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水学院学报》2022年第3期

发布时间:2022-6-04 | 杂志分类: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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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水学院学报》2022年第3期

40 衡水学院学报投稿平台:https://hssz.cbpt.cnki.net/ 第 24 卷“元”学的革命性,三皇承载的历史目的是通向最终的孔子受天之命而制作,立《春秋》为一统。纬书三皇说与孔子获麟论常常同时出现,但是,《白虎通》从未将三皇与孔子获麟相提并论。因此,我们可以排除《白虎通》建构的新三皇有继承纬书三皇说革命性的意图。其次,白虎观会议之际,古文经学正在争夺话语权。西汉末年,刘歆已将经学的开端从孔子推到了伏羲。刘歆按五行相生,将伏羲、神农、黄帝等上古圣王重新整理为一个最终循环至“汉家火德”(则继汉而起的新莽属土德)的世运流转谱系[2]1011-1013。刘歆虽未明言他所排列的皇帝谱系即“三皇五帝”,但后世皇甫谧、谯周等人将刘歆整理的德运循环名单作为“三皇五帝”的定称,则刘歆构建的三皇为“伏羲、神农、黄帝”,《白虎通》没有接受刘歆的说法。但是,在刘歆手上,“三皇”第一次获得了政治生命,成为影响现实的经学建构,并且成为古文家的治学背景。完全可以设想,西汉末年刘歆建构经学“三皇”以发挥政治效用的做法,或多或少启发了白虎观君臣,既然“三皇”已经被抬上桌面,《白虎通》也要提出东汉的思... [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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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水学院学报》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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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衡水学院学报投稿平台:https://hssz.cbpt.cnki.net/ 第 24 卷

“元”学的革命性,三皇承载的历史目的是通向最终的孔子受天之命而制作,立《春秋》为一统。纬书

三皇说与孔子获麟论常常同时出现,但是,《白虎通》从未将三皇与孔子获麟相提并论。因此,我们可

以排除《白虎通》建构的新三皇有继承纬书三皇说革命性的意图。

其次,白虎观会议之际,古文经学正在争夺话语权。西汉末年,刘歆已将经学的开端从孔子推到了

伏羲。刘歆按五行相生,将伏羲、神农、黄帝等上古圣王重新整理为一个最终循环至“汉家火德”(则

继汉而起的新莽属土德)的世运流转谱系[2]1011-1013。刘歆虽未明言他所排列的皇帝谱系即“三皇五帝”,

但后世皇甫谧、谯周等人将刘歆整理的德运循环名单作为“三皇五帝”的定称,则刘歆构建的三皇为

“伏羲、神农、黄帝”,《白虎通》没有接受刘歆的说法。但是,在刘歆手上,“三皇”第一次获得了

政治生命,成为影响现实的经学建构,并且成为古文家的治学背景。完全可以设想,西汉末年刘歆建构

经学“三皇”以发挥政治效用的做法,或多或少启发了白虎观君臣,既然“三皇”已经被抬上桌面,

《白虎通》也要提出东汉的思路。

刘歆的“三皇”被安放在五行相生的朝代终始序列中,与此同时,刘歆的五行相生是一个融合了

“三统”的世运循环规律。“三统”在西汉有两说,董仲舒的“三统说”称为“黑白赤”三统。刘歆以

《周易》三才比附《春秋》三统,认为“三统”是“天施,地化,人事之纪”[2]961。董仲舒未尝以“天地

人”言三统,甚至董子说过,三统皆“天统”(《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所谓“王道通三”即通

天地人,天地人理应共时性地贯通在王道之中,而不能成为历时性的“天地人”三统。此外,前文已言,

董仲舒的三统是“逆数三而相复”,但刘歆引入《周易》后,推出了“顺数三而相复”的“三统说”:

天统之正,始施于子半,日萌色赤。地统受之于丑初,日肇化而黄,至丑半,日牙化而白。人统受

之于寅初,日孽成而黑,至寅半,日生成而青。天施复于子,地化自丑毕于辰,人生自寅成于申。故历

数三统,天以甲子,地以甲辰,人以甲申。[2]984-985

刘歆历史哲学的核心是“五行相生”,其书名曰《三统历》,实际却是将“三统”消解于“五行”

之中。首先,刘歆改董仲舒“黑白赤”三统为“天地人”三统,乃是因为“黑白赤”三色和五行的“青

赤黄白黑”五色抵牾,三统服从于五行,故取消黑白赤三统说。其次,刘歆强行以五行五色配“天地

人”三统:天统——赤;地统——黄、白;人统——黑、青。最后,三统依次对应的“赤黄白黑青”是

“五行相生”的顺数顺序。可见,刘歆只保留“五行相生”的世运轮转,将三统从“逆数”(相克)的

循环改为了“顺数”(相生)的循环,将《春秋繁露》“三统相逆”的循环并入“五德相生”的循环,

让三统依附于五行。

刘歆以五行容纳三统,在两汉之交给了“三统论”第一次打击。同时,刘歆消解了董仲舒“继治世

者其道同”的五德观和“继乱世者其道变”的三统观。并且,也正因为刘歆不重视三统,“天地人”三

统论有很多未尽之义,比如“天地人”三统与“子丑寅”三正如何相配等问题,并没有清晰说明。《春

秋纬·感精符》吸收并重构了刘歆“天地人”三统说:

天统十一月建子,天始施之端也。谓之天纪者,周以为正。地统十二月建丑,地助生之端也,谓之

地统,商以为正。人统十三月建寅,物大生之端也,谓之人统,夏以为正。[5]736

刘歆泛泛而谈“天地人”三统,没有将之对应具体朝代。《春秋纬·感精符》明确指出:夏为人

统、商为地统、周为天统,改“天地人”三统的顺序为“人地天”三统[5]745。以天统居首,还是以人统居

首,涉及汉家对自己朝代的定位与认知。若按“天地人”循环,则汉继周为“天统”;若按纬书“人地

天”三统,夏商周一轮循环之后,汉代回归于“人统”。在《春秋纬·感精符》的基础上,《白虎

通·三正》篇进一步完善,正式提出了东汉“新三统”:

十一月之时,阳气始养根株,黄泉之下,万物皆赤,赤者,盛阳之气也。故周为天正,色尚赤也。

十二月之时,万物始牙而白,白者,阴气。故殷为地正,色尚白也。十三月之时,万物始达,孚甲而

出,皆黑,人得加功,故夏为人正,色尚黑。„„孔子承周之弊,行夏之时,知继十一月正者,当用十

三月也。[4]363-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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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期 刘禹彤 从《春秋繁露》三统论到《白虎通》三皇说 41

《春秋纬·感精符》只是初步提出了“人地天”三统,但《白虎通·三正》篇还在此基础上吸纳了董

仲舒的黑白赤三统说,提出夏为人统,色尚黑;殷为地统,色尚白;周为天统,色尚赤。《白虎通》回归

《春秋繁露》的三统论,并且吸收刘歆和纬书的说法,本来可能会导致很多矛盾,但实际并非如此:

首先,《白虎通》认为,三统与五德的两种循环并行不悖。其次,《白虎通·三正》篇言:“天道

左旋,改正右行者,非改天道,但改日月耳。”[4]364 天道时序是子、丑、寅。天道以建子为始,但改正

是逆数的寅、丑、子。若以天统为始,则天道之初在建寅而非建子,是改天道者;若按《白虎通》完善

后的“人地天”新三统,则不会有此矛盾。最后,三正逆而相复,如果是天地人的次第,三统循环会成

为以地逆天,以人逆地,不如“人地天”之以地逆人,以天逆地符合天地人的尊卑顺序。可见,《白虎

通》的“人地天”三统说是两汉三统说的集大成,因此成为后世对三统的主流理解。

同时可见,《白虎通·号》篇正是以《白虎通·三正》篇的“人地天”新三统为基础重构了三皇

说。第二节已指出,《白虎通·号》篇没有专取任何一家纬书的三皇说,而是在诸纬的基础上,重新拣

选、审定与排序,最终形成《白虎通》自己独特的三皇说:伏羲功在人伦,神农功在地力,燧人功在于

天。《周易》三才以“天地人”为序,刘歆三统从之,而只有东汉“新三统”强调“人地天”的顺序。

因此,《白虎通》三皇各依“人地天”之序,明显是为了与《白虎通》建构的东汉“新三统”相契合。

西汉《春秋繁露》的“三王三统”,至东汉《白虎通》产生“三皇三统”的全新理解向度。董仲舒

的“三统”是一种循环论,那么按理,既可以往前世循环,也可往后世循环。《白虎通·三正》篇尚且

保留了《春秋繁露》言“三统”的革命内涵,遵循董仲舒的“三王三统”观,即往后世循环,通向《春

秋》当新王、改夏正、主人统;但《白虎通·号》篇之三皇暗合三统,启发了经师藉“三统”通往三王

之前的圣王的更迭与循环。董仲舒的三统只能与三王相配,并且《春秋繁露》以五德学说斩断了三统与

三王之前的先王相结合的门径。但是,《白虎通》对“通三统”的理解本身就强调“尊先王”的意涵,

《白虎通·三正》篇言:“王者所以存二王之后何也?所以尊先王,通天下之三统也。”[4]366

《白虎通》以“尊先王”为“通三统”的主要目的,区别于西汉刘向、谷永等经师所言三统是为了

表明“天命所授者博”的革命意涵。东汉经师普遍继承了《白虎通》以三统尊先王的思路,代表之一是

郑玄,孔颖达《檀弓正义》综述了郑玄对“三统”的看法:

郑注《尚书》:“三帛,高阳氏之后用赤缯,高辛氏之后用黑缯,其余诸侯用白缯。”如郑此意,

却而推之,舜以十一月为正,尚赤。尧以十二月为正,尚白,故曰:“其余诸侯用白缯。”高辛氏以十

二月为正,尚黑。故云:“高辛氏之后用黑缯。”高阳氏以十一月为正,尚赤,故云:“高阳氏之后用

赤缯。”帝少皞以十二月为正,尚白。黄帝以十三月为正,尚黑。神农以十一月为正,尚赤。女娲以十二

月为正,尚白。伏牺以上,未有闻焉。《易·说卦》云:“帝出乎震。”则伏羲也。建寅之月,又木之

始。其三正当从伏羲。„„郑康成之义,自古以来,皆改正朔。若孔安国则改正朔殷、周二代。[1]239-240

如前所述,《春秋繁露》的“三统”截止于“三王”,五帝不受“黑白赤”三统制约。但郑玄注

《尚书》却认为,颛顼高阳氏用赤缯,帝喾高辛氏用黑缯,其余诸侯用白缯,也就是把董仲舒的“黑白

赤”三统上推到五帝,认为五帝也遵循三统的服色制度。孔颖达认为,郑玄不止以“三统”上推五帝,

甚至伏羲以来皆遵循三统循环。由此,孔颖达指出了两种“三统观”:其一,以郑玄为代表的“三皇三

统”,认为三统始于三皇;其二以孔安国为代表的“三王三统”,认为三统始于三王。其实,孔颖达的

参照系出现了偏差,如前所述,和郑玄形成强烈对照的应当是《春秋繁露》的“三王三统”论,同时,

郑玄的“三皇三统”论其实肇自《白虎通》。

由此,我们可以总结,从西汉到东汉出现了三种横向的三统观:董仲舒的“黑白赤”三统、刘歆的

“天地人”三统、《白虎通》的“人地天”三统。而从西汉到东汉还出现了两种纵向的三统观:董仲舒

的“三王三统”和《白虎通》的“三皇三统”。

《白虎通》之后,“人地天”成为三统论的主流理解模式,后世承之不再改动。史家如唐朝颜师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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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汉书》,亦取“人地天”三统说①;经师同样受《白虎通》“人地天”三统论和“三皇三统”观的影

响,如皇侃《论语义疏》取旧闻一则:

自从有书籍而有三正也。伏牺为人统,神农为地统,黄帝为天统。少昊犹天统,言是黄帝之子,故

不改统也。颛顼为人统,帝喾为地统。帝尧是为喾子,亦为地统。帝舜为天统。夏为人统,殷为地统,

周为天统。三正相承若连环也。[9]43-44

皇侃所引旧闻以《白虎通》“人地天”三统为基准,以上古“三皇”配“三统”为开端,循环至夏

殷周的“三王三统”,“三皇”以降的历代圣王都纳入“人地天”三统循环之中。皇侃《论语义疏》引

旧说言“伏羲为人统”,《白虎通》之前殆不可得而闻②。《白虎通》剥离《易》与纬书的影响,独标伏

羲“始定人伦”之功,三皇功业由“天地人”扭转为“人地天”,即以“人伦”为后世经学的出发点,

改变了董仲舒以降今文经学以天道推人道的传统,同时也扭转了“三统”的意义方向。

三统论本是革命论与受命论的践行模式,承载的是“公天下”的儒家理想。王者必“通三统”的依

据在于“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2]1950-1951。换言之,与“三统”天然相契的是公天下的禅让制,而

不是家天下的世袭制。董子的再传弟子眭孟看到大石自立、枯木逢春,便认为是即将有圣人降生“易姓

告代”的征兆,甚至引先师董仲舒之言“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建议汉家求索圣人禅

以帝位,并退居百里,自封为二王后。王者存二王后,不是一劳永逸的举措,因为时王自己也可能变为

二王后,这是三统往后世新王循环的必然结果。

三统循环作为一种天命论,是受命之君得天下的依据,却是继体之君失天下的预言。因此,《春秋

繁露》的三统循环渐渐成为汉家的背上芒刺。东汉如何绂除“三统”的革命与受命风险,开“一统”之

太平?在天命观的基础上,产生了三统论;在天道观的基础上,产生了三纲说。天命靡定,天道有常。

如何将靡定的天命推向有常的天道?《白虎通》提供了一个精妙的视角,即瓦解《春秋繁露》“三王”

与“三统”的结合,改用“三皇”与“三统”相结合。“三王三统”是潜在政权的更迭,但是,“三皇

三统”解释的是上古已然的鼎革,如此,东汉王朝才能在接受三统论的同时得到天道有常的宽慰。

总之,《春秋繁露》的“三王三统”往后世循环,目的是论证《春秋》新王立法改制;《白虎通》

的“三皇三统”往前世循环,目的是总结旧王更迭的文明周期。《白虎通》的“三皇三统”一方面看似

是对《春秋繁露》三统论的推尊;另一方面成为对《春秋繁露》三统论的绌灭。

四、余论:从天命到人伦

董仲舒之后,天人关系成为经学的核心命题之一。“天道远,人道迩”,天命三统高蹈而易折,难

以成为人间秩序的牢固地基;但以君臣、父子、夫妇为核心的人伦三纲恰恰是秩序稳定的来源。《白虎

通》有破有立,以“三皇”破除了“三统”的革命性,又以“人伦”树立起政治的稳定性。

两汉思想以《白虎通》为转折点,经历了从天命向人伦的重心偏移。前后汉皆重视“天”,只是前

汉帝国迫切需要以天命来论证立国的合法性,此后立教的政治需求攀升,人道的建立(立教)以天道为

罗盘,因此在“天”的观念中,天道的重要性逐渐高过了天命。《白虎通》确立以人统居首的“人地

天”新三统;重塑伏羲“人统”为首的三皇说,伏羲因为有“始定人伦”(三纲六纪)之功而“始王天

下”(大一统),成为推动东汉的人道与人伦思想转向的一个侧影。在《白虎通》中,人伦的三纲六纪

第一次成为大一统的纽带,大一统不再是通三统为一统中的最后一统,而是靠“人伦”维系的一统,这

样一来,天命的三统不再直接威胁人间的一统。至此不难理解,为何此后两千年的政治实践中,“通三

统”丧失了“天命所授者博”的内核,徒留“存二王后”的空壳。

① 班固《汉书·刘向传》,前揭,第 1951 页。刘向上疏言:“王者必通三统,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颜师

古注引张晏,认为三统指的是周之天统、殷之地统和夏之人统,即取东汉“人地天”三统说。

② 纬书即便推上古帝王之统,亦以伏羲为不可知。《礼纬·稽命征》:“舜以十一月为正统,尚赤。尧以十二月为

正,尚白。高辛以十三月为正,尚黑。高阳氏以十一月为正,尚赤。少昊以十二月为正,尚白。黄帝以十三月为正,尚

黑。神农以十一月为正,尚赤。女娲以十二月为正,尚白。伏牺以上未有闻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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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期 刘禹彤 从《春秋繁露》三统论到《白虎通》三皇说 43

换言之,人伦的一统取代了天命的三统。东汉经师早已发现了天命三统与人伦三纲之间的张力。孔

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论语·为政》)马融注曰:“所因,谓三纲五常;所损益,谓文质三统。”[9]42-43 后世注家不出马融

之囿,同样认为三代之治有规律可循,一以贯之的人伦三纲和损益往复的天命三统,共同成为“百世可

知”的两条线索。然而,既有二端,难免生主次。《春秋繁露》重视文质三统,即以探索“所损益”为

核心诉求之一;至宋人则广泛认为天理一贯,所损益者非道,故朱子《论语集注》径以“所因”的人伦

三纲为百世可知的主要原因 [10]59-60。《白虎通》的思想虽不及董子和朱子一样重心分明,但已表现出从

所损益(天命三统)向所因(人伦三纲)的倾斜。此外,人伦的维系以礼乐为要,东汉末年以降,郑玄

礼学蔚然成风,而这阵压倒《春秋》学势头的飓风,于《白虎通》已初见其端倪。

参考文献:

[1] 郑玄,孔颖达.礼记正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2]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3.

[3]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M].北京:中华书局,2014.

[4] 陈立.白虎通疏证[M].北京:中华书局,1994.

[5] 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纬书集成[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

[6] 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2:2051.

[7] 皮锡瑞.尚书大传疏证[M].北京:中华书局,2015:303.

[8] 魏征,颜师古,孔颖达,等.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1:941.

[9] 皇侃.论语义疏[M].北京:中华书局,2013.

[10]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2.

From Three Tong in Luxuriant Gems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to Three

Huang in Baihu Tong

LIU Yutong

(School of Humanities,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China)

Abstract: The theory of “three kings and three tong” was constructed in Luxuriant Gems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and it argued that the new king should establish a new tong based on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In Baihu

Tong, Confucian classics teachers formally recognized and discussed the issue of the “three huang(sovereigns)” for the

first time, and recounted the “new three huang” centered on Fuxi’s “establishing human relations in the beginning”, and

proposed the “new three tong” headed by “human tong”, constructing the “three huang and three tong” which was

opposite to Dong Zhongshu’s “three kings and three tong”. The “three kings and three tong” in Luxuriant Gems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was originally a cycle of mandate of heaven towards later generations, resulting in the

system reform with the support of Confucius;“three huang and three tong” in Baihu Tong is a historical cycle towards

the previous history. The three tong no longer expect new kings but become the civilization cycle of the change of the

old king. The theory of three tong is a view of mandate of heaven, and the theory of the three cardinal guiding principles

is a kind of ethics. Baihu Tong breaks the revolution of “three tong” with “three huang” and establishes political

stability with “human relations”.

Key words: Dong Zhongshu; Luxuriant Gems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Baihu Tong; three tong; three huang;

human relations

(责任编校:卫立冬 英文校对:吴秀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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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4 卷 第 3 期 衡水学院学报 Vol. 24, No. 3

2022 年 6 月 Journal of Hengshui University Jun. 2022

“公子友如陈”:《公羊传》与

“亲亲”“尊尊”儒家思想

保罗·那比尔(Paul Napier)

(上海交通大学 董仲舒国际儒学研究院,上海 200240)

摘 要:中国传统思想偏向于不直言抽象原则,而是通过论述具体事件来表达普遍真理。据此理,本文

将以庄公二十五、二十七年《春秋》经:“冬,公子友如陈”之经文为例而阐释出儒家思想基本性之

“亲亲”“尊尊”对立面概念结构。通过仔细分析公子友之性格、政治背景以及历史角色,将讨论“亲

亲”“尊尊”与一系列对立面概念之亲密关系,即“质”与“文”,“阴”与“阳”,“仁”与

“义”,“内”与“外”等因素,然后考之于先秦典籍,既指出其张力以及互相排除关系,又解释其相

辅相成而互相依赖之本质。最后,将“亲亲”“尊尊”与其对应概念系列臵于妥当哲学背景下,论述为

先秦儒家思想之普遍思维形式之一,有客观重要性于人性、道德、社会、历史以及政治思想。以期能够

揭露《春秋》公羊学连贯一致逻辑结构之一隅。

关键词:董仲舒;《春秋》;公羊学;亲亲;尊尊;仁义;质文

DOI:10.3969/j.issn.1673-2065.2022.03.006

作者简介:保罗·那比尔(1986-),男,英国爱丁堡人,副研究员,哲学博士。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董仲舒传世文献考辨与历代注疏研究”(19ZDA027);

上海交通大学“董仲舒青年学者支持计划”(HS-SJTU2021C01)

中图分类号:B23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065(2022)03-0044-10

收稿日期:2022-03-01

与西方哲学相比,中国传统思想的重要特征之一为其偏向于重视论述具体事件、行为以及过程,不直

言抽象真理或原则。与其阐释某一抽象概念系统,其不如描述具体事件以说明其道理。在《史记·太史公

自序》中,司马迁讨论孔子编《春秋》的原因时,曾经直接解释此理,引用了董仲舒之说以论之,曰:

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

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

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着明也。”[1]4314-4315

换言之,孔子将抽象真理视为“空言”,为不足以表示其“道”之媒介,认为与其直言其抽象是非

好坏,不如通过描述人类具体历史事件而达到“深切着明”之推论境界,以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为

“天下仪表”,以春秋具体历史过程为体现普遍道理之途径。显然,此等思想方法大异于西哲方法论,

甚至可以说,在西方思想传统当中,哲学与历史站在不同的领域,讨论不同的对象,然中国传统思想并

非如此,常论“道”于历史形式下,其历史典籍始终具有浓厚哲学性之内涵。推此理,乃涉及儒家思想

之基本本体论,用加拿大汉学家安乐哲(Roger T. Ames)之言:“儒家哲学意味着一种事件哲学,而并

非意味着实体哲学。”[2]简言之,儒家思想不主张任何纯粹超越自然界之绝对权利,亦无所谓

“exnihilo”(“由无”)宇宙创造论。中国传统思想主张一种内在宇宙论,而不主张任何完全超越具体

有限现象界之因素。因此,先秦诸子百家偏向于阐释人类具体行为于具体实践当中,不推论任何绝对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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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期 保罗·那比尔 “公子友如陈”:《公羊传》与“亲亲”“尊尊”儒家思想 45

越性之理念,不由超越之永恒性而解释内在之时间性或具体性。《春秋》经之公羊学派不为例外,而且

可视为此类“事件的本体论”之典型。公羊大家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玉杯》归纳春秋学之方法,曰:

“论《春秋》者,合而通之,缘而求之,五其比,偶其类,览其绪,屠其赘,是以人道浃而王法

立。”[3]50 显然,董仲舒认为所谓“经验方法”站于春秋学之中央,人人皆要“五其比,偶其类”,即将

相似之事件对比而排列,将相似之道理对比而合并,才能达到“王道”之境界。由此观之,可谓人之达

于“王道”,则无法通过纯粹抽象概念之快捷方式。

基于以上之方法考虑,本论文将以公羊论述方法诠释《春秋》经具体事件之一,即“公子友如

陈”,通过其谨慎分析而阐释先秦思想“亲亲”“尊尊”对立面之思想结构。笔者希望既能够揭示《公

羊传》如何诠释具体历史事件,又可以指出其所蕴含之义理,由此而“抽象”与“具体”两端皆有,

“哲学”与“历史”两者并提。如此进行讨论,可略述儒家思想之独特两极性逻辑结构,指出一系列格

外重要而对应之二分法(“具体”与“抽象”,“实践”与“理论”,“历史”与“哲学”,“个体”

与“全体”),最后阐释公羊学对此两极性结构之融合以及扬弃。

一、“公子友如陈”之历史原委

庄公二十五年《春秋》经曰:“冬,公子友如陈。”[4]315 经文所谓“公子友”,其为鲁国大夫,亦

称呼为季友、季子,为鲁桓公之幼子,时君鲁庄公之同父异母弟弟,《公羊》视其为贤臣榜样。为何?

