心,还容易加剧家庭分工中男性

与女性的矛盾,导致小学女教师的成就动机、成就感不足,并消极评价自己和自己的工作:

“双减”后,如果一个老师有中午午管加上晚托,按8:00前到校5:50离校,一个人在

学校待这么久,还是吵吵闹闹的小学,怎么会有幸福感呢? 如果老师自身能量不足,每天

都感到很疲惫,又怎么能做到言传身教呢? 怎么积极地感染孩子呢? 如果在一个家庭中,

夫妻两个人都是教师,那么谁帮他们接送小孩? 小学老师的心声能到哪里说? 说些难听

的,“双减”根本就没有减老师,现在老师地位低得好像连“臭老九”都不如了吧,逐渐变成

工具人,变成保姆,是不是要出一则小学教师抑郁在校跳楼或泄愤的新闻才能看到老师的

辛酸?! (T13-F)

今年“双减”政策落地了,小学老师每天累死累活到头来能挣多少钱呢? 靠这点钱能

养家糊口吗? 感觉老师还不如农民工了,至少农民工还能多劳多得,老师你干得再多,累

得半死也不会多给你发一分钱! (T6-F)

就课后托管服务那点补助,更显得我的工作是花最多的时间挣最少的钱了。假如按

照一个晚上挣60块计算,昨天和今天一共挣了120块,但是扣除我吃饭和因为加班太累

而按摩的钱,两天我还赔了10块钱呢,所以大家都说“双减”想要减去的是老师的寿命和

工资吧。(T7-F)

四、小学教师职业倦怠的社会性别视角反思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报告指出,教师性别结构严重失衡是教师职业的一个重要特

征[27]。由于小学教师的地位和待遇较低,社会认同感和成就感偏低[28],男性不愿意在此

发展,当前的全国小学男教师比例不足30%

[29]。在“双减”背景下,小学教师的职业弊端

被暴露,以女性为主的群体对女性的生活和工作发展并不友好。大量的小学职业后备人

员(尤其女性)可以通过发达的网络通信技术获取相关负面信息,但这些信息并没有成为

阻碍大批女性应届毕业生选择成为小学教师的理由,报考竞争比例逐年增加,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等名校毕业生或博士到中小学去任职的新闻屡见不鲜。所以,就像潘毅从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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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度来研究为什么很多工厂喜欢招聘女工,而众多来自农村的年轻女性“盼望着”为工

厂打工、“主动地”接受“剥削”一样[30],对“双减”背景下小学教师的职业倦怠的思考也应

转移到小学教师群体的特殊性上(一个以女性为主的职业群体),以社会性别视角深入探

究为什么大部分女性明知小学教育常常遭受教育政策的重压,自己容易处在一个身心疲

劳与耗竭的状态中,却依然选择该职业? 具体地问,小学教师的职业倦怠是由于“双减”政

策的落实而产生的吗? 这是“双减”带来的特殊现象吗? 或者说,职业倦怠是小学教师队

伍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双减”只不过是一个导火线?

(一)为什么选择成为小学教师?

1.男性权威的潜在影响

女性主义运动创始人之一的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deBeauvoir)在《第二性》

中提出,女人并不是生来就存在的,而是通过后天的发展以及社会的影响变成女人的,除

了那些与生俱来所拥有的生理性别外,女性所具有的一些“女性特征”也都是时代和社会

发展的产物,男性也是如此[31]。社会文化通过性别机制区别了两性(除了生理上的不

同),构建了男女两性不同的社会行为规范和社会角色期待。这具体表现在劳动力市场

中,女性标识的工作被定义为具有女性的、阴柔的特质,而男性标识的工作则被定义为具

有男性的、阳刚的特征[32],“男主内、女主外”“女生适合当老师”等相应的说法也随之产

生。这样的传统说法体现了很强的男性权威,根深蒂固地影响人们对两性的认识,并侵蚀

到教育系统中,造成小学教师性别严重失衡,女性成为小学教师群体的主力军。

一方面,父权权威是影响女性择业的主因之一。凯特·米丽特(KateMillett)在《性

政治学》中指出,父权制是一套借个别男人支配个别女人之方式存在的人际权力制度[33]。

在父权制的影响下,雇主和劳动者对哪些是男人的职业以及哪些是女人的职业会有一定

的共识[34]42。当今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断促进女性的解放,女性在社会中的自主权相对

扩大,但女性择业、事业发展等困境依然暴露了她们始终处于父权、夫权观念的缩影下,并

没有得到完全的解放。这种女性“半解放”的状态在本研究的访谈中便有所体现。父权制

是由最初的男性为一家之主的阶级压迫衍生到普遍男性话语霸权,因此“家”是父权的一

个重要隐喻,而在我们的访谈中,“家长的建议”是不少小学教师在最初择业时考虑的一个

重要因素:

从小到大,父母就一直灌输我女生当老师多好的思想,一年有两个寒暑假,压力也挺

小,个人空闲时间还多,以后生了孩子也有利于孩子上学等等。就一直劝我以后去做一名

老师,一直在给我吹“耳边风”,所以到了高考填报志愿就很自然地选了师范专业。(T7-

F)

“离家近”是父权权威的另一个映射。以案例学校 T3-F老师所在的办公室为例,办

公室一共有9名任课老师,且均为女性,只有一位女性教师来自外省,其他女性教师都来

自广西区内的城市,如桂林、柳州、百色等。在谈及为什么要成为一名小学教师时,有教师

就谈道:

你知道我当时为什么选择来南宁工作吗? 就是因为我家在柳州,但是我又不想在家

上班,你也知道住在家里,父母就容易干预你的生活。但是呢,我又不想出省,毕竟太远

了,背井离乡、举目无亲的感觉太惨了。我就折中,选了不在家乡但离家近的一个城市工

作。(T1-F)

另一方面,夫权的牵制局限了女性的择业范围。工业革命后,教师的男性主导地位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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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由女性来接替,社会文化有意将教师构建为更适合女性的职业。因为教师被认为是和

女性作为母亲的照顾本能和育儿角色密切相关的职业,而男性则要谋求“需要高深学问的

职业”[35],这是典型的夫权主动掌握话语权的表现。在缺乏平等意识的男权中心社会,不

论是丈夫还是妻子拥有资源优势,丈夫一样会在婚姻中占据权力的主导地位。即使在现

代社会,性别角色意识的影响超过资源影响的事实还是不断地被许多科学研究证实[36]9。

总之,在性别格局中,男性始终在两性关系中掌握着对女性的话语权[37],并占据优势和统

治地位:

大学毕业的时候,其实我和男朋友同时拿到一个“大厂”(大公司)的 offer(工作机

会),但是我们商量了一下,感觉不能两个人都进“大厂”,太冒险了,我们又都是普通家庭,

所以还是需要其中一个人稳定一些。当时也和家人商量了一下,就决定放弃这个机会了,

让男朋友赚钱、去冲,我就考编制,当小学老师,这样相对稳定一些,这是普遍的家庭结构

形式吧,我感觉挺合理。(T4-F)

择偶标准是考察夫权影响女性择业观念的一个参照,在传统夫权意识形态下形成的

社会性别认知模式,使人们对男性女性的职业期待和社会角色存在着固化、单一和封闭的

情形:

我感觉男老师如果是在学校找女朋友的话比较好找,如果进了社会工作了再找奔着

结婚的对象,可能就不太容易。但是如果你是一名小学女老师,要找对象的话还是比较好

找的,因为老师的工作还是比较稳定的,好照顾家庭一些。(T11-M)

上述访谈内容中透露出一种女性择业受到父权和夫权思想所制约的观念。传统中国

是一个典型的由男性权威统治的社会,人们长期受到浓厚父权、夫权传统文化观念的影

响,这种观念像是一只无形的手支配着女性的行为选择与日常生活,“在对两性关系的制

度进行客观的研究之后,我们发现,现在,以及在整个历史的进程中,两性之间的关系就如

马克斯·韦伯所定义的那样,是一种支配和从属的关系。两性之间的这种支配和被支配,

已成为我们文化中最普及的意识形态,并毫不含糊地体现出了它根本的权力概念。……

因为我们的社会像历史上的任何文明一样,是男权制社会”[33]38。即使在新的时代,当下

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已经拥有了较强的主体意识和自强观念,但毕竟择业这一问题与

人生归属有关,影响个人的未来发展,并且“孩子的发展能力取决于父母的发展,由于现存

社会关系而引起的一切缺陷是历史地产生的,同样也要通过历史的发展才能消除”[38]495。

因此,在历史发展没有消除社会关系引起的缺陷前,大部分女性依然会首先考量与所谓女

性特质相关的职业,如具有照顾和养育特质的基础教育教师。这样看来,女性的择业观表

现出明显的依附性。这种依附体现在小学女性教师“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选择中,

她们明知道小学教师的工作状态是“挣着卖白菜的钱,操着卖钻石的心”(T7-F),却依然

在父权的权威影响下选择成为一名小学教师,在夫权的牵制下牺牲自我利益。这种行为

背后映射出个体潜意识观念是:小学教师是符合父权与夫权标准的职业,而女性可以通过

获取他们认可的选择维系或保证自己与父权、夫权的稳定关系。

2.教育解决不了性别歧视的难题

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认为,劳动力市场有主要市场和次要市场,每一部分的劳动力配

置和工资决定都各有特点[39]163-183。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的主要原因是社会排斥,其典

型表现是就业的性别歧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一直提倡性别平等,鼓励女性接受良好

的教育。得益于市场化改革促进劳动力市场流动的变化,女性劳动者受到更大的激励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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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劳动市场以及接受高等教育。有研究显示,当前女性接受高等教育比率的增长率已经

远远大于男性[40]。但在劳动力市场化转型后,我国劳动力市场依然存在较为严重的性别

歧视现象,女性在就业过程中始终处于不利地位。而这种性别歧视无论是对女性劳动者

的行为、心理,还是对人力资本投资激励等都会产生负面影响,其负效应的集中反映是进

一步加剧劳动力市场的社会性别排斥。再加上我国劳动力市场具有明显的体制性分割特

征,受过良好教育并符合职业学历资格的女性劳动者在就业时便自然而然地被分流到低

于自己能力发挥但相对稳定的行业中。有研究显示,与其他行业相比,教师行业准入标准

更看重学历和能力,这避免了优秀的女性在求职时因“性别”遭到淘汰,在其他行业更易遭

受性别歧视的女性对教师一职趋之若鹜,在客观上促成了女教师人数的增加[41]。而在教

育行业中,女性劳动者的收入不乐观:虽然教育行业女性就业比例的上升显著地降低了教

育行业的相对工资,但是教育行业相对较低的工资水平,则支撑了快速的中等后教育(义

务教育范围以外的教育阶段)扩张[42]。所以,小学教师虽然受教育程度和就业率都上升

了,表面上看,她们更好地参与到社会工作中,但现实是小学教师的收入水平的变化不大,

教育回报率不高。因此,她们这类“低就”的社会参与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女性在公共领

域中的弱势地位,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依然难以生存:

我爸妈都不相信我一个本科毕业生出来拿的工资才2800……这是交完五险一金的。

我没有税后工资,因为我的工资水平太低,还不配交税。而且他们也不理解为什么学校不

能提供教师住房这件事,我基本交完房租就什么都不剩了,每天都叫我辞职考回县城的公

务员算了,以前他们一直觉得当一个老师多好多好,现在都不这么觉得了,再加上“双减”

没日没夜地忙碌,他们都被真实的小学老师惨状劝退了。(T7-F)

我和你说,我现在每天想跳出去又不敢……不敢跳啊,你知道就是工作好几年了,再

去找工作确实比较难,拼不过年轻刚毕业的那种。没有下家的话,谁敢离开稳定的工作。

然后还有个五年服务期,我现在是第五年刚刚开始,所以我现在已经在打算了,之后可能

去考个研究生或者考公务员吧。(T5-F)

“性别是一个二维的社会差异,既不仅是阶级也不仅是身份群体,性别是起源于社会

的经济结 构 和 身 份 制 度 的 一 个 混 杂 的 类 别,会 遭 受 分 配 不 公 和 错 误 承 认 的 双 重 痛

苦”[43]15,即使女性的受教育水平已经整体上升,但是社会资源的分配依然不平等,性别歧

视的程度 并 没 有 得 到 相 应 的 缓 解。就 目 前 来 看,许 多 女 性 劳 动 者 承 受 了 “天 花 板 效

应”[44]756,高学历群体中的性别歧视更为普遍。一般来说,小学教师是接受过专业师范训

练的毕业生,在受教育程度相同的情况下,女性教师保持着较高的教学质量,在教学情绪、

教学期望、教学策略和教学业绩上都要优于男性教师[45],女性的工作能力不低于男性。

但由于社会仍普遍对女性角色存在刻板印象和对女性能力存在一定的偏见,劳动力市场

中的性别歧视没有被教育所改变,反而有研究发现“教育可以使性别差别永久化”[46]133,

所以女性不得不选择小学教师这类女性特征突出的工作:

以前我大学是在文学院读的,你知道文学院的男女比例吧,像我们班有29个人,1个

男生,女生就业都很困难,不管你这个女生再怎么优秀也没用,用人单位只想要男的啊。

文学院男生很好找工作的,即使他们能力一般,但是感觉也比较轻易能进到我们女生花很

大力气和努力都进不去的单位,就看他想不想了。(T3-F)

(二)“双减”背景下性别视角的反思

“依附于男性”的传统观念扎根在大多数女性的潜意识中,她们在就业方向趋向于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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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自我利益,或自愿寻找一个符合父权、夫权认可的职业,这是以再生产的模式巩固了男

权的意识形态,男性权威的文化、女性的从属特征也随即得到强化。随着社会的不断进

步,我国教育也朝着要更加符合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的方向制定政策,从往年多个减

负政策的颁布到本次“双减”的新变化便是不断改进的典型代表之一。然而,“双减”政策

带着强势的影响力给小学教师的日常工作不断增加压力,使这一职业逐渐失去父权和夫

权的认可度,正如案例中的 T7-F老师所言:父母开始觉得小学教师很好,但是当自己成

为小学教师后,自己的惨状劝退了他们。同样地,T5-F老师在考虑五年服务期后进行

符合家人期望的“跳槽”———考学或者考公务员。这种女性想要获得男性权威认可的思想

在费孝通先生的《生育制度》一书有所体现。他曾提出,中国社会的基本关系是在以血缘

和地缘为纽带的父系家族中展开的。在“子以父为纲、妻以夫为纲”的礼法教导下,家庭成

为女性生活的重心,她们的行为选择主要围绕家庭展开,甚至可以为了家族的荣耀牺牲自

我。女性在父权或夫权的影响下选择成为小学教师,但随着工作状态不断发生变化,她们

开始意识到“自我牺牲”并不一定获得“取舍后的回报”,即当前的职业逐渐不再符合父权

和夫权的预期,女性自然会陷入一种“是否还要继续依附”的矛盾与“自己的选择是否正

确”的自我怀疑中。但是怀疑只是女性的一种试探性反思,并不一定能引来有效和强大的

反抗,毕竟个别女性在家庭中争取“自由选择配偶、争宠享乐或主持家庭权利”的抗争,最

终未能挣脱家庭的罗网[47]18-22。因此“双减”影响下的小学教师表现出的状态是:自身的

职业认同感降低,并产生较为负面的自我评价,伴随而来的便是更强烈的职业倦怠。

“女性新生平均所占比例最高的学习领域是教育(78%),整个领域通常导向女性主导

的职业是教师”[48],小学教师一直都是被社会观念认可的符合女性的工作,新毕业生的大

量流入不会改变劳动力市场相对固定的性别差异,而这种性别差异只会强化劳动力市场

中的性别歧视。当下,“双减”政策给小学教育带来不小的挑战,小学教师作为政策的主要

执行人,他们需要调整教学策略,改变与利益相关者的沟通方式,还要适应课后服务给生

活带来的影响,等等。这些任务使得小学教师群体的工作是在“负重前行”(T5-F),教师

的情绪也随之变得低落。在宏观的就业环境下,我国部分女性原本是从存在性别歧视的

劳动力市场有意无意地被分流成为小学教师的。当她们受到“双减”政策的影响,产生认

为“‘双减’根本就没有减老师”(T13-F)的抵触情绪时,她们可以被动等待政策利好或是

主动逃离困境。前者具有不确定性,这容易让她们在等待中不断消磨自己的身心能量;后

者则又将自己退回了性别歧视的劳动力市场,从一个困境陷入另一个困境。埃斯特·鲍

塞罗(EsterBoserup)认为,女性被排除在发展及生产资料再分配之外,女性地位不仅未能

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提高,反而日益下降[49]13。“女性发展”问题是小学女教师在“双减”中

产生职业倦怠的重要因素。总之,“双减”背景下的小学女性教师“进退两难”,主动改变的

难度较大,且在劳动力市场的自由度过低。正是在这种被动的、低自由度的生存环境和发

展氛围中,她们的职业倦怠感逐渐增强。

五、讨论与反思

贝蒂·弗里丹(BettyFriedan)曾对父权文化中的女性形象进行了抨击:“父权文化塑

造出快乐的、满足的、幸福的家庭妇女形象,使得女性自幼就向往这个形象,并把自己的一

生寄托于家庭。”[50]18她戳穿了“幸福的家庭主妇”的神话,诘问和反思了现代社会“男女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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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的“事实”。同样地,小学教师的职业倦怠是由于性别差异而导致的社会结构问题,我

们必须以挖掘现象下的本质的思维去思考女性教师在社会资源分配上的“收益”———在

“双减”政策的实施中,她们实际上获得了什么? 失去了什么? 需要怎样的支持?

