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正义不过是正义的一种表现,是正义在新兴科技领域的一种具化,鉴于权利衡平可作

为正义的衡量标准,权利衡平自然可作为算法正义的评价手段。

三、权利衡平标准下算法正义的检视

算法的发展与应用总体上呈现出对正义的发展与促进,但实践中也存在违反或威胁

算法正义的情形。鉴于权利衡平在算法正义评价中的应用价值,可依权利衡平为标准检

视算法正义的实现程度,并探讨算法应用中对正义的偏离及其矫正。

(一)权利衡平标准下算法正义偏离的呈现

算法正义偏离其一呈现为破坏平等原则。算法破坏平等或算法导致不公的表现包括

算法歧视、算法偏见、算法共谋、大数据杀熟等情形,其中算法歧视因其多样性、普遍性与

深远性而备受关注。算法歧视一般是指在运用智能算法进行决策或辅助决策时产生的歧

视性后果[14],具体可表现为年龄歧视、性别歧视、地域歧视、种族歧视、就业歧视、群体歧

视等。比如算法可能根据用户的年龄、性别、种族等身份差异做出决策结果,而使得长者、

女性、少数族裔等群体受到不平等对待,不仅违背了算法正义也破坏了社会正义。引致算

法歧视的原因很复杂,包括算法部署中的歧视、数据采集与输入的歧视以及算法自主学习

中的歧视等等,最终表现为算法输出结果的不公平、不平等。算法应用的本初目的之一是

维护平等、促进公平,但算法歧视不仅延续了社会原生的歧视,“甚至以算法为中介放大既

有的社会歧视与偏见,或者催生新的歧视风险、社会不公”[15]。

算法正义偏离其二呈现为违反自由原则。自由是人类追求的最高价值之一,算法应

用中却存在多重、多种对自由的违反,其典型侵害就是搜索引擎类算法使用过程中的算法

支配。搜索引擎的功能主要是整合网络信息并提供获取信息的源泉,但某些算法的技术

设计与应用却导致搜索引擎的输出结果有失客观公正,甚至对用户的认知产生误导,形成

用户所不期望的算法支配,实际上破坏了用户的自由选择权。比如当用户搜索“小学”时

搜索引擎所提供的结果可能是私立学校处于排行榜前列,由此可能导致用户产生“私立学

校优于公办学校”的误判。如若私立学校确实优于公办学校,当然无可厚非,但现实情况

往往是搜索引擎正在被算法部署者或运营者不当利用,成为操纵信息并干扰用户选择自

由的帮凶。更甚者,一些算法巨头利用搜索引擎构建互联网围墙,阻断网络信息的自由流

动,实际支配用户的选择,从信息源头上剥夺了用户的选择自由。

算法正义偏离其三呈现为威胁安全原则。算法对于人类安全的危害具有普遍性,这

通过学界对算法风险的分类就可见一斑。无论是按领域把算法风险分为社会风险、法律

风险与政治风险 [16],还是将算法风险分为技术类、数据类、决策类风险[17],或者将算法风

险具化概括为算法黑箱、算法歧视、算法垄断、算法支配等,足见在算法部署、运行与决策

的全部过程中都可能危害人类安全。加之算法本身所具有的高度技术性的特点,导致了

算法风险具有较大的隐蔽性,即使是计算机领域的专业人士可能也很难发现算法对安全

的威胁,遑论非专业人士对算法风险的察觉,因此算法可能侵害了安全但人类并不自知。

尤其是具备自主学习能力的算法其更新迭代速度远超人类的能力发展速度,人机技术鸿

沟不断加大,人类对算法的控制可能越来越弱,人类的安全将面临算法的更大威胁与

挑战。

(二)权利衡平标准下算法正义偏离的实质

算法引致的正义偏离的实质之一为权利被剥夺。在信息获取领域,算法推送的新闻

46

等信息可能形成“信息茧房”,其剥夺的是用户的知情权与选择权。在电子商务领域,算法

推荐产生的“大数据杀熟”实际上也是剥夺了用户的选择权与知情权。由于算法歧视,美

国失业超过6个月的求职者难以被企业雇用[18]209,我国也出现了对某省籍劳动者的求职

一概排除的算法运用,这些都剥夺了劳动者的劳动权。司法裁判领域算法应用产生的权

利剥夺也很明显,典型的就是美国“卢米斯案”体现出的对正当程序权利的剥夺[19]。此

外,算法凭借海量数据做出的信息配置与决策影响着算法相对人,算法因此具有了一定的

权力而形成了“算法权力”[20],且随着算法应用的日益普遍,算法权力已经渗透人类活动

的各个方面并形成了隐形统治,剥夺了原本只属于人类自身的管理权与发展权。

算法引致的正义偏离的实质之二为权利被侵害。算法正义的基本要求是维护人的权

利,至少应保证算法运用不侵犯个人权利,但算法实际应用中却出现了多种多样的侵权行

为。典型的算法侵权发生在算法的数据处理与算法偏见方面。由于算法对数据的渴求加

之算法的广泛应用,导致算法私自采集、存储、交易用户的数据,已经构成对用户隐私权的

侵害。如信用评级中的算法应用依赖于用户使用网络社交媒体等留下的聊天记录、访问

记录、搜索记录甚至个人信息等数据,严重侵害了用户的隐私权。且这种信用评级也难免

出错,而一旦出错,不仅侵害用户的公平交易权,甚至影响其他信用领域的判断,导致侵害

算法用户的更多权利。算法偏见中的不公平结果同样导致了大量的权利侵害,更有甚者

会产生侵害基本人权的后果,典型例子如美国 Compas算法系统评定黑人的再犯率是白

人的两倍从而导致黑人可能被科以严厉刑罚[21]。

算法引致的正义偏离的实质之三为受损害权利的救济困难。在法律的视阈内,对于

侵权必须予以制裁,以恢复权利的应然状态,这是正义或曰法律正义的必然要求。在算法

领域,对于已经发生的算法侵权,也应该通过算法救济或算法问责恢复被侵害的权利或做

出相应的补偿,这既是算法正义的要求也是法治的应有之义。但这一法治应有之义在算

法领域内的实施却是相对困难的。由于算法本身的高度技术性,算法侵权具有较强的隐

蔽性,很多侵权实际上并不为消费者、用户等算法相对人所知晓。算法相对人也可能因不

了解算法计算原理而主动接受了不利后果,或者将算法决策结果不利误认属于正常现象,

因此不会启动侵权救济机制以维护自身权利。即使算法相对人察觉到可能被侵权,但由

于算法黑箱等技术性壁垒导致无法证明侵权中的因果关系而无法追究侵权责任[22]。

(三)权利衡平标准下算法正义偏离的原因

围绕算法的诸权利之间的冲突特质,决定了算法领域权利失衡的可能。算法已被广

泛用于解决社会或经济问题,渗透到了信息、商业、金融、医疗、能源等行业的诸多场景。

算法被用于分发新闻、人才招聘、电子商务,还被用于贷款、投资等金融领域的信用评分并

辐射至租车租房、酒店预定等信用背书的其他生活领域,也大量应用于公权力领域,如对

交通违法等进行执法以及司法裁判方面的智慧法院建设。这些不同场景的算法应用产生

了种类复杂的算法主体。不同类别的算法主体享有不同的权利且这些权利之间是具有冲

突的,如“大数据杀熟”的差异化定价保护了商家追求利润的权利却侵害了消费者的公平

交易权与财产权,再比如算法对数据的索取可能导致“算法主体的技术行为自主权与算法

用户的隐私权之间会产生冲突”[23]。此外,在算法应用中还会产生个人权利与公共权利

的冲突。在权利冲突不能妥善、公平解决的情况下,必然会产生权利的失衡。

算法技术拉大的权利鸿沟加剧了权利失衡。算法是依靠计算机技术进行数据采集与

训练再按照特定的运算规则输出结果的技术运作过程,但在“技术中立”的掩盖下,算法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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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实际上可能产生算法偏见、算法歧视等不公正结果,使得长者、女性、少数族裔乃至个别

地域的人群受到不公待遇,影响了该类群体的权利行使与实现,同时导致了男性、多数族

裔、其他地域人群等获得优待权或特殊权利。因此,算法应用产生的这种歧视性决策实际

上加剧了权利的失衡。更为严重的是,由于算法对数据的渴求与依赖,在权利失衡类数据

日渐积淀的背景下,算法歧视产生的权利差异转化成数据将会成为未来算法运算的源泉,

这将导致更多次数、更深层次的算法歧视,产生更大程度上的权利失衡。在算法自主学习

中,更可能因算法采集权利失衡类数据从而造成歧视加剧,即算法会复制和扩大已有的歧

视和缺陷[24]31-32,长此以往,算法应用将会导致受到权利侵害的群体陷入死循环,权利失

衡将会一直叠加并恶化下去。

权利失衡的持续则缘于平衡权利的机制尚不完善。因算法所引发的权利冲突以及权

利失衡的危害后果并非未被人类所发现,伴随着算法的最初应用就已经开始了纠正算法

权利失衡的行动。为了维护算法领域的权利衡平,人们在法律、道德、伦理等层面都做出

了尝试和努力,制定了一系列法律制度与行为规范,衍生了算法透明、算法解释、算法问责

等具体的算法规制手段,并提出从事前、事中、事后三个阶段对算法进行系统性监管。即

便如此,算法领域权利失衡的情况仍在发生,破坏算法正义的那些风险往往改头换面再次

出现,典型的如算法歧视仍在悄无声息地侵蚀社会公平正义[25]。权利衡平机制失灵不仅

因为现有治理体系没有很好地衡平算法发展及算法应用中不同主体之间的权利冲突,还

在于算法高度技术性导致法律与伦理等算法治理方式的实施困难。比如,因算法技术壁

垒产生的算法黑箱就导致了算法解释的失灵,且在算法黑箱的加持下,算法已经复杂到连

设计者都难以明晰其具体运作过程的程度[26],对算法的完全规制几乎成了不可能完成的

任务。

四、权利衡平目标下算法正义的实现

在“人工智能+”背景下,算法应用进一步向纵深发展,算法正义的实现更加是一个系

统工程。结合算法领域权利失衡的成因分析,实现权利衡平目标下的算法正义应坚持法

律、伦理与技术三位一体的系统进路。

(一)以法律构建权利衡平的规范体系

一是完善衡平权利的算法法律体系。法律直接关涉权利、义务与责任规则的构建,因

此法律体系的完善是实现算法正义的基本取向。构建完善的算法法律体系,应从衡平权

利的基点出发,采用合并立法或单独立法的模式[27],将算法正义的内涵要求转化为法律

上的具体权利义务,满足算法从部署到运行再到决策全流程风险防范的最低要求,禁止欺

骗性、歧视性、威胁性的算法应用,对侵害算法正义的算法歧视、算法偏见、算法垄断等作

出界定或明确认定标准,并与其他法律一起构建算法用户的权利体系,保护用户的知情

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财产权、隐私权等权利,同时为算法问责提供直接依据,以法律的

预测与指引作用减少算法不正义的发生概率。衡平权利的算法法律体系不止包括规制算

法的相关法律,还包括促进算法发展的相关法律,比如关于人工智能及算法的产业促进法

等[28],确认算法部署中的商业秘密权、专利权等知识产权,为算法的创新式发展提供法律

保护与指引。

二是以权利衡平为原则设定算法法律制度的具体内容。虽然法律规定的内容不仅有

权利,还有义务与责任,但义务是与权利相对称且为实现权利而设定的,责任的追究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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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恢复权利的圆满或应然状态,因此权利是法律内容的核心,贯彻了权利衡平就抓住了

算法正义的关键。为实现权利的衡平,算法法律中首先应以法律规范确认相关权利,如知

情权、可携带权、删除权、更正权等数据主体的权利,以及算法解释请求权、算法结果拒绝

权、免受自动决策权等权利。算法法律中还应规定政府对算法的监管权,并在“社会监管”

理念下赋予市场投资者、人工智能专家、第三方专业机构、算法用户代表等共同监督算法

的权利[29]。其次是在算法法律制度中细化权利,以权利边界的厘定实现权利的衡平,如

算法解释请求权在我国《互联网个人信息安全保护指南》与《个人信息安全影响评估指南》

中都有相应的细化规定。在具体规则上,主要衡平的是不同算法主体之间的权利,比如算

法排他权衡平相对人的算法公开权与开发者的市场排他权[30],再比如衡平算法部署者的

商业秘密权与用户的知情权。最后是在算法法律制度中细化确认权利的对应义务,如算

法解释权对应着算法透明的义务,又细化为告知义务、向主管部门报备义务、向社会公开

的义务、建档义务等多种形式的具体义务。

三是完善法律框架内的算法问责机制以恢复被侵害的权利衡平。从鼓励算法创新的

角度考虑,允许算法试错则侵权难免会发生,尤其是在算法自主学习状态下,算法侵权或

者其他不正义结果的发生概率相对更高。因此在法律体系内应建立完善的算法问责机

制,对诉诸法律的维权提供条件,追究算法部署者或运营者的法律责任,以矫正算法侵权

的损害后果,恢复权利衡平。具体而言,在侵权责任的承担主体方面,应确立以算法运营

者责任为主、部署者责任为辅的原则,对算法侵权造成的损害后果先由运营者承担赔偿责

任,算法部署者有过错(如未遵循技术规范、算法设计明显不当、违反伦理道德或者法律法

规等)的则承担连带责任。在算法基于自主学习形成算法模型导致侵权的情况下,免除算

法部署者的责任,仅由算法运营者承担[31]。至于具体的责任承担方式和惩罚性赔偿适用

等,则可以引致适用民事侵权的相关法律,并结合算法的技术特点制定专门的惩罚性

规定。

(二)以伦理确立权利衡平的行为准则

法律是确认权利的直接规范,但权利不只是法律领域的概念,权利发挥作用的场域也

不限于法律,道德、伦理也会对权利及其衡平作出要求。算法领域的伦理共识包含平等、

安全、公正等价值,这些价值也是权利体系的内容,伦理对权利衡平也提出了要求,并且以

权利为媒介在伦理与正义之间架设了共生的桥梁。从伦理用于处理人与人关系的角度考

量,伦理与正义在内涵上原本就有相通之处,因此以伦理确立权利衡平的行为准则以助力

算法正义的实现具有现实意义。况且,“算法在很多时候并非是价值中立的科学活动或数

学活动,其总是蕴含着价值判断,总是与特定的价值立场相关”[32]。尤其是考虑到法律具

有滞后性,特别是在科技领域的法律总是扮演着技术追随者的背景下,算法领域的平等、

安全、公正等问题无法被法律规范全部囊括,因此追求算法领域的权利衡平应借助伦理先

行约束算法,通过伦理确立的权利衡平准则促进算法正义的实现。

以伦理确立权利衡平行为准则的实施路径是多样的。目前关于算法的伦理约束路径

大致包括三类:一是从外部对算法部署与设计进行伦理约束,“依据某种伦理理论编写算

法和算法的价值敏感设计”[33];二是把伦理规范嵌入算法之中,将伦理规范内化为算法的

一部分,使算法在做出决策时充分考虑伦理要求;三是通过伦理训练将算法变成完全的道

德体,使算法具有自主的伦理学习与判断能力并自主做出正义决策。此三种路径都具有

确立权利衡平行为准则的可行性。第一种路径的伦理约束对象实际是作为算法部署者的

人,由于对人进行权利衡平的约束相对易实现也易审查,因此可以直接约束算法做出符合

49

权利衡平要求的决策。后两种实施路径的伦理约束对象虽然都是算法自身,但在为算法

嵌入伦理时只要高度注意权利衡平的要求,让权利衡平内生为算法遵守的天然法则,则作

为正义实施体的算法也能贯彻权利衡平的要求并做出符合权利衡平的算法决策。

作为权利衡平之行为准则的伦理,区别于法律规则之处还在于伦理具有高度的全面

性,而且更加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因此以伦理确立权利衡平的行为准则需先行完成权利

衡平在伦理视阈内的细化。参照欧盟《伦理指南》的规定,算法的伦理体系从宏观到微观

大体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确立作为算法伦理顶层设计的算法伦理基本原则,如人格尊