因后公子庆父连年做大乱于鲁,此时公子友扮演着极为重要的政治角色,对鲁国存亡、君位继承做出了

莫大贡献。春秋时平常由“伯仲叔季”冠字为男子美称,公子友之别称为“季友”,可见“友”该为其

字,《春秋》称人之字为褒义,书之以显其贤能。

“陈”指陈国,妫性,侯爵,相传为虞舜之后裔,都宛丘,在今河南淮阳。至于经文之“如”字,

《春秋》有辞法规定:诸夏诸侯前往他国访问曰“朝”,大夫曰“聘”。然而,《春秋》亦以鲁为

“内”,即以鲁国代表现实早已衰败而名义犹存之天子集权系统核心,以此别内外、序尊卑,宣扬基于

天子君位之“大一统”意义。因此,《春秋》对鲁国之辞法始终有所特别,以此显示其别于列国之身

份。庄公二十七年,何休《解诂》言之,曰:“《春秋》黜杞,新周而故宋,以《春秋》当新王。”[4]322

公羊家以《春秋》为蕴含“素王”孔子所推之王道,故“《春秋》当新王”意味着孔子所推之王道必统

一天下,继承早已衰退周朝之天命。孔子为鲁人,《春秋》经亦为鲁国之旧史,故《春秋》以鲁为

“内”可谓理所当然。至于其内涵大义,乃其意味着《春秋》以鲁国为理想化之“一切政治、经济、军

事、文化活动之中枢”[5],为“大一统”所托而宣于天下之空间性枢纽。由此观之,鲁国为《春秋》经所

“内”明明与公羊莫大之原则“《春秋》当心王”与“大一统”直接相关。因为《春秋》三世用异辞,

庄公时为“所传闻世”,所以《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即以鲁国为中心,为“内”,而诸夏为疏

远,为“外”。因此,《春秋》辞法之以别内外,虽有前后相异之处,然无论鲁国诸侯大夫出访外交

《春秋》皆书为“如”,与天王辞同,表示《诗经》所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6]之义,强调天子“无

外”之道理。何休《解诂》确认,曰:“如陈者,聘也。内朝聘言如者,尊内也。书者,录内所交接

也。”[4]315 隐公十一年《解诂》亦曰:“《春秋》王鲁,王者无朝诸侯之义,故内适外言如,外适内言

朝聘,所以别外尊内也。”[4]110 由此观之,“如”辞出现蕴含三义:其一,公子友以大夫之身份“聘”

陈;其二,言“如”为“尊内”之辞,表示“王者无朝诸侯之义”;其三,《春秋》以“如”辞王鲁直

接显示“《春秋》当新王”“孔子为素王”以及“大一统”之基本性原则。至于公子友为何“如陈”,

刘尚慈认为其为庄公二十五年春“对‘陈侯使女叔来聘’的回访”[7]161,即因礼尚往来,公子友回报陈国

大夫女叔来聘而前往陈国访问。

庄公二十七年《春秋》经又曰:“秋,公子友如陈。”然此时亦增加三字:“葬原仲。”[4]318 即今

公子友又如陈,然而此次《春秋》经书之为“葬原仲”。为何?“原仲”为陈国世卿,即世世袭职之卿

相。“原”为氏,“仲”为字。《左传》将原仲作为“季友之旧也”[8]236,即公子友之旧友。孔广森《通

义》解释大夫称字为:“大夫没称字。”[9]82 查于《礼记·玉藻》而见:“大夫没矣,则称谥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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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10]819,可以为证。至于世卿,隐公三年何休《解诂》曰:“世卿者,父死子继也。”[4]61 至于世卿之

是非,《春秋》视世卿为严重弊端,因若卿大夫世世袭职,乃政权不可不逐渐集中于私家手中,大夫不

可不日益嚣张,僭越君上而掠夺权威,早晚会导致国家君权分散分裂,“大一统”之道衰落。《春秋繁

露·王道》言世卿,称之为:“观乎世卿,知移权之败。”[3]263 此其所言也。后来晋国因世卿权势膨胀

而分为三晋,君主政权因世卿政权而分裂,可以为“移权之败”之典型,然此并非仅限于晋国之赵氏、

魏氏、韩氏,诸夏列国皆如此,此乃普遍历史趋势。因国灭乃《春秋》所恶,国存乃其所乐,大一统乃

《春秋》所乐,权力分裂乃其所恶,故自然反对世卿之风。隐公三年《公羊传》曰;“尹氏者何?天子

之大夫也。其称尹氏何?贬。曷为贬?讥世卿,世卿,非礼也。”[4]60-61 为《春秋》烦恶世卿之传例。

庄公二十七年《公羊传》解释经文,曰:“原仲者何?陈大夫也。大夫不书葬,此何以书?通乎季

子之私行也。何通乎季子之私行?辟内难也。”[4]318-319 “通”之义为“陈述”,“季子”乃“公子

友”,何休《解诂》曰:“不以公事行曰私行。”[4]319 所以“通乎季子之私行”可翻译成“陈述公子友

之私人行动”。《春秋》正例,内大夫书卒不书葬,外大夫卒葬皆不书,原仲为外大夫,所以徐彦

《疏》曰:“欲言大夫,不合录葬,故执不知问。”[4]319 表达今书外大夫葬不合乎常例,必有其殊理。

“内难”之“难”指公子庆父、公子牙所发动之鲁国政乱,“辟”表示公子友躲避国难而奔于陈国。至

于大夫能否出境,春秋时期,大夫并非无权出境私行,然其特权具有限定条件,可见于《礼记·曲礼

下》:“大夫私行出疆,必请。反,必有献。”[10]124 明明以大夫出境办私人之事为可行,独以请许可于

君主为必备。此等较为自由之特征,显然不同于《左传》之“诸侯非民事不举”[8]235-236 之说,然其亦有

其理于春秋时期社会当中。大夫受允许才能出境办私人事情,反映政治等级制度之内往上递加严格的职

责以及要求。同时,“诸侯非民事不举”不仅意味着君主之要求严格于大夫,也反映了君主在位而无纯

粹私人之事情,就君主而言“家”与“国”融为一体,其凡事凡物必须以国名行,否则便是懈怠公事。

可见,国君位置既有特权与利益,也有限制与束缚。虽然现实君主极少合乎理论理想,然不可反驳,其

仍被历代公羊家当作最高榜样。

无论如何,公子友非君,其为鲁国大夫,《公羊传》为何言“不以公事行曰私行”?因为《公羊》

以为《春秋》经依托外大夫原仲之葬为借口,避讳直言公子友躲避鲁国内乱。为何避讳呢?《公羊传》

有例:“为贤者讳。”公子友平定鲁国内乱,做出了重要贡献,可谓贤者,所以《春秋》经避讳其“辟

内难”,不直言其躲内乱,不忍使其嫌于胆小耻辱。《公羊传》继续,曰:

君子辟内难,而不辟外难。内难者何?公子庆父、公子牙、公子友皆庄公之母弟也。公子庆父、公

子牙通乎夫人,以胁公。季子起而治之,则不得与于国政;坐而视之,则亲亲,因不忍见也。故于是复

请至于陈,而葬原仲也。[4]319-320

可见,鲁国内乱细节颇为复杂。庄公临死欲立庶子子般为太子,然而庄公弟弟公子牙不以为然,违

背君命,提倡立庄公庶长子公子庆父为国君。《公羊》言:“公子庆父、公子牙通乎夫人,以胁

公。”[4]320 何休《解诂》曰:“通者,淫通。”[4]320 表示二公子皆通奸于庄公夫人哀姜之罪。至于“胁

公”,徐彦《疏》曰:“语在三十二年。”[4]320 查于庄公三十二年,《公羊传》纪录鲁庄公临死之言:

“牙谓我曰:‘鲁一生一及,君已知之矣。’庆父也存。”[4]321 据公子牙言,“一生一及”为鲁国历代

继承君位之次序,何休《解诂》描述为:“父死子继曰生,兄死弟继曰及。言隐公生,桓公及,今君

生,庆父亦当及,是鲁国之常也。”[4]321 从鲁国立国,周公为第一国君,考公生,炀公及,幽公生,卫

公及,厉公生,献公及,真公生,武公及,懿公生,孝公及,惠公生,隐公生,桓公及,庄公生,几乎

完全合乎此理。由此观之,因“一生一及”为鲁国之常,而公子庆父为鲁庄公弟,公子牙靠此理而提倡

庄公应该传位给公子庆父。《史记·鲁周公世家》亦载此说,曰:“庄公病,而问嗣于弟叔牙。叔牙

曰:‘一继一及,鲁之常也。庆父在,可为嗣,君何忧?’”[1]1532 虽然如此,刘尚慈以“一生一及”为

偶然现象,认为“并不是鲁国的宗法继承制度”[7]178,主张鲁国真正的继承制度为嫡长继承制度,公子牙

言“一生一及”为借口,根本不可靠,属于小人强词夺理之类。另外,鲁国之继承次序并非完全合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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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期 保罗·那比尔 “公子友如陈”:《公羊传》与“亲亲”“尊尊”儒家思想 47

“一生一及”之秩序。孝公传惠公为“生”,惠公传隐公又为“生”,连续两次传“生”,可见结构不

完备,公子牙之言该为政治性之借口,刘尚慈之说可从。

无论如何,公子友忠诚坚持主张立子般为鲁君,正如《公羊传》所言“季子起而治之”,其顺庄公

临死之愿而铲除国害,赐死公子牙以平鲁国。庄公三十二年《春秋》经书:“公子牙卒。”[4]339《公羊

传》曰:“何以不称弟?杀也。杀则曷为不言刺?为季子讳杀也。曷为为季子讳杀?季子之遏恶也,不

以为国狱,缘季子之心而为之讳。”[4]339 解释可见于庄公三十二年《春秋》经:“八月癸亥,公薨于路

寝。”[4]344 庄公薨后,公子友立子般,然而十月公子庆父杀新君子般,立庄公另一庶子公子启为鲁国闵

公。闵公在位不久,闵公二年公子庆父弒其君闵公,欲自立为鲁国君。结果,齐桓公率师讨贼而平鲁国

之政乱,公子友又“起而治之”,逼迫国贼公子庆父自缢而死,帮助闵公弟弟从陈回鲁而立为鲁僖公,

对于平国乱以及促进君位继承的合法性做了巨大的贡献。庄公死后,公子友起而治鲁国之患,赐死公子

牙,讨国贼公子庆父,故《春秋》以公子友为贤德良好、贡献无比、鲁国忠臣之表。

不过,今庄公犹在世,公子友尚未显其德,尽管后来公子友起而治国乱,庄公二十七年时他还处于

较为无权薄弱之政治位置。孔广森《通义》曰:“时季子未执国政,其位与势皆不得治之。将坐视其

乱,缘亲亲之心,所不忍见。”[9]88 推此理而可见《公羊传》之连贯前后古今,未来与过去之理。“当

下”实为个“无”,只看当下而无法知道事物真正面目,所以《春秋》断事一直根据人之总体行为,未

来以及过去之贡献或罪恶。由此观之,可说《春秋》为未来贤能避讳目前无奈,以公子友之后好讳其当

下避难。然而,《春秋》不仅归纳未来、当下、过去以判断是非,《公羊传》又曰:“缘季子之心而为

之讳。”[4]340 由此而揭示《春秋》之非常重要褒贬规则,乃其“缘心”而判断好坏是非。

凡人类行为有客观之事实,亦有主观行为之动机,相辅而成为综合真理,不可一缺。不过,人常偏

见于一方而失其中庸,拘泥于一面而乱其全体。若过度客观,则人会机械判断是非于表面,若过度主

观,则人会愚蠢纵放,见好心为唯一重要事,而忽视客观因素。尽管如此,《春秋》于判断是非,总要

强调人心好坏。查于公子友之案例,显然《春秋》以公子友为贤臣,为贤者讳,故不书其赐死之事。同

时,从纯粹客观角度来观察公子友之罪,不可反驳其甚恶而可恨,公子牙为公子友之母弟,兄杀弟为大

罪,何能当为贤者?庄公三十二年《公羊传》曰:

杀世子母弟,直称君者,甚之也。季子杀母兄,何善尔?诛不得辟兄,君臣之义也。然则曷为不直

诛,而酖之?行诸乎兄,隐而逃之,使托若以疾死然,亲亲之道也。[4]343-344

显然《公羊传》已经意识到此问题,并且斟酌之极深,尽观其多层面。略列之:“诛不得辟兄”,

乃公子友不原谅公子牙之罪,而此表示“君臣之义”;“行诸乎兄,隐而逃之”,乃公子友为公子牙显

示体谅,不进行过度残酷之惩罚,掩盖其所能掩盖者,而此表示“亲亲之道”。《春秋繁露·王道》直

接言及此案例,曰:“杀世子母弟直称君,明失亲亲也。鲁季子之免罪。„„明亲亲之恩也。”[3]233 董

子所言“杀世子母弟直称君”,乃指僖公五年《春秋》经曰:“晋侯杀其世子申生。”[4]343《公羊传》

曰:“何谓直称晋侯以杀?杀世子母弟,直称君者,甚之也。”[4]343 何休《解诂》曰:“甚之者,甚恶

杀亲亲也。”[4]343 时晋献公杀其嫡长子申生,大违背亲亲之道,《春秋》书“晋侯”以显著其“失亲

亲”,而公子友之所以“免罪”,即不受《春秋》经之贬斥,而是受其表扬,是因为其“明亲亲之

恩”,即不进行过度惩罚。《春秋》之重“亲亲”明而易见,然“亲亲”并非绝对而无条件之价值,不可

以纵放“亲亲”而失去“尊尊”之义,两者处于连贯而相成之结构内。鉴于《春秋》经书“公子友如陈”

之原委,可见此两层(“君臣之义也”与“亲亲之道”)之复杂互相关系,既相辅相成,又相互排斥。其

实,由此着手,则可见其属于中国传统思想之中心概念,涉及一大系列对立范畴,即“仁”与“义”,

“质”与“文”,“阴”与“阳”,“君”与“臣”,“亲亲”与“尊尊”。只能从这个角度考虑才能揭

露《公羊传》连贯一致的思想逻辑。

二、儒家社会道德:“亲亲”“尊尊”与“仁”“义”

“亲亲”与“尊尊”是先秦思想之普遍概念以及命题,从周代宗法制度衍生出来而融入中国传统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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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派各家。其间,可说儒者偏向于视“亲亲”为最基本的概念,而公羊派释《春秋》之义亦然。战国时期

孟子于《告子下》篇直接联合“亲亲”与“仁”两概念,曰:“亲亲,仁也。”[11]380 汉朝刘向《说苑·政

理》将“亲亲”以及“仁”之义理内涵延伸而包括“内”在其内,曰:“亲亲者,先内后外,先仁后义

也。”[12]由此不仅可见“亲亲”与“仁”密不可分,若有“仁”乃重“亲亲”,而犹可见“亲亲”从内而

扩散到外,从个人的主观内在动机而发展到四方。最重要,凡此类概念,“亲亲”“仁”以及“内”,皆

有其妥当而对应之反义概念,即“尊尊”“义”以及“外”。故人偏向于“亲亲”,则重“仁”“内”;

偏向于“尊尊”,则重“义”“外”可谓理所当然。至于“仁”之具体含义,《韩非子·解老》将“仁”

定义为:“仁者,谓其中心欣然爱人也。其喜人之有福,而恶人之有祸也。”[13]换言之,“仁”是主动喷

涌而出的人人自然爱人之基本特征,最简单体现于《三字经》之典型“人之初,性本善”说法,为中国历

代人性思想做基础。正如“仁”之“欣然爱人”性质,“亲亲”亦可见为主动从人之基本实质产生出来的

倾向,此义可见于《史记·张耳陈余列传》所言:“人情宁不各爱其父母妻子乎?”[1]2584,将“仁”“亲

亲”与“人情”以及血缘关系联合起来。最有权威之儒家思想对于“仁”之构想在于孟子之《公孙丑上》

篇。于此,孟子将“仁”阐释为“不忍人之心”,认为从人之“四端”“扩而充之”,乃“若火之始然,

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11]113。归纳之,孟子之说不仅意味着

“仁”“亲亲”与“内”当作儒家思想之基本人性理论(《孟子·公孙丑上》:“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

有四体也。”[11]113),其亦意味着“仁”“亲亲”与“内”当作儒家思想之基本社会组织基础(《孟

子·公孙丑上》:“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11]113)以及政治思想核心(《孟子·公孙丑上》:“以不

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11]112)。

儒家思想虽然将“亲亲”“仁”与“内”视为人性、社会以及政治之基础,然正如“阳”于“两

仪”之际不能完全离乎“阴”而存在,此系列“阳性”之概念亦不能离乎其对应之“阴性”概念而独立

自由。其实,类似于《老子》所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14]6,“亲亲”一直与“尊尊”相关,而两个

范畴相互对立。故若从“亲亲”之境界迈进周围社会,工作办事始与较为疏远之人沟通,乃已迈进“尊

尊”之境界,要服从上令而指导下属,认真扮演某一具体之社会角色,而此具体社会角色必以“尊尊”

之道为正。简言之,越近“尊尊”之界,“亲亲”之影响越衰弱,所以《礼记·中庸》将“亲亲”与

“尊尊”之张力,“仁”与“义”之矛盾视为生“礼”之来源,曰:“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

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15]28 由内到外,即由“仁”到“义”,意味着进入

社会以及政治制度后,人人皆不可不遵守“义”之条件,顺从“义”之组织。《春秋繁露·精华》曰:

“大小不逾等,贵贱如其伦,义之正也。”[3]159 解释“义”为属于社会交往等级上下内在逻辑之类,凡

社会成员得其正位而“义”道备。于是乎,若欲归纳“亲亲”与“尊尊”之正确关系,必须求之于两仪之

间,即正如“阴”与“阳”无法两方皆盛,两方均衰,“亲亲”与“尊尊”,“仁”与“义”之关系犹如

此,故不如说一面之兴为其对立面之衰。董仲舒书此理特清于《春秋繁露·天道无二》,曰:“天之常

道,相反之物也,不得两起,故谓之一。”[3]776 推其理于仁义之道,可谓“仁”与“义”不得两起,

“仁”越杀而“义”越盛,相反亦然。归纳之,“亲亲”与“尊尊”存在于一个连贯而统一之结构内,两

者密不可分,又不可完全融为一体,用董子之言两者“不得两起,故谓之一”。由此可见,“亲亲”与

“尊尊”不仅体现“两仪”之“相反之物”结构于有限现象界当中,反映阴阳之“不得两起”固然趋势,

其又来源于统一万物之本体泉源,由此而可“谓之一”,可视为统一之全体表达于两极性形式之下。中国

思想各派虽皆书此统一万物之原则以异名,如“道”“太极”“元”“玄”,然所言者无论以何名起之始

终为一,而先秦各家各派似乎皆以此两极性有限界逻辑结构以及一元本体来源原则为基本性前提。由此观

之,可谓“儒”“道”“法”“墨”之外表虽相异,其内涵实相同,故皆“同归而殊途”[16]358。

庄公二十七年,何休《解诂》引用《礼记·丧服四制》曰:“门内之治恩揜义,门外之治义揜

恩。”[10]1469 徐彦《疏》诠释,曰:“案彼文‘事’作‘治’字,下‘揜’字作‘断’字,盖以所见

异。”[4]320 依此解释,《礼记》之义该为:在内“事恩断义”,在外“事义断恩”,正好表达“仁”(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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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期 保罗·那比尔 “公子友如陈”:《公羊传》与“亲亲”“尊尊”儒家思想 49

“恩”)与“义”之二分法,“亲亲”与“尊尊”之“不得两起”结构。如此将“亲亲”与“尊尊”对立

起来,乃知“亲亲”“尊尊”不仅反映《周易》所始推之“两仪”宇宙本体思想,其又为中国思想传统的

独特调和个人与社会、家庭与政治、部分与整体关系之基础性理论。换言之,中国传统思想不将“宇宙”

与“政治”、“本体”与“现象”、“自然”与“社会”分开来,故同一逻辑结构可用来阐释两方,用西

哲语言言之,既为“本体论”(ontology)又为“伦理学”(ethics)。《礼记》以“亲亲”“尊尊”为人

类社会道德之不可变革的核心结构,《丧服小纪》曰:“亲亲,尊尊,长长,男女之有别,人道之大者

也。”[10]871《大传》又曰:“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10]907 显

然,“阴阳”与“亲亲”“尊尊”均具有两极性,所有正如阴阳两仪之相互交往而产生万事万物,当作宇

宙之基本结构,“亲亲”“尊尊”与“仁”“义”之相杀相盛当作整体社会制度之基本结构,导致礼制社

会之同异、政治等级之上下,规定整个多元而五花八门之人际现象界。《孔子家语·哀公问政》简洁言

之,曰:“亲亲之教,尊贤之等,礼所以生也。礼者,政之本也。是以君子不可以不修身。”[17]

三、儒家历史思想:“亲亲”“尊尊”与“质”“文”

上已见公子友之诛乱臣、行义道而杀其母兄,但《春秋》因其扬“亲亲之道”而褒之,看其不行酷

罚而谅之。由此可见“亲亲”“尊尊”之基本社会道德内涵,对应于“仁”与“义”之本性,表达人伦

之两极性矛盾以及张力。同时,又略见“亲亲”“尊尊”之宇宙内涵,对应于“阳”与“阴”之本性,

“不得两起”之内在本体关系。故“亲亲”“尊尊”之两层重要内容已显著。所以,“亲亲”与“尊

尊”不仅对应于“阳”与“阴”,当作联合“宇宙”以及“社会”、“本体”以及“现象”之两极性概

念对立面;其又不仅对应于“仁”与“义”,当作人性、社会以及政治之基本结构元素;其亦对应于

“质”与“文”两概念,中国传统思想之两个重要思想范畴,由此而涉及更多道德与历史现象。据桓公

二年何休《解诂》曰:“质家右宗庙,上亲亲,文家右社稷,尚尊尊。”[4]131 可见“亲亲”对应于

“质”,主质乃重视家庭以及血缘之宗庙;“尊尊”对应于“文”,主文乃重视国家行政以及祭祀社

稷。在这一方面,“亲亲”与“尊尊”,“质”与“文”似乎略对应于“私人”与“公开”境界,表示

人人生活当中之不可避免的张力以及对立①。

然“质”“文”之含义并非限制于此,除此之外,其亦涉及儒家历史思想,将朝代变换融入其复杂

而多元的对应范畴系统。邹衍先将“质”“文”与历史发展逻辑结合起来,主张朝代因其继承弊端而不

断互相替换,故朝代之弊端由其或从“质”或从“文”而起。后朝不可不继承先朝之弊端,面对于此而

行改革以补其不足,随着弥补先弊而同时产生其自己之新弊端,而此类代代交替之历史过程可推以无

穷。由此观之,“质”与“文”为两极性之朝代本质结构,凡朝因先弊而起后病,由此而得出历史之

“质”“文”循环结构。历史全体不断摆动于“质”“文”两极之间,而此之际产生出历史之独特发展

逻辑。据《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下》,汉武帝时,邹衍之教兴于王朝,其曰:“臣闻《邹

衍》曰:‘政教文质者,所以云救也,当时则用,过则舍之,有易则易也,故守一而不变者,未睹治之

至也。’”[18]显然,邹衍之教不仅为抽象理论,其亦为直接面对当时政治实践之构想,主张政策必随时

而变,不可拘泥于任何死板思想,推崇汉儒必举新政策以对待当时所面对之新挑战。汉时“质”“文”

对应于哪一朝代为急切政治命题,而群儒不一,或以商为质,或以周为文。不过,争论始终反映汉朝如何

正当继承先王之天命,如何宣扬汉朝之合法性而使人间之政治系统以及礼仪制度合乎宇宙以及历史之两仪

结构。于是乎,朝代之“质”或“文”不仅为纯粹政治性之问题,且亦是如何调和政治与宇宙、人类与上

天之问题。《白虎通·三正》直接论“质”与“文”于阴阳之范围内,曰:

王者,必一质一文何?以承天地,顺阴阳。阳之道极则阴道受,阴之道极则阳道受,明二阴二阳不

① 虽然,现代之“私人”与“公开”两个概念并非完全对应于先秦中国思想所推之“亲亲”与“尊尊”思想,因为现

代“私人”与“公开”对立面直接由启蒙运动思想遗产而来,基于个人之独一无二身分、人类权利之概念、“社会契约”

理论等,即一系列独特西方现代思想概念以及逻辑,大异于先秦汉朝儒家思想所推者。最基本之缘由,该为先秦中国思想

并非具有启蒙运动以来之“个人”范畴,故当时人先为某一家庭、血缘、氏族之成员,而后为“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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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相继也。质法天、文法地而已,故天为质,地受而化之,养而成之,故为文。[19]368

可见,《白虎通》并非将“质”与“文”之替换视为纯粹历史性或政治性之问题,而是将“质”与

“文”视为宇宙根本两极性逻辑之表现,由此而将王朝之或“质”或“文”视为反映更广泛、更全面之

本体原则。由此其引《尚书大传》之文,曰:“王者一质一文,据天地之道。”[19]368 又引《礼三正记》

之文,曰:“质法天,文法地也。”[19]368 直接将人类朝代礼制与“天地”,即宇宙性之“两仪”原则,

联合起来。推此理,历史性之朝代替换虽由具体人类所作所为推动,然具体人类所作所为亦必视为体现

本体道理者。此一本体道理为宇宙之两极性“两仪”替换结构,出现于人类历史当中而为“质”“文”