当然,想要彻底解决小学女教师的职业倦怠问题就必须打破社会观念上的性别依附

和性别歧视,难度是相当大的。因为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人类几千年的发展是在两性

隔离、分化的基础上。女性在丧失社会地位以后,难以形成群体反抗,争取自身的利益。

分散在各个家庭的命运几乎消解了女性联合的可能性,或许有小部分女性在主体意识觉

醒后进行了反抗,但也只是个别女性在家庭中的抗争。此外,女性群体内部不和谐的状况

也时有发生,这不仅不利于女性的解放,还助长了社会文化对女性角色的塑造。所以说,

目前人类在自身发展历史局限中尚不具备解放女性的条件,正如马克思所言:“人类始终

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

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51]33而聚焦到教育领域,

“双减”政策在整个教育发展过程中加剧了小学教师群体的职业倦怠,我们不能保证下一

个减负政策对小学女性教师足够友好,但我们必须警惕的是,如果不切实关注女性教师群

体的主体利益,保持政策实施过程中利益相关者的受益均衡,就会加重小学女教师的职业

倦怠感。或许,在就业压力大、竞争激烈的社会中,小学女性教师群体职业倦怠不太会影

响后来者的就业选择,但是这样的氛围持续不断,便容易导致整个小学教师队伍的质量降

低,从而影响基础教育的发展。因此,我们需要从女性视角出发,在薪酬待遇、“双减”工作

安排上给予更多的人文关怀,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小学女性教师的职业倦怠现象。

本研究从关注女性心理健康的角度,提出减轻小学女教师职业倦怠的建议:将情绪维

度引入教师专业发展体系,帮助教师正确合理调节自身情绪,减少情绪衰竭的风险。情绪

变化、情绪的调试情况等都与职业倦怠相关,早在1983年,霍奇德(Hochschild)就提出情

绪劳动尤其是表面行为会导致自我异化,这致使个体情绪耗竭,并产生职业倦怠[52]。小

学教师的工作实际上是一项情绪性劳动,而女性在创新精神、自信心、情绪调适等方面的

得分普遍低于男性[53],杂事繁多的“双减”工作更容易让女性感到“火上浇油”。所以,关

注小学女教师的情绪问题,有利于帮助她们以更加稳定的情绪推动“双减”工作的进行。

更具体地说,学校不仅要关注教师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等方面能力的提高,还要重视教师

的情绪智能发展,避免无效情绪调节引发的情绪倦怠。学校可以在教师职前职后的教育

中,将教师情绪能力的培养、克服职业倦怠感的方法等心理知识增加到教师教育能力培养

的系统课程中。此外,教师可以在自己的社群中获取帮助,形成自主团体,缓解工作和生

活压力;同时,自己寻找渠道,学习一些减轻或消除职业倦怠感的有效方法,定期进行情绪

释放的心理咨询,通过切实的行动避免由“双减”工作引发的职业倦怠。

[参 考 文 献]

[1] 王毓珣,刘健.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小学减负政策变迁及走向分析[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8(31):17-23.

[2] 蒋川,杨翘楚.“我就退出家长群怎么了!”[EB/OL].(2020-11-02)[2021-09-18].https://baijiahao.baidu.

com/s? id=1682237415469721140&wfr=spider&for=pc.

[3] 芦咏莉,何菲,冯丽红,等.小学教师工作—家庭冲突类型及其在职业倦怠上的特征[J].教师教育研究,2012(3):68

-73.

[4] 王文增,刘晓明.小学教师工作压力、职业倦怠的干预研究[J].中小学教师培训,2007(2):52-54.

[5] 乔富胜,宋新国,苗丹民.小学教师心理健康与职业倦怠研究[J].第四军医大学学报,2008(1):67-69.

60

[6] 梁妙银,陈白鸽,陈卫平,等.小学教师职业倦怠与心理健康的团体辅导干预研究[J].中小学教师培训,2017(30):

71-74.

[7] LinkB,PhelanJ.Socialconditionsasfundamentalcausesofdisease[J].JournalofHealthandSocialBehavior,1995

(Suppl.):80-94.

[8] FreudenbergerHJ.Thestaffburnoutsyndromeinalternativeinstitutions[J].Psychotherapy:Theory,Research

& Practice,1975,12(1):73-82.

[9] Maslach C M,Jackson S E,Leiter M P.Maslach burnoutinventory:Maslach[M].Palo Alto:Consulting

PsuchologistsPress,1996.

[10] 朱荟,陆杰华.工作抑或家庭:多重角色视角下性别红利释放的理论探讨[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

(5):161-170.

[11] 邱九凤.教师职业的主要吸引因子探析[J].中国教育学刊,2015(4):88-91.

[12] FaiqaS,Naeem A.Effectofroleambiguityandroleconflictinpredictingwork-familyconflictamongteachers[J].

PakistanJournalofPsychologicalResearch,2018,33:349-365.

[13] WilliamsCL.Doing “women’swork”:meninnontraditionaloccupations[M].NewburyPark,London & New

Delhi:SagePublications,Inc.,1993.

[14] Chodorow N.Thereproductionofmothering:psychoanalysisandthesociologyofgender[M].Berkeley:University

ofCaliforniaPress,1978.

[15] 陈宝琪.社会性别视角下女教师的身份认同探讨[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7(26):38-40.

[16] 傅瑶.女硕士研究生就业影响因素分析及其对策研究[D].大连:东北财经大学,2017.

[17] 祝平燕,夏玉珍.性别社会学[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18] 迟为国.美国中小学教师的职业流动与其原因分析[J].比较教育研究,1992(5):52-54.

[19] 卿石松.性别角色观念、家庭责任与劳动参与模式研究[J].社会科学,2017(11):91-100.

[20] Cordes C L,Dougherty T W.A review andanintegrationofresearchonjob burnout[J].Academyof

ManagementReview,1993,18(4):621-656.

[21] 蔡立英.为何女性的工作选择不同于男性? ———苏珊·平克谈职场性别差异中的选择作用[J].世界科学,2018

(5):51-52.

[22] 续继,黄娅娜.性别认同与家庭中的婚姻及劳动表现[J].经济研究,2018(4):136-150.

[23] 张乐.当代青年的性别角色、家庭观念及其塑造———来自 CGSS的数据分析[J].中国青年研究,2017(4):51-58.

[24] 吴亮,张迪,伍新春.工作特征对工作者的影响———要求—控制模型与工作要求—资源模型的比较[J].心理科学

进展,2010(2):348-355.

[25] 罗慧兰.女性学[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2.

[26] 杜洁.国际有关社会性别主流化的理论观点述评———基于《超越社会性别主流化》专辑的讨论[J].妇女研究论丛,

2013(6):97-105.

[27] 唐科莉.教师职业性别失衡将进一步加剧[N].中国教育报,2018-04-03(8).

[28] 李雅丽.普通小学专任教师队伍现状和地区比较研究[J].教育教学论坛,2019(38):27-28.

[29] 王峰.全国小学男教师比例不足30%:毕业后从教收入低于本科生平均水平[EB/OL].(2021-09-09)[2021-

09-18].https://baijiahao.baidu.com/s? id=1710407356954473109&wfr=spider&for=pc.

[30] 潘毅.中国女工———新兴打工者主体的形成[M].任焰,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

[31] 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32] 宋广文,魏淑华.影响教师职业认同的相关因素分析[J].心理发展与教育,2006(1):80-86.

[33] 凯特·米利特.性的政治[M].钟良明,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34] 李春玲.性别分层与劳动力市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35] SargentP.Thegenderingofmeninearlychildhoodeducation[J].SexRoles,2005,52(3-4):251-259.

[36] 何方玲.矛盾性别偏见与大学生婚恋价值观的关系研究[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05.

[37] 徐莉,牛琴琴.“因材施教”辨析[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5):122-128.

[38]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39] DoeringerPB,PioreMJ.Internallabormarketsandmanpoweranalysis[M].MESharpe,1985.

[40] 吴要武,刘倩.高校扩招对婚姻市场的影响:剩女? 剩男? [J].经济学,2015(1):5-30.

61

[41] 张抗私.社会排斥与劳动力市场分割———以性别歧视为例[J].财经问题研究,2009(5):40-45.

[42] 陈建伟,苏丽锋.中国教育扩张之谜的供给侧解释:女性就业与行业工资[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6(4):27-39.

[43] 南茜·弗雷泽,阿克塞尔·霍奈特.再分配,还是承认? 一个政治哲学对话[M].周穗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

社,2009.

[44] DattaGN,OaxacaRL,SmithN.swimmingupstream,floatingdownstream:comparingwomen’srelativewage

positionsintheUSandDenmark[M].IZADiscussionPaper,2003.

[45] 李红梅,靳玉乐.教师教学业绩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全国2380名中小学教师的调查分析[J].湖南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报,2018(1):63-68.

[46] L.达维逊,L.K.果敦.性别社会学[M].程志民,刘丽,宋坚之,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47] 李小江.性沟[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48] 郭跃娇.不同学习领域的性别差异和劳动力市场结果是什么? [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9(2):

157-160.

[49] 刘晓辉.当代中国女性发展探析[D].济南:山东大学,2010.

[50] 贝蒂·弗里丹.女性的奥秘[M].程锡麟,等译.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99.

[5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2] BrotheridgeC M,LeeR T.Testingaconservationofresourcemodelofthedynamicsofemotionallabor[J].

JournalofOccupationHealthPsychology,2002(7):57-67.

[53] 王卫红,张旭.教师心理素质状况调查与研究[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5):72-75.

OntheAttributionofPrimarySchoolTeachers’JobBurnoutunderthe

“DoubleReduction”PolicyinChina

—FromtheGenderPerspective

HUANGLu-yao

(GraduateSchoolofTeaching,LeidenUniversity,Leiden2333NB,Netherlands)

Abstract:The“doublereduction”policyhasbroughtprimaryschoolteachers,inparticulartofemale

teachersageneraljobburnoutsuchasemotionalexhaustion,dehumanization,andlow senseof

achievement.Fromtheperspectiveofgender,itcanbefoundthatmanyfreshfemalegraduates,due

tothepsychologicalfactorsof“attachmenttomen”andthefearof“genderdiscrimination”inthe

labormarket,voluntarilychoosetobecomeprimaryschoolteachers.Theirworkcontradictionshave

beengraduallyexposedunderthestrongimpactofthe“doublereduction”reformandtherecomesa

decreaseinrecognitionofthisprofessionamongmaleauthorities,resultinginagraduallossoftheir

professionalidentity.Mostfemaleteachers,forthecurrentunsatisfiedlabormarket,havelittlehope

ofre-employment.Thus,theyaremorevulnerabletotheimpactofthispolicy,andtheirjobburnout

aggravatesinthedoubledilemmaposedbyselfandthesociety.

Keywords:doublereductionpolicy;primaryschoolteachers;jobburnout;genderperspective

[责任编辑 苏良亿]

62

第58卷 第3期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Vol.58 No.3

2022年5月 JournalofGuangxiNormalUniversity(PhilosophyandSocialSciencesEdition) May,2022

doi:10.16088/ji.ssn.1001-6597.2022.03.006

[收稿日期]2021-11-25

[作者简介]李晓蕾(1981—),女,北京人,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育教学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教育学博士,研

究方向:课程与教学论、基础教育课程与教学改革。

“双减”背景下如何实现课堂教学的减负提质

———关于促进学生思维的讨论

李晓蕾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 基础教育教学研究中心,北京 100036)

[摘 要]“双减”政策的根本目的,是要引导学校、教师向课堂教学要效率,通过高效、低耗的精细化

教学,提升教学质量,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的高涨需求。教学改革应从当前影响教学质量提升、

阻碍教学对学生思维培养功效的要素着手,首先要以知识结构为抓手,助力学生形成完整、通畅、系统化的

思维路径;其次应针对学生可能存在的认知障碍,设计富有思维挑战性的学习任务,使学生能够通过主动

自觉的概括抽象掌握知识体系,重构解决问题的经验与策略;再次要适时通过讲授的方法,让学生在“静听

下的思考”中经历积极的言语思维建构过程;最后,则是要通过精心设计的作业,与教学对思维的发展发挥

同向功效。

[关键词]双减;教学质量;思维;课堂教学;知识结构;挑战性任务;讲授;作业

[中图分类号]G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597(2022)03-0063-08

一、引言

2021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

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开启了史称“双减”的历史新阶段。一时间,中小学

校作业减量了,考试变少了,课外辅导机构也纷纷关停取消了。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上

述文件中,除备受关注的全面压减作业总量、大幅降低考试压力外,还花费了不小篇幅,专

门强调提出要“着眼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通过“优化教学方

式,强化教学管理,提升学生在校学习效率”等手段,“确保学生在校内学足学好”,“整体提

升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积极回应社会关切与期盼”。

而上述文件之所以将“学校教育教学质量和服务水平进一步提升”作为“双减”的重要

“工作目标”,正是因为“有效破解优质教育需求普遍高涨和教育能力相对较弱之间的矛

盾”,已成为“当前我国教育实践变革的核心问题”[1]。换言之,所谓“双减”,在本质上是希

望彻底改变学校、教师、家长以单纯延长学习时间、大幅增加练习强度等“苦干苦学”的方

式来换取教学质量提高的粗放式、高消耗做法。“双减”的最终目的,还是要引导学校、教

师向课堂45分钟教学要效率,通过真正提高教学活动的专业化水平与专业技术含量,实

现高效、低耗的精细化教学,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的高涨需求,进而逐步修复教

育生态系统,实现真正的、全面的减负、提质、增效。

63

那么,如何才能切实提高课堂时间使用效益,实现课堂教学质量的实质性提升,从而

让学生的学习更好地回归到校园主阵地呢? 毕竟,正如北京市教委某高层领导在一次“基

础教育课程改革总结交流会”上所说的那样,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提升教师教育教学水平,

既是当前的关键点,也是现实的拥堵点。而这其中,又尤以对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与提

升,最为难上加难。不少教师由于对教材中渗透的思维培养体系挖掘不够,对思维方法的

掌握和运用较为陌生,对如何发展提升学生的思维能力也缺乏准确、清晰、系统的认识,以

致在教学实践中,往往耗时费力,却只是更多发展了学生的形象思维,而相对忽视了对逻

辑思维、批判性思维等高阶思维品质的培养与提升,影响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

本文正是在此背景下,分析当前中小学一线课堂教学中的突出问题与薄弱环节,希望

能够从影响教学质量和学生思维发展的关键要素入手,为义务教育阶段的减负增效之路

提供有益参考,助力国家“双减”政策落实到位,教育改革稳妥实施。

二、促进思维的前提:优先关照知识结构

如何用有限的学习时间和有限的课程容量来应对“无限”的学习内容,是学校教育面

临的重大挑战,也是我国教育界多年持续“减负”却始终难见成效的根源所在。

由于课时紧、内容多、任务重,不少教师忙于埋首备课,却因缺乏系统观、整体观,忽视

对教材编写意图与内容结构的理解挖掘,导致在教学中“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或是对教

