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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农革命军自周逸群走后，党的工作便陷于停顿。阴历三月（即

阳历 4 月下旬至 5 月中旬），湖南省委按照中央指示，为加强统一指

挥，决定湘西北特委与湘西特委合并，另在工农革命军中成立湘西前

敌委员会，管辖工农革命军及其所在地区地方党的工作，并派原负责

湘西北地区工作的陈协平赴桑植参加前委工作。陈协平因途中受阻，

至阴历五月（约阳历 6 月中旬至 7 月中旬）始至洪家关与贺龙相会。

与此同时，奉上级委派的黄鳌、汪毅夫等，也先后到达桑、鹤边界。

于是，根据湖南省委的决定，成立了由贺龙、贺锦斋、陈协平、张一

鸡和李良耀组成的湘西前敌委员会，贺龙任书记。接着，前委将部队

正式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贺龙为军长，黄鳘为参谋长，陈协平为

秘书长，贺锦斋为第一师师长，张一鸣为师党代表，王炳南为第一大

队长，滕久云为第二大队长，贺炳南、刘玉阶、贺沛卿、王湘泉等为

支队长，朱炳章为特务连长，汪毅夫为宣传队长。

工农革命军初起时，由于党的组织不健全，部队思想政治工作和

群众组织发动工作薄弱。前委成立后，着手加强部队党的建设和对群

众的宣传发动工作。前委决定：第一，“原有的部队必须“渐进的予以

彻底的改造”，“同时吸收进步的士兵为党的中坚分子”；第二，“扩大

土地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的宣传，掀起广大农民起来斗争”；第三，“俟

子弹的补充稍足时”，“开到石门发展、扩大游击战争，同时须向常德

取包围形势”（《贺龙同志给中央的报告》．1928 年 9 月）。

这时，工农革命军利用崇山峻岭藏兵，使敌军一时不知革命军去

向。陈渠珍电告其上司说：“七月十三日，贺龙已被击毙，贺锦斋已

负重伤”（见《湖南省督办署经过概略（一）》）。7 月 16 日，刘和鼎

亦电告其上司云：“职部在来凤堵截，又将贺部击败，贺现窜入川边”

（引自湘西士家族苗族自治州博物馆编：《湘鄂西，湘鄂川黔革命武

装斗争历史资料汇编）。其实，贺龙和贺锦斋都安然无恙，部队在七

郎坪进行休整，对士兵进行了训练，加强了政治思想教育，发展了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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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党员 40 人。对农民广泛地开展了宣传活动，“各种标语布告，已遍

布内半县，收到了一定的成效”（《贺龙同志给中央的报告》．1928 年

9 月）。同时，向部队重申了铁的纪律，如有违犯，严肃处理。但是，

由于部队成分复杂，前委实施士兵训练和土地革命的宣传，碰到习惯

势力的阻碍，有些下级军官公开抗拒。对此，前委成员贺锦斋有所迁

就，主张不要在自己家门口打土豪。前委为了维持军风军纪，严厉批

评了贺锦斋的错误，并给予留党察看和撤销前委委员职权的处分。另

外，还处决了几个“只愿拖队捉肥猪称土大王，不愿下去暴动，…蓄

意拖枪潜逃”的坏人和个别公报私仇、杀害百姓的官兵。从此，官兵

皆知军纪不可违抗。同时，“大队以上均设有党代表，以帮助并监督

军官的工作与行动”（《贺龙同志给中央的报告》，1928 年 9 月）。通

过整顿，保证了党对工农革命军的领导。这是四军建设史上一个关键

性的转折。

三，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在石门的游击战

工农革命军经过初步整顿，便南出石门，策应石门“南乡起义”

和湘东红军。本来革命军决定 7 月中旬即南出石门，以策应在太浮山

一带浴血苦战的石门工农革命军第四支队，但因种种困难，到 8 月上、

中旬，主力才分别从鹤峰的七郎坪和桑植的龙潭坪出发，向石门西北

乡进军。前委进入石门县境后，得知石门南乡的暴动已经失败，便决

定在石门北乡组织暴动。8 月 25 日，革命军进驻石门西北乡中心区

域——磨市。这时，参加南乡暴动的湘西特委委员陈昌厚，石门县委

书记曾庆轩及湘西特委派驻石门工作的郭天明、石门县委委员陈奇谟

等都转移到了北乡，与湘西前委贺龙等在此召开了联席会议。会议决

定：“（一）以磨市区为石门西北乡暴动的中心，在磨市的四周如泥

沙、所街、子良坪，仙阳、皂角市、磺厂、石门垭等处，于最短期间

必须恢复并发展党的组织，同时公开号召农民起来暴动；（二）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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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之后，即须在磨市建立农村苏维埃，实行割据西北乡，并没收豪

