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等资源条件,可以帮助民族地区补齐经济、教育、医疗等领域的短板,促进整体智治从

无到有、从弱到强跨越式发展。

3.顺应技术赋能潮流是民族地区推行整体智治的必然选择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技术革命推动互联网、大数据、AI等前沿技术在公共治理领

域的应用,数字技术驱动治理理念与治理方式的深刻变革,是促使公共管理从“管理”转向

“治理”的核心要素,智慧治理成为21世纪公共治理的基本趋势。整体智治使得公共治理

活动从封闭走向开放、从碎片走向整体、从独占走向共享,与民族地区基层治理现代化在

总体目标上表现出高度一致性,两者之间能够同向而行,形成治理合力。民族地区基层治

理要完成对传统治理模式的突破,必须借助技术手段才能追赶东部发达地区的治理水平。

4.显著的后发优势是民族地区推行整体智治的独特条件

智慧社区、智慧乡村建设已经开始由东部发达城市向中西部城市推广,并开始试点建

设。虽然民族地区整体智治建设起步较晚,但是有先进地区成功案例可借鉴参考,在顶层

设计、流程再造、技术应用等核心环节运营管理上可以吸收东部地区经验,对后者的模式

和做法进行改良创新,进行本地化、民族化、特色化处理,必然可以少走很多弯路。在技术

引进的后发优势作用下,整体智治的推广应用有助于民族地区基层治理实现均衡化、现

代化。

(三)民族地区基层治理推行整体智治的价值功能

事实上,无论在理论研究还是在实践探索上,整体智治为民族地区基层治理提供了一

种“制度—技术”耦合于一体的平台型治理方案。将整体性治理、智能化治理、参与式治理

作用于基层治理内容、主体、过程、结果,塑造了民族地区基层治理的新图景(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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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整体智治与民族地区基层治理的耦合

1.有助于民族地区基层治理从资源分散走向资源共享

民族地区资源分散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主要是“先天不足”加上“后天缺失”。“先

天不足”是指地理环境复杂,影响区域间交流与合作,限制了治理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后

天缺失”是指缺乏有效合理地配置资源的能力,无法推动民族地区基层治理系统内部互

46

补,更无法吸收系统外部力量,使得“先治”无法带动“后治”。整体智治强调整体性、参与

性和共享性,可以利用信息技术和技能化手段搭建优化治理资源配置平台,通过合理的规

划、协调和管理,使各种资源在空间和时间上整合,帮助民族地区基层治理从资源分散走

向资源共享。比如,内蒙古伊金霍洛旗依托公共信息平台收集40多个重点业务部门的上

千万条数据,链接家庭人口、婚姻、不动产、水电等信息,打破基层治理的信息壁垒、实现数

据共享,指尖操作即可完成信息查找、比对,让“数据多跑腿、群众少跑腿”成为可能。

2.有助于民族地区基层治理从碎片分散走向协同治理

民族地区基层治理碎片分散主要是指各治理主体间缺乏有效整合,导致各自为政、各

搞一套。整体智治强调整合协同,以构建共同利益体、共同行动体和共同责任体为目标搭

建统一协作平台,充分发挥不同治理主体的智慧和优势,形成治理合力。依靠数据支撑,

广西壮族自治区推出了“政、商、民、客”协同合作的“智桂通”平台。平台整合了自治区、

市、县、乡、村五级政务服务事项,政府担任管理员,金融机构、企业、群众成为用户群,提供

政策兑现、智能审批、招投标、贷款、创业就业等服务,将技术链与服务链、资金链、产业链

有效融合。

3.有助于民族地区基层治理从人工依赖走向基层减负

人工依赖是指基层信息收集、获取、录入、整理、分析都依靠人工完成,基层干部被困

在大量事务性工作中,每个环节必须亲力亲为,一旦腾不出手、抽不开身,某项工作就会陷

入停滞或脱节,这给基层干部带来极大负担,不利于地区的可持续和长远发展。整体智治

强调技术助力,运用先进的技术手段和工具智能化、自动化地完成监控和防范等工作,不

仅可以节约大量人力和物力成本,还可以提高治理的效率和质量。广西北流市运用“雪亮

工程”,通过群策群力实现城乡治安防控“全方位、自管理”。依靠视频监控平台、人脸识别

系统、高清卡口系统等技术项目,加上视频监控摄像头,可以快速对人脸进行自动识别和

比对,不再需要工作人员手动操作,不仅减轻了他们的工作负担,也加快了反应和处理的

速度。

4.有助于民族地区基层治理从被动应对走向智能预警

民族地区基层治理被动应对主要体现为事前无预判、事中无办法、事后无调整,治理

过程难以展现主动性和创造性。如果民族地区基层治理长期处于被动应对水平,涉及民

族利益纠纷、地区团结稳定等问题时,可能激发矛盾、引发冲突。整体智治可以通过对数

据的实时监测和分析发出风险预警,经由突发事件对接、预案、决策、指挥、调度的智慧指

挥平台,完成统一指挥和上下联通,帮助民族地区基层治理实现智能防范。云南屏边苗族

自治县的应急管理系统就是以智慧治理提升防风险、化风险能力的典型。应急管理系统

依靠终端监测站实时监控灾害风险,责任部门根据监测数据分析研判风险等级,遇到灾情

险情立即启动县、乡、村、户四级联动应急机制,依靠智慧平台与应急机制迅速应急。

5.有助于民族地区基层治理从简单粗放走向精准高效

民族地区基层治理简单粗放是指治理手段单一,在系统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治理上

存在短板,容易导致“治反复、反复治”问题,难以管长远、管持续,可能引发群众不满和失

望,成为民族地区不稳定因素。整体智治追求精准高效的治理效果,只要将治理标准设置

到智治系统中,监测设备可以实时感知场景变化,及时将预警信息发送至指挥中枢,形成

问题发现、分析、处理、反馈的闭环治理链条。宁夏石嘴山市生态环境信息化管理平台是

智慧治理精准化的良好案例。工作人员可以利用监测设备监控污染物排放情况,通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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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技防”相结合的方式精准识别污染来源,相比于传统以人为主的单一执法监管模式,

智慧治理更加敏锐,管控效果更加明显。

三、实践制约:民族地区基层治理应用整体智治的障碍因素

伴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整体智治方兴未艾,一些地区在整体智治上的实践探索

取得了积极成效。但是基于民族地区特有的思想观念、地理位置、历史文化、社会生态、经

济基础等条件,其应用整体智治还存在一些阻滞因素,需要深入研判,以便让民族地区更

好推行整体智治。

(一)整体智治理念的传播与接受问题

整体智治理念的传播与接受程度是治理环境的有机组成部分,两者呈正相关关系。

民族地区从基层干部到普通民众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文化素质偏低、传统观念根深蒂固、思

维方式固化陈旧等问题,导致整体智治理念存在浅层化传播、形式上接受的问题,整体智

治的认知与接受程度呈现群体化差异。各地政府部门已经认识到整体智治的治理价值,

并且开始探索技术平台的构建与推广,但是有的部门在设计执行时如果遇到信息共享或

者责任分摊,往往采取排斥甚至抵制的态度,表现出认知上接受、执行上否定的偏差。有

些干部生于斯长于斯,受民族地区偏远狭隘视野的限制,对于科技、数字化等概念较为陌

生,对整体智治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在理论上缺乏相关的系统指导,在实践中缺乏

相关的经验积累,对整体智治的实践案例与示范经验知之甚少,造成对整体智治的认知

障碍。

(二)整体智治技术的应用与整合问题

在民族地区基层治理中,部门壁垒与平台分散成为整体智治发展的一大阻碍。民族

地区基层治理错综复杂,一些部门存在狭隘的部门主义思维,导致技术平台在不同部门之

间和不同领域之间的分散,缺乏整体协同效应。同质性技术平台的开发和维护对资源有

限的地区造成压力。宁夏在开展整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时发现,有25款应用程序需要进

一步整合。不同的数据源和信息系统断裂成一个个数据孤岛,无法实现数据共享和整合,

信息壁垒阻碍了信息的流动和互通。不同领域和系统在技术标准和互操作性方面的差

异,也会导致技术平台之间出现兼容性和整合性问题。民族地区整体智治技术的应用还

要考虑当地民族元素的融合,有些地区只是在界面设计上加入艺术符号和色彩,在视觉上

下了功夫,但在深入融合问题上欠缺思考,对如何将语言本地化、民俗活动时代化、文化传

承持续化日常化融入整体智治中没有统筹考虑。

(三)整体智治系统的运转与开放问题

一些民族地区整体智治过程中存在运转不畅通、开放不完全问题,主要表现是单向运

转而非双向运转、兼职运转而非专职运转、选择开放而非真正开放等。单向运转是指依靠

行政职权逐级下派治理任务和指标,通过压力传导单向加压基层,基层分端单纯作为任务

执行端,缺乏情况反馈端的权限,导致决策与执行的脱节。兼职运转指的是运营人员往往

身兼多职,只能在有限的时间内登录处理,影响平台的回应速度和运转效率。出现兼职运

转现象是民族地区基层应付式整体智治的一种表现,一些技术平台是为了应付上级政策

需求而不是为满足群众实际需求而被开发的,这些平台一经推出就成了“僵尸”平台,用户

活跃度非常低,基本不会投入实际治理应用中。此外,一些技术平台也只是选择性开发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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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以政务审批、登记预约、数据查询为主,对信息公开、征求意见、协商民主、监督举报等

功能开发力度不够,群众表达需求、发表意见的渠道还不太畅通。比如,内蒙古在对全区

政府网站与政务新媒体抽查时发现,一些政府网站超过3个月未有效回应网民留言,有些

信息内容公布不全面,存在多个空白栏目。

(四)整体智治人才的培养与管理问题

民族地区基层干部开展整体智治需要具备基本技能,包括数据收集、数据分析、数据

保护等能力,这些需要通过学习和实践来培养。基层干部整体智治基本技能基础不牢,直

接影响数据质量,导致数据出现缺失、遗漏、偏差甚至错误,增加应用结果的差错率。此

外,还有一些整体智治能力不强的干部无法全面分析和把握基层治理问题和需求,本末倒

置矛盾症结点,导致错失调整和纠正的最佳时间。还有的基层干部的应对能力也有待加

强,尤其是平台上回复群众质疑和意见时,不会使用群众语言,群众接受度不高。民族地

区基层干部以及一些乡村(社区)治理能人、积极分子很多是中老年人,该群体学习能力和

适应能力较弱,对新技术新知识的接受周期长,影响整体智治的推广和应用。他们当中还

有部分人习惯于依赖过去的经验和方法,拒绝接触不熟悉的新事物,为培训指导增添了

难度。

四、思路探讨:民族地区基层治理推行整体智治的路径选择

提升民族地区基层治理效能,需要立足民族地区发展实际,从“思维—机制—资源—

平台—人才”层面系统性探索整体智治实践路径(见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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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民族地区基层整体智治实践路径

(一)强化数字思维:革新民族地区基层整体智治的理念

推动民族地区基层整体智治,理念革新是前提,至关重要的是培养数字化思维。与单

纯依靠个体智慧的传统思维模式相比,数据化思维更加注重借助数据和技术进行思考、决

策和解决问题。要不断革新干部群众等治理主体的数字思维,为民族地区基层整体智治

营造良好的环境氛围。

一是加强学习培训。可从成熟的整体智治基层地区选拔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基层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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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作为培训讲师,分享运作数字化平台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如何有效提升干部沟通、如何

优化治理流程、如何提升数据分析决策水平等,就常见问题提出建设性意见,为民族地区

基层干部答疑解惑,让他们学到实实在在的知识。民族地区基层政府可以向整体智治示

范区派送骨干,通过沉浸式、专业化、场景化实践培训快速提高专业素养,以便回到基层可

以发挥传帮带作用,达到以一带十、以十带百的培训效果。

二是鼓励亲身实践。一方面,基层领导干部处于民族地区基层治理系统的核心位置,

要自觉拥抱数字技术,在培养数字化思维上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在日常工作中习惯应用数

字化思维分析决策。要真正把数字化平台用起来,部门内部首先实行信息共享、协同办

公,优化工作流程,推动跨部门合作,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另一方面,基层普通干部是基

础数据与群众的连接桥梁和基础骨干,要注意在日常工作中循序渐进地应用数字分析工

具和平台,积累数据化思维的应用经验,创新治理方式,将过往经验与数据技术相结合,提

升治理的精准度。

三是强化宣传引导。加强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让数字技术进入群众日常生活,引导

他们更多通过技术平台参与协商讨论,让数据化思维潜移默化为他们的习惯性思考方式,

使其能够以温和理性的主人翁姿态参与到基层治理中。

(二)推动整体运转:加强民族地区基层整体智治的规划

边疆民族地区由于发展水平、体制机制、政策法规、技术能力等诸多限制,多元化的公

共服务供给主体之间在组织和功能等方面处于分散和断裂状态[35]。实现整体智治的逻

辑起点在整体,整体化运转机制为智治提供支撑和保障,二者有机结合才能形成整体智治

的最终状态。整体化运转是指不同领域、不同层级、不同主体之间形成相互联系、相互协

作的综合运转机制。它强调的是整体性和系统性,将各个方面的资源、力量、信息、决策等

要素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协同发展、整体运作的生态系统(见图4)。

图4 民族地区基层整体智治规划设计

首先,强化整体化运转的顶层设计。要借鉴发达地区整体智治实践经验,加强地区交

流与合作,为民族地区整体智治的顶层设计提供更广阔的思路。围绕整体智治科学理念

50

和技术标准,立足于民族地区特色,为民族地区量身定做专属整体智治平台,确保平台的

功能和应用满足实际需求。建立统一的数据标准和格式,制定地区数据共享协议,确保跨

层级、跨地区数据的互通和兼容性,以便可以纵横交错,实现数据的流通。

其次,理顺整体化运转的执行流程。要明确各部门在整体化执行中的责任和分工,确

保问题识别、分析、研判、处置各环节环环相扣,相互衔接。根据不同任务的性质、复杂程

度和紧急程度,确定合理的处理时限,给予适当的压力,以推动部门及个人的执行效率。

再次,增强整体化运转的监督反馈。要建立向下监督与向上反馈双轨并行的双向机

制。针对各部门执行情况进行监督和考核,跟踪评估任务执行情况,健全奖惩办法,不断

调整优化执行效果。上级部门应以开放的心态接纳和倾听来自下级部门的建议,共同解

决问题。确保向上反馈渠道的畅通,规定反馈的具体流程、责任和时限,以及反馈结果的

回复方式,让下级部门反馈的问题能够得到及时的关注和处理。

(三)优化资源配置:强化民族地区基层整体智治的支撑

民族地区自身财富积累能力有限,缺乏推进高质量发展的财政投入能力,融资能力较

差[36]。整体智治系统的构建需要雄厚资源作为支撑,通过综合性整合实现优化资源配

置,是民族地区实现整体智治的基础。

一是加大数字资源下沉。要加大光纤、宽带等网络基础设施的覆盖率,确保民族地区

网络到户,实现全区域全覆盖,打通网络连接“最后一公里”。改善民族地区网络环境,为

群众提供更高速、更稳定的传输服务。根据不同区域特点合理设置传感器、监控设备等终

端,实现对公共场所、山川湖泊等的实时监测和管理。促进教育、医疗、党建等优质数据资

源共享,不断消除数字鸿沟。

二是促使人力资源下沉。技术人员是民族地区基层整体智治系统建设和维护过程中

不可缺少的关键人物。要鼓励程序员、工程师、分析师、规划师、评估师等专业人员下沉基

层,优化数字技术平台编程,加大对民族地区基层治理的技术支持。

三是促使资金资源下沉。应设立民族地区整体智治专项资金,用于数字技术系统的

开发维护和推广应用。创新社会资本引入和合作机制,引导和鼓励社会资本参与网络升

级、生态保护、文化传承、旅游开发等民生项目,推动民族地区基层社会形态的变革,在促

进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同时,带动治理资源的优化配置。

(四)增进协同合作:搭建民族地区基层整体智治的平台

民族地区通常地广人稀、交通不便,经济社会发展与教育文化水平整体偏低,科技应

用普及能力不强,而治理理念不统一、治理措施碎片化、各扫门前雪、各自为政的现象和问

题比较突出,需要协同而又难以协同,成为凸显的困境和突出的问题[37]。民族地区基层

治理从单一管理向多元治理转变,解决治理过程中的条块分割、信息壁垒问题,亟需以数

字技术为基础搭建整体智治平台推动协同化合作(见图5)。

一是加强部门协同。要建立信息共享与交流机制、决策协调机制和资源统筹机制,探

索完善线上务虚会议形式,规范议事决策程序,严格按照程序讨论重大事项、重点工作、重

要问题,确保不同部门的意见得到充分的考虑和协调,也避免一些部门推诿塞责,由此转

变基层治理中各自为政的现状,以实现整体化运转。

二是加强区域协同。要健全民族地区省(自治区)、市、县(城区)、镇(街道)、乡村(社

区)五级协同体系,通过建立机制构建横纵串联的合作平台,构建“一盘棋”“一张网”共建

共治网络,确保各方朝一个方向努力。探索地方联合治理模式,实行联合调研、联合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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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整体智治协同合作平台

联合研究、联合治理,推动问题得以标本兼治。

三是加强干群协同。要设计统一的协同的机制,推动各个部门、组织和利益主体之间

的协作和合作,形成相互依存、相互支持的共同体。保持信息公开、意见征集、决策讨论、

咨询反馈、社会监督等的渠道畅通,鼓励群众参与协同治理。搭建政企合作平台,引导企

业在基础设施优化、公共服务能力提升和治理平台维护升级等方面发挥作用,积极履行社

会责任。

(五)注重人才培养:夯实民族地区基层整体智治的基础

民族地区民俗民风淳朴,文化绚丽多姿,呈现一些民族成片聚居和多民族交错杂居的

状况,对民族地区干部要求具备政治素质过硬、专业技术和业务能力高的特点[38]。加强

民族地区基层整体智治人才培养,提升基层干部整体智治素养,需要持续完善政策措施。

一是吸引专业人才。政府部门应该有规划地鼓励本地院校设立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

术专业,采取校企共建的方式,与大数据相关企业及机构联合建立大数据人才实训基地。

同时,制定相关福利支持政策,引进具有扎实理论知识和丰富实操经验的优秀人才,让高

层次技术人才能够长久稳定地“留”下来。

二是采取激励措施。要奖励激励一批民族地区基层整体智治的积极学习者、积极应

用者和积极推广者,在基层地区营造出大力弘扬使用数字技术、提高数字技能的良好氛

围,转变传统治理方式和治理文化。加强培养具有创新型治理理念和治理能力的干部,将

数字素养作为评优评先和奖金分配的参考依据。

三是进行能力比拼。业务比拼是检验基层干部数字素养和能力的重要法宝。定期开

展跨部门、跨区域的专项比赛,可以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检验干部的数字思维、

服务思维、用户思维和分析思维,加强干部间业务交流,培养出“思想牢、业务精、能力强”

的数字治理人才。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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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wardsOverallIntelligentGovernance:A NewTrendinImprovingthe

EfficiencyofPrimary-levelGovernanceinEthnicRegions

TANYing-jun,MENGXiao-shuang

(TeachingandResearchDepartmentofPublicAdministration,PartySchooloftheCPCGuangxiZhuang

AutonomousRegion,Nanning530021;SchoolofPoliticsandPublicAdministration,GuangxiMinzu

University,Nanning530004,China)

Abstract:Theapplicationanddevelopmentofdigitaltechnologyinthefieldofpublicadministration

haveacceleratedthetransformationofgovernancemodelsandprocessevolution.Asanew modeland

directionofgovernancesystem andtechnologicalinnovationinthenew era,overallintelligent

governanceandprimary-levelgovernanceinethnicareashaveahighdegreeoftheoreticalcoupling.

