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年第 5 期 实证研究的传统，分别代表了不同的场景变化过程。在总结美国场景及舒适物主要发展趋势的基础上， 通过对各变化模式的数据和分析得到了场景变化的初步结论。本文旨在提出场景演进模式研究的新路 径，通过清晰的研究案例和研究方向说明思考和数据收集的方法，论证导致场景变化的因素有哪些，其 发生的原因何在，以及变化将朝向何方。 一、场景研究现状 全球城市和社群巨大而深刻的变革催生了社会研究的场景视角［1］［2］［3］，尽管变化的具体形式和速度 各有不同，但其主题是一致的。最重要的是，随着文化和消费重要性的持续上升，舒适物在定义城市和 社区的意义、机会和价值方面的作用亦与日俱增［4］［5］［6］。市场更多地倾向于为消费者提供休闲服务，而美 学和设计也渗透到了几乎所有产品的方方面面。包括正式和非正式在内的多元文化消费都在持续发 展［7］（P343-366）。人们对居住地、邻里关系的选择与公园、餐厅、咖啡厅、娱乐场馆、运动场所、特色商店 等文化舒适物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居家办公方式的转变也加剧了这一趋势。这为个人及家庭带来 了新的自由，人们可以根据一个地方能够为其提供的生活方式来进行住所的选择，并拥有了除周末和夜 晚活动之外、从新的有利角度去重新想象自己社区的机会。因此，作为冲突、争论、认同和组织的目标和 焦点，政治辩论和公共政策也越来越多地关注于生活方式问题［8］［9］。场景研究者的众多论著及相关工作 记录了全球许多城市在这些方面的变化［10］［11］［12］［13］［14］［15］［16］［17］。 我们与国际合作者在广泛的对话中发展了场景理论，并使这些研究成果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更清晰 易懂。一般而言，场景理论认为，对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城市和社群最好的描述方式是场景而非景观，包 括：物理环境与美学（如建筑、绿化等）综合作用所产生的整体风格和场景，居住和工作场所及经常出入 于其中的人们（包括其人口和社会经济特征），人们所参加的活动（例如在公园中吹萨克斯或跳舞、在咖 啡店喝咖啡、打理公共花园等），以及这些活动所激发的价值和象征意义（如自我表达、地方真实性、社区 睦邻性及华丽戏剧性）。 尽管我们和其他学者曾在多处具体阐释过这些想法［18］［19］［20］，其核心思想是统一的。我们将传统的 社会学概念（如传统主义、族群、合法性或领袖魅力）、标准的地方量度（如种族构成、收入、年龄或选举） 与较新的概念（如迷人、越轨、自我表达、戏剧性和真实性）结合起来，其目标并非要替代传统的社会学理 论，而是进行新旧理论的叠加与组合，正如世界本身的变化也来自将新的或小的活动和价值融入过去的 更大形制之中。 以往众多研究从通识的角度对场景的关键概念进行了讨论。例如，认为“后工业”“消费社会”这样 的概念指出了在工业主义或面向生产者的社会安排之外的“其他东西”，却并未对“其他东西”的具体指 涉做出分析。因此，场景理论旨在通过概念界定、方法论和量化研究对所谓的“其他东西”做出实质和内 容上的补足。场景理论认为，“后工业”或“消费社会”意指的“其他东西”不是一般的消费，而是具体的消 费实践，它随着消费重要性的增加而变得更加精细化和专门化；也不是在工厂和车间之外的通用理念， 而是具体的科学研究，它着重分析设计、美学、消费、舒适物和场景显著性的增加对工作、居住以及政治 重构产生的影响。 尽管场景的概念和研究诞生于对重要社会变革的学理分析，但在实践中却鲜有场景研究者去验证 场景变化的原因和方式。事实上，绝大多数的场景研究都是共时性的，他们试图在一个单一的时间点上 对多个地方的场景类型进行描述。尽管一个地区的场景类型往往与当地经济、居住模式和政治取向的 变化相联系，但在这类研究中，场景本身被假定为是相对稳定的［1］（P313-353）。这种为了使研究便捷化 的稳定性假设是根据以下理由提出的：首先，场景理论发展早期的数据可及性。当时，舒适物数据很难 得到，且一般为时点数据（对时段数据的汇总往往费时费力）。其次，随着数据和相关概念的量级增长， 结合手头的基础同步数据和地域间差异数据，我们倾向于确证特定区域的场景，并使得不同区域间具有

Daniel Silver 等：场景的演化：四种社会发展模式在场景中的应用 ·51· 可比性。尽管在人群、区域、活动、价值和他们的子集之间存在动态关系，但其仍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场景研究至今已有 15 年的历史，而克拉克（Terry Clark）则在更早时期就开始了对果汁吧和剧团等 舒适物的城市发展潜力研究［21］（P357-378）。此类研究都证明，目前已经可以获取较长时序的关键数据 集，而其中部分数据也将用于下文对场景变化模型的研究。虽然这些数据并未达到传统经济学意义上 对时间序列的要求，但从更广阔的历史维度来看，我们对后工业化社会的研究仍处于不断积累研究方法 和数据的初级阶段。因此，本文迈出了场景变化理论研究的第一步，并结合数据和例证进行了实证 分析。 我们在研究中努力避免将场景的变化降至单一维度，而是去寻求多维交叠的变化过程。根据现有 场景理论研究，我们试图建立能够解释以下问题的模型：为什么地方（如物理环境、舒适物的构成与设 计）会发生变化？为什么那里的人会发生变化？为什么他们的活动会发生变化？以及为什么他们的价 值观会发生变化？幸运的是，在社会学及相关研究中有丰富的变化理论成果可供借鉴；与我们的一些研 究相类似，我们不一定要做全新的研究。但是，当把各种变化理论相互结合并佐以恰当的数据时，就为 变化研究增加了一种独特的整体视角，这与我们进行场景静态化研究的整体性和关联性方法是统一的。 我们在下文阐述了场景变化多元路径的基本原理，即场景变化的“4D”模型：发展模式（develop‐ ment）、分化模式（differentiation）、防御模式（defense）和扩散模式（diffusion）。在分析美国场景和舒适物 主流趋势的基础上，我们阐述了每种变化模式的核心概念，并分析了各模型的数据和方法实证研究方 式，主要目的是指出场景如何变化及为何变化的潜在研究方向，且对推进场景变化研究的数据来源和分 析方法类型提出了建议。 二、场景的演化：舒适物和场景的变化趋势 在《场景：空间品质如何塑造社会生活》［1］（下文简称《场景》）和其他论著中，我们主要依据时点数据 进行研究，首尔咖啡馆数量的增长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随着美国人口普查局（U.S. Census Bureau）对 “邮政编码商业模式”数据库（在《场景》中被译为 BIZZIP）的数字化和年度报告的公开，绘制数百种机构 的总体轨迹成为可能，而其中许多机构在定义当地场景方面具有明显的文化意义。 图 1 显示了 1998-2016 年特定舒适物在纽约、芝加哥和洛杉矶以及美国平均水平的变化趋势。从图 中可以看出：纽约的艺术品经销机构急剧增长，与全国其他地方缓慢而稳定的上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与此同时，全美国范围内的美术学校数量大幅增长，美容用品店和美甲店数量也在美国各地迅速增加。 每个邮政编码对应区域内餐厅的平均数量增加超过 2 倍。家居和园林设计机构快速增长，全国每个邮政 编码对应区域内景观服务机构从 4 个增加到 5.5 个，而这类机构在芝加哥则增加到超过 8 个。与儿童和 家庭有关的舒适物数量（具体表现为日托中心和家庭服装店）也涨势明显。尽管宗教组织目前出现世俗 化趋势，但其数量在包括纽约在内的城市中仍稳步增长。独立艺术家和人权组织在洛杉矶急剧增加，而 社会倡导组织则主要集聚于纽约和芝加哥。从总体变化趋势来看，文化、美学、设计、教育、体育、娱乐等 领域的设施和活动在美国社区中的规模持续扩大充实，在地景观也逐渐转变成为一种场景。 图 2 进一步加入三个城市在特定场景维度的标准分变化趋势，以表示这些城市相对于全国平均水平 的得分。其核心信息包含两个方面。 第一，这些场景标准分的变化趋势有助于总结 150 个舒适物变化的整体意义，而非图 1 中展现的少 数舒适物。虽然个别舒适物的具体细节也很重要，但在场景测量中的综合意义变得更加明显。 第二，具体来说，无论是单独还是作为一个群体，图 2 均表现了三个城市在场景维度的连续性和变化 趋势。尽管 2010 年后三个城市在自我表达的维度得分都增长迅速，其中洛杉矶在促进个人自我表达方 面尤为突出［6］（P97-114）。此外，芝加哥在美国主要城市中以保持较强的睦邻性脱颖而出，而洛杉矶和纽 约在该维度得分则有所下降。同时，三个城市的爱炫性和迷人性得分均有增长，其中纽约增幅最大，其

·52·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年第 5 期 图 1 1998-2016 年美国特定舒适物发展趋势图 注：图中所选舒适物从上到下、从左到右依次为：艺术品经销机构，美容沙龙，儿童日托中心，化妆品和美容用品店、香水店，家庭服装 店，美术学校，全服务餐厅，人权组织，独立艺术家、作家和表演者，景观服务机构，美甲店，社会倡导组织，宗教组织（译者注）。 图 2 1998-2016 年特定场景维度趋势图 注：图中场景维度从上到下、从左到右依次为企业的、爱炫的、迷人的、睦邻的、自我表达（译者注）。 迷人性得分于 2007 年后超过了洛杉矶。三个城市虽然在企业性维度的得分相对高于美国其他地区，但 洛杉矶和芝加哥的得分总体下降，只有纽约的得分在 2007 年后出现了反弹。 场景的变化趋势可以通过地图进行地理分布的可视化。以自我表达维度为例，图 3 显示了每个邮政 编码对应区域 1998-2016 年在该维度的得分差异。纽约市布鲁克林区的威廉斯堡街区自我表达得分增 速最快，在此期间艺术家大量涌入该区域；同时，布鲁克林区的其他街区和曼哈顿上城在该维度的得分 也增速较快。洛杉矶市中部地区是全城自我表达维度得分增速最快的区域，主要集中在回声公园和银

Daniel Silver 等：场景的演化：四种社会发展模式在场景中的应用 ·53· 湖区等新兴的艺术家街区。芝加哥市自我表达维度得分的增长速度总体上较低，大部分发生于西环区、 近北区、南环区附近，囊括了芝加哥的民族—种族社群。最大的增长出现在舒适物较少的小区域，这些 区域新成立了一些美术和文化机构。 图 3 1998-2016 年三个大城市自我表达维度变化趋势地图 注：本图分别呈现了芝加哥、洛杉矶和纽约自我表达维度在全部邮政编码对应区域内的变化趋势。变化的计算方法是其在自我表达 维度得分的差异[1（] P373-430）。根据自然断点分类（Jenks natural breaks），邮政编码按照变化从低到高分为五组。 三、从描述到解释：发展、分化、扩散、防御 以上呈现的变化及其类似趋势因其可比性而具备了分析价值。如果不能将各城市的趋势与全国平 均水平进行比较，我们将无法知道究竟看到了什么。上升、下降、高低、稳定和波动的意义都来自比较， 除非有办法与他者进行共时性、与自者进行历时性比较，否则我们亦无法获知所面对的事物，这是自亚 当·斯密（Adam Smith）、库利（Charles Cooley）到涂尔干（Emile Durkheim，又译埃米尔·杜克海姆）所形成 的社会学经典思想。因此，场景研究始终坚持收集数据并进行广泛比较的重要性，其目的并非仅关注于 海量的数据，而是因为比较是智慧和自我理解的开端。绘制比较趋势图只是第一步，我们需要在其基础 上去构建变化模式。因此，我们不需要重新创造方法，而应是调整一般社会学变化模型以使其适应场景 研究。以下几个模型为例，可分析其在关键的新旧场景数据上的应用。 （一）发展模式（Development） 场景变革的第一个核心模式是发展模式。这是将现代化作为从“传统”到“现代”转化的简单概念。 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就是这种观念的代表，他认为，社会随着发展将打破传统主义和社群主义，而 变得更加城市化、理性、富有魅力和自我表达。紧凑的小型社会和大城市就是这种转变的典型代表，前 者以深厚的传统性和强烈的睦邻性为标志，而后者则以大公司、科研中心、时尚和艺术机构为主导。 在滕尼斯之后，马斯洛（Abraham Maslow）和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等学者沿袭了这一传统。 马斯洛强调了个人发展将随着社会文化发展呈现为线性路径，认为该路径从追求营养和个人安全等基 本需求上升到社会需求（如陪伴和认同），最终在艺术、宗教等实践中满足自我实现的文化需求。英格尔 哈特把类似理论应用到世界观调查的纵向跨国研究中，发现随着国民收入水平、教育程度、安全和保障 水平的提高，人们会倾向于从“传统”价值观向侧重个人主义和自我表达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转变。 发展模式对场景的变化做出了直接预测。我们发现，当一个地区变得越来越发达（无论是财富还是 教育层面），场景维度也发生了变化，即从强调诸如传统或睦邻等社群价值转变为重视诸如迷人、理性和 自我表达的城市场景价值。这就是滕尼斯—马斯洛—英格尔哈特定理（Tönnies-Maslow-Inglehart Theo‐

·54·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年第 5 期 rem）：当个人和社会的思想和行动能力扩大时，就会相应地产生后物质主义的价值及场景转向。 我们使用与图 1 至图 3 相同时间序列的 BIZZIP 数据来检验这一命题。由于要将此数据与人口普查 信息结合起来进行统计学分析，故不能像《场景》和其他研究中一样使用单年数据。我们可以使用固定 效应分析来进行分析①，这种分析方法的作用就在于它使得我们不仅可以分析不同邮政编码对应区域之 间的场景差异，更可以去验证特定邮政编码对应区域内的场景变化。如果仅有单点时间数据，那么只能 进行区域间差异比较。虽然区域间比较可以传递很多内容，但它也可能带有误导性。例如，哪怕我们发 现高等教育和自我表达型场景正相关，但仍无法确定这一相关是因为教育导致了自我表达的提升，还是 由教育水平较好的区域内其他未知因素所导致的（可能是文明度较高的城市人既倾向于更高质量的教 育也重视自我表达）。虽然我们可以尽可能收集潜在的“遗漏变量”（例如密度或与中央商业区的距离） 的数据，但如“文明度”这类要素却往往容易被忽略。 固定效应分析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将特定区域与自身进行历时性比较，而不是将芝加哥或 纽约的中心城区与郊区小镇的社区相比，这意味着我们会研究每个邮政编码对应区域内人们收入或教 育水平的提高是否会相应地带来区域自我表达、迷人或理性的增加。事实上，当每个区域都与自身形成 对照组，不论是何种随时间推移而稳定下来的特征，哪怕像城市文明度那样无法测量，也都会作为带来 偏差的遗漏变量而被排除。虽然像所有方法一样，这种方式也有其局限性（不能完全排除导致区域变化 的遗漏变量），但它的确构成了一套更为缜密的方法来测度收入或教育水平提高对此类变化的影响。 表 1 显示了六个固定效应回归模型的结果。每个模型都验证了教育和收入对特定场景维度的影响： 包括三个“城市”维度（自我表达、迷人的、理性的）和三个“社群”维度（传统主义、睦邻的、平等主义）。 表 1 收入和教育水平固定效应回归分析结果 观测变量 自我表达 迷人的 理性的 传统主义 睦邻的 平等主义 本科以上教育程度 估计值 估计值 估计值 估计值 估计值 估计值 0.01 *** 0.01 ** 0.00 ** -0.00 *** -0.01 ** -0.01 *** 中等以上收入家庭 0.01 *** 0.01 ** 0.00 ** -0.01 *** -0.00 ** -0.01 *** 观测值 47255 47255 47255 47255 47255 47255 注：*、**、***分别表示 P <0.05、P <0.01、P <0.001。本表显示了特定邮政编码点六个固定效应回归的结果。每个模型都验证了教育和收入对特 定场景维度的影响：三个“城市”维度（自我表达、迷人的、理性的）和三个“社群”维度（传统主义、睦邻的、平等主义）。所有变量都已标准化，且根 据邮政编码进行了标准误分组。教育和收入水平来自 2000 年、2010 年和 2017 年数据，并将其分别对应到当年的场景表现得分。场景数据来自邮 政编码商业模式（Zip Code Business Patterns），并根据《场景》中描述的方法转化为“场景表现得分”。人口普查数据来自国家历史地理信息系统 （The National Historical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表 1 的结果明确佐证了滕尼斯—马斯洛—英格尔哈特定理。总体来看，当一个区域的教育和收入水 平提高后，该区域在自我表达、迷人的和理性的三个场景维度也将取得发展，同时，其社群维度的传统主 义、睦邻和平等主义得分将会下降。本案例是一个简单模型，它只包含了少数几个变量，以使得结果更 加直白；如果增加更多的变量将会进一步强化这项分析②。即便如此，这项研究仍对影响场景维度历时 性变化的因素进行了首次也是极为严苛的测试。 （二）分化模式（Differentiation） 由滕尼斯、马斯洛和英格尔哈特提出的发展模式在清晰性上是值得称道的，但也因简单化而受到了 尖锐的批评。尽管“理性”与公共产品供给同步增长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例如现代医学），但帕森斯（Talc‐ ① 现有很多关于固定效应模型的介绍，其中通俗性总结见以下网页内容：https：//www.kellogg.northwestern.edu/faculty/dranove/htm/dranove/ coursepages/Mgmt%20469/Fixed%20Effec ts%20Models.pdf。 ② 例如，我们曾尝试将种族作为控制变量，将其对应地加入教育和收入三年数据中的其中两年，发现最终结果并未发生改变。我们也计划在未来 使用《场景》中提出的完整“核心”维度进行分析。

Daniel Silver 等：场景的演化：四种社会发展模式在场景中的应用 ·55· ott Parsons）对滕尼斯认为的多个可分析的特征性维度最终将朝着同一方向发展的假设提出了批判。马 斯洛和英格尔哈特也因其提出的线性趋势而受到了类似的批评，即总是从“传统”和“基础”的需求和价 值向后物质的方向转变［22］（P421-434）。然而自我表达机会的增加不应该消除传统的社会和文化形式 （如传统宗教），而可能导致新平等主义、传统与创新组合的形成［23］。与其把这类批评当成摒弃发展模式 的理由，不如说他们为该命题的补充和完善带来了机会，这些命题可以通过场景的方法和数据来进行验 证。因此，以上分析说明了研究应该如何继续向前推进。 然而无论哪种发展模式都倾向于研究社会、经济或心理变量（如收入和教育）与实质性的文化内容 或价值（如自我表达、传统主义和理性）转变之间的关系。相比之下，变化的分化模式则注重以活动在模 式或分布方面的结构性转变为特征。这是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Society）中提 出的经典变化模式。设想以下高度精简的场景：在某一时间，两个被河流隔开的小镇上各有一家面包店 提供烘培服务，他们之间不存在竞争；后来，河上建起小桥连接了两座小镇，这就提高了涂尔干提出的区 域“动力密度”（dynamic density），而两家面包店此时也形成了竞争，二者或此消彼长，或进行精细化分 工，使得我们现今拥有了一家纸杯蛋糕店和一家饼干店。这当然是一个高度风格化的例子，但其主旨却 是清晰的，可称之为涂尔干理论（Durkheim thesis）：交流和互动会引发竞争，而竞争可以通过专业化来解 决。当场景以此模式发生变化时，我们期望找到一种持续专业化的模式，而这种专业化与区域的动力密 度正相关。 我们使用美国著名商户点评网站 Yelp 收集的数据来验证涂尔干理论。Yelp 为研究人员提供了包括 美国和加拿大六座城市（多伦多、卡尔加里、蒙特利尔、匹兹堡、夏洛特镇和凤凰城）在内的数据集，其中 每条评论都带有时间点并对应具体商家的位置信息［24］，使我们能够统计特定区域在特定时间段内各类 商户的具体数量（本研究主要选取 2011-2017 年的数据）。现有研究的重点就在于，Yelp 上的商家是按照 从总类到具类的层次架构分类的（如“餐厅”总类下又具体分为不同菜系），因此可以通过更多相对普遍 的分类来测度涂尔干提出的一个区域的专业化程，一个专业化欠佳地区可能会有两家“餐厅”，而专业化 地区则可能有一家法国餐厅和一家中国餐馆。 我们采用定量研究来阐释这种直观的感知。Yelp 的类别层级越低，其专业化程度越高。按照专业 化程度从总类到具类进行赋分，总类为 1，下一级为 2，以此类推，Yelp 共分为 4 级。根据这种赋权方式， 我们识别出特定区域内的分类信息，并将其专业化得分相加。一个商家可能隶属于多个分类，因此我们 用该区域同年的类别总数对专业化得分之和进行标准化处理，这使得标准化后的结果在类别总数不同 的地区间具有了可比性。例如，假设有 A、B 两个地区，A 区有 5 个类别，各类专业化得分为 1（即 cat1=1， cat2=1，cat3=1，cat4=1，cat5=1），B 区有 2 个类别，专业化得分分别为 3 分和 2 分（即 cat6=3，cat7=2）。在这 个案例中，如果不进行标准化，则 A、B 两个区的专业化得分和均为 5 分；但进行标准化后，A 区得分为 1， B 区得分为 2.5，说明 B 区的平均专业化程度更高。图 4 和图 5 分别展示了六个城市基于 Yelp 数据集的专 业化年度总趋势和各城市专业化趋势。专业化程度是按照 Yelp 内各类别层级由高到低的划分来测定的 （如从“餐厅”到“poke restaurant”），分类越精细意味着区域的专业化程度越高。图中点表示年度均值，箱 须表示标准误。从图中可以看出，专业化程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高，尽管在个别地区会有所降低。 但从总体来看，美国的城市往往比加拿大的专业化程度更高，且专业化的速度也更快。 涂尔干理论认为动力密度将会推动专业化趋势，我们同样使用固定效应回归模型来验证这一命题， 通过商业密度来测量动力密度，即统计每一个人口普查区单位面积内的商家总数。与人口密度相比，商 业密度更符合涂尔干的原始想法，如前文提及的纸杯蛋糕店和饼干店的例子。商业密度也可以按年份 进行统计，但本文只有少量的人口变量可以从一个以上的时间点纳入，这些变量在美国包括种族和人口 密度，在加拿大则包括种族、人口密度、家庭收入中位数和教育水平。表 2 分别显示了美国、加拿大和二 者综合的运算结果，第三列的综合运算仅包括商业密度以反映其在所有区域所有年份的影响。

