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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的具体定量分析及事件史分析如下：

（一）分析单位的选择

文章的数据集包括了从 1816 年到 2001 年 145 个国家组织形式演变的信息，到2001年，这些国家中已有 139 个过渡到了民族国家，而其他几个仍实行专制君主制。数据覆盖的范围相当完整，仅排除了面积小于两万平方公里的微型国家和英国、法国、巴拉圭和海地的早期民族国家创建时期（因为他们发生于 1816 年之前、性质与形式也与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不同）。此外，文章排除了例如库尔德斯坦、西撒哈拉和苏丹南部这类存在较大争议的地区。

文章特别强调，选择自 1816 年至 2001 年持续存在的国家作为单位，是为了更好地分析民族国家在全世界兴起的一般机制，而并非是针对分析单位的特别性选择，也与分析单位是否是民族国家无关。

（二）因变量的选择

文章运用事件史分析方法，对特定区域成为民族国家领土的特定时间点进行年份编码（成为民族国家领土的定义原则遵照政权合法性原则）。值得注意的是，根据这些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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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原则，文章发现有 24 个特定区域经历了不止一次民族国家的形成（如波罗的海地区、大哥伦比亚地区、中美洲地区、南斯拉夫地区等），考虑到这一选择偏差，文章进行了限制性定义，将这些重复事件排除。

（三）自变量的考虑

文章为了检验相关既有研究对于民族国家兴起的影响因素的解释力，在针对数据集中国家的这一定量研究中融入了一些自变量加以证明，具体的一些自变量包括：每千平方公里的铁轨长度、成人识字率、子国家单位的自治程度、政府在该区域的支出情况、特定类型战争的发生率、国家能力综合指数等。

（四）建模方法

文章将数据集设计为以地区为单位的非平衡表格，使用离散时间—事件的历史模型，通过对特定区域年份编码的逻辑回归分析进行估计，分析自变量对民族国家建立可能性的影响。文章考虑到标准误差和跨国回归分析结果的长期不稳定性因素，使用多种因变量和自变量进行不同的变量组合以运行所有模型，而且只分析了所有模型结果中稳定的结果。在对有关现代民族国家形成的发展变量进行相关性矩阵分析后，文章将这些变量引入不同的模型中，以检验它们相互独立的解释力，直到得出相对而言更适合的有关民族国家建立的解释。

（五）主要研究结果

文章针对前文选取的各个自变量的模型分析，得出了最后的研究结果。在将铁轨长度、成人识字率、子国家单位的自治程度、政府在该区域的支出情况等作为自变量的模型中，作者发现这些变量并未达到标准显著性的水平。

而在引入扩散变量分析的模型 4 中，作者发现了帝国内部及邻邦层面的民族国家形式扩散与民族国家兴起的显著相关性；在引入权力向民族主义者转移的变量分析的模型5中，作者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对模型 6 和模型 7 的变量分析同样也得出了和历史制度主义类似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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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最后总结道，权力向民族主义者转移、民族主义者构建政治组织网络并破坏旧政权的合法性、既有政权因战争和体制改革等行为而丧失控制力，以及民族国家形式在帝国内部或邻邦的扩散效应，这几个自变量与数据集当中民族国家的兴起存在显著性的相关关系，相比而言，更能作为影响民族国家兴起的关键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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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定量分析和事件史分析，作者得出了有别于既有研究的结论，丰富和发展了民族国家兴起影响因素的研究合集。本文最大的结论贡献在于，强调了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成功与否取决于民族主义运动与帝国中心、旧制度和其他统治精英之间的权力关系。作者将权力均势与国家组织形式的扩散机制整合到一个简单的权力配置模型中，这一模型包括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强调更直接的政治因素的作用。作者基于模型的分析，得出了与现代化理论及世界政体理论有关民族国家构建相悖的结论，认为民族国家兴起这种全球性的结果产生于地方和区域的进程，而不是全球社会力量协调的结果。这一国家组织形式的扩散过程，依靠横跨全球的政治关系和文化相似性的既定网络，逻辑纯粹是区域性的，产生的是一种分散的扩散效应。不仅如此，作者还总结出民族国家兴起的具体作用机制，作者认为民族主义运动是在对第一批民族国家成功建立后的模仿过程中产生的，当民族主义者动员民众并拉拢国内政治精英以组成政治组织和联盟网络，并通过系列手段削弱既有政权的合法性时，权力转移会朝对民族主义者有利的方向发展，同时，既有政权因政治改革或战争被削弱的影响力，也会加速这一进程。就国际层面而言，民族主义运动在邻国间或一帝国内部的扩散，可以为民族主义者提供可效仿的模式和可依赖的联盟伙伴，从而增强他们的力量，加速民族主义国家的构建进程。 译者评述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其实是 Andreas Wimmer 在《Nation Building》一书中的重要观点。在该书中，Andreas Wimmer 重视权力配置和政治合法性之间的相互作用，着重分析了民族国家的出现及其如何在世界范围内的扩散，以及民族政治一体化在新国家中的建构和这种建构对战争与和平的影响。作者擅长运用丰富的数据和定量分析支撑自己的研究，对于包容性国内政治联盟、社会组织网络、民族国家组织形式扩散效应的强调，构成了研究的主要路径，对于我们理解民族国家几百年兴起的历史进程，具有一定的启示。但是，对于政治实体域内地方和域外区域层面直接政治因素的重视，忽视了国际结构层面因素的作用。民族国家的构建和兴起离不开大的国际体系环境背景，体系结构可以通过权力均势、利益诱导和身份建构塑造约束性的战略环境，从而影响民族国家的构建进程。不仅如此，就特定地区的大国战略互动而言，全球体系首强国的外部介入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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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首强国与区域强国间博弈态势的发展都会影响特定区域国家国内制度的建构及其国内政治的走势。忽视结构和战略互动进程的背景性影响，研究就缺乏了一个重要的方面，对于具体民族国家兴起历史进程的解释力也会随之缩水。不仅如此，作者在对于分析单位的选择上，排除了库尔德斯坦、西撒哈拉、苏丹南部这些存在争议的地区。对次区域的考察同样是重要的，对于库尔德斯坦、西撒哈拉、苏丹南部的研究，不仅可以揭示这些地区寻求独立的主要原因，而且对于民族国家构建的影响因素的扩展，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

【校对审核：李源】【责任编辑：严瑾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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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和国际关系的未来：国际政治中现实、制度性和合成道德主体

托尼·厄斯 [著] 赵伶卓 [译]

①

 文章导读随着 ChatGPT 等生成式 AI 工具的普及，人工智能（AI）即机器模仿人类智能行为这一能力的不断发展，或将继续扰乱世界政治的方方面面。这种颠覆将包括对全球劳动力的不平等影响，资源和财富分配差距的加剧；政府监测、控制和判断本国公民及干预他国政治能力的增强；以及人工智能对战争行为、国家诉诸武力决策的影响等。基于这样的现实关切，作者提出研究问题：随着AI 能力的不断提升，它将如何改变国际关系中的权力结构？特别是在涉及战争决策、资源分配以及公民权利等方面，现有理论框架是否足够应对这些变化？当AI 系统开始参与到关键的政治决策过程中时，我们又该如何界定其道德地位及其应承担的责任？

作者指出，面对 AI 带来的挑战，学界需要重新审视国际关系理论中关于行为体性质的过于理想化的基本假设，同时，由于差异化主体截然不同的道德特征，必须根据具体情况加以区分。其次，为防止“责任错位”，有必要建立更加透明且可追溯的人机协作机制，加强国际协调与合作将是应对相关风险的关键所在。 文章来源：Toni Erskine,“AI and the future of IR: Disentangling flesh-and-blood, institutional, and synthetic moral agency in world politic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50,No.3,2024,pp.534-559. ① 托尼·厄斯（Toni Erskine），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剑桥大学 Leverhulme 未来智能中心副研究员。赵伶卓，国政学人编译员，山东大学东北亚学院国际政治与经济系，研究兴趣为国际组织与国际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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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维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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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道德能动性、人工智能和国际关系理论的局限性当前，国际关系理论受到四个方面的限制，当人工智能被引入作为世界政治中作为一类新兴行为体时，这些局限或将引发新问题。

其一，国际关系中的主要理论均采用了一种众所周知的狭隘概念，它将人类个体理想化为独立、统一和拥有完全理性的行为者，将国家视为“国际社会鲜活的个体”。因此，在“理论化”的名义之下，世界政治中具有多样性的行为体之间的区别被主观忽视。许多国际关系理论将人类个体的道德能动性与国家的道德能动性混为一谈，从而掩盖了每种能动性的重要细节，模糊了这两类行为体之间的界限。其二，主张国家为主体的概念通常辩护不力。尽管长期以来，古典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以及一些建构主义方法均长期依赖于将国家作为其自身主体的大胆概念，但同样的立场并不关注对这一地位的辩护或探讨其独特之处，因为理想化的能动形象很难通过这种方式来捍卫和区分。

其三，国际关系在识别和维护国际政治中那些有资格作为能动行为体的机构方面缺乏一致性。其中，许多理论方法盲目地承认国家的作用，却忽视或明确拒绝了其他具有同等能力的机构的作用，如政府间组织往往被视为国家的“工具”和国家在其中追求利益的“结构”，而非独立的能动行为体。

其四，国际关系学一直未能认真对待其对某些相关实体作为复杂能动行为体的承诺所产生的伦理影响。国际政治学科普遍认为。某些组织具有利益、目标和复杂决策能力等能动性，这必然会影响我们对其的期望，以及是否以及何时可以要求它们对特定行为或不作为负责。换言之，这关系到世界政治中经常发生的后果性道德责任判断。那么，在试图解读新兴人工智能实体的道德地位时，国际关系理论在阐述能动性方面的局限性和可能性会让我们面临何种处境呢？

