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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仁学院学报》202401期

发布时间：2024-3-27 | 杂志分类：其他

《铜仁学院学报》202401期

作者: 铜仁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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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仁学院学报》2024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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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仁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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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祭祀的表征对象。在金竹前摆上糯米、猪肉、鸡等供品，请人念诵“谢竹赐子”的经文。祭毕，将已经 赋予有生殖内涵的神竹安放在孕妇床头，以示孕妇顺利分娩。此外，布依族对人死后有魂归“竹筒”的供奉， 认为本族人既是竹所生，死后灵魂也要归于竹筒。他们在亲人死后，要在门前插上数丈高的楠竹作为引死者 “升天的道路”，由布摩安排孝子孝媳跪竹，绕竹送祖灵升天。祭祖时，布摩念词：“请你从水竹口来，请 你从楠竹口来，来享儿孙酒，来吃子孙鱼。”[8]197 由此可见，这里的竹已经不是普通植物属性，而是赋予了 深刻社会意义。 壮族有将竹作为种“生命树”的植竹习俗。当孩子体弱多病的时候，父母认为孩子的命相较薄，于是请 来“魔公”为孩子举行种竹仪式，祈求孩子如竹一般成长。[30]90 与此类似的，在广西红河流域有“架桥补命” 的养育习俗，如遇家中小儿有事，便在村边架一座小桥，摆上凳子，请人前来念唱祭祀经文。念毕，在桥头 立一竹竿拉一条线至主家门口，俗称“补命线”。[30]95 以上所述可由知晓，竹本身具有生命力旺盛的特征， 民间借用、转移、挪用竹之特征，并将竹王神话因子掺差其中，由此产生不同的祭祀仪式来祭祀竹王。 台湾地区赛夏人有竹祭祀的习俗，主要是矮灵祭。在祭祀的场所兴建一所小竹屋，名为会灵所，在正午 迎接矮人灵魂的时候，两个青壮年要上山砍下竹枝，并由族长召集 20 来位赛夏族群中的各姓氏代表参加， 每人手持米酒一杯、猪肉一块、竹枝一支，口中念词请竹王神。在恭送神灵仪式中，则由上山砍竹的两青年 手持竹枝围绕会灵所跑一圈，并将竹枝放在同一个指定祭仪的场域内。在仪式开始前、进行中以及结束后都 以竹为中心来请竹王神，作为与神灵沟通的媒介，视其能与竹王神之通语。[31]93 该地区的卑南人认为怀孕是神赐子，在怀孕期间夫妻双方要遵守各种禁忌。“产妇临盆，胎儿下地，将 胎衣、脐带、胎盘与米糠同置于竹筒内，挂在屋檐下，或者埋在地下。翌日，请女巫作法。”[31]94 以此便也 可以分析出人们将脐带、胎衣等置于竹筒的做法是相信人的灵魂亦归于竹。 综上所述，我国西南地区与台湾地区诸多民族中对竹王神话有不同形态的叙事流传，是各族群在群体生 活互动下而产生的融混共生。其相应的母题、多元的版本、趋近的形式、共性的祭祀场域（竹王祠）以及延 续而变化的祭祀方式等是对竹王神话的社会情景与历史背景的深描。概言之，这些对竹王神话表征的不同呈 现皆为社会文本，表述社会现象，在各民族的共同书写、共同创造下，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和谐共享 局面。 三、文化共同体：趋近的价值系统观念 竹生神话传说在我国的多民族中的存在并能传播流传至今，其主要的缘由是各民族对此神话精神内涵的 相互认同，神话的精神内涵影射出民族精神，是人们观念意识的表达。文化共同体是共有精神家园内涵的表 达。无论南方代表性竹王神话叙事还是其他神话叙事，从文化内涵来讲各民族都有趋近的价值系统观念。 （一）历史隐喻：英雄祖先 英雄祖先的历史观念在商周时期就已经出现，“英”字最早出现在春秋晚期，在殷周金文集中首次出现。 “雄”字的出现在楚简的上博简中亦有记载。在春秋战国时期，华夏认同出现於诸国的贵族间，祖先历史心 性凝聚这些各祖源记忆的人群。[32] 民族英雄祖先是各民族对于该神话中母题共同的价值趋近。西南地区各民 族以竹王为祖先神，竹王的英雄行为与事迹是社会文本叙写的关键内容。“武艺绝伦、世守其土”是对竹王 神内涵的一种书写，他们以祖先的凝聚力将各族群或者家族凝聚联系在一起。 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家族与族群的记忆仅是小部分祖先历史记忆的分支，经过历史社会的变迁，不同生 境下的族群通过迁徙、移民或者是其他空间的位移，将这样的历史记忆扩展。在某种社会环境中重新构建原 第 1 期郑芳：中华各民族文化符号的互融与共生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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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已有的祖先历史记忆。无论何种社会环境的变化，可由隐喻“英雄”之意向外开拓与征服。 （二）族群互动：文化交融 多民族的文化互相交流与交融，产生了丰富的竹王神话叙事。西南地区与台湾地区的竹王叙事从文本内 容看无一不是历史互动产生的结果。从历史上人类发展的进程中来看，民族的互动交流是文化交流的契机， 各族群之间通过对他人文化的关心、关注、了解以及共情，对自身文化审视与共同创造，产生新的文化链接。 多民族共生融合在一个神话圈内，其文化价值的前提可以看作是基于对宇宙的认识，人与宇宙的关系以 及人与人的关系。[33]各民族的融合的人群关系就是在处理人与宇宙、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于祖 先神灵的共同集合供奉表现是在人们的劳动过程中逐渐表现出来。我国古先民的族群互动意识从某种程度上 来说是强烈的，他们表现于种种经济文化活动中，通过各民族的互动而共享文化之盛宴。竹王神话通过其英 雄的形象，（如湖南竹王以战神的形象）让人们敬仰和敬畏。有趣的是，即使是英雄形象，神祇的样貌或者 神格却又是以凶恶之形态来展示，如若违禁，又将会受到惩罚，这也是实现共享人们在权利与义务中的一种 微妙的平衡。这种文化的共享不仅仅是体现在西南与台湾地区的共生祖源信仰上，同时还体现在各民族的日 常生活中，文化交融必然离不开多民族的友好互动与促进。[2]17 注释： ① 访谈对象：ZJM ，年龄：65，文化程度：初中，访谈时间：2022 年 2 月 8 号，访谈地点：云南马嘶河彝族村家中。 ② 访谈对象：XCY ，年龄：47，文化程度：小学，访谈时间：2022 年 1 月 11 日，访谈地点：云南永胜清水村街南家中。 参考文献： [1] 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2844． [2] 李独清．夜郎考[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1）． [3] 刘琳．华阳国志校注[M]．成都：巴蜀书社出版，1984：339． [4] 欧阳修．新唐书[M]．上海：中华书局，1975：1453. [5] 何耀华．彝族的图腾崇拜[C]\/\/中国西南民族学论集．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437． [6] 贵州省安顺地区民族事务委员会．仡佬族古歌[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1：25-26． [7] 云南省编辑委员会．民族问题五种丛书[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3：178． [8] 刘亚虎．中华民族文学关系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196． [9] 陈国钧．国立北京大学中国民俗学会民俗丛书[M]．北京：民俗学会，1957：120-121． [10] 陈国钧．兰屿雅美族[M]．台北：台原出版社，1956：2． [11] N.Ogawa．E. ASa．台湾土著民族的神话与传说[M]．台北：台原出版社，1998：47-49． [12] 张崇根．台湾历史与高山族文化[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1：35． [13] 施联朱，许国良．台湾民族历史与文化[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 [14] 龙宝麒．排湾族的创始神话[J]．边政学报，1964（3）：21． [15] 御手洗胜．中国古代诸神[M]．东京：创文社，1984． [16] 王麟飞，张秉堃．增订酉阳直隶州总志[M]．成都：巴蜀书社：577． [17] 周作楫．贵阳府志[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1594． [18] 何光岳．南蛮源流史[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88：376-382． 46 铜仁学院学报 202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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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齐丛碑》看清末牛丛组织性质的转变 刘洛杉 （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贵州贵阳 550001 ） 摘要：牛丛是明清时期云贵少数民族地区的基层自治组织。由于其运行多依习惯法进行， 流存的文字材料较少，经考证，贵州省盘州市柏果镇光绪时期的《齐丛碑》，反映了清末牛丛 组织性质的变化。嘉庆之后牛丛组织成为滥用“苗例”的地方联盟组织，对偷盗等行为私自处 以火烧极刑，故被政府明令取缔。光绪时期《齐丛碑》反映了牛丛组织的新生，即由地方联盟 武装组织变成民事组织，其对偷盗处罚方式已由私刑火烧改为经济惩罚，体现了清末少数民族 地区内地化进程中的国家在场，反映了“苗例”正被“国法”取代的趋势。 关键词：苗例；国法；《齐丛碑》；牛丛组织 中图分类号：C9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639 (2024) 01-0048-10 牛丛是明清时期云贵少数民族地区的基层自治组织。《齐丛碑》原立于贵州省盘州市猛者彝族水族乡， 是贵州地区比较少见的一块牛丛碑，其中所载的乡规民约，不仅体现了清末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习惯 法，也为研究云贵少数民族地区区域互动留存了材料。《齐丛碑》使用汉字刊立，与贵州内地化进程有关。 学界认为彝族和水族都有自己的文字，但彝族文字多由毕摩世代抄写，多用于巫事；水族文字称为水书，多 为水书先生世代抄录。彝族和水族的一般民众很难接触本民族文字，在贵州内地化进程不断深入的过程中， 彝族和水族民众接触到汉族文化，使用汉字订立乡规民约并立碑为信，留下了具有重要价值的碑刻文献。目 前学界就乡规民约的重要作用进行了大量学术研究，且研究成果丰硕。但这些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宏观理论 层面的研究，对微观层面的实践个案研究较少。且从研究地域来看，主要集中于云南地区，对贵州地区牛丛 组织系统性分析的成果较少。 学者将研究视野主要聚焦于牛丛在清末回民起义中的械斗[1]，牛丛、火竿会演变为秘密社会[2]，清末牛 丛在云南地方社会变化中起到的历史作用[3]，牛丛的历史演变过程[4]113-140 等，而对于清末牛丛性质的转变未 进行深入研究。《齐丛碑》内容翔实，记载了清末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牛丛组织状况，从微观的视角展开研 究，可以透过碑刻文献解读区域社会历史，再现清末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状况。基于《齐丛碑》记载内 容，以《齐丛碑》为个案进一步探究，采用官修史书、地方志、文史资料等文献参照对比分析，并进行实地 田野调查，以探究清末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牛丛组织的性质变迁，通过牛丛组织性质变迁看清末贵州少数民族 地区的内地化进程。 收稿日期：2023-06-27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云贵地区历代竹枝词资料搜集整理与研究”（19AZD034）。 作者简介：刘洛杉（2001-），女，贵州盘州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区域社会史。 第26卷第1期铜仁学院学报 Vol. 26, No.1 2024 年 2 月 Journal of Tongren University Feb.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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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齐丛碑》概况 《齐丛碑》原立于贵州省盘州市猛者彝族水族乡①，由附近村寨联合设立，管辖范围至猛者乡全境②。该 通碑由帽、身、座三部分组成，通高 1.51 米。碑帽雕为方亭式，四角微翘，边长 0.54 米，葫芦形宝顶；碑 身高 1 米，四面宽度相等，为 0.31 米，正面和右侧面竖行楷书阴刻规约条文内容，左侧面圈刻“齐丛碑”三 字；碑座正方形，高 0.2 米，边长 0.55 米。碑文用汉字书写，共 418 字，全文附录如下③： 盖闻：圣古作律法而不行，无禁约而不行。孰皆民间以务农为本，商贾居货为先。如我猛者一带上下数 村人等，烟户虽少，贼盗繁猖，所以我等邀约会令众首，齐心公订条规，协力稽办。自历年以来，每岁秋季 六月二十三日，丛会称杆梁子，立用太牢以秋祀之需，不但风调雨顺，祈求五谷丰登，保佑村村清吉，户户 平安，俾人人得沾造就，仰处处得所凭依。谨将条规开例放后，勒石碑记，永垂不朽,云耳： 一例：所有入丛，倘有词讼隐瞒不报者听罚。 二例：夜间撬硐割壁赃贼两获者照律惩办。 三例：白日山厂盗牛，以二炮为记，各带三日盘费，倘有推缩不前者听罚。 四例：每村招红堕黑以及窝户赌博，勾引匪徒者听罚。 五例：酗酒抬拿，持刀横行，倘有不报者听罚。 六例：每岁所种五谷杂粮，瓜辣菜圃，洋芋、小菜等类，倘有赃贼两获者，与钱二千文。 七例：见贼偷盗抵场，前来报信者，与钱一千文。 八例：见贼盗者去，隐瞒不报者听罚。 九例：禁戒野火烧山，见放隐瞒不报者听罚。 十例：盗伐山厂林木，私割偃草者，查出重罚。 光绪三十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建立 咏者：万朝佐、陆应书、陆应国 代字垂古：陆应武 排写：杨国章撰 众丛同心稽碑 以上数条倘有错犯决不宽贷矣，每年牛皮抽与入公。 贵州地区少数民族众多，各民族之间也不断交融。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卷十《普安州风俗》载：“土 酋号十二营长，部落皆罗罗、仲家、仡僚、焚人。语言不相谙，常以焚人为通事译之。性多悍戾倔疆，好斗 杀。服食居处，婚丧嗜好，皆与宣慰司罗罗同。”[5] 猛者乡是彝族水族乡，今属贵州省盘州市柏果镇。古代 彝族通过自立的、官方默认的或中央政权认可的各种具有民族特色的制度，来实行本民族的治理[6]。各朝代 对少数民族实行“以夷治夷”、以“土官 ”治“土民”制度。但就彝族而论，则是以家支、家族、部落为 依托，实行彝族的“风俗统治”。“西南俗尚鬼，岁时必合部落以祭鬼，推其雄长者为鬼主”。[7]彝族行政区以 “种族部落” 划分，首领由家支“鬼主”担任，“世袭其职，世守其土，世长其民 ”，其贡赋为地域版籍 “皆 不上户部 ”，处理内部事务按本民族习惯法从事。这就为贵州彝族习惯法的产生与繁衍，提供了较其他少数 民族更为有利的条件，强调了彝族社会对本民族习惯法的需要，强化了习惯法的功能与威力。在贵州内地化 进程不断深入的过程中，彝族和水族民众接触到汉族文化，使用汉字订立乡规民约并立碑为信，留下了具有 重要价值的碑刻文献。 第 1 期刘洛杉：从《齐丛碑》看清末牛丛组织性质的转变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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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丛碑》的刊立与牛丛组织有着密切关系。牛丛是盛行于明清时期云贵少数民族地区的基层自治组织， 最初是为了“防备盗贼”设立，根据组织形式划分为立称杆、设棚厂和设丛祠等。《齐丛碑》中提到立碑目 的是“贼盗繁猖”，与牛丛组织设立目的一致；碑文“丛会称杆梁子”表明猛者乡采用了立称杆合丛方式。 再由碑文“所有入丛，倘有词讼隐瞒不报者听罚”和“众丛同心稽碑”可知，在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存在牛丛 组织，而《齐丛碑》是贵州区域内比较少见的一块牛丛碑。通过解读《齐丛碑》的内容，可探知贵州少数民 族地区同云南地区的区域互动，并进一步探讨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互动。 二、从《齐丛碑》看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牛丛组织 “牛丛”在明朝时已经出现，明王朝在卫所倾颓的情况下，基于“今黔蜀告急，犬羊生心，所调用诸夷 岂尽人人赤心”[8]725 的地方局势，在自己所能管控的地区设立牛丛，使其活跃于基层社会之中，成为影响贵 州少数民族地区的基层自治组织。嘉靖《贵州通志》载：“村寨地方约民立款，造报见存，即如别省保甲团 结之法，并都匀、黎平等处牛丛、剁谕之约，若得著实遵行，则随处皆土著之兵，在官免召募之费，最为民 间自保身家之计，无奈民间反肆喧议，竟莫遵行”。[9] “合款组织具有联防、自卫的军事同盟性质”[10]。所 谓剁谕，即（苗民）“讲歹之时，两造苗民各踞两山之上，而立牛于其中，讲既明矣，一苗持刃从牛颈下屠 牛，易如委土，于是两山之苗呼噪而集，各割牛肉一块，归而祭祖，若相誓曰：有负谕者，有如此牛。”[11] 峒苗仇杀之后，汉官为之评审，谓之“讲歹”。由此观之，剁谕为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讲和方式。牛丛和款 组织、剁谕同时出现，表明它们具有类似的功能。 （一）防备盗贼：“仿保甲”设立牛丛组织 《齐丛碑》首提“盖闻：圣古作律法而不行，无禁约而不行”，指出猛者乡遵循古礼，因“烟户虽少， 贼盗繁猖”，“所以我等邀约会令众首，齐心公订条规，协力稽办”。通过碑文可知，猛者乡立《齐丛碑》是 基于当时贼盗猖獗的社会状况。 清初，由于战乱和人口流动，匪患实有发生。[12] 为稳定社会秩序，清政府利用保甲制度缉拿盗贼。康 熙时期，“联保甲以弭盗贼”[13]。雍正时期，则“饬各属力行保甲，彼此稽查，若有奸匪，立时首报，庶可 消弭患害”[14]。乾隆时期，“州县编查保甲……惰游匪类，自无所容，外来奸宄，更无以托迹，于治理最为 切要”[15]。云贵等少数民族地区本就地处偏远，当地少数民族群众互相械斗已经引发了许多社会矛盾，命盗 事件频发更为当地社会治理带来了不小的挑战。光绪十二年（1886）六月十七日，谕军机大臣等：“有人奏： ‘黔省盗风日炽，抢案甚多，近则省城竟有明火抢劫伤毙人命之事，请饬认真整顿’”[16] 等语。由《清实录》 的这段记载可知，清末贵州地区盗贼猖獗，甚至有人在光天化日之下行抢劫伤人之事，此等不良社会风气给 贵州地区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威胁。民众为应对混乱的社会治安，防备盗贼，就“仿保甲”设立了牛 丛组织。④ 从《齐丛碑》中可见，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牛丛组织十分注重防备盗贼。“二例：夜间撬硐割壁赃贼两获 者照律惩办。四例：每村招红堕黑以及窝户赌博，勾引匪徒者听罚。”御史但明伦上奏：“贵州地僻山深，尚 有‘红尚’、‘黑尚’两种贼匪名目。其白尽剪绺丢包，以至截途抢夺者，谓之‘红尚’；其黑夜凿孔逾墙， 以至持械恐吓者，谓之‘黑尚’”。[17]《齐丛碑》制订的禁约中不允许民众勾结匪徒、“招红堕黑”，提出要惩 治“红尚”、“黑尚”两种贼匪。“三例：白日山厂盗牛，以二炮为记，各带三日盘费，倘有推缩不前者听罚。 八例：见贼盗者去，隐瞒不报者听罚。”在民间众多盗窃牲畜案件中，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牛丛组织重点强 调盗牛案件，是因为“耕牛蓄之廊庑，且不善鸣，牵而出之甚易。”[18] 加之牛价甚高，清道光年间，贵州一 50 铜仁学院学报 202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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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牛均价为 5-6 两。[19] 至清末，牛价可能上涨到十两以上。[20] 光绪三十二年（1906），一两银子相当于 1386 文，1900—1910 年每公石米为 5250 文。[21]从购买力看，一公石为 100 公斤，一头牛的价格大致相当于 2.64 公石米，也就是 528 斤米，这使盗牛案在民间众多盗窃牲畜案件中备受关注。 （二）“秤杆合丛”：公平执法的牛丛组织 随着民族地区的开发，各少数民族地区依据不同的组织原则结成同盟以争夺地方性资源。云南少数民族 地区就结成了地方性联盟组织牛丛，根据组织形式划分为立称杆、设棚厂和设丛祠等。云南地区牛丛组织的 分布范围大致位于昆明市周边区县。盘州市猛者乡同昆明市接壤，其牛丛组织形式同云南地区立称杆的牛丛 组织形式大致相同。《哈尼族文化大观》中所录残碑《牛宗碑》记载：“置一鼓而又难于响应，于不得已之中， 众等约立秤杆，凡被贱者，以牛角十吹为号，即■■缉捕”[22]。这块残碑立于嘉庆十六年（1801），反映了云 南省江城县使用立称杆的方式合丛，以吹牛角为号合力缉捕盗贼。由《齐丛碑》中“丛会秤杆梁子”可知， 在贵州少数民族地区也沿用了云南地区的立称杆合丛方式，秤杆执法的出现，表明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在“仿 保甲”之意设立牛丛组织时有自己的思考，可能是基于秤 “公平公正”之象征，[4]131 牛丛组织公平公正的执 法原则值得学习和借鉴。 三、《齐丛碑》所见牛丛组织性质变迁 “牛丛”盛行于清中期，主要是由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当地村民设立的非军事化组织，对地方司法案件进 行干预，并且常常不将其交给地方官审理，也不实行保甲，究其起源，是为云南山区传统的集体放牧合作组 织。[23] 嘉道时期牛丛组织成为滥用“苗例”的地方联盟组织，对偷盗等行为私自处以火烧极刑，故被政府 明令取缔。