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年第 6 期

大学为本省牵头单位。武汉大学集中汉语研究骨干力量，组成编写组，投入《汉语大字典》编写工程，除

了字形、字义的梳理、研究和撰写之外，还发挥研究传统和特色，全面负责审音工作。《汉语大字典》的编

纂历时十年，全书收录楷书汉字约56000个，总字数2030万字，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收集汉字单字最多、

释义最全的大型汉语学术字典，以释义准确，义项丰备完善，例证典范，一举改变了大国小字典的文化窘

境，体现了当时汉语汉字历史研究和语言描写的最高水平。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自觉地继承章黄学术的优良传统，不断地在传承中薪传、转型和发扬壮大

的，是武汉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以下简称“武大古籍所”）团队。武大古籍所的前身，是武汉大学中文系

古籍研究室，黄焯曾任研究室主任。1983年，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和研究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古委会”）

成立，武汉大学在原字典组骨干教师团队的基础上，组建成立了武大古籍所，成为古委会直接联系和指

导的实体研究所，首任所长周大璞，随后由宗福邦接任，副所长萧海波。周、萧二人曾为刘赜门下弟子，

毕生从事古汉语词汇和训诂研究。宗福邦1959年自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1960年被选派参

加丁声树等主持的音韵学讲习班，从此走上音韵学研究的道路。他曾以《关于广州话阴平调的分化问

题》（《中国语文》，1964）和《论入声的性质》（《音韵学研究》第1辑，1984）等学术论文，首次提出广州话阴平调已

分化为两个独立的调类，广州话入声韵的四个调类等系列新观点，奠定了学术声誉，曾任《汉语大字典》

编委和武汉大学编写组组长。古委会成立之后，要求直属的各大学古籍所确立和建设自己的研究特色

和研究方向，而武汉大学既承章黄学术之绪，宗福邦的师辈和同事中有好几位是黄侃门下和再传弟子，

古籍所自成立起，就与章黄学术有着密切的学术渊源。因此，宗福邦执掌古籍所之后，将传统语言学典

籍的整理和研究作为主要建设方向，主动继承和发展章黄学术的研究传统，萃集团队，深耕音韵训诂研

究、汉语音义研究、古代小学典籍的整理和研究，经过持续建设，形成了鲜明的研究特色。宗福邦等更继

承黄侃之学术构想，开展有组织的大型科研攻关，两代学人前后相继，纂辑巨制。

清代乾嘉诸儒稽古右文，推扬汉学，在复兴和回归汉学的旗号下，就古音以求古义，训诂明而古经

明，搜辑考辨不遗余力，古经解、小学之书，辑佚纂集，其功至勤。阮元（1764-1849）在浙督任上，鸠集硕

儒经生，编成《经籍籑诂》，汇辑汉唐经籍之训诂，有“经典之统宗，诂训之渊薮”之誉。古经音读之纂辑亦

间有作，如《经籍籑诂》编成之前，洪亮吉（1746-1809）即撰成《汉魏音》四卷，辑录汉魏诸儒传注中之譬况

说音凡数千百条，其自序云：“夫求汉魏人之训诂，而不先求其声音，是谓舍本事末。今《汉魏音》之作，盖

欲为守汉魏诸儒之训诂之学者设耳。”［31］

（卷首）体现了乾嘉诸儒治经莫重乎得义，得义莫切于得音，故训

音声相为表里的主张。章太炎门下弟子吴承仕（1884-1935）于20世纪20年代，博采汉魏至唐初之经籍

旧音约百有余家，按《经籍籑诂》的体例，撰成《经籍旧音》25卷、《序录》1卷。吴氏认为《经籍旧音》比之

《经籍籑诂》，“一则集雅诂之大成，一则综音声之流变”［32］

（P77）。其书当时“伦脊已具，犹待补苴”［33］

（P50），可惜战乱起而作者逝，其稿飘零。黄侃曾读吴承仕《经籍旧音辨证》，批注其中疏误数百事［17］

（P313-416），又提出校补《经籍籑诂》的主张，他说：

清世阮元有《经籍籑诂》，为小学家常用之书，惜其以《佩文》韵分编，又载字先后毫无意

义；至其蒐辑，亦有不备者。今若能通校一过，暂用《字典》编制法编之，次为补其遗阙，此业若

成，则材料几于全备矣。又《经籍籑诂》间亦载音（如其引《字林》即载其音），究于汉后唐前之

音多所漏略。今宜更纂一书，曰《经籍籑音》。以后编字书音时，即取此等全部列入可也。［11］

（P15）

1985年，武大古籍整理研究所创建不久，即依黄侃辑补《经籍籑诂》之构想，着手编纂《故训汇纂》一

书。1997年《故训汇纂》编纂垂成，团队同仁又追踵黄侃更纂《经籍籑音》的构想，议为《古音汇纂》，以当

《故训汇纂》之姊妹篇。自1985年到2019年，以34年持续不辍之功，不事声华，精诚合作，相继编成《故训

汇纂》《古音汇纂》《中华大典·语言文字典·音韵分典》等巨纂。《故训汇纂》（2003）1300万字，16人历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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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亭：武汉大学章黄学术的百年传承

编成，纂辑了自先秦到清末的训诂资料，全面超越了清代阮元《经籍籑诂》，学界誉之为“诚自有训诂之书

以来所未有”“博雅精审，足以取信今日后世”，可与《辞源》《辞海》《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相提并论。

《中华大典·音韵分典》（2013）1000万字，11人历8年编成，是一部徵引繁浩、体大思精，充分反映古代音

韵学成就的大型类书，学界认为“在资料的占有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古音汇纂》（2019）1300万字，8

人团队历时22年打造而成，全面汇辑了自先秦至清代的音读资料，超越了黄侃辑录“汉后唐前之音”的构

思，勒成一部收录完备，源流并重，音义互见，上起秦汉，下迄清代的历代汉字音注资料汇编，成为该领域

的首创巨制。

《故训汇纂》《古音汇纂》之编纂，继承了中国古典学问中纂集一派的优良传统，更继承清学下迄章黄

对于汉字、汉语音义关系探究关注之眼脉。清学至于章黄学术，其卓荦超拔者，在精研小学以为根柢，以

小学治经乃至于一切学问。惠栋说“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音，乃知其义”［34］

（P269），章黄进而正确地探

识和阐发了音义相关的本质，及其相谐通转的关系，以声音为枢纽，明其䚡理，形、音、义互相求，声音之

道明，而训诂之道明。作为后学者，我们亦进而意识到，语义之训诂固有赖于声音之道，语音脱离了语义

和语境，也不可能获得合理的解释。如音义书以训诂为务，与韵书不同，其注音侧重于因音辨义，注音即

所以表义。经师之读书音，有自然语言之因素，实亦包蕴着经史训诂解释的特有音读和规约语境，离开

了经史群籍的语义环境，往往无法合理地理解和解释众多的音读现象。因此，《故训汇纂》和《古音汇纂》

把完整、准确地标示音读、训诂所在的语境作为一条重要的编纂原则。《故训汇纂》《古音汇纂》作为姊妹

篇，都上起秦汉，下迄清代，一以训诂为中心，按照成训建立注项，可谓“集雅诂之大成”；一以语音为中

心，围绕说音建立注项，可谓“综音声之流变”。《故训汇纂》所收之典籍训诂，与《古音汇纂》所收之典籍音

注，起到互见的效果。另外，例如，《经典释文》作为唐以前经籍音读训诂的集大成之作，其所迻录的汉晋

六朝众家经师之音读、训诂、异本异文和陆德明所作之音注，价值之高，无有其匹。《故训汇纂》《古音汇

纂》在黄焯《经典释文汇校》成就的基础上，对于《经典释文》材料进行了巨细靡遗的穷尽采录。这都是对

于章黄学术理念的继承、致敬和践行发扬。

四、章黄学术之本土特质及其在武汉大学之赓续

综上，清代中期以来，学者皆知“故训音声相为表里，故训明，六经乃可明”［3］

（P153），小学有形有音

有义，而又各有古今，形音义互相求，古与今互相求，可以得古义，䌷绎其义以至于无穷，进而得古经之

义［35］

（P187-188），而“本经”“本义”之所在，无非以声音为枢纽，就古音以求古义，破假借，其理易简，知其

同条共贯，则可以提纲挈领［36］

（P1）。清代小学蔚为大国，其枢纽在于以《说文》《尔雅》为根基，《说文》《尔

雅》互相求，由探求周秦古音分合，唇吻音声之同通近转，而推求本字本义，又因声求义，说以假借。又初

以声音之理申言转注之说，或缀联双声叠韵，渐生字族词族之观念。又以《广韵》为中心，剖析反切，系联

声韵，以明系统之说。章太炎、黄侃师弟在清代小学成就的基础上，由考古之殷，进一步发展了审音的系

统思维，扩而张之，以《说文》为根基，所谓“《说文》一书，于小学实主中之主也”［11］

（P6），以《说文》为可信

不疑的材料，从字形、说解、解析、理据等入手，从文字之系统（初文、变异、孳乳诸说）、声韵之系统（古本

声、古本韵、今声、今韵、通转条例）和训诂之系统（互训、义界、推因之方式①和求证据、求本字、求语根之

递进次序）等［11］

（P186），统而系之，出以条贯，虽三者各有畛域专说，实则旁通交糅互相求，言文字，进而

说语言，在理论上加以集成的阐发，探求实现本土旧学的现代转化，有别于清末民国以来取法西方语言

学理论的中国语言学学术建构，从而自成一系，而在实践上特色鲜明，概括之，则为“明语原”“见本字”和

“一萌俗”［8］

（P7）。章黄学出于清学，祖述取法而不稍移易，而能取乎其上，又断不寄人篱下，不肯俯首为

清学之臣，实事求是评价清学优弊，以相争竞。如黄侃说自己于音韵之学，凡所祖述诸家，有宋郑庠，明

① 此黄侃说。章太炎称之为直训、界说、语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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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年第 6 期

顾炎武，清江永、戴震、钱大昕、段玉裁、孔广森、王念孙、严可均、陈澧及“亲教大师”章太炎，谓“幸生诸老

先生之后，开其蔽矇，而获得音学之定理。施于政学，或足以释疑定纷”［10］

（P63），但又能看到“清人治学

之病，知古而不知今。明人治学之弊，知今而不知古”［5

（］ P4），又说：

有清一代，治学之法大进，其于小学，俱能分析条理而极乎大成。然亦间有剽掠古书，以

为自媒，别为臆说，自我作古者，是则不足论耳。又清代小学，音韵最盛，盖喉唇之学，不烦左

证。不知喉唇主于虚，而必证之于实，如射之有侯，载之有车也。故徒主于虚，亦异说之一途

耳。［11（］ P2）

从章太炎到黄侃，学说有扬弃，有递进，如黄侃秉从章太炎根重《说文》的理路，但并不全信从章氏最

所自矜的《文始》，认为：

近时若章太炎《文始》，只能以言文字，不可以说语言。如羊，祥也。火，燬也。以文字论，

现有羊、火；以语言论，而祥、燬实在羊、火之先。故《文始》所言，只为字形之根源，而非字音、

字义之根源也。［11（］ P199）

同时，黄侃对于《文始》中成均图之对转、旁转的条例，也有自己的意见，说：“古音通转之理，前人多

立对转、旁转之名；今谓对转于音理实有，其余名目皆可不立；以双声叠韵二理，可赅括而无余也。”［10］

（P63）隐然表达批评抗衡之意。黄侃尤能以现代思维表达对清学以来学术转型的构划和思考，将清代小

学考据方式由具体而抽象，由纠牵于文本语言之具象而上升表述为普遍学理，由旧学之凡例条例之说而

展开学科转化，所作《说文略说》《音略》《声韵略说》《声韵通例》《反切解释上编》、其所讲《训诂述略》《文

字声韵训诂笔记》等，已经由根柢而衍绎条理，述以学理层次，由术及道，表述方式和建构具有了学科

形态。

章、黄二氏于社会持激进民族主义，文化上则秉保守主义，学问尚专精，重师法，传习尤恃赖天资和

勤奋兼备，学术理想呈现出浓厚的保守色彩。如黄侃说：“无论历史学、文字学，凡新发见之物，必可助长

旧学，但未能推翻旧学。新发见之物，只可增加新材料，断不能推倒旧学说。”又说：“治中国学问，当接收

新材料，不接收新理论。佛经云依法不依人，即此义。”［5

（］ P3-4）刘赜之撰《声韵学表解》，自言曰：

语言文字为吾人日用所不能须臾离之物，世人误以音学为攻治故籍之专业，往往心声心

画鄙夫孺子能言其音，而士人不能举其字，有能举其字者又不能籀其义，且误读其音。吾实罕

见学人能读数十字之文辞而音读不惝怳者，遑问其能知假借理故训哉。行见文言日以分驰，

而俱即于鄙倍呰窳而已。今之言发扬民族或整理国故者鲜知及此，可不谓忘其本实耶。［14］

（P2）

此种由学术承守而发为文化保守之论，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在学术、文化西来大潮之下，不仅不获理

解，和者鲜寡，而且为新派学人多所议抑。在疑古思潮弥漫，国故新变，西方近现代科学方法、新史学和

普通语言学方法、社会科学实验和田野调查手段等重建中国学术的风气进程下，章黄所守门径和知识陈

述，一再受到严厉的学术批评和文化否定，例如强调师法，一尊师承被认为是旧学余孽；如谓其崇古封

建，袭旧术语，缺乏现代科学形态和普通语音学的面貌；发明之意过于证实之可能，无论是以古证古，还

是以古证今，不能免于穿凿，效颦者更易流于荒谬；过信《说文》，死守其形体和形义之说，不能得文字赋

形取义之真；章氏“名原”“字原”“音原”之说关系牵杂，不能清晰地析分文字系统和语言系统及其各自内

涵的关系；黄侃训诂原理之说似是而非，粗疏失要，不能推明古人立名的精意等，凡此种种，认为章黄学

术显得不够科学而不切现代，乃至于视其尊经复古的学术取舍，就是要维持封建制度和否认社会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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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亭：武汉大学章黄学术的百年传承

加上章黄之学专门，积累为先，艰深难进，浅习难窥精华，逐渐声华不彰，传习亦稀。不过，21世纪以来，

当中国人文学术舶来有穷，凿枘扞格，研究方式引起反思，本土旧学传统又重回眼域，尤其是传统文献学

的文本思维和辨章别白之法则，小学考竟文字音义、故训是式的古典语言解释方法及其实践、经史结构

和注疏诠释思维，渐受重视，人文学研究开始出现“古典转向”，这一研究专向并非改移对象，而是乞灵方

法。就中国语文研究来说，章黄学术的内在价值开始重新浮现，其学术理念之邃密合理，学术想象之超

前，学术实践之卓荦渐被揭示和理解，尤其是章、黄祖述之善，师法之醇，考古之殷，审音之精，读书之勤，

求证之矜与夫学术之精的内在关系，愈发受到同情之理解和诠说。

从1893年张之洞创建自强学堂，设汉文门始，到20世纪30年代以后，武汉大学人文学术，由黄侃之

师授奠基，经由刘赜、黄焯开辟耕耘，经过漫长的发展递嬗，形成了章黄学脉色彩浓厚的中国语文研究特

点。其中，既有继承章太炎、黄侃学术一脉相承的问题意识，遵循黄侃“小学必须专治一书，始不同乎肤

论”的治学要求［11］

（P12），而有专精具体的传统语文学研究，如刘赜之《说文》研究，黄焯之《诗》之经学训

诂研究、《经典释文》校雠等，又有笃承师说的理论建设，如刘赜之音韵学讲义，黄焯以述而不作的方式，

实参以己说，以融合出之的《文字声韵训诂笔记》等。及于当代，在武汉大学，章黄学术醇乎师法的传统

固曾有断裂，但学脉未绝，学术领域、学术建设、传授培养未尝灭弃，同时保守了较具风格的学术特色。

我辈学人在扬弃旧学眼界藩篱的基础上，远绍清儒、章黄，承接刘赜、黄焯的学术实践，有薪传，有开辟，

其体现，一是音韵训诂领域研究不辍，一是传统语言学典籍的整理研究和辞书编纂持续建设推进，而所

继承发扬的学风，则是绝学传承和黄侃推倡的“扎硬寨，打死仗”“变业无成功”的治学方式。

章黄学术在武大基始奠基和传承发扬，不绝如缕，历历数之，已有一百年的历史。黄侃说：“治学须

知二事，一曰治学之法，一曰持论之方。”又说：“人类一切学问，当以正德利用厚生为三德。”［5］

（P1）这是

章黄学问的底蕴，是武汉大学人文学术百年传承的优良传统，也是我辈后学所欲缵续光大的学问精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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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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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王念孙.广雅疏证.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

The Hundred-year Inheritance of the Zhang-Huang

Scholarship at Wuhan University

Yu Ting（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Zhang-Huang school, based on traditional Chinese philological studies with an conserva‐

tive appearance but a modern core of research, has devoted to the indigenous scholarship that upgraded and

transformed both in theory and in practice during the great social changes from imperial China to republic

China. Zhang Taiyan and his inheritor Huang Kan not only became two of the greatest scholars for their re‐

markable achievements in their profound and distinctive study of ancient Chinese classics and language, but

also made a modern turn to Chinese linguistic studies. With Huang Kan teaching in Wuchang Normal College

during the 1920s, and later his students Liu Ze and Huang Zhuo in Wuhan University during mid-20th Centu‐

ry, Wuhan University gradually developed distinction in traditional Chinese philological studies, and became

the major hub for academic inheritance of Zhang-Huang school with the publications and teaching of the lat‐

ter two. Led by Zong Fubang, the Institute of Ancient Chinese Books and Philology of Wuhan University,

having consciously inherited and further developed Zhang-Huang school and Huang Kan's academic theory

and ideas, compiled and published Guxunhuizuan (Collected Dictionary of Traditional Semantic Annota‐

tions), Guyinhuizuan (Collected Dictionary of Chinese Ancient Phonology & Phonetics) and Zhonghuadadi‐

an Yinyunfendian (Great Category Encyclopedia of Chinese Culture: Phonology & Phonetics), with efforts of

two generations of scholars in 35 years. More than 100 years of inheritance and transmission of Zhang-Huang

Scholarship at Wuhan University demonstrates its fine academic conduct of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in hu‐

manities studies.

Key words Zhang-Huang School; traditional Chinese philology; Wuhan University; Huang Kan; Liu

Ze; Huang Zhuo; Guxunhuizuan; Guyinhuizuan

■ 收稿日期 2023-07-24

■ 作者简介 于 亭，文学博士，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 武汉 430072。

■ 责任编辑 何坤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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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6 卷第 6 期 2023 年 11 月

Vol. 76 No. 6 Nov. 2023 055~067

武汉大学释古启新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

杨 华 朱明数

摘 要 百余年来，武汉大学几代学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形成了新旧融合、中西

会通、继往开来的传统。其研究涉及文史各个领域，但他们尤其关注“一源一流”，即对中国

早期文明进行“释古”研究，对明清以来的文化转型历程进行整体阐述。同时，他们注重以长

江中游即荆楚文化为核心的地域文化研究。他们在对中国文化史的叙述、对“封建”问题和

早期启蒙问题的研究，以及对“冲击—反应”模式和“文明冲突论”的回应方面，都形成了独特

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他们之所以能够取得这些学术创新，是由于湖北地区具有以经史

旧学融会新学术和新思想的良好学风，其中鄂东学人和鄂东学术的贡献尤为明显。新儒家

代表人物多出自鄂东，而武汉大学学者的新儒家研究可视为对前辈学术的继承与回归。新

世纪以来，新一代学者继承传统，在诸多领域仍保持特色，多有所拓新。

关键词 武汉大学；传统文化；封建；文化转型；早期启蒙

中图分类号 G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23）06-0055-13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8ZDA021）；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

金项目（23YJC751049）

刘勰《文心雕龙》序言谓：“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根深则叶茂，源深故流远，学术亦复如是。武

汉大学文史学科的正式成立，可以追溯至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的国文史地部（1917年）。自此之后，无

论是在板荡播迁的乐山校区，还是在弦歌不辍的珞珈山上，武汉大学几代学人秉承实证研究与理论阐述

兼顾、“有思想的学术”与“有学术的思想”并重的传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思考和研究从未中断。他们释

古启新而不泥古自闭，响应时代而不随波逐潮，将对传统文化的深爱融汇到具体研究之中，通过学术研

究回应20世纪的时代变化，最终在新世纪开花结果，赋出古韵新声。

一、聚焦中国文化的“一源一流”

在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发展史上，首尾两个阶段即“一源一流”极为重要。“源”指先秦、秦汉时期，所

谓“上古中国”（early China），这是中华文明的根源时期，即梁启超（1873-1929）界定的“中国之中国”时

期。中华经籍文献、思想观念、典章制度、行为模式等等，都形成于这一时期，对东亚文明影响深巨。“流”

指明清以来的文化转型期，即梁启超界定的“世界之中国”时期。这一时期，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

由东亚融入世界，华夏文明衰变苦难而又重新焕发生机。百余年来，珞珈山上几代学人围绕中国文化的

“一源一流”精耕细作，形成传统，结出丰硕果实。

（一）对中国早期文明的“释古”研究

20世纪初，在新文化运动影响下，顾颉刚（1893-1980）首倡的“疑古”思潮影响整个文史学界。他们

抛弃“唯古是信”的传统观点，由经入史，推进中国史学近代化。对此，武汉大学学者们积极参与这一史

学潮流，但亦并未完全盲从新论，在与“疑古”学者的对话中展现出“释古”的学术追求。

DOI：10.14086/j.cnki.wujss.2023.06.005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年第 6 期

在“释古”的学术旗帜下，武汉大学教授刘掞藜（1899-1935）、吴其昌（1904-1944）观点最为鲜明。刘

掞藜早年师从柳诒徵（1880-1956），是“南高学派”重要成员，因与顾颉刚争论古史真伪而知名学界。刘

掞藜并不反对怀疑精神，他所极力反对的是疑古过甚”及“疑古不当”，强调应该从学术求真的角度评论

疑古辨伪的得失。这基本上代表武汉大学学者的共同观念。1928-1932年，刘掞藜在武汉大学任教期

间，撰成讲义《中国上古史略》，开篇便强调古史材料的取舍，认为神话荒唐，殊非事实，应予杜绝。同样，

吴其昌“从海宁王观堂先生治甲骨金文及古史，复从新会梁饮冰先生治文化学术史，备受二先生之奖

掖”［1］

（P3）。他深受“二重证据法”影响，认为在传世典籍古史史料不足徵的现实情况下，应充分利用甲

骨、金文等“宗周史料，最古最真最可为典要者”［2］

（P25）以佐证对殷商民族、方国、官制、农业、经济的论

述。1933-1944年，他在武汉大学任教期间，著成《殷契解诂》《金文历朔疏证》《金文名象疏证》等著作，发

表论文数十篇，涉及上古史、宋明理学、音韵学、文字学、边疆史地等多个领域，都堪称传世名作。

在研究方法上，他们积极汲纳进化史观和唯物史观。刘掞藜《中国上古史略》在材料使用上甚有清

代朴学风度，但在内核上却有进化论的烙印，意在揭示中国古代社会由无家族、无制度的简单初民社会，

向复杂的君主专制政体演变的过程。吴其昌曾构想全面论述上古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情况①［2］