之交替过程,因其“不得两起”而可以无穷循环。《史记·平准书》明显推论“质”与“文”之宇宙性含

义,将其用以阐释“物”之盛衰,曰:“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1]1442 可见,司

马迁将“质”“文”当作表示宇宙之固定循环发展逻辑者,故“质”“文”虽可用以解释朝代之替换,然

其功能并非限于此,而朝代之“质”“文”替换又为宇宙自然兴衰循环逻辑之个体表现之一。

董仲舒于《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篇又解释王朝历史交替以“质”“文”,曰:

王者以制,一商一夏,一质一文。商质者主天,夏文者主地,《春秋》者主人,故三等也。主天法

商而王,其道佚阳,亲亲而多仁朴。„„主地法夏而王,其道进阴,尊尊而多义节。[3]454

董仲舒之逻辑于此虽有所不满,尤其于其“商质者主天,夏文者主地,《春秋》者主人”之说,然

至于儒家历史思想之“质”“文”思想方面,关键在于其认为每个王朝具有特定的“制”,或“质”或

“文”,将“质”对应于“天”“阳”以及 “亲亲”,将“文”对应于“地”“阴”与“尊尊”,以为

每一后来朝代必须顺从此结构而依次出现,建立一个连贯历史循环理论。《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

之历史系统细节颇为复杂,此一“四法”说亦有人主张其非董子本人所著,目前无法仔细展开,只能指

出本文将历史当作一个“不得两起,故谓之一”之反复节奏,由“质”到“文”而由“文”到“质”,

不断反复运动于两极之间,具体体现出老子著名“反者道之动”[14]110 之运动。于是乎,正如两仪“不得

两起”,“法天”与“法地”之朝代“不得两起”,“商质”与“夏文”互相替代,一端偏向“亲

亲”,一端偏向“尊尊”,在历史过程当中反映出“亲亲”与“尊尊”、“仁”与“义”于社会政治里

的复杂互相排斥运动。《史记·梁孝王世家》据此理而言及继承制度之结构,将“及”对应于“亲

亲”“质”“天”“阳”,而“生”对应于“尊尊”“文”“地”“阴”,曰:“殷道亲亲者,立弟。

周道尊尊者,立子。殷道质,质者法天,亲其所亲,故立弟。周道文,文者法地,尊者敬也,敬其本

始,故立长子。周道,太子死,立适孙。殷道。太子死,立其弟。”[1]2091 由此可见,汉代又将继承形式

之或“及”或“生”视为表达更普遍之两极性原则,显然将“亲亲”与“尊尊”当作一种连贯、无所不

包的中国传统思想历史结构之一。

四、儒家君子论:“文质彬彬”

公子友所面对之具体政治局势,其亲戚作内乱之痛苦挑战,其“国”与“家”、“君”与“兄”、

“亲亲”与“尊尊”之矛盾以及张力,并非为某一偶然事件,而是体现了一个极为广泛与深刻的思想逻

辑以及生活哲学。公子庆父、公子牙杀君乱国,犯大罪,而公子友必罚之,然行义道必损仁道,故公子

友虽行惩,亦“隐而逃之,使托若以疾死然”,由此而勉强达于“仁义皆存”之道。由此观之,若从公

子友之特别政治行为着手,可以将其具体实践之抽象原则提炼出来,将其视为中国传统思想之普遍思想

方式的表达之一,无论在宇宙、社会、道德、政治以及历史思想当中,到处可见同一相互排斥的对立面

逻辑关系,即董仲舒所言之“相反之物也,不得两起”根本结构。

不过,两者并非独有相互排斥之关系,传统儒家思想亦常常推崇“亲亲尊尊兼得”当作为人之最高

理想,将此难能可贵之理想视为“君子”之妥当境界。换言之,达到君子之境界,乃仁义相成,质文皆

有,“亲亲”与“尊尊”不相互损害。《论语·雍也》载孔子言,曰:“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

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20]86 由此可见,孔子主张“文质并见”为君子之极,表达扬弃“质”

与“文”之否定性关系之理想。若能达于此,乃“质”与“文”彻底相互融合,两者不再互相排斥,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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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期 保罗·那比尔 “公子友如陈”:《公羊传》与“亲亲”“尊尊”儒家思想 51

《论语·颜渊》曰:“文犹质也,质犹文也。”[20]181 据孔子说,为君子而“质”“文”两端必须并存,

甚至基本上可以回归为一。可说,正如阴阳两仪回归为“太极”而“太极”当作两仪真正来源以及统

一,正如《系辞上》所言“易有太极,是生两仪”[16]340,那么“质”与“文”之互相排斥两者终于统一

于尚未分裂的简单状态,回归于统一天地,至高无上之“太极”。由此观之,质文并存既代表“君子”

之最高文明成绩,又代表“道”之最基本“自然”状态,故“天”与“人”融合于“文质彬彬”状态当

中,个体体现全体,君子体现大“道”,《吕氏春秋·大乐》所谓“道也者,至精也,不可为名,不可

为形,强为名之,谓之太一”[21]是也。可说,正如两仪归一于“太极”,儒家为人、社会以及政治最高

理想表达“质”与“文”两端融为一体之境界。由此而其普通相互矛盾不再有效:“自然”与“文

化”、“真理”与“历史”、“人为”与“主动”、“宗教”与“政治”终于融为一体。

鉴于此,可推理于《春秋》经之“公子友如陈”之说,即“亲亲”与“尊尊”、“质”与“文”、

“仁”与“义”皆对应于公子友之两个行为选项,及“起而治之”或“坐而视之”,可言为积极或消极

之行为态度。若前者,“则不得与于国政”,即违背行政之“义”;若后者“则亲亲,因不忍见也”,

即损害“仁”之道。孔子之最高理想为“仁义兼得”,不得以仁害义、以义害仁,认为君子不可以一端

损害另一端。由此而可见公子友之行为其实有道理,即公子友于鲁国内乱进退两难,或“起而治之”,

由此以义害仁,或“坐而视之”,由此以仁害义,故请赴陈国以避难,请避难以避免犯罪。人无法得于君

子之道,则必退而避之,正如《论语·泰伯》所言:“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20]116 由此观之,公子

友之行为不仅可体谅,其完全合乎儒家思想最高美德!《春秋》岂不以公子友为贤,为公子友讳?

五、儒重“亲亲”之道

“亲亲”与“尊尊”相辅相成,不可一缺,当作《春秋》经之最高道德理性。公子友所面对者,乃

为一种经典“悲剧性”矛盾,即其无论选哪一方面,或免贼兄之罪,或酷刑之以使乱臣贼子惧,或扬

“亲亲”,或兴“尊尊”,皆必导致非完美后果,必重两仪一方而使人失中,终于无法达于完善平衡。

但《春秋》仍然褒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凡人类之美德出现于有限而非完美之环境当中,只能迎事而

起,故不可不有所不足,有所缺点。因此,在暴力乱世当中人之完美“君子”状态不可不失调而有所损

害,或以仁害义、以质害文,或以义害仁、以文害质,由此,儒家传统思想以及《公羊传》一向偏向于

重视“亲亲”,将其视为最基本、最核心的因素,其缘由可以追溯于周朝之宗法政治以及社会制度。于

宗法社会制度当中,社会结构尚未发展到相当复杂之程度,分工尚未到成熟状态,氏族以及家庭尚为当

时之最高社会组织单位。人人皆自视为某种氏族成员、某种家庭成员,为父或子、伯或仲或叔或季,并

非先自视为某一国家之公民,更非自视为纯粹之私人个体。氏与氏之际当外事,家与家之际亦当外事,

血缘关系显然为最明显的人际关系,人人当自然而然地从家庭内事着手,将氏内之主动而自然的恩情关系

拖到外在的、更疏远的社会关系。因此,宗法时期民间儒家思想不可不将“亲亲”当作社会组织制度之中

央以及核心,不可不把“仁”和“内”视为所有后来社会道德之基础。《礼记·大传》描述“亲亲”基础

以及核心如何散发于整个社会体系,曰:

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庙严,宗庙严故重社稷,重社稷故爱百姓,爱百姓

故刑罚中,刑罚中故庶民安,庶民安故财用足,财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礼俗刑,礼俗刑然后乐。[10]917

其言简而易懂,“亲亲”乃整体社会结构之本,人人应当着手于“亲亲”,由“亲亲”之核心扩张

到周围的“尊尊”而最终达到礼乐完备之制度。如此“由内而外”,推己及人,当作典型儒家思想特征

之一,明显于《孟子·梁惠王上》之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

掌。”[11]26 表示“由内而外”之道德思想方法,反映儒家特别偏重“亲亲”之道。《尚书正义》孔颖达

《疏》简洁描述此原则,曰:“言善事父母者必友于兄弟,推此亲亲之心,以至于疏远,每事以仁恕行

之,故能施于政令也。”[22]笔者不可增一字。

以上已描述“亲亲”并入复杂概念体系,与一系列重要范畴对应起来了,故知孔子之言“仁”,亦具

有对于“亲亲”之含义。由此而见《论语·八佾》曰:“人而不仁,如礼何?”[20]32 则其言“仁”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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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衡水学院学报投稿平台:https://hssz.cbpt.cnki.net/ 第 24 卷

不可与“亲亲”无关,即若不尊重人之欣然爱人之亲亲趋势,人无法参与礼仪制度,反之,礼制不可忽

视人之亲亲本质而成立。《论语·八佾》又曰:“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20]32

此 言 为 何 重 视 “ 亲 亲 ” ? 原 因 在 于 “ 亲 亲 ” 之 广 泛 意 义 , 其 复 杂 概 念 性 之 共 鸣 , 即

“质”“仁”“天”“内”“本”,皆为朴素、本质、主动而自然之因素,皆反映出基础性的、未受人为

思考的生活元素,行礼“俭”,丧服“戚”,皆包括在其内。公羊派亦如此。隐公五年徐彦《疏》曰:

“春秋变周之文,从殷之质。”[4]86 表达《春秋》重“质”于历史朝代替换制度内,作为《春秋》以“缘

心”而断狱之理论基础。董仲舒继承《公羊传》家法,其自然又重“亲亲”而将其融入他整体思想系统。

《春秋繁露·观德》曰:“四时等也,而春最先。十二月等也,而正月最先。德等也,则先亲亲。”[3]615 列

出“四十”“十二月”与“德”为对应境界,描述为严格等级制度而将“春”“正月”“亲亲”排于第一

位。董子虽不直言之,但由以上所描述观之,不妨增加“天”“质”“仁”以及“父死子继制”于其中。

不可反驳,重“亲亲”为传统儒家思想之基本特征之一。然而,不仅儒家自评如此,非儒者亦将其

当作儒家思想特征之一而进行批判。《商君书·开塞》曰:“天地设,而民生之。当此之时也,民知其

母而不知其父,其道亲亲而爱私。亲亲则别,爱私则险,民众而以别险为务,则民乱。”[23]可见,商鞅

为法家偏向于视“亲亲”为树立偏爱而自私之因素,为某种必须受约束的野蛮人类趋势,不宜宣扬于社

会中,不如以法治遏止。然尽管其“亲亲则别,爱私则险”说大异于儒者,其以“亲亲”“尊尊”为相

互对立之根本概念与儒者完全相同。《墨子·非儒下》曰:“儒者曰:‘亲亲有术,尊贤有等。’言亲

疏尊卑之异也。”[24]436 以“重亲亲”为儒者常识,又烈讥之为“欲厚所至私,轻所至重,岂非大奸也

哉!”[24]437。于墨派眼里儒者“重亲亲”为大罪,墨家由此建立“兼爱”理论以抑制人人之主动“亲

亲”偏向。《老子·第十八章》又言之,曰:“大道废,有仁义。”[14]43 将“大道”视为“仁义”之否

定,“仁义”视为“大道废”之可憎后果。以上可略见法、墨、道三派之批评儒家“重亲亲”之言。三

者虽然有所不同,其言亦不一定无问题,然均将“重亲亲”视为儒家思想之精髓,足够证明“儒重亲

亲”为先秦诸子共同确认之观点。

六、“文质彬彬”与“重亲亲”之张力以及扬弃

偏重“亲亲”不可不导致弊端,即放纵人人私行倾向,使各家管内不管外,社会分裂成相互隔离之

原子而无所普遍有效组织结构。即使连春秋学者也承认纯粹“重亲亲”之不足。其实,在政治方面,

“尊尊”始终要高于“亲亲”,而人一进入政治境界,“亲亲”之心不可不衰退,因在有限现实历史社

会当中两者“不得两起”,一方盛而一方衰,一面兴而一面颓。文公二年《谷梁传》甚至曰:“不以亲

亲害尊尊,此《春秋》之义也。”[25]简洁表达“亲亲”不得自立为绝对全面而无所不包之真理。

由此中国传统思想之无比重要特征凸显,即其偏向于避免用抽象、绝对、普遍、永恒原则讨论人类

实践生活。可见,人类生活皆处于阴阳之际,生于两仪之间,如此彻底有限之人类生活无法达于无所不

包、不改不变之具体实践原则。人只能通过阴阳之调,“亲亲”“尊尊”之交而试图达于某一平衡以及

和谐之状态,由此而将生两仪之“太极”体现在阴阳交错之中,使包含一切矛盾之“大道”出现于有限

境界之内。公子友为人为政,尽顺此理。庄公二十七年其遇“内难”,此时不掌权,无法“起而治

之”,亦无法“坐而视之”,进退两难,故其退隐如陈,逃无法影响之鲁国内乱,《春秋》因其后好而

讳之。反之,庄公死后,此时公子友当政,有作有为,故起而治国乱,虽杀母兄,犹扬亲亲之道,勉强

行“义”而不害“仁”道。可见,公子友之行为不反映任何绝对“重亲亲”或“重尊尊”之道,不主张

任何普遍实践原则,而是应时而变,按事而作,或行“仁”,或行“义”,或进,或退,或“起而治

之”,或“隐而藏之”,皆按具体条件、要求以及局势而下手。于是乎,尽管两仪之际无所“常道”可

言,包含两仪之“太极”支配一切有限相交,虽无名无声,犹为一切具体现象之无形源泉以及本体。故

中国传统思想之唯一普遍以及绝对道德标准并非主张某一具体内容,而为一种形式结构原则,即两仪之

具体平衡、阴阳之复杂和谐、仁义之相辅相成。由此,传统儒家思想主张人人在各方各面皆要始终追求

平衡以及和谐,尽量使“仁”与“义”、“阳”与“阴”、“亲亲”与“尊尊”融为一体,相成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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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期 保罗·那比尔 “公子友如陈”:《公羊传》与“亲亲”“尊尊”儒家思想 53

此乃著名之“中庸”所在。

无论如何,不可忽视的是,传统儒家思想于“亲亲”“尊尊”持两种不同态度:其一,偏重以亲亲

为本;其二,承认独重亲亲之不足,推崇“亲亲尊尊兼得”之说。或问:此非为矛盾乎?其实,传统儒

家思想,包括“从殷之质”的《公羊传》始终不将“亲亲”当作绝对价值或不可批判之心理态度、或社

会道德原则、或历史发展逻辑。事实上,在社会、历史以及政治当中,“亲亲”与“尊尊”相互排斥,

处于复杂而多层面的两极性关系,而于此有限境界当中皆有其功能以及特权,皆有其坏处以及缺点,必

须相互补足,不可一方全缺。于是乎,《春秋》虽重“亲亲”以断狱,重“仁”以褒贬是非,然此并非

等同于盲目而狭隘地“崇亲废尊”或“崇质废文”。

要了解“亲亲”为何既可以当作“亲亲”“尊尊”之际的基本因素,又能为平等两端之一方,就必须

回归到孔子之言。《论语·八佾》曰:“绘事后素。”[20]35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释其文曰:“绘事,绘

画之事也。后素,后于素也。”[15]63 故可以“绘事后素”为“绘画之事后于素”之义,以孔子为言“素”

该当作绘画不可或缺之白色基础。推此比喻,“素”该对应于“质”“亲亲”与“仁”,而“绘事”对应

于“文”“尊尊”与“义”,先“质”而后“文”乃为为人妥当结构。如若相反,乃“质”“文”皆废。

朱熹阐释此理极为敏锐,由此而解决上矛盾,曰:“文质不可以相胜。然质之胜文,犹„„白可以受采。

文胜而至于灭质,则其本亡也。虽有文,将安施乎?”[15]63。由此可见“质”既为“文”之相对因素,又为

“文”之必然基础,正如“亲亲”既为“尊尊”之相对对立社会因素,又为人之绝对本性。当作前者,乃

其价值相对而范围有限;当作后者,其价值绝对而范围无限。从宇宙角度看,“质”始终为本,为必须先

立之本体,为“受采”之“白”;从历史角度看,“质”乃为两极端之际之有限因素,不断处于彼胜此

败、彼进此退之二分法当中。由此观之,可谓“质”之双重功能类似于董子之“天”概念,既当宇宙整

体又当宇宙部分。笔者认为此双层功能实为中国传统思想逻辑之关键所在,学者彻底展开之而或可达于

儒家思想系统之精髓,然此一命题远远超越本文之范围,要等后撰文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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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ce You Went to the State of Chen”:

Gongyang’s Commentary on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and the Confucian Thought of

“Love for His Kin” and “Respect for His Elders and Superiors”

Paul Napier

(Dong Zhongshu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Confucian Studies,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0, China)

Abstract: Traditional Chinese thought tends not to speak out about abstract principles, but to express universal truths

by discussing specific events. Based on this reasoning, this essay, taking for example “In winter, Prince You Went to

the State of Chen” in Zhuang Gong’s 25th and 27th year from Gongyang’s Commentary on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illustrates the conceptual structure opposite to the basic nature of Confucianism such as “love for his kin” and “respect

for his elders and superiors”. Through a detailed analysis of Prince You’s personality, political background and

historical role, it first elucidates the intimate relationship between “love for his kin”, “respect for his officials” and a

series of concepts opposite to them, namely “content” and “form”, “yin” and “yang”, “benevolence” and

“righteousness”, “inner” and “outer”, etc. Then, it examines these concepts from the classics of pre-Qin Dynasty, not

only to point out their tension and mutual exclusion, but also to explain their complementary and mutually dependent

nature. Finally, it places “love for his kin”, “respect for his elders and superiors” and their opposite concepts in a proper

philosophical context, describing them as one of the universal thinking forms of pre-Qin Confucianism, which is of

objective importance in human nature, morality, society, history and political thought.

Key words: Dong Zhongshu;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Gongyang theory; love for his kin; respect for his elders

and superiors;benevolence and righteousness; content and form

(责任编校:卫立冬 英文校对:吴秀兰)

———————————————————————————————————————————————

(上接第 34 页)

“The Core of Heaven’s Will” is Benevolence: A Brief Analysis of Dong Zhongshu’s

Theory of Benevolence

GAO Yipin

(School of Humanities,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The academic circle has neglected the research of Dong Zhongshu’s theory of benevolence in the field of

political governance for a long time. In fact, his theory of benevolence in the field of political governance covers the

following aspects. Firstly, he established the theory of the way of heave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y of

benevolence in the field of political governance, and demonstrated the legitimacy of the existence of benevolent

governance with joy and benevolence of the “birth” of all things in nature expressed by “heaven”. Secondly, the

application of his theory of benevolence is reflected in all aspects of the real political field: in terms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politics, he put forward the principle of morality given priority over penalty; in terms of the purpose

of kingly education, he hoped that the people would follow the principle of etiquette and righteousness; in term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he required the rulers not to compete for profits with ordinary people. Finally, his theory of

benevolence not only inherited and developed the theory of benevolence in the pre-Qin Dynasty, but also influence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theory of benevolence in the later Baihu Tong, which inherited and developed his theory of

benevolence in both the way of heaven and the way of man.

Key words: Dong Zhongshu; Luxuriant Gems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theory of benevolence; benevolence;

politics; benevolent governance

(责任编校:卫立冬 英文校对:吴秀兰)

第66页

第 24 卷 第 3 期 衡水学院学报 Vol. 24, No.3

2022 年 6 月 Journal of Hengshui University Jun.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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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四”以后中国人民争取民族复兴和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在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和西

方文化错综互动的思想背景下,张申府、张岱年两位先生在哲学理论、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观等领域矢

志不渝地艰辛探索,其崇高人格和学术思想皆洋溢着综合创新之精神。

本刊 2022 年第 2 期刊发同济大学朱义禄先生 1983 年 5 月在安徽大学哲学系听张岱年先生讲授《中

国哲学中“天人合一”思想的剖析》(发表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5 年 1 月 20 日第 1

期)的部分手稿,本期继续登载。张岱年先生从 20 世纪 30 年代就认为“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的“特

异的学说”,并分疏为“天人相通”与“天人相类”两种基本类型。从近现代自然科学立场出发,张岱

年先生认为董仲舒为代表的“天人相类”学说“实多附会”(《中国哲学大纲·第二章·天人合

一》)、“比较肤浅”(见本文)。不同于现代自然科学的分析、外在实验等特点,易学、中医学说具

有“设卦观象”“象其物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及内证实验等特色,这对董仲舒思想有重要影

响。既要区分古代思想中违背“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人民

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28 页)的唯心主义思想,也要反思以近现代自然科学思维方式评价古代思想之边

界,探索“天人相类”“五行生克”等可能蕴含的某些合理思想。

张岱年先生指出古代“天人合一”的理论意义和社会意义,既强调宋明理学已经过天人不分、天人

对立而达到“天人合一”,这是比西方近代思想更高卓的“人的自觉”,是中华民族对人类的智慧贡

献;又指出这种“天人合一”思想具有为封建道德、阶级统治进行辩护的实质和功能。这两方面在当代

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皆有重要启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

合的基本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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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4 卷 第 3 期 衡水学院学报 Vol. 24, No. 3

2022 年 6 月 Journal of Hengshui University Jun. 202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1983 年 5 月,张岱年先生在安徽大学哲学系举办的“中外哲学史研讨班”授课,讲授了《中国哲学中的本体观

念》《中国哲学中的天人合一思想剖析》《先秦哲学和宋明理学》《张载的天人合一论》。同济大学的朱义禄教授保留了

这些珍贵的手稿,并将其赐予本栏目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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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岱年 1

,朱义禄 2

(1. 北京大学 哲学系,北京 100871;2. 同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092)

!"#$张岱年;中国哲学;本体观念;天人合一

DOI$10.3969/j.issn.1673-2065.2022.03.007

%&'($张岱年(1909-2004 年),男,河北献县人,中国现代哲学家、哲学史家;

朱义禄(1942-),男,浙江宁波人,教授。

)*+,-$B26 ./012$A .34-$1673-2065(2022)03-0056-07

5678$2021-09-10

"#$%&'()*+,-./0

董的思想比较肤浅。董的天有二层意义:

一是上帝,一是天空。上帝就是天空。“以类

合之,天人一也”,他强调天人统一。

《黄帝内经·素问》从人身体中的气与

外面的气的关系讲治病。

唐朝刘禹锡提出天人交相胜。他讲天与人

的关系较深。天可胜过人,人亦可以胜过天。

“天理”与“人理”不一样,“天理”是自然

规律,“人理”是道德原则。有力者占先,这

是“天理”。在人类社会中不是这样,不是有

力者占先,而是有德者居先,这是“人理”。

在乱世,是有力者占先,天胜过人;在治世,

有德者占先,人胜过天。刘明确区分自然规律

和道德准则。这在唐代是唯一正确作这一区

分,他不讲天人合一。

1#2345.',67.89

张载在《正蒙》中讲天人合一。“天人

异用,不足以言诚”“天人异知,不足以尽

明”。张载讲“诚”“明”关系。“诚”与

“明”的关系,是“性”与“天道”,“不

见乎小大之别”。“所谓诚明者,性与天道,不见乎小大之别”。

“诚”:完全合理的境界;“明”:有自我认识。“诚”“明”为《中庸》提出的概念,从“诚”到

“明”,叫做(作)“性”。圣人的本性都合理,都有道德准则,这叫本性如此。从“明”到“诚”,先有认

识,知道了怎么做才合理,然后做到一切都合理,这是教化。

第68页

第 3 期 张岱年,等 张岱年先生讲学记录手稿(三) 57

天的作用就是人的作用,人的活动是自然界活动的一部分,天与人没有间隔,一切活动合乎天道,这叫

“诚”;认识了自然,也就认识人,这叫“明”。知天即知人,天道就是人的本性,这是“天人合一”。

强调气的一元性的绝对性,竟导向了气的二重性。

他认为整个宇宙是“气”的变化的过程,在世界中,有一个“气”的能动的本性,人的能动的本性

是由“气”决定的。世界统一性即在于“气”,“气”的本性就是运动变化。把“气”的本性与“气”