光绪时期《齐丛碑》体现了牛丛组织的新生，即由地方联盟组织变成民事组织，其对偷盗处罚方 式已由私刑火烧改为经济惩罚，体现了清末少数民族地区内地化进程中的国家在场，反映了“苗例”正被“国 法”取代的趋势。 （一）牛丛组织的演变历程 1．明中后期：防御盗贼的半军事化组织 牛丛最初就是当地的 “乡兵”，“此外别有乡兵，所谓牛丛也”[24]25。昆明县教谕王来仪上呈《沿乡训练 牛丛议》：“滇之牛丛，即各省直之乡兵也。聚土著之民，使自为卫，非可即驱之行阵者也。近日人情所向， 渐修武备，以安人心，以实内地，以备召募，以禁盗贼，计无有便于此者。今使村村有兵，各还闾井，以事 春田，使村屯昼则器仗相望，夜则火锣相应。即昆明一县胜兵无数，即有奸宄，何处窃发。”[8]720 由此可以窥 见，最初的牛丛是一个为防备盗贼的半军事化组织。王来仪指出：“大抵牛丛一议，众所闻举行，但村屯劳 苦之民，与街市游手不同，又日日防御盗贼，特以无明文治兵集众，虑有后祸，今情势百倍往时，若择人分 任，使法必行，事必举，在加之意耳。”[8]721 据此看来，牛丛为村寨的劳苦村民，与游手好闲的民众不同，他 们成为了日日防御盗贼的乡兵，对地方治理有着积极作用。 明朝正德十五年（1520）弥勒十八寨阿寺等起兵反明，“指挥查俊督并土舍龙节、千夫长自那并各有名 龙泉、赵成等量起兵夫、牛丛、火甲，亲诣十八寨等处有名贼巢”[25]。此时的牛丛组织已经作为一种军事力 量出现在地方武装之中[4]117，且当时出现了多种军事力量，牛丛仅为其中一种。隆庆五年（1571），广西府筑 城时“括夷粮，增哨守，联属牛丛”[8]280。地方联属牛丛的行为表明，此时的牛丛未受到地方政府管制，而 是作为一股可被争取的地方势力活跃在当时的社会之中。但是，为“调集土兵，召募客兵，所以救一时缓急， 然皆费重糈，事后亦多费区画”[8]721 的具体地方实情，地方官员请求编立牛丛，使其为官方所用。 第 1 期刘洛杉：从《齐丛碑》看清末牛丛组织性质的转变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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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清中后期：滥用“苗例”的地方联盟武装组织 清代，中央王朝对贵州地区的统治不断加强，但是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山高水险，中央王朝管理的难度较 大。“嘉庆三年（1798），平苗之后，以州判所辖之黄坪、布雄、捧鲊三营并左右二里地方，去普安州窵远， 鞭长莫及”。[26]39 因此，少数民族习惯法在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发挥着重要作用。乾隆帝说：“苗民风俗与内地 百姓迥异”，“其一切苗人与苗人自相争讼之事，俱照苗例⑤完结，不必绳以官法，以滋扰累。”[27] 这反映了 乾隆时期各民族习惯法的处理方式已为清廷所认同。在清廷支持下，贵州少数民族地区以本民族习惯法实行 乡村自治。但并非允许少数民族地区民众私刑处死他人，“凡苗夷有犯军、流、徒罪折枷责之案，仍从外结， 抄招送部查核。其罪应论死者，不准外结。亦不准以牛、马、银两抵偿，务按律定拟题结。如有不肖之员， 或隐匿不报，或捏改情节，在外完结者，事发之日，交部议处”[28]125。《大清律例》中已明确提及少数民族 地区民众犯死罪必须交由官方处理，不得私自滥用“苗例”进行处罚。但少数民族地区民众结为地方联盟组 织牛丛，在抓获盗贼时仍未将其交由官府处罚，而是自行合议将其烧死。 牛丛组织私自处罚有其弊端，寻常偷窃的贼人便要被民众烧死，被烧死之人的亲属到官府控告后，官府 又要依法惩治烧人的民众，极有可能引发地方民众同官府之间的冲突。各少数民族地区采用了不同的组织方 式结为联盟，但此时的地方性联盟组织已经差别不大，甚至外来的“盗贼”也可以借用牛丛组织的名义随意 滥用私刑，“闻迤西一带，向有‘贼不畏官官畏贼，民虽被贼莫鸣官’之谣。因是各村庄以防贼为名，设牛 丛以聚众，始而获贼擅杀，并不报官。迨后彼此相仇，所杀并非真贼，而大伙贼盗，转而勾结横行，莫敢过 问。”[29] “毛倪二村显造恶柄，人尽昧心而假以牛丛”。这对当时的国家司法权带来了极大的挑战。清中后 期，许多官员都认为地方牛丛组织为“恶俗”，时任兴义县知县廖大闻《黎峨杂咏》言：“一条冰案对朝阳， 长吏亲民持敬堂。水碓尚鸣闻翠浪，火竿谁举看红光。”“环城东南皆山涧，有水碓。县人于竿头举火焚之， 谓之火竿。恶俗也，严禁乃止。”[26]39 可见道光时期，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官员将民众滥用私刑的行为视为“恶 俗”，“（道光）十一年（1831），保山县属七峭汉民设牛丛会，擅杀人民，官不能制”[24]1。牛丛组织滥用私刑 擅杀人民，给地方官员管理带来了极大的问题： 旨交林则徐严檄镇道提解曰：庠等冬十二月晦，沈振连、张汶儒纠哨练千余，劫夺于官坡。十二月朔， 复入城搜杀回民，焚署纵囚，禁贩城市柴米，折澜沧江桥，断往来文报，则徐以迆西汉民，惟七哨桀骜，回 庄率多顽梗，久为盗薮，非重兵不能划除根株。于是奏调滇、黔兵六千，并募土练，分路剿捕。林则徐奏略， 查该处哨匪如此不法，虽尚未闻戕害各官，而抗拒勒逼情形，即与反叛何异。推其藐法之由闻，自道光十三 年间，该处设立牛丛会，挟仇擅杀。经署永昌府陈锡熊、署保山县吴绳，先后亲往查禁，均被围困窘辱，勒 令写立不办字据，用印给付为凭，始行放出，其事竟已寝息。嗣后该处之民，直皆目无长官。[25]3 因此，牛丛组织被官方明令取缔。“道光二十四年（1844）春，余为滇南广通令，下车问俗，未尝不痛 恨于牛丛也，既而思之，咎不在民而在官。次年仲冬，郑大中丞仁政行，而始有牛丛之禁。”[30]但牛丛之禁 并非在一开始就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在兴义府属牛丛、火杆之恶习尚未尽除推其其故，总由地方官不肯认 真查办，而小民递呈又苦于差役索诈，故不得已而出此耳”[31]。时任贵州巡抚的贺长龄提到因地方官员未认 真查办，民众苦于差役索诈，兴义府的牛丛“恶习”尚未尽除。因此，“何以渐化牛丛幅员广于土流”[32]， 收回地方私刑权，在清中后期的地方官员中被反复提及。 3．清末：遵循“国法”的民事组织 “所谓牛丛者，连山接寨，约结党与，于深林孤庙杀牛饮血，相为盟誓，一人欲动，则登高吹角，角 52 铜仁学院学报 202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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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一起，千百云集，拥其众以报复私怨，挟制官长，莫敢谁何。此俗岂可容于圣明之世？试取牛丛之首杀 无赦，取吹角者杀无赦，则破其胆，败其谋，绝其盟，散其众，而俗一变矣。”[33]370-371 从这段史料中不难看 出，牛丛组织为报私怨拥集数人，甚至挟制官长挑战官方权威，这为官方所不容，采用处死牛丛首领的方式 震慑牛丛组织，变革“恶俗”。至同治四年（1865），清廷在制定羌族地区《善后章程》时，明确规定少数民 族地区的头人不得私自受理案件，“不得滥用民词，一概不许滥行擅受，如有违，斥革究办。其婚姻、田土、 命盗正案，均归地方官办理，永为定例”[28]125。在这个章程中，国家对“苗例”“番俗”的态度已无往日温 和，对依习惯法办案者也要依法查办，这表明国家已经开始有步骤地管辖和处理西南民族内部的纠纷。 就《齐丛碑》所见，随着贵州内地化进程的加快，国家法在少数民族地区发挥了作用，制定的禁约主要 是防备盗贼、保护当地农林产品等，对待盗贼的处罚方式由私刑火烧变为经济处罚，少数民族地区的官员也 反复提及要变革牛丛组织烧人“恶俗”，“王同春，字熙甫，东莞举人，知罗次县事，盗贼屏跡，俗有牛丛， 约盗一粟一丝者，群执焚之，同春严禁终，其任无敢犯者”[24]20。咸丰时牛丛“恶俗”得以禁绝，咸丰《兴 义府志》卷四十《风俗》载兴义府：“旧时陋俗，有所谓‘牛虫火杆’者，或有窃贼，群起聚抢，各投包谷 杆数枝，片刻堆高，即置贼于上而焚之，谓之曰‘牛虫’。始则焚贼，渐则焚仇者有之矣。此俗兴义县、普 安县时有。今久禁绝矣。”[34] 在国家法和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官员的推动下，光绪时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牛丛 组织逐渐转变为遵循“国法”的民事组织。 （二）从《齐丛碑》看牛丛组织由“恶”变“良” 最初为防备盗贼设立的牛丛组织，在清中后期演变为滥用“苗例”的地方联盟组织。由上述可知，牛丛 组织因滥用私刑至道光时被官方取缔，至咸丰年间，牛丛“恶俗”早已禁绝，但在清末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牛 丛组织依然存在，并在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从光绪三十二年（1906）刊立的《齐 丛碑》中，或可管窥牛丛组织在道光时被禁，光绪时仍存续于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原因。 1．贵州内地化进程加快 “九营六里属龙官，倮性从来最难删。妇释衣裳男释弩，只令风籺管弦宽。”[35] 从普安厅的一首竹枝词 可以看出，贵州地区的少数民族群众最初遵循本民族的风俗习惯，但当地的内地化进程加快后，贵州地区少 数民族同汉族的交往活动也日趋频繁。光绪年间贵州少数民族地区仍利用牛丛组织维系社会治安，是因为各 少数民族地区经过武力开辟而纳入了王朝行政管理体系，原先“梗隔三省，遂成化外”的局面完全改变。从 《齐丛碑》开篇所引来看，《齐丛碑》的刊立与“圣古律法”有关，碑文：“盖闻：圣古作律法而不行，无禁 约而不行”。现存的普安州文庙也为清光绪年间的遗存[36]。这反映出清末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受到了儒家文化 的影响，在订立本民族禁约时援引“圣古律法”追溯历史渊源，也有借助儒家文化管理本地区之意。立用太 牢以秋祀之需”更进一步论证了汉文化对少数民族群众的影响，用“太牢”祭祀为汉民族的传统祭祀礼仪， 在《齐丛碑》中出现“太牢”祭祀足见汉文化不断渗透至少数民族文化之中，呈现出不断交融之势。 “普定县俗纠聚相雄长，号其魁曰‘牛丛’，其获盗，不之官，薪焚杀之，先是，挟仇焚三尸者，官吏 不敢捕，熙晋期必得，重绳以法，风顿革。”[37] 汉族官员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严刑峻法。接受过儒 家文化的少数民族精英也积极参与社会治理，在《齐丛碑》碑文中，“咏者：万朝佐、陆应书、陆应国；代 字垂古：陆应武；排写：杨国章撰”，其中万朝佐为彝族，陆应书、陆应国、陆应武都为水族。同时，这些 少数民族群众也属于接受过儒家文化的乡村精英。水族陆应武当过乡土书记员，写得一手流利的好字，方圆 百多里人家的墓碑上都留下了他的手迹。陆应文、陆应照、陆应书亲三兄弟，都考中了秀才，并分别做过地 方官吏，当地人称“一门三秀才”[38]。在贵州内地化进程不断加快，汉文化不断渗透至少数民族文化之中， 第 1 期刘洛杉：从《齐丛碑》看清末牛丛组织性质的转变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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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牛丛组织变革了烧人“恶俗”，清朝在不断推进地方社会治理的过程中也部分遵循了少数 民族地区的习惯法，这也使“牛丛” 得以保留于基层社会之中。 2．由私刑火烧到经济惩罚 嘉庆十六年（1811）云南省洛洒乡洛洒寨的一块《牛宗碑》言：“一治偷牛盗马者丢江；一治挖壁洞者挖 眼目；一治非控打钉锤送官；一治有药有鬼放火烧；一治偷鸡摸鸭宰指头”[39] 等条目，“云南之俗，人头 畜鸣难以理格，惟严刑峻法可使其畏威不敢动。前者楚雄、大理、永昌三府乱民蜂起蚁聚，围城邑，毁庐舍， 抉人目，焚人身，官府力不能制，其不酿成大事者，万万幸”[33]370-371。可以看出云南地区的牛丛组织采用“丢 江、挖眼、火烧”等非常严苛的方式惩罚违法乱纪行为。放眼西南地区，并非只有云南地区的牛丛组织滥用 惩治手段，对偷盗等行为私自处以火烧极刑，贵州地区民众也曾私刑火烧处罚盗贼，“公同议定，一防止农 作物被人盗窃，互相保护监察之规约，以共同遵守。会后，即将议定规约书就，张贴村口，并立一竿于村外， ■著地方以作警惕，名曰：‘火竿’。此后村人即有守望相助之责，凡拿获盗窃农作物者，即交公议处，照议 例办理，并将犯者缚诸竿头，下用火烧熏，名曰：‘爬火竿’”[40]。 但据《齐丛碑》所载：“以上数条倘有错犯决不宽贷矣，每年牛皮抽与入公。”由此可知贵州少数民族地 区牛丛组织，采用没收每年所获牛皮的方式惩罚违法乱纪行为。清末牛皮行业日趋兴盛[41]，牛价在清末又不 断上涨，牛皮价格也随之升高。“六例：每岁所种五谷杂粮，瓜辣菜圃，洋芋、小菜等类，倘有赃贼两获者， 与钱二千文。”偷窃五谷杂粮和洋芋、小菜等类，每年所获牛皮都要没收充公，足见清末贵州少数民族地区 虽未采用火烧极刑，但通过经济惩罚的方式，起到了严厉打击盗贼的效果。碑文中的乡规民约多为引人向善， 在清末贵州少数民族地区，除严厉打击盗贼外，还通过金钱奖励的方式鼓励民众揭发违法乱纪行为。“六例： 每岁所种五谷杂粮，瓜辣菜圃，洋芋、小菜等类，倘有赃贼两获者，与钱二千文。七例：见贼偷盗抵场，前 来报信者，与钱一千文。”谭文熙统计了清代合江地区的猪肉价格在 1906—1908 是 90 文[42]，据《齐丛碑》 载，抓到偷窃五谷杂粮、蔬菜作物的贼人，民众可以获得 2000 文，据同时期的记载看，大致相当于 22 斤猪 肉；只是看到盗贼前去报信便可获得 1000 文，大约是 11 斤猪肉。“光绪中后期，贵州财政虽有增加，但支出 也与日俱增，特别是光绪后期和宣统初清政府举办新政，实行预备立宪，需款日益增多，全省财政入不敷出 也更加严重。”[43] 由《贵州通志》记载可见，清末贵州所需款项众多，全省的财政入不敷出。在全省财政经 济负担较大的情况下，贵州少数民族地区使用金钱“扬善”可能会取得较好的成效。 3．保护当地农林产品 少数民族地区地处偏远，清政府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监管不到位，国家法律在少数民族地区有所缺失，清 代对森林的保护主要靠道德和乡规。[44]355 国家法在对少数民族地区森林的保护中尚有缺失，更何谈保护少 数民族地区的农林产品，鉴于此，清末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牛丛组织以订立禁约的方式保护乡村农林产品，以 推进地方社会治理。“六例：每岁所种五谷杂粮，瓜辣菜圃，洋芋、小菜等类，倘有赃贼两获者，与钱二千 文。八例：见贼盗者去，隐瞒不报者听罚。九例：禁戒野火烧山，见放隐瞒不报者听罚。十例：盗伐山厂树 木，私割偃草者，查出重罚。”碑文中提及保护民众栽种作物和山林树木，对于偷窃他人栽种作物、野火烧 山和盗伐树木等行为给予一定惩罚，反映了在清末贵州少数民族地区人们注重保护当地农林产品，关注生态 环境的状况。清末，在缺少国家强制法的少数民族地区，制定的乡规民约碑刻起到了“法”的作用，而且其 执行和贯彻的力度和广度在特定区域内远远比政府法律、法规的影响更加深远。[44]356 因此，少数民族地区 习惯法在保护农林产品、推进乡村治理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54 铜仁学院学报 202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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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牛丛组织多见于云南地区，《齐丛碑》是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少见的一块牛丛碑，为研究区域互动留存了 资料。立碑原因是“贼盗繁猖”，碑文内容为少数民族地区民众制订的禁约。碑文可见清末贵州少数民族地 区的乡村治理，透过《齐丛碑》也能探知清末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牛丛组织。 由牛丛组织的性质变迁，体现了清末少数民族地区内地化进程中的国家在场，反映了“苗例”正被“国 法”取代的趋势，亦能窥见贵州少数民族群众与汉族的交流互动，在互相交流与融合之中铸牢了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当然，有关《齐丛碑》的研究，只是为学界提供了一个微观层面的实践个案，有关牛丛组织性质 变迁的深刻内涵还有待进一步讨论和研究。 注释： ① 据《盘县彝语地名考释》载：“猛者为彝语地名，彝语称“某兹卡”。古时属龙氏土司治所，明清时属毛政营，今指盘州市 柏果镇猛者大寨”。 ② 讲述者：LZY，男，66 岁，猛者乡马过河村村民，时间：2022 年 7 月 11 日，地点：马过河村，访谈者：刘洛杉。 ③ 碑原立于贵州省盘州市猛者彝族水族乡，2008 年盘县民族宗教事务局拨款 2 万元对《齐丛碑》进行抢救保护，在原址上树 了一块新碑。在重新篆刻碑文的过程中，疑出现了几处错误，现碑文为“透孰”，《六盘水市志·民政志》《盘县特区志》为 “造就”，现碑文疑误；现碑文为“随”，应为“堕”；现碑文为“二十文”，《六盘水市志·民政志》《六盘水市志·民族志》 《盘县特区志》皆为“二千文”，现碑文疑误；本文碑文径改。笔者据《盘县特区文史资料·第十三辑·少数民族专辑》《盘 县特区志》《六盘水市志·民族志》《六盘水市志·民政志》《盘县文体广电旅游志》和现碑文重新点校碑文。 ④ 讲述者：WKD，男，88 岁，猛者乡马过河村退休支书，时间：2022 年 7 月 11 日，地点：WKD 家中，访谈者：刘洛杉。 ⑤ 乾隆帝所说的“苗例”并非苗族实行的习惯法，而是泛指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习惯法。康熙朝云贵总督赵廷臣上《抚 苗疏》云：“贵州自大路城市外，四顾皆苗。其贵阳以东为倮，而侗苗、九股为悍，其次曰仡佬，曰佯犷，曰八番子，曰 土人，曰峒人，曰蛮人，曰冉家蛮，皆黔东苗属也。自贵阳而西，倮倮为夥，而黑倮倮为悍，其次曰仲家，曰宋家，曰蔡 家，曰龙家，曰白倮倮，皆黔西苗属也。”从赵廷臣上疏可见，清代提到的“苗”还包括了今天贵州地区的彝族、侗族、仡 佬族和土家族等民族。 参考文献： [1] 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9：15-16． [2] 马诚．晚清云南剧变：杜文秀起义与大理政权的兴亡（1856—1873）[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5． [3] 刘大炜，陈维厚．蓟门法学[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348． [4] 王洪．地方传统与治理：明清云南基层联盟研究——以牛丛为中心[J]．区域史研究，2020（2）． [5] 沈庠，赵瓒．贵州图经新志[M]．张祥光，点校．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5：86． [6] 邹渊．贵州彝族习惯法概略[J]．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S2）：52． [7] 黄宅中，邹汉勋，等．大定府志[M]．成都：巴蜀书社，2006：226． [8] 刘文征．滇志[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 [9] 谢东山．贵州通志 [M]．明嘉靖刻本：57． [10] 廖君湘．南部侗族传统文化特点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146． [11] 陆次云．峒溪纤志[M]．清陆云土杂著本：2． 第 1 期刘洛杉：从《齐丛碑》看清末牛丛组织性质的转变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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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wing the Nature Transformation of the Niu Cong Organizatio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from the Qi Cong Stele LIU Luoshan ( School of History and Political Science and Historical Research Institute,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Guiyang 550001, Guizhou, China ) Abstract: Niu Cong was a grassroots autonomous organization in the Yungui ethnic area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Since its operation is mostly carried out according to customary law, there are few written materials left. Today, Qi Cong Stele in the Guangxu period in Boguo Town, Panzhou City, Guizhou Province is a rare Niu Cong Stele, reflecting the changes in the nature of Niu Cong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fter the Jiaqing period, the Niu Cong organization became a local alliance organization that abused the “Miao example” and privately punished theft and other behaviors with burning and capital punishment. Therefore, it was officially banned by the government. During the Guangxu period, Qi Cong Stele reflected the rebirth of the Niu Cong organization, which transformed from a local alliance armed organization to a civil organization. Its punishment for theft had changed from lynching and burning to economic punishment, reflecting the presence of the state in the process of inland ethnic area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reflecting the trend of “Miao example” being replaced by “national law”. Keywords: Miao example, national laws, Qi Cong Stele, Niu Cong organization （责任编辑车越川）（责任校对黎帅）（英文编辑田兴斌） （上接 30 页） Investigation on Social Intercourse Between Wang Pengyun and Long Jidong: With Wang Pengyun's Four Letters to Long Jidong as the Basis ZHU Cunhong ( Research Center of Regional Literature and Cultural, Tongren University, Tongren 554300, Guizhou, China ) Abstract: Wang Pengyun and Long Jidong are fellow townmates and friends of Lingui. The academic circle has reached a conclusion that Long Jidong is the poem teacher of Wang Pengyun, a poem leader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However, there is little discussion about the later interaction between them. Centering on Wang Pengyun's Four Letters to Long Songcen recorded in No. 8, Volume 1 of Jiayin (Dongjing) in 1915 and combined with other relevant materials, it is found that they were separated from each other after they interacted with each other for several years in the Miju Hall. They mainly contacted with each other through letters but also met each other personally. Later, they paid little attention to literature, but paid more interest to court politics. Key words: Wang Pengyun, Long Jidong, letters, social intercourse （责任编辑郭玲珍）（责任校对肖峰）（英文编辑田兴斌） 第 1 期刘洛杉：从《齐丛碑》看清末牛丛组织性质的转变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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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研究•地方文学】 口头传统的程式化叙事 ——基于西部苗语史诗《讲给孟》的文本分析 王星虎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贵州都匀 558000 ） 摘要：作为民间仪式上演述的口头传统，史诗依靠歌师代代口耳相传，形成特定的程式 与韵律。