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 健等：新加坡“监管沙盒”的制度演变与法律特质分析

发展①。自独立以来，新加坡政府一直对金融市场的发展发挥着主导作用②。但面对新兴金融科技的发

展，新加坡金融监管机构无法对相关创新业务进行准确的成本收益分析，严苛的监管也增加合规的边际

成本，导致金融服务创新效率低下。MAS推出“监管沙盒”机制就是要避免政府直接干预金融部门与金

融科技领域的发展，相对隔离政府与市场，尊重新兴领域未知风险的存在，在合理的风险范围内鼓励最

大程度的创新，以实现金融科技的创新发展③。

第二，逐步扩大“入盒”对象范围，突破创新准入的禁锢。与提供全面服务和产品的银行等成熟的

金融企业不同，当前的金融科技初创企业独立开发技术以改善金融服务或产品，此类活动中所包含的

风险或由于它们技术的性质不同而产生的风险是不同的[22]

。当风险危及市场秩序时，金融监管便会适

时介入。MAS 鼓励具有风险性的金融创新试验，为不会对金融体系造成重大风险的金融企业及管理

良好的金融企业提供更大的业务自由度。而扩大“入盒”范围的发展趋势，在“加强版监管沙盒”中尤

为显著。

第三，集合“个案制”的区别监管与事前审查，适度把控创新风险。“个案制”的区别监管指在个案

的基础上，放宽申请人在某些情况下需要遵守的特定监管要求，包括但不限于信贷评级、财务健全程

度、管理经验、过往记录等[9]

。而事前审查则是对“个案制”区别监管的前端把控。金融科技都需要经

过长时间的市场检验和风险评估，加之创新活动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若在“个案制”区别监管的过程

中，创新具有虚假性，监管机构也未识别此类企业的风险，就会导致虚假创新型企业占比增加，从而导

致“劣币驱逐良币”，最终出现创新受挫的局面[23]

。因此，辅之以适度的事前审查，如进入“沙盒”的初创

企业进行技术调整、延期试验等申请均应由 MAS 进行审核，只要审核通过才能继续开展项目，这样利

于初创企业在一定的风险范围内进行创新，而不至于虚假初创金融企业被用于市场投机和诈骗，成为

新的风险源。

（二）透明性：保护金融消费者的权益

随着金融创新的发展，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日益成为金融稳定的根基，保障金融消费者的权益亦是

新加坡“监管沙盒”机制运行的底线。

一方面，以金融消费者保护为核心导向，扩大创新金融市场体量。从消费者角度视之，MAS将保护

客户信息、落实客户资金第三方存管制度作为“沙盒”运行必须遵守的监管底线④，并提供处理客户查询、

信息反馈和投诉的渠道，以此防止客户信息外漏造成的隐私安全问题与资金安全问题。从MAS角度视

之，其会对拟议的金融服务潜在的重大风险进行评估定性分析，制定风险化解计划，降低测试失败后对

消费者的影响；其制定详尽明确的“沙盒”退出和过渡计划，以防止在金融科技方案不能继续，或在金融

服务退出“沙盒”进行更广泛部署时损害消费者的利益。金融服务与产品日渐丰富满足了不同消费者的

金融需求，使得更多的普通消费者得以享受金融服务的红利，金融消费者的群体亦随之日渐庞大。因

此，当金融领域将金融消费者保护作为核心导向并给市场带来的影响力愈来愈大时，MAS对金融消费者

合法权益的高度重视，利于促进权益保护与市场扩容形成良性循环。

另一方面，“监管沙盒”保护消费者权益旨在防范创新金融产品的隐蔽性风险。金融科技没有改变

金融业务的风险属性，其开放性、互联互通性、科技含量高的特征，使得金融风险更加隐蔽，信息科技风

险和操作风险问题更为突出，从而导致潜在的系统性、周期性风险更加复杂[24]

。由于监管者将监管视角

① 有学者认为，“一刀切”适应产生了监管刚性，强调金融规则的统一适用，不太顾及被监管机构或者金融业务的特殊性而采取差别做

法，此种做法的结果是导致监管机构合规边际成本的增加。参见周仲飞，李敬伟.金融科技背景下金融监管范式的转变［J］.法学研

究，2018（5）：3-19.

② 在独立的早期，新加坡缺乏大力发展制造业所需的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从而需要建立和发展金融服务业为新加坡提供不受国家人

口和空间限制的资金来源。因此，政府对金融部门尤为重视，加之当时缺乏足够规模的私营部门作为经验借鉴，使得新加坡政府必

须对不断发展的金融市场进行强有力和广泛的干预。See WOO J J.Singapore as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M］.London：Springer

nature，2016：27.

③ 新加坡“沙盒”实体 Trade Risk Solutions Pte Ltd 在其官网上向客户公开 MAS 的免责声明，其中包括在“沙盒”试验期间，Trade Risk

Solutions Pte Ltd仅根据新加坡《保险法》第 142 章进行保险经纪服务活动，MAS 对其他法律规定的责任和监管要求进行豁免；此外，

在“沙盒”试验期间，Trade Risk Solutions Pte Ltd 不受 MAS 监管。See Trade Risk Solutions.MAS disclaimer［EB/OL］［. 2022-08-26］.

https：//www.trade-risksol.com/mas-sandbox-page.

④ MAS指定的监管底线还包括：坚持《适当人选的准则》，特别要做到诚实守信及遵循反洗钱与反恐怖融资的有关要求。

43

2023年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6期

聚焦于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的“太大而不能倒”的大型金融机构，从而忽视了那些规模相对“小而分散”

却发展迅猛的金融科技企业及其业务活动所内含的风险[25]

。金融科技具有触碰、占有以及处分数据的

便利，导致一些机构常以“金融科技”为名，通过“爬虫”业务违法处分个人信息并获取收益，严重侵犯消

费者隐私[26]

。此外，金融科技推动了金融“二次脱媒”，使得金融服务广泛性和普惠性的结构性匹配问题

得以解决[27]

。然而普惠金融带动下的长尾客户这类普通金融消费者的金融素养和信用往往低于中高净

值客户[28]

。一些金融机构借助自身的信息优势、市场优势等，利用长尾客户的低金融素养，设计更为复

杂的金融产品误导消费者，或者设计具有隐藏条款、隐藏成本的金融产品诱导消费者作出错误决策[29]

。

MAS 对于“沙盒”测试中的信息披露提出了很高要求，包括测试机构需披露准确、有意义和实质性的信

息，且须提前告知金融消费者项目的持续时间及可能面临的风险等相关信息。基于此，金融消费者可以

根据已披露的信息作出评估，在透明的市场环境中理性选择金融企业提供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从而防止

长尾客户的错误抉择诱发系统性风险，扰乱金融市场秩序。

（三）多元性：实行多维度的监管合作

金融科技的内在特征挑战了传统金融监管的固有逻辑，传统监管主体的局限性在此背景下愈发明

显，因此在金融科技创新中进行多维度监管合作是大势所趋。

维度之一：适度发挥政府监管的作用。任何社会都存在着专制和失序此两种社会成本，严格的监管

虽然导致失序成本较小，但却会压制市场的发展①。新加坡发展成为一个信誉良好的国际金融中心，其

根基在于始终如一的高标准金融监管。MAS作为新加坡中央金融管理机构，其主要任务是全面负责新

加坡的金融监管，维持金融体系的安全稳定。MAS统筹部署“监管沙盒”的实施，在有效协调组织各下设

机构、办公室的分工与配合的前提下，总体把控风险，发挥“沙盒”监管“指挥官”的作用。

维度之二：协同各市场主体进行监管创新。一方面，新加坡的金融政策制定依赖于由政府、行业和

机构组成的“治理精英”。早在1998年新加坡修订《金融服务管理局法》时，便将促进金融部门的发展作

为主要目标。成立专门的推广部门，与业界紧密合作，引进新产品、新技术和新项目，并与各种政府机

构，如财政部和税务局等进行合作，满足金融行业发展的需求[30]

。MAS虽为新加坡“监管沙盒”的政策制

定者，但若测试企业通过了申请审批，MAS将指定专门的专业人员与企业进行充分沟通，最终确定沙盒

测试的具体方案[31]

。此外，新加坡监管机构与金融企业间建立起的良性、有弹性的交流机制，使得政府

及时接收企业的诉求；如MAS设立的创新实验室便为金融科技社区提供了相互联系、协作与共同创新的

平台②。另一方面，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全球资金流量及跨境活动不断增加，新的监管风险陆续浮现。

而政府若没能及时提升对反洗钱及反恐融资的监控，将导致其自身承受的剩余风险（Residual Risk）上

升。MAS在“加强版监管沙盒”中推出“星期五交易”计划③，即初创企业能够参加量身定制的与投资者的

配对会议，入围的初创企业将受益于辅助性援助——例如推介研讨会、获得诸如家族理财室和天使投资

者的独家投资等，从而帮助“沙盒”企业与更多外部投资者建立联系，获得资金、技术和资源指导④[32]

。随

着金融风险即时性与高度传导性特征的显露，加强政府与企业、社会专业机构等的合作，有益于使金融

① 詹科夫等经济学家提出，任何社会都存在着专制和失序此两种社会成本，而社会存在四种控制战略：私人秩序、私人诉讼、监管和

国家所有。See DJANKOVA S，GLAESER E，et al.The new comparative economics［J］.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2003，31（04）：

595-619.

② MAS创新实验室于2016年8月开放，该平台允许MAS与金融机构、初创企业和技术供应商共同就金融科技解决方案进行测试；聘请行

业专家就专业领域（如法律、法规和业务相关事宜）为初创企业提供咨询；并为金融科技社区提供相关培训课程和交流活动的场所。See

MAS.MAS establishes FinTech innovation lab［EB/OL］（. 2016-08-24）［2022-03-06］. https：//www.mas. gov.sg/news/media-releases/2016/

mas-establishes-fintech-innovation-lab.

③ “星期五交易”计划由MAS和新加坡企业发展局联合组织，旨在为全球的初创企业、投资者和企业提供为期一年的端到端支持，以最大

限度地实现在投资交易、共同创新和商业伙伴关系方面的商业成功。See Singapore FinTech Festival.Deal fridays［EB/OL］（. 2021-11-09）

［2022-03-06］.https：//www.fintechfestival.sg/deal-fridays/.

④ 新加坡资讯通信媒体发展管理局（Infocomm Media Development Authority，IMDA）和新加坡个人数据保护委员会（Personal Data Protec‐

tion Commission，PDPC）于2022年7月20日宣布推出新加坡首个隐私增强技术（Privacy enhancing technology，PET）“沙盒”。PET允许

企业在不暴露数据本身的情况下从数据中提取相关价值信息，从而保护个人数据和商业敏感信息；并增加 B2B 数据协作的功能，支

持跨境数据流动，增加用于开发AI系统数据的可用性。在该“沙盒”中，IMDA将有PET使用实例的公司与初创企业进行配对，并提

供技术、财务、监管支持。此外，初创企业可与有PET使用实例的公司合作提交相关提案，还可参加由IMDA组织的ATX数据圆桌会

议，进行行业讨论。See IMDA.Privacy enhancing technologies sandbox［EB/OL］（. 2022-07-19）［2022-08-24］.https：//www.imda.gov.sg/

programme-listing/Data-Innovation/Privacy-Enhancing-Technologies-Sand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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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 健等：新加坡“监管沙盒”的制度演变与法律特质分析

监管专业化，提高对风险察觉的灵敏度，减小金融风险对市场及政府调控的负面冲击。

维度之三：寻求跨境监管合作。“监管沙盒”跨境监管合作旨在国家间与国际组织间达成整体性治理

目标。由于金融科技行为的流动性及跨境性，愈来愈多金融科技创新公司的主张超越了管辖范围的界

限，并不断寻求扩张[33]

。跨境“沙盒”能为希望在多个司法管辖区内测试创新产品、服务的初创企业提供

与各国监管机构有效的互动。作为一种监管尝试，阿布扎比全球市场(The Abu Dhabi Global Market ，

ADGM) 和总部位于新加坡的东盟金融创新网络于2018年建立了第一个“跨境监管沙盒”，即Anglo-Gulf

Trade Bank于2018年11月在新加坡金融科技节期间测试了该“跨境监管沙盒”，旨在探索跨境监管创新

解决方案和跨境合作能力[13]

。此外，MAS 作为全球金融创新网络联盟(Global Financial Innovation Net‐

work，GFIN)

①的成员，积极与其他中央银行和金融监管机构保持定期的经济、政策对话和技术交流，进一

步发展跨境流动的安全网。该跨境合作实则为新加坡初创企业在“监管沙盒”的试验中寻求与国际主流

监管重点相契合的发展方式提供对接路径，并有利于借鉴其他国家相关经验，从而促进新加坡金融科技

监管形成多元共治的格局。

四、新加坡“监管沙盒”制度对海南自由贸易港金融规则发展的启示

2021年4月9日，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外汇局发布《关于金融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

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其从支持跨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完善海南金融市场体系、扩大海南

金融业对外开放、加强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提升金融服务水平、加强金融监管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六个

方面提出 33条具体措施。2021年 4月 21日商务部发布的《海南省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总体方案》

中提及在金融服务领域，应授予海南金融服务业开放创新更多自主权，推动金融服务业对内对外全方位

开放。金融全球化是最近20多年来经济全球化的最显著特征[34]

；金融领域先进经验的借鉴也是海南自

由贸易港金融发展的必然选择。纵观新加坡等自由贸易港的成功经验，金融业在其发展中都发挥着不

可替代的作用。海南在建设高水平自由贸易港的过程中，势必要积极补齐金融发展的短板，满足居民金

融服务需求，大力推动跨市场、跨行业的金融业务和产品创新。“监管沙盒”作为金融科技创新应运而生

的产物，在我国部分地区已尝试推广②。而积极探索借鉴作为世界先进自由贸易港所推行的“监管沙盒”

模式，对海南自由贸易港构建和完善与国际先进水平对标的金融发展规则和金融监管体系大有裨益。

（一）统合自由贸易港金融监管机构

我国长期以来推行分业监管的传统监管模式，其缺陷十分明显③。虽然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

的设立和银监会、保监会的合并在一定程度上改进了“分业监管”协调不畅、信息不通的问题，但“分业监

管”与“混业经营”的不兼容并没有从根本上得以纠正④⑤。尤其是地方金融监管情况更为复杂，金融监管

体系纵向权力与横向权力之间的不协调无法得以有效缓解。海南省实行的是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与

“一行两局”⑥相结合的金融监管形式，但在金融科技发展迅猛的时代，在深入推进自由贸易港建设的背

① FCA于2019年发起设立全球金融创新网络联盟，亦是推动全球“跨境监管沙盒”发展的重要组织。

② 为加快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和国家金融管理中心建设，2019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复支持北京在全国率先开展金融科技创新

监管试点，俗称“中国版监管沙盒”。截至2021年6月的三批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应用，全国共计90个。在地域分布上，北京22个

（24%），上海16个（18%），成都9个（10%），杭州9个（10%），苏州9个（10%），深圳8个（9%），雄安7个（8%），重庆5个（6%），广州5个

（6%）。其中使用次数最多的核心技术是大数据，共有57项试点涉及该技术，其次是区块链、人工智能和OCR等。截至2021年9月

24 日，全国已累计公示 119 个金融科技创新应用，其中的 4 个创新应用已完成测试。参见王浙华 . 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报告

（2021）［EB/OL］（. 2021-06-15）［2022-03-06］.https：//xw.qq.com/cmsid/20210615A0AZYE00.

③ 在金融监管权被多个监管机构分享的任何体制下，监管机构之间的竞争都不可避免。实践不会永远为规则所束缚。即使是在严格

的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体制下，金融创新以及由此产生的非传统金融产品也会带来产品定性和监管权归属的问题。我国对于分业监

管体制的弊病，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不能有效监管金融集团；二是无法有效应对以形形色色理财产品为代表的金融创新的发

展。参见廖凡.竞争、冲突与协调——金融混业监管模式的选择［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03）：109-115.

④ 第一，从我国现行的整体金融监管体系的角度看，从纵向的角度依然体现出监管权的割裂。在我国“一行两会”监管体系下，监管机

构只设置到市或者县，但诸多金融机构都存在于在县域以下，这使得监管机构对金融机构的监管不是非常到位，存在不足之处。第

二，我国金融监管体系在横向上存在监管权分裂的现象。不同区域的监管机构只对本区域的风险进行预防，但这些监管机构对区域

外的金融监管并不负责，再加上区域之间的协调性差，相应的联动机制发展不完善，容易造成监管空白。

⑤ 虽然将银监会和保监会合并，但新成立的银保监会还是限于银行业和保险业的监管，同时证监会的监管职权没有改变，因此，分业监管

的大格局并没有改变，只是行业监管机构从三个减为两个。黄辉.中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逻辑与路径：国际经验与本土选择［J］.法学

家，2019（03）：124-137.

⑥ “一行两局”是指：中国人民银行海口支行、海南证监局、海南银保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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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6期

景下，海南省金融监管体系的真空地带愈发明显，金融监管的整体性作用无法得以有效发挥。以新加坡

政府为借鉴，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使其认识到多元化分业监管会导致监管效率低下，1998年新加坡便开

始对金融监管体制进行改革，其中包括不设中央银行，同时加强MAS的权力，使其兼有金融调控与金融

监管两大职能①。在该监管体系下，作为“监管沙盒”监管主体的MAS，在保持监管权威性的同时，又能避

免因重复监管而影响创新效率的问题，最大程度实现创新政策的即时价值。

《海南自由贸易港法》第7条关于行政管理权限授权的规定②，为海南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提供了基

本思路和法治保障。新加坡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方向虽然不能完全契合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实际，但可

以借鉴新加坡由分业走向混业的整体趋势，争取国务院授权，逐步实现海南“一行两局”与地方金融监督

管理局在职能上整合，探索并建立海南自由贸易港金融服务监管机构，发挥对海南自由贸易港金融创新

发展引导和对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统合监管的职能；进而探索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立起金融综合监

管体制，更好地服务金融创新的发展，对标国际先进的监管标准与规则，提升监管效率，提高监管水平和

国际化水平。

（二）构建以保护金融消费者为核心的信息披露规则体系

金融市场的“破坏性创新”丰富了金融产品、服务的种类，但同时金融消费者因认知偏差无法准确判

断风险程度而导致合法权益受损，亦使消费者丧失对金融市场的信心[35]

。为避免此种情况的出现，海南

自由贸易港金融发展需要在金融消费者与金融企业之间形成信息互通，这有利于金融消费者对新创金

融产品有更细致全面的了解，减小投资风险，减少消费者的认知偏差，充分发挥金融消费者作为金融体

量增长关键驱动力的作用。

新加坡“监管沙盒”从准入到退出全流程皆规定了详细的信息披露规则以充分保障金融消费者之权

益。海南自由贸易港“监管沙盒”可在借鉴新加坡“沙盒”信息披露规则的基础上，结合自贸港之需求，构建

信息披露规则体系。首先，由于海南自由贸易港金融创新基础较为薄弱，金融消费者对金融创新的敏感度

不高，因此海南自由贸易港“监管沙盒”设立前需针对初创企业制定详细的信息披露原则与规则，通过严格

的信息披露制度降低创新企业与金融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化解因创新技术带来的信息盲区而导致

的消费者权益风险。其次，在“沙盒”项目测试阶段，初创企业需如实告知金融消费者项目的持续时间及可

能面临的风险等相关信息，监管机构可对风险评估后进行公示，以供消费者参酌。最后，虽然“监管沙盒”

有其特殊的豁免机制，但信息披露应是不可逾越的红线。因此要明确初创企业在信息披露上的违约责任，

并借此建立针对“监管沙盒”的信息披露平台，对违反信息披露的企业进行严格的惩罚与公示。

（三）丰富进入“监管沙盒”的市场主体类型

2021 年 4 月 21 日商务部印发的《海南省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总体方案》中提及在金融服务领

域，应授予海南金融服务业开放创新更多自主权，推动金融服务业对内对外全方位开放。《海南自由贸易

港建设总体方案》中强调了“跨境资金流动自由便利”对自贸港建设的重要意义③，《海南自由贸易港法》

第 50~52条也对金融开放创新提出明确要求。由此观之，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主要关注点在于跨境

资金流动自由便利与金融的开放与创新。在此背景下，海南自由贸易港应充分运用《海南自由贸易港

法》第10条对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授权④，借由“监管沙盒”突破现有的适用领域，积极引入融资汇兑、

① 多元化分业监管往往造成监管部门互相扯皮，监管的职能交叉，责任不明，从而使监管效率低下。因此以统一监管为指导思想，

从 1998 年开始，新加坡便对金融监管体制进行了调整和改革，将新加坡中央银行的职能归新加坡金管局、货币局、财政部几个监

督委员会行使，并将原来分属于财政部、银行监督委员会、保险监督委员会、证券监督委员会、货币局的各类监管职责统统转移到

金融管理局，货币局更是在 2003 年 3 月归并到金管局。参见蓝庆新，张堃 . 新加坡金融监管体制的发展与借鉴［J］. 东南亚纵横，

2008（06）：9-12.