·56·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年第 5 期 表 2 动力密度导致分化加剧 观测变量 加拿大估计值 美国估计值 合计估计值 本科以上教育程度 -0.01 人口密度 0.01 0.00 中等以上收入家庭 0.01 0.01 白人占比 -0.00 商业密度 0.02 ** 0.01 * 0.01 ** 观测值 1265 1343 9241 注：*、**、***分别表示 P <0.05、P <0.01、P <0.001。本表展示了三个固定效应回归分析的结果。在每个回归模型中，Yelp 专业化得分（计算方法 如前文所述）是因变量。商业密度是每年测量的，加拿大的教育、人口密度、家庭收入中位数和种族是两个时点的数据，而美国这两年的数据只包 括人口密度和种族。 表 2 的结果有力支撑了涂尔干的经典理论。在这两个国家中，商业密度是唯一对分化模式有显著统 计学意义的变量。其他的变量（包括种族、教育、收入和人口密度）与加拿大或美国的专业化没有确信关 系。此外，在涵盖所有年份的组合模型中，商业密度增加的区域也表现出了更高的分化度。涂尔干理论 有力地解释了图 4 和图 5 中六个城市的舒适物专业化程度提高的原因。 图 4 Yelp 网站中美国、加拿大六个城市舒适物 图 5 Yelp 网站中美国、加拿大的六个城市舒适物 专业化程度年度总趋势 专业化程度趋势 （三）扩散模式（Diffusion） 分化模式强调了在地舒适物的结构性变化——专业化程度的逐渐加深，但并未说明可能导致变化 产生的实质性原因。古典社会学理论家齐美尔（Georg Simmel）提出，更大范围的分化将会催生更多的 个人主义、更高的自我表达，为传统主义的转向潜在地创造了基础。在发展模式和分化模式的基础上， 将此类命题融入更具交互性的模式，可使未来的实证研究更具可行性和可操作性。发展模式和分化模 式并没有穷尽社会发展的经典模式。第三种变革模式是扩散模式，其代表理论家包括塔尔德（Gabriel Tarde）、希尔斯（Edward Shils）、迪马吉奥（Paul DiMaggio）和鲍威尔（Woody Powell）。扩散模式的基本思 想是思想和价值观会在区域间流动并引发社会变化，该模式通常会根据与在地环境的互动进行一定调 整。其前期研究主要集中于创新的扩散［25（］ P432-448），而城市演进研究带动了该模式的向前推进［26］。 扩散模式包括两种运行机制。第一种机制是迁移：人们的偏好随其一起迁移，在这些偏好的基础 上，人们创造或激发了场景，并在新的环境中对其不断进行修正。埃拉扎尔（Daniel Elazar）展示了美国 文化矩阵是如何从具有不同宗教和文化形态的欧洲人的迁移模式中演化而来的。第二种机制是复制或

Daniel Silver 等：场景的演化：四种社会发展模式在场景中的应用 ·57· 模仿：一个地方的人通过阅读、互联网或电影等看到了其他地方的风格，并试图去创造他们自己的版本。 塔尔德强调了这一过程，他认为复制可以自下而上，也可以自上而下。普通人学习新风格的主动尝试是 自下而上的，当这种尝试行为被政府或管理者强加则是自上而下的。 根据扩散的机制类型，随着场景从一个区域向其他区域传播，将会形成不同的接受曲线。当扩散由 迁移驱动时，我们可以发现人口的流动与其带来的场景的变化是紧密联系的。如果这种迁移是一种自 下而上的模仿，其接受曲线应该是 S 型的。我们将其称之为“塔尔德理论”（Tarde Thesis）：由思想复制和 实践驱动的扩散往往开始得很慢，并在一个临界阈值之后迅速增长，最后趋于平稳。如果这种迁移是自 上而下的推动，其接受曲线将会是一条迅速上升然后逐渐稳定的 C 型曲线；在这一过程中，中央权威将 在某些地区同时采用同一种做法，而其在建设初期得到了较多的应用。随后扩散将保持集中化和“波浪 式”，在指定的时间导入特定的地点。S 型扩散过程以有机/新兴为特征，C 型扩散与设计和控制有关。图 6 呈现了核心动态扩散模式的理想化形式。 图 6 扩散模式的理想形式 注：理想化的扩散曲线显示，C 型曲线表示扩散的外部来源，如规划机构；S 型曲线的接受率由接受者网络对信息线索的内生反应所 决定。后者与流行趋势、连锁效应和其他形式的社会学习有关。 变化的扩散模式研究以及城市形态的演变为变革轨迹的影响因素增加了新的变量。借鉴海洛斯坦 德（Hagerstand）的做法，雷姆伯特（Raimbault）和普迈恩（Pumain）认为创新往往从市中心开始，再通过城 市系统渗透至小城镇［27］。其他的研究指出了印记的影响，即起源地会给在地实践打上价值和名誉的烙 印，而这种烙印又反过来限制了这些实践只能在其他类似的地域传播，直到或除非对其进行修正后才会 被新的群体接受。例如，瑜伽最初经由大学城传入美国，如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市或加利福尼亚州的伯克 利市，随后其传播虽然有所扩大，但一直集中在高等教育集聚区。而如果瑜伽的传播想要在美国实现 “质的飞跃”，就必须进行调整，以吸引更多现有小众群体之外的人［28（］ P596-615）。 图 7 显示了四种组织形式的扩散模式，阐释如何利用曲线来理解 Blaze Pizza（北美的一家披萨专营 店）、特斯拉超级充电站、摩门教教会和欧盟国家的扩散过程。图中显示了每一种形式按实际时间年份 划分的总扩散百分比。在 Blaze Pizza 和特斯拉超级充电站这两个案例中，通过社会学习（即个人或组织 观察他人并对其行为或品味进行复制）实现其快速扩散。而欧盟则更加有条不紊地扩散，其发展呈现出 欧盟与各国家层面的协调。摩门教教会的发展介于二者之间，随着摩门教的普及，在最初的 30 年里，一 旦教会获得了集权式规划功能，就会引发新一波的增长。这种微妙的“混合模式”在现实数据中很常见，

·58·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年第 5 期 它可以成为一条有力的线索，有助于了解在特定的时间点上作用于城市形式和基础设施的进化压力。 图 7 四种不同类型的扩散曲线 注：本图显示了四种不同形式的扩展速度，包括 Blaze Pizza（数据采集自其官方网站）、欧盟国家、摩门教教会（数据取自教会官网）和 特斯拉超级充电站（数据取自网站 supercharge.info）。现有数据为 2019 年数据，X 轴表示一种形式首次出现后的年数，Y 轴为具体时间扩 散的舒适物占 2019 年数据的比例。 这些特定的舒适物（也包括下文将会讨论的舒适物）都有时间序列数据，显示了其从原生地向外扩 散的时间和地点。虽然这些舒适物不能直接决定场景，但其出现与否将会对场景产生影响。图 7 具体呈 现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扩散机制之间的实证差异。 图 8 苹果公司（Apple Inc.）实体店依城市规模扩散轨迹趋势 注：本图总结了美国的苹果公司实体店创店前 100 家、第 200 家和第 300 家在都市地区的规模分布。数据来自苹果官方网站（Apple Store），时间截止到 2018 年；都市规模数据来自 2015 年美国社区调查（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报告。 这一方面说明进行适应性修正可推动企业进一步融入新的环境，也说明了沃尔玛及类似超市向美 国文化中所谓的独特实用主义链条调整的趋势［28］（P596-615）。这些实用主义的企业不仅代表了美国的 乡村文化（如传统的宗教物品、狩猎用品），也体现了教育程度较高地区更具表征性和城市化的特质（如

Daniel Silver 等：场景的演化：四种社会发展模式在场景中的应用 ·59· 图 9 沃尔玛超市依教育水平扩散轨迹图 注：本图总结了包含创店前 100 家、第 101-1000 家和第 1001-3165 家美国沃尔玛超市所在城市区域内成年人的平均学位的情况。 沃尔玛超市的数据来自截至 2018 年的 AgData 网站，教育数据来自 2015 年的美国社区调查（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报告。 瑜伽用品、有机食品）。因此，沃尔玛超市的扩散模式体现出了它对美国文化鸿沟的独特弥合作用。后 续研究可进一步对活动的类型展开分析，如验证哪些活动倾向于特定场景，哪些适用于多场景转换。例 如，初步研究表明，像特斯拉充电站和 In-N-Out 汉堡（In-N-Out Burgers）这样的舒适物正在向更加传统主 义的场景扩散，而沃尔玛超市的扩散情况则相反。对扩散模式展开进一步研究已然时机成熟。 图 10 对扩散模式进行了最终说明，通过聚焦社交媒体数据（在本案例中使用的是美国地理微博信息 服务网站 Foursquare 上的签到数据），以分析旅行和偏好的模式。在 Foursquare，用户在访问的舒适物和 兴趣点（POI）上签到，随着他们签到数越来越多，每个用户都会形成具有典型性的偏好档案，即他们喜欢 的餐馆和其他场所的范围。这些档案不仅是用户对特定场景偏好的重要指征，也使得研究者可以分析 与旅行者家乡和目的地的典型用户相比，这些旅行者的偏好档案在旅行中是如何发生变化的。席尔瓦 团队采用八个国家的 Foursquare 数据进行了研究［29］（P312-319），发现巴西游客更倾向于深入吸收旅游 地的当地习俗，而日本游客哪怕是前往与日本文化差异很大的国家，也仍然会更多地保持其原有的偏 好。席尔瓦等强调了场景扩散的关键过程：一种是坚守自身偏好并将其带至新的地方，另一种是广泛吸 收其他地方的偏好，并将其带回自己的家乡。这些扩散模式的差异也带来了场景向不同方向的发展。 图 10 游客和当地人在 Foursquare 的行为距离

·60·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年第 5 期 （四）防御模式（Defense） 扩散模式通过调查人群、实践和思想在区域间的流动，以研究他们对新场所的适应情况。尽管现有 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纳入了原籍地和目的地的文化特征（席尔瓦团队使用世界价值观调查，从国家层面来 计算文化距离），但如上所述，加入额外的在地性的场景测度将有望完善和深化现有的扩散模式研究。 此外，社交媒体数据量的不断扩大，为研究特定地域场景的测度、蕴含于人们偏好和行为中的场景以及 二者在交互过程中是否会发生变化提供了可能。 事实上，新的想法或偏好的到来不一定会引起现有场景的改变；现有场景的代表可能会抵制，以维 持当前的生活状态。而稳定也不是一个静态的过程：一些人通过努力来维持现状，并抵抗着反方向的压 力。当这种抵抗力被克服或自行消退时，就会带来场景的变化。我们可以把这种防御、挑战、抵抗和克 服的过程称之为演进的防御模式。在这种模式下，现有的场景模式倾向于通过各种可以抵御潜在变化 的途径来维持现状。当新的活动变得过于强大或独特而难以抵抗时，场景才会发生变化。本地人通过 抗议新来者以保护其本地场景的真实性，就是一个通过活动来维持现有结构的案例。 这种模式有时会与斯廷施凯姆（Arthur Stinchcombe）提出的冲突理论有所重叠，并体现出了“功能主 义”的逻辑。广义的功能解释认为，社会安排或活动的后果是其他安排或活动的关键原因［30］。例如，一 个城市研究者假设封闭式社区警卫存在的目的就是通过排除其他被边缘化的群体，以维持社区内居民 的社会地位，他提出的就是一种功能解释。因此，维持社会地位被假设为社会安排警卫站的原因。 虽然功能解释在过去的社会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但其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已经开始下 降［31］（P169-189）。有以下几种常见的批评［32］：第一，功能主义解释假定整个社会都有共同的目标，因此 其否定了社会冲突的可能性——功能一致性；第二，现有的社会实体必须为一些（可能是潜在的）社会功 能服务，使得研究者可以随意假设随机或偶然事件的功能——普遍功能主义；第三，由传统机构提供的 某些功能因其重要性而不可改变，助长了不必要的自满和保守主义——功能不可或缺。这些批评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非常普遍，且尤为针对帕森斯（Parsons）的结构功能主义和人类学。哪怕是当前功能解 释已经式微，这些批评还仍然存在。 尽管存在批判，功能解释也不必然会假定功能一致性、普遍功能主义或功能的不可缺少。对于任何 拟议的功能解释，需要思考以下问题：功能是对谁而言的，且冲突在功能解释中可能始终存在。同样的， 普遍功能主义也不是功能解释所固有的。在某些条件下，功能性假设可以被证伪，例如一个所谓的功能 无法证明预期的一些功能关系［33］。假如实证观察表明边缘化群体也经常会成为封闭式社区的居民，那 么人们就可能会得出警卫站的功能并不是排除边缘化群体的结论。 功能主义也不一定催生社会的保守观念。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对资本主义而言，政府是为资产阶 级的利益服务的，到近期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指出社会联系和文化成就也是如此，批判理论家对 各种社会安排所谓的功能如何延续提出了强烈的主张。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哲学家和社会科学理论家 们对功能解释提出了“有限的辩护”［31］［33］。尽管饱受争议，但社会学家在社会生活分析中仍常用功能性 解释。杰克逊（Jackson）说明了其在经济理论中的普遍存在性［31］（P169-189），我们近期在一篇对睦邻性 转变的文献综述中也总结了很多例子［34］。但是，研究者们并没有明确地从功能主义的角度进行表达，也 并未为其构建实证评估模型：“社会科学文献中，对功能性关系的论述很少与能够证明这些关系存在的 例证相联系”［33］。事实上，我们在睦邻性转变的文献研究中也并没有找到将功能主义模型与可验证的解 释模型相连接的例证。 图 11 解释了应该如何来建立这一模型，其中左侧示意图根据斯廷施凯姆在 1987 年的开创性探究， 描述了功能解释的核心因果结构关系。该图由以下分析要素组成： 第一，趋于稳定的结果会间接地作为将被解释的行为或社会安排的原因存在。H 为“稳态”（Homeo‐ static）变量，尽管 H 在实证中基本保持稳定，但其稳定性是在与变革压力的对抗中得以维持的，可将其看

Daniel Silver 等：场景的演化：四种社会发展模式在场景中的应用 ·61· 图 11 功能解释通用模型（左）在睦邻性场景变化（右）的应用 注：本图显示了功能解释通用模型中的核心结构（左）及其在睦邻性场景变化中的应用（右）。 作是身体的温度。 第二，影响 H 的社会安排或行为是解释变量。S 为“结构”（Structure），用以维持原状平衡（H），例如 汗腺是用来维持体温的。 第三，压力倾向于打破稳态（H），除非结构（S）来保持该平衡的稳定性。T 表示“压力”（Tension）变 量。如果物理活动或空气温度不会改变体温，那么就不需要结构来抵消他们所造成的压力。 第四，强化或选定维持 H（稳态）的 S（结构）的过程。当 H 受到威胁或压力时，T（压力）扩大的同时也 需要随之增大 S，以维持 H 的稳定。例如，当体温（H）由于某种原因（T）而不能维持正常水平时，汗腺就 会分泌更多的汗液（S）。当有结构（S）有助于维持 H 的稳定，那么它将更容易被选择或加强。 斯廷施凯姆列举魔法仪式降低海上捕捞焦虑感的例子来说明图中结构。在这个案例中，稳态变量 H 代表焦虑感，压力变量 T 代表捕鱼的不确定性，而结构变量 S 代表魔法仪式。当 T（不确定性）增加时， H（焦虑）也会增加；而 S（魔法仪式）就会被选定来强化其在维持人们对抗焦虑情绪中的作用；当其他更 有效的结构（如优化船舶设计或提升天气预报能力）出现时，这些新的结构将被强化。 正如图 11 右图所示，斯廷施凯姆的结构模型也可以投射到睦邻性的动态变化中。例如，我们可以将 街区的特征、风格或场景（如独特的商店、餐厅、场所或群体）作为稳态变量（H），把改变这种特征的压力 （如具有不同偏好的新群体）作为压力变量（T），把维持这种特征的活动（如商业促进会赞助的纪念活动、 政治宣传或对增强在地场景的活动的积极参与）作为结构变量（S）。 根据这一模式，西尔（Silver）和席尔瓦（Silva）在即将出版的著作中对场景演进的功能动态提出六项 假设，此处只强调两项关键命题： 第一是结构性回应。区域压力（T）的增加一般伴随着结构（S）而增加。如果睦邻功能是为了增强区 域特征，当变革的压力增加时，与区域特征相关的活动也随之增加。例如，当新居民开始威胁到一个社 群睦邻性的“波西米亚”①特征时，与加强“波西米亚”风格相关的活动就应该增加（如反主流或反传统的 艺术活动）。 第二是意义性回应。结构性活动（S）的增长应该与它们所承受的压力（T）的强度成正比，也就是说， 这种增长应该是实质性的。如果街区的功能是保持其特征，那么结构性回应就不应仅仅是随着压力而 上升，而当压力较大时，它应该更大。例如，“波西米亚”地区的新居民越是“传统”或“小资”，“波西米亚” 回应就会越强烈。 我们同样使用 Yelp 数据来测试这两个假设。与上文对 Foursquare 的分析相类似，我们为所有 Yelp ①“波西米亚”（Bohemia）：后工业经济发展所形成的经典场景之一，以强自我表达、越轨性和反合作为主要代表维度［1］（P457）（译者注）。

·62·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年第 5 期 用户（同样是上文的六个城市）基于舒适物分类建立了偏好档案。尽管后续研究会以场景的 15 个维度来 编码这些档案，但每份档案仍可以作为个人的“场景定位”；然后对每个街区的“当地人”和“新来者”进行 识别。以此来检验结构性回应和意义性回应的命题，检验两个方面如下：第一，在新来者增加其在 Yelp 上的活动后，当地人在该点的活动多大程度上也会增加；第二，当新来者活动量变大时，当地人在多大程 度上活动量会更大，尤其是当二者的偏好特征存在明显差异时。 图 12 显示了多伦多市一个商业街区当地人和新来者的活动水平。结构（虚线）反映了当地人对最受 欢迎场所类型的使用频率。反之，压力（实线）代表与当地人偏好差异巨大的新来者。从图中可以看出， 2016 年“压力”来源于喜欢购物和时尚的新来者增加、爱好夜生活和酒吧的新来者减少；而本地人所构建 的“结构”主要由该区域的餐馆、酒吧和夜生活组成。从整体趋势来看，实线和虚线的峰值分别出现在 2016 年和 2017 年，说明压力增加后也出现了结构活动的增加，意味着存在功能性过程。 进一步的分析表明，这种压力—回应模式并不是这个特定的街区所独有的，而是普遍存在于我们研 究的六个城市。同时，本地人回应的增加也使区域产生了实际的变化。当一个区域对新来者挑战的结 构性回应增强时，该区域与本地人偏好更接近的舒适物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被筛选出来，而那些在文化 上与本地人偏好差距较大的舒适物则会消失。相比之下，如果无法对挑战形成强有力的结构性回应，那 么当地的场景就会随新来者的偏好而发生改变。西尔（Silver）和席尔瓦（Silva）更加详细地论述了这些 过程［34］，其对场景研究的意义是明确的：场景的稳态、压力、挑战和防御的功能过程有着重要意义，主要 体现在其可以决定偏好的扩散何时以及为何会带来区域的变化或被抵制。正如交流和对话，挑战和防 御也是场景变化的一部分。 图 12 压力-回应动态机制中的场景防御模式 注：本图显示了多伦多市中心一个人口普查区的压力——回应动态机制（tension-response dynamic）。虚线表示该地区的当地人对最 受欢迎舒适物的使用频率，即结构；实线用以表示与当地人偏好档案不同的其他使用者，即压力。数据显示，当实线（压力）出现峰值时， 虚线（结构）将随后出现相应的增长。其他研究显示，这种情况在美国和加拿大的六个城市中很常见，说明对场景变化压力的“防御”回应 是普遍存在的。 四、结 论 本文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对普遍适用的社会变革模式的阐述和应用，将其转化为场景演进的具象化 过程。基于对 1998 年以来美国舒适物和场景的趋势描述，我们提出了变革的四种模式，即改变场景的 4D 模式：发展、分化、扩散和防御。虽然这种模式并非我们原创，但对其进行聚合与明确阐释，并通过整 合研究及数据以构建实证模型，已经对社会学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4D 模式有助于识别场景变化的主要方面：包括价值、实践、人群和地方。发展模式以推动价值观的 变化为特征，经典发展假设强调了“现代化”从传统性和社群性向个人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转化。虽然我 们发现了这一过程的证据，但也注意到这可能不是发展的唯一形式。差异化模式强调了区域和实践的

Daniel Silver 等：场景的演化：四种社会发展模式在场景中的应用 ·63· 变化，经典分化假设强调了“动力密度”如何带来舒适物和活动的专业化。我们的分析充分证明了涂尔 干这一流传深远且强有力的观点。扩散模式以人群和实践的变化为特征，经典扩散假设将社会和文化 变革与人群和思想的流动联系起来，我们的研究证明了这一过程是如何自下而上或自上而下发生的，通 过提出不同的变化阶段和模式，研究原生地对实践意义的烙印、城市规模的分层筛选作用和来自不同区 域的人们在访问新的区域时对改变其偏好或多或少的抵制倾向。防御模式的主要特点是人的变化，以 及随之而来的其他变化。经典防御假设侧重关注当地人如何应对新来者的挑战，以保持当地场景的现 有特征。如果防御失败，场景就会改变。 总体而言，4D 模式可分析造成场景变化的多种交叠机制。此外，系列变化模式的制定也推进了场 景研究的整体思路。随着变化模式研究工具日益丰富，场景研究者可将一个或更多的模式恰当地应用 于具体案例，而这些模式的引入也将进一步推进理论研究的长足发展。通过与最新数据结合，这种综合 性研究有望为理解场景变化的方式和原因拓宽新的视野。虽然这些模式本身可以被扩展到国际语境 下，但其具体的动态是因环境差别而异的。例如，吴军团队研究发现，单一的自我表达对创意企业和活 动的集聚没有显著影响；相反，当与教育（高校数量）、实验意愿和对理性主义的高度关注结合起来时，则 会对创意工作者集聚形成明显影响。他们认为，在儒家文化背景下，自我表达会被修正：如果一个人过 于武断或过于自我表达，会被理解为对他人不太礼貌和尊重［12］（P48-63）。该案例说明了变化过程是如 何被更广泛的文化背景所影响的。随着扩散、发展、分化和防御模式持续地在国家内部和国际间起作 用，对理解场景如何以及为何会维持稳定或发生变化带来了新的研究契机。例如，多伦多的中国移民将 某些中国场景带到加拿大，而这些中国场景又在新环境中被加以调整。目前，众多学者通过交流、对话 对场景变化的过程展开了研究，随着场景研究国际合作的扩大和加深，本研究将为场景发展和演化的综 合研究开辟一条新的路径，以期指导场景变化国际相似性、差异性研究的深入开展。 参考文献 [1] 丹尼尔·西尔，特里·克拉克 . 场景：空间品质如何塑造文化生活 . 祁述裕、吴军等译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2] Clemente Navarro, Terry Clark, Daniel Silver etc. Las Dimensiones Culturales de La Ciudad. Madrid: La Catarata, 2012. [3] Wu Jun, Hao Zheng, Tong Wang, etc. Bohemian Cultural Scenes and Creativ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ities: An Analysis of 65 Cities Using Cultural Amenity Data. Sustainability, 2021, 13 (9). [4] Klekotko Marta. Urban Inequalities and Egalitarian Scenes: Relationality in Urban Place-Making and Community-Building and Paradox of Egalitarianism. In: Inequality and Uncertainty. Berlin: Springer, 2020. [5] Cristina Mateos-Mora, Clemente Navarro, and María-Jesús Rodríguez-García. A Guide for the Analysis of Cultural Scenes: A Measurement Proposal and Its Validation for the Spanish Case. Cultural Trends, 2021. [6] Daniel Silver. The American Scenescape: Amenities, Scenes and the Qualities of Local Life. Cambridge Journal of Re‐ gions, Economy and Society, 2012, 5 (1). [7] Filipe Carreira da Silva, Terry Clark, and Susana Cabaço. Culture on the Rise: How and Why Cultural Membership Pro‐ motes Democratic Politic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s, Culture, and Society, 2014, 27 (3). [8] Carl Grodach, Daniel Silver. The Politics of Urban Cultural Policy.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9] Diana Miller, Daniel Silver. Cultural Scenes and Contextual Effects on Political Attitudes. European Journal of Cultural and Political Sociology, 2015,（2）. [10] 吴军，郑昊 . 社区消费场景研究：基于青年需求的实证分析 . 现代城市研究，2021，(9). [11] 吴军，叶裕民 . 消费场景：一种城市发展的新动能 . 城市发展研究，2020，27(11). [12] 吴军 . 文化场景营造与城市发展动力培育研究——基于北京三个案例的比较分析 . 中国文化产业评论，2019，27（1）. [13] 陈波，林馨雨 . 中国城市文化场景的模式与特征分析——基于 31 个城市文化舒适物的实证研究 . 中国软科学， 2020，（11）.