歌师演述时根据主题的变化，运用相对固定的词、片语和传统句法，灵活把握史诗的 可变项与不可变项，在短时间内顺畅地组合诗句。除了单纯的文本记忆，歌师需要长期的实地 演习，把那些沉潜的故事型式运用到更大的语义群里，形成互相关联的叙事单元与故事范式。 在口头程式理论的应用研究中，探究出了史诗创造、改编和逐渐定型的形成过程，发现了歌师 为何能从容演述宏大长篇史诗的内在因素。 关键词：史诗；口头程式；典型场景；故事型式 中图分类号：I2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639 (2024) 01-0058-08 语言学家米尔曼·帕里研究《荷马史诗》时，发现史诗是一种高度程式化的演唱文本，他以自己对语文 学的细致研究，找到了文本中的一种程式化因素——“特性形容词”。帕里认为，《荷马史诗》传承自悠久的 口头传统，民间应该还有更为原始的文本形态。于是他带着这种设想，与自己的学生艾伯特·贝茨·洛德到 南斯拉夫调查活性形态的口头传统，通过录音整理，以验证自己的想法。他们历经千辛万苦，对采访与搜集 的素材进行了长期的整理与分析，逐渐构建起自己的口头程式理论。这一理论突破了人们先前对史诗的认知， 并对“文本”的传统理解有了新的看法，文本并非是固定不变的静态形式，而是来自于表演中的创作，是一 个动态的过程。歌手通过学习一些固定程式，掌握特殊的词句和特定场景等，在漫长的演述实践中慢慢形成 熟识的叙事模式，内化为记忆储存；当他在某一个具体的演唱中，会灵活运用语言程式、主题场景等，临机 应变，重新编创，以达到面对面的现场演唱效果。如此，“在特定的语境中，为了适应接受者的需要，歌手 也会对演唱的内容和主题等做出适当的调整。其精髓是三个结构性单元的概念，即程式、主题或典型场景， 以及故事型式或故事类型”[1]15。朝戈金不仅介绍了这些口头程式理论，更是灵活运用国外文艺理论，对中国 北方史诗《江格尔》作词语、语句、结构等程式的特点及规律进行探究，[2] 从而揭示文本结构是如何构建起 中国史诗的话语系统，歌手在具体语境中又是如何运用程式和主题应对新的编创，他们又是以怎样的方式传 承口头传统。南方史诗的歌师们面临的场景与荷马时代的歌手差不多，但由于创世史诗有一定的仪式规定性， 在具体的演述与传承中，又表现出自身独特的艺术特征。我们唯有通过某一文本的分析，才能了解程式化叙 事在史诗演述中的影响，从而探究到中国史诗的文艺规律。 收稿日期：2023-09-20 基金项目：2023 年贵州省民族古籍项目“西部苗语史诗《讲给孟》翻译与整理”。 作者简介：王星虎（1980-），男，畲族，贵州麻江人，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中国民间文学。 第26卷第1期铜仁学院学报 Vol. 26, No.1 2024 年 2 月 Journal of Tongren University Feb.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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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讲给孟》的程式叙事分析 《讲给孟》①是贵州西部苗语支阿孟东家人在丧葬仪式上演述的长篇叙事长诗，西部苗语称为“讲给孟”， 意思是给阿孟亡人指路归宗，主要内容有《招阴魂》《开天辟地》《创造万物》《射日射月》《雄鹰治怪兽》《洪 水滔天》《兄妹成亲》《大迁徙》《喝忘情水》等。诗文内容庞杂，先讲述祖先开天辟地、创造万物、生息繁 衍、始作婚姻、治服怪兽、射日月、定节气、开辟市场等远古故事，最后引领亡魂沿祖先迁徙的道路认祖归 宗。它有着南方史诗所涵盖的创世、英雄、迁徙等主题，是典型的南方民族长篇叙事史诗。其演唱诗文的形 式较为原始，全程由主师组织，徒弟跟从，参与人数一般为七位男子，俗称“七爸七爷”。主师手持大长刀 剑，随从分别执长矛、扛鸟枪、背弓箭、别腰刀、执雨伞、提网袋，网袋里面装饭盒及死者贴身的汗衣。单 个村落的诗文约五千余行，演唱历时七八个小时。历代的演述人，在保持史诗主体内容不变的前提下，根据 需要对某些章节进行改编传唱，各地的内容、腔调会稍有不同，呈现出丰富的地域色彩。在具体演述的过程 中，他们创造出许多活性形态的史诗文本，就算是同一个歌师，他的每一次演述也都会有所差异。 （一）词语程式 《讲给孟》根据史诗故事内容的结构、人物对话以及旁白需要，句式形式自由，长短兼顾，灵活交错， 反复与对偶的字句较多，无严格的押韵，无固定格律和韵脚，是一种散韵结合的自由诗体形式。这种重复、 对偶的散韵诗体，是史诗《讲给孟》口头传统显著的艺术特质。歌师从传统的史诗学习中，找到了一些重复 出现的语言程式，也称为“片语”，这些语言要素一般较为稳定，已成为人们普遍认同的语言规则。“帕里将 程式定义为是在相同的步格条件下，常常用来表达一个基本观念的词组，具有重复性和稳定性”[1]30。正是这 些代表着民族情感与思想观念的词组，使得歌师能找到演述的激情与灵感。 1．数字程式 每个民族对数字的运用往往是约定俗成的，比如西部苗语阿孟东家人遇到有人去世，入棺穿衣，只穿单 数不穿双数；过年杀猪，一般杀单数不杀双数，意在不能赶尽杀绝，留有余地，它是民间一种朴素的思想观 念。反映到文艺作品中，数字成了文学的语言符号，历代名著中有“三打白骨精”“七擒七纵”等精彩描写， 这些数字“除了本身数量的意义之外，还带有浓重的文化色彩，并以其文化色彩引起审美对象的联想和共鸣” [3]。阿孟族群喜爱单数，史诗演述的扮演者要“五爸五爷”“七爸七爷”，洗身沐浴仪式上象征性地洗三手， 喊饭仪式也要吃三口，冲粑槽的起首要冲三下，英雄射日先“制得三支龙舌箭”，造日月要“七个太阳、七 个月亮”，来孵蛋的地方有“七层黑森林”，遇到的动物是“九个白蝴蝶，九十九个花蝴蝶”，见到的植物有 “九十九枝丫”。当人们形容难以数尽的事物时，会以夸张的模糊数字来表达它的量，如“一百二十样”“千 种瘟、万种病”。 2．词组规则 史诗中的构词是经过历代歌师传承下来的，如动词+名词、动词+虚词、形容词+名词等构词方式最为常 见，在此只例举部分词组，以窥见史诗程式语言上的多样性和行文妙处。在构词上，西部苗语习惯用一些万 能的动词，如“去”字：她让乌鸦去查地况\/乌鸦去到水洼。“去”作为动词，当它用在动词前，表示要做某 事（去勘察地情），诚然上述例句并不能完全体现出“去”的全部含义，但仅仅是上述诗句，就有几种不同 的词组结构，表达不同的意义。《讲给孟》还有许多形容词的修辞方式，古人描绘英雄形象或赞美力量智慧， 不惜用拟声或拟物加以修饰，表达他们的喜爱之情：公牛霸将不肯埋\/那时包恰来生气\/敲掉公牛霸将上腭齿。 文本中的“公牛霸将”是指公牛，如一个斗志昂扬、霸气冲天的大将。阿孟东家人习惯就近的修辞原则，从 人自身的特征去观察周围的事物，将军作为人们崇拜的英雄，久经沙场，英武异常，民众把人的神勇附在已 第 1 期王星虎：口头传统的程式化叙事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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驯化的牛马身上，让它们焕发出浓厚的人文色彩。人们听到某种声音就会联想到相似动植物的相通性，这是 东家民间特有的文学修辞。类似还有：“她叫老鹰哘哘去看天”“她叫公马雄将去喊月亮”，这些组词的搭配 与表达方式都有本民族独特的性状，由民间相对稳定的形容词组成套语，歌师在演述时能熟练掌握，灵活运 用，使他们在演述冗长的史诗时起到良好的辅助作用。 （二）程式化的传统句法 1．平行式句法 这类平行结构特征相当明显，一般是在一句话、几句话或几个段落中出现，有的还散播在更大的结构单 元里。史诗《讲给孟》中平行句式出现较多，一般而言，他们的内容要素是平行发展的，具有同等价值。“平 行式，也有译为‘平行结构’或‘平行法则’的，其核心表征是相邻的片语、从句或句子的相同或者相近句 法结构的重复。因而平行式的核心是句法的相似。构成平行的，至少要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单元彼此呼应— —字面、喻义、意象，乃至句法结构是可供比较，才有可能建立起平行的关系来”[2]193。史诗构句一般呈现 出一个事物两种称谓，一句话的表达意思用两个不同的对偶句，这样既丰富了表达的多样性，又在语音上形 成回环往复的吟唱韵律。如：“你说你去得早\/我吼三下你还听\/你说你去得早\/我叫三下你还应”。 2．排比平行式句法 《讲给孟》中排比平行式也比较突出，贯穿整部史诗。一般是隔句平行和对句平行。如：“怎好来成亲\/ 怎能来成对\/它惹厄来生气\/它惹厄来怨怒”。上下两个对句的句法形式基本相同，形成一种“对句平行式”， 它有利于在实地演述过程中运用简洁句式，把一些难以记忆的句子成分，通过对比的平行关系，迅速重新组 合，使长篇的史诗演述变得简便。有些虽然在语音和韵律上不是很严整，但所表达的意思基本相似，形成一 种意义上的平行关系。 3．递增平行式句法 史诗表演语势需要情感辅助，当中就会运用递增平行句式，其排比方式以数量不断上升为标志，在数量 上递增，使书写对象不断得到加强，在语言气势上呈现腾越的气象。如：“你吃头碗上前去你去一千年\/你吃 两碗上前去你去两千年”。口头史诗的句式形态表明创作者是采用线性思维，不断增强感情色彩。这些固定 或反复的词语，有利于歌师灵活地演述内容。递增式排比表面是数字的变化，其内里则是情势上的递增，演 述者运用排比式疑问和回答形成一种排山倒海的语势，形成急促的情势演述效果。“是谁恶狠狠\/是谁热心肠\/ 是谁弃朋丢友\/是谁疯疯癫癫\/是谁痴痴呆呆”，类似这种平行式句法在构句上，方便歌师能快速地联想到生活 中的事件，以相同的结构衍生出丰富的内容，是史诗演述比较实用的技巧。“口头史诗的语法是，而且必须 以程式为基础。这种语法是关于排比的、经常使用的、很实用的词语的语法”[4]91。排比句式不仅仅体现在技 术层面，还在实际的演述中带来音律的美感，以异义同构、同形同质等句式，反复吟诵，回环缭绕，产生回 环往复的音乐美。 （三）复合大型程式 复合大型程式是史诗在文本表达中套用的重复性语段，它穿插在其它句段的首部、中间或尾部，是段与 段之间的重复内容，也可以在某一章或某一节中出现，以整段重复性结构文本出现。其句段较为显著，相同 的语言特征易于记忆，这是史诗惯用的一种大型的程式化表达，给演述带来许多便捷。此类比较稳定的节奏 感和韵律感，一旦歌师熟识，在实际操作中很容易把握。如：“怪不得他讲不来话\/吹不来哨\/耕地本无收\/种地 本不得\/养妻本不老\/育子本不大\/一样生长长\/一样发展展”。在《混沌之初》这一节，该段诗行在每小节的末 尾出现了十余次，对其它文体来说，有重复啰嗦之嫌，但它却是史诗语言形态的典型标志。它既使得演唱者 60 铜仁学院学报 202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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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不假思索地从不变项转向变化项，快速回忆起复杂长诗内容，又在语音上产生复沓叠加和余音延绵的演述 效果。其编创源起是历代歌师的传唱经验，在演唱技能和传承记忆时，为了能记住如此浩瀚的巨型史诗，这 些整段的程式化的套语，既可以连接上下文，帮助记忆，为下一项内容的出现作铺垫，又能产生回环反复的 艺术效果。 有的复合大型程式意义特殊，感情表达较为隐讳一些，比如：“厄说\/我在我家里\/我在我屋里\/谁知你的身 手好不好\/谁知你的功夫精不精\/我本不惊慌\/我本不害怕”。这段叙述本族祖先厄分别与龙、虎、雷、蛇等争当 老大，比试本领，祖先面对强大的对手，没有特异的本事，也没有身体的优势，当对手表演本领，厄尽管十 分害怕，但他面对质问时都重复说这段话，以证明自己没有亲眼见到对方的本事，掩盖恐惧，以智慧的话语 来战胜对方。 史诗演唱部分较多，念诵的诗行较少，当然其中也不乏大段的语言程式：“他吃生长长\/鸡哦\/他吃发展展 \/鸡哦\/相当粳米饭\/鸡哦\/相当糯米饭\/鸡哦”。此诗句出现了二三十次之多，每当演述到人类始祖包恰创造一种 动物时，就在结尾处重复一次，表达创造的艰辛，蕴含着赞颂祖先功绩的思想情感。 还有一种比这些段落短小，出现频率较高的程式化句式。有的表示某段的小结，如“这也是喻世语\/这也 是警世言”。有的既有小结意义，又有承上启下的作用：“这也问它\/那也问它”“他转过身来\/他回过头来”。 有的表示将展开新的内容：“包恰思了又思\/包恰想了又想”。 类似的整段程式化表达还相当多，在此不再举例。总之，结合史诗文本分析，我们看到帕里所说的程式 是具体可感的词语，是史诗最小的语言结构，它与语文学意义上的语言结构和话语套路有一定的差异。歌师 平时习得这些语言，掌握一些“大词”就能快速演述。所谓“大词”，即口头程式理论的“great word”，它是 民间歌手在演述口头叙事时所使用的素材，它们相对固定，平时保存在歌师的脑海当中，当演述场景发生变 化，歌师随时调动这些储存素材。“这些母题、大词就是储备在歌手、故事家的叙事武器库中随时可以取出 来重复使用的那些东西”[5]。这需要歌师记忆良好方能完成。洛德从歌手的角度对程式作了进一步的说明， 他认为歌师学习的过程“是一种无意识的吸收、融会贯通过程。年轻歌手一直在有意识地琢磨那些故事，而 这些故事之间是以无意识的独特方式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当歌手开始演唱时，故事的叙事方式像早已准备 好了似的出现在眼前。于是，程式便为他诞生，他由此而获得了程式化的表达习惯”[4]45。在实地的采访中， 开路师们都表明，他们学唱史诗少则三年，多则四五年才能学好。他们发现史诗的程式并不是僵死的，结构 与语言技巧灵活，要视每个歌师的天赋与后天的努力而定，在长期的传习过程中，找到适合自己的表达习惯。 二、典型场景叙事 史诗《讲给孟》每一个章节都有一个主题，这里所说的主题，并不完全等同于我们理解的中心思想或核 心内容，它更多倾向于某个典型场景（theme or typical scene）的内容表达。帕里-洛德理论对主题的概念表述， 概括起来有四个核心要素：意义单元、流动性、可变性、因人而异。其重点在于演述者用什么样的表达方式 去呈现这个主要意思。换句话说，当我们要描述某个事物，叙述某种事件，讲述某个场景，会以经验性的表 达策略去讲述或描绘。就像小说这种文体以讲故事为主，通过情节展开故事，塑造复杂的人物形象，小说家 会按生活的内在规定性去自觉构思和行文，绝不会写成散文和诗歌。当一位诗人要用诗的方式去表达情感， 描绘一个秋天的风景，他知道如何从传统中选择词汇、意象来表情达意。当一个作家写赞美英雄的散文，他 必定先有英雄的概念，有散文写作的基础训练，知晓散文的写作方式与表达习惯。那么，一个民间艺人面对 多种场景或主题，他也会在编唱和复述之时，有习惯性的程式化知识储备，知道史诗文本的某个仪式，其主 第 1 期王星虎：口头传统的程式化叙事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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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内容、叙事语境等该用什么样的表达方式。他一般以熟悉的词汇、经验性的修辞方式、传统的演述技法去 完成某个陌生的场景或主题。 因此，本文所说的主题，更多是一种方法，而不是中心思想内容，是技巧层面的讨论，属某种表达方法 的运用。史诗演述者就是在众多的表达经验中习得这种方法，对无法完全复制的新场景、陌生的对象，都能 灵活运用这一种方法，举一反三。在具体的运用中，歌师会灵活选择词语、句子、修辞手法、视角等，完成 特定的叙事。像《讲给孟》这类创世史诗，其编创的空间已经很少，与民间叙事或某种场合的对唱不同，我 们在运用口头程式理论时，并不特别关注史诗演唱技巧的运用，而是像帕里那样去探究已相当成熟的《荷马 史诗》，从民间活态文本和整理的静态文本中去发现它原先的形态，发现史诗的“过去现在时”。追问为何歌 手能演述这么长的史诗，除了强大的记忆力，死记硬背的功夫，有没有什么“秘密”？口头程式理论就是要 找到这些主控内因。除了第一节的程式化词语、句子，帕里第二步要研究是那些固定的、重复的语句，它们 更是虚无缥缈，难以捉摸。 为了清楚地表达这种演述技巧，我们把史诗文本拆分、归纳为一个个叙事单元，或“成组的观念群”， 或“以传统诗歌的程式风格讲述一个故事”的方法，歌师凭借着史诗固有的程式，以它作辅助手段，记忆新 的内容，在潜意识中调动经验应对新的特定场景。史诗《讲给孟》共有多少章节，开路师很难一下子说出一 个具体数字，他只能从丧葬仪式的程序开始顺势陈列，轮到什么场景，每个仪式要演述什么内容，其中心意 义是什么，该用哪些语句来表述。比如《讲给孟》的前后部分，是祭祀性较强的文本，与礼俗关系很近。一 提到《洗身词》，歌师的脑海里首先定格在“洗身”这个中心主题上，整个叙事或抒情都围绕它展开，根据 经验，先叙述死者的年龄、告知他因鬼怪的诱惑，结束了世间的生命，亲友痛哭，为了让死者体面死去，为 了让亲朋瞻仰死者最后的容颜，必须面须干净，头发顺滑、衣冠整洁。“洗”就涉及到用什么样的水洗，如 何洗，洗的功能还有托福子孙的意愿，它们共同形成一组连贯的意义群。 由此我们清楚地看到，所谓的“主题”或“典型场景”不过是比较固定而重复的词语、句子、小段落等 更庞大的意义群。洛德将其表述为：“在以传统的、歌的程式化文本来讲述故事时，有一些经常使用的意义 群，对此，我们可以按照帕里的定义，把它们称为诗的主题。”并且“主题是用词语来表达的，但是它并非 是一套固定的词，而是一组意义。”[4]196-197 就算是这组意义群是模糊不清的混沌，只要熟悉这些“固定的程 式”，歌手会根据每章节的主题和场景一步步推演开来，他在中心思想的主领下，选取语言和程式，把长篇 史诗一段一段地演述出来。每当我们去采访演述长篇史诗的歌师，遇到一些问题，需要歌师回过头重新复述 某小节或某个句子时，不得不打断演述，歌师往往摇头表示想不起来，“我要一冗一冗地唱才知道”。“一冗” 就是一段文本词句，乃至一个章节的内容。唱了一辈子史诗的开路师，也不会像其它诗歌抢答赛那样，随时 蹦跳出一两句诗，演述《讲给孟》的歌师要从某一个段首，重新大段大段地顺着复述，才顺利到达我们需要 的那一小段内容，或一个句子，一个词。相对于搜集整理好的固态文本来说，现场演述的口头史诗允许部分 临时的增删，它的每一次演述都会有出入，是一种动态的文本。正如洛德所说，“歌手是在主题的灵活多变 的排列组合这个意义上来想歌的，这些主题有些是核心，有些则不是。”[4]142 由此可见，口头演述受到各种内 外因素的制约，歌师的个人生活经历、知识储备、演述语境等，都是客观的影响因素，而对主题的把握、对 程式的熟练会使歌师的每一次演述都不同，形成了史诗叙事文本的变异，在大山阻隔的传统地理条件和没有 录音技术的情况下，史诗的代代传承出现各种异文是十分正常的现象。 我们可以把史诗中的故事拆开成一个个抽象的主题，比如争斗、诱骗、戏弄等，它们构成一系列叙事单 元，连成一个曲折完整的故事链。同时，这些单元主题在一定的场景中，可以被不断地拆分和组合，形成一 62 铜仁学院学报 202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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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个新的叙事模式，无论叙事的具体场景如何变化，都源于相同的主题。 从学理上溯源，主题其实是在典型场景的同义表述上抽象出来的，民间歌师一般没有高深的理论知识， 他们多数是身临其境，有感而发。当唱到某个主题，他们脑海中呈现的不是抽象的意义，而是具体可感的场 景，比如梦境、祭台、刑狱、公堂、酒席、宴会，等等。这些典型主题场景自然会使人产生相应的想象，形 成类似场景中的故事话语，歌师便以程式化的表达去描绘并增添自己的理解与修辞。 三、史诗的故事型式叙事 故事型式，相对主题或典型场景来说，是更大更抽象的口头演述技巧表达。这个最大尺度的“词”被口 头理论定义为“故事型式”（story-pattern），或“故事类型”（tale-type）。它与母题、母题链、故事模式等基 本相同。但“故事型式”更注重动态过程，侧重演述现场的实际把握。它涉及到仪式程序的具体对象、史诗 故事结构的构造、故事情节的先后顺序安排、故事模式的编排等。如果说母题是从众多故事中寻找重复因素， 或反复在口头传统里呈现主题，以此归纳成一个完整而短小的叙事因素，那么“故事型式”应是探究史诗的 故事如何构成的抽象过程。 史诗中的《嘎须词》因为特殊的丧事才需要演述，而且后来大多数仪式由佛道法师主持，丧葬上演述《嘎 须词》的机会越来越少，仙鹅村的开路师王正章说，他在开始学师的时候，看到过师傅王维昌展演过一次， 当时师傅在，他们只负责跑上跑下，也没有认真去系统学习。“嘎须”仪式没有固定唱词，重在熟悉仪式程 序，会摆设祭坛，平时这些固定词语、名子、段落、故事模式都储存在歌师的大脑中，随时可以调用，歌师 根据死者情况灵活变动、增加、演绎相关内容。