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4期

发布时间:2024-7-10 | 杂志分类: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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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4期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年第 4 期The Development Path of International Consumer Center C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cenescapesWu Jun (Beijing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Abstract As a new strateg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big cities, to develop international consumer center citie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expanding consumption, cultivating new growth drivers and fostering new de‐velopment paradigm. Exploring and building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center c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cenescapes will en... [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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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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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年第 4 期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International Consumer Center C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cenescapes

Wu Jun (Beijing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

Abstract As a new strateg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big cities, to develop international consumer center

citie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expanding consumption, cultivating new growth drivers and fostering new de‐

velopment paradigm. Exploring and building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center c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cenescapes will enable the elevation of focal point of urban managers and the public from the single dimen‐

sion of consumption growth to the comprehensive dimension of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urban life, and the

advancement from the consensus of a few departments such as business, culture and tourism to a more exten‐

sive and widespread urban identity. The scene is a combination of amenities, a reflection of local culture, con‐

sumption habits and life styles, as well as an indicator of local life quality. Beijing, Shanghai, Guangzhou,

Chongqing, Tianjin and other first-tier cities have piloted in scenes creation. Among them, the six scenarios of

landmark fashion shopping districts, characteristic blocks of elegant gathering, community and neighborhood

lives, ecological parks of recreation, dynamic sport and fitness, and art appreciation have a positive effect on

creating advantages for urban consumption, and the effect will be further reinforced with the growth of urban

economy and per capita disposable income. From a forward looking perspective, China's big cities can in‐

clude \"scenes creation\" in the scope of public policy core agenda, and establish an urban scenes system to

build up lasting advantages and competitiveness for urban development, through creating scenes to continu‐

ously optimize and improve urban functions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urban life. The scenes construction in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international consumer center cities not only reveals the power of scenes as a new el‐

ement in shaping urban culture, but also provides new thinking for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urban construc‐

tion and constantly meeting the people's growing demands for a better life.

Key words scenes; international consumer center cities; development path; quality of life; cultural

strength

■ 作者简介 吴 军,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北京行政学院)社会学教研部(北京市人口研究所)教授,北京 100032。

■ 责任编辑 何坤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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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7 卷第 4 期 2024 年 7 月

Vol. 77 No. 4 July 2024 051~058

价值论视野中的政治哲学研究

——发展中国政治哲学的几点思考

马俊峰

摘 要 因应改革开放实践发展的内在要求,我国政治哲学研究勃然兴起,取得了很可

骄人的成绩和重要的社会影响,成为哲学理论发展的一个理论生长点和亮丽风景线。在政

治哲学研究中,存在着对政治哲学的定位、政治哲学的理论基础、政治哲学与唯物史观的关

系等问题的争论。从价值论的角度来看,政治实践中存在多种政治力量的博弈,政治决策涉

及多种重要价值的比较和权衡,伦理价值或道德价值仅仅是其中的一种特殊价值,如以伦理

学为政治哲学的规范基础,或以某种理想的“好政治”“好生活”来推论出政府行为“应如何”,

这种研究范式势必难以解释和揭示政治生活的复杂性,也难以起到指导性作用。构建和发

展中国特色政治哲学,需要自觉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与价值、批判性与规范性相统一的方法

论原则,结合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聚焦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全球治理实践

中的重大问题,从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两方面进行批判性的反思和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实现

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共同发展。

关键词 价值论;政治哲学;国家治理;学科体系;价值观念;理论与实践

中图分类号 B03;B01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24)04-0051-08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以构建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和

日益深入,利益分化和主体多元化格局形成。一方面,社会转型和发展速度迅疾,各种矛盾集中爆发,旧

问题和矛盾还未解决新问题又冒了出来,形成叠加效应令人难以从容应对;另一方面,受传统治理理念

影响,我们的治理方式还是以“管”为主,以“管住”为好,因而与新形势及问题的新性质很不匹配,各种社

会矛盾集中、突出地表现为社会不公正问题,因此,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都展开了对社会公正

(正义)问题的讨论和争论,对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提法日渐增多,甚至成为主流意见。

中国政治哲学的研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展的。2006年,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主办、南开大学哲学

院承办的“马克思哲学论坛”就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为主题进行专题讨论。多年来,这方面的研究

著作就有几十部,专题论文更是汗牛充栋。由于研究者们的学术背景和视角不同,如有的来自马克思主

义哲学,有的来自中国哲学,有的来自西方哲学,有的来自伦理学,等等,因而对政治、政治哲学的理解也

不同,分歧和争论在所难免。也正是这种热烈争鸣的局面,使政治哲学成为一种显学,成为中国当代哲

学的一个重要的理论生长点和亮丽风景线。本文在此主要从价值论的视角,对如何进一步推进我国的

政治哲学研究、构建和发展中国特色政治哲学的几个基础性问题,进行一些分析和讨论。

一、政治哲学的学科定位

这里所说的学科定位,可以作一种广义理解,不单是说政治哲学作为一门学问、一个学科,在整个哲

学学科体系中处于什么位置,与别的学科是什么关系,也包括它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学问和学科,研究的

DOI:10.14086/j.cnki.wujss.2024.04.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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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年第 4 期

对象和特定视角是什么。需要说明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大学进行大规模的院系调整,仿照苏联

的教学理念和体制,强化教育的意识形态性,适应计划体制要求,学科划分很细,并以教研室作为单位来

实施其教学计划,比如将哲学分为八个二级学科,哲学系(院)就分成八个教研室。国外的许多大学哲学

系就没有这种区分,不同学科大致就相等于我们的研究方向、研究领域,界限也并不那么分明。由于这

个背景差别,国内学者理解的学科定位,可能就更侧重于前一方面,国外学者则更多的属于后一方面。

当然,这两个方面也是相通的,有时就是相互规定的。

各学科研究背景的学者对政治哲学的学科定位还是有不同看法的。先从政治哲学与政治学的关系

来说,按照《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词典》的解释,“政治哲学不同于政治科学,其原因在于政治科学是经验性

的和描述性的,它解释一个政府实际上是如何运作的,而政治哲学则是规范性的,它确立那些规定政府

应如何运作的准则或理想的标准”[1]

(P774)。作为一种辞书,这种观点本来就是吸取了许多共同意见而

编撰的,反过来又影响了很多研究者,以之作为权威性观点。顾肃教授指出,“政治哲学与政治学有共通

之处,即皆以社会政治为其研究对象,但两者的侧重点不同。政治哲学更偏重于作为人文学科的哲学,

即理论化的、哲学化的思想探索和论证,尤其是自罗尔斯以来,政治哲学的规范性价值的特征很明显”[2]

王新生教授认为,“政治学定位于认知性问题的研究,政治哲学定位于规范性问题的研究。这两类问题

之间的区别,直接来自于实证主义的知识原则,而其更深刻的根源则可以追溯到休谟和康德的哲学理

论”[3]

。上述几位都是出身哲学研究的教授,而出身于政治学研究的俞可平教授看法则有所不同,他认

为,“政治哲学可能是最早的交叉学科之一,它既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也是政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

“政治哲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的政治价值和普遍性的政治原理。政治价值和政治原理的具体内容在不

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社会制度中是极不相同的,……但诸如国家、政府、权力这些重大现实问题和诸

如自由、民主、平等、正义、人权这些重大价值问题,通常是政治哲学所共同关心的主题”,“以为政治哲学

与经验事实材料毫不相干则是错误的,因为任何正确的抽象都离不开一定的经验依据,要真正弄清楚

‘应当怎样’,就首先必须弄清楚‘是什么’和‘为什么这样’”[4]

政治哲学在哲学体系中的定位,在国内是一个很难绕开的重要问题。它是一个分支学科或应用学

科,如同管理哲学、经济哲学那样,抑或属于基础理论研究学科,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上就是政治

哲学,研究者们有不同意见。这些都表现在如何看待实践哲学与理论哲学的关系,政治哲学与唯物史观

的关系,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以及政治体制改革和国家治理的关系等方面。这些我们在后面再予

以讨论。

在国内外的学术研究中,对几乎任何一个重要概念都会有不同的理解,有不同的理论派别,所以才

会争论不断,这是常态。试图定于一尊,确定一个标准答案,那是中学生应试教育的幼稚看法,或这种观

念的延续。有争论,能争得起来,就表明其间有共同的东西在,有达到相对共识和相互理解的可能在。

在我们看来,讨论政治哲学与政治学的定位,首先得明确,政治哲学属于哲学,哲学与政治学作为两个一

级学科,后者属于社会科学,前者属于人文学科,各自的性质、对象、研究范式是很不相同的。依对哲学

的传统理解,哲学揭示事物运动的一般规律,政治哲学应是揭示人类政治生活实践的一般规律,而政治

学作为具体的社会科学门类,揭示的是政治实践的特殊规律。这是从对象和使命的角度说。按照现在

比较流行的说法,哲学是对人类思维的前提性批判或反思。如果说政治学是对政治现象、政治实践的科

学认知和实证研究的话,政治哲学就应该是对各种政治学理论、政治思想、政治实践的前提性批判。固

然,在实际的研究活动中,作政治哲学研究的需要了解政治学研究的成果,包括政治思想史、政治制度发

展史等,作政治学研究的也需要政治哲学思维,有的还会有很深刻的政治哲学观点,正如一个物理学家

也会有很深刻的哲学思想一样,但二者这种层次上的差别是不能忽略的。

依照这个思路,说政治哲学是交叉学科,因为它既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又是政治学的一个分支,怕就

难以成立。在早期学科未分化的时代,好多学科都包含在哲学的“母体”中,学科分化后,各学科都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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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俊峰:价值论视野中的政治哲学研究

自己的特点和特定对象,哲学也需要重新定位和分别,差异性成为主要方面,交叉学科的说法恰恰没有

显示出这一点。说政治学与政治哲学都以社会政治现象为对象,其实也有问题。这种观点没有注意到

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对研究对象的内在规定性或建构性,比如,政治学理解的“政治”概念和政治哲学中的

“政治”概念,在内涵和外延上都是有很大差别的;而将政治哲学与政治学的差别规定为规范性与描述性

的差别,作为一种主流性观点,恐怕也有一定的问题。

二、政治哲学的理论基础

讨论政治哲学的理论基础,无论对这理论基础如何理解和规定,基本上都是把政治哲学看作哲学的

一个分支学科,或应用学科,如不是这样,而是将政治哲学当作具有基础性地位,甚至是第一哲学,有自

己的自足性的理论,那就不需要讨论其理论基础了。许多研究者都把政治哲学理解为是一门规范性的

学科,乔纳森·沃尔夫认为,“政治哲学是一门规范性(normative)学科,它试图确立规范(规则,或是理想

的标准)。我们可以比较一下规范性研究与描述性(descriptive)研究,描述性研究试图发现事物实际上

是怎么样的,而规范性研究则着力于探讨事物应当是怎么样的:什么是正确的、正义的(justice),或者是

道德上正确的”[5]

(P2)。亚当·斯威夫特甚至明确指出,政治哲学是道德哲学的分支,它对正当性感兴

趣,对国家应该或者不应该做什么感兴趣,在那里,道德要求是非常高的[6]

(P6)。国内学者大多都同意

政治哲学是一种规范性理论,考察关于政治事物“应当是怎样”的问题,建构一种基于价值判断的理想化

的政治模型,或试图确立国家应做什么的规则或理想标准。对其理论基础,有人认为是伦理学或道德哲

学,“政治哲学的论证……是深层的、理性的和道德的”[7]

(P6);有的人则认为是价值理论,“伦理学处理

的是私人领域中的价值问题,政治哲学处理的是公共领域中的价值问题”[8]

(P22)。在关于政治哲学的

核心概念即正义(公正)的讨论和争论中,不少人都将之理解为道德范畴或道德判断。

伦理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在现代价值论产生之前,似乎关于价值方面的讨论都属于伦理学的研究

范围。现代价值论产生之后,以“价值”概念概括各种价值现象,认为伦理学主要研究的道德价值是一种

特殊价值,或价值的一种特定形式,就在相当程度上限定了伦理学的普遍性范围。当然,也不是所有人

都认同这种观念,一些学者依然在原来的意义上理解和使用伦理学观念,以伦理学为价值论研究的主要

范式。而休谟的从“是”能否推出“应当”的问题,则以“事实”与“价值”两分的形式引起巨大的争论,至今

也很难说是得到了解决。实证的描述性研究与规范性的应当性研究的区分,正是以此为根据的。

在我们看来,休谟提出的从以“是”为系词的事实判断能否推出以“应当”为系词的道德判断的问题,

质疑的是道德判断的逻辑前提或根据问题,这同“事实”与“价值”的区分不能等同,甚至与“事实判断”和

“价值判断”的区别也不能等同,这不仅因为价值判断比道德判断的范围要广泛得多,它们之间是一般与

特殊的关系,而且还因为道德实践作为一种特殊的实践门类,意志决定、“求仁得仁”,这是与其他实践极

不相同的。道德价值作为一种特殊价值,价值的一种特定形态,道德判断也只能是一种特殊的价值判

断,将道德判断等同于价值判断,实际上就犯了以个别代替一般的毛病。不仅如此,道德价值属于规范

性价值,即社会文化所规定的价值,一定行为是否道德的判断是根据社会道德规范而作出的,正如法官

的判案结论是根据国家法律作出的一样,如果在事实认定上没有问题,这种判断就是“正确的”。规范性

价值作为社会所规定的价值,这里的“社会”和“规定”须作一种广义的宽泛的理解,可以是由国家各级政

府发布的法律、制度、政策、条例、规则,也可以是由文化传承形成的一些信仰、风俗、习惯、礼仪、禁忌,总

之是一些社会化了的标准,既是评价标准,也是价值标准,二者是重合的。社会确立这些规范,目的是规

范人们的行为,定分止争,减少矛盾冲突,维持一定的社会秩序。实际上,从历史发生的角度看,社会矛

盾冲突是产生各种规范的直接原因,最直观的例子是交通规则,是现代交通工具出现引发的各种矛盾问

题,才催生了各种交通规则。人们之间为什么发生矛盾冲突,根源是各自的需要和利益不同,马克思曾

说过,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与他们的利益有关,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9]

(P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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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年第 4 期

社会确立规范,维持秩序,也是为了人们的公共利益。从现实的人出发,从现实利益的角度理解价值的

发生、分化、发展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论的一个特点,也是优点。以人的需要和利益为核心形成的

价值,是为实在性价值。与规范性价值仅涉及人的行为不同,实在性价值种类繁多,各种对象,如自然

物、人造物、思想观念、技术方法,等等,与人的各种需要发生关联,能够满足需要的是利益,是有用的,是

好,是正价值,妨碍满足需要的则是有害的,是负价值;一项工程、一种制度、一个政策,实现了原初的目

的,是为成功,但如果代价超过收益,得不偿失,就是失败。如此等等。很显然,这类实在性价值的一个

普遍特征,是以因果关系为基础,一定对象是否满足了一定主体的需要,满足了哪一方面的需要,满足到

什么程度,都是可以经过经验来确证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也是一种事实,即价值事实。一定的评

价,无论是社会的评价还是个人的评价,是否符合相应的价值事实,是需要通过实践及其结果来检验的。

西方的一些价值哲学流派,包括历史上的一些思想家,仅关注规范性价值的问题,甚至只承认这些

价值,将实在性价值排除在外,将主要着力点放在论证和争论作为规范性价值之标准的规范的合理性问

题,或是立足抽象的人性、自然法,或是诉诸宗教的信仰,总之,是试图找到一个最终的东西,然后由此推

出或证明以之为根据的规范的合理性。他们明确地将伦理学作为政治哲学的理论基础,就是基于这个

逻辑。比如,关于正义问题、正当问题、善的问题,在他们那里就主要是在伦理学的层面讨论和争论的,

似乎解决了这个基础问题,就能够解决政府“应当如何”的问题。但由于不承认实在性价值,或割断了规

范性价值与实在性价值的联系,实际上就只能在最终即永恒不变的意义上寻找规范(体系)的根据,而对

不同历史时代规范的历史沿革及观念的变迁,就无法作出合理的解释和理解。用吴晓明教授的话讲,这

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神话学”[10]

。国内许多研究者在援用西方学者的理论时,对此是缺乏省察的,比

如,既认同政治哲学是规范性的学科,是关于政府应当如何的讨论,又不愿明确承认是伦理学在政治领

域的应用,更缺少对“为何”就是“应当”的追究,这就表现出了一些理论上的尴尬。从现实和历史的实际

情况看,政治活动、政治决策中涉及的多种主体利益诉求冲突、力量对比变化所形成的“态势”、信息不对

称形成的“时机”,等等,总之,由各种“利”“害”权衡构成的“必须”才是理解政治行为何以发生的确切基

础,是抽象的理想的道德意义的“应该”所难以“规范”的。

三、政治哲学与唯物史观的关系

政治哲学作为一个学科,是由诸多学说即不同观点的理论构成的,世界各国皆然。确认某种理论是

否属于政治哲学、某个理论家是否算是政治哲学家,往往弹性很大,比较模糊。就现时中国的政治哲学

研究情况来说,有以中国传统哲学为背景进行研究的,有以西方哲学史为背景进行研究的,更多的是从

马克思主义哲学出发去研究,从伦理学转为政治哲学研究的也大抵基于中西马(伦)的分野。有的是从

一般政治哲学的意义上去讨论和分析其中的具体问题,如如何理解正义,有的则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哲

学的意义上去进行分析和讨论。由于中国的特殊情况,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哲学的一个二级学科,又对

所有其他哲学学科、对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和发展都有特殊作用,如何理解和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首

先是唯物史观与政治哲学的关系,就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如果说从中国或西方哲学出发进行研究还

可以尽量淡化或回避这一点,或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当作众多政治哲学理论中的一种形式,而从马克

思主义哲学出发的研究者就是无法回避的。在如何看待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关系上,学

者们也表现出了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只是唯物史观中涉及法、政治、国家、道德等部分的思想,本身就可

以看作唯物史观的一个部分。从分别的角度看,唯物史观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基础,其根本任务在于深

入社会—历史现实,澄清这些政治思想观念的现实根源,说明它们的历史合理性、局限性及暂时性,而不

是诉诸抽象的普遍性。“任何一种试图让‘独立自在的’观念在马克思的政治哲学中构成具有实质意义的

理论立脚点的设想,无论这样的观念是正义还是自由,无论它是法权观念还是道德观念,也无论那种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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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俊峰:价值论视野中的政治哲学研究

观念来制定的思路是显性的还是隐性的,总而言之从一开始就已经误入歧途了”[10]

第二种观点,认为唯物史观与政治哲学不相干,前者是实证科学,后者是规范性研究,构建马克思主

义政治哲学必须寻找新的理论基础。唯物史观是从人的物质生产这一经验事实出发,通过对社会结构

和历史发展的考察揭示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实证科学,马克思恩格斯没有使用过“政治哲学”概念,

因而唯物史观与规范性(应当)的政治哲学并不相关。虽然马克思恩格斯确实从规范意义上论述过公

平、平等、正义等问题,但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本质上是一种价值判断[11(] P455,209)。

上述两种观点构成了一个对极,或两个极端,其他的一些观点基本都居于其间。例如,有学者主张

“不能将唯物史观理解为只是以认知的方式考察问题的认知理论,而应当把它看作同时包含着以规范性

方式考察问题的历史观和方法论,这是我们必须在方法论上加以确认的”,“马克思政治哲学就是在这一

意义上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的,它的规范性进路使它能够揭示在认知性进路上无法很好说明的问题”[8]

(P61-62);也有学者认为马克思有两个历史唯物主义概念,一个是“以论证客观历史规律为诉求的历史

唯物主义概念”,另一个是“关于创造一个好社会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马克思就是从这两种历史唯物

主义概念中得出结论,并且从一开始就避免把结论建立在现状如何或现状曾经如何的基础上,而使结论

奠基于现实应该如何之上,这就是资本主义必将在历史过程中灭亡的信念”[12]

。还有学者提出,“马克思

的历史唯物主义建构就是其政治哲学的开启,而政治哲学又是其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入。也就是说,历史

唯物主义只有上升为政治哲学,它才能达至其彻底的反思性、整全性并获得其完全的意义,而政治哲学

就是完成了的历史唯物主义”,因为二者从根本上都是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来为人的自由和解放开辟道

路的[13]

。另有学者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从政治哲学的思想运演中推导出来的。“马克思不仅以自然为

逻辑起始点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同时,他也以此为逻辑起始点开引出了政治哲学”[14]

,因此,“历史唯物

主义并非是排拒规范性的事实性学说,而是与作为规范性理论的政治哲学有一种相激互融的关系”[15]

从上述这些不同观点的立论看,在许多学者那里,将政治哲学确定为规范性理论似乎成为一种默认

的前提,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要能成立,也须是一种规范性理论,而“是”与“应当”的不可通约性,始终像

梦魇一样困扰着人们。换句话说,中国马克思主义价值论研究的成果,比如价值是一种主体性现象,是

人类实践生活中的普遍现象,具有社会性的客观性,真理性与价值性的辩证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

论的基本原则,尽管说获得了一般性的承认或确立,但并没有真正渗透融入对社会生活和历史发展的理

解中。在权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价值论是放在真理之后单独讨论的,而唯物史观则基本上还

是按照以往的揭示历史普遍规律的方式来叙述,真理与价值的统一实际上处于既讲了真理也讲了价值

的一种外在联合状态。这并不是说讨论唯物史观与政治哲学关系的学者是按照教科书来理解唯物史观

的,而是说这种思维方式是一种带有普遍性的思维方式,“是”与“应当”是断裂的,从事实判断的“是什

么”和“为什么”,推不出“应当”如何来。这种思维方式和观念恰恰是需要反思的。

上面我们提到“价值事实”的问题,主要意旨在于说明不能将“应当”与价值判断等同起来,实在性价

值是以因果关系为基础的,对它们的指认、分析和判断同样可以看作具有“事实”根据的判断。无论是国

外还是国内,有许多人是不同意这一点的,理由是:“事实”是指科学事实,具有对所有人同样有效的“客

观性”,尽管可以承认“实在性”价值也有因果根据,但由于只是对个别人或不同主体有效,因人而异,因

时而异,所以只能是主观的。很显然,他们理解的“事实”和“客观性”,是“科学”意义上的,他们的思维和

视角是思辨哲学认识论中心主义的视角。在这种视角下,主体是一个,是统一的,即抽象的人类意义上

的主体。中国马克思主义价值论研究一开始就反对和批判价值主观论,该研究一个重大的突破性贡献,

就是超越了这种认识论中心主义视角,坚持马克思的从现实的人出发的方法论,认为个人、家庭、群体、

阶级、民族、人类都是人的现实的存在方式,都是具体的主体,价值作为特定的主客体关系的一种质态,

本质上是客体的存在、功能、发展态势与主体生存发展需要的满足或反满足的关系;价值作为一种主体

性现象,其因果和效应总是相对于特定主体而言的。因人而异、因时而变不过是价值主体性的具体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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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确证,同样是一种客观的事实。不同的主体会因与具体价值客体的关系产生各自特定的价值的“实

然”,也各有自己的“应然”的期盼,这些“实然”和“应然”不仅不同,还可能出现冲突,这是任何一个社会

都普遍存在的事实,各种社会整合都是基于这个事实而进行的。当然,不同主体也会因共同需要或需要

的共同性形成共同利益共同价值。作为主体,群体是若干个人主体构成的共同体,也会形成一些共同的

或具有共同性的“应然”期盼。这也是社会整合可能性和有效性的现实基础。作为社会整合的组织形

式、制度形式、法律形式及其道德观念、政治观点等,都是随着这种现实基础的历史性变化而变化着的。

当我们坚持从现实的人出发,从现实的人的现实实践活动出发,去理解各种价值现象的发生和发

展,尤其是价值的“实然”和“应然”的辩证关系,借助政治学和管理学的研究成果,理解社会政治现象的

复杂性及其根源,就能深刻地透视其他各种政治哲学理论以及道德观念的根本局限性,防止再沿着以抽

象的“正义”“善”“好社会”“好生活”等观念“规范”政治权力“应当如何”的路径去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

学。从这个角度说,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本质上是一种批判性政治哲学,既是也首先是基于“资本权力”

及其政治表现的批判,同时也是基于人的解放的维度对各种造成人的异化的政治国家体制和运行机制

的批判。这种批判既是从科学的维度即立足于政治发展的历史和现实的事实而进行的,也是从价值的

维度,即如何解决个别家庭与公共利益的冲突、如何确立一些社会规范的角度、如何论证这些规范的合

理性而揭露虚假共同体,并从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这种批判性不过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

判性在其政治哲学领域的具体体现。当然,不能把批判性与规范性完全割裂,如果离开了唯物史观的基

础和方法论,对规范性的讨论就可能走偏方向,至少会削弱或丧失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优势。对此我

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四、政治哲学研究与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全面快速推进,利益分化和主体多元化、各种隐藏和新生的矛盾冲突