② 《海南自由贸易港法》第7条规定：“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根据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实际需要，及时依法授权或者委托海南省人民

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行使相关管理职权。”

③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中规定“跨境资金流动自由便利”，提出“建构多功能自由贸易账户体系、便利跨境贸易投资资金流

动、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加快金融改革创新”。

④ 《海南自由贸易港法》第10条规定：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可以根据本法，结合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具体情况和实

际需要，遵循宪法规定和法律、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就贸易、投资及相关管理活动制定法规（以下称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在海南

自由贸易港范围内实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应当报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备案；对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规定

作变通规定的，应当说明变通的情况和理由。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涉及依法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法律或

者由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事项的，应当分别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国务院批准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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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 健等：新加坡“监管沙盒”的制度演变与法律特质分析

资本项目兑换、外汇结算、离岸金融等创新试验项目，由此弥补当前自由贸易港金融监管在权力配置、协

调机制及鼓励创新上的不足。在此基础上，可以借鉴新加坡“监管沙盒”对适用主体类型的包容性，给予

其他金融机构、金融科技公司以及与技术型金融服务创新公司合作的专业服务公司更多的创新空间；如

允许符合一定资质的金融科技公司等非持牌机构单独申请“入盒”，或鼓励与InvestaX相类似的初创企业

入盒试验①，使海南自由贸易港“监管沙盒”在循序渐进探索的过程中逐渐充分释放金融创新的发展动

能，并能逐步实现与全球数字金融市场的接轨。

（四）创新“监管对话”模式

在任何一种金融监管体制中，监管权如何在不同监管主体之间进行配置，始终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

题[36]

。新加坡在其“监管沙盒”中推行多元监管模式，监管机构作为政策制定者，整体把控风险，并辅之

以企业与专业社会机构建言献策，摒弃了监管实践中常见的零和思维。此外，在多元监管模式下，金融

机构不仅是输出方，更是非传统意义的接受方。即MAS在“监管沙盒”中推行专人指导制度，其不仅能让

企业充分反馈在“沙盒”中的问题，也能使金融监管机构及时解决“沙盒”运行模式存在的问题。海南自

由贸易港在“监管沙盒”运行过程中强化金融企业与监管机构的合作机制，可从金融企业与监管机构两

个角度切入进行设计。从金融企业的角度，在申请阶段应允许潜在的“沙盒”申请人与监管机构接触，并

就相关的监管要求和关注事项寻求指导。对于对现有监管制度了解有限的金融科技初创企业来说，这

种接触尤其有用，它可以帮助企业确定“沙盒”的适用性和需求，调整自身的创新技术与发展路径。在试

验阶段金融企业根据自身运作情况向监管机构提出如财政支持、跨机构支持、专家辅导、应用程序编程

接口访问、业务伙伴关系、介绍性服务等方面的建议[37]

，由此加快完善海南自由贸易港金融科技发展的

设施建设与技术支持。从监管机构的角度，与金融行业建立协作关系，一方面是要制定相关政策引导金

融企业在产品、服务、业务模式等进行创新试验，从而反馈给金融市场；另一方面通过加强与金融企业的

沟通，共同搭建大数据金融信息共享平台。

（五）探索与境外的监管合作

面对世界金融市场一体化进程不断推进的浪潮，MAS积极与其他中央银行和金融监管机构保持定

期的经济、政策对话和技术交流，实现与国际主流监管路径的对接，不断地与世界先进的金融监管机构

进行优势互补。这不仅是新加坡出于主动出击的监管理念所做出的选择，亦是积极应对金融挑战的体

现。《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明确提出“建立与国际接轨的监管标准和规范制度”。在自由贸易

港建设程度不断深入，海南省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不断加深，海南省内金融要素的流动逐渐频繁的前提

下，加强海南自由贸易港与境外机构的监管合作为大势所趋。其一，海南自由贸易港作为中国开放之前

沿，应抓住时机，积极参加国际金融创新活动，鼓励并支持初创企业参与跨境测试。其二，可与境外监管

机构建立良好的沟通机制，通过开放的渠道，向世界获取人才与资源；同时也可以派遣学者和监管部门

人员进行实地考察，举行“监管沙盒”交流峰会，探讨“沙盒”机制在运行过程中遇到的难题及解决方

案[19]

。其三，由于现实金融市场会面临更为复杂的风险，而市场对失败的容忍率低。鉴于新加坡“监管

沙盒”成功的实践经验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发展方向与新加坡存在一定的一致性。因此，可借助海南自

由贸易港与新加坡的港口地缘优势，扩大政府间的合作，寻求MAS于金融科技市场信息的共通共享，建

立以技术支持为基础的长效金融创新监管合作机制。

五、结 语

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在促进创新的同时，也给金融体系的变革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新加坡出于平

衡金融稳定与金融机构自由竞争、防控金融负外部风险、促进监管部门与金融机构、消费者的良性博弈

目的，在MAS的指导与监督下完善“监管沙盒”机制，并不断推出“监管沙盒”模式。依据《海南自由贸易

① InvestaX 定位为全球领先的数字证券交易和证券代币投资平台，专注于私募市场交易，包括加密货币、区块链、数字资产、风险投

资和私募股权等。于 2021 年 6 月 15 日宣布进入“沙盒”进行试验，于 2022 年 3 月 14 日退出“沙盒”，而后获得 MAS 授权许可，现为

全球产品和全球投资者提供数字证券发行和交易的一站式解决方案。See Investax.Digital securities［EB/OL］［. 2022-08-24］.

https：//investax.io/knowledge-center/press/investax-gets-closer-to-tokenizing-the-world-with-mas-fintech-sand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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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6期

港法》《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的规定，海南自由贸易港金融创新和金融风险防控要相辅相成、

相得益彰。而“监管沙盒”作为一种响应性和前瞻性的监管方式，与海南自由贸易港当下金融发展的需

求相契合。因此，海南自由贸易港应在积极借鉴新加坡“监管沙盒”发展经验的基础上，统合自由贸易港

金融监管机构，构建与本港自身发展相适应并对标国际先进规则的“监管沙盒”机制；坚决守住金融风险

底线，充分处理海南自由贸易港金融发展和金融稳定的关系；积极借鉴国际金融发展经验，推动自由贸

易港多元金融监管合作；缩短试验周期，提升金融成果转化，从而加快推进高水平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

港建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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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F35F4C5F1CF0C7EE85D22E62C4C0B28114BF97E.

［责任编辑：王 怡］

The Institutional Evolution and Analysis of Legal Features of

Singapore's Regulatory Sandbox:Along with the Implications

for the Reforms of Systems Related to Hainan Free Trade Port

CHANG Jian, CHEN Nan

(Law School, Hainan University, Haikou 570228，China)

Abstract: As a world-renowned free trade port, Singapore is committed to establishing a FinTech ecosystem

that balances innovation and safety to address regulatory concerns and legal risks that arise from the changing

financial landscape. While discussing the reasons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Singapore's regulatory sandbox and

its course of development,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operational model of Singapore's regulatory sandbox

from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and then analyzes its legal characteristics of risk-orientation, transparency

and plurality. Hainan Free Trade Port is in a period to build a new high ground for opening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Drawing on the experience of Singapore's regulatory sandbox, Hainan Free Trade Port should unify

the financial regulators, build a system of information disclosure rules with the protection of financial

consumers as the core, continuously enrich the types of market players entering the regulatory sandbox,

innovate the regulatory dialogue model, and actively explore the financial regulatory cooperation with foreign

regulatory institution so as to utilize the regulatory technology to promote the financial opening up and

innovation in Hainan Free Trade Port and prevent the financial risks effectively.

Key words: Singapore; regulatory sandbox; financial technology; financial regulation; Hainan Free Trade Port

49

2023年11月

第41卷 第6期

Nov. 2023

Vol. 41 No. 6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HAINAN UNIVERSITY(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对外开放背景下中国特色自贸港与东盟

区域经济合作研究

彭兴智1，2

，黄丽芹2

（1.海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海南大学分中心，海南 海口 570228；

2.海南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海南 海口 570228）

［摘 要］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论述中强调加快建设海南自贸港，这表明建设中国特色的

海南自贸港已成为扩大对外开放的国家战略。通过运用文献分析、政策分析与系统分析的研究方法，分析了高水

平对外开放的新特征和新要求，进而研究了海南自贸港加强与东盟区域经济合作的现状、困境与路径策略。研究

结果表明，在新型三维合作框架的基础上，海南自贸港需要基于理念开放、制度开放和产业开放的三维路径，加强

与东盟区域经济合作，具体路径包括秉持合作共赢的新发展理念与南海命运共同体理念、进行制度集成创新与对

接国际规则、探索构建“环南海区域经济合作圈”与推动“四大特色产业”合作发展等。

［关键词］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东盟；区域经济合作

［中图分类号］D827；F7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1710（2023）06-0050-09

［DOI］10.15886/j.cnki.hnus.202212.0005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综述

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论述中强调“加快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实施自由贸易试验

区提升战略，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1]

。这表明高水平对外开放要求海南自贸港深化

对外开放与合作，构筑全球化区域化的经济合作与自由贸易网络。现阶段，海南自贸港是中国唯一的自

贸港，建设中国特色的海南自贸港是扩大对外开放、支持经济全球化的国家战略。在党中央的顶层设计

之下，海南自贸港的战略定位是中国面向太平洋-印度洋的重要对外开放门户、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

略支点以及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交汇点。在以上地缘定位格局之下，海南自贸港与东盟共处南海丝

绸之路经济带，区位毗邻、交流密切，基于海南自贸港“一本三基四梁八柱”战略框架、“八个自由贸易港”

建设中的第一个“建设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自由贸易港”以及基于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海南全

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中提出的“深化对外交往与合作。加强海南与东南亚国家的沟通交流。”和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中提出的“加强与东南亚国家交流合作”，可以看出，在国家战略与政策

支持下，海南自贸港加强与东盟区域经济合作至关重要，亟需展开深入研究，有助于中国引领推动经济

全球化区域化，发展高水平开放型经济，进一步构建双循环互促新发展格局。因此，在高水平对外开放

背景下，本文的研究问题是海南自贸港如何加强与东盟区域经济合作。

本文主题相关已有文献，主要包括四个方面。（1）关于区域经济合作的研究。在国外研究方面，区域经

济合作研究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其理论基础是新古典贸易理论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相关理论包括

［收稿日期］2022-11-30

［基金项目］海南省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专项课题（2022HNMGC10）；海南省教育厅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理论与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专项课题（Hnsz2016-5）；海南大学2022-2023学年基层党建研究专项课题（Hddj11）

［作者简介］彭兴智（1992-），男，河北张家口人，海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海南大学分中心特约研究员，

海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区域合作、国际政治经济研究。

［通信作者］黄丽芹（1972-），女，海南海口人，海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区域合作、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研究

50

彭兴智等：对外开放背景下中国特色自贸港与东盟区域经济合作研究

关税同盟理论[2]

、大市场理论[3]

、自贸区理论[4]

等，这些理论的共同点是强调市场开放对区域经济合作的促进

作用。在以上理论的基础上，利普赛(Richard Lipsey)依据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将区域经济合作与一体化划分

为六种样态：特惠关税区、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同盟、完全经济一体化[5]

。20世纪90年代

至今，区域经济合作研究在全球化背景下继续发展，产生跨区域合作、区域世界等理论，进一步强调生产要

素市场开放的重要性[6]

。同时也有学者分析了区域经济合作中制度与文化认同的重要性[7]

。在国内研究方

面，区域经济合作研究与经济全球化区域化密切相关，李向阳论证了区域经济合作与经济全球化相伴而

生[8]

。卓凯和殷存毅认为建立制度基础是推动区域经济合作的新路径[9]

。全毅提出全球经济区域化已成为

潮流趋势，中国需要实施自贸区战略，适应国际贸易区域化发展趋势[10]

。在实践中，盛斌提出亚太区域经济

合作需要构建高标准自由贸易规则，提升自由贸易网络水平[11]

。唐国强和王震宇分析了亚太区域经济一体

化的演变、路径及走向，提出需要秉持“开放的区域主义”理念来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安排[12]

。（2）关于高水平

对外开放的研究。在理论方面，赵龙跃从理论创新的角度指出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目标与宗旨是开放合作，

落实“一带一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13]

。盛斌与黎峰提出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核心是制度型开放[14]

。

魏浩也认为“制度型开放”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点，加大自贸区先行先试力度应成为未来中国推动制度型

开放的方向之一[15]

。在实践方面，戴翔指出高水平开放将促进高质量发展，需要以“一带一路”为重点扩大

区域合作与开放范围[16]

。任保平认为高水平开放要求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维护多边贸易与区域合作[17]

。

（3）关于中国与东盟区域经济合作的研究。在中国—东盟自贸区研究方面，李向阳提出应在21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框架内构建区域合作机制，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升级版[18]

。王勤分析了中国—东盟自贸区在“一

带一路”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19]

。在中国和东盟区域经济合作的产业研究方面，徐保昌在RCEP背景下分析

了中国—东盟跨境电商发展的机遇和路径[20]

。杨超分析了中国与东盟绿色产业合作的方向与策略[21]

。（4）

关于中国特色自贸港的对外开放与区域合作研究。吴士存基于国际政治经济的视角，提出海南自贸港建设

应该面向东南亚，打造新的对外开放门户[22]

。王胜剖析了RCEP背景下中国（海南）与东盟开放合作的路径

对策[23]

。石建勋强调海南自贸港应打造成为国际大循环的战略支点，积极参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24]

。王崇

敏与曹晓路指出，海南自贸港建设要学习新加坡自贸港的成功经验，构建区域经济合作机制[25]

。

呈上所述，已有研究无论是在区域经济合作、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国东盟区域合作的理论与实践，还是

在中国特色自贸港对外开放与区域合作的战略与路径等方面，都作出巨大学术贡献，但鲜有学者在高水平

对外开放背景下分析中国特色自贸港与东盟区域经济合作的路径与前景。具体而言，首先，已有关于高水

平对外开放的研究侧重理论阐释，缺乏较强现实性的路径分析。其次，已有关于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合作的

研究大多从“中国—东盟自贸区合作”“广西北部湾—东盟区域合作”或“粤港澳大湾区—东盟区域合作”的

角度分析，较少从“海南自贸港—东盟区域合作”的角度研究。针对已有研究的优缺点，本文的研究焦点是

探讨中国特色的海南自贸港如何加强与东盟区域经济合作。希冀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方略指引下，促进

海南自贸港建设面向东南亚、走向全球，为推动经济全球化区域化、建设贸易强国服务。

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特征、新要求与合作框架

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是当前中国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变化、国际经贸规则重构与大国竞争的环境下

提出的重要方略。高水平对外开放是以往对外开放的升级版，其内涵与宗旨是合作共赢、开放发展，推动

建设“一带一路”，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13]

。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特征与新要求之下，创新性地构建

由理念开放、制度开放和产业开放这三个维度组成的合作框架，为下文探讨海南自贸港加强与东盟区域经

济合作的路径做铺垫。

（一）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特征与新要求

1.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特征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1]

。这表明，高水平对外开放的

新特征是以制度型开放为核心，亦即当前中国的对外开放已由要素型开放向制度型开放转变，以此提升对

外开放水平，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具体而言，之所以强调“高水平”，是因为要阐明当前对外开放的新特

51

2023年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6期

征是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管理等制度型开放转变，重点围绕国际经贸规则对接、国际规制合

作、营商环境优化、自贸区（港）集成创新等进行制度型开放，由“边境开放”逐步向“边境内开放”拓展和延

伸[26]

，并从参与经济全球化转变为引领推动经济全球化，从单边合作、双边合作发展到多边合作，促进中国形

成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展开分析，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特征涵盖三个方面。一是强调制度型开放，进行制度集成创新与国际

规则对接，统筹国际国内规则，着力对照国际相关规则、规制、管理、标准，深化国内相关领域改革，提升国

际大循环的合作质量和水平。二是以开放引领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逆全球化、单边

主义、保护主义的外部环境下，强调在对外开放过程中秉持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依托中国大规模

经济腹地市场优势，通过国内循环吸引国外资源要素，提升国内国际两大市场的联动效应，积极主动推进

全球化。三是提倡多边主义与区域合作，深化贸易和投资自由便利化，推动全球产业分工与合作，维护多

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

2.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要求

首先，高水平对外开放要求海南自贸港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加快推进制度型开放，建设高水平开

放型经济新体制，扩大面向东南亚的自由贸易区网络。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高水平对外开放论述中明确

要求“加快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

络[1]

”。这要求海南自贸港要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进行制度集成创新，提升区域经济发展的辐射力与

带动力，进一步落实“八个自由贸易港建设”规划中的第一个“建设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自由贸易港”。

其次，高水平对外开放要求海南自贸港在扩大面向全球的自由贸易区网络的进程中，加强与东盟区域

经济合作。高水平对外开放强调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海南自贸港与东盟在地理区位上同处

21世纪南海丝绸之路经济带，双方地缘相近、人文相亲、经贸互补性强，加强与东盟区域经济合作是现阶段

海南自贸港对外开放合作的首选方向。海南自贸港地理位置优越，具有离岛特征和岛屿经济体属性，是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支点，东盟是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合作伙伴，自贸港若要走向世界、

扩大面向全球的自由贸易区网络，必先走向南海、扩大面向东南亚的自由贸易区网络。因此，当前海南自

贸港亟需加强与东盟的区域经济合作，扩大面向东南亚、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

（二）高水平对外开放下海南自贸港与东盟区域经济合作的框架

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特征与新要求之下，结合目前海南自贸港建设所处的初期特征，笔者选取三个较为

重要的维度：理念开放、制度开放与产业开放，以此创新性地构建海南自贸港加强与东盟区域经济合作的新型

三维合作框架（见下图1），阐明当前海南自贸港加强与东盟区域经济合作过程中，起手需要在理念、制度和产业

这三个层面深化合作，并认为一个有效的区域经济合作过程是首先产生合作理念，理念是制度基石与思想根

源；其次构建制度，形成合作规则；最后形成深层次的产业开放，即在制度的基础上深化产业合作与开放。

呈上所述，首先，在理念开放的维度，理念开放是指以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发展理念来实施高水平对

图1 新型三维合作框架

52

彭兴智等：对外开放背景下中国特色自贸港与东盟区域经济合作研究

外开放与推进区域经济合作。理念是制度与行为的思想先导，建构主义论者赖克（Robert Reich）指出，理念

是制度基石与思想根源，先有理念，然后构建制度与利益[27]

。理念开放是制度开放与产业开放的先导，要求

海南自贸港以合作共赢的发展理念主动加强与东盟区域经济合作。其次，在制度开放的维度，制度开放是

指通过扩大规则、规制等制度型开放来实施高水平对外开放与推进区域经济合作。正如新制度经济学理

论的代表人物诺思（North）所指，有效的制度可以刺激经济增长，制度创新对于经济绩效至关重要[28]

。海南

自贸港在加强与东盟区域经济合作过程中，应探索制度集成创新与国际规则对接，透过规则、规制等制度

型开放，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水准。再者，在产业开放的维度，产业开放是指通过产业规模叠加与特色

产业合作来实施高水平对外开放与推进区域经济合作。在以上理念与制度开放的基础上，海南自贸港应

加强与东盟产业合作互补，通过产业规模叠加形成比较优势，共同提升区域产业竞争力，共建多元稳定的

经贸产业格局。

三、海南自贸港与东盟区域经济合作的现状与困境

现阶段，海南自贸港与东盟区域经济合作密切，双方经贸合作与投资额持续上升。另一方面，受到外

部国际经济复杂形势影响以及内部经济基础薄弱制约，海南自贸港与东盟区域经济合作也面临一定困境。

（一）海南自贸港与东盟区域经济合作的现状

海南自贸港与东盟共处21世纪南海丝绸之路经济带，地缘相近、交通便利，伴随自贸港建设、中国东盟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RCEP生效等多重背景，海南自贸港与东盟区域经济合作密切。首先，在对外贸易

方面，海南自贸港与东盟之间的贸易发展处于上升阶段。2022年前 10个月，海南自贸港与东盟货物贸易

进出口311.8亿元，同比增长63.2％[29]

，新加坡、越南、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是与海南自贸港经贸交流的主要

国家。其次，在贸易结构方面，海南自贸港主要从东盟进口木材、天然橡胶等，东盟主要从海南自贸港进口

机电产品、成品橡胶、成品纸制等。这表明海南自贸港与东盟之间的贸易结构具有一定互补性，未来也具

有提升空间。再者，在对外投资方面，海南自贸港与东盟投资合作热络发展。2022年前三季度，海南自贸

港实际对东盟、RCEP成员国投资3.83亿美元，同比增长117.6%[29]

，主要投资国别为印度尼西亚、新加坡、越

南、泰国、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同时，东盟对海南自贸港的主要投资国别是新加坡、马来西亚，主要投资领

域是商贸零售、物流仓储、现代服务业等项目，诸如新加坡莱佛士国际医院（海南）项目、年产2万吨高端天

然植物涂料项目等落地海南。

（二）海南自贸港与东盟区域经济合作的困境

1.受到外部国际经济复杂形势影响

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形势面临诸多复杂挑战，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孤立主义、逆全球化思潮抬头，为海

南自贸港与东盟区域经济合作带来负面影响。海南自贸港和东盟共处于南海区域，当前南海区域内的海

洋权益争端、大国战略竞争等矛盾凸显，美国企图通过政治、经济、外交和规则制定等手段遏制中国对外开

放与合作发展。2022年5月，美国宣布启动一项新的亚太经济伙伴关系——“印太经济框架（IPEF）”，其框

架内容包括互联互通的经济、有韧性的经济、清洁的经济和公平的经济四大支柱。美国表面上宣称构建

“印太经济框架”的目的是推进印太区域经济合作，但实质目的是将中国排除在太平洋—印度洋区域经济

合作体系之外，企图孤立中国，对中国进行打压和遏制[30]

。南海区域位于太平洋—印度洋区域的核心地带，

“印太经济框架”企图拉拢东盟，并在南海区域内制造分裂、煽动对抗，对海南自贸港与东盟区域经济合作

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

2.受到内部经济基础薄弱制约

现阶段海南自贸港的经济体量较小、产业结构单一，这制约了海南自贸港与东盟区域经济合作的动

能。首先，在经济体量方面，海南省生产总值在全国排名较靠后，2021年海南全省的生产总值为6475.20亿

元，工业（683.6亿元）、金融业（422.79亿元）等重要产业的产值数据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见下表1）。受限于

自身经济体量，与广东、广西等省区相比，海南自贸港与东盟进出口贸易规模有待提升。其次，在产业结构

53

2023年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6期

方面，海南自贸港产业结构单一，缺乏大的产业集群。从现实来看，当前海南自贸港的工业基础仍较薄弱，

缺乏本土型的实体大企业，除了服务业、旅游业之外，工业发展和实体经济与发达地区相比仍有一定差

距，这导致海南自贸港与东盟产业合作的规模较小，双边贸易分工仍处于以低附加值加工贸易为主的初

级阶段。再者，当前海南的港口、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有待提升，制约了与东盟的互联互通。