“嘎须”中的“嘎”就是念诵，一般开头都有重复固定的程 式化句式：“噫——引得水滟滟呀噫噫，接得火芒芒呀噫噫。”歌师往往先演述开头这个部分，才能调动下一 个的内容，否则无法编创下去。据六堡村歌师赵通金说，只要掌握了每个环节应演述的大体意思，临场可以 根据情况变换。这些口头艺人演述故事并不单靠纯粹的记忆，记忆是僵化的，他们更多是靠长期演习，以程 式、主题与故事类型潜伏在记忆的脑海中，形成潜意识的状态。当表演时，这些故事类型就成为一个个等待 排列组合的叙事单元，自然聚合，不同的主题互相关联，形成不同的统一故事模式。 整理出来的史诗是早已成型的固定内容，而现场的演述是再次激活它的原初状态，每一次我们请歌师演 述同一章节史诗，歌师总是出错，他演唱了十几句，突然就停下来说，错了。他要重头唱起，唱了几句，又 觉得那里不一样，又让我们删除，他要重新录制。其实，不是歌师追求完美，而是史诗本身的特性，让歌师 总是在一些细节表达上有所出入。从这个差异中我们发现，把口头诗学理论运用在创世史诗研究中，其实更 关注的是史诗的“过去现在时”，有利于我们找到民间艺人在史诗原创、改编和趋于成型时的原初活态过程， 从“现在时”的定型去寻找它的“过去现在时”。 如《讲给孟》中的《兄弟争大》《活捉雷公》《洪水滔天》《兄妹成亲》，在中国南方都有流传，有的是只 言片语，有的是单篇散故事，有的只有简单的情节，歌师通过民间流传的故事，把相似的事件，通过某些主 题和场景把它串联起来，形成一个有因果关系的故事模式。在苗族民间口头传统里，早就有人与雷公相斗的 故事，如民间故事《人与雷斗》②早有独立传播，每一个部分都可以独自衍生出许多枝节。如六堡版史诗《兄 弟争大》中人与雷公、虎、龙的争斗是简略的叙述，但坝寨村版在此基础上，增添了《打猎斗智》的内容， 人与虎详细争斗的诗行整整占了一个章节。同样，有编创力的歌师，可以在这种故事范式下衍生出人与雷公、 人与龙、人与蛇等具体争斗的故事模式。从史诗中的对话、长短句及散韵等可以推断，史诗应该是从散落在 民间的故事加工整理而成，叙事史诗更多保留了散文故事的雏形。仔细研究，上述这些民间故事与《讲给孟》 第 1 期王星虎：口头传统的程式化叙事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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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四个章节所述的内容相似，它们分散而独立，各有侧重点。有的则出现几种变异的叙事范型，民间故事 中雷公闪电烧山，吓退龙、虎、蛇、蛙等，显示出雷公的威力，而在史诗中，为了突出英雄祖先，歌师把雷 公置换成人的祖先厄，是他用火把拴在蛇尾，烧伤了雷公、龙、虎等。在南方众多民间史诗中，大部分是人 类的儿女给雷公水喝，而《活捉雷公》把故事中儿女换成了妹妹，为下一个章节的《兄妹结婚》埋下伏笔。 故事叙述处理为人上天与雷公继续争斗，它是人类对自然界中雷鸣闪电打死人畜的一种解释，加入了人类的 伦理道德，如尊老爱幼、不做伤天害理的事等。故事叙述当今人类在地上，雷公在天上的原因，人类再伟大， 终究还不是雷公的对手，反映人类既想征服自然又无奈顺应天命的现实。 史诗对民间故事的借鉴，或者民间故事受到史诗的影响，都是一种自圆其说的猜想，但两者的叙事范型 有许多相似之处。帕里对于故事范型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在口头传统中存在着诸多叙事范型，无论围绕着 他们而建构的故事有着多大程度的变化，他们作为具有重要功能并充满着巨大活力的组织要素，存在于口头 故事文本的创作和传播之中。”[1]109 民间故事是散落在民间的珍珠，每个故事都有自己合乎逻辑的情节和叙事 话语，当他们被编创为一个更大的意义群时，会形成一个宏大的故事模式。如（1）+（2）+（3）+（4）形 成一个母题链，共同组成“洪水”故事类型，它一旦合成之后，便有了系列合理的内在逻辑，经过历代歌手 的进一步改编、传唱，直到得到听众的认同，长时间没有更改的可能性，就趋于定型。因此，故事范型是一 种相对稳固的能够被继承传播的内在规定性，同时它又具有流变性，“甚至就同一位歌手而言，从这一次表 演到下一次表演，要说其间有什么成分固定不变的，那简直就近于无稽之妄谈，况且，这还不是指逐字逐句 地对应的文本层次，而仅是针对主题和故事范型而言。变异的模式包括细节的精雕细刻、删繁就简、某一序 列中次序的改变或颠倒、材料的添加或省略、主题的置换，以及常常出现的不同的结尾方式等等”[1]101。可 以说史诗《讲给孟》的“过去现在时”，是历代歌手与听众相互合力完成的宏大文本，它由活态转为固态， 静止于定型的文本，又在现实的演述仪式中呈现它的活性形态，虽然后期的演述已无法改变史诗基本的内容， 但个别细节还是受到地域、文化语境、演述者、听众等因素的影响，产生不同的异文。这既是故事范型的叙 事规则，使史诗文本由自由变为统一，又因歌手掌握了故事范型，他可以自由编创新的故事。这种相反相成 的关系，就像一把双刃剑，让史诗有了存在、传承的生命力。 四、结语 史诗研究无论是国外理论的译介，还是国内宏观理论的建构和个案的研究，都有了长足的发展，但从叙 事学视角进行史诗探索的还相对较少。《讲给孟》既有南方史诗叙事艺术的普遍性，又有民族传统的独特性。 史诗研究引入口头程式理论，在西方文论范式的片语、场景、叙事型式等方面，除了演绎和对照的探究之外， 学界是否有新的发现？中国史诗是不是都适用于西方的理论分析？本文认为，口头程式理论给中国史诗研究 提供了一个假设性的前提，即史诗在创造之初的形态和传播过程的可变性和不变性因素。民间活性形态的史 诗异文很多，就算是同一个歌师，每一次演述也都会有所差异，他们之所以能演述几个小时的长篇史诗，其 中的“秘密”是要掌握文本中反复出现的词语、句子和意义群，把熟悉的主题场景融入陌生场景之中，凭借 习得的程式化表达，化用到不同的主题当中，驾驭宏大而冗长的活态文本，从而在演述时得心应手，胸有成 竹。这些微妙的技巧，恰恰是宏观的理论难以发现和把握的，它必须依托个案的详细分析，才能得出合理的 结论。诚然，这种活态文本的探究，对歌师本人来说，是有意识或无意识的经验，甚至是秘而不宣的演述技 巧，但他们没有一个系统的整理或论述。退一步来说，民间的艺术实践，不需要问为什么，而是怎么做。这 就要求史诗的研究者，既要长期深入演述的语境中，与他们的日常生活打成一片，躬耕田野，取得第一手可 64 铜仁学院学报 202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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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资料；同时又要回归文本自身，保持他者的视野，方能体会到史诗叙事艺术的微妙关系，从而在宏观的对 比中，发现相对客观的普遍规律，这应该是建立中国史诗理论的合理路径。 注释： ① 西部苗语史诗《讲给孟》属苗语川黔滇方言，主要以惠水次方言、罗泊河次方言、重安江次方言为主，包括贵阳花溪、惠 水、龙里、贵定、福泉的苗族、麻江的东家人、黄平的革家人，他们都自称“孟”或“阿孟”。 ② 本故事由赵祥应讲述，赵华甫整理，当时未发表，系赵华甫提供。 参考文献： [1] 约翰·迈尔斯·弗里．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理论[M]．朝戈金，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2] 朝戈金．口传史诗诗学：冉皮勒〈江格尔〉程式句法研究[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 [3] 肖远平．“支嘎阿鲁”史诗数字叙事探析[J]．贵州社会科学，2010（8）：78-81． [4] 阿尔伯特·贝茨·洛德．故事的歌手[M]．尹虎彬，译．北京：中华书局，2004． [5] 吕微．母题：他者的言说方式——《神话何为》的自我批评[J]．民间文化论坛，2007（1）：1-8． The Stylized Narrative of the Oral Tradition: Text Analysis based on the Western Miao Epic Jiang Geimeng WANG Xinghu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Media, Qiannan Norm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Duyun 558000, Guizhou, China ) Abstract: As an oral tradition of folk ritual narration, epic poetry relies on the oral transmission of singers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forming specific formulas and rhythms. According to the changes in the theme, the singer uses relatively fixed words, phrases and traditional syntax to flexibly grasp the variables and immutables of the epic, and smoothly combine the verses in a short time. In addition to memorizing texts, singers need long-term field exercises to apply those submerged story forms to a larger semantic group to form interrelated narrative units and story paradigms. In the application of oral program theory, he explores the formation process of epic creation, adaptation, and gradual finalization, and discovers the internal factors why singers can calmly perform grand epics. Key words: epic, verbal procedures, typical scenarios, story type （责任编辑郭玲珍）（责任校对肖峰）（英文编辑田兴斌） 第 1 期王星虎：口头传统的程式化叙事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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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图书馆藏《全黔诗萃》稿本新考 孙家愉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山东济南 250100 ） 摘要：上海图书馆藏稿本《全黔诗萃》现存六十五卷，是海内孤本，也是保存历代贵州 诗歌最多的黔省诗集。是书由铜仁茶园山徐楘编成于咸丰初年，而非由徐氏曾孙徐承锦在民国 时期据徐楘所辑《黔诗萃》增补而成。在徐楘编《全黔诗萃》的过程中，取材广泛，其妻许韵 兰、舒芳芷皆深度参与了此集的编次、校订。《黔诗萃》本是为编《全黔诗萃》而作的前期资 料汇编，在《全黔诗萃》编成后转而成此书的简称见载。此编上承《黔风》诸集，下启《黔诗 纪略》系列，既是一部通代贵州诗歌总集，也可谓是铜仁徐氏家族诗歌总集，在文学、文化史 上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关键词：《全黔诗萃》；《黔诗萃》；徐楘；徐承锦；编纂源流；学术价值 中图分类号：I207.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639 (2024) 01-0066-15 清代是我国古代地域性诗歌总集编纂刊行的鼎盛时期，地域文学选本丰富而引人注目。及至清末，若干 偏远、后进地区的地域诗歌总集编纂风气勃兴，闽、粤、滇、黔等闭塞落后的地区也进而成为新兴文学基地 [1]，“其中以云南、贵州的省级诗歌总集编纂最为突出”，且“较之其他省份，云南、贵州已然成为清末省 级诗歌总集编纂最为活跃的地区”[2]。钱仲联赞西南巨儒郑珍诗歌创作曰“清诗三百年，王气在夜郎”①，也 是对清代贵州诗学成就的充分肯定。晚清黔省诗集编纂空前活跃，与域内诗歌创作的繁荣景况密切相关。《全 黔诗萃》就是这一时期贵州诗歌发展史上的一部重要诗歌总集，具有重要研究价值。一方面，它上承傅玉书、 傅汝怀父子的《黔风》《黔风旧闻录》《黔风鸣盛录》《黔风演》诸集，下启莫友芝等所编《黔诗纪略》《黔 诗纪略后编》及《补编》系列诗集，是省域内诗歌总集编纂由开辟之初造走向集大成的中间环节；另一方面， 此编收录黔省诗歌数量之多，几乎是以上诸集去除重复收录后之总和，是历代著录贵州诗歌最多的通代黔省 诗歌总集。李美芳《上海图书馆藏孤本黔诗总集〈全黔诗萃〉考论》一文，从“编者与成书”“作者与体例” “价值与不足”三个方面对上海图书馆所藏孤本黔诗总集《全黔诗萃》作了一些比较具有启发性的研究，并 提出新论：《全黔诗萃》的编者不是徐楘，而是其曾孙徐承锦。[3]109-116 因其对相关材料挖掘不够，以致所得 结论有失偏颇。因此，也使得此书的编者、成书过程及其价值皆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遂作斯文以资商榷。 一、《全黔诗萃》稿本概述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著录：“《全黔诗萃》六十七卷，清徐楘辑，稿本。”[4] 《清史稿艺文志 收稿日期：2023-12-24 基金项目：贵州省社科基金项目“宋代以来涉香文学文献收集整理研究”（23GZYB07）。 作者简介：孙家愉（1990-），男，贵州石阡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古典文献学。 第26卷第1期铜仁学院学报 Vol. 26, No.1 2024 年 2 月 Journal of Tongren University Feb.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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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遗》据以著录[5]。《清人著述总目·集部》亦著录：“《全黔诗萃》六十七卷，铜仁徐楘辑，○稿本（存 卷一至三十三卷三十六至六十七）。上图。《善目》。”② 今上海图书馆藏《全黔诗萃》稿本存六十五卷， 即《中国古籍总目》所著录：“《全黔诗萃》六十七卷，清徐楘辑，稿本（存卷一至三十三、三十六至六十 七）。”[6] 此本现存线装三十册（缺卷三十四、三十五，即第十七册），为海内孤本。版式：四周双边，白 口对鱼尾，乌丝栏，版框高约 21.7 厘米、宽约 13.6 厘米。半叶九行，行十九字，楷书墨写。天头间有浮签 或眉批，增补或校改字词。卷首末无序跋、题词。第一册卷首书名之次行题“铜仁徐楘鼎梅选辑”，其下为 总目。正文除第一册外，各子卷第一行顶格题书名卷次，或作“《全黔诗萃》卷”不言具体卷次，或作“《全 黔诗萃》卷几”书具体卷次，又于各册此行天头书册数序次从“一”迄“卅一”；次空一行于第三行低一格 书“铜仁徐楘选辑”，唯卷四十六至卷六十徐楘诗卷不题编者；又复空一行低一格书“某某诗几首”以起正 文。卷中之圣、皇、帝、后、御、恩、君、旨、命等字前多空格；玄、炫、弦、絃、舷、泫、弘、镇、胤、 颙、宁等字，缺末笔避讳，但不甚谨严。此外，书中尚有少量后人就卷末空白页抄补之作，疑为徐承锦所为。 是集收录明清诗人四百四十六位，诗歌六千余首。前六十四卷选录明清黔人诗作，其中铜仁徐氏诗人诗 集独占二十八个子卷，即徐訚二卷、徐如澍六卷、徐枟一卷、徐楘十五卷、许韵兰二卷、舒芳芷二卷，此外 还有散见各集中不成专集者，可见其对选录徐氏诗歌之重视。卷中铜仁徐氏诗人之诗题上方多有朱点。据《铜 仁徐氏家集十三种》之徐世垓《蜀游诗草》卷后徐承锦题识云“惕庵公诗，旧钞本共五十八首，就中采入《全 黔诗萃》者三十首。又《黔诗萃》载有《自雅州署斋偕老妻归铜仁作》一首，为旧钞本所无，计共五十九首”， 这类朱点当是徐承锦采以编辑《铜仁徐氏家集》时所加，意谓此诗为别本所无，仅见于此编。最后三卷为附 录，卷六十五、六十六选录流寓诗人有关贵州的诗作，第六十七卷则附录方外诗人之作。全书采用二级目录， 以人为单位选录其诗歌，并标示选录数量，且为每位诗人作一小传，介绍其姓名、字号、爵里、官职、生平 著述等；其名号、爵里等有不明者，则留作空格，亦给后人留下了补阙的空间。如卷十七李专小传云：“字 知山，遵义府人，康熙间贡生，官训导，著《白云居士集》。”而传后有云：“楘按，《贵州通志》分修衔 名载王枟之后，又《白云居士集》一卷附录杨光焘《梦游草》后，但书李专著。郡邑、字号俱未载。”是知 此小传本无其字与郡邑，而这里的“知山遵义府”实为后人用硬笔在原空格处所补，从笔迹亦可辨之，此类 或即为徐承锦所校补。此外，编者每每在传记夹注中或考证历史地理沿革与行政区划之变迁，或考史料记载 之误兼存史记之异以备考，字里行间都彰显着作者考据之功。又如前所示，部分小传及其后别行以双行小字 辑录墓志铭、正史传记与先贤时彦对相应诗人的评语以见其行迹与著述特点，尤其是其中的编者按语揭示出 很多重要信息，对考察《全黔诗萃》的编纂、史料来源及明清黔人别集之版本刊刻大有裨益。如卷十三周起 渭小传下云：“按，渔璜先生诗刻本有二，一为宫詹之弟起濂刻之都门，一为新安汪千波比部刻之无门。其 钞本，一则宫詹嗣孙成文手订者也。”卷六十七末昙一小传云：“籍贯未详。傅竹庄《黔风》选昙一诗二首， 其《高真观礼斗亭》七律一首可存。因时代无考，附录仙释一卷之末。”前者指明了周渔璜别集的版刻信息； 后者则不仅点明编者选录诗歌的底本来源，还说明了将昙一编入卷末之缘由。 二、《全黔诗萃》的编者及其家世 如前所示，《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清史稿艺文志拾遗》《中国古籍总目》皆著录此《全黔诗萃》为徐 楘辑。李美芳则谓：“现存《全黔诗萃》大篇幅收录了《黔诗萃》编者徐楘之作，但总集编纂存在‘不录己 作’‘不收生者’的惯例；又虽《全黔诗萃》首页书名之下、目录之上有‘铜仁徐楘鼎梅选辑’八字，正文 各卷卷首皆有‘铜仁徐楘选辑’六字，但所收徐楘诗部分却未标注编者。从中可见，该集并非徐楘原辑之《黔 第 1 期孙家愉：上海图书馆藏《全黔诗萃》稿本新考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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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萃》，而是基于《黔诗萃》的重编之作，且编者应为徐氏后人或敬仰徐楘者。”进而认为，今上海图书馆 所藏《全黔诗萃》应成书于民国时期，编者为徐楘曾孙徐承锦。[3]110-111 为了探明《全黔诗萃》的编者，首先 需要进一步认识徐楘、徐承锦的家世渊源。 （一）徐楘、徐承锦生平与家世述略 从国家图书馆所藏《铜仁徐氏家乘》写本及徐承锦于 1939 年续编的《铜仁徐氏先世事略前后编》等徐 氏家族文献资料③ 知，徐氏原籍江西临川，明嘉靖初年徐宰六迁居贵州，世居铜仁茶园山。徐氏以诗世其家， 从明嘉靖至清末的三百余年间，诗传十余世三十余位诗人，世居铜仁者多有诗集，《黔诗纪略补编》载为《铜 仁徐氏十二代诗集》。此《十二代诗集》今不知所踪，但据前述诸家谱及《铜仁徐氏家集十三种》等资料， 可梳理铜仁徐氏自徐宰六以讫徐楘历代诗人现存个人诗文集如次（表 1）。 表 1 铜仁徐氏诗人现存诗集汇总表 表中所示诗人而外，《全黔诗萃》中尚有徐以遇、徐以逵、徐懋芬、徐懋穀、徐世坦、徐铣、徐钧、徐 如浩、徐如溶、徐如涵、徐如渟、徐如鸿、徐楫、徐林、徐枚、徐榕、徐元焘，皆铜仁徐氏诗人。可见，铜 仁徐氏确实是能以诗世其家者，陈田赞之“铜仁之徐十二世皆有诗集，以较贵阳之潘氏八世有诗集者为过之” [7]，非过誉之词。 诗人世系现存已知著作备注 一世徐宰六《北楼诗钞》一卷△ 凡标△者，皆见于上海图书馆藏稿本《铜仁徐氏家集十 三种》。表中各家诗多见于《全黔诗萃》《铜仁徐氏先 世事略前后编》，《黔风》四种及《黔诗纪略》前后三 编亦有采录。此外，徐氏诗人有尚存零散诗篇者多人， 此表暂不著录。其他非诗文类著作，亦暂不录。 二世徐鹤年《北山杂咏》一卷△ 三世徐穆《闽游滇游诗草》一卷△ 三世徐稷《熟选楼稿》一卷△ 四世徐以暹《烟波小草》二卷△ 五世徐懋德《叶陶诗草》一卷△ 六世徐訚 《香雪斋集》四卷附《文集》一卷△、《澹园 纪年诗集》四卷 清乾隆二十四年刻本《纪年诗集》四卷，中国科学院图 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藏。 六世徐奭《骚余草》一卷△ 七世徐世垓《蜀游诗草》一卷《附录》一卷△ 八世徐镇《倦游吟草》一卷 九世徐如澍 《宝砚山房诗集》八卷△、《宝砚山房文集》 八卷△、《万寿赋》二卷、《铜江唱和草》一 卷《续刊》一卷、《啸崖先生逸传》无卷数 《诗集》八卷存单行稿本，贵州省图书馆藏；《万寿赋》， 湖南图书馆藏；《铜江唱和草》及《续刊》，国家图书 馆藏。 九世徐如洙《东麓居士诗文钞》一卷△ 十世徐楘 《紅蔗山房文集》一卷、《红蔗山房诗集》三 十卷 《文集》藏国家图书馆；《全黔诗萃》存其诗 15 卷 1851 首，当多选自 30 卷《诗集》。 许韵兰《听春楼诗稿》六卷天津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藏道光刻本 舒芳芷《吟香阁诗》四卷 十世徐枟《锦石轩稿》四卷 68 铜仁学院学报 202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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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楘（1797—？），字鼎梅，号蔗塘，小字桂生，别号一真。通政使司副使、四库馆臣徐如澍长子。徐 楘幼年生长京师，随父任读，嘉庆末以国子监生应南北乡试，屡荐不售，归而养亲课子，闭户著书。擅长辞 章之学，据载其著有《红蔗山房诗集》三十卷、文集十三卷、骈文六卷、词集一卷、试帖和制艺若干卷，曾 参与续修道光《铜仁府志》，又编有《全黔诗萃》《黔南十三家诗钞》《宝研山房全集》及《铜仁徐氏十二 代诗集》若干卷。徐楘其博文好事，陈田评之曰：“蔗塘早岁能诗，工骈文，留心乡邦掌故，搜辑黔人诗极 博。……谢君采《雪鸿》一集，傅氏及郑、莫二先生无一人得见，蔗塘能举其卷数并及刻诗者里贯、姓氏。” [7] 楘“诗不轻以示人，因世罕能知音者”④，其诗今存于《全黔诗萃》者一千八百五十余首。在徐楘搜辑黔 人诗文的过程中，对他帮助最大的是他的两任妻子许韵兰和舒芳芷，先后协助徐楘搜辑整理多种诗文集。许 韵兰，字香卿，浙江海宁人，生于嘉庆初年。年方二十即嫁与徐楘为妻，早亡。生平长于韵事，著有《听春 楼诗稿》六卷。舒芳芷，字芝仙，贵州铜仁人，徐楘继室，雅好诗文，著有《吟香阁诗》四卷。 徐承锦（1874—？），字伯章，号尚之，一字䌹斋，小字丽生。铜仁徐氏十三世传人，徐敬均子。事迹 见《事略后编》之“先妣李太淑人事略”下，徐承锦自述：“光绪十六年庚寅入郡庠，十九年癸巳食廪饩， 二十三年丁酉考取优贡，二十八年壬寅援捐输例授官主事，籖分户部。入京师大学堂仕学馆肄业，三十二年 丙午仕学馆毕业。经学部奏奖免补主事，以员外郎留部尽先前补用。三十三年丁未补授民政部员外郎，旋补 授民政部参事记名御史。宣统元年己酉，赏加三品衔。三年辛亥七月，截取知府，十二月内阁咨补协理辽沈 道监察御史，旋补授民政部左参议。民国成立，充第一届国会议员，历官肃政厅肃政史、平政院评事。”