（P19），并尤其注意从生产力、生产关系入手理解中国田制问题，唯物史观的影响昭然可见。

在对中国传统经典的认识上，武汉大学前辈学者并非食古不化，也是站在“释古”立场，对传统经典

进行现代诠释，注重学术范式的转换。武汉大学是章黄学派的重镇，在小学研究上有深厚的传统。黄侃

（1886-1935）及其嫡传弟子刘赜（1891-1978）、黄焯（1902-1984）既继承乾嘉朴学之风，对《说文》《尔雅》等

传统小学典籍深有心得，又能卓然自成一家，对训诂学、语言学的理论、方法积极探索。此外更有杜钢百

（1903-1983）、张西堂（1901-1960）、刘异（1883-1943）等学者先后在此讲授经学。杜钢百学出廖平（1852-

1932），刘异为王闿运（1833-1916）弟子，于经学奥府知之甚悉，对传授、流别、师说、家法等问题自是如数

家珍。他们又能跳出传统学术的藩篱，致力于探索传统经学的现代价值，尝试以学术史、思想史视角理

解经学。刘永济（1887-1966）不仅是《楚辞》研究名家，更致力于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研究，他超越了传统

诗文评式的研究，而能以更科学的视角，对文体正变、流派沿革加以论述；他将西方理论和中国文论融为

一体，“已初步确立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核心理念与格局”［3］

（P31）。谭戒甫（1887-1974）的诸子研究也独具

特色。他于《墨子》用力甚深，并将因明学与《墨子》相联系，构建独特的墨学逻辑体系。他还致力于阐发

《墨子》与近现代科学间的关联，1933年发表《墨经光学》等探索性论述，成为一代名著。这些探索都为传

统四部之学的现代转化做出贡献。

这种科学而实证的“释古”传统，在20世纪得以继承发扬。云梦简、包山简、望山简、郭店简、上博简、

清华简、安大简、岳麓书院简等出土文献相继面世，为研究早期中国提供大量新材料，关于中国传统文化

之“源”的研究迅速成为世界学术热点。武汉大学学者积极投身其中，陈伟、李天虹、刘国胜等主持或参

与多批简牍的整理工作，郭齐勇、徐少华、杨华、晏昌贵、欧阳祯人等则利用第一手资料，考察先秦、秦汉

的文书制度、律令体系、礼乐制度、社会风俗，追索诸子（尤其是早期儒家）的思想形态，探寻古楚国的灿

烂文明。相关研究已占据国际简帛学界的学术高地。

冯天瑜原创性的“元典”概念，更赋予“释古”新的理论内涵。其《中华元典精神》将中国传统文化之

“源”和“流”结合，指出中华元典中所蕴含的“华夏之辨”、变易精神、民本思想、忧患意识等价值观念，影

响中国长达几千年，又在近代遭遇西方文化冲击之后，迸发出全新的含义，成为中国近代化运动的精神

资源。例如，从“华夷之辨”转变为近代民族主义，从“穷变通久”和自强不息精神转化为变法思潮，从民

① 吴其昌自言其研究构想包括：“一、《金文历朔疏证》。年表附焉。二、《金文方国疏证》。地图附焉。三、《金文氏族疏证》。系谱附焉。四、《金文

名象疏证》，字典附焉。五、《金文习语疏证》，韵表附焉。六、《金文职官疏证》。七、《金文礼制疏证》。一以定时间，二以度空间，三以区人类，四

与五以疏睿其语言文字，六与七则篡述其文物制度。更有余力，则迭次而及其他。”［2］（P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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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华 等：武汉大学释古启新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

本思想转化为近代民主思潮，从忧患意识转化为救亡思潮，从“养民—厚生”转化为近代民生主义，从“大

同—均富”转化为社会主义，等等。他认为这种“否定之否定”的过程符合人类历史的普遍规律和马克思

主义的相关论断。如今，“元典”和“元典精神”的理论已深入学界，相关论著、课题方兴未艾。

（二）对中国近代转型道路的探索

围绕中国传统文化的近代转型道路，即中国传统的“流”，几代珞珈学人不断探索，努力寻找传统与

现代的接合点，寻找中国文化近代转型的独特规律。这已成为武汉大学人文学的一个研究特色，也成为

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焦点话语之一。

五四运动以来，武汉大学学者怀着强烈的现实关怀，投身中国近代史研究，在政治史、外交史、鸦片

战争史、辛亥革命史等领域都取得重要成果。李剑农（1880-1963）可谓其中的典型代表。他亲历戊戌维

新、辛亥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但十分强调“以客观的事实下判断，不要以主观的感情下判断”［4］

（P50）。

1930年，其《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一经问世便引起重大反响。其后，他又增益成《中国近百年政治史》

（1942年），更堪称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典范性著作。李剑农不仅精于史实考证，而且长于宏观把握。他认

为，近代中国之所以难于摆脱西方列强压迫，关键在于缺乏有效的资本积累，生产力发展落后。故他又

从政治史转向社会经济史研究，关注中国各时期的农业、手工业、商业、赋税、交通等问题。他长期任教

武汉大学，培养众多学生，开创武汉大学社会经济史研究传统。

当时的武汉大学学者深知对中国文化近代转型的研究，离不开国际视野。郭斌佳强调，认识近代中

国，必须将其置于世界背景中进行文化比较。他任教期间的讲义《远东近世史》，以马嘎尔尼使团访华之

年（1793年）为叙述起点，涉及中国、日本、菲律宾、西伯利亚等地区，不仅关注近代中西交通、贸易、交涉

等情事，还涉及明治维新、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与远东等议题，以便在整体把握全局的情况下理解

中国的近代化道路。此种工作，实际已开研究中、西、日之间思想和文化交流的端绪。

如果说，武汉大学早期学者们对明清和近代文化所做的研究尚属于个人学术专攻和学科行为，那

么，以冯天瑜为代表的新一代学人，对中国传统文化近代转型的研究，则是一种有理论有体系的自觉自

为的学术工作，为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改革开放事业提供了强大的学理支撑。冯天瑜认为，人类文明

必然经过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知识文明的发展进化过程。西欧是“内发自生型”现代化，而欧洲以外

地区则是“外发次生型”现代化。外发次生型现代化，又包括两种模式：一种是欧洲殖民者所带来的现代

化模式，如北美、澳洲的“全盘欧化”模式；另一种则是当地早已形成悠久深厚的历史传统，如埃及、波斯、

印度、中国、越南、朝鲜、日本，都有着数以千年计的文明史，欧洲人入侵之际，这些国度虽然尚滞留在“前

现代阶段”，却不同程度地拥有与欧洲文明相抗衡的物质资源及精神资源。因而，这些国度的现代化，并

非欧洲文明的简单位移，而呈现出欧洲文明的强劲影响与本土文明对此既排拒又吸纳所构成的错综图

景。这类地区的现代化进程，不仅要完成文化的时代性转换，还面临文化的民族性传承问题［5

（］ P3-4）。

基于这种对现代化模式的整体判断，冯天瑜认为，中国现代化的开端虽然说可以从19世纪中叶的鸦

片战争算起，但实际上可以上溯至明代中叶（16世纪），从明中叶到清中叶已出现了某些时隐时现的新文

化因子。此后，中国的现代化在曲折中前进但从未停止。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社会及文化转型过程

又包括三个层级的变革（交叉和互叠）：一是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即“第一次现代化”；二是从计

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化，即突破“苏联模式”；三是从工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知识文明）转

化，即“第二次现代化”［5］

（P8-10）。他关于明清史和近现代史的很多研究，都可纳入此框架。他否认以

“冲击—反应”模式为代表的西欧中心论，同时也反对中国中心论，如果概括而言，其所持当是一种“合力

论”（详后）。他相继出版的《明清文化史散论》、《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主编）、《辛亥首义史》、《近代汉

字术语的生成演变与中西日文化互动研究》等，都是在此领域的系列工作。

聚焦中国传统文化近代转型这一题旨，珞珈山上学术同仁更是开展多元、丰富的研究，从不同角度

揭示了中国文化在传统与现代间的继承转益，在实证研究和理论阐释上都取得了丰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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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年第 6 期

在历史领域，彭雨新（1912-1995）曾协助李剑农整理出版其经济史稿，做通观的经济史研究，但重点

仍在明清经济社会史领域，关注清代和近代的关税、财政、矿业、土地制度等方面。其《清代土地开垦史》

《川省田赋征实负担研究》《近代财政史》等著作，均具有开创意义。1953年，姚薇元（1905-1985）加入武

汉大学后，重点转向中国近代史研究。他于1955年出版《鸦片战争史实考》（其前身为1940年代出版的

《道光洋艘征抚记考订》），此后一直活跃在近代史研究领域。陈锋对明清以来财政制度和经济运作方式

的研究，张建民对明清以来环境变迁和民间文献的研究，谢贵安对明清帝王实录的研究，任放对明清市

镇网络的研究，杨国安对明清基层社会组织的研究，李少军对近代中日关系的研究，聂长顺对近代术语

流变的研究等，都带有近代转型的问题意识，拓展了传统史学研究的领域，更新了研究的理念、方法，从

不同角度揭示了中国近代转型的艰难道路和不同面向。

在文学领域，武汉大学民国时便聚集刘永济、徐天闵、朱东润、游国恩、苏雪林、冯沅君、朱光潜、程千

帆等一批著名学者。他们之间亦不乏新、旧学术的碰撞与交流。这在客观上促进了传统文学研究的更

新与转化。20世纪50年代，武汉大学中文系又有“五老八中”，他们同样重视融会贯通，实现新旧交融。

当时，武汉大学文学研究实力之强劲，堪称全国高校中文系之首。尤其值得指出的是，这些学者很早就

将文学视作文化史的重要内容之一，以史的视角关照文学研究，催生出古典文学研究的现代范式，这突

出表现在文学史研究传统上。刘永济所撰《十四朝文学要略》已有对文学史叙述内容和叙述方法的系统

概括，尤其关注汉赋、骈文等中国文学特有文体的文学史地位，以及外来文化在文学史进程中的作用。

胡国瑞（1908-1998）师从刘永济，曾撰写《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对魏晋南北朝文学发展演变的脉络有清

晰的描述，立足于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中定位此时段文学的价值。此书为新中国第一部断代文学史，在学

术界有重大影响。陈文新也继承这一研究传统，主持编著《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编年史》等通贯性著

作。他拓展研究视域，尤其重视明清文学与科举文化，关注科举与诗学，科举与社会知识体系等议题。

在哲学领域，对近世儒学与思想的研究，也一直是武汉大学学者的关注重点。特别是20世纪80年

代之后，以萧萐父、郭齐勇为代表的一大批学者，在“早期启蒙”研究，新儒家思想研究上取得具有国际影

响力的成果。李维武对19-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形态转变的探究，吴根友对明清哲学的现代阐释，以及

欧阳桢人等对阳明学术的深入研究，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三）对长江中游地域文化的研究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把握，一是时间性，即纵向的历史叙述和研究；二是空间性，即横向的区域差别叙

述和研究。后者在地理学角度，称之为人文地理或文化地理；在文化史角度，称之为区域文化或地域文

化。武汉大学的地域文化研究以长江中游地区作为重点。湖北是古代荆楚文明的发祥地，更是近代历

史风云际会之处。研究湖北地域文化，不仅能溯源而上，认识中国早期文明之根，更可观澜于流，把握传

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体察社会变迁。

对湖北地域文化的研究，武汉大学学者甚有渊源。先后任教于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汉大学的王葆

心（1867-1944）是近代湖北地区最重要、最知名的学者之一，他早年求学于经古、两湖书院，对传统经学、

史学、文学皆极尽精微，更对保存乡邦文化甚为关切。为此，他编著有《湖北文征》（收元明清三朝文献八

千余篇，共六百万言）《湖北诗征长编》《明季江淮七十二寨纪事》《罗田靖难记》等稿，大部分尚未出版。

1929-1933年间，他还续作范锴（1765-1844）的《汉口丛谈》，成《续汉口丛谈》和《再续汉口丛谈》，考证、撮

集武汉地方文化，描述当时风貌。他更总纂《湖北通志》，迻录史料、传承文化之功广受学界推崇。王葆

心不仅热心于文献纂辑，更有对方志学的理论思考。他倾十五载心力，于1936年撰成《方志学发微》。全

篇25卷，约50万言，分取材、纂校、导源、派别、反变、赓续、义例等七个篇章，构筑完备的方志学理论和方

法，可谓是中国区域文化研究的开创性工作。应该说，他不只是一位方志学家，更是一位国学大师。他

的这些工作，对江汉区域文化史研究做出重要贡献，他去世十余年后（1957年）被湖北省人民政府嘉奖。

王葆心的故交和同乡冯永轩（1897-1979），也是一位对荆楚文化深有研究的地方文化史专家。冯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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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华 等：武汉大学释古启新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

轩是毕业于清华国学院的鄂东高才，与吴其昌、方壮猷同为第一届学生。他亲炙梁、王之学，曾著40万言

的《楚史》，可惜在文革中佚失。从其纲要看，包括楚的名称、楚族起源、楚国兴亡，以及楚国都城、疆域、

宗法、姓氏等类目。这可能是最早的系统性楚文化研究。今存冯永轩著《史记楚世家会注考证校补》（湖

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出版）是他对日本学者泷川资言所纂《史记会注考证》中《楚世家》部分所做的补充

和订正，其附录《说楚都》《有关楚史的几个问题》更是楚文化史专论。王葆心避难鄂东罗田期间，与冯永

轩常相通信，交流楚史和鄂东史等话题，《冯氏藏札》（长春出版社２017年出版）中就存有其中七通。

冯永轩的学术理念在20世纪后半叶结出丰硕果实。冯天瑜深受其父影响，自幼酷爱历史舆地之学，

后来将其上升为区域文化史研究。他主编《中华地域文化大系》，把“文化区”作为地域研究的基本概念，

认为文化区由自然、社会、人文三重因素决定，三者在历史进程中综合成地域性文化特色。《中华地域文

化大系》分19个“文化区”论述中国地域文化。荆楚文化自然是他关注最多的部分。冯天瑜曾主持编定

《荆楚全书》系列，先后担任湖北省地方志副总纂、武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出任《湖北省志人物

志》《武汉市志人物志》的主编。他关于张之洞、辛亥首义、汉冶萍公司、黄鹤楼、汉口租界的研究，都聚焦

在湖北地区，这些不单单是事件史或人物史，更能在近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变动轨迹中，描绘出区

域文化的个性特征，展现整体与局部的交流互动。

武汉大学对荆楚文化的研究，还可追溯至石泉（1918-2005）及其领导的团队。自1954年调入武汉大

学历史系以来，石泉就以历史地理特别是古代荆楚地理为主要研究方向，形成独特的荆楚史地解说体

系，先后出版《古代荆楚地理新探》《古云梦泽研究》等专著。他还培养了一大批潜心荆楚文化研究的学

术后辈，如罗运环、徐少华、鲁西奇、晏昌贵等学者。近40年来的考古发掘，大大丰富了荆楚文化的内涵，

新近出土的行政文书、卜筮祭祷文献、择吉日书、法律和丧葬等文献，为研究先秦秦汉时期南部中国的地

方行政、经济生产、宗教信仰、社会生活等内容提供了大量鲜活的史料。罗运环《楚国八百年》《出土文献

与楚史研究》、陈伟《楚简册概论》、徐少华《周代南土历史地理与文化》、丁四新《郭店楚墓竹简思想研

究》、杨华《楚国礼仪制度研究》、晏昌贵《楚地出土文献：文本、地方社会与思想文化研究》系列、郑威《楚

国封君研究》等论著，都是利用新出材料研究荆楚文化的新成果。

进入“大一统”文化阶段之后，荆楚文化仍然具有某些地域特色。武汉大学学者在此方面多有探索，

如牟发松《唐代长江中游的经济与社会》，陈曦《宋代长江中游的环境与社会研究》和杨果、陈曦《经济开

发与环境变迁研究：宋元明清时期的江汉平原》，郭齐勇《宋明儒学与长江文化》，鲁西奇《汉水中下游河

道变迁与堤防》等。已出版的八卷本《湖北通史》中，《秦汉卷》《魏晋南北朝卷》《明清卷》由武汉大学学者

撰写。湖北地区至今尚有大批明清到民国的民间文书存世，张建民收集湖北境内反映基层社会经济生

活的原始民间契约文书约 4000 件，整理成十卷本《湖北民间文书》，改变了长江中游民间文献缺乏的

状况。

地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武汉大学继承了民国以来的长江中游文化史研究

传统，借助新出土的简帛资料和新发现的民间文献，将这一领域的研究推向新的高度。

二、呼应时代的理论探索

歌德说，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然而，历史和现实的变易性和多样性常令人感叹，“理论之

树常青”。对于中国丰富多样的文化传统，武汉大学学者并不满足于具体个案、具体时段、具体领域的专

题研究，更具有自觉的理论探讨。这些理论探讨与20世纪时代潮流脉动一致，很好地回应了时代话题。

20世纪初，吴其昌、李剑农等便积极吸纳唯物主义思想，郭斌佳、陈祖源（1901-1988）、鄢远猷（1897-

1944）等学者，尤为关注对兰克、鲁滨逊、马克思等人历史理论的引介，并自觉将之与中国传统史学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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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年第 6 期

和史学史传统相融合，以起博古通今之效①。进入新时期，这种理论探讨的学风得到发扬，以下列举四个

议题即四个领域加以说明。

（一）对中国文化史叙述框架的开创

20世纪初，在“史学革命”的影响下，文化史研究也进入中国。梁启超等首先提出进步、科学的“文明

史”观，将之视作摆脱落后，追求文明进步和民族富强的利器。稍后，在20世纪20年代，“整理国故”运动

兴起，主张以科学的视角，详细梳理政治、经济、制度、思想、科技、艺术等中华文化史。

如何叙述中国文化史？要将绵延三千余年，而又复杂多元的中华文化组织成一个清晰的叙述框架，

以展现其历程，揭示其特质，殊为不易。1914年，上海科学书局出版了林传甲《中国文化史》，此为中国人

撰写的首部中国文化史。此后，关于中国文化的通史、专史、断代史大量出版。

专题性的文化史叙述，始于梁启超。1921年，梁启超计划撰写多卷本《中国文化史》，涉及哲学、文

学、美术、音乐、工艺、科学等。1925年，其演讲《中国文化史·社会组织篇》包括婚姻、姓氏、乡俗、都市、家

族和宗法、阶级和阶层等，甚为庞大。1923年胡适为《国学季刊》作发刊宣言，提出系统的文化史应包括

多种文化专史，采用“散通于专”的方式，由专史研究，逐渐整合出文化史的全貌。这种思路促进了各专

门史领域的发展。1936-1937年，由王云五、傅纬平主编的“中国文化史”丛书，就是此类专题文化史的集

成。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1947）、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1949）即属此类。

但贯通性、整体性的中国文化通史仍然不可或缺。目前所知，20世纪上半叶的同题著作，有林传甲

《中国文化史》（1914）、顾康伯《中国文化史》（1924）、常乃德《中国文化小史》（1928）、陈国强《物观中国文

化史》（1931）、柳诒徵《中国文化史》（1932）、杨东莼《本国文化史大纲》（1932）、陈登原《中国文化史》

（1935）、文公直《中国文化史》（1936）、王德华《中国文化史》（1936）、缪凤林《中国民族之文化》（1940）、陈

安仁《中国文化演进史观》（1942）与《中国文化史》（1947）、王治心《中国文化史类编》（1943）、陈竺同《中

国文化史略》（1944）、等等。其中，柳诒徵和陈登原二著影响最大。

由于种种原因，文化史研究在1949年后一度中断和停滞了。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文化

热”潮流，文化史学科迎来复苏，成为揭示中国传统的显学。在某种意义上，“文化热”实即“中国文化史

热”。冯天瑜直接参与并推动了“文化热”，他与何晓明、周积明合著的《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年出版）作为新中国首部中国文化通史，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叙述框架和理论模式。

《中华文化史》分为上下编，上编是理论叙述，下编是历史脉络叙述。上编采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

角，将文化史的研究对象，清晰地划分为不同的层次：物态文化层—制度文化层—行为文化层—心态文

化层，心态文化层又分为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态。这种层级性分梳，提供了有别于其他文化学理论的

独特视角。然后用近30万字的篇幅，原创性地提出“文化生态学”理论，由自然条件入手，研究中华文化

生长的地理环境、经济土壤和社会：“探明作为文化产生基础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赖以发生发展的自然

前提，以及在这种社会经济形态地基上建造的社会组织结构。”［6］

（P9）立此大本之后，该书在整体高于局

部的视角下，洞察中华文化的生成机制、内在特质和发展趋势。冯天瑜后来撰成的《中华文化生成史》等

论著，就是以该书的上编部分为根基的。《中华文化史》下编，通过详尽的历史考察，深入描摹中国各时代

的文化风貌，坚持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在具体史实考证的基础上辅以思辨，展现中华文化不同时段的特

质，勾勒中华文化之历史脉络。

远绍民国传统，新时期关于中国文化史的叙述也存在不同的方式。一是横向的分类叙述，将中国文

化分作文字、书籍、行政制度、交通工具、礼仪、建筑、婚姻、音乐、书法等，逐项梳理，例如阴法鲁、许树安

《中国文化史》即是如此；一是纵向的历史脉络叙述，即按照时间顺序将一般中国通史中叙述较少的文化

事项加以连缀补说，藉以展示连续的文化传统，这是新时期绝大部分文化史的一般模式［7

（］ P417-420）。

① 时武汉大学有“史学方法”“西洋史学名著选读”及“西洋史学史”等课程，先后由陈祖源、郭斌佳、鄢远猷等讲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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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华 等：武汉大学释古启新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

相较于上述两种叙述模式，冯天瑜的《中国文化史》则兼具纵向与横向、专题与通史、理论与史实相

结合的特点，呈现出更大的认可度和生命力。它出版以来，多次重版，形成范式。不少中国文化史教材、

研究机构、研究课题的设立，都基于此。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在此基础上，又发展出研究生