学内容的结构化思考不够,或是无法厘清教学内容中各项知识内容间的内在关系,难以站

在宏观角度审视教学内容。于是,一堂课下来,留给学生的只是一些零散、细碎、不连贯的

知识片段,彼此间缺乏必要的逻辑关联。这不但不利于学生理解记忆和迁移应用,更对学

生逻辑思维的形成缺少助力,影响学生思维品质的发展提升。

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要认识到,知识的符号化本质已经决定了:具备一定的结构体

系,是知识最主要、最自然、也最重要的内在要求。因为“科学并不描述分离的、孤立的事

实,而是试图给我们提供一种总体的视角”[2]202-203。物虽众,则知可以执一御也。“只要

我们向更深的道理追问,各种事物的所以然就会连成一片”[3]34。因此,教师唯有以结构

化知识中的核心概念为抓手,开展教育教学实践,才可能实现教学内容组织上的“少而

精”。

掌握知识结构,对于学生的思维活动也具有强大的生成力量,能够帮助学生形成完整

的问题解决思维路径,提升其问题解决能力。这是因为,一方面,直觉思维同样是以熟悉

的知识领域及其结构为根据的。所以,对于知识结构的把握,使得思维能够以此为依据,

在有限的线索中合理推断,从而恰当地跃进、越级和采取捷径,提高直觉地处理问题的效

果。另一方面,在通过结构对知识实现贯通的过程,不仅新知识会借由“已知之理”获得诠

释,此前在思维中已经理解的知识也会由于新知识的反向支持,而变得更加明白确实,更

加意蕴丰厚。

此外,知识结构的简约性,还使其在一定意义上成为“降低人类记忆丧失速率唯一的

已知方法”[4]48。因为与动物和其他有机生命不同,人类的记忆形态极为独特:“以往的印

象不仅必须得到重复,还必须得到整理、定位……并将其集中到思想的一个点上。”[2]44-45

所以,获得的知识,除非经历这样一个富于构造性、复杂的观念化过程,以完满的结构把它

们联系在一起,才能够达致真正人类意义上的记忆;否则,便只能在记忆中拥有短促得可

怜的寿命。

64

正是对思维能够产生的以上种种不容忽视的重要价值,令“知识结构”在教学活动中

拥有着标高特立的地位:不但被教育学家和心理学家视为“教育的重点”和“运用知识方面

的最低要求”[4]31-32,更被比作“可认识性进入儿童概念王国要经过的大门”[5]220-221,意指

只有在结构中,概念才能获得随意性与可认识性。

如何抓住知识结构中的“核心概念”,如何判断什么才是教学中的核心内容,则需要教

师树立整体教学观念,反复研读课标、教材,达致透彻理解。事实上,我国现行的课程标准

已经十分重视以学科大概念为核心,组织知识内容,实现课程内容的结构化。例如,2017

年印发的《义务教育小学科学课程标准》就已经使用了“大概念”的形式,并将课标中的“知

识框架”更改为“概念框架”[6],围绕所遴选出的“贴近学生生活经验、具有内容延伸潜质、

处于学科中心位置”的18个主要概念,组织起了全部75个学习内容,并与初中阶段的科

学课程实现了衔接,建构起了结构化的课程内容体系。

所谓整体把握教材,则是要求教师纵观教材,透过那些表面上的枝枝杈杈,看到其中

隐藏的核心内容。比如,教师可以通过深入比较不同版本的教材,从教材之间的相同之处

看出重点,从教材间的不同之处得到思路的启发,进而对知识做出重点和非重点的取舍。

再如,对于统编教材,教师也要学会对同一单元中的不同内容进行关联、比较和鉴别,在研

究中发现关键与重点,实现对教学内容的整体把握。以四年级上册的语文学科统编教材

为例,其中第二单元的教学目标是让学生在阅读时学会从不同的角度思考,提出自己的问

题,但单元内的三篇精读课文,侧重点与功能却各有不同。《一个豆荚里的五粒豆》是要让

学生先学会积极思考,因此在教学中可以让学生随便提问,学会扩展问题;《夜间飞行的秘

密》是要让学生进一步学会从不同的角度提问;至于《呼风唤雨的世纪》则是要让学生认识

到,什么样的问题才是对理解文章最有帮助的问题、什么样的问题才是真正有价值的问

题。但如若教师不能准确理解教材编写意图,在教学中要求学生去寻找所提问题的答案,

或是在学习第一篇课文时就带领学生探讨问题的好坏与价值,那么,自然会造成不必要的

课时损耗,影响教学质量与班级学业水平。而教学的减负提质,也便成为空中楼阁。

三、思维的激发:以挑战性任务提升思维力度

教师对教学内容的精细分析和对知识体系与结构的精准把握,无疑是实施有效教学

的前提条件。但要真正在学生头脑中建立起知识结构,需要的则是作为认识主体的学生

不断发挥思维能动性,特别是要积极调动那种在抽象意义上考虑各种关系的思维能力,因

为“主体并不是像感知颜色或物体下落那样地看出……结构的存在的。……主体(也)绝

对不能……好像玩一个游戏或画一幅画那样来自由地安排结构”[7]52。为此,只有在教学

中促使学生摆脱单纯的经验联系,有意识地在符号层面上展开思考,才能够引导其完成抽

象思维的任务,在概念间建立起一种超经验、结构化的联系。

但可惜的是,在中小学日常教学中,教师往往过于强调学生“经验”的作用,以致常常

起步太慢、起点过低,呈现出“低幼化处理”的倾向,如此既浪费了宝贵的课时,又不利于培

养发展学生的思维品质。例如,在一节学习《小数除以整数》的五年级数学课上,教师用了

足足11分钟,让学生通过摆小棒、拨计数器、撕小纸条以及数一数元角分等唤起“原始经

验”的方式,来解决算理问题,并不断通过琐碎的一问一答,反复暗示学生在以往学过的知

识中有哪些可用于当前问题的解决,仿佛只要学生说出正确答案,教学便获得了成功。但

实际上,学习计算,除了要培养学生的运算能力、求出正确的结果外,同样具有发展学生思

维的重要目的。比如,对算法的理解,是在建立学生思维的逻辑性;对算法多样化的择优,

65

则是要拓展学生思维的宽度,提高其解决问题的效率。

此外,在一些与深层理解和高阶思维相关、需要深度学习的教学环节,教师留给学生

主动思考、深入探究和研讨交流的时间也普遍不够充分。由于对学生能力的不够信任,课

堂上往往缺乏有足够思维力度的思辨性任务。教师们常常将完整的教学问题拆成若干

步,一步步让学生做出回答;又或是在学生还未来得及深入思考时便急于呈现“结果”,以

致学生并没有展开真正意义上的深度思考,教学实效性不高,并容易养成学生的思维惰性

与依赖性。

诚然,心理学观察表明,儿童的思维有其弱点。比如,“儿童的思维极少显示系统性、

连贯性、演绎,一般不可能要求他不出现矛盾,他总是附和别人的见解,而不是综合这些见

解,总是满足于综合的图式,而不是坚持分析”[5]218-219。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也恰恰是

强调建立正确的教学过程,以有效激发儿童身上那许许多多正蓄势待发的内部发展过程

的意义所在。

换言之,正是因为“教学开始前功能的不成熟性是普遍的和主要的规律”[5]238,所以,

教学一定不是依靠已经成熟的机能,而应当是依靠正在成熟的机能来向学生提出更高的

要求。不然,就会像早前有些智障者学校的例子一样:由于认为弱智儿童不善于抽象思

维,所以在对其的教学中就排除一切与抽象思维有联系的东西,结果,彻底摧毁了这类儿

童也具有的抽象思维的幼弱萌芽,使他们只习惯于直观思维,从而进一步加固了其先天缺

陷。这一事例相当充分地证明:“在环境不造成相应的任务、不提出新的要求、不用新的目

的推动和刺激本能的发展的地方,儿童的思维也不会发展原本蕴藏在儿童身上的种种可

能性,达不到或者很迟才能达到自己的高级形式。”[5]130

蕴藏在学龄儿童身上的最大可能性、待发展的最主要机能是什么呢? 维果茨基指出:

“正是在这个年龄①……高级心理功能进入了发展中心。”[5]211抽象思维与科学想象、随意

注意和逻辑记忆———这些判断心理机能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重要标志———将作为一个统

一的复杂整体,构成学龄期间的主要新生事物。并且,与形象思维、机械记忆、不随意注意

等低级心理机能的发展是伴随有机体神经系统发育的自然过程不同,人所特有的高级心

理机能的发展,恰恰是要在儿童掌握社会文化历史经验的过程中,亦即在教学中才得以实

现的。

这便是为什么教学中的思维力度一定要强,思维站位一定要高。教师要了解学生的

思维障碍,有意识地组织高级心理机能形成和发展的过程,针对学生可能存在的认知困

难,为学生设计完整的、富有思维挑战性的学习任务,使学生心理活动的随意性和概括—

抽象能力得以有效提高,从而能够通过主动自觉的概括抽象来掌握知识体系,并在完成任

务的过程中重构解决问题的经验与策略。而当经过教学,学生在课后能够独立正确地解

题作业,也便就是学生的高级心理功能在教师的帮助和参与下日趋成熟,从儿童的社会集

体活动形式向个人的机能过渡的完整体现。

以一节小学五年级数学课《长方体的认识》为例,教师在教学中先后出示了“点线面的

关系”“一年级时对立体图形的学习”“生活中长方体的例子”,并安排了让学生“观察、抚摸

长方体模型”的活动。然而这些对于五年级的学生来说,并不存在认知困难,甚至没有任

何智力参与。不少学生由于对这些内容过于熟悉而表现出了学习兴趣的回落,既浪费了

课堂时间,又降低了教学的效率与品质。而如果教师能够换一种思路,针对“棱是长方体

66

① 这里指学龄期。

中最复杂的关键要素”这一认知难点,为学生设计“自己选‘棱’插长方体”的探究活动,则

可以让学生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主动思考,培养学生自发寻找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让学

生在积累解决问题经验的过程中,习得解决问题的策略。而如果要设计序列化的探究任

务,进一步促使学生思维的深度卷入,教师还可以为学生提供不同大小的“面”作为教学资

源,让学生展开“自己选‘面’围正方体”的活动。那么,当学生在组装过程中发现,并不是

简单地选三组两两相同的“面”就一定能够围出长方体时,便自然会进一步引发学生对“棱

与面的关系”产生主动思考,进而形成深刻认识。

四、“静听下的思考”:隐秘的思维力量

虽然为学生设计完整的、具有思维力度的任务活动十分重要,但高质量的现代教学绝

不能够仅仅只是活动。事实上,即便是最为倡导“经验、探究、做中学”的杜威,也曾明确表

示:“仅仅是去做,不管怎样生动,都是不够的”[8]15-16。

在作为杜威教育哲学实验田的芝加哥实验学校中,历史课有各种各样的活动,“结合

着工业发展的故事与各种发明的历史的讲解”[9]22;数学课上,“教师……必须时时密切注

意在最适当的时间和地点来介绍符号,并注意进行概括的机会”[9]294;生物课上,“花一节

课讲了达尔文物种起源的理论”[9]148;科学课上,当12岁的学生准备开展科学实验活动之

前,“先花一小时总结一下他们所熟悉的地球上的各种元素,并且把元素按状态归类。

……又给儿童解释了关于地球形成的聚集理论”[9]172。

诸如此类的讲授教学并不只限于高年级。在六岁儿童研究棉花的活动中,教师“给他

们讲了种植棉花的农场,告诉他们旧时从棉花取出棉籽的方法。……告诉他们轧棉机的

发明。……为了帮助他们总结整个过程,给他们……表明从原棉到制成品的各个制造阶

段。讲完以后,要求儿童……说出制造过程。由于他们不能这样做,又重复讲述,直到他

们能够作出连贯的说明为止”[9]72-73。即使激进者如杜威,也依然要在其以活动为中心的

实验学校中,为“讲授”留有一席之地,并要充分运用到“讲述、讲解、讲读、讲演”等多种形

式。其原因是,在杜威看来,“当儿童头脑里的问题是他自己提出时,这个问题就是他自己

的问题,它变成疑难,需要他思考注意;它有着兴趣的光辉,引起他的集中注意。他无须刺

激或鞭策,也无须记忆现成的答案”[9]151。于是,此时的讲授也就远离了“反复灌输”或“强

迫接受”的弊端,无须受到任何限制,甚至一整节课都在讲授也毫不为过。

并且,虽然实验学校的基本方法是活动,并具体表现为复演社会生活中各类工作的作

业,但杜威自始至终都很清楚:“游戏和工作方面的种种作业,它们最终在教育上的重要

性,在于它们为意义的扩充提供最直接的工具。”[10]224因此,按照他对学校教学工作提出

的要求,一方面,“从事教学和指导的人的目的在于指导这些活动,使它们系统化……组织

起来……不像在儿童游戏和家庭生活中那样杂乱和漫无边际”[9]21;另一方面,“教师的职

责在于设 法 使 一 个 结 果 从 一 种 意 义 通 向 另 一 种 意 义,导 致 越 来 越 多 的 有 意 义 的 结

果”[9]31。而讲授,无疑是在教学中完成“系统化”与“提升”“连通”意义的最佳方式。通过

讲授,“教师……补充一些具体的材料或作业,提供运用新获得的能力和实现它的价值的

机会,而经验的螺旋式地发展的线路,就完成又一次向上的转弯”[9]118。

此外,时至今日,如果仍然认为,在教师讲授时,学生的“静听”仅仅是在进行知识的

“被动接受”、是没有任何积极建构活动在内的“主体性丧失”,则不啻为一个天大的误解。

因为与教师的讲授内蕴了从思想到言语的复杂创造过程一样,学生的“听讲”同样经历了

积极的言语思维建构过程。只不过,它隐藏在心理与身体的内部,属于更加隐秘的“内部

67

言语”层次。换言之,与教师的“讲”是从内部层次转向外部层次,将思想编码转变为词语

的过程相反,学生的“听”是由外向内,将接收到的言语进行解码,转化为思想的过程。并

且,作为言语思维中一个独特的内部层次,内部言语并不是外部言语的简单去声化,而是

一种在结构和发挥机能作用的方法上都十分特别、更为成熟的言语机能;是思维积累了漫

长、复杂的功能结构变化后,出现的一种社会—历史型发展,“也是儿童日益发展的思维和

想象词语的能力的特征”[5]321。所以,维果茨基才会说:“内部言语或无声言语系统……总

体上组成了有文化的人的各类思维的基础。”[11]230他提醒人们在开展教学以促进学生概

念形成的过程中,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忽略了思维的各种形式之间……包括……高级