·64·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年第 5 期 [14] 齐骥，陆梓欣 . 中国城市文化经济空间重构研究 . 城市发展研究，2022，29（4）. [15] Brian Knudsen, Terry Clark, Daniel Silver. Examining Walking, Politics, and the Arts in Three Countries: The Relevance of Walking for Social Movements and Arts Activities in the U. S., Canada, and France, Asian Journal of Cultural Policy, 2015, 2(1). [16] Clemente Navarro, Cristina Mateos, Rodríguez-García. Cultural Scenes, Creative Class and Local Development in Spain. European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014, 21(3). [17] Angel Zapata, Cristina Mateos, Clemente Navarro. Urban Scenes, Cultural Context Exposure and Contemporary Health Lifestyles: A Multilevel Analysis of Spanish Sub-municipal Areas. In: SmagaczPoziemska, M. et al. (Eds.). Inequality and Uncertainty: Current Challenges for Cities. London: Palgrave, 2020. [18] Clemente Navarro. Do 'Creative Cities' Have a Dark Side? Cultural Scenes and Socioeconomic Status in Barcelona and Ma‐ drid (1991-2001). Cities, 2013, (35). [19] Daniel Silver, Terry Clark, and Clemente Navarro. Scenes: Social Context in an Age of Contingency. Social Forces, 2010, 88 (5). [20] Klekotko Marta, Clemente Navarro. Wymiary Kulturowe Polskich Miast I Miasteczek. Cracow: Jagiellonian University Press, 2015. [21] Richard Lloyd, Terry Clark. The City as an Entertainment Machine.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Urban Redevelopment, 2001, 6 (3). [22] Daniel Silver. Religion without Instrumentaliza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ology/ Archives Européennes de Sociologie, 2006, 47 (3). [23] Daniel Silver, Terry Clark, and Christopher Graziul. Scenes, Innovation, and Urban Development. In: Handbook of Cre‐ ative Cities. UK: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11. [24] Alexander Olson, Fernando Calderón-Figueroa, Olimpia Bidian, etc. Reading the City through Its Neighbourhoods: Deep Text Embeddings of Yelp Reviews as a Basis for Determining Similarity and Change. SocArXiv 8jbvg, Center for Open Sci‐ ence, 2020. [25] Everett Rogers, Arvind Singhal, and Margaret Quinlan. Diffusion of Innovations. In: An Integrated Approach to Communi‐ cation Theory and Research.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26] Daniel Silver, Mark Fox, and Patrick Adler. Towards a Model of Urban Evolution Part III: Variation, Selection, Retention. SocArXiv gtpfw, Center for Open Science, 2020. [27] Juste Raimbault, Denise Pumain. Spatial Dynamics of Complex Urban Systems within an Evolutionary Theory Frame. In: Handbook on Entropy, Complexity and Spatial Dynamics. UK: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21. [28] Joseph Yi, Daniel Silver. God, Yoga, and Karate. Journal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 2015, 54 (3). [29] Helen Senefonte, Gabriel Frizzo, Myriam Delgado, etc. Regional Influences on Tourists Mobility through the Lens of So‐ cial Sensing. I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ocial Informatics. Berlin: Springer, 2020. [30] Arthur Stinchcombe. Constructing Social Theori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31] William Jackson. Functional Explanation in Economics:AQualified Defence. Journal of Economic Methodology, 2002, 9(2). [32] Robert King Merton.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68. [33] Hans Joas, Wolfgang Knöbl. Social Theory: Twenty Introductory Lectur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34] Daniel Silver, Thiago Silva. Complex Causal Structures of Neighbourhood Change: Evidence From a Functionalist Model and Yelp Data. SocArXiv wprf8, Center for Open Science, 2021. [35] Noga Keidar, Daniel Silver. The Space of Ideas: Public Art Policy and the Concept of Urban Model Spaces. Journal of Ur‐ ban Affairs, 2022, (4).

Daniel Silver 等：场景的演化：四种社会发展模式在场景中的应用 ·65· Changing the Scene: Applying Four Models of Social Evolution To the Scenescape Daniel Silver（University of Toronto） Thiago Silva（Federal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Paraná） Patrick Adler（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bstract The global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brought enormous changes to cities and communities, and their scenes have undergone dynamic evolution over the decades. Based on the classical development the‐ ory of sociology, the scene has undergone a process of development, differentiation, diffusion and defense, which can be called the 4Ds model. Taking the change of major urban scen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s cases, the development model shows the change of modernization of scenes.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scenes are specialized and subdivided, forming the differentiation model of scenes, which mainly emphasizes the structural changes of amenities. The diffusion model explains the reasons for the change of scenes and forms two diffusion curves, \"C-shaped\" and \"S-shaped\". The diffusion model also brings about the defense of the original scenes of destinations. The 4Ds model can be used to analyze the multiple overlapping mechanisms of scene change, which provides a new reference for the comprehensive study of scene development and evo‐ lution. Key words scenes; social evolution; the 4Ds model; functional explanation ■ 收稿日期 2022-06-25 ■ 作者简介 Daniel Silver，社会学博士，多伦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加拿大 多伦多 M1C1A4； Thiago Silva，计算机科学博士，巴拉那联邦理工大学信息学系助理教授；巴西 库里提巴 80230-901； Patrick Adler，城市设计学博士，香港大学地理系助理教授；中国 香港 999077。 ■ 译者简介 庞亚婷，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湖北 武汉 430072。 ■ 责任编辑 杨 敏

第 75 卷第 5 期 2022 年 9 月 Vol. 75 No. 5 Sept. 2022 066~080 DOI：10.14086/j.cnki.wujss.2022.05.006 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空间生产机理 及其场景表达研究 陈 波 庞亚婷 摘 要 黄河国家文化公园承载国家记忆，汇聚多元文化符号，在承续国家文脉、坚定 文化自信、形塑文化认同等方面意义重大。作为我国原生性的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概念，其理 论研究与实证分析均存在广阔的空间与价值。运行机制方面，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形成了以 空间生产为内生动力、场景表达为外在承载的齿轮式结构框架，具体可分为自然生态型、便 捷参与型和传统赓续型三种文化场景模式，各场景模式内部亦形成了不同的维度组态。而 整体场景模式聚类与黄河流域主要文化分区部分交叠，组团内部相似度较高，可增强原真 性、保护度、活态化和多样性等维度舒适物的供给，构建跨政区合作机制，锚定群众获得感， 通过场景营造进一步强化文化认同。 关键词 国家文化公园；黄河文化；空间生产；场景表达 中图分类号 G124；D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22）05-0066-15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ZD01） 黄河文化作为大河文明的重要一支，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深入挖掘黄 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讲好‘黄河故事’，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凝聚精神力量”［1］。2020 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首次将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纳入 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体系。黄河国家文化公园本质上属于复合型公共文化空间，而场景理论将空间看作 建立在消费基础上、以文化舒适物为测度载体的消费符号的价值混合体［2］（P175-182），故本文基于场景 理论，结合黄河文化及区域特征，提出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场景维度指标体系，并采集园区内 41 个主要地 市文化舒适物数据，将定量分析与定性比较相结合，探求其场景模式特征及维度内条件组态，以期从宏 观上把握黄河国家文化公园运行的内生动力，为后续发展和规划提供新的理论支持和实证数据。 一、国家文化公园、空间生产与场景理论的研究梳理 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是我国在新时代文化大繁荣背景下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谱绘我国大国文化 图卷的重要手段。作为原生性概念，国家文化公园与欧美国家的“国家公园”等概念分异巨大，且分析理 论工具也需结合国家文化公园特质进行适应性调整。 （一）国家公园与国家文化公园的概念与内涵 美国在 1832 年最早提出“国家公园”（National Park）的概念，并于 1872 年成立世界上第一个国家公 园——黄石国家公园［3］（P1-7）。美国现有国家级公园除 4 个直接以“国家公园”命名外，其余公园分别归 属于国家历史公园、国家战场、国家纪念地等 8 个国家公园子系统［4］（P38-42）。“国家公园”主要依据“遗 产廊道”（Heritage Corridor）理论体系，依托自然生态资源和历史文化遗产资源，形成汇聚经济中心、旅游

陈 波 等：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空间生产机理及其场景表达研究 ·67· 业发达、老建筑用途活化、娱乐和环境优化等特征的特殊文化资源型线性景观［5］（P167）。与美国以自然 环境和遗产整体价值为主的“廊道式”建设不同，欧洲在一体化发展的背景下，欧洲委员会于 1987 年宣布 “欧洲文化线路计划”，依赖自然地理要素和非物质文化要素，发掘具有欧洲统一象征意义的历史文化符 号，进行主题式文化旅游线路开发，强调对区域的集体记忆唤醒和身份识别构建［6（］ P14-26）。 我国在新时代发展背景下，2017 年首次在《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中提出“国家 文化公园”的概念。目前，我国在建的国家文化公园包括：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和长江五大国家文化 公园体系。国家文化公园是基于历史视野而形成的城市文化标识和地域文化符号［7］（P132-133），在建设 过程中，应遵循以国家主导的宏观格局为顶层设计，以文化带来的情感关联为本质属性和以权属清晰、 空间明确的复合功能为组织管理根源的基本逻辑，在不改变子系统文化基因的前提下，构建地域间具有 强大包容性的文化圈层，有机联结文化子系统内的文化主体和文化表征符号，增进区域内文化自觉，进 而形成对主题文化的认同［6］（P14-26）。刘晓峰、邓宇琦和孙静从省域管理体制的角度研究大运河国家文 化公园建设［8］（P45-49）；田林基于景观营造认为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滨水景观分为城镇型、乡村型、郊野 型三类，并从整治景观环境、营造展演空间、打造景观节点、营建亲水平台四方面提出针对性营造策略［9］ （P8-10）；王秀伟、白栎影从文化记忆和空间生产的视角提出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可依托表征空间构建 集体记忆，并通过记忆场推进空间生产实践和空间表征的传达［10］（P72-80）；李西香和高爱颖在《国家文 化公园视域下齐长城的文化内涵与时代价值》中就齐长城的文化内涵与时代价值进行了分析。“国家文 化公园”作为具有工具理性特征的实验性实践，对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崛起和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有着 积极重大的意义［11］（P107-116）。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须从“国家”和“人民”两方面入手，从“空间”和“内 容”两方面发力，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12（］ P8-10）。 （二）空间生产理论及应用 在西方经典社会理论中，“空间”多被作为时间的附属物，20 世纪中后期，以列斐伏尔为首的新马克 思主义者将社会关系融入空间，使空间成为一种社会建构，空间生产理论转向研究空间本身的生产。列 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中将空间生产归纳为“空间实践”“空间表象”和“表征性空间”［13］（P58-59）。在此 基础上，大卫·哈维的“空间修复理论”和爱德华·苏贾的“空间本体论”从不同的角度对空间生产进行了 补充［14］［15］，谢尔兹、埃尔登、麦瑞菲尔德、施米德等也进一步丰富了列斐伏尔的“空间三元论”的内涵。 空间生产理论引入我国后，应用研究主要从城市、乡村和虚拟空间三个方向展开。首先，城市空间 生产研究主要聚焦行政区域及社区的空间生成与再造［16］［17］，关注政府部门等管理主体对社区单元的塑 造、参与主体对空间的重塑；城市空间正义与“人本逻辑”实践［18］［19］［20］，强调在城镇化进程中资本逻辑导 致空间正义性消解，需构建以人为本的城市空间生产伦理，复归人文关怀，增益文化自信；具象化城市文 化空间生产［21］［22］，大多将“空间实践”作为研究的案例载体，分析物理空间优化、空间内精神文化符号的 界定和发掘、以及机制空间创生。其次，乡村空间生产研究侧重于乡村空间价值增值［23］［24］，多认为在乡 村振兴背景下，乡村发展需在物理空间强化产业间融合、精神空间凸显多元价值、机制空间强化规划设 计，以达到综合赋能空间生产的目的；乡村文旅空间演变［25］［26］［27］，研究者基于空间生产基础理论，立足于 我国乡村实际，创新提出旅游驱动下乡村文化空间生产的“三元辩证”内涵，旨在推动乡村旅游和乡村社 会的可持续发展。最后，陈波《虚拟文化空间生产及其维度设计研究——基于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 论》、周逵《虚拟空间生产和数据地域可供性：从电子游戏到元宇宙》等文章，在互联网及元宇宙兴起的时 代背景下研究了虚拟文化空间生产的维度和虚拟空间的再地域化。 （三）场景理论及场景表达 21 世纪初，以特里·克拉克和丹尼尔·西尔为代表的新芝加哥学派对全球大都市展开大规模实证研 究，提出了场景理论，认为场景可以由区域、空间及网络要素组成，但其中最核心的是文化，特别是美学 的影响［28］（P16-24）。场景理论借用元素周期表思维，在主观认识方面构建真实性、戏剧性和合法性三个

·68·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年第 5 期 主维度，各包含 5 个次维度，以赋值计算测度特定区域的场景特征［29（］ P378-379）。 中国学者基于客观载体（即文化舒适物，如物质结构、文化设施、城市乡村形态等）和主观认知（即场 景维度构建与评测），从城市与乡村两大主线对场景理论的本土化阐释和应用做了大量研究，以解构人 地共生所营造出的文化空间。在城市场景研究方面，温雯和戴俊骋在《场景理论的范式转型及其中国实 践》中认为现有成果主要集中于文化空间创设、文化消费促进、城市更新思路、创意社区营造等的方面， 吴军认为场景为城市的发展与转型提供了新的文化动力［2］［30］，陈波等在《场景理论视角下的城市创意社 区发展研究》中分析了城市创意社区发展模式和城市街区公共文化空间维度［21］（P128-134），周详、成玉 宁从空间感知切入，提出在保持原真性的基础上进行消费升级是历史系城市景观的可持续发展方向［31］ （P56-61）。乡村场景研究侧重于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构建［32］［33］、乡村文旅游客满意度［34］（P102-106）等，以 论证我国乡村由生产生活型乡村向文化型乡村转型过程中文化及文化消费的形塑作用。 空间生产相关研究目前涉及政治、文化和社会等领域，在理论创新、实践应用和研究方法上取得了 丰硕的研究成果；而场景理论作为在空间生产基础上衍生出的对城市发展和社会评价的理论体系，也在 营造城市社区、促进文化消费和乡村振兴等方面得到了具体的落地，虽成果斐然，但仍存在可补足之处： 第一，理论应用层面，现有研究多聚焦于某一特定城市、社区或乡村进行文化空间或场景的分析，案例分 析类型较为单一，缺少从更大时空维度综合进行空间生产和比照式场景模式的研究；第二，研究方法层 面，目前对空间生产理论和场景理论的应用研究多以质性研究为主，系统性的量化研究范式尚未形成。 此外，有关国家文化公园的基础理论研究较为薄弱，且缺乏对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局部空间的深入研究， 亦鲜有基于场景理论对国家文化公园展开分析。因此，本文以黄河国家文化公园为研究对象，基于空间 生产理论构建具有黄河特色的场景分析维度及文化舒适物体系，通过德尔菲法打分赋值，得到黄河国家 文化公园内各地市场景得分矩阵，据此探索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场景模式特征及各场景一级维度内的条 件组态，从理论工具和研究方法上对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提供优化思路。 二、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空间生产结构与机理 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内各省地缘相接，相邻省份自然环境相似度较高、历史发展接续性强、社会文化 亲缘明显，文化表征符号的共性较为突出，作为开放性的新型公共文化空间，黄河国家文化公园从空间 上关注人或物的个体及其形成的关系网络，在时间上关注人与社会文化的互动与传承。 （一）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空间生产的内涵 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立在黄河流域强大的自然和文化资源基础上，囊括了自然（景）区、特色动植物 资源、世界遗产地、多层级的物质遗存、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名村名镇、民俗节庆及精神文脉等；凸显了 黄河作为中华民族根和魂的文化共同体价值，构建了中华文化的时空立体形象［35］（P139-144）。黄河国 家文化公园是指黄河流域整体空间内的自然物和物理设施，及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创设的社会化场景 的综合，诸文化因子在空间中组合成文化符号，经过特定链接，构建起特色化的黄河象征意义系统。 具体来看，黄河国家文化公园主要含括四层内涵：第一，“黄河”。这一概念既对地理空间范围进行 了整体性限定，也说明了文化符号的核心本源。第二，“国家”。福柯认为空间为权利提供运作基础的同 时，也展现了权力，尽管权力具有差异性，但为了实现特定的集体目标，权力被作用于物质的空间，从而 在集体中实现社会秩序的建立［36］［37］。建设国家文化公园是党中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我国的创新性 实践，充分体现了保护我国优秀传统文化、打造中华文化重要标识的决心，具有明显的国家意志性。第 三，“文化”。黄河流域文化资源丰富，文化遗存、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文脉资源富集，黄河文化已融入 本地群众的文化基因；同时，与文化人类学“自者”与“他者”理论相印证，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成后随着 文化旅游业发展，游客与本地居民在交往中有意或无意地对自身的文化进行二次认知，形成文化认同。 第四，“公园”。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实施公园式活态管理机制，其建设注重整体的半开放性和受众群体均

陈 波 等：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空间生产机理及其场景表达研究 ·69· 等性，多重空间的融合形成了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多棱镜式”空间形态［38（］ P708-716）。 （二）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功能 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旨在通过建设管控保护、主题展示、文旅融合、传统利用 4 类主体功能区，打造汇 聚中华文化符号、承载国家记忆、创新开放的公共文化空间，实现保护传承利用、文化教育、公共服务、旅 游观光、休闲娱乐、科学研究功能，协调推进保护传承、研究发掘、环境配套、文旅融合、数字再现 5 项关键 领域基础工程建设［39］。据此，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优化空间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文化资源保护和传承力度。黄河流域是先民生产生活的主要区 域，历史上区域内水患频发，长期的经济社会活动也加剧了生态环境的破坏。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基 于流域水文和地理环境实际，通过黄河流域自然生态整体治理、新建或更新区域内文化设施等，生成可 持续发展机制，实现涵育水土、保护动植物繁衍生息、开展科学研究等生态维护和科研支撑功能。 其次，打造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强化群众可休憩、社会可发展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通过文化 旅游深度融合、文化舒适物有机搭配和文化公共服务效能提升等，营造便捷、均等和开放的文化消费和 体验氛围，以实现黄河国家文化公园休闲娱乐和公共服务的功能。黄河流域沿线各地发展水平不一，综 合提升区域内文旅开发程度和公共服务水准，将对周边城镇形成辐射效应，实现一定的经济转化功能。 最后，构建地标性文化符号，增益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内汇聚了代表性的文化 基因和文化景观，通过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标识性文化符号得到进一步具象化展示，从而实现宣传 教育功能和文化传承功能。此外，这一精神家园的营造，对提升黄河文化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形成文化 认同、促进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意义重大，进而助益 2035 年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目标的实现。 （三）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空间生产机理 根据列斐伏尔提出的空间生产“三元论”和黄河流域文化地理现状，本文将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空间 形态分为“物理空间—精神空间—机制空间”（图 1），三者虽指向重点不同，但其相互嵌合，共同推动了空 间的运转和空间效能的形成。 物理空间是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物质载体，是空间内民众文化消费、文化活动的物理环境基础。物 理空间既包括黄河流域特色的水文水利、地质地貌、自然气候、动物植物资源，也包含流域内先民在发展 生产、保护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形成的物质文化集合。精神空间是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文化内核，是黄 河文化作为一种隐性基因的表征性呈现，是唤醒文化记忆、构建文化认同的符号来源。精神空间主要包 括黄河流域传承的民俗和宗教、流传的传说和故事、绵延的探索和抗争精神、接续的民间技艺和审美所 组成的超有机体。机制空间是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内物质元素和精神元素深度融合的活动及其保障和延 伸，包括与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相关的参与主体、文化活动、政策法规和保障措施等，综合反映了黄河 国家文化公园在宏观上的公园制现代化运营，和微观上的流域内“人—地—事”互动关系。 三、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场景识别分析 若将“场景”视为一种实证分析工具，可用于分析区域文化舒适物的最佳组合，破解“模型化”发展困 局；若将“场景”视为一种思维导向，场景将成为统合文化生产与消费、激活多方主体参与的动力机制。 本文基于文化舒适物数据，论证空间生产过程中的不同场景表达模式及各维度的组合效能。 （一）场景理论的宏观构架 在场景理论相关文献中，着重关注与场景相关的物质载体（即舒适物）、区域内的活动主体（即人和 有关组织）及其精神价值［2］［28］［29］。因此，将其适配于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可分为以下三个维度（图 1）： 首先，文化舒适物的实体承载性。文化舒适物是场景理论中空间文化的基础承载物，主要包括空间 中能够为人们带来愉悦感受、且具有较高文化和商业价值的有关设施。在实践操作中，文化舒适物的范 围除与字面直接相关的设施（如图书馆、文化站、博物馆等）之外，还应囊括与人们密切相关的生产、日常