严、民主、正义和法律、平等无歧视等原则,奠定算法伦理体系的基础;二是提出具体的算

法伦理准则,包括尊重人类自主性原则、防止损害原则、公平原则、可解释原则等,发挥伦

理对算法的指导作用;三是制定算法伦理的实施细则,包括技术安全、隐私保护、数据治

理、透明性、非歧视和公平、社会和环境福祉、算法问责等,为算法的开发、部署和运用提供

直接的指导。算法伦理体系的三个方面实际也是权利衡平准则的三个层次,伦理维度下

的权利衡平细化也可以按照这三个层次展开。此外,为保障伦理所确立的权利衡平行为

准则的实际效力,还需完善、加强权利衡平视角下的算法伦理评估以及权利衡平维度中的

算法伦理监管与伦理审查。

(三)以技术保障权利衡平的具体实施

如前所述,导致算法领域权利失衡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技术壁垒,因此无论采取法

律或伦理维度内的何种具体措施去建构算法领域内的权利衡平体系,都不能抛离算法所

独有的高度技术属性,“人工智能算法技术的技术属性与应用方式是相关治理体系构建的

客观基础”[34]。这在法律的权利衡平作用中体现得较为明显。纵然法律体系中可以完

善规定衡平权利的法律规范,但最终还是需要算法技术的支持。例如,只有借助于计算机

技术才能正确评判算法的风险等级并在法律框架内合理确定算法的披露义务,才能平衡

算法开发者的商业秘密权与算法用户的知情权。再如,只有专业技术人员参与组成的监

管委员会才能评判算法设计是否符合风险预防要求以及算法解释是否合理。技术在算法

问责中的作用更为重要,“法律问责的前提必须包含技术问责,技术难题没有破解,法律将

无法问责”[35]。技术在确认侵权主体、认定过错程度以及判定损害结果与算法之间的因

果关系等过程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直接影响算法权利衡平的恢复与实现。

以伦理确立权利衡平的行为准则更需要发挥技术的作用,这是因为唯有借助算法技

术才能完成“权利内容—权利衡平—计算机语言”的转变。在算法伦理的外部约束路径

中,伦理是由部署者负责嵌入算法的,因此不仅要深化部署者的伦理认知,还需提升部署

者解决算法内部伦理冲突以实现权利衡平的能力,并需要增强部署者将权利衡平的伦理

要求转化成计算机可识别代码语言的技术,然后才可能将权利衡平的要求融入算法的部

署与设计。概言之,部署者将伦理价值嵌入算法的技术能力将直接影响价值衡平的实现

程度。在算法自主运用伦理道德或算法变为完全道德体的内部路径中,也只有借助计算

机技术的发展才能匹配算法灵活运用伦理的要求,特别是要以技术解决伦理与权利边界

的问题,防止因过于维护算法用户的权利而损害部署者的应有权利,挫伤部署者的积极性

反而导致技术的迟缓发展,结果欲速却不达。此外,算法代码多为句法、表征、符号等技术

语言,普通公众很难直观地验证其中的逻辑。因此算法伦理审查委员会也需要精通算法

技术原理,否则将很难判断算法的部署设计是否符合伦理要求。

以技术保障权利衡平的实施也是实现算法正义的内在要求。算法正义及其权利衡平

原则,并非遏制算法的发展,而是为了促进算法的发展。以技术自身去破除技术壁垒,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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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保障权利衡平的实施,是促进算法发展、实现算法正义的关键。比如算法解释技术的

发展是实现算法解释权的前提,算法黑箱的破解也需要算法技术的提高,对算法风险的事

前防范所依靠的只能是算法技术的突破,还需要“利用技术自身解决基础模型和专业模型

层带来的监管难题”[36]。从根本上说,算法技术的发展能够为促进人的自由、平等、安全

与公正创造更好的条件,这是算法正义的必然路径。基于此,在守住权利衡平原则的前提

下,应推行包容、审慎的算法治理,给予算法新技术足够的创新空间和必要的试错空间,更

要注意维护算法开发者追逐商业利益等权利。算法开发与运用的逐利底色并不被正义所

排斥,就像市场经营行为以营利为目标一样被人所接受,算法正义所排斥的只是破坏权利

衡平的算法部署或应用。

五、结语

在“人工智能+”行动背景下,算法发展是推进新质生产力的要求,也是抢占国际科技

竞争主导权的要求。因应算法发展与算法应用中不同主体间权利冲突的调和,宜将权利

衡平作为评判算法正义的尺度。权利衡平的算法正义尺度价值既是正义的内涵要求,也

是算法应用最终以处理人际关系为使命的任务使然。诚然,在评价某一具体场景的算法

应用是否正义之时,权利衡平并非唯一可适用的标准,算法正义中专门问题的解决也需依

赖法律、伦理与技术的细化与精准施策。一言以蔽之,权利的实现是观察算法正义的视角

但不是唯一视角,权利的衡平是促进算法正义的进路但不是唯一进路。但权利衡平提供

了实现算法正义可遵循的原则,算法发展除了满足部署者的权利还须维护相对人的权利,

不仅要维护私权利也要兼顾公权力,唯其如此才能在算法领域实现人类所追求的正义价值。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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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onstruction,InspectionandImplementationofAlgorithmic

JusticeintheContextof“AI+”Initiative:

AperspectiveofEquityofRights

ZHUTeng-wei

(SchoolofLawandIntellectualProperty,GuangdongPolytechnicNormalUniversity,Guangzhou510665,China)

Abstract:The“AI+”initiativehasputforwardrequirementsfortheadvancementofalgorithms,and

alsochangedthe metricsforassessingthealgorithmicjustice.Algorithmicjusticeisintrinsically

relatedtorightswiththemaintenanceandexpansionofrightsservingastheessenceofalgorithmic

justice.Firstandforemost,thedevelopmentofalgorithmsshouldaddresstheissueofrightsconflicts

withintherealm ofalgorithms.Moreover,equitablerightsholdsignificantvalueinevaluatingthe

algorithmicjustice.Currently,thedisparitiesofjusticeinalgorithmicapplications,includingthe

erosionofequality,infringementoffreedom,andthreatstosecurity,essentiallyarisefrom the

imbalanceofrightsresultingfromthedeprivation,infringement,ordifficultyofobtainingredressfor

rights.Inordertoactualizethealgorithmicjustice,itisimperativetoestablishalegalnormative

systemforrightequity,developanethicalcodeofconductforrightequity,andensurethespecific

implementationofrightequitythroughtechnologicalmeans.Thisthree-in-onesystematicapproach

willfacilitateamoreeffectiverealizationofalgorithmjustice,therebybetteraddressingthedemands

ofthe“AI+”initiative.

Key words:algorithmic justice;conflict of rights;imbalance of rights;equity of rights;

algorithmiccounterpart

[责任编辑 刘文俊]

52

第60卷 第4期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Vol.60 No.4

2024年7月 JournalofGuangxiNormalUniversity(PhilosophyandSocialSciencesEdition) July,2024

doi:10.16088/ji.ssn.1001-6597.2024.04.006

[收稿日期]2024-01-04

[基金项目]全国教育科学规划2022年度国家青年课题“科教融合育人组织模式与协同机理的国际比较研究”

(CIA220288)

[作者简介]徐艳茹(1991—),女,河南许昌人,中国科学院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助理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学

博士,研究方向:科教融合育人、高等教育管理及高等教育社会学;郑润廷(1997—),男,山东淄博人,中国科学院大学公

共政策与管理学院科研助理,研究方向:高等教育理论;刘继安(1968—),女,北京人,中国科学院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

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学博士,研究方向:高等教育管理、创新人才培养,本文通信作者。

复杂适应系统观下大学组织的系统性变革:

历史经验与新兴模式

徐艳茹,郑润廷,刘继安

(中国科学院大学 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北京 100049)

[摘 要]大学是实施高等教育最重要的组织载体,为更好发挥高等教育在服务高质量发展战略目

标中的龙头作用,需要基于历史、立足当下、面向未来,总结大学组织系统性跃迁和质变的经验、发现规律,

预测发展趋势。复杂系统观下,大学的性质与职能、学科组织结构以及人才培养模式这三个相互关联的关

键子系统的转型,构成了大学的系统性变革。自中世纪起,大学的职能、学科结构以及人才培养模式经历

了四次系统性变化与转型。在新时代,大学要以创新理念引领创新型大学建设,实现人才培养、科技创新

和社会服务三大职能的有机融合;整合分割的知识体系,构建网络化学科组织结构;打造虚实结合的育人

共同体,形成多主体协同的人才培养模式。

[关键词]大学组织;组织变革;创新型大学;人才培养模式

[中图分类号]G6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597(2024)04-0053-12

一、问题的提出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科技竞争力是占领制高点的

关键。科技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而教育是人 才 涌 现 的 基 础 和 科 技 发 展 的 先

导[1]13。党的二十大报告将教育、科技、人才放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战略全局

中进行统筹谋划、一体部署,深刻揭示了三者在新时代科教兴国战略部署中相互作用的有

机整体性[2]。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进一步强调,建设教育

强国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支撑,而“从教育大国到教育强国是一个系统性跃

升和质变”,其中高等教育发挥着龙头作用[3]。纵观人类发展史,世界高等教育中心、世界

人才中心、世界科学中心三者总是呈现出中心同构、时空聚集的特征,且高等教育在世界

人才中心、科学中心建设中发挥关键的基础性、引领性作用[4]。大学是实施高等教育最重

要的组织载体,为更好发挥高等教育在服务高质量发展战略目标中的龙头作用,需要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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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立足当下、面向未来,回答好两个关键问题:从历史到当下,大学组织系统性跃升和

质变的经验与规律是什么? 新时代大学组织应该如何进行系统性跃升和质变,以更好发

挥高等教育在高质量发展中的龙头作用?

本文从复杂适应系统观出发,试图构建大学组织系统变革的分析框架,以此剖析大学

性质与职能、学科组织结构和人才培养模式的变革历程,揭示三者相互作用推动大学系统

性变迁的规律。在新时代科教兴国战略背景下,本文提出:我国大学要以创新驱动理念引

领创新型大学建设,实现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三大职能的有机融合;整合僵化分

割的知识体系,构建网络化学科组织结构;打造虚实结合育人共同体,形成多主体协同的

人才培养模式。

二、复杂适应系统观下大学组织系统性变革的分析框架

复杂适应系统观认为,任何一个社会系统都是由具有适应能力的主体(子系统)组成,

兼具复杂性、适应性,并持续发展进化。系统的复杂性表现为,构成任一母系统的子系统,

种类、数量繁多,且相互关系复杂。适应性表现在,子系统能够在与环境及其他主体交互

作用的过程中,不断“学习”或“积累经验”,进而根据学到的经验改变自身的结构和行为

方式。而母系统与子系统、子系统彼此之间,以及母、子系统与环境间反复的相互作用,不

断推动母系统的进化与变革 [5]252 。任何组织都是一个母系统,为了实现系统目标,必须

把组织中的各组成部分有机协调起来,形成一个功能总体[6]。组织功能与结构相互作用,

而要了解组织结构与功能,必须分析组织特性,尤其是当前的组织形态是如何由过去发展

而来的[7]。

根据复杂适应系统观,大学作为一个母系统,其子系统种类、数量繁多,且相关关系复

杂(复杂性);为了生存的需要,大学系统整体及子系统与外部环境持续进行着物质、能量

和信息的交换,通过不断调整自身的结构和行为方式以适应外部环境变化(适应性);同

时,作为适应性主体的大学系统整体及其子系统,在演化过程中也推动外部环境的变化,

由此持续完成大学的系统性发展和进化[8]6。

大学因其知识生产、人才培养目标与功能区别于其他社会组织。学科是分类的知识

体系,也是大学履行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职能的载体,是大学的基本组织单

元[9],学科结构对一所大学的知识创新、应用和人才培养具有关键影响[10]。在大学发展

过程中,政治、技术、经济、社会、文化等维度的外部环境变化作为外源性推动力,促使大学

为了生存不得不变。同时,组织结构与功能相互作用[7],大学作为能动性的组织主体,为

自身获得更好发展的内部驱动力,促使其调试自身结构与功能适配,以积极回应、甚至主

动引领环境变化。在外源性推动力和内部驱动力的共同作用下,大学性质与职能不断转

型。为与其功能适配,大学学科组织结构随着职能的叠加不断调整,进而作为载体支撑大

学人才培养模式不断变革。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归纳出复杂系统观下大学组织系统性变革的分析框架与机理,如

图1所示。

由上述分析可知,复杂系统观一方面为审视大学组织系统性变革提供了动态的视角,

即在与外部环境交互作用中,大学的性质与职能持续发生着功能性转型,其学科组织结构

不断进行结构性调整,由此共同推动大学组织能够更好履行新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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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复杂系统观下大学组织系统性变迁的分析框架与机理

会服务的核心职能。另一方面,复杂系统观也显示出,在某一历史发展阶段,大学组织具

有一定的静态稳定性,即大学组织结构与功能适配,能够支撑其人才培养核心职能。因

此,为回答本文提出的第一个研究问题:“从历史到当下,大学组织系统性跃迁和质变的规

律与经验是什么?”首要任务是分析大学组织的性质、结构、功能的演变轨迹,尤其是当前

的形态是如何由过去发展而来的。

三、大学组织系统性变革的历史经验

基于文献分析和思辨研究,本研究梳理归纳出,自中世纪起,大学的职能、学科结构以

及人才培养模式三个子系统,在政治、经济、科技、社会等外部因素影响下所经历的四次系

统性变化与转型。

(一)大学性质与职能的变革与转型

大学自中世纪诞生时起,人才培养便是其第一核心职能。此时大学具有教师或学生

自治的专业行会性质,提供培养牧师、律师、医生、官员等的职业训练。文艺复兴和宗教改

革传播了人文主义思想与精神,冲击了欧洲封建社会的根基,结束了罗马教廷至高无上的

统治,君主集权加强,促进了民族国家的形成。大学职能和性质也随之发生变化,大学开

始受到国家意志的控制,成为为国家培养社会精英的教学型机构。[11]286-316

15—16世纪在意大利和法国上层社会逐渐形成了一种贵族文化和精英教育,旨在培

养世俗社会精英,体现了高等教育的社会化功能。此时大学性质少了学者行会的色彩,而

成为带有更多自由(通识)教育色彩的教学型大学。在课程上增加了语言、诗歌、历史和哲

学等普通教育的内容,以培养全面发展的通才,这在英国学院式绅士教育中得到了充分体

现[11]314。但直到18世纪,大学的主要职能依然是培养法学家、公务人员、教师和医生等,

普通教育被视为专业教育的基础和保障[12]67。

19世纪初,德国柏林大学提倡的教学与研究相结合的原则将科学研究职能引入大

学,被视为第一次学术革命,促使现代大学性质由教学型向研究型转变[13]xvi。德国经验也

证明了一个国家通过支持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系统发展,可以成为科学上 领 先 的 国

家[12]137-138。美国大学通过继承性创新,创办独立的研究生院,使之成为科研和科研训练

的专门场所,引领世界范围内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和研究型大学建设[14]。

自19世纪后半期起,美国大学在延续人才培养、科学研究职能的基础上,更加强调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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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的应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1862年国会颁布《莫里尔法案》,建立了一批赠地学院,

鼓励发展农业和机械或其他实用科学,把农业实验站设在校内,威斯康星大学是一个典型

代表。由此美国大学职能从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扩展到社会服务,这被视为大学发展史

上的第二次学术革命。[15]二战后,大学科研在满足国家战略和社会生活需求中的作用日

益凸显,大学社会服务的概念又进一步拓展到大学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14]。以麻省理

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为典型代表的一批研究型大学,以知识服务方式获取外部经费资源,

基于自身科研成果催生、孵化新企业,并利用从衍生企业、专利实施中获得的收益反哺大

学,通过学术创业行为实现大学的快速发展,向创业型大学转变。

概言之,中世纪至今,文艺复兴运动中世俗政治获得全胜,近代科学开始发展,继而科

技革命引发产业革命,科技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断凸显,与之相应,大学性质与职

能也在不断演化变迁,其历程为:提供职业养成训练的专业行会—培养社会精英的教学型

大学—兼具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双职能的研究型大学—社会服务成为第三职能的创业型

大学。

(二)大学学科组织结构的变革与转型

中世纪大学以单科大学为主,如巴黎大学是神学大学,博洛尼亚大学是法学大学。此

时,学科不仅具有学术意义,还具有代表大学组织框架的社会意义。13世纪的巴黎大学

由艺术或人文、“政法”或“宗教法”、医学和神学学院四个学院(faculty)组成,带有一定的

职业分工特征。但此时各学院地位并不平等,神学院处于顶部,文学院处于底部,实行普

通教育。同时期的英国牛津和剑桥大学由文、法、神、医四大学院组成,但此时的学院只是

学者团体,不进行教学,因此不能称之为现代意义上的学院组织。到中世纪后期,学院开

始招生并逐渐取代大学成为教学的基地[16]30。

受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的影响,语法、修辞、诗歌、历史和道德哲学等人文学科逐

渐进入大学。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实证方法促进了近代科学的发展以及分化,自然科

学各学科开始从哲学中分化出来。学科的细化和专业化促使大学内部根据学科分类而形

成学术组织的分工。学院制逐渐被许多传统大学采用,人文学科和学院的地位提高。同

时大学根据职业分工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增设了农、工和商学院,学院间的地位等级观念

逐渐淡化,大学成为由学院组成的联合体[17]76-77。

19世纪初,德国柏林大学在科研与教学相统一的理念引领下,为适应学科知识专业

化对学术分工的要求,形成了大学—学部—讲座或研究所的学科组织结构[18]114-115。此

时德国大学一般包括四到六个学部:神学、法律、医学、哲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学部

的决策机构是部务委员会,成员大部分为教授。学部内推行讲座制,其核心是由一个或几

个讲座讲授主持集教学与研究功能为一体的研究所[17]76-77。研究所是一个独立的研究

和教学单位,拥有必要的人员和设备,如实验室、资料室、教室和讨论室等。在人文和社会

科学领域一般称为研讨班(seminar),在医科类似的机构成为医学研究所(clinic)[18]22。讲

座或研究所成为核心基层组织,讲座教授不仅具有研究所主任的领导地位,还兼任大学管

理决策者[19]137-143。讲座制逐步造成了教授寡头治学的局面,没有教授席位的无俸讲师

或助教,只 能 不 断 开 辟 新 的 专 业 领 域 来 获 得 教 席,由 此 促 进 了 学 科 和 大 学 内 专 业 的

分化[12]168。

19世纪末,美国借鉴并创新德国科研与教学相统一的理念,通过建设研究生院形成

了包含本科生院和研究生院的两层立式大学。与此同时,美国大学在德国讲座制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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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发展了学系(faculty),作为本科生课程教学的基本运行组织[12]137-143。与围绕学术权威