的运动变化统一起来,人也是“气”所构成的,“气”的本性就是人的本性,完全统一的。

他讲儒学“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这是中国古书中第一次出现“天人合一”这四个

字,儒不离人讲天,佛学离人讲真如佛性。

天人合一、唯心主义、唯物主义都讲。

他从“天人合一”来讲道德的基础。讲人与别的动物都有“气”的本性,这从世界统一于“气”来

讲道德基础,所以我应该爱人、爱物。因人与动物、他人都有共同的本性,这是“民胞物与”思想的基

础。他企图从唯物主义来找道德的基础,这个唯物主义即世界统一于“气”,故而讲爱人、物。二程以

为从“气”讲道德基础,太迂曲了。

给封建道德选定一个本体论的基础,张载是“气”,二程则为“理”,所以宋明理学给封建道德以

本体论基础有它的必然性。

第69页

58 衡水学院学报投稿平台:https://hssz.cbpt.cnki.net/ 第 24 卷

程颢:人与天地万物是统一的,不认识整个世界是人的一部分,就是“不仁”。以天地万物作为大

我,才是“仁”。程颢有唯心主义倾向,他以为整个世界是个大我。知道了这一点,人才算自觉。“天

人本无二,不必言合”,这是反驳张载,他强调天地万物与人本来是一个,不必讲合。

我的心就是天,这是主观唯心主义。讲心与天的统一性,不必外求。

与黑格尔相比。黑格尔讲存在就(是)思维,程颢讲心是天,心是人,“天人合一”就是“心天合一”。

以“大我”为我,不必以“小我”为我,并从“天人合一”走向“天心合一”。来自孟子,但更极端。

程颐:道无天道、人道的区别。在自然界表现为天道,在社会界表现为人道。道与性合一,而性即

理。天=道=性=理。把理作为最高本体。理即仁义礼智,他的说法直截了当,把封建道德的最高规范

上升为宇宙本体的地位。实行仁义礼智,就是天道,就合乎本性。这实际上是为当时的生产关系寻找一

个理论根据。因道德规范产生于生产关系中,故程颐的思想成为封建正统思想。

王安石不承认仁义礼智是人的本性,所以后来宋儒就不推(崇)王安石,而推崇程颐。

朱熹继承二程,也取张载。性=理=道,他把最高的理叫做(作)太极。朱讲天道、人道比较细

密。认为天道即人道还不

第70页

第 3 期 张岱年,等 张岱年先生讲学记录手稿(三) 59

够完备,天道叫元亨利贞,人道叫仁义礼智,天道与人道有相合之处,但也有不一致地方。

“元者善之长也”,道德中占第一位;“亨者嘉之汇也”,很多美德汇合在一起;“利者义之和

也”,许多合适的事情合在一起;“贞者事之干也”,表示事情的完成。

这是春秋时期对“元亨利贞”的解释。这不合《易经》。

朱熹即据这一条来讲道德,认为“元”示“仁”,表示生命;“亨”=“义”,表示生长;“利”

表示“遂”,“贞”示“终”。“元亨利贞”为生长遂成,这就是事物发展的规律,表现为春夏秋冬,

这是天道。天道是元亨利贞、生长遂成,与仁义礼智互相配合统一。把自然规律和封建道德统一起来,

但又在一定程度上又把两者区别开来。朱熹讲天人的统一与区别。

总的特点:

1. 达到天人合一才是表示达到人的自觉

西方哲学史认为,达到天人对立才是人的自觉。第一个阶段,人不知道人与自然界的区别;第二阶

段,人知道人与自然界的区别;第三阶段,人知道人与自然界既有区别又统一。

理学应该达到(了)否定之否定阶段。虽从唯心主义来讲,但比较深刻。

第71页

60 衡水学院学报投稿平台:https://hssz.cbpt.cnki.net/ 第 24 卷

2. 把宇宙本体与道德原则统一起来

张(载)从世界统一性于气来讲道德本质。

二程以为道德原则就是宇宙本体。

(张载、二程)都认为,道德的实行不仅有社会意义,而且有宇宙的意义,反过来宇宙也有道德的

意义。都强调道德的崇高性、尊严性。康德也有这类思想。

陆王“天人合一”主要发挥程颢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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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主张天人“异形离质”,认为天道与人道有一个统一的关系,不是讲天人有相似的形体,这是反

对董仲舒。天道与人道的统一关系表现为……。“圣人尽人道而合天德。合天德者,健以存生之理”(《周

易外传》)。他强调健、动。“健”,《易传》讲“天行健”,“健”即刚强性,终日按自己规律在那里运

动。人也应发挥主动性,刚健不屈,克服环境的困难,不为环境所屈服。刚健不屈才是生命本性。

“几”,运动的开始,发挥生的机能,王夫之强调人类本性是运动。这与天道“健”相合。

天人合一在于运动,这是很可贵的。

戴震也讲天道与人道的统一。

善有三个大的规范:仁、礼、义。

第72页

第 3 期 张岱年,等 张岱年先生讲学记录手稿(三) 61

仁、礼、义,在上表现为天道。天道就是“生生”,生生不息,内在有着条理,“生生”才表现为

“仁”。“生生”有条理表现为“礼”“义”。所以人类道德才有“仁”“礼”“义”。条理:自然有

序为“礼”,不可乱为“义”。这是戴震的天人合一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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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合一”有三层意思:

1. 天与人是一个统一体。以世界为“大我”,我与世界无别。程颢特别明确。

2. 讲性与天道的统一性。张载、程颐比较突出。

3. 天人调协。以《易传》为代表。

这里有正确的,也有错误。从马克思主义来看,恩格斯讲人与自然的统一性。肯定“自身与自然界

的一致”(《自然辩证法》单行本 p159)p200 讲自然界与精神的统一。自然界不能无理性。人的理性不

能与自然界相违。肯定了人的理性与自然界的统一。p203 肯定人的思维规律与自然规律的

第73页

62 衡水学院学报投稿平台:https://hssz.cbpt.cnki.net/ 第 24 卷

一致。主观思维与客观世界服从于同一规律,这个规律即辩证法,绝对统治着我们的思维。p244 思维过

程、自然过程、历史过程是类似的,都有一个对立统一规律。

恩格斯肯定人的思维规律与自然界的统一。

道德的继承性与阶级性的关系。

道德规律与自然规律的关系,程朱理学看作是统一的,是不对的;但看作完全对立,也不正确。这

个问题应加以研究、解决。

中国古代天人调协关系的价值:

一是庄子:顺应自然,基本上是消极错误,把人类的特点取消了。

一是荀子:“制天命而用之”较片面,过多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立。西方哲学讲克服、改造自然,也片面。

一是《易传》:既讲顺应,又加以改造。全世界提出了生态平衡,生态平衡是人类生存的条件,所

以光讲克服、战胜不太恰当。讲天人调协、人和自然达到协合,才是较好。

“裁成”“辅相”四字有较高价值。

(9:;<=)

(>?4@:耿春红)

第74页

第 24 卷 第 3 期 衡水学院学报 Vol. 24, No. 3

2022 年 6 月 Journal of Hengshui University Jun.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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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耕森 a

,沈素珍 b

(安徽大学 a. 哲学系,b. 社会与政治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9)

! "#“大道和生学”是经过 20 多年的研究所创立的新哲学体系。其内容包括理论与应用两大部分:

理论为“大道和生学”与“大道和同学”;应用为“三态和生”,即生态和生、世态和生、心态和生。

该哲学体系可以为当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及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解决人类“四大危机”、实现“三

态和生”提供有益的思想资源。

$%&#“大道和生学”新哲学体系;和生学;和同学;三态和生

DOI#10.3969/j.issn.1673-2065.2022.03.008

'()*#钱耕森(1933-),男,安徽巢湖人,资深教授;

沈素珍(1953-),女,上海人,副教授。

+,-./#B22 01234#A 056/#1673-2065(2022)03-0063-09

789:#2021-08-16

“大道和生学”是经过 20 多年研究所创立的新哲学体系。本着以哲学史讲哲学、反映时代精神两大

原则,遵循“照着讲”到“接着讲”的学术研究之路,在挖掘梳理中国传统哲学中“和生”思想的基础

上,力图将中国传统“道文化”“和文化”“气文化”“生生哲学”融会贯通,以揭示出中国哲学史中

隐而不显的“和生”哲学发展的主脉,创立“大道和生学”新哲学体系。

“大道和生学”新哲学体系包括两大部分:理论为“大道和生学”与“大道和同学”;应用为“生

态和生”“世态和生”“心态和生”。该体系是史论结合、体用结合的新哲学体系。

“大道和生学”是以“和”“和生”为研究对象,揭示“和”在事物生存发展中的作用。“大道和

同学”是以“同”“和同”为研究对象,并揭示“和同”在社会发展中的价值与意义。“和生”与“和

同”二者既相区别,又相互联系,构成一个整体,成为“大道和生学”哲学体系的理论内容。

“大道和生学”是研究世界万物包括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个体生命如何生存发展的问题,以揭示

其生存发展的规律,用于指导实践。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反映。“大道和生学”充分体现了当今“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精神。“和平”即

为“和”,“发展”即为“生”,“和平与发展”也就是“和生”。“和生”亦可理解为“和谐共

生”。我将“和生”上升到大道的高度,即为“大道和生”。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4 年 9 月 18 日访问印

度发表重要演讲说:“我们都把‘和’视作天下之大道,希望万国安宁、和谐共处。”[1]

“大道和生学”的理论渊源于史伯的“和生”说、老子的“道生”说、庄子的“气生”说、《周

易》的“太和”“生生”说与孔子的“贵和”“仁爱”说。我从这五大理论中提取出 4 个重要的核心理

念,即“道”“和”“气”“生”,并将之结合作为理论命题,以大道立论。在 4 个重要的核心理念

中,以“道”为规律,以“气”为本原,以“生命”为主题,以“和生”为内容。“大道和气生万物”

是“大道和生学”的基本内涵,它回答了宇宙万物生存发展以及万物本原的哲学基本问题,达到了本体

论与生存论的统一。这是“大道和生学”理论的显著特征。

“大道和生学”的理论内容,即是事物生存发展的五大核心要素:多元、平衡、和谐共生、生生不

息与可持续发展的宇宙大道。这是“大道和生学”的理论精髓,贯穿于“大道和生学”新哲学体系始

第75页

64 衡水学院学报投稿平台:https://hssz.cbpt.cnki.net/ 第 24 卷

终。掌握了这五大核心要素,也就掌握了“大道和生学”。

“大道和生学”新哲学体系的创立,是长期思考、精研中国哲学的学术成果。其历程经过四个阶

段:1994 年《“和为贵”新论》一文为思想萌芽,2006 年“和生学”的创立为“大道和生学”的开端之

作,2012 年“大道和生学”新哲学体系为理论与应用两部分的初创,2019 年《大道和生学研究》专著的

出版为体系的丰富与完善。目前还在继续丰富、完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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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和生学”回答两个问题,即:世界万物是如何生存发展的?生成万物的本原是什么?它们都

是哲学上的重大问题,既古老又年轻,是每一位哲学家必须回答的基本问题。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如老子的“道生”思想,既是本体论又是生存论。

“大道和生学”提出“大道和气生万物”。因此,在回答世界万物如何生存发展问题的同时,也就

回答了世界万物的本体问题,是本体论与生存论的统一。

(一)“大道和生学”的宇宙生存论

1. “五大核心要素”回答了宇宙万物如何生存发展之问题

我将“大道和生学”的内容概括为五大核心要素:多元、平衡、和谐共生、生生不息、发展之大

道,体现了事物发展的多元性、平衡性、和谐共生性、生生不息的可持续性与大道的规律性。它回答了

宇宙万物如何生存发展的问题。

这“五大核心要素”之间是什么关系?它们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又是怎样的?

“多元”是事物发展的基础。“和”为多元性的统一,它是事物生存发展不可或缺的必要而又充分的条

件,因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和乃生,不和不生”(《管子·内业》)。

“平衡”是事物发展的关键。“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国语·郑语》)。在多

元的统一体中,他与他相异的事物、不同的对立面,相互冲突,经常处于失衡状态,无法形成合力使其

不断发展。因此,必须进行不断的平衡调节,当系统内相异的事物达到“平衡”,处于稳定状态,事物

才能和谐共生,生生不息。也因此,平衡在事物发展中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另外,事物是相互联系的,

一系统与他系统之间也会出现不平衡的矛盾,所以还要平衡事物外部之间的矛盾。事物发展是动态的平

衡,从“平衡”——“失衡”——“平衡”……循环往复,从而推动事物不断发展,达到生生不息的可

持续发展。可以说,“平衡”是事物发展的内在动力。宇宙生命体是一个平衡的统一体,平衡一旦被打

破,必然会带来灾害;回归平衡,是宇宙生命体的本质属性。

“和谐共生”是事物发展的重要条件,是事物保持多元互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稳定发展的前提与保障。

“生生不息”是事物发展的本质要求和最大目标。

“大道”是事物发展的规律。“和生”之大道,包括“天地之道”与“人之道”。“天地之道”为

生生不息的氤氲化育,“人之道”为自强不息的创新发展。

“五大核心要素”蕴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不仅是世界观,而且是方法论。

“多元性”,体现了矛盾对立统一的关系,强调事物发展的整体性、系统性与互补性。这就要求人

们在处理事物矛盾或促使事物创新发展时,必须树立整体性、全局性与系统性的思维模式,从事物联系

的观点来思考问题,避免单一思维模式以及孤立看问题的局限性。

“平衡性”,蕴含着事物发展过程中质、量、度的关系。平衡是事物内部矛盾的一种调节机制,通

过平衡机制,使不平衡的矛盾得以解决,以维护统一体的稳定,促使其和谐健康的发展。事物发展的平

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平衡也体现了系统内的协同性精神。这就要求

我们在处理矛盾时,根据事物的性质来进行调节。事物性质不同,调节的机制也不同,因此,必须把握

好事物发展中的质、量、度的问题。超出这个度,会使事物走向反面,破坏统一体的发展。因此,“平

衡”必然是因时、因地、因事物性质而定的辩证平衡。

“和谐共生”是事物生存发展的重要条件。这就要求我们在处理事物矛盾过程中,从促使、维护事物

稳定发展的角度出发,及时处理调节好事物内外矛盾,避免矛盾激化而导致矛盾统一体的破裂。“和谐共

第76页

第 3 期 钱耕森,等 “大道和生学”新哲学体系内容概述 65

生”体现了包容性与仁爱精神。如先贤们提出的“天人合一”“协和万邦”“大同世界”以及今天中央提

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等理念,都是“和谐共生”理念在不同时代的体现。

“生生不息”体现事物循环往复、可持续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这是生命体发展的本质要求与最高

目标。因此,我们要有事物运动发展的辩证思维和科学发展理念,树立长远的目标、坚定不移的理想信

念与必胜的信心。

“大道”即规律,只有符合与遵循规律,事物才能得到科学而永恒的发展。

综上所述,“五大核心要素”是事物发展规律的体现,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多元”方可互构互补,

“平衡”才能“和谐共生”,“和谐共生”才能达到事物“可持续”发展,这是一个内在逻辑层层推进的过程。

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创办人、荣誉院长张新民教授在写给 2018 年全国“大道和生学”学术研讨会

贺函中指出:“‘和’者和谐,必多元互补,乃能秩序森然,趋于平衡,彰显中道,有裨化育创生。

‘生’者创生,在天即为生生不息,即为氤氲化育;在人则为自强不息,即为创造发展。而人道不离天

道,天道必落实为人道,合而言之,即谓大道。”

2. “五大核心要素”的理论依据

“五大核心要素”是在系统诠释史伯的“和生”与老子的“道生”思想基础上揭示出来的。

史伯创造性地使用“和”这一理念,明确回答了哲学上关于万物生成的古老而又根本性的难题。他

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国

语·郑语》)所谓“和”,就是“以他平他”。我认为这是中国历史上对“和”所下的第一个定义。

我在《论“大道和生学”的理论源流》一文中,指出:“‘以他平他谓之和’这个论据的内涵极其

丰富:第一,具有多元性,他、他代表不同的事物;第二,具有平衡性,他与他之间的关系是平衡的;

第三,具有和谐性,平衡了也就和谐了;第四,具有生物性。‘故能丰长而物归之’,‘和’的最大价

值就在于生物。”[2]105 又结合老子的“道生万物”思想,即“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

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四十二章),将其概括为“五大核心要素”的“五性”:多元

性、平衡性、和谐共生性、生生不息的可持续性、大道的规律性。

3. “平衡”为“三平”:“平衡”“平等”“公平”

我对史伯“和生”思想诠释的创新之处,还在于将其“平”新解为“三平”:“平等”“公平”

“平衡”。在多元的统一体中,相异的事物、不同的对立面,必须处于平等地位,公平参与,通过协调

平衡,以达到统一体的和谐,从而促进新事物的产生与发展。在“三平”中,以“平衡”为主,“平

等”是前提,“公平”是保障,并通过列举厨师的烹调美羹与联合国组织为证[3]86-87。

这“三平”理念的创新,得到了学者们的赞扬和好评。

香港中文大学刘笑敢教授评论说:大作“以他平他的议论和发挥尤为精彩,我深深赞同”“平等辅

助千差万别的万物之互动与共生、共荣。这对今天对一切在上位者都有重要的启示和警示作用”[3]274。

中国政法大学孙国柱副教授评价说:钱先生将“平”,诠释为“三平”:“平等”“公平”“平

衡”,“这是作者最富创造力的部分,颇受学者好评”。他在引用了我对“三平”的诠释后说:“这段

解释确实精彩!”“平等、公平,皆是现代社会基本价值。而平衡,应该是和谐的题中之义。如何在

‘平等、公平、平衡’三者之中做出合理的价值排序呢?钱耕森教授认为当以‘平衡’为主,至于‘平

等’则是前提,‘公平’则是保障。如此一来,东西方社会的基本价值,在‘大道和生学’中皆获得了

充分的阐释空间。”“这样‘和’的形态并不局限于平衡之‘和’,还有平等之‘和’,公平之

‘和’,等等。这样就将史伯‘和实生物’说的兼容程度大大扩展了。”[4]85

正因此,“大道和生学”不仅传承着“故道”,而且具有时代性与科学性。汪致正先生撰写的《钱

耕森先生“大道和生学”的哲学意义——“大道和生学”之真,之美,之善》一文对“大道和生学”的

平衡理论进行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论证[5]

(二)“大道和生学”的宇宙本体论

万物的本原是什么?对于哲学上这个重大问题的讨论迄今未停止过。西周初年,有“五行说”;春

第77页

66 衡水学院学报投稿平台:https://hssz.cbpt.cnki.net/ 第 24 卷

秋时期,分别有管子的“水本原”说、老子的“道生”说、孔子的“天生说”等。在中国历史上还有影

响较大的“气本原”说。我赞同“气本原”说,认为世界万物产生于“气”“和气”。

1. “大道和生学”宇宙本体论的提出

在 2012 年的《大道和生学简论》一文,我将老子的“道生”说,新诠为“大道和气生万物”即“和

气生万物”说。虽然尚未明确提出本体论主张,但“和气生万物”是我的宇宙本体论的思想根基。2015

年撰写《“大道和生学”的理论源流》一文,开头我便明确提出:“大道和生学”主张“世界万物是由

‘和’‘和气’‘大道之和气’产生的”[2]105。2019 年出版的《大道和生学研究》一书,在《前言》中

再次明确提出“大道和生学”主张“万物产生于大道之和气”。

2. “大道和生学”“气本论”的内容

“大道和生学”从宇宙本体论角度讲,就是“大道和气生万物”,它不同于老子的“道生”说的“大

道和气生万物”之说。老子的“道生”说是以“道”为本原,而“大道和生学”是以“气”为本原。

第一,气是客观存在的,是万物之本原。

气作为物质,是一种最稀薄的物体(气体),是一种微粒流。有学者认为气酷似物理学中的磁场与

能量。气是使万物形成生命的活跃因素。它是一种生命“场”,在机体内起到能量和力量的作用。

气的概念,在古代哲学中,指存在于宇宙之中不断运动且无形可见的极细微物质,是宇宙万物的本原。

庄子说:“通天下一气耳”“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为徒,吾又何患!

故万物一也。是其所美者为神奇,其所恶者为臭腐。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故曰:‘通天

下一气耳。’圣人故贵一。”(《庄子·知北游》)意思是,人、生、死、神奇、臭腐乃至万物死生变

化都是“一气”聚散的结果。

西汉董仲舒在《春秋繁露·重政》说:“元者,为万物之本。”东汉王充在《论衡·言毒》篇说:

“万物之生,皆禀元气。”即元气生万物。

张载说:“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

虚。”(《正蒙·太和》)太虚相对于有形的物来讲是无形的。一般认为太虚无形无气,但张载认为太

虚虽无形但仍以气为本。他认为气有两种形式,气聚为有形的万物,气散为无形的太虚。这里强调了无

论是有形的万物还是无形的太虚都是“气为本”。

王夫之说:“太和氤氲之气,为万物所资始。”意思是,“太和”(“和之至”:最大的和)含有“氤

氲之气”,为万物所产生的开始。他又说:“凡物皆太和氤氲之气所成。”(《张子正蒙注·至当篇》)

第二,“气”的运动变化,形成了万事万物。

气活力很强,其聚散变化,形成各种事物与现象。世界万物的产生都是“气”的大化流行。

《太极图说》:“二气交感,化生万物”。《周易·乾·彖》说:“《彖》曰:乾道变化,各正性

命。”其意为,乾阳元气在化生万物的过程中不断变化,万物因此获得了自然的性质而逐渐成熟。

张载说:“凡可以状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气也”。(《正蒙·乾称》)又说:“一物两

体,气也;一故神,二故化。”(《正蒙·参两》)主张“气”本身具有运动的特性,而“气”运动变

化的原因在于“气”内在的矛盾性。

王夫之说:“物动而已”,“动以入动,不息不滞”,“天地之气,恒生于动而不生于静。”他把

自然界看作是永恒运动化生着的物质过程。他又说:“太极动而生阳,动之动也,静而生阴,动之静

也。”(《思问录·内篇》)太极运动并且产生了阳,这是动中之动。静止而产生了阴,这是动中之

静。说明运动是物质世界所固有的,否定从气以外寻找事物运动原因的外因论。

第三,“气”运动形式的多样性,构成宇宙变化过程的全部内容。

张载说:“太和所谓道,中涵浮沉、升降、动静、相感之性,是生氤氲、相荡、胜负、屈伸之

始……散殊而可象为气,清通而不可象为神,不如野马氤氲,不足谓之太和。”(《正蒙·太和篇》)

张载在这里,论述了“太和(之气)”运动变化的多样性。

冯友兰对张载“太和之道”的“内涵”解释说:“太和之道”,是指“宇宙是一个无始无终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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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期 钱耕森,等 “大道和生学”新哲学体系内容概述 67

程,是一个不息不休的流行”,“这个过程含有矛盾对立的本性,如浮与沉、升与降、动与静等都是对

立的。各对立中的两个方面都是矛盾着的,这个矛盾就叫‘相感’‘相荡’。对立面的‘相感’‘相

荡’的结果,必有一个对立面占优势,一个对立面占劣势,这就叫‘胜负’‘屈伸’。各种对立面的

‘相荡’‘胜负’‘屈伸’就是宇宙这个过程的全部内容。”[6]

3. “大道和生学”之“气本论”的主要特点

“大道和生学”的“气本论”,突出了“和气”在万物生存发展中的意义和价值,这也是我“气本

论”的主要特点。我所撰写的《“和气”生财》《“和气”者寿》两文,强调了“和气”在经济发展与

人健康长寿中的重大作用。

《淮南子》指出:“天地之气,莫大于和。和者阴阳调,日夜分而生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生

与之成,必得和之精。”(《淮南子·汜论训》)强调了“和气”为天地之间最大的气体,能使事物生

成与成熟。王夫之说:“太和氤氲之气,为万物所资始”“凡物皆太和氤氲之气所成。”(《张子正蒙

注·至当篇》)

“和气”是怎样生成万物的呢?老子:“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四十二章)

庄子:“至阴至阳,两者交通成和而物生也。”(《庄子·田子方》)荀子:“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