[8] 仕途之外，徐承锦历时近三十年编纂《铜仁徐氏家集》，即今上海图书馆藏稿本《铜仁徐氏家集十三种》十 一册，汇辑徐宰六《北楼诗钞》以迄徐如洙《东麓居士诗文钞》的铜仁徐氏九世三十余人之诗文为一编。同 时，徐承锦还继嫡堂曾祖徐楘撰《先世事略》之志，编成《铜仁徐氏先世事略前后编》，于 1939 年以铅印 本印行。 （二）《全黔诗萃》的编者是徐楘而非徐承锦 那么，《全黔诗萃》的编纂者到底是徐楘还是其曾孙徐承锦或者是其他“徐氏后人或敬仰徐楘者”呢？ 我们认为，是徐楘而不是徐承锦。下面我们将从两个方面加以考述，首先讨论《全黔诗萃》的编者何以不是 徐承锦。 第一，李文言总集编选存在“不录己作”“不收生者”的惯例，这种惯例不必然成立。清末李炳灵、释 含澈辑录《国朝全蜀诗续钞》七卷，《例言》谓“太史（孙桐生编《国朝全蜀诗钞》）以生存之人不选，遗 漏颇多，兹选不分存与不存，但以其人其诗有不容没者，则一律登之”，“至炳灵、含澈之作僭列其中，似 为鱼目之混，因此举颇为不易，不得不作苍蝇附骥之思，愿大雅君子屈为谅之”[9]，可见其不仅收生人诗作， 也收编者己作，且释含澈之诗独占卷七，为所收各家之最多者。由敬文和徐楘之父徐如澍修纂的《[道光]铜 仁府志·艺文》，不仅大量收录徐如澍、徐如淳的诗文，且在其卷十一末还有徐如澍附录旧作，其序语云： “乾隆六十年苗变，澍偕贡生彭治江等在六转山木寨三角岩一带团结乡勇堵御，即事感怀之作。又嘉庆十七 年，澍在铜仁有感旧诗十首，蔼林以为宜入志，因附卷末。”[10] 因此，不能冒然依据这样的惯例认定旧说， 认为徐楘不是《全黔诗萃》的编者，他完全可能效仿其父徐如澍，在编纂中收录自己的诗作。 第二，徐承锦自言曾搜罗徐氏先祖诗作及生平事略汇编为《铜仁徐氏家集十三种》《事略》，多据《全 黔诗萃》之著录予以采录，却从未言其有编著《全黔诗萃》事。徐承锦《事略》卷首弁言：“吾族自前明嘉 靖元年壬午迁铜，迄今岁次己卯，凡四百一十八年，所有先人著述其已付梓者，如六世祖之《澹园纪年诗钞》， 今已无存；其未付梓者，如鼎梅公编次之《铜仁徐氏十二代诗集》，亦经兵燹散佚，无由觅其全本。承锦自 第 1 期孙家愉：上海图书馆藏《全黔诗萃》稿本新考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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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饫闻庭训，对于先世文献印象最深，及长向各方搜求购借不遗余力。近三十年来从事汇辑为《铜仁徐氏家 集》，卒以卷帙浩繁，集赀不易，尚未着手刊行。”[8] 徐承锦不遗余力地搜求汇辑家集，持续了近三十载， 从其在所编《铜仁徐氏家集十三种》各子集后题识可见其采诗所据。今将稿本《铜仁徐氏家集十三种》及《事 略》中徐承锦所作相关题识表列如下（表 2、表 3）。 徐承锦汇辑《铜仁徐氏家集十三种》《事略》，于各家诗文集之外采以入集者皆说明其辑录的来源。以 上所言各家之诗，皆据《全黔诗萃》以录入，亦均赖此集以存诸家之作。若《全黔诗萃》由徐承锦编成于民 国时期，则其所见各家诗集存稿多矣，自可据其编《全黔诗萃》所据之底本以采入《铜仁徐氏家集十三种》， 而不必辗转据二次编辑而成的《全黔诗萃》以采录。实际上，徐如洙在《春杪钞毕雨芃兄诗交还原本因呈纸 索书赋诗请正》其二颔联“述祖远承先世泽，贻孙永作后人诗”下已注明：“吾家先世多能诗者，锺汝公、 赤海公、召伯公、茝友公皆有著作，兵燹后，稿皆无存。至曾祖《澹园纪年诗稿》幸遭无故，赵璧获完，兄 表 2 《铜仁徐氏家集十三种》之徐承锦题识言《全黔诗萃》汇总表 书名诗人徐承锦作集后题识 铜仁 徐氏 家集 十三 种 徐宰六始迁祖北楼公诗仅存六首，载《全黔诗萃》。……民国十三年夏历甲子十月十三世孙承锦谨识。 徐穆 锺汝公诗，《全黔诗萃》载十七首，兴化郡治久旱之作原系二首，兹从家蒇抄本中补入第一首，共 计得十八首。《闽游》《滇游诗草》二卷，只并为一卷，亦无庸区别矣。公文仅得一首，附后。民 国十三年夏历甲子十月十一世孙承锦谨识。 徐訚 澹园公著《香雪斋稿》四卷、《澹园纪年诗钞》四卷，《纪年诗钞》为惕庵公就养四川时刻之竹村 公绵竹县署中。今原本皆无存者，家蒇稿本一册为治庵、惕庵两公同汇，澹园公题为《香雪斋纪年 诗汇稿》，诗凡六百余首。鼎梅公选辑《全黔诗萃》，录公诗为上、下二卷，凡二百余首。其上卷 百余首，似由《纪年诗汇稿》选入。……民国十三年夏历甲子七世孙承锦谨识。 徐奭 召伯公诗与澹园公齐名，《黔诗纪略后编》谓“铜仁诗家，二徐称首”是也。公卒于清康熙三十九 年庚寅，代远年湮，诗存无几，兹从《全黔诗萃》得二十四首、《黔诗纪略后编》得《听琴》一首， 共二十五首并为一卷。十三年夏历甲子十月第七世从孙承锦谨识。 徐世垓 惕庵公诗，旧钞本共五十八首，就中采入《全黔诗萃》者三十首。又《黔诗萃》载有《自雅州署斋 偕老妻归铜仁作》一首，为旧钞本所无，计共五十九首。公就养蜀中凡十余年，著《蜀游草》二卷， 兹所存者或未及半，谨汇录为一卷。又附录公暨杨太恭人八旬双寿诗一首，公卒后祭文一首，杨太 恭人公祭文二首。至公手书有修身格言一纸，时在乾隆四十一年丙申公寿七十有七，后世子孙当永 宝之。民国夏历冬十一月六世孙承锦谨识。 徐镇 竹村公诗仅存三十四首，载入《全黔诗萃》，兹录为一卷。公历官三省，所至有声，谨取旧钞本中 诗文传记有关公之政绩廉名者汇为一卷，以垂不朽。杨太淑人传亦附焉。民国夏历甲子冬仲来孙承 锦谨识。 徐如澍 锦按，此首（《恭赋昭陵白马石像》）为原本所无，从《全黔诗萃》录出，亦公在奉天府丞任内之 作，谨附卷末。 锦按，《春日读书》以下各诗，系由《全黔诗萃》录入。 70 铜仁学院学报 202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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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铜仁徐氏先世事略前后编》之徐承锦题识言《全黔诗萃》汇总表 此集当与后先辉映也。”在徐如洙所处的乾嘉时期，徐穆、徐以暹、徐奭、徐懋芬等人的诗集已亡于兵燹， 徐承锦多无由得见，更不可能据以采编《全黔诗萃》。而作为徐如澍长子的徐楘生活于嘉道年间，最有可能 得见徐穆、徐以暹、徐奭、徐懋芬等人诗集的兵燹之余并据以采编入《全黔诗萃》。又《铜仁徐氏家集十三 种》之《烟波小草》后，徐承锦题识：“赤海公诗，旧钞本共一百十九首。又乐源公手钞有《咏三烈祠》诗 一首、《吊双烈》诗三首，共一百二十三首，录为二卷。”徐以暹诗至近世尚存二百余首，徐訚诗存六百有 余。若为徐承锦编《全黔诗萃》，何不将此二家之诗如徐楘诗一般悉数编入，又如何会推测《全黔诗萃》所 辑徐訚诗是据《纪年诗汇稿》选入。徐承锦在《事略后编》中又记载，徐如洙《东麓山房诗》二册，前册因 陈田借去编《黔诗纪略补》而遗失，“后册共二百五十余首，益以《全黔诗萃》内载二十四首，共得二百七 十八首，并为一卷”。今《铜仁徐氏家集十三种》之徐如洙《东麓居士诗文钞》卷末地脚处有书“以上二百 七十八首”，正是合《东麓山房诗》后册与《全黔诗萃》之载所得徐如洙存诗之数。亦可见，《全黔诗萃》 书名诗人徐承锦作集后题识 铜仁 徐氏 先世 事略 前后 编 徐宰六始迁祖北楼公诗仅存六首，载《全黔诗萃》。……十三世孙承锦谨识。 徐鹤年公诗载《全黔诗萃》，仅存十二首，附录于左。十二世孙承锦谨识。 徐稷公诗载《全黔诗萃》凡二十一首，附录二十首。十一世孙承锦谨识。 徐訚此处题识，同《铜仁徐氏家集十三种》之徐訚集后题识，仅一二文字有异，不重录。 徐世垓 惕庵公诗，旧钞本共五十八首，就中采入《全黔诗萃》者三十首。又《黔诗萃》载有《自雅州署斋 偕老妻归铜仁作》一首，为旧钞本所无，计共五十九首。公就养蜀中凡十八年，著《蜀游草》二卷， 兹所存者或未及半，附录二十五首。七世孙承锦谨识。 徐镇 竹村公在官三十余年，循良政绩，应有专书。所著《倦游吟草》，载入《全黔诗萃》，仅存四十一 首，兹附录四十首。来孙承锦谨识。 徐如湛《全黔诗萃》载公诗三首。 徐如涵公诗仅存一首，载《全黔诗萃》。 徐如溶《全黔诗萃》载春融公诗一首。 徐如浩《全黔诗萃》载敬川公诗一首。 徐如洙 《东麓山房诗》，先后得公手钞本二册，前册约二百首，佳什甚多。宣统年间，吾乡陈松山给谏田 编辑《黔诗纪略补》，借去遗失，至为可惜。后册共二百五十余首，益以《全黔诗萃》内载二十四 首，共得二百七十八首，并为一卷。文仅存十七首，附联语数十则，并为一卷。兹以限于篇幅，谨 摘录诗三十三首，文一首。侄元孙承锦谨识。 徐楘 公著述甚富，经咸同间兵燹散失无存。其仅存者，《红蔗山房文集》暨《全黔诗萃》，皆公手抄本， 尚称完璧。公诗录附《全黔诗萃》者分十五卷，凡一千八百五十一首。兹为篇幅所限，谨摘其有关 故实者，附录诗二百二十二首，文七首。《吟香阁诗》《东鲁（麓）山房诗》并摘录于后。侄曾孙 承锦谨识。……《吟香阁诗稿》四卷，原本无存，《全黔诗萃》载入百数十首。 徐元焘《全黔诗萃》载松溪公诗二首。 第 1 期孙家愉：上海图书馆藏《全黔诗萃》稿本新考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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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为徐楘所辑，复为徐承锦汇辑《铜仁徐氏家集十三种》的取材来源。 第三，与徐承锦同时且属姻亲的周贞亮、徐承惠题跋《铜仁徐氏家集十三种》，亦未曾言徐承锦有编《全 黔诗萃》事。1924 年冬，周贞亮读罢徐承锦所编《铜仁徐氏家集十三种》之相应子集后，署“甲子冬后学汉 阳周贞亮拜读”“甲子冬十一月后学汉阳周贞亮拜读”“乙丑春正月后学汉阳周贞亮拜读”，可见周贞亮前 后花了数月时间审读徐承锦所编家集。集中第一册末有徐承惠题跋云： 曩在金筑书肆购黔诗数种，得读吾郡徐氏诗，珠玉玲琅，仅见一班（斑）。今冬尚之姻世兄以所钞先世 诗文若干种送余批阅。拜诵之余，一词莫赞，唯相见恨晚而已。遐想古来才人名士诗古文词如李、杜、韩、 苏，虽有盛名，未毕绵绵翼翼，代有才人如我铜徐氏者，掇巍科，享大年，闺阁女士亦躭吟咏著作传世。又 其入黔始祖北楼先生精堪舆术，吾郡之学宫经先生改定字向后，科名鼎盛，乡人至今犹乐道之。惟诸公之著 作，藉非贤子孙多方搜罗，乌能源源本本，不致散失。信乎！莫为之后，虽盛弗传。今尚之钞成家集，行见 守家学以名世正方兴未艾云云。中华民国十三年甲子冬姻晚孙承惠拜读于京师寓庐，时年八十。 此跋中所言“今尚之钞成家集”即《铜仁徐氏家集十三种》，今存稿本皆用书口题有“铜仁徐氏家集” 朱墨字样的朱丝栏专用稿写成。集中之《宝砚山房诗集》卷二末也有徐承惠题跋，但皆未言徐承锦编《全黔 诗萃》事。以周贞亮、徐承惠对表扬徐氏家学之热忱，若徐承锦编有《全黔诗萃》，当不吝表扬。 第四，徐承锦治学严谨，却未有只言片语自言曾编著过《全黔诗萃》。徐承锦在《事略》卷首即指出， 《事略前编》系先祖徐楘所撰，《事略后编》系承锦所作。又《铜仁徐氏家集十三种》之各子集卷首皆题“某 某著，某世孙承锦汇辑”，如《北楼诗钞》下署“铜仁徐宰六北楼著，十三世孙承锦汇辑”，复有卷末题识 交代诗文来源，如《宝砚山房文集》卷八末题云：“雨芃公《宝砚山房文集》八卷、《说部杂记》二卷，未 经付梓，原本无存。锦少时在族弟处得公稿本一厚册，藏之箧笥三十余年。兹谨分类钞辑，厘为八卷，而以 《说部杂记》并入文集。原稿本有经公手批删字者，亦并存之。甲子冬十月侄玄孙承锦谨识。”可见其严谨 与不略先人之美。若《全黔诗萃》是徐承锦在徐楘《黔诗萃》的基础上编辑而成，承锦应会像编《事略》一 样有所交代，而不是在《全黔诗萃》之徐楘小传等文中屡言楘辑《全黔诗萃》。徐承锦既无一字说明，而所 有的证据则皆将《全黔诗萃》的编者指向为徐楘，可见徐承锦并未曾编纂《全黔诗萃》。且《全黔诗萃》字 里行间的书法笔迹与徐承锦手稿《铜仁徐氏家集十三种》迥异，绝非承锦所书。 上已考察清楚《全黔诗萃》的编者不是徐承锦，接下来我们要进一步证明，《全黔诗萃》的编者是徐楘。 首先，徐楘及其继室舒芳芷在其诗文中都记述了自己所亲历编辑、校订《全黔诗萃》之事。徐楘有《刘 乙垣青华闻余选<全黔诗萃>，以所著<散人吟稿>就正并呈即事写怀七律二首，因次韵答之即送其归松溪》诗。 又徐楘致其继室舒芳芷的《续悼亡诗百咏》之二十七：“海燕双栖廿四春，相随日久倍相亲。从今续集编成 日，少个香闺校字人。”自注云：“余选录《全黔诗萃》与先府君《宝研山房全集》及余《红蔗山房全集》， 卷帙繁多，皆吾妻一手编次，装订整齐，曾未假手于书坊也。”徐楘《黔南十三家诗钞序》：“此余所以有 《全黔诗萃》之选也。然《全黔诗萃》卷帙稍繁，先择其中卓然可传者数家，拔奇选胜，汇为一编，既易置 之案头，且便携于行箧。”[8] 舒芳芷则有律诗《外选〈全黔诗萃〉，余与许香卿后先同预校订编次之事，因 得列名于上，敬题七律一首以志欣幸之私》。这几条材料分别出自徐楘、舒芳芷之手，高度可信，是以知徐 楘确实亲自编选了《全黔诗萃》，并由其妻许韵兰、舒芳芷先后参与校订编次，装订成册。今此稿中存三种 书迹，抑或因此之故。 其次，《全黔诗萃》中的诗人小传后之编者按语，有的是从徐楘的视角出发撰写，于无声处说明其编者 72 铜仁学院学报 202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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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徐楘。如卷十三周起渭小传下红蔗山人按语“红蔗山人云”，卷十七李专小传后之按语作“楘按”云云。 此类按断，亦指明《全黔诗萃》系徐楘所作，与各卷卷首所题编者“铜仁徐楘选辑”合。若为徐承锦编此书， 断不会于行文间如此称其先祖名讳。 再次，徐承锦屡言其先祖徐楘曾辑录《全黔诗萃》。由表 2 知，徐承锦汇辑的《铜仁徐氏家集十三种》 之徐訚《香雪斋集》卷后及《事略前编》中“澹园公事略”之承锦题识，文略异，但皆云“鼎梅公选辑《全 黔诗萃》，录公诗为上、下二卷，凡二百余首”。又《事略前编》之“始迁祖北楼公事略”下，徐承锦于其 识语“始迁祖北楼公诗仅存六首，载《全黔诗萃》”，自注：“《全黔诗萃》为叔曾祖鼎梅公辑。”[8] 又“嫡 堂曾祖鼎梅公事略”下，徐承锦谓楘“留心乡邦掌故，搜黔人诗极博。贵阳陈松山给谏田辑补《黔诗》，得 读公所选《全黔诗萃》，为之狂喜。……选辑《全黔诗萃》《黔南十三家诗钞》《铜仁徐氏十二代诗集》”， “经咸同间兵燹散失无存。其仅存者，《红蔗山房文集》暨《全黔诗萃》，皆公手抄本，尚称完璧”。[8] 据 徐承锦所言，徐楘不仅编成了《全黔诗萃》，且此集在 1939 年时当已散佚二卷。 最后，近代学人朱启钤、金毓黻皆谓徐楘编著《全黔诗萃》。朱氏 1934 年 10 月所作《理堂公佚事补遗》 云：“《家乘》杀青将竟，铜仁徐尚之承锦出其伯曾祖徐蔗塘先生楘所编《全黔诗萃》合徐氏家集共为六十 七卷。”又谓： 按徐公如澍……长子楘字鼎梅，号蔗塘居士，为国子监生。早岁能诗，工骈文，留心乡邦掌故，搜黔人 诗极博，有《红蔗山房诗文集》若干卷。选辑《全黔诗萃》若干卷，而徐氏家集占其半，皆蔗塘先生楷书手 写，其家子孙世守之本，未尝付梓者。宣统末季，贵阳陈松山给谏田纂《黔诗纪略后编》时，借阅一过，视 为枕中鸿秘。惜《补编》所采诸诗，不及百之一二，且诗中多涉及乾嘉以来掌故及吾黔旧家遗事。余极力怂 恿尚之景印行世，以阐幽潜，庶不负其先世辑录之勤也。民国甲戌十月启钤谨记。[11]117-120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于 1936 年 4 月 9 日亦记载： 朝间徐尚之来。君原名承锦，铜仁人，以字行。其家以往十二世皆能诗，有《十二世家集》，皆君手纂， 而力未能刻。君之叔祖名楘，字鼎梅，撰集《全黔诗萃》六十余卷，亦未付刊，稿本存君手。黠（疑为“黔” 字误）人莫、黎二氏曾辑《黔诗纪略》前后编及补编，与《诗萃》大略相似，有刊本。留徐君朝餐。午后同 尚之北上。晚在徐君寓舍阅《黔诗萃》稿本。此集意在存徐氏一家之诗，所录最多，作者自撰之诗亦录入三 百余首，殊违著书之体，尚之亦以此疑之。余谓应仿《金文最》之例，凡《黔诗纪略》已刻之诗，仅存其目， 而不录其诗，其无者始录之，而其目次不变，如此则原面目不失而亦无复出之虑，且卷帙既省，刊印亦易， 已以此见贡之徐君矣。于徐氏家集中得二奉天人，可备掌故。夜宿孙寓。[12] 朱启钤、金毓黻乃近代著名学者，皆擅长古文献之收集整理，且二人与徐承锦处在相同时代，互相交往 密切，故能得以目验徐承锦手中之《全黔诗萃》的本真，他们的记载自然高度可信。 尤其是朱启钤长期关注贵州历史文献，对收集整理故土乡邦文献有巨大之功，先后编纂成《贵州碑传集》 《黔南游宦诗文徵》等巨著，对黔省文献有深入认识，更增其记载的可信度。合《事略》《理堂公佚事补遗》 而观之，则徐承锦所言“尚称完璧”的手抄本《全黔诗萃》当即朱启钤所说的“徐蔗塘先生楘所编《全黔诗 萃》合徐氏家集共为六十七卷”者，也即金毓黻所言之徐承锦藏未刊稿本《全黔诗萃》六十余卷者。 综上所述，《全黔诗萃》的编者实为徐楘，而非徐承锦。但为何今本《全黔诗萃》所收徐楘诗部分未标 注编者？《全黔诗萃》与《黔诗萃》书名仅一字之差，到底二者间是什么关系？徐楘是否在《全黔诗萃》外 另编有一部“意在存徐氏一家之诗” 的《黔诗萃》？是否“《全黔诗萃》曾为《黔诗萃》的别名”[3]110？下 第 1 期孙家愉：上海图书馆藏《全黔诗萃》稿本新考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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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笔者将就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三、编纂源流考：从《黔诗萃》到《全黔诗萃》 铜仁徐氏家富藏书，徐楘夫妇又皆有爱书、修书之好，徐楘致舒芳芷的《续悼亡诗百咏》之四十三即谓： “连屋藏书四壁秋，晓来晒晾晚来收。惜书人去无人问，蠹蚀尘封使我愁。”自注云：“家藏书籍颇多，每 值秋日晴明，吾妻帮同晒晾收拾，遇有残篇断页及脱籖落线者，即次第粘补装订，岁以为常，曾无间断，洵 闺中韵事也。”丰富的藏书和深厚的家学渊源，使得徐楘编辑《全黔诗萃》成为可能。 检阅晚清以来书志，多云徐楘辑《全黔诗萃》，而言徐楘辑《黔诗萃》者则始于较晚的《黔诗纪略补编》， 尔后民国《贵州通志》继之，李美芳则谓“徐楘辑《黔诗萃》的成书时间约在道光到光绪之间”[3]110。其实， 并没有一部独立于《全黔诗萃》外与之并行的《黔诗萃》，而是《全黔诗萃》成书过程中存在一个书名为《黔 诗萃》的雏形阶段，也是编纂《全黔诗萃》的前期材料汇编。故《铜仁徐氏家集十三种》之徐世垓《蜀游诗 草》卷后徐承锦题识云：“惕庵公诗，旧钞本共五十八首，就中采入《全黔诗萃》者三十首。又《黔诗萃》 载有《自雅州署斋偕老妻归铜仁作》一首，为旧钞本所无，计共五十九首。”今《全黔诗萃》卷二十七选录 徐世垓诗三十一首，最后一首即《自雅州署斋偕老妻归铜仁作》，可见编《全黔诗萃》所需的材料，有的确 实是唯赖此《黔诗萃》得以保存。从前引金毓黻《静晤室日记》记载可知，徐氏一家之诗已占去《黔诗萃》 的大量篇幅。此集把一地诗歌总集近乎编成一家之总集，殊违著述之体，不禁也引起了徐承锦的质疑。《黔 诗萃》的特点，也奠定了后来的《全黔诗萃》中徐氏家族诗歌占其近半篇幅的基础。从舒芳芷《吟香阁自序》 所云“道光丁亥（1827）仲秋，于归徐鼎梅夫子……维时夫子选录《全黔诗萃》《宝研山房诗集》《红蔗山 房诗集》，命余编次校订，遂得受而读之，诗学大有进境”看，《黔诗萃》的汇编应在徐楘继取舒氏前已经 完成，但其并非只是“意在存徐氏一家之诗”，这就是徐楘要编辑《全黔诗萃》的原因所在了。 在《黔南十三家诗钞序》中，徐楘明明白白地道出了编辑《全黔诗萃》的缘由，即： 余髫年即喜为诗，稍长即遍览名人诗集，自汉晋唐宋而下罔勿搜罗，以求升降盛衰之故。因得闽中十子、 粤五先生、江左三大家、岭南三家、西泠十子、娄东十子、吴中七子诸集，心窃羡之。不禁作而叹曰：海内 诗家林立，何独吾黔自明迄今四百余年之间以诗传者寥寥数人，其不幸而不传者无论已，即幸而传焉亦只传 于黔。十三郡间，尔求一摛藻秀发、含章挺生、自成一家言以知名于一世者，寂寂无闻焉。世人遂谓黔之无 诗，诗之无可传也。嗟乎，黔岂无诗乎！盖其所以不传者，其故有二：一则地处偏远，声教罕通，即有其崛 倜傥之才生乎其地，非不寄情于山水，播之为声诗，然往往过自菲薄，视古昔传人、当代名士以为天上人物， 而其所作一任其随手散去，竟自甘与草木同朽尔；一则从无选本，世鲜知之。近有傅竹庄明府《黔风旧闻录》 一书，成于暮齿，刻于后人，不独多鱼豕之讹，而且有爨桐之叹。录者未毕尽佳，佳者未毕尽录，是有选本 犹夫无选本尔。此余所以有《全黔诗萃》之选也。……然则黔何尝无诗，诗何尝无可传耶，不但使闽中十子、 粤五先生擅美于前，而且与江左三大家、岭南三家、西泠十子、娄东十子、吴中七子和其声以鸣盛于熙朝也。 愿黔人从此益肆力于诗，无以曹郐邾莒自囿于小邦，则异日必更有如晋楚之迭主齐盟者矣。[8] 徐楘编此集，即是为了保存一省之文献与文化，也是为了构建黔省文化自信的高地。《全黔诗萃》的编 纂，《黔诗萃》为之奠定了坚实的材料基础，此外还有两个重要采诗来源。一是傅玉书所编《黔风》《黔风 旧闻录》系列诗集。傅玉书开整理贵州诗歌总集之先声，徐氏继之而起，固然会以之为一大资料来源。如前 引之昙一，其诗即采自《黔风》。又如《全黔诗萃》卷一收周瑛诗十二首，小传后引“傅竹庄云：草亭先生 74 铜仁学院学报 202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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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昔人共称，然全集不可得见，仅就《通志》所载得十一首，清质古雅，称其为人。尝修《黄平州志》， 访之其家，得八景七律，如出二手，或系赝作，因只择《南楼春晓》一首。”此语是傅竹庄选周瑛诗入《黔 风旧闻录》之缘由，《全黔诗萃》又据以采入。这里不仅指明选录所据底本，还说明了选录诗作多少之缘由。 二是各家诗集之单行本。徐楘生活在贵州咸同之乱前，能见到或收藏到不少黔人别集，其诗《耀堂代郡伯借 去书籍银锁铜炉牙筯半年之久，屡索未还，寒夜灯下独坐无聊戏占七绝四首》就记载时人借书不还之事。这 些见藏诗集，也是徐氏采诗入集的重要来源。如卷十三、十四收周起渭诗二百余首，周氏小传下红蔗山人按 语云：“沈归愚宗伯《别裁集》选四首，自注：‘贵州向日未闻有诗人，又因天远无从蒐罗，故只采渔璜前 辈诗。又未得见全稿，所收从略，俟异日更增之。’其评《避风赤壁登苏公亭放歌》诗云：‘浑括，二赋笔 笔凌空。’傅竹庄《黔风》选五首，其四首皆从《别裁集》录出，只增入《屏山庵》七绝一首，诗载在《贵 州通志》，想亦未见全稿尔，且《赤壁苏公亭歌》中略易数字，便不及原诗之雄浑排忧矣。其易字处与《别 裁集》无异，当是归愚之笔，今依刻本钞本改正。”这里同时指明编者选诗的底本来源及校改依据。 在编纂《全黔诗萃》的过程中，许韵兰、舒芳芷先后参与了校订编次《全黔诗萃》之事，有功于此书。 许韵兰，徐楘之妻，据徐楘《催妆诗》其一之“远嫁妇依姑是母，老年翁视媳如孙”自注“家君时年六十有 八，余与新妇同年二十”知，许韵兰与徐楘同生于嘉庆二年（1797），又徐楘《悼亡百咏》其一：“却扇分 明忆画眉，十年赢得两心知。可怜多少衷肠话，闷对妆台说向谁？”自注云：“嘉庆丁丑年八月廿二日于归， 今弹指十年”。许氏“年甫三十而卒”，则徐楘始编《全黔诗萃》当不晚于 1827 年。从前引舒芳芷诗及《吟 香阁自序》知，徐楘编《红蔗山房诗集》等集，舒芳芷多有编订、校雠之功，徐楘《次韵和内人题〈红蔗山 房诗集〉七律二首》之一即谓之“亲手编成亲手订，感卿雅爱可能酬”。徐楘编辑《全黔诗萃》，许韵兰与 舒芳芷曾先后参与编校，对《全黔诗萃》的成书有编校之功。据前引徐楘致舒芳芷的《续悼亡诗百咏》之二 十七的自注知，其选录《全黔诗萃》《宝研山房全集》《红蔗山房全集》，皆舒氏一手编次，装订整齐，未 曾假手于书坊。徐楘于 1817 年娶许韵兰为妻，许氏亡于 1827 年，楘刊行《听春楼诗稿》以寄哀思。同年， 徐楘又继娶舒芳芷为妻，舒氏时年十五岁⑤。徐楘《续悼亡诗百咏》之二十七谓：“海燕双栖廿四春，相随 日久倍相亲。从今续集编成日，少个香闺校字人。”之三十六：“也曾朝夕劝加餐，愁见烹鲜下咽难。一语 乍闻肠欲断，含悲忍泪倚阑干。”自注云：“妻虽久病，然朝饔夕飧犹有时加餐，至六月十二日早饭肥鸡鲜 鱼罗列当前，略尝数口即难于下咽，因自叹今日嘴大喉咙小矣。余闻其言，能不相对凄然耶。”