建立的讲座制相比,学系根据知识体系创建,一个系一般就是一个一级学科。学系内设系

主任主持行政事务,学术事务基本上掌握在学系内部教授手中,各教授间地位平等、议事

程序相对民主,工作关系相对松散[17]78。进入20世纪,尤其二战以来,知识在社会生产生

活中的应用愈加广泛,知识不仅遵循自身内在逻辑向纵深扩展,同时受到来自政府和其他

利益相关者基于现实功用价值取向的推动,向着高度专业化的方向发展,由此导致大学内

部学术分工更加复杂,学系规模和数量迅速增长[17]78。为加强对各系的统筹权利,同时促

进各系间的横向联系,美国大学在系建制的基础上,设立各类专业学院[17]78。由此形成大

学—学院—学系的组织结构。

与此同时,科学活动从“小科学”时代迈入了“大科学”时代[20],知识生产模式由在单

学科内进行的模式1向强调跨学科情境的模式2转型[21]1。然而,从中世纪大学的诞生,

到德国大学“大学—学部—讲座或研究所”再到美国大学引领的“大学—学院—系”的组织

结构,本质上都是单科性的,难以满足大科学时代跨学科知识生产的需求。鉴于此,世界

各国纷纷探索跨学科组织结构,进行学域、学部制改革,设立跨学科专业、开设跨学科课程

等。[16]75-97在社会服务成为大学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之外的第三项职能后,创业型大学兼

顾学科导向与问题导向,以学术创业满足外部社会发展需要。在此背景下,以项目制为核

心,跨系、跨所、跨中心,有利于大学与外部主体协同的矩阵式组织结构在世界范围内得到

提倡和推广[16]41。

由此可见,一方面来自外部政治、技术、经济、社会力量不断推动着大学职能边界的拓

展,另一方面,大学也在不断自我进化,一推一驱的合力使得大学学科组织结构不断演化,

从而与其职能要求相适应,其历程为:单科制—学院制—大学—学院—讲座/研究所制—

大学—学院—学系制—以项目制为核心的矩阵式。

(三)大学人才培养模式的变革与转型

人才培养是大学区别于其他组织最本质的特征,但大学职能和学科组织结构的变化,

为人才培养模式的变革提供了引领和支撑。自中世纪起直到17世纪,大学人才培养的目

的是满足社会职业需求,例如培养律师解决普通法无法处理的法律问题,以及能够解释人

类生理过程的医生和为王权服务的文职人员等[22]21。此时,崇尚权威的经院教育是大学

人才培养的主要模式,且由讲座和辩论两种实践联结[23]31。在讲座中,教师朗读并讲解教

授经典,从而使学生熟悉每门学科的“权威”。辩论则是为了让学生运用所学的知识,主要

有三种形式:(1)讲座之后教师带领其学生展开针对所学内容的研讨,学生通过引用权威

的话、评注以及其他合理依据,记忆所学内容,切磋辩论技巧;(2)在每周一次的大辩论课

上,由一位教师提出辩题,其他教师和学生共同参与辩论;(3)一年开展一到两次自由辩

论[22]252-253。讲座与辩论的结合,提高了学生的口头语言能力,使其能够在法庭、行政机

关、教堂等实践场合,应用所教的内容。但是,对经典与权威教条式的崇尚,禁锢了师生的

思想与大学的活力。同时,研究活动只是教师个人的事,“是在家中书房里或者在私人实

验室里非公开地进行的”[24]。此时,虽然教学和科研在教师身上自然融为一体,但没有成

为人才培养的理念和模式。

17世纪近代科学兴起,第一次科学革命和英法资产阶级革命相继爆发,高等教育发

展的政治、经济、科技、思想基础发生深刻变革。在英国,资本主义发展对科学的要求日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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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25]290。18世纪,科学开始与工业结合,并逐渐形成制造家、科学家和新兴职业工程师

的联盟,同时产生一种重视实效的中产阶级文化。然而,由于英国社会传统且浓厚的保守

主义氛围,在教育领域坚持以培养绅士或完人的自由主义教育思想。高等教育实行通才

教育,抵制实用知识,在人才培养上强调培养人的品格和理智训练[11]343-375。

与英国形成对比的是法国高等教育领域的专业教育思想。进入18世纪,法国就开始

发展高等专科学校(“大学校”)以培养技术人才。大革命爆发后,资产阶级政权于1793年

宣布关闭和取消所有传统大学,大力兴建、发展“大学校”,“打破了关于普通教育应该先于

专业训练并为专业训练提供基础的陈旧的观念……专业教育被视为发展智力的最好方

式”[26]24。相同的是,英国和法国都在高等教育系统之外发展了科学学会从事科学研究活

动,人才培养中研究和教学都处于分离状态,直到德国柏林大学的建立。

19世纪,德国洪堡在柏林大学提倡的“教学与科研相统一”理念,强调大学承担着发

展科学与教学育人两项职能,科学研究既是发展科学的方式,也是教学的过程,因此大学

的两项职能可以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同时实现。大学师生是学者共同体,大学教授兼具

讲授者和研究者双重角色,学生是探索和发展中的学者。大学课程是学术性的,教学是探

究性的[27]17-22。习明纳和大学实验室成为德国大学科教融合育人的主要基地,师生共同

开展某个领域的研究工作,并在科研过程中培养大量学生[12]156-158。到19世纪中期,几

乎所有德国科学家是大学里的教师或学生,以团队形式开展工作。

然而,德国大学所开创的古典科教融合育人理念和实践本质上还是自由教育的一个

变种[19]22-23,是洪堡“由科学达至修养”的思想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的体现,即教学和科研

主要是纯理论的和纯科学的,大学学习不是为学生就业做准备,而在于把学生领进科学研

究大门[28]3。19世纪后期美国大学通过研究生院建制化培养高层次研究型人才,继而自

20世纪末起将科研活动纳入本科生教育中,大力发展本科生科研项目[29],由此形成了在

推进高深知识中培养科技创新人才的科教融合育人模式。

继19世纪末“赠地学院”运动推动了大学职能与组织结构变革,所形成的“威斯康星

理念”进一步引领着大学践行科研、教学职能的同时服务社会发展。二战后这一思想在美

国社会更是得到普遍认同,美国联邦政府、企业、私人加大对研究型大学的投资。美国研

究型大学通过托管国家实验室与企业实验室合作等,承担来自联邦政府和企业的合同科

研项目,构建了大学—政府、大学—企业的多边关系[11]448,为大学中的教学科研人员提供

了充足的经费和先进的研究设施,使其在开展科研项目过程中实现科产教融合人才培养。

与此同时,美国研究型大学向创业型大学转型。以斯坦福大学为代表的美国研究型大学

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打造大学科技园,70年代中期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启动“企业与

大学合作研究中心计划”,80年代进一步支持大学建立国家工程中心[30]。基于此,美国

大学引领了世界范围内实现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和产业化的有机结合的科产教融合的人

才培养模式,见表1。

综上,在外因推动与内因驱动的共同作用下,大学职能拓展、学科组织演化、人才培养

模式变革三者持续互动,前两者的变革为人才培养模式转型提供了引领和基础,其轨迹

为:满足社会职业需求的经院教育—培养人的品格和理智训练的通才教育—培养技术人

才为目的的专业教育—推进高深知识和培养研究生的科教融合育人—实现科技创新、人

才培养和产业化有机结合的科产教融合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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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大学组织系统性变革的历史轨迹

历史时期 职能 学科结构 人才培养模式

中世纪

提供职业养成训练的专

业行会

单科制、学院制 满足社会职业需求的经院教育

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后

培 养 社 会 精 英 的 教 学

大学

单科制、学院制

培养绅 士 或 完 人 的 自 由 通 识 教 育;

培养工程技术人才的专业教育

19世纪初—19世纪

中后期

兼具人才培养与科学研

究职能的研究型大学

大 学—学 院—讲 座/研 究

所制

大学—学院—学系制

科教融 合 育 人:科 学 研 究 是 发 展 科

学的方式,也是教学的过程

20世纪初—二战后

社会服务成为第三职能

的创业型大学

以项目制为核心的矩阵式

大学—学院—学系制

科产 教 融 合 育 人:大 学—政 府,大

学—企业多主体协同

四、新时代大学组织变革的新趋势

复杂系统理论为深入理解自文艺复兴运动以来,大学在内外部力量共同作用下其理

念职能、学科组织和人才培养模式三者互动机制提供了适切的分析框架。新时代,面临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本研究将以该理论为框架,分析回答第二个问题:“新时代大学组织应该

如何进行系统性跃升和质变,以更好发挥高等教育在高质量发展中的龙头作用?”为此,需

要首先分析当下与未来大学发展面临的政治、技术、经济、社会、文化环境。

当今世界复杂性、波动性、不确定性和模糊性并存,世界科技强国建设和大国博弈的

新环境要求产出更多原创性、颠覆性和突破性的创新成果。同时,人类面临的环境、健康、

经济等方面的危机需要科技创新提供解决方案。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在重构

全球创新版图,科学知识总量呈爆炸性增长的同时,知识生产呈现出主体多元化、组织模

式多样化的特征[31],学科会聚成为推进科技创新的新引擎。值得特别重视的是,在数据

驱动的第四科研范式[32]xi方兴未艾时,基于一系列智能技术的分布式自主科学作为一种

新的科学发展范式出现了[33]。复杂适应系统观下,面对外部政治、科技、经济、社会环境

的大变革,大学组织系统作为一个有机体,其性质与职能、学科组织结构、人才培养模式三

个关键子系统要协调进行系统性变革,从而适应新时代科教兴国战略提出的新要求。

(一)创新理念引领创新型大学建设,实现三大职能有机融合

当今人类社会处于一个知识和技术成为重要创新资源的时代,同时面临着人与自然、

人与人、人与人工智能①之间的多重冲突,以科技创新应对全球性挑战、促进世界和平与

发展成为必然选择。世界科学中心转移的历史表明,大学随时代之变主动谋求自身变革、

及时应对快速发展的社会环境,从作为职业养成的专业行会、为国家培养社会精英的教学

型大学、融合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的研究型大学,发展成为重视社会服务职能的创业型大

学。在此过程中,大学成为社会中最具创新性的组成部分之一[34]。

大学作为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主体,需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推

进科研创新,不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和人才培养质量”[3],使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

务有机融合、互为支撑。因此,为回应新时代人类社会和国家发展需求,我们必须以创新

理念引领创新型大学建设,其核心要义是,通过有机融合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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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黄晓凤、汪琳、朱毅轩:《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国际贸易的效应研究》,《财经理论与实践》,2022年第4期。

三大职能,“激发创新活力、大幅提升创新能力、实现创新增值”[34],服务实现国家创新体

系效能的整体提升。

从人才培养职能看,创新型大学要构建“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体系”,以增强“第一

资源”对科技创新和社会服务的保障能力。为此,一要践行多元录取的招生选拔机制,有

效选拔有潜力的学生,促进拔尖创新人才早发现、早培养。同时,优化动态分流退出机制,

尊重学生个性化成长与发展需求。二要以一流师资培养拔尖学生。不仅要建设一支政治

坚定、师德高尚、业务精湛、具有突出创新能力和发展潜力的高水平师资队伍,还要精准引

进世界顶尖科学家、领军人才及团队,延揽留学归国和外籍青年学者,由此打造由学术大

师领衔、杰出人才支撑、青年英才储备的一流人才梯队。三要建立开放共享、衔接递进的

贯通式课程教学体系,构建拔尖创新人才“长链条”培养模式。同时,打造多学科交叉、专

创融合、开放协同的创新实践平台,增强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创新能力。四要以数

字化转型赋能人才培养过程,建设数字资源库,大力推广应用人工智能、数据分析、虚拟现

实等技术,丰富虚实情境结合的教学、学习和研究,培养学生的数据素养。五要营造五育

融合育人环境,将德智体美劳育人目标、内容和过程统筹融合为一个有机整体,促进学生

的全面发展。尤其要加强通识教育和世界公民教育,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人类命运共同

体意识,强烈的使命感和社会责任心。[35]

从科学研究职能看,创新型大学要构建“目标导向和自由探索‘两条腿走路’的科技创

新体系”,在强化“第一生产力”有效供给中助推实现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职能。高校作为

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基础研究的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的策源地。同

时高校有组织科研也是高校科技创新实现建制化、成体系服务国家和区域战略需求的重

要形式。世界科学中心转移的历史表明,对国家和民族的发展以及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不

可或缺的贡献,是世界一流大学创新能力的具体展现。创新型大学一要在坚持持续开展

高水平的自由探索研究,面向学科发展前沿和重大产业需求,联合国家实验室、行业龙头

企业等,建设一批基础学科联合研究中心,编织强大的基础研究骨干网络,开展集前瞻引

领、战略导向、源头创新、应用支撑为一体的基础理论研究和前沿方向探索。二要围绕国

家战略需求组织开展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创新高地建设。创新型大学应以关键技术研

发需求为引领,联合其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组建技术攻关团队,加强跨学科交叉融

合,共同承担重点科研攻关项目,将一线青年人才(目标学生)纳入联合攻关项目组,将科

研攻关全过程转化为人才培养“训练场”,推动高质量科技创新与高层次人才培养的紧密

结合和联动发展。

从社会服务职能看,创新型大学要构建“卓越的社会服务创新体系”[34],把前沿的科

技成果转化为先进生产力,把丰富的学术资源转化为不竭的创新源泉和育人优势,由此提

升“创新第一动力”的转化效率。为此,大学首先要健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工作机制。大

学要建立科研人员科技成果转化运营机制,健全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建设科技成果管理

体系及知识产权服务网络;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激励机制,制定教师离岗创业的

政策措施,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收入分配政策。其次要构建多维开放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

大学要打造独具自身特色的创新平台,整合技术、人才、教育等优质资源,完善科技成果大

数据信息系统,提升科技成果转化综合服务能力。最后,大学应围绕国家战略部署,打造

教授工作室,建立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基地,持续开展创新创业大赛,提高师生创新创业能

力和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大学教师、科研人员应把活跃的学术思想转变为有广

泛影响的学术成果,把奇妙的想象力转变为有现实价值的科技突破[34]。

60

(二)整合内外部创新主体的知识资源,构建开放式网络化学科组织结构

知识与组织在大学中具有相互嵌套性,互为表里,学科组织结构是知识系统组织化的

表征[36]。虽然近代以来知识专业化推动了科学的发展,极大地 拓 展 了 人 类 的 知 识 领

域[17]86-88,但是大学内部高度的知识(学科)专业化,造成系科间条块分割,束缚不同学科

专业间的沟通交流[17]89。与此同时,随着知识生产模式转型,在大学以外形成了知识传

播、生产和应用的知识网络,改变了大学对知识的垄断地位。新时代,基础研究与高新技

术前沿探索的界限逐渐模糊,源头创新成果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大大缩短。大规模、大

尺度的前沿性科学研究项目更是需要多层次主体、高沟通频率、高协同效率的跨学科和跨

地域的合作[37],这使得大学内部学科分化与综合的矛盾日益突出。而自然科学与人文

科学的方法论日益趋同,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结合日益紧密,都使得大学与外部知

识网络的互动协同成为知识创新的必然选择。构建开放式知识集群,促进学科深度融合

交叉,成为大学履行人才培养、科研创新、社会服务三大职能,积极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

需要的应有之义。为此,创新型大学必须要通过整合内外部创新主体的知识资源,建设网

络化学科组织结构[38]。

网络化学科组织具有如下特征:(1)从不同的学科和广泛的知识背景出发,以研究方

向、现实问题、工程项目、好奇心与兴趣等多种因素为中介,整合组织内外知识资源,与不

同创新主体建立开放合作关系,由此形成由组织内部外部同类学科、不同学科、政府、企

业、公民社会等构成的网络节点,通过知识和信息传递链、项目合作链、社会关系链等关系

链条将节点联结起来,形成立体交叉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创新体系。(2)在立

体交叉的创新体系中,横向表现为服务实现三大职能的机构、流程和平台,纵向表现为大

学与外部创新主体战略规划的匹配,实现协同创新。(3)网络化学科组织包括核心层、中

间层与外围层。核心层由学科内部知识行动者构成;中间层由学科与校内相近学科、不

同学科、技术转移中介和大学科技园等校内组织构成;外围层由学科与政府、企业、专业

协会、基金组织等校外组织构成[39]37。由此形成学科内部知识行动者之间、学科与外部知

识行动者之间的多样化交流互动。(4)核心层中的行动者因相似性而拥有强链接的优势,

而中间层和外围层具有弱连接与结构洞的“桥梁”优势,能够使大学利用与外部创新主体

(节点)之间松散或间接的关系网,获取异质性信息和资源,实现异质性人、财、物等能量的

多样交换流动[40]。这些将使大学不仅能够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过程中实现

跨院系、跨部门、跨学科的内部协作,以及跨机构、跨国界、跨文化的外部联动,而且能够借

助组织、人员、学科等的异质性以及多样化合作的优势,实现知识的保存、传播、创新和应

用,并在过程中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实现教育链、人才链、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有效衔接。

(三)建设虚实结合的育人共同体,重塑多主体协同人才培养模式

学科是大学人才培养的知识和组织载体,网络化学科组织结构为创新型大学重构其

多主体协同人才培养模式提供了支撑。重构思路之一是把为国育人作为科产教创新主体

间的共同核心价值,通过凝聚多方力量,以协同工作机制为保障,大学与科研机构、企业、

国家实验室、国家科学中心等承担共同的责任,共建协同育人平台。由此汇集国家和国际

层面的不同创新主体的科研资源,并将科研资源有效地转化为教学资源[41]。为此,大学

可紧密结合国家科学中心及其他重大平台建设,整合科教资源,推动育人组织模式由单一

培养单位向领域人才培养共同体转变[35]。重构思路之二是建立由师生组成的探究学习

共同体。师生共同体投身探究性教与学,在提出问题、搜集与评价、综合分析与交流、形成

观点并发展新知的过程中,教师将科研资源转化为教学资源,以高质量科学研究支撑高质

61

量人才培养,学生主动发现问题并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成为知识的创造者。而在师生科

研互动中,学生提出对于教师来说比较新颖的观点,发现新的研究方向,使师生共同体成

为知识创新和传承的汇聚点。[42]为此,大学可建立学科联盟,打造虚拟性科教融合育人共

同体。大学应瞄准重大共性科学问题和特定领域人才需求,联合领域内相关高校、科研机

构和企业,聚合分散在各地、各行业、各机构的科教资源,构建虚拟平台,以重大任务为人

才培养单元,以有组织科研推动跨地域、跨单位的学科建设,在协同攻关中培养拔尖创新

人才[35]。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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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习近平主 持 中 央 政 治 局 第 五 次 集 体 学 习 并 发 表 重 要 讲 话 [EB/OL].[2024-12-30].https://www.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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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aticChangesinUniversityOrganizationsfromthePerspectiveof

ComplexAdaptiveSystem:HistoricalExperienceandEmergingModels

XUYan-ru,ZHENGRun-ting,LIUJi-an

(SchoolofPublicPolicyandManagement,UniversityofChineseAcademyofSciences,Beijing100049,China)

Abstract:Sinceuniversitiesserveasthe mostimportantorganizationalcarriersforimplementing

highereducation,itisnecessary,forbetterplayingtheleadingroleofhighereducationinservingthe

strategicgoalsofhigh-qualitydevelopment,basedonhistory,startingfromthepresentandfacing

thefuture,to summarize the experience ofsystematic and qualitative changesin university

organizationsanddiscovertheoperativepatterns,thuspredictingthedevelopmenttrends.Underthe

perspectiveof Complex Adaptive System,thetransformation ofthe nature and functions of

universities,disciplinary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nd talent cultivation models,the three

interrelatedkeysubsystems,isthussystematic.SincetheMiddleAges,therehavebeenfourtimes

ofsuchsystematicchangesandtransformations.Inthenewera,universitiesshouldbeconstructed

withinnovativeconcepts,thusachievingtheorganicintegrationoftalentcultivation,technological

innovation,andsocialservices;theknowledgesystemofsegmentationshouldbeintegratedandthe

organizationalstructureofdisciplinebasedonnetworkconstructed;acommunityofvirtualandreal

educationshouldbebuilt,thusformingatalenttrainingmodelbasedonmulti-subjectcollaboration.