当我们从人工智能的本体论和道德地位的角度来审视这些局限性时，每个缺点都会被放大。首先，人工智能不仅比国际关系理论更接近纯粹理性行动者的狭隘模型，而且还揭示了我们需要一种更加细致和多样的能动性理解，以允许我们直观地认识到存在的重要差异。其次，对人工智能的关注，挑战了“人造”与“自然”行为体之间的常见区别，并表明如果能动性的复杂表现可以有多种形态，那么我们需要了解它们的定义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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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特征，而不是依赖单一的、以人类为中心的模式。再者，对人工智能实体的考虑加强了世界政治中不同形式的团体行为体之间的连贯性和共性，提醒我们它们与个体人类行动者的不同之处。最后，除了个体人类之外，还存在具有复杂能力的能动行为体这一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假设，为质疑我们周围日益智能的机器的道德地位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二、重温国际政治中的血肉和制度性道德主体一般来说，人类个体是我们理解道德主体的典范。然而出于具有审议、反思和行动的能力等理由，正式组织也被认为是制度性道德主体。具体而言，这些组织机构在高度发达的信息收集和分析机制以及决策程序中，产生了类似于意图的东西，并且还具有反思能力，而这种能力正是“体制学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这些组织的决策机构也允许进行自我反思，通过反思此前作为与不作为的后果，根据外部期望或内部目标和信奉的价值观对二者进行评估，以此承诺修订或加强自身的规则、程序和组织文化。此外，这些组织还能够通过协调成员的作用来实现团体决策，在既定的规范和实践框架内实现复杂的综合行动。因此，根据这一观点，一般认为，大多数国家、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甚至政府间组织都是制度性道德主体。

与人类这种“自然”主体相对，如国家、人工智能等被称为“人造”主体。事实上，社会环境和角色直接影响着我们获取信息和资源的能力、独立于其他主体的能力以及制定和实施自己计划的能力，无论积极还是消极。

在道德施动性和道德受动性方面，尽管现实的道德主体和制度性道德主体都跨越了自然与人造的鸿沟，但在另一方面，它们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区别。“道德受动者”这一哲学概念，也适宜被引入国际关系的讨论中。“道德受动者”是道德关怀的对象，是负有责任、本身具有价值的实体。只有现实的道德主体同时才是“道德受动者”，如所有人类个体。但制度性道德主体却并不是，它们不具有使其成为道德关怀对象的内在价值，而是具有工具价值。尽管形式组织因其复杂和综合的审议、反思和行动能力而能够成为道德义务的承担者，但却不能成为非工具的道德关怀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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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合成道德在世界政治中的前景在确定某些集合体是否可以成为道德主体时，我们要看它们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认为是独立的行为体。就人工智能而言，虽然它们也和人类个体和正规组织一样，具有获取和处理信息、做出决策以及根据这些决策采取行动的复杂能力，但缺乏人类专属的自主性，如意识和体验情感的能力。只有当人工智能能够评估和修改其程序所包含的复杂代码和算法时，它们才能被合理地理解为本身就承担着道德责任，并因未能履行这些责任而受到指责。换言之，机器的作为和不作为只有在它们能够真正选择是否这样做，而非仍由人类工程师、程序员和操作员进行设计的情况下，才能被认为是它们自己的行为。因此，人工智能作为道德主体所需的自主性必须是反思性的，而不仅仅是反应性的。作者将尚未被假定的人工智能统称为“合成道德主体”，人们可以对其赋予道德责任并进行指责。这种方式构成了道德主体的另一种真正的、非人类的变体。算法代表了创造算法的个人和机构的共同理解和社会习俗的特定静态快照。因此，人工智能体现的是社会世界的一个有限的、经过策划的和固有的保守版本。如果有可能合成道德能动性，根据定义，它们将能够反思、拒绝和修改这些算法代码。然而，它们仍将远离那些细微的、动态的，尤其是人类的规范、社会结构和意义系统，而这些规范、社会结构和意义系统正是现实的、制度化的道德主体的角色。与制度性道德主体一样，合成道德主体也不是“道德受动者”。尽管制度性道德主体和合成道德主体都不具备“道德受动者”的资格，但它们之间存在着另一种相应的差异。也就是说，只有前者是由“道德受动者”（以其个体人类成员的形式）部分构成的。尽管正规组织缺乏道德地位，但这一现实却限制了我们对待它们的方式。在探讨如何理解未来人工智能实体的潜在能力和道德地位时，对日益自动化的武器所带来的危险的反应很有启发性。这些回应可分为三类：其一，要求维持所谓的“有意义的人类控制”，或对自动化系统完全独立地选择和攻击目标的能力进行人为的限制；其二，具有前瞻性地禁止开发、生产和使用可以绕过这种控制的自动化武器，从而使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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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潘多拉魔盒保持关闭状态；其三，设计出既“自主”又能履行道德责任的致命智能机器。四、克制的道德主体与战争中的“责任错位”问题人工智能正在渗透到世界政治的各个领域，对战争的影响或将尤为深远。现实的道德约束者和制度性道德约束者的例子不胜枚举。如果用“道德约束者”这一称谓来指代拥有复杂、综合的思考、反思和行动能力，且在与诉诸有组织暴力或其行为相关的决策和行动中发挥着某种作用或影响力的主体，士兵则是最典型的现实的道德约束者，他们在道义上对其控制范围内的行为和不作为负责，传统任务是维护“非战斗豁免”和“相称性”的战时法原则。制度性道德约束者主要包括大多数国家，它们拥有强大的战争能力和诉诸战争权，只有在特定条件下才能发动战争。联合国、北约和非盟等政府间组织也是潜在的道德克制力量。人们期望它们将诉诸武力限制在集体自卫的情况下，或在所有和平选项都已用尽的情况下保护人类。

道德责任常被主动回避。要达到这种理想的卸责效果，一种方式就是将责任转嫁给一个根本不是道德主体的实体。这种情况常见于国际政治中，当责任被隐晦地宣称为“国际社会”的责任时，由于“国际社会”是一个无定形的集体，无法采取统一的、有目的的行动，而不是针对或由相关的制度性道德主体承担，这些机构能够回应具体的行动呼吁和对不法行为的指控。

还有一种倾向认为，当与其他行为者分担责任时，责任的分量就会减轻。在这种情况下，责任被理解为被分割和分配，但却没有其他道德主体能够承担所分配的责任。其结果是，唯一的责任承担者会产生危险的误解，认为自己的负担减轻了，因为“做正确的事”的任务是共同承担的，而不是个人的。在战争中，如果现实的道德约束主体依赖于人工智能自动化武器和决策支持系统，那么就会出现假定克制的道德责任被转移或被削弱的情况。

需要承认的是，在某些领域，机器的认知速度正在迅速超越人类。此外，机器学习过程必然是不透明的，且往往是不可预测的。那些操作智能机器并接受其指导的人往往不了解这些机器是如何做出决策的，也经常无法掌握它们的局限性。人工智能驱动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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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缺乏透明度，会在许多不同情况下产生一系列负面影响。算法会暗中延续不平等，强化社会偏见，对招聘和保险决策、警务实践和福利分配产生影响。人工智能自动化武器的使用将偏见带入了战场，现实的道德约束者实际上已经脱离了对自己的决定和行为承担责任的圈子，可能沦为指令的顺从接受者，而非最终决策者。此外，利用机器学习算法向政府提供诉诸武力决策建议的未来也不会太远。智能决策支持系统可以通过估计威胁、预测潜在对手的动向、预报伤亡和任务成本等方式指导敌对行动的发起，从而可能引入自动化偏见。同样，国家和政府间组织的相关决策机构也可能认为自己放弃了克制的责任，因为他们在决定是否参战时会听从算法的意见。总之，当精密的军事机器被误认为是道德主体时，现实的道德主体和制度性道德主体可能认为自己在道德上脱罪了——我们的工具成了我们的道德主体、道德指南，也成了我们的替罪羊。道德责任因此错位。

正如艾伦·图灵（Alan Turing）在 75 年前写下的那样，“我们只能看到前方不远处，但我们可以看到那里有很多需要做的事情”。无论人工智能是否有可能在未来某个时刻实现真正的道德代理，为了应对可能产生的风险，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措施。除了重新思考如何看待使用人工智能工具并得到其帮助的道德主体的责任之外，我们还可以提出一些补充性的道德克制责任，创造条件让我们在战争中有效履行普遍提出的克制责任，从而不发挥“道德缓冲期”的作用。如使人工智能的决策及其局限性更加透明；通过避免将人工智能拟人化，积极消除对其道德能动性的误解；在人工智能及其中纳入强化人类能动性和责任的提示，明晰责任定位。

任何令人信服的道德责任归属都必须考虑到其所针对实体的具体能力和局限性。对尚未假定的合成道德主体的克制期望，如果只是基于我们对人类能力和局限性的理解，要么是异想天开，要么是鲁莽行事。要应对这种“责任错位”的情况，就必须防止妄自尊大，并从对世界政治中现有和潜在道德主体的比较分析中汲取预设的教训。五、总结：重塑道德能动性与责任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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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 50 年，人工智能实体或将以我们尚无法想象的方式继续介入世界政治，因此有必要重新评估我们对国际关系中的复杂能动形式的隐含假设，以便制定所需的理论框架来描述、规定和评估与这些新兴技术相关的决策和行动。从以上分析中得出的第一个教训是，在道德能动的最低能力与界定世界政治中道德能动的特定类别的特征之间存在着至关重要的区别。虽然从人类身上可以帮助我们提炼出我们所理解的、可以承担责任和分担责任的机构的决定性特征，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已经穷尽了道德主体的类别，也不意味着人类代表了一种理想，其他潜在的变体都应据此进行评判。第二个教训是，即使是具有复杂的决策、反射和执行能力的主体，也有可能具有截然不同的道德主体特征，因此我们在赋予道德责任时必须考虑到这些差异。如果没有掌握这两条经验，就会出现“责任错位”的问题，这些分析都将为今后的研究提供更紧迫的领域。我们对新出现的人工智能实体的错误假设会如何影响或侵蚀世界政治中目前已确定的规范，并产生深远的地缘政治影响，将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 译者评述文章探讨了未来 50 年人工智能的发展对世界政治的影响，并且指出了国际关系理论在应对这种新兴技术时所面临的局限性。文章的主要观点集中在道德能动性、制度性与合成道德主体之间的区别以及人工智能可能引发的“责任错位”问题上。作者指出，随着 AI 技术的进步，它将深刻地改变全球劳动力市场、财富分配、政府监管能力及战争行为等多方面。当前的国际关系理论存在几个不足：忽视了行为体多样性的差异；未能充分论证国家作为独立主体的地位；对道德能动者的评判缺乏统一标准；未能认真对待这些实体作为复杂能动者的伦理后果。而对于人工智能而言，尽管其具有处理信息和做出决策的能力，但缺少意识和情感体验，因此只有当人工智能能够自我评估并修改代码时，才能被认为具备真正的道德责任。