·70·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年第 5 期 生活、娱乐、文化服务、教育培训等方面的建筑设施［40］（P71-86）。黄河国家文化公园涵盖地域广泛，园区 内文化遗产遗址众多，城市与乡村、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相互交织，本文以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空间生产 机制为基础，结合区域特色场景表达的实际需求和现有建设基础，构建场景维度及舒适物评价体系。 其次，建设内涵的文化赋能。明确的文化标识和鲜明的场景特征可以规避“模式化”陷阱，区域标志 性文化是由特定地理区域所承载的自然资源、社会经济背景和文化历史所形成的有别于其他地域的可 识别符号，它可以依托具有标识性的实体物进行呈现，也可通过可知可感的文化形象进行传达。同时， 基于场景理论的“文化赋能”不是简单的“文化+”，而是具象的以文化舒适物为载体、多样性人群或组织 及其实践所形成的价值增量。黄河国家文化公园是基于黄河文化记忆，在赓续历史且朝向当下的导向 下成立的空间形态，是一个囊括了“几何空间、社会生活空间和文化符号象征系统的综合场域”［41］（P66- 75）。其建设无法独立于文化记忆唤醒和文化空间生产而运转，也不能仅单纯地重建历史，而应是结合 了文化资源可持续与文化消费需求增长、基于场景文化动力的多元组合的创新与创造。 最后，受众感知和公共性。场景理论通过反映区域内个人或群体对当地特有文化的感知来分析其 在消费、择居和就业等方面的决策［40］（P71-86）。人们在空间中将文化记忆与在地感知进行综合，在自我 与他人的交往中实现对地方认同的建构，而场景正是通过对文化舒适物的科学调配，直接作用于人的身 体感知。凯文·林奇认为，环境意向的结构是在物理设施与人、设施与设施互构的过程中建立起的空间 或形态上的关联［42］（P102-106），人们在空间中通过光景、声景等直观感知，激发或重构意向，从而生成空 间意向链条，黄河国家文化公园“要创造的是人的环境，一切物质建设是以人的需要为前提，物为人用， 因人而存在，因人而昌盛，因人而变化，因此这个环境要有人情味，有意境有艺境，这既是出发点又是归 宿”［43（］ P45），因此，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场景表达的根本落脚点为“人”的获得感和归属感。 作为开放性空间，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充分肯定公民的公共权力。汉娜·阿伦特关于公共领域（public realm）公开、公正和透明的界定，以及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中自由社会交流的论述，都对 公共空间的真实性和公共性作出了判定。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在规划和建设中对空间的公共性和可达性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在物理空间上人们可以自由进出（physical access）、在视觉空间上有吸引物并能够 引发感知（visual access）、在空间内活动的过程中可以产生象征意义的构建［44］。 图 1 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空间生产机制及场景表达示意图 （二）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场景指标体系构建 黄河国家文化公园以黄河为轴心，囊括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和山东 9 个 省份/自治区。本文采集黄河流经的 41 个重点地市的文化舒适物进行分析。

陈 波 等：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空间生产机理及其场景表达研究 ·71· 1. 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场景维度特征。如前所述，本文根据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空间生产机理及场景 表达框架，设计文化场景测度的三个一级维度和 15 个二级维度，具体维度及其内涵如表 1。 表 1 黄河国家国家文化公园场景维度表 一级维度 一级维度定义 二级维度 二级维度定义 自然生态 构成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物质基础和存在本源 文化存续 黄河国家文化公园蕴藉的文化兴味及文化符号 原生性 未受过多商业侵染的固有环境样态 空间感知 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道德判断及感知程度 保护度 自然风貌、生态环境的涵育程度 迷人性 黄河流域典型自然景观的吸引度 系统性 生态系统的可持续程度 关联度 资源关系的紧密度及开发利用的科学性 传统性 具有现实影响力的历史渊源 族群性 鲜明的黄河流域文化符号和族群特质 活态化 对文化资源的创新开发与传承 原真性 文化形态较少受到外来文化影响 连续性 文化或其表现形式的存续不曾间断 公共性 具有公众的普适性、肯定公共权力 便捷度 高度开放，可自由进出，吸引物易感知 多样性 文化舒适物种类多样、承载内涵多元 参与度 文化活动、体验项目丰富，可知可感 正式性 存在仪式化和标准化的引导 2. 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场景维度指标体系。文化舒适物是进行场景维度测定的基础信息［41］（P71- 86）。本文基于黄河流域的文化、地域特征和物质载体属性，与场景维度的三个一级维度相对应，按照整 体适用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则，最终确定三大类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特色舒适物，共计 34 种。通过大众点评 网对文化舒适物数量逐一抓取，并结合高德地图检索确认（表 2）。根据场景理论分析策略，本文采用德 尔菲法，请 7 位专家对文化舒适物进行两轮独立打分。为保证最终得分的科学性，根据专家对场景理论、 黄河文化和国家文化公园的综合了解程度，对打分结果赋权重（3 名专家分别为 0.2，另外 4 名各 0.1，权重 总和为 1），加权平均后得到各项文化舒适物的场景得分。某地在具体二级维度的场景得分是由该地各 文化舒适物的数量与本维度得分乘积之和，除以该地文化舒适物的总数；以此得到 41 个地市在 15 个文 化场景二级维度的得分矩阵，共 615 个数据点，据此对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场景展开分析。二级维度场景 得分计算公式如下： Sid = ∑Nx fx ∑Nx （Sid为 i 地在维度 d 的场景得分，x 为文化舒适物，Nx为舒适物的数量，fx为舒适物在维度 d 的得分） 表 2 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内主要地市文化舒适物数量统计表 黄河国家文化公园主要地市 文化舒适物总量（个） 文化舒适物类目及数量（个） 地域生态 文化符号 时代风貌 青海 果洛藏族自治州 158 四川 黄南藏族自治州 126 60 81 17 甘肃 海南藏族自治州 172 31 69 26 循化撒拉族自治县 417 70 79 23 91 38 346 33 阿坝县 1461 27 52 12 兰州市 466 61 935 465 白银市 493 70 296 100 临夏回族自治州 26 314 153

·72·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年第 5 期 续表 黄河国家文化公园主要地市 文化舒适物总量（个） 文化舒适物类目及数量（个） 296 地域生态 文化符号 时代风貌 1195 甘南藏族自治州 359 92 98 106 417 银川市 371 45 835 315 1147 宁夏 中卫市 996 43 233 83 吴忠市 234 479 44 292 81 1120 石嘴山市 1019 37 276 58 857 呼和浩特市 895 31 850 266 835 包头市 989 62 772 162 699 内蒙古 乌海市 992 38 158 38 620 巴彦淖尔市 1641 29 360 90 272 鄂尔多斯市 758 94 764 262 2361 忻州市 1041 62 685 272 416 山西 吕梁市 801 87 582 188 临汾市 1151 1068 53 615 227 1176 运城市 2203 41 524 270 1098 榆林市 1453 50 751 188 1056 陕西 延安市 822 47 448 204 渭南市 85 612 295 三门峡市 54 424 142 洛阳市 88 1039 514 济源市 51 159 62 河南 焦作市 47 484 227 郑州市 87 1058 1216 新乡市 37 633 371 濮阳市 8 250 158 开封市 14 585 202 菏泽市 39 855 257 聊城市 23 819 226 泰安市 61 855 260 山东 济南市 103 992 1108 德州市 17 831 250 淄博市 55 927 471 滨州市 28 820 208 东营市 23 611 188 注：黄河国家文化公园文化舒适物分类说明 种类 核心内涵 具体分类 地域生态 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自然形态 山地峡谷、河流景观、森林公园、沙漠、草原草甸、湿地公园、特色动 文化符号 标志性的黄河文化宏大叙事 植物、自然博物馆 文物古迹、古村古镇、崖/壁画、宗教庙宇、博物馆、会展中心、非遗 展示中心、地方特色餐馆、遗址公园、特色民俗及艺术形态 古渡口、纪念馆/园、古代陵寝、水利设施（水坝）、游乐场、黄河特色 时代风貌 民宿/农家乐、民俗体验馆、剧场/实景演出、图书馆、美术馆、艺术 黄河流域人地互动关系的呈现 馆、数字文化体验馆、科技馆、特色夜市、文创街区、文化广场/口袋 公园 注：1. 因本文分别对 41 个地市的 34 种文化舒适物进行采集，数据量较大，故根据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空间生产机理将其归为 3 类进行数据呈 现，并对具体类目附表说明。2. 因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尚在建设中，故仅就现有文化舒适物进行统计分析。3“. 地域生态”类文化舒适物中，“特色动 植物”因具体数量统计易引起最终统计结果偏差，故统计值为黄河流域特色动植物的种类。

陈 波 等：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空间生产机理及其场景表达研究 ·73· 表 3 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内主要地市文化场景描述 变异系数 0.070 文化场景维度 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内主要地市文化场景得分描述 0.062 一级维度 二级维度 0.028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数 标准差 0.054 原生性 0.560 0.008 保护度 0.548 0.370 0.477 0.033 0.017 自然生态 其特性 0.622 0.018 系统性 0.530 0.426 0.456 0.028 0.018 关联度 0.542 0.035 传统性 0.514 0.544 0.565 0.016 0.027 族群性 0.600 0.011 文化存续 活态化 0.466 0.427 0.457 0.025 0.030 原真性 0.590 0.017 连续性 0.501 0.516 0.533 0.004 0.026 公共性 0.592 0.043 便捷度 0.617 0.474 0.497 0.008 空间感知 多样性 0.509 参与度 0.544 0.552 0.579 0.010 正式性 0.517 0.424 0.438 0.008 0.489 0.530 0.018 0.446 0.466 0.013 0.565 0.582 0.006 0.552 0.597 0.018 0.474 0.489 0.008 0.489 0.529 0.014 0.397 0.422 0.018 变异系数可以表现出同一维度内数据的差异化程度，通过对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内主要地市在各维 度内得分进行变异系数计算，可以发现，变异系数最大的三个二级维度为原生性、保护度和系统性，均属 于“自然生态”维度，说明黄河流域内整体生态环境区分度较大；“文化存续”维度整体变异系数较小，说 明黄河文化在空间内存续情况良好，各地市文化标识的完整性较高，能够从整体上诠释黄河文化的内 涵。变异系数最小值为公共性维度，说明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开放性和普适性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三）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场景模式的实证研究 本文首先采用 Ward 法对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内主要地市进行分层聚类分析，在与主成分分析（Princi‐ ple Component Analysis，PCA）结果相互验证的基础上使用 SIMCA 14.1 进行正交偏最小二乘判别分析 （Orthogonal partial least-squares discrimination analysis，OPLS-DA），从 而 判 别 不 同 地 市 场 景 模 式 。 OPLS-DA 通过预设分组来去除自变量和分类变量无关的数据变异，实现多因变量对多自变量的回归建 模，挖掘组间差异程度［45］（P119-128）。经 permutation test 检验，R2 和 Q2 值均高于 0.7，说明模型拟合度 较好。此外，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各二级维度差异，通过事后多重比较得到存在显著差异的组别。 其次，本文采用定性比较分析（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QCA）探索导致特定一级维度结果 发生的各二级维度共同起作用的条件组合。李永发在《定性比较分析：融合定性与定量思维的组态比较 方法》中认为 QCA 包括清晰集（csQCA）、多值集（mvQCA）和模糊集（fsQCA）三种模式，本文基于研究目 的和研究对象，选择 csQCA 作为研究方法。 1. 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场景模式分析。从文化场景得分的分层聚类结果与 PCA 结果（图 2）来看，二 者对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内主要地市的场景划分结果一致。综合二者可得到如下信息： 首先，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内主要地市的文化场景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包括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甘 南藏族自治州、果洛藏族自治州、黄南藏族自治州、海南藏族自治州和阿坝县；第二类为郑州、济南、濮 阳、新乡、兰州、淄博、泰安、银川、鄂尔多斯、包头、聊城、滨州、开封、菏泽、东营、呼和浩特和德州；第三类 为运城、济源、渭南、三门峡、白银、洛阳、中卫、延安、焦作、吕梁、吴忠、忻州、临夏回族自治州、乌海、临 汾、榆林、石嘴山和巴彦淖尔。其次，三类文化场景模式主要在 PCA 第一主成分上形成差别，组内差异主 要体现在第二主成分上。其中，第一类地市在第二主成分上得分较高，显著区别于其他地市组，且组内 差异度较高，以循化撒拉族自治县最为突出；而第三类地市在组内则存在一定的同质化问题。

·74·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年第 5 期 图 2 黄河国家文化公园主要地市文化场景聚类 2. 不同地市文化场景模式确认及特征维度筛选。在文化场景模式初步区分基础上，本文采用 OPLS-DA（得分图和载荷图）筛选各场景的特征性维度（图 3）。得分图（a）与载荷图（b）象限相对应，如 第二类地市群（郑州、兰州、济南等）对应到载荷图上，体现为“公共性”“便捷度”和“参与度”对该类场景 的贡献度比较高。 表 4 列出了载荷图中 PQ1 和 PQ2 的值，用其绝对值表示各维度在文化场景模式区分上的重要性。 此外，因各组内样本数量不同，本文采用 Scheffe 雪费事后检验，以得到两两之间存在显著差异的组别 （用 1，2，3 分别代表三类地市组团，“-相连”表示二者具有显著性差异）。从表 4 可知，除关联度、族群性 和正式性维度外，其余各二级维度的显著性水平 p 值均小于 0.05，具有非常显著的统计学差异。在此基 础上，以 OPLS-DA 载荷绝对值大于 0.29、且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著为标准，筛选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场 景的特征性维度，可以发现，第一主成分重要变量依次为便捷度、系统性、保护度、原生性和奇特性，主要 归属于“自然生态”维度；第二主成分重要变量为活态化，属“文化存续”维度的指标。而事后多重比较结 果显示三类场景模式在原生性、保护度、奇特性、关联度、原真性、公共性和便捷度上统计学差异非常显 著。 3. 各维度内组态分析。基于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场景模式分类和特征维度，以平均数作为 csQCA 的

陈 波 等：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空间生产机理及其场景表达研究 ·75· 图 3 黄河国家文化公园主要地市文化场景模式特征性变量 图 4 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场景“自然生态”维度组态分析

·76·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年第 5 期 一级维度 表 4 黄河国家文化公园主要地市文化场景模式的特征维度 自然生态 二级维度 OPLS-DA 单因素方差分析 文化存续 p 原生性 PQ1 载荷 PQ2 载荷 F Post-hoc tests 空间感知 保护度 59.526 1.9547E-12 1-2；1-3；2-3 其特性 0.300 0.052 182.401 3.3048E-20 1-2；1-3；2-3 系统性 73.225 9.2095E-14 1-2；1-3；2-3 关联度 0.315 0.114 137.033 4.2188E-18 1-2；1-3；2-3 传统性 0.420 族群性 0.299 0.146 13.323 0.660 1-2；2-3 活态化 2.919 0.000041 原真性 0.315 0.064 3.980 1-2 连续性 31.739 0.066 1-2；1-3；2-3 公共性 -0.000 -0.524 24.614 0.027 便捷度 15.024 7.8489E-9 1-2；2-3 多样性 0.217 0.201 123.998 1.3915E-7 1-2；1-3；2-3 参与度 5.907 0.000016 1-2；1-3；2-3 正式性 -0.064 0.311 70.249 2.2134E-17 3.105 0.006 1-2 0.108 0.299 1.7172E-13 1-2；1-3 0.056 0.280 0.160 0.250 -0.209 -0.225 0.115 -0.318 -0.013 0.145 -0.162 -0.271 -0.065 0.123 0.586 图 5 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场景“文化存续”维度组态分析 图 6 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场景“空间感知”维度组态分析 二分赋值依据，用“1”表示存在，“0”表示不存在，赋值形成真值表，并导入软件 Tosmana。经检验（图 4— 图 6），仅出现“0”“1”“R”图例内容，说明不存在矛盾组态，可以通过布尔运算进一步得到复杂解、中间解

陈 波 等：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空间生产机理及其场景表达研究 ·77· 和简约解。本文选取中间解和简约解进行结果的解释。 在“自然生态”维度，条件组合分析结果形成 4 条组合路径，整体覆盖率和一致率为 1。路径 3 构成了 影响“自然生态”维度结果最有力的条件组合，可以解释 66.7% 的案例。由路径可知，原生性和保护度发 挥主导性作用，奇特性和系统性发挥类似作用。落实在空间生产机制上，主要体现为黄河国家文化公园 的物理空间保持固有的自然环境样态不受过多商业侵蚀至关重要，而黄河地域特色、生态涵育和生态可 持续需在原生环境基础上进行有机综合，即重点对山川草原、森林湿地等自然物进行原生态保护。 “文化存续”维度共生成 5 条路径，整体一致率和覆盖率为 1。路径 2 解释 38.7% 的案例，其中非原真 性与非连续性在该维度内起主导作用，非活态化和族群性发挥类似作用。路径 1 和路径 5 形成了参照 组，以“传统性缺失、活态化必备”为前提，族群性、原真性和连续性构成了一组相反条件，且在各自路径 内须同时存在。在空间生产机制上主要体现为黄河文化符号通过不间断的存续所建构起的象征意义系 统在当下和未来的时间维度投射；即重点关注“文化遗产及其民族语言文字、舞蹈、音乐、图案与雕塑、装 饰与服饰、图像与景观等生活场景”［46］（P89-100），及其组成的价值观体系和族群记忆的传承、原真维系； 或对文化符号进行创新性开发，转化路径可以分为突出原有族群特征和大胆进行普适化更新。 “空间感知”维度条件组合形成 4 条路径，覆盖率和一致率均为 1。路径 2 解释率达到 70.6%，其中公 共性、多样性和非正式性起主导作用，参与度辅助感知实现。路径 2-4 中，公共性与正式性均互斥。当正 式性作为核心要素时，甚至导致公共性要素缺失。在空间生产机制上表现为群众在交流与互构过程中， 通过肯定公共权力和使用多元文化设施，形成“自我—事件—记忆”关联，具象化族群文化认同和归属的 唤醒机制，塑造文化身份；机制空间的设计要理清公众开放普适和特定标准化引导之间的侧重问题。 四、主要结论与建议 城镇化持续推进和社会经济发展引至个体表达意识强化、乡村依附性、城乡间人口较大规模流动， 此类问题不断冲击、解构和重塑着我国社会的基本形态，产生大量的非适应性问题，需从文化认同出发， 应用场景强大的架构能力，打造“有温度”的空间集合体。黄河国家文化公园作为涵育黄河生态和打造 黄河文化地标的重要举措，有助于增进区域合作，强化民族文化认同，有力推动文化强国总目标的实现。 空间生产与文化场景嵌合形成了黄河国家文化公园运行的内生动力，从内部结构看，“物理空间”对 应“自然生态”，关切大尺度的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涵育和基础设施优化；“精神空间”对应“文化存续”维 度，探究黄河文化象征符号的具像表征和活态存续；“机制空间”对应“空间感知”，着重“人—地—事”互 动进程中的多元关系和自我身份建构。从外部结构看，国家文化公园从本质上为群众提供了不同层次 的公共文化消费产品，客观的物质环境和设施通过活动参与进入群众的感知系统，与其前见及想象融合 产生文化共鸣，进而形成个体特有的主观情绪和态度，外化为行为反馈，并反作用于黄河国家文化公园 的后续发展（图 1）。本文以空间生产内生动力和场景表达外在承载的齿轮结构解析了黄河国家文化公 园的运行框架，通过数据实证，得到了场景表达的特征维度及其效能组态。 （一）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场景特征 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凝集从许家窑遗址到陶寺遗址的文明曙光，汇聚了郑州、西安、洛阳、开封等历史 名城，聚居着藏族、回族、蒙古族、汉族等诸多民族，见证了中国历史演进的重要节点。 1. 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历史叙事。黄河文化分为“三秦文化、中州文化（狭义上的中原文化）、齐鲁 文化三个核文化区和三晋文化、燕赵文化、河湟文化三个文化亚区（或称次文化区）”［47］（P134-139），具体 到黄河上游又分为“河湟文化、陇右文化和河套文化”［48］（P154-461）。各文化区内地理环境、语言、民俗 艺术、宗教信仰、道德规范和心理性格相似度高，文化特性具有强认同性和趋同性；而文化区之间边界模 糊，动态变化，彼此交融。从黄河国家文化公园主要地市文化场景模式聚类来看，三类地市群与文化区 存在一定的重叠关系。第一类地市群主要集聚于河湟文化区，主要位于青海省内；第二类除兰州、银川、