四、海南自贸港与东盟区域经济合作的三维路径

依据党的二十大关于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要求，在上文构建海南自贸港加强与东盟区域经济合作

的新型三维框架基础上，海南自贸港应以理念开放、制度开放以及产业开放为路径，加强与东盟区域经济

合作。

（一）海南自贸港以理念开放加强与东盟区域经济合作

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合作框架中，海南自贸港加强与东盟区域经济合作需要理念的引领与导向。党

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贯彻新发展理念[1]

，另一方面 2022年 4月习近平总书记

在海南自贸港考察时强调：“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31]

。这

阐明海南自贸港需要解放思想，以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理念实施对外开放与合作。

1.海南自贸港秉持合作共赢的新发展理念加强与东盟区域经济合作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发展理念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核心，不仅从国内循环的尺度阐

释中国经济发展方向，而且从国际循环的尺度阐释对外开放方向[32]

，为高水平对外开放下海南自贸港与东

盟区域经济合作提供理念支撑与价值导向。秉持新发展理念意味着海南自贸港愿与东盟分享发展机遇与

红利，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经济关系，共同应对国际经济格局变化及挑战。

在海南自贸港秉持新发展理念加强与东盟区域经济合作的进一步路径策略方面，首先，在“创新”理念

层面，自贸港建设应秉持创新理念，发扬“闯海”文化、“拼海”精神，正如当初的上海浦东、深圳蛇口一样，自

贸港应发挥“解放思想、敢闯敢试”的改革创新精神，在发展过程中面向南海、面向东南亚，推动东南亚区域

价值链拓展延伸，与东盟合作探索产业链的创新引领发展。其次，在“协调”理念层面，自贸港在发展过程

中要协调整合东南亚区域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优势互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再次，在“绿色”理念层面，海

南自贸港作为“三区一中心”的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要与东盟共同秉持绿色发展理念，在绿色发展领域展

开合作，共同推动碳达峰、碳中和，与东盟合力应对环境问题与海洋污染问题，共同促进绿色产业的投资合

作，为合作发展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奠定理念基础。再者，在“开放”理念层面，海南自贸港要深化对外开放

的深度与广度，以开放、包容的理念，扩大与东盟的开放合作，促进贸易投资自由便利化，与东盟共同融入

国际大循环。最后，在“共享”理念层面，海南自贸港应秉持利益共享、互利共赢的合作理念，与东盟共享自

表1　海南省生产总值统计（2021）

指标

海南全省生产总值

农林牧渔业

工业

建筑业

批发和零售业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住宿和餐饮业

金融业

房地产业

其他服务业

2021年（亿元）

6475.20

1300.67

683.6

560.67

955.00

352.82

256.71

422.79

589.04

1353.90

比上年增减（%）

11.2

4.1

9.6

2.4

35.6

29.7

10.8

3.6

9.4

8.5

数据来源：海南省统计局，http：//stats.hainan.gov.cn/tjj/ywdt/xwfb/202201/t20220120_3131799.html。

54

彭兴智等：对外开放背景下中国特色自贸港与东盟区域经济合作研究

贸港的发展机遇、政策红利与经济成果。

2.海南自贸港秉持南海命运共同体理念加强与东盟区域经济合作

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最终目标之一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南海命运共同体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重要内容，落实南海命运共同体理念是海南自贸港加强与东盟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路径。海南自贸

港与东盟在地理区位上共处南海区域，南海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涵则是南海区域内各方共同发展、相互依

存，共同维护南海区域合作发展大局。

在海南自贸港秉持南海命运共同体理念加强与东盟区域经济合作的进一步路径策略方面，首先，海南

自贸港要充分借助博鳌亚洲论坛及其分论坛在经济、人文等领域的合作交流渠道，加强与东盟的智库、商

会、行业组织等进行人文交流与互动，以此增进区域经济合作的共识。例如，海南自贸港与东盟要利用“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岛屿经济论坛”“‘一带一路’：合作发展的新实践”“南海合作”等分论坛，为区域经济合

作提供支持，同时还应利用在2022年论坛年会期间成立的海南自由贸易港—东盟智库联盟，未来围绕“自

贸港与东盟区域经济合作”等议题进行学术交流与政策探讨。另外，海南自贸港还需要利用海南大学、中

国南海研究院、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研究院等科研平台，加强与东盟关于教育人文的交流互动，为自贸港

与东盟区域经济合作输送人才。其次，海南自贸港要加强与东盟构建南海地缘空间内的蓝色伙伴关系，其

中主要涉及 2条海洋通道，即中国—印度洋—非洲—地中海和中国—大洋洲—南太平洋通道，在这 2条海

洋通道内，海南自贸港要以南海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引领，与东盟构筑共同的海洋利益，并秉持共商共建共

享的多边主义思维与东盟构建“蓝色朋友圈”，为海南自贸港与东盟建构互利共赢的海洋经济合作关系奠

定基础。

（二）海南自贸港以制度开放加强与东盟区域经济合作

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合作框架中，制度开放是区域经济合作的基石，海南自贸港加强与东盟区域经济

合作需要制度作为支撑。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论述中强调“扩大规则、规制、管

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1]

，这表明制度开放对于经贸合作的重要性。

1.海南自贸港通过制度集成创新加强与东盟区域经济合作

中国特色自贸港在本质上就属于一种高级的制度创新，旨在构建一套高水平、有国际竞争力与区域辐

射力带动力的制度体系。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认为，制度创新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尤其强调“制度绩效”

的重要性[33]

。建设中国特色的海南自贸港是一项全新的制度探索，在国内没有先例，也不能完全照搬西方

自贸港发展模式。自2018年至今，海南自贸港建设在顶层设计层面已清晰形成“一本三基四梁八柱”战略

框架，其中要求海南自贸港把制度集成创新摆在重要位置，以此构建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深化对外

交往合作。

在海南自贸港通过制度集成创新加强与东盟区域经济合作的进一步路径策略方面，首先，海南自贸港

要创新性地建设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打造面向东盟的高水平对外开放平台。在岛屿地缘经济基础上，海南

自贸港要创新离岛空间封关运作的分级管理模式，在“一线放开，二线管住”的制度设计基础上，针对贸易

自由便利、投资自由便利、跨境资金流动自由便利、人员进出自由便利、运输来往自由便利和数据安全有序

流动这 6个方面进行开放体制创新，并重点打造一流的口岸营商环境，探索构建“自贸港海关监管特殊区

域”的特殊监管制度措施，加强与东盟海关“三智”（智慧海关、智能边境、智享联通）合作。其次，海南自贸

港要推进实施负面清单制度，完善与东盟的贸易自由便利化制度安排。依据商务部公布的《海南自由贸易

港跨境服务贸易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1年版)》，对于其中涉及的70项特别管理措施，海南自贸港要

进一步落实极简负面清单，提升与东盟的跨境服务贸易合作水平，创新服务贸易准入模式，面向东盟企业

实施市场准入承诺即入制的自由贸易政策[34]

。

2.海南自贸港通过国际规则对接加强与东盟区域经济合作

国际经贸规则对接是制度开放的核心之一，海南自贸港需要主动对接 RCEP、CPTPP等协定的区域自

由贸易规则，东盟国家是RCEP、CPTPP的重要成员，海南自贸港要通过规则、规制、管理等制度型开放加强

与东盟的区域经济合作。

55

2023年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6期

在海南自贸港通过国际规则对接加强与东盟区域经济合作的进一步路径策略方面，首先，海南自贸港

要将自身的特殊政策和贸易规则与 RCEP对接，并与 RCEP形成叠加联动发展效应，以此进一步促进海南

自贸港与东盟之间的自由贸易便利化，与东盟共同落实“统一减让”“国别减让”等 RCEP 相关措施，并与

东盟共同实施协定生效立即降为零、过渡期降为零、部分降税、例外产品这四种 RCEP 降税模式，在经贸

规则对接的环境下推动海南自贸港与东盟之间各项经济要素自由流动。同时，海南自贸港还应制订关

于落实 RCEP 的《行动计划》，深入推进实施《海南省落实〈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20条行动

方案》，重点面向东盟扩大货物贸易规模、创新服务贸易方式、推动双向贸易投资和跨境经济合作，并与

东盟合作举办“RCEP 区域发展论坛”，探索建设 RCEP（海南自贸港—东盟）国际商务区，鼓励签发面向东

盟国家的“RCEP 原产地证书”。其次，海南自贸港要根据自身贸易规则，试点对接 CPTPP 的贸易规则。

CPTPP本身就属于制度型开放的经贸关系协定，海南自贸港要进一步对标 CPTPP中关于制度型开放的高

级经贸规则，尤其是在当前备受关注的数字贸易规制方面，海南自贸港要加强与东盟对接数字贸易规则

和标准，共建区域内的数字贸易合作机制，深化数字知识产权、数字信息网络的规制合作。

（三）海南自贸港以产业开放加强与东盟区域经济合作

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合作框架中，产业开放是在理念开放、制度开放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区域经济合

作。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论述中强调“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维护多元

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1]

。这阐明产业开放对于加强经贸合作的重要性。

1.海南自贸港探索构建“环南海区域经济合作圈”加强与东盟区域经济合作

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格局中，海南自贸港的战略定位之一是打造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支点，东

盟处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关键位置，双方都处于南海区域，据此海南自贸港应该探索构建“环

南海区域经济合作圈”，加强与东盟区域经济合作。

在海南自贸港探索构建“环南海区域经济合作圈”加强与东盟区域经济合作的进一步路径策略方面，

首先，应打造海南自贸港—东盟之间互联互通的海运、空运，利用便捷的交通运输为环南海区域经济合作

打下坚实基础。海南自贸港应拓展至东盟国家港口、机场的航线，提升交通运输效率，建设海南自贸港成

为中国面向东盟的海空枢纽。在海运方面，加强海南自贸港的港口建设。洋浦港是中国距离东盟最近的

集装箱港口，应采取开辟集装箱内外贸航线、新注册船舶等措施，进一步推进洋浦港建设成为海南与东盟

经贸联系的重要联络点。同时，提高海口港、三亚港等港口的吞吐能力，重点与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印

尼的港口进行合作，提升东盟货轮来港次数。在空运方面，推进海口美兰机场的扩建工程，开展三亚新机

场、儋州机场等的前期基础工作，增加海南自贸港直达东盟各国的航线，建设环南海区域内的空中经济走

廊。其次，根据南海区域的海洋地缘经济特征，海南自贸港应加强与东盟的海洋经济合作，重点加强与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马来西亚、印尼、越南、菲律宾在海洋渔业、海洋新能源、海洋油气、海洋牧场等

方面的经贸合作，海南自贸港提供资金或科研优势，东盟国家提供劳动力资源或渔业资源优势，加强海洋

经济要素整合与协调[35]

。

2.海南自贸港利用“四大特色产业”加强与东盟区域经济合作

海南自贸港应发挥自身独特的产业优势与资源优势，重点在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热带

特色高效农业这四大产业方面加强与东盟合作，推动与东盟产业联动发展，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

中占据有利位置，共建开放型的现代产业体系。

在海南自贸港利用“四大特色产业”加强与东盟区域经济合作的进一步路径策略方面，首先，在旅游

业方面，海南自贸港应与东盟合作发展海洋旅游产业，共同打造旅游消费中心。结合海南与东盟的著名

景点线路，海南自贸港应着重与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开展海洋度假、邮轮旅游、生态旅游、热带

娱乐等旅游合作，并利用三亚凤凰岛国际邮轮港、新加坡邮轮中心和马来西亚马六甲黄金港组成的邮轮

旅游发展联盟机制，探索打造海南到“越南-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的海南自贸港-东盟邮轮旅

游航线。其次，在现代服务业方面，海南自贸港应推进建设面向东南亚的国际能源交易中心、大宗商品

交易中心，重点同新加坡加强金融服务贸易合作，并与东盟推广建立跨境支付体系，加强跨境电商领域

56

彭兴智等：对外开放背景下中国特色自贸港与东盟区域经济合作研究

合作。再者，在高新技术产业方面，海南自贸港应进一步放宽高新技术产业外资准入限制，与东盟在生

物科技、深海装备、数字经济关键技术、信息科技等方面进行创新合作，共同推进产业结构向高端化升

级。最后，在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方面，热带高效农业是海南自贸港和东盟的重要产业，海南应充分发挥

在热带农业、南繁种业的产业优势，与东盟合作建设热带农业跨区域产业链，加强热带农业经济合作。

五、结 论

在党的二十大关于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方略引领下，中国特色的海南自贸港加强与东盟区域经济

合作是对“加快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

网络”[1]

的生动实践。研究结果表明，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特征是以制度型开放为核心，要求海南自贸港深

化对外开放与合作。据此，在构建新型三维合作框架的基础上，海南自贸港加强与东盟区域经济合作的路

径策略包括：在理念开放的维度，海南自贸港应秉持合作共赢的新发展理念以及南海命运共同体理念；在

制度开放的维度，海南自贸港应进行制度集成创新与国际规则对接；在产业开放的维度，海南自贸港应探

索构建“环南海区域经济合作圈”以及推动“四大特色产业”合作发展。

还需讨论的是，本文的贡献之一是通过构建理念开放、制度开放与产业开放组成的新型三维合作框

架，拓展了中国特色自贸港对外开放合作研究的尺度与联系。但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主要基于目前海南自

贸港与东盟区域经济合作所处的初级阶段特征来选择以上三个维度进行剖析，然而理念开放、制度开放与

产业开放这三个维度并不能全部涵盖所有实现海南自贸港与东盟区域经济合作的路径，其他维度的分析

亦非常重要。希冀本文能为后续关于中国特色自贸港加强与东盟区域经济合作的研究提供参考。

未来，在党的二十大精神引领之下，中国特色的海南自贸港需要继续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与区域经济合

作为重点发展方向，扩大面向东南亚、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加强与东盟区域经济合作，支持

全球化、区域化发展，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格局和经贸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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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肖 琴］

Research into the Free Trade Por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ASEAN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Opening Up

PENG Xing-zhi1,2

, HUANG Li-qin2

(1. Hainan University Branch, Hainan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ikou

570228, China; 2.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Hainan University, Haikou 570228, China)

Abstract: In the report of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remarks on the highlevel opening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emphasize the acceler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Hainan Free Trade Port,

which shows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Hainan Free Trade Por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become a national

strategy of expanding the opening up. Through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literature analysis, policy analysis and

system analysis,this paper analyzes the new characteristics and new requirements of high-level opening up, as

well as the current situations, difficulties and paths for the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between Hainan Free

Trade Port and ASEAN. The results show that, Hainan Free Trade Port, on the basis of the new three-dimensional

cooperation framework, needs to strengthen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with ASEAN while following the

three-dimensional path of open concept, open system and open industry. To put it explicitly, this path involves

adhering to th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of win-win cooperation and the concept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in South China Sea, carrying out the institutional integration innovation and docking with international

rules, explo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Circle round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promoting the cooperative development of the \"four characteristic industries\".

Key words: high-level opening up; free trade por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SEAN;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58

2023年11月

第41卷 第6期

Nov. 2023

Vol. 41 No. 6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HAINAN UNIVERSITY(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海口市居民住房保障方式选择偏好研究

王 湃，韩 姗

（海南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海南 海口 570228）

［摘 要］建立良好的住房保障体系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在基础民生领域的应有之义。文章选取海口

市作为实证调研区域，采用二元Logit回归模型，分析海口市居民住房保障方式的选择偏好及其影响因素，为住

房保障政策设计提供有益参考。研究结果表明：（1）515个受访者中住房实物保障方式和货币补贴方式的选择

偏好大体相当，分别占比 49% 和 51%；（2）个人因素、住房因素以及政策感知因素都对居民的住房保障方式选

择偏好具有影响，处于不同家庭生命周期阶段的居民住房保障方式选择偏好不同，不同住房保障方式选择偏

好的居民在意的住房因素也不同。研究结论：（1）住房保障政策改革需进一步提高货币补贴标准，推进两种住

房保障方式并举；（2）应构建住房保障模式有条件转换机制，以满足居民在不同家庭生命周期阶段的动态住房

需求。

［关键词］住房保障方式；选择偏好；影响因素；海口市

［中图分类号］F299.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1710（2023）06-0059-10

［DOI］10.15886/j.cnki.hnus.202212.0214

一、引 言

住房保障对解决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困难，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满足感，实现社会和谐发展等

具有重要作用。近年来，国家层面的各种报告中多次提及住房保障的民生作用、发展目标及重要举措，

并出台了一系列住房保障政策文件。党的十九大、二十大报告中连续提出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

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和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的目标。从住房保障形式来看，自2015年国务院政府工

作报告中提出“住房保障逐步实行实物保障与货币补贴并举”后，我国住房保障工作重心从单一的保障

性住房建设转移到多元化保障途径并行的局面。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多部门在2019年的《关于进一步

规范发展公租房的意见》（建保〔2019〕55号）中指出“对低保、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和分散供养特困人员，

可以实物配租为主、租赁补贴为辅；对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可以租赁补贴为主、实物配租为辅。

具体保障方式可结合保障对象意愿和公租房供给因地制宜确定”。2021年 4月，《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

准》（2021年版）印发后，住建部表示要实物保障与货币补贴并举保障困难群众基本住房需求。而从2021

年《关于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意见》来看，文件指出“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住房困难问题仍然比

较突出，需加快完善以公租房、保障性租赁住房和共有产权住房为主体的住房保障体系”，并未提及货币

补贴方式的具体意见。因此，各地区结合自身实际情况，秉承“因城施策”原则构建实物保障与货币补贴

并举的住房保障体系应是后续住房保障工作重心。海南自贸港建设为本地经济发展和人才流入带来新

机遇[1]

，居民的住房保障则面临新挑战，全面改革背景更是给住房保障政策改革带来新契机。充分了解

居民住房保障偏好，全面推动住房保障政策改革，切实解决居民住房保障多元化需求，有助于海南在解

决民生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稳固社会经济发展成果。

［收稿日期］2022-12-1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5CJY031）；海南大学青年学者扶持项目（23QNFC-13）；海南省研究生创新科研课

题（Qhys2021-199）

［作者简介］王湃（1983-），女，黑龙江哈尔滨人，海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住房政策研究。

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研究

59

2023年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6期

住房实物保障从最开始的廉租房、公共租赁住房、经济适用住房、限价商品住房等形式，到现在的共

有产权住房、安居型商品住房等逐步完善；货币补贴则经历城镇职工住房补贴、公共租赁住房租赁补贴

到人才住房补贴等形式。学者们在住房保障方式和住房选择等方面进行了诸多研究。在住房保障方式

的研究中主要关注不同住房保障方式的效率：杨小静等人认为我国住房保障制度的设计应当关注公平、

效率和稳定三个主要方面，并逐步减少直至停止实物保障比例，逐步扩大货币保障比例[2]

。孙斌艺从实

物保障和货币补贴的效率分析得出，货币补贴具有更强的效率特征，可以有效地解决甄别、监督和管理

的困难，节约政府直接进行实物分配的行政管理成本，同时不存在干扰市场竞争机制的负面效应，有利

于提高公共资金的使用效能[3]

。陈淑云等人认为应大幅提高住房货币补贴标准，促进住房货币补贴与实

物补贴的有效衔接，统一住房货币补贴与实物配租准入标准，减少住房货币补贴与实物配租之间的差

距，引导城市住房困难群体选择租赁补贴[4]

。在住房选择方面的研究则主要关注其影响因素，如家庭年

收入、住房租金和住房产权等：Kramer和Verhetsel等认为住房租金、面积大小和舒适度等因素会影响居

民的住房选择，因为居民更加偏好选择基础设施相对完善的住房[5-6]

；易成栋等基于个人、家庭特征和区

域因素进行分析，研究认为不同子女数量的家庭对于住房需求不同，所以政府要结合生育政策提供合适

的住房类型[7]

；杨永春研究了教育观、婚姻观、养老观等因素对居民住房选择的影响，认为这些因素能单

独或者耦合影响城市居民对住房的选择方式和结果[8]

。

文献梳理表明，学界关于住房保障的不同形式和住房选择的影响因素都有较为成熟的研究，其研究

观点和方法都有可借鉴之处，但对居民住房保障方式的选择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却相对少见。了解居

民对不同住房保障方式的选择偏好，一方面能够在政策设计上更好的解决居民住房问题，另一方面可以

从其选择偏好的影响因素入手，引导居民进行合理的住房保障方式选择。基于以上考虑，本文选取自贸

港核心城市海口作为案例研究区域，调查了解海口市居民对实物保障和货币补贴两种不同住房保障形

式的选择偏好并分析其影响因素，以期在自贸港住房政策设计过程中能更多考虑居民自身因素，切实提

高保障对象的住房获得感、幸福感。

二、研究区域、研究假设与数据来源

（一）研究区域概况

海口市位于海南省最北部，陆地面积约为2296.82平方千米，海域面积约为791平方千米。海口市气

候舒适宜人，生态环境优良，空气质量常年位居全国重点城市前列，建成区绿化覆盖率41%。2021年，海口

市常住人口290.80万人，地区生产总值为2057.06亿元（其中第三产业占比78.99%），房地产开发投资总额

452.45亿元①。根据某房产交易网络平台②对海口市2021年7—12月各区商品房市场租赁价格的统计，结

合实地调研了解到，一室住房（60平方米左右）的市场租金约为1600元/月，两室住房（90平方米左右）的市

场租金约为2500元/月。

近年来海口市持续加大住房保障资金支出力度，在实物保障方面，海口市2020年共计拨付4亿元完

成132个老旧小区改造，惠及1.8万户居民，对可以改造的住房小区实现了应改尽改；拨付28.2亿元支持

加快推进棚户区改造，拨付7800万元用于坡博、坡巷等棚改项目的周边路网等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拨付

保障性住房专项资金1.3亿元进一步改善城镇居民家庭居住条件；货币补贴方面，拨付4138万元向城镇

中低收入家庭发放公共租赁住房补贴；拨付人才住房保障资金 39988.6万元，共计发放人才租（购）房补

贴6493人次；此外，拨付农村危房改造资金451.9万元用以支持解决农村住房安全问题③。

海口市在解决居民住房问题方面实行了住房实物保障与货币补贴并举政策，其中实物保障主要包

括公共租赁住房（含廉租房）、经济适用住房、限价商品住房和安居型商品住房等4种类型，本次调研的保

障性住房主要涵盖公共租赁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和限价商品住房等三种类型，具体包括凤翔花园、永秀