Theconceptofholisticgovernance,intelligentgovernance,andparticipatorygovernanceadvocated

byholisticintelligentgovernancecaneffectivelyovercomethetheoreticalbottlenecksandpractical

difficultiesofprimary-levelgovernanceinethnicareas,providinganewvisionforthemodernization

ofprimary-levelgovernancesystemsandgovernancecapabilitiesinethnicareas.Overallintelligent

governancecanrenderprimary-levelgovernanceinethnicareasashiftfromresourcedispersionto

resourcesharing,fromfragmenteddispersiontocollaborativegovernance,from manualdependence

tointelligentgovernance,from passiveresponseto activeintervention,andfrom simple and

extensivetopreciseandefficient.However,basedonthespecialgovernancecontext,therearealso

issuesconcernedwiththedisseminationandacceptanceofideas,theapplicationandintegrationof

technology,theoperationandopennessofsystems,andthecultivationandmanagementoftalentsin

theapplicationofholisticintelligentgovernanceinethnicareas.Itisnecessarytoinnovatedigital

governancethinking,foster a holistic governance mechanism,effectively develop governance

resources,buildacollaborativegovernanceplatform,andinnovatetalentcultivationmanagementso

astoenhancetheeffectivenessofprimary-levelgovernanceinethnicareas.

Keywords:overallintelligentgovernance;ethnicareas;primary-levelgovernance

[责任编辑 赵立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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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9卷 第6期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Vol.59 No.6

2023年11月 JournalofGuangxiNormalUniversity(PhilosophyandSocialSciencesEdition) Nov.,2023

doi:10.16088/ji.ssn.1001-6597.2023.06.006

[收稿日期]2023-07-12

[作者简介]王彦,广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马焕灵,广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袁

磊,广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皇甫科杰,广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师,教育学博士;王 枬,广西师范大

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持人的话: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基石,是提高国民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的根本途径,寄托着亿万家庭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教育,将教育放

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2023年5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

次集体学习。这是一次集中探讨建设教育强国的专题学习,也是进一步明确我国教育发

展的现状、目标及建设路径的重要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

国家强,强国必先强教,强教必先强师。要把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建设教育强国最重要

的基础工作来抓,健全中国特色的教师教育体系,大力培养和造就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

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作为一所承担着教师教育使命的地方

师范大学,广西师范大学理应在教育强国建设、教育高质量发展以及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

伍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为更好地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本刊特别邀请了我校几位教育学者以

笔谈的方式分享对教育强国及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认识和学习体会。

主持人:孙杰远,广西师范大学校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教育强国笔谈

王 彦,马焕灵,袁 磊,皇甫科杰,王 枬

(广西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广西 桂林 541006)

[摘 要]实现教育强国,教育要培养堪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新人”,是能够在历史与现实、

传统与现代之间建立起连接的人。涵养民族根性,培养时代新人,则成为实现教育强国的关键问题。高质

量教育知识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强大内在动力,同时高质量教育知识体系也面临着知识生产、知识属

性和知识贡献等方面的发展难题。夯实教育强国基石,高质量教育知识体系应当凸显科学研究的组织性、

自主性、自觉性相结合,学术研究的学科、论域、学派形态相辉映,遵循“古今中外法”的基本建构路径等。

法治是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保障,法治赋能教育强国,就是要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教育现代化,构

建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规律的法治体系,以法治教育宣传为主全力打通法治赋能教育强国“最后一

公里”,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提供有力支撑。数字技术赋能教育强国,

就是要建设全民终身学习型社会,依托数字技术从而构建方式更加灵活、资源更加丰富、学习更加便捷的

全民终身学习推进机制。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点和着力点都在教师,是依靠教师并且通过教师去实

现的。教师是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中坚力量和坚强保障。要把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建设教育强国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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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基础工作来抓,健全中国特色的教师教育体系,大力培养和造就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

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从而使我国从教育大国迈向教育强国。

[关键词]教育强国;时代新人;法治赋能;数字技术赋能;教育知识体系;教师;教师教育

[中图分类号]G40-011;G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597(2023)06-0055-11

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时代新人”的民族根性

王 彦

强国崛起的历史告诉我们,教育是推动社会发展,实现国强民富最深刻持久、恢宏磅

礴的力量。教育是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业,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必须优先发展教育、加快教育现代化。基于对强国崛起历史规律

的深刻洞察和对新时代竞争本质及未来发展关键的深度精准把握,党的二十大将教育、科

技、人才一体部署,强调“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加快建设教育

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

扎根中国大地,根植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立足中国国情,习近平同志提出培养“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这是

坚持中国特色、坚定中国道路、讲好中国故事、发展中国模式、实现教育强国的根本保障。

而如何在当今世界文化多样、价值多元、挑战与机遇并存、生存与发展并重的背景下,涵养

民族根性,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则成为实现教育强国的关键问题。

一、“时代新人”是文化的产物,具有民族根性

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精神的延续。我们的思想观念、我们价值准则、我们的行动逻

辑,甚至我们的情感体验,都是文化的产物。教育是促进儿童个性化和社会化的实践过

程。教育所培养的人,是生活于特定文化情境中的人,教育的过程就是促成儿童在其所处

文化情境中,习得文化基因,适应文化模式,认同文化准则,从而带有一个民族鲜明的“文

化印记”,保持着民族的文化根性。

我们要培养堪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新人”,是能够在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

之间建立起连接的人。这种智慧对儿童来说,连结了自我与自我、自我与他人、自我与社

会、自我与自然等意蕴的生命体验。儿童在社会化进程中作为社会关系的个体,要与成长

的自然环境、文化环境和谐生长,并在此过程中培养获得敏锐洞察能力、理解能力和表达

能力,儿童在生存智慧与文化体悟的过程中获得理解,增长能力,践行责任。

二、“时代新人”的养成根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立德树人的教育精神弘扬,中华文明在漫长历史长河沉淀了丰

富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对美好生活追求的历史见证;跨越数千年时空的文化价值

认同、文化价值传承与文化价值发展,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它通过各民族文化符

号的价值输入生根在每个中华子女心中,民族文化符号通过一代代相传使中华民族精神

源远流长、生生不息。儿童作为中华民族的未来接班人,经教育熏陶,其思维模式、文化风

俗、审美情趣、民族情感、道德礼仪等在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影响下,得以“明德明理,成己

成人”。中华民族历史进程中留下的建筑、绘画、器物、雕塑、戏曲等珍贵文化遗产,从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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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度影响儿童对中华文化的认知,获得“格物致知”的能力;“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

及人之幼”“仁者爱人”“与人为善”等文化精神遗存,促进儿童社会教化和道德修养,培育

超个人的社会大爱品质;《诗经》《尚书》《论语》《道德经》等经典著作是民族文化血脉,借此

开展的“立德树人”的学校教育对儿童的精神浸润有了现实载体和不腐传承;从“盘古开天

地”“女娲造人”到“仓颉造字”,从精卫填海、炼石补天、后羿射日到嫦娥奔月、愚公移山,这

些寓言故事用它的通俗性给儿童刻画了一个个智慧结晶的历史文化故事,在政治上引领

儿童向国家和人民群众靠拢。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解决当下教育问题的大智慧。如儒家“致中和,天地位焉,

万物育焉”以及“安其所”“遂其生”的理念———即“中和位育”的思想,“有教无类”的思想,

及道家的“天下大同”“以和为美”的主张等,是实现教育公平、体现社会真善美核心主题的

文化渊源。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石,实现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

也是教育强国的价值指向;汲取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智慧,夯实教育强国的文化底蕴,

是教育寻根的必然。

三、“时代新人”坚守文化自信

自信是一个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重要前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持道路自

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还有一个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

久的力量”。文化兴国、文化强国,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

文化自信是一个历史性与发展性并存的概念,更是一个具有民族性、时代性、包容性

特征的命题。“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强”,国家的发展与强盛离不开物质和精神力量

的双向支撑,中国传统优秀文化蕴含着民族不断奋斗的智慧和价值追求,是民族的“根”和

“魂”,是我们文化自信的底气。儿童树立了文化自信,则克服了文化自卑、文化弱势和文

化防御等不良心理。

儿童具有与生俱来的潜质与本能,是与民族根性联系在一起的,“教育直面个体知情

意系统的协调、养成与发展,本质上为特定的对象在特定的民族文化心理场的活动”①。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民族文化的学习与浸润中儿童逐渐习得强大的民族精神力和个人

成长意志力,文化信念逐渐生根发芽。儿童文化自信的养成,“始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基

因的传承和传统文化的习得,经过文化启蒙与感知、文化浸润与体悟、文化比较与鉴别、文

化理解与反思、文化认同与自信的一系列过程,生成认知、情感、意志和行为的自我学习与

内化。与之相适应,教育按照儿童发展规律的层级演进和推进机理,从理念先行、内生发

展、协调推进、教育实践四个维度开展教育,使儿童不断习得、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并养成文化自信,真正培养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法治赋能教育强国:机理与路径

马焕灵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性工程。建设教育强

国,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战略任务,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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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孙杰远:《论民族文化心理场及其教育意蕴》,《教育研究》2016年第12期。

化的重要内容。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是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保障。法治赋能教

育强国,就是要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教育现代化,构建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

规律的法治体系,以法治教育宣传为主全力打通法治赋能教育强国“最后一公里”,为培养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提供有力支撑。

一、法治赋能教育强国的机理

法治是涵盖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法治体系与法治文化的有机整体。它们相互作用、

相互支撑、相辅相成,共同赋能教育强国建设。

法治思维是以法律为准绳,运用法律的思维方式和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法治思维

是教育现代化的重要基础,是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指导,是教育管理和服务的重要手段。

法治思维能够提高教育领域的决策水平和执行效率,促进教育公平、提供教育质量,保障

教育主体的合法权益。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规定了党的教育方针、教育目标与

教育制度,为全面推进依法治教提供了根本遵循。

法治方式是以法律为手段,运用法律的规范力量和制约力量调整和处理教育关系的

方式。法治方式是教育现代化的核心内容,是教育改革发展的核心保障,是教育管理和服

务的核心方法。法治方式能够规范教育行为和教育秩序,维护教育安全和稳定,促进教育

创新和进步。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规定了民办教育的原则、程序、制

度等内容,为发展多样化办学提供了有效途径。

法治体系是从法律法规制定到法治实施再到法治监督、法治保障的一整套系统,包括

法律规范体系、法治实施体系、法治监督体系、法治保障体系等。法治体系是教育现代化

的载体和支撑,是教育改革发展的制度保障,是教育管理和服务的实践平台。法治体系能

够保证各类规范之间的协调一致,保证各个环节之间的衔接顺畅,保证各种保障之间的相

互支持。例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法治体系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为我国教育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

法治文化是以法治思想为核心,以法治精神为灵魂,以法治价值为基础,以法治习惯

为表现的教育文化。法治文化是教育强国的动力和氛围,是教育改革发展的思想指引,是

教育管理和服务的精神支柱。法治文化能够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全社

会的教育法治意识和教育法治信仰,形成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例如,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是我国社会主义教育法治文化的重要内容,体现了我国教育现代化建设的价

值取向和价值目标,为全面推进依法治教提供了思想指引。

二、法治赋能教育强国的路径

1.坚持人民至上的教育强国建设法治理念。坚持教育发展的“人民性”不可动摇,坚

持依靠人民、发挥人民创造力,全方位保障教育强国建设。一是广泛征集广大人民的意

见,制定符合教育规律、适应时代要求、反映人民意愿、保障人民利益的教育法律法规。二

是深入贯彻多元主体办学理念,尊重民间组织办学权利,深度践行“教育发展为了人民、依

靠人民、成果由人民共享”理念。国家要为民间办学提供政策、资金、土地等方面的支持,

使教育体系更具有丰富性和发展活力。

2.完善以教育法典为核心的教育立法体系。一是尽快编纂出台“教育法典”,从系统

上对现有教育法进行总则规定,为下位教育法提出方向性和操作性的指引。二是紧跟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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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发展和社会变革,及时制定、修改、废止相关法律法规,回应人民群众关心关注的一系列

教育焦点、难点问题。例如,国家尽快出台“学前教育法”“学位法”“终身教育法”“数字教

育法”等系列与人民需求密切关系的教育法律,为地方教育部门落实好国家教育强国战略

提供行动指南。三是把立德树人融入各环节各领域,确保每一部法律、每一条规定都符合

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3.全面推进以依法治校为重点的教育法治行动。“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

之必行”。良好的法律有效实施方可实现法治。教育强国建设必须要牢牢抓住依法治校

这一重点,全面提高各级各类学校办学水平。一是以《高等学校法治工作测评指标》《全国

依法治校示范校创建指南(中小学)》为指引,做好高校依法治校测评和中小学依法治校示

范校建立等工作,全面推进依法治校。在学校治理层面,我国加强学校制度建设、积极开

展校长和教师法治培训,全面推进依法治校示范校创建工作。二是健全学校章程,理顺学

校内外相关关系。5G、人工智能和元宇宙等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广泛应用,给教育管理和

教学带来挑战,国家和学校要根据教育新变化修订学校章程,减少教育纠纷,为教育强国

保驾护航。

4.以法治教育宣传为主全力打通法治赋能教育强国“最后一公里”。法治教育宣传是

法治理念深入人心、教育立法体系建立健全与教育法治行动扎实推进的关键举措。一是

以“抓少数、抓关键”为法治宣传教育的重点对象,发挥模范带头作用。要建立常态化教育

法治学习机制,筑牢学校领导班子和教师党员的法律知识根基、提高法治意识,带领全校

师生树立积极学习教育法律知识的良好风尚,学会用法律武器监督学校教育教学活动,贯

彻落实好党的教育方针,办人民满意的教育。二是创新线上线下互动的混合式法治教育

宣传方式,发掘新媒体的传播力量。通过课程学习、专家讲座、座谈会、“两微一端”平台等

增强人民的法治意识、提高人民的法治素养,用法律武器解决教育纠纷问题,维护好自身

教育权益。三是深化法治宣传教育的科学研究。高校作为人才集聚和创新高地,要坚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对各地区法治宣传教育进行全景式科学研究,发现规律,为

法治宣传教育提供学理支撑。学术研究能够有效增强教育法治宣传的科学性,提高宣传

效果,为教育强国创造全社会学法懂法尊法守法用法的法治文化环境。

以数字技术赋能全民终身学习型社会的建设

袁 磊

根据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加快建设数字中国的系列部署,教育工作者、研究者需要积

极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扎根中国大地,

建设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型社会是我们的努力方向。为了实现学习型大

国的建设目标,必须依托数字技术从而构建方式更加灵活、资源更加丰富、学习更加便捷

的全民终身学习推进机制。具体应关注以下六个方面:

一是为终身学习者提供开放的学习平台。依托数字技术搭建的在线学习平台、移动

应用等方式,提供开放的数字化学习环境,学习者可以随时随地获取优质的学习资源。这

些平台应该具备多样化的学习内容与资源,包括课程、教材、案例分析、实践项目等,以满

足不同学习者的需求。自2022年3月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正式上线以来,我国基

本建成了世界第一大教育教学资源库。近期增设的“国家智慧教育读书平台”重点围绕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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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读书空间、老年读书社区组织建设,同时向用户推荐中国语言文字博物馆、中国数字

科技馆等优质资源平台。

二是强化终身学习者的个性化学习。数字技术的教育应用可根据学习者的兴趣、能

力和学习进度,提供个性化的学习路径和内容。通过智能化的学习系统和推荐算法,为每

位终身学习者量身定制学习计划,帮助他们更高效地学习和成长。例如基于慕课学习者

的兴趣模型,即学科兴趣类集合、课程兴趣类集合以及主题兴趣类集合,“中国大学慕课”

APP为学习者推送计算机、人文、法律、医学、商业等多个领域的优质网络课程。

三是建立终身学习者的学习档案和认证体系。综合运用云计算、大数据等数字技术

能够记录每位学习者的学习历程和成果,进而建立终身学习者的学习档案和认证体系。

通过区块链等技术手段,确保学习记录的安全性和可信度,使得学习成果得到广泛认可和

应用。为破解当前学分银行建设所面临的学分记录非法篡改、学分认证不透明和学分转

换不顺畅等中心化治理困境,天津大学研究者张双志以链式时间戳、分布式账本、智能合

约等为底层技术支撑的区块链,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技术方案。再如,华南理工大学研究者

李志宏等从学分银行联盟链、侧链、主链三个维度,探讨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学分银行系统