·78·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年第 5 期 鄂尔多斯、包头和呼和浩特外，主要集聚于齐鲁文化区和中原文化区（部分），位于山东省和河南省东部 黄河沿线区域；第三类主要集聚于河套文化、三秦文化、三晋文化和中原文化的交汇区，位于内蒙古、陕 西省、山西省和河南省西部黄河沿线。因此，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可将代表性文化符号化归于三类文化区 进行具象化解读，以此反映黄河文化的交融演进，形成传统文化向现代表达的时间过渡。 2. 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时代特征。受黄河自然形态的影响，黄河国家文化公园整体呈现出条带状、 散点式和开放性的特征，辽阔的流域面积、区域间较大的经济发展差异和横跨的多个文化区都加大了一 次性统一建设的难度。根据文化场景模式特征性维度分析，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内主要地市文化场景模 式可归为：自然生态型场景（第一类地市群）、便捷参与型场景（第二类地市群）和传统赓续型场景（第三 类地市群）三类。各类场景组团内部文化和社会结构相似度高，可打破行政地理边界限制，以文化场景 核心要素为引领，区域内加强跨省合作，共享客源、共享收益、共担风险；区域间差异化发展，根据不同场 景表达特征维度，持续强化代表性文化符号，形成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内“和而不同”的文化表征系统。而 以城市群为依托，明确各组团功能定位，也暗合了习近平新时代空间经济思想的基本内涵［49（］ P14-19）。 （二）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场景优化的三个维度 黄河国家文化公园作为公共文化空间形态的新探索，是新时代弘扬黄河优秀传统文化，打造黄河精 神标识，推动文化强国建设的重大工程之一。其场景表达各维度组态分析显示，原真性、保护度、活态 化、公共性和多样性成为建设重点方向，而这也体现出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宗旨。 1. 高度凝练文化符号及认同体系。黄河国家文化公园主要包括两方面核心资源：一是黄河水文地 理资源，二是黄河精神资源。黄河带给先民的福祉与苦难，人类在与自然共进中的坚韧与开拓，历史长 河中形成的社会仪规、日常起居、风土民俗和价值取向都内化成为民众的文化基因，而在此基础上形成 的文化认同也就有了一种“超我”式号召力。因此，构建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应优先在有合作基础、场景 表达相似的组团内部构建文化共同体子系统，明确文化场景特征，将文化生态、文化遗产与地市群性格 及其在公园整体建设中承担的功能结合起来，形成差异化优势。 2. 多元优化舒适物的场景布局。文化场景的表达是对文化舒适物的有机调试和组合搭配。首先， 深度推进黄河水文及周边环境治理；其次，改善基础设施条件，打通区域间交通路网体系，区域内各点要 结合标志文化符号形成统一标准，建立一套视觉基础识别、园区服务、业务操作等规范化手册。此外，构 建各地市组文化舒适物数据库，持续优化舒适物类目，同时打造虚拟场景云端，一体覆盖多种数据，集成 多元业务，并成立统一的后台管理系统，共建共享共同维护相关数据。 3. 精准锚定居民及游客获得感和幸福度。消费主义导致的空间同构及碎片化问题日渐凸显，需在 有限的物理空间内呈现富有特色的文化符号，以激活消费者的空间感知并完成其自我身份建构。黄河 国家文化公园内存在两组感知主体：即本土居民和外来游客，二者参与空间生产的目的不同也决定了其 感知重点有异。首先，对本土居民而言，黄河国家文化公园是其日常生产生活的基本空间，特色民俗及 文艺形式亦是其常规化的娱乐或祭祀方式。居民的感知重点更多侧重于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对高质量 公共文化服务的需求、对自我身份建构和文化认同的需求，因此，关注本土居民的获得感，加快弥合城镇 化带来的非适应性和空间安全感弱化问题是建设的重中之重。需通过从“功能性导向”向“文化性导向” 转向，丰富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形式，以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为契机，发挥文化集聚效应、打造特色文化 形象、创新产业形态、优化居民收入结构、提高其经济营收能力，使文化真正发挥地区发展的引擎作用。 其次，对外地游客而言，黄河国家文化公园是新型文化消费空间，区域内具有原真性的“黄河气质”、民族 记忆、文化符号是形成旅游者感知的重点，并依赖于文化舒适物得以呈现。随着我国国民素养的普遍提 高，“宏大叙事”的场景营造模式自是题中要义，但也对“小微空间”的精细化营造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可 通过定制化的消费形式、差异化休闲内容来精准匹配消费者需求，以高质量场景及智慧化服务来增强游

陈 波 等：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空间生产机理及其场景表达研究 ·79· 客的主观感受，进而形成黄河文化的感召力。 本文对空间生产和场景理论在我国国家文化公园中的应用研究做出了补充，并以黄河国家文化公 园为研究案例提出了新的研究框架和数据实证。但受限于国家文化公园作为新概念在理论研究上尚处 于起步阶段，且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并未建设完成，本研究需进一步深化以下三方面内容：一是需要深化 细化理论逻辑链条；二是随着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基础数据需持续更新优化；三是对“空间感知” 还需要进一步从群众感知的角度加以完善。 参考文献 [1] 张玫 . 建设黄河国家文化公园 弘扬黄河文化 . 中国旅游报，2021-08-27. [2] 吴军 . 场景理论：利用文化因素推动城市发展研究的新视角 . 湖南社会科学，2017，（2）. [3] 吴殿廷，刘宏红，王彬 . 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的现实误区及改进途径 . 开发研究，2021，（3）. [4] 龚道德 . 国家文化公园概念的缘起与特质解读 . 中国园林，2021，（6）. [5] Charles Flink, Robert Searns. Greenways. Washington: Island Press, 1993. [6] 李飞，邹统钎 . 论国家文化公园：逻辑、源流、意蕴 . 旅游学刊，2021，36（1）. [7] 程惠哲 . 从公共文化空间到国家文化公园 公共文化空间既要“好看”也要“好用”. 人民论坛，2017，（10）. [8] 刘晓峰，邓宇琦，孙静 .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省域管理体制探略 .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2021，（3）. [9] 田林 .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滨水景观营造方法探究 . 美术观察，2021，（10）. [10] 王秀伟，白栎影 .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逻辑遵循与路径探索——文化记忆与空间生产的双重理论视角 . 浙江社 会科学，2021，（10）. [11] 彭兆荣 . 文化公园：一种工具理性的实践与实验 . 民族艺术，2021，（3）. [12] 程遂营，张野 . 国家文化公园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 旅游学刊，2022，（2）. [13] 亨利·列斐伏尔 . 空间的生产 . 刘怀玉等译 . 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 [14] 大卫·哈维 . 地理学中的解释 . 高泳源、刘立华、蔡运龙译 .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15] 爱德华·苏贾 . 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 . 王文斌译 .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16] 朱萌 . 空间生产视角下城市社区网络的构建与重塑——基于 T 市 B 社区的案例研究 . 社会建设，2021，（6）. [17] 操小晋，朱喜钢，余思奇等 . 基于场域理论的后单位社区空间生产研究——以徐矿社区为例 . 热带地理，2022，（4）. [18] 谢欣然 . 从“资本逻辑”走向“人本逻辑”——当代城市空间的伦理演变及其中国实践 . 人文杂志，2021，（1）. [19] 陈建华 . 中国城市空间生产与空间正义问题的资本逻辑 . 学术月刊，2018，（7）. [20] 孙全胜 . 城市空间生产批判及其对中国城市化的启示 .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6，（6）. [21] 陈波 . 基于场景理论的城市街区公共文化空间维度分析 . 江汉论坛，2019，（12）. [22] 王淑娇，李建盛 . 城市历史空间再利用与城市文化空间生产——以成都宽窄巷子为例 . 中华文化论坛，2018，（1）. [23] 林继富“. 空间赋能”：融入乡村振兴的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 . 西北民族研究，2021，（4）. [24] 陈晓华，黄永燕，王锈贤 . 城空间生产视角下的传统村落空间转型过程、特征与机制——以黄山市卖花渔村为例 . 热带 地理，2022，42（1）. [25] 朱晓翔，乔家君 . 乡村旅游社区可持续发展研究——基于空间生产理论三元辩证法视角的分析 . 经济地理，2020，（8）. [26] 魏萍，蔺宝钢，张晓瑞 . 基于空间三元辩证法的城市周边旅游型乡村公共空间生产研究——以西安地区清水头村为 例 . 人文地理，2021，（5）. [27] 董宝玲，白凯，陈永红 . 多元权力主体实践下民族村寨的旅游空间再生产——以贵州肇兴侗寨为例 . 热带地理， 2022，42（1）. [28] 特里·N. 克拉克 . 场景理论的概念与分析:多国研究对中国的启示 . 李鹭译 . 东岳论丛，2017，（1）. [29] 特里·N. 克拉克 . 场景：空间品质如何塑造文化生活 . 祁述裕、吴军、刘柯瑾等译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30] 吴军 . 文化动力：一种解释城市发展与转型的新思维 .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5，（4）. [31] 周详，成玉宁 . 基于场景理论的历史性城市景观消费空间感知研究 . 中国园林，2021，（3）. [32] 黄晓琴 . 基于场景理论建构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研究 . 美与城市（时代版），2021，（6）. [33] 李明，邢雪娥 . 基于文化场景理论视角下的乡村文化场景构建 . 宿州学院学报，2021，（2）. [34] 黎玲 . 乡村文旅融合对游客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基于场景理论的实证分析 . 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21，（4）.

·80·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年第 5 期 [35] 钟晟 . 文化共同体、文化认同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 江汉论坛，2022，（3）. [36] 汪明峰，周媛 . 权力——空间视角下城市文创旅游空间的生产与演化——以上海田子坊为例 . 地理研究，2022，（2）. [37] Michel Foucault. Space, Knowledge and Power // James Faubion. Power: Essential Works of Foucault（1954-1984）, Vol‐ ume 3.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86. [38] 郭文，王丽 . 文化遗产旅游地的空间生产与认同研究——以无锡惠山古镇为例 . 地理科学，2015，（6）. [39]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 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 .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官网，2019-12-05. [2022-04-13] http://www.gov.cn/xinwen/2019-12/05/content_5458839.htm. [40] 陈波，林馨雨 . 中国城市文化场景的模式与特征分析——基于 31 个城市文化舒适物的实证研究 . 中国软科学， 2020，（11）. [41] 傅才武 . 文化空间营造：突破城市主题文化与多元文化生态环境的“悖论”. 山东社会科学，2021，（2）. [42] 刘承恺，钟香炜 . 艺术介入社区更新的身体感知研究 . 装饰，2021，（1）. [43] 吴良镛 . 广义建筑学 .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 [44] Stephen Carr, Mark Francis, Leanne Rivlin. Public Spa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45] Johan Trygg, Svante Wold. Orthogonal Projections to Latent Structures (O-PLS). Journal of Chemometrics, 2002, 16(3). [46] 傅才武 . 论文化和旅游融合的内在逻辑 .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3（2）. [47] 徐吉军 . 论黄河文化的概念与黄河文化区的划分 . 浙江学刊，1999，（6）. [48] 张祝平 . 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时代价值、基本原则与实现路径 . 南京社会科学，2022，（3）. [49] 周韬 . 习近平新时代空间经济思想的全新内涵与特质 . 特区经济，2018，（10）. Space Production and Scene Manifestation of the Yellow River National Cultural Park Chen Bo，Pang Yating（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 Chinese national memory and cultural symbols are integrated in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Yel‐ low River National Culture Park, which is also meaningful for cultural inheritance, confidence and identity . As a new public cultural space concept native to China, its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empirical analysis has a broad scope and important research values. In terms of working mechanism, the Yellow River National Park has developed a framework of gear structure, which takes space production as the internal driving force and scene manifestation as the external bearing, More specifically, this framework consists of three cultural scene models, namely, natural ecology scene, convenient participation scene, and traditional continuation scene; and the combination of scene dimensions is also classified. The clusters of scenes overlap with the culture zones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and each scene cluster has its own similarities. Cultural identity can be fur‐ ther strengthened through scene creation, which includes enhancing the supply of amenities in the dimensions of authenticity, conservation, liveness and diversity, building cross-reginal cooperation mechanism, and an‐ choring the public's sense of fulfillment. Key words National cultural park; the Yellow River civilization;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scene mani‐ festation ■ 收稿日期 2022-07-06 ■ 作者简介 陈 波，管理学博士，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 武汉 430072； 庞亚婷，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 责任编辑 何坤翁

第 75 卷第 5 期 2022 年 9 月 Vol. 75 No. 5 Sept. 2022 081~090 DOI：10.14086/j.cnki.wujss.2022.05.007 认识与语言分析 王路 摘 要 哲学是关于认识本身的研究，认识论如此，本体论和分析哲学也是如此。哲学 在探讨认识的过程中会借助语言，分析哲学如此，传统哲学亦是如此。认识有经验和先验两 个层面，哲学研究会涉及经验层面，但主要是研究先验层面，即认识的运作方式。哲学研究 一方面会借助语言，另一方面也会借助逻辑的理论方法：前者是经验的，后者是在哲学讨论 中形成的，是与有效推理相关的，因而是与认识相关的，故也是先验的。 关键词 认识；逻辑；语言分析；先验性 中图分类号 B016；B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22）05-0081-1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1\&ZD050） 自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是”以来，认识论逐渐成为哲学讨论的话题。人们称此前的哲学为本体论， 认识论与它形成区别。分析哲学产生之后迅速成为潮流，与认识论形成区别。“哲学的根本任务是对语 言进行逻辑分析”的口号风靡一时，语言分析也成为一种普遍的方法。20 世纪 60 年代，盖提尔的一篇短 文使认识论问题重新成为研究的重点和热门话题，至今不衰。 随着改革开放，除了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蓬勃发展之外，中国对认识论的研究也在努力与国外 同步。在相关研究中，国内学界使用两个词，一个是“知识论”，一个是“认识论”，而且似乎更愿意使用前 者。特别是今天，科学技术飞速发展，新成果层出不穷，令人目不暇接，克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也纷纷 成为知识论研究或以知识论为名的研究所考虑的对象。 “认识论”一词的英文是 epistemology，来自希腊文的 epistemy，“知识论”一词的英文是 theory of knowledge，大体相当于前者的翻译。Knowledge 的词根是 know，有知道、认识的意思，也应该译为“认 识”，或者说，译为“认识”也不错。相应的德文词复杂一些，有两个词，一个是 wissen，意思是知道，一个 是 erkennen，意思是认识。假定这些情况都是清楚的，不必讨论，则可以假定“知识论”与“认识论”的字 面意思差不多①，我们不再对它们做出区别。 早在 20 多年前我即提出，本体论、认识论和分析哲学都属于形而上学，是形而上学的三种不同形态。 我还指出，西方哲学是一种最宽泛的知识论意义上的研究。今天我则明确指出，哲学就是形而上学，它 是关于认识本身的认识。我区别哲学与加字哲学，并且认为，形而上学研究是先验的，加字哲学研究是 经验的，二者形成区别。本文想要说明的是，不仅认识论是与认识相关的研究，而且本体论和分析哲学 也是与认识相关的研究；不仅分析哲学采用语言分析的方法，而且传统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研究也采用语 言分析的方法。在不同时期不同形态的哲学研究中，尽管对认识的表述和强调有所不同，语言分析的方 ① 例如，罗素认为知识论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科学对世界做出的描述“，世界包含着一种被称为‘认识’的现象”［1（］ P5），另一种是“对被认作知识的东 西进行一种批判性的审查”，这“也就是人们所说的‘认识论’”［1（］ P8-9）。译文中的“知识论”和“认识论”，原文分别为 theory of knowledge 和 epis‐ temology；“认识”的原文则是 knowing［2（］ P12，15）。knowing 是动词 know（知道）的动名词形式，knowledge 则是 know 的名词形式。这些词的意思 应该是一样的，至少大体上一样的。

·82·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年第 5 期 式呈现得强弱也不一样，但是，这两个特征，即对认识的表述和强调，对语言的借助和分析始终是存在 的。这就说明，哲学研究，或者至少形而上学研究，是与认识相关的，是借助语言分析来进行的。我认为 对这两点的认识是有意义的，它不仅可以使我们更好地认识哲学的方式，而且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哲 学的性质。 一、关于认识的论述 近代以来，谈论认识成为普遍现象。人们探讨认识的现象和来源，划分认识的层次，试图揭示认识 的实质。比如洛克谈论认识的等级［3］（P520-529），康德区别认识的层次，并明确提出感性和知性的区 别①。正是这样的认识，导致人们明确地将认识作为哲学研究的对象确立下来。比如康德认为，我们的 知识有来自经验的，也有独立于经验的，后者被称为先验的知识，这使两种知识形成区别。他还把与“关 于对象的认识方式（Erkenntnisart）”的知识相关的研究称为先验的，并明确地说，“这样一些概念的体系 可以叫做先验哲学”［5］（P48）［6］（P63）。有了这样明确的关于认识的谈论，并如此明确地确立与认识相关 的研究方向，获得“认识论”这样的称谓乃是毫不奇怪的。因此，近代哲学关于认识的论述不必多说，需 要说明的是近代以前和以后的哲学。 近代以前的哲学常常被称为本体论。中译文中的“体”字，使人形成一种物化的感觉，似乎这是一种 关于具体事物的研究。“本”字则更是强化了这一感觉和倾向，结果字面上即与“认识论”形成鲜明区别。 实际上，该词的英文 ontology，词根 on 来自希腊文，系词 einai 的第三人称动词的分词形式，字面意思乃是 “是”，ontology 的字面意思则是：与“是”相关的学说。所以，这个词与“体”根本没有什么关系。假定“本 体论”不过是一个译名，意思是清楚的，我们则需要讨论，为什么说它也是关于认识的研究。 柏拉图的研究是与认识相关的。当代柏拉图研究则使人们认识到，柏拉图的“x 是什么？”之问乃是 典型的求知之问，体现的是关于认识的思考，追求的是认识的确定性与真。他关于知识和意见的区别， 关于“是”与“不是”、“知”与“不知”、“真”与“假”，关于“显得像是”“好像是”而“不是”的探讨，为后来关于 认识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奠定了基础。盖提尔问题则使人们把关于认识的问题追溯到柏拉图，并 认为他关于认识的研究不仅是无疑的，而且具有起源的性质。此外，“本体论”一词虽然也可以用于柏拉 图的理论，但主要不是来自对他的哲学的称谓，而是来自对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和在其基础上形成的 哲学的称谓，因此，我们这里不考虑柏拉图，而主要看一下亚里士多德的论述。 亚里士多德提出形而上学要研究“是本身”，从而将“是”这一概念凸显出来，并提升到核心地位。围 绕这一概念，他谈论“是”这个词的多义性，谈及“是什么”和质、量等诸范畴，并从“是什么”提到“实体”， 从“是本身”谈及第一原理和原因。在相关论述中，他有一段提纲挈领的说明： 现在，“第一性”是在许多意义上使用的。然而，在各种意义上，实体都是第一性的，无论 是根据定义，还是根据认识和时间。因为没有东西能够与其他种类的规定性分离；只有实体 可以做到这一点。因此实体根据定义也是第一性的。因为在定义中必须包含着实体的定义。 而且我们认为，当我们知道一事物是什么，比如人是什么，火是什么，而不是仅仅知道它的质， 它的量，或它的地点的时候，我们才最完全地知道它。因为我们只有知道量或质是什么，才能 知道这些性质。这个早就提出并且仍在提出而且总是要提出的问题，这个总是充满疑问的问 题，即“是乃是什么？”，恰恰是这样一个问题：实体是什么？［7（］ P1028a30-1028b5） 这段话的重点显然是实体，特别是最后，将关于“是”的发问转到关于实体的发问，一方面凸显和确 定了实体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说明亚里士多德要通过探讨实体来探讨“是本身”。仔细一些还可以看 ① 康德最多时在认识层次上分出七个层次［4（］ P63）。

王 路：认识与语言分析 ·83· 出，在关于实体的说明中，两次提到认识。一次是在关于实体的第一性的说明中，其中提到定义、认识和 时间。假如说这里似乎只是提了一下认识，还看不出非常明确的关于认识的论述，那么在另一次说明 中，即在关于实体的定义的说明中，则明显地谈论了认识，尤其是其中说到，“我们只有知道一事物是什 么……我们才最完全的知道它”［7（］ P1028a35），显然是在谈论如何认识事物。这就说明，亚里士多德关于 实体的探讨以及由此关于“是本身”的探讨，乃是关于认识的探讨，与认识直接而密切相关。加上《形而 上学》开篇所说的“求知是人类的本性”［7］（P980a），则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是与 认识相关的学说。 国内学界总是有人认为，“是”乃是逻辑的理解，而存在是哲学的理解。我则认为，亚里士多德逻辑 的核心句式是“S 是 P”，与其形而上学的“是本身”字面上即是相通的。我还强调，这不是简单的翻译问 题，而是如何理解西方哲学的问题。这里，借助关于认识的讨论，同样可以说明这一问题。亚里士多德 逻辑的核心和主要成果是三段论，它提供了亚里士多德关于有效推理的看法，也为亚里士多德谈论证明 提供了基础和帮助，比如亚里士多德认为，三段论的中项即是原因。因此，三段论不仅为科学证明提供 帮助，而且可以对认识提供帮助。比如亚里士多德认为： 我们假定，如果我们认为我们知道事实依赖的原因，我们就拥有对一事物绝对的科学认 识，这与偶然地认识它形成对照。因为该原因是这个事实的而不是其他事实的，而且这个事 实只能是如其所是。科学认识就是这样的。因此，绝对科学知识的恰当对象就是某种只能是 如其所是的东西。［8（］ P71b10） 类似的论述在《后分析篇》比比皆是，仅以这一段为例即可以看出，这是关于认识的论述，不仅谈及 对事实的认识，而且谈及科学认识，特别是区别偶然认识与绝对的认识，并借助这样的区别来说明科学 认识。还应该看到的是，这是《后分析篇》中的论述，而不是《形而上学》中的论述。这就说明，不仅在哲 学著作中，而且在逻辑著作中，亚里士多德都有关于认识的论述。所以，亚里士多德的逻辑也是与认识 相关的。即便只把《前分析篇》看作逻辑著作而不把《后分析篇》看作逻辑著作，至少也可以认为，逻辑是 与认识相关的，基于逻辑无疑是可用谈论认识的，而且亚里士多德不仅是这样做的，他还有非常系统的 这样的论述。 分析哲学有着非常鲜明的特征，与传统哲学形成清晰的区别，人们称它的主要特征为语言分析。分 析哲学家们相信，我们关于世界的认识都是通过我们的语言表达的，因而可以通过分析我们的语言以达 到关于世界的认识。因此，语言分析和认识在分析哲学家的著作中乃是贯彻始终的。维特根斯坦说，我 的语言的界限意谓我的世界的界限。戴维森说，我们共有一种语言，也就共有一幅关于世界的图景；我 们显示语言的大部分特征，也就显示了实在的大部分特征。所以，研究形而上学的一种方法便是研究我 们语言的一般结构。达米特说，一种认识论的研究（在它的背后有一种本体论的研究）是能够通过一种 语言的研究来回答的。奎因在对自己《真之追求》一书的说明中说，该书要整理、概括和清晰阐述他“关 于认识意义、客观所指和知识基础方面各种不同的相互交叉的观点”［9］（序 P28），足见凸显的是真，探讨 的依然是认识；该书第一、二两章的题目是“刺激与语言”和“观察句”，显示出其从语言出发的特征，但刺 激和观察两词则显示出其语言论述是与认识相关的。可以说，分析哲学家关于语言分析和认识相关的 论述俯拾皆是。在弗雷格那里，相似的论述就更多了。 众所周知，《论涵义与意谓》是弗雷格的名篇，也是分析哲学的名篇。它探讨了句子的涵义和意谓， 专名的涵义和意谓，其相关论述包括思想和方式，也成为分析哲学的经典。但是该文始终是与认识相关 的。它的开篇即谈到“a=a”和“a=b”是不是“具有不同认识价值的句子”，是不是“十分有意义地扩展了我 们的认识”［10（］ P95），通过关于涵义和意谓的探讨，它在结束时说：