花园、中贤小区、规划局宿舍和桥西小区等；货币补贴则主要是公共租赁住房补贴和面向人才的住房补

① 资料来源：《海口市统计年鉴-2022》。

② 资料来源：https：//hai.zu.anjuke.com/zujin。

③ 资料来源：《海口市统计年鉴-2021》。

60

王 湃等：海口市居民住房保障方式选择偏好研究

贴两种形式，按照海口市政府发布的租赁补贴标准最高的 19元/平方米·月，公共租赁住房一户 60平方

米计算，则一个月补贴金额为1140元/月。

（二）研究假设

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结合海口市住房保障的实际情况，研究认为个人因素、住房因素和政策感知

因素都将对居民住房保障方式选择偏好产生影响。

1.个人因素会影响居民的住房保障方式选择偏好

居民个人因素可能影响其住房保障方式的选择偏好。学历较高的居民可能因为自主选择意识较强

会偏好更具灵活性的货币补贴方式；收入较高的家庭则在货币补贴政策下更有可能配套一定资金在住

房市场选择满足自身需求的住房；已婚人士基于传统思想观念对住房的稳定性需求较高，而受高房价的

影响，实物保障方式可能成为这类人群的首选；家庭人口较多的居民出于家庭总体经济压力的考虑可能

更倾向选择实物保障方式；当前实际住房保障方式为实物保障的居民则可能出于惯性继续选择实物保

障方式。基于以上分析，研究提出第一组假设：

H1：学历越高、收入越高的居民越偏好货币补贴方式

H2：已婚人士、家庭人口较多和实际住房保障方式为实物保障的居民更偏好实物保障方式

2.住房因素会影响居民的住房保障方式选择偏好

住房因素对居民住房保障方式的选择偏好可能产生影响。实地调研发现，海口市公共租赁住房、经

济适用住房、限价商品住房的区位大多较好，能够保证基本的居住、生活、交通等方面便利需求，而且小

区内居住人群的经济水平相近更易交流，因此如果居民对居住条件、交通条件、生活设施、社区交往等较

为在意，选择偏好为实物保障的可能性会更大；但当前的实物保障并不能拥有其完全住房产权，所以想

拥有住房产权的居民偏好货币补贴的可能性会更大；同时，如果居民对住房的个性化需求（如住房安全

性及工作机会等）较高，则会偏好选择货币补贴的保障方式，因为货币补贴方式下的住房选择自由度更

高。基于以上分析，研究提出第二组假设：

H3：对居住条件、生活设施距离远近、交通距离远近、社交情况越在意的居民越偏好实物保障方式

H4：对住房安全感、就业机会多少和是否拥有产权越在意的居民越偏好选择货币补贴方式

3.政策感知因素会影响居民的住房保障方式选择偏好

政策感知因素可能影响居民的住房保障方式选择偏好。如果商品房市场中房价和租金水平保持相

对稳定，居民对住房市场的信任程度较高，则会愿意选择货币补贴方式来满足住房需求，反之如果房价

和租金等波动较大，居民则会偏好选择较为稳定的实物保障方式；在国家推行货币补贴和实物保障并举

的政策背景下，对住房保障政策了解程度、满意程度较高的居民，可能更偏好货币补贴方式，顺应国家政

策趋势的同时也满足个性化住房需求。基于以上分析，研究提出第三组假设：

H5：对商品房市场的信任程度越高、对住房保障政策了解程度和满意程度越高的居民越偏好货币补

贴方式

（三）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问卷调查。问卷设计旨在了解海口市居民住房保障方式的选择偏好，主要内

容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个人因素，包括年龄、教育背景、婚姻状况、家庭人均月收入、家庭人口数和实际享

受的住房保障方式；二是关于住房因素的8个问题，具体了解居民对居住条件、生活设施距离远近、教育

设施距离远近、交通距离远近、住房安全感、社交情况、就业机会多少以及是否拥有产权情况的在意程

度；三是政策感知因素，主要询问居民对海口市住房政策的信任、了解和满意程度。

研究在选定符合住房保障标准的保障对象的基础上，采取随机抽样的方法，于 2021年 6—7月采用

线上问卷、电话访谈和实地调研相结合的方式对海口市居民进行问卷调研。总共发放问卷550份，经过

筛选和剔除得到有效问卷 515份，其中线上问卷和电话访谈获取有效问卷 277份，实地调研获取有效问

卷238份，问卷总体有效率为97.17%，详见表1。

61

2023年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6期

三、模型构建、变量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一）模型构建

以往学者在关于意愿的研究中多数选择二元Logit回归模型作为研究方法，比如城中村外来人口购

房意愿选择研究[9]

，农民宅基地退出意愿研究[10]

以及基于生态服务需求的流域下游居民支付意愿的研

究[11]

。学者们还应用Logit模型进行影响因素分析，如郑思齐等通过构建Logit回归模型分析发现，收入、

工作地点、对环境的偏好、住房价格、城市扩张程度、郊区市政设施便利程度等都对居民居住区位选择产

生显著影响[12]

；胡国平等应用Logit模型分析了住区环境、个体特征、家庭特征、住房特征等四大类因素对

居民住房选择偏好产生的显著影响[13]

；李平光等通过Logit模型对民族城市居民住房选择行为进行了研

究并分析了居民社会特征、经济特征、文化特征、心理特征等四类 16个影响因素[14]

。可见，二元 Logit模

型是意愿研究的可靠方法，它主要用于因变量为分类变量（如是、否等）的回归分析，同时可以给出预测。

本研究关注海口市居民对两种不同住房保障方式的选择偏好，因变量包括实物保障和货币补贴两

种方式的选择偏好，属于二分类变量（1表示选择偏好为实物保障，0表示选择偏好为货币补贴），因此可

采用二元 Logit模型，具体将居民的住房保障方式选择偏好设为因变量 y，实物保障、货币补贴方式分别

取值为y=1、0，自变量为X1, X2, ……，Xn，基本形式见式（1）：

F（y）=ln Pi

1 - Pi = α + β1X1i + β2X2i + ……βnXni + φ （1）

上述模型中，Pi的意思是第i个受访者选择偏好为实物保障的概率，模型中α表示截距项，β表示回

归系数，X在模型中表示各类影响因素，φ表示随机项。

本研究采用SPSS23.0统计软件，选取二元Logit模型对海口市居民的住房保障方式选择偏好进行实

证研究，对各影响因素进行显著性判断，并得出分析结果。

（二）变量设置与说明

现行住房保障政策主要包括实物保障与货币补贴两种保障形式，本研究将因变量设置为二分类变

量，其中将实物保障方式的选择偏好设置为1，货币补贴方式的选择偏好设置为0。参照住房租购需求偏

好的有关研究[15-17]

，并结合不同住房保障方式的特点，本研究自变量主要设置 3 个模块，分别是个人因

素、住房因素和政策感知因素。

1.个人因素

调研对象的个人及家庭特征如年龄、人口、学历、收入等情况对住房保障方式的选择偏好可能具有

一定影响，因此本次调研对保障对象的年龄、学历、婚姻状况、家庭人均月收入、家庭人口数和实际住房

保障方式等进行了统计，将作为个人影响因素的具体指标。

2.住房因素

研究认为，住房的自身特性对居民住房保障方式的选择偏好可能具有一定影响，比如居民更多关注

住房的区位特征及周边的基础设施等情况。还有很多居民比较注重住房的安全（心理因素）与邻里关系

（社交因素）。受中国传统观念影响，是否拥有产权也是中国家庭选择住房时的重要考虑因素。因此，研

究选取了包括居住条件（住房面积、基础设施、户型等）、生活设施距离远近（商铺、休闲场所、银行等）、教

育设施距离远近（幼儿园、九年义务学校等）、交通距离远近（公交车站、非机动车停车点等）、住房安全感

（住房舒适度、安全状况等）、社交情况（住房邻里融洽、社区活动等）、就业机会多少（住房周边可提供的

表1　问卷统计表

线上、电话

实地调研

合计

问卷发放（份）

300

250

550

问卷回收（份）

290

240

530

有效问卷（份）

277

238

515

有效率（%）

95.52

99.17

97.17

62

王 湃等：海口市居民住房保障方式选择偏好研究

工作情况）和是否拥有房屋产权等指标来衡量住房因素对居民住房保障方式选择偏好的影响。

3.政策感知因素

有研究表明，住房政策的实施情况会影响住房市场及居民对住房的选择，如黄奕淇、曲卫东等人认

为“租购并举”政策的实施对优化住房市场结构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8]

；郭金金等认为政策推行因素会影

响居民的租购选择，政策执行因素的改进可能提升居民的租赁意愿[19]

。因此，研究在分析居民住房保障

方式选择偏好的影响因素过程中引入了政策感知因素，具体包括居民对海口市住房市场的信任程度、对

海口市住房保障政策的了解程度和对住房保障政策的整体感受等3个指标。具体变量设置见表2。

（三）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次调研受访者的个人因素主要包括年龄、教育背景、婚姻状况、家庭人均月收入和家庭人口数，对

样本情况进行统计分析，详见表3：受访者年龄主要集中于26—55岁，其占比超过样本总量的80%，表明

调研样本基本覆盖了海口市符合住房保障标准的居民主要年龄段；调研对象的教育背景基本呈现均匀

分布；婚姻状况中已婚样本总量占比超过75%，家庭人口数样本量主要集中于3—4人，占比超过60%，这

些印证了住房保障申请以家庭为单位的政策要求；多数调研对象家庭的人均月收入在3500元以下，占比

表2　主要变量说明

变量

类型

因变量

自变量

变量名称

住房保障方式的选择偏好

个人

因素

住房

因素

政策

感知

因素

年龄

教育背景

婚姻状况

家庭人均月收入

家庭人口数

实际住房保障方式

对居住条件的在意程度

对生活设施距离远近的在意程度

对教育设施距离远近的在意程度

对交通距离远近的在意程度

对住房安全感的在意程度

对社交情况的在意程度

对就业机会多少的在意程度

对是否拥有产权的在意程度

对海口住房市场的信任程度

对海口住房保障政策的了解程度

对海口住房保障政策的整体感受

取值范围

0和1

1—5

1—6

0和1

1—6

1—5

0和1

1—5

1—5

变量含义

货币补贴=0，实物保障=1

18—25岁=1，26—35岁=2，36—45岁=3，46—55岁=4，55

岁以上=5

小学=1，初中=2，高中=3，大学专科（含中专、职高等）=4，

大学本科=5，硕士及以上=6

未婚=0，已婚=1

1500元以下=1，1501—2500元=2，2501—3500元=3，

3501—4500元=4，4501—5500元=5，5500元以上=6

1人=1，2人=2，3人=3，4人=4，5人及以上=5

非实物保障=0，实物保障=1

完全不在意=1，不太在意=2，一般在意=3，

比较在意=4，非常在意=5

完全不信任=1，不太信任=2，基本信任=3，

比较信任=4，很信任=5

完全不了解=1，不太了解=2，基本了解=3，

比较了解=4，很了解=5

完全不满意=1，不太满意=2，基本满意=3，

比较满意=4，很满意=5

63

2023年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6期

样本总量达60%，符合海口市住房保障政策关于中低收入人群标准的设定。

调查对象的当前实际住房保障方式主要有实物保障和货币补贴，还包括少部分符合标准但尚未申

请或享受到住房保障的情况，其中实物保障主要类型有公共租赁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和限价商品住房，

而安居型商品住房因目前尚处于试点和开工建设阶段尚未全面推行，本次研究暂不做考虑；货币补贴则

主要包括公共租赁住房租金补贴和人才住房补贴两种形式，本次调研对象中领取两种补贴形式的都有，

但因本研究侧重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故以领取公共租赁住房租金补贴的保障对象为主。研究考虑

赋值便利，将货币补贴形式的住房保障对象和尚未享受住房保障的调研对象归并视为非实物保障形式。

调查显示：受访者的实际住房保障方式中实物保障占比为72%，非实物保障方式中的货币补贴方式占样

本总体的 16%，符合标准但尚未申请或者享受住房保障政策的调研对象占样本总体的 12%。调研还对

受访对象征询了住房保障方式的选择偏好，结果显示，愿意选择住房实物保障方式的占比 49%，愿意领

取货币补贴的占比51%。

住房因素中，偏好实物保障方式的调研对象比较在意住房的居住条件、生活设施距离远近、教育设

施距离远近、交通设施距离远近、住房安全和社交情况，而对住房周边就业机会的多少和是否拥有住房

产权并不是很在意，调研发现其原因在于，大多数调研对象认为自身收入并不高，拥有住房得以稳定居

住，只要交通设施距离近出行足够方便，就不太介意工作地点与住处的距离。偏好货币补贴方式的调研

对象则大多对就业机会的多少和是否拥有住房产权表现出了比较在意，对其他因素大多是一般在意。

政策感知因素中，调研对象对海口市住房市场表现为基本信任的居多，但对海口市住房市场很信任

的调研对象只占少部分，这主要是受海口市房价的影响。调研对象对海口市住房保障政策的了解程度

呈现出不甚了解的局面，这可能与受访者的教育程度以及政策关注程度有关。调研对象对海口市的住

房保障政策整体感受主要分布在基本满意和比较满意程度，表明了当前住房保障政策的总体效果良好；

其中偏好货币补贴的受访者多数比较满意，偏好实物保障的受访者多数基本满意。详见表4。

表4　住房因素和政策感知因素描述性统计表

住房因素

对居住条件的在意程度

对生活设施距离远近的在意程度

对教育设施距离远近的在意程度

对交通距离远近的在意程度

3.15（1.44）

3.21（1.18）

3.15（1.34）

4.05（0.76）

2.95（1.19）

2.93（0.89）

3.16（1.08）

3.49（1.02）

变量名称 均值（标准差）

实物保障 货币补贴

表3　调研对象个人因素描述性统计表

变量名称

年龄

教育背景

婚姻状况

选项

18—25岁

26—35岁

36—45岁

46—55岁

55岁以上

小学及以下

初中

高中

大学专科

大学本科

硕士及以上

已婚

未婚

人口数

34

120

178

120

63

46

90

107

93

118

61

391

124

人口占比（%）

6.60

23.30

34.56

23.30

12.23

8.93

17.48

20.78

18.06

22.91

11.84

75.92

24.08

变量名称

家庭

人口数

家庭

人均月收入

选项

1人

2人

3人

4人

5人及以上

1500元以下

1501—2500元

2501—3500元

3501—4500元

4501—5500元

5500元以上

人口数

44

81

176

164

50

105

106

96

58

49

101

人口占比（%）

8.54

15.73

34.17

31.84

9.71

20.39

20.58

18.64

11.26

9.51

19.61

64

王 湃等：海口市居民住房保障方式选择偏好研究

政策感知因素

对住房安全感的在意程度

对社交情况的在意程度

对就业机会多少的在意程度

对是否拥有产权的在意程度

对海口市住房市场的信任程度

对海口市住房保障政策的了解程度

对海口市住房保障政策的整体感受

3.33（1.28）

3.66（0.88）

3.07（1.15）

2.95（1.51）

2.67（1.17）

2.27（1.10）

3.06（1.12）

3.38（0.92）

3.35（0.98）

3.19（1.13）

3.04（1.39）

2.97（0.92）

2.63（1.30）

3.56（1.11）

表4（续）

变量名称 均值（标准差）

实物保障 货币补贴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模型检验与回归分析

对各自变量进行单因素卡方检验，卡方值为271.348，自由度为17，p<0.01。二元Logit回归模型的综

合检验显示，本研究的模型拟合优度较好，模型对海口市居民住房保障方式选择偏好的预测准确率为

79.00%，卡方检验值为8.3，p值为0.405，具有较好的拟合效果。因此本研究运用二元Logit回归模型是具

有统计学意义和具有较好的模型效果的，具体回归结果见表5。

（二）结果分析

1.个人因素的作用检验

个人因素中教育背景和家庭人均月收入与居民的住房保障方式选择偏好呈现显著负相关性，假设

H1通过检验。表明学历越高和家庭人均月收入越高的居民越倾向选择货币补贴的保障方式，这可能因

为学历较高和家庭人均月收入较高的居民相对具有一定的住房消费能力，更愿意在货币补贴的基础上

来满足住房选择的自由化需求。表5结果显示，已婚人士和人口较多的家庭更倾向选择实物保障方式，

这可能因为这类家庭的各类支出经济压力较大，能够用于住房支出的资金相对较少，而目前海口市实物

表5　海口市居民住房保障方式选择偏好二元Logit模型回归分析结果

个人因素

住房因素

政策感知因素

年龄

教育背景

婚姻状况

家庭人口数

家庭人均月收入

实际住房保障方式

对居住条件的在意程度

对生活设施距离远近的在意程度

对教育设施距离远近的在意程度

对交通距离远近的在意程度

对住房安全感的在意程度

对社交情况的在意程度

对就业机会的多少在意程度

对是否拥有产权的在意程度

对海口市住房市场的信任程度

对海口市住房保障政策的了解程度

对海口市住房保障政策的整体感受

B

0.137

-0.179**

0.803***

0.279**

-0.232***

2.182***

0.281***

0.424***

-0.069

0.899***

-0.252**

0.413***

-0.241**

-0.183**

-0.262***

-0.225***

-0.393***

S.E.

0.111

0.077

0.288

0.114

0.071

0.286

0.101

0.117

0.099

0.128

0.102

0.119

0.099

0.082

0.088

0.076

0.083

Wald

1.522

5.441

7.748

5.947

10.744

58.11

7.726

13.127

0.489

48.991

6.11

12.045

5.914

5.053

8.881

8.646

22.638

df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P

0.217

0.020

0.005

0.015

0.001

0.000

0.005

0.000

0.484

0.000

0.013

0.001

0.015

0.025

0.003

0.003

0.000

Exp（B）

1.147

0.836

0.448

1.321

0.793

8.861

1.324

1.527

0.933

2.456

0.777

1.512

0.786

0.832

0.77

0.799

0.675

注：***、**分别表示在1%、5%水平上显著。

65

2023年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6期

保障住房租金收取标准相比领取货币补贴后市场租房花费较少，因此表现出实物保障方式的选择偏好；居民

的实际住房保障形式与其住房保障方式的选择偏好呈显著正相关性，说明实际住房保障方式是实物保障的

居民更倾向选择实物保障，实际住房保障形式为非实物保障的居民则更倾向选择货币补贴，这一方面可能基

于人们的生活惯性，另一方面非实物保障对象已在市场上或者其他途径解决了住房问题，选择货币补贴能够

进一步缓解其住房压力，也避免了更换实物保障方式带来的转换成本。根据以上结果，假设H2也通过检验。

个人因素中只有年龄与居民的住房保障方式选择偏好不存在显著相关性，这表明不同年龄的居民

在住房保障方式的选择偏好方面没有明显区别，年龄不是影响居民做出住房保障方式选择的主要因素。

2.住房因素的作用检验

住房因素中对居住条件的在意程度、对生活设施距离远近的在意程度、对交通距离远近的在意程度

和对社交情况的在意程度与居民的住房保障方式选择偏好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假设H3得到验证。这

表明对居住条件、生活设施距离远近、交通距离远近和社交情况比较在意的居民更愿意选择实物保障方

式：一方面，目前海口市保障性住房的选址多数都在基础设施和周边配套相对齐全的区域，海口市居民

的常用出行工具电动车交通较为方便，保障性住房周边公共交通也较为完备，而满足同等居住条件和配

套设施条件的商品住房价格则相对较高，因此对这些因素比较在意的居民可能更倾向实物保障方式；另

一方面，保障性住房相对商品化小区入住率较高且入住人群经济水平相近，社交需求能够更容易满足，

因此对社交情况比较在意的居民也更可能倾向实物保障方式。对住房安全感的在意程度、对就业机会

的在意程度和对产权的在意程度与居民的住房保障方式选择偏好呈现显著负相关关系，假设H4得到验

证。这表明居民对住房安全、周边就业机会和住房产权情况越在意就越倾向选择货币补贴方式，这可能

因为居民认为商品住宅小区在物业管理方面表现更好进而能增加居住安全感，周边就业机会也相对更

多进而工作便利性较高，并且购买商品住房将拥有完全产权能够实现住房财产权，因此对住房安全、就

业机会以及产权比较在意的居民更愿意选择领取货币补贴以增加住房选择的灵活性。

住房因素中对教育设施距离远近的在意程度与居民的住房保障方式选择偏好未呈现相关性，这应该是

由于目前海口市保障性住房周边的各类基础教育设施都较为齐全，而选择货币补贴的居民也可以自由选择

教育设施较为齐全的居住小区。因此对教育设施距离的在意程度并未影响居民的住房保障方式选择偏好。

3.政策感知因素的作用检验

政策感知因素中居民对海口市住房市场的信任程度、对海口市住房保障政策的了解程度和对海口

市住房保障政策的整体感受都与居民的住房保障方式选择偏好呈现显著负相关关系，该结果验证了假

设 H5。这表明对海口市有关住房政策感知越清晰的居民越倾向选择货币补贴方式。从居民对住房市

场的信任程度来看，如果居民能够较多了解海南全域限购政策，能对海南省政府“以壮士断腕”的决心调

控房地产市场[20]

的态度有所了解，更能对海南自贸港建设健康平稳的房地产市场建立信心，则可能不再

顾虑商品房市场价格和租金标准的波动幅度，从而更愿意选择货币补贴的住房保障方式并去市场寻求

更能满足自身需求的住房；从居民对海口市住房保障政策的了解程度和满意程度来看，越了解和满意现

行住房保障政策的居民，更能理解并顺应当前货币补贴与实物保障并举的住房保障政策趋势，也更倾向

选择货币补贴的保障方式来缓解住房经济压力，还增加了住房选择的灵活与多样性。

五、结论与讨论

（一）结论

研究通过构建二元Logit模型分析海口市居民的住房保障方式选择偏好，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居民对实物保障和货币补贴两种住房保障方式的选择偏好大体相当。从调研的515份有效样