接而变化起。”(《荀子·礼论》)《淮南子》:“天地以设,分而为阴阳。阳生于阴,阴生于阳,阴

阳相错,四维乃通。或生或死,万物乃成。”(《淮南子·天文》)张载、王夫之的“太和”哲学的

“太和(之气)生万物”,实质上就是“和气生万物”①。

我的“和气”论:首先,肯定在万物生存发展中“气”为本原;其次,强调“气”在运动变化中,

通过阴阳二气(气的载体)的激荡,达到阴阳平衡的和谐状态才能产生万物。其过程是:“气”(元

气)——阴阳二气运动变化——阴阳二气平衡——形成“和气”——产生万物。“气生万物”也就是

“阴阳和气生物”,其关键是阴阳平衡。

庄子认为,阴阳应该平衡,而不应该失衡,阴盛阳衰或者阳盛阴衰,都是一偏。《庄子·应帝

王》:“太冲莫胜。”“太冲”:指阴阳二气互冲而调和;“莫胜”:指阴阳二气不要偏盛。庄子举出

多个例子,来证明阴阳失衡的危害,反证出阴阳平衡的重要性。《淮南子》也提出“和者阴阳调”。这

里的“调”即是阴阳平衡。阴阳平衡产生“和气”,生成万物,即老子所说“冲气以为和”。

“和气”理论在我国中医中得到广泛运用。中医就是通过调理人体中的阴阳二气之平衡来治疗疾

病,把人体失衡与失和之阴阳二气调理至平衡与和谐,则“和气”形成。这一思想传承至今,成为祖国

医学的“宝藏”。

中国传统“和气”说深入民心,影响深远,用“和气”来形容事物生存与发展,比比皆是。如经济

发展说“和气生财”,人生健康说“心平气和”,等。

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也高度评价中国传统的“和气”说,他说:“中国至高无上的伦理品质中的一

些东西,现代世界极为需要。这些品质中我认为‘和气’是第一位的。”[7]

在《大道和生学研究》一书中,我所揭示的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和生”思想,有近 60%来自“气

学”理论。我将之概括为“和气生万物”,从而与史伯的“和生”思想贯通。“和气生万物”不仅是我

对中国传统“气学”理论的概括,也是“大道和生学”新哲学体系中的宇宙本体论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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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大道和生学”是对史伯“和实生物”说中“和”的思想的发展,那么“大道和同学”,

则是对史伯“同”的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并肯定了史伯“和同”论的积极意义。

(一)史伯论“和”“同”

在史伯的思想中,既有“和生”论,又有“和同”论。这些思想主要记载在《国语·郑语》“史伯

为桓公论兴衰”中,引文如下:

① 参看《大道和生学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19 年版)一书中,有关《周易》、老子、庄子、《淮南子》、王

夫之和生思想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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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衡水学院学报投稿平台:https://hssz.cbpt.cnki.net/ 第 24 卷

公曰:“周其弊乎?”对曰:“殆于必弊者也。《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今王弃高

明昭显,而好谗慝暗昧;恶角犀丰盈,而近顽童穷固。去和而取同。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

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是以和五

味以调口,刚四支以卫体,和六律以聪耳,正七体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纪以立纯德,合十数以

训百体。出千品,具万方,计亿事,材兆物,收经入,行!极。故王者居九"之田,收经入以食兆民,

周训而能用之,和乐如一。夫如是,和之至也。于是乎先王聘后于异姓,求财于有方,择臣取谏工而讲

以多物,务和同也。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王将弃是类也而与专同,天夺之明,

欲无弊,得乎?”[8]

史伯认为周朝必亡。其原因是周幽王治国理政采取“去和而取同”的“专同”的错误理念与错误的

用人制度。因而他提出了“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

同,尽乃弃矣”,将“和”“同”思想上升到哲理高度。说明在万物生存发展中“和”与“同”的不同

价值,即“和实生物,同则不继”。

史伯为了论证“和实生物”这一思想,首先,以先王为例,他说:“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

成百物。”然后,又通过五至十,百、千、万、亿、兆、经、姟极(最大数,古时认为万万兆为一姟)

一系列的数字来论证。“姟极”为最大数,代表多元的他他,相互结合在一起。通过“以他平他”,就

能“丰长而物归之”,产生出宇宙万物。再接着,他对“同则不继”进行了证明,“声一无听,物一无

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这就是“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同”是简单的重复或者相加,归根

到底只能是自我同一、自我相加、自我重复而已,用尽了,便没有了,产生不出任何新的东西。

史伯指出先王正确运用了“和”的思想,所以拥有九州辽阔的土地,取得收入来供养万民,用忠信

来教化和使用他们,使他们协和安乐如一家人,这样就达到了“和之至也”,即最大的和、和谐的顶

点。这是先王“务和同”的结果。而周幽王却抛弃这种和谐的理念与法则,搞“专同”,只相信身边那

些阿谀奉承、应声附和的佞臣。“夫虢石父谗谄巧从之人也,而立以为卿士,与专同也”。这样下去,

周朝将要亡了。这些思想成了他的“和同”政治学思想[3]36-41。

从上述可知,史伯是一位睿智的哲学家,又是一位明智的政治家和政治思想家。如果说他在回答万

物生存发展的哲学问题上,是将“和”与“同”对立,“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但在政治学领域,他

将“同”辩证地区分为“和同”与“专同”。赞成“和同”,反对“专同”。赞扬先王由于采取“和

同”的政治理念,成功地进行治国理政,达到了“和之至”。而鄙视周幽王采用“专同”的政治理念,

其结果是亡国,史伯的预言成为事实。说明他用“和生”哲学来进行政治分析,揭示出“和同”与“专

同”两种不同治国理念所导致的天下兴衰的不同结局,体现了“和同”政治观的价值与意义。

(二)“大道和同学”的认识论与政治观

“和同”之“同”与“专同”之“同”显然有别。

“专同”之“同”是单一的“同”,是不能产生事物的“同”。在政治上,专指单一的随声附和投

其所好的意见与个人独裁专制的“专同”。这种“专同”有碍于民主决策,也有碍于民主和谐政治局面

的形成,如政治只有一种声音,则“万马齐喑究可哀”,国家的兴盛荡然无存。历史上用这种“专同”

来治国,最后总是难逃灭国的悲剧。

耿春红教授在评论史伯政治观时指出:史伯的“和实生物”“是对当时政治环境的反动,对中国两

千年政治文化生态亦具有深刻的批判意义。具体来说即反对一人说了算的政治体制、君主独裁的政治模

式、一家一姓的国家属性”“如果历代国王君主能够真正领会史伯‘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国家政治

文化的意义并遵循之,也许中国的历史会是另外一个模样”[9]

“和同”的“同”是“多元”基础上“求同存异”的“同”,即“对立统一”。这种“和同”显然

有助于领导的正确决策及其贯彻,有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这种“和同”包含了“和生”的世界观、方法论与认识论,具有“和生”的属性,是事物发展的

“五大核心要素”——多元、平衡、和谐共生、生生不息、客观规律在政治领域中的运用。多元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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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期 钱耕森,等 “大道和生学”新哲学体系内容概述 69

他”意见,经过民主协商、切磋争辩,“求同存异”,达到“平衡”后,形成共识,这是集体智慧的结

晶,从而保证领导决策的正确性。这种“和谐共生”的政治局面,才能使社会充满生机,从而实现可持

续发展。

在充分认识“和”“和生”的价值的同时,也要辩证地认识“同”“和同”的价值。“同”在不同层次上

使用,具有多样性含义:如同心同德、风雨同舟、同舟共济、同仇敌忾、共同富裕,都体现了“同”的价值。

这里的“同”已具有了“和同”的意义。

当今社会,世风日下,追逐个人利益至上,强调自我,看重差异性,否定同一性,甚至于因个人利益

而损害他人甚至国家的利益。因此,辩证地认识差异性与同一性是十分必要的。差异性中有同一性,同一

性中又有差异性,两者互生互存,以此世界观与认识论来指导实践,才能实现人生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周易》六十四卦中的第十三卦即《同人》卦,就是专门讲“同”在人生中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郭店楚墓竹简·五行考释》甚至说:“和则同,同则善。”可见,“和”与“同”二者为一,“和”

与“同”与“善”三者为一。

社会由个体构成,而个体本是各异的,各自“为私”。但是儒家提倡的理想社会——“大同社

会”,由于实现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原则,就可变“私”为“公”,甚至为“大公”;变

“异”为“同”,甚至为“大同”。在“大同”社会里,充满了“和谐”,无论是心态、世态还是生

态,都是和谐的。所以,“大同社会”,也就是“和谐社会”。“和”与“同”在这理想社会里,大大

超越了史伯当年提出并影响久远的“和同之辨”,在全新的高度上互动互补、有机统一,持续不断地共

生出万事万物。

我的“大道和同学”研究也受到了学者的关注与好评。

著名哲学家中央民族大学牟钟鉴先生评价说:“大作《大道和生学》已见报拜读,确实很好。”

“吾兄所思与弟一致,即‘同’除了‘同而不和’的负义,亦有不排斥‘和’的正解,如‘大同’……

‘同’可以在不同层次上使用,具有多样性含义,正需要学人深入阐发。吾兄年事渐高而理论创造力不

减反增,令我钦佩。”[3]272

中国政法大学孙国柱副教授评价说:“钱耕森教授将同异之间的关系也纳入了‘和实生物’的讨论范

围,拓展并深化了这一古老命题。在当今世界,人们往往过于看重差异性,甚至走到了否定同一性的地

步,现在重新肯定‘同’的积极意义适得其时——当然这种肯定最好建立在‘不同同之’的基础之上。其

实,所谓‘不同同之’,决不能是‘同而不和’的‘同’,而只能是‘和而不同’的‘和’。”钱耕森教

授“肯定了‘同’的积极意义”,“主张不仅要提倡‘大道和生学’,也要提倡‘大道和同学’”[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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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不满足于仅对原理的阐释,而特别注重于体用结合、有体有用的哲学阐释。“大道和生学”

也传承了这一精神,形成了体用兼备的理论体系,体现了中国哲学有体有用、体用不二的精神特质。

“大道和生学”与“大道和同学”的理论应用,包括“生态和生”“世态和生”和“心态和生”的

“三态和生”,涉及自然、社会和人生三大领域。

“三态和生”离不开多元、平衡、和谐共生、生生不息、可持续发展的规律。其多元、平衡是核

心,平衡又是这“三态”发展的关键要素。“三态”能否“和生”,关键取决于“三态”之“平衡”。

“平衡”理念渊源于群经之首、大道之源的《易经》。《易经》中有着非常丰富的“平衡”思想。

八个主卦、六十四个别卦、三百八十四爻以及相关的解释,始终贯穿着一个主导思想——阴阳平衡,这

是《易经》的灵魂。

史伯提出“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即是阐述“和”“平”“生”三者的关系,进一步揭

示“平衡”在事物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老子》《庄子》与传统的“气学”理论,也无不强调阴阳平衡。而

《黄帝内经》就是以阴阳平衡为中心的理论,将阴阳平衡理论运用于中医。儒家经典《中庸》用“无过无不

及”“不偏不倚”的“中和”思想来诠释事物发展中的“平衡”理论,并将“中和”提高到“天下之大本”的

高度。朱熹的后学陈淳说:“那恰好处,无过不及,便是中。此中即所谓和也。”(《北溪字义·中和》)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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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衡水学院学报投稿平台:https://hssz.cbpt.cnki.net/ 第 24 卷

以说,“中和”“平衡”理论是中国传统经典中极其重要的理论。

“大道和生学”新哲学体系中的“平衡”理论,是对中国传统“平衡”理论的传承。我将平衡理论运用于

“三态和生”:“生态和生”即生态平衡,“世态和生”即社会发展的平衡,“心态和生”即人的身心的平衡。

事物都有保持与趋向自身平衡的本性,平衡关系一旦被打破,事物发展必然受挫,甚至危及其生

存。如:生态系统一旦失衡,就会发生非常严重的连锁性灾难,这已为大家所公认。社会系统与人体生

命系统无不追求平衡。人类出现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人的身心四大危机,就是没有处理好

平衡的结果。

2003 年,党中央在提出科学发展观后,又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科学发展观,是我党对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在认识上的重要升华。科学发展观是“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

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它就是基于当时“三态”内外存在严重

不平衡而提出的。我的“三态和生”也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

2003 年正是我的“和生学”形成之际,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理念,这

些思想与中国传统的“和生”思想相当一致。这就激励我对“三态和生”的深度思考,形成了一系列的理

论成果。最早的成果是 2005 年撰写的《天地人三才之道——兼论生、世、心三态的和谐发展》[10]

从 2006 年起,我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做《和生学新探》学术报告后,陆续在全国各大高校及研究机

构做了百余场“和生学”与科学发展观、“和生学”与生态文明建设、“和生学”与构建和谐社会、

“和生学”与身心健康等的演讲,深受欢迎。同时还参加了有关“三态和生”的高峰论坛,如 2013 年受

邀参加“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 2013 年年会——儒学与生态”论坛、2018 受邀参加第三届“生命与国

学”高峰论坛。使得“三态和生”理论广受传播,其研究也更趋完善与丰富,并形成了系列成果。

有关“生态和生”的主要代表作:《和生学与生态平衡——老庄生态平衡思想新解》《道家道教“万

物一体”智慧与生态文明建设》《“和生学”视阈下朱熹“中庸”“中和”的理念与生态文明的理念》①。

有关“世态和生”的主要代表作:《儒学在 21 世纪给人们的启迪》[11]

、《和气生财——“儒学与和平经济

学”》[12]

、《“忠恕之道”: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之道》[13]

、《“大道和生学”视域下的“德”与“美”》[3]80-91。

有关“心态和生”的主要代表作:《老子论人的身与心的和谐》[14]

、《和气者寿——道家道教论

“和气与养生”》[15]

“三态和生”的理论应用涉及自然、社会、人生的方方面面。从学科体系上讲可形成多学科的“和

生学”,诸如“和生生态学”“和生政治学”“和生经济学”“和生社会学”“和生教育学”以及“和

生医学”等分支学科的“和生学”系列理论。

这些分支学科的“和生”思想资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不仅早已有之,而且十分丰富,诸如:“天人

合一”“万物一体”的生态文明观;“协和万邦”“和为贵”的大同世界理想;“政通人和”的政治发展

观理念;“和气生财”的经济发展之道;“家和万事兴”的家庭和睦观;“心平气和”的心灵环保观等。

这些丰富的思想文化资源都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挖掘、整理,形成多学科的“和生”应用理论体系。

“大道和生学”与“大道和同学”揭示了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发展无不需

要“和生”理论的支撑。它可以为解决人类当前存在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的身与心的

“四大危机”提供解决之道,为实现“三态和生”、构建和谐世界提供有益的思想文化资源。

综上所述,“大道和生学”新哲学体系,内容十分丰富,是一项系统工程,任重而道远,还需不断

丰富与完善,才能更好地嘉惠于人类。“大道和生学”的研究方兴未艾,衷心希望有更多学者参与研究

并提出宝贵意见。

在“大道和生学”新哲学体系构建与完善过程中,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沈素珍副教授也参与了

研究,并付出了宝贵的心血与汗水。根据“大道和生学”新哲学体系,沈素珍老师编写了《大道和生学

之歌》,附录文章后,以飨读者。

① 上述三文请参看《大道和生学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19 年版)一书中的相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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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期 钱耕森,等 “大道和生学”新哲学体系内容概述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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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倡导万国和,尧帝协和万邦说,以和邦国谐万民,和谐民族基因定;

周易生生之谓易,一阴一阳为之道,保合太和乃利贞,大道之源精神传;

史伯开创和生说,和实生物同不继,以他平他为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

老子建立道生说,万物负阴又抱阳,阴阳冲气以为和,道生万物名远扬;

庄子天下一气耳,阴阳交通生万物,太冲莫胜来平衡,和气生物为纲纪;

孔子提倡和为贵,仁者爱人道德倡,忠恕之道一贯之,天下和谐求大同;

大道和生体系创,史伯和生来继承,周易老庄为基础,孔孟仁学来弘扬;

大道和生体系新,道和气生为命题,以道立论新灼见,五大要素定内容;

大道和气生万物,多元平衡和谐好,生生不息可持续,宇宙和生为大道;

大道和生践行好,天人合一生态好,仁爱和谐世态好,身心平衡心态好;

大道和生真是妙,心平气和健康好,贵和仁爱修身好,事业和顺发展好;

家庭和睦老少好,国家和谐百姓好,和平发展天下好,和谐大同放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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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习近平.携手追寻民族复兴之梦——在印度世界事务委员会的演讲[BL/OA].[2014-09-19](2022-03-

04).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9/19/c_1112539621.htm.

[2] 钱耕森,沈素珍.论“大道和生学”的理论源流[J].社会科学动态,2017(2):104-107.

[3] 钱耕森.大道和生学研究[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9.

[4] 孙国柱.钱耕森教授“大道和生学”的理论突破与贡献[J].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1):82-86.

[5] 汪致正.钱耕森先生“大道和生学”的哲学意义——“大道和生学”之真,之美,之善[J].衡水学院学报,2017(5):62-69.

[6]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十卷[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121-122.

[7] 罗素.中国问题[M].秦悦,译.上海: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167.

[8] 徐元诰.国语集解[M].修订本.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5:470-473.

[9] 耿春红.“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政治文化生态解读[J].孔孟月刊,2018,56(11-12):51-56.

[10] 钱耕森.天地人三才之道——兼论生、世、心三态的和谐发展[J].文化中国,2005(3):70-76.

[11] 钱耕森.儒学在 21 世纪给人们的启迪[J].学术界,2000(2):187-195.

[12] 钱耕森.和气生财——“儒学与和平经济学”[J].社会科学战线,2004(1):32-37.

[13] 钱耕森,沈素珍.“忠恕之道”: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之道[J].美中社会和文化,2004(12):56-62.

[14] 沈素珍.老子论人的身与心的和谐[J].阜阳师范学院学报,2011(4):14-16.

[15] 钱耕森.和气者寿——道家道教论“和气与养生”[J].衡水学院学报,2018(2):65-68;113.

An Content Overview of New Philosophical System of “Dao and Sheng”

QIAN Gengsena

, SHEN Suzhenb

(a. School of Philosophy; b. School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Anhui University, Hefei, Anhui 230039, China)

Abstract: The “Dao and Sheng” (Harmony fosters new life wanted) philosophy is a new philosophical system

established after more than 20 years of research. Its content contains two parts: theory and application. The theory refers

to “Dao and Sheng” philosophy and “Dao and Tong” (All things live in harmony) philosophy. And the application

indicates “three states foster new lives”, that is, ecology, the world state and mentality and life. The new system can

provide useful ideological resources for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nd on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solving the “four major crises” of mankind, and realizing the state of “three states fosters new lives”.

Key words: new philosophical system of “Dao and Sheng”; “Dao and Sheng” philosophy; “Dao and Tong” philosophy;

“three states foster new lives”

(;<6=:耿春红 >0=?#杨 敏)

第83页

第 24 卷 第 3 期 衡水学院学报 Vol. 24, No. 3

2022 年 6 月 Journal of Hengshui University Jun.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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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 硕

(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北京 100872)

! "#《不苟》的“养心致诚”思想和《中庸》论“致曲”文段相似,荀子对后者进行了创造性继承

和改造,使之从德性品格转化为知性品格。荀子知性品格的致诚思想,其内核是以心知仁义为逻辑前

提,强调在“志意”层面上加以诚笃和力行。《不苟》的养心致诚理论是和其性恶善伪的人性论思想高

度一致的,其中“虚壹而静”的工夫作用于“知道”,而《不苟》的养心致诚则作用于“可道”,两者

共同构成了荀子道德工夫论前后相继的两个环节。荀子的致诚思想的人性论基础是材朴之性,而材朴之

性就在《性恶》篇中“善伪”二字中,这是此前所常忽略的。

$%&#荀子;养心致诚;知性;情性;材朴之性;志意

DOI#10.3969/j.issn.1673-2065.2022.03.009

'()*#冯 硕(1989-),男,山东枣庄人,在读硕士。

+,-./#B222.6 01234#A 056/#1673-2065(2022)03-0072-07

789:#2021-09-16

荀子《不苟》篇提出“致诚则无它事矣”“唯仁之为守,唯义之为行”的理论命题,学者多已注意

到《不苟》这段文字和《中庸》下篇论“致曲”极为相似,历代注家中也多引《大学》《中庸》文本和

义理来解释,如清人刘台拱:“诚者,君子所以成始而成终也。以成始,则《大学》之‘诚其意’是

也。以成终,则《中庸》之‘至诚无息’是也。”[1]46 然而,《荀子》和《大学》《中庸》毕竟学理进路

不同,尤其是两者的作为道德理论基础的人性论相去殊远。所以,有必要联系荀子人性论重知性、重符

验的精神品格,尤其是结合荀子人性论的最新研究进展,来揭示荀子养心致诚理论的特殊意义。

!"#$%&'()*+$,-./01

《不苟》篇论“致诚”,和《中庸》论“致曲”一段相仿,历来学者多用思孟学派的思维范式来解

读,但从人性论的角度思考,两者的人性立场可以说是针锋相对,所以在两个文段“形似”的背后,实

际潜藏着荀子颇有特色的改造。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它事矣。唯仁之为守,唯义之为行。诚心守仁则形,形则神,神则能

化矣。诚心行义则理,理则明,明则能变矣。变化代兴,谓之天德。(《不苟》)

“致”,按杨倞,训为“极”[1]46

,“致诚”即极其诚,意思是诚的工夫做到极致。“诚”是君子养

心的最好途径,诚的工夫做到极致,就不须从事其他的养心之术。诚做到极致,只是守仁,只是行义而

已。真诚地执守仁爱,就可以把仁爱表现于外,仁爱表现于外就能神明,神明能够使人迁化。真诚地遵

行义,就可以理顺万事,理顺万事就能做到明达通澈,明达通澈就可以改变。变和化交替兴起,德则可

以比于天。

《中庸》“诚”的工夫有两个路径:一是圣人的“诚”,“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一是

圣贤以下普通人的“诚”,须“择善而固执之”,需要通过一系列的工夫和修养。后者即“致曲”的工夫:

其次致曲,曲能有诚,诚则形,形则著,著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唯天下至诚为能化。

(《中庸》)

朱熹注曰:“致,推致也。曲,一偏也……其次则必自其善端发见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极

也。”[2]33 推致善端之一偏,虽是一偏不影响诚体之存有。“形者,积中而发外。著,则又加显矣。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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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又有光辉发越之盛也。动者,诚能动物。变者,物从而变。化,则有不知其所以然者”[2]33。经过形、

著、明、动、变、化的环节,达到天下至诚。

理解“致曲”的工夫,关键在三个环节:“曲”的成因是什么?“曲”为什么能推致?如何推致?