集中展现,社会各界加快了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吁求,中国政治哲学兴起并成为显学。党中央提出坚持和

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将之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目

标,为我国政治学、行政学、法学、公共管理学以及政治哲学研究提供了动力,也展现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这些丰富具体的社会科学学科研究成果,对我国政府权力、政府决策、治理过程的机制和能力及其弊端

的实证性研究和对策性建议都很有实用价值。相对而言,我国政治哲学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讨

论,除了翻译介绍国外的相关研究成果之外,主要还是聚焦于一些基本概念,比如何为政治哲学,何为正

义,马克思与正义的关系,这些讨论当然也是很有意义的,但由于较少结合政治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以

及提出的问题而进行,与中国现实和实际政治状况就显得比较隔膜,显得比较抽象甚至空洞。马克思主

义政治哲学的批判性维度彰显不足,或主要限于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批判,对我国现实政治及其弊端

的批判反思就比较缺乏。这固然有一定的客观原因,包括学科体制的原因,但过于强化政治哲学是规范

性理论,以致成为一种主流研究范式,恐怕也难辞其咎。

将政治哲学视为一种规范性理论,一种以伦理学为理论基础甚至认为就是道德哲学在政治领域的

应用,这种学说或观念既历史悠久又得到相当程度的认同,说是对政治哲学的经典定义都不过分。其致

思路向就是设定一个最原始的概念,或是人性,或是善,或是自由,或是自然权利,或是爱,或是正义,等

等,发现了这些所谓“道德真理”,再由此推出“好政府”“好政治”“好生活”“应当”是怎么样的,希图以此

“为万世开太平”。用恩格斯的话说,启蒙学者把资本主义说成是“理想王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批判了他

们的错误和虚妄,认为“社会主义是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表现,只要它被发现了,它就能用自己的力

量征服世界”[16]

(P536)。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彻底颠覆了这种唯心史观的致思路向,马克思恩格斯甚至

说,“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9]

(P539)。马克思主

义哲学主张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但绝不认为旧世界是一成不变的,因而自己的批判和发现是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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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俊峰:价值论视野中的政治哲学研究

极性的,后世的继承者只是执行者,只是按照马克思的发现(设计、蓝图)去进行建造的施工队。假如我

们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作为马克思事业的继承者,这样去理解我们与马克思的关系,那恰恰是违反马克

思的意旨的,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是宗教一样的教派了。这其实就是马克思主义队伍中教条主义屡反

屡犯不绝如缕往往还意味着“政治正确”的思想原因。

马克思主义哲学坚持真理与价值相统一的原则,就是立足“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的高度,围绕

“人的解放”这个中心命题,从现实的人和人的现实实践出发,将对象、现实、感性都当作实践去理解,也

即是“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这里的“事物”,包括自然的、社会的和历史的,包括经

济、政治、文化,包括家庭、阶级、民族,也包括各自的价值关系和价值观念,如此等等,只要坚持这个方

法,那么“任何深奥的哲学问题”,就都可以“归结为某种经验的事实”[9]

(P528)。价值原本是人的实践生

活中处处时时都遇到、都回避不了的问题,利害与是非、实然与应然、现实与理想(期盼),它们之间既有

差别和对立,又相互对照相互作用相互过渡,构成了主体选择的具体条件具体内容。尽管在不同的主体

那里,其形式和内容都有所不同,解决的方式也不令人满意,是思想家们将之抽象化甚至神秘化了,变成

“深奥的哲学问题”,总想一次性地一劳永逸地彻底解决,却始终解决不了,因而纷争不断。落实到政治

哲学方面,无论是对国家、阶级、政党、制度、法律、道德,还是正义、平等、自由、权力、权利、合法性、正当

性,都需要跳出以理论论证理论、从观念确证观念的思辨哲学的藩篱,“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

况来理解”[9]

(P528),要从不同主体如个人、家庭、阶级的利益差别及冲突,个别家庭、集团的利益与共同

体、公共利益的差别及冲突,以及共同体为了不至于在冲突中解体而缓解、钝化这些冲突,设立各种规

范、组织和论证这些规范、组织的必要性合理性的观念、理论,等等方面来理解。就像马克思曾指出的,

如果一个时期某个国家权力是为某一集团独占的,那么在理论上占主导地位的就是专权如何必要如何

合理的观念,相反,“在某一国家的某个时期,王权、贵族和资产阶级为夺取统治而争斗,因而,在那里统

治是分享的,那里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就会是关于分权的学说,于是分权就被宣布为‘永恒的规律’。”[9]

(P551)总之,这些抽象的理论和观念背后都有现实的阶级或集团的利益作为其基础,这也是这些观念为

何能够风水流转的根源。很显然,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首先是为政治祛魅,为各种素来被视为神圣的政

治观念、道德观念祛魅,是以批判的反启蒙的形式实现真正的启蒙,“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

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9

(] P602),由此在世界范围内兴起了共产主义运动。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使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陷入空前的低潮,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中国

式现代化道路的开辟,为寄希望于社会主义的人们提供了新的希望。党中央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未来几十年发展的

总任务,是当代中国最大的政治。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者,应该结

合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等学科研究的成果和问题,抓住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践过程中的重大问题,进行哲

学层面的前提性的批判性反思,在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方面提出创新性的理论,为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起到应有的作用,这是构建中国特色中国气派政治哲学的合理进路,也是在“两个结合”中发展马克思主

义哲学、构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合理进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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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9页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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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A Study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in the View of Axiology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Political Philosophy

Ma Junfeng (Shanxi University)

Abstract In response to the internal requirement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study of political phi‐

losophy in our country has been booming, achieving remarkable progress and important social influence, and

become a theoretical growth point and a beautiful landscap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hilosophical theories. In

the study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there exist some differences and disputes on its positioning, its theoretical

basi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From the angle of axiolo‐

gy, there are many kinds of political rivalries in political practice, and political decision-making involves the

comparison and balance of many important values, of which ethical value or moral value is just a special one.

For example, to take ethics as the normative basis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or use some ideal \"good politics\"

and \"good life\" to deduce \"what should be done\" by the government, is the type of research paradigm that is

bound to fail to explain and reveal the complexity of political life, and therefore it is not much of guidance.

To build and develop political philosoph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e need to consciously adhere to the

methodological principles of integrating Marxist science with value, criticism with normativity, on corporate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political science, public management and other disciplines, and focus on major issues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and global governance. From the two aspects of thinking mode

and values, critical reflection and constructive opinions can be made to realize the benign interaction and

common development of theory and practice.

Key words axiology; political philosophy; national governance; discipline system; values and notions;

theory and practice

■ 作者简介 马俊峰,山西大学特聘教授,山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教授,山西 太原 030006。

■ 责任编辑 涂文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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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7 卷第 4 期 2024 年 7 月

Vol. 77 No. 4 July 2024 059~069

马克思的分析—综合法与循环论证问题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文本再探

陈广思

摘 要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部分运用了分

析—综合法,形成事实—概念的文本逻辑,表明异化劳动的概念并不先验地、分析性地包含

私有财产的概念。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之间具有“(认识)理由—结果”的因果关系,这种关

系的形成包含“异化劳动事实→异化劳动概念+‘资本家’→私有财产概念”的分析—综合过

程。通过马克思的这种方法论,我们可以明确马克思在此文本中为自己制定的理论任务及

性质,证明马克思关于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关系的推论不是循环论证,并从多个方面澄清学

界认为此推论是循环论证的质疑。以此为视角来探讨这个问题,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青年

马克思的思维方式、思想层次和哲学观点,以及马克思分析—综合法的科学性和深刻性。

关键词 异化劳动;私有财产;分析—综合;循环论证

中图分类号 A121;B0-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24)04-0059-11

基金项目 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1ZXC005)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部分(以下简称“异化文本”),马克思对异化

劳动和私有财产关系的论证是不是循环论证,是学界一直讨论的问题,目前也没有定论。学者们提出了

各种论证方式和观点,但在一定程度忽略了马克思在此文本中所运用的重要方法论:分析—综合法。虽

然这种方法论在此文本中还不够成熟和完整,但已经能够很好地解释马克思在此文本中的叙事逻辑和

运思方式,对马克思是否陷入循环论证的问题提供新的理解思路。有鉴于此,我们尝试结合马克思的这

种方法论,再探“异化文本”及其中的循环论证问题①。

一、“异化文本”的总体逻辑

“异化文本”具有明显的逻辑结构,对此马克思也有诸多提示。它的文本逻辑总体上可概括为:通过

事实获得概念,再通过概念再现新的事实,然后再获得新的概念。在文本开头几段,马克思首先表明他

不满意国民经济学以私有财产的事实作为理论的出发点而又不说明此事实、解释清楚私有财产本质的

做法,然后提出自己的研究任务:“因此,我们现在必须弄清楚[begreifen](从概念上去把握——引者译)

私有制、贪欲以及劳动、资本、地产三者的分离之间,交换和竞争之间、人的价值和人的贬值之间、垄断和

竞争等等之间以及这全部异化和货币制度之间的本质联系[wesentlichen Zusammenhang]。”②[2]

(P156)[3]

① 笔者在写作本文时曾认真拜读清华大学韩立新教授《〈巴黎手稿〉研究——马克思思想的转折点》一书,并专门向韩教授请教,得到韩教授的指

导。本文的观点虽然与韩教授在此书中的观点有区别,但是受此书对begreifen一词改译[1](P184)的启发而形成。在此笔者向韩教授表示衷心的

感谢!

② 引文中“[]”中的内容为引用德语原文,由引者所加,下同。本文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中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中译本引用文本,

因此,在提到“异化文本”第几页、第几段时,均指此版本中的段数和页码。

DOI:10.14086/j.cnki.wujss.2024.04.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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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年第 4 期

(P364)关于这句引文,我们稍作说明:我们把begreifen从原中译“弄清楚”改译“从概念上去把握”(德语

begreifen的名词形式是Begriff,即“概念”,begreifen一词包含着“以概念的方式来理解、把握”的含义),

这是因为“弄清楚”这个表述掩盖了马克思试图从概念上去把握事实的原本意图,给我们理解马克思的

观点带来很大的障碍,改译后能够让马克思此意图清楚地显示出来。因此,这个改译对我们理解马克思

的真正意图非常重要。从马克思的这句话来看,他为自己制定的研究任务的核心是从概念上把握私有

财产、贪欲与各种经济范畴(包括异化)之间分离的本质关联。需要注意的是,这个研究任务并没有明确

包含追溯私有财产的起源,尤其是在现实历史中的起源的内容①;而且马克思在这里为自己制定的任务

相当庞大。但结合他接下来的具体论述来看,他在“异化文本”中实际上只探讨了私有财产与异化劳动

的本质关联,而对私有财产与其它经济范畴或现象的本质关联没有具体展开。

在“异化文本”中,马克思从异化劳动引出私有财产概念的内容主要集中在第156-166页。这部分内

容的思路和行文逻辑非常清楚,可分为如下几步:

第一步,第 156 页第 5 段,马克思明确交代自己讨论的出发点:“我们且从当前的国民经济的事实

[Factum]出发。”[2]

(P156)[3]

(P364)要注意的是,这句话说的“国民经济的事实”并非私有财产的事实,而

是异化劳动的事实,具体而言指马克思接下来的一段(第156页第6段)话:“工人[Arbeiter]②生产的财富

越多,他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

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劳动生产的不仅是商品,它还生产作为商品的劳动自身和工人,

而且是按它一般生产商品的比例生产的。”[2]

(P156)[3]

(P364)细读这段话可以发现,这里说的都是异化劳

动的内容,其中没有包含关于私有财产的任何讨论。马克思在后面回顾道:“我们的出发点是国民经济

事实即工人及其生产的异化”[2]

(P164),“我们已经承认劳动的异化、劳动的外化这个事实,并对这一事

实进行了分析”[2

(] P168),这也证明了马克思视为出发点的“国民经济的事实”指工人及其生产的异化。

第二步,第156页第7段至164页第4段,马克思从异化劳动的事实出发,获取关于此事实的概念,即

异化劳动的概念,并对其四个规定进行了充分的阐明。其中第156页第7段“这一事实无非是表明:……

劳动的这种现实化表现为工人的非现实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

外化”[2]

(P156-157)反映了马克思从事实出发以获取其概念的思路。在接下来第157页第2段至164页

第4段,马克思通过具体阐明异化劳动概念的四个规定,有力地说明了该概念各方面的内容。

第三步,第164页第5段,马克思对上述内容作了阶段性总结:“我们的出发点是国民经济事实[fac‐

tum]即工人及其生产的异化。我们表述了这一事实的概念[den Begriff dieses factums]:异化的、外化的

劳动。我们分析[analysirt]了这一概念,因而我们只是分析[analysirt]了一个国民经济事实。”[2]

(P164)[3]

(P371)这一段话非常直接地表明了马克思到目前为止的讨论思路是:从异化劳动的事实出发,通过分析

的方法,获得了关于此事实的概念,即异化劳动的概念。因此,上述各步骤是从事实到概念的环节。

第四步,从第164页第6段开始到第166页第3段,马克思结合现实来说明异化劳动的概念。他说:

“现在让我们看一看,应该怎样在现实中去说明和表述异化的、外化的劳动这一概念。”[2]

(P164)这句话

的原文是“Sehn wir nun weiter, wie sich der Begriff der entfremdeten, entäusserten Arbeit in der Wirküch‐

keit aussprechen und darstellen muß.”[3]

(P371)将它改译为“现在我们要进一步考察异化的、外化的劳动这

一概念在现实中必须怎样表达和表现”更能体现马克思在这里的原意:他从异化劳动的事实中获取异化

劳动的概念之后,需要回过头来综合现实因素,考察这个概念在现实中的表达和表现。因此,这是一个

① 这一点对探讨“异化文本”是否存在循环论证颇为关键。有不少学者认为,马克思在“异化文本”中一开始为自己制定的任务包含追溯私有财产

的起源的内容,人们质疑马克思陷入循环论证与此有诸多关系[1](P182-195)。但严格来说,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马克思一开始就明确要探讨私

有财产的起源,他在“异化文本”最后得出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具有因果关系的结论,是他在概念层面把握这两者本质关联的自然结果,而不是

一开始就明确致力于论证的内容,而且这种因果关系也并非关于私有财产的历史起源的因果关系。

② 在“异化文本”中,德语Arbeiter本意是“劳动者”,而非固指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工人,因此,它的使用并不必然意味资本主义的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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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广思:马克思的分析—综合法与循环论证问题

从概念回到现实、再现事实的环节。异化劳动概念目前还只是一个概念,在这个概念中,劳动者的劳动

产品到底属于谁这个问题还未得到回答。在这个环节中,马克思指出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资本家”[2]

(P166),由此,异化劳动概念不仅获得了它在现代社会的现实性,而且再现了异化劳动的事实,其中各层

次的规定和内容都被阐释得很清楚。因此,这个再现的事实并不像作为最初的出发点的“国民经济的事

实”[2]

(P156)那样混沌,它的内部规定和关系已经得到具体的展示。到这里,异化劳动既是一个概念也

是一个事实:这是一个已经获得了现实内容的具体概念,同时也是通过概念而被重现的清晰事实。

第五步,第166页第4段,引出私有财产的概念。在这里,私有财产概念作为前面所有环节的最终结

果出现:“因此,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对自然界和对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2]

(P166)要注意,这句话里的“私有财产”在这五步中是首次出现。至少在字面上,我们没有发现在此处之

前“异化文本”中包含任何“私有财产”的表述。这一点有助于消除人们认为马克思在推导出私有财产之

前把私有财产暗设为前提的质疑。

最后,第166页第5段,总结。马克思说:“因此,我们通过分析[Analyse],从外化劳动这一概念[dem

Begriff der entäusserten Arbeit],即从外化的人、异化劳动、异化的生命、异化的人这一概念得出私有财产

这一概念。”[2]

(P166)[3]

(P372)这个总结一方面表明了私有财产概念的出现是通过对异化劳动概念的分

析而来,另一方面表明,私有财产在这里还只是一个概念,它的现实内容还没有得到展现。需要强调的

是,马克思在“异化文本”中处处提醒他是从异化劳动概念(der Begriff der entfremdeten Arbeit)而非异化

劳动事实中引申出私有财产概念(der Begriff des Privateigenthum)的。上述有些引文已经表明了这一

点,“异化文本”另外还有一句话也特别能说明这一点:“我们通过分析从异化的、外化的劳动的概念得出

私有财产的概念[wir aus dem Begriff der entfremdeten,entäusserten Arbeit den Begriff des Privateigen‐

thums durch Analyse gefunden haben]。”[2]

(P167)[3]

(P374)。这更有力地表明马克思是在概念把握层面讨

论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概念之间的关系的。

到这里,“异化文本”的总体逻辑已经非常清晰,可归结为事实—概念逻辑:异化劳动事实→异化劳

动概念→通过概念再现的异化劳动事实(获得现实性的异化劳动概念)→私有财产概念。

完成上述内容的讨论后,马克思以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这对范畴为起点,从概念上把握各种没有解

决的矛盾事实,并计划以此来解释国民经济学的各种范畴,使之成为这对范畴展开了的表现[2]

(P166-

167)。这表明他仍然准备按从事实到概念再回到事实的思路来继续他的讨论,而且表明了马克思到目

前实际只完成了对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的本质关联的探讨,对其它经济范畴和现象的探讨还没有真正

展开。这进一步确定了“异化文本”的主体内容是探讨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的本质关联。

“异化文本”中的事实—概念逻辑并不是马克思随意形成的,它是马克思运用了分析—综合法导致

的结果。阐明这种方法论,能够使我们更进一步理解马克思的这种文本逻辑,从而更好地判断他是否在

“异化文本”中陷入循环论证。

二、马克思的分析—综合方法及其在“异化文本”中的运用

“异化文本”使用了一种重要的方法论:分析—综合法。这种方法论在成熟时期的马克思思想中得

到充分的发展,成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研究方法,但在“异化文本”中这个方法论还只是有初步的

形式。为了使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这种方法论,我们先结合成熟时期马克思的著作对这种方法论作简

要的说明。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以下简称《导言》)“政治经济学的方法”部分指出,政治经济学

的研究存在两条道路。一是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不断做减法,把次要的内容去掉,寻找事物各层次的规

定,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这种实在和具体,就它一开始没有经过分析的过程呈现其内部规定和结构

而言,马克思称为关于整体的“混沌的表象”[4]

(P24)。这条道路重点的地方在于分析,它使给定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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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年第 4 期

“在分析[analytisch]中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4]

(P24)[5]

(P36)。这是从事实到概念的分析过程。第二

条道路是“回过头来”[4]

(P24),做加法,它从第一条道路产生的简单概念开始,根据被揭示出来的事物各

层次的抽象规定,把分析过程中抽象掉的各种内容综合统一起来,赋予这些抽象规定以具体内容,从而

在思维中再现事实之整体。这个过程是“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Zusammenfassung]的过程”[4]

(P25)[5]

(P36),重点在综合。由此获得的结果不再是关于整体的混沌表象,而是一个具体总体,它呈现出事物内

部各层次的具体规定。虽然它又回到了事实本身,但这是一个通过概念再现的、结构清晰的、作为“许多

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4]

(P25)的事实。这是从概念返回事实本身的综合过程。马克思称

第二条道路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4]

(P25),但第二道路的科学正确性,是以第一条道路所关联的事实

和在完成时提供的概念为前提的;脱离第一条道路的帮助,第二条道路就相当于脱离经验内容而直接从

抽象的概念和范畴开始,很容易导致唯心主义。当然,第一条道路单独来看并不具有科学性,因为它只

分析了事实,缺乏对事实的总体把握,所以只能形成对事实的局部、片面和孤立的认识,而且通过分析事

实达到的概念,如果不能上升到具体,也就只是抽象的概念。第二条道路恰好能够弥补第一条道路的这

些缺陷。所以,科学的方法是两条道路或分析和综合的统一。

马克思这种政治经济学方法一般被称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不过就其包含着分析和综合两

个环节而言,我们也可以称为分析—综合法。学界已有不少学者从分析和综合的角度来理解马克思的

政治经济学方法①,但还不够充分关注这个方法论的这样一种重要功能:分析是对给定的事实进行抽象,

以提取蕴含在事实本身之中的概念,由此获得的概念与给定的事实之间具有必然关系;综合是从这些抽

象概念出发,将在分析过程中被抽象掉的、因而外在于这些抽象概念的非本质内容复归其位,以此理解

抽象概念的具体经验性表现。在这个过程中,抽象概念与这些非本质内容的综合关系是经验性的,而且

可能是偶然的。抽象概念不一定与它的经验性表现有必然关系,因为它与它的经验性内容相互外在,其

关系可能是偶然的。但是,如果抽象概念包含它与某种特殊的经验之物的先行指示关系(这一点要在分

析环节中揭示出来),那么这种综合也能够在概念与事实之间建立某种必然关系。揭示事实与概念之间

是否存在必然关系是作为一种哲学方法论的分析—综合法最重要的功能之一。

分析—综合法被应用于马克思诸多的论著之中,其中最集中和最有力的应用场所是《资本论》第1

卷。简要阐明如《资本论》中是何运用分析—综合法,对我们理解和比较“异化文本”中的分析—综合法

很有必要。在《资本论》中,商品是整部著作的起点,但它并不是一个概念,而只是在我们面向资本主义

① 哈贝马斯在《认识与兴趣》第1章[6](P1-65)、苏联学者伊利延科夫在《马克思〈资本论〉中抽象和具体的辩证法》第5章[7](P210-244)、日本学者见

田石介在《资本论的方法研究》第1-5章[8](P1-1125)都从分析和综合的角度来理解马克思这种方法论。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马克思的分析—综

合法并不直接就是康德或黑格尔的分析法综合法,主要原因之一是,他们关于“综合”的德语用词不同(关于“分析”的德语用词是相同的,均为

Analytik)。马克思在《导言》中所说的“综合”德语用词是Zusammenfassung,而康德和黑格尔所说的“综合”德语用词是Synthesis。由于国内学界

把这两个不同的术语都翻译为“综合”,长期以来人们都没有注意到这两者的区别,进而没有从这方面注意到马克思的分析—综合法与康德—黑

格尔传统中的分析和综合的重要区别。在马克思思想和康德—黑格尔思想中,Zusammenfassung和Synthesis有相同的一面:它们都指与分析相对

应的思维活动,都包含“共同、一起”(zusammen-,syn-)的含义。但它们也有重要的区别:Zusammenfassung意指合并、综合、汇编、总结、概括。它由

Zusammen(共同、一起)和Fassung(文本、稿本、文稿措词)组成,字面理解是(对文本或措词的)总结和概括。Synthesis意指综合、综合体、合成体,

它经常用来表示人工合成物或化学反应合成物。在马克思《导言》中,综合(Zusammenfassung)是各要素的聚合,即多样性的统一;在康德和黑格

尔那里,综合(Pynthesis)是各要素相统一并产生的新东西,如对康德而言是感性杂多与知性概念相统一产生知识[9](P63),对黑格尔而言是界说

与分类相统一产生定理[10](P413),或者正题与反题相统一产生合题。在马克思的立场中,思维活动只需要根据事物的内部结构再现各规定性的

具体内容,从而在思维中再现事实本身即可,不需要人工合成新事物,因为这种新事物只是思维的构造物。这或许是马克思一改康德—黑格尔

的传统做法,不用Synthesis而用Zusammenfassung来表达“综合”的原因。对于由于术语使用的不同而导致的马克思和康德—黑格尔在理解分析

和综合上的区别,本文的态度是,一方面承认马克思的分析—综合法与康德—黑格尔传统的分析法和综合法有相通之处,前者以后者为根源,因

而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借助后者来理解前者;但另一方面保持对这两者的区别的意识,在借助后者来理解前者时,要阐明这种理解的依据和

合法性。例如,虽然按康德—黑格尔传统,马克思的分析—综合法应当与辩证法有密切的关系,但在我们还没有具体解释清楚Zusammenfassung

和Synthesis的区别之前,分析—综合法与辩证法的结合并不是已被阐明、能够直接作为前提来对待的事情,相反,这种结合的可能性还有待于在

马克思哲学语境中进行专题的考察,而不能因为它们在黑格尔哲学中已经相互结合就认为它们在马克思思想中也是直接相结合的。正因为如

此,本文不结合马克思辩证法来理解他的分析—综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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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广思:马克思的分析—综合法与循环论证问题

社会时直接被给予的一个事实。要通过分析这个事实,把握它内部的各种对立关系和规定,才能获取它

的概念。对此,马克思在谈论《资本论》的写作时专门说过:“我不是从‘概念’出发,因而也不是从‘价值

概念’出发……我的出发点是劳动产品在现代社会所表现的最简单的社会形式,这就是‘商品’。”[11]