Keywords:universityorganizations;organizationaltransformation;innovation-orienteduniversities;

talenttrainingmode

[责任编辑 苏良亿]

63

第60卷 第4期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Vol.60 No.4

2024年7月 JournalofGuangxiNormalUniversity(PhilosophyandSocialSciencesEdition) July,2024

doi:10.16088/ji.ssn.1001-6597.2024.04.007

[收稿日期]2024-02-03

[基金项目]2023年度陕西本科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一般项目“靶向教育强国的师范院校‘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

融合路径研究”(23BY030)

[作者简介]陈亮,男,陕西师范大学教师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高等教育政策;孙谦,男,陕西师范

大学教师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高等教育政策。

新型研究型大学赋能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

逻辑构架与行动路向

陈 亮,孙 谦

(陕西师范大学 教师发展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2)

[摘 要]高等教育强国建设作为实现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与加快推

进高等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战略部署,为新型研究型大学服务强国建设、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创造传世价

值提供了行动指南。两者共同致力回应时代需求与挑战,在提升教育质量和科研水平上相互促进,追求卓

越和创新的道路上相互成就。依循现实逻辑、价值逻辑、目标逻辑、实践逻辑加强新型研究型大学建设,为

发挥高等教育在教育强国建设中的龙头作用注入了新的动能。培育时代新人、推进“双一流”建设、服务

“三位一体”战略、引领大学治理现代化,成为新型研究型大学赋能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新型研究型大学;高等教育强国;科技创新;拔尖创新人才培养

[中图分类号]G6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597(2024)04-0064-13

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我国已实现了从穷国办大教育向大国办强教育的历史

性转变。高等教育强国建设作为实现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与加快推进高等教育现代

化的重要战略部署,为新型研究型大学服务全球可持续发展、实现区域联动与创造传世价

值提供了行动指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教育强国,龙头是高等教育。放眼全球,任

何一个教育强国都是高等教育强国。”[1]党的十八大以来,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2013年的

34.5%

[2]增长到2022年的59.6%

[3],高等教育已从大众化迈向普及化发展阶段。要实现

高等教育由“大”向“强”的跃升和变革,急需开辟新领域新赛道,塑造新动能新优势。新型

研究型大学作为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的新兴力量,其产生源于国家创新战略、“双一流”大

学建设战略和对外开放战略等的需求,新型研究型大学构建了大学知识创造、科研创新、

人才培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国际合作的新样态,在加快建成世界一流大学、构筑一

流学科、造就一流师资、培养一流人才、产出一流科研成果等方面,具有开辟新赛道、塑造

新动能、开创新局面的先天优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

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要“支持发展新型研究型大学、新型研发机构等新型创新

主体”,这释放了党和国家支持新型研究型大学发展的强烈信号。积极引导和支持新型研

究型大学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加强学科建设和科研创新,不断提升原

64

创能力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对推进高等教育强国建设具有引领意

义和推动作用。

目前,学界对高等教育强国建设和新型研究型大学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在概念层面,有学者阐释了推进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意义及作用[4],有学者探究

了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兴起、发展与创新之处[5]。二是从内涵层面,有学者概括了高等教育

强国建设的内涵和本质[6],有学者研究了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战略定位、精神特质、发展动

力等[7]。三是从路径层面,有学者提出了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发展方向和建设着力点[8],

有学者以实证研究探讨了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改革方略[9]。但对于教育强国建设和新型研

究型大学高质量发展的研究仍然相对独立,鲜有将两者联系起来开展的整体性研究。基

于此,本文将从系统性思维的视角出发,把高等教育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正确处理好子系

统与整体、子系统之间的关系[10],聚焦高等教育强国建设与新型研究型大学高质量发展

的耦合关系,剖析新型研究型大学在高等教育强国建设战略中的价值旨归与实践逻辑,探

寻新型研究型大学赋能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战略选择与行动路径,希冀为服务高等教育

强国建设和推进新型研究型大学高质量发展贡献绵薄之力。

一、新型研究型大学与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耦合关系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时代背景下,培养高素质

人才、推动高质量科技创新、塑造高信度国际影响力,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核

心任务。新型研究型大学作为高等教育的子系统,以其在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提升原创能

力、深化国际合作的独特优势,成长为推进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生力军。高等教育强国建

设引发的大学内部变革,为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坚实的支撑。新

型研究型大学与高等教育强国建设共同致力回应时代需求与挑战,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与

科技创新能力,实现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

(一)共担时代之责:新型研究型大学与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时代答卷

面对新时代“怎样过上美好生活?”的人民之问、“强国建设、高等教育何为?”的时代之

问和“世界怎么了? 我们怎么办?”的世界之问,新型研究型大学与高等教育强国建设致力

发挥自身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方面的职能和优势,担当时代赋予的责任和

使命。

新型研究型大学与高等教育强国建设助力人民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教育是人类传承文明和知识、培养年轻一代、创造美好生活的根本途径。”[11]美

好生活靠劳动者开展创造性劳动实现,劳动者的素质和能力直接决定其开展创造性劳动

的效能,而劳动者的素质和能力大多通过教育来提升。面对“怎样让人民过上美好生活?”

的时代课题,新型研究型大学与高等教育强国建设需要通过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培养拔尖

创新人才为国家科技创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支撑,在促进社会生

产力发展和社会变革的同时,增强人民为追求过上美好生活所应具备的素质和能力。

新型研究型大学与高等教育强国建设助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方向要同我国发展的现实目标和未来方向紧密联系在一起,为

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

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12]加快推进新型研究型大学与高等教育强国建

65

设,充分发挥其科技创新职能为建设科技强国和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强大支撑,充

分发挥其人才培养作用为建设人才强国、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奠定坚实基础,最

终为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充沛的战略资源和人才

储备。

新型研究型大学与高等教育强国建设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当今世界,开放融通的潮流滚滚向前。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开放带来进

步,封闭必然落后。”[13]新型研究型大学与高等教育强国建设架起了与世界沟通的桥梁,

为世界了解全面、真实、立体的中国提供了重要通道,同时架起了与世界其他高等教育机

构携手应对全球危机和挑战的交流合作平台。新型研究型大学通过携手“了解世界的变

化并对此做出解释;提供利用变革过程实现总体利益的方法;教育和培养掌握应对变革所

需技能的专家;在全社会营造一种崇尚知识的氛围和文化”[14],在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进

程中贡献中国智慧。

(二)共筑生长之基:新型研究型大学与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内在机理

经济社会发展决定着高等教育的发展,高等教育受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条件的

影响和制约,增强和变革大学功能以满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是高等教育生长发展的

重要基础。积极服务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为新型研究型大学与高等教育强国建设提

供了生长的沃土。

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为新型研究型大学与高等教育强国建设指引了方向。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我国有独特的历史、独特的文化、独特的国情,决定了我国必须走自己的高等

教育发展道路,扎实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15]加速推动高等教育强国建设,需要

支持一部分优质大学率先发展,造就若干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一流学科,进而

引领高等教育整体提升。具体而言,就是以新型研究型大学为突破口,支持其在办学治校

中扎好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规律之根,建

成世界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引领高等教育更好地服务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助力国家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战略为新型研究型大学与高等教育创新发展提供了直

接动力。一方面,构建高水平科技创新生态系统为高等教育强国建设打开了发展空间。

鼓励新型研究型大学与产业、政府、社会打造知识、科技、人才互联共生的外部创新生态系

统;以有组织科研构建学术、行政、支撑服务组织协同一致的内部创新生态系统,为高等教

育服务国家创新驱动战略提供了有力支撑。另一方面,构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范式夯实

了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立身之本。支持新型研究型大学从培养国家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

人才出发,打破传统学科专业壁垒,构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全新模式,为高等教育服务

人才强国建设注入了不竭动力。

多方参与办学为新型研究型大学和高等教育强国建设提供了支持系统。构建多方参

与的支持系统是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能量之源。首先,通过政府拨款、企业支持或项目资

助、社会捐资助学等方式,为高等教育发展提供物质保障。其次,通过加强党的领导、提供

法治保障、进行政策引导等方式,为高等教育发展指引正确方向。最后,通过主流意识形

态、舆论宣传、社会评价等为高等教育发展提供精神力量。目前,我国新型研究型大学在

多方参与的支持系统下快速发展,正以其高质量的拔尖人才培养、高水平的科研创新和高

效能的科技成果转化,为促进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发挥高等教

育的龙头作用。

66

(三)共创内驱之力:新型研究型大学与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动力机制

内驱力是个人或组织推动自身持续发展和成长的由内向外作用的驱动力。建设新型

研究型大学与高等教育强国既依赖于国家战略、社会变革、经济发展、国际竞争等外部需

求,又植根于高等教育系统自身改革发展的内在需要。建设新型研究型大学与高等教育

强国,关键在于激发两者引领变革、创新竞争的内在动机,聚合推进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

的原生力、牵引力。

引领变革激发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原生力。变革从本质上讲是突破,是对现有事物、

秩序和习惯的突破[16]。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创生是我国高等教育为更好服务国家战略需

求、应对人类共同挑战、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而进行的主动变革,是对研究型大学和其他高

等教育机构在人才培养、科技创新中与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联系不紧密的补遗。新型研究

型大学坚持培养学生成为未来的创新者,坚持以问题和需求为导向的基础性、应用性和开

发性研究,坚持跨学科有组织的知识生产模式,坚持创新力、引领力和合作力协同推动其

快速成长[17],这些凸显了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共性特征与发展优势。新型研究型大学通过

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开展高质量科技创新、追求卓越的国际影响力等,凝聚形成了推动高

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原生力,为深化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加速推进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

增强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开辟了新赛道。

创新竞争激发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牵引力。竞争是驱动人类进步的永恒动力,创新

竞争的结果必然是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进步[18]。新型研究型大学所激发的创新竞争并非

已经广为流行的“优绩主义”排行榜的竞争,也不是广而用之的“审计文化”和“问责崇拜”

制度设计导致的失效竞争,而是以合作追求卓越为旨归,超越学科、校际、行业、区域、国家

等利益界限的良性互动竞争。新型研究型大学探索形成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科技

创新组织方式、服务社会发展范式,以及取得的发展实绩,会像石子打破平静的湖面一样,

激荡起研究型大学与其他高等教育机构参与创新竞争的涟漪,通过携手深化改革,提高人

才培养质量、科技创新水平、服务社会能力,形成牵引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二、新型研究型大学赋能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逻辑构架

透过新型研究型大学与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耦合关系可以发现,新型研究型大学作

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与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目标一致、互联共生、相互成就。从现

实、价值、目标、实践四个维度剖析新型研究型大学赋能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逻辑框架(如

图1所示),是揭示和把握新型研究型大学赋能高等教育强国建设作用规律的必然。依循

现实逻辑、价值逻辑、目标逻辑、实践逻辑加强新型研究型大学建设,增强其培养拔尖创新

人才、产出高质量科技创新成果、引领区域高质量发展、追求卓越国际影响力的优势,为高

等教育发挥教育强国建设龙头作用注入新的动能,从而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促进

人类可持续发展贡献高等教育力量。

(一)现实逻辑:国内变革与国际竞争赋予的时代使命

当前,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突飞猛进,面对国内社会深刻变革和全球激烈

竞争,高等教育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被赋予了重要的历史使命。从国内看,随着产业结构升

级调整和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实施,高等教育作为人才第一资源、科技第一生产

力、创新第一动力的重要结合点,正紧密结合国家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通过自

67

 ,ff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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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新型研究型大学赋能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逻辑架构

主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和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服务高质量发展。从国际看,加速发展的全球

化进程和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要求高等教育必须具备国际视野和全球竞争力。这就意

味着高等教育既要积极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提升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也要注重培养具

有国际视野、跨文化交流能力和全球竞争力的人才。面对这些变化和趋势,培养拔尖创新

人才、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引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增强高等教育国际影响力,为新型研

究型大学赋能高等教育强国建设提供了现实基础。

新型研究型大学在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以其独特的人才培养模式和科技创新能力,

成为引领高等教育发展的生力军。首先,从人才培养维度看,新型研究型大学被视作拔尖

创新人才的孵化器。新型研究型大学通过独特且高质量的学术训练和科研实践,激发学

生对高深知识的深度追问,突破传统知识线性传递的局限,培养他们的创新思维与创造能

力。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有的放矢培养紧缺人才,源源不断为党和国家输送拔尖创新

人才,是教育强国建设实现国家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必须完成的核心任务。其次,从科

研创新维度看,新型研究型大学堪称科研创新的重要枢纽。其拥有一流的基础学科、新兴

学科、交叉学科优势,汇聚了全球顶尖的科研人才和丰富的学术资源,具备开展高端科学

研究和技术创新的能力。一方面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推进科研创新,

实现“从0到1”的原创性突破,成为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使命;另一方面通过与政

府、产业和社会的紧密互动,新型研究型大学能够实现科技创新成果的有效转化和应用,

进而驱动经济繁荣与社会进步。再次,从社会服务的维度看,新型研究型大学是引领社会

发展的重要引擎。其通过专业知识和技术的输出,积极关照和应对社会问题,以产教融

合、科教融汇形成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助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最后,

从国际交流合作的维度看,新型研究型大学承担着前所未有的对外交流合作使命。其通

过与世界顶尖高等教育机构开展交流合作,致力于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推动科技进步、

增进文化交流、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成为拓展高等教育国际交流合作的领头雁。

68

(二)价值逻辑:大学多重职能耦合互动的共益取向

在新时代背景下,我国大学积极践行服务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共同价值理念,通过

深度融合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以及国际交流合作等核心职能,构建了相互促进、

协同发展的高等教育生态体系。这一体系不仅有效提升了大学各项职能的履行效果,而

且在推动高等教育强国建设过程中形成了显著的倍增效应。在人才培养方面,大学致力

于立德树人,塑造具备坚定理想信念、深厚家国情怀、高尚道德品质、活跃创新思维、扎实

实践能力以及富有社会责任感的优秀人才,从而为促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国际合作提

供人才支撑。在科学研究领域,大学聚焦于提升原创能力,通过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技

术开发等多层次科研活动,推动科学技术创新和促进科研成果转化应用。大学直接服务

于国家战略需求、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及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宏伟目标。在社会服务层

面,大学紧密对接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通过知识传播、技术转移和人才培养等多元

化途径,持续增强知识、技术和人才的对外供给能力,从而支撑和引领社会全面发展。在

国际交流方面,大学积极推进教育对外开放和国际合作,通过与国际高等教育机构建立广

泛的联系、开展深度的科技合作、促进多元文化的交流互鉴,大学不仅提升了自身的国际

影响力和竞争力,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新型研究型大学具有追求卓越、创新和担当社会责任的精神品质。其对学科交叉融

合、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科技创新、社会服务、国际化办学以及追求卓越与持续改进的重视

和坚持,是引领大学整体提升和全面发展的动力源。首先,新型研究型大学致力构建自主

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新体系。其以高质量的科技创新和高水平国际交流合作为依托,将

人才培养规律、科学研究规律与科技成果转化规律紧密衔接,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经

济社会发展需要,通过实施个性化、多元化的教育教学和科技创新实践,深入推进“产学

研”与“研学产”的知识创造和科技创新模式双向互动,构建起学科交叉、组织开放、资源共

享、多元发展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重点培养具有家国情怀、科学精神、创新精神、创

业精神和国际视野的拔尖创新人才。其次,新型研究型大学致力重构实现高水平科技自

立自强的新模式。其以提升原始创新能力为核心,通过开展有组织科研一体推进基础研

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融合创新,聚力解决我国面临的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再