该研究揭示了人工智能在未来国际事务中的潜在角色，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宝贵的洞见。通过明确不同层次上的道德责任归属，有助于避免因技术发展而导致的责任推卸现象，确保无论是在和平时期还是冲突情境下，人类都应该保持对其行为的最终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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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文章也存在一定局限。首先，虽然文中提到了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诸多变化，但对于如何具体应对这些挑战并没有给出具体可行的解决方案。其次，关于合成道德主体的概念仍然较为抽象，需要更多实证案例支持以增强说服力。基于以上分析，未来的学理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纵深：一是加强对人工智能系统透明度的研究，提高人们对机器决策过程的理解；二是探索建立一套适用于人工智能时代的新型法律框架，以规范其使用范围；三是持续跟踪人工智能技术的实际应用情况，及时调整相关理论模型，使其更加贴近现实需求。

【校对审核：孙溶锴戴璐璟施榕】【责任编辑：严瑾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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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威慑战略：庇护国如何为盟友提供安全保护伞李都英 [著] 辛逸伦 [译]①

 文章导读延伸威慑是指庇护国试图通过威胁采用某种形式的报复（包括常规打击和核打击），阻止挑战者对其保护国和盟国的军事进攻。二战后，美国为维护自身在全球范围内的霸权对其不同盟友采取了针对性的延伸威慑战略，例如自1949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成立以来，美国对欧洲的安全承诺一直依赖于前沿部署的核武器以及陆地上的大规模常规部队；美国对韩国的延伸威慑战略在冷战期间则与前文所提到的北约模式类似，但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却将前沿核部署从陆地转移至海上；对菲律宾的延伸威慑战略则主要依赖部署在相关岛屿上的常规部队，且从未动用核力量保护菲律宾。

那么，庇护国可以选择哪些延伸威慑战略？哪些因素决定了庇护国采用何种战略？每种战略在具体的武力运用上是如何体现的？为回答上述问题，作者试图构造基于“挑战国的威胁类型（威胁严重性）”和“挑战国能够迅速战胜庇护国盟友的可能性”两大变量的分析框架，进而将庇护国的延伸威慑战略分为常规防御协议、前沿常规部署、核防御协议和前沿核部署等四类战略，且作者指出上述每一项战略都体现为预先部署在前沿或后方的常规力量和核力量的混合组合。为检验理论的科学性，作者后续不仅对符合本研究范围内的三十个案例进行了一致性检验，而且详细探讨了美韩延伸威慑和美菲延伸威慑的案例。文章结论指出，庇护国提供的“安全保护伞”并非同质化，而是根据不同盟国的安全需求和具体情况进行针对性部署。这对于丰富延伸威慑的理论研究以及深刻理解当前美国延伸威慑战略的武力运用方式具有重要意义。

 文章来源： Do Young Lee, “Strategies of Extended Deterrence: How States Provide the Security Umbrella,” SecurityStudies, Vol. 30, No. 5, 2021, pp. 761-796. ① 李都英（Do Young Lee），奥斯陆大学政治学系博士后研究员，助理教授，研究方向为国际安全、核武器、延伸威慑、联盟政治和亚太地区的国际关系。辛逸伦，国政学人编译员，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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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维导图一、研究问题和既有研究二战后，美国为维护自身在全球范围内的霸权向其盟友做出了各类安全承诺，并对不同盟国采取了针对性的延伸威慑战略，并且这些威慑战略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例如美国对在欧洲部署了核武器和陆地大规模常规部队；美国对韩国的安全保护伞在冷战期间则与欧洲类似，但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却将核保护伞从陆地转移至海上；对菲律宾的延伸威慑战略则主要依赖部署在相关岛屿上的常规部队，且从未动用核力量保护菲律宾。概言之，庇护国提供的“安全保护伞”并非同质化，而是根据不同盟国的安全需求和具体情况进行针对性部署。因此，延伸威慑战略具体包含哪些类型？哪些因素会对庇护国的战略选择产生影响？每种延伸威慑战略在具体武力使用上又是如何体现的？本文试图予以回答。

既有研究围绕延伸威慑和安全承诺两项议题进行了大量探讨，但存在以下三点不足：首先，诸多学者在宏观层面上强调了庇护国安全承诺的静态性质，即认为延伸威慑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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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于庇护国长期形成的宏观战略偏好，但前文提出的若干案例已表明延伸威慑战略具有动态性；其次，既有研究侧重于探讨庇护国加强安全承诺的后果，却并未说明促使庇护国更换延伸威慑战略以加强安全承诺的具体因果机制；最后，既有研究未能阐释延伸威慑战略的变化如何影响庇护国在盟国的军队部署形式。正是基于上述不足，作者将“挑战国的威胁类型（威胁严重性）”和“挑战国能够迅速战胜庇护国盟友的可能性”作为自变量，详细探讨了庇护国选择不同类型延伸威慑战略的具体因果机制。本文通过对美苏（包括俄罗斯）延伸威慑案例的横向对比，以及对美韩、美菲延伸威慑案例的纵向分析，基本验证了本文的理论框架。本文最后则进一步探讨了当前美国对韩国和菲律宾安全承诺的政策影响。二、理论框架：庇护国在延伸威慑中的双重作用和具体战略选择（一）庇护国在延伸威慑中的双重作用

延伸威慑战略指的是庇护国威胁对挑战国使用武力，试图阻止后者对庇护国盟友动用武力的一组战略安排。据此定义，在联盟关系中无疑会存在保护承诺的问题，即盟友无法确定庇护国在紧急情况中是否仍然会履行先前的安全承诺。因此，本文认为庇护国在延伸威慑中应发挥两重作用：一是保证维度：向盟国确保坚定的安全承诺；二是威慑维度：有效阻止挑战国对盟国取得快速胜利。基于上述两方面的考量，庇护国将对盟友选择并实施针对性的延伸威慑战略。

（二）自变量

1. 保证维度：评估挑战国对盟国构成的威胁类型（威胁严重性），包括“生存威胁”和“非生存威胁”两种情况。

首先，对盟国外部威胁的评估主要基于对挑战国战略目标的判断，通过观察挑战国的军事和外交政策以及历史行为来确定。尽管存在错误知觉，但本文的重点不在于检查威胁评估的准确性，而是关注盟国的威胁认知及其是否促使庇护国做出了相应的保证承诺。其次，作者认为挑战国具有三种战略目标：第一种是“政治吸收”，即挑战国通过剥夺庇护国盟友的国家主权和自决权，将该国融入其基本政治体制；第二种是“领土吞并”，即从盟国夺取有争议的领土和地区；第三种是“政府退化”（governmental degra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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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挑战国企图削弱庇护国盟友政府的执政合法性或阻碍其开展有效的国家治理。作者认为当挑战国寻求第一个目标时，庇护国会认为盟友面临“生存威胁”；当挑战国寻求第二个或第三个目标时，庇护国会认为盟友面临“非生存威胁”。最后，作者认为庇护国的核承诺往往比常规承诺具备更强的保证效力。原因在于一方面庇护国的核承诺将导致其卷入核战争的风险上升，另一方面核承诺则需要庇护国在合作磋商和谈判中投入更多的成本。综上所述，作者认为当盟国面临“生存威胁”时，庇护国将提供核承诺；当盟国处于一种“非生存威胁”的情况下，庇护国则将提供常规的安全保证。2. 威慑维度：评估挑战国是否可能对盟国取得“快速和决定性的胜利”首先，庇护国对挑战国是否可能取得“快速和决定性的胜利”的判断是基于对盟友独立威慑能力的评估。即当庇护国认为盟友缺乏“自力更生”的威慑能力时，庇护国的前沿军事存在是有效的；反之，庇护国则无需采取积极措施来提高延伸威慑的威胁可信度，并且此时加强前沿军事存在可能会适得其反，例如激化双方的对抗风险。其次，庇护国的威慑效果取决于是否具备坚定的政治决心以及足够的军事能力来帮助盟友威慑并击败挑战国。作者认为这将由庇护国预先部署的军事力量的位置远近来决定。概言之，当庇护国判断挑战国能够对其盟友迅速取得胜利的可能性很大时，会将其延伸威慑的军事资产部署到前沿地区，反之，则会将军事资产部署到后方区域。（三）因变量

1. 常规防御协议：通过一份正式的书面协议，确定庇护国的常规防务承诺。该战略既假设挑战国对盟友构成“非生存威胁”，即使威慑失败，盟友仍能保持独立；同时也假设盟友具备较强的独立威慑能力。

2. 前沿常规部署：通过庇护国的前沿常规部署及其书面的常规保证予以确定，但并未涉及核承诺。该策略假设挑战国对盟友构成“不存在的威胁”，且盟友缺乏独立威慑的能力。

3. 核防御协议：在核力量层面，该战略的特点是口头或书面的核承诺；在常规部署层面，该战略要求庇护国只部署象征性的部队（情报、监视和侦察），而并非处于高度戒备状态的大量战备部队。该战略假设盟友面临“生存威胁”，但具备较强的独立威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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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前沿核部署：该策略的核心组成部分是“非战略性”，即在陆地和海上均布置前沿核力量，从而共同构成一个严密的延伸威慑网络。该战略假设盟友面临“生存威胁”，并且缺乏独立威慑的能力。

表 1 庇护国的延伸威慑战略选择

三、实证检验（一） 量化研究：美苏（俄）延伸威慑案例的一致性检验1.变量测量和数据来源：

变量 1：挑战国对盟友构成的威胁类型（威胁严重性），主要通过评估挑战国的具体战略目标来判断。具体判断依据则主要来源于一手资料（解密的备忘录、电报和情报报告）和二手资料（相关文献、新闻和报道）。

变量 2：挑战国快速战胜庇护国盟友的可能性。首先，作者主要调查了一手资料（军事和情报材料）和二手资料（相关文献、新闻和报道）。其次，作者根据Bruce BuenodeMesquita 提出的公式，测量比较盟国和挑战国的局部战斗力比率：假设当挑战国的军事力量被两者的首都间距离（例如平壤到首尔的直接距离）折现后是盟国的军事力量的三倍时，挑战国取得迅速胜利的可能性较高，反之则较低。2.研究设计和结果

案例来源：主要从“联盟条约义务和规定数据”集中归纳得出，并且排除了地区核大国的延伸威慑案例，重点关注美国（20 世纪 40 年代末至今）和苏联/俄罗斯（20世纪50 年代初至今）两个全球核大国的延伸威慑案例。结果显示大约67%的案例（30个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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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 20 个）提供了准确的预测结果。表明理论框架具有一定解释力。具体情况如表2所示。