(P412)从商品到货币(第一篇)是一个分析的过程,因为商品交换需要等价物,因此必然会形成作为一般

等价物的货币,如马克思说:“货币结晶是交换过程的必然产物。”[12]

(P106)。所以,商品这一事实必然包

含着货币的概念,分析前者能够必然获得后者,与此相应,在历史进程中商品的发展必然会发展出货币。

但是,从货币到资本(第二篇)却并非分析的过程,因为货币本身并不包含资本,在现实历史进程中,商品

流通和货币流通都并不必然会发展出资本主义。货币向资本的转化,还需要综合存在于货币之外的自

由劳动力形成雇佣劳动才能实现。马克思说:“有了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决不是就具备了资本存在的

历史条件。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占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

本才产生。”[12]

(P198)因此,从货币到资本是综合过程。到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分析—综合过程:商

品事实→货币+“自由劳动力”→资本,其中从商品到货币是分析环节,具有必然性;但单独从货币到资本

是一个综合环节,需要把作为一种外在因素的自由劳动力综合到货币之中,才能得出资本的概念①。

以上述马克思对分析—综合法的理解运用为参考,“异化文本”明显包含分析—综合法。虽然在此

文本中,这种方法论的表现形式和要素不一定与成熟时期的马克思的理解完全一样,但关键要素和环节

是有的:马克思从国民经济的“事实[Factum]”出发,“从概念上去把握[begreifen]”[2]

(P156)[3]

(P364)私

有制等经济范畴,并且“分析[analysirt]”事实和概念,“在现实中去说明和表述[aussprechen und darstel‐

len]”“事实的概念[den Begriff dieses factums]”[2]

(P164)[3]

(P371)。事实、概念、分析等都是与分析—综

合法相关的要素。马克思在“异化文本”中多次在事实和概念之间进行前进和回溯,这是分析—综合法

的必要环节,这些过程也恰好是此文本事实—概念逻辑形成的过程。马克思以之为出发点的“国民经济

的事实”[2]

(P156)作为直接被给予的事实,是分析的对象,从此事实出发,获得“异化”“劳动的现实化”

“对象化”“非现实化”等概念[2]

(P156-157)的过程都包含分析的过程。“异化文本”全文没有出现“综合”的

字眼,但不意味着不存在综合环节。马克思获得异化劳动概念之后需要回到“现实”中“去说明和表述”[2]

(P164)[3]

(P371)这个概念,这是综合的过程,因为只有回到现实中把在分析过程抽象掉的、外在于概念

的内容复归其位,才能赋予概念以现实性。马克思关于异化劳动的四个规定的叙述逻辑可概括为:国民

经济的事实(异化的事实)→异化的第一个规定→第一个规定的具体表现→第二个规定→第二个规定的

具体表现→第三个规定→第三个规定的具体表现→第四个规定→第四个规定的具体表现。如果我们能

够把每一个规定的具体表现理解为关于此规定的事实的呈现,把每一个“规定”理解为概念的要素,那么

这种叙述逻辑同样贯彻着“异化文本”事实—概念的总体逻辑,包含着分析—综合法。

“异化文本”不仅存在于综合过程,而且有一处的综合过程还颇为完美和关键,它揭示了从异化劳动

到私有财产存在必然的关系,对我们理解这两者的关系非常重要。在“异化文本”中,马克思通过分析异

化劳动事实获得其抽象概念之后,提出问题:工人的劳动产品如果对工人来说是异己的,必然属于“另一

个有别于我的存在物”,那么“这个存在物是谁呢”[2]

(P164)?回答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如果找不到这个

“有别于我的存在物”,那么在概念把握层面,异化劳动就仍然只停留在抽象概念的阶段,无法获得具体

内容,向私有财产过渡。在这个问题里,异化劳动与这“另一个有别于我的存在物”的规定是分析性的关

系,因为异化劳动的概念必然包含着劳动产品属于“另一个有别于我的存在物”的规定,至于这个存在物

具体是谁,单纯分析异化劳动的概念并不能回答。因此,从分析的角度来看,从异化劳动到私有财产这

个过程存在某种逻辑断裂,马克思为此问题提供了两个答案:“神”和“工人之外的他人”,并且把后者与

“资本家”联系起来[2]

(P164-166)。无论神还是资本家,都是外在于异化劳动的经验事实,因此,把它们与

① 这里对《资本论》分析—综合法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见田石介在《资本论的方法研究》第1-3章节的观点[8](P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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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年第 4 期

异化劳动联系起来,不是必然的分析过程,而是经验性的综合过程,需要结合现实情况才能做到。

关于这两个答案,马克思首先否定“神”,不过这并不是因为为“神”进行的劳动不是异化劳动。他

说:“确实,起初主要的生产活动,如埃及、印度、墨西哥建造神庙的活动等等,不仅是为供奉神而进行的,

而且产品本身也是属于神的。”[2]

(P164)这明显是认为,神是劳动者劳动产品的所有者,劳动者建造神庙

的活动是为供奉神而进行的,并且由于这种供奉,神才成为一种现实的力量反过来支配着劳动者。在没

有这种供奉的地方这种神其实也就不存在,所以马克思说,神只不过是人类理智迷误的结果而非原因[2]

(P166)。因此,劳动者用自己的劳动产品创造了一个异己的力量并反过来支配他自身,导致他不仅与他

的劳动产品、他自身的劳动并进而与他的本质相分离和对立,而且人与人的关系也因此受到影响。这表

明,这种建造神庙的活动是一种异化劳动,具有异化劳动的基本规定。马克思之所以否定神,否定前面

讨论的异化劳动是为建造神庙而进行的活动,主要的理由是认为神并不是劳动的唯一主宰,而且现代的

“工业奇迹”[2]

(P164)使在现代社会为神进行的劳动变得不可思议和自相矛盾。马克思在“异化文本”中

充分论证了,如果劳动产品不归神所有,就只能归“工人之外的他人”所有,而这个“他人”只能是我们称

为“资本家”的人[2]

(P164-166)。因此,如果说上述问题的答案只有“神”和“资本家”两个选项,那么在有

了“工业奇迹”之后只能否定“神”,选择“资本家”,这种选择包含历史的必然性。但是,就“资本家”外在

于异化劳动的概念而言,将双方综合起来,本身仍然是一个经验性的综合过程。

但是,这个经验性的综合过程却由于异化劳动概念与它内部“另一个有别于我的存在物”的规定之

间具有分析性的必然关系而具有必然性。“另一个有别于我的存在物”这个规定本身是从异化劳动概念

必然分析出来的一个空的“能指”,它先行指示着我们应该把某个具体存在物填充进去,从而使异化劳动

与这个具体存在物建立必然关系,但它并不指出这个具体存在物到底是谁。把“资本家”这个外在的因

素填充进去之后,借助异化劳动概念与这个空的“能指”本来具有的必然的关系,异化劳动就与“资本家”

产生了必然的联系,进而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产生了必然关系,从异化劳动到私有财产的逻辑断裂就得到

了弥合。由此马克思证明:异化劳动必然会导致私有财产。这种必然关系的形成是分析过程与综合过

程相统一的结果,分析过程提供了形式的必然性,综合过程则在此基础上实现了内容的必然性。因此,

这是一种能够建立必然关系的经验性综合过程。这个综合过程与上述《资本论》中货币与“自由劳动力”

的综合过程有明显区别。因为从商品到货币并没有包含必然的“能指”,使自由劳动力这个外来因素填

充进去之后能与货币产生必然关系,所以资本的出现其实是各种要素“偶然”相遇的产物,这与在异化劳

动与私有财产的分析—综合关系中私有财产的出现是不同的。不过,由于异化劳动与“资本家”的综合

是在异化劳动概念所包含的空的“能指”的影响下进行的,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的必然关系的形成包含

了分析过程提供的形式的必然性,所以,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分析—综合关系以分析关系为主导。这

一点也与《资本论》从商品到资本的分析—综合关系有区别。

到这里,当我们把异化劳动概念与“资本家”相综合的环节加入“异化文本”事实—概念的总体逻辑

之中,并简化之后,“异化文本”的分析—综合过程最终完整显示了出来:异化劳动事实→异化劳动概念+

“资本家”→私有财产概念。这个分析—综合过程的综合环节充分展示了马克思的分析—综合法是如何

揭示事物之间的必然关系的,而整个分析—综合过程则有力地表明异化劳动的概念并不先验地、分析性

地包含着私有财产的概念,它与私有财产的必然关系只有通过分析—综合法才能够显现出来。

三、马克思在“异化文本”中的论证是否是循环论证

在明确上述两部分内容后,我们正面讨论这个问题:马克思在“异化文本”中关于异化劳动和私有财

产关系的论证是循环论证吗?我们的答案是否定的。下面我们回应几个典型的质疑。

人们质疑马克思的论证是循环论证的一个习惯性理由是:异化劳动“本来”就只是在资本主义私有

制条件下才会出现的现象,所以,即使马克思在“异化文本”的论证过程中没有把私有财产预设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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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广思:马克思的分析—综合法与循环论证问题

他从异化劳动推理出私有财产也已经陷入了循环论证。对此质疑,我们否认异化劳动是只有在资本主

义私有制条件下才会出现的现象。如前所述,在“异化文本”中,马克思认为远古时代人们为神建造神庙

的活动也是一种异化劳动。在这种活动中,劳动者的劳动产品归属于一个有别于劳动者的神所有,而且

神还会反过来支配劳动者的劳动过程,使这种劳动具有异化的特征。宗教异化在人类社会早期并不罕

见,“异化”一词(Entfremdung)本身就具有深远的宗教渊源,其词源最初与宗教具有密切的关系[13]

(P30-

32),马克思在“异化文本”中也提到“宗教的自我异化”[2]

(P165)。既然宗教异化现象不罕见,那么人们

为供奉神而进行异化劳动的现象也自然是有可能的,因为这是宗教异化主要的一种表现。可见异化劳

动并不必然就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才会出现的现象,我们不能单纯通过分析异化劳动的概念就能

够获得私有财产的概念。这与《资本论》第1卷从商品到资本的分析—综合过程很类似。如果认为商品

和货币是只有在资本条件下才会出现的现象,即商品和货币概念必然包含资本概念,那么以商品或货币

为前提来推导出资本就是一种循环论证。但显然,远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之前,商品和货币已经存

在了,货币概念还需要综合其它因素(自由劳动力)才能转化为资本主义意义上的产业资本。所以,我们

从来不认为马克思从商品到资本的推论是循环论证。同理,只要我们明确,异化劳动并不是只有在资本

主义私有制的条件下才出现的现象,从异化劳动到私有财产的关系是一种既需要通过分析也需要通过

综合才能建立起来的关系,那么上面的指责也就无效了。

人们质疑马克思的论证是循环论证的另一个主要理由是:马克思在讨论劳动者的劳动产品属于谁

以及在排除属于神的可能性之后的一些讨论,预设了私有财产,因而陷入循环论证[1

(] P189-190,191)。

对这个质疑我们需要首先澄清的是,在马克思的论述中,异化劳动概念包含劳动者的劳动产品属于

“另一个有别于我的存在物”的规定,由于这个存在物并不必然就是劳动者之外的个人,因此,异化劳动

概念包含这种规定并不必然就意味着它包含私有财产的内容。如果这个存在物是“神”,那我们就不需

要考虑这是否是私有财产的问题。另外,马克思在“异化文本”中有一句话:“人的异化,一般地说,人对

自身的任何关系,只有通过人对他人的关系才得到实现和表现。”[2]

(P164)人们认为,在这句话里,由于

异化劳动概念包含对“他人”的关系所以必然包含私有财产的内容,这也是一种武断的看法。因为这里

所说的“人对他人的关系”并不必然就是财产关系,例如,工人与工人之间的对立关系也是人的异化得以

表现出来的关系,但它并不是财产关系。要把这个“他人”理解为“资本家”并使之与劳动者的劳动产品

联系起来,才能说这是一种财产关系。所以,在“异化文本”的最后马克思明确指出,在异化劳动中,财产

关系是人与自我和“他人”关系的某种结果,而不是这种关系本身:“我们已经考察了……外化劳动对工

人本身的关系,也就是说,考察了外化劳动对自身的关系。我们发现,这一关系的产物或必然结果是非

工人对工人和劳动的财产关系。”[2

(] P168)因此,马克思上述那句话也没有预设私有财产。

上述质疑的主要依据是“异化文本”第164-166页马克思的相关讨论,这些内容基本对应“异化文本”

中分析—综合过程的“异化劳动概念+‘资本家’→私有财产概念”环节,我们只要澄清此环节的内容和性

质就可以消除这种质疑。“异化劳动概念+‘资本家’”这个环节对应的是马克思在否定工人的劳动产品不

属于“神”而属于“工人之外的他人”时讨论的内容,虽然马克思没有马上表示这个“工人之外的他人”是

资本家,但这个“他人”毕竟不是劳动者本人,而是一个非劳动者,后来马克思以直接点名的方式指出这

个“他人”就是“资本家”。就此而言,马克思在这里(第165页)的讨论的确已经隐含了私有财产的内容。

但这并不表明马克思的论证陷入了循环论证。在“异化文本”总的分析—综合过程中,“异化劳动概

念+‘资本家’”是综合环节。如前所述,这个环节是抽象的异化劳动概念因与“资本家”相综合而获得现

实性的环节,获得现实内容的异化劳动概念就不再是一个抽象概念,而是一种事实。这个事实既是通过

异化劳动概念再现的异化劳动事实,同时,由于此环节包含着私有财产的内容,因此,这个事实还同时是

私有财产事实。作为异化劳动事实,这个事实在这里是经过概念再现的、其内部结构和关系已经清晰的

事实。但是作为私有财产事实,这个事实在这里还只是从异化劳动的角度初步呈现的、直接被给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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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年第 4 期

未经分析的和混沌模糊的事实,马克思甚至都不提示它是私有财产事实。这样,当我们把“异化劳动概

念+‘资本家’”这个环节置换为“私有财产事实”,那么在总的分析—综合过程中,“异化劳动概念+‘资本

家’→私有财产概念”这部分就相当于“私有财产事实→私有财产概念”。从置换后的角度来看,这是通

过分析私有财产事实以获取其概念的过程,是一个分析过程,这里“私有财产事实”与“私有财产概念”之

间显然不是历史发生学意义上的起源—产物的关系,而只是概念把握层面的分析关系。这进一步表明,

马克思在“异化文本”中的工作内容不是论证两个独立事件在时间上具有先后顺序的因果关系,而是借

助分析—综合法从概念上把握事实,即通过分析事实获取概念,然后借助概念再现事实,并从中获取新

概念。因此,马克思在排除劳动者的劳动产品属于神的可能性之后的一些讨论,不是“预设”了私有财

产,而是以不指名的方式直接给出了私有财产事实,但由于马克思进行的并不是论证,而只是在概念层

面的分析和综合,所以,这里不存在马克思通过“预设”私有财产来推导出私有财产的循环论证问题。

人们质疑马克思的论证是循环论证的第三个也是最有“确凿”证据的理由,是马克思在“异化文本”

中的如下两段话:“诚然,我们从国民经济学得到作为私有财产运动之结果的外化劳动(外化的生命)这

一概念[den Begriff der entäusserten Arbeit]。但是,对这一概念的分析[Analyse dieses Begriffes]表明,尽

管私有财产表现为外化劳动的根据和原因,但确切地说,它是外化劳动的后果,正像神原先不是人类理

智迷误的原因,而是人类理智迷误的结果一样。后来,这种关系就变成相互作用的关系。”[2]

(P166)[3]

(P372-373)“私有财产只有发展到最后的、最高的阶段,它的这个秘密才重新暴露出来,就是说,私有财

产一方面是外化劳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劳动借以外化的手段,是这一外化的实现。”[2]

(P166)这两段

话,一方面肯定了从概念把握的层面来看私有财产是异化劳动的结果,另一方面,马克思又表示异化劳

动和私有财产间存在相互作用的关系。不少学者认为,这种“相互作用的关系”意味着异化劳动与私有

财产互为因果,它推翻了前面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前因后果的关系,马克思因此陷入了循环论证。

这种质疑涉及的内容颇多,我们仍然需要回到“异化文本”总的分析—综合过程来逐步澄清。一方

面,我们需要明确“异化文本”中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因果关系性质。在“异化文本”的分析—综合过

程中,异化劳动概念通过与“资本家”相综合产生私有财产概念,表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私有财产是异化

劳动的一般形式(抽象的异化劳动)与它的特殊现实形式(劳动产品归“资本家”所有的异化劳动)相统一

的结果,由此我们也就从异化劳动的角度获得关于私有财产的这样一种定义:私有财产是劳动产品归资

本家所有的异化劳动所产生的财产形式。由此来看,异化劳动概念与私有财产概念的关系既清楚又特

殊:这是一种因果关系,但并非“原因—结果”的因果关系,而是“(认识)理由—结果”的因果关系。换言

之,异化劳动并非私有财产的“原因”,而只是它的“(认识)理由”。

在哲学上,理由(Grund,又译为“根据”)与原因(Ursache)有重要区别。德国古典哲学和当代分析哲

学、心灵哲学、行动哲学等领域都对此有诸多的讨论。例如,康德认为关于事物只有两种理由:认识理由

和存在理由,他把后者与“原因”范畴相等同并共同与前者相区别开来,认为在一个命题中,谓词如果不

是先行于主词并且是只有它才能使主词得到理解的东西(即存在理由或原因),那么它就是在主词已从

别处得到规定的情况下进一步规定着主词以使我们更深入地认识主词的东西,是主词的认识理由①。以

此来看,在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分析—综合关系以及由此获得的私有财产的定义中,由于私有财产不

是因为只有与异化劳动相结合才能被理解(在马克思的思想中我们不结合异化劳动也完全可以理解私

① 在康德来看,一个命题之所以把此谓词而非彼谓词与主词联结起来,使主词得到某种规定,是因为存在某种理由。理由是这样一种东西,“由于

它,某种他物(不同的东西)被设定为被规定了的”[14](P122)。康德认为,事物的存在理由是“在先规定的理由,其概念先行于被规定者,也就是

说,不假定它,被规定者就不可理解”[15](P371)。这是关于事物为什么存在的理由。如果我们不掌握此理由,就根本不理解此事物的存在,所以

康德又把事物的存在理由理解为原因。原因概念包含着在时间上必须先于结果的规定,所以,事物的原因或存在理由实际是构成事物现实起源

的东西。认识理由是“在后规定的理由,如果被它规定的概念不是事先已经从某处得到设定,就不会设定它”[15](P371)。这是关于事物是什么的

理由,它不回答事物为什么存在,但能通过规定事物使我们更进一步认识事物。由于在日常生活中理由和原因的内涵有重叠的情况,人们常混

淆这两个概念。在“异化文本”中,马克思说:“异化劳动是私有财产的直接原因。”[2](P167)这个“原因”应当被理解为理由,而且是认识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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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广思:马克思的分析—综合法与循环论证问题

有财产),但它因为被异化劳动规定而更能被人们认识,所以,异化劳动不是私有财产的存在理由,即不

是在时间上先于私有财产并规定私有财产使之得以存在的东西(历史起因),而是私有财产的认识理由,

它可以通过规定私有财产概念使之更好地被我们理解,它与私有财产概念之间的关系是概念把握层面

的逻辑关系,不包含现实的时间顺序关系。“(认识)理由—结果”是一种不同于“原因—结果”的特殊的因

果关系。揭示异化劳动概念和私有财产概念之间的本质关联是“(认识)理由—结果”的因果关系,是马

克思在“异化文本”中进行“从概念上把握”事实的工作的自然结果,因为事实往往自身就包含自身的认

识理由,从概念上把握事实很容易发现这一点。这种性质的工作无法证明事件之间的原因—结果关系,

因为这是两个独立事件在时间上具有先后顺序的因果关系,需要跳出概念层面去到现实和历史的深处

寻找证据。但“异化文本”显然没有这方面的内容。

另一方面,“异化文本”中分析—综合过程也充分反映了异化劳动概念以私有财产为自身的实现手

段的关系。异化劳动概念包含着劳动产品必然属于“另一个有别于我的存在物”这样一种规定,它作为

一种空的“能指”,先行指示着异化劳动需要与“神”或“资本家”相结合才能获得现实性,如果不与它们中

的任何一方结合,异化劳动就只是一个只包含异化劳动最一般规定的概念。因此,在马克思否定“神”之

后,异化劳动的概念只有通过与“资本家”相结合、产生私有财产,才能够获得它具体内容和现实性,就此

而言,私有财产是异化劳动的实现手段,现代社会中异化劳动是通过资本主义私有制实现的一种劳动形

式。与此明显区别的是,在《资本论》“商品事实→货币+‘自由劳动力’→资本”的分析—综合过程中,由

于货币概念没有包含类似的空的“能指”,它本身就有自身独立的现实存在,因而不需要借助资本来获得

自身的现实性。所以,分析—综合的角度能够凸显私有财产是异化劳动的实现手段这种关系。

最后,结合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这种手段关系,“异化文本”总的分析—综合过程还能反映异化劳

动和私有财产的相互关系。在“异化文本”最后部分,马克思这样总结私有财产与异化劳动的关系:“私

有财产作为外化劳动的物质的、概括的表现[der materielle,resümirte Ausdruck],包含着这两种关系:工

人对劳动、对自己的劳动产品和对非工人[Nichtarbeiter]的关系,以及非工人对工人和工人的劳动产品

的关系。”[2]

(P168)[3]

(P374)私有财产是异化劳动的概括的表现,是因为私有财产是劳动产品归资本家所

有的异化劳动所产生的财产形式,它能够表现和包含异化劳动内部的各层次规定。但私有财产同时还

是异化劳动的物质的表现。在现代社会,即在私有财产“发展到最后的、最高的阶段”[2]

(P166)的社会

中,私有财产不仅作为概念,而且还作为现代社会一种现实的物质存在以现实的物质形式包含异化劳动

的内部规定,表现着资本主义条件中的异化劳动。这种物质表现关系虽然脱离了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

的分析—综合关系,但在一定程度上为这种概念层面的关系赋予了现实的物质内容。结合异化劳动和

私有财产的手段关系和它们之间物质的、概括的表现关系,可以看到,在现代社会中,异化劳动和私有财

产在其定义中包含着对方,每一方都构成另一方现实存在的内容,现代社会中的异化劳动的发展和变化

必然会影响私有财产的发展和变化,反之亦然。因此,双方存在相互作用的关系。不过,无论是这种相

互作用关系还是手段关系,都没有影响或取消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认识)理由—结果”的因果关系,因

为这种因果关系才是它们之间的本质关联,其它关系都是这种本质关联在不同层面和角度中呈现出来

的内容。就此而言,马克思没有陷入循环论证。

到这里,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马克思在“异化文本”中的工作性质本身就不会使他陷入循环论证

的困境。马克思在“异化文本”中为自己制定的任务是从概念上把握私有财产与异化劳动的本质关联,

工作性质主要是从概念上对给定的事实进行分析和综合,这种工作的本质是揭示而不是论证,是解蔽而

不是证明,是在概念层面通过分析综合各种理论要素以揭示事实的认识理由,而不是回到历史深处去证

明事实的历史起因。这一点在分析—综合过程中的分析环节体现得尤其明显,如前所述,“异化文本”中

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分析—综合关系以分析关系为主导。事实不会包含自身的存在理由但可以包含

自身的认识理由[15]

(P374-375),因此,当马克思通过分析—综合法使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在概念层面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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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年第 4 期

结合时,他并不需要回顾苦难的历史,而只需要揭示直接摆在他眼前的国民经济的种种事实即可发现这

种结合的理由。既然马克思在“异化文本”中从事的工作不是论证,就根本谈不上所谓的“循环论证”了。

四、如何理解马克思在“异化文本”中的叙述不足

虽然上述各种质疑并未成功确证马克思的讨论存在循环论证,但这些质疑的确揭示了马克思在“异

化文本”中的叙述存在薄弱之处。最薄弱的地方就在“异化文本”的主体内容讨论结束后,马克思提出了

两个新任务,其中任务“(1)”探究私有财产的普遍本质,任务“(2)”计划探讨异化劳动的起源[2]

(P167)。

这两个新任务中,第一个任务与马克思在“异化文本”中最初为自己制定的任务虽然不相同,但有相似的

地方;第二个任务表明把私有财产的原因归结为异化劳动还不够根本,因为异化劳动本身的根源还未查

明,所以,这两个任务都反映了马克思在“异化文本”中对私有财产的本质的探讨还不够彻底。

那么,如何理解马克思的叙述的这种不足?首先必须承认,这的确是他的叙述的不完美和薄弱之

处。如果他的叙述足够完美,已经彻底把握了私有财产的本质及其与异化劳动的本质关联,那么其实也

就可以结束讨论,不需要提出新任务了。但是,马克思的叙述的这种不足,既不是因为他所提出的这两

个新任务与原初的任务一致,以至于表明“异化文本”中的讨论归于失败,也不是因为他陷入了循环论

证,而是因为他只是完成了从概念上把握私有财产与异化劳动本质关联的任务,还没有转向对事实的历

史发生学溯源的工作,即只从异化劳动的角度解释了私有财产的认识理由,但还没证明它的存在理由。

要全面地把握事实的本质,需要同时阐明事物这两方面的理由。在“异化文本”的最后,马克思可能已经

意识到这种不足,所以他提出新任务“(2)”,即准备从“人的发展的本质”出发来理解异化劳动的起源,把

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变为外化劳动对“人类发展进程”的关系问题[2]

(P168)。这表明他接下来有可能会

进入历史发生学的语境,从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考察异化劳动的起源,进一步研究私有财产的本质问

题。但遗憾的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最终并没有完成这个计划。这个计划在1845年

他和恩格斯合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得到初步实现,在后来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和

马克思有关人类学的诸笔记中,他们多次从历史发生学的角度讨论私有制的起源。结合这些内容,马克

思关于私有制的探讨才是完整且充足的。

马克思在“异化文本”中叙述的这种不足与该文本中分析—综合法运用得不够成熟有关。虽然此文

本中的分析—综合法有其成功的表现,但它缺乏一个根本性的维度:没有与人的物质实践活动建立起联

系。要揭示事物的历史起因,必须深入现实和历史的深处。成熟时期的马克思的思想使分析—综合法

具有触及现实和历史的潜能,这种潜能出现在综合环节。哈贝马斯指出,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劳动作为

人与自然物质交换过程本身具有综合意义,综合首先不是思维活动,而是物质生产活动[8]

(P26)。伊利

延科夫也指出,在成熟时期的马克思那里,“只有社会的人类实践,即社会的人与自然现实相互作用的历

史发展形式的总和,才是理论分析和综合正确性的基础和标准”[7]

(P217)。换言之,综合在最根本层面

是历史时间、历史过程和历史条件通过人的实践活动进行的人与自然在物质交换意义上的综合,这种综

合在最根本层面为所有事物创造了存在理由。如果能如此理解和运用分析—综合法,异化劳动与私有

财产之间的分析—综合关系必定会与“异化文本”中双方现有的关系有重大的区别。但在“异化文本”

中,由于分析—综合法还未发展到这种程度,所以我们还看不到分析—综合法的这种应用。这是它的

不足。

总之,“异化文本”中分析—综合法本身还只包含初步的形式,具有不成熟性,马克思借此讨论异化

劳动与私有财产的关系,虽然在概念把握层面为我们理解这两个范畴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思路,但

这方面的讨论也有一定的缺陷。从分析—综合法的角度揭示这些内容,能够为我们理解青年马克思的

思维方式、思想层次、哲学观点及其与成熟时期的马克思的关系提供重要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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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0页

陈广思:马克思的分析—综合法与循环论证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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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亚当·沙夫.作为社会现象的异化.衣俊卿译.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5.

