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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仁学院学报》202304期

发布时间：2023-9-08 | 杂志分类：其他

《铜仁学院学报》202304期

作者: 铜仁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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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仁学院学报》2023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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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仁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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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研究】 高麻壮语音变研究 杨正瑛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北京 100081 ） 摘要：高麻壮语语音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不送气声母 p、t、tɕ、k、pj、pw 可以读 为送气声母，多数暂不对立，少数开始产生对立；二是残存清鼻音 m̥，仅有 m̥a¹“来”、m̥a¹ “狗”、m̥u¹“猪”三个词，送气特征已经不明显；三是原始侗台语的*ʔb、*ʔd 在高麻壮语中 发生了语音演变，ʔb 音变为 w，ʔd 音变为 l；四是塞音尾-k 完全消失，与不同的韵母组合演变 的情况不一致，并且脱落后声调并入第 2 调和第 4 调。以上的特征主要是语言内部演变机制作 用的结果，语言接触作为演变的外在因素。从地域来看，四个音变特征具有区域共性。 关键词：音变；塞音尾-k；清鼻音；语言内部机制；语言接触 中图分类号：H2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639 (2023) 04-0045-12 从江县位于黔桂两省交界处，当地居民主要以苗 族、侗族、壮族、瑶族、水族等少数民族为主，其中 有翠里、刚边、秀塘三个壮族乡，是壮族在贵州唯一 的聚居区。学界对于广西境内的壮语研究较多，但对 于贵州境内的从江壮语研究较少，从江高麻壮语属于 桂北土语，是壮语北部方言。覃华儒研究了从江宰便 壮语音系后指出，宰便壮语声母存在送气音声母，塞 音尾韵母长短对立保存完好，-k 尾音未出现演变。[1] 韦景云归纳了板田壮语语音概况，认为其语音特点主 要表现在-k 尾音的演变和浊声母ʔb、ʔd 发生擦音化。 [2]49 胡烽探讨了从江县杆洞村、良田村、高文村壮语 音系，并且分析三个调查点壮语的语音特点以及差 异。[3]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试图对高麻村壮 语的语音特点及其音变规律进行探讨和分析。 一、音系概况 刚边乡以壮族为主，壮族人口占比 71%。它位 于从江县西部，东与广西杆洞乡毗邻，南与秀塘壮 族乡、广西同练瑶族乡接壤。刚边壮族乡辖宰别、 刚边、银平、三联、院雷、良田、加扒、高麻、平 正等 15 个行政村。本文调查点为高麻村。语料来源 于笔者田野调查，合作发音人有两位，分别为廖拥 军，男性，1962 年出生，中师文化；廖家乐，男性， 1996 年出生，大专文化。 （一）声母及其说明 高麻壮语有 36 个声母，单辅音声母有 17 个、 腭化音声母有 6 个、唇化音声母有 11 个，另外有一 个清鼻音 m̥ 。具体如表 1 所示。 （二）韵母及其说明 高麻壮语韵母共有 61 个，单元音有 6 个、复元 音韵母有 11 个、鼻音尾韵母有 27 个、塞音尾韵母有 17 个，具体如表 2 所示。 （三）声调及其说明 声调共有八个调类，六个舒声调各有一个调值， 促声第 7 调、第 8 调的调值分别与舒声第 2 调、第 4 调的调值相同。具体情况如表 3 所示。 收稿日期：2023-01-10 作者简介：杨正瑛（1997-），女，壮族，贵州从江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壮侗语。 第25卷第4 期铜仁学院学报 Vol. 25, No.4 2023 年 8 月 Journal of Tongren University Aug.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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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声母以及例词 声母例词声母例词例词例词 p pa⁶楞 j ja¹（天）快（亮） pw pwaːu⁵鞭炮 m ma⁴马 k ka¹歌 mw mwaːi²媒人 m̥ m̥a¹来 ŋ ŋa²芽 tw twaːi¹刨子 w wa¹花 h ho¹脖子 nw nwaːn¹蛆 t ta¹外祖父 ʔ ʔa¹乌鸦 sw swa³项链 n na¹厚 pj pja¹鱼 tɕw tɕwi⁶耳环 l la¹背带 mj mjaːi²口水 jw jwa⁴赶（鸟） s sai¹螺蛳 tj tja¹糟蹋 lw lwa²锣 ɕ ɕa²洗（漱） lj ljaːi⁵乞讨 kw kwaːi⁴腿 tɕ tɕa²茶 kj kja³ 锄（草) ŋw ŋwa⁴瓦 ȵ ȵa¹ 乱 ŋj ŋjaːɯ⁴剁 hw hwaːn¹灯芯 声母说明：1．声母 ts、f 只在汉语借词中出现， 如“枣”tsaːu³、“粉”fan⁶。 2．高麻壮语声母系统中没有原始台语*ʔb、*ʔd， 对应的是 w、l。 3．很多方言点的声母 f 对应高麻壮语的 w 声母， 如 fɯŋ²“手”、faːŋ²“鬼”、fi²“火”，对应 wɯŋ²、 waːŋ²、wi²。 4．猪、狗、来三个词有细微的清化鼻音 m̥。 5．p、t、k、tɕ、pj、pw 都可读为送气音声母， 且读为送气的频率较高，但多数为自由变体，又因 北部壮语多数方言的声母均读为不送气，故记为不 送气声母，读为送气的具体情况下文将详细分析。 表 2 韵母及例词声母以及例词 韵母例词韵母例词韵母例词 a la¹背带 oːŋ joːŋ⁶ 别 ip lip⁷生 aːi laːi²（麻）线 oŋ joŋ⁶花（钱） iːt liːt⁷（水）开 ai lai² 长 oːp ȵoːp⁷皱 it lit⁷阳光 aːu kaːu¹（几）回 oːt joːt⁷抽（筋） u lu²船 au kau¹ 藤 e he¹ 网 uːi luːi¹ 梯子（可移动） aːɯ waːɯ⁴把（刀） eu heu¹叫 um lum² 风 aɯ laɯ⁴ 儿子 eːɯ heːɯ⁴客人 uːn luːn¹ 圆 aːm taːm³ 胆量 eːm heːm³烫（手） un ɕun¹穿（针） am tam³ 撞 eːn heːn¹隔（开） uːŋ nuːŋ⁴弟弟 aːn haːn²扁担（名词） eːŋ teːŋ¹ 钉子 uŋ nuŋ⁵ 竹筒 an han² 痒 eːp heːp⁸窄 up jup⁷ 蘸 aːŋ laːŋ¹身体 eːt heːt⁷刻（字） uːt juːt⁷ 淌（眼泪） aŋ laŋ¹后面 i li¹好 ut jut⁷ 筲箕 aːp taːp⁷扣（扣子） iːu liːu² 炭 ɯ wɯ⁴（一）顿 ap tap⁷ 肝 iːm liːm⁴镰刀 ɯːn wɯːn³翻（身） aːt maːt⁸袜子 im lim⁴ 楔子 ɯn wɯn¹天 at mat⁸蚂蚁 iːn liːn¹月亮 ɯːŋ wɯːŋ¹缝（补） o ʔo³烧（糊） in hin¹石头 ɯːt wɯːt⁷擦（手） oːi ʔoːi³甘蔗 iːŋ liːŋ² 冷（天气） ɯt wɯt⁷瞎 oːm noːm³年轻 iŋ liŋ²猴子 oːn ȵoːn¹钻（洞） iːp jiːp⁷蚊帐 46 铜仁学院学报 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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韵母说明： 1．元音 i 舌位略靠中，但因无对立，统一 记作 i。 2．eu 实际读音为长音 eːu，因无长短对立，统 一记作 eu。 3．ɿ只会出现在现代汉语借词，例如 sɿ⁵狮、sɿ ⁶te⁶磁铁等。 4．塞音尾-p、-t 较为完整地保留长短对立，a、 i 与-p、-t 尾相拼时分长短对立，u、ɯ与-t 相拼时分 长短对立，u 与-p 相拼只保留短音，韵母 o、e 与-p 相拼均无长短对立，统一读为长音。-k 尾已完全脱 落，脱落情况下文将详细分析。 表 3 声调及例词 声调说明： 1．第 1 调的实际读音是先升后平，听觉上接近 455，统一记成 45 调值。 2．第 2 调 24 有时听起来有点低降升 213，统一 记作 24 调值。 3．第 3 调 55 弱读时接近 44，统一记作 55 调值。 二、语音特点及其音变分析 高麻壮语其语音具有较明显的特点，表现在部 分声母送不送气可两读，r 声类演变为 l 或 j，清鼻音 m̥残存，原始台语*ʔb 与*ʔd 演变为 w 与 l，塞音尾-k 的脱落，具体情况如下。 （一）p、t、k、tɕ、pj、pw 六个声母可读送气 高麻壮语声母 p、t、k、tɕ、pj、pw 有送气与不 送气两读，可读为送气 ph、th、kh、tɕh、phj、phw， 多数暂不区别意义。送气声母可分布在单数调中， 也可以分布在双数调中，双数调多于单数调，且汉 语借词和固有词中均有分布。如： （1）p\/ph 如 pan²\/phan²盆、pan²\/phan²成、 paŋ²\/phaŋ²布 （2）t\/th 如 tuŋ²\/thuŋ²虹、taɯ⁴\/thaɯ⁴便宜、 taːu²\/thaːu²捆 （3）k\/kh 如 kɯn²\/khɯn²上、kaːp⁸\/khaːp⁸抓、 kaːm²\/khaːm²含 （4）tɕ\/tɕh 如 tɕa⁴\/tɕha⁴稀、tɕɯ²\/tɕhɯ²黄牛、 tɕim²\/tɕhim²火钳 （5）pj\/phj 如 pju¹\/phju¹飘、pjiːu¹\/phjiːu¹烧、 pjaːŋ²\/phjaːŋ²谎言 （ 6 ） pw\/phw 如 pwoːŋ⁴\/phwoːŋ⁴ 摆动、 pwoːŋ²\/phwoːŋ²鼓、pwuŋ²\/phwuŋ²遇 送气与否在少部分的词中开始区别意义，但尚 未形成严格的对立，目前产生对立的仅有 kau¹“藤”、 khau¹“幼小”，tɕeu²“剪刀”、tɕheu²“桥”，peu² “瓜”、pheu²“瓢”这三组词。 有部分词读为送气的频率高于不送气的频率， 如“牛 tɕɯ²、右 kwa²、上 kɯn²、背 tɕan²（名词）、 调类调值例词 第 1 调 45 na45 厚 laːi45 多 mai45 涂（画） 第 2 调 24 na24 水田 lai24 长 ŋaːi24 饭 第 3 调 55 na55 脸 laːi55 麻（线） taːi55 哭 第 4 调 31 na31 舅舅 wai31 树 mai31 煤 第 5 调 33 ȵa33 垃圾 wai33 快 taːi33 外婆 第 6 调 51 na51 马上 laːi51 野猪 mai51 母亲 第 7 调 短 24 tap24 肝 jap24 眨（眼） jut24 筲箕 长 24 taːp24 扣（扣子） jaːp24 挑 juːt24 淌（泪） 第 8 调 短 31 mat31 蚂蚁 lit31 拆 lut31 散步 长 31 maːt31 袜子 liːt31 血 heːp31 窄 第 4 期杨正瑛：高麻壮语音变研究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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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 tɕa²、捆 taːu²、洗澡 tɕam⁴、歪 kwuːi²、弯 kau²、 只 tu²、逃 teu²、青苔 tau²、浮萍 pjeu²、盆 pan²、三 脚架 tɕiːŋ²、带 tɯ²、买 tɕɯ⁴、破 paːɯ⁴、养 tɕiːŋ⁴、熟 tɕo⁴、收拾 kja³”。 在壮语北部方言中，连山壮语、三江壮语、清 塘壮语都具有送气音声母，且送气音声母数量较多。 连山壮语的送气音声母：ph、th、tsh、kh、khj、khw； 三江壮语的气音声母：ph、th、tɕh、kh、khj、khw、 thj、tɕhw；清塘壮语送气音声母：ph、th、tɕh、tsh、 kh、khj、khw、phj。 ① 将高麻壮语可读为送气声母 与三个点壮语进行对比，具体如表 4 所示。 表 4 高麻壮语与北部壮语送气声母对比 高麻壮语武鸣壮语清塘壮语连山壮语三江壮语 劈 phaːɯ⁴\/paːɯ⁴ paːk⁸ paːk⁸ phaːk⁸ paːk⁸ 公 thaːɯ⁴\/taːɯ⁴ tak⁸ thak⁸ thak⁸ tak⁸ 丈夫 khai²\/kai² kiu² khwuːi² khiu² kjeːu² 黄牛 tɕhɯ²\/tɕɯ² ɕɯ² tshau² ɕi² ɕi² 右（边） khwa²\/kwa² kwa² soːk¹⁰ khwa² kwa² 烧 phjiːu¹\/pjiːu¹ ɕoːu⁴ pjaːu¹ pjaːu¹ pjaːu¹ 遇（见） phwuŋ²\/pwuŋ² ɣop⁸ phoːŋ³ phuŋ⁵ puŋ⁵ 根据上述可知，送气多分布在双数调，集中分 布在第 2 调和第 8 调，单数调极少分布。“劈”、 “右”在连山壮语和高麻壮语都读为送气；thaːɯ⁴ “公”、khai²“丈夫”、phwuŋ²“遇”在连山壮语、 高麻壮语、清塘壮语中都读为送气；tɕhɯ²“黄牛” 在高麻和清塘壮语读为送气；phjiːu¹“烧”只在高麻 壮语中读为送气。通过比较可知连山壮语和清塘壮 语送气的情况与高麻壮语相似，三江壮语则相反， 高麻壮语可读为送气的在三江壮语均不送气。将高 麻壮语与南部壮语方言以及侗台语其他语言作比较 分析②，具体如表 5 所示。 高麻壮语可读为送气声母的例词在南部壮语中 有部分相同，但是在侗台语其他语言中基本读为不 送气，只有个别同样读为送气，如“劈”。从送气 音的分布情况来看，北部壮语方言中大多数不存在 送气音声母，仅个别方言具有送气音。具有送气音 表 5 高麻壮语送气声母与侗台语对比 劈公丈夫黄牛右烧遇 布依语 pa⁵ tak⁸ kwaːn¹ ɕie² kwa² pjau¹ puŋ² 傣语 pha⁵ pu⁴ pho¹ ŋo² xa¹ bau¹ pop⁸ 水语 m̥aːk⁷ tak⁷ haːu⁴ mo⁴ fa¹ pjaːu⁸ thoŋ¹ 侗语 la⁵ tak⁸ saːu⁴ sən² wa¹ ́ tuŋ¹ təm¹ 仫佬语 phɣa⁵ tak⁸ kɣaːu⁴ tən² fa¹ taːu³ ny⁶tso⁸ 毛南语 maːk⁷ tak⁸ zaːu⁴ pɔ⁴ fa¹ taːu³ pɔːŋ² 靖西壮语 pha⁵ tak⁸ po⁶phu¹ mo² θa¹ dəŋ³ poŋ² 广南壮语 pha⁵ thak⁸ po⁶pho¹ mo² sa¹ daŋ¹ phuŋ⁵ 高麻壮语 phaːɯ⁴ thaːɯ⁴ khai² tɕhɯ² khwa² phjiːu¹ phwuŋ² 48 铜仁学院学报 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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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母的方言从地域上来看都分布在边界上，多为民 族聚居地区，与其他语言接触较为频繁，高麻壮语、 连山壮语、三江壮语、清塘壮语均是如此。高麻壮 语可读为送气，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汉语以及周边 苗语、侗语等具有送气音声母的民族语言影响，但 是至于高麻壮语的送气音声母是存古还是创新，具 体原因还有待更进一步的调查研究。 （二）r 声类的对应 r 声类一直是壮侗语研究的焦点问题。占升平对 壮语北部方言 r 声类进行了归纳和分析整理，试图找 出 r 声类的对应形式与规律。[4] 韦景云提到很多学 者将武鸣壮语的 ɣ 声母称为 r 声类这个说法是片面 的，其认为武鸣壮语的 ɣ 声母字来源于原始台语的 *kr、*tr、*n、*l、*r，同时*r 的共时的特征有 l、hl、 ɬ、j、hj、ɣ、z、ð、θ。[5]136-137 随后卢勇斌对整个侗 台语 r 声类进行分析后认为，在壮语中其对应的形式 具有多样性。壮语 r 声类的共时对应形式有 35 个， 分别是 m、v、f、t、th、n、l、ɬ、ts、θ、ð、s、z、 r、ɕ、j、ȵ、k、kh、ŋ、ɣ、h、ʔ、pl、kl、kɣ、hl、 pj、rj、j、khj、kj、hj、jw、kw。[6] 根据已有的研究 可知，原始台语*r 在南丹、武鸣、丘北、柳江、连 山、田东对应的分别是 r、ɣ、ð、hj、j、l，原始台语 *r 在高麻壮语中单数调演变为 j，双数调演变为 l。 具体如表 6 所示。 表 6 高麻壮语 r 声类对应情况 南丹武鸣丘北柳江连山田东高麻 筛 raŋ¹ ɣaŋ¹ ðaŋ¹ hjaŋ¹ jaŋ¹ laŋ¹ jaŋ¹ 尾巴 riəŋ¹ ɣiəŋ¹ ðiŋ¹ hjɯːŋ¹ - liaŋ¹ jiːŋ¹ 挑 raːp⁷ ɣaːp⁹ ðaːp⁷ hjaːp⁹ jaːp⁹ laːp⁹ jaːp⁷ 水 ram⁴ ɣam⁴ ðam⁴ hjam⁴ jam⁴ lam⁴ lam⁴ 力气 reːŋ² ɣeːŋ² ðiaŋ² hjeːŋ² jeːŋ² leːŋ² leːŋ² 房子 raːn² ɣaːn² ðaːn² hjaːn² jaːn² laːn² laːn² 壮语方言 r 声类的演变趋势是统一演变为一个 声母，不按照单数调或者双数调进行区分。高麻壮 语的演变较为特殊，在单数调和双数调中有不同的 演变。韦景云基于各个壮语方言的分布情况，推测 壮语流音*r 的演变链为[5]137-139： （1）*r>r>l\/hl>ɬ （2）*r>r>l\/hl>j\/hj>ɣ （3）*r>r>l\/hj>j\/hj>z>θ （4）*r>r>l\/hj>j\/hj>z>ð 他强调了r>l\/hj>j\/hj的演变顺序，认为l\/hj>j\/hj 是必不可少的演变过程，l 和 j 不会在同时出现在一 种语言中。从高麻壮语的演变情况来说，l 和 j 可以 在一个语言中共现，所以，基于高麻壮语的语言事 实，对后三条演变链进行补充： （2）*r>r>l\/hl\/j\/hj>ɣ （3）*r>r>l\/hj\/j\/hj>z>θ （4）*r>r>l\/hj\/j\/hj>z>ð 另外，韦景云从语言接触的视角分析原始台语 *r 演变的原因，他认为，台语*r 演变是受到了西南 官话以及粤语的影响，理由为当下汉语普通话的 r 声母在粤语方言和广西平话多数方言中读为声母 l， 且西南官话中多数读为声母 j。[5]139-140 在从江壮语中 也有相似的情况，今汉语普通话 r 在从江方言中读为 l 或者 j。从语言接触的角度分析高麻壮语演变的原 因，笔者同样认为是其受到了当地西南官话的影响。 （三）清鼻音 m̥的残存 高麻壮语中只有清鼻音 m̥，没有 n̥、ŋ̊等，且仅 有“来”“狗”“猪”读为清鼻音 m̥，分别为 m̥a¹、 m̥a¹、m̥u¹，都属于第一调。其清化鼻音的送气特征 虽然不如侗语显著，但与浊鼻音 m 仍构成对立。笔 第 4 期杨正瑛：高麻壮语音变研究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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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发现，在壮语其他方言调查中并未记录有清鼻音 声母。张均如等所记录的桂北壮语，以及胡烽所记 录的从江壮语方言都没有清鼻音声母，因此，高麻 壮语的清鼻音 m̥ 的来源值得探讨。调查研究发现， 高麻壮语的清鼻音 m̥ 的形成是原始侗台语清鼻音浊 化未彻底以及语言接触的共同结果。 张均如等认为，“原始侗台语中存在相互对立 的清鼻音、浊鼻音、前喉塞鼻音三套鼻音系统”[7]， 并指出清鼻音 m̥出现的频率最高，水语、仫佬语、 莫话、侗语等都还保留 m̥音位。具体如表 7、表 8、 表 9 所示。 表 7 “来”在侗台语读音情况 原始侗台语壮傣语支侗水语支仡央语支黎语支 *m̥a ③ ma² 傣语 m̥a¹ 水语、侗语④、锦话 taŋ¹ 仡佬语 pɯːn¹ 黎语 ma¹ 泰语、布依语、壮语 ma¹ 毛南语 mia²临高语 表 8 “狗”在侗台语族的读音情况 原始侗台语壮傣语支侗水语支仡央语支黎语支 *m̥a ma¹ 泰语、布依语、老挝语、 壮语、临高语 m̥a¹ 水语、锦话、莫话、毛南语 ŋ̊wa¹ 侗语（南部方言）、仫佬语 m̥ɯ³¹ 仡佬语 pa¹ 黎语 表 9 “猪”在侗台语族的读音情况 原始侗台语壮傣语支侗水语支仡央语支黎语支 *m̥ou mu¹ 泰语、老挝语、傣语、布依语 m̥ən⁵ 锦话、莫话 m̥o³¹ 仡佬语 pou¹ 黎语 m̥u⁵ 侗语（陈团）、仫佬语、水语 由上述可知，这三个词读为清鼻音声母的语言 是较多的，它们作为常用的固有词，第一调类的字， 原始侗台语清鼻音演变为浊鼻音的进程较慢，演变 未彻底，所以高麻壮语中残存清鼻音声母 m̥ ，这是 合理的语言现象。 从语言接触的角度来看，从江使用侗语的人数 最多，属于强势语言，第二是苗语，最后是壮语。 从江壮族不仅能熟练使用壮语，且能熟练使用侗语 进行沟通交流，在长期的语言接触中，自然而然地 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侗语的影响。龙润田认为，侗 语南部方言第二土语存在着清鼻音。[8] 具体如表 10 所示。 表 10 侗语南部方言第二土语清鼻音分布表 m̥ n̥ ȵ̥ ŋ̊ n̥j ŋ̊w 从江贯洞 + + + - - - 从江平江 + + + + + + 50 铜仁学院学报 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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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距离上看，贯洞、平江和高麻相距较近，各 民族交流频繁，且平江侗语的清鼻音声母发达。虽 然高麻壮语仅有 m̥a¹“来”、m̥a¹“狗”、m̥u¹“猪” 这三个词为清鼻音声母，是一个没有成系统的语音 现象，但其仍然具有区别意义的作用。高麻壮语残 存清鼻音，其具体原因是原始侗台语清鼻音声母在 高麻壮语未完全演变为浊鼻音声母，且从江侗语正 处于 m̥→m 的演变过程中，m̥a¹“来”、m̥a¹“狗”、 m̥u¹“猪”在从江侗语中也读为清鼻音。在受到侗语 的影响下，原始侗台语清鼻音声母在高麻壮语演变 为浊鼻音声母的进程较慢，所以高麻壮语保留清鼻 音 m̥的个别词汇。