教材《中国文化史经典精读》和本科生教材《中国文化史》，后者自2005年以来多次修订重印，是目前该领

域受众最广的教材，多次被评为国家级规划教材并获得国家教材奖。

（二）对“封建”议题的拓展

在传统社会中，封建与郡县是两相对应的制度设计和文化论题。几千年来，对中华文化影响深巨的

宗法制度、伦常理念、礼乐文明等，都与殷周封建制度的大背景密切相关。正如冯天瑜所论，在中华文化

元典中，大都把殷周时期的封邦建国、封爵建藩理解为真正的封建。这是分封制的根本特征。日本江户

时代的幕藩政治与欧洲的领主体制、中国商周时期的分封体制相近，所以从1870年代开始，日本学者如

西周、福泽谕吉、永峰秀树等，将西欧的Feudalism翻译为“封建”，仍不失封爵建藩之意。五四新文化运

动之后，“封建”一词发生了语义转换，成为陈腐、落后和“前近代”的代名词。20世纪20年代，尤其是“中

国社会史论战”之后，“五种社会形态”的模式在中国历史分期中占据主导地位，“封建”成为中国社会阶

段之一。这一“泛化封建论”普遍传播，“现实中国半封建”之说逐步成为理论定谳。

在这一思想史潮流中，武汉大学学者自有主见，不取“泛化封建论”，而坚持使用殷周封建的本义。

与古代学者封建/郡县二元论的简单模式不同，他们是古而不泥古，既坚持传统史学考证的基本方法，力

求探索封建制度之情实，又多援引新方法、新理论，从经济、社会、文化等角度综合讨论“封建”议题。

早在20世纪30、40年代，武汉大学学者们就注重用经济模式来思考商周社会的性质。例如，吴其昌

认为西周封建制不仅是政治变革，更是经济变革，并因此而带来社会、思想、文化的全面变革。1941年6

月，时年28岁的吴于廑（1913-1993）完成硕士论文《士与古代封建制度之解体》，从经济、社会、政治等层

面对封建制度作严格的界定，在经济方面，封建制必然包含裂土；在社会方面，封建制必包含宗法制；在

政治方面，封建制是高度的地方自治［8］

（P16-17）。因此，“封建帝国与统一帝国并不是一个东西”［8］

（P8）。

他的博士论文《封建中国的王权和法律》更进一步将殷周封建与西欧中世纪封建加以对比，指出虽然中

国和欧洲的封建主义，大体上高度类似，但中国的封建主义是自上而下预设的政体，而欧洲的封建主义

则是某种由低层向上自发的发展。他对当时日渐流行的“泛化封建论”的批评，“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及

海外学者在探讨中国封建问题上所取得的最为重要的研究成果之一”［9］

（P12）。1943年，蓝田新中国书

局出版李剑农《中国经济史讲稿》。他也认同“西周封建论”，认为封建宗法社会土地非私人所有，生产方

式以农奴生产为主。当生产力的发展使生产方式发生变化，便会在政治上导致集权国家的出现，使封建

的上层结构瓦解。于是，封建制度在春秋时期己发展成熟，故而崩溃之势亦已显现。到了战国时期，封

建制度已亡，秦汉以后则主要为个人土地自由制。

但是，这种对封建制度的正确理解却长期蛰伏不彰。直到20世纪80年代，在“文化热”潮流的推动

下，对相关论述的再审视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作为“文化热”的直接推动者和参与者，冯天瑜也开始对

“封建”这一概念重新进行语义还原。《“封建”考论》既是冯天瑜20年的研究结晶，也是对前辈学者论述的

全面继承。他以确不可易的考证还原了封建制度本来面貌，厘清中外学者对封建概念核心要素的界定，

梳理封建概念在英汉之间的对译过程，及其在中、西、日之间的转引传播过程。由此指出，“泛化封建论”

是“语乱天下”，不符合马克思本义，也不能正确解释自秦以来两千余年中国社会制度的实际情况，故而

需要正本清源。他主张以“宗法地主专制社会”取代名不副实的“封建社会”。《“封建”考论》获得学界广

泛赞誉，被认为是考辨“封建”语义的集大成之作。日本学者谷川道雄以为“冯先生的《‘封建’考论》对

‘封建’做了前所未有的考辨，既写到了历史实际，又写了关于历史实际的表述方式，是大成功之作”。“运

用的是一种独创的新方法——‘历史文化语义学’的方法，在中、西、日时空框架内，做跨语境的寻流讨

源，由词义史之‘考’导入思想文化史之‘论’，层层展开，节节生发，令人耳目一新，豁然开朗”［10］

（P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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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年第 6 期

郑大华评价此书“是史学研究的重大成果，它有可能打破泛化封建观对人们思想的长期束缚，从而引发

一场中国史研究的‘范式’革命，原来在泛化封建观的‘范示’下所得出的一些结论可能被推翻，一部中国

历史的宏大叙事或将重新书写”［11（］ P116）。

冯天瑜的工作将语言学上的词义研究上升为一种开拓性的新范式——“历史文化语义学”。他继承

传统考据学的理念，坚持“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的方法，特别推崇陈寅恪“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

部文化史”的提法，一方面探讨某些概念的原始词义，另一方面还关注词义在历史流变中所发生的变异，

准确把握词义的内涵与外延，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文化信息。如是，其语义变迁史研究实则成为一种思

想文化史研究。在此领域，除了《“封建”考论》之外，他还有《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

术语生成》《近代汉字术语的生成演变与中西日文化互动研究》（主编），以及其他系列论文。聂长顺、余

来明等多位学者踵继其后，使这种研究路径在武汉大学得到继承与阐扬。

（三）对“早期启蒙”学说的推进

20世纪五四运动之后，中国逐渐告别古代传统，走上现代化道路。这种现实折射在中国思想史研究

方面，便是对中国启蒙思想的研究。侯外庐1944年出版的《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最早提出这一命题。

此书后来又多有修订，作为其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的第五卷，于1956年出版。他认为，中国启蒙思想

开始于16、17世纪之间，是16世纪资本主义萌芽的结果，它与西欧及俄国的启蒙思潮具有一般相似的

规律。

吴其昌也指出，明末清初王夫之、吕留良、黄宗羲、顾炎武等人的思想可与近代民主、民约等政治概

念结合考察。他说：“船山约近今人之讲民族主义者，晚村则今为革命心理，梨州略近于‘民约论’派，亭

林则专讲‘民生问题’。”［12］

（P26）不过，这些提法毕竟在理论层面稍嫌粗糙，只是为珞珈学者播下研究“早

期启蒙”思想的种子。

20 世纪 40 年代，萧萐父进入武汉大学学习，受教于哲学系教师张颐（1887-1969）、万卓恒（1902-

1947），打下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的坚实功底。1950年代他赴京进修，问学于汤用彤（1893-1964）、张岱

年（1909-2004）、任继愈（1916-2009）等著名学者，稍后回到武汉大学哲学系，并在李达（1890-1966）指导

下开展王夫之研究。在这些学术背景的托举下，因应着1980年代的文化史热潮，萧萐父综合前人，特别

是侯外庐（1903-1987）、吕振羽（1900-1980）的学说，提出独具特色的“早期启蒙论”。

萧萐父梳理了明清时期早期启蒙的思想历程，认为17世纪中国的早期启蒙思潮，具有对专制主义和

蒙昧主义实行自我批判的性质。不同于梁启超，他反对夸大清代考据学的“科学”性，反对将之类比于欧

洲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他认为乾嘉考据学只是“历史的洄流”，清代政治与文化专制手段几乎完全

扑灭了17世纪早期启蒙的思想火花。所幸的是，17世纪的启蒙哲学，穿过了18世纪的洄流而在19世纪

后期的维新运动乃至20世纪初叶的新文化运动中闪耀出火光。18世纪乾嘉朴学中被扭曲了的科学方

法，穿过19世纪的政治风浪而在20世纪初酝酿史学革命时发生了重要作用。至于“道器”“体用”“常变”

“一两”“虚实”“知行”等17世纪启蒙学者经过咀嚼、赋予新意的范畴，通过曲折的发展，保持着生命力，至

今还活在人们的思维运动中［13（］ P33）。

相比于侯外庐主要依据列宁的启蒙哲学而提出的“早期启蒙说”，萧萐父的启蒙哲学概念大有推进。

他反对强调中国的独特性以消解启蒙，但也拒绝完全照搬西方启蒙思维，他主张要对于多元的传统文化

和外来文化，作一番符合时代要求的文化选择、文化组合和文化重构，主张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去寻找现

代化的“活水源头”。他更触及中西文化比较的根本问题，即人类是否存在着普遍性的启蒙道路，他提出

启蒙的核心是“人的重新发现”，是确立关于人的尊严、人的权利和自由的人类普遍价值的公理，特别是

确认每一个人都有公开、自由运用其理性的权利，并且以人道主义原则为人类社会至高无上的原则和普

世伦理的底线，反对任何形态的人的异化”［14（］ P40）。

于是，萧萐父的启蒙思想，已超越了欧洲启蒙时代的学者们的单面性、平面化与欧洲中心主义、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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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华 等：武汉大学释古启新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

中心主义的立场，包含有批评人类中心主义，批评工具理性与原子式的个人主义的思想，具有启蒙反思

的意义［15］

（P101-105）。这一早期启蒙逻辑，蕴含着两个层面或两条线索，归要结底是拥抱文化的多元

化。正如郭齐勇所言，萧先生的思想、精神中有显隐之两层，显性的是“走出中国中世纪”，隐性的是“走

出西方现代性”，这两层交织一体，适成互补”［15（］ P109）。

冯天瑜早在1980年代也关注到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文化，并对这些启蒙理论的近代发展历程做了

梳理。与萧萐父一样，他也认为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文化在清中叶处于沉寂，到清末出现复苏。他认

为，近代新学并不完全等于西学，新学的近代性虽然在很大程度上由西学赋予，但它同样深受中国传统

文化因子的影响，而中国早期启蒙思想正是在近代新学中得到继承和发挥，这包括实学的复兴，对民主

精神、民族精神和开放精神的关注，对工商业和自然科学的关注，对社会风俗的改造，等等。

萧萐父、冯天瑜二人对中国早期启蒙思想的研究，在郭齐勇、李维武、徐水生、谢贵安、吴根友、胡治

洪等学者那里得到传承和阐扬。如李维武所言，早期启蒙学说成为“解释中国学术思想史的一种重要框

架”，它“揭示和说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内在资源与根据，揭示和说明这一进程的历史合理性和历史必然

性”，“强调了西方思想文化资源要在中国生根成长、开花结果，必须要与中国文化传统相结合”［16（］ P38）。

（四）对“冲击—反应”模式和“文明冲突论”的回应

归根到底，萧萐父、冯天瑜等学者的“早期启蒙”说从学理上呼应20世纪后期中国改革开放的局面。

萧萐父“驳斥了国际上普遍存在的中国社会自身不可能产生出现代性因素的西方中心主义偏见，有力地

证明了中国有自己内发原生的早期现代化萌动，有现代性的思想文化的历史性根芽”［14］

（P46-47）。这项

学术事业在其同道冯天瑜等人的论著中更加鲜明地表现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合力说”。

对于中国近代转型的动力、机制和时间、历程，学术界和理论界存在着三种观点。第一种即“冲击—

反应”模式，认为传统中国在明清以后陷入停滞，如果没有外来因素的冲击，就不会产生具有近现代意义

的新变化。代表性学者有费正清、赖肖尔、列文森等人。第二种是“中国中心观”，主张跳出西方中心观，

认为中国文明的近代发展轨迹有其独有的特点，不能简单用西方视角的现代化理论来评价。代表性学

者有柯文。此外，沟口雄三、狄百瑞、杨联陞、傅衣凌、杜维明、余英时等学者，都注意挖掘中国文化内在

因素，阐释传统与现代转型的内在机理。第三种观点，即“合力说”，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因与西方文

化的外因产生合力，共同推动中国近代转型。罗荣渠、耿云志、郑大华等学者对此均有论述，冯天瑜的相

关论述支持并强化了“合力说”。他认为，“冲击—反应”模式忽视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生生不已的内在

运动，忽视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自身的变异性，未能注意到这种变异所蕴含的近代化趋势，存在明显的

缺陷。但是，他也反对过分强调“在中国发现历史”“以中国为方法”，认为中国现代化是“后发次生”（或

“后发外生性”）的史实不容否定，认为对于所有非西方地区而言，只要试图展开近代化进程，或主动或被

动，必然存在一个效仿、移植西方近代文明的过程。同时他又指出，肯定中国现代化的“后发外生性”，不

可忽略的另一个基本点是：非欧地区的固有文化形态没有排除在近代化进程之外，而是深深楔入这一过

程之中，并与外来的西方文化发生复杂的化合反应［5

（］ P10）。

冯天瑜所主张的历史合力，既有本土的内生动力，又有外来文明的刺激。他主张超越西方中心论和

中华中心论，从世界近代化进程的大视角，观照中学与西学在近代文明的背景下发生的深刻互动。

冯天瑜的“合力说”，有几点值得注意。其一，他警惕并反对儒学复兴的原教旨主义。他认为由港台

新儒家学者引领的“儒学复兴”，忽视了作为自然经济和宗法制度产物的儒学与近代化之间的矛盾性，同

时也夸大了儒学在东亚国家近代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其二，他注重文明对话，而不是文明冲突。20世

纪90年代，冷战结束后，美国学者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认为冷战后一超多强的格局将进一步摧折

“西方中心论”的根基，随着各种文明间交流加强，诸文明都在强化彼此的差异性与内部的共通性，由此

更加激发彼此的差异和仇恨。所以，未来世界冲突的根源，不是意识形态或经济的冲突，而是文明的冲

突。针对这一论断，冯天瑜指出：“亨氏在考察诸文明交互关系时，陷入片面强调‘冲突’而忽视‘融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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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年第 6 期

偏颇。这是斯宾格勒将文明视作封闭自足体系观念的延伸。”［17］

（P50）在他看来，各区域性文明的形成本

身就是多种文明交流、融合的产物，整个人类文明史就是各区域性文明形成、发展和彼此冲突激荡，又相

互吸纳融会的过程。在现代信息社会，文明之间的交流和融合较之古代更为便利，不能片面强调文明冲

突，而忽视文明融汇。

萧萐父和冯天瑜长达40年的切磋使他们心心相印，形成默契，也由之主导了武汉大学传统文化研究

中心的基本格局。站在20世纪以来中国历史演变的高度审视，便不难发现，无论是萧萐父、冯天瑜、郭齐

勇，还是早年的刘掞藜、吴其昌、李剑农，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和研究，都深深地烙刻着时代的印

迹。中国传统、时代潮流和个人追求三者合而为一，正是珞珈山上杏坛长在、理论常新的关键所在。

三、汲取本土文化和时代潮流的滋养

理解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学风和方法，还必须对当地的学术渊源、学术氛围有所理解。处

古今转折之际，居中西交汇之所，这正是近代湖北的历史际遇。冯天瑜借用气象学术语，以为长江中游

之两湖处在较开化的东南与较守旧的西北的中间地带，正是风云际会之锋面。清末鄂籍留日学生曾说，

近代湖北是“吾国最重最要之地，必为竞争最剧最烈之场”，而“竞争最剧最烈之场，将为文明最盛最著之

地”［18（］ P3）。武汉大学的学术风气就生长在这种土壤上。

（一）对晚清以来湖北学风的传承

湖北文化渊源于古楚文明，时或潜隐，但文脉延续不绝。然而自清初以降，颇有沉寂之迹。比及清

末，张之洞（1837-1909）振兴文教，遂使鄂地转成为近代人文渊薮。经心书院、两湖书院、自强学堂、存古

学堂等的建立都有赖张之洞的支持。

从书院到学堂的改制变革，最能展现传统学术与新学术间的激荡融合。1869年张之洞任湖北学政，

主持建设经心书院。经心书院初以学海堂、诂经精舍为范本，致力于尊经考古，后于1897年改弦更张，将

经史诗文转作学生自修，另设外政、天文、格致、制造四科。1889年张之洞督鄂后，建两湖书院，设经学、

史学、理学、算学、经济六科，更于1896年增设西学课程。1893年，张之洞主持设立自强学堂，分方言、算

学、格致、商务四斋，1902年迁至武昌东厂口，改名方言学堂，是武汉大学前身。由此可见，新学理念和新

知分科的影响逐渐增强。不过张之洞本“中体西用”理念，对传统学问仍甚重视，于1907年主持设立存古

学堂，强调存国粹、熄乱源。他延请张锡恭（1858-1924）、曹元弼（1867-1953）、陈庆年（1862-1929）等南菁

弟子为主讲，课业转以经史考证为主，西学仅为点缀。经心、两湖书院与自强学堂、存古学堂之设立、改

制，显示出当时传统学术与新学术之间既对立又融合的状况。1923年，湖北国学馆设立在由方言学堂改

制而来的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校内，正是当时湖北地区新旧学术相反相成的表现。

新旧学风的融合，深刻影响武汉大学的学者、学风。这在王葆心身上即有明显体现。王葆心22岁

（1889年）时在张之洞开设的黄州经古书院学习。经古书院开设义理、考据、经济、词章四科，尤其重视倡

导新学，尝以显微镜、望远镜、气球、“拿破仑及汉武帝论”等试题考察学生。他虽然接受旧学教育，但已

在书院中大量接受新观念、新学术。1891年，王葆心入两湖书院，得兼通中外的名师指教，汲取传统学术

和新式教育之精华，服膺民主、共和、科学理念，终由底蕴深厚的传统士子演进为近世国学大师。他后来

长期担任传经书院（钟祥）、义川书院（罗田）山长，又与南菁士子张锡恭、曹元忠等参与修纂《大清通礼》，

但他的策论文章都极具近代意识和现实意味，于政治改革、海权、报馆、水师、民生、钱法之类多有论说。

他44岁时（1912年）应黎元洪之邀担任湖北省革命实录馆总纂，坚持以“民人全体为本纪之主体”“民权

代君权”。他54岁（1922年）时任教于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并任湖北国学馆馆长，确立国学馆昌明国学，

内存国性，外美国风，促文化之进行的宗旨。他坚持以经、史、文、理四科教学。这四科的内容与其年轻

时在经古书院学习的四科（义理、考据、经济、辞章），已是天壤之别，标志着他从旧学向新学的转变。

1926年，王葆心担任武昌中山大学教授，稍后该校被改组为武汉大学。成名之后，他一直在国学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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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华 等：武汉大学释古启新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

旧式书院与新式学堂之间兼采并取，致力于近代教育体制对传统学术的容受。

与王葆心类似，持守旧学，融贯新思的学者在当时的武汉大学为数不少。如光绪三十年进士周贞亮

（1867-1933）是汉阳人，精于目录学，又留学东京法政大学。1931年回鄂后，任武汉大学教授，讲授《文

选》学和目录学。谭戒甫、冯沅君等皆在旧式私塾中接受传统经史教育，又在新式学堂之中习得新思想、

新理念。由此可见，武汉大学的文史研究脱胎于旧书院的经史之学，新学风又为之注入时代的新鲜

气息。

作为当时学术中心之一，武汉大学也吸引了全国乃至全球范围的英才。比如，曾兼任武汉大学历史

系主任、代理文学院院长的方壮猷（1902-1970），在清华国学院受业于四大导师，又远赴日本、法国师从

白鸟库吉、伯希和。他将历史语言方法与史料考证相结合，作《鞑靼起源考》《匈奴语言考》等重要论文，

尤精于《元史》。他对东北史地、西南边疆民族史地、宋元经济史，甚至中国近代革命史皆有涉猎，还以英

文撰写《俄国史》讲义。他在武汉大学教授“中国社会史”“中国史学史”等课程，其讲义《中国史学概要》

是当时探讨中国历史学起源与发展的代表性著作。此外，在武汉大学创建初期，有海外学术经历的学

者，如陈祖源、鄢远猷、郭斌佳、汪诒荪、韦润珊、陈源、袁昌英、陈剑修、范寿康等，已占所有教职员工的六

成。他们将楚地的传统经史之学与现代学术的新方法相结合，作师育英，造就了武汉大学研究传统文化

的新学风。

（二）对鄂东学术和新儒家学脉的接续

传统与现代学术的交融，在短短半个世纪的时间中，催生出在思想界、学术界产生重大影响的鄂东

学者群体，这是近代湖北地区特别需要关注的文化现象，其影响力更超出湖北地区，波及全国乃至世界

学术界。

按照今天的行政区划，王葆心是罗田人，熊十力、李四光（1889-1971）、王亚南（1901-1969）、殷海光

（1919-1969）、陶希圣（1899-1988）是黄冈人，汤用彤（1893-1964）、废名（1901-1967）是黄梅人，黄侃、胡风

（1902-1985）是蕲春人，徐复观（1903-1982）、闻一多（1899-1946）为浠水人。胡秋原（1910-2004）是黄陂

人。他们都是近代以来鄂东地区的杰出英才。

鄂东地区人才辈出，并非偶然。这里地处大别山余脉，南临长江，处于吴头楚尾，鄂豫皖赣四省交

会，历史上儒、释、道文化衍生杂糅（禅宗尤其发达），是多种文化融合之地，自古就有重教兴学的传统，近

代以来更是新旧文化的交流锋面所在。晚清时期，湖北书院以武昌府、黄州府数量为多，达44所。明代

以来，鄂东进士人数约占湖北总数一半。随着汉口在近代成为通商口岸，变为水陆交通枢纽，鄂东学人

往往在本地受到良好的旧式教育之后，再转赴武汉就学。鄂东学人将其深厚的学术积淀和刚强、激越、

执着的性格特点，带到武汉，与武汉新锐、逐潮的风气相碰撞，产生反应，推动了武汉地区的学风形成，也

构成了珞珈山上的鲜明学风。

在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社会史论战等重大思想运动和学术前线，都活跃着鄂东学人、珞

珈学子的身影。例如，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徐复观先就读于湖北省立第一师范（校址即是由两湖书院迭经

改制而来的两湖师范总学堂），后又投考湖北国学馆，以第一名被录取，受教于王葆心和黄侃。他深受王

葆心的影响，对其人格和学术敬佩不已，于1956年撰成《王季芗先生事略》以表追怀。徐复观指出，当时

湖北国学馆“分课程为经史文理四科，日与诸生讲贯讨论，一复宋明书院讲学之遗规”，“与先生相接者，

尘垢鄙吝之气，自消融于光风霁月之中而每不自觉也”［19］

（P83）。可见，旧学与新知皆对其产生不可磨灭

的影响。及其面见同为鄂东学人的熊十力之后，更决心步入学术之门，找到了自己的精神方向，将满腔

热忱倾注于中华文化的存亡绝续上。徐复观后来成为新儒学的巨子，他对于鄂东翘楚王葆心、黄侃、熊

十力等人学术的服膺，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对鄂东学术和武汉大学学脉的延伸和发扬。