[14] 康德书信百封.李秋零编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15] 康德著作全集(典藏本):第1卷·前批判时期著作(I 1747-1756).李秋零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Marx's Analytical-synthetic Method and the Problem Of

Circular Argument

A Revisit of \"Alienated Labor and Private Property\" Section Of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of 1844

Chen Guangsi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In ''Alienated Labor and Private Property'' section of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

scripts of 1844,Marx used the analytical-synthetic method to form a textual logic of ''facts-concepts'' which

shows that the concept of alienated labor does not transcendentally and analytically contain the concept of pri‐

vate property.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alienated labor and private property are ''(epistemic) reason-re‐

sult'', whose formation includes the analysis-synthesis process of ''the fact of alienated labor → the concept of

alienated labor + 'capitalist' → the concept of private property''. Through this methodology, we can identify

the theoretical task and its nature that Marx set for himself in this text, and the text of ''Alienated Labor and

Private Property'' itself can provide sufficient evidence to prove that Marx's deduction is not a circular argu‐

ment and dismiss from multiple aspects such doubt among academic community. Exploring this topic will fa‐

cilitate an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the young Marx's way of thinking, ideological levels and philosophical

views, as well as his science-based, profound analytical-synthetic method.

Key words alienated labor; private property; analysis; synthesis; circular argument

■ 作者简介 陈广思,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北京 100872。

■ 责任编辑 涂文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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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7 卷第 4 期 2024 年 7 月

Vol. 77 No. 4 July 2024 070~079

晚期福柯新自由主义研究的方法论基础

与主体性关切

邢 冰

摘 要 权力/知识框架是福柯对新自由主义进行研究的方法论基础。基于这一方法

论,福柯创造性地发展了法国科学史中基于“断裂”概念对科学作为普遍真理的质疑,关注知

识起源和普遍化过程中的偶然性以及知识与权力的互动。通过考察新自由主义的断裂特

质,福柯揭示了其起源的偶然及逻辑上的混乱,消解了其作为真理的地位,并进一步表现出

对主体命运的关切。主体被作为“权力/知识”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做了专断的定义和规训,

成为臣服的主体。但是,如果对这种专断的真理和权力体系进行反叛与断裂,就有可能指向

能动性的主体的重建,并创造出无限的可能性。

关键词 福柯;新自由主义;断裂;权力/知识;主体

中图分类号 B151;B5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24)04-0070-1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2&ZD018)

米歇尔·福柯在1979年的法兰西学院讲座《生命政治的诞生》中对新自由主义进行了考察,这一研究

颇具前瞻性。从福柯所处的时代至今,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向全球的扩张下,新自由主义已然成为资

本主义秩序的核心。正如大卫·哈维所说,在今天,“新自由主义作为话语模式已居霸权地位。它对各种

思考方式的广泛影响到了这种程度:它已成为我们许多人解释和理解世界的常识的一部分”[1]

(P3)。因

此,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不仅对理解福柯乃至法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线索有所助益,也能够启发我们对

当代全球资本主义的思考。

目前关于福柯对新自由主义的态度,学界存在着较大的分歧。一些学者认为,福柯对新自由主义抱

有相当的同情,甚至“转向了新自由主义”,这一观点的倡导者以达尼埃尔·萨莫拉[2]

(P79-80)、米切尔·迪

安[3]

(P90)、乔弗鲁瓦·德·拉加斯纳里[4]

(P48-49,97-98)为代表,认为福柯将新自由主义视为规训权力之

外,多元性与批判精神的体现。相反的观点如温迪·布朗[5]

(P66)、托马斯·莱姆克[6]

(P14)等人认为,福柯

对新自由主义的研究受到马克思的直接影响,认为新自由主义将人建构为人力资本,人并没有得到

解放。

笔者认为,对这一问题的考察需要回到福柯思想的整体脉络中去。其中的两个重要因素,就是贯穿

福柯学术研究的方法论基础和主体性关切。一方面,在方法论上,福柯继承了法国科学史与文学传统的

“断裂”概念并进一步发展为知识谱系学与权力/知识理论,并在20世纪70年代臻于成熟;另一方面,福

柯对主体命运的深切关注是其研究的重要理论旨归。本文就将从这两个角度及其关联性出发,以福柯

晚期的新自由主义研究为中心进行考察,并以此管窥视福柯乃至当代法国马克思主义在资本主义批判

问题上的理论贡献与现实向度。

DOI:10.14086/j.cnki.wujss.2024.04.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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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 冰:晚期福柯新自由主义研究的方法论基础与主体性关切

一、科学与文学:福柯断裂思想的来源与背景

“断裂(rupture/coupure)”或曰“非连续性”(discontinuité)是当代法国哲学中的核心概念之一,指观

念、科学和社会历史的发展并非均质的线性过程,而是经历了断裂,并且断裂前后的状态是不可通约的。

一般认为,“断裂”概念因阿尔都塞的“认识论断裂”而名声大噪,但20世纪诸多法国哲学家都有类似的理

论。可以说,断裂的逻辑是20世纪以来的法国哲学甚至整个法国文化的底色。20世纪上半叶,“断裂”

概念出现在两支迥然不同的思潮当中。一方面,超现实主义等文学、艺术流派表现出与先前的文艺与价

值观相决裂的姿态;另一方面,庞加莱、巴什拉等人的科学哲学亦将科学的发展视为断裂的。20世纪60

年代以来,断裂在阿尔都塞、福柯这里得以体系化。此后这一思维模式进一步影响到晚近的激进哲学及

拉康化的马克思主义,其领军人物阿兰·巴迪欧在代表作《存在与事件》中,亦将断裂作为“事件”这个核

心概念最重要的特质。

米歇尔·福柯是这一传统的关键。福柯是一个承前启后的人物,他跟先前的文学传统与科学史传统

均有所关联;同时,福柯的相关研究,如《规训与惩罚》中的“警治”(police)概念、伊朗革命时期的事件哲

学以及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生命政治研究,又对后来激进左派的朗西埃、巴迪欧、阿甘本等人有着长足

的影响。最重要的是,断裂是考察福柯哲学的重要视角。福柯从考古学到谱系学的方法论,以及“权力/

知识”理论的提出,都可以理解为是围绕着“断裂”概念进行的。

具体来说,在20世纪上半叶,以庞加莱、巴什拉、康吉兰等人为代表的法国科学史传统对福柯有着直

接的影响。福柯阅读了大量科学史的作品,《古典时期疯癫史》更是受到了康吉兰的直接指导。福柯后

来的研究都涉及了某些特定的科学门类,如精神病学、临床医学、刑法学、经济学等,故亦可以视作科学

史传统的延续。

科学史传统的特点是,基于科学史的断裂,进而质疑科学作为普遍永恒真理的地位。作为数学家、

物理学家、哲学家的亨利·庞加莱,将科学视作人为的约定。庞加莱认为,罗巴切夫斯基几何、黎曼几何、

非阿基米德几何学这几种非欧几何学与欧氏几何的地位是对等的,“一种几何学不会比另一种几何学更

真;它只能是更为方便而已”[7]

(P47)。欧氏几何更为流行不过是因为它更方便而已。加斯东·巴什拉明

确提出了“断裂”的概念:既包括日常思维与科学思维之间的断裂,也包括不同时期之间科学的断裂。在

《相对论的归纳价值》中,巴什拉探讨了牛顿的经典力学与爱因斯坦相对论之间的关系,认为不能仅仅把

爱因斯坦的理论当作牛顿力学的扩展,“在牛顿力学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之间存在着真正的断裂,没有

连续性”[8]

(P60)。乔治·康吉兰进一步指出,在生物学与医学中,对正常与病态的区分以及对“何为规

范”的界定往往是人为的。阿尔都塞和福柯也处于这种断裂的科学史传统之下。阿尔都塞著名的“认识

论断裂”自不必说,福柯在《词与物》中也指出4种不同的知识型(épistémè),即每个时代人们的基本思维

框架之间是彼此断裂的,每种知识型之下的生物学、经济学、语言学呈现出的具体样态同样是彼此断裂

的。比如,古典知识型中的财富分析与现代知识型中的政治经济学的区别,甚至比同属古典知识型的财

富分析与自然史的区别还要大。

无论是庞加莱的共时性的约定,还是巴什拉的历时性的断裂,都指出一个重要的事实:存在着复数

的但又相互冲突的科学体系。因此,它们不可能都是真理。科学史的发展并非积少成多的线性进步,而

是相互冲突的体系之间的迭代和选择。科学并非永远都是永恒普遍的真理,甚至在某些历史时期被认

为是科学的东西,在今天看来全然是荒谬的。巴什拉在《科学精神的形成》中提及许多我们今天看来啼

笑皆非、但当时的人们严肃对待的问题,如对彗星性别问题的讨论[9]

(P22),将冶金作为一种发酵现象[9]

(P72-73),等等。

当然,科学史传统内部也有微妙的差异。从庞加莱约定论的早期原型分化出两种略显不同的态度:

巴什拉和阿尔都塞倾向于揭示科学与前科学的意识形态之间的断裂,康吉兰与福柯则进一步指出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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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年第 4 期

本身的规范性与意识形态倾向。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指出,科学并非与意识形态对立,意识形态并不

排斥科学,而是科学的一种功能。因此,应当“把科学作为话语形成来重新质疑”[10(] P219)。

福柯在很多地方使用了与巴什拉类似的看似荒谬的材料,但福柯的特色在于,通过对这种荒谬话语

在当时的非荒谬性的讨论,揭示了科学中的意识形态维度及其可疑之处。福柯最著名的几个诉诸荒谬

的文本首先是《词与物》开篇所引用的、博尔赫斯在《约翰·威尔金斯的分析语言》中提到的一本叫做《天

朝仁学广览》的中国百科全书中对动物的分类:“1、属皇帝所有的。2、散发出香味的。3、被驯服的。4、

乳猪。5、塞壬。6、传说中的。7、放养的狗。8、包含在前述分类中的。9、像发疯一样焦躁的。10、数不

清的。11、用驼毛细笔描绘的。12、等等。13、刚刚打破水罐的。14、远看像苍蝇的。”[11]

(P7)福柯自称,

看到这段话时的笑声成为《词与物》创作的缘起。另一个例子是福柯在《不正常的人》中考察了一份1955

年的精神病学司法报告,并称其为“使人发笑的话语”[12]

(P5)。这份司法鉴定装腔作势地使用“存在主

义、阿尔西比亚德主义、艾罗斯特拉德主义、包法利主义、唐璜主义”这些更像是道德评价的词汇,以判定

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

但是,这种荒谬的话语在当时并非荒谬。虽然《天朝仁学广览》一书系博尔赫斯杜撰,但我们在《考

工记》中可以发现类似的情形。《考工记》将“天下之大兽”分为:“脂者、膏者、臝者、羽者、鳞者。”[13]

(P1329)其中,“脂者、膏者”作为祭祀“三牲”得到分类上的优先权,与博尔赫斯将“属皇帝所有”单列并置

于首位的逻辑类似,中国古人真诚地认为牛、羊、猪要比其他动物高一等。在《不正常的人》的例子中,

1955年的可笑的司法鉴定曾经同时作为决定人生死的话语和真理话语应用于司法实践,但从今天的角

度看,中国古代儒家礼教下的自然观与 1955 年的司法观念都是极其可疑的。进一步的问题是,如果

1955年的司法观念都是可笑的,那么我们今天相信的观念又如何呢?因此,在福柯看来,任何一种科学

都是历史性的,既有其起源,也有其终结。不同科学系统之间的互相质疑与否定的关系,使所有的科学

都将成为偶然性的,任何一门科学作为普遍永恒的真理地位都将受到质疑。而且过往的、遥远的荒谬亦

非可以简单付诸一笑的东西,《词与物》引用的中国动物分类,并非简单地对中国进行某种黑格尔式的嘲

讽,而是据此指出“我们(西方人)思想的界限”[11(] P7)。

在20世纪早期,还存在另一支关乎断裂的思潮,即以超现实主义为代表的文学流派。超现实主义主

张“与一切法国文明公开决裂”[14]

(P5)。虽然超现实主义自身的观点相对零散,没有太多系统的理论建

构,但其观点却能反映当时法国思想界的一般背景。首先,超现实主义几乎是法国最早接触弗洛伊德精

神分析的群体之一,布勒东还曾经与弗洛伊德本人会面;后来大名鼎鼎的拉康,早期也曾从达利那里得

到启发[15]

(P64-65)。另一方面,十月革命之后,超现实主义又迅速地接纳了马克思主义,其思想中也渗

入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等具有革命性的思想。超现实主义将精神分析与革命

思想相融合,其革命与断裂的姿态就有了理性/非理性二元对立的背景。超现实主义指出,西方当时流

行的理性主义及其影响下的文艺都是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因此,需要一场文学革命与之决裂,主张非

理性才是真正的现实,并提出自动写作、自动绘画等技法,尝试对非理性进行探索。对非理性的革命性

的强调,即通过非理性对理性传统的断裂,经由精神分析及马克思主义在法国的广泛传播,成为法国思

想中的一个重要主题。超现实主义开此先声之后,巴塔耶的异质性、布朗肖的外界思想,都可以从这个

角度来理解。近年来拉康化的马克思主义,更是与超现实主义的内在逻辑有颇多相通之处。

对福柯而言,法国文学传统及其代表的非理性针对理性的断裂,为自己提供了重要的研究主题。法

国之前的科学史关注的主要是数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到了福柯这里,由于非理性这一话题的流行,其

研究对象转向了精神病学等学科。从最初的《精神疾病与心理学》到其成名作《古典时期疯癫史》,都围

绕着非理性的主题,揭示了理性对非理性的排斥。更重要的是,西方的理性主义与“人”或者主体性密切

相关。我们都知道亚里士多德“人是有理性的动物”的定义。在《词与物》中,福柯自然而然地将“人文科

学”,即与人相关的科学,尤其是经济学、生物学与语言学作为研究对象。这样,在文学传统的作用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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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 冰:晚期福柯新自由主义研究的方法论基础与主体性关切

柯将“人”引入了科学传统。到了《规训与惩罚》时期,福柯甚至将科学的边界扩展到了规训技术、公共管

理等领域。“人的死亡”这一著名提法,正是基于科学史方法考察人文科学的一个结论。福柯认为,“人”

的概念是一个晚近的发明,是19世纪以来现代认识型中生物学、经济学和语言学建构的概念,而现代认

识型将会过渡到当代认识型,上述学科也会因而终结,“人”也会随之消失。进一步的问题在于:一方面,

基于断裂的科学史观念考察人文科学,势必会遭遇种种社会政治因素,因而有必要基于此,对方法论进

一步深化;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基于非理性质疑理性主义并对之提出批判,我们又将如何定位“人”或者

说主体性?这就是福柯接下来要面对的问题。

二、断裂的科学史观的深化:权力/知识框架下的新自由主义

直至20世纪60年代的《词与物》,福柯在方法论上主要还是对其前辈的继承。福柯指出了不同知识

型之间的断裂,但对断裂的原因并未作深入讨论。到了70年代,福柯的方法论逐渐臻于成熟,提出了权

力/知识理论和知识谱系学(généalogie des savoir),深化了断裂的科学史观。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指

出:“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

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16]

(P29)在这里,福柯揭示了权力与知识相互发明、相互纽结的关系。

一方面,权力为了自身的巩固和扩张,建构出一些知识并将之称为真理;另一方面,知识本身同样有一种

建构出某种权力的冲动,从而使自身正当化的倾向。在《尼采、谱系学、历史》中,福柯提出“谱系学”的概

念。谱系学反对形而上学式的基于理念的理想化的起源观,强调关注琐碎的细节及偶然,认为真理从偶

然中产生[17]

(P136-140)。引入权力/知识的维度后,知识谱系学的主轴就正是权力话语及其冲突了。知

识之间的关系正如权力的争夺一样,是“一些知识对另一些知识的战斗……通过相互敌对的掌握者和通

过它们内在的权力的后果相互对立”[18(] P137)。

通过引入权力/知识,福柯同时超越了传统的科学史及法国科学史的前辈。传统的科学史关注“从

认知结构到真理要求”[18]

(P136)的维度,这实际是笛卡尔以来尤其是启蒙以来认识论传统预设的一元论

真理观的产物,即存在普遍、唯一、确定的真理,人类的任务是基于自身的认识结构去认知这些真理,而

我们对真理的认识过程是一种进步的过程。庞加莱、巴什拉以来的法国科学史研究,已经一定程度地质

疑了这种一元论的真理观,毕竟为了给科学寻找某种依据,庞加莱的“约定”和巴什拉的“科学精神”也为

已经受到挑战的科学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补充。福柯创造性地引入权力的维度之后,就揭下了“约定”这

个温情脉脉的面纱,指出科学的这些所有的依据实际上都是存在问题的,一种知识框架向另一种知识框

架的转变,不仅是偶然的,甚至是权力专断的后果。近代以来的相当一部分知识,并不如其声称的那样

是万古不易的真理,其起源不过是偶然的,其合法性也往往是无法从逻辑上加以论证的:“谱系学标识出

偶然事件、微小偏差,或者完全巅倒过来,标识出谬误、估计错误、计算错误,正是这些东西导致存在至今

并对我们有价值的事物的诞生。”[17]

(P141)但更重要的是,这种偶然的、不可靠的知识,却往往以真理的

身份自居,并且形塑了人类至今以来的观念和行动。福柯正是要揭示二者之间的这种背离:“在那些作

为普遍的、必要的和义务的被给予我们的东西之中,有哪些是个别的、偶然的、专断强制的产物。”[19]

(P574)这样,福柯科学史研究的内容,不仅仅指出了科学之间的断裂,同时也关注到这种断裂的起源与

后果,即某种特定的知识形态,如何在与权力的互动过程中,逐步获得自身的正当性乃至霸权地位,进而

影响我们当今的观念。

基于这样的框架,我们考察福柯晚年《生命政治的诞生》中的新自由主义研究可以发现,新自由主义

经济学作为一个科学门类,显然也是福柯断裂的科学史观与权力/知识理论的研究对象。诚然,新自由

主义不像之前的规训那样严苛,但从谱系学的角度看来,新自由主义也存在着诸多偶然与专断的情形,

并涉及大量的权力部署。因此,从结论上说,简单地认为福柯转向新自由主义是不够准确的。

具体来说,福柯对新自由主义的研究,与1978年的《安全、领土与人口》中“安全配置”(dispositifs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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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年第 4 期

sécurité)的治理术或曰权力/知识是一脉相承的。安全配置不再是二元的绝对允许或禁止,也不再需要

规训权力那样的严格的控制,而是基于统计与概率的“成本—收益”计算,针对治理的目标,确定一个被

认为最合适的可以接受的指标,通过各种直接间接的措施进行治理。这种权力不再追求百分百的精准

治理,而是在控制成本的前提下,大致达成目标即可。比如,在天花的防治中,通过重点关注最易感的3

岁以下儿童,避免大规模死亡即可,而不会不计代价地拯救生命[20]

(P47-50)。安全配置的重要特点是数

学的引入,通过统计各种数据、计算曲线及比例,考查治理的收益和成本,达成治理的目标。安全配置的

权力/知识从定性转为定量,意味着一切都可以被计算、被比较,在货币的唯一尺度上被通约。因此,安

全配置的核心是经济学。这种经济学的逻辑也贯穿了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时期,尤其在20世纪70年

代前后的芝加哥学派(即经济学帝国主义)达到顶峰。化约为金钱的可计算的原则被推广到一切领域,

犯罪、父母对子女的陪伴直至人生命的价格都是可以通过金钱来衡量的。

自由主义理论的关键是自由市场原则。福柯指出,市场是自由主义的“真理场所”[21]

(P26)或曰“真

言(véridiction)场所”[21]

(P28),即一切真理的标准。因此,自由主义就需要系统地制造作为市场前提的、

为市场服务的经济自由:“市场自由、买卖双方的自由、行使所有权的自由、讨论的自由、必要时的言论自

由,等等。”[21]

(P53)政治自由与权利则是经济自由的附庸,被要求恰到好处地符合市场的要求。自由是

需要被管理甚至被限制的。如在劳动力市场中,既需要劳动力可以被自由雇佣,又要求劳动力不能组织

起来进行反抗。边沁甚至将全景敞视作为自由主义治理术的手段,用以“提高个人活动的收益与生产

力”[21]

(P56)。因此,对自由主义来说,真正的原则是市场。自由,只是一个次等的、手段性、可以被市场

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原则,市场带来的效用,以及对市场中风险的防范的安全配置,都比自由更重要。

新自由主义将上述思路进一步推到了极致。德国新自由主义首先将国家与经济对立起来,将国家

对经济的一切干预,如俾斯麦的国家社会主义、贝弗里奇计划、美国的凯恩斯主义一律归结为“纳粹”予

以拒绝[21]

(P91-94)。反之,市场与资本则是绝对完美无瑕的,如果社会出了问题这“不是由于资本主义

的逻辑所导致”[21]

(P147),而“要让国家来为此负责”[21]

(P99)。因此,市场需要积极地监督和干预国家和

社会,包括人口、技术、法律、气候等方方面面,以确保作为市场本质的纯粹的竞争。美国的新自由主义

更进一步,不仅掌握了国家权力,使经济凌驾于国家之上,“以市场规律的名义来评定和评估每一个政府

行为”[21]

(P220),而且使其成为整个国家几乎所有思想派别与所有阶级的共识。更重要的是,正如“经济

学帝国主义”这个名称所暗示的那样,新自由主义试图将经济学原则扩展到一切社会生活如婚姻、家庭、

犯罪等的所有领域。比如加拿大经济学家米格将婚姻关系视为“长期合同”,按约定进行投入、分享产出

并“节约交易成本”[21]

(P218);又如芝加哥经济学派的贝克尔,基于供求理论对犯罪行为进行分析,将法

律的执行视为一种犯罪的负需求,以对抗犯罪的供给,并具体分析了这一供求关系中的弹性、成本及外

部性问题[21(] P226-227)。

如果基于“断裂”的框架进行思考,我们就可以发现,在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这里,存在着多重的