表 2 美苏延伸威慑案例的一致性检测结果

（二）质性研究：美韩延伸威慑和美菲延伸威慑案例分析1.美韩延伸威慑

在第一阶段即 1953-1991 年期间，从保证维度上看，韩国面临来自朝鲜的严重的生存威胁，且美韩对此均达成共识；从威慑维度上看，美国领导层判断，朝鲜和韩国的军事力量面临极大的不对称性，如果敌对行动重新爆发，朝鲜极有可能迅速取得胜利。因此，美国采取了前沿核部署战略。在第二阶段即 1991 年后，从保证维度看，尽管冷战结束后世界政治走向和平与发展，但美韩判断朝鲜对韩国仍具有“侵略”野心，且朝鲜正在发展独立核力量，因而认为韩国仍然面临生存威胁；从威慑维度看，韩国已拥有高度现代化、规模庞大的戒备部队以及密集的军事防线，因而美国判断朝鲜很难取得迅速胜利。基于此，美国采取了与韩国签订核防御协议的延伸威慑战略。2.美菲延伸威慑

美菲早在 1951 年就签订了常规防御协议。在第一阶段即1951-1974 年期间，从保证维度上看，美国认为苏联“入侵”菲律宾只是一种可能性，因此菲律宾面临的外部威胁较小，安全环境较为乐观；从威慑维度上看，美国判断菲律宾的军事力量极为薄弱，苏联具备迅速歼灭菲律宾国防军并占领群岛的较大可能，因而在防御协议的基础上加强了常规军事部队的前沿部署。在第二阶段即 1974-1992 年期间，从保证维度上看，美国判断菲律宾受到来自中国的“海上威胁”（这显然出于错误知觉），但同时认为中国只寻求南海的所有权而不会“入侵”菲律宾本土，因而菲律宾的安全环境较为乐观；从威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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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度上看，美国对菲律宾本土防御能力持悲观态度，认为如果真的爆发战争，中国会取得速战速决的胜利。基于此，美国的评估在保证和威慑两个方面都没有明显变化，因此继续对菲律宾采取前沿常规部署战略。

3.对上述两个案例的替代解释与不足

首先是防止核武器扩散的观点，此类观点尽管能够说明在20 世纪70 年代，韩国在美国的压力和干涉下放弃了发展独立核力量的计划，但无法解释美国同时在韩国部署更多核弹头的事实；其次是利益导向的观点，此类观点无法解释在韩国和菲律宾对美国而言始终具有重大战略利益的情况下，为何美国自 1991 年起削减对韩国的核承诺以及美国对菲律宾始终只提供常规防御承诺；最后是国内政治支持的观点，此类观点缺乏能够说明存在某一或多个国内政治团体阻碍了美国对韩国和菲律宾的延伸威慑战略支持的事实证据。四、结论

基于上述量化和质性检验，本文认为庇护国提供的“安全保护伞”并非同质化，而是根据不同盟国的安全需求和具体情况进行针对性部署。具体而言，“挑战国的威胁类型（威胁严重性）”和“挑战国能够迅速战胜庇护国盟友的可能性”两大变量的相互作用决定了庇护国如何在四种延伸威慑战略中做出抉择，四种战略即常规防御协议、前沿常规部署、核防御协议和前沿核部署，均体现为在特定地点预先部署的常规力量和核力量的独特混合体。

作者在文章结尾也指出了本文可能存在的政策意义。首先，对于美国是否应该向韩国重新部署核武器以应对朝鲜核武库的扩张和多样化，作者认为应维持当前的核防御协议。一方面，朝鲜和韩国的军事力量对比已发生变化，韩国具备“自力更生”的对朝威慑能力；另一方面，重新部署可能会加剧半岛及其周边地区不必要的紧张局势和地区敌对行动，从而招致中国和俄罗斯等邻国的反对。其次，作者则认为杜特尔特总统执政期间菲律宾国内存在的反美情绪限制了美国采取作者所预测的威慑战略，并提出如果中菲南海争议继续加剧，美国可能会在南海争议岛礁和海域部署军事力量，例如巴拉望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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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者评述本文探讨了美国这类庇护国如何选择和执行不同的延伸威慑战略的问题，本文认为“挑战国的威胁类型（威胁严重性）”和“挑战国能够迅速战胜庇护国盟友的可能性”两大变量的相互作用决定了庇护国如何在四种延伸威慑战略中做出抉择，四种战略即常规防御协议、前沿常规部署、核防御协议和前沿核部署，均体现为在特定地点预先部署的常规力量和核力量的独特混合体。从理论意义上看，作者构造的分析框架具有较强解释力，采用的量化和质性结合的研究方法也具有一定借鉴意义，文章结论对于丰富延伸威慑的相关研究以及理解当前美国延伸威慑战略的具体运用方式具有重要意义。从政策意义上看，作者认为政策制定者应对重新部署延伸威慑战略保持谨慎，例如美国对韩国重新部署延伸威慑战略非但不能取得较高的安全收益，反而可能加剧半岛及其周边地区不必要的紧张局势和地区敌对行动；对菲律宾而言，作者则预测美国将继续加强前沿常规部署，即将军事力量部署至更有争议且敏感的岛礁和海域。此外，译者认为本文存在以下几点不足：首先，作者在设计变量时强调本文不关注错误知觉的影响，这实则回避了威胁评估正确性的问题，所谓对挑战国的威胁评估有时或许只是庇护国的主观臆断。它一方面忽视了盟友本身存在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另一方面则未考虑域外大国介入地区安全问题是否亦加剧了地区安全风险，从而导致威胁评估所基于的安全环境发生变化。其次，作者对挑战国的威胁评估容易陷入“自我实现的预言”，例如俄乌冲突的爆发从某种意义上则表明美国及北约威慑战略的失败，显然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多元化的，那么是否也受决策者对文中所涉及两类变量的错误评估的影响呢？基于此，这将提醒各国决策层和战略界在判断敌我和做出决策时保持更为谨慎的态度。

【校对审核：戴璐璟袁歆施榕】【责任编辑：严瑾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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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成国在什么条件下会支持崛起国的多边制度？——以亚洲开发银行为例

艾斯·卡亚 马修·萨拉赫 [著] 沈好文[译]①

 文章导读2024 年 9 月 27 日，石破茂在历经五次参选后终于如愿当选新一任自民党总裁，作为固定盟友的美国对其表示热烈祝贺，并称期待未来日美两国的密切互动。但是现实走向却“事与愿违”，石破茂在竞选期间鼓吹建立“亚洲版北约”，渴望在亚洲打造以日美同盟为核心的集体防卫体系，并放低姿态称“‘亚洲版北约’是美日印澳四方合作机制的延伸成果”。然而，美国方面对此合作严词拒绝，并称该设想尚不成熟。这不由得让人产生疑问——究竟什么促成了守成国支持崛起国创建的新兴多边制度？

本文由此出发，聚焦经济合作领域，不仅在理论层面上提出了制度控制权与制度权力分散两类创新性概念，还选取日本主导创建的亚洲开发银行（AsianDevelopment Bank，ADB）为典型案例，试图借助明晰美国对该多边合作组织的前后态度转变来厘清守成国与崛起国竞合关系的前因后果，进而探讨上述理论框架的解释力。仅从地缘政治视角而言，崛起国的竞争对手或盟友伙伴的身份定位是影响守成国合作与否的重要条件。但这绝非关键要素，例如许多欧洲国家力压美国反对参与了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Investment Bank，AIIB）。因此，有必要从制度理论视角出发探讨集体行动的逻辑。本文经研究发现，制度控制权往往同对该制度的物质支持成正比。这虽然对守成国的财政贡献提出了更高要求，但在某种条件下也有利于分担其责任压力。与此同时，守成国往往倾向于促进新旧制度相辅相成以减弱制度权力的分散趋势， 文章来源： Kaya A, Salah M. “When Do Established Powers Support Rising Powers’ Multilateral Institutions? TheCase of the Asian Development Bank,”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15 , No. 1 , 2022, pp. 1-26. ① 艾斯·卡亚（Ayse Kaya），美国斯沃斯莫尔学院政治学教授；马修·萨拉赫（Matthew Salah），美国斯沃斯莫尔学院政治学副教授。沈好文，国政学人编译员，吉林大学国家安全学专业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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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可以通过调整新旧制度的互补性予以实现。具体来说，守成国会选择提升新旧制度的运行规则及成员构成的相似度，同时缩减二者职能业务范围的重叠度以避免权力下放。此外，在研究过程中，本文还对美国多边经济发展史进行了一些补充，追求对历史与现实意义的双重兼顾。  思维导图一、守成国（Established Powers）、崛起国（Rising Powers）与新兴制度（一）制度控制权（Institutional Control）

制度控制权是指国家通过正式或非正式手段左右国际组织决策的权力，成员国的投票份额就是典型代表。与此同时，制度控制权也体现在国际组织对其成员国的依赖性，以及国际组织总部的地理位置等多个层面上。

然而，单一国家对国际组织的控制权同其责任分担往往相互制衡，这是因为控制权同成员国所提供的物质支持相挂钩，即成员国的财政贡献同其对国际组织的控制权成正比，但同时一个国家对国际组织的主导控制可能会影响其他成员国对该组织的物质援助。因而日本在组建亚洲开发银行的过程中，选择尽量收敛自身影响力以避免留下日本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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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开行的负面印象。同时鉴于国际组织往往需要大量资金来维持日常运转和项目建设，适度放宽控制权以分散成本也是明智之举。

图 1 中的（a）图是关于守成国的制度控制权同责任分担、财政支出间的权衡关系曲线。A、B、C 三点之间，C 点是最优结果，此时制度控制权虽非最高，但责任分担较多因而减轻了守成国的压力。而 D 点虽实现了责任分担和制度控制权的双重兼顾，但过于理想化，也难以被其他成员国所接受。另外，同崛起国的敌友关系也会导致上述权衡关系发生变动。当崛起国是竞争对手时，守成国与其在发展偏好上的分歧将被扩大，导致政治成本增加；同时守成国放弃控制权的成本也会相应提高。（a）图更符合亚开行这类合作伙伴占据主体的国际组织。（b）图则展现了当崛起国是竞争对手时守成国的制度控制权同责任分担的关系变化，守成国愿意为了扩大制度控制权而增加财政支出费用，追求达到 E 点的最优结果。