据朱熹,“曲”乃是本然之性落实到气禀之性上有所偏导致的,“曲,是气禀之偏,如禀得木气多,便

温厚慈祥,从仁上去发,便不见了发强刚毅”[3]。而曲所以能够推致,在于曲虽有偏弊,“然其本体之

明,则有未尝息者”[2]3。推致的根本在于诚之本体常在无息,故人虽致一曲,可以由此一曲之善,推致

其他,使本体复明。推致的方法,与朱子继承二程对“格物致知”的理解相贯通,便如伊川所言:“须

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4]这一渐进工夫亦朱子为《大学》作补传所说:“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

之,以求至乎其极。”[2]7

《不苟》和《中庸》这两个文段同时出现了“诚”“致”“形”“明”“变”“化”六个概念,区

别在于,《中庸》多出了“著”“动”“曲”三个概念,而《不苟》则增加了“仁”“义”“理”

“神”四个概念。《中庸》“致曲”之“致”是推致之意,由局部推致全体;《不苟》“致诚”之

“致”,训为“极”,非立足于本体而推致之意。荀子取消了“著”“动”,反对夸大道德本体的实践

功能,而增加了“仁”进路的“神”和“义”进路的“理”;同时将原来出于前后相继的两个环节

“变”和“化”,拆分为两个路径,将“变”和“化”两个概念等量齐观,认为两者的交替兴起,可以

比之天德。两者都描述了从一般的诚达到至诚的具体过程,区别在于荀子为“诚”增加了仁、义两个具

体的道德内容和目标,出现了“诚心守仁”和“诚心行义”两个命题,而《中庸》则是从一曲之诚沿着

“诚则形,形则著,著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的路径一以贯之地推致扩张,最终达到至诚。

由于《不苟》这段文字和《大学》《中庸》《孟子》所讨论的内容和概念相仿,学者多认为《不苟》

受思孟学派影响,并用思孟学派的思维范式和概念做解读,而对荀子如何创造性地改造而使之兼容于荀子

自身的体系却少有阐发。荀子改造《中庸》,其特有的人性论立场不可忽视,主要体现为两点:一是和

《中庸》不同,荀子不承认诚体作为道德本体,因此其致诚工夫不得不依赖于具体的道德内容——仁义;

二是荀子注重人性中知性的充分发挥,使其致诚理论带有鲜明、有特色的知性品格。

在展开这两点论述之前,有必要对荀子人性理论中的知性特色予以界定和说明。以“欲”“求”所

代表的情性和以“可”“知”所代表的知性是荀子在《富国》《荣辱》篇提出的人性理论[5]。知性不仅可

以认识“物之理”(《解蔽》),而且是人的道德认知、辨别、判断能力,是一种道德理性。牟宗三把

荀子归为儒家中的智性系统,承认知具有认知、思辨能力,但不承认知性的道德创造能力。其实,礼义

起于知性(知性对情性的思虑、选择),知性不只是先天的能力,其在后天的“专心一志,思索孰察,

加日县久,积善而不息”(《性恶》)之伪,是礼义产生的关键。荀子对知性的发挥是其人性论的特

色,这和《中庸》诚为本体、扩充推致相比采取了不同的进路。

首先,《中庸》诚体本来圆满自足,“诚之”的工夫是接近或者复归本体的修养过程;《不苟》中的

“诚”本体地位已失,那么离开本体后的工夫论何以可能则是荀子面临的挑战。荀子的做法是确立具体的道

德内容,以弥补诚体缺失后的空位,也就是下文所论的仁守和义行。“唯仁之为守,唯义之为行”,确立了

“诚”的道德内容和目标,这进一步要求《中庸》由“诚”而“形”“著”“明”“动”“变”“化”的一

气呵成的“诚”的修养体系断为两截,分为“仁-形-神-化”和“义-理-明-变”内外两个环节。荀子注重

“分”,在这里“化”和“变”两个概念也有了明显的区分:其中“变”所表达的内容是指外界环境的变

化,而“化”则指人的内在品格动态的迁化[6]。荀子确立“仁”和“义”的具体道德内容,是配合知性理论

而得以成立的;对荀子来说,仁义不是现成地存在于人性之中的,而是知性所知,知而后行的。

其次,荀子致诚理论的知性品格主要体现在“义-理-明-变”这一环节中。《荀子》一书“理”凡见

106 次,其中“文理”出现 16 次,乃对礼义而言,如“孰知夫礼义文理之所以养情也”(《礼论》),

“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乐论》),“且化礼义之文理,若是,则让乎国人矣”(《性

恶》)。《不苟》单独言“理”:“喜则和而理,忧则静而理”,是指知性对情性的对治而呈现出和、

静的状态。《议兵》篇的“仁者爱人,义者循理”,可与《不苟》相互参证。荀子的“理”是礼义背后

的规律、道理,是知性对治情性后的合宜的情理。“明”在《荀子》中出现 200 余次,多和表示知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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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连用,表示智虑聪明而达到的明通清澈的状态,如“知则明通而类”(《不苟》),“智虑致明”

(《荣辱》),“智惠甚明”(《正论》)。“行义”是对外的,涉及环境中的物事,因此知性接物而

知类统合,理顺物事的道理,才达到智虑精澈的通明,进而引导万事万物的改变。《不苟》知性品格的

致诚思想大体接受了《中庸》“自明诚”的路径,而拒绝了“自诚明”。荀子接受、继承了《中庸》

“学而知之”,“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后天人为修习路径,但对“生而知

之”“不勉而中”则持有怀疑甚至批判态度。《不苟》显然深受《中庸》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对思孟

学派的依附或者回归,荀子对《中庸》的改造就在于他对知性的强调,同时也就是对《中庸》诚本体思

想的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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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的“养心莫善于寡欲”(《孟子·尽心下》),以性善论为背景;《中庸》的“诚”圆满自

足,也是实有其德的;而荀子的致诚思想是以性恶善伪说为背景的。如果简单地接受荀子的“致诚”思

想和思孟学派无甚差异,甚至主张《不苟》完全受思孟学派影响,显然是不合理的。养心致诚理论是否

和荀子性恶论兼容是备受学界注意的问题。然而,笔者在上文已说明,《不苟》的养心致诚理论是以荀

子的知性人性论为基础的,而知性人性论和传统的性恶说,以及如何与养心、致诚理论兼容是接下来要

予以阐释的;养心致诚理论与性恶论的兼容问题,也因此转化为知性人性论和性恶论的兼容问题,笔者

也将为此试作解答。

《不苟》篇论以诚养心,并非诚体本身向外的扩充和推致,而是以仁义为其道德内容和目标,既然

如此,仁义何以能成为道德内容和目标的根据就成为首先要讨论的问题。在思孟学派那里,仁义不在

外,而是诚体本身具有;在荀子,仁义并非诚体本有,那么诚心守仁、行义的前提便只能诉诸智性的道

德认识功能——心知(知性)。《性恶》:

凡禹之所以为禹者,以其为仁义法正也。然则仁义法正有可知可能之理,然而涂之人也,皆有可以

知仁义法正之质,皆有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然则其可以为禹明矣。今以仁义法正为固无可知可能之理

邪?然则唯禹不知仁义法正,不能仁义法正也。将使涂之人固无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而固无可以能仁

义法正之具邪?然则涂之人也,且内不可以知父子之义,外不可以知君臣之正。不然,今涂之人者,皆

内可以知父子之义,外可以知君臣之正,然则其可以知之质,可以能之具,其在涂之人明矣。今使涂之

人者,以其可以知之质,可以能之具,本夫仁义法正之可知可能之理,可能之具,然则其可以为禹明

矣。今使涂之人伏术为学,专心一志,思索孰察,加日县久,积善而不息,则通于神明,参于天地矣。

故圣人者,人之所积而致矣。

《性恶》篇上半部分以情、欲言性,而后半部分却揭示出荀子并不单纯以情性为性,而在另一个侧

面强调人的成德作生的先天根据——“仁义法正之质”“仁义法正之具”。“仁义法正”的可知性和可

能性,所诉诸的人性根据并不是情欲,而是《荣辱》篇所说的“材性知能”。仁义落实在心知上,仁义

的可知、可能,其人性根据在知性。

心知仁义之所以可能,一方面是因为“心生而有知”(《解蔽》),人天生具有道德认知的潜能;

另一方面是仁义有“可知可能之理”,可以为人所知。具体言之:一方面,仁义在外而不在内,仁义是

外在的,之所以能够为人所接受,是因为知性使外在道德内化,也就是荀子所说的心“知道”“可道”

(《解蔽》)的能力。仁义源自心知,而非心中现成地本有,所以荀子极为强调环境教育和后天学习的

重要。另一方面,仁义又并非全然在外,而是有着先天的人性依据。因为如果仁义只是外在,就无法解

释最初(第一个)外在的仁义从何而来的问题。对荀子来说,最初的仁义、礼义如何产生一直是一个核

心疑难。如果道德知识都是外在的,人只能通过学习把外在道德内化,那么最初的外在道德知识何以产

生,初看起来似乎无法得到解释。《性恶》篇对礼义如何产生做出了回答:“圣人积思虑,习伪故,以

生礼义而起法度,然则礼义法度者,是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礼义产生于圣人的“思

虑”和“伪”的积累。“情然而心为之择谓之虑”。可见,礼义并不仅仅是知性的创造,而有赖于先天

的情。没有先天的情,则心“择”的功能无法体现,所以才说“无性则伪之无所加”(《礼论》)。所

以,礼义虽然是伪起,但还是以性为根基的。凡伪,皆是性之伪,不是空的伪。虽然《性恶》主要讲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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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分,而性伪合已在其中。“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性伪合而天下治”(《礼论》)。荀

子以阴阳比喻性伪,两者并非绝对对抗,而有彼此促进、依赖的一面。所以,道德知识对后人来说的确

是外在的、现成的,是先王创造的,但是人并非只能被动地接受。道德是圣人因为“积思虑,习伪

故”,通过人人皆有的“材性知能”(《荣辱》),经过后天努力“壹于道”(《解蔽》)而创造的;

后人、普通人也能专心一志地使用自己的“知能材性”,“足以知其有余,可以为君子之所为”(《荣

辱》)。圣人的所思、所虑、所伪,是后天的,是众人所不具备的;但圣人之能思、能虑、能伪的性则

和常人无异。因此,仁义对普通人来说,首先是外在的,是先王创制出来的、现成的、美俗良俗之中本

来就有的,需要众人积极学习、效法;然而人人皆有知外在仁义之“材性知能”,便保留了由内而外通

达仁义的可能性,使外在的仁义有了生根的可能。

质言之,心知仁义有两个路径:一是普通人以外在的仁义为法,积极学习,加以内化,从而守仁、

行义;二是人人皆有“仁义法正之质”和“仁义法正之具”,可以积极地运用,从而由内而外地接纳、

认同甚至创造仁义。荀子这一知性通达仁义的路径异于《中庸》,“致诚”的内涵也因此与之不同:

《中庸》的“致诚”是主体依据诚体从一隅、一端到全体的推致,而对于荀子,因为“诚体”不在,

“诚”的工夫不是以诚体前提,而是以心知仁义为逻辑前提的知性活动。换言之,“致诚”是心知仁

义,而后养心以诚,这也便是荀子致诚理论知性品格的内核。

《不苟》的“致诚”是“诚”于守仁、行义。唐端正先生指出,荀子“所谓诚,不指性而言,但也

不指仁义善道本身,而是指健行不息地守仁守义。故‘诚’不着重在致知上,而着重在笃行上”[7]。王楷

进一步指出,“荀子所以养心以诚者,其根本的意义就在于意志的净化和定向”[8]。他们认识到,《不

苟》的“致诚”和“养心”,是道德意志层面的,反映的是道德实践的心理基础。“仲尼无置锥之地,

诚义乎志意,加义乎身行,箸之言语,济之日,不隐乎天下,名垂乎后世”(《王霸》)。其中“诚义

乎志意”直接表述出这一层意思,可为明证。先秦儒家各派均可以在道德意志的层面谈“诚”,如《大

学》,然而以心知仁义为前提,则只有荀子。

“诚”是达致仁义的工具,是“实践仁义的手段”[9]。《中庸》从一曲之诚推致全体之诚,诚本身实

有其德,无须外助;《不苟》的致诚工夫以心知仁义为前提,而作用于志意,“诚”在《不苟》这里变

得工具化了,“诚”的工夫也由德性品格转变为知性品格,这是荀子对《中庸》的一大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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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致诚”作用于“志意”体现出工夫论层面的何种特色,“志意”和荀子性论中的知性、

情性的关系如何,还需要进一步澄清。荀子极重“志意”,凡见 20 次,散见于《修身》《儒效》《王

霸》《礼论》《赋》诸篇;抑或单独称“志”或“意”,“志”见 96 次,“意”见 42 次,亦遍见于各

个篇章。今试举数例分析:

凡用血气、志意、知虑,由礼则治通,不由礼则勃乱提!。(《修身》)

志意致修,德行致厚,智虑致明,是天子之所以取天下也。(《荣辱》)

志不免于曲私,而冀人之以己为公也;行不免于污漫,而冀人之以己为修也;甚愚陋沟瞀,而冀人

之以己为知也:是众人也。志忍私,然后能公;行忍情性,然后能修;知而好问,然后能才;公修而

才,可谓小儒矣。志安公,行安修,知通统类:如是则可谓大儒矣。(《儒效》)

礼之中焉能思索,谓之能虑;礼之中焉能勿易,谓之能固。能虑、能固,加好者焉,斯圣人矣。

(《礼论》)

荀子多次把“志意”和“智虑”“血气”并列(与“血气”并列,凡 3 见,分别在《修身》《君

道》和《赋》;与“智虑”并列,凡 5 见,分别在《修身》《荣辱》《天论》《正论》,其中《正论》2

见),一方面足见其重视程度,另一方面则透视出三者之间的密切联系:“血气”对应荀子在《性恶》

篇极为强调并加以详细分析和展开的情性(以情欲言性);“智虑”则对应着心知能力,包括认知、判

断、思虑、权衡等功能,在《正名》篇中体现为“情然而心为之择谓之虑”的心虑能力,它构成“起

伪”的关键环节;“志意”则是人的自由意志。荀子既排斥“纵情性”(《非十二子》),也反对“忍

情性”(《非十二子》),而主张“志意”须“修”。荀子三次谈到“志意修”,分别在《修身》《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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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礼论》。从“修”的效果看,大儒之志能“安公”,众人之志“不免于曲私”;这与《修身》篇

“君子之能以公义胜私欲”之旨相一致。从形式看,“志意”至少含有三层意思:1)意志做出自由选择

的能力;2)意志的真诚;3)意志(面临诱惑或阻碍)的顽强。意志的真诚系于内在的真实无妄,而意

志的顽强则为外在力量所考验,反映的是意志的韧性和强度。“礼之中焉能勿易,谓之能固”,指的是

意志的坚定不移,是意志的顽强;而在《不苟》和致诚联系起来的“志意”,和《王霸》“诚义乎志

意”均反映的是意志的真诚——人产生道德认知和判断后,加以肯认、专心一志进而笃行的功能。

“志意”相对独立于“智虑”,“智虑”的“所知”未必便是“志意”的“所择”,用荀子的话

说,人固然有“知道”的能力,但是现实中人可能“可道”也可能“可非道”(《解蔽》),甚至可能

会“纵情性”。《解蔽》曰:“心知道,然后可道;可道然后守道以禁非道。”其中,“知道”是智虑

的结果,“可道”“守道”“禁非道”则是志意的工夫。《正名》:“故治乱在于心之所可,亡于情之

所欲。”在荀子看来,心知道是先决前提,从“知道”到“可道”,需要“致诚”工夫才能实现顺利过

渡。有学者认为《不苟》论“诚”和荀子的整体思想不一致,荀子的养心论应该是《解蔽》篇的“虚”

“壹”“静”的工夫,而非“养心莫善于诚”[10]。实际上,荀子的“致诚”乃作用于志意,以心知为前

提。“虚壹而静”是“知道”的工夫、智虑心的工夫,“养心莫善于诚”“诚心守仁”“诚心行义”则

是“可道”的工夫、志意心的工夫。“可道”而后笃行才是《不苟》致诚思想发挥功能之处。

荀子在《正名》中给出了性的两重界定:“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合感应,不事而

自然谓之性。”第二义的性乃是接物所引起的各种生理和心理欲望[11],可概括为由物接引所致的情、欲

之性。显然,知性不属于第二义的性,而只能属于第一义的性。那么,“志意”又何所属呢?就志意的

对象、内容及其在经验世界的活动而言,属于伪;就志意作为先天的潜能的话,则无疑属于第一义的

性。《解蔽》:“人生而有知,知而有志。”志是心知的一部分,既然心知被排除出第二义的性,那么

志意也没有理据属于第二义的性。据此,“志意”在人性中有先天根据,但主体在后天的经验世界对

“志意”的运用则属于伪的范畴。“致诚”“诚心守仁”“诚心行义”,因此都是伪的工夫。把“诚”

置于伪的范畴,暗含着对《中庸》“诚者,天之道也”的批评。“天德”因此是“伪”的极致,是“极

其诚”的结果,是工夫论现象,而并非是天生而有、赋予人的德,也不是在形而上意义上说的,反映出

荀子重符验的品格。如果说荀子借用了《中庸》“致曲”文段中的部分概念是属实的,但是如果认为荀

子在思想上也“模仿”了子思,仿造了一个类似子思的致诚思想,则不能成立。荀子对《中庸》的改造

和创造,不仅不是“模仿”,反而有批评的意思,这是值得注意的。

最后,“志意”与荀子工夫论中的“精”“壹”“积”思想相接通,荀子在《解蔽》中说:“精于

物者以物物,精于道者兼物物。故君子壹于道,而以赞稽物。壹于道则正,以赞稽物则察;以正志行察

论,则万物官矣。”“农精于田”“贾精于市”“工精于器”,而君子精壹于道,荀子把君子“壹于

道”称之为“正志”。《不苟》篇把“诚”的内容和目标集中于仁、义上,实际上便是“壹”于仁义之

道,它和《解蔽》“君子壹于道”的精神是一致的。“精”和“壹”都是真诚、专一后而精通的意思,

均属于伪,是性伪合的结果。荀子的“精”“壹”又蕴含着“积”的思想。《儒效》:“人积耨耕而为

农夫,积斲削而为工匠,积反货而为商贾,积礼义而为君子。”“精”“壹”的前提是“积”;通过不

断地积累,才能达到“精”“壹”。总之,《不苟》致诚思想和“精”“壹”之道的精神和主旨是高度

一致的,并非荀子思想中的不和谐之处。不难发现,荀子的致诚思想反映的人后天积极、专一的努力,

是和“积伪”概念相适配的,其理论特色完全区别于子思。

《不苟》致诚思想的立论基础在于“心知”和“志意”。“虚壹而静”工夫在“知”,“养心莫善

于诚”工夫在“可”,两者一起构成了荀子道德工夫论前后相继的两个环节。由此可见,荀子的致诚思

想确有精思和特色,是先秦以智性系统讨论“诚”思想不可忽视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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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笔者将对性恶论和知性、志意的关系作出说明,探讨性恶论和养心致诚论的兼容性问题。

近年来荀子人性论已成热点,以往对荀子人性论所做标签化、简单化的处理得到了明显改观。和传

统观点不同,现今学者多已认识到性恶说需要严格加以限定才能成立——《性恶》篇所讨论的性是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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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欲而言的,且情欲本身也并非恶,所谓性恶是从情欲倾向于恶所显出恶端和情欲泛滥无节制所导致

的恶果两个方面才得以成立的。徐复观认为荀子是以欲为性[12],梁涛认为严格地说只有情(欲)才属于

性,根据《性恶》对恶的定义:“所谓恶者,偏险悖乱也。”“偏险”属于恶端,而“悖乱”则属于恶

果[13];日本学者岛一则认为《性恶》所言性是被“情”所附加限定的[14]88。“心知”和“志意”,属于第

一义的性,却非但不是恶端,而且还蕴藏着创造道德和礼义的可能。而《性恶》篇所讨论的“性”乃是

情性,也就是以情欲言性:

今人之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性恶》)

故顺情性则不辞让矣,辞让则悖于情性矣。(同上)

若夫目好色,耳好听,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同上)

夫好利而欲得者,此人之情性也。(同上)

“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是以身体欲望而言;“目好色,耳好听,口好味,心好利,

骨体肤理好愉佚”,是就人的官能在情欲的反应而言。《性恶》开篇所“顺是”的性,“好利”“嫉

恶”“好声色”三例均指情性而言,而通观《性恶》全文不见其以官能、知性、志意为恶的观点和论

证,可见性恶说的性乃是特指情性的,很可能对应于《正名》篇对第二义的性的界定。在《正名》篇,

第二义的性所论“性之和所生,精合感应,不事而自然谓之性”,确如冯耀明所指出,是接物、可以为

外物所诱的性;作为性,此时还未经人为的放纵和顺应,故处于自然状态。相反,《性恶》篇不见以心

知、官能、志意为恶的证据,反而似乎刻意遮蔽心知、志意本来的功能,来观察情性在缺乏心知和礼义

约束后无节制的后果。《性恶》开篇即言“顺是”二字,很多学者早注意到“顺是”句是性恶说得以成

立的关键,却未能从“志意”的角度阐释“顺是”二字。其实,“顺是”是“心知”的遮蔽,也是“志

意”的故意。只有当“心知”被遮蔽,“志意”盲从情性,才能看到情性无节制导致“犯分乱理”的恶

果,并以此来提供反对孟子性善的理据。下文言情性“好利而欲得”“不辞让”“劳而欲休”,都把

“心知”“志意”遮蔽,都是此义。

官能是人的先天本能,不杂人欲,如目能看,耳能听,足能行,可知官能显然非恶;“志意”可以志

在“曲私”,也可能安于“公”,其本身不恶;心知“可道”“中理”(《正名》)则成为人为善的必要

条件,心蕴藏着成善的可能。《性恶》篇所论性恶,是限定于情欲之性的泛滥这个意义上的。韩德民认

为:“荀学所谓‘性’,就狭义言之,就是自然性的欲望,就广义言之,亦包括禀赋自天的认识判断能

力。”[15]《性恶》所言性恶说,是狭义的性,而非《正名》所界定的第一义的性。日本学者岛一进一步指

出:“荀子认为人的本性有两重属性。其一称之为‘情性’,生而有之,‘不事自然’,肆意放任之则导

致社会混乱。其二则被称为‘知虑材性’‘知能材性’‘可以知之质,可以能之具’,是朝向既定目的

的、人的主体性的、能够认识实践的能力。换言之,荀子的本性论本质上具有二重结构。而后者的‘性’

乃是人认识、体认社会规范以及致力于学问的前提条件。”[14]90 此说极有洞见!材性是荀子人性论的重要

构成,以往以性恶理解荀子过于狭隘。而心知、志意与性恶说的相互协调,也须借助材朴之性解释:

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性伪合,然后成

圣人之名,一天下之功于是就也。(《礼论》)

材性知能,君子小人一也;好荣恶辱,好利恶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荣辱》)

《礼论》的“本始材朴”一句是性朴论立论处,然而我们更关注“材”字而非“朴”字。“朴”照性

朴论者的理解属于价值判断,即性在价值上不足以言善恶,而是朴的;可联系上下文,这里荀子要强调的

是性伪关系,性是伪的资材,为伪提供了可能性;伪是资材基础上的人为加工或改造。“无性则伪之无所

加”,强调的是对于后天的伪来说,性是必要的先天材具,即“材性知能”。《劝学》:“彼人之才性之

相县也,岂若跛鳖之与六骥足哉!”这里的“才性”也即“材性”,这里荀子不是在说性善恶与否,也并

不意在提出性朴说,对性作出价值判断,而是重新申明材性,主张伪必然借助先天材性而后成其为伪,材

性必借后天的伪才能自美。回到《性恶》篇所说的“性质美”,非指情性,而是指材性而言。

《不苟》篇的主旨是行为要符合“当”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礼义之中”,而一切符合礼义的人

的活动,无不依靠材朴之性才能实现;在“守仁”和“行义”的实践活动中,也不得不依靠材朴之性。

第89页

78 衡水学院学报投稿平台:https://hssz.cbpt.cnki.net/ 第 24 卷

人的一切在礼义之中的活动,所必须借助的性,都属于材朴之性;而人的一切超出礼义、乱礼义的活

动,所借助的性,往往是情性的放纵。心能知、志意能求是先天的材朴之性;心知、志意在后天的有所

知、有所求,则属于伪。《荣辱》的“材性知能”,即《礼论》的材朴之性;亦即涵摄在“善伪”二字

中。建立在“心知”和“志意”基础上的养心致诚理论,粗看和性恶说不一致,其实乃“善伪”之必要

条件。性恶说的关键在“善伪”而不在“性恶”,其完整的表述是性恶善伪说。

荀子的养心致诚思想,其人性论上的根据是作为材朴之性的心知和志意,《性恶》篇上半部分以情

欲言性,两者都是荀子人性理论的核心。心“知道”、志意“可道”,则可以对治人的情性之趋恶、泛

滥倾向。材朴之性,使“知道”“可道”“起礼义,制法度”(《性恶》)成为可能;而“道”“礼

义”“法度”之治的对象是情性。处在张力关系的材性和情性均为荀子人性论的重要组成,在这个意义

上,《不苟》的致诚思想和性恶说无疑是兼容的。

LMN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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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unzi’s Thought of “Cultivating Mind and Sincer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 Nature Theory

FENG Shuo

(School of Philosoph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The thought of “cultivating mind and sincerity” in the book Bu Gou is similar to the theme of “Zhi Qu”, a

chapter in the book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Xunzi creatively inherited and transformed the latter from moral

character to intellectual integrity. The core of Xunzi’s cultivating sincerity thought of intellectual integrity is based on

the logical premise of knowing benevolence and righteousness and emphasizing sincerity and practice at the level of

“will”. The theory of “cultivating mind and sincerity” in Bu Gou is highly consistent with its human nature theory of

wickedness, kindness and hypocrisy, in which “emptiness and tranquility” notion acts on “understanding the Taoism”,

while “cultivating mind and sincerity” theory in Bu Gou acts on “accepting the Taoism”, and they constitute the two

successive links of Xunzi’s theory of moral methodology. The human nature of Xunzi’s thought of sincerity is based on

the nature of simplicity, and it is embodied in “kindness and hypocrisy” in the chapter entitled “Evil of Human Nature”,

which used to be overlooked by researchers.