新儒家代表人物多出自鄂东，而武汉大学学者研究新儒家，正是一种对前辈学术的继承与回归。如

萧萐父为四川井研人，故他私淑廖平，又尝从蒙文通游，而蒙文通被熊十力引为知己，此种际遇，或许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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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年第 6 期

是萧萐父研究熊十力、徐复观，主持编订《熊十力全集》的动因之一。萧萐父在论及徐复观时，亦予以高

度肯定：“他在孔孟儒学中发掘出道德自律与人格独立的主体性原则，他在庄学、玄学中又发掘出审美观

照与艺术自由的主体性原则……他力求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亦即主体自由的精神，高度自

觉的忧患意识，不为物化的人道之尊。这是现代化价值的生长点，是传统与现代化的接合处。”［20］

（P507-

508）萧萐父的“早期启蒙”说虽与新儒家有所不同，但两人皆是要寻找传统与现代化的接合处，又可谓殊

途同归。

而此继承与回归又逸出珞珈之外，回响于渤海之滨。先是武汉大学教授方壮猷调任中南图书馆馆

长，李锦全正在其指导下工作。而此时武汉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图书馆馆长石峻又与方壮猷交往甚笃。

石峻在西南联大时，恰是汤用彤的助手。及至方壮猷之哲嗣方克立求学中国人民大学时，恰逢石峻调入

中国人民大学，成为方克立的老师。而1987年，又正是方克立、李锦全领衔的“现代新儒家思潮”课题组

在安徽宣州召开第一次全国性学术研讨会，确定将梁漱溟、张君劢、熊十力、冯友兰、贺麟、钱穆、方东美、

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马一浮等学者作为研究的重点。这些学脉交集和学术传承不能不令人感叹，其

潜隐陟降仿佛自有大势因缘在焉。

而近代鄂东之学术根脉，也正在这一代一代学人的继承与深耕之中，实现曲折“来归”，并走出湖北，

播散至于全国乃至全世界。

四、结 语

百余年来，武汉大学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延续着新旧融合、中西会通、继往开来的传统。其研究内容

主要集中在“一源一流”，即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源期（先秦秦汉时期）和转型期（明清以降），也就是梁启超

所说的“中国之中国”和“世界之中国”两个阶段。对长江中游的区域文化研究尤其重视，借助新出简帛

材料，荆楚文化成为各区域文化研究中最显著的学术热点；借助民间文献，湖湘文化研究也有质的突破。

百余年来，珞珈山上几代学人围绕着中国文化的以上几个侧面，精耕细作，形成传统，结出丰硕果实。

珞珈山上的学者们对于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具有高度的理论自觉。他们形塑了中国文化史的叙述

框架，坚持“封建”的原始语义而反对误用滥用，注意揭示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思想及其在明清、近代

的起伏过程，对西方主流的“冲击—反应”模式和“文明冲突论”予以批评。这些研究都建立了自己的话

语，形成武汉大学学者独特的理论体系。

晚清民国时期，武汉大学研究中国传统的学风，既根植于湖北和武汉地区的地缘优势（即地处“较开

化的东南与较守旧的西北”交会的“锋面”），又根植于新旧学术的融合。随着自强学堂发展为武昌高等

师范学校，再发展为武昌大学和武汉大学，从当地书院中走出的旧经师，也接受新学术、新思想，转变现

代大学的传道者。相应地，传统经史之学也与现代学术发生融合，成为当今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理路。

其中，鄂东学人和鄂东学术的转变和贡献尤为明显。

新世纪以来珞珈山上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在论题和学风上都注重继承前辈的学术传统，追比前辈

的学术胸怀，在中国文化史理论、先秦两汉思想、中国古代制度、中国区域文化、明清社会经济、近代文化

转型、早期启蒙思想、现代新儒家、中外文化交流等领域形成研究特色。武汉大学学者将致力于阐释中

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传承文脉，为进一步建立文化自信做出更大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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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preting the Ancient and Enlightening the New: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Studies at Wuhan University

Yang Hua， Zhu Mingshu （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 For over a hundred years until now, generations of Wuhan University scholars have devel‐

oped a tradition of studying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by fusing the old and the new, connecting the past to

the present, and integrating Eastern and Western ideas. Their researches cover all areas in literature and histo‐

ry studies, but are particularly concerned with \"source and flow\", namely, interpreting the early Chinese civili‐

zation and holistically eloberating on the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sinc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y also

made the Jingchu（荆楚） region in the middle of the Yangtze River area the core of their regional cultural

studies. They have developed a unique academic and discourse system in their historical narr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their studies on feudal issues and early enlightment issues, and their firm responses to \"shock-reac‐

tion\" model and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They are able to achieve these academic innovations because the

Hubei region has a good tradition of integrating new learning and new ideas with traditional classic and his‐

torical studies, to which the scholars as well as academic circle from eastern Hubei have contributed much.

Most of the new-generation representatives of Neo-Confucianism are from eastern Hubei, and the studies by

scholars of Neo-Confucianism research at Wuhan University can be regarded as an inheritance and return to

their predecessors. Since the turn of the new century, a new generation of scholars has carried on their tradi‐

tion, and made new achievements in various areas while maintaining their distinctive features.

Key words Wuhan University;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Fudel;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early en‐

lightenment

■ 收稿日期 2023-07-29

■ 作者简介 杨 华，历史学博士，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 武汉 430072；

朱明数，文学博士，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讲师。

■ 责任编辑 桂 莉

·67·

第 76 卷第 6 期 2023 年 11 月

Vol. 76 No. 6 Nov. 2023 068~078

吴于廑的大历史观

蒋 焰

摘 要 吴于廑是新中国世界史学科的主要创始人和奠基人之一，其所倡导的“整体世

界史观”被誉为“世界历史新理论在我国的兴起”。其史学创见和相关世界史理论的思考和

研究透露出一种大历史观，即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宏大理论指导下，立足于中国和世界变

化发展的大背景，在处理好局部与整体辩证关系的前提下，真正从纵深、宽广的大视角观察

世界历史全局，通过交叉、比较、综合等研究方法，抓住世界历史发展的核心和主流，总结历

史经验和规律，最终关照现实与未来发展大势。这一大历史观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的继承和发展，同时也得益于其个人的生平经历和学术积累，并体现在其对世界历史理论体

系的思考和构建、对影响世界历史形成诸大历史运动的探讨以及对某些具体问题的考察等

平生治学中。它在形成原创性的理论成果和独特的学术传统、创立中国特色世界史学科体

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方面均具有重要影响和意义。

关键词 吴于廑；世界历史；大历史观

中图分类号 K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23）06-0068-11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8BSS044）

1982年10月，中国世界中世纪史学会在昆明召开年会。吴于廑前去参会，并在滇池西山龙门的中

途看到了一副石刻对联：“置身须向极高处，举首还多在上人。”据吴于廑亲述，“这既是描述攀登龙门半

途上的情景，也反映了作联者的一种人生哲学。但在归途中，我忽然又想到世界历史”［1］

（P85）。作为从

事世界史研究的学者，吴于廑敏锐地意识到了对联中所蕴含的特别意义，并在保留上联的同时将下联改

写，是为“置身须向极高处，放眼通观大世间”［2］

（P40）。在对改写后对联的解释中，吴于廑说道：“这里说

的极高处，是指马列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极高处。”虽不易达到，但仍应努力。而“能够站得高一点，

就便于放开眼界，开阔视野，对这个广大世界的历史加以通观，进行全局的考察”。同时，他还特意提到

了“大”字的用法，虽然“从旧诗词的用字来说，‘大世间’的这个‘大’字有点生。但也无妨，要表达一点新

意思，就不妨用一个生字眼”［1］

（P85-86）。笔者认为，也正是在这一用词中，透露出了吴于廑所具有的一

种“大历史观”①［3］

（P7）［4］

（P43-45）［5］

（P3-5），既凸显了吴于廑追求的极高的治学和人生境界，同时也是其

学术思想的又一集中体现。

那么，吴于廑的大历史观有何内涵，其又是怎样形成并体现在治学中，有着什么样的影响与意义？

厘清这些问题，不仅有助于进一步认知和理解吴于廑学术思想的内在逻辑和特征，而且也有利于充分挖

掘吴于廑等前辈学者思想所具有的时代价值。以往讨论吴于廑学术思想的论著已有很多，但较少从“大

① 关于我国当下“大历史观”的内涵或特征，学者们已有不少讨论。综合而言，其主要是指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础上，立足中国、放眼世界，从

长周期、大空间、整体性、多学科等视角把握历史发展，同时探究规律，关照时代等。实际上，吴于廑在以往治学中也已具有上述大历史观特征。

这也为笔者的考察提供了基础和可能。

DOI：10.14086/j.cnki.wujss.2023.06.006

蒋 焰：吴于廑的大历史观

历史观”视角展开①［2］［6

（］ P81-87，128-131）。因此笔者不揣浅陋，拟以此为题进行初步探讨。

一、吴于廑大历史观的内涵与形成

何谓“大历史”？学者们通常是见仁见智。据研究，以往主要有三种“大历史”的说法。第一是18-19

世纪兴起的普遍史（Universal History）；第二是美籍华人黄仁宇提出的“大历史（Macro History）”；第三是

近些年来在西方兴起的一种史学观念“大历史（Big History）”，以英国学者克里斯蒂安（D. Christian）为主

要代表。上述三种“大历史”各有特点和不足，如普遍史“把人类历史看作一种按照共同目标和同一路线

向前发展的”，但却是先验的，“丧失了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主体性”；黄仁宇的“大历史”主要是从“技术上

的角度看历史”（technical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克里斯蒂安的“大历史”强调“从长时段和大范围来研

究上自宇宙诞生下到当今时代的人类和非人类的历史，将人类的历史融入宇宙起源、地球诞生和生命演

进的漫长时段之中”，但也会“弱化历史中人的因素”，“无法展示历史的多样性”［7

（］ P108-109）。

吴于廑的大历史观不同于上述任何一种“大历史”观念，而是具有特定内涵。从根本上说，吴于廑的

大历史观诞生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础之上。就如吴于廑所言，研究世界历史首先要站在马列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极高处，也就是说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这个“大”理论作为指导。这是吴于廑

大历史观的根本特征，也体现出其“大历史观”所具备的理论高度。

其次，从背景上看，吴于廑的大历史观立足于中国和世界变化发展这个“大”背景。这也是吴于廑在

自己论著中经常突出的一点［1］

（P64-65），并且还特意强调世界历史不是一门中国域外史，而是要将“中

国”包含在内［1

（］ P33）。

再次，从视角、方法和主题来看，吴于廑明确提出，要从纵深、宽广的大视角观察世界历史，多用交

叉、比较、综合等宏观方法研究世界历史，抓住世界历史发展的核心和主流。

顾名思义，纵深即是在历史的纵向发展上，从人类历史发展的“漫长过程”中观察世界历史，不局限

于一时一代；宽广即从历史的横向发展上，从“广大世界”视角看待世界历史，不局限于一国一域，由此二

者共同构成了一个“整体世界全局”［1］

（P19，47-48）。当然，这么说并不代表放弃或轻视国别、地域、断代、

微观研究，或任何具体问题的研究。在上述对联的解释中，吴于廑就提到，“通观必须以对一个一个的关

键问题进行具体深入的研究为前提。……没有这个前提，通观就会流于模糊，不清不楚，就不会是一种

比较透彻的、在大小轻重之间能够取舍得当的通观”［1］

（P86）。学科领域的交叉、各种主题的比较以及综

合是研究世界历史的重要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它们都是要打破研究方法中学科、领域等方面的界限，

为考察世界全局提供路径。这也是吴于廑一贯所强调的，诸如要多学习和吸收考古学、文化人类学、政

治经济学、古文字学［8］

（P1-3）、地图学等相关学科的成果［1］

（P40，332-333，432-437）。在谈到自己的治学

心得和“世界历史”的研究主题时，吴于廑也多次谈到“比较”“综合”方法的运用，即从事世界史，“不从全

局作比较综合研究，就难以适应我们所处时代对世界史这门学科的要求，说明不了历史怎样成为世界的

历史”［1］

（P457）。抓住世界历史发展的核心和主流，即抓住世界历史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大事件”或

“大运动”。在诸多著作中，吴于廑都体现出了对此类“大事件”“大运动”的关注［1］

（自序P1，目录P1-3，正

文P461-463）。

最后是研究目的，要多总结历史经验或规律，最终为现实乃至未来发展“大势”提供关照和参考。总

结经验或规律是历史研究的重要目的之一，这点吴于廑从不讳言。在谈及世界历史研究时，他明确说到

要“揭示演变的规律和趋向”［1］

（P40）。当然，寻求规律并不等于排斥多样性，“不同民族、国家或地区在

历史上的多样性，和世界历史的统一性并非互不相容的矛盾”［1］

（P48）。而总结历史经验或规律的最终

目的就是为现实乃至未来发展提供关照和参考。“研究历史不仅应当为现实问题提供发展的线索和背

① 关于此问题的专题讨论尚不多见。不过亦有学者对吴于廑大历史观中的部分思想有所涉及，这也为笔者的考察提供了有益参考。

·69·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年第 6 期

景，而且应当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教训”［9

（］ P2）。

综上可知，吴于廑的大历史观有着自身的独特内涵。它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宏大理论指导下，

立足于中国和世界变化发展的大背景，在处理好局部与整体辩证关系的前提下，真正从纵深、宽广的大

视角观察世界历史全局，通过交叉、比较、综合等宏观方法，抓住世界历史发展的核心和主流，总结历史

经验和规律，最终关照现实与未来发展“大势”。

那么，吴于廑的大历史观从何而来？笔者以为，其主要受到三个方面因素的影响。

其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熏陶。吴于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唯物史观中有关世界历史方面理

论的理解和把握十分到位。吴于廑曾多次引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话语［1］

（P455，328-330，99）。他与齐世荣共同

主编的经典性教材——六卷本《世界史》也被评价为中国世界史领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代表性著作［6］

（P56）。同时，其个人也被看成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世界史话语理论的代表性人物之一，“标志着中国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世界史话语分析框架的建立”，肯定了吴于廑在此方面作出的重要贡献［10］

（P197-

198）。以上均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吴于廑的重要影响。而这种影响也为其形成上述大历史观提供

了思想原料。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观察历史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高度的理论性和宏大的视角，它以整个

人类社会的发展为对象，探寻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和未来远景，实现了历史

研究和理论的紧密结合。无论是对社会演进规律的描述，还是对社会联系和交往理论的勾勒都体现出

这点。“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

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大体说来，亚细

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

代”［11］

（P3）。“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

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

世界历史。”［12］

（P168）这些马克思主义经典论断已经初步展现出了世界历史的整体发展，并常为吴于廑

所强调，从而为其大历史观的构建奠定了理论、视角、目的等多方位的基础。

其二，对相关学术思想的辨析和借鉴。吴于廑一贯重视对史学史的梳理和研究。在其主要著作中，

有诸多对史学史或史学家的关注。如在探讨世界历史的理论和体系时，他总要先谈及各时代关于世界

历史中心或世界史编写的不同观点［1］

（P3-66）；在“自选集”中也将史学史方面的著作单独列出，如《巴拉

克劳夫的史学观点与欧洲历史末世感》《修昔底德其书与其世》《朗克史学与客观主义》《形态学派三家说

略》等［1］

（目录P1-2），并对我国史学史研究有过讨论［1］

（P420-426）。而考察史学史恰为其借鉴其中的合

理因素提供了条件。在对自古以来各种不合理的世界历史观批判的基础上，看得出吴于廑对“世界”和

“世界史”的初步构想，即其必须是“体现世界的观点”，而不是某个“中心”的观点［1］

（P3，12）。虽然伏尔

泰的世界史观有缺陷，但能注意到基督教世界之外还有中国、印度、阿拉伯诸国，特别是他能重视中国的

历史，视野已经超越前人［1］

（P240-241）。以朗克为代表的客观主义史学既不客观，又带有浓厚“西欧中心

论”，但却与时代和国家有着密切的互动，同时还影响了19世纪后期西方专门史及专题史的发展，为以后

的历史综合和概括提供了条件［1］

（P257-263，266-276）。形态学派的斯朋格勒和汤因比提出的“文明周期

论”带有命定色彩，但却是较早反思西方中心论的学者。他们把世界史看成是多文明的历史，并力图从

全局或“完整的历史”角度看待历史①［1］

（P31）［13］

（P31-34）。早在20世纪50年代，吴于廑就已注意到同时

代巴拉克劳夫的思想，并辩证分析了其中的缺点和有益启示，即要抛离西欧中心论，对西方史学进行重

新定向，从而“放眼世界，展示全球”［1］

（P181-182，32）。此外，苏联史学特别是多卷本《世界通史》的引进，

从学术思想层面进一步强化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影响［1］

（P17）。最后，国内学者周谷城在20世纪40年代

① 据王敦书的考察，吴于廑的世界史观还受到雷海宗形态史学观的影响。

·70·

蒋 焰：吴于廑的大历史观

提出的从全局考察世界历史，也富于启发意义［1］

（P46）。这些学术思想同样从背景、视角、主题、目的等

方面促发了吴于廑大历史观的最终形成［2］［6

（］ P218-227）。

其三，得益于吴于廑自身的生平经历。吴于廑在自传中大致叙述了自己求学和学术思想，特别是世

界史观形成的过程。有两点值得特别注意。一是学术上的转弯。所谓学术上的转弯指的是“踏进一个

相关的学科领域”。“多转几个弯，就是多踏进一些相关的学科领域。”［1］

（P451）这一思想主要来源于招收

吴于廑读研究生的陈序经。对于大学读历史的学生，可以进经济研究所吗？这是吴于廑当时的疑问。

但通过自己的实践证明，这是可行的，也是有益的。吴于廑在读研期间，读了经济史、经济学说、经济地

理以及历史，开始了最初的学科交叉，同时也打下了经济学和经济史等方面的基础，为以后开展关于农

本与重商、农耕世界和工业世界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之后，吴于廑考取了清华大学第五届留

美公费生，赴哈佛大学留学，先后获文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留学期间，他跟随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

的大家麦凯尔文教授学习，接触到了中古前期西欧的政治和法律史，实现了自己的又一次转弯，进一步

推进了在学科领域方面的交叉［1］

（P452）。在吴于廑回国任教后，因教学及教材编写又接触到了世界古

代史这一以往较少涉及的领域，这种“转向”亦对其形成从全局考察世界历史的想法多有惠益［1］

（P453，

自序P2）。而这些学术上的转弯，好处在于能够开阔其视野，“不以一隅自限”，“有利于祛除狭隘之弊”。

就连吴于廑自己也提到，“学历史的人”，“应当力避狭隘，因此不妨转转弯”［1］

（P451）。除了转弯，另一个

值得注意的是吴于廑对“比较”方法的重视。按吴于廑自己的说法，这一思想萌发于读研究生时。因为

看的西方知识多了，就希望能与中国的情况进行对比。因此得出“学历史宜作比较研究的思想”［1］

（P451）。这一方法一直为吴于廑所贯彻。其硕士学位论文《士与古代封建制度之解体》虽然主体是写中

国，但仍有中西封建时代比照的大背景，并展现了中国历史发展与西方国家历史发展中的共性和个性［14］

（P315）。其博士学位论文则更进一步，副标题中直接标出了中西对比之意，即《封建中国的王权和法律

——对比封建欧洲探讨封建中国的王权和法律》。在该文中，吴于廑先用一章论述了中世纪欧洲的王权

和法律，然后再分用两章考察封建中国的王权和法律，最终得出比照性结论，说明封建欧洲和封建中国

在王权和法律观念方面的类似发展，但同时亦有差异［15（］ P165，173，170）。

无论转弯还是对比，往往都要突破以往的学术乃至人生界限，使得自己的观念更加开放，视野更加

宏大。亦如吴于廑在一封私信中谈到自己的治学时所言：“讲通达的人，虽然有时也难免肤泛，但通达的

本身是一种教养，它可以孕育宽容，蔚成一种胸怀广廓的风格。”［14］

（P312）这或许也是个人经历给其学术

思想打上的印记。由此不难看出吴于廑的个人经历对其大历史观形成的重要影响。

二、吴于廑大历史观在治学中的体现

吴于廑的大历史观是如何体现在其治学中的？为了系统地说明这一问题，下面从吴于廑对世界历

史理论体系的构建、对影响世界历史形成的诸大历史运动的讨论，以及对具体问题的考证三方面展开。

谈及吴于廑的治学，首屈一指的当属对世界历史理论和体系的构建。笔者认为，这是展现其大历史

观的最主要方面。首先从理论基础上，这一理论体系的构建离不开大历史观中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

指导。诚如吴于廑所言，在他回国工作后不久，碰到两个涉及史学思想的问题，为了从全局考察世界历

史，需要另寻他途。为此，吴于廑便求教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述，所以才引发了他对“世界史不是过去一

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和“各个互相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大，……历

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等经典话语的思考，并进一步认识到，“世界历史之所以

成为世界历史，其自身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考察和研究世界历史，不能以逐个考察世界的各个局部

为已足。更为重要的，是应当考察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世界各地区、各民族怎样打开彼此的闭塞，怎样