图 1 制度控制权同责任分担、物质支出间的关系（二）制度权力的分散（Diffusion of Institutional Power）如何实现新制度同既有秩序间的相辅相成以减少制度权力的分散是守成国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守成国对多边制度体系主导力的下降会引发制度权力的分散，其影响力也会随之弱化。理论上来说，新兴多边制度的出现将会冲击现有秩序的稳定性，因为这不仅会引发其同现有制度的资源争夺，还会导致制度体系复杂化，造成管辖权重叠，进而影响合作的合法性。换言之，权力的下放和分散将会形成有争议的多边主义。然而，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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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排除新旧制度共享资源、协同发展的可能性，新制度也有可能使守成国的制度控制权得到强化。即使崛起国是守成国的竞争对手，新制度也可以通过合作过程中的行为约束来制衡竞争对手以防止其影响力过度膨胀。因此守成国倾向于通过借助新制度的出现而逐渐将崛起国吸纳进现有的制度体系。

制度控制权的分散程度取决于新旧制度在某一具体领域中的互补性。这里的互补性主要包含新旧制度运作规范、成员组成以及主要功能的相似性三方面。以上重叠度越高，守成国在多边制度中的地位越稳固，制度权力的分散也更加受限。运行规则方面，新制度往往意味着全新的治理与运作理念，拓展了其他国家的可选择性，而这将冲击守成国设计并引导的现有制度的规范与原则。成员资格方面，拥有相似的成员组成的新旧制度一般不会争夺同一领域资源以降低二者职能的重叠性。而且相同成员在不同平台上的互动将提高议题关注度以及合作声誉的交叉性，并且有利于新旧制度间运行规范的相互借鉴学习，这无疑将进一步提高制度的运作效率。在职能方面，新制度可能会专注于现有制度尚未覆盖的领域，例如亚洲开发银行最初是为了服务亚洲国家（印度和巴基斯坦除外）。相似的职能可能会激化同一领域内的人才和资源竞争，从而导致国际组织管辖权的界限模糊。总体而言，守成国更倾向于新旧制度在运行规则和成员构成上保持一致，以及差异化的职能分工。

竞争将会促使权力分散同互补性的关系变化线呈现上升趋势。如图2，C点拥有同竞争对手崛起国的高互补性，要比拥有同盟友崛起国拥有低互补性的B 点，更能分散制度权力。A 点则代表同盟友崛起国互补性过低，而对守成国吸引力有限。因此盟友身份虽然能限制权力分散，但是并不能达到完美的理想效果。

图 2 崛起国不同身份下制度权力分散同新旧制度互补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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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亚开行的发展起源与日本的领导力亚开行的发展离不开日本的助力。日本相继于 1954 年提出吉田计划、1957 年提出岸计划、1960 年提出池田计划，主张向亚洲进行大规模投资。但碍于二战阴影，国际社会对此反响平平。这让日本意识到有必要通过建立互利共赢的合作关系以消除其他国家对其忧虑。1962 年，日本常盘桥经济研究所所长大桥薰拜访世界银行原理事渡边武，提出了成立亚洲开发银行的想法，并很快就此议题成立了研究会，展开具体内容的讨论。研究团队于 1963 年起草《关于建立亚洲开发银行的私人计划》（Private Planfor theEstablishment of an Asian Development Bank），提出了建立地区性银行的设想，这也反映出日本作为崛起中的大国对于加强国际话语权的需求。

《关于建立亚洲开发银行的私人计划》在认缴资本方面，明确指出日本将是亚开行的最大出资国，并预计美国出资额将同日本不相上下。同时该计划还允许发展中国家以当地货币进行认购结算，并将可赎回资本纳入其中。理事会享有最高权力，常设董事会管理日常经营活动。为避免引发他国的反感与怀疑，日本政府倾向于在幕后进行大局引领，并通过将总部设置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等方式来弱化日本同亚开行的外部表层联系。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U.N.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ssionfor Asiaand the Pacific, ESCAP）也很关注亚开行的开展进度。亚太经社会由成立于1947年的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ECAFE）演变而来。1963 年 1 月，《关于建立亚洲开发银行的私人计划》起草不久后，便有泰国经济学家提出了构建地区银行的想法，并在3 月召开的第 19 届 ECAFE 会议上获批通过，但并未得到充分重视。1964 年3 月，第20 届ECAFE会议对地区银行筹建议案更为关注，并呼吁成立专家小组以研讨可行性。渡边武则在日本力荐下成为专家组成员。10 月，专家组就此召开特别会谈并规划了亚开行建设蓝图，而渡边武依托自身优势确保了《关于建立亚洲开发银行的私人计划》同该蓝图的高度相似性。为给欧美国家铺路，渡边武还提出了非亚洲国家参与的可能性设想，但遭到了其他专家的一致反对。1965 年 3 月，第 21 届 ECAFE 正式通过了亚开行建设议案，并选出了咨询委员会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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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制度权力视角下美国对亚开行的立场变化美国虽希望借助美日合作深化同亚洲的联系，但初期对日本的发展保持警惕，倾向于建立亚开行的替代性组织，即东南亚发展协会（Southeast Asian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SEADA）来保障自身利益。SEADA 同美国在亚洲的发展议程具有高度一致性。该协会出于美国对东南亚的政治军事目标而对此区域进行重点关注，同时被美国寄予审查亚洲各国发展计划的厚望，而亚开行则不具备此功能。而且 SEADA 还承诺保留美国对于该地区国家实施对外援助的直接控制权以确保美国的金融影响力。总得来说，不同于亚开行的多边协同、彼此辐射的合作模式，SEADA 更倾向于打造以美国为核心的亚洲协调系统，确保美国在发展议程中以较低的成本获得更多的制度控制权。但面对越来越多的质疑，美国也逐渐转变立场，开始考虑加入亚开行。虽然日本方面表示将同美国保持同起同坐的地位，但是仍旧难以打消美国对制度控制权不足的忧虑。为此，美国尝试了多种渠道来缓解这项难题。第一，美国左右亚开行的投票规则。亚开行既有给成员国平均分配的基本投票权，也有依据出资额进行分配的比例投票权。美国不仅试图追平同日本的持股比例，还寻求更高份额的比例票来确保发言权。为进一步提高控制力，美国还主张亚开行在进行关键决策时应遵循特别多数票原则，即需达到总票数的四分之三、五分之四，甚至是全票通过。毫无疑问，美国希望通过制度控制权来左右发展中国家的选择，但这意味着美国需要付出更多的成本来说服合作伙伴，因此也遭到了国内决策者的反对。

第二，美国试图建立特别基金加强对亚开行的控制权。美国提出可以针对东南亚地区设立特别资助基金来填补亚开行在这一区域的开发空白。亚开行虽然具备优惠贷款项目，但是特别基金则并不强制金钱结算，而接受采取多种方式进行“软”支付，对于东南亚贫困地区极具吸引力。然而，国会处于资金紧张问题，且基于对特别基金落实后的影响力有限的预测而否定了该议案。

第三，美国插手亚开行的总部地址选择。美国虽公开表示对于亚开行总部地址保持中立态度，但考虑到东南亚发展计划，其私下反对东京竞标，而倾向于选择马尼拉。美国联合其他成员国共同呼吁落实总部选址同行长国籍国差异化的原则。当时选用渡边武担任行长职务得到广泛认可，而这就意味着否定了东京成为亚开行总部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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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对制度权力分散挤占发展资源的担忧，美国密切关注互补性问题。运行规则方面，美国一再强调亚开行的组织框架应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保持一致，并希望二者在发展文化上进一步靠拢。成员组成方面，美国强迫盟友伙伴向亚开行捐款来获得成员资格，分担责任的同时还能弱化管控权力的分散。职能分工方面，美国力图将亚开行同世界银行的业务区分开来，明确亚开行服务于亚洲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目的以打消公众对其取代世界银行的疑虑。

着眼亚开行筹备，尽管日本考虑了美国的发展诉求，但是美国仍旧强调制度控制权和互补性的问题，这也反映出崛起国的盟国身份无法打消守成国对于制度权力的掌控疑虑。四、结论

借助亚开行的案例研究，可以发现多边制度作为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映射出国家行为体的政策偏好与行为准则。崛起国创建的新多边制度可能会给守成国所领导的原有秩序造成冲击。在此背景下，守成国面临制度控制权与责任分担之间的权衡难题。一般来说，守成国为提高制度控制权，会加大对该制度的物质支持力度，并且增加新旧制度的互补性，即提高新旧制度运作规则和成员组成的相似性，同时还会降低二者业务范围的重叠度。  译者评述本文着眼于亚开行的发展历史，以制度权力理论解释了既有大国对于新兴大国所创建多边制度的反应及其原理，强调守成国会通过强化物质支持及互补性来提高自身对该制度的掌控力。

本文的创新点在于跳脱出地缘政治权力格局，而从制度理论层面探讨守成国和崛起国的合作可能性。新兴制度的号召力除了同自身设计架构相关，还会受到权力动态变化的影响。本文不局限于单一的身份竞合关系，而是从制度控制权和制度权力分散两个角度剖析守成国对崛起国创建多边制度的干预举措，进而探讨制度设计背后的权力争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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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仍存在不足。首先，文章应提高对特定时间点的制度背景的重视度，考量其是否作用于制度控制权同制度权力分散的相关性。其次，文章以美国为重点研究对象，忽视了其他守成国行为选择的可能性探究，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结论的说服力。最后，文章应加大制度控制权和制度权力分散在经济领域以外的适用性研究。未来优化方向可以重点关注崛起国的制度反应剖析。崛起国对于多边制度主导权同样存在提升诉求，因而有必要对崛起国制度设计的考量进行深入剖析。而且这还有利于分析崛起国对守成国制度干预的后续反应，进而精准把握双方互动的路径走向。此外，还需要提升对国家身份的重视程度。伴随国际局势深刻调整，盟友还是对手的身份区别对跨国合作的影响力逐步提升，在探讨制度性权力时亦应着重考虑这一敏感议题。【校对审核：丁伟航】【责任编辑：严瑾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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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应对国际政治中的罪恶感和羞耻感

洛特姆·巴桑-尼盖特 加迪·海曼 [著] 高锐前[译]①

 文章导读自 2023 年 10 月 7 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截止2024 年9 月26 日），以色列军队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导致 41534 名巴勒斯坦人死亡，96092 人受伤。国际社会对于以色列的军事行动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谴责，但几乎没有产生任何影响作用。决策者是通过何种应对机制克服心理上的罪恶感和羞耻感，心安理得地采取与道德相悖的政策呢？