的实现机制。

四是促进终身学习者的交流与协作。数字技术能够为学习者终身学习的多元化互动

和协作、学习者之间便捷的交流和合作提供可能性。通过在线讨论区、虚拟实验室、团队

项目等方式,鼓励终身学习者共同探索、解决问题,培养协作与创新的能力。元宇宙依赖

于先进的网络技术,包括高速互联网、5G 通信等,支持广域互联和人际交互。这些技术确

保了学习者可以在元宇宙中与其他学习者、系统和设备即时地沟通、协作和交流。此外,

元宇宙提供了海量资源和技术工具,使终身学习者能够将抽象的思维过程转化为可见、可

触、可操作的表象。通过元宇宙中的建模、可视化、仿真等功能,学习者可以直观地呈现和

探索复杂的概念和问题,促进深入理解和思考。

五是为终身学习者提供支持与服务。这包括职业发展指导、学习规划咨询、持续学习

机会等。例如,数字技术融入职业教育“产学研”人才培养体系中,一方面,职业院校可以

通过数字信息平台获取企业的用人需求信息和政府的治理要求,如就业市场的需求趋势、

行业发展规划等。职业院校能够更准确地把握就业市场的动态和行业需求,有针对性地

调整和优化专业设置,为学生提供更适应就业市场的培养方案。另一方面,职业院校可以

利用远程教育和教学资源库等共享平台,为企业在职员工提供职前培训和职后教育。通

过数字化技术赋能,学习者可以随时随地进行学习,提高自身知识和技能水平,适应职业

发展的需求变化。

六是加强终身学习指导师资的培养和发展。通过分析国际上典型的教师培训案例,

华南师范大学胡小勇教授团队认为需要帮助教师主动适应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

技术,提升教师专业素养,是未来教师培训的走向。数字技术可为终身学习指导教师培养

起到积极作用。通过虚拟学习环境、数据分析和个性化指导、社交媒体和在线社区,以及

在线学习工具的应用,终身学习的指导教师获取海量的学习资源、进行个性化指导,并与

其他教师同行、专家合作和互动。这将有助于提升他们的终身学习指导能力与专业素养,

更好地服务于学习者的终身学习需求。

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为终身学习者提

供开放的学习平台、强化终身学习者的个性化学习、建立终身学习者的学习档案和认证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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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促进终身学习者的交互与协作、为终身学习者提供支持与服务、加强终身学习指导师

资的培养和发展是数字技术赋能全民终身学习型社会建设的具体路径。应通过数字技术

与全民终身教育的深度融合创新,坚持需求导向,坚持内容为本,加强顶层设计,逐步建设

形成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和学习型大国,让全民能够接受公平、高质量的教育,形

成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新格局。

以高质量教育知识体系夯实教育强国基石①

皇甫科杰

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

战略先导。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全面大发展的时代,既有社会各方面的繁荣兴盛,也

将给知识生产、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广阔空间,同时本土、原创、自主的知识体系又将

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内在动力。以高质量教育知识体系夯实教育强国基石,既需要厘

清高质量教育知识体系的强国价值,亦需要从体制机制和建构路径等方面破解高质量教

育知识体系所面临的发展难题。

一、高质量教育知识体系的强国价值

“实现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本质要求之一,实现教

育高质量发展亦是教育强国的重要任务。“教育强国”既意味着以教育“强”国,视教育发

展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途径和支撑,也意味着中国成为教育“强国”,视教育

发展水平为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表征或指标。因此,高质量教育、高质量教育

体系既是建设教育强国的重要基础,又是建成教育强国的核心内容。同时,“教育强国建

设需要能够描述、解释和预测时代教育问题的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②,高质量教育

体系的重要内在本质构成之一即是高质量教育知识体系。高质量教育知识体系以教育的

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为锚点,回应中国教育发展的本土特质、全球视

野、人民期望和时代要求。高质量教育知识体系基于本土研究而创生建构,体现了本土

性、自主性、实践性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现代化发展提供了具有原创性学术

理论的空间。③ 在教育现代化进程中不断推进的理论创新,也不断引导着“更高质量、更

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高质量教育体系发展和中国教育学重建,最终实现教育强

国建设。

二、高质量教育知识体系的发展难题

在知识生产方面,中国教育学知识体系存在着重“外”、重“新”、重“思”等情况。其一,

中国教育学既依赖其他学科的理论、范式、方法论等作为自己知识生产的样板,又依赖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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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广西教育科 学 “十 四 五”规 划 2023 年 度 重 点 课 题 (A 类)“民 族 地 区 重 塑 乡 村 教 师 公 共 使 命 的 路 径 研 究”

(2023A036)。

参见郭丹丹:《教育强国建设的理论供给———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座谈会综述》,《教育研究》2023年

第5期。

参见任晓:《本土知识的全球意义———论地区研究与21世纪中国社会科学的追求》,《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

科学版)》2008年第5期。

来教育思想理论作为自己的基础和示范,虽然早已被意识到并努力解决,但目前仍是客观

存在的问题。其二,盲目追求对“新”知识的创制而忽视了基本问题、基础理论的研究沉

淀,也忽视了对中国教育知识传统的传承赓续,肤浅地理解“知识创新”的学术追求,导致

了中国教育学的基础羸弱①以及被其他学科“占领”的现实。其三,“书斋式”是被长期诟

病的教育研究方式,以逻辑演绎、自然类比、经验归纳等思辨方法对“文本”进行分析、提出

观点,使教育理论与教育现实存在脱离的危机。

在知识属性方面,中国教育学知识体系表现出了本土性、自主性薄弱的问题。就前者

而言,中国教育学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教育思想精髓的发掘深度、转化力度、创新程度还不

能满足现实需求;来自中国教育实践经验凝练而成的教育思想理论还不够丰富和扎实,用

外来理论、“非教育理论”②作为解释中国教育实践的标准和依据的问题仍然存在。就后

者而言,中国教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建构还有极大的空间和潜力,其中许

多重要的基本问题有待进一步澄清。同时,知识自主性很大程度上还体现在知识生产者

的自主性和自觉性,具有中国思维、中国价值、中国精神的教育研究者才能创制出中国自

主性的教育知识体系。

在知识贡献方面,中国教育学知识体系尚存在速度与效率、数量与质量、个性与普适

等维度的贡献程度、力度不匹配的状况。“知识增长的快慢,决定了学科对社会贡献的大

小”③,但知识增长的速度和数量并不必然意味着其效率和质量的同比程度,我国哲学社

会科学领域“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水平总体不高,学术原创能力还不强”亦是

客观事实。教育学知识具有民族性和文化性,又有世界性和普适性,实现融通是高质量教

育知识体系发展必须解决的问题,也是中国教育学作出跨学科、跨领域、跨国界贡献的基础。

三、高质量教育知识体系的破题路径

1.科学研究的组织性、自主性、自觉性相结合。国家和社会的重大需要已经成为当前

科学研究发展的最大驱动力,分化细致又综合复杂成了现代知识体系的基本特征,以及科

学研究职业化进一步推动了科研团队化、组织化等,都成了推进有组织科研的必要条件。

有组织科研并不侵犯探究自主性和学者自觉性,相反,组织性能为学者的自主探究和自觉

发展提供方向指引、组织架构和条件保障,形成包容性强的学术体制、公信力强的评价机

制等,催生新时代中国学术发展的科研新范式。

2.学术研究的学科、论域、学派形态相辉映。学科是以知识逻辑为基础形成的学术分

类或科学门类。论域是以研究论题为中心形成的一系列具有相当共识的多层次论题或问

题组成的研究场域。学派则是以“学术性、群体性、关联性与独特性”④为基本特征,在学

科或论域之内具有“个性”的学术流派。三种形态并不冲突亦不对抗,“百家争鸣,百花齐

放”的学术愿景意味着高质量教育知识体系在学术繁荣中三种形态的相互依存、交相

辉映。

3.知识体系建构基本路径应遵循“古今中外法”。“古今中外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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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参见雷云:《简析教育知识生产的困境》,《教育科学研究》2016年第12期。

参见吴康宁:《何种教育理论? 如何联系教育实践? ———“教育理论联系教育实践”问题再审思》,《南京师大学

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参见袁振国:《科学问题与教育学知识增长》,《教育研究》2019年第4期。

参见严清华:《何以称“学派”》,《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12月21日第1版。

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

究”①,这有助于克服学术研究中的片面和知识体系建构中的偏狭。中国教育学有中国文

化和西方文化的双源头,立足于新时代的高质量教育知识体系建构就需要处理好“古今”

“中外”关系,“走出教育学独立行走的新路”②,作出独属于中国的教育学贡献。

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中坚力量

王 枬

“高质量发展”是党的十九大在研究和部署经济工作时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并做出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战略判断。党的二十大报告将“高质

量发展”视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强调要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

主题,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并将教育高质量发展作为教育强国的核心。

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点和着力点都在教师,是依靠教师并且通过教师去实现的。

教师是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中坚力量和坚强保障。

一、教师为何是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中坚力量?

教育的本质是“育人”,教育既具有个体功能,即为个体的社会化和个性化提供帮助,

满足个体发展的需求,促使其臻于完善;也具有社会功能,即为社会各行各业输送高素质

人才,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促进社会的繁荣进步。而这一切,都离不开教师。教师正是

以“教书育人”为本职,通过“传道授业解惑”,培养适应社会需要的人。

首先,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天下不可一日无教育,人类不可一日无教师。教

师既是教育的核心要素,也是教育的第一资源。人才培养靠教育,教育发展靠教师。在延

绵数千年的社会发展史中,教师作为人类文明的开拓者和传承者,承担传衍文化、传播知

识的任务,起着开启民智、培养人才的作用。

其次,教师是强教之基、优教之魂。有高质量的教师,才有高质量的教育。教师是建

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实施高质量教育的根本力量,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的重

要保障。唯有一批又一批高素质“大国良师”的持续涌现,才能建设起高质量教育体系,从

而为我国从教育大国迈向教育强国培养坚实的人才。

好教师会促使个人不断扩大发展的可能性。对于个体来说,有三个可能性是最主要

的:健康长寿,获取知识,拥有体面生活所需的资源。教育的任务之一是使人类有能力掌

握自身的发展,尽早为每个人提供“生活通行证”,并从终身教育的角度,为每个人提供自

由塑造自己的生活和参与社会发展的手段。而这又是国家富强文明、社会和谐进步的

基础。

二、教师如何成为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中坚力量?

在从教育大国迈向教育强国的征程中,教师作为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中坚力量,可以在

63

①

②

参见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0页。

参见叶澜:《中国教育学发展世纪问题的审视》,《教育研究》2004年第7期。

以下方面提升自己。

第一,忠诚教育事业。对于教师来说,“忠诚”既是一种教育情怀,也是一种专业信念;

即不仅把“教师”视为一种“安身”以解决谋生的职业,更将其看作是“立命”以展现个人生

命价值的事业。唯此才有教育的持续改进和教育质量的不断提升。这就要求教师,首先

要回归“关系导向”。教育意味着关系,师生在相互学习的过程中,学生、教师和知识构成

了经典的教学三角。今天,特别需要在更广阔的世界里对这一教学三角进行重构,师生组

成一个求知者和知识构建者的共同体。其次要秉持“关怀伦理”。和谐幸福生活的能力是

可以通过教育来习得的。学校的主要目的是教育学生学会关心,关心自己和他人,关心自

然和社会,关心知识和学问。教育关怀的本质是生命关怀。唯此,才有“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共生。

第二,开展协作教学。未来教学应成为一项“协作的事业”。将教学视为发生在整个

学校中,与其他教育者、与学生一同进行的工作。这就要求教师,首先要建立教学共同体。

教学共同体的特征是提供充分的自由与支持手段,支持教师的自主、发展和协作。其次要

建构“协作性学习”。通过协作式、跨学科、跨代际、跨文化和问题探究式的教育教学活动,

为学生创造与不同背景的人们相互学习、相互尊重的机会,提升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培养包容、接纳与珍视多样性的品质。

第三,保持终身发展。终身教育社会要求教师终身学习,不断进行知识和技能的更

新,培养多样的教学才能,以及情感同化、耐心和谦虚等人文品质。这就要求教师,首先要

强化发展的自觉意识。由于师生是教育活动最主要的构成要素,教师的发展与学生发展

便密切相关。教师发展是促进学生发展的前提。其次要建立个人生活图书馆。教师专业

发展是教师在立足于个人教育生活合理性的基础上,对个人教育生活的不断发现和个体

教育意识的全面觉知。而教师日常的教育实践和积淀的丰富经验就是教师的个人“生活

图书馆”,是教师从事工作的基础。善于学习,教师才会积极推动教育的进步,并促进他人

与自我的不断成长。

三、教师教育如何建设高质量教师队伍?

强国必先强教,强教必先强师。教师教育作为人才培养的上游体系,是教师队伍建设

的核心,理应成为高质量教师队伍建设的“母机”。这就要求国家、社会、师范院校共同努

力,推动高质量教师队伍建设。一是以创新精神造就新型教师。要把培养创新精神、创造

思维的方法和从事创造性活动的能力摆在教育的首位。二是以协同提质提升师范教育。

2022年,教育部启动实施了“师范教育协同提质计划”,这是从根本上为“优师”的涌现奠

定“优师范”的基础。要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支持和吸引优秀人才热心从教、精心从

教、长期从教、终身从教;用最优秀的人培养更优秀的人。三是以现代科技赋能教师教育。

在智能时代的召唤下,原有的以知识为导向的教学范式已无法适应当下的需求。这就要

求教师教育突出信息素养、数字素养及学习能力的培养,使其能有意义地运用数字技术。

64

ConversationbyWritingontheConstructionofAnEducationPower

WANGYan,MAHuan-ling,YUANLeìHUANGPUKe-jie,WANGNan

(FacultyofEducation,GuangxiNormalUniversity,Guilin541006,China)

Abstract:Toconstructaneducationpower,educationneedstocultivate“newgenerations”whoare

worthyofthegreatrejuvenationoftheChinesenation,andwhocanestablishaconnectionbetween

historyandreality,traditionandmodernity.Tofosternationalrootsandnewgenerationshasbecome

akeyissueinachievinganeducationpower.Thehigh-qualityeducationknowledgesystemprovides

astronginternaldrivingforcefortheconstructionofaneducationpower,whileitalsoconfrontswith

development challenges in knowledge production, knowledge attributes, and knowledge

contributions.Toconsolidatethecornerstoneofaneducationpower,1)thehigh-qualityeducational

knowledgesystemshouldhighlightthecombinationoforganizational,autonomous,andconscious

scientificresearch;2)thedisciplines,domains,andschoolformsofacademicresearchshould

complementeachother;3)thebasicconstructionpathof “drawingontheexperiencefrom our

ancestors’gainsandforeignachievements”shouldbeadopted.Theruleoflawisanimportant

guaranteeforeducationalreformanddevelopment.Empoweringaneducationpowerthroughtherule

oflaw meanstopromoteeducationalmodernizationwiththethinkingandmethodsbasedonruleof

law,tobuildasystem basedonruleoflawthatconformstothelawsofsocialisteducationwith

Chinesecharacteristics,andtofocusonlaw-relatededucationand publicitysoastoremove

obstaclesofempoweringaneducationpowerthroughtheruleoflaw,thusprovidingstrongsupport

forcultivatingsocialistbuildersandsuccessorswithanall-roundmoral,intellectual,physicaland

aestheticgrounding.Empoweringaneducation power with digitaltechnology meansto builda

lifelonglearningsocietyforall,andtorelyondigitaltechnologytobuildamoreflexible,resourcerich,andconvenientmechanismforpromotinglifelonglearningforall.Thekeyandfocusof“highqualitydevelopment”ineducationliebothinteachersasitsrealizationreliesonteachers.Teachers

arethebackboneandstrongguaranteeof“high-qualitydevelopment”ineducation.Weshouldfocus

onstrengtheningtheconstructionoftheteachingstaffasthemostimportantbasicworkinbuilding

aneducation power,improvetheteacher education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and

vigorouslycultivateandfosterhigh-qualitystaff,reasonableinstructure,fullofvitality,withnoble

ethicsandexquisiteprofessionalskills.

Keywors:aneducationpower;newgeneration;empowermentoftheruleoflaw;empowermentof

digitaltechnology;educationalknowledgesystem;teachers;teacherseducation

[责任编辑 苏良亿]

65

第59卷 第6期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Vol.59 No.6

2023年11月 JournalofGuangxiNormalUniversity(PhilosophyandSocialSciencesEdition) Nov.,2023

doi:10.16088/ji.ssn.1001-6597.2023.06.007

[收稿日期]2022-07-02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教师课堂非言语行为的量化计算与教学效果评价研究”(62077022);华中

师范大学国家教师发展协同创新实验基地建设研究项目“多模态教师研修自动评价方法与技术研究”(CCNUTEIII

2021-21)

[作者简介]王梦珂,女,华中师范大学人工智能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教学评价、学习评价;陈增照,男,

华中师范大学人工智能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工学博士,研究方向:教育大数据分析、教育评价,本文通信作者。

深度学习评价:理论模型、相关技术与实践案例

王梦珂,王 卓,陈增照

(华中师范大学 人工智能教育学部,湖北 武汉 430079)

[摘 要]深度学习是国际教改的普遍趋势,也是核心素养发展的核心要求,如何对深度学习展开评

价是关乎深度学习发展的一项挑战性任务。布鲁姆的教育目标分类学、韦伯的知识深度模型以及深度学

习评价的多维理论体系为开展深度学习评价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表情识别、语音识别、自然语言处

理,区块链等智能技术在评价信息采集、处理和存储方面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案例分析的结果表明,技

术赋能的深度学习评价在线上学习情境中扮演着愈发重要的角色。展望智能化深度学习评价的未来,量

化民族志方法为深度学习评价提供了方法论指引。

[关键词]深度学习;知识深度模型;表现性评价;智能技术;量化民族志

[中图分类号]G4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597(2023)06-0066-10

“深度学习”(deeplearning)的概念源于人工神经网络的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被