Key words: Xunzi; “cultivating mind and sincerity”; the nature of understanding; the nature of sentiment ; the nature of

simplicity; will

(;<6=:耿春红 >0=?#杨 敏)

第90页

第 24 卷 第 3 期 衡水学院学报 Vol. 24, No. 3

2022 年 6 月 Journal of Hengshui University Jun. 2022

!"#$%#&'()*+,

刘 振 英

(邯郸学院 文史学院,河北 邯郸 056005)

! "#战国是中国文化学术史的轴心时代,《荀子》与《韩非子》皆是历经百代淘洗的经典。韩、荀

学术虽各具独特品格,但又相互融生。韩非子与李斯俱事荀卿的历史事实,使得韩非子的法术范畴与荀

子的礼学思想存在天然的通变关系。韩非子对荀子礼学的“通”体现在三个方面:“得君行道”,学术

成为公器与国君的结合;礼学与法术之学都以政治为中心;学术品格独特而鲜明。而其“变”则体现在

三个转向上:从王与礼的统一转向人主与法的统一;从纷繁复杂的礼学体系转向简明扼要的法术之学;

学术品格从自由、独立转向功利化、依附性。

$%&#荀子;韩非子;法术范畴;礼学思想;致用途径;学术品格;通变

DOI#10.3969/j.issn.1673-2065.2022.03.010

'()*#刘振英(1971-),男,河北成安人,副教授,文学博士。

+,-.#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项目(20210601040)阶段性成果

/0123#B222.6 45678#A 49:3#1673-2065(2022)03-0079-06

;<=>#2021-08-14

先秦诸子是中国古代思想文明史中的辈出精英,共同经历了中国学术史的轴心时代。诸子为什么会

“辈出”?除了旧的社会秩序崩溃(礼崩乐坏)、新的社会秩序(大一统)尚处萌芽之中这一社会现状迫

切需要学术这一公器来指引之外,以它嚣、魏牟、陈仲、史鰌、墨翟、宋鈃、慎到、田骈、惠施、邓析、

子思、孟轲等为代表的诸家学术思想之间既排斥斗争又相生相融的学术关系也促进了先达辈出、精英共时

局面的形成。韩非子与荀子即是其中的一对。韩非子与荀子有着一种天然的思想学术之联系,所谓天然的

联系首先取决于二人的关系,司马迁称:“韩非者……与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为不如非。”[1]2146 司马迁

所述这一史实,界定了荀子、韩非子与李斯三人存在于相同的时空,且关系密切。不难推断韩非子与李斯

在学术思想上以荀子为尊,他们是具有相同学术理想与生活志趣而从不同地域走到一起的同一阶层的人。

其次,除了这种相同时空交往关系之外,韩非子与荀子在传世文献上也存在着天然的联系。宋代理学家朱

熹说:“荀卿则全是申韩,观《成相》一篇可见。……然其要,卒归于明法制,执赏罚而已。”[2]荀子

《成相》篇的内容与韩非子学术思想存在着一致性,而且阐述了申不害、韩非子刑名法术之要义:明法

制,执赏罚。其三,申不害刑名法术之学是经过韩国政治实践验证了的成功之学。申不害用“学术以干韩

昭侯,昭侯用为相。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十五年。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1]2146。这一学术

用于政治的成功个案,不仅影响着贵为韩国公子的韩非子,同样也天然影响着荀子。

如何认识韩非子与荀子的关系?韩非子法术范畴怎样对荀子礼学内容进行通变?储昭华曾经从心性

范畴探讨过荀子对法家的扬弃①,本文则侧重以荀子礼学思想中的“王”与韩非子思想中的“法术”两个

① 储昭华认为:“与法家的单面之‘人’截然不同,荀子的‘人性’概念其实具有情欲之性与‘心—性’双重维度;

法家旨在通过扣押和绑架人的肉身而驱迫、役使臣民,为君主所用,而荀子思想的主流则是主张以礼义来保障和促进人的

自然本性的合理实现,进而实现人性的升华。”(参见储昭华《从身心关系视角看荀子对法家的扬弃及其对儒家文化的意

义》,《邯郸学院学报》2013 年第 1 期,第 61-67 页。)

第91页

80 衡水学院学报投稿平台:https://hssz.cbpt.cnki.net/ 第 24 卷

范畴为中心,探讨韩非子对荀子礼学的通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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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从荀子到韩非子,都把自己学术理想的实现寄托在帝王身上,把王或人主作

为践行学术治国的终极途径。故荀子把礼学与王统一起来,韩非子把法与人主统一起来。荀子礼学体系

的起点在于《性恶篇》,即人本身天然存在的“好利”“疾恶”之性与“耳目声色”之欲。韩非子法术

之学的起点在于《八奸篇》,即群臣玩弄权术的邪恶行为。他们理论起点的不同必然导致学术的灵魂和

价值取向的不同。荀子礼学着眼于全社会各领域与各阶层群体的全面治理,即“王天下”。韩非子着眼

于“富国强兵”“存亡绝续”。但其实现学术思想与政治的结合点都落在了国君身上,得君行道是他们

思想理论的唯一途径。

荀子以性恶论为其礼学的理论基点,并尝试实现两种改造,即对个体进行修身以化育心性、对社会进

行群治以趋向文理。如何将礼学致用于政治,这是由礼的政治属性决定的。何谓礼的政治属性?即礼尊

王,王修礼。国君至高无上和唯一的政治权力地位得到认同和尊重,同时,王权和以礼治国又是统一的,

修礼是国君的义务和责任。因此,荀子在礼学体系中提出了一个“王”的范畴,他推尊古代圣王,在其理

论中“圣王”“先王”“王制”“王霸”成了高频词,其推尊尧舜禹三王多达 164 处。此外,还谈到了

“齐桓”“晋文”“楚庄王”“勾践”“阖闾”等前代杰出帝王。同时国君实现王天下,要“隆礼”“修

礼”。荀子指出了王者三个基本素质:“故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欲荣则莫若隆礼敬士矣,欲

立功名则莫若尚贤使能矣,是君人者之大节也。”[3]180 其中“隆礼敬士”是帝王最重要的素质。隆礼是指

国君对待礼的态度,还不足以王天下,“隆礼”的目的是为了“修礼”。只有修礼的国君才能实现王天

下。荀子界定“成侯、嗣公”是“聚敛计数之君”,子产是“取民者”,管仲是“为政者”,同时判断聚

敛者不及取民者,取民者不及为政者,为政者不及修礼者,最后得出“修礼者王,为政者强,取民者安,

聚敛者亡”[3]181 的结论。因此“王”是能够在地域、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诸方面实现统一的国君,在荀

子看来“王”是把其礼学思想致用于政治的唯一途径,“礼”与“王”是统一的。

赏功罚罪是以礼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无功不赏、无罪不罚”成为荀子提倡的“王者之论”的重

要内容。但是以赏罚治天下仅仅实现了“霸”的政治境界。荀子说:“彼霸者则不然,辟田野,实仓

廪,便备用,案谨募选阅材伎之士,然后渐庆赏以先之,严刑罚以纠之……是知霸道者也。”[3]184-185 很

显然“渐庆赏以先之,严刑罚以纠之”是国君实现霸道的重要手段。那么,荀子的王道如何实现?第

一,王者能够做到“仁眇天下,义眇天下,威眇天下”[3]186。第二,辅佐王的人能够做到“饰动以礼义,

听断以类,明振毫末,举措应变而不穷”[3]187。第三,治理天下的“王者制度”必须符合“道不过三代,

法不二后王”[3]187

。具体表现为:“衣服有制,宫室有度,人徒有数,丧祭械用皆有等宜,声则凡非雅声

者举废,色则凡非旧文者举息,械用则凡非旧器者举毁。”[3]187-188 荀子的王道即复古之道,也就是以

“仁”“义”“礼”为中心的夏殷周三代君臣治理天下之道。

与荀子礼学思想以性恶论为理论基点相类,韩非子“法术”范畴以“八奸”[4]53-56“十过”[4]59-77 为立

论之基。“八奸”主要揭示为人臣者八种危害政治的奸术,这些奸术必然使“世主所以壅劫,失其所

有”:权臣结好“夫人”“孺子”,“内事之以金玉,使惑其主”,谓之“在同床”;利用“优笑侏

儒,左右近习”,“内事之以金玉玩好,外为之行不法,使之化其主”,谓之“在旁”;利用“侧室公

子”“大臣廷吏”与国君的关系,“处约言事,事成则进爵益禄,以劝其心,犯其主”,谓之“父

兄”;“尽民力以美宫室台池,重赋敛以饰子女狗马,以娱其主而乱其心,从其所欲,而树私利其

间”,谓之“养殃”;“为人臣者散公财以说民人,行小惠以取百姓,使朝廷市井皆劝权誉己,以塞其

主而成其所欲”,谓之“民萌”;“求诸侯之辩士,养国中之能说者,使之以语其私。为巧文之言,流

行之辞,示之以利势,惧之以患害,施属虚辞以坏其主”,谓之“流行”;“聚带剑之客,养必死之

士,以彰其威,明焉己者必利,不为己者必死,以恐其群臣百姓而行其私”,谓之“威强”;“重赋

敛,尽府库,虚其国以事大国,而用其威求诱其君;甚者举兵以聚边境而制敛于内,薄者数内大使以震

其君,使之恐惧”,谓之“四方”。

第92页

第 3 期 刘振英 韩非子对荀子礼学思想的通变 81

“十过”主要揭示为人君者十种不良德行,必然带来杀身亡国之祸:1)以司马子反鄢陵之战中的嗜

酒不能忠于楚共王的行为为例论述“行小忠,则大忠之贼也”;2)以晋献公假道于虞事论虞公“顾小

利,则大利之残也”;3)以楚灵王为申之会事论灵王“行僻自用,无礼诸侯,则亡身之至也”;4)以

卫灵公濮水听琴事论“不务听治而好五音,则穷身之事也”;5)以智伯瑶晋阳之战为例论“贪愎喜利,

则灭国杀身之本也”;6)以戎王使由余聘于秦事为例论戎王“耽于女乐,不顾国政,则亡国之祸也”;

7)以田成子游于海事为例论“离内远游而忽于谏士,则危身之道也”;8)以齐桓公问政于管仲事为例

论桓公“过而不听于忠臣,而独行其意,则灭高名为人笑之始也”;9)以秦攻韩之宜阳事论韩君“内不

量力,外恃诸侯,则削国之患也”;10)以晋公子重耳出亡过曹事论曹君“国小无礼,不用谏臣,则绝

世之势也”。

“八奸”“十过”不只是对前代大臣与国君历史教训的总结,其终极用意是针对母国“弱韩危极”之

时,奸猾贼民恣为暴乱,纵横之徒颠倒人主以窃利的社会现实而大声疾呼,更是为其刑名法术之学而张本。

为了矫正“八奸”“十过”,韩非子提出了“法”“二柄”的范畴。国家无常弱无常强,国家的强

弱取决于奉法者。韩非子说:“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4]31 如果国君能够做到“去私

曲就公法”“去私行行公法”,那么就能够实现“民安而国治”“兵强而敌弱”[4]32。韩非子强调人主与

法的统一。人主获得至高无上的地位和尊严也有赖于“法度”,国君能够“审得失”,用“法度之制”

管理群臣,那么就“不可欺以诈伪”,能够以“审得失”“有权衡之称”的原则来“听远事”,那么人

主“不可欺以天下之轻重”[4]32-33

。人主审察百官,为了避免臣下的“饰观”“饰声”“繁辞”带来的蒙

蔽,不用目观,不用耳听,不用虑思,而尊奉法度,即“舍己能而因法数,审赏罚”。人主做到了严奉

法度,就能够“任势使然”“独制四海”,并且让聪智者“不得用其诈”、险躁者“不得关其佞”、奸

邪者“无所依存”,实现“远在千里外,不敢易其辞;势在郎中,不敢蔽善饰非;朝廷群下,直凑单

微,不敢相逾越”的政治效果[4]37。所谓“二柄”,是明主导制群臣的代名词,韩非子解释为刑和德。即

“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韩非子进一步解释:“为人臣者畏诛罚而利庆赏,故人主自用其刑德,

则群臣畏其威而归其利矣。”[4]39 在韩非子看来,刑和德是人主管理群臣的最重要的手段,人主无刑德,

则必然丧失最高的政治权力和地位,国家也将随之分崩离析,相反只有人主很好地利用刑德“二柄”,

做到人主与刑德的统一,整个国家机器才会高效地运转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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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礼的属性内涵极为复杂和丰富,拙作《荀子礼学范畴的理论基点与渊源》梳理了荀子礼学与前代

儒家典籍之间的联系,归纳出礼的六种属性:即社会群体中的道德属性;宗族群体中的伦理属性;政治群

体中的政治属性;分配体系中的经济属性;人与自然关系中的生物属性;心性改造中的教育属性[5]。前三

种属性由来已久,它们适用于尊贤、亲亲、君臣等范围,在荀子之前的儒家传统中已成体系,并有效地管

理着尧、舜、禹时期的社会,形成被后世,尤其为宋代知识分子极力推崇的“三代之治”的局面,并成为

夏、商、周治理国家的经典政治文献。

后三种属性是荀子在《礼论篇》中详细阐述的观点,礼的经济属性起源于物质资料的分配,无“度

量分界”的分配,必然导致人的欲求处于“争则乱,乱则穷”的局面。因此,“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

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3]409

。礼的经济属

性在此刻就成为荀子的另一个学术范畴“分”,荀子的“分”即按等级分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意

思。荀子认为“分”是“百王之所同”“礼法之枢要”,是礼学的中心原则和灵魂。荀子说:“农分田

而耕,贾分货而贩,百工分事而劝,士大夫分职而听,建国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总方而议,则天子

共己而止矣。出若入若,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辨,是百王之所同,而礼法之大分也。”[3]253-254 社会的

各行各业,都要根据对本行业的土地、货物、管理事件进行分配,然后进行本行业的生产劳动。诸侯、

三公甚至天子都被纳入这一“分”的大原则之中,享有利益并严守责任和义务。荀子在《礼论篇》中强

调“礼之三本”,即“天地”“先祖”“君师”。他说:“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

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焉,无安人。故礼,上事

第93页

82 衡水学院学报投稿平台:https://hssz.cbpt.cnki.net/ 第 24 卷

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3]413“天地”是指人生存于其中的生物界、自然界,

是人的衣食住行不竭的源泉。“先祖”是人的群类和种属的族根,没有人种,则无从谈到人类文明,这

是礼的生物属性。“三本”之中,荀子君、师并提,与中国古代社会君师合一、政教合一的历史特征相

适应。中国上古的国君与王公大臣负责管理国家和教育子民的双重责任,既要以仁义来教育百姓、提高

国民素质,又要引导、组织群体团结合作,富国强兵、抵御外侮。因此,在中国的上古社会礼的教育属

性与政治属性是统一的。

韩非子法的属性则较为单一,其论述法的范畴始终围绕“存韩”“人主”“爱臣”“扬权”“八

奸”“二柄”“南面”“安危”“用人”“内储”“外储”等国家政治的主体和主题来阐述的,国家政

治的主体即人主和群臣,国家政治的主题即用人、用法与存亡、安危。因此,韩非子所力倡的法,只具

有政治属性,这是他与荀子礼学的根本区别,是韩非子刑名法术之学的精髓。

韩非子《八奸篇》把群臣的奸术分为八类:“一曰在同床……二曰在旁……三曰父兄……四曰养

殃……五曰民萌……六曰流行……七曰威强……八曰四方。”[4]53-54 韩非子之法对“人主”做了相应的约

束和提醒。针对“同床”,他强调“人主”管理后宫要“不行其谒,不使私请”;针对“在旁”,他约

束“人主”对左右身边的人要“使其身必责其言,不使益辞”;对于“父兄大臣”,他提醒“人主”要

“听其言也必使以罚任于后,不令妄举”;对于“观乐玩好”之“养殃”,他教育“人主”要“必令之

有所出,不使擅进擅退,不使群臣虞其意”;对于“民萌”,即“德施”,他强调“人主”要“纵禁

财,发坟仓,利于民者,必出于君,不使人臣私其德”;对于“流行”,即“说议”,他主张“人主”

对“称誉者,毁疵者”,“必实其能,察其过,不使群臣相为语”;对于“威强”,即“养士”,韩非

子明确“人主”要“军旅之功无逾赏,邑斗之勇无赦罪,不使群臣行私财”;对于“四方”,即“诸侯

之求索”,他主张“人主”要“法则听之,不法则距之”。以上韩非子关于“八奸”的论述,主要是引

导“人主”实现对群臣的治理,根据不同的执政现实来推行自己政治管理的具体措施。与荀子不同,韩

非子“法”的范畴主要针对的是大臣。通过管理大臣实现对国家与社会的有效管理。韩非子《八奸篇》

所论述的内容即是对以群臣奸行为中心的官吏治理。

同样其《内储》《外储》两篇文章也在谈国君对群臣治理的问题。唐司马贞在《史记索隐》按语中

说:“《内储》言明君执术以制臣下,制之在己,故曰‘内’也;《外储》言明君观听臣下之言行,以

断其赏罚,赏罚在彼,故曰‘外’也。”[1]2148 司马贞指出了韩非子《内储》《外储》的核心在于明君的

制臣之术与赏罚之术。韩非子在《内储》篇确切提出开明国君对大臣的管理和考察应注重“七术”与

“六微”。所谓“七术”,即“一曰众端参观,二曰必罚明威,三曰信赏尽能,四曰一听责下,五曰疑

诏诡使,六曰挟知而问,七曰倒言反事”[4]210。明君对臣下的治理要兼听广闻,才能听到真实诚恳的建

议;明君要树立绝对的威信,不能“爱多寡威”;赏罚分明,薄厚得当,才能树立国君威信,褒扬杰出之

士;治理事物要有恒定专一的标准,绝不能让臣下滥竽充数;明君要做到挟智而问,智者千虑,才能做到

“众隐皆变”;明君应该“倒错其言,反为其事”,来观察考证他所怀疑的臣下。所谓“六微”,即“一

曰权借在下,二曰利异外借,三曰托于似类,四曰利害有反,五曰参疑内争,六曰敌国废置”[4]238。国君

的权势不能假借给臣下,否则人主就会受到壅蔽;君臣的利益应该一致,否则人臣就会成其私利,失去忠

诚;国君应该对“似类事件”明察秋毫,不能水溺不分,错杀大臣;因国害则省其利者,臣害则察其反

者;国君应该明断,不要让事情形成“参疑”之势,否则就会危害国家;明君应该明确敌人的目标,否则

就会轻易地废置自己的人才。

从对韩非子《八奸》《内储》的内容梳理来看,其法术之学主要围绕明君权谋、制驭官吏之术来展

开,政治属性是其唯一的本质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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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礼学与韩非子法术之学虽然有大量的相通相融之处,但其两种思想体系具有迥异的学术品格和

精神灵魂。在荀子礼学中,荀子之于国君、礼学体系之于国家政体都具有普遍的哲学意味,荀子及其礼

学具有独立、自由的学术品格和人格。其关于王、圣有着明确的界定。

第94页

第 3 期 刘振英 韩非子对荀子礼学思想的通变 83

荀子在《解蔽》篇中说:“故学也者,固学止之也。恶乎止之?曰:止诸至足。曷谓至足?曰:圣

王。两尽者,足以为天下极矣。故学者以圣王为师,案以圣王之制为法,法其法以求其统类,以务象效其

人。向是而务,士也;类是而几,君子也;知之,圣人也。”[3]481 所谓“王也者,尽制者也”,意即国君

的职责,在于完善法令制度;所谓“圣也者,尽伦者也”,意即学者的职责,在于完善自我,以成君子。

在这段论述中,荀子指出了学者学习的明确目标和由于天分与后天努力而达到的效果和层次。王圣之学是

学者读书、思考、立说的根本目标,“王圣之学”是显学、绝学。因此,达到了这个目标,即“学止”,

即到了“至足”之境。“士”“君子”“圣人”是荀子对学者不同学习效果和学者层次的描述,学者“以

圣王为师”,以“圣王之制”为法度,法其所以为法,向圣王看齐,孜孜以求,努力去做就到了学者研究

“圣王之学”的第一层次,即士的层面。按照以上学习的程序和方法坚持不懈地学习就会与圣王相差无

几,这个层次是圣王之学的第二层次,即君子的层面。“知之,圣人也”,王先谦解释:知圣王之道者,

即掌握了成为圣王之道,并且可能成为圣王的人。因此,荀子所说的圣人是指具有学者属性,并致力于

“王圣之学”,且达到了学术至足之境的学者中的精英分子。荀子当之无愧为圣人。

荀子在《劝学》篇中对达到学术“至足”之境的学者的信仰和品格也做了明确的勾勒:“君子知夫不

全不粹之不足以为美也,故诵数以贯之,思索以通之,为其人以处之,除其害者以持养之。使目非是无欲

见也,使口非是无欲言也,使心非是无欲虑也。及至其致好之也,目好之五色,耳好之五声,口好之五

味,心利之有天下。是故权利不能倾也,群众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荡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谓

德操。德操然后能定,能定然后能应。能定能应,夫是之谓成人。”[3]21-23 学者追求的显学是圣王之学,

至全、至足、至粹是最基本的学术标准,熟读成诵、深刻思考、设身体验、去伪存真是对学者学习的基本

要求,其所欲见、欲言、欲虑都归于是,天下之好色、好声、好味集于一身,并且利惠天下万姓。因此,

学者就成了君子,其具备了生死以之的学术追求和学术操守:权势和利益不能使之倾倒身躯,众人之力不

能使之变移心志,天下之利不能动摇其信仰,然后能坚定所有以应对世界之变。荀子之学仍然坚持了学为

君子、学为自己的为学理想。成为“成人”“君子”“圣人”是荀子的为学目标和学术品格。得君行道则

为帝王之师,士不遇则或为布衣、或为岩穴之士。这种学术品格和学术理想是自由的、独立的。

与荀子礼学相比,在韩非子法术之学的体系中,韩非之于国君、法术之学之于国家政治都具有了一

种功利色彩,其学术理想与学术品格不再独立和自由,而转向功利化、依附性。这在《说难》篇体现得

最为真切。以此文字考察,韩非游说国君是不设退路的,这与孔孟荀有着本质的区别。孔孟荀的周游列

国都以“道不同不相为谋”为原则,君臣各从其志。而韩非子《说难》篇则可以游说任何国君。因此,

他提出:“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4]86

游说万乘之君的学者,首先要对帝王性格、心事、执政理想了如指掌,是谓“知所说之心”。然后

对症下药,把自己的学术思想或删繁就简或踵事增华,以最适当的形式呈现于帝王面前,并且使之欣然

接受。是谓“以吾说当之”。具体来讲,国君“为名高”,游说者“说之以厚利”,国君就会认为游说

者品节低下、身份卑贱,游说者必然会被疏远,其学术也会被置之脑后。相反,国君“出于厚利”,而

游说者“说之以名高”,国君就会对游说者失去兴趣,也一定不会采纳游说者的建议。还有更复杂的情

况,国君口是心非“阴为厚利而显为名高”,游说者“说之以名高”,国君则表面上接受游说者而内心

却疏远他;游说者“说之以厚利”,那么国君就会内心接受游说者的言论而拒绝光明正大地接纳他。

因此,韩非子指出,在上述场景下,“谏说谈论之士”尤其要“察爱憎之主而后说焉”。他非常形

象地说明了谏说谈论之士游说国君的“逆顺之机”,他说:“夫龙之为虫也,柔可狎而骑也;然其喉下

有逆鳞径尺,若人有婴之者,则必杀人。人主亦有逆鳞,说者能无婴人主之逆鳞,则几矣。”[4]94 向国君

进谏,顺逆之机,危在其中,顺以招福,逆以制祸。众所周知,韩愈一封《谏迎佛骨表》,批了唐宪宗

的“逆鳞”,苏轼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一文中用“忠犯人主之怒”[6]一语称赞韩愈的大义、胆略和勇

猛。很显然,这与韩非子“察爱憎之主而后说焉”的原则相违背。换句话说,士大夫进谏可以丢掉气

节。那么韩非子及其法术之学的独立自由的学术品格,已荡然无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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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才能游说成功呢?韩非子在《说难》篇中道破了天机:“凡说之务,在知饰所说之所矜而灭其

所耻。”[4]89 什么是“知饰所说之所矜而灭其所耻”?其意思是指要谏说国君,就要知道国君引以为傲并

想要自夸的东西,那么,游说者就要美化它、褒扬它。还要知道国君引以为耻并不愿提及的心事,那

么,游说者就要回避它、湮灭它。韩非子非常自信地说:“今以吾言为宰虏,而可以听用而振世,此非

能仕之所耻也。夫旷日离久,而周泽既渥,深计而不疑,引争而不罪,则明割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

以饰其身,以此相持,此说之成也。”[4]92 韩非子之意,即以违心巧饰之言先结帝王之欢,以为缓兵之

计。然后等待时机“明割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饰其身”。所谓“旷日离久,而周泽既渥”,是指

游说者与国君的关系日益信任、日渐牢固。因此,韩非子的进谏之术抛掉了儒家学术的是非观、荣辱

观,也丢掉了游说者的独立自主的人格,而沦为人主的附庸,从而处于次要地位。

结论:韩非子法术之学对荀子礼学的“通变”分别表现在三个方面,其“通”为:“得君行道”,学

术成为公器与国君的结合;礼学与法术之学都以政治为中心;学术品格独特而鲜明。其“变”则体现在三

个转向上:第一,从王与礼的统一转向人主与法的统一。荀子对国君素质有要求,不仅以君为王,而且引

导国君用王的标准改善自己,强调王与礼的统一。韩非子对“人主”则没有明确的要求,而对“游说人

主”的理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强调法与人主的统一。第二,从纷繁复杂的礼学系统转向简明扼要的法术

之学。荀子礼学涵盖了政治、经济分配、生物种群、宗族伦理、社会道德、教育等多个领域,而韩非子的

法术之学则集中于政治领域,尤其以明君制臣之术为中心。第三,学术品格从自由、独立转向功利化、依

附性。荀子与国君的关系是独立的、自由的,而韩非子与国君的关系是从属的、是有主次的。

OPQR/

[1] 司马迁.史记[M].裴!,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59.