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经常试图挑起罪恶感和羞耻感等道德情绪以推动政治变革，但在国际关系实践中，“点名羞辱”等策略往往无效。政策制定者们违反规范时，常常通过一些应对机制来应对罪恶感和羞耻感，这些机制使他们能够采取与自身道德标准相悖的政策。本文将罪恶感和羞耻感概念化为两种不同的现象，羞耻感更有可能触发否认和歪曲等不成熟的防御性反应，而罪恶感则将触发更成熟、更具补偿性的反应。

本文选取以色列建国后前十年政治议程中的两个关键事件作为研究案例，使用以色列议会、政府和工党中央委员会三个不同政治机构的相关资料，分析了关于巴勒斯坦难民回归和以色列与西德之间赔偿协议的政治辩论，展示了投射、歪曲、否认、合理化、高尚化和自我审视机制如何使决策者采取违背其道德标准的政策。文章来源： Bassan-Nygate, Lotem and Gadi Heimann, “Dealing with Guilt and Sham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38, No. 2, 2024, pp. 256–278. ① 洛特姆·巴桑-尼盖特（Lotem Bassan-Nygate），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政治学系博士，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公共政策助理教授； 加迪·海曼（Gadi Heimann），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高锐前，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国际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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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维导图一、既有研究羞辱对手是国际行为体用来推动国内政策变革的关键策略，在不道德的政策和行为被公开后，行为体将被迫做出改变。近年来，相关文献转而关注微观层面以及政治心理学分析视角，本文结合其中对于情感的研究，试图解释决策者如何应对罪恶感和羞耻感。最新文献关注的是违反国际规范的“失范”国家。污名化管理文献认为羞辱可以在国家之间建立等级制，使落后国家受到污名化。决策者试图通过将失范行为描述为反抗或庆祝行为，以改变主流道德话语进而提升自身国家地位。即使决策者已经内化了他们所蔑视的规范，这种违反规范的行为也会发生。本体论安全文献关注国际行为体的自我形象，因而重视研究道德情感。当自身行为与自我认同的不一致时，行为体的羞耻感将产生一种深刻的不安全感，从而使其参与到道德或人道主义行动等自助行为中去。一些国家还可能采取“否认”策略，拒绝为其犯下的罪行道歉。此外，国家的“文化亲密性”将影响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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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际批评的反应，然而对于罪恶感、羞耻感和尴尬的讨论没有关注这些情绪可能引发的反应限度。有关罪恶感的文献对这些情绪进行了区分，但倾向于关注悔恨这种罕见而成熟的策略的决定性作用。

关于行为体如何应对国际政治中羞耻感和罪恶感的文献并不是很充分。作者引入了防御机制的概念对行为体的反应进行有效区分。此外，作者在分析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将心理动力学应用于国际关系并进行充分的实证分析，从而进一步为理论发展做出贡献。二、理论框架1.将罪恶和羞耻概念化

罪恶和羞耻是行为体以违反其道德标准和价值观的方式行事时产生的情绪。可以按照两个标准区分二者的不同（如表 1）：(1) 引发事件的性质；(2) 事件关注点。表 1 罪恶感和羞耻感的分类标准

（1）引发事件的性质

心理学家最初认为，羞耻感是一种伴随着“社死”现象的公共情绪，而罪恶感是一种私人情绪。但实证研究表明，这两种情绪都可能发生在公共或私人环境中。考虑到他人在场与否以及意识到失范行为的可能性，羞耻感和罪恶感所引发的情境具有同等公开性。尽管如此，羞耻感仍更多与违背某一社群伦理相联系，而罪恶感则与国内法规有关。（2）事件关注点

对罪恶感和羞耻感最常见的区分依据是，行为体在多大程度上把引起这种情绪的事件归结为自我或自身行为的失败。羞耻感的关注点是自我本身（“我”做了那件可怕的事情），而罪恶感的关注点是行为本身（我做的那件“事情”很可怕）。羞耻感的体验与自我直接相关，自我是评价的重点。这主要因为我们的自我形象是由社会以及我们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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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里的社会评价方式所定义的。在感到罪恶时，个体的自我形象和自尊仍然完好无损，但在感到羞耻时，这种自我形象和自尊就会受到质疑。实证研究表明，在描述羞耻感引发的情景时，受访者更关心他人对自己的评价，而在描述罪恶感的体验时，他们更关心自身行为对他人的影响。

2.应对罪恶感和羞耻感

罪恶感相对羞耻感的痛苦程度更轻，因为前者与特定行为而非个体的核心身份有关。因此，对罪恶感的反应往往与更具建设性的行为有关，而对羞耻感的反应则与破坏性的行为有关。羞耻感通常伴随着一种萎缩或“渺小”感，以及“暴露”感、无价值感和无能为力感。尽管羞耻感不必然包括观众在场而目睹个体的缺点，其与社会道德的联系往往会促使个体想象有缺陷的自我将如何出现在他人面前。相关研究一致表明，羞耻感与多种心理症状有关：自卑、抑郁、焦虑、饮食失调症状、创伤后应激障碍 （PTSD） 和自杀意念。羞耻引起的负面心理反应的程度如此之大，以至于人们会下意识地倾向于转移情绪。羞耻感是一种助长防御心理、人际隔离和社交距离感的情绪。罪恶感则会激励补偿性行为，加强对“他者”的同情，并促进用以应对愤怒的建设性策略。个人应对内疚和羞愧的不同方式通常被称为应对策略或防御机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首次指出，个体依靠防御机制来减轻由各种情绪引起的焦虑，其女安娜·弗洛伊德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概念。防御机制是“能让个体减少认知失调的先天性非自愿调节过程”。防御机制使个体能够保护自尊，并在潜意识中弥合个体预期与实际行为之间不一致而形成的认知失调。学者和临床医生倾向于对这些机制进行分类，以评估病人的心理健康并研究特性形式的精神病理学。它们通常被分为不成熟的防御机制和成熟的防御机制。不成熟的防御机制适应性差，目的在隐藏或缓解引发焦虑的冲突和压力。成熟的防御机制倾向于将关注点放在积极解决或接受认知失调的有效方法上，作为应对策略更慎重、更成功、更具适应性，伴有更多的补偿性积极行为（如表2）。本文介绍了四种不成熟的机制：投射、歪曲、移情和合理化，以及两种成熟的机制：高尚化和自我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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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罪恶感和羞耻感引发的作用反应和应对策略投射是将自己的负面特质归因于他人。当行为体难以接受自己的负面特质，进而将这些特质或倾向归因于他人时，就会出现投射现象。研究表明，回避自身负面特质信息的倾向会增加将该特质归因于他人的倾向。准投射（Quasi-Projection）是投射的一个分支，指个人找到其他行为体以同样方式行事的类似案例，从而将自身行为的不道德程度最小化。感知他人身上具有威胁性的特质有助于行为体在某种程度上忽略自身的该特质。在国际冲突中，哈尔佩林等人的研究表明，投射可以使敌人失去合法性和人格性，任何本可能出现的羞耻感或罪恶感都会由此减少。

歪曲是指利用持续性妄想中的优越感或特权感，极力重塑外部现实以迎合内心需求。投射将罪恶感和羞耻感归咎于他人来减轻痛苦。在歪曲中，不愉快的感觉被与之相反的幻想所取代，个体幻想中的特权得到满足（例如：上帝回应了我所有的祈祷）。移情是指改变情感冲动的目标，将情感转向不那么受关注的对象。例如，与父亲的强烈对立可能会转变为对警察或其他权威人物的敌对态度。只有目标与被抑制的原始内生冲动的目标紧密关联时，移情才会发生。与投射相反的是，在移情中，他人并不一定要为使移情主体感到羞耻或罪恶的自身性格或行为而受到责备，而只需承受移情主体在原来情境中对他们的感受。一些研究表明，恐惧症和偏见往往涉及移情。合理化是对态度、信念或行为的正当化。这是一种较为复杂的应对策略，尽管其仍属于不成熟的机制。合理化通过编造复杂精密的理由和解释来维护个体自尊。这些解释看似合乎逻辑、有理有据，实则无关紧要或是存在逻辑缺陷。升华，或称高尚化是将情感转向重要人物或“高尚事业”的机制。在合理化中，人们说服自己行为是必要的或理性的。高尚化则与之相反，人们关注的重点是随后采取的行动，以及这些行动促进积极及补偿性行动的方式。人们将被禁止或压抑的情绪和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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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到富有成效的、通常具有创造性的目的之中。高尚化被认为是一种成熟或具有高度适应性的行为反应。当前研究主要涉及人们如何通过“自我满足和为社会接受的方式”来应对“一般难以忍受的情感”。与不成熟的防御机制不同，高尚化允许情绪被引导，而不是被阻塞或转移。情绪得到承认、改变并指向一个相对重要的人或目标，从而产生适度的本能满足感。

自我审视，又称内省，是对自己的思想、情感、动机和行为的真诚反映。在这一复杂的推导过程中，心理体验得以具象化并融入关于自我的命题判断。实证研究表明，内省是个人应对痛苦情绪的机制。个体通过自我反省来应对情绪冲突或情感压力，在内省中获得的洞察力使行为体获得成长并更好适应压力，还能使其成熟地理解他人立场以及他人对自身行为的反应。

3.将罪恶、羞耻及其防御机制应用于国际政治

对于国际政治语境下的情绪的研究，在方法论和理论两个层面都具有挑战性。首先，政治情绪究竟是自发性心理过程，还是被有意运用的战略资源。本文通过分析各种平台上的精英话语，评估情绪是否被战略性使用。本文指出，在不同政治机构的公开和非公开信息中，均存在相似的情绪性表述，表明本文的发现属于无意识范畴。第二个问题是研究谁的情绪，以及是否可以在集体层面研究情绪，如个体是否有可能因国家行为而不是个人行为而感到罪恶和羞耻。社会认同理论（SIT）认为，人们从社会交往中获得认同感，并倾向于维护其社会群体的积极形象。因此，当面对内群体的失范行为时，个人可能会产生集体罪恶感或羞耻感。相对于普通公民，决策者作为失范行为的直接实施者可能会产生更加深刻的罪恶感和羞耻感。这些情绪之间的差异很可能在它们的集体形式中也普遍存在。因此，当内群体违反了国内法律、而非更广泛的规范时，就更有可能产生罪恶感。违反后者相应更有可能产生羞耻感。在国际背景下，我们可以将这些道德过失的区别视为违反国际（或外部）规范和违反国家（或内部）规范的区别。由于羞耻感与自我形象有关，我们假设决策者在受到国际监督或“羞辱”时更容易产生羞耻感。相反，当决策者的行为违背了国内或国家的道德规范时，他们就会感到罪恶。