引入教育领域。深度学习在教育领域最初是由马顿(FereneeMarton)和赛尔乔(Roger

Saljo)运用布鲁姆认知目标分类理论分析学生不同的学习取向而提出的,是用以描述学

生学习效益的术语[1]。此后,有研究者系统比较了深度学习与浅表学习的区别,发现深度

学习和浅表学习在动机、目标、知识结构、学习方式、思维方式、迁移能力和元认知等七个

方面均存在差异[2]。反观实践,学校中存在着大量的浅表学习,这种学习是训练学生做计

算机也能做的事情,而不是让学生利用计算机完成人和计算机都无法独立完成的工作,而

后者才是真正有价值的学习[3-4]。基于此,深度学习成为国际教改的普遍趋势和核心素

养发展的核心要求。

评价是检验深度学习设计和实施效果的关键环节,也是促进深度学习发展的重要方

法。埃里克·詹森和利恩·尼克尔森在其代表性著作《深度学习的7种有力策略》一书中

提出了深度学习的路线,这一路线涵盖了从课程设计到学习评价的各个环节。学习评价

在整个学习路线中发挥着承上启下、促进迭代优化的作用:学习评价不仅是上一轮学习的

结束,也是下一轮深度学习开展的重要依据和逻辑起点[5]。由此可见,如何评价学生是否

进行了深度学习以及学习者的深度学习成效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66

深度学习的评价离不开信息采集、处理和分析,而计算机越来越擅长解决良构问题,

并在模拟人的理性方面做出了惊人的贡献,包括记忆和存储大量数据、智能化处理自然语

言、智能识别图像和语言、监测情感等。科技的发展为评价信息的采集、处理和存储提供

了重要的技术支撑,正在逐渐应用于深度学习评价领域。本文围绕如何开展深度学习评

价以及技术如何赋能深度学习评价这两个方面,综述已有的深度学习评价的理论模型,理

清深度学习评价的内容与方式,分析技术在深度学习评价中的作用,总结相关的评价案

例,以期为深度学习的开展和智能技术在评价领域的应用提供参考。

一、深度学习评价的理论模型

(一)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学

有学者指出,深度学习并不是一个新奇的概念,布鲁姆的教学目标分类中就规定了深

度学习的目标。布鲁姆的教育目标分类学将认知学习目标划分为六个层次:识记、理解、

应用、分析、综合和评价。对知识的识记或理解属于初步的浅层认知,后面四个层次属于

较高级 别 的 深 层 认 知。值 得 注 意 的 是,2001 年,安 德 森 (Anderson )和 克 拉 斯 沃 尔

(Krathwohl)修正了这一目标分类,将综合层删除,并在评价层之后添加了创造层。改进

后的认知学习目标分为识记、理解、应用、分析、评价及创造六个层次。这一改进将学习评

价的深度范围进一步加深,更加凸显了深度学习的重要性。深度学习强调学习者不仅具

有记忆、理解必要的各学科基础知识,还能具有应用、分析、评价这些基础知识,并创造新

知识和新产品的能力[6]。

(二)知识深度模型

2002年诺曼·韦伯(NormanWebb)建立了知识的深度模型(depthofknowledge,简

称 DOK),用以表征和评估学生对知识理解的深度,如图1所示。知识深度模型包含四个

由浅入 深 的 层 次,依 次 为 DOK1:回 忆/复 述;DOK2:概 念/技 能;DOK3:策 略 思 维;

DOK4:扩展思维。每个层次反映了完成任务所需的不同水平的认知期望或知识深度。

其中,DOK3和 DOK4被认为是深度学习层面的基本能力。随着学生所达到的知识层次

的加深,学习深度也在逐步加深。在美国,知识深度模型已被许多州用于评估深度学习的

效果[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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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知识深度模型 67

(三)深度学习评价的多维理论体系

鉴于深度学习是一个多元的概念,它不仅存在于认知领域,在情感领域以及动作技能

领域同样存在。此外,深度学习以高阶思维运用和发展为特征,任何领域的深度学习的评

价都需要重点关注学生思维的发展。基于此,张浩等从三大领域出发,以评测思维结构的

SOLO 分类法为支撑,构建了深度学习评价的多维理论体系,如图2所示[8]。图中三个顶

点的元素分别表示认知、情感和动作三大领域各自具有代表性的深度学习评价理论模型。

图中不同领域之间互相联系,表示学习不是孤立地存在于单一的领域,不同领域的评价模

型共同为深度学习评价提供理论指导。实际使用中,可以根据课程的目标和学习的重点,

单独使用某一领域的模型或者将多个领域的评价模型组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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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深度学习评价多维理论体系

二、深度学习评价的内容与方式

(一)深度学习的评价内容

在评价内容方面,美国研究院(AmericanInstitutesforResearch,简称 AIR)组织实

施的Studyofdeep-erlearning:opportunitiesandoutcomes(SDL)项目非常具有借鉴意

义。SDL项目以深度学习的六个核心概念即学业内容掌握、批判性思维与问题解决、有

效沟通、合作、学会学习(即自我管理能力)、学习心志(学习互动、学习的动力、毅力、心理

控制能力和自我效能)作为深度学习的评价内容。具体的深度学习能力框架内容如表1

所示。本文通过高中毕业情况、英语语言艺术和学校测试、基于 PISA 的学校测试、学生

调查四个方面考察学生在上述六个方面的水平。

对学生深度学习的评价,不只包括知识技能层面的评价,还包括价值观态度、专业认

同感和专业学科的认识论规则。学习科学专家戴维·谢弗认为深度学习是一种教化

(enculturation),教化不仅包括知识和技能,还包括价值观态度、专业实践的决策依据和

方式方法。相应地,深度学习评价的内容不仅是知识、技能,还包括价值观态度、专业实践

的决策依据和方式方法等。即使是在知识技能层面的评价,也需要考察学习者对知识之

间联系的掌握程度,在戴维·谢弗教授看来,理解知识不只是理解知识本身,更是理解知

识之间的关联。需要注意的是,知识技能与价值观态度和专业实践的方式方法也是相互

关联、相互影响、共同发展的,学习者在深度学习中运用到的知识、技能和价值观是相互联

系的,基于社交网络分析的定量分析方法能够衡量这种联系。

68

表1 深度学习能力框架

三大领域 六维能力 具体表征

认知领域

掌握核心学业内容

基本理解某学科知识点并进行知识的迁移,即学生能够通过

理解和迁移在新情境中解决问题

批判性思维和问题解决能力 运用某一学科的核心工具和技术阐述及解决问题

人际领域

有效沟通

有效地组织信息和数据,与同伴交流并为对方提供适当的建

议和反馈

合作

以团队合作的方式共同完成任务,包括制定共同的团队目

标、规划解决问题的步骤、识别完成目标所需的资源、整合合

作过程中的观点

个人领域

自我导向的学习

对学习过程进行自我监控和指导,包括设置学习目标、跟踪

学习进程、掌握学习技巧和策略等

学习心志

属于影响学习参与度的动机部分,包括对学习共同体有强烈

的归属感;将学习理解为一个社会过程并主动向他人学习等

(二)深度学习的评价方式

表现性评价是深度学习的主要评价方式之一。表现性评价是对学生在真实或模拟情

境中完成复杂任务的过程和结果做出判断 [9]。其主要特征是学生经历在真实情境中解

决问题的过程,并根据评价规则引导自身进行反思[10]。完成复杂的任务不仅需要回忆信

息、运用概念、进行概括及解决问题的认知能力,也需要态度与社会技能等非认知领域的

技能参与[11]。因此,表现性评价不仅评估认知能力,非认知能力也能通过表现性评价进

行衡量,如自我定向、与人合作的能力等。

指向深度学习的表现性评价需针对批判性思维、协同工作、有效沟通等要素设计多种

多样的评价任务,例如,论文写作、实验与调查、表演、辩论等,教师通过建立评价规则,引

导学生进行自我主导的学习。然而,采用表现性评价对学生的深度学习进行评估不是一

个理论上的问题,而是如何实施的问题,评价者需要依据目标精心设计评价任务,并建立

评分等级与具体表现行为之间的联系。

三、技术赋能深度学习评价

尽管教育理论界高度关注深度学习,但深度学习评价尤其是借助智能技术开展的深

度学习评价仍寥寥无几。常用的评价工具有问卷调查、纸笔测验等。虽然这些方式的评

价效率高且操作简便,但不能全面、准确地反映其特征;在开放活动和研究性学习中,手工

收集和评价学生的深度学习也存在效率低、成本高的缺点。因此,如何利用智能技术支持

深度学习的评价,降低评价成本,提高评价效率,甚至突破评价环境的局限性,成为推动深

度学习评价的当务之急。从任务流程上可将技术赋能的深度学习评价分为评价信息搜

集、评价信息处理和评价信息存储三个环节。

(一)评价信息采集

评价信息大致分为三类:学习者的生物特征信息(如脉搏、血压等)、学习的动作行为

信息(如手势、面部表情等)以及人机交互行为数据信息(如鼠标点击次数和时间等)。学

69

习者的生物特征信息能够通过传感器来获取,例如脉搏、血压、生物电等信息,用以分析学

习者身体状态、情绪、心理特征等情况,为学习者提供及时的学习支持[12]。运用摄像机捕

捉面部表情和手势即是行为特征采集的过程,同时,利用表情识别、语音识别等技术能够

识别行为,进而分辨学习者在深度学习中的情感状态;此外,运用神经测量技术采集学习

者的眼动数据和脑电活动,获取学习者的情感状态、认知活动相关的指标。交互行为数据

采集,则需要对学习者在学习环境中的交互行为日志进行建模,构建包含点击数据、交互

行为数据、响应反馈等信息的模型。

(二)评价信息处理

数据挖掘技术能对线上学习活动产生的海量信息进行实时计算和分析,对学习者的

学习风格、学习方式、学习态度和学习需求等有较为精准的预测和了解,进而为全面评价

学生的深度学习情况提供支撑。随着教学管理系统的应用及在线学习系统的兴起,教育

数据增长迅猛,对海量数据的处理和分析已无法再用传统的技术手段,而数据挖掘技术则

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国际教育数据挖掘工作组将教育数据挖掘定义为运用新的方法

和技术,将教育系统中的原始数据转化为有用的信息的过程,以方便教育者、学习者和管

理者使用,从而改善学生的学习环境和学习支持服务。在Internet环境下的数据挖掘被

称为网络信息挖掘(webmining),可分为三类:内容挖掘(webcontentmining)、结构挖掘

(webstructuremining)和用户使用记录挖掘(webusagemining)[13]。根据不同的分析目

的和数据来源,研究者可以选择不同的数据挖掘技术。

自然语言处理是处理文本数据的关键技术之一[14]。自然语言处理可对在线学习、网

络培训和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MOOC)中学生交互信息、发帖信息等文本类的信息进行

分析。语义分析是自然语言理解的核心任务之一,它是指机器运用各种方法,理解一段文

字所表达的意义[15]。借助机器学习和训练的方法,将文本中的词映射到具有固定长度的

向量,不同的词向量组成一个向量空间,并通过分析模型计算文本。该技术已被广泛应用

于论坛互动内容观点挖掘和互动文本情感识别分析中。利用这一技术能够分析真实的过

程性学习数据,了解学生的前验知识,获取学生的知识漏洞,追踪和描绘学生的学习过程,

进而达到个性化和智能化的评测目的。

深度 学 习 是 人 工 智 能 领 域 一 种 新 的 数 据 处 理 技 术。 它 借 助 神 经 网 络 (neural

network,简称 NN)模拟人脑的多层抽象机制,通过逐层特征变换实现对输入数据的深度

表达。由于神经网络模拟了人脑的学习过程,因此它能够实现对现实世界中大量数据的

抽象表达。这一技术在语音识别﹑图像手写识别等领域具有优异的性能。实践证明,深

度学习可以获取具有潜在复杂结构规则的自然图像、视频、语音和音乐等数据中的潜在的

本质特征或规则[16]。

(三)评价信息存储

信息存储方面,区块链技术支持开放安全的数据记录和分布式存储,为数据储存提供

了一种更为灵活的储存方式。区块链的运作机理是将传统由中心机构统一记录和管理的

记账账单变为全网公开并由各个节点共同维护的账单,全网的用户能够查询每笔交易信

息,所有用户可以共同核对账本中的信息,这样交易无论是否存在第三方信用主体,均可

得到信用担保,从而保障信息的真实性与可信度[17]。区块链技术的匿名性、有效的防篡

改性、可追溯性、去中心化的特征,使得该技术在教育数据存储方面具有独特优势。运用

区块链技术存储学生的评价信息,不仅能将信息永久安全地存储在云服务器中,而且能有

70

效保护学生个人隐私,同时允许学生和教育者随时查询和获取。

四、深度学习评价的实践案例

(一)基于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学的问题层次智能分类

教师设问的深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学生学习的深度,有效的问题或提问方式能够

帮助学生达到预期学习效果[18]。因此在提问或编排试卷时需要根据情况设置不同层次

的问题。鉴于此,对问题的层次进行分类就十分必要,这个过程一般是由人工分类来完成

的,但对于大量的数据,往往需要较长的时间,也可能由于个人认知差异导致分类的结果

各不相同。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利用技术实现问题层次自动分类的方法已经出现。

阿宁迪亚(Aninditya)等人[19]将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学作为开发问题层次自动分类

方法的理论指南。以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学中认知领域的学习目标划分为基准,他们由

浅入深将问题的层次划分成:(1)识记:要求学生了解或记忆知识;(2)理解:要求学生通过

描述、转述等进行比较或解释;(3)应用:要求学生直接应用学习信息大致回答问题;(4)分

析:要求学生将问题分解为多个子问题;(5)评价:要求学生用明确的标准评价一个想法;

(6)创造:要求学生将知识重组为新的模式。其中前三类为浅层问题,为引导学生更深层

次的理解奠定基础;后三类为深层问题,学生必须进行深度学习才能完成这类任务。

他们依照上述框架,提出一种利用自然语言处理(NLP)将问题自动分类为浅层和深

层的方法。该方法首先需要预处理文本,包括标注数据集、分词、词干提取和过滤。其次,

利用词频—逆向文件频率算法(termfrequency-inversedocumentfrequency)、朴素贝叶

斯分类器(naiveBayesclassifier)并且融入布鲁姆分类法认知领域构建的问题层次分类模

型,选出具有较好区分能力的词语并给予相应权重,其结果将作为分类预测模型中的特

征,依据这些特征预测属于各个类别的概率,从而实现分类。最后验证结果显示朴素贝叶

斯和 TF-IDF分类方法的准确率达到了85%,说明了该方法分类效果的有效性。

(二)基于SOLO 理论的小学语文课堂深度学习评价

以往国内有关深度学习的研究多集中在理论探讨以及基于经验的建议上,鲜有人利

用测评工具评价课堂深度学习的实际情况。近年来,越来越多研究者将关注重点聚焦于

根据某种分类理论构建评价框架以诊断中小学真实课堂上的深度学习质量,这能够帮助

教师根据学情合理设置深度目标并提供深度学习的机会和空间,为学生能够在差异化的

情境中运用所学提供可能。

为了有效评估学生语文课程的深度学习,刘丽丽运用SOLO 分类理论划分层次并且

借鉴我国课程标准规定以及国际上的阅读素养测量框架构建了深度学习评价工具[20]。

SOLO 分类理论突破了个体内部思维的不可见性,能够从学生学习结果来推测其知识理

解程度。它从能力、思维操作、一致性与收敛、回答结构四个维度出发将理解水平划分为

五个层次,迁移到语文阅读深度学习中由浅至深分别为:前结构水平,指学生无法解决任

务或提取文章要点;单点结构水平,指学生只能解决任务中的某一方面问题以至于得到片

面的结论;多点结构水平,指学生主要基于记忆和复述回答学习任务中的多个要点,但缺

乏知识点整合与联系;关联结构水平,指学生已能够把握各要点之间的联系,形成完整论

点但仍然未融入自己的思考;抽象拓展结构水平,指学生能够连接新旧知识并结合自身经

验积累提出自己的判断,最终形成有逻辑意义的结论。其中,前结构、单点结构和多点结

71

构水平属于浅层学习,关联结构和抽象拓展结构属于深层学习。在构建该评估框架的基

础上,运用德尔菲法通过专家评定来验证其有效性。

研究者利用构建的深度学习评价工具对某小学语文阅读课进行了具体分析。这节课

教师共设置3个任务群,设置48个任务,其中理解性学习任务要求学生进行深度学习,共

计25个任务。全体学生对25个理解性学习任务进行应答反应,共生成26个学习结果,

最后由3位打分者共同评定结果。通过对应答结果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表明约有65%的

学习结果处于水平2,最好学习表现也仅达到水平4,仅占15%,即学生总体的学习程度

还停留在浅层学习,可能原因是大部分学习任务设置也处于浅表层次,学生思维局限在课

文浅表字义。因此,建议教师在设置学习任务时避免停滞在表层,而应该更多地侧重于思

考与设计以促进学生的深度学习。

(三)利用深度学习技术自动评估 MOOC论坛中学习者的认知参与深度和情绪参与

状态

深度学习的发生离不开认知和情绪的高度参与,评价学习者的认知和情绪参与程度

是深度学习评价的重要方面。随着 MOOC 等在线学习方式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学习者

参与到在线学习中,线上学习平台累积了大量的学生发帖数据。深度学习所强调的过程

性评价恰好能够从这些过程性数据的分析和评价中反映,然而庞大的数据量使得人工评

价成为一件极其耗时费力的工作。利用计算机领域的深度算法开展对论坛数据的自动化

评价成为深度学习评价的新方式。

刘(Liu)等人将论坛中学习者的认知和情绪参与分别划分了层次和种类[21]。认知参

与被分为主动认知、建构性认知和互动性认知三个由浅入深的层次。主动认知是指学习

者重复或解释已经存在于课程材料中的概念和观点。建构性认知是指学习者基于课程材

料中已有的概念表达新的观点,比如运用所学知识分析一个案例,或者将知识应用于实

践。建构性认知是指学习者向学习伙伴提出新问题,评价其他学习伙伴的观点,或者基于

他人的观点表达出自己的新观点。从分类中可以看出,主动认知是浅层学习的一种表现,

建构性认知和互动性认知是深度学习的表现;而且,互动性认知的层次比建构性认知的层

次更深。就情绪参与而言,学习者情绪参与被分为积极、困惑和消极三类。积极的情绪参

与是指学习者表达出惊喜、好奇、愉快、骄傲、希望或平静情绪。困惑的情绪是指学习者经

历了询问、怀疑、猜想等。消极的情绪参与是指学习者表达了焦虑、沮丧、无聊、愤怒、无

望、羞愧等情绪。这三种情绪参与没有深浅区分,只有种类之别。

基于上述分类,刘等人开发了一种自动检测认知和情绪参与度的 BERT-CNN 文本

分类模型。该模型结合了 BERT 和 CNN 的优越能力,通过捕获上下文语义词级特征和

融合句子级特征来实现更高的性能。与以往研究中的模型相比,BERT-CNN 模型分别

将认知和情绪参与识别任务的 F1 值提高了 8%和10% 。研究者使用这一模型分析了

8867名在 MOOC论坛讨论生成的60624条数据。为了验证这一模型的可解释性和可

靠性,研究者采用注意力可视化工具分析了分类过程中的语言特征来解释 BERT-CNN

的机制。基于自动分类得到的结果,研究者采用皮尔逊相关分析的方法分析了认知参与

和情绪参与的相关性,结果显示,相比消极情绪,积极或困惑的情绪与较深层次认知参与

的相关性更高,可以认为学习者在到达较深层次学习时通常伴随困惑和积极情绪。这一

研究结果为教育实践者通过提高学习者的情绪参与进而提高认知层次提供了重要的

依据。

72

(四)题目测试与技术评估结合的学术词汇知识深度评估方法(EAV)