在愈来愈大的范围里相互交往、接触，最后怎样汇合为紧密联系的世界历史”［1］

（P453，455）。这一点在

吴于廑对世界历史理论和体系的构建中被经常提及［1

（］ P48-49）。

·71·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年第 6 期

在背景层面，对这一理论体系的探索同样立足于中国和世界变化发展这个“大”背景。从学术方面

说，无论是解放前（以“剑桥三史”为代表），还是解放后一段时期内（以苏联的多卷本《世界通史》为代

表），中国的世界历史理论或体系都不令人满意。欧洲或西方中心论，对世界历史横向发展关注不够等

问题较为常见。因此中国人“要编写一部新的、具有特色的世界史”，同时“必须树立以世界为一全局的

观点，来考察人类历史的发展”［1］

（P15-19）。此外，恰逢当时国外史学界出现了新变化，如前述巴拉克劳

夫、斯塔夫里阿诺斯等人都试图打破欧洲中心论，重新思考世界历史的编写方式，这也对中国的世界史

理论构建提出新挑战。如何在辩证认识西方史学发展优缺点的基础上，参与国际学术对话，同时创立中

国的世界历史体系是当时学界的共同任务［1］

（P45-47）。从现实看，无论是新中国初建［16］

（P158），还是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17］

（P57），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与世界的联系也日益密切。面对中国发展的

实际需要，如了解世界，与他国建交（连毛泽东主席都发出了“学一点世界史”的指示），以及国际新形势

的发展，如二战后非殖民浪潮和发展中国家崛起，中国的世界史学科理论体系也需要与时俱进。

在对世界历史理论和体系的构建中，吴于廑在视角、方法和主题选择上也同样鲜明体现出了大历史

观印记。纵深和宽广的大视角是吴于廑构建世界历史体系的核心，他提出的世界历史纵向发展和横向

发展理论即是代表。“人类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两个方面：纵向

发展方面和横向发展方面。这里说的纵向发展，是指人类物质生产史上不同生产方式的演变和由此引

起的不同社会形态的更迭”。“所谓世界历史的横向发展，是指历史由各地区间的相互闭塞到逐步开放，

由彼此分散到逐步联系密切，终于发展成为整体的世界历史这一客观过程而言的”。“世界历史学科的主

要任务是以世界全局的观点，综合考察各地区、各国、各民族的历史”［1］

（P47-48，40）。当然，这种纵横的

考察是建立在具体问题研究之上的，也就是前述提到辩证处理好局部与整体的关系之上的。正如吴于

廑所言：“眼在远处，手在近处，视野要开阔，研究要具体。”［1

（］ P39）

学科交叉、比较综合是吴于廑考察世界历史理论和体系时的重要方法。这点从他对“世界历史”的

界定中就可看出。世界历史是“运用相关学科如文化人类学、考古学的成果”，“把国别史、地区史、专史

的内容加以提炼、综合、比较……来阐明世界历史的全局发展”［1］

（P40，22）。在实践中，吴于廑也积极利

用考古学、古文字学、人类学等方面的成果探究世界历史体系。如考古学可以帮助人们认识世界早期历

史上农耕中心及其拓展过程。多种古文字的释读，可以推进各个古代国家或地区的历史研究［1］

（P36，

29，51）。与此同时，在世界历史体系的构建中，探讨的主题一般都要超出国别和地区范围，其中既展现

了比较和综合方法的必不可少，同时也能反映出对历史“大事件”或大势主流的把握。吴于廑就曾举例

说过三种代表性的重大主题，分别是“对某一特定时期不同地区的历史进行综合比较研究，考察这个时

期世界历史的全局发展”（如亚欧大陆的宗教传播与影响）；“关于特定地区和世界历史全局之间相互关

系的研究”，并进行综合比较（如中亚地区与世界历史全局的关系）；还有“一些重大的历史运动”，要“对

这类共同现象进行综合比较研究”（如世界范围的资产阶级革命），从而说明各时期世界历史的主潮，即

“世界史要勾画的，是长卷的江山万里图，而非团团宫扇上的工笔花鸟”［1

（］ P20-22）。

在吴于廑看来，世界历史理论体系研究的最终目的也是要总结规律，学以致用。他批评朗克史学讳

言规律，重申苏联世界通史编纂中对人类历史中存在着规律这一说法的正确性［1］

（P29，32）。在讨论纵、

横发展时，通过对演变过程的探讨，吴于廑揭示出二者发展的根本动力都是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发展，

且二者发展并不是平行和各自独立的，而是纵向发展制约着横向发展，横向发展对纵向发展具有反作

用［1］

（P49-50）等规律；探索出了规律或有了经验教训，是为了更好应对现实，甚至展望未来。在面对世界

历史的纵横发展已经进入到资本主义工业世界和社会主义工业世界并行阶段时，吴于廑认为，尽管社会

主义工业世界有历史遗留下来的各种困难，但如能进行改革，吸取人类历史经验，则赶上或超过资本主

义工业世界的可能性就越大。由此而来的前景或许是两个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和世界形势的改观。并

且就长期趋势看，当资本主义制度因其自身固有矛盾而实现对其自身否定的历史蜕变后，当社会主义制

·72·

蒋 焰：吴于廑的大历史观

度实现了自身完善后，世界就会出现资本主义工业世界趋向收缩、社会主义工业世界趋向扩大的全新趋

势。世界历史的纵横发展也将进入更高层次的新时代［1

（］ P62-66）。

对影响世界历史形成的诸大历史运动的讨论是吴于廑治学中体现其大历史观的另一个主要方面。

在某种程度上，吴于廑关于此方面的探讨也是对世界历史理论和体系构建的延续。吴于廑主要用了四

篇鸿文说明了人类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的诸大历史运动，即世界历史上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三次大

冲击及其对形成世界史的影响、世界历史上由农本到重商的转变及其转折性意义、世界历史上农耕世界

对工业世界的孕育、新兴工业世界对传统农耕世界的冲击及传统农耕世界的反应。这四篇文章围绕世

界历史纵横发展的主线，首尾相连，环环相扣，从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个逻辑整体。

与对世界历史理论和体系的探讨一样，对诸大历史运动的讨论首先也凸显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的指导。在系列文章开篇，吴于廑就用“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来说明

此诸历史研究的理论基础［1］

（P70）。随后又多次利用唯物史观来指导研究。如进入农耕世界后游牧民

族建立的国家和农耕世界业已存在的国家，如马克思所说，都是以农为本的社会；马克思“关于封建制下

农民及其家庭生产可变量的论述，提出市场扩大是条件之一”；“马克思主义史学认为近代资本主义萌芽

于封建社会母胎的内部，其意也在于指出历史上近代工业世界的出现，并非突发的现象”［1］

（P83，99，

120）。中国与世界变革的大背景亦贯穿于对诸大运动的讨论中。无论是游牧世界冲击农耕世界时，还

是农耕世界转向工业世界中，作者一直将中国作为描述重点之一①，特别是思考近代以来中国在面对西

方工业世界冲击时的经验教训，关注着历史的和现实的中国［1

（］ P148）。

不仅如此，吴于廑在四篇论文中也展现了大历史观的视角、方法和主题。这四篇文章描述的各大运

动，从纵深角度说，无一不超过了百年，有的甚至达到千年以上。如游牧世界冲击农耕世界时涉及了约

三千多年的时段，世界历史上由农本到重商的转变大概也有四百年的跨度，而农耕世界对工业世界的孕

育和工业世界对农耕世界的冲击亦涉及六七百年。如果通看起来，则是“自远古以迄19世纪”［1］

（自序

P1）。从广度方面论，这些运动涉及的地域、国家、民族较为繁杂，但作者没有局限于一国一域，而是在用

具体史实和数据论证的基础上，突破国别和地域视野，站在亚欧大陆乃至全世界视角下看待历史上这些

运动的产生、发展以及在构建整体世界时所有具有意义。就正如作者所言，“我试图从放大观察广度着

眼”，扩大视野，真正做到以世界全局看待历史的发展［1

（］ P70）。

交叉、比较、综合的方法在上述研究中也不胜枚举。在系列文章伊始，吴于廑就说到楔形文、甲骨

文、古代文明遗址的发现和发掘等考古学、古文字学新发展对史学研究具有的重要作用。在考察游牧世

界冲击农耕世界时，吴于廑利用对迈锡尼线形文字乙的释读，了解印欧人对希腊半岛的冲击形式；利用

对中国商代的考古发掘，佐证当时车马的形态［1］

（P69，76）。在《历史上农耕世界对工业世界的孕育》一

文中，又提到了经考古等发现的金银窖藏屡见不鲜等论断［1］

（P143）。而“比较”不仅涉及地域上的东西、

南北对比，国别上的外国与外国、中国与外国的对比，而且还有时间上的前后时代对比，以及具体问题的

对比等。如亚欧大陆东西两端的农耕世界在面对北方游牧世界冲击时的状态异同；以农本为重的封建

时代，西欧与中国在耕织结合上有什么差异，这种情况又会对西欧由农本而重商的变化产生何种深远影

响；近代工业世界和传统农耕世界在时间、数字、效率等方面观念有何不同，造就了工业世界什么样的新

特征；面对新兴工业世界的冲击，西欧内部、中东欧、亚洲主要大国反应有何异同，结果如何等［1］

（P69-86，

91-92，139-145，149-177）。“综合”则更无须多言。在比较的基础上，吴于廑最后都回到了世界历史整体

发展这个主题，客观评价了游牧、农耕、工业世界等各自做出的独特贡献，说明了诸大历史运动是如何从

纵横两个方面向前演进，并打破了世界各地相互隔绝的状态，推动了世界历史由分散走向整体的。至于

“主题”，诸“大”运动本身就已说明了问题，同时在展开具体论证时，文章也抓住了各个时代的核心对象。

① 据笔者统计，在这四篇文章中，提及“中国”一词的次数达70余次，还不算其提到的中国历史上各朝代名称的词语，并且在论述篇幅上并不少。

·73·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年第 6 期

如古代的主要游牧民族，几大农耕文明区域，英、法、德等工业世界大国，亚洲主要大国等。当然贯穿于

诸大运动最根本的还是物质生产方式变迁这个核心，才能反映发展的“大势”①。

接下来是目的，这点同样透露出大历史观的印记。如在相关文章中，吴于廑总结了传统农耕世界对

工业世界的应对规律和启示，即“能从根本上变革传统农业体制者，反应多有成效；否则反是”。他还提

到了资本主义经济对无限利润的追求会导致其近代工业无限扩展的特性，进而指出“近代工业世界是一

个少和平、多暴力、少公正、多凌夺的世界”［1］

（P177）。对于未来前景，吴于廑做了较为开放的估计。由

于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和“后工业化”时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如何走向工业化的

道路上可能会有新的变化［1］

（P117-118，177）。论及中国，吴于廑也表达了自己的冀望和思考：“中国已经

经历了一两个世纪之久的来自西方工业世界的冲击，应当从历史上知彼知己。知彼乃所以取彼之长，舍

彼之短；知己乃所以益已之不足。这样就庶几能在饱经冲击和饱尝忧患之中，找到自己的，而非照搬的，

进入工业世界的社会主义的新路。”［1

（］ P148）

最后，在对某些具体问题的考察上，我们再来看下吴于廑是如何体现其大历史观的。

首先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导。在考察希腊城邦的形成和特点时，在讨论封建主义经济

规律时，在探索文艺复兴的经济社会背景及历史作用时［18］

（P24，26），再到评价史学史论著等，都可看到

吴于廑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相关理念的理解和成果运用［1］

（P358，368，335-336，423，426）。正如其所

言：“有效的武器只有一项，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1］

（P394）立足于中国背景和问题这一特

点同样突出。如在对中世纪西欧的法律和君权以及日耳曼马克公社考察时，提到了对中国农村公社残

余问题的思考；对西方人本主义与中国封建痼疾关系的探讨放在了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思想潮流变动

的大背景下；《从世界历史看中日文化交流两千年》一文则基于当时中日关系发展的现实前提，讨论了中

日文化交流的历史和启示［1

（］ P330-331，392，396，407）。

其次是大历史观中的大视野、大主题和大方法，在具体研究中更为显著。诸如《埃及和巴比伦古代

文化的世界历史意义》《东西历史汇合下的希腊化文化》等文章的标题就足以让人感受到吴于廑写作时

纵深而又宽广的大视野［1］

（P382，371），并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展现出了大主题。当然，这种大主题在其他

论著里亦有体现。在自己平生特别喜欢的一本小书《古代的希腊和罗马》中［19］

（P334），吴于廑于“卷头

语”处就点出了写作此书的想法和目标，“对任一史实的叙述，总不要让它脱离历史发展的大势；既要透

过史实来显示历史的归趋，也要从历史的趋向中看出具体史实的意义”［20］

（P1）。选定15、16世纪世界史

作为自己的研究重点，也是因为吴于廑抓住了世界历史发展中最为核心的阶段之一［21］

（前言P1-5）。如

其所言：“世界各民族间‘闭关自守状态’‘愈来愈彻底’的消失，从世界全局说，这个过程也要到15、16世

纪才算真正开始。”［1］

（P457）此外，交叉、比较和综合的大方法也十分常见。在考察中世纪西欧法律和君

权的文章中，吴于廑就综合运用了语言学、法律史、法理学的成果。在谈到埃及和巴比伦古代文化的世

界历史意义时，涉及了古文字学、建筑学、天文学等方面的理论和知识。此外还在《大学世界历史地图》

一书的编纂中，尝试利用地图、插图等来展现世界历史的进程和主线［1］

（P311，308，324，382-391，432-

437）。而对比和综合更是俯拾皆是。在讨论希腊城邦时，吴于廑在对比东方古代城邦的基础上总结了

希腊城邦的特点。《中西启蒙运动的比较》《于见同中说异——<日本封建社会自治城市研究>序》等文的

标题即显其意［22］

（P26-29）［1］

（P369，441-442）。而将这种对比和综合体现得更为明显是《十五十六世纪东

西方历史初学集》前言，寥寥数语，吴于廑便勾勒出了15、16世纪变革之际东西方的异同，并从全局视角

综合分析了世界历史是如何由分散走向整体的［21（］ 前言P1-3）。

最后是研究目的，同样体现出了大历史观中探寻规律、关照现实这一特点。在《关于封建主义基本

经济规律的几个问题》中，吴于廑通过考察得出了关于封建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几点结论。在评论《欧

① 这些特点在这四篇文章的开始和末尾，以及整体构架中均有反映。

·74·

蒋 焰：吴于廑的大历史观

洲近代史学史》时，吴于廑谈到了英国实证主义史家巴克尔的观点，并指出它在明确提出历史学的目的

是探求人类历史的规律方面具有的拓新意义［1］

（P357，425）。而在给《宗教改革与西方近代社会思潮》等

书作序时，吴于廑一再强调了研究西方历史对其时现实问题的启示，特别是对中国发展和走中国自己道

路的意义。“认真地考察和研究包括路德宗教改革在内的西方早期近代思潮以及这种思潮在形成西方工

业文明中的作用和影响，无疑会为我们揭示可资借鉴的历史得失和利弊”；“合理借鉴西欧乡村工业发展

的历史经验，对于实现中国乃至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将会起到有益的作用”。而研究西方

的目的也是为了更好地走出中国自己的路［1

（］ P440，444）。

三、吴于廑大历史观的影响与传承

吴于廑的大历史观在后世影响与传承意义方面有三点尤为值得关注。

其一，形成了具有自主原创性的理论成果和独特的学术传统。作为新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开创者和

奠基人之一，吴于廑以其大历史观不仅对世界历史学科进行了明确界定，而且还从纵、横两个维度构建

了世界历史整体发展的理论和体系，提出了整体世界史观等创见，并编纂了多部世界通史类教材，影响

深远，被看成是我国世界史学科发展史上的里程碑［23］

（P26）。对此，有学者评价道：“我们的欧美同行如

果把吴于廑教授提出的世界史观和编史体系与《剑桥世界史》、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和斯塔弗里阿诺

斯‘环球通史’体系等等相比较，都不难发现前者独有的新意。可以说，它也是我国的世界史学科正在走

向世界的标志之一。”［24］

（P11）而且相比而言，吴于廑的整体世界史还更有明确的体系［6］

（P16）。此外，亦

有国外学者在外刊上介绍了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史理论［25］

（P19-26）。不仅如此，其大历史观及理

论成果也为不少学者所吸收或借鉴，在学术上得以承继和发扬。如在吴于廑开辟的15、16世纪世界史研

究领域，涌现出诸多优秀学者、高质量著作和研究机构，在学界独树一帜①［26］［27］［28］

。同时，还有学者将其

贯彻到教材编写、史学理论和专题探讨以及教学研究中，显示出这一观念的持久影响力②［29］［6］［30］

。

其二，有助于创立具有中国特色世界史学科、学术和话语体系。这点可从两个层面来看。首先如上

所示，在大历史观下取得的学术成果，特别是以整体世界史观为代表的世界历史理论体系，以及围绕此

而形成的独特传统，具有广泛影响力，同时更凸显出中国学者在世界史研究领域的自主思考和中国创

见。而这正是创立具有中国特色世界史学科、学术和话语体系时可以汲取的重要理论与宝贵财

富［31］［32］［33］

（P20-23）［34（］ P54-57），从而为中国的世界史学科进一步走向世界提供了有力基础。

其次在方法论层面，吴于廑的大历史观在理论导向、背景、视角、主题、目的等方面对创立具有中国

特色世界史学科、学术和话语体系也均有启示。其中有两个方面尤为值得注意。如前所述，吴于廑大历

史观的理论指导来自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这是其打破欧洲或西方中心论的关键，也是提出创新性观

点的基础，同时更印证了马克思主义在认知人类社会发展和世界历史进程方面的准确性和重要意义，从

而为当下创立中国自己的世界史学科、学术和话语体系树立了理论导向和榜样。此外，马克思主义史学

的理论化特点也为吴于廑的大历史观所吸收。大历史观下的历史研究不仅仅是对具体问题的考察，更

在于考察之后所总结出来的带有普遍性或规律性的理论化创见或体系。这种理论探讨和具体问题研究

的高度结合无疑也对我国的世界史研究具有启发性。因此，与大历史观一样，创立具有中国特色世界史

学科、学术和话语体系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根本指引。

以中国历史或问题为背景和关照核心，“发中国之声”，是吴于廑大历史观的又一特点。首先吴于廑

强调世界历史并不是排除了中国之外的历史。“在中国，约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主要由于历史专业

① 如《十五十六世纪东西方历史初学集》及其续编、三编等的出版，以及武汉大学15、16世纪世界史研究室、世界历史研究所、15-18世纪世界历史研

究所的成立等。

② 如《从分散到整体的世界史》（5卷本）教材的编写，以及《吴于廑学术思想研究》《中国世界中世纪史专业委员会2023年学术年会暨吴于廑先生诞

辰110周年纪念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集》中对吴于廑学术思想及其影响的讨论等。

·75·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年第 6 期

的分工，人们习惯于把中国史和世界史对举，几乎把世界历史作为外国历史的代称。实际上，世界历史

绝非把中国历史排除在外的域外史，而中国历史也和所有其他国家历史一样，是人类历史发展为世界历

史全过程的组成部分”［1］

（P40）。这对于我们跳出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学学科分类具有重大意义。特别是

在当今人类命运休戚与共的情势下，对构建包含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都在内的“世界历史”学科、学术和

话语体系亦有启发。其次，吴于廑大历史观突出对中国问题的关照。无论是历史上的中国，还是现实中

的中国，抑或是未来的中国都是吴于廑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元素。这一特点也是创立具有中国特色世界

史学科、学术和话语体系的核心之一。具有中国特色世界史学科、学术和话语体系虽然有时考察的是外

国或世界问题，但仍要有中国关怀。尤其是结合世界之大背景，为中国发展提供经验或教训，这也是中

国特色的另一种体现。最后，“发中国之声”。吴于廑在尽力考证的基础上，总是带着中国人的视角去分

析、鉴别国外的相关研究，尽量避免人云亦云和跟随他人亦步亦趋。因此，吴于廑从不讳言自己和他人

看法的不同。这同样是我们在创立中国特色世界史学科、学术和话语体系时所要坚持的重要原则之一。

其三，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笔者认为可以分三个角度予以阐释。第一，吴于廑大历史观

中纵深广阔的大视野以及站在全局观察人类历史的发展，可在一定程度上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

学理支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在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时，从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角度提出的创造性思想，是在把握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

律的基础上，运用大视野，站在人类全局高度上为人类共同发展指明的方向。吴于廑的大历史观也强调

全局，特别是世界历史这个全局①［1］

（P449-458）。并且也正是因为全局视野的存在，吴于廑才有了对世

界历史整体理论和体系的把握，及其对“世界历史的合理未来”的憧憬［1］

（P66）。因此，二者皆是立于全

局的高度审视人类社会和世界历史的发展和未来。而这种相通性表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非是

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在学理上也有着坚实的基础。不仅如此，深入理解吴于廑的大历史观也有助于

更好地认识、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内涵和意义。第二，吴于廑大历史观从宽广的大视角强

调了人类历史横向发展的重要性，可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一定经验和实现路径。吴于廑发展

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大历史观弥补了前资本主义时代人类历史横向联系理论内容［6］

（P81），并进而勾

勒出了人类历史在横向发展方面由古代至现代的“大图景”，肯定了人类历史和文明发展进程中的横向

交流，尤其是互鉴、合作的积极意义②［1］

（P177），最终揭示这些横向发展如何与纵向发展相结合，对世界

和人类文明的进步起到重要推动作用。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也正需要坚持交流与合作，走和平共

处、互利共赢之路，最终推动世界和人类的整体发展。因此，如何更好地以吴于廑的大历史观为指导，将

横向发展理论持续推进，通过研究更多之前未有探索的历史和现实，不断总结交往规律和世界发展大

势，从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更多参考、启示及实现路径。第三，吴于廑大历史观中的比较、综合

之法和某些敏锐的见地也为寻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人类共同价值观、解决世界共同面临的问

题提供了思路和线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尊重世界各国或各种文明，因此要打破“西方中心论”，

平等地了解、对待每一个国家或文明。不仅如此，它还要在单个国家或文明研究基础上进行多国家或多

文明对比和综合，去探寻人类文明历史进程中的共性价值。在这些方面，吴于廑的大历史观也可发挥积

极作用。如从世界历史角度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可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用之理据；倡导多用比

较、综合之法去研究各文明和国家的异同也可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相应的价值观基础。此外，吴

于廑大历史观下所展现的某些十分深刻的见地，为人类共同面临问题的发现及其解决提供了线索。例

如通过对世界历史整体进程，特别是近代工业社会的考察，吴于廑很早就认识到人类面对的能源枯竭、

环境污染和破坏等共同问题。更重要的是，他还谈到了问题的解决依赖于利用科技的力量及全世界的

① 例如仅在吴于廑的《自传》中，就有约15次之多。

② 虽然吴于廑也提到暴力也是一种交往形式，但并不等于他对此种方式表示认同。和平、公正等才是其所追求的交往方式。

·76·

蒋 焰：吴于廑的大历史观

通力协作［1］

（P65）。这无疑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涉及的当下重点关切，如环境、能源、健康

等问题的认知及其解决提供了思路。

四、结 语

综上，吴于廑的大历史观从本质上说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为理论指导，同时立足于中国和世界

变化发展的大背景，在处理好局部与整体、微观与宏观等辩证关系的前提下，真正从历史纵深、广阔世界

的大视角观察世界历史全局；并通过学科或领域的交叉、比较、综合等宏观方法，抓住世界历史发展进程

中的核心和主流，在尊重多样性的基础上总结历史共性、规律及经验，最终为现实与未来发展“大势”提

供关照和参考。这一思想的形成既受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熏陶，同时也得益于经过多次“转弯”锤

炼的独特经历，以及对国内外相关学术思想的辨析与借鉴。这一观念体现在吴于廑治学的诸多方面，包

括对世界历史理论体系的思考和构建，对影响世界历史形成诸大历史运动的探讨和对某些具体问题的

考察中，并在学术观点、方法论、经验启示等层面为形成具有原创性的理论成果和独特的学术传统、创立

中国特色世界史学科、学术和话语体系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留下了重要的学术遗产。而通过对吴

于廑大历史观的考察，也从另一个侧面为我们展示了吴于廑学术思想的内在统一性和一些以往较少强

调的新特征，从而进一步彰显出其思想的丰富性、创见性和新意义。同时，还为我们思考当下大历史观

的学术源流，以及如何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继续挖掘、借鉴和传承我国世界史学科前辈学者的重要学术思

想，乃至中国本有的优秀传统或文化，并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实际，取得更多具有中国特色的研

究成果，让中国学派屹立于世界之林等问题提供了有益参考。

此外亦如前言，大历史观不仅是吴于廑的一种学术思想，同时也象征着其极高的治学和人生境界。

每逢著述，吴于廑常以虚心口吻求教于人；每谈成就，又以谦逊态度表示微不足道；每待后学，则多有鼓

励和爱护，无不显示出作为一位“大先生”的风骨。这或许也是大历史观在其人生上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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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Wu Yujin's Grand View of History

Jiang Yan（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 Wu Yujin is one of the main founders of the discipline of World History in China. In particu‐

lar, his \"holistic view of world history\" is known as the \"the rise of new theories of world history in China\".