的和低级的、非言语的和言语的思维形式之间的差异。”[5]181

正是通过对言语有声层次的抽象,内部言语最隐秘地为儿童的思维服务,帮助儿童以

内部思维的形式,完成智力定向,促进认识,克服困难,达致理解,并最终成为逻辑思维的

基础。因为实际上,哪怕是对教师所说的一个最简单的句子的理解,都意味着学生要调动

起包含联想、注意、观念、判断等在内的一切主要的智力功能,快速地将一连串声音符号建

立起意义,转变为可以理解的思想。而这其中,必然要牵涉许多极其复杂的语言知识和各

种主动积极的心理活动。海德格尔说:“在我们的思想史上,追问自古以来一直被看作思

想的决定性程式。”[12]165就好比在学校教学中,人们也往往总是认为学生的提问要比单纯

的聆听更能体现学生的深入思考和主体性发挥。但事实上,海德格尔早已指出:“思想首

先是一种倾听,是一种让自行道说,而不是追问。”[12]171特别是,“思想有时并没有充分解

悟它刚刚获得的洞见。……(所以,)思想的本真姿态不可能是追问,而必然是对那个将要

进入问题之中的、一切追问所及的东西的允诺的倾听”[12]165-166。所以,在教师授课时,学

生倾听这种非言语的思维形式,其实是远比作出其他言语反应以示正在思考的行为要更

为高级的。

五、有设计感的作业:为学生的思维发展开疆拓土

“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作业负担”是“双减”政策的重要发力点之一。然而调研

发现,部分学校、教师由于对政策理解不到位,错误地走向了“单纯从量上减少作业布置,

甚至完全彻底取消作业”的另一极端。结果,老师“轻松”了,学生开心了,却造成了家长的

恐慌与反弹。网络上甚至由此衍生出不少段子,调侃自从“双减”后,没有了作业和考试,

“家长仿佛在大雾里前行,大部分家庭不得不自己活成了培训中心”。

事实上,教学认识论早已向我们指出:“教学认识检验是完整的教学认识过程的一个

必不可少的环节,教学认识过程的不断延续和深化离不开教学认识检验。”[13]182而书面作

业,无疑是对教学认识进行检验的一种重要方法,具有“诊断、强化、调节、认识”等多种作

用。一份精心设计的作业,不但能够为下一步的教学认识活动确定基点,提高后续教学设

计的针对性,更能够在课后继续引导学生思维的有效锻炼,使教学对学生思维的培养提升

能够持续、连贯、系统地进行。所以,我们必须清晰认识到,国家“双减”政策的意图绝非单

纯减少作业数量,而是要求学校、教师在增强作业针对性、提高作业质量的前提下,合理控

制作业总量;通过处理好“质”与“量”的平衡,把通过“刷题”训练思维、提高成绩的做法降

到最低限度。

长期以来,影响作业“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教师没有把作业设计作为教学设计

的有机组成部分予以综合考虑。因此,即便是在各项教学设计比赛中,也很少有教师会在

其中专门撰写“作业设计”这一环节。而正是对作业普遍缺乏设计意识,导致了随意布置

68

作业、作业目标不清、针对性不强等问题的大量出现。北京教科院基教研中心在面向全市

各区学校教师的大规模调研、访谈中发现,教师们对作业质量、深度、个性化的问题普遍思

考不多,大部分作业是直接从课后习题、教辅资料中选取,还有一些教师会将课堂上未来

得及完成的教学内容临时留作课后作业,却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极具随意性的做法,可能

会给学生完成作业增加困难与障碍。及至期末复习,不少教师又会将历年试卷、模拟试题

作为学生作业的主要来源,也没有考虑到将这些用于终结性评价、具有甄别功能的试卷直

接作为日常作业,本身就存在很多不合理性,会影响学生思维的有序发展。

由此可见,想要使课后作业能够与课堂教学发挥同向作用,一同为学生的思维发展开

疆拓土,其关键点就在于学校、教师要去粗取精,将作业与教学设计同步规划、综合考虑,

增强作业的设计感。作业设计应成为学校校本教研的重要内容,教师、教研组要依据课程

标准和教学目标,紧扣教学内容设计作业,整体规划学生学习进阶路线图,将终结性目标

恰当分解为几个阶段性目标,有目的、有计划地设计与不同阶段教学目标、教学内容相适

应的作业,并要对这项作业是练习什么内容、锻炼哪方面思维、完成怎样的目标予以明确

考虑。

以小学六年级数学《滚动的圆》一课为例,由于该课的教学难点在于“将圆围绕正方形

外围滚动一周时圆心运动轨迹的特点迁移运用到研究其他图形上”,因此,为了使学生能

够尽快掌握知识,顺利完成课后练习册上的作业,某执教教师在一堂课中带领学生依次研

究了“圆围绕‘正方形、三角形、平行四边形、梯形’外围滚动一周,圆心运动轨迹的长度”。

结果,却由于课程内容塞得过满,导致课堂中学生未能充分地观察、分析、思考、推理,而教

师也没能有足够时间明确详尽地讲解关键性的知识节点。不难想见,当没能在课堂中对

学习内容实现高质量理解时,面对练习册中的课后作业,学生会充满怎样的沮丧与挫败

感,又会为此耗费掉多少时间。而没有教学效率、难以保证教学质量的教师,又往往会寄

希望于让学生做大量作业题目,以弥补课堂教学效果不佳带来的问题,从而造成恶性

循环。

但是,如果教师能够在最初进行教学设计时,便将作业设计作为教学内容的一部分予

以综合考虑,在课上只给学生布置“探究圆围绕正方形外围滚动一周时圆心运动的轨迹”

这样一项挑战性任务,让学生拥有充足的时间思考、推理、讨论,自主构建起解决问题的经

验策略;并将“在三角形或梯形中任选其一,进行圆围绕外围滚动一周时圆心轨迹的研究”

作为课后的开放性、实践性探究作业,让学生从中探索解决问题的规律,并尝试自主解释

规律,那么,无疑会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以及使学生拥有更具获得感的学习体验,真正通

过思维的主动锻炼,实现对所学内容的巩固、迁移与应用。

此外,为了减少不经思考便将各类教辅资料直接作为学生作业的惯性行为,各级教研

部门也要积极行动起来,带领教师积极开展教科书中的课后习题内容研究,通过将习题研

懂悟透,减少作业的盲目布置与无序拓展。应针对作业内容、结构、类型、框架、体系等,制

定能够减量提质且切实可行的操作性措施,以及通过积极开发具有示范引领作用的作业

设计资源、征集优秀作业设计案例等方式,加强优质作业资源的共建共享,助力广大教师

尽快提高作业设计能力。

作为学校,同样应负起监管责任,加强对作业质量的监督与评价。例如,各校应建立

作业总量审核监管与质量定期评价制度,定期通过学生问卷等方式调查作业,了解作业的

数量与难度、弹性与分层、类型与结构、批改与讲评情况,并对调查结果及时反馈,帮助教

师开展过程性自我调控,形成内部自觉改进与外部督促改进双向合一的作业优化机制,共

69

同助力“双减”政策落实到位。

[参 考 文 献]

[1] 王本陆.关于我国中小学教学发展格局的两点认识[J].课程·教材·教法,2021(10):27-30.

[2] [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

[3] 陈嘉映.说理[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

[4] [美]杰罗姆·布鲁纳.教育过程[M].北京:文化教育出版社,1982.

[5] [苏]列夫·维果茨基.思维和言语[M]//维果茨基.维果茨基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

[6] 聂晶,肖奕博.新课标·新挑战:新小学科学课程的重构与落实[J].中小学管理,2017(9):30-32.

[7] [瑞]让·皮亚杰.结构主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8] [美]约翰·杜威.进步教育与教育科学[M]//吕达,刘立德,邹海燕.杜威教育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教育出版

社,2008.

[9] [美]凯瑟琳·坎普·梅休.杜威学校[M].王承绪,赵祥麟,等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

[10] [美]约翰·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11] [苏]列夫·维果茨基.教育心理学[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3.

[12] [德]马丁·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13] 王策三.教学认识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HowtoReducetheBurdenandImprovetheQualityofClassroom

Teachingunderthe“DoubleReduction”Policy

—DiscussiononPromotingStudents’Thinking

LIXiao-lei

(ResearchCenterforBasicEducationTeaching,BeijingAcademyofEducationalSciences,Beijing100036,China)

Abstract:Theprimarypurposeofthe“doublereduction”policyistoguideschoolsandteachersto

gainefficiencyinclassroomteaching,andimproveteachingqualitythroughefficientandlow-costfine

teaching,thusmeetingtherisingdemandofthepeopleforhigh-qualityeducation.Intermsofthe

factorsthataffecttheimprovementofteachingqualityandhindertheeffectivenessofteachingin

cultivatingstudents’thinking,weshould,withamaimtomakeachange,firsttaketheknowledge

structureasthestarting pointto helpstudentsform acomplete,unobstructedandsystematic

thinkingpath;thenextstepistodesignchallenginglearningtaskstargetingtostudents’possible

cognitiveobstaclessothattheycanactivelyandconsciouslysummarize,abstractand masterthe

knowledgesystem,andreconstructtheexperienceandstrategiestosolveproblems;thestepthat

followsistoletstudentsexperiencea positiveprocessofspeechthinkingconstructioninthe

“thinkingunderlistening”throughtheteachingintime;thelastistodesignhomeworkcarefullyso

thatitproducesthesameeffectastheteachingdoesonthedevelopmentofstudents’thinking.

Keywords:doublereduction;teachingquality;thinking;classroomteaching;knowledgestructure;

challengingtasks;teaching;task

[责任编辑 苏良亿]

70

第58卷 第3期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Vol.58 No.3

2022年5月 JournalofGuangxiNormalUniversity(PhilosophyandSocialSciencesEdition) May,2022

doi:10.16088/ji.ssn.1001-6597.2022.03.007

[收稿日期]2022-01-2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网络文化安全研究”(19ZD12)

[作者简介]姬德强(1982—),男,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院副院长,媒体融合与传

播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国传媒大学)研究员,数字伦理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传播政治经济学和国际传播;白彦泽

(1993—),男,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交媒体和消费文化。

作为数字平台和基础设施的短视频

———一个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角

姬德强1,白彦泽2

(1.中国传媒大学 媒体融合与传播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24;2.中国传媒大学 广告学院,北京 100024)

[摘 要]在当前高速移动互联网和智能手机应用环境下,短视频这一媒介形态被平台经济捕获,一

方面变成短中介,链接了整个文化产业,另一方面转化为数字平台,不断融入数字经济、公共服务和国家治

理。基于此,短视频也呈现出基础设施化的倾向,尤其表现在搭建数据中心、拓展计算服务和形塑政治文

化三个方面。短视频的基础设施化也呈现出明显的区域性色彩,在中国尤其表现在整体发展与国家干预

两个方面,并被描述为技术民族主义的成功。短视频未来发展有其不可持续性,即渠道霸权导致的市场封

闭性和外部干预性危机,不断加剧的数字地缘政治,以及基于用户绑定的数字劳动所引发的算力与精力之

间的“瘾”经济危机,这将决定短视频如何在数字中国的总体框架内找寻到一种 可 持 续、高 质 量 的 发 展

道路。

[关键词]短视频;数字平台;基础设施;传播政治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G206;F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597(2022)03-0071-11

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加速的数字化和平台化进程正在催化着信息富有社会的传

播生态转型。不断常态化的数字生活一方面驱动着虚拟空间内多模态、立体式的内容、关

系和意义生产,另一方面也孵化出具有中心化特征和垄断效力的平台政治经济结构,有学

者称之为一种“复杂适应性网络生态系统”[1],以突出其多边性和多变性。在这个文化上

离散化、经济上集中化、政治上保守化的新平台社会中,短视频以内容、服务和平台等多边

角色异军突起,在被平台经济所捕获的资本化逻辑中,逐渐转型成为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的

有机组成部分。这一变化尤其表现在以“平台发展主义”(platformdevelopmentalism)[2]

为主要政策和文化框架的发展中国家,尤以中国为代表。本文将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

野出发,以源自中国的传播与社会互动为案例,分析短视频如何超越自身的媒介身份,以

平台化的存在影响数字经济和国家治理,进而转型成为“计算基础设施”(computational

infrastructure),与此同时,也呈现出一系列结构性矛盾,从而给自身的可持续、高质量发

展埋下了结构性的隐患。换言之,理解短视频需要进一步去媒介中心主义,从其与平台社

会的深度互联出发理解传播与权力的动态演化关系。

71

一、视频“短”化与短视频的平台化

近年来,作为一种视频形态和交往方式的短视频,在高速移动互联网和智能手机应用

的双重支撑下,正以极高的用户活跃度和平台拓展力广泛渗透进一个基于实时计算的移

动应用生态里。在短视频的驱动下,数字化生活也呈现出视频化的转型新趋势。智能视

听影像实践作为时下流行的现实表征方式,打破了工业化等级秩序和线性传播格局,不仅

塑造了新的主导媒介,也形成了一道数字文化景观。庞大、多元和复杂的内容主体正重塑

着社会的认知结构与文化基因,改变着传统信息社会的运作模式。

(一)短视频的中国视野

基于相对成熟的互联网基础设施、最为庞大和活跃的网民群体,以及相对宽松的数字

化政策框架,中国成为全球范围内短视频发展最为快速也最具活力的市场,因此也成为短

视频平台化乃至基础设施化拓张的最典型国家。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

发布的《第4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1年6月,短视频用户规模达

8.88亿,占网民整体的87.8%;短视频作为基础的用户表达和内容消费形式,贡献了移动

互联网的主要时长和流量增量,成为“互联网的基础应用”[3]。在这个意义上,全体网民的

短视频移民趋势已经形成,同时,这也是短视频首次被行业话语认定为一种“互联网的基

础应用”,成为绝大多数网民进入虚拟世界的主要入口。当然,这一表述更多还是基于短

视频应用所产生的巨大流量及其对网络用户的高渗透率,其“基础性”更加深刻地表现在

对一个信息化社会的系统性介入上。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野来说,除了对产消者的广

泛赋权,这一系统性介入恰恰就是对整个社会一般的商品化进程的快速推进[4],在中国尤

其表现在泛视频内容产业的崛起和蓬勃发展的电子商务对数字经济的转型式影响。针对

后者,上述 CNNIC的报告也清楚地提出:“短视频与直播、电商相互加成,快手、抖音等平

台成为重要的电商阵地。”[3]在这个意义上,短视频平台转型成为更具多边适应性的数字

平台,并日益服务于数字经济。

除此之外,短视频的快速崛起还呈现出市场的高度集中化乃至寡头垄断,这一远非自

由竞争原则内的“赢者通吃”的资本化逻辑,及其对传播生态中公共性的侵蚀,也是传播政

治经济学尤其是欧美传播政治经济学一直致力于反思乃至批判的对象。换句话说,在传

播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视野中,平台垄断是社会平台化的主要内涵,这一趋势至少包含商业

平台对用户数据的占有,对相关市场的主导性重组,以及包括政府在内的社会公共部门逐

渐形成的对商业平台的系统性依赖或主动式合作。就中国市场而言,这一垄断态势也呈

现得比较明显,但所驱动的中国社会的平台化却凸显出更多的在地化特征。根据中国网

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和 QuestMobile的数据整理[5],截至2020年12月,在热门短视频

平台应用中,日活跃用户超过6亿、日均视频搜索次数超过4亿次的抖音与日活跃用户数

超过3亿的快手占据中国短视频平台第一梯队,而第一梯队同时占据54.4%的市场份额。

这类头部平台正在通过规制和合作等方式与中国的政府部门和市场部门展开着动态互

动。在这个意义上,头部平台的垄断性存在已经成为短视频产业发展和扩张的基本事实,

而这一集中化趋势在市场逻辑下是不可逆的,直至国家出于行业保护和舆论引导的需求

72

进行强力的外部干预。在中国,这一干预主要表现在对平台垄断和内容生态的规制。

(二)视频“短”化

基于上述蓬勃发展的传播实践,短视频之所以获得广泛关注和多边挪用的技术、文

化、市场的逻辑是什么? 分析的路径也许需要首先对“短视频”这一司空见惯的命名方式

进行陌生化和语境化,因为其复杂而立体的实践早已超出了这一媒介概念本身所指向的

传播形式。

长期以来,“短视频”一词中的“短”,在这一偏正关系中更多被看作一个形容词,从而

与长视频、直播以及后来兴起的中视频一同被归类为视频或网络视频的子类型,进入一种

种属关系的媒介分类逻辑,实际上也是重复和夯实了一种媒介中心主义的概念化逻辑。

对正在经历新旧平台深度双向融合的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产业而言,短视频代表了一种