假设一：当违反外部（国际）规范，决策者会通过不成熟的破坏性机制应对羞耻感。假设二：当违反内部（国家）规范，决策者会通过更成熟的补偿性机制应对罪恶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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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法论以色列是研究羞耻感和罪恶感的理想案例。以色列经常违反国际准则，国家行为体和非政府组织经常试图激起以色列领导人的这些情绪，以改变安全和人权方面的地区政策。作者采用话语分析的方法来剖析政策制定者在两个不同历史案例中违反内部和外部规范的决定。由于精英层面的道德失范行为可能受到国内政治、领导人个人性格以及国家安全和经济状况等因素的影响，因此本文选择了两个均发生在以色列且时间相近的案例，以控制影响政治话语的其他外部变量。

本理论的一个主要缺点是，无法准确证明政治家产生过相应的情绪体验。通过观察引发情绪的事件以及防御性修辞，无法直接观察到情绪的构成。乍看之下这似乎有问题，但实际上它符合防御机制的本质特征。情绪具有明确可供测量的生理和心理表现，而防御机制则是一种潜意识现象，个人无法意识到它们的存在。追踪防御机制的唯一方法就是分析由它们引发的行为，观察行为者的言辞是研究防御机制的合适方法。四、案例一：巴勒斯坦人回归权1.实证检验 – 外部失范

“回归权”是国际法中的一项原则，旨在保障人民自愿回归原籍国或国籍国的权利。自巴勒斯坦难民问题产生以来，以色列一直拒绝给予巴勒斯坦人回归家园的权利。面对日益增多的国际批评，决策者担心难民问题成为以色列的道德污点。2.应对羞耻感

在辩论中，决策者并不关心他们阻止难民回归的行为，而是他们的行为如何表现以色列的国家身份、自我形象和自尊。难民偶尔也会被提及，但只是为了弱化问题严重性。决策者声称，难民的苦难不应该归咎于以色列，而应该归咎于阿拉伯国家，并由后者解决。这是投射机制的表现。一些政治家认为，战争导致大量难民流离失所是国际普遍现象，巴勒斯坦难民问题也不例外。这是准投射机制的表现。辩论参与者大多对前线的局势了如指掌，但他们依然选择重塑外部事实，以适应他们的内心需求和信念。这是歪曲机制的表现。一些议员将难民与大屠杀幸存者进行比较，为失范行为提供了复杂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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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的推理。这是合理化机制的表现。许多人认为联合国在冲突中袖手旁观，因此无权要求以色列让巴勒斯坦人回归，由此将羞耻感引发的愤怒转化成为对国际社会的不满。这是移情机制的表现。五、案例二：与西德的赔偿协议1.经验背景 – 内部失范

1948 年以色列建国后，以色列政府抵制东德和西德。1950 年底，以色列政府致函德国占领国，要求集体支付 1.5 亿美元作为大屠杀后接收难民的补偿。西方各国拒绝了这一要求，但建议以色列官员直接与波恩政府谈判，以色列面临着是否打破抵制德国的重大决定。受制于严峻的国内经济形势，以色列最终于 1952 年9 月签署了赔偿协定。2.应对罪恶感

在围绕赔偿协议的辩论中，决策者不太关心以色列的自我形象，而是关心其行动本身及其对大屠杀幸存者的影响。这场辩论更清楚地呈现了一种依赖于罪恶感的道德论述。他们的理由令人感同身受，往往带有自我批评和对情况复杂性的理解。相关辩论集中讨论以色列的行动及其行为的影响。

签署赔偿协议有助于以色列国家建设，建设以色列国是犹太人共同的伟大事业。这是高尚化（升华）机制的表现。决策者真诚地理解国家面临的伦理困境并承认其复杂性，以色列国的确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这要求国家做出情感上的牺牲。这是自我审视机制的表现。实际上，决策者同时通过成熟和不成熟的防御机制来证明他们与西德签署赔偿协议的决定是合理的，而成熟机制的作用更为突出。

在巴勒斯坦难民问题上政治家们达成了共识，而在赔偿问题上的观点则不尽相同。二者结果的差异表明，后者带来的痛苦程度和破坏性较小，因此决策者的主张并不完全趋同。当行为体的核心认同和自尊受到更大的威胁时，防御机制就会被广泛激活。当应对机制作用较弱且不具有决定性时，说明以色列的核心认同和自尊几乎没有受到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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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论

首先，羞辱对于改变行为体政策几乎不起作用。行为体违反国际规范并不一定说明规范内化程度较低。心理层面的防御机制使决策者能够采取与国际规范相抵触的政策，即使这些规范已经很好地内化于决策者心中。情绪反应决定了防御机制在行为层面是否被激活，而不是在内化层面。问题越重要，决策者为其失范行为正名的心理跨度就越大。其次，威胁行为体自尊的行为会引起更强的防御反应。直接参与失范决策的决策者将采取更强的防御策略，而新一代决策者可能更愿意承担错误行为责任并试图进行纠正。最后，决策者倾向于依靠防御机制来洗刷自己的罪恶以抚慰良心，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国际社会制裁的有效性。国际批评产生的实际约束作用很小。相反，这种批评被解释为国际社会对该行为体缺乏理解，忽视了该行为体违反规范的特殊条件和制约因素。有时批评可能会适得其反，激起目标国的负面反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怨恨的积累甚至可能发展成迫害情结。  译者评述本文讨论了政策制定者在决策过程中如何应对由于违背道德引发的罪恶感和羞耻感。文章引入了心理学中防御机制的概念，在情感类型学分析的基础上，通过观察由防御机制引发的行为和言辞，在国际政治场景中研究集体层面的自发性情感心理过程，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可信度。在国际政治研究中，单一理性行为体的假设往往过于简化决策过程，忽视了独属于人的情感对决策的影响。本文丰富了情感与国际政治的研究，拓展了在国际政治中观察情感的方法，给出了独特的情绪应对机制，有助于打开决策过程黑箱，理解决策者怎样对决策结果进行心理调适，具有较高的创新价值和较强的研究旨趣。但是，情感是多元、易变、难以直接观察和准确理解的，每一个个体都有不同，在集体层面更是难以进行准确的研究。应用于国际政治，情感的产生与作用受生活背景、教育经历、工作性质、职级高低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很难说明情感是由自由意志产生的原初心理反应，还是受小集团思维等条件因素操控而被顺势利用的工具。在决策者进行心理调适的实际过程中，往往会运用多种应对机制以达到心安理得的情绪状态，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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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扰变量作用的检验需要进一步加强。未来可以运用稍新一些的案例，在集体情绪的观察和认识、情感产生的逻辑、相关情绪应对机制的竞争性解释检验方面继续加强研究。【校对审核：程雪玲潘顺之李源】【责任编辑：严瑾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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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和男性政治家对战争的反应：来自乌克兰的证据泰勒·达曼 金大珍 玛吉特·塔维茨 [著] 潘天祥[译]①

 文章导读不同性别的政客在冲突期间是否会采取差异化的接触策略以吸引公众的注意力？国家间冲突的爆发是会强化既有的政界内男女不平等趋势，还是会削弱之？本文的作者基于俄乌冲突期间乌克兰政客们的 Facebook 的发帖量以及关注议题尝试对以上问题进行解答。

回归结果证实了作者们的猜测：俄乌冲突的爆发迫使不同性别的政客遵从传统的性别刻板印象。在冲突爆发之初，男性与公众间的互动与交流明显上升，且上升幅度大于女性政客与民众之间的接触情况。与此同时，女性政客更加关注传统性别框架下的“女性议题”，例如“社会援助”、“鼓舞士气”。男性政客从前述的议题中逐步退场，而在“安全”这一“男性气质”议题领域有了更加深度的参与。

文章来源： Damann, Taylor J., Dahjin Kim, and Margit Tavits. “Women and Men Politicians’ Response to War: Evidence from Ukrain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2024, pp. 1-20. ① 泰勒·达曼（Taylor J. Damann），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政治学系博士生候选人；金大珍（Yuval Feinstein），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政治学系博士生；玛吉特·塔维茨（Margit Tavits），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潘天祥，国政学人编译员，杜克大学政治学系硕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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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维导图一、导言

战争是否会增强政治家行为中的性别差异？尽管有大量文献关注了战争中与后战争时期的女性角色与代表性问题，但我们仍然不清楚：在面对武装冲突时，女性政客是否会采取与男性不同的反应。当冲突爆发时，政客们会遵循固有的性别刻板印象吗？还是说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会打乱既有的性别角色安排？

该议题是重要的。因为参与者以及他们回应冲突的方式可能对于冲突的发展轨迹、持续时间以及民意代表等问题产生重大影响。女性在冲突期间的参与也会影响她们在冲突结束后的角色。在冲突结束后，女性的领导能够降低暴力水平以及促进战后重建。冲突数量达到历史新高的事实也进一步强化了我们理解性别与冲突之间关系的需求，即女性与男性在战争中会有怎样的行为？