之四十一： “香风吹动纸钱灰，手奠灵前酒一杯。冉冉魂归明月下，小儿亲见入帘来。”自注云：“六月十八日月夜， 小儿亲见其母端坐如生。”又徐楘《家锦川》诗序云：“乃咸丰辛亥年六月，继室去世，而锦川即于十二月 永诀矣。”是舒氏亡于 1851 年 6 月。今《全黔诗萃》所选录之诗，时间最晚者则在次年，即徐楘《家午庄》 诗序所云“咸丰辛亥年，余继室去世……不料午庄即于壬子年二月下世”者。故由舒氏“一手编次，装订整 齐”的《全黔诗萃》当编成于咸丰初年，今此稿中避讳至清道光帝旻宁亦可证之。 徐楘家学渊源深厚，又常年侍学其父徐如澍左右，遍观各地诗文集，其在《全黔诗萃》大量收录自己及 其妻许韵兰、舒芳芷的诗作，也是有迹可循。许韵兰早亡，只是参与了《全黔诗萃》前期编次工作。逮是集 编成时，许氏亡故多时，将其诗作收入集中自然无可厚非。此集大量收录徐楘、许韵兰、舒芳芷的诗作亦当 是编者仿《铜仁府志》附录徐如澍诗作之例有意为之，即将他们的诗作附录于《全黔诗萃》后。《事略前编》 之“嫡堂曾祖鼎梅公事略”下，徐承锦即谓徐楘“诗录附《全黔诗萃》者分十五卷，凡一千八百五十一首” [8]。今《全黔诗萃》卷六十五、六十六选录流寓诗人诗作，卷六十七选录方外诗人诗作，卷首目录于此三卷 次下皆书一“附”，示为附录之作。在卷六十五前的十九卷恰好是徐楘、许韵兰、舒芳芷的诗作，即卷四十 第 1 期孙家愉：上海图书馆藏《全黔诗萃》稿本新考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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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至卷六十为徐楘诗十五卷，卷六十一至卷六十四分别是许韵兰、舒芳芷的诗各二卷。此三人诗作卷次与流 寓、方外诗人之作在编排次序上相承为一体，正可见其附录己作之意，朱启钤谓“徐蔗塘先生楘所编《全黔 诗萃》合徐氏家集共为六十七卷”之隐意亦当在此。而集中于徐楘之诗歌卷次下不书“铜仁徐楘选辑”，则 或当是讳言己作。 在贵州诗歌总集编撰上，徐楘承上启下，先后编辑《全黔诗萃》《黔南十三家诗钞》《铜仁徐氏十二代 诗集》诸集。在《全黔诗萃》成书后，《黔诗萃》这个书名乃为《全黔诗萃》所取缔，其内容也为后者所覆 盖。至此，《黔诗萃》也就此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大概因《黔诗萃》自始就是为《全黔诗萃》而作，非为 自成一书，故在徐楘及舒芳芷、许韵兰的笔下皆不见其记载。据金毓黻看，《黔诗萃》在 1930 年代尚藏徐 承锦家，后不知所踪。但在后来的文献记载中，《黔诗萃》又变成了《全黔诗萃》的简称，而见著于书志。 陈田《黔诗纪略补编》据《黔诗萃》辑录明清两代共五十九位黔籍诗人诗作凡一百一十首，今皆见于此《全 黔诗萃》中。但按徐承锦、朱启钤的记载，陈田编《补编》所见的本是《全黔诗萃》。又《黔诗纪略后编》 卷二十九之舒芳芷小传云：“氏名芳芷，字芝仙，铜仁人，同邑徐楘继室。楘辑《黔诗萃》，芝仙与有校勘 之劳。有诗纪事云‘红袖题签灯影畔，绿窗校字酒樽前’，亦韵事也。有《吟香阁诗》四卷。”[13] 陈田在《黔 诗纪略补编》题识中亦云“辛亥夏，余辑补明代黔诗，将次刊竣，铜仁徐尚之参事出其先世十二代诗集，并 其远祖楘所辑《黔诗萃》三十卷”。《全黔诗萃》卷六十四有舒诗《外选〈全黔诗萃〉，余与许香卿后先同 预校订编次之事，因得列名于上，敬题七律一首以志欣幸之私》：“黔诗五百有余年，选录精华萃一编。红 袖题籖灯影畔，绿窗校字酒樽前。琳琅大部拈针订，闺阁微名附骥传。著作会当呈御览，巍巍秘府接云边。” 合前引朱启钤《理堂公佚事补遗》观之，陈田所言的《黔诗萃》当即《全黔诗萃》。任可澄等编《[民国]贵 州通志》据《黔诗萃》节引者凡八⑥，其引据之内容今皆见于《全黔诗萃》。按此《通志·艺文志》卷十八 据《黔诗纪略后编》著录“《黔诗萃》三十一卷”知，任可澄等又是据《黔诗纪略后编》著录。可见此《黔 诗萃》亦《全黔诗萃》。 四、《全黔诗萃》著录辨析 《黔诗萃》最初只是为编《全黔诗萃》而作的资料汇编，在陈田以前未见记载，且卷次不明。随着《全 黔诗萃》的编成，《黔诗萃》也完成其使命转而变成后者的简称被记载。理清楚了两者的关系，则可进一步 对相关书目中对《全黔诗萃》卷数著录不一的问题进行辨析。李文中仅就《黔诗纪略补编》著录《黔诗萃》 卷次不一而指出“《黔诗萃》的卷数存在龃龉之处”[3]109，并未作深入辨析。今细绎各书志目录中对《全黔 诗萃》即《黔诗萃》的卷次记载，诸家的著录可分为四种不同说法。其一为前述的六十七卷说。《中国古籍 善本书目》《清史稿艺文志拾遗》《中国古籍总目》《清人著述总目》皆著录为六十七卷。朱启钤《理堂公 佚事补遗》则谓：“徐蔗塘先生楘所编《全黔诗萃》合徐氏家集共为六十七卷。……选辑《全黔诗萃》若干 卷，而徐氏家集占其半，皆蔗塘先生楷书手写，其家子孙世守之本，未尝付梓者。”[11]117-120 而金毓黻《静 晤室日记》谓《全黔诗萃》六十余卷，亦可归于此类。其二为三十一卷说。国家图书馆藏徐楘《红蔗山房文 集》抄本卷首所附徐楘小传，谓徐楘“选辑《全黔诗萃》三十一卷”，而陈田《黔诗纪略补编》卷下徐楘小 传、《[民国]贵州通志·艺文志》卷十八集部“总集类”亦皆谓徐楘辑有《黔诗萃》三十一卷。[7，14] 其三为 三十卷说。《黔诗纪略补编》卷中目录后陈氏题识则谓：“辛亥夏，余辑补明代黔诗，将次刊竣，铜仁徐尚 之参事出其先世十二代诗集，并其远祖楘所辑《黔诗萃》三十卷。余得之狂喜，亟录其溢出莫氏《纪略》之 外者十九人；莫氏有诗而未备者十五人；又参以余向所搜采者三人。黔中诗家可谓备矣。徐氏世擅风雅，尚 76 铜仁学院学报 202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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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又能好事，何可多得也。黔灵山樵识。”[7] 其四为不著录卷次说。《全黔诗萃》徐楘、舒芳芷诗注释及卷 四十六徐楘小传、《事略》相关诗人后的徐承锦识语，皆谓楘选辑《全黔诗萃》，不言其卷次。 古书著录卷次，不乏以册数记卷数者。在《全黔诗萃》稿本第三十一册封面题有：“《全黔诗萃》，前 明五本，国朝二十五本，附录一本，共三十一本。”细绎相关书志之记载，六十七卷者，固然是著录《全黔 诗萃》的实际卷数，而三十卷、三十一卷说则当是以册数为卷数，即合“前明五本，国朝二十五本，附录一 本”而载之，则为三十一卷；若“附录一本”不记入，则为三十卷。至于不著录卷次者，《全黔诗萃》徐楘 小传谓其“著《红蔗山房诗集》三十卷、《词》一卷、《文集》十三卷、《骈体文集》六卷、《考贴》卷、 《制艺》卷，选辑《全黔诗萃》卷、《黔南十三家诗钞》卷、《铜仁徐氏十一（二）代诗集》 卷，续修《铜仁府志》卷”，前几种详细著录卷数，而后几种则仅留出著录卷数的空格。窃疑， 此乃因当时《红蔗山房全集》《全黔诗萃》等集尚未编著完成而未得其卷数，故预留以待补。《事略》之信 息来源多据《全黔诗萃》采摭，故而亦从之不著录卷数，非不知其卷数。 五、《全黔诗萃》的价值与意义 《黔诗纪略后编》卷首陈田识：“搜辑国朝黔诗，自傅竹庄父子始，厥后一辑于黎伯容，再辑于莫芷升、 黎受生，中间又有铜仁徐蔗塘。余丙戌请急归，芷升以此事相属，始克竣事。他如郑子尹之《播雅》、胡子 何之《上里诗系》、赵知山之《桐故》，其采辑一郡一邑者，又不在此数。合十数人之力，阅时百年，筚路 蓝缕，傅氏为劳，而黎氏、莫氏搜采之勤，闻见之博，子尹、子偲二先生亦与有力焉。”[13] 徐楘所编《全黔 诗萃》处在一个承上启下的时间点，汇存黔中历代诗作以彰显文化之盛况，就中多涉及乾嘉以来掌故及黔中 旧家遗事之作，以至于陈田视之为枕中鸿秘。今上海图书馆所藏稿本《全黔诗萃》作为海内外仅存之孤本， 纵然编纂上存在诸多的不足，但瑕不掩瑜，不仅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而且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 第一，以诗存人，以人存诗，保存了大量明清黔籍诗人的诗歌作品及研究资料，有钩沉存佚之功。在省 级贵州诗歌总集的编纂上，傅玉书父子有筚路蓝缕之功。然傅玉书所辑《黔风》十二卷，仅收录明清两代一 百三十一位诗人诗作一千〇十二首。及傅汝怀重编增补为二十四卷，共收一百八十六位诗人之诗歌凡三千三 百六十七首，加上其续作之《黔风演》四卷所收四十四位诗人的诗一千一百〇一首，毕两代人之功所收明代 以迄清嘉庆年间之贵州诗人之诗作亦不过二百三十位四千四百四十八首。而徐楘穷一人之力所编《全黔诗萃》 收录明清诗人四百四十六位，诗歌六千余首，其中不少诗人诗作皆为《黔风》系列所不载，存人存诗功莫大 焉。如徐承锦《事略》之徐楘事略后附云：“《吟香阁诗稿》四卷，原本无存，《全黔诗萃》载入百数十首。” [8] 舒芳芷著《吟香阁诗稿》四卷散佚已久，幸《全黔诗萃》卷六十三、六十四存其诗一百七十九首并舒氏《吟 香阁自序》。《黔诗纪略补编》卷中盛仲芳小传，陈田按语亦谓：“明代黔中士大夫之通籍者专集流传十数 种，至山林石隐，足不出里闾，名不播通都，如贵阳之王樵隐、平越之盛峨山，赖徐氏《诗萃》得见一斑， 亦可珍已。”[7] 第二，编纂体例承上启下，对莫友芝等编辑《黔诗纪略》系列等地方诗歌总集的编纂有重要影响。傅玉 书父子辑《黔风》系列贵州诗集，给每位诗人作一小传并间或加编者按语以作补充说明，但于每位诗人名下 不标示辑录诗歌数量。《全黔诗萃》在继承《黔风》给每位诗人作小传体例的同时，在编者按语中增加了有 关诗集刊刻、诗文辑录来源及校勘改字所据等信息，同时于每位诗人名下注明辑录诗歌数量，这一编纂体例 为《黔诗纪略》系列诗集所继承并进一步发扬光大。莫友芝等编纂《黔诗纪略》不仅有长篇的编者按语，而 且大量辑录有关诗人的长篇行述、传记、墓表等文字及前贤时彦为相应诗人诗集所作的序跋文字。这大量历 第 1 期孙家愉：上海图书馆藏《全黔诗萃》稿本新考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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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掌故及旧家遗事之辑入不仅提供了丰富的文学、历史研究资料，也进一步巩固了莫友芝等所编《黔诗纪略》 的文学史地位。《全黔诗萃》最后三卷专门辑录流寓和方外人士有关贵州的诗歌，将流寓和方外明确划分出 来单独辑录，开启辑录整理地方流寓诗文的先声，是对《全唐诗》末卷附以妇女、方外之例的继承与发扬。 近人朱启钤编《黔南游宦诗文征》，辑录历代宦游贵州的一百五十余位文人、官吏有关贵州等西南边疆的诗 文著作为皇皇巨著。《黔南游宦诗文征》辑录最早者，是 1937 年夏由朱启钤门生北平蔡瓞生辑抄的查慎行 《慎旃集》。其实，在此之前朱启钤已于 1934 年 10 月得见《全黔诗萃》六十七卷，深知其价值所在，赞叹 之余极力怂恿刊行。因此，很难说朱启钤编辑《黔南游宦诗文征》未受《全黔诗萃》开启的辑录整理地方流 寓诗文之新体式的影响。 第三，六十七卷本《全黔诗萃》取材于《黔风》等集，是保存历代贵州诗歌最多的黔省诗集，后世新编 诗集又不乏据以删改取材者，故而此稿具有重要校勘价值。如陈田《黔诗纪略补编》据《黔诗萃》辑录明清 两代共五十九位黔籍诗人诗作凡一百一十首，今皆见于此《全黔诗萃》中。陈氏编选诗文，每每就原作加以 改易节删，不仅“增删改写诗人小传”，而且“对所选诗歌有可能故意加以删改”，对诗歌的删改，有仅变 动诗题者，有诗题与正文均有改动者，有诗题未改而改动正文者。[15] 清人孙桐生编《国朝全蜀诗钞》，其凡 例有言：“字句之疵，古人稿中间有难免，然究属瑜中之瑕，兹有就原作稍为改易节删以归纯净者。文章千 古，得失寸心，必熟读全诗与作者体格、气脉相称，方敢酌加润色，幸勿诮其点金成铁也。”[16] 陈田改诗， 其意亦然，但经其加工修改后，文字或变雅洁了，却也丢了诗的原貌。以《黔诗纪略补编》据《黔诗萃》选 录诗文与《全黔诗萃》相校，就存在较多异文。以梅建《读州守艾圃先生〈晋阳纪事诗>次韵自述》为例， 《补编》作： 在昔有唐虞，下多岳牧伍。怀襄转平成，熙熙遍率土。建也生黔南，地瘠殊天府。幼孤赖慈训，熊丸佐 勤苦。几死乃得生，欲书泪盈楮。拟与木石居，友生不我许。况值泰阶平，多士盈朝宁。奉檄暂出山，伥伥 无相瞽。所喜俗淳庞，得容官朴鲁。弦诵彻胶庠，耕凿安农圃。穰穰屡丰年，逢逢赛田祖。圣皇勤斯民，省 方遍三辅。挥翰赐群工，微贱咸拜舞。小臣无以报，努力勤字抚。[7] 《补编》取材自《全黔诗萃》。后者原作： 作睹夫何如，云风从龙虎。在昔有唐虞，下多岳牧伍。怀襄转平成，都俞岂小补。壤击而衢谣，熙熙遍 率土。建也生黔南，地瘠殊天府。幼孤赖慈训，和丸佐勤苦。不才一散木，匠石吝斤斧。戌岁补酉闱，乙科 慰延伫。回忆伶仃状，欲书泪盈楮。几死乃得生，轻出何若处。得为松菊主，妻孥咸笑迂。友生不我许，谓 余历艰辛。母望同断杼，壮若不入官。少胡为服古，疾固禀圣言。石隐安足诩，况值泰阶平。多士盈朝宁， 自伤失学儿。浅藏非良贾，子道重显扬。转虑讬空语，奉檄暂出山。伥伥无相瞽，百里寄一身。恐惧难覼缕， 所喜俗淳庞。得容官朴鲁，玄诵彻胶庠。耕凿安农圃，穰穰屡丰年。逢逢赛田祖，更得降甘露。夜起见天乳， 圣皇勤斯民。省方遍三辅，銮辂次晋阳。欢迎香万炷，逋税罔不蠲。遗贤罔不举，挥翰赐群工。微贱咸拜舞， 小臣无以报。只知民是抚，逢此尧舜君。孰忍思衡宇。 两相校对，不仅有字词上的差异，《补编》删去了原诗近一半的篇幅。《全黔诗萃》此诗又源自傅玉书 《黔风鸣盛录》。《诗萃》之所以会出现一个有违律诗体例的单句，检之《黔风鸣盛录》则拨云见雾，乃是 《诗萃》摘录时在“轻出何若处”后遗漏了“拟与木石居”一句。 第四，家族文学与地域文化史研究价值。在贵州历史文化发展过程中，向来被四方论者视为僻壤，而未 尝征引重视之。钱理群曾说：“在现代中国文化的总体结构中，贵州文化也是一种弱势文化，也就会面对‘被 78 铜仁学院学报 202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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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写’或根本被忽视的问题。这正是许多有识之士痛心疾首的：人们对贵州岂止是陌生，更有许多误会与成 见，并形成了有形无形的心理压力；而黔人的‘自我陌生’则造成了文化凝聚力的不足，更是贵州开发必须 解决的精神课题。”[17] 透过《全黔诗萃》这类诗集，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明清贵州文化蓬勃发展之力，也可以 看到一种强化乡土意识、族姓观念与家族文学传统的表现，是解决贵州开发之“精神课题”的重要材料。 徐雁平先生在《清代世家与文学传承》中指出，“一邑一乡文学面貌的呈现及其文学的传承，多依赖于 当地一个或几个文学世家的生发；地方性诗歌总集的编纂体例与意图，在整体客观合理的前提下，编纂者可 以运用一些编选策略，显现家族的文学传统，表明该家族在一地的重要位置。”[18] 《全黔诗萃》是这一地方 性诗歌总集编纂体例与意图的集中体现。它不仅选录大量明清贵州诗集，也保存了铜仁徐氏十一世诗人的大 量诗作，弥足珍贵。可以说，《全黔诗萃》既是一部通代的贵州诗歌总集，也是一部铜仁徐氏家族诗歌总集。 通过对《全黔诗萃》及徐氏家族诗文集的研究，一方面可以深入挖掘探讨西南边省文学、文化之发展特点； 另一方面也可以探讨一个绵延三百余年的文学世家的家学是如何形成，形成以后如何持守与传承等问题。 注释： ① 载钱仲联著：《梦苕庵清代文学论集》，齐鲁书社 1983 年版，第 138 页。 ② 此条引据业师杜泽逊先生所编著尚未出版的《清人著述总目》。 ③ 据王者香等的《黔东文化古村茶园山庄与铜仁徐氏》一文介绍，铜仁徐氏家谱资料尚有《铜仁徐氏宗谱》，记自秦朝徐福 以下至今七十二代家族世系连绵不断，迁徙代序井然。惜未见此谱。 ④ 此引自上海图书馆藏稿本《全黔诗萃》。以下凡引自此稿者，皆不复注释引文出处。 ⑤ 徐楘致舒芳芷的《续悼亡诗百咏》之五：“沉沉别院起笙歌，静夜幽居趣更多。少妇偏知诗有味，枕边灯下自吟哦。”自 注云：“妻年十五于归，喜读唐诗，与余玩月观花，挑灯听雨，讲解言谈，时有领悟，以故识字虽不甚多，而出口便有诗 意。《看东山》云：‘人家如在翠微间，深掩柴关尽日闲。暮暮朝朝看不厌，苍然惟有一东山。’《过六家洞小憩爱其风 凉口占》云：‘石上清泉泻，林深尽绿苔。筍舆刚歇下，便有好风来。’皆佳句也。” ⑥ 《[民国]贵州通志》言及《黔诗萃》者凡八：《人物志四》侯位传下云：“按：《黔诗萃》载有位作七绝一，曾采入《纪略 补》。”（p9960）《人物志五》黄爕传下引《黔诗萃》云：“爕，字立亭，九岁补弟子员。时仁和相国孙文靖督学黔南， 亟赏其文，呼之曰‘黄九龄’。开府、监司争识其面，名噪一时。《黔诗萃》。”（p10994）《人物志五》徐懋德传下引 《黔诗萃》云：“訚，号西樵。《黔诗萃》。”（p11134）《人物志五》徐楘传谓之著有“《黔诗萃》三十一卷”（p11137）， 又《艺文志》卷十八据《黔诗纪略后编》著录：“《黔诗萃》三十一卷、《黔南十三家诗》，清徐楘撰。《黔诗纪略后编》。 陈田《黔诗纪略后编》：楘早岁能诗，工骈文，留心乡邦掌故，搜辑黔人诗极博。考其时代，在傅氏父子之后，子偲伯容 之前，随父雨芃宦游京师，博文好事。谢君采《雪鸿》一集，傅氏及郑、莫二先生无一得见，楘能举其卷数，并及刻诗者 里贯、姓氏。（《黔诗萃》：谢三秀《雪鸿堂集》四卷，门人天台高存恕、林承轩校刻。）子偲重刻谢集时，谓陈伯玑诗 慰所采朱竹垞《诗综》所录，江浙藏书家必有留遗者，冀一遇之，而孰知近在里閈耶。”（p12566）《艺文志十五》据《黔 诗萃》著录：“《朱英堂集》，清费以矩撰。《黔诗萃》。”（p12360）《艺文志十五》据《黔诗萃》著录：“《东村诗 钞》八卷，清洪其哲撰。《黔诗萃》。”（p12391）《艺文志十八》著录：“《吟香阁诗》四卷，清舒芳芷撰。《铜仁府 志》。按：芳芷，字芝仙，铜仁人，适同邑徐楘为继妻。楘辑《黔诗萃》，芳芷与有校勘之劳，有诗纪事云‘红袖添香灯 影畔，绿窗校字酒尊前’，亦韵事也。”（p12544）《古迹志十三》著录：“茶园山庄，在府城外为徐副使以暹国变后隐 居之所。《黔诗萃》。”（p13229）以上皆引自任可澄等纂《[民国]贵州通志》（贵州人民出版社，2020 年影印本），每 条后以（）标明所在页码。 第 1 期孙家愉：上海图书馆藏《全黔诗萃》稿本新考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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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地域·战争：《黔中魂》的“史诗”性呈现 邱桐 （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贵州贵阳 550001 ） 摘要：《黔中魂》以宋蒙战争为历史背景，讲述了当时处于黔中大地的“思田播杨”两 家协助南宋朝廷抗击蒙古入侵的故事，呈现出一幅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其中的“史诗”性特 征鲜明，具体体现在：主人公的英雄塑造、地域文化的多样呈现以及战争叙事的启蒙性思考。 关键词：《黔中魂》； “史诗”；英雄；地域；战争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639 (2024) 01-0081-06 《黔中魂》是贵州青年作家侯乃铭于 2021 年出版的心血力作，是一部长达 50 多万字的长篇历史小说。 该作以宋蒙战争为历史背景，讲述了当时处于黔中大地的“思田播杨”两家协助南宋朝廷抗击蒙古入侵的故 事，涉及政治关系广泛——蒙古与欧亚、宋与金、蒙古与金、宋朝廷与地方、蒙古内部、宋与蒙古等，涵盖 历史文化多样——教派文化、地方文化、权谋战术等，尤其是对古黔中的多方位呈现，可以说是贵州历史的 一面“镜子”。作家无论是对宏观世界的把控，还是对微观细节的处理，都十分成熟，引人入胜。 《黔中魂》的“史诗”特征十分明显，作家通过对宋蒙战争的“史诗”性描绘，向我们展现了一幅气势 恢宏的历史画卷。谢廷秋在《序》中评价道：“小说《黔中魂》是一部史诗性作品，史诗其实就是史、思、 诗的统一，即史的真实性、思的深邃性和文学的感染力的统一。”[1]3 更具体一点来看，该作的“史诗”性还 体现在主人公的英雄塑造、地域文化的多样呈现以及战争叙事的启蒙性思考上。 一、史诗英雄的“通过”式成长 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居住着 56 个民族，每个民族都有属于自己的文化、习俗、精神，也创作了大量 的民族史诗，如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苗族史诗《亚鲁王》、彝族史诗《支格阿鲁》等，这些史诗大多都 是将民间故事或叙事诗进行搜集、整理后再创作而成。因此，我们在文学中常讲到的“史诗”也属于此类文 学题材，内容为民间传说或歌颂英雄功绩的长篇叙事诗，涉及的主题包括历史事件、宗教或传说等。在民族 史诗中，我们可以看见一个个民族英雄的登场，如格萨尔王、亚鲁王等等。贵州诗人李发模虽然不是仡佬族， 但其也创作了仡佬族纯文学“史诗”——《呵嗬》，其中决心“冲洗世道肮脏”的主人公山蛮也是一个英雄 的存在。同时，史诗中的所有事件、人物都围绕着主要英雄人物展开，不仅增强了史诗的整体叙事效果，而 且强化了史诗的艺术色彩。黑格尔就曾指出：“特殊的史诗事迹只有在它能和一个人物最紧密地融合在一起 时，才可以达到诗的生动性。正如诗的整体是由一个诗人构思和创作出来的，诗中也要一个人物处在首位， 使事迹都结合到他身上去，并且从他这一个形象上发出来和达到结局。”[2] 收稿日期：2023-07-20 作者简介：邱桐（1994-），男，贵州贵阳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第26卷第1期铜仁学院学报 Vol. 26, No.1 2024 年 2 月 Journal of Tongren University Feb.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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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中魂》虽然是一部小说，但作为土家族的侯乃铭或许是受到了民族史诗的影响，他笔下的主人公白 砚具有明显的史诗英雄特质，如世俗性、全才性、宗教性、普世性和诗性等等，并且是通过人物经历的动态 发展变化而逐渐“激活”。正如彭兆荣教授所言：“史诗其实就是仪式的记录，或者说是仪式的一部分。”[3]52 其中，时序性仪式是人类最基本、原始的一类，即根纳普所谓的“通过仪式”。根纳普认为：“任何社会里的 个人生活，都是随着其年龄的增长，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过渡的序列。”[3]38 有的学者把神话和史诗中的 英雄生命分解为八个部分，形成一个完整的“生命圈”，分别是“生、入世、退缩、探索或考验、死、地狱 生涯、再生，最后达到非自觉的神化或新生”[3]92，而白砚的成长模式正好是一个完整的图解。 （一）世俗性与全才性：世俗的心性，智勇的显现 小说对于白砚的“生”没有过多介绍，只是在第二章提到了他自出生以来就从未见过生父，自幼就被义 父元好问抚养长大，直到十岁时被送到终南山全真教学道。白砚的“入世”也要从第二章说起，在听闻蒙军 要攻打金朝首都汴梁后，担心义父及其家人安危的白砚便辞别终南山，独自一人来到汴梁，回到元好问家， 也因此知晓了生父白桦的事迹，我们也从中发现白砚是一个结巴。在第三章中，元好问给白砚看了白桦的血 书，白砚也知道了父亲的方略，并随即结识了前来拜访元好问的完颜彝和严仲，极想目睹忠孝军的雄风，于 是他当晚就偷偷溜出了元府，连夜奔赴邓州，正式拉开了自己的“入世”之旅。到了第四章，汴梁城破，乱 臣贼子崔立领着蒙古先锋官朝皇宫而去，要将大金宫中的女眷尽数献给敌军，其中就有太后和徒单皇后。值 得注意的是，在面对太后和徒单皇后可能遭受玷污的问题时，元好问与白砚所处的角度截然不同，元好问哭 喊道：“我大金的太后、皇后，皆是万金之躯，岂能让那些蒙古蛮子玷污了去！”