来自供需两端的融合实践,一方面解决了需求侧的用户粘性问题,另一方面也反推着供给

侧的结构性改革。换句话说,短视频的兴起回应了传统媒体结构变革和增量发展的需要,

因此很自然地进入媒体融合的政策话语和行业叙事,并成为最具前沿性的话题之一。

然而,即便是在媒介逻辑中,短视频的“短”也不应简单地理解为一个关于时长的形容

词,而是代表着视频“短”化这一动态调整效果,或者说应理解为一个动词。这一动态的目

的性实践主要涉及如下六个相互影响的目的:(1)压缩时长,这是对注意力的精确计算,一

般为5分钟以内,甚至以秒为单位,而不同的平台根据策略和竞争需要往往倾向不同的时

长,后期随着用户习惯的调整和用户数据的积累,各个平台作出动态调整,比如延长至15

分钟等;(2)提高效率,这是压缩时长的最直接效果,一方面集纳了更多样化的内容,另一

方面与用户的流动性生活和碎片化时间实现了全方位嵌入;(3)重组视听,尤其是将工业

化的传统线性影视产业拖入一个后工业化的多边供需关系生态;(4)绑定用户,即基于实

时反馈持续计算用户的视听行为并建构其需求画像,从而实时调整内容和服务供给,不断

加强用户对应用和平台的依赖性,换句话说,用户和平台在这里是基于数据化和计算化的

实时互构关系;(5)云聚数据,目标是搭建基于庞大用户群的数据集,并基于此不断提升平

台算力和在多边市场的货币化能力;(6)对接产业,即在掌控庞大用户数据和信息的流通

权力的同时,尝试拓展与其他经济部门的关系,从而参与整体的数字经济建设。在这个意

义上,短视频的“短”是有目的、系统性的实践行为,也动态重组了虚拟与现实相互嵌入时

代中的时空逻辑。正如芭芭拉·亚当(BarbaraAdam)在《时间与社会理论》中讨论了时

间的各种形态(包括经验与文化上的)对生活的构造[6]。平台媒介正在重组着人对时间的

感知与排序,短视频对用户造成了一种时间压缩的体验,在文本刷动间恍如“洞中方一日,

世上已千年”,“短化”机制在提高商业变现的转化速率的同时,也掀开了后媒体浪潮的轻

传播纪元[7]。

(三)短中介和短视频平台

短视频 不 仅 是 媒 介 意 义 上 的 短 文 本,更 逐 渐 演 化 为 一 个 “平 台 社 会”(platform

society)中的“短中介”(intermediary),以及更具连接力和统合力的数字平台,这主要表现

在平台经济和平台治理两个方面。

首先,就平台经济而言,短视频以其多元和多变的业态,逐渐成为文化产业的重要构

成部分,短视频平台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孵化者、调节者和整合者角色。此类平台不仅通

73

过货币化的方式不断激励多元主体参与生产,而且通过算法倾向不断引导着广大内容创

作者在趋于组织化和工业化的可复制生产中打造大量垂直账号[8],通过私域流量快速变

现。在“网络迷因”(internetmeme)文化影响下,平台机制不断为用户生产内容(或称创

意内容)产业铺平商品化道路,也打造出一个“情感经济”(affectiveeconomy)的新市场。

随着PGC、MCN 机构的专业化、规模化生产的加入,如今的短视频与直播、电商在社交平

台上进行全面的业态功能整合。根据艾媒咨询的统计数据,2020年,抖音电商商品成交

总额超过5000亿元,淘宝直播(已更名为点淘)和快手分别以4000多亿元和3000多亿

元居于其后[9]。除了传统的广告,平台文化产业的经济增长点正在聚焦于将带货作为流

量与广告变现的出口。

在注意力市场的结构性变动中,短视频平台超越了单纯的媒介机构身份,进化成了汇

聚不同资源、集成传媒产业链各环节的中间性单位[10],它具有一种双向连接力,将短视频

这一媒介形态同其他平台相连接,同时又将聚合的短视频平台与其他服务相连接。短视

频平台通过重组并培养新形态的视听体验积累了大量粘性用户,在多模态的内容生产和

营销之间建立全产业链,从原始的 C2C社交属性向 B2C业务延展,这得益于其海量内容

背后是海量数据的“云聚集”,云端作为数据工厂将数据处理与营销、金融服务联结,和众

多服务型产业对接,输出更多类似供水供电等公用事业的基础性服务[11]。

平台经济背后的数字产业具有高技术、高渗透和先导性特征,创新和增长活力强劲,

从消费端向生产端延伸,广泛、多元地与传统产业结合,促使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催生新业

态,加速重塑社会生产和生活形态,实现从生产要素到生产力、再到生产关系的全面系统

变革[12]。短 视 频 平 台 依 托 数 字 信 息 技 术,对 基 础 设 施 产 生 了 外 部 性 的 “溢 出 效 应”

(spillovereffect)。溢出效应由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约瑟夫·阿罗(KennethJ.Arrow)

于1962年提出,指组织在活动时会对组织之外的主体产生外部性[13]。短视频平台带动

了诸多相配合的产业经济增长,拓展了城市居民社交、消费、知识教育、新闻获取的渠道,

开辟了更加高效的生产与交往空间。

其次,就平台治理而言,短视频平台在内部商业生态维护和外部合法性建设的双重背

景下,正在不断提升依托技术和人力的自我规制;与此同时,基于其溢出效应,短视频平台

也逐渐被更具整合性和动员性的国家治理体系所征用,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中逐

渐扮演着如下三个方面的功能性角色:第一是舆情监测与舆论引导,主要指的是短视频逐

渐成为舆情监测的重要目标,进入基于舆情的信息化乃至数据化治理体系,以及通过主动

回应乃至介入短视频平台的算法推荐系统,各级政府的宣传和网信部门能够有效散播特

定信息和正向缓解公众情绪。在这个意义上,短视频已经成为重要的公共传播载体和舆

论调节机制。第二是社会表达与公共服务,主要涉及短视频这一网络化和下沉性的传播

平台对广大社会成员的积极赋能,并借此拓展了社会表达的空间,提升了公共舆论的多样

性水平,尤其是借助视听符号的情感经济色彩,显著增强了特定声音的传播力和动员力,

从而形成了基于短视频而不是其他传统平台的舆论景观,当然也需要避免这一舆论场的

集中化乃至极端化倾向。除此之外,短视频也借助广泛的连接力为社会公共服务提供了

新的空间,比如科普、普法以及与电商合作的扶贫等。基于此,短视频的平台化协助提升

了政府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第三,平台规制与平台责任,聚焦的是如何对短视频平台进

74

行外部规制和如何组织短视频平台的内部规制问题。前者一方面处理短视频平台的垄断

化危机,核心是确保整个视听产业的市场公正和市场活力,以及商业视听平台与传统媒体

机构的合作统筹;另一方面是应对短视频平台对公共舆论的强大孵化力和影响力,确保激

增的社会表达不会撕裂主流的舆论秩序。后者主要指的是平台自身生态系统在商业性和

公共性之间的自我调适,以确保在数据化和货币化用户信息以及快速转型为互联网基础

应用的同时,不会造成以政府为代表的社会公共部门的失灵或称公共服务体系合法性的

衰落,以及社会大众普遍的被剥夺感。因此,短视频在从内容、形态到自身平台及更多边

的数字平台的转型过程中,也与一个不断平台化的国家治理体系有机绑定,成为一个正在

形成的平台化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从数字平台到基础设施

基于以上分析,从内容到应用再到平台,基于庞大的网络效应、强大的流量生产力和

多边市场匹配力,短视频是否可以被认为正在转型成为一种新型基础设施? 如果基础设

施的特点是普遍性、标准化、公共性、稳定性,以及某种程度上的不可见性,短视频发展至

今是否满足了这一系列要求? 短视频是否同时呈现出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的一些新趋

势? 在这个意义上,讨论短视频的平台化不得不进入一个更加基础的理论层面,那就是正

在被广泛讨论的基础设施问题,至少是因为,单一的产业或平台概念似乎已经无法容纳这

一内容和用户生态对整个社会的系统性影响。

“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一词在1979年出版的《媒体、文化和社会》第一卷中被用

作关键词[14],并持续作为批判的政治经济学审视全球媒介与传播的理论焦点[15]。当然,

随着媒介世界发生巨变,概念与新的经济和传播形态不断“接合”(articulation),在这个过

程中,基础设施的概念也在发生着变化。西方学界近年来展现出来的关于媒介研究的基

础设施转向(infrastructuralturn)既是一种对全球商业化数字平台嵌入生命世界(lifeworlds)的回应,也是对平台垄断以及用户数据劳动的反思,更是对数字世界的物质基础

的再度挖掘。丽莎·帕克斯(LisaParks)和妮可·斯塔罗塞尔斯基(NicoleStarosielski)

在2015年出版的《信号交通:媒体基础设施的批判研究》中明确了基础设施转向的目标:

突出通信网络(互联网、电视、电信等)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影响,目标不仅仅是研究特定通

信媒介的技术特性,而是表明信息的信号交通(signaltraffic)重构了媒体生产、传播、消费

以及规制等问题[16]。同年,约翰·彼得斯(JohnDurhamPeters)的《奇云:媒介即存有》一

书也提供了一个基础设施的视角,认为媒介具有天生的跨越时空的内容结构能力[17]。也

有学者将“基础设施”视作一种文化分析(culturalanalytic),强调了在基础设施的结构选

择过程中的偏好与遗漏,从中透露的是一种数字信息权力宰制下的认识论 与 政 治 承

诺[18]。当然,与以上观点存在互文性、对基础设施问题保持一以贯之研究兴趣的传播思

想,更多来自传播政治经济学这一主要关注资本主义体系下传播资源分配与社会结构分

化之间互动关系的批判学术传统。传播政治经济学视野下的基础设施问题,更多凸显出

一种整体论色彩,即上文所提及的去媒介中心主义认识论,尤其考虑到媒介与政治、经济、

文化等结构性权力体系的互构关系。从道路交通和金融体系到法律制度和劳动关系,这

75

些都构成了影响社会媒介化的基础设施维度。如果说,对传播政治经济学而言,大众媒介

时代的基础设施概念还是一种宏观的理论想象,那么平台化时代的基础设施则是微观的

经验现实。在这个意义上,从数字平台到基础设施的分析转向,恰恰是以唯物主义和结构

主义为导向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视野的延续和拓展。

基于以上梳理和讨论,这一基础设施的理论视野,催生了一种关于平台、基础设施和

政治的整合路径(integratedapproach)[19]:首先,可以进一步在全球新闻与娱乐文化的基

础上讨论 平 台 利 益 方 与 用 户 的 权 利 关 系,从 商 业 开 发 到 政 治 监 控,如 何 对 传 播 网 络

(communicationnetworks)的 构 建 进 行 想 象 与 动 员,进 而 争 夺 “垂 直 霸 权”(vertical

hegemony)[20]。其次,支撑全球媒体与数字文化产业的多形式创意劳动,维护和升级基

础设施所需要的必要劳动力投入,以及用户的日常媒介使用与消费对平台运行的影响,譬

如对于维系流媒体等高带宽媒介实践的基础设施改造,既强调了用户平台需求的经济价

值,又折射出地域发展程度不同所流露的文化接入(accesstoculturalforms)的不平等;

并且,数字基础设施不是从头出现的,而是不断被连接到传统的基础设施内部,即数字平

台的产生也是基于各种传统媒介和文化基础设施,并与之关联、协作,故而在数字平台的

搭建上,实则结合了多个社会应用部门。综上,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是动态的、联系的,不是

凭空产生,而是广泛建立在现有基础设施的多个层面上并产生复杂的关系[21]。正是在这

个意义上,短视频可以被看作为一种数字基础设施,是对平台化的超越,表现在物质、经

济、文化、政治、劳动等多个层面。因此,短视频作为一种数字平台确实被赋予了与基础设

施有关的属性,如规模性、普遍性和使用的关键性(不可或缺性)[22],在重组社会部门功能

与社会交往机制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23]。简言之,短视频及其平台的基础设施性可以

归纳为三个层面,换言之,从三个层面赋能媒介内外的社会力量。

第一,数据中心。这是超级互联网公司的物质基础和能力根源,主要是大数据和云计

算的需要。在数据中心的建设上,抖音的母公司字节跳动已经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公司

之一;而快手也已经投资建设超大规模数据中心。这一基础设施的建设主要是服务于庞

大用户数据的实时计算和业务快速增长的需求,与此同时,也有机融入国家的新型基础设

施建设(即“新基建”)计划———数据中心就是其中之一———进而获得了行业内外的合

法性。

第二,计算服务。这一基于强大算力和用户导向的动态供给方式重组了文化产业和

社会分工:首先,改造了传媒产业乃至整个文化产业的生产逻辑,在打破传统工业化分工

结构的同时创造了新的分工类型,比如 MCN 和开发者等;其次,参与重组了经济运行方

式,比如通过向电子商务领域的拓展绑定了全产业链,进而把控整个消费市场和广告市

场;再次,将庞大的用户群体转型为数字劳工,或者更准确地说,数据劳工在与平台的深度

互构中,创造了一种“全民劳动”的注意力经济;最后,这一计算产能也催生了社会文化的

转型,通过选择性培育和策略,将基于个体主义的景观化内容作为核心产品,塑造了更强

的回声室效应,这一基于个人数据的全面收集和分析的架构引发了生活组织和社交条件

的巨大转型,进而引发了有关“主体化的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sforsubjectivity)[19]的

讨论。

第三,政治文化。如上文所述,短视频平台在国家治理体系的平台化进程中正在扮演

76

复杂的角色。进入基础设施的讨论层面,短视频及其平台的政治性需要得到更多关注。

一方面,作为一种数字基础设施,短视频与社会大众的全面绑定是否加强了基于数据化的

商业监控? 而这一监控行为是否可以被国家治理体系所平衡或整合,进而成为信息化或

数据化治理的有机构成部分? 与无处不在的摄像头不同,短视频作为移动端的基础性应

用,更具有流动性和开合性,驱动着一种生产性监控形式的出现。另一方面,短视频作为

一种基础设施,其政治倾向更趋保守,亦即更符合所在政治环境和政治制度的需要。这不

仅源于多元参与主体所负载的主体间权力结构在虚拟空间内的再生产,更植根于看似赋

能实则去能的个体参与文化的离散式存在。在这个意义上,以短视频为代表的数字平台

进入平台化的国家治理体系,也是技术、市场和政治自然互动的结局。

除此之外,在全球视野下观照中国的平台社会生态,讨论短视频平台的基础设施化还

需要考虑区域属性[24]和技术民族主义[25]等特征。首先,从区域角度而言,短视频平台的

中国色彩突出地体现在整体发展和国家干预两个方面,但核心是一个更具整合性和能动

性的国家权力体系,这也是大多数英文文献将中国的数字平台进行他者化处理的最主要

原因,甚至将之归类于充满冷战思维的数字威权主义。然而,平衡这一意识形态化解读需

要补充的是一个内部阐释视野。一方面,数字平台被纳入国家发展的整体设计之中,从发

展政策导向的主动培育和隔离外部市场的自我保护,到垄断崛起后的国家征用和反垄断

治理,最核心的逻辑是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力量如何调节数字革命在推进改革、发展和平衡

进程中的系统性和动态性作用,并以此推进和抑制平台的商业化动能,从而使得以短视频

为代表的数字平台不仅服务于资本及其推动的发展,还要服务于人民及其主导的正义。

另一方面,基于中国政治制度内的新闻舆论工作传统,短视频平台因其意识形态属性也自

然地被纳入媒介管控的对象范畴之中,这一点在平台治理部分已经有所阐述。需要补充

的是,这一西方学术话语中的国家干预并不是简单的制约或限制,而是努力维护一个“主

流化”的舆论氛围,进而服务国家发展的总目标。“主流化”包含三个方面的含义:信息传

递或散布的层级秩序,尤其是维护主流媒体的信源权威和阐释高度,这也保证了事实核查

的真实有效;群众参与的活力与建设性,即“走好全媒体时代的群众路线”需要激发和容纳

与主流话语正向互动的参与文化;数字平台组织结构的内外融合,即企业和政府共同参与

短视频内容与交往生态的维护,这是一套正在形成的机构化行动逻辑。

其次,技术民族主义一直是新中国政治独立性在技术创新领域的重要话语表征。尽

管在后冷战背景下,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已经驱动着技术壁垒的大范围破除,进而服务于市

场利益最大化的目标,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也是受益者之一,然而,技术民族主义仍然