断裂现象。首先是不同理论之间时间上的断裂。早在《词与物》中,福柯就已经指出,古典时期的财富分

析与现代自由主义经济学分属不同的、相互断裂的知识型。引入权力/知识视角之后,福柯探讨了这断

裂背后的机制,(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将市场作为真理场所,并要求政治为市场服务的要求,正是权力与

知识相同一的范例。其次是“自由”这个概念中政治自由与经济自由的断裂。我们通常认为,“自由”概

念与权力天然对立。福柯明确指出,“自由”这个概念具有两种或许相关联但具有“本质上的异质性”的

概念:“一种从人类权利出发来理解,而另一种则从被治理者的独立性出发来理解。”[21]

(P35)。大体相当

于通常所说的政治的、经济的“自由”概念。福柯对(新)自由主义的讨论与批判,如“自由是统治阶级的

一种发明”[17]

(P138),“自由应当纳入权力技术的更替和转换之中来理解”[20]

(P38),都应从经济自由的角

度理解,而与政治自由,即人相对于公权力的自由权及多元选择基本无关。这就带来第三点,新自由主

义内部的断裂与逻辑矛盾。新自由主义往往借用政治自由的概念,为其经济自由的主张提供合法性,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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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 冰:晚期福柯新自由主义研究的方法论基础与主体性关切

二者本身又是异质的,因此,新自由主义内部存在着逻辑上的混乱。正如大卫·哈维指出的,朝圣山学社

的理论“并不完全自洽”[1]

(P22)。我们甚至能够看到,仅就经济自由的层面而言也未必自洽。资本家受

益于自由市场而崛起之后,为了巩固其霸权,往往倾向于垄断,这又违背了自由市场原则。

福柯对(新)自由主义断裂特质的研究以及对其起源的偶然及逻辑上的混乱的分析,显然意在指出:

新自由主义并非真理,而与博尔赫斯笔下的中国动物分类一样荒谬。但是,当下这种荒谬却作为真理起

作用,被当成是普遍正确的知识。在美国,新自由主义已经成为“一种存在方式与思考方式”[21]

(P193)。

福柯讲到新自由主义的贝克尔等人基于人力资本理论,把婚姻、子女教育都视为人力资本的投资时说:

“我对你们讲这些,完全不是把它当成玩笑(plaisanterie);它就是一种思想样式或者在目前现实中呈乳胶

状的一种问题域形式。”[21]

(P202)在这荒谬与真理的游戏背后是权力,而自由主义的出现与新自由主义

称霸全球的历史,正是资产阶级兴起与扩张的历史。正如继承福柯基本思路的大卫·哈维明确指出的,

新自由主义“从一开始就是一项旨在重新恢复阶级权力的计划”[1]

(P17)。我们沿着福柯的权力/知识框

架继续思考就会发现,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知识形态的背后是资产阶级权力对整个社会的统治。新自

由主义虽然表面上没有规训那样严酷,但却使人陷入了更普遍更深刻的异化。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化

进程,新自由主义不光扩展到全球,还侵入了日常生活的全部领域。在这个意义上,贝克尔构成了对边

沁的必要补充:资本主义国家的人们不仅处于全景敞视的监狱群岛,在生活中也处于经济学罗织的数字

计算之中。人们在资本逻辑之下无处遁逃。对资本主义一贯抱持批判态度的福柯,不可能对新自由主

义报以同情。

三、主体的命运及其重建:福柯科学史研究的旨归

进一步的问题是,福柯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背后隐藏着一种怎样的关切?一种常见的思路认为,断

裂的科学史观可能会带来相对主义的后果。在美国科学史研究中,库恩的“范式转换”的理论受到法国

科学史的影响,发展到费伊阿本德《反对方法》中“什么都行”的口号,已隐隐有相对主义的倾向。而福柯

强调真理被权力建构的观点,也往往被视为相对主义[22]

(P20)。但如果仔细考察福柯对新自由主义等一

系列科学史研究的旨归就会发现,福柯的重点并不在于鼓吹科学或者价值层面类似“怎么都行”的结论,

而在于对人,即对主体命运的深沉地关切。正如福柯在《主体与权力》中所说:“我过去二十年工作的目

标……我的研究的总问题不是权力,而是主体。”[23]

(P208)但这立刻涉及另一个著名的争议,即福柯的

“人的死亡”似乎解构了“人”这一概念,他到底是人道主义者还是反人道主义者?人道主义(humanisme)

也被译为人文主义、人本主义,指的是以“人”为核心的思想形态。显然,人道主义与主体高度相关。因

此,这个问题基本上等同于“福柯旨在解构主体还是建构主体”?一种观点认为,福柯在前中期反对主

体,而在晚年一定程度上又重新回到主体,如弗雷德里克·格罗[24]

(P229-237)[25]

(P143-154)、阿兰·巴迪

欧[26]

(P101)、樱井哲夫[27]

(P137-144,222)、汪民安[28]

(P4-5,183-184,304-315)等;也有观点认为,福柯自

始至终都对主体持否定态度,如莫伟民[29(] P39)、刘永谋[30(] P182)等。

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对福柯有一个有趣的评价:“反人道主义的人道主义者”[31]

(P139)。

在笔者看来,对福柯主体观的考察需要注意法语“主体(sujet)”一词的多义性,sujet既有自由自决、能动

的个体的含义,也有臣民的含义。福柯揭示并反对的“人道主义”(humanisme)与主体,是指历史上存在

的知识体系对“人”的武断的界定,尤其是资产阶级兴起之后对人的规定及由此产生的权力实践。福柯

主张的“人道主义”与主体,则是其晚年尝试对主体性予以重建,使人能够真正达至自由自决的状态。虽

然福柯不同时期的研究重心不同,但上述两个方面是密切关联的。只有在对臣服主体生存境况的揭示

和造成臣服主体的权力/知识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才可能展开福柯晚年关注的能动的主体性。

首先讨论福柯对臣服主体的研究与批判。福柯认为,将人转变为屈从的主体有两种方式,分别是

“给人自身以科学地位”与“‘分离实践’中对主体的客体化”[23]

(P208)。这两种方式正是高度相关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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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年第 4 期

力/知识的两极。第一种方式是指,在知识层面,科学对人进定界定,并使人服从这样的界定而把人变为

屈从的主体。福柯在《词与物》中较早地对这种方式进行了系统、集中地探讨,指出“人”这个概念在文艺

复兴时期与古典时期并不存在,直到19世纪的现代认识型当中,生物学、经济学、语言学把人规定为生

命、劳动以及言语的主体。人文科学(science humaine)作为上述经验科学的前提出现,定义了作为有限

者的人。不仅是《词与物》,福柯几乎所有的研究,都不断地回到人文科学的主题。如在《规训与惩罚》

中,福柯将规训技术理解为人文主义的一环:“为了控制和使用人,经过古典时代,对细节的仔细观察和

对小事的政治敏感同时出现了,与之伴随的是一整套技术、一整套方法、知识、描述、方案和数据。而且,

毫无疑问,正是从这些细枝末节中产生了现代人道主义意义上的人。”[16]

(P160)第二种方式是指,在权力

层面,把这些科学对人的定义付诸实践之时,将人与非人分离的权力实践。这同样贯穿在福柯的几乎全

部研究中,比如《古典时期疯癫史》《临床医学的诞生》《规训与惩罚》中涉及的对疯人/精神正常的人、病

人/健康人、罪犯/好孩子的二分。

福柯的这些研究都可以基于资本主义批判的视野加以理解,一系列的权力/知识最终都服务于资本

增殖的目的。福柯尤其关注主体在资本主义兴起之后的样态。资产阶级一方面通过知识和意识形态,

对“人”的所谓本质或应然进行定义;另一方面,随着对国家暴力机器的掌控,通过一系列强制手段或权

力技术,将这种应然的定义推广到现实之中所有可及的角落。其中,规训技术关涉早期资本主义的生产

本位将人束缚于异化劳动,并强迫人的身体与生产过程相适应;在资本主义进一步的发展中,安全配置

则旨在按照可计算的“成本—收益”分析规定人的本质,并尽可能减少资本主义国家在公共治理上的支

出;新自由主义则在全球资本主义背景下,将整个社会与人生活中的所有领域都浸润在资本逻辑之中。

这些权力技术的核心,都是将人塑造为劳动(travail)主体。因为劳动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具有举足

轻重的地位,只有通过劳动,将无产阶级束缚于资本主义的生产秩序当中,资产阶级对剩余价值的占有

才成为可能。

在知识层面,近代由资产阶级主导的人文科学中,从洛克开始,经过斯密、李嘉图等国民经济学家,

最后到黑格尔,发展出一种观点,认为人的本质在于通过劳动对自然世界的改造,并认为人可以享受到

这种改造的成果。在《词与物》中,福柯重点讨论了斯密、李嘉图的影响,在《真理与司法实践》中,福柯也

指出,“黑格尔与后黑格尔主义者”[17]

(P621)将劳动视为人的本质。福柯明确反对这样的观点,指出劳动

之所以被视为人的本质,是权力通过一系列的操作,将人绑定于生产机器,使得“劳动被显现为人的本

质”[17]

(P622)。福柯的这种观点,与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家及黑格尔的劳动观的批判也是相通的。在权

力层面,资产阶级在实践中通过种种权力手段训练无产阶级的身体,增强其劳动技能,并使之服从劳动

纪律。规训技术通过控制人生命中的全部细节,使用极其精确的时间表,对动作次序和持续时间、肉体

的姿势及肉体各部位的角度与距离、肉体与操作对象的关联方式都作出极其细致的规定,并且通过一系

列的考核、组织和管理技术要求人绝对服从。规训技术通过这种标准化的操作和绝对服从,使不同的个

体都能具备相应的能力,并最大限度地榨取他们的时间,使人的效用得以增加。但与此同时,启蒙以来

高扬的人的地位与尊严变得荡然无存,人只是服务于生产机制的奴隶或机器。

资本主义发展到20世纪中叶,仅仅依靠从事简单重复劳动的流水线工人已不能满足其发展的需求,

而需要劳动者具备更丰富的能力,并适应复杂的形势变化。因此,新自由主义,尤其是美国芝加哥学派

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进一步地将主体理解为“经济人(homo oeconomicus)”。众所周知,经济人关注的

是人通过边际收益的计算对自身利益的关切。但对芝加哥学派来说还不仅如此,更关键的是,经济维度

应当成为人最重要的甚至唯一的维度。这就是著名的“经济学帝国主义”,即经济学话语向一切其他领

域的入侵。人并非仅仅在经济活动之中,而是在一切行为及家庭、社会关系当中都是经济人。在贝克尔

看来,经济人可以系统地回应环境的变化,因而是“可被操控之人”[21]

(P240)。所有针对人的治理都是以

这种经济人的规定为前提的。人力资本理论就是新自由主义的这种思想的一个典型的代表。人力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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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 冰:晚期福柯新自由主义研究的方法论基础与主体性关切

理论将人自身视为一个企业或资本,是一个产生收益流的机器。人通过学习、培训甚至是婚姻提升自己

与后代的人力资本。在这里,人的自由、尊严及价值同样是被漠视的。人工作乃至生活中的一切,都是

基于资本的逻辑,服务于自身作为人力资本的增殖。

因此,在福柯的研究中,现代人道主义意义上的“人”,并非具有自由意志的、能动性的人。人不过是

被某些学科所定义,并且服从这样的定义被治理的群体。福柯对(新)自由主义的态度之所以会引发误

解,是因为其治理手段较之规训似乎更加温和。但是,从制造臣服主体的角度而言,规训、安全配置与新

自由主义,遵循着相同的深层逻辑,人从始至终都是被资产阶级基于自身的利益诉求,运用权力/知识手

段规定和制造出来的,臣服于资本逻辑,不断地劳动进而不断地受到剥削的个体,而并没有真正的能动

性和自由。只是晚近的资产阶级的治理手段更加多样,更多地诉诸意识形态和制度设计,但资产阶级同

样也保留了暴力这一最终手段,用来对付脱离、反抗资本逻辑的所谓“暴民”。

事实上,福柯明确指出,作为安全配置的自由主义并没有带来自由,并不能说“自由的量增大了”[21]

(P52);自由主义也没有比先前的专制统治“更温和、更宽容”[21]

(P52)。安全配置的治理术,源自古老的

牧领权力,其核心在于让“西方人用了上千年的时间来学习的就是把自己看做许多羊中的一只羊”[20]

(P112)。在新自由主义当中,基于市场竞争机制,使劳动者“自愿”地付出时间与金钱,提升自己作为人

力资本的价值。事实上,(新)自由主义与规训权力一样,都塑造了臣服、被动的主体,人同样都是服从治

理、服从权力之人,只不过权力运作的方式有所不同。

福柯对主体命运的关注,最终是试图寻找自由自决的主体的可能性。这种主体具有能动、多元与开

放的特征。而福柯对新自由主义的研究,是福柯从对臣服主体的批判向晚年时对能动主体关切的关键

一环。新自由主义在福柯所有的研究对象中,时间上是最晚的。新自由主义之下的经济人,完成了资本

主义社会臣服主体的最后一块拼图。通过对资本主义所有时段和领域的研究,福柯证明了主体在资本

主义中不可能获得自由和解放。差不多在同一时期,福柯的研究重心更多地关注第三种将人转变为主

体的方式,即“人把自己转变为主体”[23]

(P208)。福柯认为,对臣服主体的批判意味着自由的主体性原则

的可能。早在1966年的采访中,福柯就指出“人之死”,即人文科学的终结,最终会为人的道德与政治活

动留下“自由的空间”[32]

(P82)。但在这一时期,福柯对人文科学话语背后的权力关系的呈现并不特别清

晰,正如马克思说的:“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

的历史的基础。”[33]

(P9)福柯后来引入了权力/知识框架,将社会现实的权力结构理解为知识的基础。在

主体问题上,福柯在1978年的《什么是批判》中提到了一种“批判态度”,即不被治理的艺术。更准确地,

福柯将批判理解为主体对权力/知识的拒绝:“主体经由批判赋予自身权利,以质疑真理的权力效应与权

力的真理话语;批判,就是有意识地不受奴役的艺术。”[34]

(P39)在这里,福柯正面提出了对主体的理解,

即一种能动的主体对权力/知识塑造的、被动的、臣服的主体的话语及其实践的不服从与反抗。福柯在

此之后的研究,也可以视为突破权力/知识的被动主体,尝试性地寻找一种能动的主体的可能性。

关涉主体性的一个重要原则,即“什么是启蒙”中的“极限态度”(attitude limite)[19]

(P574)。如果说新

自由主义的权力/知识武断地规定了我们思维与实践的极限,那么我们的任务就在于超越这些极限,寻

找极限之外的可能性。根据詹姆斯·米勒的看法,福柯本人在美国的种种逾矩实践,正是其极限态度的

表现。福柯的这种观点,实际上代表了法国在文学传统开创的思想氛围中,传统的阶级革命迟迟没有进

展的背景下,长期以来试图突破现状的一种思路,即主动地“再造断裂”。尤其是基于被视为非理性的东

西对理性根本性的、革命性的断裂,告别资产阶级社会对人的压制,从而使人重新获得主体性。正如布

勒东在《钟中之灯》中所说的,超现实主义运动的最终目的:“改造世界、改变生活、重建人类理解力。”[35]

(P200)这种“再造断裂”的思想,在晚近激进左派的拉康化马克思主义中尤为典型,如阿兰·巴迪欧的事

件哲学则主张,通过断裂性的事件展开全新的情境,并在这一过程中重建主体性。

在福柯这里,既然知识之间是彼此断裂的,便可以通过超越现存的界限,创造与现存的权力/知识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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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年第 4 期

裂的出口与主体性的空间。在主体再造方面,福柯在新自由主义研究之后的“伦理时期”,转向了古代世

界的自我治理。虽然福柯对古代世界的自我技术并非完全认可,指出古代世界并非“黄金时代”[23]

(P232),但我们可以从古代世界中得到启发,其中最重要的是风格化和多元性。在《快感的享用》与《关

心自己》中,在围绕性快感的实践中,虽然需要遵循一些确定的原则,但个人可以对这些原则有不同的理

解和实践方式,从而将“自我塑造成伦理主体”[36]

(P114)。在《对自己与他人的治理》与《说真话的勇气》

中,福柯考察了“parrhesia(说真话)”这个概念,其关键有二:第一,真理必须出自说话者个人;第二,对真

理的表达与实践是多元的。福柯的这些研究,因其早逝而没有最终系统完成,但从现存的研究来看,福

柯诉诸多元性的思路,存在一个现实的困难,即多元性带来的抗争是零碎的、分散的,可能仅限于日常生

活偶发的标新立异的层面,而无法形成团结的力量,从根本上颠覆资本主义体系。

福柯的新自由主义研究有着突出的当代性。资产阶级的权力/知识席卷全球的历史进程,从福柯那

个时代一直延续到今天,并呈现愈演愈烈之势。因此,澄清福柯在新自由主义研究中的相关问题,对我

们批判当下的资本主义也会有所启发。笔者认为,对这一问题的考察,不能局限于个别文本,而应从贯

穿福柯思想脉络的方法论基础及哲学关怀进行全面的理解。这个方法论基础,就是福柯在法国科学史

传统“断裂”概念的延长线上,进一步发展出来的权力/知识理论。从这一视角来看,新自由主义不过是

对资产阶级统治权的意识形态的表达。新自由主义并没有给人带来自由,相反,是将人奴役于资本的逻

辑之中,成为臣服的主体。福柯这一系列研究和批判的旨归,就在于阐明权力/知识的话语对被动的臣

服主体的塑造,并通过对这种话语的不服从与反抗,寻找主体话语的不服从与反抗,而寻找主体能动、多

元与开放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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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ological Foundations and Subjectivity Concerns In

Late Foucault's Studies of Neoliberalism

Xing Bing (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power/knowledge framework is the methodological foundation of Foucault's study of

neoliberalism. This methodology creatively develops the questioning of science as a universal truth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rupture\"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in France, and focuses on the contingency in the process of

the origin and universalization of knowledge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knowledge and power. By examin‐

ing the rupture in neoliberalism, Foucault reveals the contingency of its origins and its logical confusion, thus

dissolving its status as truth and further raising concerns about the fate of the subject. The subject is arbitrari‐

ly defined and disciplined by branches of learning such as neoliberalism as \"power/knowledge\" and becomes

a subject of submission. However, if this arbitrary system of truth and power is rebelled against and ruptured,

it is likely to reconstruct the subject and create infinite possibilities.

Key words Michel Foucault; neoliberalism; rupture; power/knowledge; subject

■ 作者简介 邢 冰,武汉大学哲学学院讲师,湖北 武汉 430072。

■ 责任编辑 涂文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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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7 卷第 4 期 2024 年 7 月

Vol. 77 No. 4 July 2024 080~088

战时英军服务团与中共领导的东江纵队合作探究

胡德坤 彭 梅

摘 要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军服务团主动与活跃于香港的中共领导的东江纵队开

展情报合作。由于英国政府对国共冲突奉行中立政策,英军服务团便对东江纵队地位问题

“避而不谈”,以维持同国共双方的合作。但在企图剿灭东江纵队的国民政府阻挠下,英方被

迫中断与东江纵队的合作。后来的“军舰鸟事件”使得英方清楚认识到,其在华南的行动和

情报工作必须依赖与东江纵队的合作。同时期美方与东江纵队的靠近也引起英方的重视,

英军服务团敦促上级直接与国民政府进行交涉,要求恢复英军服务团与东江纵队的合作。

英方高层一面与国民政府仅就程序性问题进行交涉,一面寄希望于与美方就东江纵队合作

的所谓“红色问题”一起向国民政府摊牌 。然而,美方绕过国民政府暗中与东江纵队合作使

得英方的希望落空。战后英国政府承认东江纵队对英方的贡献,却由于政治因素并未公开

给予应有评价。但从英国档案记载中可以获知,英方对东江纵队给予了高度肯定,从而彰显

了东江纵队的国际贡献和国际影响。

关键词 太平洋战争;英军服务团;东江纵队;情报合作

中图分类号 K2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24)04-0080-09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6KZD020)

1945年4月,朱德在“七大”军事报告《论解放区战场》中将东江纵队、琼崖纵队等华南抗日武装和八

路军、新四军并称为“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1]

(P383-384)。中共领导的东江纵队不仅以在艰苦卓绝的条

件下坚持抗战闻名于世,更重要的是,它是中共与英国等盟国进行直接合作的典范,扩大了中共的国际

影响。学界对于东江纵队的事迹与贡献已进行诸多探讨,但谈及东江纵队与英军服务团合作的论著以

回忆录式叙述为主,对于双方合作的来龙去脉缺乏全面考察。本文系统运用英国国家档案馆陆军部、外

交部和特别行动局档案,梳理英军服务团寻求与东江纵队合作的经过,探究双方合作被阻断的原因、过

程及双方因应,论述英方为恢复合作而同国民政府和美方的交涉与考量,以及英国政府围绕奖励东江纵

队展开的讨论,旨在通过全面考察英军服务团与东江纵队的合作,厘清英方、美方、中共、国民党四方在

华南地区军事方面的纠葛与博弈,论证东江纵队的国际贡献和国际影响。

一、英军服务团与东江纵队合作的缘起

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战火从华北地区迅速燃烧到华东、华中和华南地区。次年10

月,日军进攻广东,东江下游各县及广州相继沦陷。中共广东党组织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日军占领区开

辟抗日游击区的指示,派遣党员到东江一带组建东江人民抗日游击队,番号几经变更,1940年9月定为

“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整编扩建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总队”。游击队为方便开

展活动,到1943年底才公布是中共领导的武装,番号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以下简称“东

纵”)[2

(] P6-13)。

DOI:10.14086/j.cnki.wujss.2024.04.008

第82页

胡德坤 等:战时英军服务团与中共领导的东江纵队合作探究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共积极谋求与英美方面建立战略合作。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

开展太平洋反日民族统一战线及华侨工作的指示》提出:“争取英美政府及其军事机关同我们合作,共同

组织游击战争。”[3]

(P73-74)面对日军大举进攻香港,东纵派武工队挺进港九地区开辟敌后抗日游击区,

武工队编成“港九大队”,由蔡国梁担任大队长,中心任务是抢救华侨、国际友人及物资,特设国际工作小

组负责护送从集中营逃出的国际友人,黄作梅任组长。香港沦陷后,日军将港英政府文员、盟国士兵和

在港侨民囚于战俘集中营[4]

(P253)。1942年春,一批英国官兵逃出集中营,在东纵港九大队护送下转至

大后方,其中包括赖廉士(L. T. Ride)、祈德尊(J. D. Clague)和谭臣(W. P. Thompson)等[5]

(P694-695)。

港九大队随后致信他们,建议英方在惠州建立机关,与其合作营救战俘[4

(] P253)。

1942年3月,赖廉士抵达重庆后向英国驻华武官提出一项计划,建议英国在广东组建一支临时部

队,旨在尽力帮助更多的战俘逃离香港。为建立通向香港的通讯系统,新部队需与在华英军、国民党军

方及活跃于粤南和香港的中共游击队密切合作,与后者的联络尤为重要。此计划提交到英军印度司令

部后获得批准。为争取重庆当局许可,英国驻华武官向蒋介石强调该计划的人道主义方面并做出两项

承诺:其一,鉴于香港的政治前途于国民政府甚为敏感,承诺赖廉士及新部队战时绝不参与政治活动;其

二,鉴于新部队须与中共游击队建立友好关系,承诺让军统获悉事态发展。蒋介石同意该计划[6]

(P52-

54)。赖廉士奉命赴华南筹建新部队,并争取国民党地方军事当局的批准和协助。7月,“英军服务团”

(简称“英团”)成立,由英国驻华武官指导工作,赖廉士任司令,总部设在桂林,在惠州设立前方办事处[7]

(P436)。

英方清楚英团营救工作的开展必须基于与中共游击队的合作,因其控制着通往香港九龙的进出路

线,愿意且已帮助许多盟军战俘逃离香港。经过谈判,国民党广东惠淡守备区指挥官张光琼同意英团仅

为营救战俘和收集情报的目的与中共游击队接触,但需告知他双方的一切往来[8]

。 于是,英团在成立后

数月内两次派人拜访东纵港九大队,一次为“亚皆老街勘测”,一次为“西贡①勘测”,成功与中共方面建立

合作关系。

“亚皆老街勘测”源于英团第一个营救计划“亚皆老街行动”,即通过九龙的排水系统潜入亚皆老街

集中营救援英国官兵。赖廉士命何文礼(D.R. Holmes)负责此项行动[9]

(P7-11)。为进行实地勘测,何文

礼于8月率队赴港访问东纵港九大队。

何文礼对这支中共游击队及其队长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在报告中指出,日军在中共游击队占领新

界一段时间后便推行治安强化行动,其驱逐游击队的尝试都遭到失败。游击队靠保护村庄不受侵害赢

得当地农民的拥护[8]