具体如表 11 所示。 龙润田认为，侗语中“猪”的声母 kh\/q\/m 是由清 鼻音 ŋ̊发展而来。[8]而从江壮语其他方言离贯洞、平 江距离较远，且附近的侗语言没有清鼻音声母，这导 致原始侗台语清鼻音声母演变为浊鼻音声母的进程 较快，所以在从江壮语其他方言中只有浊鼻音声母。 表 11 侗语清鼻音保存情况 从江 贯洞 从江 平江 黎平 竹坪 黎平 亚罕 黎平 水口 回来 m̥a¹ m̥a¹ m̥a¹ ma¹ m̥a¹ 猪 qu⁵ khu⁵ ́ ŋ̊u⁵ mu⁵ qu⁵ 狗 khwa¹ khwa¹ ŋ̥wa¹ khwa¹ khwa¹ （四）声母ʔb、ʔd 的演变 高麻壮语中没有浊塞音声母ʔb、ʔd，李方桂[9] 构 拟原始侗台语的*ʔb、*ʔd 在高麻壮语中发生了演变， ʔb 演变为 w，ʔd 演变为 l。 1．ʔb 演变为 w 高麻壮语中ʔb 演变 w，如 waːn³“村子”、wa³ “蛾”、wau¹“轻”、waːŋ¹“薄”、win¹“飞”、 win³“席子”、wa³“肩膀”等。但声母ʔb 发生演变 并不是高麻壮语所特有，在壮语的其他方言也有相 应的演变。具体如表 12 所示。 表 12 ʔb 声母在壮语中的对应在情况 武鸣田林连山扶绥三江高麻 村子 ʔbaːn³ ʔbaːn⁴ paːn³ maːn³ maːn³ waːn³ 蛾 ʔba³ ʔba³ pa³ wa³ ma³ wa³ 轻 ʔbau¹ ʔbau¹ pau¹ mau¹ mau¹ wau¹ 薄 ʔbaːŋ¹ ʔbaːŋ¹ paːŋ¹ maːŋ¹ maːŋ¹ waːŋ¹ 飞 ʔbin¹ ʔbin¹ pin¹ min¹ min¹ win¹ 席子 ʔbin³ ʔbin³ teːm⁴ min³ - win³ 肩膀 ʔba⁵ ʔba⁵ pa³ ma³ ma³ wa³ 从表 12 可以看出，声母ʔb 在连山壮语演变为 p， 扶绥壮语和三江壮语中演变为 m，高麻壮语演变为 w， 这种演变是较为规则的。声母ʔb 类似的演变不仅仅在 壮语中产生，而是在整个侗台语中。具体如表 13 所示。 声母ʔb 在侗台语多数语言的演变主要有两种类 型，第一种演变为 n\/m，第二种演变为 w\/v。除了发 生演变之外，声母ʔb 在布依语、傣语、水语、毛南 语大部分仍然保留浊音性质，读为ʔb 或 b（德宏傣语 中演变为 m），在水语、仫佬语和毛南语中还不太 稳定。水语演变为 n\/b\/ʔb\/w，毛南语演变为 b\/v，仫 佬语演变为 m\/w\/ʔw。 借鉴张均如等的研究成果，结合韦景云[2]50-52 对 于刚边板田壮语的研究以及高麻壮语的语音演变情 况，对原始侗台语声母*ʔb 的演变途径做进一步的补 充及推测：*ʔb >b>m\/n\/p ；*ʔb>b>v\/ʔw\/w 或 *ʔb>ʔv\/ʔw>v\/w。 第 4 期杨正瑛：高麻壮语音变研究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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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ʔb 声母在侗台语中的对应在情况 壮语布依语傣语水语毛南仫佬侗语高麻壮语 村子 ʔbaːn³ baːn⁴ baːn³ naːn³ baːn⁴ maːn³ - waːn¹ 蛾 ʔba³ ba⁴ - ba³ ba⁴ wa³ ma³ wa³ 轻 ʔbau¹ bau¹ bau¹ - - - - wau¹ 薄 ʔbaːŋ¹ bɛŋ¹ baŋ¹ ʔbːŋ¹ baːŋ¹ ʔwaːŋ¹ maːŋ¹ waːŋ¹ 飞 ʔbin¹ bin¹ bin¹ win³ vin³ - - win¹ 席子 ʔbin³ bin⁴ - - - - min³ win³ 肩膀 ʔba⁵ ba⁵ ba⁵ - - - - wa³ 2．ʔd 演变为 l 在高麻壮语中ʔd 演变为 l，如 lai³“得到”、li¹ “好”、lit⁷“阳光”、lip⁷“生”、laːŋ¹“身体”、 loŋ³“簸箕”、lun³“吞”、loŋ¹“森林”，另外还有 个别词除外，如 naŋ¹“鼻子”、tam³“柄”。声母ʔd 在壮语方言中也有类似的演变，具体如表 14 所示。 表 14 ʔd 声母在壮语中的对应在情况 武鸣田林连山扶绥三江高麻 得到 ʔdai³ ʔdai³ lai³ nai³ lai³ lai³ 好 ʔdei¹ ʔdi¹ li¹ nɯi¹ li¹ li¹ 阳光 ʔdit⁷ ʔdit⁷ let⁷ nit⁷ lit⁷ lit⁷ 生 ʔdip⁷ ʔdip⁷ lip⁷ nip⁷ lip⁷ lip⁷ 身体 ʔdaːŋ¹ ʔdaːŋ¹ laːŋ¹ naːŋ¹ laːŋ¹ laːŋ¹ 簸箕 ʔdoŋ³ ʔdoŋ³ loŋ³ nuŋ³ loŋ³ loŋ³ 吞 ʔdɯn³ ʔdɯn³ lœn³ nɯn¹ - lun³ 森林 ʔdoŋ¹ ʔdɔːŋ¹ - nuŋ¹ loŋ¹ loŋ¹ 声母ʔd 在连山壮语中演变为 l、在扶绥壮语中演 变为 n、在三江和高麻壮语中演变为 l。在板田壮语 中演变为 ʐ、龙胜壮语演变为 r [2]50-51。声母ʔd 的演变 对应较为整齐，且演变的方向也比较一致，要么保 留浊音，要么演变为鼻音 m、n 或通音 l、ʐ、r。接 下来看其在侗台语中的演变。具体如表 15 所示。 壮语方言声母ʔd 的演变与侗台语其他语言具有 相似性，在布依语、水语、毛南语中都保留浊音， 读为ʔd 或 d。在傣语中读为 d 或 l；在仫佬语和侗语 中读为边音 l 或喉塞音ʔ。声母ʔd 的演变在傣语、仫 佬和侗语的演变还不太稳定。综合以上，对原始侗 台语声母*ʔd 的演变途径做进一步的补充及推测 *ʔd>d>n>l\/r\/ʔ。 （五）塞音尾-k 的演变 高麻壮语塞音尾-k 已经完全脱落，塞音尾-k 脱 落后没有产生除了原本已有声母之外新的声母，而 是归入原本已有的声母之中。通过与其他壮语方言 和侗台语的比较，从而归纳出其演变的规律。 1．高麻壮语塞音尾-k 的演变 塞音尾-k与不同的韵母组合时会有不同的演变。 其中与 o、e、i、u、ɯ 组合时较为不稳定，且演变 的情况较为复杂。当 o 与-k 韵组合时，因长短而不 52 铜仁学院学报 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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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ʔd 声母在侗台语中的对应在情况 壮语水语布依语毛南傣语仫佬语侗语高麻壮语 得到 ʔdai³ ʔdai³ dai⁴ dai⁴ dai³ lai³ li³ lai³ 好 ʔdei¹ ʔdaːi¹ di¹ daːi² di¹ ʔi¹ laːi¹ li¹ 阳光 ʔdit⁷ - diːt⁷ - dɛt⁹ - - lit⁷ 生 ʔdip⁷ ʔdjəp⁷ dip⁷ dip⁸ dip⁷ - - lip⁷ 身体 ʔdaːŋ¹ dən¹ daːŋ¹ dən² - - - laːŋ¹ 簸箕 ʔdoŋ³ ʔdoŋ³ dɔŋ⁴ dɔŋ⁴ duŋ³ lɔŋ³ loŋ³ loŋ³ 吞 ʔdɯn³ ʔdan¹ dun⁴ don⁴ lɯn² lan¹ ʔan¹ lun³ 森林 ʔdoŋ¹ ʔdoŋ¹ dɔŋ¹ dɔŋ³ loŋ⁶ - - loŋ¹ 同，为 oːk 时 k 尾直接脱落；ok 则演变为 au；当 e 与-k 韵组合时，eːk 演变为 eːɯ；当 i 与-k 韵组合时， ik 演变 ɯ，例词较少，演变不太稳定；当 u 与-k 韵 组合时，uk 演变为 o ；当 ɯ 与-k 韵组合时，ɯk\/ɯːk 演变为 aɯ。-k 韵尾完全脱落后，其调类并入第 2 调 和第 4 调。 塞音尾-k 与 a 韵组合时演变较为简单，无论是 单数调还是双数调，aːk 演变为 aːɯ，ak 演变为 aɯ。 塞音尾-k 完全脱落后，其调类并入第 2 调和第 4 调。 （例词前一个括号内的为武鸣壮语，后一个为高麻 壮语） 高元音 i、u、ɯ 与-k 尾音组合，脱落后演变 情况： （1）ik 演变为 ɯ 如（kik⁷）tɕɯ²懒、（ɕik⁷） tɕɯ²尺子。 （2）uk 演变为 o 如（kuk⁷）ko²老虎、（nuk⁷） no²聋、（muk⁸）mo⁴鼻涕、（θuk⁸）tɕo⁴熟（人）。 （3）ɯk 演变为 aɯ 如（lɯk⁸）laɯ⁴儿子、（tɯk⁸） taɯ⁴是、（ŋɯk）⁷haɯ²（鱼）鳃。 中元音 o、e 与-k 尾音组合，脱落后演变情况： （5）oːk 演变为 o 如（ʔoːk⁹）ʔo²出、（poːk⁹） po²剥、（loːk⁹）lo²骨头、（toːk⁹）to²榨。 ok 演变为 au 如（ɣok⁸）lwau⁴鸟、（tok⁷）twau² 掉、（ɤok⁷）jau²六。 （6）eːk 演变为 eːɯ 如（ɤeːk⁹）teːɯ²裂、（ʔeːk⁹） ʔeːɯ²车轭、（heːk⁷）heːɯ²客人、（deːk⁹）leːɯ²扔 低元音 a 与-k 尾音组合，脱落后演变情况： （7）aːk 演变为 aːɯ 如（paːk⁹）paːɯ²嘴巴、 （maːk⁹）maːɯ²果子、（ɤaːk⁹）taːɯ²晒、（paːk⁹） paːɯ²百、（ɕaːk⁸）tɕaːɯ⁴绳子、（haːk ¹⁰）haːɯ⁴学。 （8）ak 演变为 aɯ 如（ɤak⁷）jaɯ² 断、（nak⁷） naɯ² 重、（tak⁷）taɯ²蝗虫、（tak⁷）taɯ²舀、（tak⁸） taɯ⁴公、（lak⁸）laɯ⁴深、（nak⁸）ŋjaɯ⁴剁、（ɕak⁸） laɯ⁴偷。 2．与壮语方言之比较 梁敏、张均如认为壮语方言中塞音尾-k 发生演 变目前只是一个局部的现象，大部分的壮语方言中 都保留塞音尾-k，如大新、田林、扶绥、融安、三江、 龙胜等[10]。在桂北壮语中南丹壮语塞音尾-k 发生了 类似的演变。具体如表 16 所示。 覃晓航提到壮语的西部和北部的方言中高长元 音 i、u、ɯ 的后面都会带有不同程度的过渡音。[11] 当 塞音尾-k 脱落时，会表现出来单元音复元音话化的 现象。南丹壮语塞音尾演变的具体情况是：uːk 演变 为 uə、uk 演变为 u、iːk 演变为 əɯ、ik 演变为 i、ak 演变为 aɯ、aːk 演变为 a、ɯk 演变为 əɯ、oːk 演变 为 o、ok 演变为 o、eːk 演变为 e、ek 演变为 e。 覃晓航认为，塞音尾-k 脱落之后，高长音单元 音复化，如 uːk 演变为 uə、iːk 演变为 əɯ。其中 uːk 演变为 uə是因为有潜在的过渡音，iːk 演变为 əɯ 是 过渡音和“后元音替代”⑤的共同结果。ɯk 演变为ə ɯ是在南因为在南丹壮语中只有短音形式，又是高元 第 4 期杨正瑛：高麻壮语音变研究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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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壮语方言中塞音尾-k 的演变情况 重晒子女老虎鸟客人懒 武鸣壮语 nak⁷ ɤaːk⁹ lɯk⁸ kuk⁷ ɤok⁸ heːk⁷ kik⁷ 南丹壮语 naɯ⁷ ta⁷ ləɯ² ku⁷ ro⁸ he⁷ ki⁷ 高麻壮语 naɯ² taːɯ² laɯ⁴ ko² lwau⁴ heːɯ² tɕɯ² 音，因而产生单元音复化。高短元音 uk 演变 u，ik 演变为 i，没有元音复化是由于短音形式没有过渡音。 低元音组中 aːk 演变为 a、ak 演变为 aɯ，是因为在 壮语中长元音 a 中不带有像 uːk、iːk 的过渡音。中元 音-k 尾音则直接脱落，不产生单元音复化。总的来 说，南丹壮语塞音尾-k 脱落后，单元音复化主要因 素是元音的长短对立、元音舌位的高低、“后元音 替代”的制约。 高麻壮语塞音尾-k 与韵母组合时长短对立并不 完整，高元音 i、u、ɯ 与-k 尾音组合中前两者读为 短音的形式，ɯ 韵既可以都为长音也可以读为短音。 低元音 a与-k 尾音组合长短对立保存完好。中元音 o、 e 与-k 尾音组合时，o 韵保留长短对立，e 韵只保留 长音形式。总的来说，塞音尾-k 脱落后演变的总体 趋势是要么脱落后变为单元音，要么变为复元音， 变为单元音的有 ik 演变为 ɯ、uk 演变为 o、oːk 演变 为o、塞音尾-k脱落后变为复元音的有ɯk演变为aɯ、 ok 演变为 au、eːk 演变为 eːɯ、aːk 演变为 aːɯ、ak 演变为 aɯ。 将高麻壮语和南丹壮语演变情况进行对比，具 体如表 17 所示⑥。 表 17 高麻壮语与南丹壮语塞音尾-k 的演变对比 uːk uk iːk ik ak aːk ɯk oːk ok eːk ek 南丹 uə u əɯ i aɯ a əɯ o o e e 高麻 - o - ɯ aɯ aːɯ aɯ o au eːɯ - 通过对比，高麻和南丹壮语在低元音 a 与-k 韵 尾组合时，短元音演变的情况相同，都演变为 aɯ， 长元音演变的情况不同，前者为 aːɯ，后者为 a。产 生差异的原因可能高麻壮语长音aːk在丢失韵尾巴之 后，长元音 a 带有潜在的过渡音，也可能是-k 直接 演变为发音部位相似的 ɯ。 高元音 i、u、ɯ 与-k 韵尾组合的对比，高麻壮 语 i、u 韵只有短音形式，韵尾脱落后分别演变为 ɯ、 o，而南丹则演变为 i、u，两者塞音尾-k 都发生了脱 落，但是在南丹壮语中是保留 i、u，高麻壮语在脱 落后，韵母 i、u 再演变为 ɯ、o，具体演变的条件不 详。ɯ 与-k 尾音组合时，高麻演变为 aɯ，南丹为 əɯ， 复化的原因可能是相似的，两者都只有短音形式， 容易产生通过后元音替代方式演变为双元音。 中元音 o、e 与-k 韵尾组合的对比，长音 o 与-k 尾音组合，韵尾脱落后高麻和南丹演变的情况一致， 都直接演变 o，短音 o 与-k 尾音组合时，韵尾脱落后 高麻演变为 au，南丹演变为 o，长音 e 与-k 韵尾组合， 韵尾脱落后高麻演变为 eːɯ，南丹演变为 e，两者的 演变并不相同，且具体演变的条件不详。 南丹壮语塞音尾-k 与韵母组合时长短对立较为 完整，塞音尾-k 脱落后演变的情况也较为整齐，但 高麻壮语塞音尾巴-k 脱落后演变不规整，且单元音 复化的条件没有南丹壮语那么严格。综合以上，归 纳部分塞音尾-k脱落后发生演变的原因可能有两个， 一个是与南丹壮语情况相同，塞音尾-k 脱落后，部 分长元音中潜在的过渡音变异和“后元音替代”而 产生的结果；另一个是 k 发音部位为舌根，发音部 54 铜仁学院学报 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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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靠后，很容易变为同样靠后的展唇元音ɯ。如当与 a 元音组合时，ɯ更容易收尾，演变为 aɯ；当与 e 韵 组合时直接演变为 eːɯ。除此之外，ok 演变 au、ik 演变 ɯ、uk 演变 o 的具体原因尚未可知。 3．与侗台语之比较 塞音尾-k 的脱落同样发生在侗台语中，在布依 语和侗语北部方言演变较为彻底，塞音尾-k 完全脱 落，如侗语（北）的 ak 演变为 a、oːk 演变为 u；布 依语中 ak 演变为 a、oːk 演变为 o。但在大多数的侗 台语中还是保留得较为完好，如水语、毛南语、仫 佬语、莫话等[2]54，保留塞音尾-k 的则不在表中列出。 将发生演变的进行对比，具体如表 18 所示。 表 18 侗台语塞音尾-k 演变对比 断洗偷把出刀鞘 武鸣壮语 ɤak⁷ sak⁸ ɕak⁸ faːk⁹ ʔoːk⁹ fak⁷ 侗语（南） tak⁷ sak⁷ ljak⁸ paːk⁹ uk⁹ sak⁷ 侗语（北） ta⁵ ha⁵ lja³ ́ pa³ u³ pa⁵ 布依语 za⁵ sa⁵ za² fa⁶ o⁶ va⁵ 高麻壮语 jaɯ² saɯ⁴ laɯ⁴ waɯ⁴ ʔo² waɯ² 韦景云从地理语言学的视角，以从江板田壮语 为中心，将桂北壮语、仫佬语、布依语、水语、侗 语、毛南语等作为范围分出四个区，其认为，二区 （包括从榕江县—罗城仫佬族自治县）的侗语、壮 语、以及毛南语的塞音尾-k 都保存得较为完好，而 是黔南布依语和相邻的南丹壮语的塞音尾-k 发生脱 落。[2]54 因而，他认为塞音尾-k 的演变具有区域性。 高麻壮语与板田壮语塞音尾-k同样发生了演变， 演变的结果虽然不同，但其发生演变的原因是相似 的。综合以上，塞音尾-k 的演变并非仅仅是因为语 言接触而产生，其演变还具有区域的共性，主要是 语言内部机制的结果。如-k 在北部侗语、布依语、 南丹壮语中发生演变，而相邻的毛南语、水语则保 留完好在高麻壮语中发生了演变，但在靠近高麻壮 语的侗语南部方言没有发生演变。 三、结语 高麻壮语在语音上有着自身的特点。 首先表现在 p、t、k、tɕ、pj、pw 可读为送气声 母 ph、th、kh、tɕh、phj、phw。虽多数暂不具有区 别意义的作用，但在语言的使用中少部分读为送气 的频率较高，送气与不送气有形成对立的趋势。 其次表现在清鼻音 m̥的残存方面。虽仅有 m̥a¹ “来”、m̥a¹“狗”、m̥u¹“猪”三个例词，清化气 流不十分明显，但具有区别意义的作用。 再次表现在原始台语*r 在高麻壮语中单数调演 变为 j，双数调演变为 l，相对其他壮语方言来说， 这是非常具有特点的演变。 又次表现在塞音尾-k 的演变，与不同的韵母组 合时，有部分 k 尾直接脱落，有部分演变为韵母 au、 ɯ 等，高麻壮语-k 尾的演变较为特殊。 最后表现在原始侗台语声母*ʔb 在高麻壮语中 演变为 w，*ʔd 演变为 l。这种演变不是高麻壮语所 独有，在侗台语总的演变趋势是ʔb 演变为 m\/n，ʔd 演变为 v\/w\/l\/r\/ʐ\/ʔ。声母ʔb、ʔd 以及塞音尾-k 的演变 从地域上看，并不是由于简单的语言接触而产生， 同时还具有区域的共性。 笔者认为，高麻壮语声母ʔb、ʔd 和塞音尾-k 的演变主要是语言内部机制（如声母ʔb、ʔd 的弱 化，塞音尾-k 的完全消失），以及外部因素（语 言接触）的共同结果，两者演变的趋势符合语言 的经济性原则。 注释： 第 4 期杨正瑛：高麻壮语音变研究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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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文中高麻壮语语料为笔者调查所得，清塘壮语语料来源于 语宝平台，王莉宁等语保调查所得，其他壮语方言的语料 来源于张均如《壮语方言研究》，四川民族出版社 1999 年版。 ② 文中涉及壮侗语族其他语言语料均来自中央民族学院少 数民族语言研究所第五研究室编《壮侗语族语言词汇集》。 ③ 原始侗台语拟音源自梁敏、张均如《侗台语族概论》，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④ 侗语清鼻音的语料来自于龙润田《侗台语的 m̥ 声母》， 载于《民族语文》2021 年第 4 期，第 101-107 页；龙润田 《侗语的清鼻音和清边音》，载于《民族语文》2022 第 1 期，第 84-94 页。 ⑤ 覃晓航指出，南丹壮语 iːk 韵尾脱落后，元音 i 的演变的 趋向是与它前边的声母进行结合，结合的变体根据不同的 声母而不同。如：piːk⁸演变为 pjəɯ⁷，在塞音尾-k 丢失 后，长元音 i 与声母结合，其位置被过渡音 ə 代替，而过 渡音的位置空出来，又由发音部位相同的 ɯ 来填补。 ⑥ 表中南丹的语料来源于覃晓航的《南丹话单元音复化的条 件》一文，且表中的-表示高麻壮语中韵母与-k 组合时没 有保留对应的长音或短音形式。 参考文献： [1] 覃华儒．贵州从江壮语语音系统[J]．贵州民族研究，1984 （3）：108-113． [2] 韦景云．板田壮语几个音变特征及其演化路径[J]．民族 语文，2015（5）． [3] 胡烽．从江壮语语音特点及其内部差异[J]．铜仁学院学 报，2020，22（1）：94-103． [4] 占升平．壮语\/r\/声类在布依语中的对应与演变[J]．西北 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3）：111-118． [5] 韦景云．语言接触视域下壮语流音\/r\/的特征分布[J]．中 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4）． [6] 卢勇斌．侗台语r音类研究[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19． [7] 张均如，等．壮语方言研究[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 1999． [8] 龙润田．侗语的清鼻音和清边音[J]．民族语文，2022（1）： 84-94． [9] 李方桂．比较台语手册[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 16，95． [10] 梁敏，张均如．侗台语族概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1996． [11] 覃晓航．南丹话单元音复化的条件[J]．民族语文，2004 （2）：61-64． [12] 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第五研究室．壮侗语 族语言词汇集[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5． A Study on the Phonetic Changes of Gaoma Zhuang Language YANG Zhengying ( School of Chinese Minority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China ) Abstract: The pronunciation of Gaoma Zhuang language has 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 firstly, the unaspirated initials “p, t, tɕ, k, pj and pw” can be pronounced as aspirated initials, with most of them temporarily not in opposition and a few beginning to form opposition; The second is the residual clear nasal sound “m̥ ”, which only have three words: m̥ a¹“来”,m̥ a¹“狗”,m̥ u¹“猪”. The third is the primitive Dongtai language “*ʔb” and “*ʔd” underwent phonetic evolution in Gaoma Zhuang language, that is, “ʔb” sound changes to “w”, “ʔd” sound changes to “l”, The fourth is the complete disappearance of the stopper tail “k”, which is inconsistent with the evolution of different vowel combinations, and the tone after detachment is merged into the second and fourth tones. The above characteristics are mainly the result of the internal evolution mechanism of language. Language contact is the external factor of the evolution. From a regional perspective, the four phonetic features have regional commonalities. Key words: sound change, stopper tail -k, clear nasal sound,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language, language contact （责任编辑印有家）（责任校对李昌礼）（英文编辑田兴斌） 56 铜仁学院学报 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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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吴梅村“三行”诗对杜诗“三吏三别”的接受 谢菲菲，吴大顺 （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广西桂林 541004 ） 摘要：吴梅村的“歌行”诗最为时人称道，其中《芦洲行》《捉船行》《马草行》对杜 甫的“三吏三别”多有接受。