评估学生关于词汇知识的学习深度是词汇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因为单词知识的

学习不是记忆孤立的信息片段而是一个高度复杂的问题。仅了解词义等表浅知识不足以

支持学习者合理地运用词汇进行阅读或写作。要想恰当地使用词汇就需要对词汇各方面

有更深层次的学习,例如理解它的形式、使用的条件以及词汇之间关联的方式。目前多数

学校的词汇评估依赖于评估其语义,缺乏对词汇的使用限制等更深入知识的测量,因此开

发一种词汇评估方法以衡量学生对一般学术词汇的知识深度已十分必要。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学者克罗森(Crosson)等人开发了一种测试与技术评估相

结合的词汇深度评估方法(EAV),旨在衡量以英语为母语的学生对英文学术词汇的理解

深度[22]。为了评估学生的词汇理解深度,105名学生首先完成了一项学术词汇测试。测

试题目为选择题,四个句子为一组并且每句提供四个选项,学生需要从选项中选择恰当的

单词使得题目中的每个句子的含义完整。其中,对于单义词,设置一个正确选项和三个干

扰选项作为备选;对于多义词,设置两个正确选项、一个语义干扰以及一个正字法干扰。

干扰程度按照如下顺序逐渐增加:语法干扰最简单,任何可能适合句子的词都与语法干扰

选项的词性不同,这样几乎没有使用过单词或没有记忆过词性的学生就不能排除语法干

扰,区别的是对单词知识处于表层学习的学生;不相关和正字法干扰是指虽然词性适合填

空句子,但语义不符合句子要求,这样能够识别词的语法作用,但不知道语义属性的学生

就无法排除干扰,旨在区别处于浅层学习的学生;语义干扰最困难,测试对词义、单词之间

的关联和使用限制的更深程度理解,区别出具有一定单词知识储备和稳定、精确单词深层

知识的学生。学生在决定接受或拒绝干扰选项时的推理就反映了对要评估的单词知识深

度的思考。语法干扰、不相关干扰、语义干扰分别被设定为判断学生词汇知识的表层、浅

层和深层程度的标准。

EAV 旨在通过测试学生能否排除不同难度的“干扰”项来捕捉学生对学术单词的学

习深度,采用信号检测理论解决确定各干扰类别的排除难度的问题,以确定学生处于表

层、浅层或深层学习程度。另外,由于学习者在完成选择题时可能猜想选择出正确选项,

因此使用 R语言中编写的贝叶斯信念网络(BBN)减少这种误差对真实结果的影响,最终

结合测试结果得到词汇深度掌握的层次。最后,研究人员利用心理测量评估方法、信号检

测理论、贝叶斯信念网络结合后续的认知访谈验证了评估的有效性和技术质量。EAV 植

根于已有的词汇深度测量的方法,对框架进行改进并与技术结合纠正误差,形成了一种通

过衡量干扰来判断学生学术词汇知识深度的新方法。

五、智能化深度学习评价研究展望

智能化深度学习评价是智能时代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发展的必然趋势。借助智能设

备我们可以采集到学习者大量的行为数据,并通过统计方法寻找行为的模式和规律。目

前的挑战是如何在处理海量数据时不失去对数据内在含义的理解。若孤立地处理分析数

据,而缺少对数据来源和情境的认识,或未能把握数据潜在的含义,可能会面临“垃圾输

入、垃圾输出”的风险,或易受到“统计相关”蒙蔽而做出对因果关系的误读[23]。西蒙·派

珀特 (Seymour Papert)的 弟 子 戴 维 · 谢 弗 (David Shaffer)提 出 的 量 化 民 族 志

(quantitativeethnography)方法对开展深度学习评价具有指导意义。量化民族志是一种

73

融合了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的评价方法,既吸收了定量研究系统、客观、可泛化的优势,也

借鉴了定性研究对意义的深层解读。量化民族志可用于解读开放的任务情境中的行为数

据,对数据进行定量和定性解读。相信只有立足于坚实的理论基础开展深度学习的数据

挖掘和评价研究,研究者才不会囿于“统计参与活动时长、资源点击频次”等浅表分析,而

深入分析学习过程中更细致入微的现象和特征[24],实现有深度的评价研究。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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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DeepLearningEvaluation:TheoreticalModels,

RelatedTechnologiesandPracticalCases

WANG Meng-ke,WANGZhuo,CHENZeng-zhao

(FacultyofArtificialIntelligenceinEducation,CentralChinaNormalUniversity,Wuhan430079,China)

Abstract:Deeplearningisageneraltrendofinternationaleducationreformandacorerequirementfor

thedevelopmentofcorecompetencies.Howtoevaluatedeeplearningisachallengingtaskrelatedto

thedevelopmentofdeeplearning.Bloom’staxonomyofeducationalgoals,Weber’sdepth of

knowledgemodel,andthemulti-dimensionaltheoreticalsystemofdeeplearningevaluationprovide

asolidtheoreticalbasisfordeeplearningevaluation.Intelligenttechnologiessuchasfacialexpression

recognition,speechrecognition,naturallanguageprocessing,andblockchainhavegreatapplication

prospectsinthecollection,processingandstorageofevaluationinformation.Theresultsofthecase

studiesdemonstratethattechnology-enableddeeplearningassessmentsareplayinganincreasingly

importantroleinthecontextofonlinelearning.Lookingforwardtothefutureofintelligentdeep

learningevaluation,weconcludethatquantitativeethnographic methodsprovide methodological

guidancefordeeplearningevaluation.

Keywords:deeplearning;depthofknowledge;performanceevaluation;intelligenttechnology;

quantitativeethnography

[责任编辑 苏良亿]

75

第59卷 第6期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Vol.59 No.6

2023年11月 JournalofGuangxiNormalUniversity(PhilosophyandSocialSciencesEdition) Nov.,2023

doi:10.16088/ji.ssn.1001-6597.2023.06.008

[收稿日期]2023-08-12

[基金项目]广西哲社规划“独立学院转制若干法律问题研究”课题(YFZX2019001)

[作者简介]谭智雄(1971— ),男,广西贵港人,广西师范大学副研究员,研究方向:法学理论、教育法规。

教育组织如何实现成功转型?

———基于广西各独立学院转设的经验研究

谭智雄

(广西师范大学 法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6)

[摘 要]独立学院转设是教育组织转型的微观缩影与具象呈现,是平衡高等教育需求增大与办学

经费投入不足之间的矛盾的必然选择。正视并破解独立学院转设后的发展困境,对推动民办高等教育内

涵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借助生命周期理论,以广西五所独立学院转设为样本,研究发现独立学院转设

后,面临品牌效应丧失、师资力量不足及结构不优、办学条件保障薄弱、内部治理机制不健全四个方面的现

实挑战。破解这些困境,需要从加强顶层设计、强化统筹监管,优化治理机制、整合各方资源,打造师资队

伍、完善评价体系,注重文化建设、提高办学声誉等方面提升自我适应能力,使转设后的独立学院在巩固办

学成果的同时实现高质量发展。教育组织的发展具有生命周期规律,阶段性变更并不代表教育组织转型

的完成,而是需要不断地为下一个“质”的飞跃做“量”的积累。

[关键词]中国式教育现代化;教育组织;独立学院;转设;政策保障

[中图分类号]G5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597(2023)06-0076-10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式教育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工

程和核心保障。在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中,不同的教育组织总是面临着不断转型、改

革与发展的历史课题。现实地看,基础教育领域的“民转公”“集团化办学”,高等教育领域

的“独立学院转设”等等改革,不仅意味着相关教育组织功能定位的调整,而且意味着组织

结构的重塑和转型。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并强调“要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引导规范民办教育发展”[1]。民办教育特别是民

办高等教育在党和国家的教育事业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民办教育组织如何转型尤

其是独立学院转设是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推进中国式教育现代化不可回

避的时代课题。

独立学院作为教育组织的特殊类型之一,其转设是教育组织转型的微观缩影与具象

呈现。换言之,透过独立学院转设可窥见教育组织转型的内在规律。“转设”,是独立学院

为了适应环境变迁,主动自我调试、自我适应、自我变革的方式,是从一个阶段走向另一个

阶段的过渡期[2],是范式的嬗变与认知的转化,是其在形式、结构以及本质上发生的深刻

质变。近年来,学界对教育组织转型开展了诸多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既有研究较多

76

地从变革的视角探究转型,认为组织变革可划分为两个渐进式的阶段。其中,第一阶段的

变革往往发端于稳定的环境中,是组织的部分调试,牵涉过程、结构的细微调整,其历经漫

长的积累,是一种“量”的积累;组织转型隶属于第二阶段的变革,它突显的是“根本性”变

革的特征,是组织的核心要素催化的结果,是一种“质”的飞跃。既有研究多数从教育组织

的外部和内部环境的分野中去探究组织转型的原因。多数学者将组织转型归因于外部环

境的根本性变化,有学者指出关键阻滞因素、普遍阻滞因素、显著阻滞因素、特有阻滞因素

四类[3]是造成组织转型的外部因素,有学者聚焦于教育组织公共性生长困境,认为需要突

破旧公共性的路径依赖、差序格局的文化制约、制度环境的现实塑造[4]等因素以促进组织

发展,组织转型也是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相结合的过程[5]。从内部动因看,

有学者认为组织转型是组织精英在综合考量各种因素后自我选择的结果[6]。

独立学院转设具备生命周期的特征。在历史上,独立学院在“主动适应”[7]社会对高

等教育的需求增大而国家财政支付能力有限的矛盾的背景下应运而生。它凭借办学声誉

高的公办高校,吸纳民间资本入驻高等教育领域,在扩大高等教育规模、优化高等教育结

构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社会组织的发展反映了既定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迁[8],新

时代国家对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其自身依附性办学也暴露出诸如在

办学理念、办学质量以及资源依赖[9]等方面的新问题,转设势在必行。独立学院自主独立

办学后的新样态已然成为学界关注的新焦点。究其本质,独立学院的转设从属于教育组

织的动态转型的论域内,其从产生到依附再到转设的成功完成,均体现着组织转型与生命

周期的特征。从组织转型视角动态地探究独立学院转设成功的一般规律以及转设成功后

所面临的困境,不仅关乎独立学院的发展,更关乎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宏伟蓝图。有鉴于

此,本研究以广西的五所独立院校转设为样本,立基于组织的生命周期性理论,力图深入

探讨独立学院转设后所面临的挑战,并提出相关对策,希冀为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研究提

供参考。

二、案例简介与解析视角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为推进独立学院转设和民办教育的高质量发展,不同省

份、不同领域的有关部门都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与实践。本研究拟通过分析广西五所

独立学院成功转型的典型案例,有代表性地展现独立学院转设的实践探索,并概括出其多

元化举措背后一般性的实践机制。

(一)案例简介:独立学院成功转设的广西实践

广西壮族自治区共有9所独立学院,本文选取其中已经成功转设的五所作为研究对

象。依据其与举办高校合作办学一方主体身份的不同,独立学院主要分为两类:国有民办

型独立学院和民有民办型独立学院。前者主要由国有企事业单位与举办高校联合创办,

具体又细分为两种模式:一种是举办高校联合由地方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导

的国有企业创办而成;另一种是举办高校与其基金会或者其所属校办企业创办而成,该模

式被称“校中校”,创办国有民办型独立学院有利于减轻举办高校办学经费压力,有利于弥

补国家对高等教育投入的不足,但受举办高校“溢出效应”影响严重,属于“同构性扩

张”[10],在学科专业、课程设置、人才培养等方面缺乏特色。后者通常由举办高校与民营

法人或者自然人共同创办,除能够获得举办高校在师资队伍、招生就业、管理团队、学科平

台、治理机制等方面的帮助外,其发展前景同普通的民办高校别无二致。

根据《关于推进独立学院转设工作的实施方案》的规定,可供独立学院选择的转设路

77

径有三条:转为公办、转为民办和终止办学。独立学院选择何条转设道路不仅受举办高校

党委、行政的决策思路影响,也受独立学院办学模式、招生规模、发展前景、政策考量等因

素的影响。路径的选择,关系独立学院的未来,转设是意味着独立学院将脱离所依附的举

办高校,成为一所完全独立、自主的高校。

上述五所独立学院均采取转为公办和转为民办两种方式(参见表1)。第一,转为公

办。独立学院既可以选择转设成为举办高校旗下的异地分校,亦可以选择与其他公办高

校合并。如广西大学行健文理学院成功转设为广西教育厅主管的公办高校,选择此路径,

独立学院能有较高的社会认可度与接受度,可以获得来自地方政府相对稳定的财政支持

与政策扶持,但其办学经费将受到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制约,且办学体制、机构设置相对

固化,转设后存在人才培养同质化、办学特色难以彰显、内部活力难以激发的风险。第二,

转为民办。往这个方向走,摆在独立学院面前有国有民办型高校和民有民办型高校两条

道路供选择。不论选择哪条道路,均会面临以下几方面困难:在资产分割方面,常因举办

高校投入的无形资产价值评估存在争议、原始投资比例未及时验资等情况,存在资产分割

不清晰导致过户困难、国有资产流失的风险;在师生认同方面,基于转设后品牌效应丧失

会使社会降低对该校师生的认同感,内部思想短时间内难以达成共识,转设合力较低;在

长远发展方面,由于存在高等教育长期性与企业发展周期性的矛盾,而企业具有逐利的天

性,若转设后民办高校治理能力欠佳或国家政策面上发生调整,会损害企业办学的积极

性,导致师生的利益以及学校的长远发展受到威胁,企业资本投入的不确定性会埋下不稳

定的种子。

表1 广西成功实现转设的独立学院

学校名称 完成时间 方向 举办方

柳州工学院

(原广西科技大学鹿山学院)

2020年4月 转为国有民办

柳州市东城投资开发

集团有限公司

桂林学院

(原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

2021年5月 转为国有民办

桂林新城投资开发

集团有限公司

桂林信息科技学院

(原桂林电子科技大学信息科技学院)

2021年6月 转为民有民办

东莞市新弘电实业

投资有限公司

南宁理工学院

(原桂林理工大学博文管理学院)

2020年11月 转为民有民办

天有世纪教育咨询

有限公司

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大学

(原广西大学行健文理学院)

2021年5月 转为公办 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

资料来源:根据各高校官网整理。

(二)解析视角:生命周期理论视阈下独立学院教育组织的转设

上述五所独立学院的成功转设,本质上是教育组织的转型和升级。为了应对不断变

化的外部环境,组织犹如生命体般适应着环境的变化。这与格雷纳的生命周期理论相一

致(如图1所示)。1972年,格雷纳提出了组织成长与发展的五阶段模型。他认为,在不

同阶段必须有不同的组织战略和组织结构与之相适应,一个组织的成长大致可以分为创

业、聚合、规范、成熟、再发展5个阶段。每个阶段的组织结构、领导方式、管理体制、员工

心态都有其特点。每一阶段最后都面临某种危机和管理问题,都要采用一定的管理策略

解决这些危机以达到成长的目的。我国的独立学院隶属于教育组织的范畴,跟其他组织

类型一样具有生命周期性,同样经历了创造阶段、指令阶段、授权阶段、协调与监督阶段、

78

转设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特征。

ED5L!+J

33+T

3

3

+

>

fi

(/K533$ (/K533 L

EDD@+J

EDA+,+J

EDffi+J

Mffi EDM+J

7/ffi

ffi

3)/+ffi

$+ffi

图1 广西各独立学院教育组织生命周期演变

1.创造阶段。20世纪90年代,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改革的需要,一些高校开始尝试

引入社会资本合作办学,独立学院应运而生。在其最初诞生之时,突出的特点是独立学院

的培育与宣传、资料收集与整合,艰难的发展与低收益相伴随。独立学院教育组织处于幼

年时期,规模相对较小,享有较大的决策权利。进入21世纪,这种办学形式迅速由沿海地

带蔓延至全国大部分省市,从全国范围来看,到2003年从最初的江苏、浙江两省举办独立

学院,到全国有25个省市举办了独立学院,独立学院的数目达到360多所。数量的激增

伴随着领导危机的产生,于是到了这个阶段的后期,一场领导力危机引发第一次教育组织

变革,标志着第一阶段的结束。

2.指令阶段。2003年,教育部印发《关于规范并加强普通高校以新的机制和模式试

办独立学院管理的若干意见》,正式定名为“独立学院”,并规范了独立学院的办学性质、管

理模式等,还提出试办独立学院要贯彻“积极支持、规范管理”的原则。独立学院进入持续

发展阶段,随着独立学院组织结构功能化、制度建立及完善以及资本管理、激励机制、预算

制度、标准化管理的出现,独立学院变得更加多样化和复杂化。

3.授权阶段。作为一种补充性、试验性和双重性的办学模式,独立学院在发展过程

中,其弊端也逐步凸显。分权型组织结构引发组织又进入了一个成长期,独立学院多存在

分散的组织结构、运营及市场层面的本位责任、各自的利益中心、盛行的财务激励机制、基

于阶段性回顾的决策机制等特点。

4.协调与监督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各种正式的管理系统被一一建立起来,以此

来协调和监督组织管理。

5.转设阶段。独立学院进入新的成长阶段,这一阶段通过转设来解决独立学院的成

长问题。2020年,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独立学院转设工作的实施方案》,要求把

独立学院转设作为高校设置工作的重中之重,积极创造条件推动完成转设。到2020年

末,各独立学院全部制定转设工作方案,同时推动一批独立学院实现转设。原则上,中央

部门所属高校、部省合建高校举办的独立学院要率先完成转设,其他独立学院要尽早完成

转设。转设阶段是独立学院自主办学的新的开始,经过了前面四个阶段的发展,独立学院

变得更为成熟与完善。

79

三、当前我国独立学院教育组织转设后面临的挑战

就现有的办学实践而言,当前我国许多独立学院教育组织在转设后依然面临着共性

的品牌、生源、师资、经费、经验等挑战,不仅给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带来隐患,也给国有资