·84·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年第 5 期 如果我们发现“a=a”和“a=b”一般有不同的认识价值，那么这可以解释如下：对于认识价 值来说，句子的涵义，即句子中表达的思想，与它的意谓，即它的真值，得到同样的考虑。如果 现在 a=b，那么尽管“b”的意谓与“a”的意谓相同，因而“a=b”与“a=a”的真值也相同，但是“b”与 “a”的涵义却不相同，因而“a=a”表达的思想与“a=b”表达的思想也不相同。这样，这两个句子 的认识价值也不相同。［10（］ P119） 这段话与开篇的论述相呼应，再次谈论“a=a”和“a=b”的认识价值，并基于全文的论证而阐明它们具 有不同的认识价值。这段话的意思非常明确，即便不考虑该文探讨的是什么，也不参照该文的探讨方 式，仅从这段话即可以看出，该文的论述是与认识相关的。参照该文的内容和论述方式则可以看出，它 探讨了句法和语义的区别和关系，句子和句子所表达的东西的区别和关系，句子构成部分的语义值与句 子真值的区别和关系，所有这些都涉及语言分析，都是基于语言分析进行的。在我看来，弗雷格的这篇 文章堪称分析哲学的典范：不仅其中提出的观点成为分析哲学的基本观点，其探讨问题的方式成为分析 哲学的基本方式，而且直言语言分析与认识之间的关系，并将这一关系凸显出来，从而显示出分析哲学 的形而上学特征。 综上所述，哲学与认识相关，不仅认识论是如此，本体论和分析哲学也是如此。对这一点我们应该 有清楚的认识。 二、语言分析的特征 分析哲学对语言进行分析的特征非常明显，这一点仅从前面关于认识的论述也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相比之下，传统哲学中语言分析的特征就不是那样明显。为了更好地揭示和说明传统哲学中语言分析 的情况，有必要就语言分析的特征做一分析。 一般来说，语言分析就是要考虑语言，借助关于语言的考虑来说明问题。具体而言，关于语言的考 虑又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是对语言表达方式的考虑，包括关于句法的考虑，二是举例说明。比如弗雷格 关于“a=a”和“a=b”的说明，就体现了句法方面的考虑，而他举的例子“晨星是昏星”则同样出名。又比如 罗素的摹状词理论，该理论被称为哲学分析典范，它一方面有句法方面的考虑，包括摹状词的表达形式 以及如何消去摹状词，另一方面也有举例说明。而且，罗素举的两个例子“《威佛利》的作者是司各特”和 “当今法国国王是秃子”也非常出名，它们都受到了批评。当然，进一步分析还可以看出，关于句法方面 的分析是依据逻辑理论的，即分析哲学所说的，不是单纯的语言分析，而是对语言进行逻辑分析。罗素 在对批评的回应中说，例子的问题属于自然语言，而他的理论本身没有问题。我认为这两点认识是有意 义的。例子是常识性的、经验性的，逻辑理论是科学性的、先验的。这两点认识有助于说明所讨论的问 题。对我们这里的研究来说，它们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和分析传统哲学中语言分析的特征，从而可以 更好地、更深刻地认识传统哲学。明确了这两点认识，在下面的讨论中，我们不考虑举例说明，只考虑理 论性方面的说明。 在近代哲学中，与语言相关的讨论非常多。比如洛克的《人类理解论》第 3 卷“通论文字或语言”，直 接谈论语言；莱布尼兹的《人类理解新论》则在相同的标题下讨论了相同的问题，并明确说，语词就“是用 来代表和说明观念的”［11］（P28）。所以，字面上是谈论语言，实际上却是在探讨认识，通过关于语言的探 讨而对认识做出说明。康德的范畴表基于判断表，所列出的 12 个概念实际上基于判断表的 12 个概念， 比如量的范畴“全”“多”“一”来自判断的量“全称的”“特称的”“单称的”，后者则是对判断表达方式的说 明。由于逻辑理论揭示的表达方式与自然语言的表达方式是一样的，因此这些说明是逻辑的，同时也是 语言的。此外，近代哲学中有许多关于系词的讨论，“系词”这一概念无疑是语言层面的。比如洛克和莱 布尼兹有关于系词的论述，康德的判断表中“肯定的”和范畴表中“肯定”也都是与系词相应的概念。不

王 路：认识与语言分析 ·85· 仅如此，康德还有著名的论断：“是”不是谓词，而是系词。而在黑格尔哲学体系中，“是”则变成一个初始 概念，与“不者”和“变”一道构成他的逻辑和哲学基础。所有这些都与逻辑形式有关，实际上也与语言形 式相关。比如黑格尔说： 判断是主词和宾词间的同一关系，在那里，判断把主词所具有的比宾词更多的规定性抽 去，正像它也把宾词比主词更广的［外延］抽去一样。但是，假如内容是思辨的，那么，主词与 宾词的不同一，也是本质的环节，不过这个环节并没有在命题中表现出来而已。近来的哲学 有许多地方，在不熟悉思辨的人看来，似乎很光怪陆离，这大多是由于用简单的判断形式来表 现思辨的结果。［12（］ P80） 这段话明确谈到主词和宾词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这显然是通过系词来实现的，也就是说，这段话 没有谈到系词，却是基于系词而谈论的。所以，这段话关于语言的考虑是非常明显而清楚的。此外，这 段话在批评他人的观点，这说明，被批评的观点是借助关于语言的考虑而阐述的。黑格尔同样借助关于 语言的考虑，一方面指出他人观点的问题，另一方面说明自己的观点。这就清楚地表明，近代哲学中有 非常清楚的关于语言的考虑，而且这种考虑是基于逻辑理论的。 逻辑、语法、修辞是中世纪神学院的必修课，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近代，所以人们对语言和语法的认 识获得了长足的进步。主词、谓词（宾词）、系词、判断、命题等术语频繁使用，已经成为常识。所以，近代 哲学有非常清楚的关于语言的考虑，乃是自然的事情，与逻辑和语言学的发展也是分不开的。所以，认 识近代哲学中关于语言的考虑并不是什么难事。相比之下，认识古代哲学中关于语言的考虑就不是那 样容易了，因为上述语言学方面的用语尚未完全出现，因而从术语使用上，追寻明显的关于语言方面的 考虑乃是比较困难的事情。但是，假如人们没有进行过这些术语意义上的考虑，这些术语又是如何产生 的呢？换句话说，如果认识到这些术语一定是通过对相关问题的研究而形成的，那么就会相信，在这些 术语产生之前，一定会有对这些术语所表达的东西的思考。也就是说，人们使用这些术语时会明确考虑 它们涉及的问题，不使用这些术语时依然可能会进行相关的考虑。这样的考虑依然会是与语言相关的， 也一定会是语言层面的，是关于语言的考虑。认识到这一点也就可以认识到，即使在古代哲学中，我们 依然可以看到关于语言的考虑。让我们以亚里士多德的论述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亚里士多德关于语言的论述非常多，既有一般性的论述，也有基于逻辑理论的论述。比如他说，语 言是心灵的符号，文字是说出的词的符号，这显然是一般性的说明。又比如他的四谓词理论，这显然是 关于谓词的说明，说明中涉及与主词的关系，因此也会与主词相关；在此基础上再区别出十个范畴，这就 说明，他的范畴理论是与谓词相关的，因而也是与语言相关的。这无疑是基于逻辑理论的说明。此外， 亚里士多德还有一些说明，表面上是一般性的，与常识相符，实际上却是基于理论的。比如下面的论述： 如同心灵中有一些思想不涉及真假，也有一些思想一定是真的或假的一样，语言中也是 如此。因为真假隐含着组合和分离。假如不增加任何东西，名词和动词就像没有组合和分离 的思想一样。“人”和“白的”，作为孤立的词，尚不是真的或假的。为了证明这一点，请考虑 “羊-鹿”这个词。它有意义，但是关于它没有真假，除非加上“是”或“不是”，或者以现在时，或 者以其他某种时态。［8（］ P16a10-20） 这段话谈论心灵、思想和语言，还有举例说明，与常识相符，很容易理解，很像是一般性的说明。但 是，这里明确谈到“是”与“不是”，还谈到“真”和“假”。“是”乃是语言层面的，但是，“加上”一词表明，这里 将“是”作为一种语言表达方式来考虑，不仅如此，还暗含着说明了它的位置：在两个词之间。因为这里 没有明确说出将“是”与两个词组成句子的方式，但是使用“是”的方式是常识，因此常识告诉我们它的位

·86·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年第 5 期 置。这实际上相当于从句法方面做出说明，实际上也是对系词的说明，只不过没有使用系词这个术语。 “是真的”也是经验性的说明，谁都知道在日常表达中可以说“是真的”，对什么说“是真的”。但是，将 “真”作为对象来谈论，并指出它隐含着“组合”，就不是常识性的。这样也就有了关于它的进一步说明， 比如语词和它没有关系，但是语词加上“是”以后与它就有关系了，也就是说，句子与“真”相关。这样就 获得一种关于“真”的认识，这实际上是从语义方面做出的说明。因此，这样看似简单的一段话，实际上 提供了句法和语义两个层面的说明，并且是二者对应的说明。这样的说明无疑不是经验性的，而是科学 性的，是基于逻辑的理论和认识做出的。 应该指出的是，站在今天的立场，获得以上认识是非常容易的。因为我们非常熟悉逻辑告诉我们的 基本句式“S 是 P”和基于该句式而形成的理论，包括句法和语义两个方面，也非常熟悉语言学理论以及 西方语言“S 是 P”这种系词结构，所以阅读和理解亚里士多德的相关论述并不困难。但是应该看到，在 亚里士多德时代，拥有这样的认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是亚里士多德把它揭示出来并告诉人们的， 而且他以常识性的表达方式、以举例的方式来阐述相关理论，没有使用今天我们都熟悉的那套词汇，比 如主词、谓词、系词等。即便如此，这样的理论还是被提出并展现出来，其展现的最直接的方式，可以说 就是语言分析。 有人可能会认为，这段话是在逻辑著作中说的，因此比较容易理解。那我们就看一下亚里士多德在 《形而上学》中的论述。比如他提出要研究“是本身”，指出最重要的是要知道一事物是什么，然后把关于 “是”的问题转换为关于实体的问题，并展开关于实体的讨论。在关于实体的讨论中，他首先区别出“实 体”一词的四种主要用法，以此进行讨论。在对其中关于第一种用法“本质”的讨论中，他谈论关于事物 的表述，并且说：“这个表述中没有出现这个词本身，却表达了它的意义，这就是各事物的本质的表 述。”［7］（P1089b20）以上以最简单的方式陈述了亚里士多德的论述过程，并引用了他讨论中的一句话。 尽管扼要，但依然可以看出，在亚里士多德的讨论过程中，关于“实体”一词几种用法的考虑显然是关于 语言的考虑。如果说这还算不上是语言分析的话，那么引语明确谈到表述中的用词和该词的意义，并通 过二者来说明本质，无疑就是语言分析：通过关于语言的用法来说明本质。不仅如此，这句话还可以和 亚里士多德在《论辩篇》中关于定义的论述相互印证。那里提出定义是表达本质的词组，定义的方式是 属加种差；并且规定，定义项不能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包含被定义项，否则就是循环定义。在这里，“表 述”指的是定义，即表达本质的词组，“词”指的是被定义的用语，意思是说，表达定义即是表达本质，但是 用语中不能出现被表达的词。这样的论述与专门讨论定义时的论述当然是不同的，因此，语言分析的特 征似乎显示得不是那样充分。但尽管不太充分，其关于语言的考虑，借助语言分析来思考问题和讨论问 题的方式还是可以看出来的。特别是，如果将两著相关论述对照着看，《形而上学》中关于语言的考虑， 借助语言分析来探讨和说明问题的方式就可以清晰地显示出来。 限于篇幅，这里仅指出，亚里士多德著作中关于语言的考虑是很多的，借助语言分析来说明问题的 地方是很多的。不仅逻辑著作中如此，《形而上学》中也同样如此；亚里士多德如此，在其他哲学家那里 也是如此。 三、先验与经验 前面的讨论表明，关于认识的谈论并不是认识论独有的，而是贯彻始终的：不仅古希腊哲学有，分析 哲学也有，而且都是核心内容。语言分析也不是分析哲学独有的：从古至今一直存在，而且是哲学研究 不可或缺的方法。所以，名称固然可以显示出一些性质，但毕竟只是一个名称，它显示的可能只是某一 个侧面，而不是实质性的东西。比如 ontology（本体论）表示的是关于 on 的学问，因此其本意是与 on 相 关，这与亚里士多德提出的“是本身”（to on hei on）是相符合的。认识论表示与“认识”相关，本意也是如 此，突出了笛卡尔提出的“我思”（cogito）。分析哲学表示的则是其主要方法，本意是凸显这种方法，这与

王 路：认识与语言分析 ·87· 其所主张的“对语言进行（逻辑）分析”也是一致的。问题是，名称如此，本意如此，实质上是不是如此？ 即便实质上是如此，名称与实质之间是不是有一种共同的、一致的东西，这种东西可以显示哲学的实质 和特征，并与它们分别既相符合，也完全一致？我认为有。这一点可以借助胡塞尔的一段话得到说明： 在知识中我们拥有真（Wahrheit）。在我们最终所依据的现时知识中，我们将真（Wah‐ rheit）作为一个正确判断的对象而拥有。但仅仅如此还不够；因为，并非每个正确的判断、每 个与真（Wahrheit）相一致的对一事态的设定或否定就是一个关于这个事态的是（Sein）或不是 （Nichtsein）的知识。［13（］ P9）［14（］ P12-13） 胡塞尔既不是分析哲学家，也不是传统哲学家。他是现象学的创始人，提出“到事物本身”（zu der Sache selbst）的观念。但是，人们不会否认他是哲学主线上的人物，是当代也是哲学史上重要的哲学家。 所以，以他的论述来做说明乃是恰当的，比较中允。 这段话谈论的是知识（认识），但在谈论中明显提到了这样一些东西：是与不是，真，判断，设定与否 定，事态，等等。如果我们再多引一些胡塞尔的论述就会看到他直接引出“S 是 P”这一句式并且依据它 来讨论。这样我们就会看出，这段话明确地含有关于语言的考虑。但在我看来，不必联系其他论述，借 助前面的讨论也可以看出，这里有关于语言的考虑：其中所说的“是”与“不是”即是句法层面的东西，加 上这里明确谈到判断，而判断当然是通过语言表达的。这里有关于“真”的考虑，明确地称之为对象。这 里有关于外界的考虑：其中所说的事态即是这样的东西。它不是语言表达的东西，却会与语言所表达的 东西相关。这里也有关于语言表达和外界事物情况之间关系的考虑：对事态的设定和否定，似乎是对外 界事物情况方面的考虑，而事态的是和不是，似乎是语言表达方面的。所有这些都被称为知识（认识）。 这就说明，在哲学讨论中，语言分析或者说关于语言的考虑是存在的。至于它是普遍存在还是偶尔存 在，取决于人们探讨语言的意识。总之，分析哲学的产生使人们有意识地通过语言分析来探讨问题，而 传统哲学，无论是本体论还是认识论，语言分析的意识似乎不是那样明确。这样就有两个问题，一个是 为什么有这样的差异，另一个是哲学研究为什么会有语言分析。简单说，认识与语言是有联系的，因此 借助语言来探讨认识乃是自然的，现代逻辑提供了分析语言的方法，获得人们的普遍承认和应用，因此 导致语言分析成为一种普遍的意识。这样说大致是不错的，但是对后一个问题还应该做进一步的思考。 认识是通过语言表达的。语言可以表达许多东西，认识是它所表达的一种非常重要的东西。所以， 认识与语言相关，这是公认的，也是常识。认识是经验的，语言也是经验的，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获得认 识，学习用语言表达认识，比如“雪是白的”“这朵玫瑰花是红色的”，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一个人随之也 获得认识的能力和表达认识的能力。所以，当人们考虑认识的时候，即当哲学以认识为思考对象的时 候，考虑语言并通过语言来考虑认识乃是自然的，因为这是认识经历告诉我们的事情，是长期潜移默化 的事情，是意识中约定俗成的事情。 虽然认识是经验的，人们探讨认识时却不是探讨经验的东西，比如不是探讨“雪是白的”的意思。人 们探讨的乃是认识本身，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探讨“是本身”，因为认识乃是通过语言来表达的，通过 “是”来表达的，所以要借助语言来考虑认识。用康德的话说，要探讨“认识方式”，这显然会涉及语言表 达的方式，或者借助语言表达的方式可以更好地说明它。用黑格尔的话说，这会涉及判断，因而涉及主 词和谓词同一的关系。所以，在关于认识的讨论中，“雪是白的”这样的认识只是举例，并不是要讨论的 东西，而是讨论中借用的东西。真正讨论的东西是借用这样的例子来说明的东西，即认识本身。这样的 认识本身，并不是具体的认识，有人说是认识的方式，有人说是认识的过程，我认为，可以称之为认识的 运作方式。这样一种运作方式是以具体的认识表达呈现的，因而可以以经验的方式出现，但是它本身却 不是经验的。确切地说，认识的运作方式是先验的。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我们认识事物，处在认识过 程中，但是不会考虑这种运作方式本身，至少可以不考虑它，由此并不会影响我们的认识，也不会影响我

·88·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年第 5 期 们的生活和工作。这是因为，我们的认识是经验的，我们的交流是经验的，基于认识的交流也是经验的， 而认识本身是先验的。我们需要有认识，但是并不需要有关于认识本身的认识。 哲学则不同，它要研究认识，研究认识本身，因而它的研究是先验的。在这种情况下，它借助语言来 探讨认识，在我看来，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个原因是经验认识的延续：语言表达认识，因而可以借助 语言来思考认识。这方面，最典型的说法是：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思维是语言的物质内容。将认识 与思维等同起来，与语言相对应，这样的说明有悠久的历史。它有经验的支持，因此受到青睐。 此外还有另一个原因，这就是逻辑理论的应用。逻辑是在哲学研究中建立起来的理论。它是关于 有效推理的理论，刻画了从前提到结论的推理。这不是关于人的认识中具体推理的说明，而是关于人的 认识过程中推论活动本身的说明。这种说明是先验的，产生的结果是理论性的，因而得到人们的重视和 应用。亚里士多德是逻辑的创始人，他在创建这种逻辑的时候考虑了古希腊语的形式，因此亚里士多德 逻辑的基本句式与古希腊语的基本句式是一样的：“S 是 P”。所以，应用逻辑的同时自然而然也会与语 言联系起来。这样，在逻辑尚未形成的时候，人们借助语言来考虑认识问题，而在逻辑产生之后，人们借 助逻辑来考虑认识问题。这里有一个从经验到理论的发展，即便是关于语言的考虑，也有一个从经验到 语言的发展。无论人们对于这样的情况是不是有清楚的认识，实际情况都是如此。 现代逻辑是借助形式语言构造的，以一种函数结构替代了“S 是 P”这种主谓结构。它使人们对逻辑 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就是说，对人的认识过程中推理活动本身有了更清楚的认识，相应地对构成推理的 前提和结论本身也有了更清楚的认识。特别是，人们认识到，句子是表达认识的基本单位，句子是有意 义的，也是有真之条件的。这样就把真与意义联系起来，并且通过真来探讨意义。所以在分析哲学中， 同样是关于语言的研究，“是”不再是一个核心概念，取而代之的乃是“真”这个概念。同样，“是真的”乃 是日常的表达，是常识性的，但真之条件不是日常所考虑的，不是常识性的。这样，同样是考虑和分析语 言，同样是应用逻辑的方法，产生的结果则完全不同。借助句子图式，我们可以更好地说明这里所涉及 的问题①。 语言表达认识，因而有所表达的东西。对于所表达的东西，人们可以说“是真的”，这显然是经验的 断定和说明。我们可以认识这些，也可以对这些做出说明，并将这看作关于认识的说明。但是这里关于 认识所表达的东西还有另一种认识，这就是它在什么情况下是真的，这就是我说的真之条件。关于真之 条件的认识不是经验的，而是先验的，或者说是关于先验的东西的认识。比如认为“雪是白的”是真的， 可以认为这句话是真的，也可以认为这句话所表达的东西是真的，这是因为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即 知道“雪”是什么意思，“是白的”是什么意思。假如不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不会认为它是真的，或 者不知道它是不是真的。又比如，我们可以指出“雪是白的”这句话在什么情况下是真的。这样就可以 看出，这句话的真之条件与这句话是不是真的乃是不同层面的问题。我们是不是知道这句话的真之条 件，并不影响我们可以依据经验判断它是真的，也不会在缺乏经验的情况下帮助我们判断它是真的。但 是一旦知道这句话的真之条件，我们不仅会认识到这句话在什么情况下是真的，而且会认识到许多句子 及其表达在什么情况下是真的。所以，真之条件的认识并不是关于一个句子及其表达的认识的经验的 认识，而是关于一个句子及其表达的认识本身的认识，因此是先验的，是普遍的，是适用于许多句子的。 我认为，以上认识是重要的，也是富于启示的，它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哲学的性质以及哲学中 ① 句子图式是我构建的一种分析语言的方法，比如下面的图式： ［句子图式］ （语言）句子：谓词 /专名 （涵义）思想：思想的一部分 /思想的一部分 （意谓）真值：概念 /对象 句子图式有三个层次，分别表示语言层面、语言所表达的东西层面（涵义）和语义层面（意谓）。逻辑通常考虑一三两个层面，哲学通常考虑一二 两个层面，或者不区分二三两个层面。我认为，应该区别这三个层面［15（］ P18-20）。