。他认为,港九大队“武装精良、领导有方,但训练不足”“可组成一支有用的游击

队”,其士气高于他曾遇到的所有中国部队,也清楚自身的政治和军事地位处境困难,但乐观看待盟军总

体前景,期盼参与盟军反攻香港的行动。何文礼称赞蔡国梁是“新界为盟军工作的最有权势的人”[10]

访问期间,何文礼与蔡国梁洽谈了若干问题。其一,关于亚皆老街行动计划。何文礼请港九大队协

助勘测九龙排水系统和亚皆老街营。该计划由于当时九龙山脉正处于日军严控之中而被暂时放弃。其

二,关于双方未来在诸方面的合作:1.新闻情报方面,英团向港九大队发送英团新闻电报摘要,以及惠

州、曲江和桂林报纸;大队向英团提供自办报纸和香港报纸。2.物资方面,大队将帮助英团采购并运送

收音机等物品;拦截走私者通过大鹏湾向日军偷运战略物资“钨”。3.经费方面,英团将为与大队一起工

作的英团人员支付伙食费;给予大队1000元港币表彰其此前的营救工作,并承诺继续支付救援经费[10]

4. 营救工作方面,大队将协助英团建立与集中营的联系,布置秘密交通线,运送药品至营中[4]

(P254-

255)。其三,关于政治问题。蔡国梁认为,港九大队面临的主要困难是同英国或国民政府的关系未明

确、物资短缺和战略地位不稳定。港九大队若获得英国或国民政府的承认,一切困难将迎刃而解,否则

① 此处“西贡”是指香港西贡区,英国档案中称之为“SaiK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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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3页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年第 4 期

任何潜力都无法发挥。 蔡国梁请何文礼向英国当局转达,港九大队希望“与英国政府建立适当的明确关

系”,并“在英方军事指挥下和财政支持下行动”。何文礼表示,自己无权做出政治承诺,中英当局正在讨

论此问题,结果取决于亚皆老街行动,英团与集中营建立联系的情况,以及英团正组织的一项由国共两

方部队参与的联合行动的结果[10]

后来,英团的亚皆老街行动计划没有执行,东纵港九大队的地位问题也仍然悬而未决,但这次访问

无疑是非常成功的沟通,为双方后续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1月,英团前方办事处主任祈德尊认为需要在港九大队活动区建立“前沿哨所”,以收集英团在港特

工的报告,联系港九大队,处理新界和惠州之间的通信。他派李玉标进行“西贡勘测”,评估西贡是否适

合设立哨所 。祈德尊致信蔡国梁,询问是否同意何文礼及其同僚来西贡工作,并提供武装人员援助英团

进行军事行动。 李玉标在“西贡勘测”期间与蔡国梁讨论了以下问题:1. 关于英团派人来西贡工作,蔡国

梁表示不接待英团派遣的中国人以免国民党间谍渗透,欢迎英国人前来。2. 关于援助问题,蔡国梁表示

随时为英团提供军事援助,但规模取决于东江地区的战斗条件。3. 关于物资,蔡国梁希望英团提供望远

镜、医疗用品、弹药和新界地图等物资。4. 关于政治问题,国民党惠淡守备区指挥官张光琼传来的口信

称,港九大队的承认问题尚在讨论。5. 关于情报,蔡国梁告诉英方,日本在港九的驻军新增四五千人,约

40辆坦克预计开往东江地区,港九大队压力骤增。当然,双方重点探讨了英团“前沿哨所”计划。蔡国梁

怀疑该计划旨在帮助国民党监视港九大队,但在听取李玉标的解释后,同意与他商定具体计划。据设

想,英团将在港九大队协助下设立哨所,在鲨鱼涌、西贡和九龙设据点,两方人员将为营救战俘和收集情

报而并肩作战[10]

经过以上两次正面接触,英团与东纵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英方认为,双方的合作“通常是令人

满意的”[8] 。双方合作期间,日本对香港的统治严于沦陷初期,东纵在极其危险情况下尽力为英团的工

作提供便利和安全保障。在营救工作方面,东纵协助英团布置从惠州到九龙市区的秘密交通线,开辟同

集中营的联络线,共同营救数十名英国军官、印度士兵和其他盟国人士[11]

(P54-55)。被营救者纷纷致鸣

谢信,感谢东纵的“款待”和“善意”,称赞东纵对盟军事业的“忠诚”[5

(] P683-695)。

在情报工作方面,东纵协助英团收集和传递情报,助其入市区设立秘密电台和前沿哨所“Y”。哨所

附属于东纵港九大队总部,可密切监测九龙、维多利亚港、香港岛北部和战俘营等地[12]

(P54)。英团所收

集的高质量情报提交伦敦陆军部、华盛顿陆军部、美国第14航空队和海军武官等几十个部门。英国驻华

武官称赞道:“英美海军靠它获取进出香港船只的消息。陆军靠它识别通过港口的日军……无论在数量

和准确性上,没有任何组织提供的关于中国东南部敌军的情报能媲美英团。”[6]

(P169-170)英团这些有价

值的工作无不得益于中共方面的协助,赖廉士战后向东纵表示:“如果没有你们的帮助,我们是不会做出

什么工作来的。”另外,东纵在与英团合作过程中花费了大量经费,但英团不仅没有补偿,所承诺的经费

支持也没有兑现[5

(] P696-697)。

可见,香港沦陷后,中共东江纵队港九大队在极端困难的局面下,坚持在香港及其周边开展游击战

争,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指导下,积极与英国开展合作,营救了大批被日军拘留在香港的英国人士,

赢得了英国的赞扬和重视,扩大了中共的国际影响。

二、英军服务团与东江纵队合作受阻及双方因应

英团与东纵维持了一段时间的密切合作关系,但国民党出于反共、溶共、限共的政策,不承认东纵的

合法地位,使这种合作处于不稳定状态。由于英方承认国民政府是合法政府,便不能不顾及国民政府的

态度。因此,英方对该问题的方针是,“避免英团作为军方卷入政治问题”,不同意中共游击队在英方指

挥下行动。理由有二:其一,驻惠州军事当局已与英团建立合作关系,允许英团携带武器进入新界并协

助其工作,英团则向对方提供情报和医疗设施。英方与中共游击队的任何政治联系将破坏国民党对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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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善意。其二,英方认为,中共游击队获得承认后会迅速聚集力量,英方不能保证中共游击队会遵守

诺言,也担心国民党方面掌控中共游击队后会对英方不利。英方践行此方针的具体方法为“将政治谈判

与军事工作完全分开”:其一,英团利用中共游击队在港特工,但明确这些特工是以个人身份受雇,政治

问题不在当前协议范畴内[10]

。其二,英团在与中共游击队打交道时通过往来信件“渲染军事方面”,强调

英团专家的才能和英团唯一纯军事目标的重要性,利用中共游击队已发展较好的军事方面以降低政治

上的困难[13(] P124-125)。

1942年和1943年期间,国民党军队多次进攻东江地区的中共游击队,张光琼扬言在3个月内消灭东

江人民抗日武装[14]

(P70-71)。赖廉士深知此种情况,也担心国共的公开作战,对英团与国共双方的合作

产生不利影响,但还是宁愿置身事外,坚信“英团作为军方卷入政治问题不利于目标的实现”[8]

。英团的

以上政策都是遵循战时英国对华总体政策。英国制定对华政策时首先考虑如何维护和扩大英国在华利

益。此时,英国在远东整体势力大不如前,无力干涉中国内政,因而对国共冲突奉行中立政策,在政治上

承认和支持国民政府的同时,在军事上与中共方面进行实质性交往和合作[15]

(P296-297)。英方在国共

两方间如履薄冰地“走钢丝”,既不想冒犯任何一方,也不表现出与任何一方的合作而损害另一方的利

益。但国民党方面始终怀疑英团秘密向中共游击队提供武器。随着国共关系恶化及东江地区新一轮冲

突爆发,英方企图加强与中共合作的计划促使国民党方面下发通牒。

1943年春,英国海军部要求英团设法提供日本船舶进出香港的即时情报,英团设想在香港大屿山岛

的日落峰设立海岸观测站,即“日落计划”。祈德尊请蔡国梁协助该计划。经商议,东纵将派遣人员组成

警卫队守护观测站,英团提供无线电设备、技术人员、资金和武器弹药。该计划必须征得新任国民党惠

淡守备区指挥官叶敏予的许可,但他十分敌视中共游击队。当叶敏予被英团人员胡珀告知实施日落计

划“必须求助于西贡游击队”时,他勃然大怒并向英方提出要求:“(1)如果英国政府果真是中国政府的

盟友,就不该与中共有任何关系。(2)如果英团继续联系中共,就须从惠州撤离。”于是,叶敏予停止向英

团发放通往香港所需的通行证。胡珀询问赖廉士英团目前应选择哪种方案:“(A)放弃在西贡与中共的

所有直接接触,直到英团做好行动准备;(B)一切照旧,期盼事情不会发展到必须解决的地步。”赖廉士

选择方案A,该选择导致“日落计划”夭折和运行良好的Y哨所被裁撤[16]

英美情报部门对“落日计划”的失败感到失望。在“与中共合作的禁令”解除前,英团只能推进替代

方案“军舰鸟计划”,即在国民党军方协助下在广东大鹏半岛设立海岸观测站。10月,英团人员前去筹建

观测站。活跃于此地的地方游击队“刘培部”正遭受国民党军队的围剿,队长刘培怀疑英团一行人的目

的,便派人将其扣押[8]

。叶敏予得知“军舰鸟事件”后,派遣国民党独九旅对刘培部采取惩罚性军事行动,

导致英团与刘培的谈判困难加剧[17]

。英方认为这种惩罚性行动不合时宜,担心对被扣押的人员甚至对

英团未来工作产生不利影响[18]

。 何文礼奉命与刘培谈判释放英团人员,刘培要求英团付500万元法币

作为赎金,赔偿其部队和当地人民因国民党军事行动而遭受的损失。英方自认为奉行中立政策,无理由

为国民党买单。

在陷入僵局后,胡珀怀疑刘培部是东纵司令员曾生领导的中共武装,致信请曾生出面斡旋[18]

。曾生

回信称对“军舰鸟事件”并不知情,但愿意尽力帮助解决此事,并澄清刘培部不在他的领导下。关于东纵

与英团合作,曾生强调,东纵将击败日军视为唯一目标,愿意为目标一致的盟友所用,但不能被迫承担过

大风险。东纵尊重英方在中国内部冲突上的中立立场,希望与英团加强合作[19]

曾生致信刘培,派遣黄作梅协调谈判。谈判焦点是赎金金额。双方在中共协调下达成协议,英团支

付10万元赎金,刘培释放英团人员。英国驻华大使馆一等秘书曾提议通过联系中共驻重庆代表从刘培

手中要回赎金。但赖廉士认为,与其要回赎金,不如让“中共总部命令该地区的中共武装必须在情报和

行动方面协助英团”[19]

。胡珀事后致信曾生,代表英国驻华当局感谢东纵为英方提供的帮助,希望双方

能够加强合作[19]

。可见,英团此时希望恢复并加强与中共合作的意愿十分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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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英方对于国共冲突奉行中立立场,并通过避而不谈东纵地位问题在华南勉力维持与国共两方

的合作,这种平衡最终由于国民党日益强烈的反共剿共企图和行动而打破。英团在国民党下达通牒后

被迫中止与东纵的合作,双方合作的重要载体Y哨所被迫撤销,但东纵仍继续保护英团在交通线上往来

的人员,给予其工作上诸多便利,并救护了许多盟国友人[11]

(P56)。赖廉士在后来的报告中承认,对英团

而言,Y哨所“带来了珍贵的长远影响,使英团在后续营救工作中一直获得中共游击队最有效最真诚的

帮助”。此后,进入中共游击队控制区的西方人都会被东纵送到英团哨所①[12(] P54-55)。

三、英方为恢复英军服务团与东江纵队合作的努力

“军舰鸟事件”解决后,胡珀1944年2月以英团临时司令的身份向英国驻华武官提交关于惠州地区

中共游击队的报告,建议英方直接与国民政府高层交涉“红色问题”以恢复英团与东纵的合作。首先,胡

珀认为,“军舰鸟计划”的失败证明,英团若想在与香港有关的行动和情报方面取得成就,必须维持东纵

的善意与合作,因其两年来在香港及其周边的势力范围逐步扩大,到1944年初已控制自由中国与香港新

界之间的所有海陆交通线。其次,胡珀指出,国民政府将中共视为敌人,怀疑任何与中共往来的人,英团

即使停止与东纵合作,也无法获取国民政府的信任。最后,胡珀提议,为获取香港新界内日军情报,英团

应与东纵合作重建Y哨所[20]

英国驻华武官听取报告后决定先解决英团人员在华南往来受限的程序性问题。由于警惕英团与中

共的联系,国民党地方当局已停止向英团签发通往香港和进入广东的通行证。2月底,英国驻华武官致

信国民政府军委会外事局局长商震,承诺英团与中共绝无政治往来,请求指示叶敏予向英团特工发放通

往香港所需的通行证[21]

。武官还致信军委会军令部第二厅厅长杨宣诚请求恢复惯例,将军委会为英团

签发通行证的权力下放至桂林的某一指定代表[21]

。英方的请求被应允。

在此前后,东纵营救美国飞行员的偶然事件推动了美方与东纵靠近。1944年春,美国第14航空队

的克尔中尉袭击香港启德机场时,飞机被日军击中,被迫乘降落伞逃生,在东纵救护下转至大后方[5]

(P697)。曾生接见克尔时告诉他,“东纵在与国民党军队的冲突中是正义一方”,以及“东纵希望通过提

供情报、游击战和破坏行动协助盟军对日作战”。克尔返回后向第14航空队队长陈纳德转交了曾生的

信,信中阐述了东纵的立场、目标及其控制和活动的地域范围,提出具体合作意向[21]

英方对于东纵与美方的合作意向甚为重视。胡珀在向英国驻华武官报告时指出:“美国一旦同意东

纵的合作提议会导致英国颜面大失,因为这看起来像在前英国领土内与英国敌人日军作战的爱国者(游

击队、中共或者其他称呼)被迫向美国人求助,原因是英国由于担心伤害中国脆弱的政治敏感性而辜负

了他们。”[21]

尽管胡珀一直敦促武官就“红色问题”与国民政府摊牌,但武官拒绝这样做,并向英国陆军部

报告了具体原因:其一,除非英美政府准备要求国民政府与中共和解,否则英国军方必须继续把“红色问

题”视为纯粹的中国内政问题。其二,他在与驻华美军司令部军事情报局负责人交涉过“克尔试图与东

纵合作的问题”后,推测驻华美军不会轻易接受东纵的合作提议。其三,打击日军是目前最重要的目标,

如果美方与东纵合作有利于打击日军,英国就不要计较颜面了[22(] P209-211)。

英国驻印度情报局代表戴维斯在访问英团总部后也提出,若英国当局认为有必要为了与东纵建立

联系而与中方摊牌,最好方式是英美同时摊牌。一方面,中国被视作美方的势力范围,英美联合参谋部

已达成共识,军事上中国是美国的战场。与英国相比,美国在与中国讨价还价时处于更有利的地位。在

美方对中方的压制下,通过英美共同努力,更易有成效。另一方面,中方会避开任何与香港未来有关的

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英美联合方法”比“纯英国方法”更易被接受[23]

可见,英方寄希望于与美方一起向国民政府摊牌,以恢复英团与东纵的联系。后续事态发展却并不

① 英军服务团除了在香港建立Y哨所,还在华南建立了许多前沿哨所,这里指的是其他未被裁撤的哨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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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英方的期待。魏德迈成为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后,决意协调中英美在中国战区的秘密情报行动。

他要求英美驻华情报组织禁止卷入国共冲突,任何秘密行动必须经过他本人的批准[24]

(P50-54)。换言

之,英方处于更被动的地位,在华秘密行动不仅受到中方限制,还要经过美方批准,英美在华南的情报竞

争愈演愈烈。

美方实际上绕过国民政府暗中与中共在华南开展情报合作,这一方面是由于美国对中国提供了实

际援助,可轻易获得国民政府签发的无线电台许可证,另一方面是由于美国战略情报局与第14航空队成

立的新情报部门“陆空部队技术资源委员会”暂时远离国民政府的窥探[23]

。1944年10月,陈纳德决定接

住东纵抛出的橄榄枝,派遣由陆空部队技术资源委员会代表领导的美军情报组,携电台前往东纵司令部

请求合作。东纵相应地设置联络处作为特别情报部门,为美军提供了许多珍贵的情报,被华盛顿方面誉

为“美军在东南中国最重要的情报站”[5

(] 697-698)。

由于英国远东殖民地在日军进攻下迅速丧失,以及英国向中国提供的有效援助的规模也令人失望,

英国在华声望和前景都处于低谷,国民政府对英国人的态度是“厌恶”和“不信任”。因此,与美方境遇不

同,英方在华行动受到国民政府诸多限制,在获取无线电台许可证和通行证等方面遇到障碍[23]

。国民政

府一再让英方明白,只要英团与东纵的交往稍有进展,就意味着英团将被逐出中国,所以,英团无法暗中

恢复与东纵的合作。即便通过高层交涉,国民政府也不允许英团向在东纵控制区的英团人员运送物资,

唯恐被东纵用来对付国民党军队。到战争结束前,英团只被允许在对营救工作至关重要的时刻与东纵

接触,国民党方面也从未信任英团,不断雇佣间谍监视英团,并向英国驻华大使馆投诉英团[12(] P15-16)。

面对如此差别待遇,赖廉士与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汉魂进行了谈判。赖廉士询问为何重庆当局对英

团行动施加诸多程序上要求,并指出这些要求“并不适用于美国人,只适用于英国人”。赖廉士又询问:

“中方有什么证据支持其指控,即英团向中共游击队提供无线电台、武器弹药和英团通行证?”李汉魂承

认没有相关证据,他派遣下属与赖廉士讨论程序细节,最终关于英团的指控被宣布无效[12]

(P94-97)。事

实上,直到战争结束前,英方并未完全放弃恢复与东纵合作的努力。

综上,东纵在香港及其周边的势力范围逐步扩大,使英方更加清楚,英团在华南的行动和情报工作

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与东纵的合作。而东纵与美方的靠近又引起英方警惕和危机感,担心二者合作将损

害英国在中国的声望。于是,英团高层更加坚信恢复与东纵的联系和合作势在必行,多次敦促上级直接

与重庆政府摊牌“红色问题”。英方不愿独自开罪国民政府,寄希望于与美方一起向国民政府施压,以达

到恢复与东纵合作的目的。然而,美方凭借在华优势地位绕开国民政府暗中与东纵合作,导致英方希望

落空。在国民党密切监视下,直至大战末期,英方也始终维持与东纵的联系。

四、英方围绕表彰和奖励东江纵队问题的讨论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太平洋战争结束,英军接管香港,东纵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准备北撤。次

年1月,国共达成停止军事冲突协议。国民党当局对东纵一方面假意谈判,另一方面实行剿灭政策。国

民党驻粤军队罔顾停战协议,大举进攻东纵,广东内战愈演愈烈[7

(] P496-497)。

令人意外的是,驻港英军也卷入了这场内战中。2月,英国海军陆战队扣押东纵人员和船只并将其

交给国民党军队。这一事件引起中共方面对英方的抗议,黄作梅致信香港医务总监司徒永觉的夫人、中

国红十字会国外后援会秘书克拉克夫人,并随函附上其撰写的关于东纵营救国际友人的报告。黄作梅

阐述了东纵在香港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动员人民坚持抗日方面的贡献,以及东纵与盟国友好合作、营救

国际友人的事迹。据统计,东纵共营救89名国际友人。而后他控诉,东纵英勇抗日的同志如今被国民党

反动派剿杀,英国海军竟成为帮凶。最后,黄作梅希望克拉克夫人能为正义发声,尽力帮忙制止广东内

战,为东江人民和东纵提供物质援助[25]

克拉克夫人将以上信件转发给战时曾在远东工作过的英国议员卡拉汉,希望他能从下议院寻找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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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东纵和东江人民的办法。同时,克拉克夫人致信英国外交部,建议英国政府对东纵进行表彰或物质援

助。外交部担心此建议的政治含义,便向陆军部和殖民地部征求意见。外交部的想法是,克拉克夫人的

观点“很有说服力”,东纵的战时贡献确实“不应被忽视”。症结在于东纵是共产主义组织,英国政府提出

关于承认东纵并给予其物质援助的建议,不会获得国民政府的支持。退而求其次,若英国媒体对东纵的

贡献进行报道,或可满足克拉克夫人的诉求。 殖民地部回复:“欢迎任何能够促进香港与中国邻近地区

睦邻友好关系的行动,期盼至少能在英国媒体上安排赞扬东纵活动的报道。”[25]

陆军部向赖廉士询问意见,赖廉士提交了“关于奖励华南中共游击队”的报告。他承认黄作梅信件

中关于东纵的陈述都是事实,十分认可东纵的杰出工作和奉献精神:1.香港的所有逃亡者皆靠东纵的协

助才得以保全性命。2. 东纵是华南地区最反日的中国组织,以行动为准绳,而不仅仅是言辞。3. 东纵从

不寻求报酬,也不接受超出其所提供服务自付费用的报酬。4. 黄作梅作为战时英团与东纵的官方联系

人,从事有价值而危险的工作,并拒绝为此接受任何形式的酬劳。然而,赖廉士反对由英国媒体单独宣

扬东纵的建议,认为这种近乎官方的承认会破坏整体计划。他相信“任何实际承认中共游击队杰出工作

的计划所涉及的政治复杂性真实存在”,建议英国政府在与国民政府交涉此问题时必须“作为整体问题”

处理:首先评估华南各团体战时给予英方的帮助,确定英方对各团体应偿还的金额;而后通过大使馆渠

道进行整体谈判,并强调“英方行动不是出于帮助中共游击队的愿望,而是出于英国政府的总体

政策”[25]

陆军部参考赖廉士的报告后向外交部给出如下意见:其一,英团在1945年底解散前已联系曾帮助过

英团的中国人,推荐其获得英国奖章并报销其自付费用,目前仍有一些现金支付尚在进行。东纵活动也

被考虑其中是“毋庸置疑的”,黄作梅正由英团推荐授予英国皇家勋章。其二,中国政治和其他因素导致

英方无法在有限时间内全面奖励战时有功于英国的人,这种处理结果自然不能令人满意。外交部如果

接受赖廉士的建议,则需重新讨论此问题[25]

1946年夏,外交部在下议院两次回答关于表彰和援助东纵的询问。6月26日,议员卡拉汉询问外交

大臣:“关于东纵给予英美盟军逃出香港九龙的珍贵援助……他是否会对东纵在抗战期间的服务工作予

以某种形式的表彰?”外交副大臣代为答复:“外交部正与有关部门商议表彰东纵的问题。英国政府想趁

此机会,对东纵及其他中国团体在协助盟国人士逃离香港方面所提供的服务,表示感谢。”另有议员问

道:“外交大臣是否能确保其他团体得到平等承认?”外交副大臣答复:“议员会注意到我已提及其他团

体。”这是英国政府首次在公开场合正式承认东纵所做的宝贵工作,但仍避免单独承认东纵。外交部如

此答复主要是希望“这种官方感谢之词足以满足克拉克夫人的愿望,而无需涉及任何难以处理的奖章或

奖励问题”[25]

卡拉汉随后又致信外交副大臣,建议英国政府通过救济委员会,向退伍的东纵队员提供经济援助,

以回报他们在战争中为英国事业所做的巨大奉献。外交部认为,若英国政府单挑一个团体的人员给予

物质援助,而不是其他战时帮助过英方的团体,会招致不满,要求陆军部评估英方应给予华南所有相关

团体的补偿金额。陆军部答复,除了提交少量额外的评奖建议外,没有更多的东西需要评估,因为国民

政府正规军为英团提供的便利没有超出盟友的预期,不涉及补偿问题,而非正规军(主要是东纵)大部分

在向英团提供帮助时已获得补偿[25]

然而,中共方面的记录与英国陆军部的说法有出入。1943年4月,东纵政委向中共中央报告“与英

国统战工作”时指出,英方在经济上“不肯践行诺言”,东纵营救战俘所用去的经费约计港币五万元以上,

英方只提供了港币一千元慰劳金,国币三万元,后者实际用于支付英方人员的伙食费[4]

(P257)。黄作梅

战后发表的《东江纵队的国际地位》一文也指出:“在和英团合作的过程中,支付了庞大的用费,但全部都

由东江纵队自己撙节出来,勉力维持的。”[5]

(P696-697)由此可见,陆军部主要是基于政治考虑才反对向

东纵提供物质援助或补偿,真实想法为“不愿冒着冒犯国民政府的风险,特别提及这个以‘红色’关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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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的团体”[25]

外交部最终采纳陆军部的说辞来回复议会质询。卡拉汉在下议院询问外交大臣:“有何安排来援助

东纵30000名队员及其家属,他们在太平洋战争中英勇地帮助了英国的事业,现已抵达香港。”外交国务

大臣代为回复:“香港政府已向东纵队员支付款项,偿还其在日本占领香港期间帮助盟国人士逃离香港

的费用。这是我方在欧洲和太平洋的惯例……进一步的此类帮助并不适宜。”[25]

至此,英国政府围绕关于表彰和奖励东纵的讨论方告一段落。在精神表彰方面,英国政府授予黄作

梅勋章并通过下议院官方承认东纵的功绩。在物质援助方面,英国政府决定不单独对东纵提供超过自

付费用的援助。由上可知,英国政府各部在讨论该问题时,鉴于东纵是中共部队这一事实的政治敏感

性,并没有给予公正的对待,以免激怒国民政府。但从英国政府围绕关于表彰和奖励东纵的讨论中可以

十分清楚地看到,在华南地区,为营救英国和盟国人士逃离香港做出杰出贡献的主要是中共部队东纵,

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纵观太平洋战争期间中共与英方在华南的情报合作,充满着阻力和不确定性。面对日军和国民党

军队的双重夹击,东纵始终遵循中共中央倡导的“努力扩大和发展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坚定不移地

给予英方帮助:从香港沦陷前后大力营救盟军战俘和国际友人,到合作期间为英团的营救和情报工作提

供便利和安全保障,再到合作受阻后依然为英团人员提供便利并主动护送逃脱者至英团哨所,真诚维系

双方合作。当然,英方在与中共合作过程中始终存在两大障碍:一是英方不愿因与中共的合作而影响与

国民政府的官方关系。每当国民政府施压时,英方与中共的合作就后退一步,甚至与中共断绝关系。鉴

于东纵在香港及其周边地区的势力及其积极抗日的行动,英团在华南更需要来自东纵的善意与合作,因

此,从英团建立后两度派人拜访东纵主动寻求合作,到“军舰鸟事件”后寻求东纵帮忙斡旋,再到后期与

国民政府和美方交涉以争取恢复英团与东纵的合作。二是出于政治因素即“红色问题”的考量。战时英

国虽出于本身利益诉求在华南急需与东纵合作,但不愿公开承认与东纵合作,更不愿单独向国民政府摊

牌中共这一“红色问题”;战后讨论表彰和奖励东纵时承认东纵的贡献,出于政治因素未能给予东纵公平

待遇。简而言之,英方出于以上考量,未能公开地承认在华军事合作中东纵的政治地位,也未给予东纵

公平待遇,但英国政府相关部门和议会,都认可东纵对英国的贡献。综上,太平洋战争期间东纵与英团

的合作,彰显了东纵的国际贡献和国际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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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Public Record Office. WO 343/1/132. London: The National Archives, 1942.