次,新型研究型大学致力塑造引领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其主动融入国家战略和区

域经济社会发展,以科技创新持续生产社会变革动力,通过积极与政府、产业、社会、公众

的互动与合作激活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形成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合力。最后,新

型研究型大学致力拓展参与国际交流合作的新路径。其通过高质量的科技创新和广泛的

国际交流合作项目,推进国际学术与文化交流,以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国际化和科技创新国

际化双轮驱动,吸引全球顶尖学者、优秀学生及优质资源向我国流动,成为引领我国大学

增强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的时代先锋。

(三)目标逻辑:共同构想高等教育龙头作用的战略布局

高等教育强国之强主要体现为“高质量的人才培养、世界级的科学研究、卓越的全球

影响力”[19]。高等教育居于教育强国建设的龙头地位,理应发挥其在培养拔尖创新人

才、推进全球重大科技创新突破、增强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上的龙头作用,使其更加自觉

将地自身发展的“小逻辑”融入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大逻辑”,在主动服务国家发展战略全

局中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高等教育应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和目标导向,加强党对高等教

育事业的全面领导,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因此,

69

要增强高等教育机构尤其是大学的知识生产、科技创新、社会服务功能,提升其服务国家

战略、引领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供给能力,主动谋划高等教

育未来发展的战略布局,积极助力国家世界人才中心、创新高地、教育中心建设,为强国建

设、民族复兴贡献高等教育力量。

新型研究型大学独具的创新精神和开阔的国际视野,在高等教育强国建设中发挥着

不可或缺的引领作用,积极助力国家世界人才中心、创新高地、教育中心建设是新型研究

型大学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进路。首先,新型研究型大学应以助力建设世界人才中心为着

力点培养造就高素质人才,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应瞄准国家紧缺人才需求,加速推进自主

培养高质量人才,通过创新学科专业设置、革新育人模式,加快培养基础学科、高端工程技

术、哲学社会科学、理工农医类专业高质量紧缺人才。应通过深化对外科技合作、文化交

流、联合办学等方式引进国外高端人才为我所用,助力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其次,新

型研究型大学应以助力建设世界创新高地为突破口服务科技强国建设。16世纪以来5

个世界科学中心转移和3次工业革命演进的历史进程展示了高等教育的重要影响及作

用。新型研究型大学应充分发挥自身与政府、产业、社会联合开展科技创新的优势,主动

对接国家世界重要科学中心建设布局,以深化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模式改革为引领,打造

科技创新集群与成果转化集群双向互动的创新链条,构筑引领区域、辐射全国、面向世界

的创新高地。最后,新型研究型大学应以助力建设世界重要教育中心为发力点赋能教育

强国建设,在与国外高水平大学开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文化交流等合作中强健筋骨,努

力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上实现从“并跑”向“领跑”的超越。要通过大力推进共

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和“留学中国”品牌建设等,以优质的办学资源和卓越的国际影响

力吸引各国优秀大学生到我国学习交流,应不断扩大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影响力的同时,积

极参与全球高等教育治理,为世界高等教育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

(四)实践逻辑:服务和引领并重的多元主体协同发展

高等教育机构是知识和技术的发源地,致力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政府的职责在于

提供政策及资金支持,营造有利于创新和发展的环境。通过与高等教育机构的合作,产业

界能够获取最新的科研成果和高质量的人才。公众参与能够有效保障教育质量,确保科

技创新活动不以破坏生态环境以及牺牲人的健康为代价。四者之间的交互作用是知识生

成、传播、应用的催化剂,有助于缩短科研成果从实验室到市场的转化周期以提高创新效

率,优化资源配置并避免重复投资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培养跨学科、跨领域创新人才以

满足社会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

构建包含政府、产业、公众多元主体参与的“创新—可持续发展”共同体,是新型研究

型大学增强知识生产、人才培养、科技创新等供给能力,服务国家战略和引领区域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途径。首先,新型研究型大学与产业、政府协同构建创新发展的共同体,促进

了科技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其积极对接产业生产资料、技术手段、管理经验、市场需

求等要素联合开展科技攻关,引领产业转型升级增值;积极争取政府支持,为联合推进科

技创新提供政策、项目、资金、法治等支持和保障。通过协同推动创新成果与核心技术商

业化、市场化、产业化,既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战场源源不断地输送拔尖创新人才,也为推

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了不可或缺的力量。[20]其次,新型研究型大学与公众、政府协

同构建可持续发展共同体,打造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创新生态。其在以科技创新提高

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更加关注社会公众对生态环境和生命健康的诉求,通过建立公众信息

70

交互机制,在与产业协同推进科技创新和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关照公众愿景,促进

人与自然协和共生。最后,新型研究型大学充分发挥示范带动作用,构建了区域创新范

式。其引领和支持更多具备条件的高校积极革新教育教学和科技创新模式,打造多方参

与、多元融合发展的创新发展共同体,壮大了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和引领区域经济社会可持

续发展的高等教育力量。

三、新型研究型大学赋能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行动路向

新型研究型大学赋能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内在逻辑与作用规律,为其聚力服务高等

教育强国建设探明了行动路向。新型研究型大学应立足自身办学特质,“创造性破坏大学

的旧传统”[21],开辟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科技创新、社会服务、国际交流合作的新赛道,聚

合加速推进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新动能,开创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新局面。为此,新型研

究型大学要以不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和人才培养质量为基石,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

任的时代新人,加快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助力教育强国、科技

强国、人才强国建设,引领大学治理现代化,进而增强我国高等教育的竞争力和影响力,加

快建成高等教育强国的进程。

(一)育人为本: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决定了我们的教

育必须把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

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22]新型研究

型大学必须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突出“产教融

合、科教融汇”特色,赋能高等教育强国源源不断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1)贯彻立德树人理念,培养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教育“将我们塑造成

有共同价值观的公民;帮助个体发展自己的才能,并找到对世界做出贡献的方式”[23]。新

型研究型大学要把立德树人的成效作为检验学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努力培养既有高

尚品德又有真才实学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首先,新型研究型大学要坚持贯彻党

和国家的教育方针,以服务人民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为己任。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

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教育指引学生奠定科学思想基础,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铸魂育人;引导学生不仅学会在学习高深知识中认识世界、解释世界,同时在参与

科学研究、科技转化、国际交流合作等创新创业实践中培养改造世界的责任与追求。其

次,要加强思想理论武装,健全教育网络。新型研究型大学要引导学生在“坚定理想信念、

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加强品德修养、增长知识见识、培养奋斗精神、增强综合素质”[22]上

下功夫;要加强历史特别是“四史”教育,引导学生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共同信念;要加强爱国主义和党的光荣传统教育,引导学生热爱和拥护中国共产党,

立志服务人民、奉献祖国;要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道德法治教育,引导学生自觉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加强创新创业精神培育,引导学生吃苦耐劳、拼搏进取;要加强实践

锻炼,引导学生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2)构建立德树人体系,厚植“三全”育人环境。“人 创 造 环 境,同 样,环 境 也 创 造

人”[24]。新型研究型大学要把创造符合学生健康成长的育人环境作为立德树人的出发点

和落脚点。首先,要以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明确学校在培养学生道德品质、责任意识和大

71

局观念方面的责任,通过课堂教学、校园文化、社会实践等多元渠道,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融入教育全过程,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其次,要创新教学模

式,深化学校教育理念更新和教学方法改革,回应学生现实关切,通过问题导向、跨学科融

合、研讨式教学、沉浸式体验等方式,增强“大思政课”的高度、温度、深度[25],进而激发学

生的好奇心和探究欲,培养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要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鼓励学生

在解决实际问题中增长才干、锤炼品格。再次,要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提升教师的专业素

养和育人能力。约翰·洛克说,“做导师的人自己便应当具有良好的教养,随人、随时、随

地都有适当的举止与礼貌”[26]。学校要通过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鼓励教师

成为“经师”与“人师”的统一者。最后,要构建全员育人的格局,学校要打破传统育人模式

局限,构建“大思政”格局,实现教学、科研、管理、服务等各领域协同育人,通过搭建“产、

学、研”多元化育人平台,提供丰富的育人资源,形成全员参与、全方位覆盖、全过程沁润的

育人氛围。

(二)发展为要:加速推进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

当今世界,“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必须要有若干所世界公认的一流大学和一批高水平

的大学,这是国家的软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方面”[27]。2015年10月24日,国务院发

布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提出:“到本世纪中叶,一流大学

和一流学科的数量和实力进入世界前列,基本建成高等教育强国。”新型研究型大学要发

挥高等教育强国建设战略突进生力军作用,赋能高等教育强国加速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和

一流学科。

(1)夯实学生培养基础,培养一流拔尖创新人才。“只有培养出一流人才的高校,才能

够成为世界一流大学”[28]。在一流拔尖人才培养上,新型研究型大学要坚持国际先进理

念与我国实际情况相结合,创新人才培养范式。首先,要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

科建设,积极构建大科学人才培养体系,推动人才培养围绕学科知识生产中心向学科知识

生产围绕人才培养中心的模式转变,大力实施“本+硕+博”贯通培养。其次,要推进组织

开放,“今天最有活力的课程是实实在在地与研究人员一起进行科学研究”[29],要以灵活

的课程组织变革学生身份归属培养模式,通过“组团式”“滴灌式”“互动式”精准指导,为学

生提供以好奇心引导的个性化学习成长空间。再次,要优化资源配置,充分利用校内外教

师、科研项目等资源,特别是国际优质资源,实现资源对学生成长的个性化支持。最后,要

促进学生多元智能发展,打造以创新创业精神为内核的大学文化,陶冶和引导学生发现自

身优长,实现自我规划与自我发展。

(2)健全人才培育机制,打造一流教师队伍。纵观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都拥有

世界一流的教师队伍。新型研究型大学应充分发挥在全球配置优秀人才的办学特色和优

势,聚天下英才而用之,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世界一流教师队伍。首先,要千

方百计引进、培育优秀人才,一方面坚持放眼全球招募高端学术领军人才和高水平优秀青

年人才,不求所有但求所用。另一方面立足实际培育校本潜力人才,自主培养中流砥柱。

其次,要不拘一格用好人才,不唯名望、只唯德才,鼓励创新、宽容失败,凝神静气、静待花

开,为人才开展科学研究、科技创新提供全面持久的支持。最后,要严慈相济爱护人才,引

导和督促教师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师德规范与学术道德,积极引导教师做学生为人、为学、

为事的大先生。

(3)聚焦科研能力提升,开展高水平科技创新。开展高水平科技创新是世界一流大学

72

和一流学科的重要特征。其既体现在世界一流大学引领科技发展、产业变革的外部供给

上,也体现在支撑大学自我更新、追求卓越的高质量发展上。新型研究型大学要以开展高

质量的科技创新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站稳脚跟。首先,要以提升科学研究水平推进知识

生产,主动借鉴世界先进的知识生产模式,深入推进交叉学科、跨学科建设,提升原创能

力,实现从“0”到“1”的原创性突破;进而引领支撑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实现更多从“1”到

“100”的集成性创新。其次,要以推动科技创新促进成果转化。要积极构建大学、政府、产

业、公众、市场、自然资源融合共生的科技创新共同体,“形塑国家未来合作竞争‘智高点’,

构筑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源”[30]。要扎实推进科技创新成果特

别是关键核心技术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满足国家战略需要、引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促

进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

(三)服务为基:助力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时代,人才是第一资源,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第一动

力,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把三者有机结合

起来、一体统筹推进,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1]新型研究型大学应积极发挥教

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融合发展重要结合点和动力站作用,赋能高等教育服务教育强

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战略。

(1)聚力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服务教育强国建设。新型研究型大学以科学、工程等世

界科技创新前沿学科为基础,构建了“科教融汇+产业融合+国际合作”的拔尖创新人才

培养模式,为助力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新的活力。首先,要发挥人才培养优势,推进知识创

造、科技创新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科学技术赋能教师个性

化教学,着重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创新创业能力。同时,要以高质量的人才培养吸引

国际优质生源,助力创建世界教育中心。其次,要延展人才培养功能,探索以本科招生模

式改革为切入点,与高中及义务教育学校协同帮助有潜能的学生实现自由而充分的发展。

进而影响和推动基础教育改革,营造拔尖创新人才自然涌现的良好生态。最后,要充分发

挥资源辐射作用。通过组建协同发展联盟、开发高水平课程资源、建立全球学习中心等,

为区域、全国、全球教师与学生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2)奋力推进科研创新,服务科技强国建设。新型研究型大学以有组织科研推进基础

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融合于一体,增强了开展高水平科技创新的功能,为助力科技强

国建设提供新的动能。首先,要统合在学术资源、人才配置、国际合作研究等方面的优势,

不断增强其原创能力,继而推动基础理论研究和前沿关键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助力国家科

技自立自强,构筑世界创新高地。其次,要构建由大学、政府、产业、公众、市场、自然资源

等融合共生的科技创新共同体,塑造以满足国家战略需要、应对人类共同挑战等问题驱动

的科技创新范式,积极为国家和人类可持续发展供给高质量科技创新。最后,要支持其构

筑创新链、产业链、政策链、人才链、资金链、生态链等协同融合的科技转化体系,有效弥合

基础研究、技术创新、产品生产之间的“创新断层”,提高社会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

(3)着力培育一流人才,服务人才强国建设。新型研究型大学以造就世界一流人才队

伍为目标,不断提升人才培育能力,致力培育国家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

才等新时代科技创新人才群体[31],为助力科技强国建设提供新的支撑。首先,要增强人

才吸引力,创新引才引智模式,通过积极争取国家和区域人才支持计划或者科研课题项目

73

化、市场化运作方式,“一人一策,一事一议”靶向引进全球顶尖科学家、科技创业家和高潜

力青年科技创新人才,积极推进国际优秀人才向我国流动为我所有。其次,要增强人才培

育力,通过创新科研组织方式,给科学家赋权、让科学家担纲,鼓励领军人才“挂帅出征”,

开辟人才从事科技创新的“绿色通道”,在团队建设、项目设置、经费管理、国际合作、绩效

评价等方面给予全面支持。最后,要增强人才服务力,建立“一对一”个性化服务专员制

度,组织精干力量增强引进海外顶尖人才的保障,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积极解决好重点海外

引进高端人才生活服务和安全保障问题。

(四)治理为善:引领大学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2019年10月31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全面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顶层设计。新型研究型大学应以善治为价值旨

归,以构建共商、共建、共享的内部治理模式为基础,引领革新组织方式与评价机制,赋能

高等教育强国推进大学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1)优化学校内部治理组织方式,推进大学回归学术本质。“大学内部治理主要指如

何协调大学内部各种组织、各种权力主体之间的关系,其核心是管理组织与学术组织之间

的关系调整、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之间的平衡”[32]。新型研究型大学作为新生大学在革

新内部治理上背负的历史负担较少,应以破除学术组织与管理组织的从属关系为重点,革

新学术组织与管理组织的组织方式。首先,要赋予学术组织充分的自主权。健全学校各

级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教师评聘委员会等学术机构,赋予其独立开展学术事务决策、

审议、评定和咨询等自主权力。要合理选任学术组织成员,扩大教授、青年教师、学生代表

等参与比例,畅通信息反馈吸纳机制,凝聚师生形成学术治理共同体。要科学设置学校内

部学术组织机构,增强其学术组织功能,扭转行政化倾向,以有组织的科研创立大团队、研

究大项目、产出大成果。要革新资源配置机制,坚持学术资源配置德能者优先。其次,要

科学设置学校各级管理组织并优化其管理职能,厘清管理组织的权力边界,最大程度减少

其对学术组织权力的干扰,增强其对学术组织及师生学术活动的服务功能。最后,要营造

浓厚的学术文化,建设良好的学术生态。大学应以弘扬教育家精神、科学家精神、企业家

精神等为引领,形塑以创新创业为内核的符合学校特质的大学精神。

(2)深化教师绩效评价机制改革,凝聚推动大学高质量发展的磅礴之力。“我国大学

学术治理普遍实施‘目标责任制’,其核心是将大学的整体目标和任务逐次分解、细化,在

‘大学—院系—教师’链条中逐层传导,形成纵向到底的责任体系,使每位教师的学术绩效

都成为大学整体绩效的贡献因子”[33]。新型研究型大学应以革新教师绩效评价机制为重

点,激发教师的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增强学校可持续发展的原动力,勇于解构大

学目前盛行的“目标—竞争—问责”绩效评价范式,重构由“目标—竞争—激励”构成的绩

效评价机制。首先,要以学校发展定位科学合理设定教师绩效目标。应聚焦国家战略需

要、经济社会发展和学校利益相关方需求,结合学校实际科学设定可预期的发展目标,将

其合理配置为教师可达成的绩效目标,增强绩效目标对教师的有效牵引,消融目标过高产

生的无效压力。其次,要引导教师在教学科研竞争中各美其美。根据学校高质量发展需

要和教师特点设定多元融合的竞争性目标,实现对教师在人才培养、科技创新、社会服务

等方面的多元化评价,进而保障教师在教学、科技创新特别是基础研究上各展其能。最

后,要公正评价和正向激励教师,激发其追求卓越志趣,实现美美与共。应坚持定性与定

74

量结合、标线与底线明确、信任与监督共在的原则,通过同行、利益相关方代表、组织负责

人等多元参与,全面公正评价教师。譬如以正向激励为主与适度负向激励相结合的原则

运用评价结果,发挥教师情绪劳动的正向作用[34],唤起教师增强自我发展的主体性,凝聚

形成推动学校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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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胡建华.转型时代的大学革新[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131.

[33] 张应强.大学制度与大学治理[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264.