《芦洲行》《捉船行》《马草行》以重大现实事件为题材，以今 昔对比、官民对比为主线，语言通俗平实，诗史思维贯穿其中。梅村“三行”诗在接受杜诗“三 吏三别”叙事手法和史诗传统的基础上多方融合与创新，造就了吴梅村歌行体叙事诗的新境界， 享誉清代诗坛的“梅村体”与梅村对杜甫“史诗”传统的继承和接受关系密切。 关键词：吴梅村；杜甫； “三行”； “三吏三别”；接受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639 (2023) 04-0057-07 吴梅村是清初诗坛的领军人物。其“梅村体” 在题材、主题、叙事性、语言等方面都呈现出鲜明 的特色，成为清代诗歌创作的一种范式。程穆衡《娄 东耆旧传》云：“梅村之诗，指事传辞，兴亡具备， 远踪少陵之《塞芦子》，而近媲弇州之《钦䲹行》， 期以摭本反始，粗存王迹”[1]1，指出梅村诗“远踪 少陵”之处。靳荣藩《芦洲行》后笺，明确指出梅 村“《芦洲行》《捉船行》《马草行》可仿效杜陵之三 吏、三别”[1]194，并认为是“梅村有意学杜故也”。 赵翼也认为吴梅村《直溪史》《临顿儿》《芦洲行》《马 草行》《捉船行》等诗，“又可与少陵《兵车行》《石 壕吏》《花卿》等相表里”[2]163。吴梅村在《与宋尚 木论诗书》中明确表明向杜甫学习的意愿：“夫诗之 尊李、杜，文之尚韩、欧，此犹山之有泰、华，水 之有江、河，无不仰止而取益焉。”[3]1098 这些评价对 吴梅村诗歌学杜的具体细节并未申说。鉴于此，本 文拟以吴梅村《芦洲行》《捉船行》《马草行》三篇 为例（以下简称为“三行”诗），具体探讨吴梅村是 如何对杜甫诗歌进行接受的。 一、吴梅村“三行”诗关注重大现实事件的题 材对杜诗“诗史”主题的继承 吴梅村《芦洲行》《捉船行》《马草行》三首歌 行诗均以平民的视角书写时代的悲歌。 《芦洲行》着眼于“芦政”之弊，《捉船行》关 注清军强抢的暴行，《马草行》揭露百姓被追缴马草 的困苦不堪。这三篇诗歌都是对当时重大现实事件 的关注，描写真实生活。吴梅村应是受到杜甫的启 发，写下这三首关注现实、体恤民情的诗歌的。 吴梅村“三行”诗描绘了一幅幅清军压迫下百 姓的困苦生活。吴梅村《梅村家藏稿》、靳荣藩《吴 诗集览》和程穆衡《吴梅村诗集笺注》等重要的吴 梅村诗集中都将这三首诗并列排开，可推断三诗在 同一时间段内完成。冯其庸、叶君远所著《吴梅村 年谱》依据《芦洲行》“诏书昨下知民病”一句，认 为《芦洲行》作于顺治九年，继而可以认定这三首 第25卷第4 期铜仁学院学报 Vol. 25, No.4 2023 年 8 月 Journal of Tongren University Aug. 2023 收稿日期：2022-10-31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乐府学史研究”（15XZW016）。 作者简介：谢菲菲（1997-），女，广东湛江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吴大顺（1968-），男，苗族，湖南保靖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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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均作于顺治九年、十年之间。[4]208 这两年清廷震 动，先有清统帅定南王自焚而死，后有清统帅敬谨 亲王尼堪被杀，清朝统治受到威胁。“三行”诗正是 描述这样背景下的百姓生活，内容均触及当时最敏 感、最突出的社会问题。 在“三行”诗中，吴梅村将历史背景与抒情性 相结合，增强了历史真实感。《芦洲行》描写苛刻的 芦政对人民的迫害，“踏勘终无豪占情”；《捉船行》 讲述统治者无理夺取百姓资源以造船，无论小船大 船，无论有用无用，一律强抢占为公用；《马草行》 写百姓受统治者追缴马草，出现“忍令百姓愁饥寒” 的情景。《吴梅村年谱》写道，历年来，官吏借丈量 芦洲之名，重粮赔累，盘剥百姓，吴伟业因此写下 《芦洲行》以抒愤慨。[4]193 程穆衡在笺注时引用了《州 乘备采》的相关记载，补充《捉船行》的成诗背景： “自黄斌卿、沈廷扬辈奉鲁藩屯踞舟山，出没海上。 巡抚土国宝亦效舟山人造水车船，封民间船及竹木。 又括耕年牛，取皮为舟障。猾吏籍以饱坚，民用不 堪。逮辛卯舟山破，甲午张名振死，师散，薪酬撤 姑苏驻防兵还京师，民始得宁。”[1]195 程笺以“为笺 诗旨、不及诗辞”和“惟贵核今、无烦征古”著称[1]1。 根据程笺，可以推断《芦洲行》《捉船行》《马草行》 均是见百姓贫苦而发愤慨之作。吴梅村在动荡的社 会中体会到清朝统治的黑暗与暴虐，看到社会的艰 难困苦与民不聊生，用诗歌书写时代的历史真实， 所谓“证词传事，篇无虚咏”[3]1505，为了解清初的 社会现实留下重要一笔。此外，“三行”诗立足于平 民百姓，从普通民众的角度出发，展开对现实事件 的书写。这三首诗的主人公并非历史上的王公贵族， 也不是朝臣边将，而是有代表性的群体性人物，是 一群失去生活选择权的贫苦百姓。这些群体不是有 头有面的历史人物，但他们被抛掷在无情的社会中， 任由其像浮萍一样随之摇摆，这是历史发展的重要 反映。在人物处理上，吴梅村消解具体人物的个性， 提取共性，使人物群体具有典型性。在人物描写中， 吴梅村依旧以人系事，通过人物的行动轨迹，串联 故事发展脉络，叙事完整。 通过书写普通百姓生活以达到对现实事件的整 体性把握，揭露社会问题，当是吴梅村受杜甫“三 吏”“三别”描写现实生活的启发。杜诗“三吏三别” 是对战争导致官军散亡、亟待征兵补充的历史书写， 四处避难的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万国尽征戍， 烽火被冈峦。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到处是可 悲可恨之景，一片战乱恐怖迹象。《石壕吏》写一家 三兄弟两男战死，老妇为保家中唯一的男丁老翁， 请求抓丁的官吏让自己替男丁上战场；《新婚别》描 写残酷的战争让“暮婚晨告别”的夫妻生死别离之 景；《潼关吏》通过对话的方式写出士卒劳役修筑城 关的血与泪；《无家别》写一个士卒战后孤独返乡， 见到的却是因战争而荡然无存的家，再次被征召、 再次踏上征途的故事；《新安吏》描述战争导致妻离 子散的征兵场景；《垂老别》讲述一位“子孙阵亡尽” 的老翁因为战争不得不“长揖别上官”，愤然从军的 故事。六首诗写了六个人物的故事，虽然他们的遭 遇不同，但悲苦的命运是相似的。“三吏三别”中的 人物也是籍籍无名的百姓，运用对话、独白等手法 塑造人物，选取典型性情节，通过小事件展现历史 真实。杜诗描写了处于战乱时期受朝廷的无情压迫 和兵役的残暴肆虐下人民的悲惨情况，把人民困苦 揭露得广阔峻切，描写得真切生动，再现了历史的 真实风貌。 梅村诗被清代文坛称为“诗史”，其重要特点是 以诗写史、以人系事。其中被称为“诗史”的代表 作如《萧史青门曲》《圆圆曲》等，大都是站在较高 的历史角度，通过描述名门贵族、朝廷重臣等人物 的一生，以再现风起云涌的鼎革之变。吴梅村的“三 行”诗将视野回归百姓大众，提取群体特征，以人 系事，描写历史片段的横截面。杜诗被称为“诗史”， 是因为诗中表现了“史”的真实，提供了更为广阔、 更为具体的历史画面，不仅记叙事件经过，也着力 于局部描写。“三吏三别”写的是无名而具体的百姓， 通过具体的人物对话、具体的神态变化来记叙故事， 反映时代巨变中的立体片段。可以说，吴梅村“三 行”诗受到杜甫的启发，将视野回归百姓，从平民 58 铜仁学院学报 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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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视角书写历史真实，既展示了广阔的历史画面， 也刻画了局部细节，使历史画卷更为完整、生动。 二、吴梅村“三行”诗的叙事手法对杜诗“三 吏三别”多有继承 吴梅村“三行”诗在叙事手法上对杜诗“三吏 三别”的继承，主要体现在对比描写和语言叙述两 方面。“三行”中用强烈的画面对比和朴素平实的语 言组成真实立体的历史画卷，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当 时社会背景的认识。 （一）对比叙事的成功运用 在“三吏三别”中，杜甫选取一个生活的横截 面展开描述，在诗中运用对比，形成反差。同样是 描写官吏，《石壕吏》写出吏的骄，《潼关吏》写出 吏的横。同样是离别，《新婚别》写新婚夫妇的头一 次分别，《垂老别》写的是衰老的夫妇的又一次生离 死别[5]。如“肥男有母送，瘦男独伶俜”（《新安吏》）， “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石壕吏》），“大城铁 不如，小城万丈余”（《潼关吏》），“存者无消息，死 者为尘泥”（《无家别》）等。对于人物描写，杜甫使 用了略其形而摄其神的艺术手法，通过人物特征带 动读者情绪。 杜甫将对比不仅运用于人物描写，还用于场面 描写。面对复杂的社会现象，杜甫的“三吏三别” 没有简单地揭示某一社会问题，而是将社会的复杂 面一一勾勒。这些复杂面从生活情景切入，以小见 大。它们同样以一种对比的形式呈现，客观展示战 争给人们带来的痛苦。胡夏客说：“《新安》《石壕》 《新婚》《垂老》诸诗，述军兴之调发，写民情之哀 怨，详矣，……义合风雅，不为诽谤耳。”[6] “三吏 三别”言简而意不简，符合风雅传统，在对立中揭 示矛盾，在质朴平实中见波澜。 梅村“三行”诗继承了对比这一叙事手法。《芦 洲行》先描写过去繁荣之景：“江岸芦洲不知里，积 浪吹沙长滩起。云是徐常旧赐庄，百战勋名照江水。” 曾经的芦洲是人杰地灵的宝地，如今被康熙帝赐予 清臣，却给芦洲的百姓带来了痛苦。笔锋一转，“江 水东流自朝暮，芦花瑟瑟西风渡。金戈铁马过江来， 朱门大第谁能顾”，就算是曾经的富贵人家也抵不过 硝烟战火。靳荣藩认为“赐庄”乃一篇之眼目，以 后“赐庄变芦洲，乃赐庄之衰也。”[7] “已供田园没 县官，仍收子弟徵租入。”即便是早已收回官职之人 也要征收租税，夺取百姓利益。“我家海畔老田荒， 亦长芦根岂赐庄。”吴梅村家仅有的荒田也没能逃过 这场人为灾难。芦课政策不仅没有增产，反而使原 额减少。为了逢迎，当地州县多谎报产量，无产说 成重产，甚言害民，损国无益。易代遭际带来的践 踏和压迫使百姓苦不堪言。这首诗用到了两层对比， 将芦洲在明之景与在清之景相对比，将清廷野蛮行 径与对百姓的压迫相对比。诗末言：“万束千车运入 城，草场马厩如山积。樵苏尤向钟山去，军中日日 烧陵树。”钟山孝陵是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的陵墓， 吴梅村点明“军中”烧砍明孝陵树木，这是亵渎先 朝神圣的皇陵，是极大不敬，甚至是滔天罪行。最 后几句诗回应开头芦地的两朝对比，写出吴梅村的 痛苦与无奈。作者笔下的镜头从过去穿越回现在， 人物刻画由远及近，丰富了诗歌的时空。双重对比 增加了诗歌的厚重感。 在《捉船行》中，诗人一开头就写明捉船的目 的是“官差捉船为载兵”。接下来对捉船的现状进行 详细描写：士兵如虎南下，船夫们只好“快桨追风 摇急橹”。接着对船夫被抓时的情景进行细节描写： “村人露肘捉头来，背似土牛耐鞭苦。”百姓们任劳 任怨，像牛一样勤勤恳恳，可还是拦不住清兵强抢 硬拽。在捉船的大幅画卷里，吴梅村重点刻画小船 被捉时的情景，将笔尖投射在某一船夫与清兵的矛 盾里，以人系事，通过人物描写推动故事发展。清 兵不仅抢走不能载兵的小船，还要向船夫们索要“常 行费”，另派“门摊”，敲诈勒索。诗末，吴梅村运 用他一贯擅长的对比写法，写出“捉船为载兵”的 不合理：“君不见官舫嵬峨无用处，打鼓插旗马头 注。”这就是靳荣藩所说的“是加一倍写法也”。这 样的“加一倍”写法使诗歌中的对比更加鲜明，矛 盾突出，清军的强抢强占，严重侵扰了人民的安稳 第 4 期谢菲菲，吴大顺：论吴梅村“三行”诗对杜诗“三吏三别”的接受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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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吴梅村对清朝官兵的强烈谴责，不仅具有明 朝遗民的独特立场，更多包含对民众疾苦的同情。 “三行”诗最后一首《马草行》中，诗人一开 头就点明清兵供应马草而百姓不堪的主题。吴梅村 再次运用了今昔对比的手法：“当时碛北报烧荒，今 日江南输马草。”明朝时为了防止清人入关，焚烧大 漠以北地区的马草，使敌兵马草不足，失去战斗力； 如今时过境迁，江南人要向清廷缴纳马草了。吴梅 村用一句话点明现状，今昔对比鲜明。朝代对比不 仅运用在开头，也运用在诗歌的结尾处。诗末由“回 首当年”引导，再次刻画两个朝廷的对比。“蒋山南 望猎痕烧，放牧秋原见射雕。宁莝雕胡供伏枥，不 堪极目草萧萧。”蒋山即钟山。钟山是明孝陵所处之 地，严禁打猎焚烧，如今这片土地被清军摧残，留 下焚烧山林和驱赶野兽的痕迹。诗歌中间部分通过 以人系事的方法，对追缴马草的情况展开描写。“长 官除头吏乾没，自将私价僦车船。”清军的徇私舞弊 使民苦不堪言，“百里曾行几日程，十家早破中人 产。”清军和百姓形成了一组尖锐矛盾，这组矛盾在 接下来的描写中更为突出：“推车挽上秦淮桥，道遇 将军紫骝鞚。辕门刍豆高如山，长衫没髁看奚官。 黄金络颈马肥死，忍令百姓愁饥寒。”这几句诗颇有 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意味。士兵与 百姓的矛盾、不同朝代的对比贯穿全诗，使诗歌主 题更为突出。 和杜诗相比，梅村诗描写的对象更为宏大。“三 行”诗呈现官吏和平民的矛盾激化，比较范围从统 治者与百姓扩大到两个朝代。杜甫“三吏三别”主 要刻画人物之间的语言、神态对比，吴梅村的“三 行”不仅书写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施暴与压迫，更 有刻画先朝与当朝的反差。可见，梅村诗在对杜诗 对比手法的继承中有创造，从而产生了鲜明的叙事 效果。 （二）通俗平实的语言风格 梅村诗的语言在继承杜诗基础上也有新创。靳 荣藩云：“《芦洲行》《捉船行》《马草行》可仿杜陵 之三吏、三别矣。杜句中如‘有吏夜捉人’‘肥男有 母送’‘瘦男独伶俜’俗字里语都入陶冶。”[1]194 梅村 诗继承了杜诗“三吏三别”以通俗语入诗这一特点， 并有改造创新。吴梅村的大部分诗歌比较注重辞采， 以词语富赡、设色绚丽著称，将诗歌修饰得花团锦 簇，华艳动人[8]。如“芙蓉翻水鸳鸯浴，庐郎今夜船 中宿。”（《乌栖曲》），“中山有女娇无双，清眸皓齿 垂明珰。”（《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皓齿不呈 微索问，蛾眉欲蹙又温存。”（《永和宫词》）有些诗 句轻描淡写但又充满闲情雅致，如“桑落酒香庐橘 美，钓船斜系草堂开。”（《梅村》），“新泉浸后香恒 满，细缕穿成蕊半开。”（《茉莉》），“柳叶乱飘千尺 雨，桃花斜带一溪烟。”（《鸳湖曲》），缠绵含蓄，温 润细腻。景物之间的组合构思巧妙，让人读起来余 味无穷。相比之下，“三行”诗的语言显得平白如话， 通俗易懂。 靳荣藩在《芦洲行》笺注中写道：“此诗如‘赔 累’‘需索’‘解头使用’等字，《捉船行》‘买脱’‘晓 事’‘常行’‘别派’等字，《马草行》‘解户’‘公摊’ ‘苦差’‘除头’等字，皆系诗中创见。”[1]194 《捉 船行》中“大船买脱中船行”中的“买脱”一词的 表述偏向口语，写出官差捉船的疯狂之举。另外， 诗中“晓事篙师敛钱送” 一句中自创的新词“晓事” 一词，源于《宋史·张忠恕传》的“当求晓事之臣” [9]。这句话是张忠恕引用伯父张栻禀告孝宗之语，意 思是应当访求通晓事务的官员。“晓事”一词本是口 头语，现被吴梅村引入诗歌中。《芦洲行》“鞭笞需 索轻人命”中“需索”一词也是口语，《京本通俗小 说·拗相公》中荆公说道：“若或泄漏风声，必是汝 等需索地方常例，诈害民财。”[10] 吴梅村将宋元话本 《京本通俗小说》人物对话中的“需索”引入诗句。 钱湘灵评《芦洲行》云：“此诗多文移案牍语，盖自 为一体。”[1]193 可见，吴梅村在创作“三行”诗时不 仅巧妙运用日常口语，也能将公文史书中的语言化 雅为俗，繁简结合，自成一体。梅村诗将普通的口 头语引入诗中，使口头语雅化，丰富诗歌的表达方 式，使得日常书写更为具体形象。借用案牍文学的 语言，进行简洁平实的改写，有助于在诗中勾勒复 60 铜仁学院学报 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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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的历史事件，历史在流传的过程中更容易保存事 件的真实性。改写后的简短叙述可以让人们在短时 间内把握故事脉络，抓住关键信息，为历史的广泛 流传提供可能。 “三吏三别”继承了汉乐府的语言特色，大量 吸收民间口语、俗语、谚语入诗，使语言通俗易懂、 生动形象。如“中男绝短小，何以守王城？肥男有 母送，瘦男独伶俜。”（《新安吏》），“暮投石壕村， 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石壕 吏》），“要我下马行，为我指山隅。”（《潼关吏》）等。 这些明白如话，充满生活气息。姜夔评论道：“句中 有余味，篇中有余意，善之善者也。”[11] “三吏三别” 的语言平平而起，通俗易懂，但却能把读者徐徐引 入故事，顺着故事脉络的发展进行阅读。“三行”语 言通俗，朴实无华，但其间感情激切，笔锋直切， 没有隐晦。从这一点来说，吴梅村“三行”是接受 了杜诗“三吏三别”的语言风格。简洁无华的通俗 化写法刻画出具体逼真的人物形象，于百字之中描 绘了详细的故事情节，扣人心弦，引人深思。另外， 吴梅村在继承杜甫平实语言的同时，也融入自己的 创新。如借用案牍之语，即为吴诗的创新之处。对 历史的精准描述和语言的高度凝练，在“三行”中 得以实现。“三吏三别”和“三行”的简洁语言饱含 对现实的控诉，是感应人民的呼吸而写成的诗。这 些诗歌的语言都简练而不流于枯瘦，有利于诗歌传 唱，为历史的完整流传提供可能性。 总之，吴梅村“三行”诗继承了“三吏三别” 中的对比叙事和语言描写，对比叙事更能凸显激烈 的社会矛盾，朴实易懂的语言可使诗歌流传速度更 快。吴诗在继承的基础上融入了自己的创新，将比 较对象从具体人物扩大到群体，在平白如话的语言 中融入典雅的文书之语。 三、吴梅村“三行”诗的史诗思维对杜诗“史 诗”传统的继承 吴伟业在《与宋尚木论诗书》中指出：“夫诗之 尊李、杜，文之尚韩、欧，此犹山之有泰、华，水 之有江、河，无不仰止而取益焉。”[3]1089 吴伟业明确 指出诗学杜甫。与吴伟业同时代的尤侗评价道：“（梅 村）身遇鼎革，触目兴亡，其所作……皆可备一代 诗史。”[12] 这是较早将吴梅村诗冠以“诗史”称号的 评价。程穆衡则称吴伟业为“少陵后一人”（程穆衡 《鞶帨卮谈》）。这些对吴梅村的高度评价都揭示了 吴诗的“诗史”特征。赵翼《瓯北诗话》云：“《直 溪史》《临顿儿》《芦洲》《马草》《捉船》等，又可 与少陵《兵车行》《石壕吏》《花卿》等相表里，特 少逊其遒炼耳。”[2]158 可以说，吴梅村“三行”诗对 杜诗传统的继承是十分明显的。这种继承不仅表现 在叙事手法方面，还表现在对杜甫“史诗”传统的 继承。“三行”诗鲜明的现实主义精神与吴梅村创作 中一脉贯穿的“史诗”思维密不可分。 历史上一直存在诗史同源、诗史相通的观念， 如孟子认为“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 《春秋》作”[13]。清初文人多秉持“诗”“史”互通 的观念，钱谦益认为“诗之义不能不本于史”[14]， 黄宗羲提出诗可“补史之阙”[15]。吴梅村也秉持这 样的诗史观：“古者诗与史通，故天子采诗，其有关 于世运升降、时政得失者，虽野夫游女之诗，必宣 付史馆，不必其为士大夫之诗也；太史陈诗，其有 关于世运升降、时政得失者，虽野夫游女之诗，必 入贡天子，不必其为朝廷邦国之史也。”[3]1205 诗史同 源，诗歌也能反映世运变化、时政得失，因此，诗 与史是相通的。他认为能反映社会现状、国计民生 的诗歌，都应交付史馆。吴梅村所赞赏的“诗史”， 在于纪实。这种诗与史通的观点使吴梅村具有强烈 的社会责任感，强调诗歌的社会功能，如“今燕之 又诗虽出于亡失之馀，而其言皆发乎性情，系乎风 俗，使后人读其诗，论其世，深有得于比兴之旨， 虽以之百世可也”[3]671。虽然这种说法并非吴梅村独 创，但这也是他深悟后的自得之言。因此，以时事 为题材的诗歌在他的作品集中占有相当比例，“三 行”就是其中之一。由于“梅村身阅鼎革，其所咏 多有关于时事之大者”[2]131，因此他的诗也被称为“诗 史”，“其题多记时事，关系兴亡”[16]，时事变化成 第 4 期谢菲菲，吴大顺：论吴梅村“三行”诗对杜诗“三吏三别”的接受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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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吴梅村笔下的重要素材。这样的诗学观念源于他 自幼熟读经史子集，所谓“熟于《两汉》《三国》及 《晋书》《南北史》”[2]134，洞彻事例，史家意识强烈。 加上吴梅村曾在明朝身居要职，后处朝代更替之际， 风起云涌的事态让他无法袖手旁观，他善于记录当 代巨大事变。