[11] 陈达明. 香港抗日游击队. 香港:环球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0.

[12] Elizabeth M. Ride. BAAG Series Final Vol.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Libraries, 2006.

[13] Elizabeth M. Ride. BAAG: Series Vol.4.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Libraries,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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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9页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年第 4 期

[14] 东江纵队史编写组. 东江纵队史.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

[15] 胡德坤. 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中国与世界研究:第7卷.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

[16] Public Record Office. WO 343/1/130. London: The National Archives, 1943.

[17] Public Record Office. WO 343/1/136. London: The National Archives, 1943.

[18] Public Record Office. WO 343/1/137. London: The National Archives, 1943.

[19] Public Record Office. WO 343/1/135. London: The National Archives ,1943.

[20] Public Record Office. WO 343/1/134. London: The National Archives, 1944.

[21] Public Record Office. WO 343/1/18. London: The National Archives, 1944.

[22] Elizabeth M. Ride. BAAG: Series Vol.6.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Libraries, 2006.

[23] Public Record Office. HS 1/172. London: The National Archives, 1944.

[24] 蒋耘,马振犊. 中英美秘密准军事行动会议记录(1945年1月24日).民国档案,2007,(4).

[25] Public Record Office. FO 371/53741. London: The National Archives, 1946.

A Study of Wartim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British Army Aid

Group and the East River Column Led by the CPC

Hu Dekun, Peng Mei (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Pacific War, the British Army Aid Group (BAAG) initiated intelli‐

gence cooperation with the East River Column (ERC) L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Since

the then British Government perused a neutral stand in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Kuomintang and the CPC,

BAAG evaded the status of ERC to maintain cooperation both with the Kuomintang and the CPC. However,

under the obstruction of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of China which attempted to annihilate the ERC, BAAG

was forced to break off the cooperation with ERC. Later, the \"Frigate Bird Incident\" made it clear to BAAG

that its operations and intelligence work in South China must rely on cooperation with ERC. Meanwhile, the

proximity of the Americans and the ERC also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the British side, and BAAG urged its

superior to directly negotiate with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requesting to resume cooperation with ERC.

British officials negotiated with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only on procedural issues, hoping to show their

hand together with the Americans to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on the so-called \"Red Issue\" for their coopera‐

tion with ERC. However, the Americans bypassed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and secretly cooperated with the

ERC, which made the British hope fell through. After the war, the British government recognized the contri‐

bution of the ERC, but did not publicly give due evaluation due to political factors. However, the British ar‐

chives reveal that the British government highly affirmed the international contribution and influence of the

ERC.

Key words Pacific war; British army aid group; east river column; intelligence cooperation

■ 作者简介 胡德坤,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武汉大学历史学院、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教授,湖北 武汉

430072;

彭 梅,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 责任编辑 桂 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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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7 卷第 4 期 2024 年 7 月

Vol. 77 No. 4 July 2024 089~099

从“茶马贸易”到“茶马古道”:

对一个当代中国原创学术概念的考察

宋时磊

摘 要 1990年,木霁弘等当代学者在继承茶马贸易的历史内核、挖掘地方风俗和史

料的基础上,在“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等概念的刺激和启发下,本着学术自觉的意识,

提出了“茶马古道”学术概念。这一中国内生的原创性学术概念是对原有“茶马贸易”或“茶

马互市”概念的革命,主要体现在概念涵盖的时间和空间范围的扩大、所涉学科和研究视域

的拓展、研究议题从国内民族问题到国际性议题的延伸、从单一的学术价值向多维价值的迁

移以及从历史文献研究到文化遗产研究的转向等五个方面。“茶马古道”概念具有国际学术

影响力,是中国当代学者学术创造能力的体现,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是构建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典型例证。但在学术话语转型中,

该概念存在语义场过于丰富和多元、地方本位主义和学术边缘化以及强势话语遮蔽所带来

的失语等问题。

关键词 茶马古道;茶马贸易;概念史;文化遗产

中图分类号 K2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24)04-0089-11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ZD229)

茶马贸易(或称茶马互市),是指中原王朝与西部少数民族之间以物物交换为主要特征的商业贸易

形式,因双方互换的商品主要是茶叶、马匹,故以此名之。这种贸易的出现是经济地理分工的结果,中原

王朝主要从事农耕和种植业,特别是南方各地出产茶叶,却无法大量生产用于冷兵器时代作战的优质马

匹,而各少数民族则逐水草而居,马匹等畜牧业发达,常食肉类少蔬菜,不易消化、缺乏维生素。由于生

产的比较优势和生活方式的互补性,茶马贸易自然而然地发展起来。当然茶马互市交易的商品不止有

茶叶和马匹,实际上是一种互通有无的贸易:内地的布匹、丝绸、糖、盐,少数民族地区的虫草、麝香、贝

母、皮货、羊毛、黄金等,都是彼此交换的商品。

考证文献可知,茶马互市发端于唐代[1]

(P122)。北宋政府在川、陕等地设置茶马司与吐蕃等少数民

族开展大规模的茶马贸易,在蜀地产茶州县共设置买茶场24个,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在熙秦地区共置

卖茶场48个。宋代永康军(今四川都江堰市)是重要的茶叶贸易市场,宋人石介云:“永康军与西蛮夷接,

四海统一,夷夏相通,番人之趁永康市门日千数人。”[2]

(P236)官方也将此制度化,设立“买茶司”“买马

司”“茶马司”等民族贸易的管理机构。茶马贸易在宋代正式发展起来,并与茶引、榷茶、榷货务等紧密结

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套复杂而严密的茶马法,明代茶马法最为严密和繁复。雍正十三年(1735年),清廷废

除茶马法,撤销茶马互市,官方的茶马贸易宣告结束[3]

(P29)。中国历史上的茶马贸易,持续时间长,在

民族经济往来、民族关系和文化认同等方面承担重要角色,所牵涉话题颇多,故向来是史学界重点关注

的学术议题之一。

与“茶马贸易”相比,“茶马古道”则是当代创造的学术概念。1988年在《中甸汉文历史资料汇编》的

DOI:10.14086/j.cnki.wujss.2024.04.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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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年第 4 期

“序言”中,木霁弘、王可首次提出“茶马之道”的称谓[4]

。1990年,木霁弘等六人徒步考察了云南马帮曾

走过的相关路线,次年将其考察的过程做了记录,以笔名“格玛明珠”发表文章,首次使用“茶马古道”一

词;1992年其首次对“茶马古道”的概念作出诠释:“茶马古道在唐代就形成了以滇、川、藏三角地带为核

心,西出印度、尼泊尔,东抵四川盆地西缘,东南至桂林的网络。”[5]

(P244)该概念提出后,有不少争论,譬

如茶马古道上贸易的主要商品是否仍为茶和马?如果不是则存在名不副实的问题;茶马古道线路是单

向线路还是复杂网状,是长途远距离运输还是短途运输?运输途径是马匹驮运、车辆载货,还是人力背

夫?不管如何,进入21世纪后“茶马古道”概念迅速从学术领域“出圈”,成为宣传的标签和符号。

关于茶马贸易和茶马古道的关系,一般认为茶马古道起源于早期的茶马贸易,主要是川藏之间的交

通路线,清代初期官方的茶马贸易衰落后,云南以民间为主体的茶马古道兴起[6]

(P74-85)。甚至有学者

用“茶马古道”代替了“茶马贸易”或“茶马互市”的概念,将两者直接等同起来[7]

(P34-40)。也有学者对这

两种观点作出反驳,认为“先有茶马贸易、后有茶马古道”,这是从官方、精英的立场来解读汉文献的结

果,与史实不符[8]

(P103)。从地方性的民间立场来看,应该是少数民族茶叶消费需求在先,官方茶马贸

易在后,即民间茶马古道的形成要早于官方贸易的正式开展。从逻辑分析,这或许有一定道理,但问题

随之而来:“茶马贸易”和“茶马古道”两概念的内涵是否有所区别?“茶马古道”这一当代诞生的概念提出

后对传统的茶马贸易概念有怎样的拓展和影响?人们为什么会热衷于使用“茶马古道”的概念?这一概

念带来了怎样的话语变迁?从对这些问题的追问和回答中可见,从“茶马贸易”到“茶马古道”,这一概念

的变迁具有革命性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一、概念涵盖时间和空间范围的扩大

唐代是中原王朝和周边少数民族茶马贸易的肇始之期。《新唐书》记载,731年,吐蕃希望在甘松交付

马匹,茶马互市始自8世纪中后期。唐朝和边疆的互市始于731年,当年吐蕃请交马于赤岭,宰相裴光庭

曰“‘甘松中国阻,不如许赤岭。’乃听以赤岭为界,表以大碑,刻约其上。”[9]

(P6085)而茶马交易的首次记

载见于《封氏闻见记》,其中云:“往年回纥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亦足怪焉。”茶马贸易作为一项制度

被废止则是在雍正、乾隆之交的1735年,也就是说官方茶马贸易的时间跨度为1000年左右。但是,政策

和制度化的官方茶马贸易结束之后,边疆的汉族和少数民族的贸易并非完全停滞,相反因为限制的放

松、政策的解禁、榷利和茶税的削减等,促进了贸易的活跃和进一步大规模的发展。在商贸的带动下,乾

隆时期及以后边疆的经济开发和社会建设、民族的迁徙和融合等都空前发展,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

加速形成。传统的茶马贸易研究聚焦的时间范围只能囿于乾隆以前的历史时期,无法覆盖这以后更加

广泛而深远的经贸和民族往来。就这个意义上而言,“茶马古道”的概念将茶马贸易的时间视域做了延

伸,甚至可下探到当代,因21世纪初西南地区马帮运输仍有存续。学者甚至可以研究当代对“茶马古道”

概念的“活化”和现代性问题,这些都是“茶马贸易”概念所无法关涉的。

从空间范围来看,研究茶马贸易关注的是点和面,而研究茶马古道关注的是线路和整体的网络和系

统。北宋仁宗嘉祐年间,设博卖都茶场于成都;宋神宗熙宁时期,设买马司于秦凤、熙河,负责茶叶与马

匹交易事务,形成“汉中买茶,熙河易马”的局面。据统计,自熙宁七年(1074年)至元丰八年(1085年),

“蜀道茶场四十一,京西路金州为场六,陕西卖茶为场三百三十二”[10]

(P4500),达379个,榷税收入达百

万缗。因榷茶和买马分属两司,主事官员沟通窒碍、职责不清,故在元丰六年(1083年)合并为茶马司,之

后此部门名称多经变化,茶马之事也多经分合,尽管如此由政府管理茶马交易成为一项定制。宋朝还在

与辽、西夏、金的边境设立数量众多的榷场[11]

(P521-523)。榷场是官方准许开放的与边疆民族贸易场

所,还有其他称呼如“合市”“和市”“边境互市”,无论何种名称,其性质有相似之处,基本为限制交易地

点、场所比较固定、政府管控严格。因此,茶马贸易研究的视域是相对有限的,主要集中在边境的交易市

场及其管理机构,空间上主要是市镇以及集镇结合所形成的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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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时磊:从“茶马贸易”到“茶马古道”:对一个当代中国原创学术概念的考察

茶马贸易研究的不足在于,没有关注茶马等物品在交易后是怎样进一步运输、流通和消费的。以茶

为例,茶马贸易完成之后,还有一系列问题需要回答:少数民族所购之茶是哪些政府机构或者民间商人

在购买;购买之后通过什么样的交通方式、运输线路流通,有怎样的服务设施和配套从业人员;流通中是

否存在匪盗、霉变以及火灾等灾害,以及当地政府的处置及制度性安排;茶是如何被消费和使用、在消费

过程中形成了怎样的饮茶习俗、礼仪和信仰,甚至是怎样借此促进少数民族对中原文化的认同的。对于

这些问题,“茶马贸易”概念由于更多聚焦交易场所、惯习制度和管理机构等交易环节,无法涉及和回答。

而“茶马古道”概念的出现,则有效补充了“茶马贸易”内涵和外延的不足,从以市镇为中心的点与面扩展

到更加广阔地区的交通线路以及更加广阔的消费空间。

二、概念所涉学科和研究视域的拓展

长期以来,茶马贸易作为一个学术问题和研究领域,隶属于历史学科的范畴。在“茶马古道”概念出

现之前,有关茶马贸易的研究主要是在边疆贸易史、边疆民族史、边疆交流史、边疆管理史的学术话语之

中,如任乃强在这些领域内提出了相关的“茶马市易”“茶马贸道”“茶马要地”“边茶贸道”等概念。在历

史学科内,茶马贸易的研究主要涉及茶马贸易兴起和废止的时间,茶马制度、机构在宋、明、清等朝代的

变迁,茶马交易的比率和价格,明代的金牌信符制、茶叶走私,茶马贸易对于边政和民族关系作用和历史

价值意义等。有学者曾对20世纪茶马贸易的学术史做了较为系统地梳理,认为茶马贸易的研究问题主

要聚焦在五个层面:茶马贸易与民族关系、茶马贸易的起始时间和发展过程、“金牌信符”制问题、封建政

府经营茶马贸易的目的、茶马贸易的积极或消极的历史作用[12]

(P20-26)。在中国知网检索,以“茶马贸

易”为篇名的文章有107篇,其中61篇属于历史学科;以“茶马互市”为篇名的文章有82篇,34篇属于历

史学科①。其他文章多归属理论经济学、商业经济、国际贸易、农业经济等。可见,有关茶马古道或茶马

贸易的研究成果往往还发表在经济、贸易和农业相关的期刊,故因期刊学科归类的问题,导致此研究领

域的文章分散到其他学科。宏观来看,茶马贸易和茶马互市的相关研究,即便在这些学科门类里,大多

也是从历史角度展开的,如经济史、商业史、贸易史、农业史等。在日本,茶马贸易的研究主题与中国也

比较相似,基本都是从事中国历史研究的学者聚焦该领域。

在“茶马古道”概念提出后,这种历史学科占主导的局面被打破了。云南大学教授张文勋在1991年

就指出,“茶马古道六君子”在1990年的所进行的茶马古道考察是“综合性的文化考察”,“是一次包括民

族学、民俗学、语言学、地理学、文化人类学等等的多学科考察;也是一次文学艺术的调查汇集,是对山川

文物的录像摄影和民间音乐舞蹈的音响记录等等多功能的美学考察。他们立志要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化

事业,奉献一批多学科研究成果”[5]

(P8)。自然地,地理、旅游经济、轻工、文学、城乡规划和市政等学科

领域纷纷参与有关茶马古道的讨论和研究之中,产生了一批成果。在中国知网以“茶马古道”为关键词

检索,无论是按照主题还是篇名检索,排名前三位的学科都是地理、旅游经济和轻工。归属于历史领域

的文章,在一定程度上被考古和文化所分流。而茶马贸易或茶马互市研究中,极少有文章是从这两个视

角展开分析。如果将“考古”“文化”都合并到历史学科中统计,历史学科不占主流的情形有所改观,按照

主题统计有473篇,占总篇数的22%;按照篇名统计有286篇,占总篇数的23.4%。文学、人类学、社会学、

经济学、地理学、环境学、建筑学等多种学科的研究范式,越来越多地应用到茶马古道相关研究之中。这

丰富了茶马古道的研究视野和畛域,同时又让其呈现出多元学科交叉融合的现象。

学科领域的扩大,带来研究成果数量的急剧增多,并一度呈现繁荣景象。根据中国知网的数据,从

1963年至今,以“茶马互市”为题名的文章有82篇,以“茶马贸易”为题名的文章有107篇。对茶马古道的

相关研究在21世纪之前只有11篇论文,其中最早的一篇是陈保亚《茶马古道的历史地位》(《思想战线》

① 数据来自中国知网中国引文数据库,检索日期为2023 年12 月30 日。下文不再一一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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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年第 4 期

1992年第1期)。但进入21世纪后,茶马古道研究文章迅速增多,截至2023年12月30日,以其为主题的

共有2136篇;2010年以后,每年都会超过100篇;最高的是2018年,达173篇。题目中含有“茶马古道”主

题词的文章有1063篇;2005年以后每年都会超过50篇;最高的是2010年,达98篇。就著作而言,以“茶

马贸易”或“茶马互市”为出版主题或书名的图书寥寥无几,仅有魏明孔《西北民族贸易研究——以茶马

互市为中心》(中国藏学出版社2003年版)、王晓燕《官营茶马贸易研究》(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张承荣

和蒲向明主编《陇蜀青泥古道与丝路茶马贸易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田茂旺《清代民国时期

南路边茶商营贸易研究》(民族出版社2020年版)4部。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从1992年到2023年以

“茶马古道”为主题的图书有183部,书名中包含“茶马古道”的图书有106部,其中《滇藏川“大三角”文化

探秘》等多部著作被引颇高、影响颇大,并有了木霁弘、李旭、杨福泉、木仕华、蒋文中、王明达、邓启耀等

一批核心作者。这些图书所涉及的领域也不仅仅是历史文化的,不少与茶马古道考察、西南边疆民族风

情、旅行观光、艺术摄影、建筑遗产、城市变迁等内容有关;在范式上也比较多元,不仅有严肃的学术研

究,还有学术科普作品、散文、小说、诗歌等。由此可见,“茶马古道”概念的出现改变了茶马贸易、茶马互

市研究一向比较沉寂或者说极少受关注的态势,为其提供了新的视角、资料和研究方法。

与茶马古道研究相关的关键词,为观察该领域研究的集中话语提供了一种路径。在以“茶马古道”

为主题的文章中,出现频次排名前20位的词汇是“普洱茶”“川藏茶马古道”“滇藏茶马古道”“横断山脉”

“澜沧江”“南方丝绸之路”“文化线路”“纳西族”“古道文化”“马帮文化”“四方街”“旅游开发”“唐蕃古道”

“文化线路遗产”“茶文化”“丽江古城”“青藏高原”“酥油茶”“香格里拉”“凤庆县”“兴教寺”等。这说明在

茶马古道的研究中,比较集中的研究议题主要有:第一,文化线路和文化遗产,主要关注川藏、滇藏、青藏

(唐蕃古道)茶马古道的线路变迁、马帮运输,以及沿线的物质和非物质的文化遗产和遗产廊道;第二,茶

马古道上的茶史、茶文化,如普洱茶、南路边茶、酥油茶等;第三,茶马古道的地理,如横断山脉、青藏高

原、昌都地区、金沙江、六大茶山等;第四,贸易集镇等基础设施,如打箭炉、丽江古城、香格里拉、鲁史古

镇、沙溪古镇等;第五,茶马古道上的宗教传播、民族迁徙和融合等文化问题,如纳西族、兴教寺、大理国

等。这五个层面的研究,是根据中国知网论文中的关键词出现频次分析得出的。也有论者对有关茶马

古道的文献作了性质方面的分析,认为主要有五个方面的研究主题,包括“茶马古道”相关概念、路线、商

业贸易、民族关系、开发与保护;也有人还把官营茶马贸易的研究作为第六个方面,纳入茶马古道的研究

论域[13]

(P261-270)。与前文所指出的茶马贸易、茶马互市五个层面的研究相比,茶马古道的研究视野和

问题域大为拓展,所涉层面更为宽广,甚至由于“茶马古道”学术话语的强势,导致官营茶马贸易被吸纳

到茶马古道的研究范畴。

三、从民族问题向国际性议题转变

茶马贸易是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央王朝同西南、西北等地少数民族商品互通有无的一种贸易形式。

因此,在茶马贸易的研究中,民族问题始终是核心问题。民国时期研究茶马贸易的代表性论文,如黎世

蘅《最初华番茶马贸易的经过》[14]

(P211-219)、竟凡《历代汉番茶马互市考》[15]

(P13-20)等,都是探讨汉族

和番人之间的贸易过程。黎世蘅指出,他所称的“番”是甘凉以西及青海、西藏等处,即古氐羌诸种人所

在地。这些研究重在梳理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贸易史实和发展历程,顺带提及因贸易而促进的民族

交流和融合。新中国成立后,系统论述茶马贸易民族问题的是马金的《略论历史上汉藏民族间的茶马互

市》,他认为封建王朝管制茶马互市是为了加强和剥削汉藏人民,扩大封建王朝的影响,起到“羁縻”的效

果;客观上符合经济相互依存的要求,促进了汉族、回族及其他民族商人向藏区流动和迁徙,有利于各族

人民文化的交流,进而推进中国历史的发展[16]

(P31-36)。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数篇研究茶马贸易和民

族问题的论文,多是充分肯定茶马贸易在民族融合和认同、国家统一和巩固国防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同

时指出其中的营私舞弊、效率低下等弊端,如陈汛舟的《南宋的茶马贸易与西南少数民族》[17]

(P1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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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时磊:从“茶马贸易”到“茶马古道”:对一个当代中国原创学术概念的考察

白振声的《茶马互市及其在民族经济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18]

(P28-34)、杨维军的《明代汉藏民族间的

茶马互市》[19]

(P72-74)等。茶马贸易中的民族问题,无论是从何种角度展开,始终是在中国内部、中华民

族范围内的探讨。

“茶马古道”概念出现后,新学术话语延续了汉藏民族交融的历史叙事。新近的研究认为,依托西南

茶马古道而实现的汉藏民族交融,体现在共享衣食住行等生活和习俗、互补和共同发展精神文化成果、

铸就深厚的民族感情三个方面,形成和谐共存、相互促进、彼此融合的民族格局[20]

。这些学术观点体现

了对茶马贸易研究观点的继承性。前文指出,“茶马古道”概念使得研究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大大拓宽,研

究的学科和视域的大为拓展,故茶马古道研究逐渐从国内民族问题延伸到国际交流问题。较早从此角

度展开创新性分析的是1999年申旭的《藏彝民族走廊与茶马古道》,他充分利用民族史诗、迁徙传说、语

言和传世文献资料,将其与藏彝民族走廊相印证,认为茶马古道是藏彝走廊的重要通道[21]

(P22-28)。藏

彝走廊是费孝通1980年前后提出的概念,它不仅包括中国境内的起自甘肃南部、青海东部,川滇西部和

藏东的主体部分,还包括印度东北部、缅甸北部等国外部分[22]