[34] 屈廖健,邵剑耀.大学教师情绪劳动与工作满意度、职业倦怠的关系———基于21世纪以来国内外实证研究的元

分析[J].重庆高教研究,2021(6):67-77.

TheLogicalFrameworkandActionDirectionofNewResearch-oriented

Universities’EmpoweringtheMissionofBuildingaPowerful

NationinHigherEducation

CHENLiang,SUNQian

(SchoolofTeacherDevelopment,ShaanxiNormalUniversity,Xi’an710062,China)

Abstract:Buildingapowerfulnationinhighereducationservesasanimportantstrategicdeployment

toachievehigh-levelscientificandtechnologicalself-relianceandself-improvement,independent

cultivationoftop-notchinnovativetalents,andaccelerationofhighereducation modernization.It

providesanactionguidefornewresearch-orienteduniversitiestoservethebuildingofapowerful

nation,promoteglobalsustainabledevelopment,andcreatelastingvalues.Botharecommittedto

respondingtotheneedsandchallengesofthetimes,mutually promotingtheimprovementof

education qualityandscientificresearchlevel,andachieving mutualsuccessinthepursuitof

excellenceandinnovation.Strengtheningtheconstructionofnewresearch-orienteduniversitiesbased

onthelogicofreality,value,goal,andpracticehasinjectednew momentumintotheleadingroleof

highereducationinbuildingapowerfulnation.Cultivatingnewcomersoftheera,promotingthe

constructionof“doublefirst-class”universities,servingthe“three-in-one”strategy,andleadingthe

modernization ofuniversity governance have becomeimportant waysfornew research-oriented

universitiestoempowerthebuildingofapowerfulnationinhighereducation.

Keywords:newresearch-orienteduniversities;apowerfulnationinhighereducation;technological

innovation;cultivationoftop-notchinnovativetalents

[责任编辑 苏良亿]

76

第60卷 第4期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Vol.60 No.4

2024年7月 JournalofGuangxiNormalUniversity(PhilosophyandSocialSciencesEdition) July,2024

doi:10.16088/ji.ssn.1001-6597.2024.04.008

[收稿日期]2024-03-08

[基金 项 目 ]国 家 社 会 科 学 基 金 教 育 学 国 家 重 大 项 目 “中 国 教 育 现 代 化 的 理 论 构 建 和 实 践 探 索 研 究 ”

(VAA230006),“教育数字化”系列论文之一

[作者简介]袁磊,广西师范大学教授,广西师范大学教育区块链与智能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副主任,研究方向:

信息技术教育应用、STEAM 教育等。

数字化助推中国教育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范围

与成熟度探析

———基于2010—2024年文献分析

袁 磊1,2,刘美玲1

(1.广西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广西 桂林 541004;2.广西师范大学 教育区块链与智能技术

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广西 桂林 541004)

[摘 要]全面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进程,需首先厘清楚数字化与中国教育现代化之间的逻辑关系

与结构样态,以界定数字化在中国教育现代化建设中的具体应用范围并探析推动实现教育现代化建设的

成熟度现状。围绕数字化对教育现代化进程的影响与作用,基于历史—政策—发展的逻辑主线,构建以主

体、资源、治理、保障为实践范围的教育现代化建设的整体框架;基于人—环境—行为的交互决定理论,构

建以数字环境、数字能力、数字行为为主要要素的中国教育现代化中的数字化应用的维度框架;在借鉴能

力成熟度模型基础上,遵循历史与发展主线,构建中国教育现代化数字化应用成熟度模型,将为数字化在

中国教育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应用水平与能力以及对推动教育现代化纵深发展状况提供理论指导与行进

方向。以教育要素、数字化维度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的 CSSCI期刊及中文核心期刊进行检索、筛选、编码、

分析,研究发现:数字化助推各教育主体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成熟度具有不均衡性,不同领域数字化助推

教育现代化建设的成熟度具有差异性,同一领域数字化助推教育现代化建设的成熟度具有差异性。这对

我们有计划、有步骤、分阶段地有序推动教育现代化具有实践指导意义。

[关键词]教育数字化;教育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成熟度

[中图分类号]G4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597(2024)04-0077-11

一、问题提出

中国教育现代化建设的实施必须具有与现代社会发展高度适应的数字教育做支撑,

教育与数字的有机融合为教育现代化建设开辟新赛道、塑造发展新优势。党的二十大报

告提出“推进教育数字化”[1],需要以数据网络为主要载体、以数据资源为关键要素、以数

字化技术融合应用为驱动,全方位、多领域、深层次赋能教育现代化建设[2],推动教育组织

形式、教学模式、教学方法等教育结构样态的根本转变,从而弥补地区、城乡教育发展不

充分、不均衡问题,推动教育实现高标准、高水平、高质量的现代化发展[3]。

77

数字化对教育现代化建设的作用与影响突出表现在数字化在教育现代化建设进程中

应用的广度与深度,直接影响其建设的速度与质量。目前,在国家政策引领与推动实现现

代化实际诉求下对数字化在教育领域的研究,研究主体主要集中在高等教育领域,研究内

容主要集中于数字化对教育数字治理提升[4]、强化师资队伍建设[5]、数字化教材开发[6]等

领域。整体看来,当前学者们倾向于数字化推动教育现代化建设的某一具体维度的研究,

缺少对教育现代化进程中数字化应用整体框架的研究。同时,在教育纵深发展进程中由

于各主体、各领域数字化应用水平各异导致数字化在推动教育现代化发展进程中所处位

置与程度不同,即数字化推动教育现代化成熟度各异。因此,为更加清楚了解数字化在推

动教育现代化建设所处位置与作用程度,我们有必要对数字化推动教育现代化建设进程

即教育现代化成熟度进行研究。

综上所述,本研究提出教育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范围”是指数字化在教育生态系统中

的应用领域具有整体性、系统性、协调性等特征;“成熟度”是指数字化推动实现教育现代

化的程度具有动态性、发展性、可持续性等特征。以“实践范围”与“成熟度”为核心探讨以

下几个问题:(1)数字化在各级各类教育中应用的整体趋势;(2)教育具体实践范围中数字

化具体应用状况;(3)数字化推动教育现代化建设的成熟度状况。

二、理论框架

数字化推动中国教育现代化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厘清教育生态系统内部各要素

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基于历史—政策—发展的逻辑主线,依据教育生态论、系统论与实

践论,构建理论框架,为探究数字化在中国教育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应用水平与能力以及

对推动教育现代化纵深发展状况提供理论指导与行进方向。

(一)教育现代化建设的数字化实践整体框架

教育现代化建设是为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实现的时代产物,数字化作为现代社会生产

要素有效融入教育现代化建设,推动教育生态系统各要素的全面变革,其应用广度与深度

直接关系教育现代化建设工程哪些领域运用数字技术、具体运用情况如何将影响教育现

代化生态系统的整体演进。因此,本研究提出实践范围问题,基于教育现代化建设历史—

政策—发展的逻辑主线,依据教育生态论、系统论与实践论,构建数字化实践整体框架(见

图1);教育现代化数字化实践整体框架以实现人的现代化为核心,涉及主体、资源、治理、

保障等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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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教育现代化建设的数字化实践整体框架

中国教育现代化以实现人的现代化为核心,为国家现代化实现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

78

撑,数字化在助推教育现代化进程中在彰显国家现代化本质要求下立足于教育现代化属

性重塑教育生态系统。中国教育现代化具有两种属性,既指具有国家现代化结构样态又

指具有功效、作用的现代化[7]。换言之,在结构样态上,数字化助推教育结构样态由“传统

性”向“现代性”转变,主要表现为出现教育数字人的应用、进行数字化教育处理、可视化教

育呈现、互动化教育形式[8],构建以实现人的现代化为核心的个性化、智能化学习场域。

在功效与作用上,数字化推动教育实现高标准、高水平、高质量的现代化发展[3],突出表现

在以实现人的现代化发展为目标的教育对国家现代化建设的贡献度,以人的现代化实现

为核心推动数字化不仅带来教育现代化建设的内部效益,更产生推动国家现代化建设的

外溢效益。

基于历史逻辑,依据教育生态论,数字化对教育现代化建设的推动作用突出表现在推

动各级各类学校即教育主体的发展为人的现代化的实现提供主体支撑,是数字化服务的

核心层。数字化在教育领 域 的 应 用 经 历 了“起 步 阶 段”(1979—1998 年)、“成 长 阶 段”

(1999—2001年)、“发展阶段”(2002—2009年)、“腾飞阶段”(2010—2013年)、“创新阶段

(2013年至今)”等几个阶段[9],推动教育结构样态与功效作用向现代化进程转变。现代

化的教育结构样态与功效作用的实现需要现代化的教育资源、教育治理、教育保障等教育

要素的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的传输与供应,数字化作为现代化的技术手段为实现现代

化的教育资源、教育治理、教育保障提供技术工具与手段方式的支持,推动教育主体开发

出数字化教育资源、创建数字化治理方式、提供数字化教育保障,为教育现代化的实现提

供资源支持、治理监督与教育保障,是实现教育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层、保护层与基础层。

基于政策逻辑,依据教育系统论,数字化重塑教育现代化建设的生态系统,教育现代

化各要素即指标要素的协同配合,是推动教育现代化有序、协调、持续健康发展的前提条

件与重要基础。教育现代化指标要素的构建为其实践提供范围与领域,是推动实践建设

的基础,国家政策的导向为指标要素的构建提供方向引领与内容支撑。比如,2019年国

务院颁发的《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提出现代化的指标要素主要包括教育思想、教育制

度、教育设施、教育内容、教育手段和方法、教育治理等要素[10]。同年,北京市政府为贯彻

落实现代化教育政策出台的《首都教育现代化2035》提出开发特色课程体系、发展“互联

网”教育服务体系等要素[11];四川省政府为加快教育现代化发展进程提出抓住现代化教

育资源、教育治理等要素[12]。综上所述,本研究在政策引领下结合各地教育现代化指标

要素提炼,构建教育现代化指标体系主要包括数字化课程体系、数字化师资队伍、多元化

教育治理等要素。

基于发展逻辑主线,依据实践论,数字化在教育领域的实践逐渐走向成熟,推动教育

的纵深发展。江苏省作为全国教育现代化建设先进示范区,其现代化建设大致经历教育

现代化建设的萌芽期(1979—1992年)、孕育期(1993—1995年)、缓慢生长期(1996—2006

年)、快速增长期(2007—2012年)、成熟期(2013年至今)。当前,在我国教育现代化建设

进入成熟期更需要充分发挥数字化对教育现代化建设的推动作用,以实现人的现代化为

核心在教育资源的创建中开发彰显时代性与前瞻性的课程体系、开创数字化教材体系、探

索育人性教学方式推动数字化教育资源体系的创新与转型升级;在教育治理过程中,运用

数字化手段与方式,创建多元化的治理主体、扁平化的治理结构、综合性的治理方法提升

治理能力与治理水平;在教育数字化推进过程中具有数字化实施的人、财、物等保障是实

现数字化推动教育现代化建设的前提与基础,需要教育政策、师资队伍、财政支持等基础

79

保障以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教育治理能力的提升。[13]

综上所述,基于教育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政策、发展的逻辑主线,在教育生态论、系统

论与实践论指导下,构建以教育主体、教育资源、教育治理与教育保障为关键要素的教育

现代化建设的数字化实践整体框架。教育主体是办学组织机构,即各级各类学校为教育

现代化建设提供主体支撑,主要包括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教育资源

是以实现人的现代化为核心的教育形式与内容的更替、创新,具有前瞻性、共识性与实用

性,主要包括网络课程、数字化教材、线上教学;教育治理主要是运用数字化手段变革传统

的单线垂直的治理模式,构建现代化治理模式,主要包括治理体系、治理能力;教育保障是

为实现教育现代化建设提供的数字化人力与物力的外部支持,主要包括顶层设计、数字素

养、基础设施等。[13]

(二)数字化助推教育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维度框架

班杜拉在社会学习理论中提出交互决定论,认为人的行为不是受某一单因素影响,而

是行为、认知与环境三者交互作用的影响[14]。交互决定论同样适用于数字化与教育现代

化建设关系与作用的研究。教育生态系统的活动受环境、认知与行为的交互作用影响,主

要表现在教育数字化行为是在数字中国建设环境下适应中国公民数字素养要求而产生,

数字中国建设推动中国公民数字化能力提升,数字化环境为数字化能力提升提供有机供

应物质,三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推动教育现代化建设的实现,为数字化助推教育现

代化建设的实践提供维度框架(如图2)。

图2 数字化助推教育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维度框架

具体来说,数字化在教育领域实践应用及推广可以借鉴芬兰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成功

案例,芬兰教育如何实现数字化转型以及数字化如何推动教育发展可以为中国数字化助

推教育现代建设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经验[15]。首先,在教育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国家需

要具有数字素养的公民及劳动力等核心竞争力的支撑[15],即具有数字化能力。其次,较

先进且可靠的网络宽带、计算机硬件设备等数字技术的实施是实现数字化转型的前提条

件[15],即数字化环境。最后,数字化助推教育发展最终落实到“以人为中心”的教育实践

中,以数字化教学行动转变传统教育组织形式、教学模式、教学过程等服务于人的发展与

教育高质量提升,即数字化行为。数字化推动教育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维度框架实质是在

运用交互决定论指导与借鉴芬兰教育数字化转型实践经验基础上融合中国教育数字化发

展具体实践进行构建,三个元素相互影响、协同配合,共同发挥数字化在中国教育现代化

建设进程中的有效推动作用。

(三)数字化助推教育现代化建设的成熟度模型构建

数字化助推教育现代化建设的成熟度即数字化推动教育现代化建设在实现教育现代

化进程中所处的位置及进度,也就是所达到的教育现代化建设的实现程度。教育现代化

实现程度着重关注数字化环境、数字化能力、数字化行为对教育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结构样

80

态、功效与作用的影响及所取得的成效。本研究在遵循数字化在教育领域应用的历史主

线与教育发展进程中的建设主线,在借鉴能力成熟度模型基础上,构建数字化助推教育现

代化建设成熟度模型(如图3)。

图3 数字化助推教育现代化建设的成熟度模型

数字化助推教育现代化建设的成熟度模型由成熟度等级、关键维度、关键实践等基本

要素构成[16],其成熟度等级主要是教育系统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数字化推动教育发展

所处位置水平与程度,主要分为认知、探索、实践、融合、创新等阶段;其横向维度主要是结

构化评估框架,即教育现代化建设的数字化实践整体框架,主要包括教育主体、教育资源、

教育治理、教育保障;其纵向维度主要是阶梯式成熟度等级,即数字化助推教育现代化建

设的实践维度框架,主要包括数字化环境、数字化能力、数字化行为。

成熟度等级标志着数字化在特定时间点对教育现代化建设的结构样态与实现目标影

响各异,认知阶段表示尚未开始或停留于国际数字化教育借鉴时期,教育现代化建设处于

萌芽期。探索阶段表示在教育发展领域已经开始运用数字化,计算机硬软件设施得到完

善与开发,开始出现数字化转型迹象,教育现代化建设处于孕育期。实践阶段表示在各级

各类学校从教学变革开始逐渐实现数字化转型,教育现代化建设处于缓慢发展期。融合

阶段表示数字化成为教育教学中必不可少的现代化教学手段,推动教育教学形式的变革,

教育现代化建设处于快速发展期。创新阶段表示数字化全面运用到教育教学中变革传统

教学形式、治理模式、教学资源等要素,数字化运用水平与运用能力达到国际水平,教育现

代化建设处于成熟期。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系统性文献综述方法,基于教育生态论与教育系统论,受物质流、能量流、

信息流等因子的影响,学校作为教育主体需要开发体现时代特征的资源支撑、开创新型治

理模式、提供强有力的保障支持,以充分发挥数字化在教育现代化建设实践中的作用与成

效。基于此,本文拟以教育主体为核心,在数字化环境下以资源、治理、保障为要素筛选文

献并制定编码框架,对文献进行检索、筛查、编码与分析。

81

(二)检索策略

本研究以中国知网 CSSCI期刊及中文核心期刊作为文献检索对象,检索时间限定为

2010年1月1日—2024年2月19日。检索分为4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检索领域,主要包

括教育主体、教育资源、教育治理、教育保障;第二部分为检索维度,主要包括数字化环境、

数字化能力、数字化行为;第三部分为检索关键词,数字化是社会信息的高级形式,通过网

络化、大数据等数字技术推动现代化教育生态系统的变革,以“网络课程”“数字化教材”