产的安全带来很多不确定性,掣肘独立院校高质量的发展。

(一)品牌效应丧失,生源与就业吸引力下降

独立学院在其转设之前,依靠举办高校的声誉及社会影响力,在生源组织、人才培养、

学生就业等方面享有天然优势,然而独立学院转设工作完成后,由于其与举办高校的切割

分离并变更校名,造成品牌资源丧失、人才资源流失、办学条件窘迫、社会认同度降低,以

致转设后的独立学院在招生和就业方面面临很大的挑战和压力。比如在招生方面,通过

调查,笔者发现转设后的桂林学院(2020年和2021年)的招生计划数未发生改变,均为

3300人;转设后的柳州工学院招生计划数则由2020年的3000人扩大到2021年的3300

人,招生人数不降反升。招生计划数的增加不一定意味着独立学院在丧失品牌效应后对

生源的吸引力没有下降,因为招生计划数不等于实际录取数,而实际录取数也不等于新生

实际报到数。广西四所转设成为民办高校的独立学院均在官方网站上注明了其“曾用

名”,这表明独立学院转设后,希冀外界了解其曾与某知名高校存在联系,进而提升社会对

其办学的接纳度和认可度。

在就业方面,校名的变更也会使外界对该校毕业生的质量产生怀疑,因为毕业证及学

位证上加印原举办高校对用人单位的吸引力,显然高于一所名不见经传的高校。现实中,

不少独立学院的在校生曾因转设事宜向其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提出过异议,学生担心独立

学院转设后会对其就业产生不利影响,因为其高考填报志愿时,选择独立学院的主要原因

是独立学院与举办高校的密切关系,有一定的名校情结①,然而,独立学院转设后的校名

变更为与举办高校毫无关联的另一名称,难免会使学生产生心理落差。通过观察柳州工

学院和南宁理工学院的就业率可知,柳州工学院转设前的1999年和转设后的2020年,就

业率分别为92.4%和88.3%,南宁理工学院这两年的就业率分别为95.39%和85.75%,考

察其就业率下降的原因,不能否认学校转设因素的影响。因此,如何打造自身的品牌,增

强自身对广大考生及用人单位的吸引力,是转设后的独立学院需要直面的事情。

(二)师资力量匮乏,人员结构有待优化

独立学院转设后的师资力量,通常面临数量不够、质量不高、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如

桂林学院现有专任教师710余人,其中自有教师占比六成(约450人),外聘教师占比四成

(约260人),自有教师的比例略高于外聘教师。然而,桂林学院的在校生人数实际上已经

达到12630余名。根据《普通本科学校设置暂行规定》中生师比18∶1的要求,考虑到外

聘教师一般仅在一段时间内来校执教,故该群体为学校发展提供的教学力量与科研力量

实属有限,若剔除外聘教师,桂林学院生师比应远高于这一比例。在师资队伍的质量及结

构方面,目前柳州工学院、桂林学院、桂林信息科技学院、南宁理工学院的高级职称教师数

量占其教师总数的比重分别约为35%、31%、37.8%、32%;硕士学位以上教师占比分别约

为60%、71%、63.2%、49%;教师年龄以80后、90后为主体,这样的师资结构难以支撑转

设后的独立学院真正实现内涵式发展。因此,独立学院转设后一般会在第一时间着力推

进人才引进工作。例如,于2021年6月完成转设的桂林信息科技学院在同年8月即发布

80

① 尹律、戚振东、杨婧:《“认本家”情结与企业内部控制有效》,《财经理论与实践》2022年第1期,第81-86页。

专任教师招聘公告;于2021年5月完成转设的桂林学院在同年10月发布人才招聘启事。

从目前来看,虽然转设后的独立学院提供了比转设前相对优厚的待遇及条件,但囿于学校

影响力不大、教学科研平台不多、学科专业发展薄弱等现实因素,招聘难以达到预期效果,

尤其对博士研究生及高层次人才的吸引力不大。

综上所述,独立学院完成转设后,虽然其师资总量基本满足普通本科高校的设置条

件,但从中长期发展来看,如何通过“引、培、留、聘”等方式,不断扩大自有教师的规模,改

善人员职称、学历、年龄等结构,打造一支适合自身发展的高质量师资队伍,是学校当务

之急。

(三)经费来源单一,办学条件保障程度较低

独立学院转设,通常会导致举办者发生变更。从教育部2021年5月发布的新一批

《拟同意设置本科高校名单》可以看到,东莞市新弘电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桂林新城投资开

发集团有限公司分别成为桂林信息科技学院、桂林学院新的举办者。这意味着有一方投

资主体退出了办学活动,新一方投资主体加入筹资办学过程当中。在举办者发生变更后,

如何保障产权关系分割清晰,如何保障学校办学基础条件的稳定,是独立学院转设后需要

解决的基本问题。《民办教育促进法》第三十五条规定,民办学校对举办者投入办学的各

项资产以及办学积累,享有法人财产权。由此可知,独立学院在转设之后,其合法享有的

各项资产必须过户到学校[11]。学校应当对图书馆、教学楼、实验楼、运动场馆等办学场所

享有所有权。同时,独立学院转设之前所积累的财产,投资者出资用于办学的土地、开展

办学活动所需要的校舍等资产,应当足额过户到学校,确保学校法人的财产权得以严格落

实。但是当前,独立学院转设后校园内部的教学楼、校舍用地等办学设施普遍存在着产权

未明晰到位的问题,其办学条件的保障程度较低,成为阻碍其发展的瓶颈[12]。

独立学院隶属民办教育的范畴,采用民办机制办学,其办学经费主要依赖学费收入。

办学经费来源的单一化会制约转设后独立学院的长远发展。转设后的独立学院既面临新

的举办者办学理念调整所带来的风险,也面临生源吸引力下降导致招生计划无法完成的

风险,这都对其办学经费的维持带来不确定性。因此,如何保障转设后独立学院办学经费

来源的持续稳定,并使学校软件和硬件能够支撑办学的发展需要,是对省级教育行政部

门、举办者及转设后的独立学院的一个巨大考验。

(四)办学经验不足,内部组织机制亟待改善

《独立学院设置与管理办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作为独立学院最高决策机构的

董事会或者理事会,举办高校的代表不得少于五分之二。因此在办学管理方面,独立学院

的党委书记、院长及部分管理骨干,一般由举办高校派出。这一办法在独立学院设立之

初,能较快地将举办高校的办学经验甚至管理体制移植到独立学院,使独立学院的办学迅

速走上轨道。但在独立学院转设之后,由于举办者发生了变更、独立学院更改了校名、办

学理念有较大调整等诸多因素,部分举办高校管理团队产生了回流,部分优秀师资出现了

流失,新旧管理模式发生了碰撞,因此办学经验不足的窘境凸显了出来,比如柳州工学院、

桂林学院、桂林信息科技学院这三所高校的举办者,在接手独立学院之前,公司业务和经

营范围与教育行业几乎无关联;南宁理工学院的举办者在其经营范围的十几项内容中,只

有“教育咨询”一项与教育有某些关联。这意味着这些新的举办者对高校办学的经验几乎

为零。

81

四、促进中国式独立学院现代化的应对之策

转设后的独立学院必将长期处于独立性塑造的转型期,举办者须正视这一特殊时期

面临的生源不足、就业不旺、条件不佳、师资短缺、管理滞后等方面的问题。面对短期内存

在的影响教育教学活动正常稳定开展的情况,安于现状、听之任之绝非独立学院实现从外

源性资源依赖到内生性自主发展的明智选择[13]。为了实现自身的良性长远发展,独立学

院转设后必须在发展定位、机制完善、师资打造、品牌建设、文化营造等方面进行自我

提升。

(一)加强顶层设计,强化统筹监管

转设后的独立学院大多隶属于民办教育事业的范畴,而民办教育事业作为一项具有

公益性的文化教育事业,其模式探索、发展前途与国家的政策导向、法律法规密不可分。

鉴于民办型高校的举办方大多数为公司,追逐利润是公司投资办学的原动力之一。根据

2018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十九条之规定:“民办学校的举办

者可以自主选择设立非营利性或者营利性民办学校。”因此,政府首先应当引导转设后的

民办型高校明确自身的办学性质,合理确定转设后的发展目标,落实办学主体地位;其次,

应当进一步完善民办教育法律体系,对民办高校的营收、资产处置等方面进行法律规范,

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手段保障其转设后实现可持续发展;再次,有关行政部门应当在招生指

标、项目申报、专业设置等方面对民办高校给予政策倾斜,在财政奖补、贷款贴息、金融支

持等方面给予明确的政策扶持,为鼓励独立学院转设后探索办学机制,推动其向民办应用

技术型高校转变提供政策帮助。由国家来建构合意的社会组织系统,由政府来主导其方

向,是我国社会组织的现实需要[14]。教育行政部门应当从宏观层面进行顶层设计和统筹

规划,主动关注独立学院在转设后遭遇的种种困难,有针对性地出台政策措施以克服政策

碎片化的现状,为独立学院转设后的发展指明方向。

对转设后的国有民办高校面临办学条件保障程度较低的问题,各级政府应当协调加

强不同部门之间的协作配合,健全多部门协同参与的工作机制,使校园占地面积不足、建

筑面积及硬件设施无法满足办学需要的问题得到解决。第一,统筹自然资源、发改、财政、

编制等行政职能部门,积极探索多元化的供地模式。政府相关部门应当因时、因地制宜地

向民办高校提供划拨、出让、租借、作价入股等多种供地选择,在解决其用地问题的同时盘

活闲置资源;第二,教育行政部门应当根据独立学院转设后的办学规模、学科专业设置以

及不同区域动态情况,监管与评估其招生方案、人才培养、教学质量、就业服务等办学事

宜,严格规制各种违规办学行为;第三,针对民办高校举办者具有营利性的属性,为了使高

校举办者的权益与保护学生受教育权、促进高等教育发展的公益处于平衡状态,地方政府

及教育行政部门应主动了解各方主体的诉求,正视举办者的营利属性,探索制定一个既切

合本省(市、自治区)实际又助于教育资金合理流动的回报比例。

(二)优化治理机制,整合各方资源

独立学院转设后,既要保障新举办者的利益,也要维持学校的平稳运转,为此,需要对

董事会或理事会等决策机构的人员进行重组,需要新构建一套自己的管理团队,需要改革

完善内部的组织机制和工作机制,需要探索出适合自身发展、凸显自身优势的治理体系及

办学模式。但学校治理和公司治理有着天壤之别,摆在新的举办者和管理者面前的道路

将坎坷不平。转设后的独立学院会面临董事会或理事会等决策机构的组成人员需要重新

改选的问题。为此,高校首先应当按照法规政策调整人员,使组织架构科学化、合理化;其

82

次,在董事会或理事会等决策机构人员构成方面,应当合理确定举办者、利益相关者等人

员的数量,并在此基础上协调党委、院长等党政管理人员之间的关系;再次,对于重大事项

的决策,应当严格落实民主决策程序,以充分调动教职员工、二级办学单位等学校主体的

主动性与创造性。具体而言,高校应当坚持党委的领导核心作用,保证民办教育事业的公

益属性,使各种办学风险处于可控状态,为转设后实现学院可持续发展奠定牢靠基础;在

学校内部治理体制方面,应当坚持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同时明确、优化董事会等学

校执行、监督机构的人员构成,并将学校党组织的负责人纳入机构组成当中[15]。

学校内部的治理结构在得到优化之后,应当使其在发展定位、办学治理、政策调整、风

险预判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在招生就业方面,面对可能遇到的生源危机,学校内部机

构应当提前做好风险研判,出台应急预案,探索市场化经营模式,健全违规招生惩治办法;

在办学治理方面,应当积极运用数字化、信息化手段,打通职能部门之间的壁垒,避免出现

管理僵化、机械化等问题,在管理机制建设中贯彻“柔性化管理”理念[16],最大限度地规避

各类办学风险;在与举办高校的关系方面,转设后的独立学院应充分利用过渡期这一机制

(此机制一般保留至独立学院转设前的最后一届学生毕业离校),与举办高校保持良好的

联系和合作,有效利用好举办高校的相关资源,如管理团队、师资力量、图书资料、教学场

馆、实验器材、科研平台,等等,使其在过渡期内得以平稳过渡。

(三)打造师资队伍,完善评价体系

独立学院完成转设之时,其师资力量通常只是达到了教育部对独立学院转设的基本

门槛,故现有师资难以满足其当前及长远发展所需。因此,要通过招聘来增加人才数量,

要通过培育来筑牢人才队伍,要通过外引来提升人才质量。以桂林学院为例,2021年计

划招聘专职教师数为66名,要求应聘者具备硕士及以上学历或者中级及以上职称;或许

是考虑到其在吸引高层次人才方面的优势不明显,该校亦发布了面向社会退休人士招聘

专职教师的计划信息表。与专职教师招聘计划不同的是,面向退休人士发布的招聘计划

并未明确规定招聘人数,而是写明拟招人数视各专业现有在校生、现有教师数及应聘情况

决定。桂林学院人才招聘的组合方式可谓两条腿走路,既解决师资队伍量上的问题,又调

整了师资队伍的学历、年龄和职称结构,同时也切合自身在吸纳高层次人才及资金投入方

面的实际。

对民办高校而言,培育并稳定好既有的师资队伍,充分发挥并激发其潜力,使之成为

学校建设发展的中坚,是师资队伍建设的必然选择。第一,提升福利待遇,完善薪酬制度。

为稳定学校的师资队伍,让教师安居乐业、潜心教学和科研,应不断改善教师工资待遇及

工作条件,提升其在住房、养老、医保、子女教育等方面的福利待遇,使薪酬标准不低于同

城高校或同类高校,以增加教师的获得感和幸福感。第二,提供常态化深造机会,扩展发

展空间。学校应当出台政策,激励教师不断求学深造,有计划地选派教师到国内外知名高

校进修访学或提升学历,使现有师资的学历结构得到改善的同时,也从政策上支持和服务

教师专业成长和继续教育,以增强教师的归属感。第三,搭建多种平台,出台激励措施。

学校应定期开展优秀教师、最受欢迎教师、教学名师等荣誉资格的评选,打造教学经验分

享、教学案例展示的平台,并将评选结果纳入职称评定、岗位晋升和绩效考核,以提升教师

的成就感。相信在外部人才引进、内部师资培育双重措施、双管齐下的助力下,转设后的

独立学院必能打造出一支适合自身发展所需的高质量师资队伍。

(四)注重文化建设,提高办学声誉

校园文化是学校办学过程中形成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既包括校园建筑风

格、景观风貌、环境设计等物质层面的内容,也包括学风、校风、人文、传统、体制等精神层

83

面的内容。校园文化是一所大学精神文化发展的根本性因素,是学校持续健康发展、教师

合力潜心育人、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才的重要动力,正确的办学方向和高质量的办学成果

凝聚成的深厚的校园文化,提高了学校的影响力,赢得较高的办学声誉,是学校综合竞争

力的重要体现。

对独立学院而言,因为办学时间短,无论是物质文化还是精神文化的积淀都较浅,缺

乏实践经验,因而往往在校园文化建设上缺乏整体性、系统性,缺乏深度和特色,未能发挥

出校园文化应有的凝聚、引领作用。转设后的独立学院更应加强校园文化建设,这既是促

进学校内涵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深入推进“三全育人”的必然选择,更是提升其社会认

可度、提高办学声誉的必要举措。首先,要准确定位校园文化,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引领校园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引导广大师生自觉践行核心价值观,

成为学校不断发展的动力;要根据自身发展定位和特色凝练出校园文化的内涵,形成整体

性、系统性的校园文化建设体系。其次,要培育优良校风和学风,强化立德树人使命,积极

营造学校依法办学、民主管理、风清气正、向上向好的良好氛围,使师生对学校的认同感不

断增强,凝聚力不断提升。再次,要创新体制机制,要改革教育评价体系,使师生内在动力

得到激发。独立学院转设后,前期建立在举办高校基础上的措施办法一般不再适应新的

形势和要求,要结合新的形势,建立一套适合自身发展需要的体制机制,使师生创新创造

活力得到充分的释放。最后,要善于运用新媒体时代的各种途径,加强对外推介。学校应

积极利用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等大众传媒渠道,通过树立先进典型、弘扬良好风尚、

收集校史文物、赞颂优秀校友等方式,打造校园文化、树立品牌特色,逐渐消除转设后社会

对学校招生、就业存在的顾虑,为转设后的高校实现持续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五、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以广西五所独立学院转设为研究对象,以格雷纳的组织生命周期理论为基础,

探讨了独立学院从“依附”走向“独立”办学后的机遇和挑战。结果表明,在中国式教育现

代化的潮流中,独立学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良好的品牌效应、雄厚的师资力量、宽广的

资金渠道是独立学院实现由相对独立向完全独立转变的必要条件,既有利于促进独立学

院提高社会声誉、扩大招生数量,又有利于提高办学质量。然而,长期以来我国民众对独

立院校存在师资力量弱、生源素质差、就业质量低等刻板印象。透过独立学院转设的事件

本身,从教育组织转型本质上看待上述问题,开具加强顶层设计、强化统筹监管,优化治理

机制、整合各方资源,打造师资队伍、完善评价体系,注重文化建设、提高办学声誉等药方,

才能不断完善和超越自我,进而为我国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推动中国式教育现代化进程

作出应有贡献。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在于通过分析教育组织转设的典型案例,全面检视组织转型和组

织生命周期理论的合理性。结果表明,当组织内外部环境遇到变化时,会破坏组织原有诸

元的均衡,并最终导致组织转型的完成。而当内外部环境变化越剧烈时,组织变化的程

度、速度也愈发强烈;当内外部环境愈发不确定时,组织从“量”的变化发展到“质”的变革

变得更困难。这启示我们在组织转型过程中要掌握组织的核心要素,进而正确把握组织

转型的方向,实现组织的成长和发展。组织的生命周期理论证明,应当运用动态的、联系

的观点看待教育组织的发展与转型,尽管组织发生阶段性的变更并不代表组织转型就此

停歇或终结,组织仍然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仍然为下一个“质”的飞跃做“量”的积累,因

此不能机械地、割裂地看待组织的发展变化。

84

[参 考 文 献]

[1]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18.

[2] 周朝成.制度变迁与民办高校组织转型———以浙江树人大学四校联合组建为例[J].教育发展研究,2009(6):62-66.

[3] 刘蕾,周翔宇.非营利组织转型社会企业因素研究[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12):24-31.