本来看，居民对于实物保障和货币补贴两种住房保障方式的选择偏好比例接近 1:1，而居民实际享有的

住房保障方式中实物保障和非实物保障的比例约为 7:3。选择偏好与实际住房保障方式的比例存在差

异，一方面是受限于调查样本的选择，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实际住房保障方式为实物保障的对象中，大多

数更倾向继续保持实物保障方式，这与回归分析结果一致；另有少部分实际住房保障方式为实物保障的

66

王 湃等：海口市居民住房保障方式选择偏好研究

对象显现出倾向货币补贴方式的意愿，这与从访谈中了解到的情况一致，部分目前享有实物保障的居民

表示在货币补贴标准提高的前提下将更愿意选择货币补贴，以达到个性化选择住房的愿望。

第二，处于不同家庭生命周期阶段的居民住房保障方式选择偏好不同。通过对居民住房保障方式

选择偏好的影响因素分析可知，居民的学历、婚姻状况、家庭人口数以及收入水平变化都会影响其对住

房保障方式的选择偏好，即其住房保障方式的选择偏好将随着家庭生命周期的进程动态变化。

第三，在意不同住房因素的居民住房保障方式的选择偏好不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比较在意住房

居住条件、生活基础设施、周边交通状况和社交状况的居民更倾向选择实物保障方式；而更在意住房安

全、周边就业情况和住房产权的居民则更倾向选择货币补贴方式。

第四，政策感知因素对居民住房保障方式选择偏好具有较大影响。研究发现，居民对住房市场的信

任程度影响其对住房保障方式的选择偏好，居民对房地产市场健康平稳发展越有信心，即认为房价和租

金水平不会持续快速增长而是保持稳定的居民更倾向选择货币补贴方式；同时，对住房保障政策的了解

程度和对现行住房保障政策满意程度越高的居民也越愿意选择货币补贴方式。

（二）政策启示

1.提高货币补贴标准，推进两种住房保障方式并举

应综合考虑政府财政资金、住房市场中住房价格等因素调整现有的货币补贴标准，适当适时提高现

有的住房补贴金额使得受保障居民可以根据自身的工作、收入（包括保障性的补贴收入）、生活、家庭等

综合情况选择满足自身需求的住房类型和区位。现行货币补贴对象主要为租住保障性住房的中低收入

群体和各类人才，货币补贴对象范围相对较窄，应考虑进一步扩大货币补贴对象范围，加强货币补贴政

策推广力度。住房实物保障方面则应从统筹规划、区位选址、建设管理以及产权设计等方面进一步加

强，以期推进实物保障和货币补贴两种住房保障方式并举。

2.构建住房保障模式有条件转换机制，满足居民在不同家庭生命周期阶段的动态住房需求

现行住房保障政策体系中各类政策大都处于独立运行状态。住房实物保障与货币补贴政策，以及

租赁型与购买型住房保障政策之间都尚未有互通转换机制。基于前文研究，处于不同家庭生命周期阶

段的保障对象住房需求会发生动态变化，为灵活动态满足其不同阶段的住房保障需求，则需突破各类住

房保障政策封闭运行状态，打通住房保障政策体系壁垒，构建不同住房保障模式间有条件转换机制，赋

予保障对象充分的住房保障方式选择权，实行住房保障政策的动态调整机制，提升住房保障效率。

（三）讨论

研究在样本选择、变量选取和研究角度等方面仍存在一定不足：一方面，调研样本中实际住房保障方式

为货币补贴的相对实物保障较少，主要因为领取货币补贴的保障对象居住地相对零散，受疫情影响不便大

规模多地走访故主要采用了电话访谈和网络调研方式，这可能对调研的接受程度和调研精度都产生一定影

响，后续考虑进一步补充货币补贴对象的调研样本进行验证；另一方面，本次研究在模型变量选取方面虽系

统考虑了个人、住房和政策感知等三方面因素，但保障对象是否本地户籍、职业类型和职住地距离等因素暂

未考虑，后续将进一步扩大居民住房保障方式选择偏好的影响因素研究范围，以期发现更多影响居民住房

保障方式选择的因素；此外，住房保障是否能够实现实物保障与货币补贴并举，除了要考虑居民个体的选择

偏好，地方政府层面的一些因素如财政水平、发展规划和阶段性工作重心等也是值得持续研究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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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编辑：金 禾］

A Study of the Choice Preferences for Housing Security

Modes of Residents in Haikou City

WANG Pai, HAN Shan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Hainan University, Haikou 570228, China)

Abstract: Establishing a good housing security system is an important task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Hainan Free

Trade Port in the field of basic people's livelihood. With Haikou City as the empirical research area, this paper

uses a binary Logit regression model to analyze the choice preferences for housing security modes of resi‐

dents and their influencing factors, so as to provide useful reference for housing security policy design.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preferences of 515 respondents for physical housing security and monetary subsidies

are roughly equal, accounting for 49% and 51% respectively. (2) Personal factors, housing factors and policy

perception factors all have an impact on residents' preferences for housing security modes. Residents in different

household life cycles show different preferences for housing security modes, and residents with different pref‐

erences for housing security modes also care about different housing factors. In brief, the reform of housing

security policy should further improve the monetary subsidy standard and promote the simultaneous develop‐

ment of two housing security modes. Additionally, a conditional conversion mechanism for housing security

modes should be established to meet the dynamic housing needs of residents in different family life cycle

stages.

Key words: housing security mode; choice preference; influencing factor; Haikou City

68

2023年11月

第41卷 第6期

Nov. 2023

Vol. 41 No. 6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HAINAN UNIVERSITY(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论中国精神的价值之维及其现代意义

倪素香，刘京京

（武汉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430072）

［摘 要］中国精神既是中华民族从古至今社会实践的反映，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所在。深刻认识

中国精神的价值不仅有助于发挥其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而且有助于回答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之问。

中国精神的价值主要体现在思想、文化、道德三个方面。中国精神的思想价值在于整合古今中国哲学的思维

方式和提供民族文化发展的思想滋养；中国精神的文化价值在于传承中华文明和推动当代中国文化的创新发

展；中国精神的道德价值在于涵养私德和润泽公德。

［关键词］中国精神；思想价值；道德价值；文化价值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1710（2023）06-0069-09

［DOI］10.15886/j.cnki.hnus.202303.0526

“精神”是一个文明国家赖以维系其生存与进步的内在力量。作为道义与真理的象征，“精神”既承

载着人类社群的价值取向与道德规范，也彰显着个体人格的意志品格与行为方式。深刻认识中国精神

的价值不仅有助于发挥其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而且有助于回答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之问。近

代以来，人们从不同角度深入探讨了中国精神的价值与功能。由于解答时代问题的角度不同，人们对中

国精神的价值认识也有所不同。如张岱年从文化的角度指出中国精神在民族凝聚、精神激励、整合创新

方面的价值。唐君毅立足中国精神的整体性指出其具有通天地、成人格、正人伦、显人文的价值。尤其

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精神的概念在党和国家重要文献的论述中不断系统化、理论化，推动了学者对

中国精神的价值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①。综合来看，尽管现有关于中国精神的价值的研究成果丰硕，但

学者们或侧重于中国精神的民族性价值，或关注中国精神对国家建设某一层面的价值，尚未统合不同学

术视野和理论范式。若要充分发挥中国精神的重要作用，亟需对其价值作一整体梳理。总的来看，中国

精神的价值主要体现在思想、文化、道德三个维度上。

一、极高明而道中庸：中国精神的思想价值

中国精神的思想价值具有“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特质，包含固本和超越两方面。具体而言，中国精神

是务实的，即以社会历史实践中对社会历史规律、自然规律的总结为其底蕴。在精神不断发展的过程

中，实现了对古今中国哲学思维方式的整合。同时，中国精神又蕴含了超越现实的价值追求，为民族文

化的发展提供思想滋养。

［收稿日期］2023-02-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1&ZD029）

［作者简介］倪素香（1965-），女，辽宁大连人，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伦理学与思想

政治教育研究。

① 如鲁力分析中国精神在国家治理中的政治价值（参见鲁力：《国家治理视域下中国精神的政治价值探析》，《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21年第23期，第9-12页），刘宝明阐释中国精神对民族团结进步的意义（参见刘宝明：《论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中国精神”》，《中

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第31-39页）。还有学者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综合考察中国精神的价值。如王

泽应指出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精神源泉和动力引擎，是实现“中国梦”的精神依托和精神支撑（参见王泽应：《论中

国精神对民族复兴的伟大意义》，《齐鲁学刊》2014年第3期，第70-76页）。

马克思主义研究

69

2023年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6期

（一）整合古今中国哲学的思维方式

从宏观上看，当代中国精神包蕴着从古至今的中国思想家对社会发展规律的反思，其最终目标在于

统一中国传统的和谐辩证思维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中的矛盾辩证思维。对于这种统一的形式，如

果要从中国传统的哲学表达中寻取一个合适的概括，则“道”堪当其任。

“道”在中国古代的经典著作中常以本体的形式出现。正如有学者所澄清过的那样，中国哲学的本

体论并非西方哲学中宇宙发生意义上的第一推动者“ontology”，而是强调宇宙、人间、万物不断创生、变

易、流行的根源和最终实在[1]

。中国传统的和谐辩证思维是人们根据道之演进规律提出的。中国古代哲

学家阐释“道”本体的根本指向是“道”之流行对人的意义。他们注重探寻本体流行的规律，以发掘本体

之用。“道”之流行遵循和谐辩证的规律，蕴含于宇宙万物的生成、发展之中。如老子认为矛盾存在于万

事万物中，有无、难易、长短、高下等矛盾像道之阴阳两面一样相互依存，相反相成。在阴阳的结合中，不

断创生世界万物，使万物和谐有序运转，即“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2]

。因此，人要遵循“道”相反

相成的和谐辩证原则，居弱守雌。又如儒家所强调的执两用中的中庸之道。孔子以“叩其两端”为“中

道”的体现[3]110，即对问题的不同方面进行比较，以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中庸》进一步以“中道”为“天

道”流行的最高规律，将天地万物流行的规律与君子修身之道相结合，指出若“致中和”，则“天地位焉，万

物育焉”[3]18。可见，儒家既注意到了事物内部的差异，又注重在遵守原则的基础上协调矛盾，使其结合并

产生新的有机体。

就此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基本抓手，也在于凸显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的基本立场。马克

思以“批判的”和“革命的”为辩证法的本质特征。他认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

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

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4]

。恩格斯在此基础上明确地提出了矛盾思维，并指出运

用否定的方式应当既考虑过程的一般性，也要考虑过程的特殊性。尽管马克思、恩格斯都承认对立面的

统一，但他们更为关注的是通过对立面的相互斗争，使新事物替代、克服旧事物。列宁进一步指出：“对

立面的统一（一致、同一、均势）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易逝的、相对的。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是绝对

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5]

受列宁影响，毛泽东进一步阐释了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并指出

前者是相对的，而后者是绝对的。关注矛盾斗争性的“斗争哲学”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断发展而

成为当今中国哲学的一部分。

综上所述，辩证思维是中国古代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接榫，两者均内在地呈现了深厚的理

性思维与现实关怀。在中国精神的结构内，“道”的生生、变化，为整体文明的发展进步提供了必要的理论

基础。黑格尔曾指出精神的“生命就是活动”，各民族对精神方面的创造所产生的成绩将会“被降为一种

现成的材料，由精神加以转化。”[6]

在当代社会，中国之道与马克思主义的矛盾辩证思维日渐凝合，融汇为

中国精神的内核。新的时代主题中蕴含着更为复杂的矛盾关系。各国在经济与文化上的相互交流增多、

社会发展需要各方力量相互协调等新的社会实践都促使人们认识到事物之间联系的紧密性、复杂性和多

样性，以及矛盾的斗争性和同一性的共存。概而言之，矛盾思维与和谐思维在本质上的相通之处在于，二

者都深入事物内部揭示其中对立统一的发展规律，其共同价值目标都是为了促进事物自身的和谐发展。

辩证思维需要和谐与对立共同发生作用。体现矛盾思维、强调矛盾对立面的“斗争哲学”被转化为在面对

改革发展稳定、意识形态管理、党风廉政等方面的矛盾问题时，勇于应对困难挑战、敢于担当的斗争精神，

而关注事物同一性的传统和谐思维被转化为强调不同国家文明互鉴的丝路精神、关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的塞罕坝精神。二者共同保留在中国精神中，协同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有助于全体人民

共同富裕、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等目标的实现。

（二）提供民族文化发展的思想滋养

中国精神是寓于民族文化之中的灵魂和精华，其中蕴含了超越现实的价值追求，因而能为民族文化

的发展提供方向指引。这种方向指引作用需要遵循民族文化发展的矛盾运动规律。尽管当今中国社会

70

倪素香等：论中国精神的价值之维及其现代意义

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并不具有对抗性，但其制度尚有不完

善之处，而且文化发展本身具有滞后性，所以其内在的矛盾运动仍然存在。在多元主义成为世界文明交

流的主旨之后，伴随着市场经济的自由化程度提升及其对于人类社群内部价值诉求的渗透，我国文化领

域必将遭受更多来自外部的挑战。自古及今，中国人始终相信“民心”“人心”是治国平天下的根本。诚

如孟子所说：“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3]280因此，对于今天的

文化建设来说，具备兼容并蓄气质的中国精神必将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精神的价值导向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天地宇宙之间，人是一切事物的中心。孔子以“爱人”

为仁，倡导“君子成人之美”[3]137。对人之生命的珍视，对人之德性的尊重，决定了文化的发展方向。人类

社会的根本问题是如何最大程度上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发挥人的价值。中国精神作为文化的本质

内容，其对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追求也成为规范文化发展的价值指南。通过对人的信仰的熔铸，中

国精神所指向的正是凝聚人们对于核心价值观念的共识。尽管从中国古代传统社会到现当代的社会主

义社会，强烈的人文精神一直内在于中国精神之中，但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帝制统治下，这种人文精神在

统治阶级所主导的文化观念中未能得以充分展现。中国明末清初的“思想启蒙之父”黄宗羲曾基于儒家

立场对君权作了这样的批判：“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

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7]

与此相比，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目标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与中国精神

中的人文精神理念不谋而合。更为可贵的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继承了传统的

人文精神理念，对其作了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性的发展，从而突破了中国古代文化精神的局限，使其具

体化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就要确保工农在各方面的地位。在《新民主主义论》

中，毛泽东依据当时社会主义文化尚未占据统治地位以及资产阶级顽固派不愿意工农在文化上抬头的

现实状况，提出要建立“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的革命文化[8]

，作为人民群众

反帝反封建的武器。1949年以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党巩固了为人民服务这一理念在社

会主义文化中的主导地位。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以人的物质利益发展作为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邓小

平作为改革的开创者，他基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背景，立足于实现人民根本利益的现实需求，明确了“社

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9]

。同时，通过

解放思想完成了文化观念的自我革新，使文化建设的任务由服务于革命与阶级斗争转变为服务于经济

的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后，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把服务群众同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把满足需求同提高素养结

合起来”，通过文化建设以“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满足人民精神需求”[10]

。

作为社会文化观念的精华，中国精神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实现了对古今中国哲学辩证思维的整

合，并通过其自身时代性的发挥，使和谐思维和矛盾思维各得其用。如孔子所言“天生德于予”[3]98，又如

荀子所说“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11]

，都认为“人”的性命本源及其道德准则中蕴

含了更为高远、宏大的人类理想。中国精神中所蕴含的务实与超越，始终围绕着“人”的需求而展开，正

如《中庸》所说“极高明而道中庸”[3]35，这凝练地表达了千百年来中华文明的终极理想。在这种以人为本

的思想传统中，人秉承着对于自然规律的敬畏，从而保持着对于客观真理的追寻以及理想境界的诉求。

换言之，以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为前提，中国精神以固有的文化风格，包含了人们对

人类社会根本问题的时代解答。面对外部种种思潮的变化与冲击，在遵循文化发展内在规律的基础上，

中国精神为现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完成了思想层面的奠基。

二、阐旧邦而辅新命：中国精神的文化价值

中国精神的文化价值在于传承中华文明和推动当代中国文化的创新发展，亦可以概括为“阐旧邦而

辅新命”。就前者而言，中国精神中的民族精神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过程中构筑了本民族的文化标

71

2023年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6期

识。就后者而言，中国精神体现了中国文化的本质内容，能有助于传统文化在传承中创新，促进中华文

明在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中发展。

（一）构筑中华民族的文化标识

中国精神中的民族精神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基因，其中囊括了一系列中

华民族在历史实践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价值观。这些思想观念成为本民族文化的身份标识，维护

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部团结，提升了人们对民族传统的文化认同。

首先，中华民族在历史实践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价值观构成了本民族文化的身份标识，起到了

维护民族团结的作用。一方面，中国古代的宇宙观主要表现为“天人合一”的观念，其中体现了连续性、

动态性、整体性、关联性的宇宙论思维。有学者将其概括为“有机整体主义”，即“宇宙的一切都是相互依

存、相互联系的，每一事物都是在与他者的关系中显现自己的存在和价值，故人与自然、人与人、文化与

文化应当建立共生和谐的关系”[12]29。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有机整体主义”的世界观塑造着中国

人的天下观和审美观。在文化交流层面，其表现为强调不同文明多样性与和谐共生的天下观，由此形成

了中国古代包容文化多样性的传统。二者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与其他民族相区别的文化标识。如在佛

教传入中国，并与中国文化结合的过程中，尽管两种不同的思想之间曾相互摩擦、激荡，但传统儒家思想

最终吸收、借鉴了佛教形而上的修心理论与方法。儒学理论内容得以丰富，进而发展出了两宋新儒学。

在对美的理解层面，受“有机整体主义”世界观的影响，产生了以和谐为美的审美观。如“乐”文化中就表

达了人与物之间的和谐之美。《乐记》载：“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感于物也。……感于物而后

动。”[13]976即音乐的产生源于人对事物的感受。其中又指出“情动于中，故形于声”[13]978，“先王之制礼乐

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13]982-983。总而言之，尽管乐是人有感于万

物后的情欲之表达，但其最终要追求的不是对情感和欲望的肆意宣泄，而是经过理性调整后、与理性和

谐的情欲之抒发。其中体现了中和之美。

综合来看，中国传统文化中独特的天下观、世界观、审美观元素聚合在中国精神中，共同构成了中华

文化的核心标识。由于社会文化有历史继承性，所以个体从诞生起就自然受本民族文化在世界观、审美

观等方面的熏陶，与本民族其他成员之间共享同一套社会文化，潜移默化地形成了民族共同体成员间天

然的身份认同。正如怀特曾指出的：“一切事情都依赖于婴儿所诞生于其中的文化类型。假如他诞生于

某种文化，他将按某种方式思考、感觉和行为；假如他诞生于另外一种文化，他的行为也就相应地不

同。”[14]

这一文化认同成为维系共同体存续的纽带。

另一方面，与农业生产相伴而生的是重伦理关系的社会。由于农业生产对“安土重迁”的要求，中国

传统社会成员间构成了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伦理关系，形成了独特的为人处世方式。具体而言，人在处

理自我与他人的关系时，既要以自我为出发点，又要以对方为重。其背后蕴含的价值观强调“群体高于

个人”[12]54。中国传统的集体观念也具有特殊性，不同于西方强调每个人单独与群体联系的集体观念，即

费孝通所定义的“机械的团结”[15]

。中国的集体观念是“有机的团结”，进而形成了由无数私人关系网搭

建而成的、具有差序格局特征的社会。个人因处在层层关系中而与不同的群体建立联系。与之相应，公

与私的对立存在于个人所处的各种社会关系之中：相较于家，个人是私；相较于国，家是私；相较于天下，

国是私。因此，关注天下之公义的“天下为公”观念是“社群高于个人”的最高体现。由此构成中华民族

的价值观，成为维系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团结的规范。

其次，民族精神需要依靠共同体的存在而得以存续，其中的价值观借助本民族经典的流传和国民教

育得以传播，使之内化为社会成员间共同的价值观，并在人们的社会交往中持续发挥作用，进一步巩固

文化认同。从孔子删定六经，到汉武帝置五经博士，再到唐宋时以“五经”为核心的“十三经”经典体系，

都是观念的传播载体。通过经学研究与经典教育等活动的开展，从汉至唐，“群体优先于个人”的观念已

经成为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之一，凝聚了人们对传统价值的文化认同。另外，中国精神之中“群体高于

个人”和“义务先于权利”[12]53的观念被融入中国古代的敬、孝、悌、慈、惠等道德原则之中。这些道德原则

72

倪素香等：论中国精神的价值之维及其现代意义

在礼仪、习俗等规范中得以表达，并通过仪式和人们的社会交往不断作用于人的价值观念。尽管在中国

传统礼仪、习俗中有维护以皇权、父权为主的等级秩序的消极成分，但其中也有强调德主刑辅、提倡“敬、

孝、悌、慈、惠”的积极成分[16]

。其中蕴含的底线思维是通过提倡具有伦理意义的道德价值，使共同体中

的成员自觉维持社会关系的和谐，有助于社会有序运转。

（二）推动中国文化的创新发展

中国精神是中国文化的内核，其具有穿透时空的生命力，可以推动中华民族文化创新的实践，促进

中国传统文化在传承中创新，助力于中华文明在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中发展进步。

首先，中国精神包含了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由此构成了文化创新的核心动力。自强创新精神内在

于民族精神中，是中国传统文化延续至今的精神密码。《周易》认为天道的生生不息中暗含了天指引人不

断革故鼎新的启示。黑格尔认为，民族精神“是具有严格规定的一种特殊的精神，它把自己建筑在一个

客观的世界里，它生存和持续在一种特殊方式的信仰、风俗、宪法和政治法律里——它的全部制度的范

围里——和作成它的历史的许多事变和行动里”[17]