His historiographical insights and related thinking and research on world history reveals a grand view of histo‐

ry. With the overall guidance of Marxis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under the premise of properly handling the di‐

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t and whole, and in view of changes and development in China and the

world, his grand view could observe the overall situations of world history from a deeper and broader perspec‐

tive and seize the core and mainstream of world historical development through research methods such as

cross-over study, comparative study and synthetic approach, summing up historical experience and patterns

and look into the future while facing the reality squarely. As a continu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arxist his‐

torical materialism, it also benefits from his personal experience and academic accumulation, which is reflect‐

ed in his lifelong research such as his thinking and construction of a theoretical system for world history, his

exploration of major historical events that altered the course of world history, and his investigations of certain

specific issues. It has great importance to and significant impact on accomplishing original theoretical

achievements and unique academic inheritance, establishing a discipline, academic and discourse system of

world hist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building a global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Key words Wu Yujin; world history; grand view of history

■ 收稿日期 2023-06-30

■ 作者简介 蒋 焰，历史学博士，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湖北 武汉 430072。

■ 责任编辑 桂 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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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6 卷第 6 期 2023 年 11 月

Vol. 76 No. 6 Nov. 2023 079~088

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前提、

基础和基本路径

袁银传

摘 要 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谱写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

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以反思历史

为前提，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汲取历史智慧，把握历史规律，不断增强创新发展中国马克思主

义的历史主动。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以当代实践发展为立足点和基础，将坚

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上升为新的理论成果，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

飞跃。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以解决时代发展和人民关切的问题为价值导向，在破解新时

代新征程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过程中，通过提出、分析和解决时代问题这一基本路径，谱

写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篇章。

关键词 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中图分类号 A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23）06-0079-1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9ZDA004）

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1］

（P15-16）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和清醒剂，

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以反思历史为前提，科学总结历史经验，揭示历史规律，把握历史趋势，

不断增强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实践是理论创新发展的活水源头，新时代中国马克

思主义创新发展以当代实践为立足点和基础，聚焦时代问题，反映时代精神，揭示实践规律，及时总结新

的实践经验并将其上升为新的理论创新成果。提出、分析和解决时代问题是理论创新的基本路径，新时

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以解决时代发展和人民关切的问题为价值导向，在解决新时代新征程重大理论和现

实问题的过程中，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篇章。

一、反思历史是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前提

习近平指出：“历史是一面镜子，从历史中，我们能够更好看清世界、参透生活、认识自己；历史也是

一位智者，同历史对话，我们能够更好认识过去、把握当下、面向未来。”［2］

（P17）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

“最好的清醒剂”“只有在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才能透视出历史运动的本质和时代发展的方向”［3］

（P42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历史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胸怀中华

五千年文明史、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百年党史，学习历史，透析历史，反思历史，总结历史，从

历史发展规律中不断汲取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经验和理论智慧，为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创

新发展注入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成为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理论前提。

（一）深刻反思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历史智慧和文明基因，是推进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文化沃

DOI：10.14086/j.cnki.wujss.2023.06.007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年第 6 期

土。科学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内在关系，使两者相互协调、共同推进、相互成就，

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必然要求和内在动力。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一个突出表现

是，在推进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时代化的进程中，一方面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中

国的；另一方面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说“时代话”，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2023年6月，习近

平先后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指出：“‘第二个结合’，是我们

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4

“］ 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坚守好这个魂和根，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和前提。”［5］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取得的一系列重大成就，无一不是在坚持把马克思主义这一“魂脉”和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这一“根脉”深度融合的过程中实现的。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深入指出，对待马克思主义

的正确态度，不仅要在具体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回答中国实践面临的实际问题，同时还要将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逐渐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且集中凝练出“为

人民服务”这一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本宗旨和价值旨归。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

时，被问及中国未来将是什么样的情况，邓小平运用了“小康社会”这一中华传统话语来诠释中国式的现

代化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将

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和丰富智慧更深层次地融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把马克思主义思

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有机融合和贯通起来，聚变为新的理论成果，形成理论创新优势和话

语建构优势。例如，借“大贤秉高鉴，公烛无私光”“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等典故，谈共产党人的初心

使命，阐明共产党人为什么要保持初心、保持什么样初心、怎样保持初心的问题；借“志不立，天下无可成

之事”“位卑未敢忘忧国”“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等典故，谈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阐明共产

党人为何要有信仰、要有什么样信仰、怎样树立信仰的问题；借“为官避事平生耻，心底无私天地宽”“为

政之要，惟在得人”“育材造士，为国之本”等典故，谈领导干部的责任担当，阐明什么是担当、应担当什么

以及如何担当的问题；借“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等典故，谈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阐明了为什么要发展、如何实现共享发展的问题，并提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重

要论断；借“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天行有常”“应之以治则吉”等典故，谈绿色发展和生

态文明建设，阐明了人与自然如何和谐共生的问题，并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论断，等等。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科学理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

张具有高度契合性。只有深入挖掘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基因，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精华融合贯通起来，有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落地生根，才能造就一个经由马克思主义

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而形成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奠定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深厚民族底

蕴和文化根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二）深刻反思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动摇，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创新的根本理论前提。习近平指出：“马克思

主义就是我们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的参天大树之根本，就是我们党和人民不断奋进的万里长河之泉

源。”［6］

（P66）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对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英国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

性继承，通过对其所处特定历史时代的内在基本矛盾和主要社会问题及其现实解决方案的科学揭示，才

形成由唯物论与辩证法、唯物辩证的自然观与历史观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由劳动价值论、剩

余价值论内在统一于其中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将“两个必然”“两个绝不会”、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的进步性和历史局限性、共产主义的基本特征内在统一于其中的科学社会主义，从而构成系统全面、

结构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体系，科学揭示了资本主义运行机制及其内在矛盾，推动人类对社会主

义这一高级社会形态的探索从空想走向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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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银传：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前提、基础和基本路径

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人类社会主义运动史就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深度关联、紧密交织，能不能

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决定着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在如何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

如何真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个问题上，历史上形成了“教条主义”“修正主义”“正统的马克思主

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等各种理论上的纷争。第二国际时期，作为修正主义的“鼻祖”，伯恩斯坦以“时

代的变化”和资本主义新发展为借口，公开宣称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过时”，主张对马克思主义学说进

行所谓的“全面修正”。无独有偶，20世纪20年代共产国际开展的“布尔什维化运动”，20世纪50年代苏

联把其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即“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奉为真正社会主义的“普遍模式”和

“典型样板”，并且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的独立探索本国革命和建设道路横加干涉和指责。可以看

出，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条化”，把俄国十月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模式化”，从根本上否定

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民族性、时代性、开放性，致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严重挫折。从历史上看，不论

是修正主义还是教条主义，都不是真正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动摇，并且积极推进实践基础上的马克思

主义理论创新，坚决反对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坚持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良

性互动及相互促进，尤其重视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批判并引领当代中国社会思潮，强调发

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把学习、研究、运用三个环节贯通起来，把领会、信仰、践行统一起

来，开辟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科学路径。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先后就历史唯物主

义、辩证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思潮及其影响等主题进行了

集体学习。习近平紧密结合当今中国和当代世界的实际，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高度，提出了必须坚持

和运用的马克思主义的“四大规律”“五大观点”，概括了学、思、悟、践等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要

求全党要深入学、持久学、刻苦学，带着问题学、联系实际学，更好地把科学思想理论转化为认识世界、改

造世界的强大物质力量，要求把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悟马克思主义原理当作一种生活习惯、当作一种精

神追求，用经典涵养正气、淬炼思想、升华境界、指导实践。理论创新不是概念和语词的编造，只有在深

刻领悟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观察和把握实践问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不断深化

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在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推动实践问题的解决，如此循环往复，才能全面

地历史地将改造主观世界与改造客观世界统一起来，深入贯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体现在其中的立

场、观点、方法，推进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沿着科学正确的道路前进。

（三）深刻反思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

理论创新就是将在实践中获得的感性经验上升为规律性理性认识的过程。中国共产党人历来高度

重视在科学总结党发展壮大历史经验的过程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在对党的历史经验

教训的深刻反思和科学总结中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高度重视对历史的学习，逐步确立完善以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为主

要内容的“四史”学习教育总体思路。2021年2月，党中央印发《关于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通知》，

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要求全党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2021年6月，《求是》杂志

第11期、第12期先后发表习近平重要文章《学好“四史”，永葆初心、永担使命》《以史为镜、以史明志，知

史爱党、知史爱国》，为党史学习教育活动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基本遵循。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梳理过程，就

是不断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的学习过程，同时也是不断深化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过程。深刻反思

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不断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解答实际生活中不断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才

能在与时俱进中将理论与实践结合得更加紧密，发挥马克思主义科学地认识和改造世界的价值功能。

深入学习和反思党的历史，从根本上讲是为了在总结历史经验的过程中坚定方向、统一意志、凝集

共识。始终坚持思想建党、理论强党，以理论建设支撑和引领党的政治建设，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

和制胜法宝。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强调：“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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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年第 6 期

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7］

（P399）延安整风科学总结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经验，破除了以王

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的迷信，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党的七大确立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大理论创新成果——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奠定了基础。邓小平在改革开放新

时期指出：“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财富。这样来制定方针政

策，就能统一全党思想，达到新的团结。这样的基础是最可靠的。”［8］

（P234-235）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

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确评价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

学价值，纠正了“左”右两种错误倾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大理论创新成果——邓小平理论创立

和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党的自身建设，强调

把党的政治建设放在首位，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从主体责任方面明确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全

面领导地位，强调加强对意识形态的阵地管理，强调要继续弘扬伟大斗争精神和自我革命精神，提高管

理意识形态工作的科学性和精准性。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

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和话语权威，党心军心民心空前凝聚振奋，为党的创新理论奠定坚实的政治基础。

党的二十大报告立足新的历史起点和阶段，进一步深化对“马克思主义行”这一重大命题的认识，历

史性地提出了“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这一创新命题，既强化和巩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

地位，筑牢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理论根基地位，又从理论创新与实践创

新有机统一的视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的良性互动关系进行了深度诠释。

二、立足实践是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基础

马克思主义不是封闭僵化的书斋哲学，而是变革世界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

的本质特征。在承认自然界的物质本体和优先地位的前提和基础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实践观强调：全

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人类社会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秘密”只能到“粗糙的物质生产中”去探

求，而不是在“天上”或者抽象“思辨的云雾”中寻找；人类社会的一切矛盾和问题都是在实践中发生的，

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也只能通过革命的、批判的“变革的实践”，而不能仅仅停留于合理地“解释世界”；

人的认识是否具有客观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

实践，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9］

（P138）。新时

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站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在引领新时代潮流和发展趋势的过程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

（ 一 ）立足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进程

从历史和逻辑来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进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发展进程是同一

历史过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艰辛探索和波澜壮阔的改革实践进程中，我们经历了从破除传统

计划经济体制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转变。在理论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也

经历了从反思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到自觉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过程。自从党

的十二大首次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重大命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便成为贯穿党

的理论创新的一条红线，概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构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实践基础。

以“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主题，党的十三大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出了系统性

论述。以“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 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为主题，党的十

四大系统、全面地概括总结了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阶段、根本任务、动力以及内外部条件的总结

和说明。在党的十五大上，“邓小平理论”这一概念被首次使用指称党的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强调在世

纪之交的关键时期，要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并且对跨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出全面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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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银传：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前提、基础和基本路径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外出现许多新情况，发生了国内严重政治风波以及国际上的东欧剧变、

苏联解体等突发事变，世界社会主义遭遇严重曲折，给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了巨大困难，同时也

产生了众多思想认识误区。党的十六大从整体上认识和把握这一时期的发展历程，将13年来坚持推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经验同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归结起来，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党的十七大系统且深入地概括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取得的一系列重大成就和基本经验。党的十

八大将“科学发展观”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新成果写进了新党章，对科学发展观产生之时代

背景、实践基础、科学内涵以及历史地位进行了深刻论述和科学阐述。

党的十八大强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之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最大国情，在

具体实践中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面对时代发展产生的新的历史特点，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

信、制度自信，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行稳致远，为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党的

十九大强调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并用“八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全面阐述了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党的最新理论成果的丰富思想内涵。党的二十大报告专章论述“开辟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从党进行理论创新的历史经验中凝练提出“六个必须坚持”，意味着我

们党对理论创新的规律性认识发展到了一个新境界。

从党的十二大到二十大，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都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总结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不同历史时期积淀的宝贵经验，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

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中国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理论成果，体现了我们党立

足实践的理论创新传统和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二）立足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时代境遇

科学把握历史发展的时空方位是实现理论创新的主体条件。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

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以美国为首的部分西方国家掀起全球化逆流，具体表现为经济保护主

义、政治霸权主义、军事干涉主义、文化民粹主义、社会分裂主义和生态帝国主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国际形势的新发展，对当今国际格局作出“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等重大战略判断，揭示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时空

方位。

2022年7月，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二十大”专

题研讨班上指出：“谋划和推进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必须深入分析国际国内大势，科学把握我们面临的战

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特征更加

明显。”［10］

这一论断揭示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境遇，其内涵丰富，层次鲜明。

第一，从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的转换变革来看，世界正经历百年以来全球治理格局的震荡期。1914

年，美国经济总量取代英国位于世界第一，并逐步超过英、法、德、日经济总量的总和。在动荡冲突的20

世纪，美国先后通过冷战和贸易战搞乱了苏联和日本这两个“后来者”。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首次超过

日本，位居世界第2位，成为美国难以忽视的狙击目标。目前，美国正在通过冷战和贸易战双管齐下施压

中国，企图遏制中国的发展，继续维护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此外，美国依旧联合欧盟等国继续制裁俄

罗斯，推进北约东扩，扰乱地区稳定。然而，全球化趋势浩浩荡荡，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不

可阻挡，在21世纪的今天企图重启冷战或在经济贸易上全面碾压，势必会引起地区乃至全球动荡，造成

全球治理格局之震荡。

第二，从两种社会制度、两种意识形态交锋较量的力量对比来看，当今世界呈现“东升西降”“南兴北

滞”的发展态势。自地理大发现以降，资本主义开始引领全球化发展。百年前，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

爆发，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资本主义单一体制、单一逻辑、单一体系独霸天下的局面被终结，社会

主义展开了引领全球化的序幕。但由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社会主义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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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年第 6 期

展处于低潮。进入21世纪，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爆发系统性危机，世界社会主义在21世

纪出现了复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辟了现代化发展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正在引领全球化

和人类文明发展的潮流和方向。对比来看，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体系的主要缔造者和受益者，

当今美国蔑视和破坏以联合国为核心、以国际法为基础、以《联合国宪章》为宗旨的国际体系、国际秩序、

国际关系，中国则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改革和建设，承担大国责任，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

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使世界范围

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较量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重

大转变。

第三，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前进动力来看，世界正经历发展动力的变革期。自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开

始，世界科技发展一直是工业化的发展潮流，当今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则是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的潮

流，信息化引领工业化发展的潮流、方向和道路。相比于作为人类社会发展动力的传统工业化，信息化

和数字化不仅仅是发展的问题，与之相伴的安全问题也被前所未有地凸显出来，美国“棱镜事件”的出现

加剧了人们对数据治理的担忧，全球治理中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大大增加。

总体上讲，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是资本贪婪本性溢出效应的产物，是当代西方发达资本

主义国家国际利益趋弱的一种反应，也是当代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的一种折射。只有完整准确地把握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丰富内涵，才能明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发展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

新的时空境遇。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科学把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

新的时空境遇，在变局之中开新局，在危机之中育新机，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形成了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理论成果。

（三）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发展阶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作出新的重大判断

的主要依据。科学认识“新时代”这一新的历史方位，是对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作出正确判断的先决

条件，构成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实践依据。

首先，新时代并不是从社会形态的角度揭示的大的历史时代。从历史大时代来看，今天的人类社会

仍然处在马克思、恩格斯揭示的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最终走向共产主义时代。2017年，习近平在中

央政治局第四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

刻的变化，但从世界社会主义 500 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6］

（P66）其次，这个新时代不是指和平与发展，和平与发展不是指时代，而是时代的主题。再次，这个新时

代不是指当代资本主义。当代资本主义没有进入新时代，而是进入了从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疫情危机

再到全面社会危机的时代，当今世界是“东升西降”的时代。最后，这个新时代也不是泛指全球社会主

义。就全球社会主义而言，社会主义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而在世界陷

入低潮。进入21世纪，社会主义出现了复兴。社会主义复兴的标志，一方面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疫情危机、社会危机的展开，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广受质疑，新自由主义宣告破产，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

观，即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广受批判；另一方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

大成就，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

这个新时代特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习近平指出：“党的十九大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这个重大政治判断，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个新时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而不是别的什么新时

代。”［11］

（P7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标志就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

就，我们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历史飞跃，意味着我国经济发展状况实现了由短缺

经济到剩余经济的转变，小康社会建设格局实现了由全面建设到全面建成的转变，国际地位实现了由跟

跑、并跑到领跑的转变，这些转变构成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实践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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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银传：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前提、基础和基本路径

概言之，当今中国，前现代、现代、后现代问题叠加，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的矛盾交织。一

方面，当今中国要继续推行工业化，同时又要警惕西方工业化陷阱，要避免“污染——治理——再污染

——再治理”的西方传统工业化老路和“怪圈”，必须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另一方面，当今中国要实现城

市化，同时要避免出现西方“城市病”的陷阱。总的来讲，中国共产党人对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新变

化的重大判断是因时因势而变，但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中国共产党人一

方面立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客观实际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形成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

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另一方面，运用中国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破解变化着的实践矛盾和实际问题。全面

认识并深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准确内涵和发展趋势，对推进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的创新发展具有重大且深远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三、解决问题是实现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基本路径

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回答并且解决问题是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发展的基

本路径。马克思主义理论立足于社会实践，不断将实践中的矛盾转化为理论上的问题和思想上的突破，

通过实践倒逼理论创新，又通过理论创新推动实践问题的解决，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永葆磅礴生机和旺盛

活力。习近平指出：“面对快速变化的世界和中国，如果墨守成规、思想僵化，没有理论创新的勇气，不能

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不仅党和国家事业无法继续前进，马克思主义也会

失去生命力、说服力。”［12（］ P3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面临着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

信息化的同步交织，各种社会矛盾叠加。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今天我们所面临问题

的复杂程度、解决问题的艰巨程度明显加大，给理论创新提出了全新要求。”［13］

（P20）只有坚持问题导向，

善于发现问题，敢于面对问题，正确解决问题，才能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时代化的新篇章。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以解决时代发展和人民关切的重大问题为价值导向和发展

动力，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集中体现了新时代党带领人民群众团结奋斗

的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

（一）着眼解决反映当代中国发展问题的旗帜之问

举什么旗、走什么路，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过程中第一重要的问题。恩格斯曾讲：“我们党有个很

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观作为理论的基础。”［14］

（P599）在推进理论创新的进程中，指导思

想创新居于核心地位。所谓指导思想就是能够对党的各项事业起到普遍性指引作用的基本立场、基本

观点和重大原则，是统一意志、规范行为、凝聚力量、指引方向的精神旗帜。在一定意义上讲，指导思想

创新是最深层的理论创新，是对“元问题”的求解。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

并结合时代条件的变化主动创新和发展党的指导思想，以创新思想回应新问题、指导新实践，是中国共

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过程中形成的一条基本经验。

对党的根本指导思想的历史传承和开拓创新，是从总体上巩固和发展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最高表

现形式，起着纲举目张的作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

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我国革命具体实际的高度有机结合，创立

了毛泽东思想。通过延安整风，在党的七大上，中国共产党人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为取

得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

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

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推动党的指导思想创

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结合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面临的

新的历史任务和历史使命，围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

·85·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年第 6 期

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

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15］

（P25-26），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百年来，我们党的创新理论每一次跟随时代与实践的发展，都做到了既坚持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着眼于新的历史阶段和新的历史任务，为马克思主义赋予符

合本国实际状况的新的时代特征和现实特色，始终着眼解决反映科学世界观的旗帜之问，深化对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规律性认识，为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谱写了一个又一个的全新篇章，大大推动了理论创新

与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和交互融通。

（二）着眼解决反映时代发展潮流趋势的时代之问

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是纯粹书斋中的理论，而是与当代人类实践、人类科学发展、人类文化发展的前

沿同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始终站在当代人类实践、科学技术、文化文明发展的前沿，反映时代发展

的潮流和趋势，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

第一，站在当代人类实践发展的前沿，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把立足

中国实践、解决中国问题摆在突出地位，同时也放眼世界的发展，具有宽广的全球视野和世界眼光，把握

时代发展的潮流和大势。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局势错综复杂，不安全、不稳定、不确

定因素增加，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科学揭示世界之变、时代之

变、历史之变的规律，不断科学回答实践之问，是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第二，站在当代人类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沿，总结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最新成就。马克思主义是在总

结自然科学最新成就基础上创立和形成的，也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而发展。当今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宇

宙演化、物质结构、生命起源以及人工智能等一些重大科学问题的原创性突破正在开辟新前沿和新方

向，云计算、大数据以及移动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同机器人、智能制造技术等相互融合步伐加快，深

刻改变了人类的生存方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同时也给人类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需要马

克思主义作出新的解释和回答。例如：当今人类在面对科技理性与人文精神之间的张力问题，科技进步

与可持续发展问题，信息与量子纠缠的本质问题，人工智能引起的伦理问题，推动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共同体的问题，等等。对此，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不能回避，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

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并且给出令人信服的回答。

第三，站在当代人类文化发展的前沿，引领当今人类文化文明发展潮流和方向。马克思主义的科学

性和价值性是在同各类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潮进行批判、较量、斗争的过程中彰显和

实现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传承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革命文化，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

进文化，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

明，在批判当代中国社会思潮中引领当今中国文化发展潮流和方向，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

（三）着眼解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向往的人民之问

解决问题不是搞闭门造车、抽象思辨、概念演绎、自说自话，而是要破除各种伪命题，直面反映现实

生活中人民群众美好生活向往的真问题。马克思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

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ad homi‐

nem］，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ad hominem］。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而

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16］

（P11）理论只有来自人民，从现实的人民群众的物质和精神生产实践中汲取广

泛的经验材料，并反映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利益诉求才具有现实性，从而具有价值性。同时，科学理论

只有被人民群众掌握，内化为人民群众的内在信仰和自觉行动，才能变成现实的物质力量，发挥变革世

界的价值功能。

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植根于人民、依靠人民，是对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集中反映和人

民群众不断增长美好生活诉求的集中表达。作为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事业，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

·86·

袁银传：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前提、基础和基本路径

领导下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既是逐步实现自身利益、创造幸福生活的过程，也是不断为新时代

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提供实践养分和经验材料的过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基本路径之

一，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总结汲取人民群众的丰富经验和集体智慧。在改革开放初始阶

段，邓小平曾明确指出：“中国现在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有谁改得了？如果改了，中国百

分之八十的人的生活就要下降，我们就会丧失人心。我们的路走对了，人民赞成，就变不了。”［8］

（P59）在

随后的1992年南方谈话中，邓小平简明扼要地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标准，为科学判断改革开放得失成败

及检验党和政府一切工作提供了根本标准。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面对复杂的世情、国情、党情的

新变化，在深刻把握党同人民群众血肉关系的基础上，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明确

提出了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重要思想，并且强调“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党

和政府处理一切工作的根本目的和价值遵循，就是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面对新世

纪、新阶段的发展变化，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民生为着力点切实解决人民群众

最迫切最关心的问题：社会物质财富获得巨大发展的同时如何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广泛地惠及全体人民；

综合国力显著提高的同时如何解决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社会成员收入分配之间的差距；人民群众物质

生活极大改善的同时如何解决精神文明缺失的问题；国内生产总值大幅增加的同时如何解决能源资源

消耗代价过高的问题；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如何解决生态环境恶化的问题，等等，将人民群众共享改革

发展成果、实现城乡与地区之间协调发展、提升精神文明建设水平、保护和修复生态环境、构建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等等，作为党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根本价值目标。

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集中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价值诉求，体现了人民群众对

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先后形成了中国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

局、新发展理念、高质量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增进民生福祉、推动绿色发展、建设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发展的最高位置，聚焦人民群众最关注、最直接、最现实的利

益问题，全力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为人民群众谋幸福、为中

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不变的初心和使命，是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根本价值遵

循。习近平指出：“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

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

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1］

（P60）“检验我们一切工作的成

效，最终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人民权益是否真正得到了保

障。”［1］

（P212）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大会上，习近平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17］

（P482）以解决问题为动力推进理论创新，归根结底是要回应人民

群众的急难愁盼，反映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价值诉求，是新时代中国马

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出发点、立足点和最终归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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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3]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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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习近平.不断深化对党的理论创新的规律性认识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取得更为丰硕的理论创新成果.人民日报，2023-

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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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年第 6 期

[8]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0]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崭新篇章.人民日报，2022-07-28.