[4] 唐文玉.社会组织公共性的生长困境及其超越[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6(1):105-111.

[5] 王秀凤.开放大学组织转型的动因与路径选择———基于新制度主义的探讨[J].教育学术月刊,2019(4):30-40.

[6] 纪多辙,杨露.新建本科院校组织转型的制度分析———基于 H 高校的案例研究[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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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潘懋元.潘懋元论高等教育[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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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孙健.柔性化组织的管理理念[J].中国行政管理,2007(9):60-62.

HowCanEducationalOrganizationsAchieveSuccessfulTransformation?

—AnEmpiricalResearchBasedontheTransformationofIndependentCollegesinGuangxi

TANZhi-xiong

(SchoolofLaw,GuangxiNormalUniversity,Guilin541006,China)

Abstract:Thetransformationofindependentcollegesisamicrocosmandconcretemanifestationof

thetransformationofeducationalorganizations,aninevitablechoicetobalancethecontradiction

betweentheincreasingdemandforhighereducationandtheinsufficientinvestmentineducational

funds.Facingandsolvingthedevelopmentdifficultiesafterthetransformationisofgreatsignificance

forpromotingtheconnotativedevelopmentofprivatehighereducation.Thispaper,employingthe

lifecycletheoryandtakingfiveindependentcollegesinGuangxiasresearchsamples,tellsthatafter

thetransformation,thesecollegesareconfrontedwithfourpracticalchallenges:lossofbrandeffect,

insufficientteachingstaffandstructure,weakguaranteeofeducationalconditions,andinadequate

internalgovernancemechanisms.Tocopewithsuchchallenges,itisnecessarytostrengthentop-level

design and strengthen overallsupervision,to optimize governance mechanisms and integrate

resourcesfromallparties,tobuildateachingstaffandimprovetheevaluationsystem,andtofocus

onculturalconstructionandenhancethereputationoftheschoolsoastostrengthenself-adaptation

ability,thusconsolidatingitseducationalachievementswhileachievinghigh-qualitydevelopment.As

thedevelopmentofeducationalorganizationsfollowsalifecyclepattern,phasedtransformationdoes

notnecessarilymeanafullcompletion,butratherrequirescontinuousaccumulationof“quantity”for

thenext“qualitative”leap.

Key words: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style education;educational organizations;independent

colleges;transformation;policyguarantee

[责任编辑 苏良亿]

85

第59卷 第6期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Vol.59 No.6

2023年11月 JournalofGuangxiNormalUniversity(PhilosophyandSocialSciencesEdition) Nov.,2023

doi:10.16088/ji.ssn.1001-6597.2023.06.009

[收稿日期]2022-10-18

[作者简介]余淼杰,辽宁大学校长,国家级人才称号特聘教授,研究方向:开放经济、中国经济发展;吴双,北京大学

国家发展研究院博士生。

移民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

余淼杰1,吴 双2

(1.辽宁大学,辽宁 沈阳 110036;2.北京大学 国家发展研究院,北京 100871)

[摘 要]大量文献已经证明移民总体上对进出口贸易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发现贸易成本渠

道和偏好渠道都很重要,但贸易成本渠道有更重要的效率提升意义。然而,近期依然不乏相关研究继续拓

宽这一领域的研究边界。总体而言,较新的前沿研究一方面是在因果识别上做得更为干净,使用自然实验

结合“偏离—份额”方法来构建工具变量,以获得更加一致无偏的估计结果。另一方面则是寻找研究对象

的其他角度,或与其他相关问题结合,如区分贸易的二元边际,从货物贸易拓展到服务贸易,研究移民对贸

易协定的制定或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等。另外,也有学者对移民与进口之间不确定的关系展开了深入研

究,对比与前人结论的不同并尝试给出合理的解释。

[关键词]移民;贸易成本;移民偏好;进口替代;引力模型;企业异质性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597(2023)06-0086-14

生产要素的流动会如何影响商品的流动? 根据经典的赫克歇尔—俄林模型,商品自

由流动会导致要素价格均等化,因此会削弱让要素发生流动的动机;而要素能自由流动,

两国的相对要素禀赋将会接近,进而会导致产品价格趋同并减少贸易[1]。所以,如果一种

要素的流动越自由,商品的流动似乎会减少,二者之间是相互替代的关系。

然而,这与我们在经验世界的直观感受并不相符:自上世纪80年代末冷战趋于结束

以来,国际移民的数量和国际贸易的交易量都大幅上升,外国出生人口比和贸易产出比都

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如图1所示。人、资本、货物都在大规模地跨国境流动,生产网络

和全球价值链也分散到世界各地,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全球化”。从新古典经济学的视角

来看,人———作为劳动力———就是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然而从数据上看,这种生产要素

的流动和商品的流动并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保持着同步的高速增长。

人确实可以作为生产要素,但又不只具备生产要素一种属性———人同时还是交易的

执行者以及消费者。在赫克歇尔与俄林之后,廷伯根(Tinbergen)将著名的引力模型引入

国际贸易领域来解释贸易流[2]。从引力方程的视角,我们能得出与赫克歇尔—俄林模型

相反的结论:由于贸易成本会阻碍国际贸易,而移民的增多恰恰会减少信息摩擦从而降低

贸易成本、促成贸易,因此人的流动会促进商品的流动。此外,随着微观基础越来越受到

重视,消费者需求端的偏好也自然而然地被纳入考虑。由于移民对原籍国的食材、服装等

86

World real trade/World GDP(a)

Stock of immigrants/Population in high-income countries(b)

0.30

0.25

0.20

0.15

0.10

0.05

0.10

0.09

0.08

0.07

0.06

0.05

0.04

0.03

0.02

0.01

1960 1965 1970 1975 1980 1985 1990 1995 2000 2005



图1 1960—2005年世界贸易产出比和 OECD国家外国出生人口比的变化[3]

商品普遍存在偏好,甚至带动周边的本地人产生类似偏好,移民增多会增加其所在国对原

籍国的产品需求,进而增加进口。通过贸易成本渠道和偏好渠道都能推导出移民与国际

贸易互补的结论,这不仅与我们的直观感受相符,也得到了大量实证研究的印证。

另一方面,克鲁格曼(Krugman)提出了解释空间集聚现象的新经济地理学,也给我

们理解移民规模扩大的影响提供了另一种视角[4]。由于规模报酬递增,移民的到来会使

得所在国扩大生产规模,因此促进所在国产品的出口。但移民带来的规模效应对于进口

的影响并不直观,既有可能因为生产规模扩大而进口更多中间品,也可能由于存在规模经

济而选择自己生产以替代进口。这两方面效应的存在也使得文献中并非所有证据都支持

移民与进口之间是互补关系。

本文全面回顾了关于移民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这方面的文献。大量相关研究普遍证明

了移民对进出口贸易的促进效应,但少数研究在一些子样本的分析中发现了移民与进口

之间的替代关系。我们首先分国家(地区)层面和企业层面两个分析维度介绍了文献中的

理论解释与实证结果,然后也介绍了发现移民减少进口的少数研究。具体而言,本文的后

续部分安排如下:第一部分阐述了引力模型的理论解释并介绍了移民促进贸易在国家或

地区层面的实证证据;第二部分分析了企业异质性框架下移民影响需求、降低企业进入成

本的作用,并介绍了移民促进出口在企业层面的实证证据;第三部分介绍了移民可能的进

口替代作用,包括对最终品和中间品的进口替代;第四部分总结全文。

一、引力模型与国家(地区)层面的促进效应

最早对移民和贸易的关系展开详细讨论和检验的是古尔德(Gould),他提出移民通

过帮助外语沟通、提供市场信息、建立互信三种渠道影响贸易成本[5]。由于移民会通过影

响贸易成本进入引力模型,用国家或地区层面的数据来拟合引力模型、估计贸易对于移民

的弹性是引力模型自然而然的一个实证应用。首先,我们以黑德和雷伊斯(Headand

Ries)所提出的简单的分析框架为例,阐述传统引力模型对贸易成本渠道的理论解释,以

及如何得到用于实证检验的回归方程[6]。之后我们介绍引力模型的发展修正,以及无法

被传统引力模型刻画的偏好渠道。说明理论解释之后,我们将分类回顾大量支持移民对

贸易存在促进作用的实证文献以及相关的异质性分析。

87

(一)理论解释

i国从j国的进口量mij 可以有如下表达形式:

mij =sijyj =

yi

y

w ·

1

τij·yj 。 (1)

其中,yj 是出口国j 的 GDP,sij 代表j 国产出中被i 国消费的比例;y

i 是进口国i 的

GDP,y

w 代表世界的 GDP,τij 反映了两国之间的贸易成本。式(1)就是一个简单版本的

引力方程,表达式简单但含义深刻,其背后的隐含假设是i国的消费能力与i国 GDP占

世界 GDP的份额y

i/y

w 成正比,并受到贸易成本τij 的阻碍。

具体而言,贸易成本的形式被假设为τij =exp(-Xijβ),Xij 代表影响贸易成本的各

种变量组成的向量,可表示为

Xij ≡[lnDISTijADJijlnIMMIijOPENiOPENjln(Pj/Pi)]。 (2)

其中第一个对数项纳入了影响交通成本的变量:DISTij 代表两国间的地理距离,ADJij

是一个代表两国是否地理上相邻的虚拟变量,如果相邻则取1。第二个对数项纳入了影

响交易成本的变量:IMMIij 是来自i国、居住在j 国的移民数量,OPENi 代表i国在全

世界的贸易开放程度,可由(mwi +miw )/y

i 给出。而第三个对数项允许了对“一价定律”

的偏离,Pj/Pi 代表了j国相对于i 国的价格水平,也将直接影响i 国对j 国产品的需

求。结合以上两式,就可以得到一个用于回归的方程形式:

lnmij =ln

yiyj

y w +βlnDISTijADJijlnIMMIijOPENiOPENjln

Pj Pi 。 (3)

从式(3)中可以清楚看出,移民存量通过改变贸易成本中的交易成本来影响贸易量。同

时,影响大小与地理距离、开放程度其他许多因素相关,所以在回归中这些因素都应加以

控制。

那么控制这些变量是否足够? 随着学者们将微观基础引入引力模型,他们发现即使

控制了种种可观测的国家变量,仍有一项重要的遗漏变量可能造成估计的偏误,被称为多

边贸易阻力(multilateralresistance)。这个变量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两国贸易不仅仅受到

两国经济的影响,还取决于两国与所有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也因此,要估计移民引

起的两国之间的贸易成本变化对贸易量的影响,不能不考虑这两个国家与其他贸易伙伴

之间的贸易成本是否也会发生变化[7]。

此外,在计量上用最小二乘法(OLS)估计如式(3)的引力方程也存在问题。席尔瓦和

泰雷罗(SilvaandTenreyro)指出这种对数线性化方法在异方差下会导致不一致的估计,

并且对贸易量取对数与现实世界中大量的0值贸易流不兼容[8]。因此,早期一些文章的

估计结果是有偏的。之后,黑德和迈耶(HeadandMayer)总结了一系列方法用于对引力

模型的无偏估计[9],包括处理归并数据的 Tobit方法[10,11]、Heckman两步法[12]、泊松伪

最大似然估计[8]等。

以上讨论都是基于移民通过影响贸易成本进入引力模型,但移民还可能通过改变进

口国偏好来影响贸易。两种渠道有不同的福利含义:当移民影响贸易成本时,移民能帮助

交易双方克服信息摩擦,促成贸易,也就促成了资源的有效配置;但如果移民仅仅是改变

进口国偏好,则不存在这种效率提升的效果。因此,区分两种渠道的影响可以厘清移民在

提升效率方面的作用。

康博斯(Combes)等学者尝试通过建立理论模型并进行结构估计来量化两种渠道的

88

影响。他们 研 究 法 国 地 区 之 间 的 贸 易,仿 照 迪 克 西 特-斯 蒂 格 利 茨-克 鲁 格 曼 (DixitStiglitz-Krugman)模型,认为移民既进入信息成本,又进入偏好[13]。具体而言,地区i从

地区j进口的贸易成本τij为:

1+τij=TijIij。 (4)

其中Tij代表交通成本,Iij代表信息成本,并有如下形式:

Iij=(1+migij)-αI(1+migji)-βI(1+plantij)-γIexp(φI-ψICij)。 (5)

式中 migij和plantij分别代表移民和企业网络,Cij代表这两个地区是否地理上邻接,其

他希腊字母均为参数。式(5)表明移民网络和企业网络都会降低信息成本,因此他们指

出,如果不控制这些网络效应,基于传统引力模型的估计会高估交通成本和地理距离对于

贸易的影响。

而为了量化偏好渠道,假设i地区代表性消费者的效用为:

Ui = ∑

N

j=1 ∑

nj

h=1

(aijcijh)

σ-1 σ

σ

σ-1。 (6)

其中j代表任意一个进口的地区,h 代表j地区任意一种商品,cijh代表i地区消费者对j

地区h 商品的消费量,σ 为常替代弹性,这些设定均与标准的 CES效用函数一致。他们

在函数中加入了aij一项,代表i地区消费者对j地区商品的总体偏好程度。偏好与移民

网络 migij、代表是否地理上相邻的Cij以及随机项eij有关:

aij=(1+migij)αaexp(eij-φa+ψaCij)。 (7)

因此,移民数量越多,j地区产品能给i地区消费者带来更高的效用,也就使i地区有动机

增加对j地区的进口。

然而,由于模型中的代表偏好渠道的参数αa 和代表信息渠道的参数αI 无法被分别

估计出来,他们无法通过结构方程来定量地计算出两种渠道各自的影响,只能通过实证策

略来证明偏好渠道的影响可能很小。后续文献大多也是通过异质性检验等实证方法来对

比两种效应,但费勃玛耶和托玻尔(FelbermayrandToubal)假设了贸易成本对称之后,用

i地区从j地区的进口量除以j地区从i地区的进口量,成功地估计出了代表偏好渠道的

参数[14]。他们这么做的逻辑在于偏好效应只会影响进口而不影响出口,而贸易成本渠道

同时影响进出口,因此用进口比上出口就会消去贸易成本渠道的影响,剩下的部分完全被

偏好效应解释。与前人结论略有不同的是,他们发现偏好渠道有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在考

虑中低技能移民和差异化产品时。

即使大多数文献都强调了贸易成本渠道的作用,并且认为偏好渠道的作用相对较小,

在第三部分我们仍将重新讨论偏好渠道的作用机制:其作用较小的原因可能是由于规模

经济的存在,移民对原籍国产品的偏好并没有发展为进口,而是促成了在所在国的本土化

生产,形成了进口替代。

(二)实证研究

实证文献中,移民促进贸易的作用广泛地得到证实,估计出来的结果普遍支持移民增

加10%会导致进口或出口增加1%~4%,经济意义显著。由于移民追求经济利益的内在

动力通常支持从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的迁移,研究移民影响的文献也主要关注在发达

国家的移民的影响。这些文章的研究对象、研究时期都非常广泛,既有使用跨国、跨州数

据集的,也有关注特定国家、民族的,表明移民促进贸易的效应普遍存在。此外,在估计总

体效应的同时,研究者还进行了大量的异质性检验,为具体的机制分析提供了证据。结果

89

基本认为移民促进贸易的效应主要是通过贸易成本渠道而非偏好渠道实现的,并且这种

贸易成本渠道提升了资源配置的效率。

有关移民的异质性,很多文献关注了移民的受教育程度、技术水平或职业异质性,也

有一些文献对比了不同来源国的移民。移民职业技能方面,文献中的结论不尽一致。古

尔德(Gould)发现移民的技能对贸易的影响并不显著,他认为这可能是由于技能水平有

相互抵消的两方面作用:一方面,技能水平越高的移民可能会有更多关于原籍国的市场信

息,促进贸易;另一方面,技能越高的移民更可能自己建立企业,这对贸易有替代效应[5]。

黑德和雷伊斯也发现企业家们对贸易的影响相对而言是最小的[6]。但也有学者发现从事

管理或销售等商务的移民极大地促进了差异化产品的贸易,尤其刺激了对文化不同的国

家的出口,原因是这些移民直接传播便于公司开展贸易的信息,并且在这些移民中,受过

高等教育的移民作用是最大的[15]。

在移民的来源国方面,如果原籍国经济体量越大,且与所在国在制度、语言等方面差

异越大,那么该地移民对贸易的促进作用越大。古尔德估计增加一个新加坡裔美国移民

会导致每年新增加3万美元的进口和4.8万美元的出口,但一个菲律宾裔美国移民能增

加的贸易量不到10美元[5]。根据引力模型,原籍国的经济体量会影响贸易量的大小,因

此移民对贸易的促进作用与原籍国经济体量正相关也十分合理。吉尔玛和余(Girmaand

Yu)分析了在英国的移民情况,他们发现来自英联邦的移民作用小,而其他地区的移民作

用大。他们认为,由于移民的偏好效应对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普遍存在,因此这种异质性

无法被偏好效应解释,应该归因于非英联邦的移民能带来新的关于自己原 籍 国 的 信

息[16]。敦列维(Dunlevy)发现当在美移民的原籍国制度越腐败时移民促进贸易的作用越

大,而当移民说英语或西班牙语时作用较小[17]。有学者在对西班牙出口的研究中发现这

一作用对与西班牙文化差异更大的国家影响更大[18]。布里安特(Briant)等人以在法国各

省(département)的各国移民为研究对象,同样发现来自制度较弱的国家的移民促进贸易

的作用更大;但如果是复杂商品的贸易,无论移民原籍国的制度如何,移民都会促进进

口[19]。这些证据都支持移民的贸易成本渠道,当原籍国和所在国差异越大时,移民能带

来的信息增益越显著,有效减少信息摩擦、帮助建立互信,因此贸易成本降低的幅度更大。

除了移民的异质性,商品的异质性也同样值得关注。文献十分一致地支持移民促进

贸易的作用在异质性、差异化的商品上更为显著[14,18,20,21]。考虑到交易异质性商品面临

着更大的信息摩擦,买家卖家匹配更为困难,移民能在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也就不足为