[4]124 显然，在元好问心中， 太后和皇后代表大金的颜面，他的担忧是针对于国家层面。而白砚一听元好问说到皇后，“脑海中立刻就浮 现出了徒单皇后那端庄秀美的身影”[4]124，于是他不顾自身安危，紧握星陨剑前去营救，并且杀了崔立，可 见白砚的“勇敢”更多是出于私心，他当时的心性也较为冲动，体现出早期的世俗性。直到得知完颜彝的复 国心愿以及重阳祖师的第二道遗训后，在面对遭受各种酷刑的完颜彝时，一连几日险些拔剑冲上去的白砚选 择了“退缩”，强压住心头的怒火。这里的“退缩”并不是白砚成长路上的倒退，反而是以退为进，证明他 磨炼了自己的心性，学会了隐忍。第五章，白砚在严仲的陪同下找到了完颜彝的《破虏策》，开始踏上前往 黔中的路程。无论是第六章中写到白砚经历千辛万苦终于寻到思、播两地，还是第七、八章中写到杨价带领 播州军支援阳平关并以身殉国，均是属于白砚“探索或考验”的部分。在此期间，他做了播州军的军师，凭 借对蒙军战术的熟悉，出谋划策，协助播州军于“青野原之战”中击退阔端的五万蒙军，又于“阳平关之战” 中先后抵御汪世显率领的六万蒙军以及阔端、合失率领的八万援军，最终成功阻挡了蒙军在巴蜀大地上前进 的铁蹄。这次的保卫战也是白砚正式参与的抗蒙首战，获得大捷，他的心中所愿也有了初步的实现。这个阶 段，也是白砚全才性的显现，不再像早期一样只知“勇”，而是学会了运筹帷幄，是“智”与“勇”结合。 （二）宗教性：对佛道儒与《春秋》大义的新理解 一般故事的情节自此后就逐渐进入高潮，主人公的发展会一帆风顺，但是《黔中魂》作为一部具有史诗 特征的小说，主人公需要经历的必不可少的一个“通过”仪式便是“死”，正所谓“向死而生”，“当你无限 接近死亡，才能深切体会生的意义”（海德格尔语）。当然，侯乃铭笔下的白砚经历的并不是拘泥于表层意义 ——生命的“死”，而是上升到精神层面上具有形而上意义的“死”。故事情节发展到第九章时，时间已经到 了 1247 年，距离“阳平关之战”已过去将近 11 年，小说以富有悬念的形式交代了白砚和田景贤的“回归”， 而对白砚语言表达的前后对比尤其引人注目，田应丙对于“数年不见不知先生言语为何能如此……如此这般 流利”[4]288 的疑惑也是读者心中的疑惑，为何此时的白砚不再口吃？后面通过田应丙和白砚的对话，我们知 82 铜仁学院学报 202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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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了白砚遇到吐蕃萨迦教派领袖萨班法王的经历，尤其是与法王的侄子及传人类吉的交谈，让从小接受佛道 儒三教合修思想的白砚有了新的认识，同时对《春秋》大义有了新的理解，他的纠结与疑惑得到化解，自然 而然不再口吃，至此白砚正式“激活”自己身上体现的宗教性，迎来一个巨大转折。十一章中，李志常辩经 结束后回到终南山，向白砚与冲虚转述过程，也再一次证实了类吉（即八思巴）所言，佛道儒三家不是完全 相通，而是相容，应当争奇斗艳，互相争鸣，才可生生不息、方能永葆文脉。可见全真教虽然以佛道儒三教 合修为自己立身之根本，却并没有深谙其道，对于中原儒家思想的理解甚至比不过吐蕃僧人。交代完后事之 后，李志常溘然长逝，他的去世隐喻着白砚旧思想的“死”，更预示着天下大势的走向。 （三）普世性与诗性：胸怀大同之世，精神传承世代 从第十四章开始，小说情节便发展到了“钓鱼城之战”，本欲偷袭的王坚一行人因为白砚的过失导致功 败垂成，白砚为了弥补过失，独自一人断后，被蒙哥生擒，开启了一段“地狱生涯”，面对毒打与威逼利诱， 他也不屈不挠、无所畏惧。这是白砚第一次如此近距离接触蒙军，正因为这次如“地狱”般的经历，白砚从 八思巴和董文蔚口中听说了忽必烈，知道他是一个认同儒佛之学，且大力启用汉臣的领导者，与腐败昏庸的 大宋朝廷形成鲜明对比，再次暗示历史趋势。随后在第十六章，白砚与冲虚北上窝阔台汗国，亲自见证了忽 必烈的为人，心中赞许道：“这忽必烈虽是胡虏，但却能如此这般明察秋毫明事明理，的确是难能可贵！比 起坐在大宋朝堂上那位庸主真不知要强上了多少。”[4]521 足见白砚的思想又发生了进一步变化，也真正认同了 如八思巴后面所说的“终有一日中原人会教会这诸多族裔‘仁义礼智信’，到那时无论大元、吐蕃、大辽、 大金都皆是‘华’了，那便是众生普度的大同之世！”[4]524 他也相信忽必烈能够实现这样的愿景，以至于后 来阿伊法拔出匕首再度朝忽必烈刺去时，这位“绝不投靠胡虏”的炎黄子孙白砚会出手相助，扔出石子替忽 必烈挡下这致命一刺，此时的白砚即获得“再生”——具有普世性特质，他不再从自己的角度出发，而是心 系天下百姓，愿忽必烈当真能做个善待苍生的好皇帝，开创大同之世。最后在终章，作者没有再以白砚的视 角叙述，而是通过隐线主人公阿伊法年迈时的视角，引出在常丰县三江交汇处打捞上来的代表佛道儒的三尊 铜人，象征着白砚已“达到非自觉的神化或新生”，完成了生命的八个“通过”仪式，将“民族融和”的思 想永留于黔中、永留于世，而“铜岩”也成了当地的精神象征，“后世官府时常会安排些说书人在楼阁之上 大讲思播田杨与三尊现世之传说故事”[4]600，并且在“之后数百年间，铜仁府以及辖下诸县便是文人墨客辈 出” [4]600，足以彰显白砚的诗性色彩。 正如作者自己所说：“我是将白砚这个人物作为这部小说中中华文化和思想的一个象征与寄托来塑造 的。”[4]610 因此，他给白砚赋予了民族史诗英雄的成长模式，让他在一次又一次“通过”仪式中历练，逐一“激 活”史诗英雄的特质，不仅营造了故事的悬念性，提升了读者阅读时的代入感，身临其境地感受到白砚的思 想流变，更增强了整部小说的英雄“史诗”特征。 二、黔中大地的地域性呈现 974 年，土著首领普贵以矩州归顺，宋朝敕书中称“惟尔贵州，远在要荒”，为贵州之名最早记载，以至 于贵州长期以来都被打上“蛮荒之地”的标签。“很多外地人一说到贵州省就会想到‘夜郎自大’和‘黔驴 技穷’两个充满贬义的典故，以至于许多贵州人在外地人面前都觉得自己低人一等，没有任何文化自信可言。” [4]610 然而，小说《黔中魂》力求站在史的真实性角度，通过白砚的视角带我们一览宋蒙时期黔中大地上多样 的地域性文化。作者选择以白砚作为单一视角推进叙事的手法十分巧妙，尤其是当外地读者跟随白砚的视角 来到黔中大地时，代入感十分强烈，因为白砚作为土生土长的中原人，他心中对于贵州的印象，也相当于现 第 1 期邱桐：英雄·地域·战争：《黔中魂》的“史诗”性呈现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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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地人眼中的贵州，以至于他与严仲、张绣儿进入常丰县后，会惊叹“这武陵山脉的深处竟会有一处如此 这般的汉人居所……如此安宁祥和、欣欣向荣的中土街市”。到达播州后，让他们没想到的“竟是一条宽敞 的官道铺在山岭之间”。 首先，小说对贵州的地理空间、民俗风物进行了“群像”式的介绍。小说中出现的贵州地名俯拾皆是， 作者尤其擅用诗词加以描绘，如在介绍安夷县和舞阳河时，作者赋予“九山抱一水，一水分两城”的美誉； 在介绍石屏山时，作者借用田景贤之口叹道：“石崖绝壁数千仞，端直苍阔如屏风。”可见作者的诗词底蕴深 厚，用在其中，增强了感染力与画面感，达到了如谢廷秋教授提出的“情节+诗词＞2”[1]4 的效果（这里可看 作“环境+诗词＞2”）。同时，小说中出现的贵州特色饮食也数不胜数，如王嚞和马玄宝到思国公府拜会田少 卿时，思国公府以杀猪肉和烈酒作为招待，而杀猪肉俗称“庖汤”，油而不腻，肉质鲜美，再配上苗乡的烈 酒，两位道士都喝醉了，全然没有了仙风道骨；白砚三人来到常丰县的青浪街时，一连买了十几个马泡—— 一种色泽金黄香酥可口的小食，也称“油粑粑”。白砚、严仲和冉璞来到銮塘书院时，田兴隆招待他们喝的 是思邛山上的翠峰茶，一时之间让白砚只觉茶香扑鼻，入口瞬间更是唇齿留香……如果说这些饮食只是如“展 览”式的出场，那么天下第一酒“风曲法”（今茅台）的意义可谓十分重要。白砚为了争取王志坦给田言治 疗头疾，抓住王志坦好酒的特点，献上两罐“风曲法”以示谢意，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也通过王志坦的 反应突出茅台的清香与罕有。此外，小说还多次介绍思播两军行军打仗时的特色，如在写出征前的誓师仪式 ——傩祭时使用了大量笔墨，誓师时会有一高一矮两名傩师并肩上台，高个子傩师会将握着的铁钉贯穿大公 鸡的鸡头，且正好扎入桃木剑剑首八卦图正中央，接着矮个子傩师会猛地拔掉铁钉，大公鸡会被甩出三四丈 远，之后神奇地复活，这个情节又给贵州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极具地域性色彩。其中傩师的唱词也富有 方言特色，如矮个子傩师所唱“前头挑挑鬼脑壳，后头挑挑鬼骨头”中的“脑壳”，就属于贵州方言，指“头 部”。又如思州军在传递消息时会使用蜡丸，蜡丸若是红色就代表是好消息，若是黑色就代表是坏消息。 其次，小说对贵州的少数民族文化也进行了多方面的呈现。其中涉及笔墨最多的便是苗族，与思州田家 的牵连甚多。田应丙打破田杨两家嫡长子与嫡长女相互通婚的传统，私自与黑苗族老巫师的女儿柏凤凰生下 一子，即田景贤，随即招来了思苗之间长时间的斗争。为了解决这场纷争，白砚与田言协助忠胜军，刚进军 营便发现兵士们各个面色惨白，田言随即道出黑苗人擅用蛊毒的特点，并通过寻找克制其毒性的药物加以解 毒。随后，在众人商讨如何攻取务川之时，吴谋直言强攻血拼，而田言道出黑苗族“血亲复仇”的传统，即 若黑苗人被外族人所杀，那被杀者的所有血亲都会拼了性命为其复仇。在得知龙凌是个女子后，田言又指出 黑苗王继位的传统，即苗王若到了四十岁还没有成年的子嗣，就必须让出苗王之位。田景贤与龙凌的成婚， 也打破了思州“不准脱汉入苗，不准和苗人通婚”的祖训。小说还特意描绘了苗王给予女儿的嫁妆，无论是 镶嵌了二十四幅大小一致的黄铜镂空浮雕的喜床，还是新娘身上布满大大小小银制坠饰的装束，都别具一格。 除了苗族之外，乌蛮族建立的罗氏鬼国也是小说重点刻画的少数民族之一。相比较苗族来说，这个民族更加 落后、野蛮，他们自古以来都在乌江南岸的炬州、姚州一带活动，这里的女子地位卑微，只负责照顾和生养 后代，为了方便哺乳皆是袒胸露乳，死后会被土葬，但不会有坟碑，以至于穆夫人在与鬼主商议获胜条件时， 会主动为乌蛮女人们争取权利。 最后，小说使用了大量笔墨介绍思田播杨两家在贵州历史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如田兴隆在思州开 办銮塘书院，秉持儒家思想，通过教书育人实施教化，正如书院对联所写“扩黔中之开化必传儒，继往圣之 绝学乃兴邦”；又如播州原来内乱了数十载，在杨价及其父亲的治理下获得了数十年的太平；等等。尤其令 人瞩目的是，“思州田氏”和“播州杨氏”两家虽然地处黔中，却并没有偏安一隅，而是在关键时刻挺身而 84 铜仁学院学报 202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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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协助南宋对抗蒙元，让当时横扫欧亚、不可一世的蒙军铁蹄止于阳平关，止于钓鱼台。 要而言之，《黔中魂》对于贵州的地域性书写，印证了贵州的历史是各少数民族相互融合、共同缔造的 历史，对于“思田播杨”两支军队光辉历史的“史诗”般呈现，强有力地增强了贵州的文化自信。正如作者 自己所说：“这份辉煌与荣光是我们贵州人民的先祖以勤劳、智慧、汗水、勇敢、鲜血和生命铸就的，理所 当然值得贵州为之铭记和骄傲。”[4]610 三、战争叙事的启蒙性思考 《黔中魂》作为一本以宋蒙战争为背景的历史小说，其中必不可少的就是战争叙事。纵观全书，涉及到 如青野原之战、阳平关之战、马鞍山之战、大渡河之战、安夷县之战、钓鱼城之战等大大小小多场战役，还 包括各种夜袭、行刺等行动，展现了成熟的战争经验和谋略智慧。作者在写战役之前，“都会事先找来最原 始的作战地图，然后配合相关的历史文献对战争双方的心理、战略、战术等进行分析、推理和模拟。《孙子 兵法》《纪效新书》《练兵实纪》这三部兵书很多年前我都已是烂熟于心”[4]609，因此，这部小说是可以当作 “兵书战策”来读的。如阔端在进攻屯田坪时，使用“围点打援”的战法，企图以赵彦呐为饵，将宋军西线 的各路精锐吸引而来，尽数歼灭，可惜之后被白砚破解；播州军与利州军前往阳平关的路上，白砚看见四周 茂密的山林，献上一计火攻——放火烧山，一把火就可断了蒙古军粮道；在镇守钓鱼台时，田言在小天池中 养鱼，向王坚献策用这些鱼来扰乱蒙军军心，正所谓“攻心为上”，用一招心理战术打击了蒙军士气；等等。 这些战争叙事的艺术表达，淋漓尽致地使我们感受到了“兵书战策”的气息。 然而，文学意义上的战争叙事显然不能停留于“兵书战策”的“谋略学”层次，因为战争本身是一个包 含复杂意蕴的宽泛概念，它常会与其他因素相互牵连，诸如生命、情感、道德、价值观等等。因此，《黔中 魂》里的战争叙事可以说是具有“史诗”性的，因为其更大价值在于引出了战争背后一系列形而上的启蒙性 思考。在这方面，《黔中魂》中的战争叙事就十分具有代表性。有战争就必然会有牺牲，有牺牲就必将和人 的血肉亲情发生冲突，因此，战争与人性有时是矛盾的，这也是战争逻辑的一种两难，在田景贤身上体现尤 为明显。在即将抵达钓鱼城之前，田景贤找到白砚和田言夫妇商议，他自己不去钓鱼城，带兵留守重庆，面 对白砚的疑惑，田景贤立即起身跪在白砚夫妇身前，道：“师父，小姑！我田景贤绝非贪生怕死之人！只是…… 只是此去钓鱼城实在凶险，若钓鱼城破，我田景贤死不足惜！但凌儿与我那对孩儿，我……我实在放心不下！ 也割舍不下！”[4]445 无论是从前面的情节，还是从这段语言描写中，我们都深知田景贤不怕牺牲的决心，但 是他作为丈夫、父亲的责任也在拉扯着他的心，这种并置给人一种抉择的两难，以至于在之后的夜袭动员中， 当王坚、穆夫人和王立都已决定以身涉险时，作为思州一方代表的田景贤却一直保持沉默，最后由白砚前去。 对于田景贤的做法，作为读者的我们可能会站在道德制高点加以批判，而作者却做了独特的处理，以白砚的 角度给予阐释：“白砚知道自己这个徒弟本不是贪生怕死之徒，只是如今身系一州安危，两个孩儿也还幼小， 他定是不愿前去跟随王坚涉险的。”[4]463 更为巧妙的是，当回到住处时，白砚从田言口中得知她已有两个多 月的身孕，这也致使白砚在宝钟寺时心神不宁，最终导致夜袭功亏一篑。由此可见，作者在塑造人物时是有 独到性的，即便是有“史诗”英雄成长轨迹的白砚，也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人”，在面对大是大 非的问题时，也会受到血肉亲情的影响，而不是遵循完美的英雄主义者。无论是白砚，还是田景贤，他们的 独到性归结到一点，就是战争与人性难分难舍的牵连扭结，导致了一种难以控制与预测的矛盾状态。作者意 在借此引发有关战争与人性关系的深度思考：战争催生出的英雄是否就只剩下了“大无畏”的理性躯壳，就 应该如同伟岸的雕塑般徒具展览的价值？英雄主义不能建立在压抑人性的基础之上，我们要允许英雄具有对 第 1 期邱桐：英雄·地域·战争：《黔中魂》的“史诗”性呈现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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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基本人性的诉求。 另外，强调“忠君爱国”是战争叙事的一个鲜明主题。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可谓是“家国一体”，而一 国之君就是一家之长，维护家长（君王）的权威就是维护家庭（国家）的稳定，正所谓“君为臣纲，父为子 纲”。于是，在封建社会的道德观念中，君王在则国家在，忠于君王就是忠于国家，无论君王个人品质好坏， 无论君王的权力是否被架空，为人臣者必须服从君王（有时是权臣）的一切意愿，否则就是对国家利益的背 叛。“所谓‘愚忠’就是对皇权的绝对崇拜，其结果往往酿成国家和个人的悲剧。”[5] 在《三国演义》中，除 了赞颂如诸葛亮、关羽等真正意义上的忠臣外，也对“愚忠”的代表臣子们表示理解，如袁绍帐下的河北谋 士田丰、沮授和审配，他们的谋略不在曹操的谋士之下，只可惜袁绍不纳忠言，自恃地广兵强、粮食充足， 又听信郭图等人的谗言，最终导致兵败官渡，而这三人至死也没有投降曹操。他们作为臣子，不问君王是否 贤能，誓死尽忠，对他们的“愚忠”之举，小说一概给予了肯定。在《黔中魂》里，“愚忠”一词也频频出 现，而白砚对“愚忠”的态度也随着自己的成长而变化。在面对欲行刺蒙古大汗的白砚时，李志常说道：“为 师以为‘风萧萧兮易水寒’乃是匹夫之勇，为一个将死之国徒送了性命那也不过是愚忠罢了。唯有……唯有 如你父亲那般为我华夏之存续而殚精竭虑方为大义！”[4]147 面对李志常的肺腑之言，此时的白砚也只是隐约 明白了些什么，他对于“愚忠”的行为还只是有着初步懵懂的认识。直到他历经种种磨炼，不断进行“通过 仪式”，在面对因为“愚忠”而死的严仲时，他的认识就得到升华：“后来白砚听阿伊法说起那严仲赌上声誉 与性命捍卫的那位完颜晖，不过只是个整日里只知道喝酒、玩女人的浑浑噩噩之徒后，便感到心中悲愤万分， 对严仲的愚忠更是难以认同了。”[4]535 可见，此时白砚对“愚忠”有了新的认识，是一种斩钉截铁的不认同， 这也呼应了前文他救忽必烈之举。《黔中魂》通过白砚的视角把“愚忠”问题再一次提出，带给读者启蒙性 的思考：“愚忠”与“爱国”之间其实具有本质上的区别，“民众景仰岳飞们的爱国精神通常连同他们的‘愚 忠’行为也一并包容在内，也许，黎民百姓压根就弄不懂愚忠皇帝和爱国之间有什么不同”[5]。这也着实体 现出作家对于战争叙事的解剖深度，也预示昏庸腐败、不思进取的金与南宋，终究会被认同儒佛之学且大力 起用汉臣的元所取代，归根结底也再一次指向民族融合的主题意蕴。 四、结语 作者对于史诗“英雄”的塑造、地域文化的多方面呈现以及战争叙事的启蒙性思考可谓十分成功，也成 为这部小说的亮点，使其具有可以深挖的多角度空间。《黔中魂》这样一部“史诗”特征鲜明的长篇历史小 说的出现，将战争书写同民族、历史书写有机结合起来，可以说是作者侯乃铭的新突破，也是贵州文学的新 成果，不仅让“外地人”重新认识眼中的“蛮荒之地”，更让“本地人”树立起文化自信，会以家乡土地上 曾出现的这一段光辉历史而自豪！同时，“战争小说应该努力去解决精神性的命题。一个国家民族若想长久 地存在下去，他们必定要提供一种如何去面对现实世界的精神性的解决方案。这些解决方案从他们的生存历 史中取得，又指导着他们面对新的历史”[6]，而作者通过对白砚、黔地和战争的“史诗”性呈现，不仅是对 精神性命题的追问，还是对国家民族精神核心内容的最好解答。 参考文献： [1] 谢廷秋．序[M]\/\/侯乃铭．黔中魂．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21． [2] 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134． （下转128页） 86 铜仁学院学报 202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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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与管理学】 制度环境、管理者过度自信对成本粘性影响研究 羊琴 （池州职业技术学院经济与管理系，安徽池州 247100 ） 摘要：选取 2018 年至 2021 年沪深 A 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研究管理者过度自信与成本 粘性的关系，并进一步考察在不同市场化进程和法治水平的情况下，这种关系是否存在差异。 实证结果表明：管理者过度自信可能会导致错误的成本决策，加剧公司成本粘性；而外部制度 环境的改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管理者过度自信造成的成本“粘性”加剧问题。这对于完善 我国的职业经理人市场、强化对企业管理者的全面素质管理、改善绩效评估和薪酬管理体系、 加强法律制度建设与人才培养具有深远的意义。 关键词：成本粘性；管理者；过度自信；制度环境 中图分类号：F272\/F27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639 (2024) 01-0087-11 一、引言 我国的企业环境相较国外有自身的特色，国外的经济理论置于国内的环境下未必成立。作为一个幅员辽 阔的国家，我国拥有 34 个省级行政单位，其下又分布着繁多的城市和地区。不同地区适用的地方财政政策 存在些许差异，地区之间的资源分布也不同，加上多年累积的发展差距的影响，使得我国不同地区之间的市 场化程度有很大差距。目前，会计界许多课题的研究都已经将“制度环境”这一反映外部宏观影响的因素纳 入考虑范围，如韩岚岚[1]对过度投资行为的研究，徐玉德等人[2]对内部控制自我评估的研究，全怡、陶聪[3] 对审计供求和审计治理的研究等。公司所处的制度环境是广义的公司治理环境的基础，会影响管理者的决策 行为，因此也是影响公司成本管理效果不可忽视的因素。传统的成本性态理论认为，在理想生产环境下，成 本的边际变化与业务量不相关。但是，现实世界中成本是存在“粘性”的，即成本在业务量下降时减少的幅 度小于其在业务量等量上升时增加的幅度。虽然已有学者针对成本粘性的存在性、粘性的产生原因以及影响 因素等问题展开初步研究，但并没有得到完全一致的结论。成本粘性的影响因素非常复杂，主观因素方面主 要包括企业管理者的决策行为。随着心理学理论的引入，“理性经济人”假设受到挑战，会计界也开始越来 越多地关注管理者的非理性行为，其中过度自信是最为普遍的一种。大量研究表明，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容易 做出不合理决策，给公司的经营成果带来负面影响。基于此，本文重点关注管理者过度自信对成本粘性的影 响及作用途径，拟从新的视角丰富和完善现有的成本粘性研究成果。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我国上市公司的生产运行环境非常复杂，在公司的实际生产经营中，难免遇到生产或者销售的低谷，业 收稿日期：2022-11-01 作者简介：羊琴（1989-），女，安徽池州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管理会计。 第26卷第1期铜仁学院学报 Vol. 26, No.1 2024 年 2 月 Journal of Tongren University Feb.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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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量会出现大幅度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企业不能及时调整资源配置，降低企业成本，就会造成资源浪 费，但若进行调整也会发生调整成本，因此成本在业务量下降时减少的幅度会小于业务量等幅上升时的增加 幅度，出现成本“粘性”。刘斌等人[4]对成本费用粘性产生的原因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并提出了应对策略： 完善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优化经理人的报酬设计、推动产品竞争市场和职业经理人市场的发展等。石 善冲等人[5]进一步拓展了成本费用粘性的研究思路，从原来的以“销售管理费用”为研究对象，变成以“营 业成本”为研究对象。王珏等人[6]从公司治理的角度，对上市公司的销售管理费用粘性进行研究，发现董事 会中独立董事比例越大，越能够有效削弱销售管理费用的“粘性”。