。作为传统文化的精神文化内核，民族精神在历史实

践中生成，又塑造和影响着人的思想意识，通过人的精神的对象化而创造了一系列有形的、无形的文化

成果。自强创新的精神随着人对天道、天理等规律的不断体认，而扎根于传统文化中。在这一精神的激

励下，中国先贤在发展文化时，既注重传承前人的精神文明成果，又结合时代需要不断革新思想。总而

言之，传统文化是民族精神对象化的产物。而民族精神的非对象化也蕴含在其过程中①。在中国传统文

化发展的过程中，自强创新精神由于精神的非对象化作用而受到遮蔽。这导致了中国传统文化对民族

精神的疏离，以及前者的消极成分反过来遮盖了后者的本质。传承和创新是自强创新精神的一体两面。

前者为后者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根基。

时代精神推动了传统文化的革新。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

法。这为我们深入认识中国社会和民族精神中的矛盾本质、揭示其发展的规律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武器。

这一理论激活了原本内在于民族精神中的自强创新精神，并使民族精神与当代中国的社会实践相结合，

由此产生了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推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时代精神中改革创新

的内涵赋予人进行文化创新的精神力量。借助蕴含在时代精神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能够帮助

人们在传承中国传统文化时整体、系统地把握内在于其中的民族精神。不仅如此，时代精神还规定了传

统文化的创新方向。在当代中国社会，其创新方向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精华贯通起来”[18]18。进而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中国式现代化，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

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其次，中国精神还能有助于中华文明在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中发展。一方面，中国精神使我们在与不

同文明的交流中既能保持中华文明的基本立场，又能依据中国社会当下的需求吸收其他文明中可为我

所用的内容。民族精神能够增强本民族的文化自觉。结合前文的讨论可知，人们在改革创新精神的作

用下能对文化进行反思，发掘其中更本源、更贴近民族精神本质的内容。在此过程中，能使人产生对本

民族思想、价值、历史的文化自觉，即“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19]

。近百年来，中

国共产党在带领人民进行革命、改革实践的过程中丰富了民族精神的内容，使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

法融入民族精神之中。坚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成为当代弘扬中国精神的本质

要求。这能够有助于我们在增强文化自觉的基础上，坚定文化自信，进而使中华文明在不同文明的交流

中“以我为主”。防止出现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主流化等现

象。《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20]

这一思想

是中国精神发展的最新成果，其关于文化实践的要求是“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

① 此处关于非对象化的定义参考了左亚文等对非对象化的阐释（参见左亚文、刘争明：《“非对象化”及其人本价值》，《江西社会科学》

2020年第11期，第44页）。简而言之，“非对象化”的表现主要有五点：一，人创造的对象反过来支配和奴役人，即马克思所说的“异

化”；二，对象作为一种外在化和异己化的存在物与主体相对立；三，对象化活动的社会效应往往超出主体的愿望而与其相背离；四，

对象化活动对人的本质的确证存在巨大的缺陷；五，对象化在实现人的本质的同时也在远离人的本质。

73

2023年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6期

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18]43。这规定了我们在借鉴其他文明优秀成果时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

依此而行，使我们能在文明交流中更好地使其他文明的优秀成果“为我所用”。

另一方面，中国精神能为文明的交流互鉴提供理论和方法的指导。民族精神中包含了“天下大同”

的理想追求。这一理想使我们在与其他文明交流的过程中能保持开阔的胸怀与以和为贵的态度，进而

产生了中国古代重文化而轻种族的思想传统。其观念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形成。根据钱穆的考证可知，

早在先秦时期，当时的中国人就以文化差别而非血统差异来区分蛮、夷、戎、狄。其后，以儒家思想为主

流的文化继承了这一思想传统，并将其与仁学相结合。儒家创立者孔子认为仁爱始于爱亲，但不止于爱

亲，而是由爱亲延伸为对他人之爱。“仁”的理念应用在政治层面则为倡导君主应施行德政。不仅如此，

孔子认为人性相近，大多数人都能“学而知之”。通过道德教育而非刑罚就能提升人的德行，帮助人自觉

约束自身行为。若人人都能通过教育培养道德自觉，则天下将自然而然地得到治理。所以儒家更倾向

于德治。其核心理念是君主应以文德化民，由修身开始，到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在处理与他国或其他

民族的关系时表现为“怀柔”的对外政策，主张“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3]170。儒家理想的世界是充

斥着仁爱的大同世界，“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13]606。习近平总书记也曾指出：中华文明“始终崇

尚和平，和平、和睦、和谐的追求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之中，深深溶化在中国人民的血脉之

中。中国自古就提出了‘国虽大，好战必亡’的箴言。‘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化干戈为玉帛’、‘国泰民

安’、‘睦邻友邦’、‘天下太平’、‘天下大同’等理念世代相传。”[21]

天下大同理念影响下的中华民族自古以

来就热爱和平，尊重文化的多样性，善于发现其他文化的长处和优点。这使我们在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互

鉴中能够拥有开阔的胸怀，尊重其他文化的特性，并善于运用和谐思维，发现不同文明多样性中的统一

性，积极从其他文明中汲取养分，为我所用。

中国精神的发展与文化的发展是互为表里、相互促进的。中国精神贯穿于文化发展的始终，通过构

筑民族文化标识、推动文化创新等方式引领文化发展。在此过程中，中国精神也通过文化实践而不断得

到充实、不断升华。

三、明私德而立公心：中国精神的道德价值

中国精神的道德价值体现为“明私德而立公心”，具体表现为涵养私德和润泽公德。其不仅有助于

个人道德境界的提升，为个人自觉开展道德修养提供方法借鉴；而且能够为公德建设提供思想资源。

（一）提供私德修养的精神指南

中国精神能够涵养私德。有学者在综合近代以来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指出“私德”是在“个人、内心、

家庭、私密关系圈以及仅仅与此相关”的“私人领域所应用之道德”，具体分为“个人在私人领域（如家庭、

亲属圈、朋友、私密关系圈等）中所应遵守”的“私人道德”与关于“传统儒家所讲的‘心性’修养”的“个体

私德”[22]318。作为传统道德文化的凝结，中国精神不仅为当代私人道德建设提供了丰润的道德滋养，还能

为个体私德修养提供许多可借鉴的方法。

首先，作为中国精神的内核，传统的核心道德价值能够滋养当代的“私人道德”，有助于个人道德品

格的培养，如传统的孝德。在“五伦”中，最重要的关系是父子关系，子事父以孝。在宗法制度下，孝德是

专属于君主和宗主的、与政治和宗教密切相关的德行。孔子将孝德转换为家庭私德，主要指子女要尊重

父母。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大孝是使双亲受人尊敬，其次是不使父母的名誉受辱，最下等的是仅能赡

养父母。”[23]

出于对孝德的重视，中国古代有许多关于孝德的书籍、典故，如《孝经》等典籍及其中的记载。

这为当今社会家庭美德的培育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不仅如此，家庭孝德还有助于个人道德品格的

培养。孔子以孝德为践行“仁”德之始。他将“仁”视为最高的道德价值，可统摄其他的一切德行。他认

为家庭为人生最初之学校，家庭孝德的践行能够无形中培养人的性情、品格。但是，当孝德与父权结合

以后，其原本的内涵便被遮盖了。近代以来，人们提倡平等、自由的价值观，并由此批判传统的父权、愚

孝，倡导自由、解放。自由、平等观念的融入校正了传统的孝德，使孔子所倡导的孝德之中关于人伦和谐

的精神被显扬出来，更有助于其发挥对个人品格的浸润作用。蔡元培曾关注到这一作用，认为孝亲重在

74

倪素香等：论中国精神的价值之维及其现代意义

养父母之志[24]197。父母不仅希望子女独善其身，更希望其能兼济天下。孝亲者必能忠于国家，爱岗敬业，

交友有信。而在孝德的浸润下，个人健康的性情、品格也能逐渐养成。可见，中国古代以孝德为代表的

私人领域的道德价值为当代“私人道德”的修养和个人道德品格的涵养提供了丰厚的道德土壤。

其次，中国精神包含许多传统的修身克己理论和方法，有助于提升个体私德。为了帮助人们加强道

德修养，儒家学者提出了一系列的修身方法。孔子主张要以礼克己、学思并重。他认为“礼”不仅是外在

的行为规范，更是“仁”德的体现。人在不断以“礼”约束自身行为时，便将“仁”德内化为个人的道德修

养。同时，个人道德水平的提升还需要不断积累道德知识，并在学习的过程中时常反省自身。孟子提倡

“养心”，即人要节制内心的欲望，净化自己的思想，以恢复人纯良的本性。程朱理学继承了孟子的思想，

并提倡“敬”和“慎独”的修养方法，即人要时时警醒，去除内心的欲望。这些传统的自我修养方法在当今

社会仍有借鉴意义，有助于个人道德修养的提升。一方面，道德规范的约束与个人欲望的无限性之间存

在天然的张力，遵守社会道德规范需要人适当克制自己的欲望。而“敬”和“慎独”的修养方法能够帮助

人将道德规范内化于心，适当约束自己的欲望。慎独自省的方法是当今中国社会倡导的修身方式。另

一方面，道德是非强制性的社会规范，人在运用“学思并重”的方法不断改进自身道德行为的过程中，能

知行合一，将道德规范外化于行。

（二）提供公德养成的思想资源

公德即在政治、社会等“公共领域所遵守之道德”，可分为“政治性公德（在政治公共领域所应具备或遵

守的道德规范）”和“社会性公德（个人在人际交往和人群关系中所应遵守的道德规范”）①。中国精神不仅

体现了政治性公德养成的中国智慧，还蕴含了关于社会性公德观念的思想资源，是公德养成的道德底蕴。

首先，中国精神中政治性公德的内容主要体现在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推崇的理想人格的道德品质中，

这有助于政治性公德的养成。这些理想人格的崇高之处在于道德上的“超前性”和“高尚性”。他们力求

将自身的道德修养外化为以天下为己任、经世济民的社会实践。这一道德追求一直内在于民族精神之

中，影响了从古至今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孔子以“圣人”为完美人格的典范，以广博施与和救济民众为其

标准。孟子和荀子继承并发挥了儒家的崇圣传统，强调理想人格的道德意义。孟子以圣人为“尽心知

性”的“人伦之至”，荀子以圣人为“尽伦”者。正是因为有追求超越性道德价值的理想人格作为参照，所

以中国古代的士大夫坚持不懈地用“道统”的价值修正“政统”的治理理念。其后，宋明理学进一步发挥

了孟子以自我实现和自我超越为理想人格的思想。如在圣人对人民、万物博爱情怀的激励下，张载认为

士大夫应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作为自身追求[25]

。近代以来，尽管

人们的思想观念随着社会变革而发生巨大变化，但经世济民的家国情怀一直内在于理想人格的塑造中。

为改变近代中国为列强所侵略的现实，近代启蒙思想家将对物质利益和个人权利的重视纳入理想人格

的特征中。如梁启超以心怀希望、有创造新世界的能力、代表自由意志的“英雄”为其所推崇的理想人

格。现当代中国精神以“人民英雄”为理想人格。这些“英雄”既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和远大的抱负——以

社会发展和人民幸福的伟大事业为人生理想，又来自于人民群众。可见，这一理想人格的范围不再限于

士大夫群体，而是以全体人民为其激励对象。因此，“英雄”的标准也发生了改变，其中蕴含了社会主义

的道德追求，强调理论结合实践，为人民服务，注重发挥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

其次，中国传统以“仁”“义”为代表的核心道德价值是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为社会性公德的培养提

供了思想资源。中国古代虽然没有近代社会公共生活所要求的公德和礼规，但不意味着其中没有社会

性公德的观念。按照不同道德行为的特点，可将社会性公德划分为两个层次，分别是具有普遍性、消极

性特征的“完全义务”和具有特殊性、积极性特征的“不完全义务”[22]319-320。中国传统的“仁”德中蕴含了社

会性公德的观念。孔子认为“仁”之内涵体现在“忠”与“恕”中。“忠”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

人”[3]92，表达了“仁”德的博爱义。正因为怀揣对他人之爱，所以对待他人要尽己之心。“恕”即“己所不欲，

① 此处政治性公德的概念参考了陈乔见的定义（参见陈乔见：《公私辨：历史衍化与现代诠释》，北京：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2013

版，第318页），但与其定义有所不同，主要在于陈乔见认为政治性公德主要是为政者应当遵守的道德规范，而本文认为不仅为政者

要遵守政治性公德，普通公民也要遵守这一公德，如爱国。

75

2023年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6期

勿施于人”[3]166。也就是说，自己所不想要的，不强加给他人。“仁”德中的博爱、尽心以及对他人的尊重都

可以转化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性公德规范。由前者可以引申出对陌生人友爱互助、主动参与社群服

务的积极性“不完全义务”，由后者可以引申出尊重他人、不侵害他人的消极性“完全义务”。与“仁”德相

比，“义”德更具有公共性。儒家的“仁德”由“亲亲”之爱外推而产生博爱，限定了“仁”德的源头。而“义”

德不同，其强调对外在规范的遵守和正当、正义的道德价值。从“完全义务”的角度来说，传统的“义”德

要求，在以等级秩序划分职责的社会里，每个人都应遵守外在的道德规则，做好分内之事。在当今社会

可引申为人应当熟悉并遵守社会规则，尤其是在不同岗位上应恪守自己行业的职业道德。值得注意的

是，孟子使“义”从外在的规范转为人内心对是非、善恶的裁判，认为符合“义”的行为即是人内心的道德

感、责任感的外在体现。这一规范既可用于衡量“利”是否可取，也可用于衡量“勇”是否可行。在当今社

会可引申为维护社会正义、公正而见义勇为、慷慨就义、义无反顾的“不完全义务”。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曾指出，“修德，既要立意高远，又要立足平实。要立志报效祖国、服务人民，

这是大德，养大德者方可成大业。同时，还得从做好小事、管好小节开始起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踏

踏实实修好公德、私德，学会劳动、学会勤俭，学会感恩、学会助人，学会谦让、学会宽容，学会自省、学会

自律。”[26]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强调个人要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追求，这些追求融汇于中国精

神之中，是我们如今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的文化土壤。大德、公德、私德的划分又是相对的，三者统一

于个人的道德品质之中。正如蔡元培所言“国之良民，即家之孝子”[24]198。因此，在当代既要明确公德与

私德适用场域的划分，也要注重发掘中国精神之中关于道德培养的中国智慧，发现私德与公德之间的共

通性，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四、结 语

中国精神根植于五千年的文明历史，自古及今，由家及国，与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息息相关。作为

思想、文化、道德的深层结构以及生动形态，中国精神的本质在于中国人民努力守护的价值诉求。这种

诉求以理性的形式将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凝结为一种独具美感的集体生活，成为了每个人的安身立

命之所。作为中国精神的历史展开，思想传统延续着中国文明的终极思考；作为中国精神的广度，文化

生命呈现着中国文明的美好愿景；作为中国精神的厚度，核心道德价值承载着中国文明的伦理规范。在

中国精神的感召下，通过破除种种阻碍生产力进步的积习，焕发民族文化本有的创造力与进取心，中国

文明将会势不可挡地走向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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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

［责任编辑：肖 琴］

The Value and Modern Significance of Chinese Spirit

NI Su-xiang, LIU Jing-jing

(School of Marxism,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The Chinese spirit reflects the social practice of the Chinese nation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

and is also the essenc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value of the Chinese spirit

can not only help unleash its driving force for social development, but also help answer the historical question

of the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value of the Chinese spirit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ree aspects:

ideology, culture, and morality. The ideological value of the Chinese spirit lies in integrating the thinking

mode of ancient and modern Chinese philosophy and providing ideological nourishme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culture. The cultural value of the Chinese spirit lies in its inheritanc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its promotion of innovative development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e. The moral value of the Chinese

spirit lies in its cultivation of personal morality and nourishment of public morality.

Key words: Chinese spirit; ideological value; moral value; cultural value

77

2023年11月

第41卷 第6期

Nov. 2023

Vol. 41 No. 6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HAINAN UNIVERSITY(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进化论的演变及其新世界观意义

王 巍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83）

［摘 要］达尔文进化论从根本上动摇了关于自然界的“目的论”阐释模式，开启了现代自然观科学研究

的先河。在马克思的相关评价中，达尔文进化论“自然选择”动力机制阐释模式的问题在于，它没有在自然科

学的意义上严格遵循“客观性在先”原则，而是资本主义竞争性阐释模式在自然观领域的应用。随着进化论谱

系的不断扩展，尤其是进化论中资本主义竞争性阐释模式对科学研究范式的影响逐渐淡化，证明了马克思主

义自然观的真理性。“有机进化论”中“和谐共生”维度的揭示，生命与环境共同进化理念的呈现，不仅从根本上

冲击了资本主义基于丛林法则的世界观建构逻辑，也为马克思主义和谐共生的现代世界观建构提供了自然观

层面上的论证。

［关键词］进化论谱系；自然观；世界观

［中图分类号］A81；N0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1710（2023）06-0078-07

［DOI］10.15886/j.cnki.hnus.202307.0014

19世纪之所以被称为“达尔文的世纪”[1]

，是因为达尔文（Charles Darwin）的进化论建立了一种动态演

化的自然观，从根本上动摇了长期以来关于自然界的“目的论”阐释模式，为科学理解自然界以及作为其

中一分子的人本身，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基础性视角，成为“人类思想史上第一个重要的转折点”[2]

。

但正像恩格斯评价的那样，“进化论本身还很年轻，所以，毫无疑问，进一步的探讨将会大大修正现在的，

包括严格达尔文主义关于物种进化过程的观念”[3]

。自此以降，不断有人围绕“进化”问题提出修正性理

论，使之逐步发展为一个庞大的理论谱系。通过对自然现象、历史及其动力作出基础性阐释，进化论对

现代世界观的形成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回溯进化论的历史演变和谱系传递，不仅可以系统呈现人类对

自然和社会现象认识理解的不断深入过程，也可以通过与马克思主义相关立场和观点的比较，发掘现代

进化论在对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现代阐释过程中的作用和意义。

一、达尔文进化论及其阐释局限

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逻辑架构中，自然观发挥着基础性作用。自然观是人们关于自在自然的真实

面目以及历史演化过程的看法。只有通过对自然观的澄清，才能在自在自然向人化自然转变的过程中，确

立人的存在的客观性及主体性地位，从而达到对人类社会以及人自身的认识。历史地看，尽管达尔文的进

化论得到后世继承者的不断修补和翻新，但其仍然遭到众多批评和质疑，原因不仅仅在于其外部面临着的

欧洲传统目的论世界观的挑战，更在于其关于“自然选择”中“动力机制”的阐释局限——它没有在自然科

学的意义上严格遵循“客观性在先”的原则。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看，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从“自然选择”阐释模式的理论来源看，达尔文进化论带有极强的市民社会中个体权力对抗的

色彩，是一种资本主义市场竞争观在自然观中的“映现”。受亚当·斯密（Adam Smith）经济学和边沁（Jer‐

emy Bentham）功利主义观念的影响，达尔文假定，生物个体都能够通过“趋利避害”式的有利选择，使生

［收稿日期］2023-05-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1BKS030）

［作者简介］王巍（1975-），女，黑龙江绥化人，中国地质大学（北京）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

论、科学技术哲学研究。

马克思主义研究

78

王 巍：进化论的演变及其新世界观意义

物体能够将适应环境的变异累积下来，从而保持遗传优势，“比其他个体具有某种优势（无论是多么微小

的优势）的个体会有更多的生存机会和繁殖同种的机会”[4]

。自然选择的功用在于，通过生存斗争，优胜

劣汰，获得更多的生命多样性、精细的功能以及对自然的完美适应性，而无须去信仰超自然的“造物主”。

达尔文进化论的“自然选择”的确为自然界中的适者生存现象提供了一种非目的论的唯物主义解释，对

欧洲近代以来自然哲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问题在于，达尔文的这一思路，实际上是从社会观领域

延伸到自然观领域，而不是相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针对《物种起源》，马克思一方面充分肯定了“它为

我们的观点提供了自然史的基础”[5]131，一定程度上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自然观的支持，认为其“第一次

给了自然科学中的‘目的论’以致命的打击”[5]574-575，另一方面他也对达尔文进行了批评，一针见血地指出

“他把‘马尔萨斯的’理论也应用于植物和动物……把动物世界描写为市民社会”[5]251-252。

第二，“自然选择”中的“选择”，同样带有极强的启蒙主体性色彩。就欧洲近代以来的启蒙哲学而

言，其“选择”的主体被定位为个体主体性领域，并延伸出了“善良意志”“理性经济人”等一系列主体性假

设。问题在于，将资本主义启蒙主体性思维方式应用于自然观领域，就会随即遭遇“主体悬设”的难题

——自然界中“选择的主体”究竟是谁的问题。实际上，对于“选择”一词，达尔文本人也并不满意，他也

意识到这个词语本身就内含了“谁在选择”这一重大理论难题。如果“自然”具有主动作为的能力，那么

它本质上与基督教的“上帝”别无二致。针对这个问题，达尔文在《物种起源》的后来版本中借用了斯宾

塞的“最适者生存”的概念。这一解决方案同样没有超出资本主义利益竞争的范围，仍然是对抗性社会

关系框架下的个体竞争模式在自然界中的直接运用。在此问题上，马克思批评道，“英国社会的生存斗

争——普遍的竞争，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使达尔文发现残酷的生存斗争是‘动物’界和植物界

的基本规律”[6]

。达尔文从自然选择的“无主体”阐释模式到“竞争式幸存主体”阐释模式的转变，不自觉

地反映了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阶段转化的历史过程。从理论后果上来看，如果将“竞争式幸

存主体”阐释模式运用于自然界，那么自然界优胜劣汰的结果，便是地球上只剩下作为“万物之灵”的人

类，终将导致“进化吞噬了自己的孩子”[7]

。

第三，自然选择模式中的生存竞争，并不能完整地再现自然界本身的系统性、多元性和动态平衡性，

并不能真实再现自然界的演化逻辑。在此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将主要目光集中于“进化”中的客观性逻

辑阐释，从而对自然科学的发展保持着一种高度开放的吸收态度。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大发展，人们认

识到了自然界同时存在着从单细胞到脊椎动物之间的复杂层次，自然界的生物多样性维持着生态平衡。

由此可见，生物界并非如达尔文所设想的“根据有利、不利、优劣等原则进行有效的自然选择”[8]