“线上教学”“治理体系”“治理能力”“顶层设计”“数字素养”“教育投入”为关键词进行检

索;第四部分为检索要素,是检索关键词的“派生词”,代表数字化在教育领域中的具体应

用。通过检索共获得983篇有效文章(见表1)。

表1 数字化助推教育现代化建设的检索内容

主体 领域 维度 特征词 要素 文献数量

基础教育

职业教育

高等教育

成人教育

教育资源

教育治理

教育保障

数字化能力

数字化行为

数字化环境

网络课程

数字化教材

线上教学

治理体系

治理能力

教育顶层设计

数字素养

数字设施

网络课程建设+网络教学+网络学习平台+网

络课程学习+网络课程开发+MOOCS+网络课

程教学+在线课程+网络课程资源+网络课程

平台+数字化课程

141

数字教材+数字化出版+数字出版+电子书包

+三通两平台

17

在线教学+线上学习+混合式教学+线上线下

+在线教育+线上教育+线上线下混合教学+

翻转课堂+混合教学+空中课堂+网络学习+

混合式教学模式+雨课堂+线上教学平台+双

线教学

315

教育治理+治理体系+治理主体 55

治理理念+教育治理现代化+治理能力 15

顶层设计+战略规划+实践应用+教育信息化

+对策研究

5

教师信息素养+学生信息素养+数字素养+媒

介素养+信息素养评价+信息素养能力+信息

行为+信息检索+数据素养教育+信息素质教

育+信息意识+信息素养培养+信息素养评价

432

数字基础设施 3

合 计 983

(三)文献筛选

本研究以“中国教育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数字化对教育现代化推进”为核心进行文

献检索,在文献筛选过程中遵循其应用的历史、政策与发展逻辑主线,将数字化与信息化

对教育资源、管理、保障纳入教育现代化建设实践筛选。同时,在筛选过程中遵循教育生

态论与系统论,以教育主体为核心,剔除教育现代化建设实践中不属于教育资源、教育管

理、教育保障的数字化应用,比如,数字化教材中的“三通两平台”、教育顶层设计的“实践

应用”等内容。通过系统性筛选最终共获得符合条件的文章981篇。

82

(四)数据分析

数字化助推中国教育现代化建设的实践首先表现在各级各类学校对数字化应用程度

与状况,以整体了解数字化助推中国教育现代化建设状况;其次,探究在不同领域数字化

助推教育现代化建设的成熟度;再次,探究同一领域不同要素数字化助推教育现代化建设

的应用程度。由此,在依据数字化助推中国教育现代化建设的理论模型基础上,系统分析

文献数据。

四、研究结果与讨论

(一)数字化助推各教育主体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成熟度具有不均衡性

在系统推进教育现代化进程中数字化在教育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高等教育,其次

是基础教育与职业教育,最后是成人教育(见图4)。其原因在于高等教育是支撑实现教

育现代化的关键主体,其教育发展水平与质量直接关系国家综合国力与科技水平。因此,

在我国由小康社会向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过渡时期,数字化助推中国教育现代化建设的

研究主要集中在高等教育领域。基础教育对教育生态系统的持续、健康发展具有基础性、

持久性的影响,确保教育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教育生态系统的持续、健康发展需要研究与分

析数字化在基础教育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作用与地位,为教育现代化的实现稳固根基。

因此,对基础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成熟度进行研究是必不可少的部分。职业教育是实现

技能强国、推动实现教育现代化必不可少的教育类型,其研究数量相对较少的原因可能是

受职业教育是“末位教育”、职业院校毕业生社会地位低下等观念影响,导致职业教育没有

受到应有重视。2019年国务院颁发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从政策层面肯定并

认同职业教育的地位与重要性,进一步推动职业教育现代化建设的研究。成人教育是构

建学习型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面对不确定未来工作场景以及对重复性体力劳动的摈

弃,成人教育应运而生。其研究数量少的原因可能是我国现阶段教育现代化建设更加侧

重于学校教育,对成人教育关注度不高。综上所述,教育现代化实现需要各教育主体现代

化的实现,因此在教育现代化建设进程中需进一步加强数字化助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

现代化建设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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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教育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数字化应用的整体趋势

(二)不同领域数字化助推教育现代化建设的成熟度具有差异性

数字化助推中国教育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教育资源建设水平最高,占教育现代化建设

的成熟度的48%(见图5),推动教育组织在教学范式、组织架构、教学过程等方面[17]的变

革,开发出网络课程、数字化教材、线上教学等教育资源,助推教育现代化建设资源成熟度

处于融合阶段。其主要原因在于教育资源作为教育生态系统中的信息流,在数字化的教

83

育环境下需要更新传统的教育资源,以促使教育行为的转变最终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加快

推进教育现代化实现。

图5 数字化助推教育现代化建设的各领域成熟度

教育保障在教育现代化建设水平中略低于教育资源但明显高于教育治理。教育现代

化建设进程中数字化保障是实现数字化推动教育现代化建设的前提与基础,到2020年我

国对数字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达到教育与技术的深度融合阶段[18],教育保障在教育现

代化建设的成熟度处于融合阶段。其主要原因在于教育现代化建设需要内外部资源的支

持与保障:外部资源主要表现在对教育数字化外部环境的创建与基础设施的投入,内部资

源主要表现在师生数字素养的培养是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关键保障。其内外部保障在教育

生态系统中作为物质流为数字化助推教育现代化建设提供制度、数字化人才与数字基础

设施的支持与保障,为教育现代化建设筑牢根基。

教育治理在教育现代化建设中处于最低水平,在数字化时代教育治理进入“依数治

理”时代。由于我国教育治理受传统单线垂直式治理模式的影响,教育治理现代化的成熟

度处于不成熟的探索时期。虽然我国现阶段在教育现代化进程中数字化治理面临数据泄

露、道德安全、信任危机等问题,但数字作为教育生态系统中的能量流在注入教育治理过

程中将创建跨层级、跨部门、扁平化、网络化沟通平台[19],扩大信息收集、创建、传播、分配

与共享的广度与宽度,为实现精细化、精准性治理提供信息基础与条件支撑,推动教育治

理现代化的实现。

综上所述,虽然不同领域数字化助推教育现代化建设的成熟度不同,但各领域作为教

育生态系统整体是推动实现教育现代化不可缺少的部分,在教育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相关

政府部门需要运用“两点论与重点论”原理来统筹部署、系统规划教育领域现代化的成熟

度的整体提高。同时,需要避免“木桶效应”的出现,加速推进教育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以整

体提高教育现代化的成熟度。

(三)同一领域数字化助推教育现代化建设的成熟度具有差异性

教育现代化建设需要教育生态系统内部各要素协同配合,在共同推进教育现代化建

设的进程中,由于同一领域的各要素发展水平与质量各异,导致其所处位置与作用不同,

即对助推教育现代化建设的成熟度具有差异性。

1.教育资源领域各要素的成熟度的差异分析

在教育资源领域,成熟度最高的指标要素为线上教学,占比达到67%,其成熟度达到

融合阶段,表明在2010—2024年,人们重点关注数字化对教学影响的研究。其原因主要

在于教学是教育活动的核心环节,数字化环境改变传统的教学行为,构建数字化的教学体

系,生成数字化的教学能力。数字化赋能教学与科研呈现智能化、现代化等趋势[20],尤其

在疫情期间,学界加强对线上教学的研究,构建网络课堂、网络教学、混合式教学等创新教

学形式,未来需进一步加强提高网络教学质量的研究以加速推进教育现代化的实现。网

84

络课程的成熟度占比为30%,其成熟度处于实践阶段,表明在教育资源领域开始进行网

络课程创建的探索与实践。其原因在于数字化课程开发拓宽教育资源的形式与类型,适

应新一代数字公民资源获取的途径,拓宽知识储备,需进一步创新网络课程的内容与形

式,开发具有前瞻性、时代性的网络课程体系。数字化教材的成熟度处于探索阶段,占比

仅为3%,表明在教育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教材开发者需要进一步加强对数字化教材的

研究。教材是教育资源的重要载体,数字化教材与传统教材相比具有简便、简洁、易查找

等特点,目前对数字化教材的研究更多倾向于职业教育“活页式”教材的开发,未来在基础

教育、高等教育领域需进一步加强对数字化教材的研究。

2.教育治理领域各要素的成熟度的差异分析

教育治理体系占教育治理领域的成熟度相对较高,但仅占教育现代化的成熟度的

6%,处于数字化治理的探索阶段。其原因主要在于数字化治理需要数字化基础设施的保

障,比如,在得到数字化基础设施、数字化管理软件、数字化管理人员等资源保障前提下才

有可能实现,相对于教育现代化建设其他领域研究而言起步较晚,具有不成熟性,因此数

字化治理是未来一段时间内需要重点关注与研究的领域。同时,教育治理能力的成熟度

仅占21%,处于治理能力提升的探索阶段。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是教育治理的一体两

面,治理体系的完善推动治理能力的提升,治理能力的提升推动教育管理方式、监督体系

的变革,因此教育界需要加强以“治理能力提升”为目标的教育治理体系的研究,为教育现

代化建设提供精细化管理与科学化决策,加快推动教育现代化的实现。

3.教育保障领域各要素的成熟度的差异分析

教育保障领域数字素养的成熟度相对较高,占比达到98%,进入创新阶段。其主要

原因在于数字素养处于教育保障的核心层,是实现数字化助推教育发展的重要保障,师生

的数字素养对智能时代教育现代化的建设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数字素养水平不足可能

容易引发在职教师与在校生的“技术焦虑”[21],因此,在教育数字化演进过程中需要以数

字素养的提升作为重点研究领域[22]以探寻提升师生数字化素养的方法与途径。顶层设

计即国家制度与出台数字化推动教育现代化建设的政策与制度体系,其占比仅为1%,表

明国家或地区需要在国家统一政策的引领下制定适应地区发展的数字化推动教育现代化

发展的政策,将数字化所具有的网络化、数字化优势转变为实现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

的资源优势,为教育现代化的实现提供资源保障。数字化基础设施占比相对较少,仅占

1%,其主要原因在于我国在2000年学校已经基本普及计算机,对计算机硬件设施的关注

度减少[18],因此研究数量较少。综上所述,对数字化助推教育现代化建设的实现需要政

府、学校加快制定具体的数字化推动教育发展的规划与实现路径,同时在数字化基础设施

得到保障的前提下,加快提升师生的数字素养,以适应数字化的教与学(见图6)。

图6 数字化助推教育现代化建设的各指标要素的成熟度

85

五、结语

数字化助推教育现代化的实现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有计划、有步骤、分阶段地有

序推动。本研究基于教育数字化战略背景,运用系统性文献分析法,遵循历史—政策—发

展逻辑主线,在教育生态论、系统论、实践论指导下探讨数字化在教育现代化建设的实践

范围与成熟度,以期更好推动教育现代化的实现。本研究的不足之处:一是仅从理论层面

构建数字化助推教育现代化建设的成熟度模型,对模型要素构建的合理性缺少系统的分

析与验证。二是数据来源与分析方法单一,而且文献基数相对较大,在处理过程中可能会

存在一定的误差。后续研究需要继续围绕数字化对教育现代化的作用与影响进行深入

探索。

[参 考 文 献]

[1]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

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2022-10-25)[2024-01-17].https://www.gov.cn/xinwen/202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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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AnAnalysisofthePracticalScopeandMaturityofBuildingChina’s

EducationModernizationundertheAssistanceofDigitalization

—BasedontheLiteratureAnalysisfrom2010to2024

YUANLei1,2,LIU Mei-ling

1

(1.FacultyofEducation,GuangxiNormalUniversity,Guilin541004;2.KeyLaboratoryofEducation

BlockchainandIntelligentTechnology,MinistryofEducation,GuangxiNormalUniversity,Guilin541004,China)

Abstract:TocomprehensivelypromoteChina’seducation modernization,itisnecessarytofirst

clarifythelogicalrelationshipandstructuralpatternbetweendigitalizationandthemodernizationof

educationin Chinasoastodefinethespecificapplicationscopeofdigitalizationandanalyzethe

currentmaturity.Basedonthelogicalmainlineofhistory-policy-development,thispaperconstructs

anoverallframework withthepracticescopeofsubject,resources,governance,andguarantee,

focusingontheimpactandroleofdigitizationonthe modernizationofeducation;Basedonthe

TriadicReciprocalDeterminism,itconstructsadimensionalframeworkfordigitalapplication,with

digitalenvironment,digitalcapabilities,anddigitalbehaviorasthe mainelements;Basedonthe

referenceoftheCapabilityMaturityModelandfollowingthehistoricalanddevelopmentalmainline,

itconstructsamaturitymodelforthedigitalapplication.Thiswillprovidetheoreticalguidanceand

directionfortheapplicationlevelandcapability ofdigitalizationin building China’seducation

modernization,aswellasforpromotingthein-depthdevelopmentofeducation modernization.By

searching,screening,coding,andanalyzingCSSCIjournalsandChinesecorejournals(CNKI)with

keywordssuchas“educationalelements”and“digitaldimensions”,thestudyfindsthatthematurity

ofdigitalizationinpromoting modernizationofvariouseducationalentitiesisuneven:thematurity

variesindifferentfields,anditdifferseveninthesamefield.Suchfindingprovidespracticalguidance

tosystematicallypromotethe modernizationofeducationinaplanned,step-by-step,andphased

manner.

Keywords:digitalizationofeducation;modernizationofeducation;Chinesemodernization;maturity

[责任编辑 苏良亿]

87

第60卷 第4期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Vol.60 No.4

2024年7月 JournalofGuangxiNormalUniversity(PhilosophyandSocialSciencesEdition) July,2024

doi:10.16088/ji.ssn.1001-6597.2024.04.009

[收稿日期]2024-03-01

[基金项目]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加快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

等对外开放高地建设研究”(20ZDA052)

[作者简介]佟家栋(1959—),男,南开大学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国际经济、数字经济;张

千(1992—),南开大学 APEC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博士后,研究方向:国际贸易、数字经济。

数字经济时代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佟家栋1,张 千2

(1.南开大学 经济学院,天津 300071;2.南开大学 PEAC研究中心,天津 300071)

[摘 要]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是实现中国式现代

化的关键。数字经济带来新的经济增长方式,为新质生产力赋予新的内涵,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提供新

的路径。新质生产力是数字经济时代的生产力。数字经济革命性和颠覆性创新能够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水

平提升,有助于实现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

展数字经济时代新质生产力需要加大数字经济建设投入、优化现代产业链供应链、推进数字产业化与产业

数字化、发展培育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开展“人工智能+”行动以及培养数字劳动力。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数字经济;创新;现代化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新型生产关系

[中图分类号]F1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597(2024)04-0088-09

加快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是实现

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省考察时首次提出了“新质

生产力”,并指出,“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

质生产力”[1]。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

要着力点,必须继续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2]。新质生产力是

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创新是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动力源泉。党的二

十大报告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需要加快建设制造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这是实

现新型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关键,是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环节。发展数字经济是建设

现代化产业体系和推动技术进步的关键路径之一。因此,我们要深刻理解新质生产力和

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在数字经济这一新兴经济形态中把握新型生产要素和新质生产力

的内涵,着力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转型升级与

发展[3]。

一、数字经济时代新质生产力的内涵

数字经济为新质生产力赋予新的内涵,新质生产力是数字经济时代的生产力。

88

我们应深刻认识新质生产力的内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概括地说,新质生产力是

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

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

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

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

力”[4]。这一重要论述,为我们深入刻画了新质生产力的内核、特征、基础、关键和本质,为

把握新质生产力内涵以及进一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科学指导。我们从新质生

产力的内涵出发,理解其与数字经济的关系。

首先,数字经济带来新的经济增长方式。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兴经济形态,产生了新

的生产要素和生产关系,数字技术、数据要素和数字要素等新型关键生产要素带来了新的

经济增长方式,也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注入新动能。数字经济逐渐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重

要支撑,带来经济增长“量”的变化。一方面,中国数字经济发展规模稳步扩大,根据中国

信息通信研究院(2023)报告统计,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50.2万亿元,占国内生

产总值比重为41.5%;另一方面,中国数字经济增长速度较为显著,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

规模同比名义增长10.3%,超出同期 GDP名义增速4.98个百分点[5]。数字经济优化产

业结构,带来经济增长“质”的变化。2022年我国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发展规模分别

达到9.2万亿元和41万亿元,占数字经济整体规模比重分别为18.3%和81.7%,并且数

字经济在一二三产的渗透率分别达到10.5%、24.0%和44.7%

[5],数字经济对现代工业和

服务业展现出较强的驱动作用。这意味着,数字经济逐渐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

其次,数字经济具备新的生产力发展路径。数字经济时代的创新正在成为新质生产

力的重要推手。第一,数字技术的革命性突破为新质生产力带来技术支撑。数字技术的

不断革新贯穿了整个数字经济发展历程:在数字经济的萌芽时期,从电子数字计算机的诞

生到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的发展,随着光纤通信和互联网技术的商用普及,数字技术促

使经济展现信息化和现代化的特征;在数字经济进入快速发展的时期,人工智能、大数据、

云计算、区块链、物联网等一系列数字硬件和数字软件技术快速崛起和发展,数字技术的

创新与应用极大丰富了新时代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内涵。第二,数字经济关键

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为新质生产力带来质变效应。随着数字技术的创新与发展,数字

经济逐渐形成一系列新型生产要素,包括数据要素、数字要素、数字资本和数字劳动等。

一方面,数字经济新型关键生产要素能够通过替代效应、补充效应和渗透效应改变原有生

产要素的配置;另一方面,这些新生产要素与其他传统要素的创新性融合发展,进一步优

化了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组合形式。第三,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作为数字

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促使产业深度转型升级。一方面,以信息通信产业为代表的数字产

业化逐渐成为数字经济中新的核心产业;另一方面,数字技术、数据要素和数字要素带来

传统产业产出和效率提升,产业数字化深刻影响产业转型与升级。这意味着,数字经济时

代的创新发展有助于实现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加快形成

新质生产力提供新的路径。

再次,数字经济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等新发展理念的特征。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2]。数字

经济作为一种新兴经济形态,依靠数字技术推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融合发展,使高

科技在现代产业中得以充分应用。数字经济时代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升产业

和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绿色低碳产业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有助于实现工业绿色化转型,

89

这使得数字经济具有高效能的属性。同时,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前沿数字技术引发一系

列数字创新,能够有效推动技术进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从而带来高质量的数字经

济生产力。

数字经济逐渐改变经济增长方式,丰富了新质生产力的内涵,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提供有效途径。可见,新质生产力是数字经济时代的生产力。

二、数字经济时代新质生产力发展路径

近年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现代化产业迅速

发展,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数字经济逐渐拉开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序幕。学者们

开始关注数字经济赋能新质生产力的路径,已有研究认为数字经济能够通过提升颠覆性

技术创新水平、驱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发展和契合新质生产力应然特征等渠道推动新