先前的研究表明，在战争后，女性的政治参与会有所增加，这是因为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会打乱父权制（patriarchal）的关系网络，改变性别角色，并且给予女性获取领导技能的机会。但是这一论述无法应用于分析战争正在发生时的政客行为。当前的有关战争持续期间的女性参与行为分析表明，女性与男性在冲突中的行为是相似的，他们拥有相似的参与动机，并且女性经常扮演相似的角色或者实施与男性相同水平的暴力。但是，这些研究关注的主要关注的是参战人员，这些研究结论能否应用于分析政客们的行为还有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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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运用了心理学的恐惧管理（terror management）理论，认为暴力冲突可能推动政客们更加强烈地遵从传统的性别刻板印象。该理论指出，遵从刻板印象能够帮助个体应对与死亡相关的恐惧，这种情况可能在冲突发生之初猛增。暴力会导致政客遵从性别刻板印象，并为这种遵从创造公共需求。部分社会角色理论的研究者指出，这种角色遵从暗示了一种公共场域中的男性偏好。为了帮助管理这种恐惧，政客们可能在冲突打响之时寻求社会角色的相容性。这意味着当战争开始时，相较于男性，女性政客有可能更少地与公众产生接触，并且当她们决定接触公众时，她们有可能表达更加积极的、有教养的情感，并解决刻板印象中的女性问题（即更符合角色）。本文的研究所使用的语料库收集了从 2021 年 11 月 1 日到2022 年6 月1 日期间469名政客（81 名女性和 388 名男性）在 Facebook 上发布的 136455 条帖子。虽然这些数据仅限于特定类型的行为——政客在社交媒体上与公众的接触——但它们确实让我们第一次能够在冲突的背景下，系统地观察每个政客每天是如何与公众接触的。此外，使用中断时间序列分析（interrupted time series），我们可以看到冲突是否对女性和男性政客的参与模式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研究表明，在冲突开始时，女性和男性政客的公共参与度都高于冲突发生前的水平。但女性的参与度没有男性那么高。女性表现出更积极的情绪，更专注于刻板印象中的女性话题，而男性则占据了传统上的男性领域。在进一步的分析中，我们发现，公众中的性别偏见也因俄罗斯的军事行动而被放大。这些结果表明，冲突的爆发加深了女性和男性政治家中的性别刻板印象行为，以及公众对传统的性别角色一致性的期望。我们在结论中详细阐述了这些发现的含义。二、国际关系中时间视角的已知与未知总体而言，性别刻板印象以及对社会角色一致性的更高要求都表明，当冲突开始时，女性政客更有可能将政治舞台让给男性。也就是说，为了应对冲突的爆发，我们预计男性政客会比女性政客更多地增加与公众的接触。（假设一）关于角色相符的刻板印象和期望也可能影响到男女政治家在战争时期与公众打交道的方式。冲突的爆发可能会鼓励女性政治家优先考虑她们的女性特质而不是男性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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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男性的情况可能正好相反。我们预计这一点将反映在她们的沟通风格上，对于女性政治家来说，同情和积极的语言以及参与女性问题被视为与性别角色一致，并可能获得社会回报。简而言之，为了应对冲突，女性不太可能追求会被视为男性气质的沟通风格和话题，如使用负面语气和参与男性议题。（假设二）

使用 Facebook 的 CrowdTangle API，我们收集了所有在任的乌克兰政客在2021年11月 1 日至 2022 年 6 月 1 日期间发布的所有帖子。这个收集窗口使我们能够将冲突爆发前和爆发后至少三个月的资料全部容纳在数据集中，确保我们捕获冲突爆发的影响以及任何随时间变化的趋势。我们的数据集包括来自 469 名乌克兰政客（81 名女性和388名男性）的 136455 条 Facebook 帖子（女性政客 24714 条，男性111741 条）。我们使用谷歌云翻译 API 将所有帖子翻译成英语。

CrowdTangle API 包括帖子发布时间的信息，这使得我们能够创建时间序列数据。然后，我们运用中断时间序列分析来估计冲突开始的影响：yit 指代政客 i 在 t 时间的行为，Et 是一个表明后冲突时期的二分变量（在冲突爆发前编码为 0，冲突爆发后编码为 1），Si 指代政客 i 的性别（女性编码为0，男性编码为1）。TE = 0 和 TE = 1 为配置变量（running variables），指代自时间窗口开始以及冲突爆发以来过去的时间，分别表示ζ和η的序列趋势，分别参照“时间”和“冲突爆发以来的时间”。假设每个政客都有不同的发帖频率基线，我们将政客的随机截获包括在内。在计算标准误差时，我们使用 Newey-West 估计量来修正误差项中的自相关性和异方差。我们感兴趣的数量是β，γ和δ的估计值。β是指冲突爆发对于男性政客的影响。γ是冲突开始前男性和女性政客在结果上的估计差异。δ是我们感兴趣的主要议题：冲突影响力中的性别差异。

我们首先考察了冲突爆发前后政客们的参与程度。我们将变量“参与”操作化为政客的发帖频率。为了检验第二个假设，我们考察了政治家沟通方式的差异，并进行了两组量化文本分析。我们创建了两个测量方式来评测“发帖程度”。首先，我们通过匹配现有词典中的关键字来评估“积极情绪”，这些词典根据单词的积极或消极语气对单词进行评分。每个词汇使用不同的评分系统，但它们都会用更高的值来表示更积极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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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通过（1）在每个帖子中识别语料库中存在于给定词典中的单词，（2）为这些关键字分配相应的分数（积极或消极），以及（3）总结帖子的分数，来计算积极情绪。这是针对所有四本词典单独完成的。

其次，我们应用无监督主题模型 Top2Vec 来探索帖子的实质性主题。该无监督自然语言处理算法使用词语—文档嵌入向量来识别具有语义相似性的文档聚类。Top2Vec在揭示我们数据中的实质性主题方面很有用，特别是与基于词典的方法相比，因为我们数据中的关键字是特定于上下文的，可能与现有的政治文本词典不太一致。例如，乌克兰政客经常用“燃烧瓶”（Molotov cocktail）来指代乌克兰的抵抗努力，用“佩切尔斯克·拉夫拉”（Pechersk Lavra 基辅的一座历史悠久的修道院）来吸引民族主义情绪。如果我们仅从现有词典中匹配关键字，这些内涵很可能会丢失。Top2Vec 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这一不足。使用该方法，我们发现了 907 个具有语义相似度的文档聚类。我们手动检查了集群，并检查每个集群是否与既有研究标记为明确的性别期望的三个主题中的一个相关：社会援助、鼓舞士气和安全。前两个是传统女性问题空间的一部分，第三个是传统男性问题空间的一部分。

第一个主题是社会援助，涉及提供战时和战后政府服务、战时疏散和重新安置、呼吁志愿者或捐款、讨论人道主义基础设施支持系统等问题。妇女往往被认为能够更好地处理这样的社会和人道主义问题，我们将这一主题置于女性领域。第二个话题是鼓舞士气，包括突出乌克兰人的英雄气概和勇气的帖子，试图在战时鼓舞士气，纪念历史事件，或者庆祝乌克兰的传统和国内节日。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女性话题，因为喜悦，在困难的情况下，是女性领导人唯一期望的。最后一个话题，安全，涉及通知公众空袭的帖子；提供战场上的最新情况；讨论关于安全的立法；表达对核电站爆炸或能源、食品或公共卫生方面的不安全的担忧；或提供紧急信息。我们将这归类为男性，因为战争、人身安全和应急响应在是传统上与男性相关的领域。三、研究结果假设一：男性相较于女性能够更频繁地接触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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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较为直观地反映出了政客们与公众的接触情况。x 轴代表冲突的爆发时间，y轴代表每位政客的发帖数量。为了检验性别差异，我们对女性和男性政客们进行了分别研究。冲突打乱了冲突前政客们相对稳定的发帖模式，政客们在网上变得更加活跃。另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变化的幅度因性别而异。在冲突开始时，男性政客的发帖率立即高于女性政客。尽管随着冲突的进展，每个人的频率都在稳步下降，但性别差距保持稳定。系统性研究的结果同样证明了本文的观点：冲突的爆发会为政客们的网络接触行为带来性别差异。INTERCEPT 变量指代冲突开始前男性政客的日均发帖数量，INVASION变量的系数表明了冲突爆发对于男性政客们发帖行为的影响。这一效应是正向的，并且在统计上具有显著意义。就实质而言，与冲突开始前相比，男性政客在冲突开始后每天大约多发布 2.5 条帖子。考虑到他们在冲突开始前的日均发帖数量为0.54，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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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冲突开始之前，女性政客与男性政客一样与公众接触，WOMAN变量的不显著系数表明了这一点。交互项（INVASION×WOMAN）的负相关和统计学显著系数反过来表明，冲突对女性的影响显著不同于男性。虽然她们的发帖频率也有所增加，但影响较小：女性每天多发布大约 2 篇帖子，而男性每天多发布大约2.5 篇帖子。这支持了H1的观点，即男性政客比女性政客更多地增加与公众的接触。重要的是，这并不是说女性的参与度总是低于男性。相反，支持男性的性别差距是因为冲突而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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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二：角色相符的口吻与议题

我们继续沿用了前述的中断时间序列模型，并将因变量更改为帖子情感分数（post-level sentiment score），研究结果如下所示。

研究结果表明：男性政客的帖子在冲突开始后变得更加负面，从而增加了我们结果的表面效度（face validity）。另一方面，交互项（INVASION×WOMAN）的正相关和统计显著系数表明，女性政客负面情绪的增加明显较弱于男性。即在应对冲突时，男性比女性的负面语气增加得更多，假设二得到验证。

接下来，我们探讨冲突的爆发如何影响政客们的议题参与。我们将我们的分析局限于三个带有明确性别期望的话题：社会援助（女性）、士气鼓舞（女性）和安全（男性）。在这里，我们测试冲突爆发是否引发了这些主题中帖子比例的变化。帖子比例的变化可以直观地通过图 2 呈现。该图表明，在冲突爆发后，女性政客增加了对女性议题的关注，而男性政客在女性议题的注意力则被分散了。而在安全这一男性议题方面，女性与男性政客都有增加自身的关切，但是男性的关注度有着更加显著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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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通过将中断时间序列模型与属于每个主题的帖子比例作为结果变量进行拟合来证实这些观察结果（表 3）。正如预期的那样，交互项（INVASION×WOMAN）在三个模型中具有统计学意义。此外，交互项系数的方向都与我们的预期一致。冲突发生后，“女性”话题中，女性政客的比例明显高于男性政客；而女性讨论安全这一“男性”话题的比例则明显低于男性。简而言之，我们发现战争加强了政客行为中对传统性别刻板印象的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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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我们提供的证据表明，暴力冲突会促使政客们遵守传统性别刻板印象，因此男性比女性更多地参与政治，且政客们倾向于运用符合各自性别的沟通方式，并参与相应性别的议题。

我们发现，在冲突中，女性政客的声音可能会被男性领导人的声音淹没。我们也发现，在战争期间，女性确实会接触公众，但是风格和话题与男性不同。而女性政客的接触，例如以同情的态度认识到冲突的人道主义代价，是危机管理能取得成功的重要基础。本研究的发现对于如何在战时实现（或保持）性别平等也具有实际意义。公众需要注意到一个事实，即个人对男女领导人的态度可能因国家的不安全而产生偏见。这也可能有助于鼓励女性政治家在战争期间继续与公众接触。总体而言，为女性政治家提供应对冲突挑战的培训和支持，并提高公众对女性在危机时期的领导作用的认识，可能会防止战争对性别平等的逆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