诗史观念也让他在记录中寄寓自己的 无限感伤，借诗歌以浇心中不平之块垒。他给清代 著名戏剧家李玉《北词广正谱》所作的序文说：“因 借古人之歌呼笑骂，以陶写我之抑郁牢骚。而我之 性情爰借古人之性情而盘旋于纸上，宛转于当场。” [3]1213 吴梅村的史诗思维，使得他在诗歌创作中借史 事以纪难言之隐，抒发对明王朝的“黍离”之悲。 在中国诗歌史上，杜甫的诗歌历来享有“诗史” 的盛誉，他身处唐代安史之乱前后的历史转折时期， 他的诗歌将时代变迁与个人遭遇相结合，具有强烈 的写实性。在“三吏三别”中，以诗人亲身经历为 视角，刻画了众多“乱离人”形象，并在对时事的 客观叙述中饱含着强烈的情感。杜诗的“史诗”传 统为吴梅村诗歌所继承，梅村的“三行”诗展现了 统治阶级与民众的矛盾，深刻反映了明清鼎革时局 中的民生之艰。这是诗人史诗思维在诗歌创作中的 成功实践，在“三行”中很好地体现了“多记时事” “关系兴亡”的书写自觉性，成为有清一代“补史 之阙”的优秀作品。 四、结语 吴梅村笔下自成一家的“梅村体”，有华丽大气 的文辞、以当代重要史实为题材、以叙事为主干等 特点。有学者认为《芦洲行》《马草行》《捉船行》 等诗篇，应属于吴梅村新乐府叙事诗，不属于“梅 村体”概念界定内[17]，但不能否认诗篇中的创新因 素是促成“梅村体”形成的重要条件。在故事叙事 中，“三行”诗以官民对比、古今对比两条主线贯穿 全诗。这种交叉的对比描写好似电影的分切镜头， 以场景的迅速变化造成强烈的心理落差。在人物处 理上，吴梅村没有像《圆圆曲》《萧史青门曲》《永 和宫词》等诗中以著名人物为书写对象，而是着眼 于百姓，忽略个体特征而提取群体典型。在题材选 择上，吴梅村依旧选取压迫百姓的“芦政”之弊、 造船抢船、强抢马草等历史事件为题材，揭露官兵 暴行，以笔为戈，为百姓打抱不平。在语言表达方 面，吴梅村并未书写近“初唐体”辞藻华丽的语言， 而是将日常口语改写，并融合史书公文等案牍之语， 化繁为简，雅俗结合，更利于诗歌的广泛传播。《芦 洲行》《马草行》《捉船行》依据史实为题材，以叙 事为主干，雅俗融合的语言贯穿全诗。三诗联袂， 可追杜甫之“三吏三别”。这三首诗在继承杜甫“三 吏三别”的基础上，融入了吴梅村的创新，从而开 创了清代歌行体叙事诗的新境界，成就了享誉清代 诗坛的“梅村体”。吴梅村作为清诗发展史的璀璨之 星，他在对杜甫史诗的接受学习中，拓展对史诗书 写的维度，成为清代诗坛的一座高峰。 参考文献： [1] 吴伟业．吴梅村诗集笺注[M]．程穆衡，原笺．北京：中 华书局，2020． [2] 赵翼．瓯北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3] 吴伟业．吴梅村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1098． [4] 冯其庸，叶君远．吴梅村年谱[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 社，2007：208． [5] 王江．试论杜甫的“三吏”“三别”[J]．徐州教育学院学 报，2001（2）：43． [6] 杜甫．杜诗详注[M]．仇兆鳌，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 537． [7] 靳荣藩．吴诗集览[M]．清乾隆四十年（1776）凌云亭刻 本：廿二页． [8] 叶君远．论“梅村体”[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 2002（2）：105． [9] 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0：9682． [10] 佚名．京本通俗小说[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 [11] 姜夔．白石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31． [12] 尤侗．艮斋杂说续说[M]\/\/李肇翔，李复波，整理．艮斋 杂说续说看鉴偶评．北京：中华书局，1992：99． 62 铜仁学院学报 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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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 《中国历史地图集》明代贵州丹平、丹行二司 区位献疑 王浩淼，王大宁 （安徽大学历史学院，安徽合肥 230000 ） 摘要：在《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七册明代部分中，丹平、丹行二司的实际位置应交换， 二者治所也都要更北一些，在都匀县正西偏南方位，且与新添卫的把平寨司间相隔龙里卫所辖 之平伐司和大平伐司。地图集出现二司标注错误与明志标注舆图、地理图模糊，以及在万历十 九年至清后期期间二司不断被废设、移改、分割有很大关系。 关键词：《中国历史地图集》；丹平司；丹行司；新添卫 中图分类号：K2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639 (2023) 04-0064-12 《中国历史地图集》（下文简称《地图集》）第 七册元、明部分为贵州政区地图，其中，拥有狭长 地段的新添卫尤其引人注目，该军民指挥使司标注 有五个长官司，其中最南端靠近广西的区域标注有 丹行、丹平，前者在北，与新添卫城相差甚远（见 图 1）。仔细对照明代贵州地图和明、清贵州方志， 将会发现以“万历十年”为准的丹平、丹行二司区 位及新添卫的政区界限无法与明清方志相关信息相 合。本文拟从明代方志入手，对丹平、丹行二司在 明前中期的治所进行考辨，继而探寻新添卫的大致 政区界限，并考寻《地图集》标注错误的原因。不 实之处，请方家指正。 因新添卫、龙里卫建置变化较繁，尤其是在万 历十九年（1591）在两卫的基础上新设新贵县，复 于万历三十六年析新贵县、龙里卫、定番州置贵定 县，而谭其骧先生主编的《地图集》明代贵州部分 的年段为万历十年，因此，如嘉靖《贵州通志》、弘 治《贵州图经新志》、天顺《大明一统志》等修于明 前中期的方志可直接被利用，以及以清初之前贵州 版图信息为主要内容的《读史方舆纪要》亦是本文 重点的运用资料之一。万历以后所修撰的方志内容 则需谨慎对待，其建置演变信息和大事纪可被借鉴。 一、丹平司和丹行司的相互位置 天顺《大明一统志》[1]1360、弘治《贵州图经新 志》[2]124-125 均载丹平长官司距离新添卫城西南一百 里，丹行长官司为一百二十里①。《读史方舆纪要》 承之，但称丹平长官司在卫城西南百里，丹行长官 司在府城西南百二十里。按丹行长官司隶属新添卫， 故此处“府”当为“卫”[3]5336。如此，丹平长官司 纵使不在丹行长官司之正北方，也应在以新添卫-丹 行司为半径的圆的内围中。 尽管万历《贵州通志》所附之《新添卫图》中， 卫城东部即为丹平司，在丹平司南部的翁黄山附近 设有丹行司[4]248。《新添卫图》抄自弘治《贵州图经 新志》，丹平、丹行司本在卫城西南，但在图例中却 收稿日期：2023-04-10 作者简介：王浩淼（1994-），男，江苏无锡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史。 王大宁（1998-），男，河南洛阳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史。 第25卷第4 期铜仁学院学报 Vol. 25, No.4 2023 年 8 月 Journal of Tongren University Aug.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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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卫城东部，翁黄山北部。据弘治《贵州图经新 志·山川》的记载，翁黄山在把平寨司北十五里， 与丹行、丹平二司无关②。弘治志是最先编修贵州图 例的方志之一，错漏较多，然此图例很可能是为了 说明丹平司在丹行司的北部。 又，诸书称丹平长官司在元属南丹州，丹行长 官司在元属南宁州③，《读史方舆纪要》将后者改写 为“属南丹州”[3]5336，以上著作所载之“南丹州” 和“南宁州”均在广西，下文将详述“南宁州”的 书写对丹平、丹行二司区位的影响。元明时期，广 西南丹州在整个贵州区域的南部，南宁路（明为府） 之北，《地图集》元朝部分有所体现，明属庆远府 [5]1157-1158。不管丹行、丹平二长官司在元时隶属情况 如何，方志作者皆是想借助南丹州和“南宁州”的 区位关系来阐明丹平司在丹行司之北的观点。 按照方志所记载的山川参照物④也能大体展现 丹平、丹行二司之间的位置。《读史方舆纪要》所载 内容最为具体直观，其言丹平司南有陇黄山、东有 摆铺山（三十里）和甲港溪（十五里），东北有洞得 山（三十五里），丹行司西为睹虎山（十里），西南 有藤茶山，为东南方位的滕茶河的发源。此外，我 们还能得知两司的距离为四十里左右⑤，据此可推知 丹平、丹行二司的相对位置。在满足相距适中⑥的基 础上，因丹平司的西部和丹行司的北部没有明显的 山川参照物（尤其是山脉），可知丹平司可能在丹行 司正北、正东和东北方位。 康熙年间，在二司故地设外委土舍，寻隶属于 定番州所辖之大塘州（长官为定番州州判），可还原 二司在明时的区位。道光《贵阳府志》附有《大塘 图》，在该图中，大塘州的正东方为丹行（二司归定 番州部分寻降为外委土舍），在丹行的东北部为丹 平，丹平毗邻贵定县、龙里县和都匀府，这不仅说 明了原丹平司在丹行司的北面，而且实际的丹平、 丹行二司远比《地图集》所标位置更北，明代丹平 司在程番司的东北，而丹行司则在程番司东南，二 司均在龙里卫的东南面、大平伐司的南面。据《明 世宗实录》记载，丹行司长官罗继袖与卧龙司争夺 楺平等寨，后朝廷分予大龙司[6]，这就表明三司应毗 邻，成锐三角，《大塘图》完全符合这一点。而《地 图集》中丹行、卧龙二司相距竟达六十公里之多， 与明代方志、实录所述不合。道光《贵阳府志》在 《贵阳全图》戊一、戊二两图设丹平为北、丹行为 南，与《大塘图》相矛盾，很可能是作者在编补两 图时混淆了都匀府所辖二司区位，从而出现错漏。 我们可根据民国《都匀县志稿》和《贵阳全图》戊 二作对比即可指出戊图的错误。第一，原丹行司最 为靠近滕茶河（二司在都匀府部分经过多次裁设， 而定番州部分并未有显著改变），而滕茶河也确实在 罗斛厅、大塘州和都匀府交界处[7]2354。第二，民国 《都匀县志稿》称雍正八年在原丹行司区域设牙州 汛，丹平司地设六洞[8]，而《贵阳全图》戊二中滕茶 河的东南方即为“都匀牙舟汛之王宋塘”[9]374，毗邻 丹行。第三，道光《贵阳府志》载丹平外委土舍距 大塘州城一百二十里，丹行外委土舍为六十里[9]415， 而县城在整个区划的南部，这说明更靠近县城的丹 行外委土舍需偏南。第四，乾隆《贵州通志》附有 都匀府舆图即标注丹平司在丹行司的北部，平川司 的西北[10]27。如此可推出丹行在南，丹平在北。 又，方志关于所辖地理行政单位的叙述顺序一 般是依据区位，新添卫军民指挥使司所辖政区恰是 南北纵向的狭长区域（割裂为两块），诸方志在记述 新添卫五司的顺序是：新添司、小平伐司、把平寨 司、丹平司和丹行司，以呼应与卫城间距的长短关 系[2]124-125。但在涉及钱粮、户口方面，叙述顺序会 因数量而发生改变，如万历《贵州通志》在叙述户 口、土田时依照数量多寡往往将丹行司置于前[4]250。 然唯有《明史·贵州土司传》或借鉴明末方志和清 初政区（详见后文），称述时将丹行放于丹平之前⑦， 从而引起一连串的误导。雍正后都匀府所辖丹平、 丹行二司虽发生了地理上的迁移，但清末方志在叙 述明时情况仍置丹平于前，甚至因明志舆图只标记 丹平司而称新添卫仅辖有丹平[11]112；关于清初情况， 因丹平司曾被废，故言都匀县仅辖有丹行司[11]90，将 二司分置。可见区位也影响叙述的顺序，间接证明 第 4 期王浩淼，王大宁：《中国历史地图集》明代贵州丹平、丹行二司区位献疑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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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前中期丹平司在北。综上，《中国历史地图集·明 代卷·贵州》关于丹平司与丹行司的相对位置标注 错误，丹平司应在丹行司之北（见图 1、图 2）。 图 1 明万历十二年（1584）贵州中部政区原图例 （底图采自谭其骧所撰之《中国历史地图集·元明时期·贵州》） 图 2 本文认为的明万历十二年贵州中部政区示意图 66 铜仁学院学报 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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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丹行、丹平二司在黔南的区位 在万历《贵州通志》和《黔记》中，附有完整 的万历年间贵州地图，前者标明引用罗文恭公所制 之图。罗文恭公本名罗洪先（1504—1564），江西临 川人，是著名的理学家和地图学专家，《黔记》所引 用的正是《广舆图》中在嘉靖二十年（1541）增补 完成的明清舆图底本[12]。然而仔细比较将会发现万 历《贵州通志》几乎完全沿用《广舆图》，而《黔记》 相应增添了贵定县的信息。在两张舆图中，丹平司 均位于龙里和平伐二司之间，新添之南、大平伐司 之北，有力证明了丹平司在龙里卫附近（见图 3）。 图 3 黔中舆图（摘自罗洪先《广舆图·贵州部分》， 图中每一方格百里） 探究贵定县成立以前新添卫的区划可以从天顺 《大明一统志》、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和嘉靖《贵 州通志》三本方志入手。与《黔记》等万历中后期 所撰史书不同的是，三书均载丹平司在新添卫城西 南的一百里，丹行司在一百二十里，与把平寨司距 离新添卫六十里相比较，丹平司应靠近于把平寨司， 这与弘治志和《广舆图》所展舆图大体接近。 根据《广舆图》所示，万历初年的丹平、丹行 二司在瓮首河南部，由于龙里卫和新添卫犬牙交错， 以至于二司在龙里卫、平伐司和大平伐司的合围之 中。若分析方志所标地理图的描述，可知明制舆图 所示非确。据民国《贵定县志稿》所附舆图所示， 贵定县内无丹平、丹行二司的山川参照物，而都匀 县、大塘州境内则分别有丹平、丹行的山川参照物。 据志稿所载，谷峡山在贵定县城南九十里，为平伐 司和大平伐司的分界线，再往南十里为大平伐司所 辖牛鼻洞。冗刀山、龙山等均在城西南九十里，属 平伐司境⑧，而丹平、丹行则在新添卫西南一百一十 里左右，表明二司在平伐司外围，甚至在大平伐司 的南面。 从丹平、丹行二司的山川参照物也可得出二司 在大平伐司附近。《黔记》记载： 自府小西门一路，七里至土地哨，七里至观 音哨；自府大西门一路，九里至摆铺，一里至邦 水大堡，四里至邦水司，一里至杨家铺，六里至 一碗水哨铺……七里至盐山铺，六里至龙里卫大 道龙从铺[14]96-97。 由摆铺的区位（邦水司附近）可知，在摆铺山 迤西三十里的丹平司位于龙里卫附近。又丹平最为 靠近龙里卫，也可佐证丹平在丹行之北。 天顺《大明一统志》载：都匀府“东距播州， 西达龙里，北通平越，南抵南丹，众山环绕，一水 萦流，而本卫居其中焉”[1]1362，弘治《贵州图经新 志·都匀府》载：“（都匀府）西至龙里界三百三十 里”[2]93，同书《新添卫地理之图》载新添卫南部为 大平伐司界，东南为都匀府[2]123，嘉靖《贵州通志》 承之，亦称都匀府（卫）“西抵龙里卫平伐长官司”， 而龙里卫东南为都匀府界[15]245。万历《贵州通志·龙 里卫》也称龙里卫东南抵都匀府，而本卫南部、东 南部又恰是平伐司、大平伐司区域[4]241。而《黔记·新 添卫地里图》称新添卫南二十五里达都炉寨，五十 里抵都匀府[14]84。据民国《贵定县志稿》载，县南三 十五里有都炉场，附近有大小两寨，往西南约十五 里为平伐场[13]19。由此可得都匀府的正西部当与龙里 卫平伐司相接。 《黔记》又称：“都匀卫北抵麻哈州；西北抵龙 里卫界九十里；西抵新添平伐司界一百五十里；西 南抵平州司界一百二十里。”[14]96《黔记》是明贵州 巡抚郭子章在万历三十六年所撰，与《地图集》明 第 4 期王浩淼，王大宁：《中国历史地图集》明代贵州丹平、丹行二司区位献疑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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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贵州部分的时间段相近，而就在该年贵定县成立， 因此，《黔志》是研究贵定县初设前后重要的史料之 一。万历十九年，废贵竹安抚司，于原平伐司地置 新贵县，隶属于贵阳府。万历三十六年（1608），在 原有平伐司、定番州的基础上设立贵定县，“在新县 南四十五里，以其地接壤都匀，易于择卫苗疆，兼 为平伐司属地，役民较便”[13]5，这就解释了平伐司 尽管不断改隶政区，仍能毗邻于都匀府的原因。《黔 记》关于都匀卫的西部和西北交界的说法应是以新 贵县的角度记载，所谓“新添”实指“新贵”，该著 鉴抄前志，始终认定“都匀”的西部是平伐司，事 实上前志的“都匀”指代“都匀府”，而此处为“都 匀卫”。其西北和西部的信息应颠倒，以保证在平伐 司并入新贵县后，龙里卫与都匀卫接壤的南部区域 在新添卫（后属贵定县）平伐司的南部。这在道光 《贵阳府志》所附《贵阳府总图》中有所体现。在 该图中，平州司在定番州的东南，在都匀司的西南， 贵定县在都匀司的西北，大平伐司则在正西[9]362。据 弘治《贵州图经新志》[2]93 和万历《贵州通志》[4]295 载，都匀府的西南部应以新添卫的丹平司接壤。这 与乾隆《贵州通志》所附《都匀府图》的正西部分 标有的丹平司相吻合。由此可以说明，都匀府的一 部应与龙里卫的平伐司和大平伐司接壤，而丹平、 丹行二司反而成为在大平伐司南面且隶属于新添卫 的一块飞地。万历三十六年，新成立的贵定县是以 新贵县的平伐司作为其中的一个基底，它的设立很 大可能是为了连接南部的丹平、丹行二司，消除龙 里卫平伐司所隔开的新添卫飞地。 根据方志中关于新添卫南部和贵州宣慰司东南 的信息可知，贵州宣慰司必然和都匀府相连，这在 《地图集》是没有显示的。据《明世宗实录》记载， 贵州宣慰司与都匀府交界的凯口囤曾在嘉靖十四年 （1535）发生一次土司长官据囤谋叛事件，由巡抚 陈克宅调发汉军平定[16]。嘉靖《贵州通志·疆域》 载：程番府东南毗邻都匀府凯口界[15]244，据乾隆《贵 州通志·都匀府图》所示，丹平司在新添卫城西南 的一百二十里，而在都匀县平浪司的西部恰有凯口 囤，位于丹平司的东南部，与丹行司相通（见图 4）， 处于凯阳山之间，囤壁高四十丈，陡绝，中留一小 径通囤外，有天池，“虽旱不竭”，明时有苗兵据囤 叛乱[10]83。又，弘治《贵州图经新志》所附《程番府 地里之图》称程番府（后以其地改设定番州）的东 北抵百纳长官司，东抵龙里卫界，东南抵黄平长官 司界[2]86，同书《程番府长官司志》又改称“东南到 都匀府界二百八十里”[2]87。《黔记》、万历《贵州通 志》所采用的舆图显示从都匀府平州司出发有一条 小道横径平伐司和丹平司，《黔记》所说的龙里大道 当指此[14]96-97，此道与定番州相连，道路南端是广西 南丹州。这就表明凯口囤是丹平司（应是丹行司， 下文详述）、程番府、都匀府和南丹州的分界点。 图 4 清初都匀府西北舆图（摘自乾隆《贵州通志》 卷 2《都匀府图》） 三、《地图集》丹平、丹行二司标注出错的原因 万历初期丹平、丹行二司显然要更靠北一些， 但《地图集》将二司标注在都匀府平州司西南也是 有其原因，可归结为明志舆图标注不明确，对南宁 州、南丹州的误解和清朝频繁的政区变动。 （一）明清方志中舆图标注被误读 弘治《贵州图经新志·都匀府》称府西南抵新 添卫丹平司[2]93，而在《贵州程番府地里之图》又明 68 铜仁学院学报 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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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程番府东南与黄平长官司毗邻[2]86，图下文字改为 都匀府[2]87。如果仔细斟酌就可以注意到，该著是想 将丹平司作为都匀府和程番府的交界区域。 乾隆《贵州通志》载丹行司在康熙年间并入都 匀府，但在舆图中丹平司在平州司西北，都匀司西 南，如上文所述，丹平司在丹行司的北部。事实上 弘治《贵州图经新志》的部分信息是错误的。首先， 该志在《贵州都匀府地里之图》中对都匀府西南地 区的信息缺乏描述，尽管在下文称西南抵新添卫丹 平司，但难免有缺漏的嫌疑。其次，该志在《贵州 程番府地里之图》中将程番府的东南部记作黄平长 官司，然而黄平千户所在平越卫以北、瓮安县偏东、 偏桥卫迤西[15]224，与播州安抚司同城[14]88，并不与程 番、新添、龙里及都匀等府卫接壤，此处的黄平长 官司应指他司。综上，鉴于弘治志错漏较多，其所 言程番府的东南、都匀卫的西南部当是丹行司，这 在贵阳府、都匀府两处清修方志中均能有所体现。 在《广舆图》撰成以前，如弘治《贵州图经新 志》和嘉靖《贵州通志》等就贵州布政使司全境作 地理图示时仅标注府、直隶州卫的大致位置。《广舆 图》虽未完全标注出长官司，但尤其关注具有代表 性的、决定府卫域界的长官司区位。《黔记》、万历 《贵州通志》在《广舆图》的基础上进行简单修整， 增补新设长官司的标注。丹平、丹行二司均在卫城 的同一方向，如果二司与新添卫城同处一条直线上， 则二司的中心相距二十里，又二司均编户四里（指 范围），则二司实际距离仅十二里左右，加之二司名 称可相互指代⑨，以上两点使得作者未在舆图中将二 者全部标注出，仅标有丹平司。 部分方志将明代舆图中的丹平司认为是新添卫 的南部界限。《黔记》在《定番州地里图》载：“东 至白纳司界止，东南至通州里丹平司二百里”[14]53， 白纳司在舆图中都没有过多体现。这里所记之区位 实际是新贵县成立后新政区（特指新贵县的辖区） 的情况。《黔记》增补的信息极多，且与前志多有冲 突，如增补通州里与丹平司毗邻的信息，以及新添 卫与丹平司的距离变更为“三百里”等，这表明丹 平司兴许在这次行政变迁过程中更加靠近通州里， 使后人误认为丹平司始终是新添卫的南部界限。 此后少数清代方志受此影响，不仅认为丹平司 在丹行司之南，更是误会了明志中的山川参照物。 民国《都匀县志稿》所附清代都匀府亲辖舆图依据 天顺《大明一统志》和《读史方舆纪要》，也标注有 丹平、丹行二司的山川参照物[13]7，其将丹行司附近 的藤茶山、睹虎山置于都匀县正西，将丹平司附近 的陇黄山、摆铺山置于县西南。如此，不仅无法将 道光《贵阳府志》所附舆图中的滕茶河与其中的藤 茶山相接，甚至在睹虎山旁又标记牙舟汛（一作牙 州汛）。牙舟汛就是由丹行司改设而成，道光《贵阳 府志》载：“（大塘州）自治东南至牙舟汛之王宋塘” [9]415，而王宋塘就在原平舟司附近的牙舟汛，显然志 稿在标注方面存有自我矛盾之处：牙舟汛在都匀县 西南（见图 5）而非县西（见图 6），今有牙舟镇。 