质生产力的发展[6],数据要素和数字技术对新质生产力水平具有推动效应[7],同时数字产

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也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提供实体基础[8]。这些研究分别从技术、要

素、产业等角度阐释了数字经济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路径与机制。我们认为,在数字经

济时代,把握数字经济时代的创新是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主

要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催生和推动。在数字经

济时代,这分别对应着数字技术突破、数字经济关键生产要素配置、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

字化等方面的创新发展。这意味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创新是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动力

源泉。

回顾数字经济的内涵,自2016年 G20杭州峰会首次对数字经济的概念进行描述以

来,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持续更新数字经济的定义,新的定义是:数字经济是以数字化的

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数字技术为核心驱动力量,以现代信息网络为重要载

体,通过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不断提高经济社会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

平,加速重构经济发展与治理模式的新型经济形态[9]。从经济学的视角出发,数字经济是

以数字化的信息、知识和智能体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为载体,使数字要素、

数据要素、数字技术、数字资本、数字劳动与传统生产要素充分结合,产生可交易的数字产

品和数字服务,形成新的生产、交换、流通、分配和消费的经济运行全过程,逐步成为继农

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新时代下的新生产方式[10]。这些定义表明,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

生产方式,既涵盖了信息经济与互联网经济的内涵,又通过数字经济关键生产要素和数字

技术不断丰富经济运行全过程。

我们可从数字经济的内涵出发探究新质生产力发展路径。由数字经济的定义可以看

出,新型关键生产要素和数字技术是数字经济的基础,现代信息网络是数字经济的重要载

体。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型生产要素,赋能发展新质生产力。一方面,数字技术革命性突

破,加速形成数据要素和数字要素等数字经济新型生产要素,前者对应着数字化的信息与

知识,后者对应了数字化的智能体;另一方面,在数字技术、数据要素和数字要素的影响

下,传统生产要素也逐渐分离出数字资本要素和数字劳动要素。同时,数字技术创新也带

来新型生产关系。数字技术颠覆性创新渗透到生产、交换、流通、分配和消费经济运行全

过程,改变各个环节的经济运行方式。这些数字经济关键生产要素与传统生产要素的相

互融合和创新性配置,加速推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发展,成为加快现代化产业体

系建设的动力源泉,同时有助于实现工业体系的数字化、智能化、现代化。其中,数字产业

90

化和产业数字化是现代产业体系建设与发展的方向与内涵,前者对应了数字技术的产业

化,后者则表现为传统产业的数字化渗透和转型。根据这个传导过程,可以看出:一方面,

数字技术革命性突破、数字经济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数字经济产业深度转型与升级是数

字经济时代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路径;另一方面,这些路径是逐层递进的关系,即

由数字技术创新突破到数字经济生产要素创新生成与配置,再到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创新

转型与升级。

数字经济时代革命性和颠覆性创新在技术、要素、产业的逐层表达逐渐成为加快发展

新质生产力的动力源泉,并且这些发展路径最终会体现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之中。一

方面,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过程总会伴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与广泛应用,数字技术能

够有效降低搜索成本、复制成本、运输成本、追踪成本和验证成本[11],从而降低产品和服

务的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促进产业体系的现代化建设;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

中新的关键生产要素有助于促使各类生产要素和资源进入高附加值产业,有利于提升资

源在产业内和产业间的配置效率,推动数字产业快速发展与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与

此同时,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关键生产要素不仅直接影响产业结构的转型与升级,还能够

通过促进技术进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进程。

数字经济时代革命性和颠覆性创新极大地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升,这标志

着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从根本上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国内外学者研究结果表明,

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关键生产要素会加速生产率的提升。尽管这种效应在不同规模和数

字化程度的产业以及产业内不同企业之间存在异质性,然而数字技术创新和生产要素创

新性配置总体上会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显著提升[12]。通过使用增长核算框架分解我国

经济增长来源,我们发现作为数字要素的载体,数字资本和数字劳动的贡献率逐年提升,

同时也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显著影响。一方面,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关键生产要素促进

传统产业向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数字经济革命性和颠覆性创新进一步提升各类生产要

素在产业内和产业间的配置效率,降低要素与资源的错配程度,同时数字经济时代的创新

有助于产业和企业突破传统生产方式的生产可能性边界[13],促使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

化协调发展,提高现代产业的生产效率;另一方面,数字要素助力数字经济革命性和颠覆

性创新,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升。在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的基础上,数字经济逐渐

形成具有智慧属性的新生产要素[10],我们称之为数字要素。数字要素既可以辅助人类寻

找和整合知识,又可以独立生成和创造知识,从根本上促进技术进步,逐渐成为全要素生

产率提升的重要驱动力。数字经济时代的创新为现代产业带来额外的利润回报,反过来

刺激各产业对数字技术和数字要素的应用,同时这些创新也成为落后企业追赶先进企业

的重要途径,为各类产业共享数字经济发展成果提供机遇,进而形成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

字化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机制。

综上可知,在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关键生产要素的作用下,数字经济时代的创新在技

术、要素、产业上逐层表达,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有助于实现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

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进而加快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因此,数字经济革命性和颠覆性

创新成为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动力源泉。

三、数字经济时代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

91

力”[14]。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载体[15],同时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

重要成果。近年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现代化产

业迅速发展,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数字经济逐渐拉开新的科技革命的序幕。在

数字经济时代,把握数字经济时代革命性和颠覆性创新带来的新发展机遇,是促进现代产

业转型、升级与发展的关键。数字经济中创新在技术、要素、产业上的逐层表达加快了新

质生产力的发展,这也意味着现代化产业体系建立在数字经济基础之上。

第一,从工业经济到数字经济,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总是与产业革命紧密联系。在工

业经济时代,机械化、电气化和自动化作为三次产业革命,依次推动了工业体系的发展,促

使经济和社会发生巨大的变革。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数字经济关键生产要素的不

断投入,工业经济逐渐转向数字经济。数字化和智能化逐渐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产业革

命,进一步推动产业体系的现代化进程。产业体系的数字化表现为新兴数字技术产业的

发展与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一方面,数字经济发展出新的产业形态,即以数字技术为

核心的数字核心产业,包括电子信息制造业、电信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互联网行业

等,极大丰富了现代化产业体系;另一方面,数字技术与数字要素促使传统产业进行数字

化转型,有助于传统产业的产出增加与效率提升,包括但不限于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平

台经济等,进一步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产业体系的智能化体现在新质生产力对人

类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延伸和替代。工业经济中产业体系的现代化更多体现在机械

化、电气化和自动化对人类体力劳动的替代。然而,在数字技术、数据要素和数字要素的

相互作用下,数字经济时代的新质生产力包含智慧属性,不仅可以实现对人类体力劳动的

高效替代,并且逐渐能够延伸和替代人类的脑力劳动。在未来,随着前沿数字技术的革新

涌现,人类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前沿与边界也会不断延拓。

第二,数字经济时代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自20世纪50

年代起,在党的领导下,历经几代人奋发图强,我国开始建设现代工业体系,努力实现制造

业大国的建设目标。根据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3年我国全部工业增加值达

到39.9万亿元[16],总产值规模居全球首位。同时,我国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

中类、666个工业小类,成为全球涵盖工业产业分类最完全的国家。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

规模最大、门类最齐全的制造业体系。然而,在工业经济向数字经济转型的今天,现代化

早已超越了机器化、电气化、自动化的内涵,而是以数字经济革命性和颠覆性创新融合与

渗透工业经济中各类产业为标志的现代化,是以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为基础的现代

化。这意味着,产业体系的现代化需要有更加完善的信息通信技术的支撑,尤其是以人工

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为代表的前沿数字技术。2024年3月5日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李强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积极培育新兴产业和未来产

业”“深入推进数字经济创新发展”[14]。

第三,以数字经济革命性和颠覆性技术创新链接与优化产业链供应链。在由工业经

济向数字经济转型过程中,数字经济创新既能保证工业经济向数字经济平稳过渡,又有助

于促进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一方面,数字技术的产业化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传统产

业的数字化转型也产生显著的价值增量,支撑工业经济平稳转向数字经济;另一方面,在

信息通信技术和互联网的基础上,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为代表的新兴数字技术进一步链

接产业体系和产业运行,进而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竞争力。在数字经济时代,无论

是制造业技术改造与升级,还是建设先进制造产业集群,都离不开数字经济革命性创新。

92

数字经济创新能够提高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促进技术进步与创新,优化管理组织结构,

在一定程度上使产业链供应链突破时空束缚,进而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转型。数字创新还有助于加快发展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先进数字技术的发展与创新可以

有效降低信息传输成本和物流运输成本,从而对现代交通运输业、现代物流业、金融服务

业、信息服务业和商务服务业等现代生产性服务业产生深刻影响。从国际产业链的视角

出发,我国既形成了相互依赖的全球价值链、产业链和创新链[3],又在信创产业等关键领

域具备较强的韧性和竞争力。从产业链的角度来讲,我国信创行业已基本建立起从上游

软硬件到下游应用的替代产业链条。因此,以数字产业为代表的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

可控能力提升,是数字经济时代产业链供应链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第四,以数字经济革命性和颠覆性创新为中心布局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数字化与

数字创新促进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创新发展,同时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也是数字经济的

基础和支撑。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是增强国家竞争力的重要路径,这要求我

们积极依托前沿数字技术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重点关注具有高成长性、战略

性、先导性的产业,特别是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新能源

汽车、绿色环保以及航空航天、海洋装备等产业[17]。一方面,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作为数

字经济核心产业,不仅涵盖了数字基础设施、信息通信技术核心基础产业、软件信息服务

等领域,还逐渐开辟量子技术等新赛道,这必然离不开数字化与数字创新;另一方面,数字

化与数字创新能够有效降低其他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成本,促进先进技术的革新与创造,有

助于扩大生产和消费规模,进而促进这些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蓬勃发展。在产业实现机

械化、电气化和自动化的基础上,数字化与数字创新通过人工智能技术、数字要素、数据要

素不断延伸和替代人类的脑力劳动,有助于新材料、新能源的创新发展与推广使用,有助

于高端装备制造业转型升级,有助于新能源汽车、航空航天、海洋装备具备智能化特性,有

助于生物技术应用数字技术和新材料实现重大突破,有助于通过绿色低碳产业与数字技

术深度融合实现工业绿色化转型。与此同时,发展数字经济的关键是数字化和数字创新,

这些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蓬勃发展也为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提供能源和材料基础支撑,

也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广阔的应用市场。因此,以数字化与数字创新为中心建设新兴产

业和未来产业正是为数字经济发展储备动能,也是中国在未来提升全球竞争力的关键。

第五,以数字经济革命性和颠覆性创新深入推进数字经济创新发展。政府工作报告

指出,推进数字经济创新发展需要“制定支持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政策,积极推进数字产

业化、产业数字化,促进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实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行动,加

快工业互联网规模化应用,推进服务业数字化”[14]。其中,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的本

质正是数字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的数字化,特别是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和服务业数字化。

同时,数字创新有助于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不断融合发展。推进数字经济创新发展

还需要“深化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研发应用,开展‘人工智能+’行动,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

的数字产业集群”[14]。数字化的信息、知识和智能逐渐成为数字经济新的关键生产要

素[10],其中信息和知识的数字化能够形成数据要素,成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发展的

原料和基础。数字创新不仅可以促使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不断革新,还会形成具有智慧

属性的智能体。这意味着,在数字创新的作用下,数字技术和数字要素将极大延拓人工智

能的应用领域,从而有助于形成更加数字化和智能化的数字产业集群。与此同时,积极建

设数字基础设施、打造全国一体化算力体系、搭建数据开发和流通平台,能够进一步释放

数字化与数字创新对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的驱动作用。

93

综上,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需要聚焦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培育布局新兴产业和未来产

业、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等方面。无论是从产业链接到产业布局,还是从产业培育到新型经

济形态发展,都需要以数字化与数字创新为中心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四、数字经济时代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深入理解新质生产力的内涵,我们认识到新质生产力是数字经济时代的生产力。数

字化与数字创新既是产业体系现代化的动力源泉,也是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中心。加

快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从数字化

与数字创新出发,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因素之一。这也意味着,

积极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乃至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都是建立

在数字经济的基础之上。数字经济时代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我们需要明确如下几方面

的工作。

第一,需要进一步加大全国数字经济建设投入,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提供良好的数

字基础设施和数字技术基础。数字经济时代中,数字化与数字创新为劳动力、劳动资料、

劳动对象赋予新的内涵。无论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构建,还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都离

不开与数字经济相关的基础设施、技术研发、实物资本以及人力资本的大规模投入。政府

工作报告指出,“适度超前建设数字基础设施,加快形成全国一体化算力体系,培育算力产

业生态”[14]。积极发展5G、数据中心、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通

信技术,加快建设与之匹配的基础设施,为数字技术的产业化和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提供

坚实的保障。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优化算力资源、降低算力使用成本,在中心城市有序搭

建超算中心,推进“东数西算”工程,在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体系的同时,加强算力产业在

各领域的应用推广。在工业经济向数字经济转型的过渡期,大规模的数字经济建设投入

成本较低,这也为产业结构转型、新质生产力发展、经济结构升级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第二,需要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逐步实现核心产业链供应链的自主可控。首先,

要完成现代产业链供应链的强链、补链和延链,既要依托数字技术和数字要素进一步增强

我国优势产业的竞争力,也要提升关键产业的安全性和韧性,还要拓宽产业的覆盖面,打

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其次,要积极促进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产业链供应链上,

尤其要将数字经济时代前沿数字创新成果转化应用到现代产业链和产业当中,进而推动

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和绿色化转型。再次,需要充分发挥数字化与数字创新有效降低

信息成本、运输成本、管理成本和服务成本等方面的作用,加快发展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在

积极发展服务业的同时,进一步促使实体产业在数字化转型中受惠。最后,还需要注意数

字经济时代核心产业的自主可控,尤其是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制造、生物技术等具有战

略意义的产业和产业链,坚持产业链供应链关键节点自主可控是增强现代化产业体系韧

性和竞争力的关键。

第三,需要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化融合,建设数字经济时代的现代化产业

体系。数字经济为现代化产业赋予新的内涵,数字制造业和数字服务业逐渐成为现代产

业的关键支撑。一方面,需要加快推动数字产业化,尤其关注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工

业互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等数字核心产业的发展[16],既要通过

提升数字核心产业增加值带动整体经济规模增长,又要促使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新型生

产要素为其他产业赋能。另一方面,需要将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关键生产要素引入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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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依靠数字化和数字创新促使传统产业转型优化与升级,形成具有先进生产力的数字

农业、数字制造业和数字服务业。与此同时,数字产业化为产业数字化提供技术创新支

持,产业数字化也为数字产业化带来广阔市场,两化融合促进数字经济现代化产业体系建

设和数字经济创新发展。

第四,需要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培育未来产业。在全球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和

大国竞争愈发激烈的时代背景下,从数字技术产业化出发,聚焦具有战略意义的新兴产业

和未来产业,是我国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和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关键。在战略性新兴产业

的基础上,重点关注量子技术、生命科学、集成电路、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新材料、新

能源等前瞻性领域,借助数字化和数字创新,努力攻克关键技术领域,突破西方国家对中

国的技术制裁与束缚。同时,需要巩固扩大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等产业的领先优势,

积极“打造生物制造、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新增长引擎”[14]。在努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

业的基础上,开创建设一批未来产业先导区,并逐渐在全国范围内复制推广。

第五,需要开展“人工智能+”行动,促使全产业共享数字创新发展成果。新质生产力

本质是先进生产力,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工业经济时代,资本和技术进

步主导了经济增长,而到了数字经济时代,经济增长更加需要全要素提升作为内在驱动

力。在人口红利逐渐减少的背景下,人工智能为进一步推动技术进步提供新动能。人工

智能技术与数据要素所产生具有智慧属性的数字要素能够实现对人类脑力劳动的延伸和

替代,逐渐成为知识创造和技术进步的新载体。应依托先进数字技术,着力发展人工智能

和大数据技术,充分开发数据要素,推动人工智能对传统产业的渗透、改造和升级,从而提

升现代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

第六,需要培养数字劳动力,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数字技术有助于劳动者提升数字

技能,使其逐渐具备符合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素质。需要制定全面、适配的数字劳动培

养方案,积极扩大公共数字资源的供给与开放,分层搭建数字技能培训平台,对不同年龄、

职业的劳动者提供适配的数字技能学习和应用途径,全面提升人民数字素养。与此同时,

发挥高等院校与研究机构在数字技术创新和培养高质量数字人才等方面的优势,既需要

培养能够创新前沿科学技术、创造新型生产工具的高端人才,又需要向社会输送熟练使用

新质生产资料和新质生产工具的专业人才。

新质生产力是数字经济时代的生产力,数字化与数字创新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动力

源泉。以数字化和数字创新为中心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能够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中

国式现代化奠定坚实的基础。

[参 考 文 献]

[1]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N].人民日报,2023-11-24(9).

[2]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聚焦“新时代的硬道理”)[N].人民日报,2024-03-05(6).

[3] 佟家栋.以数字经济发展为增长依托,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EB/OL].(2024-03-07)[2024-03-11].

http://www.rmlt.com.cn/2024/0307/696932.shtml.

[4]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N].人民日报,

2024-02-02(1).

[5]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23年)[R].北京: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2023.

[6] 张森,温军.数字经济赋能新质生产力:一个分析框架[J/OL].当代经济管理.https://link.cnki.net/urlid/13.

1356.F.20240315.1044.002.

[7] 翟绪权,夏鑫雨.数字经济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机制构成与实践路径[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2024(1):4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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