王 路：认识与语言分析 ·89· 的问题。比如，哲学讨论中有两类用语大体上可以区别清楚，一类是语言层面的，如系词、主词、谓词、句 子，等等，另一类是非语言层面的，如对象、概念、本质、性质、关系、事实、真，等等（当然，也有一些用语似 乎是介于这两类之间，如判断、命题、断定、理解，等等）。人们通常认为后一类是关于事物的表达，属于 认识层面，人们似乎也知道，哲学讨论会借助语言，但主要是借助语言来谈论认识。可以看到，这些用语 贯穿哲学史，但是在我看来，它们的用法发生了一个明显的变化，这就是在分析哲学中，它们与真联系起 来，或者比较明确地与真联系起来。借助句子图式可以看出，“对象”和“概念”与“真”乃是同一个层面的 东西，同属于语义层面。这就说明，它们和真一样，是关于句子的说明，是关于句子所表达的东西的说 明，或者是关于句子及其表达的东西整体的说明。传统哲学中有关于对象和概念的谈论，也有关于真的 讨论，但是二者的讨论很少结合在一起，给人一种感觉，真似乎是语义层面的说明，但是对象和概念绝不 是语义层面的说明，因为它们与真没有关系。这样，对象和概念似乎是语言所表达的东西，或者，对象和 概念是外界的东西或内容方面的东西，总之，它们似乎不是关于语言所表达的东西的说明。这样，传统 哲学的讨论给人一种感觉，语言和语言所表达的东西是不分的，或者区别得不是那样清楚。应该看到的 是，不区别语言和语言所表达的东西，或者说二者区别得不是特别清楚，并不意味着传统哲学家们没有 关于二者区别的认识，没有做出这样的区别的努力。在我看来，他们与真相关的论述，与对象和概念相 关的论述，以及与一些相似东西的论述，实际上都是关于语言和语言所表达的东西的论述，是关于认识 的论述。他们关于语言的论述是清楚的，这是因为他们使用了一些明确表示语言的术语，他们关于语言 所表达的东西的论述不是那样清楚，这是因为他们没有对语言和语言所表达的东西做出明确区别，因而 在使用对象、概念、事实、真等概念做出说明的过程中，他们没有做出明确的区别。特别是，他们使用的 逻辑理论缺乏完善的语义学，又与自然语言结合在一起，因而他们不能从理论上获得对以真为核心的语 义理论的清楚认识，不能把这样的逻辑认识用于哲学讨论，因此在讨论中难免存在以上所说的问题。 借助句子图式，不仅可以看出以上问题，还可以看出与认识相关的其他一些问题。句子图式是关于 语言的，但是依然可以与世界联系起来：其中第二行，即语言所表达的东西可以很好地起到这种作用。 维特根斯坦说，世界是事实的总和，事实的逻辑图像是思想，思想是有涵义的句子。这一解释为我们提 供了一种关于世界的说明，其最核心的东西是事实：这是世界中的东西，但是它与思想相联系，而思想是 语言表达的，这样，世界中的东西就与语言中的东西联系起来。这与句子图式的说明恰恰一致。或者， 借助句子图式恰恰可以解释维特根斯坦的论述。由此也就说明，语言表达关于世界的认识。弗雷格说， 思想是客观的，它与内心世界的东西形成区别，后者统称为表象。这一解释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关于内心 世界的说明，其最核心的东西是表象：这是心灵中的东西。表象需要承载者，一个表象需要一个承载者。 但是，表象是可以用语言表达的，一旦表达出来，人们就可以通过思想，即语言所表达的东西来认识表 象。这与以前关于心灵的说明是不一样的，却与句子图式相一致。或者，借助句子图式可以对心灵的东 西做出说明。传统哲学中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康德关于真之标准的论述。他不满足于知识与对象相符合 这种传统的真之认识，追问知识的普遍的真之标准。他认为，在形式上有普遍的真之标准，比如像矛盾 律这样的东西，但是在内容上没有普遍的真之标准。这种认识与句子图式具有极大的相似性：关于形式 方面的论述很像是与第三行相关的说明，而关于内容的论述很像是与第二行相关的说明。或者，借助句 子图式确实可以看出，康德关于相应层次的认识绝不是没有区别，至少是有思考的，而且他关于形式和 内容的区别的认识绝不是随意的，是经过认真思考的。 认识是经验的，认识的运作方式是先验的。哲学是关于认识本身的研究，会涉及这两个方面，更主 要的还是在认识的运作方式上。研究认识，借助语言乃是自然的，因为语言表达认识乃是经验告诉我们 的事情，也是常识；借助逻辑则是必要的，因为逻辑是在哲学研究中产生的理论，而且是与推理相关的， 因而是与认识的运作方式相关的。在逻辑产生之前，人们借助语言来探讨认识，主要是凭借经验，这种 情况在逻辑产生之后发生了变化，在现代逻辑产生之后更是发生了重大变化。正确认识语言分析和逻

·90·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年第 5 期 辑与认识的关系，以及它们在哲学研究中的作用，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哲学的性质。科学飞速发展， 社会不断进步，认识也会随之不断变化。但是认识的运作方式却不会变化，至少不会发生那么大的变 化。所以，认识的变化是经验层面的，可以被哲学谈论，被借鉴为例，但是认识的运作方式，即认识本身， 却是先验的，这才是哲学研究的对象，是哲学之所以成为一个学科，成为一门科学，并与其他学科和科学 相区别的根基所在。 参考文献 [1] 罗素 . 意义与真理的探究 . 贾可春译 .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 [2] B. Russell. An Inquiry into Meaning and Truth.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LTD, 1963. [3] 洛克 . 人类理解论 . 关文运译 .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4] 康德著作全集：第 9 卷 . 李秋零译 .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5] 康德 . 纯粹理性批判 . 李秋零译 .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年 . [6]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Band 1.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1984. [7] The Works of Aristotle: vol.VIII.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54. [8] The Works of Aristotle:vol.I.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9] 奎因 . 真之追求 . 王路译 .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10] 弗雷格哲学论著选辑 . 王路译 .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11] 莱布尼兹 . 人类理智理解新论 . 陈修斋译 .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12] 黑格尔 . 逻辑学 . 杨一之译 .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13] 胡塞尔 . 逻辑研究：第 1 卷 . 倪梁康译 .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 [14] E. Husserl. Logische Untersuchungen: Band I. Tuebingen：Max Niemeyer Verlag Tuebingen,1980. [15] 王路 . 语言与世界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Knowledge and the Analysis of Language Wang Lu（Zhenghzou University） Abstract Philosophy is a research of the knowledge itself (or cognition itself). Not only is so for tradi‐ tional philosophy, but also for the analytical philosophy. In its process of dealing with knowledge, philosophy always takes language into consideration. Not only is it so in the analytical philosophy, but also in the tradi‐ tional philosophy. Knowledge has both the empirical side and the a prior side, while the philosophical re‐ search works mainly on the latter, that is, the way of cognition, though sometimes it deals with the empirical side as well. Moreover, philosophical research also makes use of logic, both of its theories and methods. It should be seen that both Language and logic are involved in philosophical research throughout, but their func‐ tion and significance for it are quite different, as language is empirical, but logic a prori. Key words knowledge; logic；analysis of language; a prori ■ 收稿日期 2022-01-10 ■ 作者简介 王 路，郑州大学哲学学院特聘首席教授，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河南 郑州 450001。 ■ 责任编辑 涂文迁

第 75 卷第 5 期 2022 年 9 月 Vol. 75 No. 5 Sept. 2022 091~104 DOI：10.14086/j.cnki.wujss.2022.05.008 思维与存在的关系 ——哲学基本问题的当代阐释 罗骞 摘 要 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是黑格尔书写哲学史的基本线索。恩格斯在不同于黑格尔 的意义上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作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并且建构了哲学派性的判析框架。恩 格斯提出的哲学基本问题框架对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产生了广泛影响。围绕着 思维与存在作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和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本身，中国哲学界四种代表性观点颇 具特色，在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阐释方面做出了创造性的尝试。在与四种代表性 观点相互关联和相互区别的意义上，能在论以“能在”概念为核心阐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并 在后形而上学的思想视域中重构了哲学基本问题的两个方面。在能在论看来，思维与存在 的关系仍然是哲学的基本问题。这一基本问题的两个方面，即第一性问题和同一性问题需 要在以实践为基础的统一性和否定性过程中才能得到正确理解。以生存实践为基础的“能 在”概念就是把握思维与存在统一性和否定性过程的存在论范畴。 关键词 哲学基本问题；思存关系；能在论；统一性；否定性 中图分类号 B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22）05-0091-14 基金项目 中国人民大学“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基 金项目（2022） 恩格斯提出的哲学基本问题在哲学界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具有广泛影响。如何理解恩格斯 “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论框架以及如何回答思维与存在本身的关系仍然是当代哲学展开的枢纽。它关系 的不仅是哲学史的书写，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性质的判定，更关系到如何理解哲学在当代的发展趋势 等问题。在《能在论及其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据——阐释后形而上学存在论视域的初步构想》一文中，我 们以存在论差异和存在论循环两个范畴揭示能在论的基本视域，强调历史唯物主义以实践概念为基础 对近代哲学的超越，文章就是围绕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展开的。但该文没有直接就哲学基本问题本身进 行探讨，更没有呈现国内学者在这个问题上的动向和成就。为此，本文在与黑格尔相对照的意义上分析 恩格斯概括的哲学基本问题，评析当代中国哲学界对这个问题的代表性观点及其解决方案。我们认为， 恩格斯诉诸实践过程对思维与存在第一性和同一性问题的解答开启了新的思想视域并且本身需要在新 的思想视域中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中国学界围绕这一问题从不同思路的展开，已经较为深入地呈现 了后形而上学的当代思想视域。在初步揭示当代中国哲学界就此问题的代表性学术成就及其限度的基 础上，我们以能在论重构哲学基本问题的表述。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仍然是哲学的基本问题，能在论本身 就是围绕这一基本问题展开的后形而上学思想视域中的哲学存在论。在能在论视域中，思维与存在关 系的问题不再是反思哲学中意识内在性的贯穿问题，而是实践中思维与存在的统一性问题和否定性问 题。能在是以思维与存在的统一性和否定性为内在要素的存在概念，它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表征为生 存实践中辩证展开的开放过程。

·92·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年第 5 期 一、黑格尔和恩格斯不同视角中的思存关系 恩格斯将存在与思维的关系概括为哲学的基本问题，但他为什么要强调尤其是近代哲学的基本问 题呢？就是说，在何种意义上存在与思维的关系在近代哲学中具有特别的意义，因此尤其成为近代哲学 的基本问题？恩格斯在《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并没有对此进行阐释。他只是提到，这个 问题“在欧洲人从基督教中世纪的长期冬眠中觉醒以后，才被十分清楚地提了出来，才获得了它的完全 的意义”［1］（P230）。思想阐释史中这个问题似乎也没有引起过重视，好像恩格斯的强调是一个无关紧要 的补充，甚至是多余的提法。既然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是存在与思维的关系问题，当然它也就是近代哲 学的基本问题了。正是在这样的思维定式中，恩格斯这一特别强调中透露出来的重大信息被错过了。 这一错过，导致恩格斯提出的哲学基本问题没有在哲学史发展的脉络中得到深入的探讨，问题的实质及 其意义也没有得到真正的把握。以至于有人似是而非地认为恩格斯哲学基本问题的提法是对黑格尔的 简单模仿；有人批评恩格斯，认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并不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因为很多的哲学家似乎并 不讨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还有人认为，恩格斯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作为哲学的基本问题，本身还 处于近代哲学思存二元论的框架之中；也有人认为，这个问题只是近代哲学而不是全部哲学的基本问 题，用这个问题框架来理解马克思的哲学，是对马克思哲学的曲解。为了有效地回应这些问题，我们需 要从恩格斯的这个特别强调出发，在黑格尔的哲学史叙事逻辑与恩格斯问题框架的对照中理解思维与 存在何以特别成了近代哲学的基本问题，并且它如何决定了近代哲学的基本性质和基本面貌。 用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梳理哲学史和建构统一哲学是黑格尔提出并且本质性地展开了的理论工作。 黑格尔认为，东方哲学没有达到普遍性意识，不属于哲学史的范围。真正的哲学是从西方开始的，而西 方哲学本质上也只有古希腊哲学和日耳曼哲学两个阶段，中世纪只是哲学的过渡时期。“希腊的哲学思 想是朴素的，因为还没有注意到思维与存在的对立，这种对立还不是它所考虑的对象。［在古希腊哲学里 ……却有一个不自觉的假定，认为被思维的也是存在的，并且是像被思维所认识到的那样存在着，因此 ·· ·· 便假定了思维与存在不是分离的。］”［2］（P106）这就是说，古希腊的哲学并没有反思性地意识到思维与存 在的非同一性，他们将思维中认识的存在看成是存在本身，思维与存在之间保持着一种抽象的同一。在 古希腊哲学之后，“中世纪的观点认为思想中的东西与实存的宇宙有差异，近代哲学则把这个差异发展 ·· 成为对立，并以消除这一对立作为自己的任务”［3］（P5）。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从同一到差异再到对立，构 成黑格尔建构哲学发展的基本逻辑。黑格尔多处强调，只有到了近代，“自为思维的出现”才导致了最高 的分裂，就是思维与存在的对立，一种最抽象的对立，一切哲学对二者的和解和统一发生兴趣［3］（P6）。 思维与存在关系的变化是贯穿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的基本线索，也是黑格尔哲学体系本身的基本问 题。黑格尔哲学的基本任务就是在思维中克服近代哲学中发展出来的思维与存在之间的对立，建立了 统一性哲学。 但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黑格尔讲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并不是现实生活中两者之间的实际关系。 黑格尔明确指出过：“精神与自然，思维与存在，乃是理念的两个无限的方面。当我们把这两个方面抽象 地、总括地分别把握住的时候，理念才能真正出现。柏拉图把理念了解为联系、界限和无限者，了解为一 和多，了解为单纯者和殊异者，却没有把它了解成思维和存在。近代哲学并不是淳朴的，也就是说，它意 识到了思维与存在的对立。必须通过思维去克服这一对立，这就意味着把握住统一。”［3］（P7）近代哲学 中对立的思维与存在是哲学思想发展中形成的两个理念，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哲学思想中形成的两个理 念之间的关系。这两个理念之间的对立源于近代哲学的反思建构，而不是感性生活中的实际状况。近 代哲学以笛卡尔批判性和反思性的怀疑精神开始，打破了思维与存在在古代哲学中抽象的同一性。“我 思故我在”中的“我在”其实就是“我思”，就是思着的我［4］（P285）。内在性的“我思”作为思维着的“我在” 与表达绝对外在性的存在概念就在反思中对立起来，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因此成了近代反思哲学的基本

罗 骞：思维与存在的关系 ·93· 问题。哲学的反思批判是一种思维的操作程序，思维与存在作为两个对立的理念是这一思维操作程序 的结果，因此二者之间的对立是由思维建构的两个相互排斥的理念之间的对立。反思哲学框架中思维 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不是自然发生学意义上的思维与存在谁派生谁，谁创造谁的第一性问题，也不是生 活中思维是否能够认识存在的同一性问题，而是在逻辑上思维与存在何为思想起点，内在性的思维如何 可能确证外在对象的问题。笛卡尔不会愚蠢到在实际生活中否定外在的存在，休谟、贝克莱也没有在经 验上否定物质的存在，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也从来不是否定现实中我们都在认识把握事物。 也就是说，近代反思哲学中思维与存在何为绝对起点的问题实际上是思想体系的出发点问题，思维 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实际上是从内在的思维如何确证和把握外在对象的问题。思维与存在的对立是二 者作为理念在思想中构成的对立，也就是“非意识的存在”与“非存在的意识”两个抽象理念之间逻辑上 的、思想上的对立，而不是事实上的、实践意义上的对立。就像黑格尔指出的那样：“连动物也不会象 （像，引者注）这种形而上学家那样愚蠢，因为动物会扑向事务，捕捉它们，抓住它们，把它们吞食掉。”［5］ （P13）其实不是形而上学家愚蠢，而是动物不进行形而上学的思维。只要在形而上学的反思框架中，思 维与存在的困境就是无法摆脱的困境，因为这些困境是抽象思维建构起来的逻辑困境。比如说在康德 哲学中，认识是纯粹内在性的过程，意识的统觉只是实现先天知性范畴与内在经验的结合，而经验只是 先天直观形式中显现的现象，而不是外在的对象本身。因此，被封闭在内在性中的意识就不可能确证作 为“自在之物”的外在对象本身。这一方面意味着自在之物不可知，另一方面意味着知识并不是反映对 象并与外在对象符合的观念。认为绝对内在性的意识能够证明绝对外在性的存在并且与之同一，就必 然陷入矛盾。很显然，在近代反思哲学的框架之中这是无法解决的问题。从费希特的自我对象化，经过 谢林的理智直观，再到黑格尔本人的观念论为基础的统一性哲学，实际上都是思辨哲学内部的统一性， 是思维在思想自身内部与自身的统一，而没有真正走出意识的内在性。 在黑格尔的哲学史叙事中，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从同一经过差异最后发展为对立，在近代反思哲学中 自觉地成为哲学的基本问题。恩格斯将哲学基本问题概括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并且也特别地强 调了它尤其是近代哲学的基本问题，看起来与黑格尔的框架十分相似。但事实上，恩格斯的框架与黑格 尔存在着根本差异。恩格斯哲学基本问题的切入思路和分析框架意味着反思哲学架构的解体和哲学新 方向的开启。恩格斯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概括为两个方面，第一方面是第一性问题，即在时间上的 先后和谁派生谁的问题，也就是通常说的发生学意义上的本体论问题；另一方面是同一性问题，思维能 否把握存在的问题，也就是认识论问题。依据两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区分出哲学的派性，即唯心主义与唯 物主义，可知论和不可知论两种不同的哲学路线。从思维与存在关系两个方面的概括可以看出，恩格斯 不像黑格尔那样建立在反思哲学的基础上，要处理的是思维中发展成对立的两个理念之间关系。恰恰 相反，恩格斯的问题框架超越了反思哲学，它追问的是思维与存在在事实上的、或者说是在实践中的实 际关系。黑格尔是用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梳理哲学思维的发展进程，而恩格斯是用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来 判定不同哲学的基本性质。 首先，恩格斯提出的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的第一个方面是发生学意义上、宇宙学意义上的第一性问 题，也就是谁派生出谁的本原性问题，是事实上物质在先还是精神在先的问题。在恩格斯看来，只能依 据并且必然能够依据第一性问题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与此不同，黑格尔从近代反思哲学出发，思 维与存在是思维中两个抽象理念之间的关系。反思哲学中讨论的是思想起点问题，也就是在思想中两 个理念逻辑上谁在先性的问题。依据这一点，有了近代经验论和唯理论的对立。通过反思批判程序，笛 卡尔将“我思”作为绝对起点，也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认识的确定性“根据”［6］（P876）。“我思”是思维反思 操作的结果，因此只是思想的逻辑起点，它不是发生学意义上的起点。同样的，比如在黑格尔逻辑学中， “存在”作为哲学起点也是思想内部的事情。由这个普全的绝对概念展开出来的思想体系是思想内部的 逻辑演绎，而不是物理学实在过程的揭示和反映。黑格尔曾经特别明确指出，哲学的对象是理念和现实

·94·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年第 5 期 性［7］（P45），而不是现实的实在对象本身。在谈到唯物论的物质概念时，黑格尔说：“物质本身已经是一 个抽象的东西，物质之为物质是无法知觉的。所以我们可以说，没有物质这个东西，因为就存在着的物 质来说，它永远是一种特定的具体的事物。”［7（］ P115）笛卡尔的我思也好，费希特的自我也好，黑格尔的存 在也好，都只是反思哲学框架中的思想开端。当恩格斯从发生学的角度提出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一个方 面是谁派生谁，谁在时间上第一的时候，他关注的不是以哪一个理念能够成为绝对出发点，在思想中是 否能够、以及如何由此过渡到对方的问题，而是事实上的、发生学上的第一性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这个问题才变成了能够通过历史实践和科学发展逐步证明的问题，而不是哲学思想内部理性证明的逻 辑问题。 其次，恩格斯提出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的另一方面：“我们关于我们周围世界的思想对这个世界本 身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们的思维能不能认识现实世界？我们能不能在我们关于现实世界的表象和概念 中正确地反映现实？”［1］（P231）恩格斯讲用哲学的语言来说，就是思维与存在是否具有同一性的问题。 可以看出，恩格斯讲的是实际生活中人们是否能够认识到世界，是否能够实际地获取正确知识的问题。 而在近代反思哲学框架中，思维与存在是两个绝对相互排斥的理念，因此面临着绝对内在性的意识是否 能够达到以及如何达到外部对象的问题。这是反思操作建构的思维困境，而不是直接的经验问题。在 批判性的反思意识中而不是实际的认识活动中，才存在抽象的内在意识与抽象的外在对象之间不可跨 越的鸿沟，因为反思哲学中“被思维的东西存在于意识之中；在意识之外去思维某物便是虚构的”［8］ （P797）。实践经验中不会出现这种思维操作程序构成的思想困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才说， “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 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9］（P135-136）。在与马克思相同的意义上，恩格斯批判不可知论时说： “对这些以及其他一切哲学上的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既然我们自己能够制 造出某一自然过程，按照它的条件把它生产出来，并使它为我们的目的服务，从而证明我们对这一过程 的理解是正确的，那么康德的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就完结了。”［1］（P232）很显然，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刻 地洞察了反思哲学的困境，并且指明了走出这一思维困境的实践出路。当然同样清楚，被恩格斯宣布完 结了的“自在之物”并不是康德反思哲学意义上作为绝对外在性提出的“自在之物”，而是诉诸实践过程 的“为我之物”。 正是因为恩格斯走出了反思哲学的框架，从发生学视角提出的第一性问题就成为划分唯物主义和 唯心主义的标志；从实践视角提出的同一性问题就成为划分可知论和不可知论的根据。恩格斯从现实 实践角度提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实际上解构了反思哲学的问题框架和问题本身，而不是像黑格尔 那样在反思哲学的框架之中建立思辨的统一性哲学。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是以实践思维方 式在近代哲学的框架中合理地解答了近代哲学的基本问题，科学地证明了唯物主义和可知论的哲学立 场，而是以实践思维方式走出了近代反思哲学的根本困境，开启了哲学思维的实践路向。因为真正说 来，证明唯物主义与可知论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不是哲学的任务，而是感性的实践活动和科学认识过程本 身。试图在哲学思维中证明第一性和可知性会重新陷入思想的困境，就像马克思指出的那样：“人的思 维是否具有客观的［gegenständliche］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 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 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9］（P134）马克思的这一条提 纲实际上宣布了离开感性的实践活动讨论思维与存在关系的反思哲学的终结。换句话说，思维与存在 的关系是生活实践中展开的现实过程，只有在这一过程中才能得到现实的理解。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思维转换了一个看待世界的方式。当人们不再是以反思哲学的方式去证明和回 答思维与存在关系的时候，二者之间难以贯穿的对立也就自然瓦解了。像马克思指出的那样：“在思辨 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