[1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1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13]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

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1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5]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1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7]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The Premise, Basis and Basic Path for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Marxism in China in New Era

Yuan Yinchuan（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 It is the solemn historical responsibility of today's Chinese Communists to continue opening

new chapters in adapting Marxism to the Chinese context and the needs of the times. The innovative develop‐

ment of Chinese Marxism in New Era is based on the premise of reflecting on history, summarizing historical

experience, absorbing historical wisdom, grasping historical laws and constantly enhancing the historical ini‐

tiative of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arxism.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Marxism in Chi‐

na in New Era is based on contemporary practice as a foothold and foundation, upgrading the practical experi‐

ence of adhering to and developing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to new theoretical achievements

and realizing a new leap in adapting Marxism to the Chinese context. Chinese Marxism in New Era takes the

solution to problems of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and the concerns of the people as its value orientation. In

the process of cracking major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ssues in New Era and New Journey, by following the

fundamental path of theoretical innovation via proposing, analyzing and solving the problems of the times, a

new chapter will be written in adapting Marxism to the Chinese context and the needs of the times.

Key words New Era; Chinese Marxism; innovative development; Marxism adapted to Chinese condi‐

tions in the modern Chinese context

■ 收稿日期 2023-07-20

■ 作者简介 袁银传，哲学博士，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 武汉430072。

■ 责任编辑 涂文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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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6 卷第 6 期 2023 年 11 月

Vol. 76 No. 6 Nov. 2023 089~10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学话语体系论纲

周叶中

摘 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学话语体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学学科体系、学

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构建中处于重要地位，甚至体现着中国宪法学研究的政治方向和学术高

度。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学话语体系的关键在于凸显中国宪法学的中国特质，将中

国宪法学有别于西方宪法学之处以科学方式予以表达。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学话语

体系应遵循特定路径，包括围绕党的领导阐明中国宪法问题的特殊性，坚持“两个结合”，坚

持问题导向，以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学话语体系的影响力和竞争力。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宪法学话语体系主要由核心话语、基本话语和具体话语构成，在构建话语体系时，应根

据话语本身在宪法学研究中的地位安排研究重点。

关键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学；话语体系；党的领导；核心话语；基本话语；自主知

识体系建设

中图分类号 D911；D9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23）06-0089-12

基金项目 中国法学会2023年度部级法学研究重点委托课题（CLS-2023-ZDWT06）

2016年，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指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

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

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1］

法学话语体系建设与创新是构建哲学社会科学体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这“三大体系”中，话语体系排在最后，但它却

是其中的关键，甚至体现这“三大体系”的中国特色与政治方向。在当代世界复杂的制度与意识形态竞

争背景下，话语权的掌控与话语体系的构建是一个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建设乃至综合国力中“软实

力”塑造的重要环节。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话语体系中，相较于其他法学学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学话语体系的

构建更具有紧迫性。其原因主要表现在：首先，宪法是国家法律体系中最根本、最重要的法律，是一个国

家法律体系有别于其他国家法律体系的关键所在。因此，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话语体系，应以宪

法学话语体系为核心。其次，与其他法学部门不同，宪法学与政治制度关系密切。世界上不存在政治制

度完全相同的两个国家，因而政治制度是彰显国家特质和个性的重要因素，宪法则是政治制度在法律体

系中的直接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的规范载体，即主要体现在宪法文本和制度之

中。再次，中国法学话语体系深受西方影响，无论是民法学、刑法学抑或宪法学，都带有西方烙印。而

且，虽然宪法学在法学学科中的发展历史不长，却在法学体系中最具有特殊性。因此，中国法学要形成

独立自主、自洽圆融的科学体系，理应将宪法学话语体系的构建摆在最为优先的位置。最后，如果说民

法学、刑法学等学科更多强调法学原理的普适性，构建独立话语体系的必要性并不特别突出，那么，由于

宪法学更强调法律制度的特殊性和国别性，因而在各种政治制度激烈竞争的当今时代，构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宪法学话语体系的意义更加突出。

DOI：10.14086/j.cnki.wujss.2023.06.008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年第 6 期

一、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学话语体系的理论基础

在法学话语体系中，宪法学话语体系的特殊性使构建中国宪法学话语体系的关键与其他法学部门

有所区别。

我国现代法律体系和法学理论大多起源于西方。刑法中无罪推定、程序正义，民法中意思自治、契

约自由等原则，都不是我国本土产生的法治理念，如今则已成为我国刑法、民法的基本原则。在建构刑

法学、民法学等话语体系时，这些通行法律原则对我国法律的影响仍然至关重要。因此，刑法学、民法学

话语体系中的普适性内容较多，具有中国特色的内容相对较少。法学理念与知识体系是人类文明的宝

贵遗产，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都具有其历史与时代价值，刑法学、民法学等法学部门更强调这种文明的

普遍性而非特殊性。然而宪法学则不然。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法和最高法。虽然在形式上表现为一

部法律文本，但其实质却与政治须臾不可分离。

我国宪法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这是我国宪法与西

方国家宪法的本质区别，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学话语体系构建最重要的中国特质。而以下几点

则是我国宪法本身表现出来的中国宪法特质。

第一，我国宪法观念本质上是各种政治观念相互作用的结果。源自西方启蒙运动的人民主权、天赋

人权、社会契约等政治思想对宪法学影响甚大，其中不少理念已成为现代宪法的基本原则。相比较而

言，其他法学部门更多偏向于规范性、技术性内容，而非政治性内容。但世界上并不存在定于一尊的政

治观念。在我国政治文明发展过程中，我国宪法一方面借鉴某些源自西方的政治思想，诸如人民主权、

权利保障等原则在我国宪法中即具有重要地位。另一方面，我国宪法中的政治观念还有其他两个重要

来源：一是我国政治制度和政治指导思想有别于多数西方国家。这主要表现在我国宪法与西方国家宪

法在事实上形成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科学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分野。这意味着我国宪法

的政治理念既与西方国家宪法存在耦合之处，同时也存在根本区别。例如，我国宪法坚定地保障人权，

但并不承认天赋人权理念，不承认人权具有某些抽象的、超验的起源，而认为权利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产

物；我国宪法不承认社会契约理念，认为国家权力并非源于抽象的社会契约，而是源于革命的正当性和

人民的拥护支持。二是我国政治思想和政治文明源远流长。尽管到晚清时，本土政治思想在与西方政

治思想较量时处于下风，但其思想深度和价值导向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仍具有重要指引作用。如我国

宪法在强调人民主权原则的同时，坚持的共同富裕、对社会弱势群体的保护等国策，即与传统政治思想

中“不患寡而患不均”（《论语·季氏》）；“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礼运·大同篇》）等民生、民本思想深度契合［2］

。这些历经岁月洗礼的中国传统政治理念，在崇尚自由主

义的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中却难得一见。

第二，我国宪法与西方国家宪法的生成和发展逻辑相去甚远。西方近现代宪法是在资产阶级与专

制王权斗争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各国宪法文本与其政治、经济、文化背景高度契合，具有自生秩序的特

征［3］

（P5）。我国宪法则不然。自晚清开始，立宪始终是一种被动的选择［4］

（P131-134）。制定宪法的目的

并不在于为所谓启蒙思想张目，用以控制公权力和保障公民权利，而是在于“富强”二字。晚清民国宪法

的应运而生，体现了浓厚的生存主义哲学，挽救国家民族危亡是当时的时代主旋律，宪法只不过是其工

具而已。在立宪过程中，启蒙思想是无关紧要的。李泽厚将此过程总结为“救亡压倒启蒙”［5］

（P21）。即

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是否要制定宪法也并非没有疑问。党和国家领导人即曾针对这一问题专门

与斯大林有过沟通［6］

（P13）。因此，我国宪法的生成与发展，并非社会发展自然而然的产物，宪法之所以

存在的意义，也有别于西方国家。而且，与西方国家宪法往往在确认各种基本原则后，将制度设计成与

原则相吻合的建构模式不同，我国宪法更倾向于总结国家建设的诸种经验，并赋予其最高法律效力。在

此过程中，不仅宪法内容可以依据国家政策的变迁而发生改变（如现行《宪法》关于我国经济制度的修

·90·

周叶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学话语体系论纲

正），宪法原则也可以随着实践和认知的变化而重新确立（如人权原则、依法治国原则和党的领导原则在

现行《宪法》中的确立）。因此，相较于西方国家的宪法，我国宪法更务实，也更契合国家建设和发展的

实践。

第三，我国宪法规范在贯彻宪法基本原则时一般也分为两个部分：一是理念与原则的确认和阐释，

如将人民主权原则规定于宪法并确认其作为宪法基本原则；二是规定这些理念与原则的实现方式，亦即

各种宪法制度。虽然与其他法学部门一样，某些宪法理念因已成为现代法学的基本共识，而成为我国宪

法的基本原则——例如民主原则，但作为人类文明成果的宪法理念和这种文明的实现方式，亦即宪法确

立的国家政治制度则截然不同。以权力分工为例，各国宪法均认可通过权力分工以防止权力过分集中，

但美国的三权鼎立制度、英国的议会内阁制度和法国的半总统半议会制在形式上却大相径庭。我国宪

法采取的民主集中制同样体现了立法权、行政权、监察权、审判权和检察权相互分工的基本精神，但权力

分工的实现方式则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中国政治制度的特殊之处与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影响、马克

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的相互结合等有别于西方的政治运作机制密切相关。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

治、经济、社会的全方位发展，充分证明了中国政治制度的优越性。但西方国家囿于单一自由主义价值

观对中国政治制度的指摘贬损，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权和话语优势面临的外部挑战。

鉴于中国宪法学存在诸多与西方国家宪法学和我国其他部门法学的重要区别，因而在构建中国宪

法学话语体系时，不仅需要在指导思想、根本制度、本质特征等方面体现中国特质，而且还应基于上述特

点凸显中国特质。而在强调中国宪法学话语体系独特性的前提下，应力图达到以下三个目标：第一，通

过中国宪法学的独特话语体系，证成我国政治制度构建与变迁的正当性。任何一种制度都需要直面正

当性问题，我国政治制度也不例外。我国政治制度的正当性与宪法学话语的独特表达存在直接关联，宪

法学话语体系的建构是证成我国政治制度正当性的重要前提。第二，将中国宪法学话语体系与中国政

治制度的成功实践相结合，证明中国宪法制度的优越性。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天然的优越性。习近平多

次强调要增强道路自信、制度自信，这两种自信正是建立在制度优越性的基础之上。我国宪法制度的优

越性如何体现、如何发挥，都需要在中国宪法学话语体系中得到正面和直接的回答。第三，增强中国宪

法学话语体系的话语权，证明中国宪法制度经验的可复制性和可推广性。在当代世界格局中，中国与西

方国家的制度竞争是主要竞争内容之一。近代以来，西方世界长期在国际上掌握话语权优势，这在很大

程度上得益于其自由主义价值观及其制度模式的统治地位。中国要逐步增强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和

话语权，无疑需要构建起具有竞争力的制度话语体系。其中，将中国宪法价值优越性、制度优越性和绩

效优越性囊括其中的宪法学话语体系至关重要。

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学话语体系的基本路径

与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不同，话语体系不是纯粹的学术问题，而是与意识形态、话语权和话语影响

力等紧密相联。而要构建中国宪法学话语体系，一方面要以夯实中国制度和中国宪法的正当性基础为

前提；另一方面中国宪法学之所以能自立于各国宪法学并自成一体，有着其独特的构建路径。

（一）重构党、国家和宪法之间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我国宪法的最本质特征。这一点与西方传统宪法学理论存在决定性区别。在

西方传统宪法学理论中，国家的正当性源于宪法，宪法的正当性则源于社会契约和人民意志，政党是人

民主权和民主政治的延伸，其地位显然不能与国家和人民相提并论，因而在众多西方代表性国家的宪法

中，根本没有政党的位置。然而在当代中国，这一逻辑并不成立。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政党政治并不遵循建立国家——议会斗争——政党政治的固有逻辑，而是先有新政权的缔造者中国共

产党并形成其正当性基础，继而产生新政权和代表机关。在漫长的革命进程中，中国共产党逐步明晰了

国家建构的基本方向，并为之不懈奋斗，不仅最终取得胜利，而且因为新政权的建设符合绝大多数人的

·91·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年第 6 期

利益而赢得民心，从而在政治上牢固树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领导下，1949年

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正式召开；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从

这一历史进程不难看出，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确立，要早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获取的正当

性。1954年《宪法》序言第一段即开宗明义地规定：“中国人民经过一百多年的英勇奋斗，终于在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在1949年取得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因而结

束了长时期被压迫、被奴役的历史，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对在长期革命历程中

形成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一种宪法确认。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过程中，国家的正当性建立在多层次的政治决断基础之上。首先，中国共产

党在革命事业中的领导地位获得全国人民的普遍尊重，也即党领导地位的正当性获得普遍认可；其次，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仅为人民所认可，而且为人民中代表一部分群众的各民主党派所认可［7］

（P1463）；再次，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目标，是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

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这一目标也为《共同纲领》所确认；最后，《共同纲领》同时确认：中

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

代表们所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

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也就是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人民意志作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政治决断，《共同纲领》则是此政治决断的载体。

对于上述过程，我们可以用较为简单的流程予以概括：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历程中赢得中国人民

的拥护和支持，获得了领导国家、领导人民的历史地位。在解放战争胜利后，与人民中的部分群众代表

即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等，在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政治纲领的大前提下，以人民的名义作出政治

决断，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获得领导地位乃是第一环节，也是核心

环节。这种在历史进程中获得的正当性，乃是一种事实判断，并非价值判断。正是这种事实判断，构成

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新生国家的正当性基础，也构成后来1954年《宪法》的正当性基础。可见，中国共产

党领导地位的确立，不仅先于国家的正当性，而且构成国家正当性和宪法正当性的前提。

在我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党的领导作为一项根本政治原则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种地位不仅

对国家政治和法律体系的发展具有决定性引导作用，甚至可以说，党的领导构成我国国家建构、宪法制

定和法律体系构建的基础与前提。有鉴于此，在构建我国宪法学话语体系时，应将党的领导作为我国宪

法的第一原则［8］

，阐释中国自己的宪法问题。而西方传统宪法理论所强调的若干重要原则，在我国党的

领导原则下则完全缺乏解释力。例如，西方宪法理论强调社会契约和宪法作为“高级法”的特征［8］

，因而

立宪先于建国。但在我国政治实践中，宪法并非社会契约的产物，而是党领导人民在新中国业已成立的

政治现实下制定的。正如毛泽东指出，“世界上历来的宪政，不论是英国、法国、美国，或者是苏联，都是

在革命成功有了民主事实之后，颁布一个根本大法，去承认它，这就是宪法”［9］

（P735）；西方宪法实行严

格的党政分离制度，政党只能在宪法所设置的国家权力运作程序中发挥其功能，而我国政治实践却强调

党对国家的全面领导乃至党与国家机构在一些领域相“融合”［10］

；西方宪法所通行的多党制、两院制、司

法独立和三权鼎立等制度，在我国党的领导和民主集中制原则下也没有存在的基础。可见，在党的领导

原则统摄下，我国宪法学话语体系与西方宪法学话语体系存在本质区别。这不仅意味着西方宪法的某

些通行原则在我国不能成立，而且要求中国宪法学必须根据党的领导原则，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宪法学

话语体系，重构党、国家和宪法之间的关系。非此不足以解释我国宪法的特殊性。

（二）将马克思主义宪法观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习近平强调，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11］

。

在构建中国宪法学话语体系时，无疑必须坚持这一方法论，将宪法与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相结合。

·92·

周叶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学话语体系论纲

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意味着我国宪法学话语体系应当对我国政治与法律实践予以充分尊重和

审视。比如，党的领导是我国最大也最重要的政治实践。但长期以来，我国宪法学却比较重视规范、技

术与方法问题，而没有将党的领导放在应有的重要地位。这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

而且，党的领导不仅涉及宪法原则，还事关众多制度细节。如党组织对政府的领导，党内法规与国家法

律体系并行不悖，政治协商会议与人民代表大会同时召开等，虽然在宪法中均找不到答案，却是我国政

治实践中的事实。因此，在研究宪法问题，构建我国宪法学话语体系时，就不能对此视而不见。如果将

一个国家最重要的政治实践视为政治决断，那么毫无疑问，宪法中所包含的政治决断并不一定完整，至

少有一部分政治决断实际上游离于宪法规范之外，从而形成规范与现实的背离［12］

。这也是强世功教授

之所以提出中国宪法中存在不成文宪法的原因所在［12］

。虽然强调不成文宪法似乎对树立宪法权威有负

面影响［13］

，但正视政治实践，仍然是宪法学人应当秉持的研究姿态。因此，构建中国宪法学话语体系，不

应将这些不存在于宪法文本中的政治实践排除在外。诸如党内法规、党内制度的发展与变迁、党与国家

机关的关系等实践问题，都应当成为宪法学话语体系应有的组成部分。当然，中国的具体实际并非仅指

政治实践，其他如经济、社会、文化方面的实际，如果与宪法相关，也都应被纳入宪法学审视的范畴。例

如，在使用国家统一高考试卷的前提下，各省录取分数线的参差不齐是否违反宪法上的平等原则，在现

实情境中仍然存在的户籍制度是否有违迁徙自由的基本人权，都不能仅根据宪法规范给出明确答案，而

应结合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予以通盘考虑。这种不拘泥于宪法规范与技术，而在对中国国情进行综

合权衡之下开展的宪法学研究，本质上即是要求宪法学人具有“政治家”的宏观视野［14］

。

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意味着我国宪法学话语体系应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甄别与扬弃。中

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复杂的统一体。其中既存在可以为后世所发扬光大之处，也存在需要否定和抛弃的

糟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宪法观念有不少相互印证或者隐含默契之处。比如在政治思想上，有

民生观念与民主思想相呼应［15］

；在价值诉求上，有“不患寡而患不均”与“共同富裕”相契合；在善治方式

方法上，有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等等。现行的2018年《宪法（修正案）》所确立的监察委员会制度，并不见

诸西方宪法规范，却是我国传统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孙中山提出的“五权宪法”中即有体现［16］

。可

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可为当代宪法学话语体系所吸纳的内容不少。更为重要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所彰显的是中华文明从古至今的一脉相承，不仅展现了中华文明的强大生命力和浴火重生的可能性，

而且揭示了未来中国的光明前途。尽管宪法来源于西方，但中国特色宪法观念的源头绝非单一的西方

文化，而是还有深植于中国传统文化沃土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也是中国宪法学话语体系之所以独

特的重要原因。因此，既结合中国国情对西方宪法文化进行借鉴，又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能量，

是中国宪法学话语体系与西方宪法学话语体系相抗衡的重要方式。

毫无疑问，“两个结合”是融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特殊性的方法论。这对于构建中国宪法

学话语体系具有重要指导意义。除“两个结合”外，我们还需慎重对待西方宪法观念。中国宪法学话语

体系固然具有不同于西方宪法学的三个重要理论和实践来源，即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实

际。但宪法源自西方仍是不争的事实。我国宪法中的若干重要原则也与西方宪法观念相一致，例如人

民主权、权利保障、权力制约等；我国宪法列举的公民权利，基本上也是西方世界公认的基本权利。因

此，在构建中国宪法学话语体系时，一方面应学习借鉴西方宪法的理论、概念、原则和某些技术，另一方

面应将普适性价值与价值的实现方式予以区分，绝不能对西方宪法理论与制度全盘接受。同时在宪法

学研究中，还应避免“留学国别主义”［17］

的宪法学研究。

（三）坚持问题导向

宪法学研究不是纯粹的理论研究，而应以宪法实践为依托。虽然当代中国宪法已经成为依法治国、

依法执政的规范基石，但仍然是一部务实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有些宪法的个别内容存在