而道光《贵阳府志》有《黔南实略》相佐，实略称 丹行司滕茶河入清河说明丹行司在滕茶河附近 [17]405，下文又称由丹平改置的六洞司与定番州大塘 滕茶河相接[17]406，这说明滕茶河在清时隶属于大塘 州。且六洞司是由丹平司迁移而得，与原来的陇黄 山等不再毗邻，反与滕茶河相近，民国《都匀府志 稿》所附舆图完全违背以上信息。又乾隆《贵州通 志》将二司的山川参照物设在都匀县的西南[10]83；上 文也提到，根据《黔记》中摆铺的位置，摆铺山在 都匀府西部，邦水司附近，靠近故龙里卫平伐司； 加之丹平、丹行二司相距本来甚近，而志稿所附舆 图中的山川相距过大，均无法与前志相合。二司附 近的山川在志稿舆图中完全可以用平州、平浪二司 来说明区位，如此就无法解释明志为何只用丹平、 丹行二司。二司的山川参照物在志稿的山水志中均 无体现，说明此舆图的标注直接抄鉴自明志和《读 史方舆纪要》，但因参照的是清时二司的相对位置， 从而造成标注与史实的冲突。 综上，明清方志关于丹平、丹行二司的山川参 照物多承抄天顺《大明一统志》，甚至在鉴抄过程中 依照的是撰写者所处时代的二司区位。方志中也存 第 4 期王浩淼，王大宁：《中国历史地图集》明代贵州丹平、丹行二司区位献疑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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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将丹平、丹行在字面上混淆的现象，如万历《贵 州通志》一反《大明一统志》所载，将睹虎山置于 丹平司词条之下[4]249，这是鉴抄《黔记·山川志》所 致 ⑩。另，我们可以大胆假设，新贵县成立后丹行司 在方志出现的频次远高于丹平司，兴许与《黔记》 将丹平司置换成丹行司有关，甚至民国《都匀县志 稿》也很可能受此影响，将借鉴于丹平司区位的睹 虎山作为丹行司的关键参照物，从而颠倒丹平、丹 行二司及其山川参照物的区位。 图 5 清代都匀府境图（摘自民国《都匀县志稿》卷 1） 图 6 清代都匀县境图（摘自民国《都匀县志稿》卷 1） 70 铜仁学院学报 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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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清方志误解南宁州、南丹州 天顺《大明一统志》云：“元置丹平等处蛮夷长 官司，属广西南丹州，后废”；“元置丹行等处蛮夷 长官司，属广西南宁州，后废。”[1]1360 道光《贵阳府 志》意识到广西无南宁州，遂改南宁州为南宁府， 这一修改着实似是而非[18]24。至元十三年（1276）， 元朝在宋宜州的基础上分设南丹州安抚司和庆远安 抚司，大德元年（1297）以二司较近，遂并设庆远 南丹溪洞等处军民安抚司[19]，位于元八番顺元宣慰 等司⑪、明都匀府的南部。南丹州在元明期间的区位 和名称变化并不大，因此较易识别。我们需要注意 明志所载丹行司在元时所隶的“南宁州”属“广西”， 这是有误的。元承宋制，设邕州安抚司，至元十六 年（1279）改总管府，至泰定元年（1324）始改为 南宁路，仅辖武缘、宣化二县，与宋朝相比管辖区 域大为缩减，且不与顺元宣慰司相接。因此，从时 间与称呼间的关系、区位两个角度来看，广西南宁 路绝非明志所言至元年间的“南宁州”。又查贵州境 内恰有“南宁”，宋时属夔州路黔州，为羁縻州，元 时为顺元宣抚司所辖，为安抚司，后废，位于明朝 程番府东部区域（后属定番州），明清方志亦有程番 府曾属南宁州的零星记载⑫，符合丹平、丹行二司的 区位。因此明志所言的“广西南宁州”实为贵州中 部的“南宁州”。弘治《贵州图经新志》《黔记》、万 历《贵州通志》注意到此点，删南宁州前的“广西” 二字。顾祖禹虽然也意识到元明时期南宁路（府） 距离贵州较远而不取，但仍不察，因南丹州毗邻贵 州，于是在不改变“广西”的基础上换“南宁州” 为“南丹州”，这一改修似是为了呼应二司毗邻南丹 州的区位特点，然在贵州本土的确曾出现过“南宁 州”，为丹行司在元时的上级行政单位。 出现丹平司属广西南丹州、丹行司属广西南宁 州的记载与土舍祖籍相关。荆梁外境之都匀等处酋 长在五代时期率领部众“附于楚，宋为羁縻合江州、 陈蒙州”[2]93。据民国《贵州通志》记载，丹平外委 土舍为莫氏，祖籍柳城人，元至正年间以功授长官， 丹行外委土舍罗氏，其先亦为莫氏，南宁府人，与 柳城莫氏同授官[20]256，故所谓“贵州土官世系，悉 皆楚豫秦晋之人，时因有功分封袭职，世守其地， 并非本地之土苗也”[21]。两者相较，柳城属柳州府， 因府邻南丹，而明初南丹土知州亦为莫氏，故莫氏 所在的丹平司被方志记载为曾隶属于广西南丹。柳 州府辖境有卢氏，曾在宋元间跟从龙德寿戍守南宁 州，明初世袭长官司[18]17，若莫氏有相似经历，也当 如此。事实上，早在五代时期，莫氏就曾世袭南宁 州刺史[18]13，这也是断定莫氏甚至可能早于广西南宁 罗氏成为南宁州土酋的重要佐证之一，但也不排除 丹行司与南丹土酋莫氏存有一定关系。而《大明一 统志》所记之“广西南宁州”是受“祖籍南宁府” 和“南宁州土酋”两个因素综合影响下的谬误，后 世方志也只重其一，遂出现多种不同的说法。 因此，不管丹平在元时是否隶属于广西南丹，二 者间的区位与土舍祖籍无直接关系，不能因莫氏祖籍 在毗邻于南丹州的柳州而认为明代丹平司在南。 顾氏的地理学影响较大，以致后世学者在分析 明代政区地图时往往借用该著，如民国《贵州通志》 直言丹平、丹行二司直隶南丹，称“有显迹可寻者耳” [11]593，因此，《地图集》将二司置于毗邻南丹州的黔 南地区并出现区位交换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明清时期对丹平、丹行二司移迁和分割 据《大明一统志》[1]1360、弘治《贵州图经新志》 记载[2]124-125，把平寨长官司在新添卫城南六十里， 而丹平长官司在西南一百里，丹行长官司在西南一 百二十里，如此，丹平长官司到把平寨长官司的距 离在四十（同一直线上）到一百二十里（呈直角） 之间。《地图集》中把平寨长官司到最近的丹行司的 距离被设置为约三点五个标尺，按照比例尺计算， 即至少八十五公里，这与史籍记载相矛盾。万历以 后的方志提到三百里，如《黔记》卷五所言三百里 是从新添卫城西门出发，走小路三百里到达丹平、 丹行二司[14]84，万历《贵州通志》承之。根据道光《贵 阳府志·贵阳府总图》所示[9]362，按照丹平、丹行二 司间距为二十里计算，一个标尺约为三十五里，则 新添卫城到丹行司的距离约是 3.2（即√10）个标尺， 第 4 期王浩淼，王大宁：《中国历史地图集》明代贵州丹平、丹行二司区位献疑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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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一百一十里，与《大明一统志》相符，而三百里 之处在广西境内，万历《贵州通志》记载贵州府南 到广西仅二百二十里[4]59。我们不排除该舆图本身的 精确度较差以及明清定番州的边界发生变化等因 素，因为《黔记》曾载都匀府城至南丹州的距离是 二百三十里，北至平越卫界为六十里，则三百里几 乎是平越卫界到南丹州的总距离[4]297，《地图集》并 没有呈现出两组参照物的间距都是三百里。如果《黔 记》所言“三百里”是准确的，那么丹行、丹平二 长官司在新贵县成立后有南移至贵州南部边界的可 能。《读史方舆纪要》也称在定番州西南一百七十里 处的通州关与丹平、丹行二司毗邻[3]5259。顾氏这一 记载很可能是承接发微于嘉靖志地理图的万历志。 然而，它在记载二司与新添卫的距离时复取“一百 里”和“一百二十里[3]5336。以此推之，丹平、丹行 二司在贵定县成立至清初这段时间内当恢复到原来 都匀县西南靠近大平伐司的区域，有方志称二司曾 随贵定县和新添卫改隶平越军民府，仍待考。[22]清 朝方志或不言里数，或承接《读史方舆纪要》之“一 百里”，逐渐忽视了丹平、丹行二司的具体位置，这 与丹平、丹行二司随后被不断移迁和分割有关。 洪武三十年（1397），将丹平、丹行二司归隶于 新成立的新添卫军民指挥使司。此后，丹平、丹行 二司设废不定，民国《贵定县志稿》称隆庆以前丹 平、丹行二司就有被“省”的经历[13]5。万历十九年， 在龙里卫平伐司的基础上合并贵竹置新贵县，改隶 于新设立的贵阳府。民国《贵州通志》作者认为此 时丹平司划归于定番州，把平寨司划归于龙里卫， 并认为贵定县由丹行、把平、平伐和大平伐四司构 成，以此推翻《读史方舆纪要》中关于贵定县仅由 大平伐司和平伐司构成的说法[11]78。民国《贵定县志 稿》称贵定县是由新贵县之平伐司和定番州地合置， 其名也取自二地[9]362。丹平司和把平寨司本属承接新 添卫的新贵县，且雍正以后丹平司部分属地随即划 属定番州，如此将丹平司置于定番州的论证是合理 的，但称把平寨司复隶属于龙里卫则不妥。万历《贵 州通志》记载了龙里卫在新贵县成立后的情况，其 称龙里卫仅“领千户所五、长官司一”[4]240，除了本 司外，该志并未记载平伐司以说明所载内容为新贵 县设立之后的情况，同时未载把平寨司，表明此时 的龙里卫并未辖有把平寨司，把平寨司很可能仍属 新贵县。事实上顾祖禹顾及丹行司，却忘记丹平司， 丹平、丹行二司均靠近定番州。除上文提及的丹行 司长官罗继袖与卧龙司争夺楺平寨事件外，清初丹 平司长官莫之廉响应明将刘鼎，率部合围定番州[9]48。 又，定番州（万历十四年，1586）、新贵县（万历十 九年）成立的时间十分接近，因此二司在新贵县成 立后并入定番州是合乎常理的，随后复改入贵定县。 万历《贵州通志》在记载万历二十五年的徭役、户 口时仍按照原新添卫区域框架进行统计[4]250，乾隆 《贵州通志》将丹平司在顺治年间被裁废的信息记 载在贵定县词条下[10]43，均能说明丹平、丹行二司与 新贵县、贵定县始终保持着经济和政区上的联系。 万历三十六年，贵定县成立，丹平、丹行二司复并 之。清朝方志仅记丹行司的情况，是因为丹平司在 清初被裁撤，同时也间接表明丹行司为新添卫、贵 定县最南部的边界区域。 清前中期对丹平、丹行二司实行了更为具体的 迁移方针。顺治十八年（1661），丹平司因与南明政 权保持合作关系，其地在康熙年间省入都匀府都匀 县[9]94。康熙二十六年（1687），在贵定县移治原新添 卫的同时，割贵定县所属丹行司入都匀县，五十二 年（1713）长官罗拱辰卒，继承者不愿袭，清廷改 土归流，遂革[9]53。五十六年（1717），二司降为外委 土舍[20]256。雍正年间改原丹平司为六洞司，设土舍 一员，莫氏犹能承袭⑬，又裁撤丹行司，设牙州汛 [17]406，前者有迁移之意，后者在原处进行。乾隆《贵 州通志》在描述陇黄山、藤茶山的区位时运用了“旧 丹平司”“旧丹行司”的词条[10]83，同书中存在丹平 司从大平伐司南部向平州县南部迁移的信息，而大 塘州的丹行司在牙州汛东北三个标尺，即三十里， 反映了二司均曾发生过区位上和名称上的变化，这 种区位变迁可能是仿照明时新贵县成立之际的格 局。《清史稿》亦有记载，其言六洞司和平州司均在 72 铜仁学院学报 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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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匀府西南，清初的丹平司在正西，这说明原丹行 司在平州司的北面，至清中后期方迁至南面[7]2356。 雍乾年间，改置后的六洞司在平州司南三十里[17]406， 而牙州汛在平州司的西南三十里[13]8，则六洞司在牙 州汛的南方。今平塘县（原平舟县治所）正西为牙 舟镇，是民国初年（1912）大塘县丹行土舍与牙州 汛合并而成的结果。牙舟镇西南有丹平大寨，取自 于六洞司，二者均隶属平塘县，这与《地图集》对 丹行、丹平二司所标注的位置相同。尽管如此，这 并非是明时二司的区位，因此不可鉴抄。 与此同时，在都匀县丹行司被废除后，乾隆三年 （1738），另割丹行、丹平二司故地予定番州所辖之 大塘州，降为外委土舍[9]94。其中丹行外委土舍在道 光年间由罗艳廷承袭[18]24。此时二土舍的相对位置应 与明前中期和清初相似，丹平外委土舍在北，靠近大 平伐司，丹行外委土舍稍南（见图 7、图 8）。因在都 匀府之丹平等二司已发生名称与区位的变化，使得民 国方志认定大塘州所辖之二司是政区变迁的最终产 物[20]256。道光《贵阳府志》所示疆里图对于我们探讨 丹平等二司在明前中期的大致区位起了关键作用。 图 7 清代贵阳府总图（摘自道光《贵阳府志》卷 24，图中每一方格约 35 里） 图 8 清代大塘州图（摘自道光《贵阳府志》卷 24， 图中每一方格约 15 里） 由上可知，明万历前中期的丹平司当在丹行司 之北，二者应在都匀县正西偏南方位，因龙里卫的 隔断，丹平、丹行二司成为新添卫的一块飞地。至 万历十九年，二司改属定番州，寻改隶贵定县，有 南迁之可能。《地图集》所标注的丹行二司区位极大 可能是依据《读史方舆纪要》和《明史·地理志》， 两著部分内容鉴抄《黔记》和万历《贵州通志》，而 《黔记》与万历志是记载万历十九年以后（此时新 添卫主要辖区与平伐司、金筑司合置新贵县）的贵 州政区，与《地图集》所要借用的时间段不同。此 外《地图集》关于二司明时的相对位置借鉴了当今 行政区位，而丹行司在平州司西南、丹平司在南的 区位是雍乾年间政区变迁、土寨迁移后的结果。贵 阳府定番州所辖之大塘州存有丹平、丹行二司部分 区域，清朝仍以二司之名冠之，结合清初方志舆图 信息，可解明时二司区位之惑。 注释： ① 弘治《贵州图经新志》称新添卫的北部、东北、东部和东 南均属平越卫界，这与《黔记》不同，这是因为麻哈州在 第 4 期王浩淼，王大宁：《中国历史地图集》明代贵州丹平、丹行二司区位献疑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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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前中期隶属于平越军，直至弘治初年都匀少数族叛明， 朝廷于是升麻哈司为州，辖平定、乐平两司以专治境内诸 少数族。故弘治《贵州图经新志》所载内容当是弘治以前。 ② 明志中多附有各个府卫的图例，图例中心为府卫，四周标 注重要的山川和公署，图框八个方位标注相邻区域名称， 有时也补入间距。一般图例方位按照上北下南的原则，但 也存在方位交错的现象，从而使标注物、相邻区域名称与 方位不合。《黔记》所附《新添卫地里图》的方位交错， 万历《贵州通志》所附《新添卫图》的标注物错误。 ③ （明）李贤：天顺《大明一统志》卷 88《新添卫军民指 挥使司》，三秦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360 页。明志关于 “南宁州”的上级行政单位存有争议，但对“南宁州”“南 丹州”无异议，下文详述。 ④ 明志中在各长官司下标注的山川，包括位置、距离等，清 志将之置入完整的山脉、河流系统，脱离各行政单位。 ⑤ 根据余弦定理，新添卫到两司的夹角在 0-30 度之间，可 得两司间距约为 20-60 里。 ⑥ 此处两个参照物（尤其是山）不放在一起以保证两司间距 的适中。 ⑦ （清）张廷玉：《明史》卷 306《贵州土司传》，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8195 页。然该著之《地理志》部分仍将丹 平司置于前，说明两部分之间存在称述上的冲突。 ⑧ 民国贵定县采访处：民国《贵定县志稿》，《中国地方志集 成·贵州府县志辑》第 27 册，民国八年抄呈本，巴蜀书 社 2006 年版，第 7-8 页。冗刀山、谷峡山在天顺《大明 一统志》均有记载，见天顺《大明一统志》卷 88《龙里 卫军民指挥使司》，第 1361 页。 ⑨ 各舆图中仅标有程番府所辖小龙番司而无大龙番司（两司 相距十里），可相佐证。 ⑩ （明）郭子章：《黔记》卷 9《山川志中》，《中国地方志 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 2 册，万历三十六年刻本，巴蜀 书社 2006 年版，第 214 页。需注意，《黔记》和万历通志 虽修撰于新贵县成立之后，但所载内容多是新添卫都指挥 使司存在时的信息，使得内容在时间方面较显杂糅。而《黔 记》出现名词置换现象兴许与丹平、丹行二司南移使新添 卫失去现实的山川参考有一定关联，后二司还属，顾氏纠 正之。 ⑪ 八番顺元宣慰司曾先后归隶于四川、（云南、四川、湖广） 三省交替、湖广行省管辖。参见伍磊：《元初八番顺元地 区管辖权变动问题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0 年 第 3 期，第 11-21 页。 ⑫ 程番府、贵阳府均曾隶属南宁州，参见（明）沈庠修，赵 瓒纂：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卷 8《程番府》，《中国地方 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 1 册，弘治刻本，巴蜀书社 2006 年版，第 86 页；（清）鄂尔泰等修，靖道谟、杜诠 纂：乾隆《贵州通志（一）》卷 3《建置》，《中国地方志 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 4 册，乾隆六年刻本、嘉庆修补 本，巴蜀书社 2006 年版，第 42 页。 ⑬ 据民国《贵州通志》载，光绪年间莫氏仍不断承袭，管理 所辖区域，但在域之汉人已不再受其管束。参见谷正伦修， 任可澄、杨恩元纂：民国《贵州通志（六）》卷《土司志 五》，《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 11 册，民国三 十七年贵阳书局铅印本，巴蜀书社 2006 年版，第 256 页。 参考文献： [1] 李贤．大明一统志[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 [2] 沈庠．弘治贵州图经新志[M]．弘治刻本．成都：巴蜀书 社，2006． [3]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M]．贺次君，施和金，点校．北 京：中华书局，2005． [4] 王来贤．贵州通志[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 [5] 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6] 明神宗实录[M]．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 本．1962：1197． [7] 赵尔巽．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7． [8] 窦全曾．都匀县志稿[M]．一九二六年铅印本．成都：巴 蜀书社，2006：32． [9] 周作楫．贵阳府志（一）[M]．咸丰二年朱德璲绶堂刻本．成 都：巴蜀书社，2006． [10] 鄂尔泰．贵州通志（一）[M]．乾隆六年刻本、嘉庆修 补本．成都：巴蜀书社，2006． [11] 谷正伦．贵州通志（一）[M]．贵阳书局铅印本．成都： 巴蜀书社，2006． [12] 朱思本．广舆图[M]．罗洪先，增补．上海：上海古籍 74 铜仁学院学报 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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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2002：468． [13] 民国贵定县采访处．贵定县志稿[M]．一九二零年抄呈 本．成都：巴蜀书社，2006． [14] 郭子章．黔记[M]．万历三十六年刻本．成都：巴蜀书 社，2006． [15] 谢东山．贵州通志[M]．嘉靖三十四年刻本．成都：巴 蜀书社，2006． [16] 张居正，等．明世宗实录[M]．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 研究所”校印本．1962：3960． [17] 爱必达，张凤孙，等．黔南实略[M]．道光二十七年罗 氏刻本．成都：巴蜀书社，2006． [18] 周作楫．贵阳府志（三）[M]．咸丰二年朱德璲绶堂刻 本．成都：巴蜀书社，2006． [19] 宋濂．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1534． [20] 谷正伦．贵州通志（六）[M]．贵阳书局铅印本．成都： 巴蜀书社，2006． [21] 鄂尔泰．贵州通志（二）[M]．乾隆六年刻本、嘉庆修 补本．成都：巴蜀书社，2006：100． [22] 瞿鸿锡．平越直隶州志[M]．光绪三十三年刻本．成都： 巴蜀书社，2006：40． Questions about the Location of Danping and Danxing in Guizhou in the Ming Dynasty in The Historical Atlas of China WANG Haomiao, WANG Daning ( School of History,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000, Anhui, China ) Abstract: In the Ming part of Volume VII of The Historical Atlas of China, the actual positions of the two divisions of Danping and Danxing should be exchanged, and their offices should also be farther north, in the area of Duyun County due west by south, and separated from the Baping Division of Longliwei and Daping Division of Xintianwei. The mistakes of the second division in the atla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ambiguity of the map and geographical map in the local chronicles of the Ming Dynasty, and the continuous abolition, southward movement and allocation of the second division from the 14th year of Wanli to the late Qing Dynasty. Key words: The Historical Atlas of China, Danpingsi, Danxing Division, Xintianwei （责任编辑车越川）（责任校对黎帅）（英文编辑田兴斌） 第 4 期王浩淼，王大宁：《中国历史地图集》明代贵州丹平、丹行二司区位献疑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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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以来贵州油桐种植及现实启示 曾議慧 （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贵州贵阳 550001 ） 摘要：油桐是贵州重要的本土经济植物，其籽所榨桐油量富质清，“黔油”盛名享誉全 国。