成为描述数字革命的重要概念,这主要是由于两方面的原因:上游核心技术的专有性———

往往是国家投入的结果———使得此类技术创新仍然与国家力量相绑定,从而使得技术有

无成为国家力量对抗的重要条件,比如空间技术、基因技术和通信技术;中游和下游技术

应用的商业化与地方性创新,比如抖音和快手的算法推荐技术,很难被简单归类于核心技

术,但却有着超越国际市场竞争对手的能力和模式,换句话说,只有类似中国这样庞大、活

跃和开放的市场,以及相对而言更加实用主义的发展政策和更加消费主义的生活逻辑,才

有可能孕育这一短视频商业帝国或平台系统的东方版图。就后者而言,技术民族主义可

以被看作一种源自市场竞争或对比关系的他者化隐喻,以及对这一崛起的东方商业帝国

77

进一步扩张的焦虑。当然,我们也可以将之看作加剧的地缘政治紧张关系在数字空间内

的延伸,并已经在美国、印度等国家展现出敌意,在这个意义上,技术民族主义本身就是一

个对抗性概念,甚至成为指责新帝国主义的话语构件之一。在国际尤其是西方学术界,如

果始自2009年的中国官方媒体走出去曾被部分抱持冷战思维的西方人士看作一个东方

媒介体制的帝国化企图,那么商业短视频平台出海则被部分理解为政治与经济力量的进

一步联盟。这是中国故事的旧问题,也是中国故事的新面向。

三、短视频的可持续性风险

尽管拥有平台化的垄断权力和基础设施化的影响效应,短视频仍然呈现出一系列潜

在的风险和问题,这将决定被平台经济和国家治理所捕获的这一新兴平台能否长久存续,

以及源自中国的短视频平台能否克服意识形态障碍和来自不同国家的政策干预,打造平

台化时代人类社会交往的另类实践空间。

(一)渠道霸权与寡头垄断

这是数字平台的一体两面。曼纽尔·卡斯特(ManuelCastells)曾提出,Web2.0充满

了渴望自由交流与创造的用户和限制其技术权利的平台所有者之间的冲突[26]。互联网

技术表征的“去中心化”特点在越来越多的平台聚合下反而促发出更强的平台的主导性和

排他性,难以回避“再中心化”趋势。在垄断竞争的“再中心化”趋势中,不断触达着各个社

会应用层面的短视频平台,也很快在政治经济的框架下暴露出诸多有关发展不可持续的

问题。

在全面渗透进社会各个部门的过程中[27],短视频平台正遭遇着市场的开放性与主体

多样性的危机。经过三年多的原始争夺,短视频的用户市场被少量的公司分割,用户可以

选择的应用屈指可数。过去,在信息资本主义的制度框架和权力联盟保护下,超级互联网

平台诞生[28]。而短视频平台背后的数字生态,由 BATB为代表的超级互联网数据平台和

其他的与之分享垂类服务和细化市场的诸如新闻、政务、教育、金融、旅游等应用领域紧密

勾连。由于后者需要依赖前者的技术框架,共同生产的社会结构图景也因此被行业头部

企业盘割了数据领地,一切平台的算法设计、界面功能的开发以及垂类服务的提供,最终

目的都是为了汲取和占有数据这一最重要的商业资源和生产资料[29],进而在消除外部竞

争的同 时 塑 造 着 一 个 封 闭 的 用 户 和 数 据 的 内 循 环。 面 对 这 些 “生 而 全 球”(born

global)[30]的具有全球市场宰制力的平台企业,反垄断与创新规制模式成为主要的治理方

向,形成平台与国家之间的“双向运动”[31]。

在这一商业垄断的结构性不平等条件下,一个缠绕商业媒介体系的旧问题正在平台

化的新时代被加剧,那就是商业性与公共性的二元矛盾。如果说曾经的商业媒体之所以

追求或者呈现出一定的公共性,除了舆论本身的承载者所必备的公共责任之外,更多还是

作为独立经济部门的自我合法性建设使然———尽管是不作保证的———那么,短视频平台

为代表的数字平台则在物理而非象征层面呈现出商业性和公共性的杂糅。数字平台的商

业性是其基因结构,而公共性则是其成长轨迹。二者绝非对立,而是共存。在这个意义

上,单纯的数字资本主义批判显然是不够的,这也被无法建立另类的公共平台现实所佐

78

证,而后者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经典批判和建设路径之一。因此,接下来的问题就变得十

分关键,即垄断性的数字平台能否在国家干预和社会保护的反作用力下最终转型成为兼

具商业动能和公共服务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 就当下而言,这一进程至少取决于数字平

台的基础设施化在多大程度上能到达和渗透进社会的最大多数关键公共服务部门———包

括政府、教育、交通、医疗、通信等———而且不会进一步将公共部门商业化。

(二)数字平台的地缘政治

如上文所述,短视频平台企业的垄断式崛起已经不可避免地遭遇国际范围内的地缘

政治争端,在被贴上更多意识形态标签的基础上成为数字地缘政治的新战场。对商业化

的数字平台而言,地缘政治的矛盾是否激发和激化,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确定的。这在抖

音被美国政府威胁封禁的案例中体现得十分清楚。短视频平台在技术应用升级和商业模

式创新的企业家视阈中往往无法判断外部的国际政治气候,最后不得不反向依赖国家力

量来处理市场竞争问题。这一政治经济勾连其实是商业机构全球化进程中的常态,但却

往往被全球市场的自由主义幻觉所蒙蔽。在地缘政治危机面前,国家与市场互相依存而

不是对立的关系再一次成为数字资本主义的核心关切。基于此,垄断性的数字平台在未

来将着力推进外部环境分析和关系维护工作,并将分析和维护的对象拓展至一国之外。

更多智库型的智力支持机构将在内部孕育和外部合作的机制下产生,成为服务数字平台

进行长短期系统性危机管理的创新性力量。未来数字平台的研究,将超越技术和市场范

畴,进入国际政治领域,反过来说,这也是国际政治媒介化、数字化以及平台化的结果

之一。

除此之外,更具不确定的问题在于,随着短视频平台以商业逻辑持续渗入不同国家的

消费市场和传播生态,更多地方性的政治问题将可能凸显出来。这是数字平台国际化的

下一阶段,即深度地方化或全面区域化,因为全球本土化运营精准市场的数字平台将最终

融入地方性的政治、社会乃至社区环境,成为其平台化进程的重要推手。地方性的政治环

境将在此类平台上被展现和被中介,也将有可能借助圈层的共振效应产生放大的地缘政

治后果,这将给数字平台的全球运营带来新的挑战。例如 TikTok上海外华人被其他族

裔伤害的视频被转发到抖音国内版,快速引发两个短视频平台的舆论共振,并最终产生集

中的乃至激进的国际舆论。在这个意义上,短视频平台已经逐渐演化为国际传播的新型

基础设施,同时也是地缘政治博弈的新阵地。

(三)数字劳动:算力与精力之间的“瘾”经济

从宏观到微观,在短视频的使用层面,“手机成瘾”“社交媒体倦怠”[32](socialmedia

fatigue)等现象正在成为热议的话题,勾勒着个体与平台系统之间负面的情绪关系与连接

效果。对于个体来说,用户在“刷”短视频时,进行的是一套对自我欲望满足的“喂食”消费

过程。看似流变不居、无疆无界的内容滑动,实则是基于算法的文本的自我无限重复。而

对于平台企业,持续增量的用户数据生产可以维持资本增值,不断清晰的用户画像可以服

务产品迭代,在如此为实现垄断竞争而不断扩充流量池的过程中形成了对用户数字劳动

的全面剥削和深度异化[33]。

数字劳动正在经历着一个不断从“赋魅”到“祛魅”的反复过程。作为“风口”行业,短

视频生产也正经历着“边玩边挣钱的趣味闲暇工作”的“赋魅”和情感劳动背后的数字资本

79

主义逻辑“祛魅”[34]。在短视频平台用户“产消合一”背景之下,用户的自主性是复杂的,

有意识的媒介使用与技术无意识混合其中,用户是 Web2.0技术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共享

者、消费者和生产者。在数字化乃至平台化生存的时代里,短视频平台的收益分配和内容

生产的机制成为了新的异化力量[35],为实现平台利益最大化,用户成为生产性的附庸,陷

入了平台与用户的利益分配陷阱。用户在短视频平台上的线上情感劳动的收益是非确定

性的[36],尽管存在所谓的收益机制,但没有明确的协议保障任何数字劳动都可以获得相

应的收益,且收益还包括平台分成的部分。在其所制造的新型权力关系中,平台自身拥有

绝对的掌控权,包括收益分成的比例、制作内容的限制、内容审查的权力等等,用户鲜有集

体性的抗争,大多以一种个体主义的反连接来应对绝对权力。包括PGC、UGC、PUGC和

MCN 等平台的所有利益相关者,都被转化成一套数字资本主义的机器部件,配合着完成

这一体系在扩张中的各种任务。

当然,数字资本主义仍然存在重要的内外调节机制,比如借助公共机构力量构建自身

的合法性和外化自身的内部矛盾,以及通过释放部分剩余价值形成看似普惠的涓滴效应,

但是其根本性的挑战正在形成,那就是如何处理其对社会全域进行扩张后所导致的生物

学或者生态学危机。就短视频而言,除了数据中心为代表的物质架构所潜存的能源风险,

智能终端所代表的物质设备所引发的生态风险,以及所有物质基础所遭遇的技术风险(如

芯片短缺),最终引发的负面效应既停留在社会关系和心理感知上,还将进入生理层面。

如何平衡算力与精力之间的矛盾,将是维护短视频这一传播生态的生物学或生态学基线。

换句话说,对身体及其行为的数据化分析应该从单一的文化层面进入生理层面。在人类

的身体无法承载这一生产性的“瘾”经济模式时,短视频的生命也许就要画上休止符了。

四、小结:从流量到流向:短视频的涅槃?

2021年12月15日,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发布了《网络短视频内容审核标准

细则》,内容涉及国家安全、社会稳定、民族和地域团结、宗教政策等21类100条细致入微

的审核规定,虽不具备法律效力,但这100条细则却全面呈现出蓬勃发展的短视频在内容

层面对各个社会部门的“侵入”,尤其是流量经济模式及其货币化动能所催化的信息失序

和伦理失范问题。这一规范意义上的国家出场确实体现出对短视频“流量”模式的全面纠

正,并尝试将其引导至一个“流向”模式的新阶段。然而,除了更大的技术升级(比如更多

借助人工智能审核技术)和更多的人力投入,短视频平台自身能否确保这一秩序的重塑和

规范的重建依然是一个未知数。如果外部规制的力量和内部失序的风险尚未威胁到其商

业生态的运行,短视频平台将最大可能地“保守治疗”,而且,尚未完全过渡到一个以公共

性为旨归的新型基础设施的过渡性现实,也给予短视频平台更多腾挪的法律和伦理空间。

就国际范围来说,流量逻辑仍然是超越地理和文化疆域的平台生产力,但也面临着调整或

博弈中充满矛盾和不确定性的国际互联网治理体系的动态规约。能否有效促进真实而有

价值的信息流动,维护复杂而多元的文化生态,孵化正向而积极的交往方式,将有可能决

定短视频能否实现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能否积极推动全球社会的平台化进程。

从“流量”到“流向”,短视频实现涅槃重生也许只是一个隐喻,代表了追求更美好传播

80

生态和社会秩序的想象,而更多的结构性问题还需要在社会平台化发展进程中被发现和

被梳理。在众多参与短视频研究的学术路径中,传播政治经济学更具系统性和包容性,这

一分析路径中的短视频既是一个媒介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它涉及传播资源的分配、

传播权力的伸张和传播秩序的再造,更拓展至社会系统的变迁,而理解这一系列问题仰赖

整体性和批判性的学术想象力。

[参 考 文 献]

[1] 范如国.平台技术赋能、公共博弈与复杂适应性治理[J].中国社会科学,2021(12):131-152.

[2] ReillyK.Platformdevelopmentalism:leveragingplatforminnovationfornationaldevelopmentinLatinAmerica

[J].InternetPolicyReview,2020,9(4):1-22.

[3]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4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2021-09-15)[2022-01-10].

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hlwtjbg/202109/t20210915_71543.htm.

[4] [加]文森特·莫斯可.传播政治经济学[M].胡春阳,黄红宇,姚建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

[5] 中国网 络 视 听 节 目 服 务 协 会.2021 中 国 网 络 视 听 发 展 研 究 报 告[EB/OL].(2021-06-03)[2022-01-10].

http://www.cnsa.cn/module/download/downj.sp? i_ID=27774&colID=1589.

[6] [美]芭芭拉·亚当.时间与社会理论[M].金梦兰,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7] 林克勤.轻传播:短视频引领的后媒体浪潮[J].现代传播,2019,41(10):12-18.

[8] 廖秉宜,张慧慧.互动与博弈:算法推荐下短视频行业生态与发展路径[J].中国编辑,2021(9):10-16.

[9] 艾媒咨询.2021年中国品牌电商服务商行业研究报告[EB/OL].(2021-05-07)[2022-01-10].https://www.

iimedia.cn/c400/78427.html.

[10] 谭天.基于关系视角的媒介平台[J].国际新闻界,2011(9):83-88.

[11] Mosco V.Aftertheinternet:newtechnologies,socialissue,andpublicpolicies[J].FudanJournalofthe

HumanitiesandSocialSciences,2017(10):297-313.

[12] 王俊豪,周晟佳.中国数字产业发展的现状、特征及其溢出效应[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1(3):103-117.

[13] ArrowKJ.Theeconomicimplicationoflearningbydoing [J].ReviewofEconomicStudies,1962,29(3):155

-173.

[14] Garnham N.Contributiontoapoliticaleconomyofmass-communication[J].Media,Culture& Society,1979,1

(2):123-146.

[15] Aouragh M,ChakravarttyP.Infrastructuresofempire:towardsacriticalgeopoliticsofmediaandinformation

studies[J].Media,Culture& Society,2016,38(4):559-575.

[16] Parks L,StarosielskiN.Signaltraffic:criticalstudiesof mediainfrastructures[M].Champaign-Urbana:

UniversityofIllinoisPress,2015.

[17] PetersJD.Themarvelousclouds:towardaphilosophyofelementalmedia[M].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

Press,2015.

[18] LarkinB.Thepoeticsandpoliticsofinfrastructure[J].AnnualReviewofAnthropology,2013,42:327-343.

[19] PlantinJC,PunathambekarA.Digitalmediainfrastructures:pipes,platforms,andpolitics[J].MediaCulture

& Society,2019(3),41(2):163-174.

[20] ParksL.Rethinking mediacoverage:vertical mediationandthe waronterror[M].New York;London:

Routledge,2018.

[21] Sundaram R.Piratemodernity:Delhi’smediaurbanism[M].NewDelhi:Routledge,2013.

[22] VanDijckJ,PoellT.Understandingsocialmedialogic[J].MediaandCommunication,2013,1(1):2-14.

[23] VanDijckJ,PoellT,WaalM D.Theplatformsociety[M].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2018.

[24] SteinbergM,LiJ.Introduction:regionalplatforms[J].Asiascape:DigitalAsia,2017,4(3):173-183.

[25] QiuJ L.Chinesetechno-nationalism and global WiFipolicy[C]//Curtin M,Shah H.Reorienting global

81

communication:IndianandChinesemediabeyondborders.Champaign-Urbana:UniversityofIllinoisPress,2010.

[26] CastellsM.CommunicationPower[M].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2009.

[27] 姬德强.平台化治理:传播政治经济学视域下的国家治理新范式[J].新闻与写作,2021(4):20-25.

[28] SchillerD.Howtothinkaboutinformation[M].Champaign-Urbana:UniversityofIllinoisPress,2007.

[29] TurowJ,CouldryN.Mediaasdataextraction:towardsanew mapofatransformedcommunicationsfield[J].

JournalofCommunication,2018,68(2):415-423.

[30] FlewT,MartinF,SuzorN.Internetregulationasmediapolicy:rethinkingthequestionofdigitalcommunication

platformgovernance[J].JournalofDigitalMedia& Policy,2019,10(1):33-50.

[31] 王维佳,周弘.规制与扩张的“双向运动”:中国平台经济的演进历程[J].新闻与传播研究,2021(S1):76-90.

[32] DhirA,Yossatorn Y,KaurP,etal.Onlinesocialmediafatigueandpsychologicalwell-being—A studyof

compulsiveuse,fearofmissingout,fatigue,anxietyanddepression[J].InternationalJournalofInformation

Management,2018(40):141-152.