奇。有学者对这一过程进行理论建模,指出不完全信息造成的匹配摩擦将会干扰价格机

制,影响贸易利得的充分实现,而国际化的信息共享网络则可以克服这种摩擦[22]。因此,

移民促进交易实现的作用有着重要的效率和福利意义。除了贸易成本渠道外,移民对原

籍国产品的偏好通常也表现在差异化产品上,费勃玛耶和托玻尔不仅发现了贸易成本渠

道在差异化产品上的作用是同质性产品的三倍,而且发现偏好渠道在对差异化产品的贸

易促进效应中的贡献也十分显著,达到了大约一半[14]。因此,无论是通过贸易成本渠道

还是偏好渠道,移民对贸易的促进作用都主要表现在差异化产品上。

移民除了会影响原籍国与所在国之间的贸易,还可能影响所在国与第三国之间的贸

易,尤其是当第三国有大量同族移民时。劳赫和特林达迪(RauchandTrindade)研究了

全球的华侨网络,他们发现华侨网络对双边贸易有明显促进作用,在华侨占比与东南亚相

当的所有国家之间,华侨网络至少能解释60%的差异化产品双边贸易增加。机制方面,

90

由于对差异化产品双边贸易量的作用要比同质性产品的更大,移民在帮助匹配买家和卖

家中的作用得到证实;此外,族裔共同体的制裁作用会阻止投机行为,也更有利于贸易的

达成[20]。他们的研究表明了移民在降低贸易成本方面的突出作用,但没有考虑偏好渠

道。之后,安德森和冯·万库普(AndersonandVan Wincoop)以及费勃玛耶等人都指出

了他们估计的问题[7,23]。在估计结果的解释上,他们的结果很大程度上是由有大量华侨

的国家或地区主导的,并且无法排除历史贸易联系的影响。另一方面,正如在理论解释部

分提到的,他们遗漏了多边贸易阻力,因此估计结果有偏。费勃玛耶等人进而用一个改进

后的引力模型来识别贸易成本渠道的作用,他们发现朗契和特瑞戴德将华侨网络的作用

高估了至少一倍。同时,他们将研究对象从华侨网络拓展到了各种族裔的移民网络,发现

波兰、土耳其、墨西哥等族裔的移民网络事实上都比华侨网络的作用更大[7]。类似地,魏

浩和袁然采用了最新的全球华人存量数据和工具变量法,发现华人存量每增长1%,双边

出口总额增长约为0.165%

[24]。

总体上,这些较为早期的文献忽略了一些识别问题,后来的文章大多用早期的移民网

络做工具变量来克服同时性偏误(simultaneitybias),并通过异质性分析来进行稳健性检

验。具体而言,研究者们要么直接采用历史的移民存量作为当期的工具变量[19],要么采

取一种更为普遍的“偏离—份额”(shift-share)工具变量,即根据历史上某族移民在各国

的地理分布将当期全部的该族移民在各国之间分配,从而接近当期该族移民在各国的存

量。该工具变量最早由卡德(Card)提出,它之所以有效是因为,一方面之后的移民普遍

更倾向于定居在本国移民规模较大的国家或地区,因此该工具变量与当期实际移民存量

之间存在高度的相关性;另一方面,使用历史的移民分布可以保证工具变量不会受到后续

年份移民目的国经济、政策冲击的影响,因此更为外生[18,24,25]。然而即使采用了这样的

工具变量,内生性问题并不能被完全克服。例如,可能有一些不随时间变化的变量同时影

响贸易和移民,因此用历史移民做工具变量也无法解决遗漏变量造成的偏误;或者一些企

业会在准备开展对外贸易业务之前就雇佣移民,造成反向因果问题;另外移民还可能通过

影响对外直接投资(FDI)来影响贸易[1]。因此,为了使得估计结果准确一致,这一领域最

近的一些研究利用了自然实验来构建更为外生的工具变量,解决内生性问题。

基于自然实验的估计结果比之前文献中的促进效应略小一些,但依然显著。斯泰恩

格雷斯(Steingress)利用美国难民安置计划对政治难民的随机分配作为自然实验。由于

难民无权决定自己被安置到哪个州,且安置计划不大可能是基于一个州和难民原籍国之

间的贸易机会来制定的,因此作者使用美国各州的难民数量作为近期外来移民人数的工

具变量,发现移民人数增加10%会让美国的州增加1.0%来自移民原籍国的进口,增加

0.8%的出口[26]。也有学者在研究时利用了美国对越南贸易禁运时期越南难民被疏散至

美国这一历史事件。1975年的第一波13万难民是被随机安置到美国各州的,因此可以

被用作后续一百多万移民的工具变量。他们发现,在1995年解除禁运后,美国对越南的

出口增长在越南裔人数越多的州增长越快[27]。类似地,巴哈等人使用德国的机密行政数

据,将德国遣返前南斯拉夫难民的外生分配规则作为工具变量,发现德国行业中遣返的难

民增加10%,出口将增加1%~1.6%

[28]。艾瑞欧则使用了另一种自然实验。在《瑞士—

欧盟人员自由流动协定》实施之后,瑞士各地区《协定》生效的时间有所不同,且到边境的

距离也不同,因此受到的影响有差别。他因此使用这种实施时间和地理距离上的差异来

识别,发现高技能欧洲工人的流入导致从其原籍国进口的中间品质量提高;更好的中间品

91

进而提高了产品质量,使瑞士产品对国际市场更具吸引力,从而促进了出口。因此,瑞士

全球价值链的效率在上游和下游都得到了提高[29]。

此外,也有部分近期研究采取了一些较为新颖的研究角度,例如贸易的二元边际以及

区域贸易协定。有学者使用西班牙的出口交易数据,发现移民促进贸易的效应几乎完全

是由于在扩展边际(extensivemargin)———即出口交易单数增多———上的作用[18]。范兆

斌和张若晗采取了不同的定义方式,将集约边际(intensivemargin)定义为上一年已出口

产品的出口值,将扩展边际定义为上一年未出口产品的出口值。他们使用了中国 2000—

2013年对34个 OECD国家的出口及移民数据,发现移民流量与集约边际的出口显著成

反向关系,对扩展边际出口的影响不显著;移民存量对集约边际出口具有显著的正向影

响,对扩展边际出口的影响同样不显著[30]。铁瑛和蒙英华则关注了移民网络对于缔结区

域贸易协定的影响,发现移民网络可以通过促进双边贸易流来提升两国区域贸易协定的

签订概率,并且促进作用边际递减[31]。

二、企业异质性框架与移民对企业出口的促进

随着企业数据逐渐可得以及迈利茨(Melitz)将企业异质性模型引入国际贸易领域,

近十年来研究者们纷纷将研究的尺度由国家层面推进到企业层面[32]。由于模型的预测

表明生产率更高的企业才会出口,贸易成本或者需求因素对企业出口活动的影响自然也

与企业自身的生产率等特征有关,因此仅仅使用国家或地区层面的加总数据会掩盖这种

企业异质性的影响,也遗漏了重要变量。另外如果区分开贸易的二元边际,以一国或地区

出口企业的数量作为扩展边际,那么就忽略了企业自身生产率对出口参与的重要作用;如

果用一国或地区出口企业的平均出口量作为集约边际,那么贸易成本变动对集约边际的

影响将是不确定的:在位企业的出口量会增加,但同时也会有其他生产率更低、销量更低

的企业进入出口市场。所以,控制企业生产率并进行企业层面的实证分析是有必要的。

但需要注意的是,不同于引力模型能直接用于考察进出口的双边贸易关系,企业异质性框

架只是对于企业出口的建模,因此相关文献基本也只关注了移民对企业出口的促进作用。

巴斯托斯和席尔瓦(BastosandSilva)第一次使用企业微观数据考察了这一问题。他

们首先构建理论模型,基于迈利茨的企业异质性模型,加入了艾顿等人提出的中进入成本

方面的市场异质性、需求方面的企业异质性,建立了理论模型来分析移民网络在促进贸易

方面的具体效应及其如何与企业生产率相互作用[33,34]。模型需求端,任一国家c的消费

者对差异化产品的效用函数为:

Uc =∫j∈Ωc

[ac(j)q(j)]

σ-1 σ dj

σ

σ-1。 (8)

其中q(j)是c国消费的j 产品的数量,Ωc 是c 国消费的产品集,σ 是任意两种产品之间

的常替代弹性,ac(j)则代表了企业在需求上的异质性,在此特指企业j 与c 国消费者之

间的网络联系。如果企业j 进入了c 国市场,通过解效用最大化问题可以得到它在c 国

的市场份额为:

xc(j)

Xc

=

(pc(j)/ac(j))1-σ

∫i∈Ωc

(pc(i)/ac(i))1-σdi

=

(pc(j)/ac(j))1-σ

Pc

1-σ 。 (9)

92

式中xc(j)和pc(j)分别代表企业j在c国的出口收入和价格,Xc 和Pc 分别代表c国消

费者在差异化产品上的总支出、c国的市场加总价格指数。

模型供给端其他设定均与迈利茨的做法一致,除了企业出口到c 国市场需要支付的

固定成本有市场异质性,设定为Fc。因此,企业j在市场c面临的利润最大化问题为:

max

pc(j)

πc(j)= pc(j)-

w φ(j)τc qc(j)-q(j)。 (10)

可解得企业j以到岸价(CIF)计的最优定价为:

p

cif

c (j)=

σ

σ-1

w

φ(j)τc。 (11)

式中

w

φ(j)

为边际成本,

σ

σ-1

为成本加成(mark-up),τc 为贸易成本。结合式(9)和(11),

可得企业j收入为:

xc(j)= φ(j) w

σ-1

ac(j)σ-1Xτ1-σ

cc Pσ-1

c 。 (12)

净利润为总收入减去可变成本以及固定成本:

πc=

xc(j)

σ

-Fc。 (13)

只有当净利润非负时,企业才有动机进入c 国市场,因此结合式(12)和(13),企业的进入

概率可表示为:

P (σ-1)lnφ(j) w +(σ-1)lnac(j)+lnXc+(σ-1)lnPc-

(σ-1)lnτc-ln(σFc)>0 。 (14)

而企业以离岸价(FOB)计的出口收入的对数为:

lnxc

fob (j)=ln

xc(j) τc =(σ-1)lnφ(j) w +(σ-1)lnac(j)+

lnXc+(σ-1)lnPc-σlnτc。 (15)

式(14)和(15)分别代表了出口的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二者均与企业生产率φ(j)正相

关,体现了企业异质性的作用。在移民网络的作用方面,根据式(14),移民网络会降低进

入c国市场的固定成本Fc;另外,企业如有更多移民网络带来的与特定目的地之间的联

系,则会有更高的ac(j),因此二者都将提高企业参与出口活动的概率。另外,由式(15),

企业的出口强度与Fc 无关,但与企业在特定目的地的需求冲击ac(j)正相关。基于这两

个模型的预测,研究者设定了如下回归方程,控制企业生产率φj 以及其他国家层面的变

量Xc,进行实证检验:

P(Ejc=1)=P(αlnφj+βXc+γlnemigrantsc+ηjc); (16)

lnxfob

cj =αlnφj+βXc+γlnemigrantsc+ηjc。 (17)

他们使用了线性可能性模型(LPM)加上固定效应来估计式(16)的企业进入概率,并且使

用了 Tobit模型和 Heckman两步法来减轻估计式(17)企业出口强度时存在的企业自选

择偏误。

巴斯托斯和席尔瓦利用葡萄牙的企业数据进行回归,结果表明移民网络对出口的参

与率和强度都有显著作用[33]。类似地,杨汝岱和李艳也用中国海关企业层面进出口数据

93

发现移民网络能够明显降低出口目的市场的不确定性,服务于企业的出口“试错”机制,从

而显著提高在位出口关系出口额的增长率(集约边际),提高新进入出口关系的存活率(扩

展边际)[35]。蒙英华等则发现移民网络主要通过促进国内更多的企业从事出口发挥作用

(扩展边际),而对集约边际的影响并不显著,但移民网络有助于提高中国企业的出口概率

与出口强度[36]。他们将所有企业的平均出口额作为集约边际,而杨汝岱和李艳仅将在位

企业上一年已有出口某产品到某市场的交易计入集约边际。二者对于拓展边际的结论差

别恰恰证明了移民提升企业出口概率和强度的作用:出口概率增大使得一些低生产率的

企业进入出口市场,拉低了平均出口强度,所以即使在位企业出口强度提升,所有企业的

平均出口强度可能没有明显变化。

对于使用国家或地区层面数据的研究,另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是:究竟是企业雇佣了

移民所以出口扩张,还是仅仅因为企业所在地区有更多移民就会使出口扩张? 有学者通

过对因果关系的探索认为应归功于前者。希勒(Hiller)利用丹麦企业—劳动力匹配的面

板数据,发现移民带来的增益必须通过被企业雇佣而得以实现。另外,他在文章中强调了

出口企业对外国员工的雇佣需求造成的反向因果,也使用了两个工具变量来缓解内生性

问题:一是某一国家的外来移民在同一行业其他公司工作的人数,二是某一国家的外来移

民在同一地区其他公司工作的人数。对比 OLS和基于工具变量法的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2SLS)的估计结果,他认为 OLS的结果存在低估[37]。同样地,安德鲁斯(Andrews)等人

对德国企业的研究也证明了移民进入企业工作对于促进出口的重要性。他们文章中

OLS的估计结果显示企业中外国工人占比每增加一个标准差,出口的概率就增加1.5个

百分点;但工具变量法的估计结果则达到7.5个百分点。他们认为工具变量法的估计结

果大于 OLS背后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工具变量法估计的是那些受到工具变量(外国工

人在当地劳动力市场的比例)影响的企业的效应,如果我们认为那些在当地劳动力市场上

雇佣外国工人的企业正是获益最多的,那么工具变量法的结果可能有一定高估;另一方

面,企业存在着对移民数量的测量偏差,因此 OLS会导致衰减偏误(attenuationbias),但

工具变量法能解决这一问题,因为用加总数据来计算的工具变量不大可能存在类似的测

量误差[38]。

随着文献中对产品质量的测度方法逐渐成熟,后续也有部分研究考虑了基于产品质

量和移民技术水平的异质性作用,发现高技能或高受教育程度的移民对高质量产品的出

口作用突出。杨希燕和童庆发现伴随产品质量的提升,高技能移民网络的贸易促进作用

逐渐递增;与之相反,低技能移民网络的作用则伴随产品质量的提升不断下降[39]。蒙英

华和赵倩玉发现移民网络提升了中国中高质量产品的出口,其中往北方国家的移民网络

降低了中国低质量产品的出口;并且移民受教育程度越高,对出口质量的提升作用越

明显[40]。

三、另一种可能:移民的进口替代作用

尽管大多数研究都证明了移民能通过贸易成本渠道和偏好渠道促进进出口贸易,然

而,在实证结果中并非所有证据都支持这一点,部分研究发现了移民对进口的替代作用,

尤其是在进行一些子样本的异质性分析时。这类替代关系虽然可能存在,但并不十分明

确,可能取决于研究对象的具体情况。对此,学者们的解释主要包括规模效应引起的对最

94

终品的进口替代,以及对中间品的进口替代。

(一)对最终品的进口替代

吉玛和余(GirmaandYu)在分析英国的外来移民对英国进口的影响时发现,英联邦

裔移民表现出对贸易的替代作用,虽然非英联邦裔的移民依然明显地促进了贸易。他们

认为这一方面是因为英国企业对于英联邦的市场环境等信息已经非常了解,移民并不能

带来额外的信息增益;另一方面更是因为英联邦裔移民规模较大,尽管偏好渠道存在,但

在工业化程度较高的英国当地生产相关产品具有规模效应,所以要比从移民的母国进口

更加经济[16]。因此,在这个案例中移民的贸易成本渠道很小,偏好渠道则促成了在移民

所在国的本土化生产而非增加进口。

蒙英华和赵倩玉将这种规模经济作用称为进口替代机制,他们研究华裔移民对中国

出口的影响,认为当华裔移民达到一定数量时,即使移民所在国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增加,

它们也可能减少从中国的进口而改为在所在国生产。他们进而发现这种进口替代虽然不

起主导作用,但在中国对北方国家的贸易中作用突出。北方国家对中国进口的替代也减

少了中国出口的低质量产品,有利于中国出口的产品质量升级,并且高等教育华裔移民对

中国出口低质量产品的进口替代效应尤为明显[40]。

在第一部分中我们发现进行机制检验的实证文献大多认为偏好渠道的作用较小,这

可能也应该部分归因于偏好渠道在规模经济的作用下并不能有效促进进口。尤其是考虑

到文献中研究的大多是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的移民,发达国家普遍工业发达,生产的规

模效应突出,而发展中国家则可能生产效率较低,这就更可能导致偏好渠道的作用有限。

(二)中间品的进口替代

除此之外,移民的流入还有可能导致企业减少上游的离岸生产,进而减少对中间品的

进口。但前人研究中对移民与离岸生产之间的关系结论并不一致。

如果从离岸生产成本的角度考虑,无论是企业内部离岸生产(进行跨国直接投资、建

立跨国公司)还是企业外部离岸生产(外包),移民都可以通过社会网络促进相关营商信息

的传播,加强契约约束,帮助克服文化、社会、制度上的距离,因此既能降低建厂或收购的

成本,又有利于建立跨国的供应商联系,理应促进企业进行离岸生产,尤其是在移民母国

的离岸生产。大量文献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利用实证数据发现了移民对跨国直接投资

(FDI)的促进作用[41,42,43]。苗翠芬等直接以离岸服务外包为研究对象,同样发现移民网

络与服务外包承接规模显著正相关,作用机制为降低监管政策差异引致的固定成本,同时

移民会产生需求偏好,提高怀旧交易的可能性[44]。

然而,奥特塔维诺(Ottaviano)等人却从数据中发现移民减少了美国制造业离岸生产

的就业份额。他们对此的解释是,美国本地居民会承担最复杂的工作,移民会承担最不复

杂的工作,而中等复杂度的工作会离岸生产,因此移民的涌入对本地居民影响有限,但却

会对离岸生产有一定的替代作用。在这种替代效应之下,移民的就业将会与中间品进口

负相关[45]。他们的文章侧重于对不同劳动力就业份额的分析,几年后他们另一篇研究英

国服务业企业的文章则分析了移民对于企业离岸生产以及进出口的影响。奥特塔维诺等

人发现,双边移民比例每增加10%,出口就会增加3%~4%,但中间服务进口会降低1%

~2%。他们称之为移民的双边出口促进效应和双边进口替代效应[46]。

为何会有这种不同的结果? 艾格(Egger)等人认为应该区分中间品进口的集约边际

和扩展边际。他们考虑了企业的全球采购策略,发现当移民增加时,企业虽然从每个供应

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