明代以来，贵州大量种植油桐，对社会经济、人民生活带来了重要影响。回顾历史时期内 贵州油桐种植概况，可以帮助明晰现在贵州油桐发展的优势与困境，对推动贵州油桐可持续发 展亦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及指导价值。 关键词：明代以来；贵州油桐种植；历史影响；现实启示；农业文化遗产 中图分类号：K928.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639 (2023) 04-0076-14 油桐在植物学上属大戟科油桐属，全世界共五 种，其中油桐和木油桐两种产于中国。油桐“落叶 乔木。叶卵形或阔卵形，叶柄顶端有 2 红色腺体。 花雌雄同株。花瓣白色，有淡红色脉纹。核果球形， 果皮光滑，种子 3—8 粒。花期 3—4 月，果期 8—11 月。”[1] 作为本土经济林木，我国已有上千年的油桐 栽培历史，“公元 739 年，唐代陈藏器在其所著《本 草拾遗》中曾有‘罂子桐生山中，树似梧桐’的记 载。”[2]3 因“植油桐的土壤，不论肥瘠都能生长，故 山地、斜坡、荒地、只要排水便利，生长无不茂盛。” [3]15 故贵州独特的气候条件与地理环境为油桐在贵 州的广泛生长提供了重要保证。民国《岑巩县志》 记载：“油桐，亦名桐子。树宜种湿温肥沃之地，或 山石瓦砾地，亦可黄瘠土。”[4]536 受其影响，明代以 来贵州皆有油桐种植，其主要品种为“小米桐、垂 枝桐、对年桐、大米桐、窄冠桐。”[5] 人们发现，油 桐具有极高的经济价值，除榨油装饰屋舟外，还可 用作燃料、肥料，可谓周身皆宝。“桐油。以桐子为 之，然灯亦明。”[6]298 “油桐……土人榨之为桐油， 用以饰屋舟。”[7]430 “石灰、桐油巴能肥瘠田，亦治 田涝。”[8] 遂多种植以获得经济收益，使历史上的桐 油经济繁盛一时。 作为本土经济林木，贵州油桐研究著作颇丰。 20 世纪 50 年代贵州省林业厅编撰的《栽培油茶油桐 的经验》[9]一书，总结了遵义正安地区林农栽培、管 理油桐的经验；丁道谦《贵州经济地理》[10]一书记 载了民国时期贵州油桐的种植、种类、分布地域及 产量；《新修支那省别全志第五卷贵州省》[11]详细 记载了民国时期贵州桐油的主要产地、产额、生产 状况、种类、上市期、价格、包装、容量、集散地、 运输路线、政府对桐油的统制管理；季君勉的《油 桐》[3]一书是研究我国油桐植物、油桐种类、油桐分 布、桐油经济的重要参考文献，其中记载了大量贵 州油桐的重要信息。除学术著作外，近年来大量期 刊论文的发表把贵州油桐研究推向了新的高潮，研 究内容主要集中在黔东南油桐产业兴盛成因及生态 保护[12]、贵州桐油产销发展[13]、桐油市场研究[14]等 方面。 尽管学界对贵州油桐关注颇高，成果也较为丰 富，但尚未有从种植视角出发，探究明代以来贵州 收稿日期：2022-12-08 作者简介：曾議慧（1998-），女，贵州毕节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区域史。 第25卷第4 期铜仁学院学报 Vol. 25, No.4 2023 年 8 月 Journal of Tongren University Aug.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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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桐在全省的种植概况及其对现在贵州油桐经济发 展影响的研究成果。因此，笔者拟从明代以来贵州 油桐种植概况入手，探究明代以来油桐种植对历史 时期贵州经济发展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及其对现在 油桐经济发展的指导价值。 一、明代以来贵州油桐种植概况 明代建省之初，贵州植桐记载尚少；清代贵州 油桐种植增多，省境内皆有油桐分布；民国时期贵 州油桐种植地域比之清代更为广泛，虽曾受抗战影 响导致种植率短暂降低，但总体来说种植态势仍在 不断增长；建国后受国家提倡和市场需求刺激，贵 州油桐种植空前繁荣，但自 1984 年政府开始对桐油 实行议购议销政策后，油桐种植率迅速下降。 （一）明代贵州油桐种植情况 明代贵州油桐种植尚少，多以山野树木载入史 册，不成规模。至明嘉靖年间始以货居，记载甚廖。 油桐是贵州重要的经济树木。据徐光启《农政 全书》记载：“取子作桐油，入漆及油器物、艌船为 时所须，人多伪之，惟以篾圈掸起如鼓面者为真。” [15]293 表明油桐具有制取桐油，装饰屋舟的经济价值。 贵州油桐种植最早可溯至明嘉靖《普安州志》卷二 物产条载木类：“槐、杨柳、桐……。”[16]而最早榨 取桐油作为货物售卖的记载则应属嘉靖《思南府 志》，其书卷三田赋志货物条记载：“香油、桐 油……。”[17]这两则文献记载充分表明明代贵州部分 地区已开始种植桐树，油桐种子蕴含的经济价值也 已被发掘，民众榨取桐油作为货物售卖。 除上述两则文献外，嘉靖《贵州通志》、万历《贵 州通志》也有油桐种植记载，但明代方志所载油桐 资料甚少，语言颇为简短（见表 1），此时贵州的油 桐多在山野地隙自然生长，未成规模。 表 1 明代贵州地方志有关油桐种植的记载 府州县文献记载文献来源 贵州宣慰使司茶、铁、马、薑、菖蒲、刺竹、筋竹、兰、香稻匾稻、前胡、山 药、桔梗、降真香、蛇含石、榧子、双萼莲、芝草、漆、木薑 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卷一·土产 思州府长官司铅、蜡、朱砂、水银、铁、竹鸡、鹤膝竹、丹桂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卷四·土产 货之属：粉、蜜、蜡、纸、茶、油、漆、降真香、蓝靛 木之属：松、柏、杉、樟、楠、楮、桐 嘉靖《贵州通志》卷三·土产 普安州木类：槐、杨柳、桐嘉靖《普安州志》卷二·物产 思南府货物：香油、桐油嘉靖《思南府志》卷三·田赋志 木之属：松、杉、樟、楠、桐 货之属：丝、土布、蜜、粉、蜡、纸、茶、油、漆 万历《贵州通志》卷三·方产 资料来源：据 2016 年贵州文史出版社《贵州历代方志集成》（60 册）统计 历代流传下来的方志史书是研究贵州历史的 重要参考文献。贵州建省始于明永乐十一年 （1413），建省之初方志编纂尚未成风，加之年代 久远，毁损佚失，现在存世的明代方志寥寥无几。 据现有方志记载，明弘治时期贵州油桐种植尚未受 到重视，全境府州县土产条目下均无油桐记载。自 明嘉靖年间起，油桐多作为山野树木和地方货产载 入史册，但记载甚简，种植不多。这一境况在清代 有了明显变化。 （二）清代贵州油桐种植情况 清代贵州多种植油桐，虽黔中、黔南种植相对 较少，同治时期油桐种植也不多，但方志所载油桐 （桐、桐油、罂子桐等）条目比之明代明显增多， 记述也更为详细（见表 2）。 第 4 期曾議慧：明代以来贵州油桐种植及现实启示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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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清代贵州地方志有关油桐种植的记载 区域府州县文献记载文献来源 黔东天柱县木之属……柏、桐康熙《天柱县志》上卷 黔东思州府货类……桐油康熙《思州府志》卷四 黔东石阡府木之属……桐，以子取油乾隆《石阡府志》卷七 黔西黔西州木类……桐乾隆《黔西州志》卷四 黔东玉屏县货……桐油乾隆《玉屏县志》卷五 黔西普安州木之属有椿、有楸、有杉、有桐乾隆《普安州志》卷二十四 黔东清江厅木之属……桐乾隆《清江志》卷四 黔东开泰县货之属……桐油乾隆《开泰县志》物产志 黔南独山州木之属……桐乾隆《独山州志》卷五 黔西黔西州货类……桐油嘉庆《黔西州志》卷五 黔北正安州土产……桐，结实颇大，柞以取油嘉庆《正安州志》卷三 黔东黄平州货之属曰土布、蜜陶、冶器、桐油嘉庆《黄平州志》卷四 黔中瓮安县货之属……桐油嘉庆《桑梓述闻》卷四 黔北遵义府货产……桐油，油桐树郡无处不有道光《遵义府志》卷十七 黔东松桃厅木之属……桐道光《松桃厅志》卷十四 黔北仁怀厅货属……桐油，以桐子为之，然灯亦明道光《仁怀直隶厅志》卷十五 黔西永宁州木属……桐道光《永宁州志》卷五 黔东思南府木之属……膏桐，实如桃子，可压油道光《思南府续志》卷三 黔西平远州木……桐道光《平远州志》卷十八 黔南广顺州物产……宜楸、宜油桐道光《广顺州志》卷二 黔西安顺府竹木属……桐有二种，一只为木用，一结子如桃可为油咸丰《安顺府志》卷十七 黔北正安州木之属……柏、桐子树咸丰《正安新志》卷四 黔西兴义府货属……桐油，产兴义县咸丰《兴义府志》卷四十三 黔北正安州物产：梓、漆、椅、桐实皆生财之籍光绪《续修正安州志》卷五 黔北仁怀厅木属……油桐光绪《增修仁怀厅志》卷八 黔北桐梓县货类……桐油，邑人照灯皆是此也光绪《桐梓县志》卷二十 黔北湄潭县货类……桐油光绪《湄潭县志》卷四 黔西水城厅木之属……桐光绪《水城厅采访册》卷四 黔西普安厅木之属……有楸、有杉、有桐光绪《普安直隶厅志》卷十 黔东黎平府农桑……石灰、桐油巴能肥瘠田，亦治田涝光绪《黎平府志》卷三 黔东古州厅物产……种桐、茶榨油光绪《古州厅志》卷四 黔东天柱县木属……桐光绪《续修天柱县志》卷三 黔南荔波县木属……桐光绪《荔波县志》卷四 黔中平越州货类……桐油，州县货产光绪《平越直隶州志》卷二十二 资料来源：据 2016 年贵州文史出版社《贵州历代方志集成》（60 册）统计 78 铜仁学院学报 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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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域上看，此时贵州全境皆有油桐分布。方 志记载的油桐条目可达 34 条，以黔东（12 条）、黔 西（9 条）、黔北（8 条）为多，以黔中、黔南为少。 其中黔中仅瓮安县与平越州两地有种植，黔南唯独 山州、广顺州、荔波县三地有种植。与黔中瓮安县 “货之属……桐油”、平越州“货类……桐油，州县 皆产”记载不同，黔南三地均将桐油列入木属，而未 纳为州县货产。如乾隆《独山州志》：“木之属……桐。” 道光《广顺州志》：“物产……宜油桐。”光绪《荔波 县志》：“物产……桐。”这说明当时黔南地区的人民 仍较关注其植物性状，还未重视油桐的经济价值。 从时间上看，清代贵州油桐种植始于康熙时期， 除雍正时期方志毁损，不知其时有无种植外，后至 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光绪时期皆有关于油桐 种植的记载，且较之明代而言有明显增加。考同治 时期方志记载，惟同治《石阡府志》一本而已，其 书卷七“物产”条曾写道：“货之属，桐油。”[18]但 该书未被收录进《贵州历代方志集成》中。若以《贵 州历代方志集成》所辑方志探究同治时期油桐种植 的空白现象，或与咸丰、同治年间，贵州少数民族 在太平天国影响下爆发的“咸同之乱”有关。这场 起义始于咸丰五年（1855），止于同治十二年（1873）， 前后历时 18 年，其影响波及贵州全省 150 余州县。 考咸丰时期三本方志成书年代：《安顺府志》（咸丰 元年）、《正安新志》（咸丰八年）、《兴义府志》（咸 丰四年）皆为咸丰初期可知，同治时期“咸同之乱” 的爆发或是导致咸丰、同治时期修志工作搁置的重 要原因。 但总体来说，与明代孤立零散、不成体系的油 桐种植情况记载相比，清代贵州油桐种植不论在地 域上还是规模上都有了明显增长。 （三）民国贵州油桐种植情况 民国时期，贵州油桐种植比之清代更为广泛， “全省植桐面积，为二十万亩”[19]455，记载也更为 详细（见表 3）。原黔中、黔南地区油桐种植州县增 多，除抗战时期外，全省油桐种植整体上呈现出不 断增多的趋势。 从地域上看，民国时期贵州油桐种植比清代更 为广泛，其见于方志记载的油桐条目由清代的 34 条 增至 42 条。且相较于清代黔中、黔南植桐地区呈零 星点状分布的特点，民国时期黔中、黔南植桐州县 有所增加，地域上呈片状分布。其中黔中地区比之 清代增加了三个产桐县，即开阳县、息烽县和清镇 县。黔南地区记载条目由清代的 3 条增至 10 条，新 增 8 个产桐县，即晴隆县、册亨县、南笼县、麻江 县、八寨县、都匀县、三合县和定番县。 从时间上看，民国时期贵州油桐种植多集中于 非战期间。其中抗战前（1912—1936）23 条，抗战 后（1946—1948）4 条，除 1 条年份不详外，共 27 条。而抗战期间（1937—1945）仅有 14 条。“一九 三七年以后，因抗战的影响，输出困难，出口数量 逐渐减落。”[3]36 现将一九三六年至一九四六年出口 数量列后（见表 4）。 据民国《荔波县志资料稿》记载：“桐油为本县 出产大宗，惟抗战时桐油价跌，经营桐林往往折本， 砍伐者多。”[20]507 商业条亦有：“本县外销品虽有桐 油、棉麻、竹席、水草、香菌等，因交通不便，货 价低落，产量日减，而其主要原因是受封建地主的 压榨剥削，加以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的经济侵略， 人民生活极端贫困，购买力极端微弱所致。”[20]516 后《贵州省志·物价志》亦载：“贵州桐油出口量： 民国 22 年至 26 年（1933—1937）每年出口 5000 吨； 民国 27 年至 35 年（1938—1946）每年出口 1800 吨； 民国 36 年至 37 年（1947—1948）每年出口 10000 吨。”[21]500 战争对贵州油桐种植的影响显而易见。 但放眼全局，除抗战时期外，民国时期贵州油 桐种植业的发展态势仍盛于清代（见表 5）。 （四）建国后贵州油桐种植情况 从 1949 年建国以来数十年间，因国家提倡和市 场需求刺激，油桐在贵州被广泛种植。然而到 1984 年，政府对桐油实行议购议销政策后油桐种植迅速 减少。 建国以后，政府大力提倡经济林木种植，贵州 油桐受市场需求刺激在民国时期的基础上继续增长。 第 4 期曾議慧：明代以来贵州油桐种植及现实启示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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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民国贵州地方志有关油桐种植的记载 区域府州县文献记载文献来源 黔西郎岱县植物……桐，产于鸡场、毛口一带民国《郎岱县访稿》卷二 黔北桐梓县物产：桐油……种植极多，售子榨油民国《桐梓县志》卷十七 黔北遵义府木类……桐，各属皆有民国《续遵义府志》卷十二 黔北桐梓县林业：本县……以生产桐油、竹简、生漆、栗杉为多民国《桐梓县概况》第五章 黔中开阳县商业……本县运销出口之油……桐油民国《开阳县志稿》第四章 黔中息烽县木类……罂子桐，一名岡桐，一名油桐民国《息烽县志》卷二十一 黔中清镇县木竹类……桐民国《清镇县志稿》卷二 黔北遵义府土壤：粉砂粘壤……有油桐、乌柏、柏树之属民国《遵义新志》第六章 黔西安南县林业……桐油树民国《安南县志稿》卷六 黔北绥阳县货类，桐油民国《绥阳县志》卷四 黔东余庆县货类……桐油民国《余庆县志》卷十 黔西安顺府出口货：植物油……以菜油、烟油、桐油三者出口最多民国《续修安顺府志》第十卷 黔西镇宁县竹木类……桐民国《镇宁县志》卷四 黔西关岭县竹木属……桐子，六马一带出产最多民国《关岭县采访册》卷三 黔西紫云县出口商品以桐油、棉麻为大宗民国《紫云县社会调查》第四章 黔西大定县林业……桐树民国《大定县志》卷十四 黔西黔西州货类……桐油民国《黔西州志》卷四 黔西威宁县木类植物……桐子、梧桐、麻民国《威宁县志》卷十 黔东石阡县林业……桐油，运售铜仁民国《石阡县志》卷十一 黔东玉屏县农桑……副产为桐子、菜子、五倍子民国《玉屏县志资料》第十四节 黔东沿河县木类……桐，实如桃，花亦娟好，子可褪油民国《沿河县志》卷十三 黔东印江县桐民国《印江县志》卷二 黔东江口县林业……各处桐、杉、茶、漆均有生长民国《江口县志略》卷五 黔西兴仁县木类……油桐民国《兴仁县补志》卷十四 黔南晴隆县木竹类……桐民国《晴隆县志》第五章 黔南册亨县林产有桐、梓、樟民国《册亨县乡土志略》第四章 黔南南笼县林业……桐油民国《南笼续志》卷二十四 黔西普安县材木有……樟、柳、桐民国《普安县志》卷十 黔东思县林业……桐子、茶子……需人工栽植民国《思县志稿》卷七 黔东黄平县木之属曰松、柏、杉、椿、桐民国《黄平县志》卷二十 黔东施秉县农桑……改种桐、茶、漆树，收利较丰也民国《施秉县志》卷一 黔东榕江县物产……桐油为榕江特产民国《榕江县乡土教材》第二章 黔南麻江县农利物产……桐子民国《麻江县志》卷十三 黔东岑巩县木类……油桐，亦名桐子民国《岑巩县志》卷九 黔南八寨县木类……桐子民国《八寨县志稿》卷十八 黔东炉山县竹木……桐子民国《炉山物产志稿》第一门 黔南都匀县木之属……罂子桐民国《都匀县志稿》卷六 黔南三合县木类……桐民国《三合县志略》卷四十三 黔南独山县货类……桐油民国《独山县志》卷十二 黔南定番县工艺用的……油桐民国《定番县乡土教材调查报告》第三章 黔南荔波县木类……油桐各地皆产民国《荔波县志资料稿》第一编 黔中瓮安县木……桐子民国《瓮安县志》卷十四 资料来源：据 2016 年贵州文史出版社《贵州历代方志集成》（60 册）统计 80 铜仁学院学报 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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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一九三六年至一九四六年贵州油桐出口数量[3]37 年别 数量（公担）价值（元） 一九三六八六七三八三七三三七八六五四 一九三七一 0 二九七八九八九八四五五六三 一九三八六九五七七七三九三三七 0 五八 一九三九三三五 0 一六三三六一四七九四 一九四 O 二三二四七二五六三五七八四四 一九四一二 0 九八九五九九三四三七四三 一九四二一五三二六二五 0 六二一九五 一九四六三五二六三八六七九九八 0 九四 000 表 5 贵州省各县油桐产量概况调查表[19]458（民国二十五年） 县名油桐株数油桐数量消费量剩余量不敷量 遵义六 0000 株六 0000 斤五 0000 斤一 0000 斤 镇远一 00000 株一 00000 五 000 九五 000 大定六 00000 株六 00000 五 00000 一 00000 兴义五 0000 株五 0000 三 0000 二 0000 仁怀二 00000 株二 00000 八 0000 三 0000 罗甸八七 000 株八七 000 九 0000 三 000 息烽八 000 株八 000 五 000 三 000 荔波四 000 株四 000 二五 000 二一 000 都匀一 00000 株一 00000 二四 0000 一四 0000 施秉二三 000 株二三 000 六 000 一七 000 江口二五 0000 株二五 0000 二 00000 五 0000 黄平六 0000 株六 0000 七 0000 一 0000 沿河四一三二六三株四一三二六三一 00000 三一三二六三 紫云一三 00 株一三 00 一二 000 一 0 七 00 普定六 000 株六 000 二四 000 一八 000 广顺一六 000 株一六 000 一 0000 六 000 三合二 0000 株二 0000 三 0000 一 0000 习水八五七 00 株八五七 00 八六 000 一 000 印江五四 00000 株五四 00000 一四二五 00 五二五七五 00 合计七四七六五六三七四七六五六三一七 0 五五 00 六 00 一七六三二 0 三 000 第 4 期曾議慧：明代以来贵州油桐种植及现实启示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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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全省 1975 年森林资源清查资料统计，全省油桐 成片林为 89300 公顷（折合 133900 亩）。据林业厅 资料，若包括散生林折合亩数在内，则有桐林 420 万亩。”[22]988-989 油桐的大量种植带来了桐油的大量 出口。“据自 1953~1981 年的统计，全省共收购 34.5 亿斤籽，折油 10.5 亿斤，商品率达 87%。在商品油 中，除省内销售一亿斤外，外销全国 24 个省市的桐 油达 6 亿斤，出口桐油共 3.5 亿斤。”[22]988 民国时期 贵州油桐产量居于四川、湖南、湖北、浙江、广西、 陕西、江西诸省之后（见表 6），建国以后一跃上升 至仅次于四川的第二大油桐产地。“贵州就油桐产量 而言，仅次于四川居全国第二位。据贵州省林业厅 统计，近年我省桐油产值达 5000~6000 万元之多， 约相当于全省木材的总产值”[22]988，并成为桐油外 销大省。“贵州油桐资源，无论是面积和产量，在全 国仅次于四川省，居第二位。贵州所产桐油除一部 分供省内使用外，大多外销全国各省和日本、欧美 等国。”[15]294 表 6 1936 年各省桐油产量[3]35 1984 年，政府对桐油实行议购议销政策后油桐 种植便迅速减少。“解放初期对桐油实行自由贸易政 策，国营经营量小，到 1955 年改由国家统一经营。 1857~1983 年对桐籽、桐油划为二类产品，实行派购 政策，严禁私商经营……1984 年起将桐籽、桐油由 二类改三类，实行议购议销多渠道经营，全省粮食 部门对桐油的收购呈下降趋势。”[21]500 据表 7 可知， 以 1984 年对桐油实行议购议销多渠道经营为节点， 虽桐油价格有所上涨，但桐籽收购量骤然下跌，几 无立足之地。与清末民国“十九世纪末期的十五年 间，桐油的价格上涨了三倍……1911 年，贵州的桐 油产量曾达三十万担左右，居全国首位”[23]23 相比， 盛况不再。 从表 1 至表 7 所统计的明代以来贵州油桐种植 概况可知：明代贵州油桐种植未成规模；清代种植 明显较明代增多；民国时期油桐种植规模在原来的 基础上继续增加，虽经历了咸同之乱和抗日战争， 但总体上仍呈现出随社会历史经济发展而不断增加 的态势。建国以后贵州油桐种植数量仍在增长，直 到 1984 年，政府对桐油实行议购议销政策后，油桐 种植数量迅速减少。 二、明代以来贵州油桐广泛种植的影响 明代以来，贵州油桐的广泛种植不仅增加了各 州县的桐油出产量，改善了种植户的经济收入，对 贵州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油桐在器具 制作、屋舟装饰、肥田沃土、疾病治疗等方面的广 泛应用，也深深影响着人们的社会生活。 （一）油桐对贵州社会经济的影响 明代以来，油桐的广泛种植为贵州社会经济的 发展带来了深刻影响。油桐是重要的油料作物。据 民国《普安县志》记载：“桐树……亦农民衣食之源 也。”[24]民国《开阳县志稿》记载：“本县运销出口 之油……桐油，销遵义、贵阳，年八百担，每担以五 十元计算，年可入洋四万元。”[25]民国《紫云县社会 调查》亦云：“出口商品以桐油、棉麻为大宗，桐油 年约八三 O 担，每担价值四五 00 元。”[26]在利益驱使 下，油桐种植数量增多，各州县纷纷将油桐列入本地 大宗出产货物。“思县境内有商业……所出口以桐、 茶为大宗。”[27]34“桐各属皆有，惟正安最盛，其子榨 油为出产大宗。”[28]“油桐各地皆产，以城区、时来、 朝阳、董界、方村等地区为多，而且油量富，为本县 出产品大宗。”[20]416皆为彼时桐油经济的繁荣印证。 产地出产数量（市担） 四川七四 0000 湖南七 00000 湖北二二五 000 浙江二 00000 广西一 0 九 000 陕西八 0000 江西二七 000 贵州二三 000 其他各省四 0000 合计二一四四 000 82 铜仁学院学报 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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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1956—1988 年全省桐籽、桐油收购价及收购量[21]500-501（收购价：元\/50 公斤；收购量：吨） 年份桐籽收购价桐籽收购量桐油收购价桐油与玉米比价 桐油收购量 （包括籽折油） 1956 6.45 89220 27.13 6.02 29445 1957 10.00 78930 38.03 8.14 26840 1958 10.00 59935 38.03 7.52 19785 1959 10.00 87800 30.03 7.04 28975 1960 16.04 23150 55.23 9.07 7640 1961 19.52 49135 65.10 8.69 15720 1962 19.52 40140 65.10 8.69 11240 1963 18.95 81285 65.10 8.69 22855 1964 18.95 74495 65.10 8.69 21605 1965 18.95 54895 65.10 7.84 15915 1966 18.95 37060 65.10 6.85 10745 1967 18.95 75035 65.10 6.85 21760 1968 18.95 73040 65.10 6.85 20275 1969 18.95 85395 65.10 6.85 24760 1970 18.95 67155 65.10 6.85 20760 1971 23.00 62155 82.00 8.62 169190 1972 23.00 76685 82.00 8.62 23675 1973 23.00 59010 82.00 8.62 18105 1974 23.00 77240 82.00 8.62 23695 1975 23.00 64530 19780 1976 23.00 42715 13090 1977 23.00 68925 21125 1978 28.00 67355 20640 1979 28.00 49710 100.00 8.62 15240 1980 37.00 50815 130.00 15685 1981 37.00 56420 130.00 17480 1982 37.00 35105 130.00 10880 1983 37.00 61955 130.00 11.21 19230 1984 37.00 6305 143.00 9705 此外，油桐还是民国时期厉行烟禁时农民重要 的经济抵补作物，它减少了农民的经济损失。民国 时期厉行烟禁后为增加经济收入，油桐种植得到提 倡。据民国《今日之贵州》（成书于民国二十五年） 记载：“自中央厉行烟禁，数年后农民即不能再事种 烟，若不谋预补之方，则农村经济更趋凋敝……尝 提倡种植特用作物（如油桐、薄荷、除虫菊等）以 抵补鸦片之收入。”[19]458 后民国《镇宁县志》（成 第 4 期曾議慧：明代以来贵州油桐种植及现实启示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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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于民国三十六年）亦载：“自禁令颁行后，此项财 源骤减，断绝农村经济，万分困窘，市场顿至凋敝 衰落之象……近数年来因桐油、菜油运销出国，资 本家投资经营，高价收买，供不应求，再经垄断， 价益暴涨，农民始群起以过去荒芜田地普种。”[29]586 油桐种植在维护社会经济发展上的价值可见一斑。 （二）油桐对贵州社会生活的影响 油桐周身皆宝，用途甚广。《清续文献通考》记 载：“罂子桐，又名油桐，或称荏桐，一作虎子桐， 以产于四川、贵州、湖南、湖北为最多……种子可 榨油，油质为干性定质油，俗称桐油，用途甚多， 可制油画绘料、假漆胰皂、墨锭、烟炱、灯油等， 而髹船、防木制品腐烂、制革、制油布、治皮肤病 亦用之。”[30]明代以来贵州大量油桐种植深深影响着 人们的社会生活。 一是作为建筑木材。民国《岑巩县志》记载：“油 桐……木材供薪，亦可制器。”[4]536 二是用于装饰屋 宇。民国《息烽县志》记载：“今按贵州之人所用桐 油代漆以饰屋宇器用或制雨具，尚非多量，通常中 产以下之民居夜灯皆专恃此品，值较低也，则其有 益于人。”[31]249 三是可以肥瘠沃土。民国《麻江县志》 记载：“罂子桐，一曰荏桐，类岡桐而小，叶肥圆大， 花微红，实圆，中子二或四，压油入漆，匠人煮油， 近沸，候冷而髹物有光泽，曰光油，涂纸布可御雨， 果皮作肥料。”[32]180 民国《岑巩县志》亦云：油桐“榨 油所余枯饼曰油粕，可充肥料。”0536“桐子……渣作 肥料。”[33]四是预示农业节令。油桐是很有季节感的 植物，总是应着信风而开，因此，贵州民间便有以 油桐花开为播种节令的民谚。民国《麻江县志》记 载：“县城……每岁惊蛰后东北桃李芳菲，而城中及 西南方苞孕。全境乏大野森林，亦无炎瘴，农家惊 蛰后方事田功，播种期视桐花为准，故谚云：‘农家 有利不须讽，桐子开花方下种’。”[32]160 五是可以用 于治疗疾病。据《本草纲目》记载：“桐子油,气味甘 微、辛寒，有大毒。主治摩疥癣、虫疮、毒肿，毒 鼠至死，传恶疮及宣水肿，涂鼠咬处能辟鼠，涂胫 疮、汤火伤疮、吐风痰、喉痹及一切诸疾。以水和 油扫入喉中探吐，或以子研末吹入喉中取吐，又点 灯烧铜箸头烙风热、烂眼亦妙。”[34] 油桐作为贵州本土经济林木，数百年来深深影 响着人们的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回顾明代以来贵 州油桐种植概况及其影响对发展贵州油桐经济具有 一定的指导价值。 三、贵州植桐历史的现实启示 历史上贵州油桐种植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为现在 贵州油桐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现实启示：贵州油桐 正经历着优势与困境并存的局面。环保、绿色、可 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理念使贵州本土经济林木油桐 突出化学油料的重重包围，重获社会关注。但同时 贵州油桐又面临着市场低迷、种植减少、政府管控 的发展困境。回顾贵州油桐种植历史可以从中汲取 经验教训，审视贵州现存油桐经济存在的问题，为 实现贵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新视角。 （一）贵州油桐种植业发展的优势与困境 绿色发展理念是贵州油桐经济发展的理论基 石。油桐种植在贵州拥有自然地理环境与社会人文 历史的双重发展优势。但同时贵州油桐种植又面临 着市场低迷、种植减少、政府管控的发展困境。 1．优势 发展本土油桐经济，贵州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 地理优势。据民国《岑巩县志》记载：“油桐，亦名 桐子。树宜种湿温肥沃之地，或山石瓦砾地，亦可 黄瘠土。”[4]536 贵州独特的气候条件与地理环境为油 桐在贵州的广泛生长提供了重要保证。油桐种类颇 繁，方志又有罂子桐、虎子桐、荏桐、岡桐等别称。 “油桐。一名荏桐，一名罂子桐，一名虎子桐。”[6]281 “考油桐即岡桐，图经云作油者乃岡桐，有子。”[7]430 油桐种植简单，生长周期短。“以种子直接播之，俯 置土中，上覆松土，俟发芽须加保护，长成后高一 二丈，叶类梧桐，柄长。春末盛花，实圆大状似瓶 罂，故又名罂子桐。每年在立夏后至处暑前须修锄 一次，则枝叶繁茂，结实伙而油汁多。”[4]536 贵州人 民也在悠久的种植历史中掌握了桐油榨取方法。“榨 84 铜仁学院学报 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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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之法各异，以包置榨间，上下夹木板，以木橦撞 击取油曰橦榨。置大木于榨顶，用巨绳衮纽，曰绞 榨。榨前悬大木，飞撞声如霹雳，山鸣谷应，曰千 斤榨。又有用二木，空中置二木板，中夹油包，左 右用槷木橦撞取。”[35]378 发展本土油桐经济，贵州具有社会历史的先发 优势。历史上贵州油桐经济曾繁盛一时。光绪元年 （1875 年），“桐油始输入欧洲……自是以后，桐油 始见大闻，销路亦广，产额逐渐增。”[36]252“本省桐 油出产，据罗马国际农业学会之统计，在民国初年， 实占全国第一。”[10]37 民国时期贵州所产桐油除供本 省使用外，还作为商品大量运销至粤、滇、湘、长 江等地，有关桐油出产的记载在方志中随处可见。 “黔省油料作物，以油桐为最普遍……生产总量， 计十万余担，其中内销约五万担外，其余五万余担 皆运往外省销售。”[19]455“安南跬步皆山，各种树木 极多，然可获利者以桐油为最……运销粤西滇南。” [37]“江口境内无森林密菁，但各处桐、杉、茶、漆 均有生长。每年由水路经铜仁运销湖南，获利甚丰。” [38]“桐子……近年长江一带客商入境，坐收制乌油 销途广，价颇昂。”[39]甚或出口至外国。“近数年来， 因桐油、菜油运销出国，资本家投资经营，高价收 买，供不应求。”[29]586 至 20 世纪 80 年代贵州仍是全 国极重要的桐油产地。“据统计，全省现有油桐林总 面积 420 万亩，最高年产量曾收购油桐籽 196.73 万 担，1983 年产量是 99.44 万担，在全国仅次于四川 而居第二位。”[40] 发展本土油桐经济，贵州具有历史积淀的经验 优势，即价格保护、政府推广、条约规束等实践经 验。清代、民国时期油桐种植极为繁盛，究其原因 无非为利所驱。道光《遵义府志》曾有“若农家岁 收桐子五石，可获钱十二千，士家仅收二石亦足供 读书五灯也”[35] 378 的记载。民国《镇宁县志》亦言： “至于桐、棉两项，过去因气候温涼，收成薄弱， 人多忽视……近年来桐油畅销国外，民闻知其利， 厚垦植者始渐多焉。”[29]586 利益诱使固然重要，政府 推广也功不可没。光绪《古州厅志》即有光绪年间 古州地方官员倡导农民种植油桐的记载：“惟有桐、 茶两项，入土较易，桐子二三年即可有成。卑职随 即捐资专人分往三脚、浪泡、黎平等处购来桐二千 斤、茶子二千斤，有各寨民苗领取，按寨之大小， 每寨三五斛不等，登记印册存案，教以锄种。”[41] 民国《榕江县乡土教材》亦有“桐油为榕江特产， 每年可产五万余担，近更由政府提倡，遇山造桐， 将来的产量，正有可观”[42]的记载。除此之外，制 定保护油桐条约也是影响清至民国时期油桐种植增 多的重要原因。民国《思县志稿》记载：“桐子、茶 子、茶叶、橙橘、柑柚需人工栽植，每年乡人获利 匪浅……人民亦知有利，故各乡对于烧山砍伐、牛 马践踏种种有坏森林行为均订有公议条规，自行保 护。民国八年杨牧焜拟定整顿桐、茶，并保护各种 树木简章九条，呈请省长公署立案，现已公布实行 数年。”[27]33 2．困境 市场低迷。历史上贵州油桐种植离不开基于其 广泛用途的市场刺激。油桐是过去照明的必备油料。 “照夜之灯不能舍油而发出光明，油之为用大矣 哉。”[31]132 清末贵州有 40 多个县种植桐树，民国元 年贵州全省桐籽产量达 15000 吨，居于全国首位。 至抗战时期油桐仍具有重要的市场价值。“抗战期 间，物资运输紧张，油料经常供应不及，以桐油为 主要原料提炼的代汽油、代柴油、代煤油、代机油 等动力植物油风靡一时。”[43]210 然自化学油料进入贵 州市场，本地桐油市场即大大萎缩。“贵州农村过去 多以桐油照明，50 年代初期，石油公司大力推销煤 油，动员百货公司经营灯具。”[43]227“同时，由于洋 油（煤油）优于植物油（桐油）和蜡烛照明，肥皂 优于皂角洗涂，洋火（火柴）便于火石取火，且价 廉物美，销量不断增大。”[23]28 加上“外国资本主义 对农副产品的掠夺，农副产品商业化的发展，又加 速了农民的分化。如黔南和黔东南地区，有不少桐 农和桐油作坊，因外国资本主义操纵、压价而不断 破产。”[23]28 桐油市场日益低迷。 种植减少。明代以来贵州油桐种植的日益广泛 第 4 期曾議慧：明代以来贵州油桐种植及现实启示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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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不开市场利益的内在驱使。民国《瓮安县志》记 载：“桐子，可榨取油，用最广。能多种，即致富之 源。”[44]民国《都匀县志稿》亦云：“罂子桐，一曰 荏桐，类岡桐而小……压油入漆，供然料，利甚广， 匀人近多种之。”[45]“当时，美国和欧洲各国对桐油 的需要量日增，使桐油价格高涨，每百斤可卖四五 十银元，这就刺激了贵州各族农民生产桐油的积极 性。”[23]185 是故皆种之。然自桐油市场紧缩，价格降 低后，油桐种植大大减少。《贵州省志·农业志》记 述全省农业的自然条件、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述事 时间下迄 1987 年。其书所言贵州油料作物：“除油菜、 花生外，还有芝麻、向日葵、蓖麻、苏麻、小葵籽、 兰花籽、胡麻、红花等。”[46]无半点油桐记载，油桐 在贵州本土油料作物中地位的降低由此可见。 政府管控。除市场萎缩，价格降低外，油桐发 展态势还与政府对油桐的产销政策密切相关。以铜 仁为例：“1997 年，全市油桐种植面积 3808.8 公顷， 占林地面积的 8.29%，产油桐籽 429 吨，创历史最高 水平。从 2000 年起，由于油桐价格降低，产量逐年 下降。2001 年，全市油桐籽产量 1404 吨。2007 年， 全市油桐种植面积 793.4 公顷，占经济林面积的 20.86%，产油桐籽 456 吨。2009 年后，由于国家不 收购桐油和市场价格较低、经济收益低、外出务工 人员增加等原因，全市油桐林无人管理，造成大部 分油桐树枯死，面积和产量逐年剧减，2011 年全市 油桐林只零星分布在田边土角。”[47] 明晰现在贵州油桐的发展优势与困境，可为实 现下一步油桐种植业发展提供借鉴。 （二）贵州油桐的发展策略 油桐作为贵州极为重要的经济作物，明代以来 在贵州的土地上广泛种植，与生漆一起被誉为贵州 经济林木中的两颗“明珠”，但在今天的贵州本土经 济作物中，其光芒已然黯淡失色。振兴油桐业已刻 不容缓。 升级产品，提高市场竞争力。“我国是世界桐油 生产大国，国产桐油占世界总产量的 80%左右，占 总销售量的 60%左右。”[2]3“桐油的用途十分广泛， 漆类、洗涤剂、造船等行业均需要，市场前景十分 广阔……目前国内市场上桐油价格较高，平均每吨 油可销到 1.2 万元以上，由于桐油是土地产出的自然 品，所以不是什么地方都能产出，特别是优质品更 为少见。”[48]而贵州所产桐油油量富、油质清，早在 明时就是贵州本地特产。“到明朝中叶，有生漆、茶 叶、桐油、棉花等骨干土特产品。”[43]9 更有“黔油” 美誉，极具市场价值。然而，要推动贵州油桐经济 发展，应以升级产品，提高市场竞争力为首要任务。 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就有学者发出研究改进我国 油桐产品的呼吁：“我们希望国内植桐者，制油厂和 油商，大家共同努力，研究改进，不仅要维持在国 际贸易上的地位，还要蒸蒸日上的发展着，以争取 外汇。”[3]1 贵州所产桐油要在用途上提升产品效能， 不能局限于此前的照明、漆物等传统使用内容上， 应从油漆油墨的制作原料，建筑、机械、兵器、车 船、渔具等的防水防腐防锈涂料，油布油纸制作原 料，肥皂农药制作原料等方面扩展产品研发及销售 渠道，倡导绿色发展理念，充分融入现代科技，提 升产品使用性能。 提高收益，提高农户种植的积极性。清末民初 “美国和欧洲各国对桐油的需要量日增，使桐油价 格高涨，每百斤可卖四五十银元，这就刺激了贵州 各地农民生产桐油的积极性。贵州各县均有桐籽树， 尤以黔北、黔南、黔东南以及兴义和铜仁等地最多， 摘桐籽是每个农家的主要副业。1912 年，贵州桐油 年产量高达三十万担，居全国第一位……镇宁县原 产桐油只数百担，农民知其利厚，在吴胜、马厂、 募役、安庄、新苑、江龙、本寨等地,大量种桐，使 原来的童山变成桐岭。”[23]185-186“桐油……民四起逐 渐低落，民十后竞一蹶不振，反远落川湘鄂桂之后。 近年油价上涨，栽植转盛。”[10]37“近数年来以桐油 外销涨价，故黔东各县植桐之风转盛。”[36]252 可见， 利益是农民种植桐树的重要原因。但桐油价格虽不 断上涨，仍不能与其他农产品并驾齐驱。“农村住户 86 铜仁学院学报 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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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表明，1986 年农民出售油桐籽每公斤价 0.79 元， 到 1996 年仅上涨到 1.36 元，价格上涨指数为 1.722。 而同期在其他农林产品中，每公斤粮食由 0.44 元上 涨到 1.63 元，指数为 3.705；烟叶每公斤由 1.87 元 上涨到 8.59 元，指数为 4.594。”[49]农民遂多不愿种 植油桐。因此，要推动油桐经济发展，而适度调高 桐油市场价格，以提高农民种植油桐积极性是重要 渠道。 政策制定，保障供需相适度。推动油桐经济发 展，政府推力不容忽视。20 世纪 50 年代，贵州省林 业厅即提出了保障、促进油桐发展的经济政策：“制 定生产计划，合理安排劳力；推行劳动定额，实行 包工。”[9]17-18 为了充分调动农民搞好油桐生产的积 极性，以保证国家的需要，20 世纪 60 年代国家曾对 铜仁地区的桐油收购实行奖售贸易粮、煤油、化肥、 杂粮、大米和返销桐饼政策，并给予经济支持。“为 恢复和发展油桐生产，国家对发展油桐生产给予一 定的经济扶持。从 1977~1980 年 4 年间，铜仁地区 粮食局转省分配扶植油桐生产资金 34 万元。”[50]直 至 1984 年，国家将桐油由派购改为议购议销，取消 粮食奖售政策，但其仍产生了很好的生产效益，这 充分证明了政府政策制定及运行对油桐经济发展的 重要影响。推动油桐经济发展可借鉴一些有益的历 史经验，制定油桐生产、购买、销售的相关政策， 刺激油桐种植，扩大桐油市场，保障供需平衡。 油桐用途甚广，向称“铁杆庄稼”，它深刻影响 着人们的社会生活，贵州农谚曾有“家有千枝桐， 子孙不受穷”的说法。我们应抓住贵州油桐业发展 机遇，实现油桐业的可持续发展。 四、结语 随着化学油料的普及，历史上繁荣的桐油贸易 今已难在贵州重现，但时至今日，贵州仍是全国重 要的桐油出产省份，历史上油桐广泛种植所带来的 社会影响仍不可忽视。在工业化时代的今天，油漆 等化学制品对人体健康造成的危害不容小觑，桐油 天然、无公害的纯植物性状是其重获人们关注的重 要因素。因此，回顾历史上的贵州油桐种植概况及 其带来的经济、社会影响，对发展贵州桐油经济具 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及指导价值。 参考文献： [1] 吴健梅．草本南粤：山野篇[M]．广州：广东科技出版社， 2019：16． [2] 凌麓山，何方，方嘉兴．中国油桐品种图志[M]．北京： 中国林业出版社，1993． [3] 季君勉．油桐[M]．上海：广益书局，1951． [4] 蔡仁辉．岑巩县志[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 [5] 岳季林，徐文彬，王永树，等．贵州油桐品种及良种选择 的初步研究[C]\/\/贵州省教育委员会．贵州省普通高等学 校获国家级、省（部）级奖励科研成果汇编 1978-1989．贵 阳：贵州省教育委员会，1990：161． [6] 陈熙晋．仁怀直隶厅志[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 [7] 张锳，邹汉勋，朱逢甲．兴义府志[M]．北京：中国文史 出版社，2016． [8] 俞渭，陈瑜．黎平府志[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 317． [9] 贵州省林业厅．栽培油茶油桐的经验[M]．贵阳：贵州人 民出版社，1958． [10] 丁道谦．贵州经济地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46． [11] 贵州省文史研究馆，编．民国贵州文献大系第五辑（上 中下册）[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6． [12] 张坤美．清至民国黔东南桐油产业兴盛成因及生态后果 探微[J]．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7（3）：13-21． [13] 胡蕊纯，张应强．清至民国时期贵州桐油产销发展及其 历史地位[J]．贵州社会科学，2019（5）：163-168． [14] 肖良武．民国时期贵州桐油市场研究[J]．贵阳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9（1）：42-48． [15]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贵州风物志[M]．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 [16] 高廷愉．普安州志[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 420． 