[2] 黎靖德.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6:3255.

[3] 王先谦.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8.

[4] 王先慎.韩非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13.

[5] 刘振英.《荀子》礼学范畴的理论基点与渊源[J].河北学刊,2017(4):189-194.

[6] 苏轼.苏东坡全集[M].珠海:珠海出版社,1996:372.

The Adaptability of Han Feizi to Xunzi’s Thought on Rites

LIU Zhenying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History, Handan University, Handan, Hebei 056005, China)

Abstract: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was the pivotal era of Chinese cultural and academic history. Both Xunzi and Han

Feizi were thought to be classics going through hundreds of generations. Although Xun Zi’s and Han Feizi’s academics

have their own unique characters relatively, they are integrated into each other. The historical fact that Han Feizi and Lisi

both served Xunzi made the category of “fa” and “shu” (generally, referring to the means of calling wind and rain,

expelling ghosts and eliminating diseases carried out by immortals, warlocks and witches) of Han Feizi and the thought

of ritualism of Xunzi have a natural relationship of accommodation. Han Feizi’s understanding of Xunzi’s theory of rites

is embodied in three aspects: “ de jun xing dao ” (It means talented people were trusted by enlightened monarchs to carry out

their own political ideas and plans) , indicating academics become the combination of the public tool and the monarch; both

the studies of rites and “fa” and “shu” are centered on politics; the academic character is unique and distinct. While its

“change” is reflected in three changes: from the unity of kings and rituals to that of human masters and law; from the

complicated system of rituals to the concise study of “fa” and “shu”; from free and independent academic character to

utilitarian and dependent academic character.

Key words: Xunzi; Han Feizi; scope of “fa” and “shu”; ritual thought; application approach; academic character;

adaptability

(?@:A:耿春红 B4AC#杨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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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4 卷 第 3 期 衡水学院学报 Vol. 24, No. 3

2022 年 6 月 Journal of Hengshui University Jun.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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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祥 翔

(南京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 "#前辈学者对于“君子不器”的理解一般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从“器”的内涵和功用出发,将

“君子不器”理解为君子不只有一种功用;另一类则对“君子”进行深入分析,将“君子不器”与君子

的道德属性联系起来。第一类理解没有全面考虑“器”和君子的特征,第二类理解则不免抓错重点甚至

有过度解读之嫌。因此,两类理解都有所不足。“器”是指人像特定的器物一样,只能承担某些特定的

角色,消极地发挥角色功用。“君子不器”则是指君子有能力承担无限的角色,根据所处的关系和情境

选择最恰当的行为。

$%&#君子不器;伦理;道德;角色

DOI#10.3969/j.issn.1673-2065.2022.03.011

'()*#李祥翔(1997-),男,山东济南人,在读硕士。

+,-./#B222.1 01234#A 056/#1673-2065(2022)03-0085-06

789:#2021-06-27

“君子”一词在儒家典籍中随处可见,儒家学者或是称赞君子高尚的品行,或是描述君子具有的特

征,使得君子的形象渐渐丰满起来。但其中也不乏晦涩难懂的语句,如《论语》中的“君子不器”。何

为“不器”?“不器”又与君子有什么关系?这些问题都无法在《论语》中直接找到答案,这就为我们

留下了丰富的解读空间。本文在忠实于经典原著的基础上,试以儒家角色伦理来分析“君子不器”一语

的含义,并且从中总结出君子的为人处世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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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不器”一语出自《论语·为政》,原文非常简短,只有“子曰:‘君子不器’”[1]17 六字,孔

子交谈的对象、针对的问题、说话的场景,我们全都不得而知。相关信息的缺失增加了后人理解这句话

的难度,但是历代学者依然不惧艰难,针对这句话提出了自己的理解。在提出新的理解之前,我们有必

要回顾一下前辈们的理解,这既能给我们提供宝贵的灵感,也能避免我们重蹈前人的覆辙。

“君子不器”这句话中有两个概念,一是“君子”,一是“器”,前辈们的解读也都是围绕着这两

个概念而展开。具体研究方法通常是对其中的一个概念进行重点分析,再将分析的结果与另一概念联系

起来。我们如果对前辈们的理解进行归类,也可以按照研究的重点所在,将其归为两大类:

第一类,重点放在对于“器”的分析上。前辈们先是解读“器”的内涵与特征,然后确定“君子不

器”一语中“器”字强调的是器的哪个方面,再反推出“不器”的含义,最后将这种含义与君子联系在

一起。那么,“器”的内涵和特征是什么呢?“从现有的考古资料来看,‘器’字最初都出现在‘卣’

(盛酒的器具)、‘簋’(盛食物的器具)、‘盘’(盥洗用具)等祭祀用器的铭文中,这说明‘器’

最初就是指这些具体的器具”[2]86。后来,“器”的所指不断扩大,从祭祀用器扩展到生活用器,后来更

是成了一切“形而下者”的通称,即用来指一切有形有相的具体事物。但不管是祭祀用器、生活用器还

是形而下者,它们都有共同的特征,那就是每种器物都有着一定的功用,如房屋可供居住,笔可用来写

字等。前辈们抓住了“器”具有特定的功用这一点,认为这就是“君子不器”中“器”字强调的重点所

在。如包咸认为“器者各周于用”[3]112,熊埋认为“器以名可系其用”[3]112。前辈们由此认为,“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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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衡水学院学报投稿平台:https://hssz.cbpt.cnki.net/ 第 24 卷

功用是有限的,一种类型的“器”只能用于一种特殊的用途而不能用于其他,如舟车各有不同的用途,

那么“不器”自然就是指没有特定的用途,“君子不器”也就是指君子不应像器物那样有着特定用途,

而应是多才多艺、全面发展的。这种观点在历史上长期占据着主导地位,且被众多学者所认可。如朱熹

认为“君子不器”指的是“成德之士,体无不具,故用无不周,非特为一才一艺而已”[4]58。钱穆在《论

语新解》中将“不器”解为“不器非谓无用,乃谓不专限于一材一艺之长,犹今之谓通才”[5]34,进而将

“君子不器”翻译为“一个君子不像一件器具,只供某一种特定的使用”[5]34。杨伯峻在《论语译注》中

将“不器”解为“孔子认为应该无所不通”[1]17,进而将“君子不器”译为“君子不像器皿一般,[只有一

定的用途]”[1]17。李泽厚在《论语今读》中将“君子不器”简单地译为“君子不是器具”[6]32,随后将此

句详解为“这句话今天可以读作人非 robot(机器人),即人不要被异化,不要成为某种特定的工具和机

械……人应使自己的潜在才能、个性获得全面发展和实现”[6]32。李泽厚对“君子不器”进行了现代性阐

释,但他依然在强调君子的多才多艺,并未突破前人的理解。

第二类,不再将“器”作为解读的出发点,而是将重点放在了“君子”上面。清代学者李光地在

《论语劄记》中解读“君子不器”为:“器者,以一能成名之谓。如子路之治赋,冉有之为宰,公西华

之治宾客,以至子贡之瑚琏皆是也。君子之学,德成而上,艺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后。颜子视听

言动之间,曾子容貌辞气颜色之际,而皋夔稷契伊傅周召之功勋德业在焉,此之谓不器。若以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为不器,是犹未离乎器者矣。”[3]112 可以看出,李光地对于前人的理解提出了批评,认为如果

将“不器”理解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那么就会陷入自相矛盾之中,“因为只要讲用途,讲作用,

‘不器’就仍然是‘器’,二者的差别就不是本质上的,而是数量上的,也就是有一种用途还是多种用

途而已”[2]87。在对前人提出批评之后,李光地开始思考“君子”有何特征。在他看来,“君子之学,德

成而上,艺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后”,君子最大的追求在于成就自身的道德,技艺、行动、事功

都只是次要的副产品而已。因此,子路、冉有、公西华、子贡等人虽各有所长,但依然是“器”,只不

过是“瑚琏”这样特殊的“器”,颜、曾二人“不器”而德行完备,因此比子路四人更接近“君子”。

可见,李光地将君子的道德属性引入对于“君子不器”的理解当中,而这一思路在当代得到了不少学者

的赞同。王大庆称赞李光地的睿见,认为“孔子的这句话与其说是主张多才多艺,不如说是倡导提高道

德水平和境界”[7];董卫国则从德才关系的角度指出“君子不器乃是强调德性修养的重要性……一个人生

观、价值观存在偏差的人,其技艺和能力未必能够给他人甚至包括他自己带来真正的福利”[8]。

上述两类解读既合理又有不足。第一类解读,虽然深入分析了“器”的内涵和特征,但这种分析是

否全面尚有待商榷,同时这类解读未深入考虑“君子”本身有何属性,因此不免走上了歪路。第二类解

读,对“君子”进行了深入分析,强调“君子”的道德属性,但是要么缺乏对于“器”的深入分析,片

面强调君子的道德属性,甚至以道德否定功用,使得最终理解偏于一隅;要么是过度解读,甚至将自身

的理解强加于孔子原意之上,成了“六经注我”而非“我注六经”。因此,要想正确理解“君子不

器”,我们一方面要全面理解“器”与“君子”二者的特征,在它们的相互规定中确定“君子不器”的

真正含义;另一方面要忠于儒家元典,避免将不属于孔子原意的个人思想掺杂在对原文的解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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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与“器”这两个概念对于“君子不器”的理解都很重要,但相比之下,原文中“君子”的

相关属性是通过对“器”的否定而获得的,所以要想正确理解“君子不器”,我们首先还是要从对于

“器”的全面理解出发。

《论语》一书中,除“君子不器”外,共有四处谈到“器”这个话题,分别在《八佾》《公冶长》

《子路》《卫灵公》四篇中出现,且都出自孔子之口。因此,要正确理解孔子所说的“器”到底有何含

义,这四处涉及“器”的语句可以为我们提供宝贵的参考。

《卫灵公》篇中涉及“器”的语句为“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此处与“工”相联系的

“器”,杨伯峻认为是“工具”的意思。联系下文来看,孔子以“工”与“器”的关系比喻自身与贤大

夫、仁士的关系,如此一来,“器”在此处的含义就是被人利用以达到某种目的的“工具”。在《公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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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期 李祥翔 “君子不器”的角色伦理分析 87

长》篇中,孔子称子贡为“器”,但同时指出子贡是“瑚琏”这种尊贵的礼器,而非工具。如此,我们

就可以得出一条结论,即孔子口中的“器”含义多样,不可一概而论。

《八佾》中涉及“器”的语句是孔子对管仲的指责:“管仲之器小哉!”[1]31 在《论语》中,孔子对

管仲的态度是非常复杂的。有时他会对管仲提出器小、不俭、不知礼等指责,有时他又会称赞管仲辅佐齐

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功劳。通过孔子对于管仲的态度,我们可以初步获得孔子口中“器”的一些特

征。首先,孔子指责管仲为“器小”,言外之意就是人应该成“大器”,而不应当成“小器”。可见,虽

然“君子不器”,但“成器”本身并不完全是贬义词,“成大器”也是值得称赞的。其次,管仲对于华夏

文明实有贡献,但几乎只集中于政事与军事方面。在礼节与生活作风方面,管仲实在无甚过人之处,“管

氏而知礼,孰不知礼?”[1]31 其三,孔子有时用“仁”来称赞管仲,“如其仁,如其仁”[1]149,但在《论

语》中,孔子从未称管仲为“君子”。概言之,管仲仅在特定的方面有所作为,而于其他方面则无所建

树。因此,管仲是“器小”而非“不器”,不得被称为“君子”。

然后,我们不妨再回过头来看,作为“瑚琏”的子贡是怎样的。结合《论语》中的其他内容来看,子

贡有着一技之长,尤其是在货殖方面,如“赐也达,于从政乎何有”[1]57,“而货殖焉,亿则屡中”[1]114。

但子贡也有缺陷,如“不受命”[1]114 等。可见,子贡与管仲极为相似,都是既有某方面的特长而又存在缺

陷。因此,在孔子眼中,二人都是“器”。但是,二人又有所区别。管仲几乎是只擅长军政之事,而子贡

在从政之外又擅长货殖,还位列孔门十哲中的“言语”科;并且作为孔子的得意弟子之一,子贡虽不以礼

闻名,但不可能不知礼。相比之下,子贡较管仲为佳。因此,二人虽同为“器”,但一为“小器”,一为

“瑚琏”这种珍贵的礼器。结合孔子对管仲和子贡二人的评价,可见,在有一技之长的情况下,如果在其

他方面存在巨大的缺陷,那么就是小小的“器”,很可能是斗筲等器;如果在其他方面仅略有缺陷,那么

就是珍贵的礼器。至此,我们可以初步总结出一个趋势,即孔子认为一个人的缺陷越少,可应用的场合越

多,他的器就越大、越精致。

最后,我们看一下《子路》篇中涉及“器”的语句:“子曰:‘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说之不以道,

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说之虽不以道,说也;及其使人也,求备焉。’”[1]141

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解读“器之”:“谓随其材器而使之也。”[4]139 在这句话中,“器”是作为

“备”的反义词而出现的,而“备”又有全、尽之意,如杨伯峻就翻译“求备”为“求全责备”[1]141,因

此,朱熹此注应为确当。如此,“器”的含义就不仅仅指个人只有某一方面的功用,还可以指个人具有

特定的材质。

以上通过对《论语》中所有涉及“器”文字的分析,初步把握了“器”的内涵与特征以及孔子使用

“器”字的原则。但还不能断言“器”只有特定的功用与材质这两种内涵,还应结合其他文献,继续挖

掘“器”的内涵。

如前所述,“器”字最初主要是指卣、簋、盘等礼器,后来才逐渐扩展到生活用器乃至一切具体事

物。虽然“器”的覆盖范围不断变化,但是万变不离其宗,要把握“器”的内涵,我们就应当从“器”

的原初含义入手。“卣”在《尔雅·释器》中被解释为“器也”,郭璞注云“盛酒尊”;“簋”在《说

文解字》中被解释为“黍稷方器也”,也就是说,“簋”在古代是用来盛放食物的方形器皿;《礼

记·丧大记》中“沐用瓦盘”,《正字通·皿部》中:“盘,盛物器,或木或锡铜为之,大小深浅方圆

不一。”以上就是传统文献对于卣、簋、盘三种“器”的注解。如果仅仅由此展开分析,具有特定的功

用确实是“器”最明显的特征。但是笔者以为,仅就这三种器物来分析“器”的含义是不妥当的。首

先,从《礼记》等儒家经典著作中可以看到,古代祭祀活动的礼器多种多样,并非只有卣、簋、盘三种

礼器,我们也找不到任何独属于这三种礼器而不见于其他礼器的特征。其次,《说文解字》中对于

“器”的解释是“皿也”,段玉裁注云“器乃凡器统称”。在许、段二学者的解释中,“器”都是各类

器皿的统称,而非三种礼器的统称。最后,只在这三种礼器的铭文中,最早出现“器”字,的确是事

实,但我们不能因此断言“器”字最初仅仅是指这三种礼器。第一,我们不能排除今后有其他铭文出现

的可能;第二,即使没有其他铭文出现,也有可能是因为镌刻铭文的器物没有遗留下来而已;第三,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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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衡水学院学报投稿平台:https://hssz.cbpt.cnki.net/ 第 24 卷

使最初的确只有这三种器物镌刻了“器”这个字,但我们依然不能认定最初只有这三种器物可被称为

“器”,因为器物制作者并不需要在每一件“器”上都注明这是一种“器”。综上,笔者以为不应当仅

仅通过对于卣、簋、盘的分析来把握“器”的内涵,而应该将“器”的范围进行一定程度的扩大。既然

卣、簋、盘三种器物都是礼器,我们不妨通过对于各种礼器的分析来把握“器”的内涵。笔者通过对

《礼记》等儒家经典礼学著作及当代考古发现的分析,将“器”的特征总结如下:

首先,如前人所述,每种“器”都有着一定的功用,如卣之盛酒、簋之盛黍稷、盘之盛物与沐浴。

其次,“器”都有着一定的形状与外表。虽然有些“器”可以在外表上有一定的变化,但这种变化始终

在一定的范式之内,正如盘之大小深浅方圆虽不定,但总不会如鼎一般有腿,或如卣一般有提手。孔子

看到本应有棱的觚却“失其制而不为棱”[4]88 时,感叹“觚不觚”,正是因为觚这种“器”本不应有此种

外表。再次,“器”的应用场合有着严格限制。几乎每一种“器”都只能在特定场合中出现,而不能广

泛地应用于所有场合。祭祀活动需要“陈尊俎,列笾豆”[9]491,笾、豆两种“器”此时必须出场,而在诸

侯相朝时,则“灌用郁鬯,无笾豆之荐”[9]281,彼此之间只以郁鬯来相互敬酒,笾、豆两种“器”在这种

场合下是不能出场的。从次,“器”的使用是被动的。孔子曾经说过:“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

乐云,钟鼓云乎哉?”[1]183 从这一话语中可以看出,虽然钟鼓等“器”可以在很多礼仪活动中出场并承

担功用,但它们功用的发挥却不取决于自身,而是取决于礼仪活动整体。礼仪活动需要钟鼓起到某种作

用,它们才能发挥相应作用,如礼仪活动需要钟鼓以何种方式在何时发出何种响声,它们就只能依样照

办。也就是说,“玉帛钟鼓在此活动中是被动的,它们该如何发挥作用,并不能完全自我决定,而是由

其在礼仪活动所扮演的角色、所承担的功能所决定”[2]88。最后,“器”有时需要彼此搭配使用。而它们

之间的搭配方式有着明确规则,例如,鼎、豆、壶三种器就经常被组合到一起使用。根据考古发现,

“这种‘鼎、豆、壶’的礼器组合方式,在良渚时期随葬的陶器中经常出现,并已趋于规范化”[10]。而

据《礼记》记载,不管礼仪活动的规模大小,鼎俎的数量都是奇数,笾豆的数量都是偶数,“鼎俎奇而

笾豆偶”[9]302。如此一来,在礼仪活动中,不仅“器”的搭配对象是确定的,就连每种“器”的数量也都

是确定的。可见,“器”与“器”之间搭配关系是清晰明确而不可随意更换的。

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到,“器”有着诸多共同的特征,这些特征涵盖了外表、功用、应用场合、

搭配关系等不同方面。但如果将这些不同的特征概括为一个总的特征的话,那就是“器”只能承担特定

的角色。在祭祀活动中,每种“器”都被分配了固定的角色,“器”只能被动地将这个角色承担起来而

不能任意突破自己的角色,否则就是越俎代庖。每一种角色都有着一定的外表,“器”的角色是固定

的,外表自然也是固定的;这个角色在某种场合需要起到某种作用,“器”就需要在这种场合发挥这种

作用;这个角色需要和其他角色以某种方式共同参与表演,一种“器”就需要与另一种“器”以某种方

式搭配到一起。“器”自己不能决定自己的行动,它的一切行动都要受到角色的控制。

既然“器”的特征只能承担特定的角色,那么被称为“器”的人也只能承担特定的角色。现实生活

中有着各种各样的情境,人也会处于各种各样的关系之中,这就对人的能力有着各种各样的要求。但像

“器”一样固定了自身角色的人却只具有特定的能力,无法根据实际情况的需要发挥各种能力;只能应

付某一类事件,无法灵活地处理各类突发情况;只能生活于某一种情境之中,无法适应各种复杂情境;

可以被动完成一些任务,却无法主动承担责任;只能与某些人打交道,无法做到“四海之内皆兄弟”。

不可否认,承担特定角色的人可能会具有某些优点,如相比“乡愿”更加正直、在某些方面的能力特别

突出,所以“成器”“成大器”在汉语中带有褒义,但他们最多可以获得直、仁等称赞,与儒家理想中

近乎完美的“君子”实在是有着巨大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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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只具有一种功用”这个含义仅是“器”字所具有的众多含义中的一

种。既然如此,我们就不能将“不器”仅仅理解为不只有一种功用或者不固定功用。在语言哲学的“语

境原则”看来,在准确理解语词的意义时必须要考虑语词所在的语境。虽然“君子不器”一语并无上下

文,但是“不器”毕竟是儒家对于“君子”的规定。因此,《论语》乃至儒家思想对于“君子”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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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期 李祥翔 “君子不器”的角色伦理分析 89

和要求就是我们在理解“君子不器”时的语境。

“君子”一词在《论语》中共出现一百多次,但并非每一处表述都与“不器”密切相关。因此,我

们只需要对其中部分表述进行重点分析即可。“不器”是对于“器”的否定,而“器”是固定自身的角

色而不知变通,所以,虽然我们现在还不能完全确定“不器”的含义,但可以合乎逻辑地推理出“不

器”一定与角色有关。因此,《论语》中同时涉及“君子”及角色的文字就是我们分析的重点。

角色在儒家思想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安乐哲认为,在儒家的视域中,社会中的每个人都置身于自己

角色和关系的动态环境之中。“我们活着,并非只是在肉体意义上的一个生命;我们做的一切,生理

的、心理的、社会的毋庸置疑是关系的、协作的”[11]中文版序言 1

。我生活着的与具体的他人的关系为我们带

来了各种相应的角色,我就是我的所有角色的一个结合体,而不是孤立存在、不与外界往来的“单子

式”的个体。“人的一生,时时刻刻都是在所有这样‘角色’及其关系中度过的”[11]194。因此,我自己

是谁以及我该采取何种行动,一方面取决于与我建立起关系的他人;另一方面要取决于我所处的情境,

即没有最正确的行为,只有最恰当的行为,如“孔子之去齐,接淅而行;去鲁,曰:‘迟迟吾行也,去

父母国之道也’”[12]214。需要注意的是,个人不能决定自身所处的关系与情境,因此也就无法自由决定

自己的角色。同时,关系为人们带来的角色是相互的,我是某人之“子”,那么他就是我之“父”;我

是某人之“臣”,那么他就是我之“君”。因此,如果我不认可自己的角色,那么我实际上同时否认了

与我处于同一段关系中的他人的角色,这种行为往往会伴随对他人的伤害,是一种对他人不负责任的行

为。所以,任何人都不能随意反抗自己的角色。在儒家看来,能否根据自身所处的关系和情境认识到自

身的角色,进而主动承担起角色责任,可以作为君子、常人与小人区分的标准之一。

君子可以根据所处的关系和情境认识到自身的角色,进而主动承担起这个角色应当承担的责任,当

关系和情境改变时,君子也会随之改变自己待人接物的方式。“不器”的重点正在于君子这种可以根据

实际情况灵活采取相应行为从而承担无限角色的能力,而不在于君子的功用在量上有多少、在程度上有

多高。如《论语》中记载:“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

圃。’”[1]133 孔子在耕种与园艺这些功用上不如他人,但孔子“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

处,可以仕而仕”[12]214,真正具有“不器”这一品质。因此,孔子才是真正的“君子”。这种事例在

《论语》中不只一处。孔子曾明确称三人为“君子哉”,分别是子贱、南容与蘧伯玉。据《吕氏春

秋》,宓子贱曾任单父宰,“弹鸣琴,身不下堂而单父治”[13],其治理的方法就是将任务委派给适合的

人而不是自己亲力亲为,即“任人”而不“任力”。据《论语》,南容能够做到“邦有道,不废;邦无

道,免于刑戮”[1]41。而蘧伯玉则能够做到“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1]161。可以看到,

孔子眼中的这三位“君子”都是能够根据实际情境的不同承担各种角色之人。他们不仅不固定功用,而

且不固定行为、不固定态度、不固定外表等。任何与角色相关的要素在君子看来,都是可以根据实际情

况灵活调整的。也正因此,他们才能承担各种各样的角色,而不是只能承担某一特定角色。

常人无法像君子那样随时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角色并将其承担起来,但只要被告知自身的特定角色

是什么,那么常人就可以尽力把该角色应有的责任承担起来,即“成器”;有时常人对于角色的承担还

可以很出色,即“成大器”。因此,管仲能够在军政方面有所作为,即是“成器”,但他对于礼仪一无

所知,多次失礼,军政之功难掩失礼之过,所以只是“小器”。君子如果善加利用常人之“器”,那么

就可以将常人在某一方面的能力发挥到极致,使常人取得优异的成绩,所以君子用人时皆量才而任事,

即“及其使人也,器之”。因此,孔子对于“成大器”之常人亦赞赏有加,只是不称其为“君子”而

已。如“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1]161。史鱼不管所处情境如何,始终不改本色,虽然

不能成为君子,但可以被赞为“直”。

小人承担角色的能力最为低下,不但不能像君子一样承担无限的角色,甚至也不能像常人一样承担

有限的角色,有时甚至会反抗自身的角色。如前所述,关系为人们带来的角色是相互的,彼为君、父则

我为臣、子。小人行事肆无忌惮,若不认同自己为臣、为子的角色,就会以各种手段逃避角色责任,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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