。针对这

个问题，后来的木村资生（Motoo Kimura）等人提出了中性突变学说，认为在分子水平上，大多数突变基因

对生物个体既无益也无害，不受自然选择的支配，进化的趋势不是有利变异，而是中性突变。中性突变

理论认为，当基因突变经过漫长的基因漂移，即使偶发的情况也会成为族群的特性，即使突变是中性的，

生物的表现型仍可按自然选择来进化[9]

。然而，这种遗传漂变根据“幸存者”来定义适应能力，“适者生

存”实际上便成为“幸者生存”。从这种意义上讲，“适者生存可能没有意义。因为它根据幸存者来定义

适应能力，而没有独立的标准作为预言的基础”[10]

。

基于当时人们对自然选择论的批评，达尔文也意识到：“在我那本《物种起源》的早期版本里，我可能太过

推崇自然选择的行动了……关于这点，我相信是到目前为止，我研究工作中最大的疏忽。”[11]

后来，达尔文对

其理论有所扩展，提出“性选择”理论。这一理论基于这样一种事实：在自然界中最常见的竞争往往发生在雄

性动物对于与雌性交配权的争夺之中。达尔文由此推想：有些性状，并不是用于生存斗争，而是用于个体交

配。譬如，公孔雀之所以用艳丽的尾巴来装饰自己，是由于雌性喜欢与最体面的雄性交配，以增加繁殖的成

功率。然而，这两种进化机制的阐释理念是迥异的：在性选择中，雌性偏爱炫目的色泽、奢侈的“装饰”以及各

种惹眼的行为；而自然选择更倾向于“有用”、利益及效率。那么，究竟是自然选择还是性选择更为重要呢？

达尔文本人未能作出明确的回答。当代达尔文主义的重要代表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则持一种进化机

制的多元化论调，即认为自然选择虽然是进化中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等等[12]

。

79

2023年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6期

所有科学理论的论证，最终都需要事实的支撑。达尔文进化论最为关键的问题在于，人们质疑其理

论阐释模式在自然观领域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和历史的一致”。达尔文进化论中的“自然选择”

是在生物变异的基础上发生的，需要遗传学的相关事实支撑和以此为基础“子领域”解释。为了解答这

一问题，达尔文及其后继者们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了努力：

第一，达尔文以拉马克（Jean-Baptiste de Lamarck）的“用进废退”和“获得性遗传”学说为基础，提出

“泛生子假说”。他认为，身体里的每个细胞都存在遗传颗粒——“芽球”（或称“胚芽”），所以身体中的每

一个部分都具有繁殖能力；胚芽可以在身体中积累，它会随着身体环境的变化而必然发生改变，进而遗

传给子代。由于当时遗传学尚未得到充分的发展，因而这一假说无法得以验证。随着现代遗传学的发

展，出现了魏斯曼（August Weismann）的种质论。这一理论认为，在体细胞和性细胞之间存在组织屏障，

该屏障保护生殖细胞不受任何体细胞的影响。由此，“魏斯曼屏障”把获得性遗传学说带进了进化论的

后续发展谱系。

第二，达尔文借鉴地质学家赖尔（Charles Lyell）的均变论主张，提出渐变进化理论，即新物种的产生

经过了一个连续的、缓慢的、渐进的历史过程。渐变理论主要是针对自然界的变异现象而言的。所谓变

异，是指遗传上的盲目改变,它可能是有利的，也可能是不利的。由于只有有益的变异才能构成适应性进

化的基础，因而“要使进化发生，有害的变异必须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13]

。这种随机的变异和自然选

择的盲目作用，又如何造就出结构有序和功能协调的生命体呢？渐变论的前提是，生物体作为复杂生命

系统可以协调有序地运行，而自然选择同样需要一种连续的递增的进化基础。挑战在于，化石记录呈现

的是，新物种并非经过一系列演化而形成，而是突然出现的。科学界尽管发现了很多化石记录，但没有

呈现渐变发生的痕迹。世界各地调查的结果证实，“任何物种并非由始祖逐渐改变而来；相反地，各种生

物出现时都已经‘全部完成’了”[14]

。生命体的这种不可降解的复杂性，构成了达尔文进化论的最大障

碍。如此一来，这也为 20 世纪的各种突变论的出现留下了窗口。针对这一问题，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等人提出“间断平衡理论”。这一理论承认进化是不连续性的，即新物种倾向于在相当短的时间

间隔中突然涌现出来，之后，物种就不会再有显著的变化，故而也很难留下化石的痕迹，等等。

第三，在达尔文的进化论中，如何从某个物种转变成另一个物种（即“物种增殖”），这构成了进化最

根本的问题。针对这一问题，达尔文强调物种的形成是“隔离”的结果，即地理隔离、性隔离等可使同种

分异。例如某种寒带鸟，因气候变暖，一部分迁往别的寒带地区，另一部分不迁徙而被迫适应了温带的

气候，这样便形成了两个物种，等等。问题是，如果迁徙的鸟和不迁徙的鸟本来就有质的差异，那又将如

何呢？很可能迁徙鸟本来就不具备对温暖气候的适应能力，不迁徙鸟就不具备耐寒的能力，即在异种形

成之前的“同种”之中就具备了分异的质变基因。同样，既然隔离能产生新种，那么，异种杂居也可能使

差异减小或消灭，因此，本来的同种也可能就是异种杂居的结果。如果隔离能产生异种的话，杂居也可

能使异种融合同化。这一理论实际上包含两大部分：微进化论和宏进化论。微进化论是达尔文的特殊

理论，是指物种因遗传变异，加上自然选择，可以演化出新物种。宏进化论是达尔文的一般理论，是指动

植物都是从共同祖先——单细胞开始的，经过漫长的演化历程而形成的物种。达尔文的结论在当时是

猜测，后来被称为“活化石”的生物证实了。但是，目前发现的单细胞动物就有44000多种，化石种类有2

万多种。从这些物种的整个生命周期来看，还没有发现它们会由原来的物种转变为另一物种的证据。

总体上看，达尔文进化论所面临的上述三大挑战，尤其是“物种增殖”问题，为现代分子生物学的发

展提供了充分的“问题域”。在任何物种之间只要我们去比较，那么都会发现它们在某些性状上的相似

性，例如，猫与老虎，在外形上就极具相似性，但我们显然不能将猫视为老虎的祖先，或将老虎视为猫的

祖先。现代分子生物学揭示，人与黑猩猩在基因构成上差别非常小，约有百分之一、二。然而，相似不等

于相同，分子生物学表明，大自然中的生物类别在基因构成上是彼此隔离的，并不存在彼此进化的关系。

在此过程中，进化论与现代自然科学日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其社会阐释的维度愈发淡化，逐步走出了

马克思所批评的达尔文阐释模式。

80

王 巍：进化论的演变及其新世界观意义

二、有机进化论：一种新范式

达尔文进化论最大的贡献在于，它依据当时自然科学领域中的新发现，创造性地提出了自然界自我进

化和自我发展的逻辑框架，提出了现代意义上的自然观问题。相关讨论形成了两种鲜明对立的观点：一种

以波普（Karl Raimund Popper）为代表，认为达尔文主义没有对适者生存现象和生物进化做出严格的因果

解释，故而“不是一种可检验的科学理论”[15]

。另一种以当代进化生物学权威迈尔（Ernst Mayr)为代表，认为

历史叙述就是科学研究的主要方法，没有严格的物理学式的决定论定律并不妨碍进化论成为科学[16]

。在

此过程中，学界愈发注意到仅仅采取达尔文主义需要从根本上实现一场关于自然进化研究的范式转型。

20世纪后半叶以来，系统科学以及一系列复杂性科学蓬勃兴起，出现了创造进化论、过程哲学等进化理论。

这些理论已与达尔文主义大异其趣，为我们展现出一种有机进化新范式，也为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现代阐

释提供了新的视角资源。总体上来看，这种有机进化新范式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的研究转型：

第一，从机械论到有机论阐释模式的转变。西方文艺复兴之后，哥白尼太阳中心说的提出以及牛顿

经典物理学的建立，使得近代科学革命得以完成，构成了科学及哲学场景中关于世界观的机械论阐释模

式。达尔文把自然界的变化单纯地看作是机械运动的过程，是受到了牛顿的经典力学所营造的机械论

阐释模式的直接影响，也使得他不得不面对当时社会的各种质疑。20世纪系统论的创始人贝塔朗菲对

达尔文进化论的突出贡献在于，他具体阐述了生命有机体范式的基本特征，提出了“开放系统”用以描述

和定义生命及其特征。通过与环境进行持续的物质及能量交换，开放系统才能维持其存在，并呈现出一

种能够“自我调节的稳态”，可以产生出生长发育、新陈代谢、生殖繁衍、自主性活动等生命的其他特征。

因此，有机体本质上是一个具有自主性的系统[17]

。正是以系统范式为基础，当今兴起的耗散结构论、协

同学、超循环理论、混沌学等一系列复杂性科学表明，有机体的形成和发展取决于两方面：一是有机体在

内部结构和秩序上日趋复杂的自组织能力，这是有机体进化的原动力；二是有机体与环境之间物质与信

息的交换，这是有机体获得外部能量的活力源泉。

第二，从实体思维模式到关系思维模式的转变。实体思维本质上是以物理学为中心的机械论世界

观，它“毫无顾忌地把曾经解释过无机物的方法，用于有机世界的研究”[18]

。在达尔文进化论中，自然选

择的基本单位是生物个体，个体对自我利益的追求以及个体之间的相互竞争促成了自然界和谐稳定，但

这种解释难以说明动物世界中的利他行为。为此，英国学者爱德华兹（Edwands）提出了“群选择”概念，

即某一特定动物在种群中通过牺牲自身利益来维护种群的利益，故而自然选择的单位是群体而非个

体[19]

。后来，威廉斯（George C.Williams）提出的基因选择论认为，自然选择的对象必须具有高度稳定性，

“占据支配地位的总是更适应的基因”[20]

。虽然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在此领域认为“成功的基因的一

个最突出的特性，就是它的无情的自私性”[21]

，然而将基因人格化的做法混淆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自然界

中参与生存竞争的是物种而非基因。总体而言，传统达尔文主义者把自然选择的对象，无论是定位于个

体、群体，还是基因，实际上都是一种传统的实体性思维方式。有机论范式的兴起，从思维方式上提供了

一种与传统机械论思维迥异的模式即关系思维。现代自组织理论提供了这样一个科学范式：合作共生

才是生命系统的基本生存方式，合作比竞争更有价值。马格里斯认为，生命并不是消极被动地去适应环

境，正好相反，生命应该积极主动地去改造它们所处的环境，“这种有机体与新的生物群体融合的共生起

源是地球上所发生的进化的一个主要源泉”[22]78 。这种关系思维与达尔文的实体思维形成强烈反差。这

也意味着在生命关系层次上，生命有机体和环境是双向奔赴、共同进化。在这种相互规定和相互依赖

中，二者脱离了关系就失去其意义。

第三，从适应进化逻辑到共同进化逻辑的转变。达尔文在构造“变异—选择—进化”逻辑图式的过

程中，“所使用的方式是与牛顿科学的特性相一致的”[23]

。从有机论的角度看，就像拉夫洛克（James Love‐

lock）提出的“盖娅”共生理论所认为的，生命并不总是消极地去适应物理化学环境，恰恰相反，生命会主

动适应和改造其所处的环境，“这种有机体与新的生物群体融合的共生起源，是地球上所发生的进化的

一个主要源泉”[22]78。对生命物质相互依存进而自组织进化的密切关注，促使学者们的研究重点从传统

81

2023年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6期

的“个别进化”概念逐渐发展到“共同进化”这一新概念上。系统科学家詹奇（Erich Jantsch）指出，“在流

行的理论中，人们往往只把进化看作是适应和生存。‘物种生存’和进化作为一种‘其结局停留在游戏中

的游戏’的陈腐观念，对于我们关于自己乃至整个人类生活的形象都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生命除了

生存以及不断适应环境外，其本身也在进化，在适应。这是一种共同进化”[24]

。简言之，自然界的复杂情

况和生物的复杂组成是宏观系统和微观系统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二者在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共同进化

中创造出来的。这一观点颠覆了传统的线性进化逻辑，不认为自然是从小到大、从简单到复杂这样的单

向路径发展而来的。共同进化意味着任何单一元素都不能完成有机体的进化。换言之，复杂性的展现

不是来自于有机体之于一种特定环境的适应，而是来自于所有系统层次上有机体和环境的共同进化。

从总体上来看，尽管有机进化论的相关争论还在继续，与马克思主义客观性在先的逻辑越来越保持

高度的一致。科学界越来越倾向于这样一种共识：“生命过程并非原子化的，而是高度有机化并具有层

次性；生命过程并非机械被动、毫无创造力的，而是有活力的、能动的、具有创造力的；生命过程并非随机

的，而是有序的规律形成过程；生命过程并非适应不断的、朝某些神秘而无法解说的目标所发生的变化，

而是极其守恒的并且以一切代价来维系其稳定”[25]

。随着自然科学的不断发展，关于进化论研究的每一

个进展，尤其是“有机进化论”的出现，使得现代自然观的科学根基愈发扎实，成为现代世界观构建不可

或缺的基本维度。

三、和谐共生：愈发融入马克思主义的新世界观

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看，无论是达尔文进化论，还是现代进化论，它所引起的社会关注并不仅仅

局限于“自然界是什么”“自然界怎么来”等纯自然观的问题，它在社会公共意识形态的层面更是直接关

系着“人是如何从自然界中产生的”“人是如何发展的”“人要往何处去”以及“人应该以何种方式来完善

自身”等一系列世界观和方法论问题的探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进化论自诞生之日起，就迅速超出了

自然科学的讨论范围，在整个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并引起了马克思主义的高度

重视。达尔文之后，进化论得到后世继承者的不断修补和翻新，无论是坚持抑或反对，始终都在马克思

主义“客观性在先”的道路上前行。尤其是二十世纪中叶以来系统范式为基础的一系列自组织理论和复

杂性科学的兴起,出现了创造进化论、过程哲学等关于进化的形而上学理论。这些思想被统称为现代进

化论。现代进化论中“有机进化论”所展现的“和谐共生”逻辑，对现代世界观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

的关系的定位，无疑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第一，这表现为“和谐共生”价值理念的广泛传播。由于达尔文在自然进化问题上直接借用了资本

主义社会竞争的阐释模式，导致了达尔文进化论在欧洲迅速被从自然界反向运用于社会领域，产生了

“社会达尔文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把生存竞争和斗争的观念移植到人类身上，从而鼓吹在人类社会

中贯彻“弱肉强食”“优良人种要淘汰劣等人种 ”等理念，在一定程度上为资本主义的霸权逻辑所运用。

社会达尔文主义之父斯宾塞(HerbertSpencer)等人就认为影响人口变异的自然选择过程将导致最强竞争

者的生存和人口的不断改进，强调生存竞争所造成的自然淘汰在人类社会中也是一种普遍的现象。这

一理论范式实际上是通过自然观领域为资本主义社会压迫和全球殖民提供了理论合法性的论证。然

而，现代自组织理论却告诉我们一个科学事实：在生命的形成与发展中，生命世界的协同进化与合作所

发挥的作用比竞争更有力度，“自然并不总是‘凶残的’……它们并非天生就嗜血成性、好斗和食肉，它们

也爱好和平，具有合作精神”[26]

。即使是在自然界，生命系统也是建立在合作的一体化基础上的，即使存

在竞争，也需要广泛的合作来维持系统平衡。从混沌理论的角度看，“注意系统间如何彼此竞争，不如关

注系统间如何彼此依赖、相互关联更为重要。竞争是一个还原论者的有限的思想，无法慧眼独具地识别

出大自然中无处不在的深刻创造力”[27]

。生物与环境之间共生协作状态的科学呈现，在相互联系和依存

中维持着系统的动态平衡的相关理念的阐发，不仅揭示了复杂系统层次上生命有机体和环境的和谐共

生逻辑，更是从自然观领域消解了资本主义几百年来弱肉强食世界观的依据。

82

王 巍：进化论的演变及其新世界观意义

第二，“和谐共生”突破了纯粹生物学的范畴而进入了社会科学领域，由此催生了一系列社会学、伦

理学和人类学等领域的关键问题，极大改变了人类社会科学研究的思维方式，为马克思主义新世界观不

断提供着强大的科学依据。这种思维方式矫正了达尔文进化论中社会问题生物学化的思维方式，即社

会生物学。社会生物学旨在强调遗传基因是一切有机体行为的最终根据。如美国哈佛大学的威尔逊

（Edward Osborne Wilson）认为，无论人类社会如何进化，人类的基本天性诸如攻击性、性欲、利他主义和

宗教信仰等是不会改变的。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生物学将人类压迫行为归咎于生物学天性的理论范式，

是对“人类解决社会问题能力的否定和对自身责任的推卸”[28]

。人类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受本能的制约，

但也可以通过教育的力量来削弱这些本能的影响。尽管人类行为与动物行为具有表面上的相似性，但

若没法证明哪些行为是由基因控制的，怎能将动物的行为自动地推广到人类？因而，我们需要以一种开

明的态度来思考人类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受本能的支配[29]

。现代进化论的这一发展趋势，恰恰证明了马

克思所指出的人类最初阶段“意识”与本能的关系——“这里，人和绵羊不同的地方只是在于：他的意识

代替了他的本能，或者说他的本能是被意识到了的本能”[30]

。

第三，“和谐共生”通过确立人与自然界之间的连续性，动摇了人类中心主义的世界观架构，为重新

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前提。自人类社会产生以来，由于自然科学水平的低

下，产生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下，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与资本增殖逻

辑、现代科学技术紧密结合，对自然界展开了长期的破坏性掠夺，造成了严重的生态危机。有机进化论

中的“和谐共生”阐释模式，则从根本上消解掉了人类粗暴对待自然的合法性基础，强调人与自然的同宗

同源。比如说，我们一向认为人类所独有的自然情感，如愤怒、厌倦、敬畏、爱，甚至道德本能、抽象思维

等，其实这些在高等动物中大都具备。即便是在植物与动物之间，其差别也并不像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

样大。正如安东尼·特瓦斯[31]

指出的那样，如果将智能视为在个体生命过程中的不断变化的适应性行

为，那么植物通过个体行为的创造性、可塑性所展现出来的智能是很明显的[32]

。例如，植物通过改变茎

部的形状、生长和方向，以更大程度地搜集阳光。只不过，在植物细胞中，指导这种智能行为的不是大

脑，而是发射出信号的钙质及其信号波，等等。

从总体上来看，进化论的发展逻辑在不断地向马克思主义的新世界观靠拢——以自然观的科学解

读朝向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真正和谐。自人类社会诞生以后，生命起源和人类进化就不是一个纯粹

的生物学问题，同时还是一个社会问题。从进化论演化的视角来看，人类从自然中孕育而成，自人类出

现后，人与自然便一直处于相互影响、相互改造的共同进化之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不仅导致

了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失衡，同时也为现代资本主义霸权逻辑提供了物质支撑。有机进化论恰恰

是在自然观这一基础领域进行了深刻的反向颠覆性论证：生命与环境共同进化的主旋律便体现在人与

自然的共生之间。只有当我们彻底认识到西方启蒙时代以来“竞争选择型”阐释模式的弊端，形成生命

与环境共同进化的生态理念，才可能超越资本主义世界观丛林法则的建构逻辑，实现马克思主义意义上

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与人类社会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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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肖 琴］

The Evolvement and New Worldview Significance of

Evolutionary Theory

WANG Wei

(School of Marxism,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in Beijing,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Darwin's theory of evolution fundamentally shook the interpretive model of \"teleology\" about na‐

ture, opening the way for scientific research on modern views of nature. According to Marx' relevant remarks,

the problem with the explanation model of \"natural selection\" dynamic mechanism in Darwin's theory of evo‐

lution is that it does not strictly follows the principle of \"objectivity first\" in the sense of natural science, but

rather apply the capitalist competitive explanation model in the field of natural view. With the continuous ex‐

pansion of the evolutionary lineage, the influence of the capitalist competitive interpretation model on scien‐

tific research paradigms has gradually faded, which verifies the truth of Marxist views on nature. The revela‐

tion of th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dimension in the \"organic evolution theory\", along with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concept of coevolution of life and environment, fundamentally challenges the logic of capitalist world‐

view construction based on the jungle law, providing evidence on the level of natural view for the modern

worldview construction of harmonious coexistence.