(P147-162)。这一概念是费孝通先生以

“历史—民族区域”的宏观视野,基于语言系统的共性分析而提出的。在藏彝走廊中,各个民族的语言大

多数都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在我国境内使用藏缅语的民族有17个,除了土家外,其他16个民族主要

生活在川、滇、藏交接的藏彝走廊地区。在国外,使用藏缅语的民族主要分布在我国西南边境以外的缅

甸、泰国、越南、孟加拉国、老挝、印度、尼泊尔、不丹等[23]

(P82-92)。申旭注意到,以西藏察隅为中心的茶

马古道不仅连接云南德钦、四川芒康,达到拉萨,还可向南至缅甸,向西南到印度、尼泊尔等。于是,茶马

古道就不仅是国内民族交融的通道,还是在高山峡川之间的“亚洲天堂走廊”,是中外交流的桥梁和

纽带。

茶马古道的国际部分,最早可追溯到蕃尼古道。这一道路开通时间稍早于唐蕃古道,即在尺尊公主

入藏前后形成。唐蕃古道将中原政治中心西安与拉萨连接起来,而蕃尼古道则将拉萨与尼泊尔、印度联

通。从中国内地到南亚的国际交通路线就此开辟,两者又被合称为“唐竺古道”。随着青藏高原更多交

通线路的探索,从西藏的拉萨、山南、日喀则等核心城市出发,有达旺、亚东等多条道路到达南亚。西藏

出产的麝香、宗教法器,汉地出产的茶叶、盐、丝绸、瓷器等,都曾沿着茶马古道的国际线路进入南亚。与

此同时,南亚出产的香料等商品、朝贡贸易物品,以及尼泊尔廓尔喀政权的朝贡使团等,都是经吉隆、聂

拉木入藏,再经川藏或青藏茶马古道前往中原[24]

。也即是说,茶马古道经由青藏高原延伸到南亚、东南

亚;在近代以后还可通达欧洲,法国、英国等各国传教士多是通过这些线路进入西藏探险和传教的。明

代云南民间商业发展起来以后,茶叶等商品还通过茶马古道,向东南亚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缅甸等

陆地国家传播。为了节省运输时间和成本,一些商人借助国外路线向西藏运茶,如1919年茶马古道上的

知名商人马铸材用畜力从佛海(今云南勐海)运茶到缅甸景栋,再用汽车运输到瓦城,换火车到仰光,从

仰光装船到印度港口加尔各答,再用火车运到大吉岭、改装汽车运到噶伦堡,再用骡马将茶运输到目的

地拉萨[25]

(P75)。也有学者考证,从1912年起,中国茶商开通了云南易武茶叶经老挝乌得至越南莱州的

路线,形成了四条通往东南亚的驿道[26]

(P232)。抗日战争时期,在滇缅公路遭到破坏后,茶马古道成为

西南大后方跟国际社会物资流通的重要陆路通道,马帮和驿运事业的发展,为中国抗战胜利提供了基础

保障。

因此,“茶马古道”概念以国内民族问题为主的茶马贸易为基础,但又对其实现了超越,成为具有国

际性的研究议题。中国与西南周边各国的经济、民族、宗教和文化的交流,近代以来中国内地茶叶抵抗

英国侵略者对西藏的侵占,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中国抗战支援物资的运输,当代西南地区开发、“一带一

路”倡议的实施,在这些历史事件中,茶马古道承担了特定的国际交往功能。这是茶马贸易或茶马互市

所不能涵盖的。

从另一个维度看,“茶马古道”还具有国际学术交流功能。“茶马古道”不仅属于历史学范畴,还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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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年第 4 期

类学、社会学、影视学、建筑学、文化遗产等领域关注的热点议题,茶马古道的研究者并不局限于中国,国

际上还有一批茶马古道文化的热爱者、研究者及专门团体。澳大利亚的席格伦(Gary Sigley)、加拿大的

杰夫·富克斯(Jeff Fuchs),日本的川野明正、藤木庸介、神山巍、谷晃,韩国的康法善、姜仁旭、玄永祚等,

都有茶马古道研究的代表性论文或著作。日本学术社团云南恳话会将茶马古道列为其重要的研究对

象,在从2005年至今组织的54次研讨活动中,有17次以茶马古道为讨论主题。韩国2009年以“茶马古

道的生活和艺术:从云南到喜马拉雅”为主题,在国立中央博物馆举办了规模颇大的展览。这次展览得

到了瑞典国立民族学博物馆亚洲部、中国学者谢继胜等组织和个人的支持,是国际交流合作典范。2010

年前后,摄影家朴宗祐、加贺浅吉、竹田武史在日本各地举办了茶马古道摄影展。中国也将“茶马古道”

作为文化对外交流的重要选题,2007年茶马古道国际文化之旅组委会、文化部中外文化交流中心等曾在

北京举办茶马古道国际文化之旅摄影作品展[27]

。可见,“茶马古道”已成为一个具有国际性影响力的概

念,并承担了国际学术和文化交流的功能[28]

(P116)。茶马贸易、茶马互市是中国古代茶法体系中的一部

分,国外只有日本从事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佐伯富、加藤繁、谷光隆、梅原郁、狩野直祯等少数专家,在20世

纪60年代曾经集中发表过一些论述,之后便归于沉寂。因此,从研究内容上讲,茶马贸易的国际性因素

较为薄弱,无法承载过多国际学术交流和文化交流的功能。

四、从学术价值到多维价值的迁移

最初,“茶马古道”是作为一个学术概念被提出的。木霁弘等人合著的《滇藏川“大三角”文化探秘》

有较强的散文性质,这体现在收录其中的《英雄驰骋的净土——中甸》《有一个美丽平安的地方》《田妥的

新娘》《康定溜溜的城哟》等篇什。作者还试图基于考察的见闻做深入的理论和学术探讨,如《茶马古道

的积淀——茶文化》《多元文化交汇的亮点——巴塘》等。特别是首篇的《茶马古道:滇、藏、川“大三角”

文化的纽带》论证了“茶马古道”的概念,勾勒了数条主要路线,分析了大三角交通所带来的民族和文化

意义;尾篇《滇、藏、川“三大角”茶马古道的历史地位》提出,茶马古道的主要特征是马帮运茶,与北方丝

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唐蕃古道以丝绸为主的状况明显不同,茶马古道是藏传佛教传播的空间载体,具

有扩散性和多元文化性,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显示出人类的生命力。“茶马古道六君子”中的木霁弘、陈

保亚、李旭等人当时是云南大学、云南民族学院的学者,他们最看重的是“茶马古道”的学术性,因其是

“民族学、文化学最为理想的研究领域”[5]

(P13)。在此之后,“茶马古道”概念的提出者又发表了相关论

文,进一步阐述“茶马古道”的内涵,体现在六人合作的论文《“茶马古道”文化简论》[29]

(P180-197)、李旭

的《滇藏茶马古道的宗教文化》[30]

(P23-27)等。其他学者跟进研究,较有代表性的是云南社会科学院的

申旭,在20世纪90年代陆续发表了《茶马古道与滇川藏印贸易》《滇藏茶马古道论略》《藏彝民族走廊与

茶马古道》等文,对一些有关茶马古道的重要理论和学术性问题做了系统阐述。

在21世纪以前,“茶马古道”概念影响力主要在学术界。其从学术界“破圈”,其中最为重要的推动力

量是影视业。1997-2000年,郝跃骏拍摄了四集纪录片《最后的马帮》,讲述因为通往独龙族的公路开工

建设,中国最后一支由政府组织的、长期给独龙族运送粮食和生活物资的马帮即将消逝的故事。这一在

滇藏交界“死亡河谷”独龙江峡谷少数民族的异文化,充满史诗和猎奇色彩,是纪录片的好题材,但郝跃

骏更关注故事背后的社会文化需求,他在纪录片中融入了“表层文化之下的传统文化的价值以及对他们

未来命运的关注和思考”[31]

(P300)。这一纪录片在题材、叙事手法及摄影等方面出众,获得了第18届中

国电视金鹰奖最佳纪录片奖、纪录片最佳摄影奖,第8届全国少数民族题材电视奖“骏马奖”纪录片一等

奖、最佳摄影奖等多个奖项。更重要的是,以此片为肇始,更多的观众和纪录片摄制者开始关注茶马古

道上马帮。1999年至2003年,田壮壮、阿城、木霁弘、丁辉等人合作拍摄的纪录片《茶马古道·德拉姆》上

映后引起了轰动,获得2004年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数字电影奖等。2004年,马功伟导演的电视剧《大马

帮》在成都电视台开播,2005年中央电视台在黄金时间播放了根据白族作家景宜作品改编的电视连续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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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时磊:从“茶马贸易”到“茶马古道”:对一个当代中国原创学术概念的考察

《茶马古道》。与受众群体相对较少的纪录片相比,电视剧的传播和渗透力更强,借助央视的传播力量,

“茶马古道”概念进入千家万户。全世界目光开始聚焦茶马古道这条最古老、最艰难的贸易路线,2006年

韩国KBS电视台和日本NHK电视台联合摄制6集高清纪录片《茶马古道》,将茶马古道称为“另一条丝

绸之路”,并赋予了其特定的宣传话语和内涵,认为茶马古道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经济贸易、文化文明的通

道,是世界上最美、最高、最崎岖的道路之一,是众多民族的迁徙路线,是各种宗教、文化和多元复杂语言

的传播通道,是21世纪复苏的“亚洲走廊”(Asian Corridor)①。作为“洞见亚洲”系列的第二部,该纪录片

在主题策划、拍摄技术、宣传营销等方面堪称精良,寄托着KBS电视台制作出国际水准纪录片、向国际市

场输出影视版权的使命。此片在国际影视业中取得了巨大成功,茶马古道由此成为享誉世界的国际贸

易大商道。

“茶马古道”概念的广泛传播,还得益于普洱茶的投资和消费热潮,以及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文化旅

游需求激增。21世纪初,云南、四川等地经营边茶的企业在市场经济冲击之下转型困难,出现了亏损和

资不抵债的情况,政府负担和包袱较重。一些民营资本意识到商机的到来,开始收购历史悠久的国营茶

企,推动改制转型。普洱茶等具越陈越香的特性,港台商人看到了茶叶的金融属性,炒作普洱茶并将这

股投资热引向内地。政府和一些行会组织意识到,这是发展本地经济的良好契机,也乐于协力支持。于

是,各方联合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其中2005年马帮驮载普洱茶进京、滇茶马帮西藏行等受到广

泛关注。各地政府意识到“茶马古道”概念在民众中深度普及,是招徕、吸引游客观光的良好契机,宣传、

旅游、文物等部门各司其职、积极联动,发起了以茶马古道为主题的各种活动,如学术研讨会、联合展览、

博览会等。这时“茶马古道”已经从学术界“出圈”,成为工商业、休闲观光业、文化娱乐业等具有经济、社

会和文化价值的大众化概念。也就是说,经过20年的发展,“茶马古道”已经从学术概念演变成文化符

码,成为产业的文化品牌和标签,成为拉动产业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力量[32]

(P42-46)。因此,各级政府和

职能部门、相关行业组织、高校和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等,都热衷于组织学术研讨会等各种类型的“茶

马古道”活动,借此实现各自的价值和目标。与之相比,茶马贸易或茶马互市的研究,始终属于学术话语

和学术议题,它们可以被纳入茶马古道体系、成为基础构架,但却无法在当代社会实现经济和商业价值。

与“南方丝绸之路”等同类型的概念相比,“茶马古道”这些方面的价值也是其他概念难以企及的。

在商业和旅游等经济价值前景的憧憬和想象力的激发之下,各方都在探讨和呼唤茶马古道的开发

问题。开发的路径主要有两个,一是产品的开发,主要是以茶叶为主;二是旅游路线的开发,以及旅游片

区的规划等。在茶马古道茶叶产品的开发方面,云南主要力推生普和熟普等普洱茶、滇红、沱茶等。四

川积极推动把雅安列为川藏茶马古道的源头城市。进入21世纪以后,雅安把销往藏区消费的“边茶”改

名为“藏茶”,借以突出茶马古道茶叶服务藏民的文化特性[33]

(P117),积极打造“蒙顶山茶”“雅安藏茶”等

区域公共品牌。旅游方面,一些先知先觉的城市开始将茶马古道作为文化标签用于宣传,如2001年西藏

昌都将“茶马古道上的重镇”作为其城市名片,打造茶马古道旅游线路,丽江提出要科学开发茶马古道,

用来繁荣丽江的旅游经济[34]

。学者们也纷纷就茶马古道的旅游献计献策,如罗莉提出以茶马古道为基

础构建“大三角”藏区旅游经济圈[35]

(P33-38),王川提出了川、藏、滇三省区打造茶马古道旅游品牌的六

项系统建议[36]

(P27-32)。在中国知网,以“茶马古道”、旅游为主题的论文有521篇,占总篇数的24.3%。

可见,以茶马古道旅游方面的探讨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五、从历史文献到文化遗产的转向

茶马贸易是我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经济史的重要内容,在《宋史》《明史》《清史稿》等史书的《食货志》

《职官志》《兵志》中有“茶”“茶法”“茶马司”等专门条目或内容。清代朴学兴起之后,辑录前朝文献资料

①“亚洲走廊”是韩国政府提出的概念,指“东北亚—中国—东南亚—印度”对角线,构成21世纪全球重要的经济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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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年第 4 期

的风气大涨,茶马贸易的相关史料在《续文献通考》《宋会要辑稿》《六典通考》等书中有专门整理汇编,以

梳理各个时期茶马制度的演变。就各朝代的茶马法资料纂集而言,日本佐伯富《宋代茶法研究》曾对宋

代展开较为系统和全面的整理[37]

;明代徐彦登编《历朝茶马奏议》,广泛收集了明代茶法与马政的典章制

度。清代将茶马贸易作为安定边疆、充实战备的国计要政,国史馆十分重视茶马贸易史料的编纂,目前

存世《食货志·茶马》14册,时间范围从顺治、乾隆、嘉庆年间乃至咸丰年间和清末,包括事迹长编、初纂

本、定本、进上善本等形态,成为纂修《清史稿·食货志·茶法》时依据的重要底本之一。清末国史馆还编

辑了《皇朝食货志茶马》《皇朝食货志茶马补》等[38]

(P131)。茶马贸易的研究多是根据这些历史文献资料

所载史实展开论述和分析。

与历朝历代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四川、甘肃一带茶马贸易有比较详细记载的情况相反,云南茶马贸易

更多带有民间性质,故文献记载并不丰富,甚至比较匮乏。基于此种现实,一批云南的学者多从语言学、

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等角度展开思考,最早提出“茶马古道”概念,而开展这些研究时就需要进入茶马

古道的现场展开田野调查。当身临其境感受马帮的商贸活动及其征程时,他们发现茶马古道沿线有大

量的正在被人们忽视或遗忘的文化遗址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遗产是讲好历史文化故事的重要载

体,对其挖掘、保护和开发推动了当地旅游事业的发展。在意识到茶马古道的多维价值之后,文化遗产

问题迅速被纳入学者、政府和企业的视野。较早开始挖掘茶马古道文化遗产的是丽江大研镇,2002年,

该镇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北京大学世界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在北京举办茶马古道与丽江古

城历史文化研讨会,认为茶马古道的繁荣造就了丽江古城的辉煌。同年,石硕《茶马古道及其历史文化

价值》一文认为茶马古道具有文化底蕴和开发价值,并提出了遗产开发的三条路径[39(] P49-57)。

2008年,各方对于茶马古道文化遗产问题有了自觉意识,开始积极行动筹划申报文化遗产,可谓是

茶马古道文化遗产元年。其一,云南普洱茶进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单。其二,在四川邛崃市举

办的“中国·成都(邛崃)国际南丝路文化旅游节”期间,60余位学者在“南方丝路与民族文化论坛”上形成

倡议,呼吁要对西南古道文化遗产加强研究,有关市、地、州联合行动按照世界遗产原真性与完整性原

则,做好保护和规划,并筹划申报成为世界文化线路遗产[40]

(P216-217)。其三,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

会议上,单霁翔等十几位全国政协委员提交题为《关于重视茶马古道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3040号提案。

单霁翔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这标志着茶马古道文化遗产已经得到国家层面的重视。茶马古道成为文

化遗产,则需要开展遗产点调查和文物普查、规划线路、制定保护方案,这些都离不开研究工作,故政府

部门委托专业机构开展这些工作,这一步促进了文物界、学界和政府等各方的互动。2009年,国家文物

局委托云南省文物局和云南大学开展茶马古道线路的研究,并提出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的可行性方案,最

终形成了《茶马古道文化研究报告》。云南先行,其他省份申报茶马古道文化遗产的热情也被调动起来,

纷纷展开行动。2010年6月,国家文物局和云南省文化厅(文物局)、普洱市政府联合主办的“中国文化

遗产保护普洱论坛”发布了“普洱共识”,标志着国家开始介入茶马古道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此同时,云

南、贵州、四川等地在国家文物局的指导下,启动将茶马古道列为第七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于2013

年正式获批。2010年,单霁翔在第十二届中国科协年会主题演讲及相关访谈中,将茶马古道与大运河、

丝绸之路并称,认为这是我国三条著名的文化线路[41]

(P224);2011年,他又阐述了茶马古道文化遗产青

藏、滇藏、川藏三大主干道及若干支线,系统梳理了文化遗产类型和构成。这是国家管理部门对“茶马古

道”这一原创性概念的高度认可,也是对茶马古道文化遗产重要性的充分肯定。2012年,茶马古道上的

古茶园普洱景迈山入选《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2023年,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成功入列

《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全球首个茶文化世界遗产。这标志着茶马古道的文化遗产价值得到世界层

面的高度认可。

此外,茶马古道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关注和重视。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请和认定方

面,茶马古道滇藏线上的普洱茶制作技艺(贡茶制作技艺、大益茶制作技艺)、川藏线上的南路边茶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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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时磊:从“茶马贸易”到“茶马古道”:对一个当代中国原创学术概念的考察

技艺等被列入2008年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自此之后,滇红茶制作工艺、下关沱茶制作技

艺、茶俗(白族三道茶)、蒙山茶传统制作技艺、德昂族酸茶制作技艺等都被列入了国家级非文化遗产名

录。2022年11月,随着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作名录,茶马古道上的这些传统制茶技艺和茶习俗又升格为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对“茶马古道”概念所蕴含的文化遗产维度的研究,就不仅仅是基于历史文献的研究,还应该基于考

古遗址和文物现场展开实证性的分析。也就是说,茶马古道文化遗产需要文献资料的支撑和验证,但不

能完全依赖文献资料,这与茶马贸易或茶马互市的研究是十分不同的。甚至是茶马古道文物调查和勘

测所发现的文化遗址或文物会反哺茶马贸易的研究,如2009年在甘肃省陇南市康县发掘的《察院明文》、

2017 年在甘肃省陇南市徽县发现的与茶马贸易相关的残碑和石刻,是对传世文献资料的重要补益。

2011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茶马古道“新添—冷碛段”的文物调查[42]

(P65-72),中国科学院吕厚远

等人2016年利用技术考古手段,对西安汉阳陵陪葬坑出土的疑似茶叶食物残体、西藏阿里地区故如甲木

墓葬遗址茶叶遗存的认定等[43]

(P1-8),更是茶马贸易文献资料所未载之内容。因此,将文献资料和文化

遗产并重的“茶马古道”研究,拓宽了茶马贸易的传统研究领域。

六、余 论

从1992年陈保亚《茶马古道的历史地位》、木霁弘等六人合著《滇藏川“大三角”文化探秘》首次系统

阐释“茶马古道”概念算起,该学术概念只有30余年的历史,但目前该概念已得到了国内各界的普遍认

同。不仅如此,该概念还向日本、韩国及英语世界各国传播[28]

,产生了不少有代表性的成果。这说明“茶

马古道”概念不仅是属于中国的,更在全球学术话语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这是当代学者学术原创能力

的具体表现,是观察和分析中国当代学术生产和传播机制的一个窗口。该概念已经融入世界知识体生

成和构建的大潮之中,体现了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

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典型例证[44]

(P4-22)。在其统摄之下,茶马古道已经拥有了与丝绸之路、大运河相

媲美的国际声誉。如果没有从“茶马贸易”到“茶马古道”概念变迁所激发的学术空间和共同热情,这一

新的学术领域的发现、耕耘和收获是难以想象的。

“茶马古道”概念并不是凭空生造的,而是深植于中国历史和文化土壤中。茶马古道是对官营茶马

贸易和茶马互市这一近千年制度的继承和发展,它将后者涵纳其中并在时间、空间、学科领域、核心议

题、价值维度等五个方面对其广为拓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20世纪80年代还存留的马帮、背夫

和他们的时代记忆,又为追索逝去的文化遗产打开了一扇窗。但是,我们也应注意到,当前茶马古道研

究还存在一些问题。首先,“茶马古道”概念是一个丰富的语义场域,容纳着历史文化的、经济商业的、学

术艺术的种种声音。问题随之而来,在众声喧哗之中、在文化标签符号的遮掩之下,不乏蹭热点之作,譬

如带有“茶马古道上的……”表述的文章,去掉茶马古道亦不影响其文章内容。还有不少论著多是以茶

马古道“考察”“纪行”“亲历”“风景”“故事”等为主题,其实质多是游记、散文,呈现当代茶马古道的文化

景观,并非专业性的、严谨的学术书籍。故此,需要处理茶马古道学术研究与知识普及的边界,将学术著

作和文化休闲图书区别开来,勾勒茶马古道学术图谱、提供研究基础参考书目。其次,一方面茶马古道

的不少学术会议是由地方政府组织的,这些会议容易陷入地方本位主义的褊狭,这在会议所出版的论文

集中可见一斑;另一方面在各种规模盛大的博览会、文化节、旅游节、论证会,茶马古道的学者和学术研

究被边缘化,间或有学术为经济装点门面和文化贴金的意味。最后,还要关注茶马古道研究的非均等化

问题。茶马古道研究关注的重点区域是西南,以四川、云南、贵州、西藏为主体,其中四川、云南两省最为

活跃,各级部门给出了若干学术资助。这就导致茶马古道学术研究整体失衡的问题,贵州、西藏等地在

茶马古道研究领域存在失语问题,以至于第七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所列茶马古道遗址只分布在四

川、云南、贵州省,西藏未有遗产点列入,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这种不均等化还体现在学术话语的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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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年第 4 期

蔽问题,例如茶马贸易不仅存在于西南,在西北地区历史上长期存在且极为重要[45]

(P118-132)。由于西

北地区的学者力量单薄以及地方支持力度有限等原因,导致茶马古道研究论著大量覆盖西南,却未对西

北地区茶马古道展开充分探讨。另一层遮蔽来自丝绸之路概念,故西北茶马贸易往往被归并入丝绸之

路论述。近些年,有论者提出“北茶马古道”的概念,有时又将其与“丝绸之路”、“万里茶道”等缠绕在一

起,造成概念归属和定位的游离问题。

总而言之,从“茶马贸易”到“茶马古道”的概念变迁,带来了传统研究范式、领域和话语的转型,提供

了学术发展的新空间,并产生了国际影响力。“茶马古道”这一中国原创的学术概念,是中国当代学者学

术话语生产力和传播力的表现,也是中国文化自信的表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促进茶马古道

研究的新发展,则需要在“一带一路”视野的统摄之下,以“大地理”“大历史”“大文明”的新思维[46]

(P77-

84),运用多学科综合的方法开展深入研究,促进“茶马贸易”到“茶马古道”概念转换后学术研究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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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ea-horse Trade\" to \"the Ancient Tea Horse Trail\":

An Exploration of the Original Academic

Concept in Contemporary China

Song Shilei(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inheriting the historical core of tea-horse trade, exploring local customs and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inspired by the concepts of \"the Silk Road\" and \"the Southern Silk Road\", contempo‐

rary scholars such as Mu Jihong proposed the academic concept of \"the Ancient Tea Horse Trail\" in 1990s

with the academic self-consciousness. This original Chinese academic concept is a revolution to the original

concept of \"tea-horse trade\" or \"tea-horse mutual trade\". It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expansion of the scope of

time and space covered by the concept, the great broadening of the disciplines and research horizons in‐

volved, the extension of research topics from domestic ethnic issues to international issues, the transition of

single academic value to multi-dimensional valu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historical document research

to cultural heritage research. The concept of \"the ancient tea horse trail\" is of international academic influen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hinese style and Chinese aura, and reflects the academic creativity of contem‐

porary Chinese scholars, , which is a typical example of developing Chinese systems for fields of study, aca‐

demia, and discourse in philosophy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However, dur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academic

discourse, this concept is confronted with some challenges such as \"aphasia\", due to over-ambiguous concep‐

tual semantic field, local departmentalism, academic marginalization, and overshadowing strong discourse.

Key words the ancient tea horse trail; tea-horse trade; history of concept;cultural heritage

■ 作者简介 宋时磊,武汉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武汉大学茶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湖北 武汉 430072。

■ 责任编辑 桂 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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