这说明，良好的公司治理环境可以削弱 销售管理费用“粘性”。结果发现：管理者自利行为和销售管理费用的粘性程度呈正相关关系；独立董事比 例越高，销售管理费用的粘性程度越小；董事会规模越大，销售管理费用粘性水平越高，但这种正向关系在 统计上并不显著。经过他们的研究，营业成本“粘性”的存在性得到了验证。故本文也将借鉴这一思路，首 先提出假设 1： H1：我国 A 股上市公司存在着成本粘性。 人的非理性心理也普遍存在于企业管理者的决策中，其中，倾向于高估自己能力、低估业务失败风险的 过度自信心理在管理者中尤为严重[7]。管理者过度自信心理会对企业成本粘性产生正向影响，主要理由是： 一是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容易高估自己的经营能力、低估业务失败的风险。在企业业务量增加时，过度自 信的管理者高估未来的发展前景，会更多地增加成本费用，并更大程度地扩大自身控制的资源；而当业务量 下降时，由于过度自信的管理者高估自己的经营能力、低估业务失败的风险，他们通常认为此时的下降只是 暂时的，过于自信地对未来业务需求信号（如订单量增加、GDP 增长等）做出判断，更少地调整降低企业的 成本费用和投资。 二是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容易进行过度投资。过度的长期投资使得管理者在业务量下降时调整资源配置的 时滞比其他公司更长，调整成本更高昂，业务量下降时公司的成本随之下降的幅度更小，最终导致过度自信 的管理者所在的公司成本粘性更大。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 2： H2：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管理者过度自信与成本粘性正相关。 目前，我国经济仍处于转型时期，总体发展尚不成熟。一些地区产品市场发展不完善、法律保护水平低 的局面仍然存在，地区与地区之间呈现出较大的差距。因此，在对管理者过度自信与成本粘性的相关性进行 研究时，除了需要考虑公司各种内部治理机制的影响之外，还应该结合公司所处的制度环境尤其是外部治理 环境，进行更深入细致的分析。 良好的外部治理环境也可以抑制管理者的机会主义行为，弱化代理问题[8]。樊纲等人[9]编制的《中国市 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 2016 年报告》使用的指标中，“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和“市场中介 组织的发育和法治环境”两个指标可以很好地代表企业所在地制度环境中的外部治理环境。从市场化程度方 面而言，市场竞争的淘汰威胁能对公司管理者浪费资源产生深远的警示作用，从根本上对公司治理过程产生 约束，使管理者的低效率行为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从法治水平而言，在法律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企业存在 较为严重的代理问题[10]，而更好的投资者保护能减弱管理者追求个人私利的可能性[11]，减少代理问题，促进 管理者做出更利于企业的成本调整决策。 良好的外部治理环境不仅可以抑制代理问题的产生，还能抑制管理者非理性行为持续膨胀。管理者过度 自信心理对企业实践产生实际的影响也需要“合适”的外部环境，如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不健全的法规制度 88 铜仁学院学报 202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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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法律环境等，而多年非市场手段的成功经历会使得企业管理者们过高地估计他们的能力[12]。 鉴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设 3： H3a：管理者过度自信与成本粘性的正相关关系在地处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的公司中更为显著。 H3b：管理者过度自信与成本粘性的正相关关系在地处法治水平较低地区的公司中更为显著。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 2018—2021 年在沪深股市交易的 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本文所涉及的制度环境方面的指 标数据来源于樊纲等人[9]所著的《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 2016 年报告》，该报告中具体 论述我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市场化进展状况。 1．由于样本期间是 2018—2021 年，为了消除 IPO 对公司经营状况的影响，剔除 2018 年 12 月 31 日以 后上市的公司。 2．剔除金融保险行业的公司，因为金融保险类的企业其经营方式和资本结构与一般上市公司存在明显 差异。 3．剔除企业性质为 ST、PT 类的样本。这类公司面临不正常的经营环境，财务数据不稳定，无法与其他 上市公司进行正常比较。 4．剔除同时发行的 B 股、H 股的公司。这类公司同时受到来自不同环境的法规的制约，考虑到本文的 研究涉及不同制度环境下的公司之间的比较，故将其剔除以保证可比性。 5．剔除缺失值。 6．对于本文所用的重要连续变量，为消除极端值带来的影响，上下 1%到 99% Winsorize（截尾）处理。 经过上述筛选和处理，共获得的样本数量为 3281 个。 （二）研究变量 1．因变量 本文的因变量是成本变化率，用总成本的当期值与上期值的商值的自然对数（ ) cos cos ln( , 1 , i t  i t t t ）表示成本 的变动率。研究的成本（Cost）指的是总成本，由上市公司利润表中的“营业成本”“销售费用”“管理费 用”和“财务费用”四者加和得到。采用变化率的形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各企业规模之间差异较大的问 题。这一做法与多数学者的研究[6][7]都是一致的。 2．自变量 收入变化率（Lcost）： 选用主营业务收入的变化代表业务量变化，本期主营业务收入与上期主营业务收入的比值的自然对数 （ ) Re Re ln( , 1 , i t  i t v v ）表示收入的变化率。相比变化量，采用变化率的形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各企业规模之 间差异较大的问题。这一做法与多数学者的研究[12][13]都是一致的。 营业收入虚拟变量（D）： 第 t 年的营业收入比第 t-1 年低时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D*LRev 是 LRev 和 D 的交乘项①。这一变量 第 1 期羊琴：制度环境、管理者过度自信对成本粘性影响研究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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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选择也是沿用了以前学者的做法。 管理者过度自信哑变量（Ocon）： 文章以张泽南[13]，周兵等人[14] 等文献中的衡量方法衡量以下变量：高管持股状况的变化、总经理的相 对薪酬、管理者盈余预测偏差、并购次数、企业景气指数、媒体的报道、消费者情绪指数。 本文借鉴戴子礼等人[15]等方法选用以下控制变量：资产负债率（Lev）、独立董事占董事会人数的比例 （Dl），为了消除行业差异带来的影响，按照证监会对企业的分类标准，剔除金融保险类企业后，以 A 行业 为基准，设置 11 个行业哑变量。同时，为了消除年度差异带来的影响，以 2018 年为基准，设置 2 个年度哑 变量。 3．分组变量——制度环境 本文参考余明桂等人[14]的变量选择方法，并结合本文的研究目的，选取“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Mar） 和“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治环境”（Law）两个指标，来代表本文所要研究的公司所在地的制度环境情 况。当某企业所在地的这两个指标高于 31 个省份[9]的均值时，表示该企业所处的制度环境较好，此时这两个 变量赋值为 1；否则，该变量赋值为 0。尽管这个方法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数据的可比性，但是本文在稳健性 检验部分仍需要改变方法（以中位数分组）进行相关稳健性检验。 为了更简洁明了地解释各变量含义，整理数据如表 1 所示： 表 1 变量定义表 变量名称变量符号说明 成本变化率 LCost , , 1 ln i t i t Cost Cost        其中，Cost 是“营业成本”“销售费用”“管 理费用”和“财务费用”四者之和 收入变化率 LRev , , 1 Re ln Re i t i t v v        其中，Rev 是营业收入 收入变化率哑变量 D 营业收入低于前一年，取值 1；否则取 0 管理者过度自信哑变量 Ocon 属于本文所界定的过度自信样本的公司，Ocon 取值 1；否则， Ocon 取值 0 财务杠杆 Lev 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独立董事占比 Dl 独立董事人数\/董事会总人数 行业哑变量 Ind 按照证监会对企业的分类标准，本文为剔除金融保险类企业 后的 12 类行业，以 A 行业为基准，共设置 11 个行业哑变量 年度哑变量 Year 以 2018 年为基准，设置 2 个年度哑变量 （三）模型设计 为了验证假设 1，我们参照大多数学者对成本粘性进行研究时的做法，沿用 ABJ[15]提出的经典对数模型， 首先对成本粘性的存在性进行基本检验。具体的基本检验模型如下： i t i t i t i t i t LCost L v D L v , 0 1 Re , 2 , * Re , ,         （1） 90 铜仁学院学报 202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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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样本涉及到不同公司、不同时期的数据，方差比较大，对 Cost\/ Costt-1 和 Rev\/ Revt-1 取自然对数以消 除异方差性。 根据成本粘性的含义，若企业的成本存在“粘性”行为，则营业收入上升 1%时营业成本的上升幅度大 于营业收入下降 1%时营业成本的下降幅度，即 β0+β1＞β0+β1+β2，β2＜0 且在统计上显著。β2越小，表明企业 的成本粘性程度越高。 为了验证假设 2 管理者过度自信对成本粘性的影响，本文借鉴其他学者在研究成本粘性影响因素时构建 模型的方法[16]。类似地，在基本模型（1）的基础上添加管理者过度自信虚拟变量，构建如下模型： i t i t i t i t i t i t i t i t i t i t i t i t i t L v Dl Ind Year LCost L v L v L v D Ocon D L v 5 , 6 , 7 , 8 , , , 0 1 , 2 , , 3 , 4 , , , Re Re Re * Re * * Re                     （2） 此外，为了考察制度环境视角下管理者过度自信对成本粘性的影响，对 Mar 和 Law 两个指标，通过 β3 的正负和大小，以及是否显著的问题来研究管理者过度自信对成本粘性影响方向和程度的差异。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文将主要样本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列示如下表 2： 表 2 样本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Variable Obs Min Max Mean Median Std. Dev. Lcost 3281 -1.183 1.697 0.130 0.1246 0.358 Lrev 3281 -1.310 2.054 0.130 0.129 0.402 D 3281 0 1 0.292 0 0.455 Ocon 3281 0 1 0.318 0 0.466 Lev 3281 0.011 142.7 0.580 0.528 2.509 Dl 3281 0.091 0.667 0.363 0.333 0.052 上表列出了本文中各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LRev 均值是 0.130，中位数是 0.129，这说明总体而言样本公司的营业收入在样本期间是增长的。LRev 从最小值-1.310 到最大值 2.054，且标准差为 0.402，说明样本中公司之间差异巨大，有的公司业务增长势头 迅猛、有的公司则面临业务收缩的窘境。LCost 均值是 0.130，中位数是 0.1246，这说明总体而言样本公司的 营业成本在样本期间是增长的。LCost 从最小值-1.183 到最大值 1.697，且标准差为均在 0.358，说明样本中 各企业的营业成本收入上升、下降的情况各不相同，差异很大，有的公司成本增加迅速、有的公司则减少较 快，这为本文考察成本粘性的存在性提供了有利条件。收入变化率哑变量 D 的均值是 0.292，表示大约有 29.2% 的公司的营业收入相较前一年有所下降。管理者过度自信哑变量Ocon，其均值为0.318，说明大样本中有31.8% 的公司属于管理者过度自信的样本，符合我们的预期。 （二）回归分析 1．成本粘性的存在性检验及其分析 对成本粘性的存在性基本模型即式（1）进行回归，其回归结果如下表 3 所示： 第 1 期羊琴：制度环境、管理者过度自信对成本粘性影响研究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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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成本粘性的存在性检验结果 LCost Constant 0.0386*** （7.33） LRev 0.835*** （101.21） D* LRev -0.0329** （-2.13） F值 3795.13*** AdjR2 0.8741 Observations 3281 注：***，**，* 分别表示 1%、5%、10％水平上显著，括号中的数字为 t 值。 从上表可以看出，根据前述对成本粘性含义的分析，若企业的成本存在“粘性”行为，则需 β2＜0 且在 统计上显著。β2 越小，表明企业的成本粘性程度越高。上表显示，解释变量 LRev 和 D*LRev 的具体回归系 数：β1 为 0.835，β2 为-0.0329，则 β1+β2=0.8021。β2＜0 且在 5%水平上显著，模型 2 所检验的成本粘性存在 性的假设 H1通过了实证检验。 另外，上表数据还表明，我国沪深 A 股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增长 1%，总成本就提高 0.7939%，而主营 业务收入减少 1%，总成本却只降低 0.827%。其中 0.0331 的总成本没有发生变动，总成本有 0.0331%的粘性。 2．管理者过度自信对成本粘性影响的检验及分析 模型（2）对于管理者过度自信对成本粘性的影响进行检验，结果如下表 4 所示： 表 4 管理者过度自信对成本粘性的影响检验结果 LCost Constant 0.0227 （1.43） LRev 0.825 *** （103.18） D* LRev 0.0071 （0.38） Ocon*D*LRev -0.0359* （-1.72） Lev 0.0109*** （12.44） Dl 0.00323 （0.08） Ind 控制 Year 控制 F值 2989.23*** AdjR2 0.8793 Observations 3281 注：***，**，* 分别表示 1%、5%、10％水平上显著，括号中的数字为 t 值。 92 铜仁学院学报 202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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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可以看出，变量 Ocon 的系数 β4 的值为-0.0359，与此前的预测符号一致，且其在 10%水平上显著， 说明管理者过度自信会使公司的成本粘性显著增强，假设 H2成立。另外，Lev 的系数为正，且在 10%水平上 显著，表明资产负债率越高的公司成本粘性越大，与预期一致。但 Dl 的系数为正却不显著，说明我国 A 股 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占比不能影响成本粘性，这与本文在自变量定义时提及的预期不一致，但是与谢获宝， 惠丽丽[11]的结论一致，该作者认为独立董事的多少对于企业经营业绩并不重要。 此外，上表数据显示：当主营业务收入增加一个百分点时，总成本增加 0.8246%；当主营业务收入减少 一个百分点时，在理性管理者的公司，总成本只减少 0.8317%，而在管理者过度自信公司，总成本却仅减少 了 0.7954%。表明过度自信的管理者会加剧公司的成本粘性。这可以从两个方面解释： 一是相比非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在企业业务量增加时，过度自信的管理者高估未来的发展前景，会更多 地增加成本费用，并更大程度地扩大自身控制的资源；而当业务量下降时，由于过度自信的管理者高估自己 的经营能力、低估业务失败的风险，管理者通常认为此时的下降只是暂时的，过于自信地对未来业务需求信 号（如订单量增加、GDP 增长等）做出判断，更少地调整降低企业的成本费用和投资。 二是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容易进行过度投资。过度的长期投资使得公司调整成本更高昂，业务量下降时公 司的成本随之下降的幅度更小，最终使得过度自信的管理者所在的公司成本粘性更大。 （三）制度环境分组下的管理者过度自信对成本粘性影响分析 下面分别以“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Mar）和“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治环境”（Law）两个指标的 均值对样本进行分组，再对分组后的样本用模型（2）进行回归分析。 1．市场化程度低与市场化程度高的分组样本检验结果 将样本以 Mar 的均值分成两组之后，再次检验管理者过度自信对成本粘性的影响，检验结果如表 5 所示： 表 5 市场化程度低与市场化程度高的分组样本检验结果 LCost（Mar＜均值组） LCost（Mar＞均值组） Constant 0.0253 （1.15） 0.0390 （1.72） LRev 0.826*** （72.61） 0.823*** （73.28） D* LRev -0.0189 （-0.67） 0.0365 （1.32） Ocon*D*LRev -0.0736** （-2.26） 0.00019 （0.01） Lev 0.0023 （0.08） 0.0135*** （12.96） Dl 0.00879 （0.15） -0.0365 （-0.58） Ind 控制控制 Year 控制控制 F值 1375.21*** 1666.24*** AdjR2 0.8865 0.8923 Observations 1605 1676 注：***，**，*分别表示 1%、5%、10％水平上显著，括号中的数字为 t 值。 第 1 期羊琴：制度环境、管理者过度自信对成本粘性影响研究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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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可以看出，回归方程有效且拟合优度很高。对于变量 Ocon 的系数 β4，我们从上表可以看到，两 个分组样本的情况分别是：值为-0.0736，5%水平上显著；值为 0.00019，不显著。也就是说，市场化程度低 的样本下，管理者过度自信与公司成本粘性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在市场化程度高的样本下，管理者过度 自信对公司成本粘性的影响不显著。我们对市场化程度低地区的公司和市场化程度高地区的公司样本回归中 的 β4 进行 Z 检验②，发现，管理者过度自信对于市场化程度低地区的公司，其成本粘性的影响大于其对市场 化程度高地区公司的成本粘性的影响（Z=-1.89），假设 H3a得到验证。可能的原因是：较高的市场发育程度 不仅可以抑制代理问题的产生，还能抑制管理者非理性行为持续膨胀，能从根本上对公司治理过程产生约束， 使管理者的低效率行为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而且与不完善的市场经济环境相比更能够抑制管理者的过度自 信心理。 2．法治水平低与法治水平高的分组样本检验结果 将样本以代表法治水平的指标 Law 的均值分成两组之后，再次检验管理者过度自信对成本粘性的影响， 检验结果如表 6 所示： 表 6 法治水平低与法治水平高的分组样本检验结果 LCost（Lar＜均值组） LCost（Lar＞均值组） Constant 0.0211 （0.97） 0.0416 （1.79） LRev 0.821*** （76.93） 0.833*** （70.25） D* LRev 0.00241 （0.09） 0.00682 （0.26） Ocon*D*LRev -0.0668** （-2.23） 0.00435 （0.15） Lev 0.0109*** （11.30） 0.00392 （0.64） Dl 0.00680 （0.12） -0.0384 （-0.62） Ind 控制控制 Year 控制控制 F值 1565.92*** 1536.75*** AdjR2 0.8789 0.9458 Observations 1955 1326 注：***，**，*分别表示 1%、5%、10％水平上显著，括号中的数字为 t 值。 表 3-6 显示：对于 Law＜均值即法治水平低的样本，模型（2）的拟合优度为 0.8789，拟合优度很高。F 值为 1565.92，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回归方程仍然有效，具有显著的统计意义。同时，对于 Law＞均 值即法治水平高的样本，模型（2）的拟合优度为 0.9458，F 值为 1536.75，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同时，回归 方程也是有效且拟合优度很高的。 94 铜仁学院学报 202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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