罗 骞：思维与存在的关系 ·95· 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 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 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10］（P526）马克思甚至俏皮地指出，“哲学和对现实世界的 研究这两者的关系就像手淫和性爱的关系一样”［11］（P262）。马克思在这个意义上宣布了哲学的终结，根 本不再去论证第一性和同一性这样抽象的问题，而是将理论的重心转向了对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 过程本身，转向了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式解剖现代社会，揭示现代社会运行机制和未来发展趋势。同 样，恩格斯也认为，哲学已经被驱逐出了自然和历史的领域，只有辩证法和形式逻辑还有独立存在的价 值，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12］（P28）。哲学的基本问题只是恩格斯作为判定 哲学性质的基本框架提出来的。当唯物主义和认识论的立场交由科学和人类实践过程本身提供证明的 时候，也就是说，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一性问题和同一性问题本身不再需要哲学提供解答的时候，哲学也 就终结了。 从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阐释和对待哲学的基本立场出发，恩格斯本人并不认为哲学基本问 题能够并且还需要以哲学的方式进行解答，更不会认为存在一门围绕这一基本问题展开并以科学地解 决这一问题为目的马克思（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就是说，如果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理解为哲学的基本 问题，并且这一基本问题只是被规定为第一性问题和同一性问题的话，随着这对问题交由实践和科学过 程，哲学就从根本上终结了。由此而来，哲学不可能再有发展，哲学研究至多只是哲学史知识的回顾和 梳理。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合法性也成问题，更不用说建构新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了。这是今天哲学基础理论创新和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面临的严重理论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 史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了坚持恩格斯分析框架和否定恩格斯分析框架的严重分裂。坚持者围绕着思维 与存在的第一性问题和同一性问题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成是科学解决了第一性 问题和同一性问题的哲学体系，突出和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和可知论立场；与此相反的阐释路线 认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主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去解决抽象的第一性问题 和同一性问题，而是超越了传统哲学框架的批判哲学，是一种批判的社会历史科学。阐释路线的分裂引 发了一系列涉及理论根本的争论。如何面对和理解恩格斯哲学基本问题分析框架对当代哲学尤其是马 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至关重要，它已经成为哲学理论创新无法回避的根本问题。近些年来，国内学界在哲 学基础理论层面的思考也大多直接或间接地围绕着这一问题展开，并取得了一些丰富成果。下面我们 将考察当代中国哲学界面对这一问题时的几种典型思路，初步清点这些思路取得的成绩和留下的问题。 二、当代中国学界在思存问题上的四种代表性观点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建制化的情况下，如何理解哲学的基本问题，尤其是如何理解哲学基本问题 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长期受到关注，它以各种方式成为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争议的焦点。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统理解中，既然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那么，它也应该 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性意义就在于科学地回答了这一基本问题的两 个方面。李达先生的《唯物辩证法大纲》［13］（P9）、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经典著作就是围绕思维与存在 的关系这一基本问题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改革开放之初，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有了一些新的动向。 比如说，夏甄陶教授对哲学基本问题中的存在概念、本体论概念的特殊性等进行了阐释［14］（P198，210， 221）；李秀林教授认为思维与存在具有多方面的关系，第一性问题和同一性问题只是其中的两个方面， 哲学的基本问题或者最高问题不能等同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只能将其中的第一性问题作为哲学 的基本问题或者最高问题［15］（P216-223）。但大体来说，这些前辈学者都坚持思维与存在关系这一基本 问题的总体框架。近些年来，围绕着思维与存在关系是不是马克思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 马克思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面对近代哲学思维与存在的二元论建制、马克思哲学（马克思主义哲

·96·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年第 5 期 学）的当代性质到底何在、在何种意义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构成哲学的基本问题等，国内哲学界尤其是 马克思主义学界进行了深入探讨。学者们通过对相关问题的研究提出了不少独到观点，甚至建构了具 有个体风格的理论体系。在这些各具特色的研究中，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在学理上得到了前所未有的 深化。我们将在相互关联和相互对照的意义上简要阐释四种典型观点。在我们看来，这四种观点大致 体现了当代中国学界在哲学基本问题上的主要见解和基本成就。 俞吾金教授提出“问题域的转换”概念，认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不是马克思哲学的基本问题。 俞吾金教授认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乃是发自近代西方哲学问题域的典型问题，它绝对不可能是马克思 哲学的基本问题［16］（P386）。相对近代哲学而言，马克思哲学已经实现了问题域的转换。“马克思哲学的 基本问题不是近代西方哲学所主张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而是当代西方哲学所普遍认同的人与世 界的关系问题。而在这一关系中，马克思关注的不是人与世界的单纯的理论关系，而是人与世界的实践 关系。在马克思那里，即使探讨到人与世界的理论关系，这种关系也始终是以人与世界之间的实践关系 作为基础和媒介的。因而在马克思的语境中，人与世界的关系本质上是实践关系。”［16］（P413-414）在俞 吾 金 教 授 看 来 ，马 克 思 哲 学 的 问 题 域 是“ 实 践 本 体 论 、社 会 生 产 关 系 论 和 社 会 革 命 论 的 一 致 性 ”［16］ （P416），恩格斯以及受其影响的正统解释都以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作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实质是在近代哲 学“认识论、方法论（辩证法）和逻辑学一致性”的问题域中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因此没有揭示出马克思哲 学的当代性质［16（］ P417），而是将马克思哲学近代化的表现形式之一［16（］ P386）。 像我们已经指出过的那样，恩格斯认为第一性问题和认识论问题不能在内在性的思维中得到科学 解决，他诉诸实证科学和实践经验来解决这个问题，从而解构了近代反思哲学构成这一问题的思维框架 和问题本身。恩格斯并不认为哲学本身能够解决这对问题，更没有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围绕这对 问题展开并科学地回答了这对问题的哲学。恩格斯提出的哲学基本问题不是梳理哲学史发展的线索问 题，而是判定不同哲学性质的尺度。一种哲学未必直接研究或者回答这对问题，但任何哲学总是直接或 间接地包含对这对问题的回答。也就是说，哲学的基本问题不是所有哲学研究的主题，但它是任何哲学 最终回避不了的底线问题。尽管马克思不再以哲学的方式去研究和回答思维与存在的第一性问题和同 一性问题，但不能说马克思哲学在这个问题上没有答案，拒绝回答这个问题。当然，如果把马克思哲学 只是看成对第一性问题和同一性问题的研究和回答，显然既没有抓住马克思哲学的主题，也误解了恩格 斯提出的哲学基本问题的内涵，不能揭示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质和当代意义。马克思哲学没有停留在 近代反思哲学思维与存在抽象对立的问题框架中，也没有停留在唯物主义和可知论的一般立场上。从 这个角度看，俞吾金教授试图划清马克思与近代反思哲学的基本界限，具有重要意义。但是，马克思不 在反思哲学的框架中理解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在恩格斯提问的意义上却不能说马克思哲学超越了哲学 的基本问题，对这一问题的两个方面没有立场。 吴晓明教授立足“意识内在性的贯穿”，强调马克思哲学瓦解了近代哲学思维与存在的二元论建制。 吴晓明教授借用海德格尔“意识内在性的贯穿”揭示马克思哲学的性质，强调以感性对象性活动作为基 本纲领，马克思哲学瓦解了近代哲学的基本建制，并且由此颠覆了整个西方的形而上学传统。我们前面 说过，以笛卡尔我思为原则的近代形而上学构建起了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的对立，内在性意识如何达于 外在性对象就成为近代哲学的基本任务。在海德格尔看来，从我思出发不可能突破内在性的意识，因为 我思的基本建制就在于它没有可供某物进出的窗户，是一个封闭的空间［17］（P461-462）。要打破意识的 内在性就要求从不同于“我思”的此—在出发，因为“与意识—存·在·（Bewuβt-sein）中的‘存在’所表达出来 的意识之内在性相反，此—·在（Da-sein）中的‘存在’指的是那种外—在—于……（Sein-auβerhalb-von…） ……此—在之中的存在必定保存着一种‘在外’（Drauβen）”［17］（P462）。在吴晓明教授对马克思的阐释 中，实践相当于海德格尔的此—在，是打破意识内在性的基本纲领，其意义在于颠覆整个形而上学，核心 在于洞穿并瓦解现代形而上学的基本建制［18］（P539）。现代形而上学的基本建制“最简要地说来，它是实

罗 骞：思维与存在的关系 ·97· 体与自我意识的概念框架，因而是思维与存在的本质上的二元论，并因而是‘我思’的内在性”［19］（P234）。 吴晓明教授认为：“只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意识的内在性才可能真正瓦解；只有当这 种瓦解导致现代形而上学之基本建制的决定性崩溃，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当代性质和当代意义方始向我 们积极地显现出来……海德格尔说得对：在现代形而上学中，意识的存在特性是通过主体性（subjektivi‐ taet）而得到规定的。然而，正是马克思的实践纲领，即感性的、对象性的活动原则，决定性地打击了这种 作为主体的主体性。”［18（］ P545） 吴晓明教授同俞吾金教授一样认为马克思哲学是当代哲学。但是在吴晓明教授看来，马克思哲学 的当代性不在于实现了问题域的转化，因而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不再是马克思哲学的基本问题。在吴晓 明教授的阐释中，马克思哲学的基本性质和基本意义恰恰在于以实践为纲领洞穿和瓦解了思维与存在 的抽象对立。吴晓明教授认为，“马克思的批判性分析表明，一般形而上学、特别是现代形而上学的核心 框架乃是思维和存在、本质和现象、形式和内容等的本质上的二元论，而这种二元论在现代哲学中是以 意识的内在性作基础的”［19］（P235），马克思的哲学革命首先是本体论革命；而这一本体论革命的真正核 心，就是意识之内在性的瓦解［19］（P239），也就是思维与存在对立的瓦解。由于实践纲领实现了内在性的 贯穿，“马克思哲学的基本性质及其当代意义就在这样一个决定性的转折中绽露出来的：一方面它意味 着整个形而上学—意识形态世界的历史性没落与崩溃，另一方面它又意味着实践纲领—历史科学视域 的积极开启与生成”［18］（P569）。吴晓明教授对马克思哲学的阐释主要集中在对思维与存在形而上学二 元论的瓦解方面。如果说马克思实践纲领实现了意识内在性的贯穿从而解构了思维与存在的二元论建 制的话，那么，如何在此基础上正面建构由实践纲领开启的“历史科学视域”还是有待展开的工作。这一 工作才能积极呈现马克思哲学乃至整个当代哲学的基本视域。我们知道，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从意 识—存在移居到此—在，事实上只是移居到了作为此在的人身上，并没有走出主体性哲学本身。马克思 哲学以实践作为基本纲领，这种哲学是否也停留在主体性视域之内，甚至相对于意识的内在性而言更本 质地是一种主体性哲学？也就是说，实践纲领是否只是瓦解了意识的主体性，而不是人作为主体的主体 性本身？也许我们应该说，任何思想只能转换主体性的视角，但不可能没有主体性的视角本身？这一追 问，涉及人关于存在的思考是否能够采取第三者立场的问题。 张盾教授建构的“第三人称存在论”，意味着瓦解近代哲学二元论建制的实践原则仍然属于主体性 哲学视域。张盾教授指出：“近现代西方存在论就其全部以‘我思’或‘我在’为尺度来决定存在的有效性 而言，可称之为‘存在论的第一人称论域’；就其将一切存在的有效性诠释为‘存在的意义’而言，又可称 之为‘存在论的意义论域’。‘我思’思路由笛卡尔开创，康德做了伟大的拓展，在胡塞尔手上则走向极端。 ‘我思’思路把存在问题严格限定在主体的意识领域之内，发展了从直观到概念再到意向性的全部内在 化领域的意义给与程序。”［20］（P11）在批判意识内在性的基础上，海德格尔提出了以“我在”来诠释存在意 义的新思路，但是，“生存论分析以人的生存作为存在尺度，结果是重建了意义论域。……通向存在者存 在问题的道路再次被封死”［20］（P11-12）。张盾教授认为，此在的生存论分析并没有突破第一人称存在 论，存在论仍然是以主体性视角将存在理解为对主体而言的存在意义。在第一人称存在论视域中，存在 实际上成了在各种意义给定程序中具有某种承诺意义的“x”，“存在问题的焦点由存在者存在转向存在 的意义，存在就是被给与性，存在者是‘向……存在’的空位形式，‘自在之物’则是不能究诘的悬设”［20］ （P32）。意识或者说生存都只是存在者给出自身存在的主体性视域。张盾教授用第三人称存在论来悬 置或者说废黜第一人称存在论的论域。“废除了意义论域之后，我思主体与我思对象之间、‘此在’与‘上 手的东西’之间的不平等的主客二元逻辑被废弃，一切存在者自己去存在的第三人称结构作为一个问题 提上了议程。”［20］（P14）在不引入主体性前提的情况下，第三人称存在论“直接把存在者自己构成并亲历 其事的存在表现为一个存在论原理”［20］（P15），“凡存在都是存在者自己去存在，存在者在它的存在行为 中构成自己的存在事态，存在者亲历其事地与其他存在者相与共同到场”［20（］ P11）。

·98·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年第 5 期 从张盾教授的第三人称存在论来看，马克思“实践”和海德格尔的“此—在”仍然停留在主体性哲学 的内部，都属于第一人称存在论或者说意义存在论。张盾教授规定了意义存在论的基本内涵，并且精准 地勾勒了意义存在论从笛卡尔到海德格尔的思想谱系。存在论是否可能走出这种主体性视域（意义存 在论）取一种无人的第三者视角呢？如果“存在论”只能是我们“论存在”［4］（P12），所论之存在必不是存 在本身的话［21］，第三人称存在论就需要面对两个相关问题：其一，第三人称存在论是否只是形式上隐匿 了第一人称的论说者，并因此暗含事实上并不存在的“上帝视角”？这就涉及主体性的论域是否能够废 黜，逻辑上第三人称存在论是否可能的问题，因为像张盾教授说的那样，“存在总是因我们这种存在者的 存在状况而成为问题”［20］（P22）。其二，第三人称存在论是否意味着回到了思维与存在非反思的同一性， 将存在论所论的“存在者自身去存在”作为“它是”“它存在”本身？这涉及第三人称存在论是否会从现代 哲学立场后撤、回到抽象同一性的问题。因为我们看到张盾教授说：“存在行为就其在‘内容本身’中构 显存在者的存在而言，可称为存在者的‘自—然’。我们希望在一种古代术语的本意上使用这个构词： ‘自—然’等于说存在者如其自身所然而然，因此宣示着存在者‘自己去是其所是者’的天行常理，而决非 对象性世界的名词性尺度概念。‘自—然’表示世界存在之道的‘法度’，道法‘自—然’。至于根据各种尺 度去设定存在并作出诠释的那种存在论景况，我们称之为‘使—然’（使……存在）。”［20］（P6）这就需要我 们思考，第三人称存在论强调的存在者自身亲历其事的“自—然”天道是否会回到黑格尔批判古代东方 哲学时提到的“直接合一”，也就是没有意识到思维与存在差异和对立的同一性立场［2］（P95）？在现代的 反思哲学之后，这种立场还可能吗？我们知道，孙正聿教授就主张将哲学看成是理性的反思，本质上就 是对思维与存在同一性的前提批判。 孙正聿教授提出哲学是“对思想的前提批判”，认为反思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孙 正聿教授认为，哲学与科学之间的差异不是研究对象的差异，似乎科学以世界的某一领域作为研究对 象，而哲学研究世界的全体；也不是理论性质的区分，科学提供特殊规律而哲学提供普遍规律。在孙正 聿教授看来，“科学以整个世界为对象，因而它构成关于整个世界的全部的思想。与此相反，哲学是以科 学关于整个的世界的全部思想为对象，反过来而思之。只有思想本身才构成哲学自己的独特的对象”， 哲学是“对思想的前提批判”［22］（P154）。哲学之外的全部科学，不自觉地坚持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而哲 学则将这个作为科学前提的思存同一性作为反思对象，“探索科学活动中所隐含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 问题’。哲学对科学的关系，是‘反思’的关系；哲学的反思，就是揭示、考察和论述科学活动中所隐含的 那个‘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22］（P123）。不仅科学活动而且人类的一切活动中都包含着思维与存 在同一性的不自觉前提，“批判地反思人类全部活动中的这个‘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也就是批判 地反思人类全部活动中所‘悬设’和‘承诺’的这个根本性‘前提’——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我所提出 的‘前提批判的哲学理论’，从根本上说，是重新理解和阐释了作为全部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的‘思维 和存在的关系问题’”［22］（P123）。孙正聿教授认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人类全部活动中的根本 问题。人类的认识活动是在观念中实现思维与存在的统一，人类的实践活动则是在行动中实现思维与 存在的统一”，只有在哲学的反思活动中，才把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这个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作 为批判的对象，因此才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作为自己的基本问题［22］（P123-124）。“思维把思维和 存在的关系当做了问题，才构成了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22］（P162）思存问题作 为哲学的基本问题与哲学作为“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是内在统一的。孙正聿教授指出，哲学的时代主 题是不断变化的，它规定哲学的论域；而哲学的基本问题不是规定哲学的论域，它规定的是哲学特殊的 理论性质。 我们知道，思维与存在自发的同一性是黑格尔指出的古代哲学的基本特征，思维与存在的对立则是 近代反思哲学的基本特征。也就是说，哲学作为理论的反思对思维与存在同一性前提的批判是近代哲 学的基本状况。在古代哲学中，哲学家们将思维对存在的把握当作存在本身，哲学的对象不是“思想”，

罗 骞：思维与存在的关系 ·99· 甚至不是作为哲学史的哲学思想，而是存在世界本身。在这样的哲学中，哲学是把握世界的方式，而不 是把握关于世界的思想的方式。只是到了近代反思性的阶段，哲学才通过反思意识到了思维与存在的 对立，思维是否能够证明思维之外的存在和思维是否与思维之外的存在符合一致才成为基本问题。在 这个意义上，批判性地考察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前提只是近代哲学的“时代主题”，而不是所有哲学的基 本问题。古代哲学不讨论这一问题。同样，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在近代反思哲学的框架中讨论思维与 存在的同一性问题。恩格斯明确将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的两个方面都交给实践过程本身去解答。恩格 斯甚至因此说哲学终结了。不过，通过孙正聿教授的阐释，我们可以明确，马克思哲学乃至于整个当代 哲学视域的基本原则不可能回到思维与存在抽象的同一性立场，而是必须保留近代反思哲学非同一性 的基本成果。 以上我们初略勾勒了当代中国哲学界同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相关的几种代表性的观点。尽管观点 各异，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在当代中国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仍然处于核心地位，中国哲 学界对整个当代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性的阐释大都围绕着这一枢纽问题展开。前面几种观点都 直接或者间接地包含了对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的不同理解。我们可以看到，如何面对恩格斯提出的哲 学基本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哲学终结论，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从同以上四种观点相关联和相 对照的角度，我们将在能在论视域中阐释对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解。当然，我们在此无法详细比较能在论 对这一问题的见解同以上四种观点之间的各自关联和差异。但在总体性的阐释之后，这一切将变得明 显。在我们看来，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仍然是哲学的基本问题。但是，哲学对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的理解不 能停留在非同一性的反思哲学立场，更不能因为对意识主体性哲学的反思退回到非批判的同一性立场。 因此，以能在为基础概念的能在论试图在新的存在论视域中重新表述思维与存在这一哲学的基本问题。 通过这一新阐释，哲学作为存在之思将继续保持活力。 三、能在论视域中的思存关系及其两个方面 近年来，笔者提出并在逐渐完善以能在为基础概念的能在论。如何面对哲学基本问题框架以及如 何理解思维与存在本身的关系就是这一理论工作展开的内在逻辑。我们曾经将思维与存在抽象同一的 古代西方哲学称为存在概念的直接性阶段，近代则是思维与存在发展成对立的反思性阶段，超越近代反 思哲学中思维与存在抽象对立和思辨统一性的是以实践为基础的统一性阶段［4］（P10-20）。能在论是以 实践为基础的统一性哲学的存在论表达，意在探索近代反思哲学之后当代哲学的存在论形态，由此将思 维与存在关系作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带进后形而上学的思想视域。能在是以存在论差异和存在论循环为 基本思想环节的存在概念。存在论差异扬弃了抽象同一性的本体论存在概念，存在论循环扬弃了意识 到存在论差异却陷入思辨对立与思辨统一的反思哲学困境。包含存在论差异和存在论循环概念的能在 论作为统一性哲学，在超越反思性哲学的实践视域中把握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既克服近代反思性哲学的 二元论困境又不回到抽象的同一性，而是以概念的方式表征生存实践作为思维与存在辩证展开的可能 世界。 能在论的基本问题仍然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黑格尔在反思哲学的框架中以思维与存在两个理念 的发展作为哲学史建构的基本线索，而恩格斯则以思维与存在关系两个方面的不同回答划分哲学的基 本派别。虽然都讲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但二者却出于不同视角并因此具有不同内涵。能在论以不同的 方式同时与二者相关。一方面，能在论对哲学史三个阶段的建构采用的是黑格尔思维与存在关系的视 角，它以如何看待思维与存在两个理念的关系作为哲学形态划分的标准，将西方哲学划分为三种不同的 存在论发展形态。能在论超越近代反思哲学的二元建制和黑格尔哲学的思辨统一性，刻画和呈现后形 而上学的存在论视域。也就是说，从哲学史发展的角度来说，能在论对哲学史的梳理和对以实践为基础 的统一性哲学的建构，采取的是黑格尔思维与存在关系的视角。另一方面，恩格斯认为思维与存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