第 4 期曾議慧：明代以来贵州油桐种植及现实启示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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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ultivation of Aleurites in Guizhou since the Ming Dynasty and the Realistic Enlightenment ZENG Yihui ( School of History and Political Science,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Guiyang 550001, Guizhou, China ) Abstract: Aleurites is an extremely important local economic plant in Guizhou. Its pressed tung oil is rich in quantity and clear in quality, and the whole country enjoys the reputation of \"Guizhou oil\". Since the Ming Dynasty, a large number of aleurites have been planted in Guizhou, which has brought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social economy and people's lives. The review of the cultivation situation of aleurites in Guizhou in the historical period can help clarify the advantages and difficulti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aleurites in Guizhou at present, and also has important historical reference significance and guiding value for promoting the green and sustain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existing aleurites in Guizhou under the concep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Key words: Since the Ming Dynasty, cultivation of aleurites in Guizhou, historical influence, realistic enlightenment, agricultural cultural heritage （责任编辑车越川）（责任校对黎帅）（英文编辑田兴斌） 第 4 期曾議慧：明代以来贵州油桐种植及现实启示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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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与管理学】 污染治理压力对生猪养殖户适度规模养殖的影响研究 ——基于四川生猪调出大县的调查 田文勇 1,4，毛昆 2，余华 3 （ 1．铜仁学院经济管理学院，贵州铜仁 554300； 2．贵州财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贵州贵阳 550025； 3．成都海关，四川成都 610041； 4．铜仁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贵州铜仁 554300 ） 摘要：当前我国实施的环保法规和政策对生猪产业发展具有规制作用已得到认同，但微 观层面对生猪养殖户污染治理形成的压力及压力对其养殖行为的影响未得到有效验证。研究发 现：环保规制对养殖户污染治理产生了一定压力，该压力不大，但对其适度规模养殖意愿、养 殖规模具有正向约束作用，同时其适度规模养殖意愿还受环保部门检查、环保法规认知、是否 干湿分离、是否制沼气变量正向及粪污是否出售负向显著影响，其养殖规模还受是否监督排放、 环保法规认知、是否获得治理补贴、是否干湿分离、是否制沼气变量正向及是否影响邻里、污 染治理是否划算变量负向显著影响。 关键词：生猪养殖户；污染治理压力；适度规模；养殖意愿；养殖规模 中图分类号：F32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639 (2023) 04-0090-13 一、问题的提出 养殖户作为生猪粪尿污染治理主体，在环境污 染问题严峻、养殖效益不佳的形势下，其生猪养殖 中是怎样处理污染的，面临哪些污染治理压力，治 理压力对其适度规模养殖意愿、养殖规模影响如 何？围绕以上问题对现有文献进行梳理，可知现有 研究主要集中在治理行为、治理方式选择、治理补 贴和投资、污染治理成本、污染治理策略方面，其 中在治理行为研究方面，如张玉梅和乔娟研究表明 我国生猪养殖户污染治理意识总体不高，其中规模 养殖户治理意识较其他不同规模养殖户高[1]，并且风 险感知[2]、环境规制强度[3]、污染认知[4]、排污制度 [5]、政策补贴[7]、牲畜粪便处理技术支持、粪肥交易 市场政策等对养殖户粪便治理行为影响显著。在治 理方式选择方面，目前主要有直接返田、堆肥、沼 气发酵、做有机肥、出售、废弃等处理方式，其中 肥料化仍然是当前最广泛化的粪便处理方式[8]，但在 实际中养殖主体会选择多种处理方式，并且成本收 益和监管力度是决定养殖户采取不同治理方式的关 键因素[9]。在治理补贴方面，研究表明生猪养殖户通 常根据自身生猪养殖规模、收入状况、处理技术、 还田距离提出废弃物补贴期望[10]，其对国家实施的 收稿日期：2022-11-10 基金项目：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自筹经费）一般课题“贵州提升生猪生产标准化、规模化、品牌化水平研究” （22GZYB62）。 作者简介：田文勇（1984-），男，河南新蔡人，博士、教授，研究方向：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 毛昆（1997-），男，贵州铜仁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农村发展。 余华（1978-），男，四川犍为人，兽医师，硕士，研究方向：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 第25卷第4期铜仁学院学报 Vol. 25, No.4 2023 年 8 月 Journal of Tongren University Aug.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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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废弃物补贴政策的偏好存在差异，其中中小规 模养殖户对沼气补贴政策认可度较高，大规模养殖 户对粪肥交易市场政策的接受意愿最高[11]。环保投 资研究主要集中在意愿及影响因素方面，如王克俭 和张岳恒研究表明大多数养殖户不愿意对生猪污染 治理进行投入，导致治理投入水平整体较低[12]，并 且养殖规模、环境规制强度、养殖户的环境污染认 知、投入能力、参照群体以及感知价值等对其环保 投入有显著影响[13-15]。污染治理成本及治理策略方 面，研究表明由于市场失灵或无效率、污染治理成 本较高、环境规制不完善，养殖户往往只注重生猪 养殖的自身收益，不支付或少支付环境污染治理成 本，若养殖成本中包括环境污染治理成本，大规模 养殖户将不再具备成本优势[16]，也直接影响到养殖 户养殖规模的选择[17]。而生猪规模养殖产生的环境 污染问题，属于典型的外部性问题[18]，解决污染问 题需要将环境污染治理成本内部化[19]，完善环境规 制，其是养殖户发生环境成本的前提条件。鼓励养 殖户利用自有资金、政府激励补贴，加大环保投资， 参与污染治理。也有一些其他观点，如 Burkholder J A、Libra B、Weyer P 等认为应逐步控制养殖规模[20]， 孟祥海、黄鑫、王一如等认为应根据当地的土地承 载力因地制宜选择合适的“种养平衡”模式[21-23]。 以上研究为本文提供了较好的借鉴和参考，但已有 研究鲜见探讨养殖户污染治理压力对其生产的影 响，尤其在国家实施严格环境规制和生猪养殖收益 波动较大背景下，探讨污染治理压力对养殖户适度 规模养殖影响问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首先 运用外部性理论对养殖户生猪养殖污染治理进行理 论分析，其次并基于已有研究，从污染治理压力、 养殖污染认知、环保部门检查、是否受过处罚、是 否影响邻里等方面提出研究假说，运用四川生猪养 殖户调查数据，分别选取 Probit 模型、有序 Logit 模 型，其他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实证分析污染治理压 力核心变量、其他关键变量对养殖户适度规模养殖 意愿、养殖规模的影响，基于研究结论得出政策启 示，以期为出台相关生猪政策提供参考。 二、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说 生猪规模养殖产生的污染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不 良影响，是典型的外部不经济，使得社会成本高于 个体成本，养殖主体并未为此付出任何补偿费。传 统外部性理论认为，私人防治污染所获得的边际收 益远低于边际社会收益，因此，私人在防治污染时 较被动，必须由政府参与，一方面出台相关严格的 环境规制以控制造成环境污染的行为，防止由此带 来的负面影响扩大；另一方面出台比如直接给予补 偿的激励政策，增强控制污染的积极性。我国相关 政府主管部门已认识到生猪养殖污染的严重性，一 方面颁布实施《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新《环 境保护法》等环境规制来约束养殖主体环境行为； 另一方面出台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补贴、粪污沼气 补贴、制有机肥等激励补贴引导养殖主体选择良好 的环境污染处理方式，降低污染排放量。生猪养殖 户作为环境污染产生主体和污染治理主体，其在当 前环境规制约束下，需治理好生猪养殖过程中产生 的废弃物污染，而治理污染需要支付治理资金成本， 若生猪养殖规模较大无疑会对养殖户污染治理产生 一定的资金压力，在生猪市场波动风险较大且养殖 收益不稳的现实情况下，理性养殖户为了减缓污染 治理压力，获取经济效益最大化往往会愿意调整养 殖规模，选择适度规模养殖。 相关研究表明，环境成本发生的前提条件之一 是环境规制，养殖户的环保行为是受制度、政策、 个体态度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24]。环境规制会影 响养殖户养殖，特别是禁养区的划分对于生猪规模 养殖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向抑制作用显著[25]。此外影 响养殖户生产行为的因素较多，宏观层面，盛芳芳 等研究得出近年来非洲猪瘟以及中美贸易摩擦很大 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生猪市场[26]；微观层面，更多的 则是养殖户的个体特征、认知状况、风险态度、政 府监管处罚力度以及补贴政策等[27-31]。综上可知影 响养殖户养殖行为的因素较多，其作为理性主体， 是综合考虑家庭资源禀赋、饲养技术、污染治理能 力、养殖成本与收益及相关补贴政策等后作出的符 第 4 期田文勇，毛昆，余华：污染治理压力对生猪养殖户适度规模养殖的影响研究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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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其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以上这些研究为本文 提供了借鉴基础，基于已有研究成果，本文以外部 性理论为依据，将污染治理压力变量纳入影响养殖 户养殖行为的因素中，探讨污染治理压力对其适度 规模养殖意愿、养殖规模的影响，并提出如下研究 假说： 假说 H1：选取污染治理难度变量来代表污染治 理压力，生猪养殖户污染治理压力存在差异，且该 差异对生猪养殖户适度规模养殖意愿、养殖规模正 向显著影响。 假说 H2：除污染治理压力外，养殖污染认知、 环保部门检查、是否受过处罚、是否影响邻里、是 否有环保制度、是否监督排放、环保法规认知、是 否干湿分离、是否还田、是否制沼气、是否做有机 肥、是否出售、是否废弃、是否获得治理补贴、污 染治理是否划算变量对生猪户适度规模养殖意愿、 养殖规模可能有正向或负向显著影响。 三、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数据来自对四川安岳县、乐至县、射洪县、船 山区、东坡区、名山区等国家级生猪调出大县养殖 户的问卷调查，最终获得 709 份有效问卷。参照《全 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中生猪养殖规模划分 标准，其中散养户（散养（Q≤30）58 份、小规模 （30＜Q≤100）养殖户 184 份、中规模（100＜Q≤ 1000）养殖户 414 份、大规模（Q＞1000）养殖户 53 份，Q 为年养殖规模。 （二）研究方法 为考察污染治理压力对生猪养殖户适度规模养 殖意愿、养殖规模的影响，分别建立Probit模型和有 序Logit模型，如下所示： 1．Probit 模型 具体 Probit 模型设定如下： Probit（Yi 1 xi）（xi，） （ 0  1  x1   2  x2   3  x3   n  xn）（1） 式（1）中， Yi 为被解释变量，表示生猪养殖户 适度规模养殖愿意的概率（是= 1，否= 0）， i x 为即 待估的因素变量（i=1，2，3···n），（z） 表示标 准正态分布函数小于 z 的概率， 0 为待估常数项， 1 ， 2 …  n 为待估因素变量的系数。 2．有序 Logit 模型 生猪养殖户 2018-2020 年年均生猪养殖规模为 因变量 Yi，其中散养（Q≤30）=1、小规模（30＜Q ≤100）=2、中规模（100＜Q≤1000）=3、大规模（Q ＞1000）=4，其中养殖规模分类标准参照《全国农 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Q 为年养殖规模，因变量 Yi 分别为 1、2、3、4，属于有序多分类离散变量且 具有等级递增关系。针对这一类型变量，选用多分 类有序 Logit 模型较为合适，该模型不要求变量满足 正态分布或等方差，假设误差项服从逻辑分布，采 用的是 Logistic 函数，其如下： （2） P（Y  j x） 为大于等于 j 的累积概率，Yi代 表第 i 个生猪养殖户年度养殖规模，xi代表第 i 个对 生猪养殖户年度养殖规模的影响因素，αj（j=1，2， 3···k）为截距参数，  i 为各影响因素的回归系数 （i=1，2，3···n），  为模型随机误差项。 （三）变量选取 基于研究需要和现实情况，在借鉴潘丹[11]、田 文勇[19]、孟祥海[21]等人的研究，将污染治理压力变 量纳入影响养殖户养殖行为的因素中，同时选择个 体因素（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养殖年限、生 产要素（投入劳动力数、借贷款难易程度）、专业 化程度（养猪收入占比）、生猪销售难易程度、距 市场距离、交通条件变量作为本文的控制变量。变 量选取见表 1。               i n i j i x P Y j x P Y j x ogit P Y j x Ln 1 1 L （） （） （） 92 铜仁学院学报 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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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变量表 类型名称释义均值标准差 因变 量 养殖意愿（y1）适度规模养殖=1；未适度养殖=0 0.803 0.398 养殖规模（y2）散养=1；小规模=2；中规模=3；大规模=4 2.632 0.720 控制 变量 性别（X1）男=1；女=0 0.821 0.384 年龄（X2）连续变量，单位为岁 46.78 8.02 文化程度（X3） 小学及以下=1；初中=2；高中（中专）=3；大专=4；本科及 以上=5 1.959 0.715 养殖年限（X4）连续变量，单位为年 12.041 8.356 投入劳动力数（X5）连续变量，单位为人 2.643 2.731 养猪收入占比（X6） 30%及以下=1；31%-50%=2； 51%-70%=3；71%以上=4 2.865 1.039 借贷款难易程度（X7）没有贷过=1；很难借贷到=2；偶尔能借贷到=3；容易借贷=4 2.176 1.119 生猪销售难易程度（X8）很难卖=1；一般都能卖出去=2；很容易卖出去=3 2.518 0.566 距市场距离（X9）较近=1；较远=2；很远=3 1.986 0.799 交通条件（X10）不方便=1；一般=2；便利=3 2.476 0.724 核心 变量 污染治理压力（X11） 无难度=1；较小=2；一般=3； 较大=4；非常大=5 2.389 1.356 关 键 变 量 养殖污染认知（X12） 污染较小=1；污染一般=2； 污染较严重=3 1.477 0.698 环保部门检查（X13） 从未检查=1；偶尔检查=2； 经常检查=3 2.372 0.664 是否受过处罚（X14）受过=1；未受过=0 0.055 0.228 是否影响邻里（X15）影响=1；不影响=0 0.154 0.361 是否有环保制度（X16）有=1；没有=0 0.640 0.480 是否监督排放（X17）是=1；否=0 0.690 0.463 环保法规认知（X18）不知晓=1；知晓部分=2；很熟悉=3 1.968 0.590 是否获得治理补贴（X19）获得=1；未获得=0 0.102 0.302 污染治理是否划算（X20）划算=1；不划算=0 0.450 0.498 是否干湿分离（X21）是=1；否=0 0.415 0.493 是否还田（X22）是=1；否=0 0.804 0.397 是否制沼气（X23）是=1；否=0 0.843 0.364 是否做有机肥（X24）是=1；否=0 0.066 0.249 粪污是否出售（X25）是=1；否=0 0.029 0.170 是否废弃（X26）是=1；否=0 0.252 0.435 四、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1．猪粪处理方式 表 2 显示，目前生猪养殖场（户）主要采用还 田和制沼气的方式处理猪粪，而采用做有机肥、出 售等处理方式的较少，而采用废弃方式的还较多， 占 12.55%，表明猪粪治理还不尽乐观。 表 3 显示，大多数养殖场（户）认为自家拥有 的耕地基本能消耗掉生猪产生的粪便，平均拥有耕 地 22.073 亩，由标准差可知，耕地规模整体差异较 大。近 50%的养猪场（户）认为现有沼气池容积基 本上可以消耗掉生猪产生的粪便。平均拥有沼气池 147.972 立方米，由标准差可知沼气池容积整体差异 较大。建设沼气池平均投入 4.926 万元，由标准差可 第 4 期田文勇，毛昆，余华：污染治理压力对生猪养殖户适度规模养殖的影响研究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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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沼气池建设成本差异较小，其中有 391 个生猪养 殖场（户）获得了沼气建设补贴，占 55.148%，平均 获得 1.139 万元，由标准差可知所获补贴差异较小。 表 2 猪粪处理方式 处理方式频数比例（%） 还田 570 39.97 制沼气 598 41.94 做有机肥 47 3.30 出售 21 1.47 废弃 179 12.55 其他（养鱼） 11 0.77 表 3 各种猪粪处理方式数据统计 处理方式最小值最大值均值中位数众数标准差 耕地面积（亩） 0.4 1000 22.073 7 10 73.314 沼气池面积（m3） 2 2500 147.972 63.9 100 267.075 沼气建设成本（万元） 0.01 180 4.926 1 1 14.135 沼气建设补贴（万元） 0.01 40 1.139 0.2 0.1 3.484 有机肥设备台数（台） 1 5 1.681 1 1 1.065 有机肥设备投入（万元） 0.04 100 9.702 3 3 16.435 有机肥设备补贴（万元） 0.02 26 3.92 2.2 3 5.629 出售收入（万元） 0.3 6 1.75 1 1 1.494 表 2、表 3 显示，有 47 个生猪养殖场（户）购 买了有机肥生产设备，采用制有机肥方式处理生猪 粪便，平均购买 1.581 台，由标准差可知整体购买台 数差异较小，平均投入 9.702 万元，由标准差可知投 入成本整体差异较大，其中只有 21 个获得了设备补 贴，平均获得 3.92 万元，由标准差可知所获补贴额 差异较小，大多数生猪养殖场（户）认为采用做有 机肥方式能消纳猪粪便。 表 2、表 3 显示，有 21 个采用出售方式处理生 猪粪便，占 2.962%，平均获得 1.75 万元，由标准差 可知所获金额整体差异不大。有 179 个采用废弃方 式处理猪粪，占 25.25%，其中有 43 个认为自家拥有 的土地不能堆放养猪产生的粪便，90 个认为基本能 堆放，46个认为完全能堆放，分别占24.02%、50.28%、 25.70%。 2．猪尿液、废水处理方式 表 4 显示，目前主要采用制沼气方式处理猪尿 液、废水，其次采用较多的处理方式是还田，而采 用直排的占 8.48%，表明生猪养殖场（户）处理猪尿、 废水等还不尽规范。 表 4 猪尿液及废水处理方式 处理方式频数比例（%） 直排 79 8.48 还田 196 21.03 沉淀后排放 76 8.15 制沼气 498 53.43 进化粪池 83 8.91 94 铜仁学院学报 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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