[33] 李子仪,姬德强.数字劳工的“罢工”? ———作为加速社会“减速策略”的数字反连接研究[J].新闻界,2021(11):43

-54.

[34] 姚建华,徐偲骕.传播政治经济学视域下的数字劳动研究[J].新闻与写作,2021(2):5-12.

[35] 范玉吉,李紫繁.异化理论视角下的短视频传播[J].传媒观察,2021(5):15-21.

[36] 吕鹏.线上情感劳动:短视频/直播、网络主播与男性气质———基于快手的数字民族志研究[J].社会科学,2021

(6):179-192.

ShortVideoServedasaDigitalPlatformandInfrastructure

—APerspectiveofPoliticalEconomyofCommunication

JIDe-qiang

1,BAIYan-ze2

(1.StateKeyLaboratoryofMediaConvergenceandCommunication,CommunicationUniversityofChina,

Beijing100024,China;2.AdvertisingSchool,CommunicationUniversityofChina,Beijing100024,China)

Abstract:Thehigh-speedmobileInternet,coupledwithsmartphoneapplicationhasrenderedshort

video,one mediaform,capturedbytheplatform economyasitbecomesashortintermediary,

linkingthe wholeculturalindustryanditistransformedintoadigitalplatform,andconstantly

integratesintothedigitaleconomy,publicservicesandnationalgovernance.Drawnfromthis,short

videorevealsthetendencytowardsakindofinfrastructure,whichinparticularistoldbythethree

aspectsasfollows:buildingdatacenter,expandingcomputingservicesandshapingpoliticalculture.

Suchatendencybearsobviousregionalcolor,especiallyintermsofoveralldevelopmentandstate

interventioninChina,anditisdescribedasthesuccessoftechnologicalnationalism.Shortvideo,in

itsdevelopment,hasitsunsustainability-themarketclosureandexternalinterventioncrisiscausedby

channelhegemony,theincreasingdigitalgeopolitics,andthe “addiction”economiccrisisbetween

computingpowerandenergycausedbydigitallaborbasedonuserbinding,whichaltogetherwill

determinehowshortvideocanfindasustainableandhigh-qualitydevelopmentpathwithintheoverall

frameworkofDigitalChina.

Keywords:shortvideo;digitalplatform;infrastructure;politicaleconomyofcommunication

[责任编辑 阳 欣]

82

第58卷 第3期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Vol.58 No.3

2022年5月 JournalofGuangxiNormalUniversity(PhilosophyandSocialSciencesEdition) May,2022

doi:10.16088/ji.ssn.1001-6597.2022.03.008

[收稿日期]2022-01-1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大数据时代计算传播学的理论、方法与应用研究”(19ZDA324)

[作者简介]巢乃鹏,男,深圳大学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大数据时代计算传播

学的理论、方法与应用研究”首席专家,研究方向:网络传播与新媒体研究、计算传播;汪臻真,女,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副

研究员,研究方向:计算传播。

短视频用户媒介多任务行为的大数据分析

巢乃鹏,汪臻真,毛侨章

(深圳大学 传播学院,广东 深圳 518060)

[摘 要]受众在使用短视频的过程中会频繁进行任务的切换,这种行为被称为短视频使用的媒介

多任务行为。采用计算传播学的研究视角,采集了100万短视频用户的使用行为数据,分析短视频使用中

的多任务行为,研究发现:短视频使用呈现出典型的碎片化特征,社交通讯类应用与短视频多任务行为模

式有较大相关性;通过对不同年龄、性别进行对比,发现不同的性别在短视频多任务切换过程中呈现出对

应用类型不同的偏好;此外,老年用户往往拥有较长的短视频使用时长,未成年用户则有较长的金融理财

类应用使用时长。

[关键词]短视频;多任务行为;任务切换;媒介使用;大数据

[中图分类号]G206;TP311.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597(2022)03-0083-13

一、引言

在媒介融合的大背景下,手机已经集合了越来越多的功能。通过手机上各式各样的

移动应用,用户可以在手机上处理各种任务。用户既可以在手机上与朋友进行社交活动,

也可以观看视频、收听音乐。手机已非单纯的通讯设备,而成为了一个可以集合处理多种

任务的工具,不可避免地,手机用户相较以往也会更多地在手机上进行媒介多任务的行

为。与此同时,伴随着移动网络的普及,短视频行业蓬勃发展,短视频应用也出现在更多

用户的手机当中。短视频应用利用算法捕捉用户的兴趣,可以满足用户的娱乐需求,但也

会导致部分用户过度或有问题地使用互联网[1]。

目前,媒介多任务行为的研究较多关注该行为的表现频率和影响,较少关注具体某一

类应用(如短视频)的使用情况。而短视频虽然在使用过程中有典型的多任务行为发生,

但现有的研究大多倾向于讨论短视频使用动机和影响因素等,对短视频使用中的多任务

行为的研究尚付阙如。基于此,本文将通过采集短视频使用者的使用行为数据,通过计算

传播的视角来刻画出短视频使用者的多任务行为特征。

83

二、文献综述及研究问题

(一)媒介多任务行为

多任务行为(multitasking),是指同时参与两个或多个活动的行为;而媒介多任务行

为(mediamultitasking),是指至少涉及一个基于媒体刺激或反应的多任务行为[2]。各个

年龄层的用户都存在媒介多任务行为,且与单一的媒体环境相比,信息在媒介多任务行为

中的感知和处理方式都有所不同[3]。

目前,多个领域的学者对媒介多任务行为进行了研究,有其影响但仍具有争议。部分

研究认为,媒介多任务行为会干扰注意力和工作记忆,从而对学生效率和表现产生负面影

响[4]。而另一些研究则认为,新的任务刺激可能携带重要的信息,媒介多任务行为能从许

多不同渠道接收信息,这对于提高工作效率至关重要[5]。无论影响如何,其作为一个愈发

显著的现象,已吸引了更多学者的关注。

以往针对多任务行为的研究中,较多使用自我报告量表的方式进行测量,比如在随机

时间向被研究者发放问卷,让其回忆前一段时间的媒介使用状况,并回答相关问题[6]。使

用量表测量的方式相对较易操作,但由于涉及主观评估,容易造成一定的偏差,尽管并非

完全偏离实际情况,但测量数据的标准效度较低。而大数据挖掘方式的发展,使得研究者

可以收集来自于手机的数据,如手机使用日志等,此类数据能精确提供应用使用时长的数

据,能更好地评估手机使用和多任务行为情况[7]。故本文拟采用来源于手机的原生大数

据开展研究。

(二)任务切换与手机使用

目前,针对媒介多任务行为有两种研究方向:一种是研究同时进行的多任务处理

(simultaneousmultitasking);另一种是研究任务切换(taskswitching),即以一种连续的

方式在任务之间交替集中注意力和精力[8]。本文主要研究短视频使用过程中的任务切换

现象,原因主要是:一方面,有学者通过观察发现,在用户使用手机的过程中,任务切换比

同时进行的多任务处理要常见得多[9];另一方面,由于手机的屏幕更小,与电脑相比,同时

处理多个任务显然难度更大。另外,短视频作为一种沉浸感较强的媒体内容,用户在使用

过程中会同时使用视觉和听觉等系列感官功能,难以再同时进行其他类型的任务。

用户的手机使用并非只局限在几个应用之中,相反,不同用户每天甚至每个小时内使

用的应用程序类型的多样程度都具有惊人的稳定性[10]。换言之,用户在使用手机时,总

是在各式各样的应用程序之间切换。

基于用户的任务切换,手机的使用过程也可以看作是连续使用一系列手机应用的行

为的集合。当用户意识到前一个行为已经完成,而下一个行为与前一个行为有关时,用户

就会紧接着进行下一个行为。大量用户进行类似的操作后,会产生部分频率较高的任务

切换组合,以及部分时长较长的任务切换组合[11]。研究此类组合,意味着可以了解用户

在使用手机应用过程中的偏好,有助于进一步了解用户的手机使用情况。

部分研究发现,女性和男性的任务切换组合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在相同的观察时间

内,女性的媒介多任务的时间比男性多,且女性平均每分钟完成的任务也比男性更多。女

性使用社交网络、发短信、看电视和听音乐结合的次数比男性更多,而男性将任务与视频

游戏结合的次数超过了女性[9]。然而,也有研究认为,在多任务行为方面没有显著的性别

84

差异[12]。本文亦将尝试探究人口变量学下的用户使用差异。

(三)短视频使用

尽管不同的用户有不同的手机使用习惯,但部分热门的应用仍能在不同用户的手机

使用中拥有高时长。其中,图片社交应用、视频应用和游戏应用这类倾向于视觉(而非文

本)内容的应用,是用户较常使用的应用[10]。短视频同样作为倾向于视觉内容的应用,也

受到网民的欢迎。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

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6月,短视频用户规模已达 8.88 亿,网民使用率为

87.8%

[13]。这表明,短视频应用的普及范围较广,大部分网民已使用过短视频应用。不

少用户表示,观看在线视频源于个人兴趣或信息需求,观看短视频可以使用户产生放松、

被鼓励和被陪伴的感觉。短视频应用也能帮助使用者满足社交互动的需求,观看短视频

使用户能够了解当下流行的“梗”,可以与朋友谈论他们看过的同样视频,从而促进用户的

社交[14]。

然而,用户感到满足的背后却难以摆脱短视频成瘾的隐忧。短视频的过度使用可能

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如分散注意力、时间管理能力差和学习时间减少。依赖手机应用来

填补个人生活中的孤独心理可能会导致上瘾,导致更多不可控的后果[15]。想要更好地探

究短视频应用的综合影响,需要对用户使用短视频应用的模式有更深的理解。

综合以上文献分析,本研究提出以下具体研究问题:

问题一:短视频应用使用前后,用户使用手机应用的偏好有无变化?

问题二:将短视频应用作为前置任务或后置任务时,用户使用短视频应用和其他类型

应用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问题三:将短视频应用分别作为前置任务和后置任务时,基于年龄和性别等人口学变

量而言,两者使用模式有无差异?

三、数据处理及分析

本研究的数据来自于某手机厂商,数据处理前已进行匿名化处理。数据采集时间为

2021年5月31日至2021年6月27日。随机选取有大于或等于10次短视频使用行为的

100万个用户,共抓取611万人次(短视频作为前置任务,下同)的使用数据作为本次研究

的研究数据集。若连续两个任务中有一个是使用短视频应用的任务,则保留作后续统计。

连续的定义是时间上连续,即前后间隔不超过60秒。

随后参考手机厂商中的应用类型进行分类,并合并处理包含较少应用的类别,最后将

手机应用分为以下12个类别:视频、社交通讯、工具、网上购物、娱乐(主要包括拍摄美化、

音乐等影音应用)、资讯阅读、游戏、教育学习、交通导航、金融理财、医疗健康及旅游出行。

在考虑人口变量的影响时,由于部分手机用户的性别和年龄资料不全,因此剔除此部

分数据。筛选后,男性用户数据约为228万人次,女性用户约为240万人次;17岁以下的

用户约为43万人次,18~29岁用户约为141万人次,30~49岁用户约为246万人次,50

岁以上用户约为35万人次。

在数据分析过程中,相关概念界定如下:若存在时间上连续的两个任务 A、B,且执行

任务时间 A 早于 B,则 A 是 B的前置任务,B是 A 的后置任务;亦可称任务 A 流出至任

务 B,任务 B是由任务 A 流入的。若以短视频应用为核心应用,则把短视频使用前所连

85

续使用的应用称为前置应用,短视频使用后所连续使用的应用称为后置应用(如图1)。

4* ->M* 4*

" "

图1 本研究相关概念示意

(一)短视频应用流入流出情况

图2表现了在使用短视频应用前后,使用其他应用软件的人次比例变化情况。图2

左侧为切换入短视频应用前的应用(即将短视频应用作为后置应用)使用人次比例,右侧

为从短视频应用切出后的应用(即将短视频作为前置任务)使用人次比例。结果表明,社

交通讯类、视频类、工具类、网上购物类应用较受欢迎,从短视频应用中流入流出的比例均

超过了10%。

图2 所有用户短视频应用流入流出的人次比例

其中,视频类应用的流入流出占比最大(16.3%/16.2%),表明用户在使用短视频前

后,有浏览更长视频的习惯。这种浏览习惯可能源自两者具有较为相似的观看体验,较易

完成任务的切换。而社交通讯亦有较大的流入流出占比(16.1%/16.0%),表明短视频的

观看行为与用户的社交行为密切相关。然而,由于用户使用视频与社交通讯应用的频率

也较高[18],因此,此结果并不能确定短视频应用的此种切换模式是否来源于短视频应用

的独有特点,这需要在后续的研究中加以验证。

使用短视频前后,使用其他应用软件的人次比例变化不大,变化最大的为娱乐类应用

(10.4%/9.9%),变化比例为-0.5%,可能是由于在娱乐类应用中包含拍摄美化类应用,

用户在完成“视频编辑—发布”链条后,使用该类应用的频度减少。

在本研究中,并没有发现某一种类型的应用由于短视频应用的使用而造成使用比例

的显著变化。由于本次研究使用是百万级的数据,这几类应用在使用短视频前后,变化数

量为数千人次,从绝对数量来看,亦是较大的变化。

当仅考虑男性用户时,如图3,部分比例出现了一定的变化。比如娱乐类应用的使用

人次比(10.0%/9.5%)相比于考察所有用户时(10.4%/9.9%)有所减少,而交通导航类应

用的使用人次比(7.0%/7.1%)则有较大的增长。尽管如此,仍然没有出现某类应用由于

短视频的 使 用 而 出 现 使 用 人 次 的 大 幅 度 变 化,其 中 变 化 比 例 较 大 的 是 娱 乐 类 应 用

(10.0%/9.5%),变化比例为-0.5%。

86

图3 男性用户短视频应用流入流出

当仅考虑女性用户时,如图4,同样有部分比例出现了变化,但变化比例仍然不大,变

化比例较大的仍是娱乐类应用(10.9%/10.5%),变化比例为-0.4%。然而,对比图3和

图4的结果,可以发现不同性别用户使用应用类型有不同的偏好。女性用户使用网上购

物类应用的人次比(15.1%/15.1%)高于男性用户(14.3%/14.3%),而男性用户使用游戏

类应用的人次比(7.4%/7.3%)高于女性用户(6.8%/6.6%)。差异最为明显的是交通导

航类应用,男性用户的使用人次比(7.0%/7.1%)远高于女性用户(4.4%/4.6%)。

图4 女性用户短视频应用流入流出

(二)短视频使用前后各类应用使用情况分析

如图5所示,从时间维度上看,短视频用户在使用短视频应用前后,具有非常明显的

碎片化使用的特征。在不同应用作为后置应用时,短视频的平均使用时长差异不大,在

214秒至373秒之间。当后置任务为游戏类应用时,短视频应用使用时长最长,为373

秒;当后置任务为旅游出行类应用时,短视频应用使用时长最短,为214秒;加权平均使用

时长为322秒。用户平均每次使用短视频的时间仅略多于300秒,表明用户在使用短视

频应用时,存在较为明显的碎片化使用特征。

87

图5 短视频前置时应用使用情况

当短视频作为前置应用时,各类型应用的使用时长差异相对较大,在58~449秒之

间。游戏类应用的使用时长最长,为449秒;旅游出行类应用的使用时长最短,为58秒;