脱离实际之处，导致宪法无法对政治现实和社会现实产生实际约束力。特别是宪法规范对政治权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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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年第 6 期

约束能力不足，形成规范与现实的背离，一些学者将此比作“没有牙的老虎”［18］

。而现行《宪法》经由合宪

性审查制度等的发展和完善，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予以改变。有鉴于此，构建当代中国宪法学话语体系，

应当坚持问题导向，准确把握并深入研究宪法实践中的现实问题，而非只单纯研究理论问题。坚持问题

导向的中国宪法学话语体系的建构方式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关注宪法规范与制度的来龙去脉。宪法概念、宪法规范的结构、宪法实施的基本理论等固然

值得关注，但理清一项宪法规范与制度的渊源与发展脉络，对于构建中国宪法学话语体系的意义更为明

显。西方宪法之所以具有较强的影响力，是因为宪法植根于其社会基础，与其社会发展方向相互交织，

展现出较强的生命力，唯此方能让非西方国家起而效仿。近代中国在引入西方宪法制度时，往往不深究

其起源与发展逻辑，导致制度与社会基础相脱节。晚清预备立宪时开始的议会政治在民国时仍然纷乱

迭出，即是议会政治在中国水土不服的明证。因此，要证明中国宪法制度的优越性，也应探寻制度的起

源，考察制度与现实相互连接的机制，并关照其实施效果，而不能就理论谈理论，就规范谈规范。比如，

研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即不应仅停留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根本政治制度的基础认知上，而应追

问：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缘起于何时，其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政治理念是否存在契合，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何以体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方法论，人民代表大会如何从苏维埃演化而来，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又是如何变迁的，等等。

第二，关注宪法规范的实施效果。宪法规范写得再好，如果不能得以实现，便是一纸空文。我国宪

法为人所诟病之处，主要是认为宪法是“没有牙的老虎”“是挂在天上的根本法”等，而其根本原因则在于

宪法规范的实施效果不佳。合宪性审查制度等的发展为宪法实施提供了有效的制度保障。但仅有制度

保障仍有不足。在从事宪法学研究时，仍需对宪法规范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估，以作为解释宪法和修改宪

法的依据。与多数国家的宪法一样，我国宪法的基本内容也分为两大部分：其一是国家权力的配置；其

二是公民权利的保障。前者的实施效果立竿见影，一般少有争议；后者则经常面临诸多挑战。随着社会

经济文化等的飞速发展，诸如大数据与隐私权、通信方式与通信秘密、人工智能与人的尊严等新的问题

层出不穷。这就从客观上对既有宪法规范提出新的要求。此时更应对宪法规范的实施效果进行持续

关注。

第三，对宪法规范进行跨学科的综合性分析。法学学科的发展伴随着法学专业性和独立性的提升，

“专”与“精”已成为法学研究的基本诉求，法学方法论在我国愈加受到重视，宪法教义学也成为宪法学研

究的主流范式。尽管学科的专业化理所当然，但宪法不是单纯的规范，更非纯粹的教义，而是与现实生

活中的政治、经济、社会等问题相互勾连。因此，如果不能对宪法规范的社会背景进行充分把握，一方面

可能让宪法学研究失之片面；另一方面也无法建构起宪法学话语体系。如前所述，所谓话语体系天然含

有政治考量，话语体系的建构伴随着话语权的竞争。如果仅就规范、技术、方法等专业问题进行研究，话

语体系是不完整的。可以想象，如果西方宪法仅仅是规范与教义的集合，而不是隐含自由主义价值观和

意识形态，那么其宪法观念能否主导宪法学的发展？因此，在构建中国宪法学话语体系时，应当充分考

虑宪法学与政治、经济、社会背景的相互联结，将规范放在现实情境中予以分析。这也是近年来社会法

学所强调的研究方法。规范宪法学和社科宪法学为宪法学研究之两翼，缺一不可。而在当代中国复杂

的国际国内环境中，社科宪法学可能显得更为重要。

（四）话语体系的自觉对比与竞争

中国宪法学是后起之秀，但后起不代表永远落后，中国综合国力近些年来的腾飞即是例证。就目前

来说，中国宪法学话语体系的不成熟仍是客观事实。在构建中国宪法学话语体系时，需要充分借鉴和吸

收西方宪法学的先进理念、制度、研究范式和主要方法，这一点毋庸置疑。然而，在中国国力日渐强大、

足以与西方最重要的诸大国一较短长时，宪法学话语体系对西方亦步亦趋无疑不合时宜。因此，中国宪

法学固然需要持续借鉴与学习，也需要在学习过程中自觉将中国宪法学话语体系与西方宪法学话语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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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叶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学话语体系论纲

系相互观照，反思中国宪法学短于他人之处，总结长于他人之处，在对比过程中明确竞争意识，将在竞争

中胜出作为最终诉求。这种做法看似带有明显的功利性，却是坚定中国宪法自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必然要求。托克维尔在撰写《论美国的民主》时，虽然通篇描述美国问题，却时时不自觉地将其与其

祖国法兰西相互映照，只因托克维尔关心美国的目的其实是关心法国本身的发展。同样，德国宪法学在

紧随英美宪法学其后的同时，也在反思独特的德国问题，最终形成为中国学人广泛推崇的德国宪法学研

究范式，这种范式在国内的影响力甚至远远超过美国宪法学研究。对比，在于知己所不能；竞争，在于明

己之所长。唯有不断学习、对比、反思和超越，方能建构起中国宪法学强而有力的话语体系。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学话语体系的主要构成

与制度可以分为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一样［19］

，话语体系的主要构成也是分层次的。一般

说来，宪法学话语体系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的话语构成整个中国宪法学研究的基石，决定中国

宪法学与西方宪法学的本质不同，这种话语可称之为核心话语；第二层次的话语是中国宪法学独特性的

基本表现，是中国宪法学与众不同之处，可称之为基本话语；第三层次的话语则是宪法具体制度和相应

学术研究的话语，可称之为具体话语。

（一）核心话语

核心话语是中国宪法区别于西方国家宪法的根本所在。它们既不会在西方宪法的传统理论和制度

安排中出现，也不与西方国家宪法存在相似的价值取向，而是为中国宪法所独有。作为中国宪法学话语

体系的基石，核心话语能够打破西方中心论，从中国立场和中国逻辑出发，阐释中国宪法问题，探索中国

宪法和中国宪法学的独特发展路径，对内形成中国宪法的逻辑正当性和说服力，对外形成中国宪法的核

心竞争力和影响力。宪法的核心话语与我国的国家性质、社会制度和党的领导存在密切关系，因而与政

治话语存在较大的交叉和重合之处。党和国家领导人在论述相应政治问题时，如果在宪法理论和宪法

文本中有所涉及，在中国宪法学话语体系中即占有重要地位。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

关于政治建设的重要论述，往往与宪法话语关系密切。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四卷本为例，书中直接提

及宪法之处主要集中于《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

等篇目中，在其

他各处则表现不多。但与宪法的精神、原则、规范等存在相通之处的若干关键话语，如马克思主义、党的

领导、民主、法治等，其复现率却较高。此外，中央文献出版社还出版了习近平的若干专题论述。其中，

与宪法密切相关的有《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21］

《论坚持人民当家作主》［22］

《论坚持全面依法治

国》［23］

等。这些具有极其鲜明中国特色，在中国政治和法律实践中出现而在西方宪法传统中并不存在的

理论，构成中国宪法学话语体系中的核心话语，其主要构成包括：

第一，马克思主义宪法观是中国宪法学话语体系的根本标志。习近平强调，“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

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1］

。马克

思主义宪法观也是中国宪法学话语体系的根本标志。尽管马克思本人对宪法着墨不多，但马克思主义

传入中国之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

法论，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对宪法问题进行过深入讨论，由此构成我国宪法和宪法学研究的重要

理论资源，同时也形成了我国宪法学研究区别于西方国家宪法学的根本特征。在马克思主义宪法观指

引下，形成了一系列我国宪法学话语体系所独有的核心话语。如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和以人民为中心的

宪法观。“以人民为中心”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11个坚持之一［24］

。以人民为中心不同于人民主权。西方

所谓人民主权，是创造出一个享有主权的抽象主体［25］

（P318），以此作为证成统治合法性的理论依托。但

在统治过程中，执政党不可能事事关照人民，至多只是为了赢得选民手中的选票，而讨好人民中的一部

分人。但我国宪法学话语体系中的“以人民为中心”则不然。其核心不仅在于强调国家的一切权力来自

人民，更强调党和政府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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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年第 6 期

力让人民过上更美好的生活。这是我国宪法的人民观与西方国家宪法的本质不同。此外，实行社会主

义法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等，都在马克思主义宪法观的范畴之内。

第二，党的领导是中国宪法学话语体系的制度基础。严格说来，党的领导也是马克思主义宪法观的

主要组成部分。但是，一方面在我国，党的领导极其重要；另一方面，党的领导不仅是中国宪法学话语体

系中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而且与我国宪法的制度设计密切相关，其理论自成体系，因此需要单独列

出。前文已经探讨党的领导在中国宪法学话语体系中的地位和意义。而且，党的领导对于中国宪法学

话语体系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其内部重要性方面，也体现在外部话语权竞争方面。首先，党的领导是

我国宪法的最本质特征，也是我国宪法最重要的制度安排。这种将执政党定型化于宪法规范中的做法，

在西方国家宪法和宪法学中并不存在。因此，党的领导写入宪法并成为宪法的基本原则，是中国宪法有

别于西方国家宪法的重要因素。其次，党的领导也是我国宪法话语权和外部竞争力的保障。自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之所以能突飞猛进，其根本

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在宪法规范变迁过程中，党的领导既保障了宪法完善和发展的基

本方向，成为我国宪法制度的基础，也是保障宪法有效实施的根本前提。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的优越性，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的优越性，就集中体现在党的领导这一政治原则和宪法原则

之中。

第三，依宪治国、依宪执政是中国宪法学话语体系的主要目标。全面依法治国是我国的治国方略，

在我国宪法中的地位十分突出，因而是我国宪法的基本原则。全面依法治国的表述与西方宪法学话语

体系中的“法治”有相同之处，但也存在若干不同。西方所谓“法治”是指“法的统治”，而我国的“全面依

法治国”则更强调党和人民在推进法治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和决定性作用。在全面依法治国方略指引

下，依宪治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作为法律体系中的最高法和根本法，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23］

（P86），宪法的地位最为关键。但我国的依宪治国与西方国家的法治观念，尤其是西方“宪政”截然不同。

西方“宪政”所蕴含的基本理念在许多层面上与我国的依宪治国存在本质区别。西方“宪政”强调更多的

是对国家权力的规制，其所谓“宪政”对国家权力的戒惧形成了多党竞争、权力制衡、两院制等制度设计。

无论是对人性和国家权力的道德预设，还是在制度层面的具体安排，西方“宪政”都表现得十分消极。而

依宪治国，顾名思义，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党与人民在治国过程中拥有更多的主动权。一方面，依宪

治国强调党和人民治国目标的一致性，并对国家权力持积极的肯定立场；另一方面，依宪治国也强调体

现党和人民意志的国家公权力在行使权力、引领人民实现美好生活方面的能动性，其与西方“宪政”所隐

含的控制国家的消极面向迥然有异。依宪治国是中国共产党在执政过程中自觉实施的治国方式，其前

提是党的领导。而且党的领导除表现在依宪治国层面外，也表现在依宪执政层面。执政是政党掌握和

行使国家权力的行为。在西方各国，执政一般表现为各个政党之间的竞争和轮流执政，政党的执政行为

即政党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程序行使国家公权力的行为。这种行为本身即是依法开展的，因此在理

论上不存在“依宪执政”问题。在我国，由于在过去的某些历史时期曾经出现过“以党代政”的现象，因

此，明确提出“依宪执政”强调的是在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全面领导前提下，从宪法层面要求党不能

在宪法和法律之外行使这种执政权，从而将党的执政权自觉纳入法治轨道。这种在中国特殊政治和法

律环境中形成的依宪执政理念，无疑是与中国政治实践最为契合的宪法理念。中国宪法也是法，在现代

社会，法律存在的意义即在于实现法治。这一点在中国并无不同。不同的是，中国的法治具有远不同于

西方法治的内在精神和外在表现形式，依宪治国有别于西方“宪政”，依宪执政则是中国背景下的独特要

求。因此，追求依宪治国和依宪执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学话语体系的目标所在。

（二）基本话语

基本话语是围绕核心话语展开的、体现中国政治与中国宪法基本特色的话语要素。其与核心话语

的不同之处在于，基本话语并不特别强调与西方国家宪法在价值取向上进行本质上的区隔。因为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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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叶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学话语体系论纲

话语既可能与西方国家宪法存在价值取向上的一致性，也可能与西方国家宪法的价值取向迥然有异，这

主要看这种价值取向在核心话语统摄下能否与中国实践相契合。例如民主政治、权力分工、人权保障等

理念和制度尽管与西方宪法原则共享相同的价值诉求，但在具体制度设计和价值的实现方式上，中国与

西方国家却大相径庭。中国宪法所容纳的问题十分众多，为便于讨论，可以将中国宪法学话语体系中的

基本话语依宪法所涉内容，分为基本政治话语、基本经济话语、基本社会话语、基本文化话语等。

基本政治话语是中国宪法中关于政治的话语表达体系。宪法是政治法，在中国宪法话语中，涉及政

治的话语最多。中国宪法的政治话语可分为两种不同类型。

第一，与宪法的指导思想、规范安排、发展趋势相关，但并不一定出现在宪法文本之中的政治话语。

这种政治话语在我国较多。例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都与宪法有着密切关联，但并不

是在这些政治话语出现之后就立刻纳入宪法文本。党的十八大以来，与宪法的相关政治话语更为突出。

试举几例。其一，中国式现代化。现代化的提法源自西方，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取向与西方也存在相似

之处。但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在遵循现代化基本发展方向前提下，自行探索出来的独特现代化发展之

路。该话语是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的高频词［11］

。而明确写入宪法的“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构成

要素，即与西方国家存在较大区别。其二，全过程人民民主。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同样起源于西方，我

国宪法也将人民当家作主作为基本原则。但我国实现民主的方式不同于西方以议会民主为“单核”的架

构，而是将以“人民代表大会”为依托的选举民主、以“政治协商会议”为载体的协商民主、以基层多种模

式的参与式民主等民主模式融为一体构成“全过程人民民主”［26］

，从而形成一种“多核”架构。其三，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法治是当代世界各国普遍的价值追求，但法治的实现方式却因国家而异。例

如，在公民权利的法治保障方面，西方各国宪法多保障自由权，我国宪法则强调社会、经济、文化权利的

保障与实现；权力的分立为各国制度之必需，西方强调权力分立与制衡，我国则强调民主集中制原则下

各种公权力的分工与配合；西方各国多主张废除死刑，而在我国法治背景下，废除死刑则未必是当然之

选。法治细节方面的差异形成法治体系的宏观区别。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也是我国宪法

学话语体系的基本话语之一。

第二，在宪法文本中明确出现的基本政治话语。由于宪法与政治的关系十分密切，因而宪法文本中

的大部分表述都与政治相关。这方面的政治话语可以分为几种类型：其一，具有原则性意义的政治话

语，如民主集中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等。其二，宪法中关于公权力设置的基本政治制度。这类制

度安排占据宪法文本中的大量篇幅，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特别行政区制度、基层

群众自治制度等，都是宪法中基本政治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三，宪法中关于公民权利保障的话语。

一些公民权利与政治直接相关，如公民的各项政治权利。这些权利明晰了公民参与政治的基本方式，属

于基本政治话语当无疑问。另一些公民权利看似与政治没有关系，如公民的通信秘密和通信自由、公民

的受教育权等，但由于这些内容确定了公民与国家、公民权利与公权力之间的界限，因而构成对国家权

力的外在制约，因此也是基本政治话语的有机组成部分。

基本经济话语是中国宪法学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西方宪法理论中一般不包含经济方面

的内容。直到1919年德国《魏玛宪法》专列一章规定“经济生活”之后，经济方面的内容才在现代宪法中

逐步生根。《魏玛宪法》并未在宪法层面确定经济制度，只是从其规范中可以看出对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

肯定。1918年《苏俄宪法》最早确定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这一内容在后续的苏联宪法中得到发展，并对

我国宪法产生较大影响。我国现行《宪法》秉持社会主义的基本目标，文本中含有不少与经济相关的基

本话语。基本经济话语主要由以下几部分组成：第一，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理论。这些理论在宪法中往往与某些政治话语相互绾结，共同构成社会主义宪法的奋斗目标。例如，宪

法中“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等

表述，既有明确的政治意涵，也是对国家经济发展目标的宪法确认。第二，宪法明确规定我国的基本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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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年第 6 期

济制度，规定我国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并明确了与之相匹配的分配制度。宪法

还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范围进行了界定，如确定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

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由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森林和山岭、草原、荒地、滩涂除外。经济制度

是我国宪法中仅次于政治制度的内容，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我国现行《宪法》颁行以来，随着党和国家经

济政策的不断变化，宪法中经济制度部分的内容也随之发展，最终形成现在的格局。第三，在经济制度

之外，宪法还规定了与经济相关的政策性问题和公民的经济权利。经济政策是国家为管理经济、解决经

济问题而实行的原则和措施。经济政策是我国宪法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经济权利是我国宪法的基

本特色。自《魏玛宪法》以来，在宪法中写入公民的经济权利成为现代宪法的惯常做法。我国作为社会

主义国家，对公民经济权利的保障范围十分宽泛。而且，我国一直将生存权和发展权视为首要人权［27］

。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从原则上确定人的经济地位相对于人的政治地位的先在性和重要性。

基本社会和文化话语在我国宪法中着墨不多。毕竟，宪法是根本法，不是一部无所不包的法律百科

全书。但在有限的篇幅中，宪法仍然写入一些至关重要的社会和文化话语。社会和文化话语集中体现

在宪法总则部分。其中既有若干较为重要的原则性内容，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有一些政策性内

容，如计划生育政策、义务教育制度等。由于政策性内容的规范性相对较低，对国家权力和公民的约束

力较弱，学界对此的研究较少。同时，宪法中还写入不少社会和文化权利。这两种内容构成社会和文化

话语的两种不同规范形式。一方面，通过政策性条款宣示国家在社会、文化方面的立场、姿态和政策导

向，虽然这些条款的规范性较弱，但仍然对国家权力的运行构成道德和法律上的约束；另一方面，通过社

会和文化权利条款凸显公民权利，以此对公权力形成制约。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构成与公民权利、政

治权利并行不悖的权利体系。这本来就与社会主义的兴起有着密切关系。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国对

社会、文化权利的重视程度也比较突出。强调社会和文化权利，意味着我国在公权力行使的立场上偏向

积极主动，而非如西方国家那样，其公权力偏向消极被动。这也是中国宪法社会、文化权利话语有别于

西方国家之处。

（三）具体话语

如果说前述两种话语具有通盘性，那么具体话语则并非如此。中国宪法学话语体系中的具体话语

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学术研究层面的具体话语，以宪法概念、范畴、表达等为其标志。习近平强调：“要善于提炼

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

讨论。”［1］

形成中国宪法学研究中的独有概念、范畴和表述，是构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宪法学话语体系的

重要环节。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虽然我国宪法实践迥然有别于西方国家，但宪法学话语体系中的诸多概

念仍然源自西方，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实践的标识性概念总体上还不是很多，更遑论形成国际影响

力和竞争力。当然，我国宪法学研究中仍然有部分概念具有较高程度的原创性，如“人民民主专政”“一

国两制”“党内法规”等。因此，如何将植根于中国本土之中的宪法概念进一步学术化，使之成为足以与

西方宪法概念并驾齐驱的中国智慧和中国贡献，是构建中国宪法学话语体系的重要环节。

另一类则是制度安排层面的具体话语，以规范与实践中的具体制度为形式。制度安排不限于宪法

文本中规定的各项制度。究其原因，在于我国制度设计虽然主要集中于宪法文本，但并不限于宪法文

本。在宪法典之外，同样存在较多对国家权力运行有较大影响力的制度，因而才被有些学者称为我国宪

法的“不成文宪法”［12］

。不论这一提法是否妥当，我国宪法典之外的一些制度对我国宪法实践的影响力

不容忽视，有些不载于宪法文本的制度对国家权力运行的意义甚至不亚于宪法制度，例如党对国家政权

机关的领导，等等。因此，讨论我国的具体制度安排，固然应当以宪法文本为基础，但也不能忽略政治现

实中的重要实践。而且，分散于宪法文本内外的制度话语十分众多。例如，在宪法文本之外，党内法规

中最重要的党章，其对国家的形塑作用不亚于宪法，故有学者认为应将党章视为我国“不成文宪法”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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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叶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学话语体系论纲

成部分［12］

。此外，党的领导方式、各行政区域中党委书记与行政首长的关系、政治协商会议的运作模式

等对我国政治运行影响甚大，此类问题显然不能游离在宪法学研究范畴之外。因此，中国宪法学话语体

系包含党内法规中的宪制性内容应在情理之中。在宪法文本中，我国的一些具体制度设计别具中国特

色，包括民族区域自治、特别行政区、基层群众自治等制度的具体细节，既与普适性的宪法原则共享价值

诉求，体现中国宪法对宪法规律性的遵循，也能与中国政治和社会实践深度契合，体现中国宪法对独创

性成果和自我特质的追求与坚持。由于此类具体话语数量众多，囿于篇幅，本文无法一一展开。

必须说明的是，宪法学话语体系的建构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为使其更为精细化，无疑有必要对

其进行分门别类的分析。但分类方法并不止一种。诚如宪法可以分为成文宪法和不成文宪法、原生宪

法和派生宪法一样，中国宪法学话语体系的具体构成也有其他分类方法，例如将宪法学话语体系分为制

度话语、权利话语、实施话语等。

四、结 语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三大体系中决定方向的“舵手”，宪法学

话语体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当代世界纷繁复杂的格局中，中国不仅在政治上面临西方自由主义意

识形态的竞争，而且在经济上、文化上同样面临着西方国家的严峻挑战。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学

话语体系的构建，事关中国宪法乃至中国政治的自洽性、优越性和竞争优势，因此中国宪法学人义不

容辞。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学话语体系的具体构建过程中，一方面需要遵循宪法和宪法学发展与研

究的基本规律，另一方面需要强调中国宪法发展的特殊性。而如何在一般规律和特殊性之间寻找适当

的平衡点，则是一个值得长期关注的问题。我们历来习惯于寻找这种平衡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

程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重要

组成部分的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构建中国宪法学话语体系提供了明确指引。方向既定，嗣后则需要宪法

学人的不断探索与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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