Key words: Evolutionary lineage; natural view; world view

84

2023年11月

第41卷 第6期

Nov. 2023

Vol. 41 No. 6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HAINAN UNIVERSITY(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中国共产党历史主动精神的理论建构与实践遵循

安睿颖1，2

（1.吉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2.海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海南 海口570228）

［摘 要］精神力量是凝聚历史主体、推动历史发展不可或缺的动力来源。历史主动精神是在中国共产

党百年征程中形成的宝贵精神品格，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丰富的思想内涵。其本质是人在面对历史进程中

的艰难困苦时，通过发挥主体的能动作用，引领并推动历史发展。历史主动精神作为一个系统性、整体性概

念，应从掌握历史主动精神的思想基础、遵循的基本原则以及运用历史主动精神破解的时代难题这三个方面

理解、掌握。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征程中我们必须发挥历史主动精神，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马克

思主义科学理论为指导，将人民至上作为价值引领，在改革创新中增强发展活力，确保始终掌握党和国家事业

发展的历史主动。

［关键词］历史主动精神；中国共产党；科学内涵；弘扬路径

［中图分类号］D2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1710（2023）06-0085-08

［DOI］10.15886/j.cnki.hnus.202307.0262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勉励全党同志“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1]1

。历史主动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面对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曲折时，超越

自身限制，主动把握历史规律，在改造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过程中生发、累积、淬炼的鲜明精神品格，是党

开创历史伟业的又一重要法宝。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正是秉持着强烈的历史主动精神，迎难而上、开拓

创新，创造了新时代的伟大成就。因此，深入考察历史主动精神的历史生成、主要内涵以及实践遵循，对于

我们在新征程中更好地掌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主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着重要意义。

一、中国共产党历史主动精神的历史生成

所谓历史主动精神，是指“中国共产党在崇高使命的引领、理论规律的遵循、历史经验的总结基础

上，对复杂多样的形势作出精确判断，进而精准施策，勇于开辟未来的精神品质”[2]

。历史主动精神的形

成不是一蹴而就的，是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征程中形成，并不断在斗争实践中砥砺，具有鲜明的精神特质

与时代特征。

（一）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立足形势把握客观规律争取历史主动

规律是事物之间的本质和必然的联系，决定着事物发展的方向和趋势。任何政党要取得执政成效、

巩固执政地位，都必须遵循客观规律，中国共产党也不例外。历史主动精神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充分认

识、总结规律基础上，战胜困难争取历史主动的精神动能。历史主动精神中的“主动”，是相对于被动而

言的，把握历史主动精神，首先要准确客观认识历史，只有科学认识社会运动的客观规律，才能正确认识

人类社会发展历史。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人们对历史规律、历史本质的认识千差万别，其中，唯心史

观占据了统治地位。马克思打破了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桎梏，创造性地运用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社会的

一般规律，“思维的任务现在就是要透过一切迷乱现象探索这一过程的逐步发展的阶段，并且透过一切

［收稿日期］2023-07-07

［基金项目］海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思政专项）课题（hnsz2021-47）

［作者简介］安睿颖（1984-），女，汉族，江西抚州人，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海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

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马克思主义研究

85

2023年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6期

表面的偶然性揭示这一过程的内在规律性。”[3]

只有把握历史规律，发挥历史主动性，才能顺势而为、乘势

而上地改造世界。

党成立之初，中国社会正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状态，在这样一个落后国家开展革命是马克思恩

格斯未曾预料到的。面对处于严重民族危机中的中国，毛泽东同志对当时的革命形势以及党内实际情况

进行科学分析，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与观点，准确指出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创造性地提出了

新民主主义革命论，带领中国共产党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在取得新民主

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人顺应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以及中国人民抗日救亡的强烈意愿，争取历史

主动，积极推动国共合作，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取得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胜利。然而，在抗

日战争取得胜利后，世界战局和国内的阶级关系发生着重大变化，中国革命面临着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

抉择，在全面分析国内外形势、把握历史规律、顺应历史潮流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浴血奋

战，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结束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

的新中国，实现了几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正是中国共产党

人在革命斗争中立足本国实际，把握历史发展客观规律，争取历史主动的产物。

历史主动精神是遵循社会发展规律并确保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进步的重要精神动能，始终坚持唯物

史观的基本立场。中国共产党作为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坚持运用历史唯物主

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科学研判社会发展趋势，进一步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顺应

历史发展大势基础上，带领人民争取历史主动，在绝境中突出重围，推动历史进步。

（二）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主观能动性掌握历史主动

历史主动绝不意味着抛开历史前提的主观盲动，准确、全面、系统地把握客观规律也只是第一步，人

类还需要在实践中充分发挥主体能动性，利用客观规律改造世界，实现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但

是，就历史主动性本身而言，包含意志、思想和能力的主体意识如何完成从历史主动性到历史主动精神

的升华，还需要在社会实践中现实化、革命化，才能将其转化为促进行动自觉的主体精神，进而在社会主

义建设实践中更好地发挥精神指引作用。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性与先进性表现在他们可以运用科学理

论，在打破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过程中充分发挥历史主动精神。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面对千疮百孔、百废待兴的中国，以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们实施

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孤立、封锁和威胁，如何巩固政权、恢复重建国民经济成为了当时中国的首要问题。

为了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改变一穷二白的国家面貌，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

对内，党和政府采取一系列积极稳健的政策措施，领导人民进行新中国的伟大建设。将严重束缚农业生

产发展、妨碍工业化实现的封建土地制度废除，使得占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民获得了解放，极大地调

动了农民群众的积极性。成为国家主人的中国人民，精神状态呈现出从自发到自觉的转化，积极投身社

会主义建设。很快，我们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无数个“第一”，提前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涌现出大量先

进典型和英雄模范人物。在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在较短时间内建立起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

和国民经济体系，初步解决了几亿人的吃饭问题。对外，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面对美帝国主义的挑

衅，党中央做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决策，派遣志愿军打败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军，终结了西方侵

略者在东方海岸仅凭几尊大炮便可压迫一个民族的历史。此后，面对以美国为首西方国家的包围和封

锁，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战后国际形势进行了科学分析，认为世界可以分为“两

个阵营”和“三种国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积极发展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打

乱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企图包围和封锁新中国的图谋，维护和巩固了国家的和平与安全，为国内大

规模经济建设提供了良好的环境。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在自觉能动地改造世界过程中，牢牢

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成功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政治前提与制度基础。

实践证明，如果人们的发展目标能够在最大程度上与客观规律及其未来发展趋势保持一致，那全社

会成员所形成的历史“合力”就能在最大程度上推动历史进步。中国共产党人在推动历史发展合规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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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睿颖：中国共产党历史主动精神的理论建构与实践遵循

与合目的性基础上，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以清醒的历史认识和高度主动的实践能力，在

纷繁复杂的局势中制定正确的路线和方针政策，牢牢掌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主动权。

（三）中国共产党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中守正创新赢得历史主动

历史主动精神蕴含着对事物发展的预见性，体现为推动历史发展的创新精神[4]

。守正创新是马克思

主义的理论品质与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品格，是党的事业不断取得伟大成就的宝贵经验。守正，就是坚守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信仰，把握事物本质、遵循历史发展客观规律，这是掌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

所谓创新，就是针对时代之问，以创新思维分析、解决问题，回应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迫切需要，推动

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这是掌握历史主动的动力来源。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究其根

本，就是在守正创新中不断赢得历史主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是我们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当代

中国最鲜明的特色，也是我们党最鲜明的旗帜。”[5]86从本质上说，改革开放是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曲折

历程中坚持守正创新的成果，由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与主动性所决定，改革开放所形成的强大推力创造

了令世人震惊的中国奇迹。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具有与生俱来的先进性与主动性，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党在领导中国

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没有经历迷茫与徘徊，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人能够始终立足变化发展的中国实际，

打破僵化观念，不断提升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认知，不断推动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探索，才使得党能够

在经历困惑与迷茫时能清醒地认识自己，实现自我突破，赢得历史主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

同志准确判断国际国内形势，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刻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

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善于创造的主动精神、前所未有的政治勇气和使命担当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

大历史进程，中国国民经济得以迅猛发展，实现了进位赶超。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

人，深刻洞察和把握国内外形势的重大变化，在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的严峻考验面前，依靠全党

全国各族人民，捍卫住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并在把握经济全球化速度不断加快趋势下，不断

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水平，开创了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此后，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

党人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提出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成功在新形势下

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守正把稳方向，创新充满生机，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能不能在变局中开创新局、赢得历史主动，

关键是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能不能顺应历史潮流，沉着应对新形势新情况的风险挑战，沿着社会主义建

设道路不断前进。习近平总书记曾说过：“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跟不上的人必将成为落伍者，必将被历

史所淘汰。历史只会眷顾坚定者、奋进者、搏击者，而不会等待犹豫者、懈怠者、畏难者。”[6]

改革开放经过

四十多年的发展，经历了由浅入深、由局部到整体的过程，改革领域越来越广、改革力度也越来越大。但

同时我们应客观、清醒地看到，高速发展的中国也面临着发展的瓶颈和成长的烦恼。如何解决当下社会

主要矛盾、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要“通过全面

深化改革，着力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

和发展”[5]71。为此，中国共产党人发挥历史主动精神，在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基础上，把握时代趋势，

提出解决方案。改革实现全面发力、多点突破，向纵深推进，从夯基垒台、立柱架梁到全面推进、积厚成

势，再到系统集成、协同高效，不断变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进行体制机制改

革，不断借鉴世界各国的优秀文明成果，我们形成了指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方针政策和战略部署，

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展现出勃勃生机。

坚持守正创新是新时代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客观要求，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鲜明气

象。中国共产党人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世界和解决中国实际问题过程中，通过守正创新形成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指导。新征程，

面对浪高风急甚至惊涛骇浪，只有坚定理想信念，坚持守正创新，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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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6期

追求真理，不断总结党的执政经验，深化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才能从容应对风险与挑战，赢得

历史发展的主动权。

二、中国共产党历史主动精神的主要内涵

历史主动精神的本质是人在面对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曲折、困难时，通过发挥主体作用战胜困

难，引领并推动历史发展。中国共产党人将历史主动精神贯穿于党的百年征程，解决了不同时期党面临

的中心任务，实现了从一穷二白到繁荣发展的重大转变。中国共产党历史主动精神是一个系统性、整体

性概念，我们应该从掌握历史主动精神的思想基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以及所面临的时代难题这三个方

面理解和掌握其内涵、实质。

（一）掌握历史主动精神的思想基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指导

什么是历史主动精神？我们首先要从其思想渊源上进行探究。马克思恩格斯创立辩证唯物主义和

历史唯物主义，为我们正确认识世界、认识客观规律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但认识世界从来不是马克思主

义的最终目的，“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改变世界，就需要主动性。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批判空想社

会主义者“看不到无产阶级方面的任何历史主动性，看不到它所特有的任何政治运动”[7]431。相反，在写

给路德维希•库格曼的信中，马克思高度赞扬法国工人阶级在革命过程中的历史主动精神，“这些巴黎

人，具有何等的灵活性，何等的历史主动性，何等的自我牺牲精神”[8]

。巴黎工人起义，彰显了世界上第一

个无产阶级政权在改造世界过程中的高度历史主动精神。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思想本身根本不

能实现什么东西。思想要得到实现，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7]320。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

垄断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阶段。列宁在科学分析垄断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实质和特征的基础上，

指出在俄国率先实现革命的可能。与此同时，列宁所确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和建设原则，使科学理

论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真正成为了历史的主动力量，最终建立起无产阶级的政权。

1949年9月16日，毛泽东同志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

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9]

中国共产党历史主动精神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其

形成、发展始终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理论与生动实践紧密相连，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掌握历史主动精

神的思想基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

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1]16在这一理论的科学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人充分发挥主体能动性、深刻把握历史

发展规律、主动抢抓历史发展机遇、自觉肩负历史担当，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铸就了

富有时代特征和丰富政治意蕴的中国共产党人历史主动精神。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历史主动精神的方法论和哲学基础，在马克思发现唯物史观之前，

基于唯心主义历史观下的历史主动精神还只是一个伪命题，马克思主义理论创造性地揭示了资本主义

社会运行的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并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对中国共产党历史主动精神的实质问

题，也就是在历史发展进程中谁是历史的主体，以及面对社会历史进程中的曲折、困难，历史主体如何在

把握历史规律中，引领并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行了回答，这使得历史主动精神的内涵得以被揭示。马克

思主义理论中关于社会发展动力、社会基本矛盾等理论共同构筑起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主动精神的理论

基础。正是在这个科学理论的指导下，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在精神上开始由被动转为主动。不过，找到

马克思主义这个崭新的思想武器，并不意味着能全部解决当时中国所面临的问题，还必须应用于中国的

具体实际。中国共产党人发挥历史主动精神，推动实践探索与理论创新，在“两个结合”中创立了马克思

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给予了

中国共产党强大的理论武器，而中国共产党人也在与时俱进中赋予着马克思主义新的生命。

（二）把握历史主动精神的基本原则是尊重人民主体地位

面对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作为历史主体的人不是被动地存在，而是发挥着独立思考创造历史的作

用。马克思指出：“历史的活动和思想就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7]286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生成历

史主动精神的基础，只有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才能真正掌握历史发展的主动权和话语权，实现中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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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睿颖：中国共产党历史主动精神的理论建构与实践遵循

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恩格斯强调，“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

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

的各种各样作用的合力，就是历史。”[10]

这也说明，历史是由人民的合力所造就，赋予了历史主动精神现

实指向，即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实践主体，通过劳动实践创造了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在社会发展中起着

举足轻重的作用，是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正是伟大的中国人民通过劳动实践，创造出了博大精深的

中华文明、凝聚起了坚不可摧的民族精神，捍卫住了民族独立和国家尊严，书写出了波澜壮阔的中华民

族发展史，使中华民族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百年党史深刻昭示：“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

人民、力量在人民”[11]

。

中国共产党把握历史主动的本质就是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与其所发挥的能动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要我们始终坚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尊重人民群众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把人

民群众中蕴藏着的智慧和力量充分激发出来，就一定能够不断创造出更多令人刮目相看的人间奇

迹！”[12]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推动者，尊重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就是要激发人民群众作为历

史主体的创造力，履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发挥人民群众聪

明才智，鼓励敢闯敢试的创新精神、创造能力，调动人民群众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创造热情和责

任荣誉，使其成为促进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实践力量。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更

离不开具有高度历史主动精神的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

（三）运用历史主动精神破解时代难题的价值指向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问题是社会矛盾的集中反映，弘扬历史主动精神是为了及时发现问题、科学分析问题、有效解决问

题。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发生重大转变，而如何更好地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是解决新时

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关键所在，也是运用历史主动精神破解的时代难题所在。

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社会矛盾的准确把握是正确开展实践活动的依据和推动社会发展

的关键。进入新时代，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

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13]9 。但是当前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成为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党中央以此为依据制定了新时代的重点任务：“在

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

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13]9

为解

决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我们必须发挥历史主动精神，迎难而上，坚持贯彻新发展理念，全力

推进高质量发展，在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上发力，推动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历史性跨越，不断满足人民

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马克思指出：“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

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14]

人的需要是人类生存

发展的内在根据，所呈现出的样态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层次的高低，社会文明越进步，人的需要越丰富。

“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生动的，是时时刻刻展现在中华大地上人们纷繁复杂的现实

利益的动态表达，具有多样性、层次性和递增性的特点。”[15]

从摆脱民族危机、寻求民族独立到改善物质

生活条件，到致力于实现小康社会，再到更加全面、立体、高品质的幸福生活，中国共产党人运用历史主

动精神，始终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为本质追求，激发以实现美好生活的实践主体为动力，

注重以提升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主题变革社会生活。我们打赢了脱贫攻坚战，实现了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目标，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都跃上了新的台阶。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能够把握历史

主动，不断带领人民破解时代难题，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三、中国共产党把握历史主动的实践遵循

伟大的精神来自于伟大的实践，伟大的事业孕育伟大的精神。中国共产党历史主动精神是中国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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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6期

产党在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实践中生成的，同时这种精神也推动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

进程。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才能凝聚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精神力

量。新征程中坚持和弘扬历史主动精神，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以科学的理论指导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在

工作中始终贯彻人民至上价值理念，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开放，以创新为高质量发展赋能，推动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实现。

（一）坚持党的领导，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

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党的自我革命永远

在路上，决不能有松劲歇脚、疲劳厌战的情绪。”[1]64《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

决议》也将勇于自我革命概括为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自我革命与其他九条历史经验共同揭示了中国

共产党始终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原因。在持续推进社会革命的同时，中国共产党时刻注意以刀刃向内

的勇气开展自我革命，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通过前所未有的反腐倡

廉斗争，赢得了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人民衷心拥护的历史主动，赢得了全党高度团结统一、走在

时代前列、带领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主动。”[16]

打铁还需自身硬，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征

程中，需要继续保持历史主动精神，持续推进自我革命，走好新的赶考之路。

用自我革命坚定党员理想信念。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精神之钙，缺乏理想信念就会出现“软骨

病”。在全党集中开展学习教育活动，是我们党推进自我革命的重要途径，中国共产党通过不同形式和

内容的党内集中学习教育活动，强化理论武装、砥砺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17]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

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带领全党同志先后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集中学习教育活动。这些活动的

开展，坚定了党员的政治信念，净化了全党政治生态。党中央将学习教育常态化，使党员干部永怀敬畏

之心，构建了弘扬历史主动精神的重要机制。

用自我革命保证党的肌体健康。习近平总书记将自我革命视为新时代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重要遵

循。自我革命意味着以刀刃向内的勇气，消灭危害党肌体健康的腐败病原体，坚决割除毒瘤、清除毒源、

肃清流毒。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以零容忍的态度开展反腐败斗争，完善国家纪检监察制度，持之以

恒正风肃纪，坚定不移“打虎”“拍蝇”“猎狐”，处置了一批重案要案，震慑了一批贪污腐败分子，增强了党

的先进性与纯洁性。

（二）紧密联系实际，以科学理论指引复兴征程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

也会变成物质力量。”[5]11马克思重视先进理论对于实践的指导作用，只有将理论紧密联系实际，做到知行

合一，才能真正发挥理论的先导作用。我们党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政党，不仅表现在党善于学习马克思主

义这一科学的理论，还表现在党能够依据各个阶段的社会发展特征，准确应用科学理论，在实践中推动

理论创新，从而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毛泽东同志始终旗帜鲜明反对本本主义、反对教条主义，致力于用科学的理论指引革命实践，在革

命斗争中丰富和发展理论，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飞跃。正是因为有了科学理论指引，

中国共产党才能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在领导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邓小平要求全

党解放思想，坚持以实践作为真理的标准。正是运用科学理论指导发展，坚持实事求是，中国共产党才

能沉着稳定应对复杂的国际环境，以高度的历史定力、强烈的历史主动走在社会主义道路上，以实际行

动证明“历史终结论”的破产。

马克思主义不是僵化的教条，更不是一成不变的套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动实践和鲜活经验是

对马克思主义的不断完善和丰富。面对“两个大局”同步交织、相互激荡、互相影响，习近平总书记立足

时代之基、回答时代之问，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必须坚持自信自立、必须坚持守正

创新、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必须坚持胸怀天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前进路上，只有

继续坚持和遵循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运用其世界观和方法论认识问题、分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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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睿颖：中国共产党历史主动精神的理论建构与实践遵循

题、解决问题，我们才能准确判断历史大势、正确认识历史规律、牢牢把握历史主动。

（三）坚持人民至上，以担当奉献践行初心使命

人民至上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必然要求，是中国共产党人坚守初心使命的必然选择。中国共产党来

自人民、根植人民、服务人民，以人民为中心始终是党的全部工作之根本，也是党永葆青春活力和战斗力

的传家宝。在新发展阶段弘扬历史主动精神，需要将人民至上理念贯穿工作始终。

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人民群众具有深刻的理论智慧与磅礴的物质力量，是弘扬历史主

动精神的重要主体。中国共产党始终将人民至上置于首位，为了实现人民利益，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奋斗在

时代前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也不能少。全面深化改革要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

人民；全面依法治国要让人民在每一个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全面从严治党要让群众看到实实在在的成

效。人民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最重要的力量依托，人民至上既是最终的价值指向，也是砥砺前行的力量源

泉，因此，发扬历史主动精神是坚持人民至上的题中应有之义。新时代开展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

争，党要继续发挥人民群众的力量，激发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担当奉献中践行初心使

命，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带领人民开辟更加美好的未来。

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在各项工作中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是我们的优良传统与宝贵经验。

毛泽东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

最密切的联系。”[18]

在实践中，只有确保党的意志与群众意见充分结合、紧密联系，才能使党的政策始终

不脱离人民群众实际，使党的政策服务于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深入人民群众，在开

展重大决策时注意凝聚群众意志，广泛集中群众智慧，从而为弘扬历史主动精神奠定坚实的群众基础与

后备力量，真正彰显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当家作主的本质。

（四）深化改革开放，以集成创新增强发展活力

当前，中国正在经历着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如何围绕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和

“卡脖子”问题，发挥历史主动精神，以改革创新破解发展难题、化解前进道路的各种风险挑战，显得比以

往任何时期都更为迫切。

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积极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践是发展的，改革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也不

可能一劳永逸。百年来，我们党之所以能够战胜困难，不断夺取胜利，关键就在于我们始终进行着实践

与理论的创新。面对当今世界正在进入新一轮大变革大调整的时期，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新挑战不

断涌现，机遇与危机并存，唯有准确识别、科学应对、勇于创新，才能赢得主动、创造未来，推动历史进步。

坚持全面深化改革，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要把全面深

化改革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动力，作为稳大局、应变局、开新局的重要抓手，把准方向、守正创新、

真抓实干，在新征程上谱写改革开放新篇章。”[19

“] 根本动力”和“重要抓手”两个关键词，彰显了改革的重要

性和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心。随着改革开放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我们需要把握好改革开放中的变与不变。

在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方向，继续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不能变的同时，全面深入总

结改革开放的宝贵经验，结合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在把握规律基础之上，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之间的核心关

系，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重点领域改革，推动经济社会全方位、多层面的新突破、新

发展。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在充分认识历史

及其演进规律基础上，发挥主观能动性，形成了历史主动精神这一卓越的精神品格。中国共产党在“雄

关漫道真如铁”的昨天坚持历史主动精神，重振了中华民族的历史自信；在“人间正道是沧桑”的今天坚

持历史主动精神，取得了令全世界刮目相看的历史成就；也一定会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的明天继续坚持

历史主动精神，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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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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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提高一体推进“三不腐”能力和水平 全面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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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肖 琴］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and Practical Adherence of the Historical

Initiative Spiri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 Rui-ying1,2

(1. School of Marxism,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China；

2. School of Marxism, Hainan University, Haikou 570228, China)

Abstract: Spiritual strength is an indispensable source of power to unite historical subjects and promote histori‐

cal development. The spirit of historical initiative is a precious spiritual character formed in the century-long

journe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ith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and rich ideological conno‐

tations. Its essence is that people lead and promote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by playing the active role of the

main body in the face of difficulties and hardships in the course of history. As a systematic and holistic con‐

cept, the historical initiative spirit should be understood and mastered from three aspects: the ideological ba‐

sis of the historical initiative spirit, the basic principles followed and the problems of the times resolved

through the historical initiative spirit. In face of profound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it is a must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initiative of history in the new journey, adhere to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ake the scientific theory of Marxism as the guidance, put the people first as the value of guidance, enhance

the vitality of development through reform and innovation, and ensure the grasp of the historical initiative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ause of the Party and the country.

Key words: historical initiative spirit;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cientific connotation; Path of promo‐

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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