加权平均使用时长为141秒。有5个类型应用使用时长超过加权平均值,分别是游戏类

(449秒)、资讯阅读类(291秒)、教育学习类(206秒)、交通导航类(143秒)、金融理财类

(141秒)。结果表明,短视频用户具有较大的差异性。游戏类应用拥有最高的平均使用

时长,表明部分用户在使用完短视频类应用后,仍有强烈的娱乐需求。但同时,资讯阅读

类和教育学习类的较高使用时长也表明,部分用户在使用完短视频类应用后转而使用其

他应用,满足获取信息或自我提升的需求。较为特别的是,流入流出占比较大的社交通讯

类应用,使用时长较短(63秒),很有可能是用户在使用短视频应用过程会遭到社交通讯

打扰,切换应用以回复信息,回复后便结束社交通讯应用的使用。

如图6所示,当短视频作为后置任务时,用户使用短视频应用和其他类型的应用的平

均时长,与短视频作为前置任务时有一定的数值差异,但整体分布变化不大。

在不同类型的任务作为后置任务时,短视频应用的使用时长在262~415秒之间。当

后置任务为游戏类应用时,短视频应用使用时长最长,为415秒;当后置任务为旅游出行

类应用时,短视频应用使用时长最短,为262秒;加权平均使用时长为343秒。三项数据

与短视频作为前置任务时,均有一定的增长。

而当短视频作为后置应用时,各类型应用的使用时长差异仍然相对较大,在59秒至

555秒之间。游戏类应用的使用时长最长,为555秒;旅游出行类应用的使用时长最短,

为59秒;加权平均使用时长为140秒。仅有3个类型应用使用时长超过加权平均值,分

别是游戏类(555秒)、资讯阅读类(263秒)、教育学习类(206秒)。这三类应用在短视频

应用前置和后置两种情况中均有较高的使用时长,可视为短视频应用相关的高时长应用。

88

图6 短视频后置时应用使用情况

(三)基于人口学变量的分析

首先是基于性别对用户进行划分,如图7,可以发现,男性在短视频应用和其他应用

上的使用时长均略高于女性用户;较为特殊的是后续应用为医疗健康类应用时,女性用户

的短视频应用时长(345秒)出现了明显高于男性用户(256秒)的现象。而男性用户在后

续使用过程中,使用游戏类应用和交通类应用的平均时长均明显高于女性用户,分别多了

112秒和77秒。前者可能是由于男性用户更倾向于玩高沉浸感、高时长类的游戏,后者

则可能缘于职业司机群体中较大部分为男性。

图7 不同性别组短视频前置时应用使用情况

当考虑不同性别组短视频应用后置时,如图8,结果与短视频应用前置差异不大,男

性用户的短视频时长仍略高于女性用户。前置任务中,仍然是游戏类应用、交通导航类应

用的使用时长男性显著高于女性,但交通导航类中两者差值有所减少(50秒)。游戏类应

89

用的使用时长增长明显,男女性的使用时长均增长了超过100秒,表明相比于观看短视频

后,用户更倾向于在观看短视频前将更长的时间用于游戏应用中。

图8 不同性别组短视频后置时应用使用情况

当考虑年龄变量时,如图9,则有其他新的发现。其中,老年人的短视频使用时长普

遍高于其他年龄群体。这表明,尽管老年人在高使用人群中的人口基数较少,但一旦成为

短视频的高使用人群,会有更长的短视频使用时长。这可能与老年人这一群体拥有较多

的空闲时间、可以有更长的空余时间使用相关应用有关。

图9 不同年龄组短视频前置时短视频应用使用情况

而在使用完短视频应用后,如图10,不同年龄群体仍然是在游戏类应用和资讯阅读

类中耗费了高时长。较为意外的结果是,17岁以下的群体并非金融理财类的目标用户

群,却拥有明显高于其他组别的使用时长。一方面,这可能是由于未成年人对金融理财类

应用中游戏化的功能较为关注(如支付宝中的蚂蚁森林),引发使用时长的增长;另一方

面,也可能是金融理财类应用在短视频应用中的广告投放吸引了未成年人的使用。

90

图10 不同年龄组短视频前置时其他应用使用情况

考虑年龄变量时,如图11,短视频的使用时长仍比较稳定。50岁以上的人群短视频

使用时长仍普遍高于其他组别。30~49岁的组别的平均时长则略低于50岁以上组别,

但仍高于其他两组。17岁以下的组别与18~29岁的组别差异不大,属于一次性使用短

视频时长较短的组别。

图11 不同年龄组短视频后置时短视频应用使用情况

与短视频作为前置应用时相比,如图12,不同年龄组别金融理财类应用的使用时长

均有所减少。其中17岁以下的用户使用时间从392秒下降到72秒,表明短视频作为后

置应用时,未成年人对金融理财类应用的使用并没有特别的偏好,即短视频应用对于未成

年人提升使用金融理财类应用的时长有非常强的促进作用。与之相对的是,游戏时长得

到了较大的增长,这也印证了在不同年龄组别中的结果,不同性别组、不同年龄组的用户

91

均更倾向于在观看短视频前将更长的时间用于游戏应用中。

图12 不同年龄组短视频后置时其他应用使用情况

四、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发现,短视频使用时长呈现出明显的碎片化现象,短视频这种新媒介印证了媒

介碎片化使用与多任务行为的相关关系[17]。本次的样本可以视作是短视频的活跃用户,

平均使用时长仅略高于5分钟。这种碎片化使用不仅存在于短视频应用的使用过程中,

而且是用户整体使用手机应用“加速”的一个缩影,用户在应用间的快速切换已经成为常

态。而与之相对应的是手机使用时长的不断增长,截至2021年6月,我国网民的人均每

周上网时长为26.9个小时(约合每天3.8小时),较2020年12月提升0.7个小时[13]。上

网时长与单次应用使用时长所形成的强烈对比,描绘出移动互联网时代用户“长在线,短

使用”的手机使用图景。而作为短视频服务的平台方,近期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应用亦都

尝试上线了倍速播放功能[18],无疑是平台方对用户此类碎片化使用习惯的商业化回应。

与此同时,社交通讯软件在短视频多任务行为中同样显示出“高频次、短使用”模式,

社交通讯类软件是短视频应用的高频次切换应用,流入流出比例均位居前列。但社交媒

体类应用,却是所有类型应用中加权平均使用时长最短的,用户在使用短视频前后每次使

用此类应用时长平均不足100秒。这表明,社交通讯类应用对促使用户增加媒介多任务

行为具有重要作用。用户在切入切出短视频应用时,较常会伴随着短时间的社交通讯类

应用的使用,这无疑加固了手机应用的高切换模式。社交通讯类应用这种切换模式,也从

行为层面上展现出对社交信息的“错失恐惧”,体现了中国网民“永久在线、永久连接”的生

活方式[19]。

尽管伴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诞生了许多新的具有吸引力的应用,但在短视频多任

务切换中,游戏类应用仍然是拥有更高使用时长的应用,且游戏类应用的使用时长远高于

其他应用。游戏能够满足用户实现个人成就、进行社会交往、逃避社会现实等多种需

92

求[20],因而可以拥有跨性别、跨年龄层的用户。在本研究中也发现,游戏类应用的高使用

时长现象并不会因为用户的年龄、性别而产生明显变化。

而从用户视角观察,本研究发现用户在使用短视频前后使用其他应用的偏好并没有

大幅的变化,但不同的性别对应用类型有不同的偏好。如男性用户在游戏、交通导航类应

用中有更高的使用人次比,而女性用户在网上购物类的应用中有更高的使用人次比。同

时,不同年龄组对于短视频应用的使用时长有一定差异,如50岁以上用户的短视频使用

时长高于其他组别。这说明,在老龄化社会逐步到来、老龄化传播研究生机盎然的背景

下[21],在关注老年人难以接入互联网的“数字代沟”问题时,也需要关注已接入互联网并

熟练使用某类应用的老年人的互联网使用模式。

本研究还发现未成年人互联网应用使用过程中可能存在一定的风险,这种风险来自

于未成年人过多地使用金融理财类应用。通过分析应用使用的时长,发现未成年人使用

短视频后,使用该类应用时长高于其他年龄组别的用户,但在使用短视频前并不存在此种

差异。结果证明这并不是“第三人效果”,而是真实存在的风险。

本文是中文领域第一篇研究短视频媒介多任务行为的论文,有助于加深对用户使用

短视频应用甚至手机应用模式的理解。另外,本文采用手机厂商提供的百万级数据,不同

于以往的自我量表等测量方式,大规模的数据样本可以更大程度减少由于抽样而导致的

偏差,得出了更具有代表性的媒介使用数据。

然而,本研究仍有局限之处。首先,不同手机厂商的消费群体不同,尽管本研究中获

取了大量的数据,但并不能确认结果可以推广到其他手机厂商的消费者当中,后续研究中

可以选取不同厂商的手机使用者作为研究对象,以覆盖不同的消费层次中存在的问题。

另外,本文中的大部分研究内容仅是描述性的,仅是对短视频使用过程的媒介多任务作了

基于数据的描述,推测了一部分结果的原因,但并不能证明其因果关系,需要在后续研究

中进一步验证。

[参 考 文 献]

[1] DongYN,ZhaoJJ,JinJ.NovelfeatureselectionandclassificationofInternetvideotrafficbasedonahierarchical

scheme[J].ComputerNetworks,2017,119(JUN.4):102-111.

[2] WangZ,TchernevJM.The“myth”ofmediamultitasking:reciprocaldynamicsofmediamultitasking,personal

needs,andgratifications[J].JournalofCommunication,2012,62(3):493-513.

[3] BeuckelsE,JansSD,CaubergheV,etal.Keepingupwith mediamultitasking:aneye-trackingstudyamong

childrenandadultstoinvestigatetheimpactofmediamultitaskingbehavioronswitchingfrequency,advertising

attention,andadvertisingeffectiveness[J].JournalofAdvertising,2021,50(2):197-206.

[4] MayKE,ElderA D.Efficient,helpful,ordistracting? Aliteraturereviewofmediamultitaskinginrelationto

academicperformance[J].InternationalJournalofEducationalTechnologyinHigherEducation,2018,15:1-17.

[5] LuiK F,Wong A C.Does media multitaskingalwayshurt? A positivecorrelationbetween multitaskingand

multisensoryintegration[J].PsychonomicBulletin& Review,2012,19(4):647-653.

[6] ChristensenC,Bickham DS,RossCS,etal.Multitaskingwithtelevisionamongadolescents[J].Journalof

Broadcasting& ElectronicMedia,2015,59(1):130-148.

[7] BoaseJ,LingR.Measuring mobilephoneuse:self-reportversuslogdata[J].Journalof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2013,18(4):508-519.

[8] YeykelisL,CummingsJJ,ReevesR.Multitaskingonasingledevice:arousalandthefrequency,anticipation,

andpredictionofswitchingbetweenmediacontentonacomputer[J].JournalofCommunication,2014,64(1):

167-192.

93

[9] EttingerK,CohenA.Patternsofmultitaskingbehavioursofadolescentsindigitalenvironments[J].Educationand

InformationTechnologies,2020,25(1):623-645.

[10] Ram N,YangX,Cho MJ,etal.Screenomics:anewapproachforobservingandstudyingindividuals’digital

lives[J].JournalofAdolescentResearch,2020,35(1):16-50.

[11] PengT Q,ZhuJJ.Mobilephoneuseassequentialprocesses:fromdiscretebehaviorstosessionsofbehaviors

andtrajectoriesofsessions[J].JournalofComputer-MediatedCommunication,2020,25(2):129-146.

[12] BuserT ,PeterN .Multitasking[J].ExperimentalEconomics,2012,15(4):641-655.

[13]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48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R].(2021-08-28)[2021-09-30].http://

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hlwtjbg/202109/P020210915523670981527.pdf.

[14] YangZY,GriffithsM D,YanZH,etal.Canwatchingonlinevideosbeaddictive? Aqualitativeexplorationof

onlinevideo watchingamongchineseyoungadults.[J].InternationalJournalofEnvironmentalResearchand

PublicHealth,2021,18(14):7247.

[15] Zhang X ,Wu Y ,LiuS .Exploringshort-form videoapplicationaddiction:Socio-technicalandattachment

perspectives[J].TelematicsandInformatics,2019,42(SEP.):101243.1-101243.15.

[16] ReevesB,RobinsonT,Ram N.Timeforthehumanscreenomeproject[J].Nature,2020,577(7790):314

-317.

[17] 廖圣清,黄文森,易红发,等.媒介的碎片化使用:媒介使用概念与测量的再思考[J].新闻大学,2015(6):61-73.

[18] 腾讯传媒.连抖音快手都上线倍速播放,视频快进已成用户刚需? [EB/OL].(2021-10-18)[2022-01-15].

https://mp.weixin.qq.com/s/gfkE8Tryw0r-EajqBItoqA.

[19] 周葆华.永久在线、永久连接: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生活方式及其影响因素[J].新闻大学,2020(3):84-106+120.

[20] 钟智锦.使用与满足:网络游戏动机及其对游戏行为的影响[J].国际新闻界,2010,32(10):99-105.

[21] 周裕琼,谢奋.从老年传播到老龄化传播:一个边缘研究领域的主流化想象[J].新闻与写作,2021(3):30-37.

BigDataAnalysisonMediaMultitaskingBehaviorofShortVideoUsers

CHAONai-peng,WANGZhen-zhen,MAOQiao-zhang

(SchoolofMediaandCommunication,ShenzhenUniversity,Shenzhen518060,China)

Abstract:Theaudiencefrequentlyswitchtasksintheirwatchingshortvideos,aphenomenonwhich

iscalledthemediamultitaskingbehavior.Thispaper,byemployingtheperspectiveofcomputational

communication,analyzesthemultitaskingbehaviorinshortvideousagebasedonthebehaviordata

collectedfrom 1 millionusers.Itisfoundthatshortvideousagepresentstypicalfragmentation

characteristics,andsocialcommunicationappsbearagreatcorrelationwithshortvideomultitasking

behaviorpatternsanddifferentgendersshowdifferentpreferencesforapplicationtypesinshortvideo

multitaskingswitchingprocess;elderlyusers,theconclusionadds,aremorelikelytostaylongerand

juvenilesspendmoretimeonfinancialplanningapps.

Keyword:shortvideo;multitaskingbehavior;taskswitching;mediause;bigdata

[责任编辑 阳 欣]

94

第58卷 第3期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Vol.58 No.3

2022年5月 JournalofGuangxiNormalUniversity(PhilosophyandSocialSciencesEdition) May,2022

doi:10.16088/ji.ssn.1001-6597.2022.03.009

[收稿日期]2021-10-1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跨区域生态保护与环境治理联动的制度困境与改革创新研究”(17BJL040)

[作者简介]汤学兵(1976—),男,湖北荆州人,华中师范大学副教授,华中师范大学湖北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研

究员,研究方向:区域经济与生态治理;韦开成,华中师范大学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发展与治理。

高新技术企业集聚与经济增长

———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

汤学兵,韦开成

(华中师范大学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摘 要]拓展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的垄断竞争模型,基于粤港澳大湾区9市2008—2018年的面

板数据,验证高新技术企业集聚和经济增长的促进关系,实证表明:在考虑三次项的影响后,集聚对经济增

长存在两个拐点效应,呈先减后增再减的趋势;同时,大部分城市在研究时间段内集聚程度并未超过第二

个拐点,说明高新技术企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显著且具有较大的潜力空间。因此,欠发达地区可

借鉴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发展经验,努力打造高新技术产业集聚“核心区”,发挥协同效应促进优势互补,

引领区域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粤港澳大湾区;高新技术企业集聚;集聚效应;拐点效应;经济增长;垄断竞争模型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597(2022)03-0095-15

一、引言

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高地,得益于得天独厚的区位条件和独特的

政策扶持体系,目前已经形成了高新技术企业的大规模集聚现象,使得该地区成为我国高

新技术企业发展最快、集聚效应最显著的区域之一。目前我国正面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的考验,也经历着从传统工业集聚到高新技术企业集聚的时代变革。传统工业集聚过去

曾为我国经济增长带来了强劲的动力,但随着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传统工业集聚对经

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已经下降,甚至对生态与环境保护产生了一定的负作用。新时代背景

下,讨论高新技术企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已成为一个全新的课题。

阿尔弗雷德·韦伯(AlfredWeber,1909)是产业集聚理论的鼻祖,他从工业区位理论

的角度阐释了产业集聚的现象。之后,许多经济学家在这个方向上做出了诸多贡献,其中

以克鲁格曼(Krugman)的新经济地理学最为突出。克鲁格曼构建了中心—外围模型,为

产业集聚的分析提供了完整的理论框架,并对经济增长做了一定的解释[1-2]。

早期文献及最近少数文章认为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呈线性关系,但不同学者对这种

线性关系的正负性有不同的结论。基于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学,马丁和奥塔维亚诺

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