劣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耕种；（三）与安福县（即今临澧县——编

者）之新安、合口等暴动区域联合，向石门取包围形势，进而夺取石

门县政权，向桃、常发展”（《贺龙同志给中央的报告》．1928 年 9 月）。

工农革命军采取集中兵力以打击敌军，分散兵力以发动群众的战

略战术，四出展开游击活动。在石门县斗争委员会和游击队的配合下，

先后在黄龙乡、磨岗隘等地召开群众大会。处决土豪劣绅，并通过讲

演，传单、标语等形式，广为宣传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发动群众。

8 月底，王炳南率部 IOO 余人，经石门南坪河，游击五峰清湾，打击

土豪，筹集给养。工农革命军在磨岗隘进行了几天活动后，由于群众

未充分组织起来，割据此地的条件不成熟，于是改变计划，拟以较有

农民组织基础的渫阳为根据地。

工农革命军移师渫阳，决定向澧县方向发展，以夺取王家厂等地

团防武装。9 月 5 日，从磨市出发，一昼夜强行军 180 里，赶到王家

厂。消灭了那里的团防据点，并夺取了大堰垱保商团枪 30 余支。在

王家厂召开有六、七百劳苦百姓参加的群众大会，处决了 3 个地主豪

绅和 5 个征税员，将没收的财物分给了群众，鼓舞了广大群众的革命

热情。9 月 7 日晚，工农革命军转回渫阳，师部及大队驻新开寺，贺

龙带手枪队及经委会驻曾庆萱家，与师部相距七、八里。当晚，前委

获悉敌人要包围革命军的消息，决定先去解决官铺的敌人，但因侦察

员久去不归，官兵又疲倦至极，以致未及行动即遭敌人的攻击。翌日

拂晓，敌十四军李云杰部第二团从东面，石门团防伍岳楚部从西面夹

攻，四军军部及经委会被敌冲散，贺龙与前委的成员几遭不测。是役，

伤亡 100 多人，参谋长黄鳌壮烈牺牲。

渫阳失败后，前委准备在泥沙重整队伍。泥沙是一个边陲小镇，

位于石门北乡大山丛中，只有一条栈道可通湖北鹤峰、五峰；南有巫

山溪、张家山天险可恃，北有东山地区可供回旋。而且，这里建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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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占益为队长的泥市区游击大队和以刘植吾为书记的区委。前委进驻

湾溪后，获悉泥沙上街驻有团防 30 余人枪。贺龙令贺锦斋率队化装

烟客，混入泥沙上街，将其歼灭，随即在此打击土劣，发动群众。9

月 22 日，叛徒罗效之率 400 多团丁来犯，激战 4 小时，四军退至丝

茅蛉。贺锦斋率部同泥沙区游击队在枫香坡掩护军部退却。时值清晨，

阳光初照，雾气尚浓，贺锦斋伫立坡上瞭望敌情，不幸被从侧面袭来

之敌击中太阳穴，当即壮烈牺牲。

工农革命军四军在石门的游击活动，两战失利，折损了两名高级

干部，重伤一员骁将刘达式，损失惨重。但是，在石门、澧县、松滋，

五峰一带展开游击战的过程中，革命军军纪严明，还先后召开了 30

多次群众大会，宣传党的政策，镇压了一批土劣，从而扩大了党的政

治响影。

与工农革命军游击石门的同时，桑鹤边界的斗争也很激烈，贺

满姑在永顺边境一带游击，8 月中旬不幸被捕。敌人威胁利诱，施尽

各种酷刑，贺满姑宁死不屈，9 月 9 日，在桑植县城英勇就义。贺英

率部在四门岩、割耳台一带活动，也遭到团防刘子维的袭击。冲出重

围后，转移到鹤峰一侧活动。

第二节 红四军在施鹤七属的游击战和对神兵的争取

一、桑鹤边的艰苦转战

工农革命军在石门失利后，贺龙率余部 200 多人，转移到了五

峰县清水湾一带。此时，革命军处境非常险恶。敌军从四面围、追、

堵、截，北有孙俊峰的五峰县团防，驻守湾潭和长乐坪；南有罗效之

叛军跟进泥市；西有陈渠珍部余、姜两团“追剿”；东有敌四十三军一

部在渔洋关“堵击”，妄图将革命军一举歼灭。前委率部在清水湾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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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蔽休整几天后，进入鹤峰走马坪，在桑、鹤交界之堰垭、红土坪一

带活动。

工农革命军回师桑，鹤边界，本拟暂事休整，以利再战，但敌

军尾随而来，并联络桑、石、慈、鹤等县团进行“联防剿捕”。11 月初，

敌探悉贺龙率部自茶园到红土坪，时常往来于九洞坪、桑木坪两处的

情报后，便令陈友丞率部密赴金藏堵截。11 月 2 日，敌姜文周团又

兵分两路，由白竹坪和三合街进至红土坪。四军 100 余人被敌包围，

经奋力反击，始突出重围。工农革命军遭此袭击后，前委便决定将部

队分散，分别由贺龙、王炳南和贺英等带领，在湖南的龙山、桑植和

湖北的宣恩、鹤峰等县交界处的四门岩和沙道沟等地，利用崇山峻岭

以及原始次生森林的掩护，与敌人周旋。这样，既可打击敌军，又能

甩脱敌人的尾追和堵截，显得十分机动灵活。然而，由于部队过于分

散，力量单薄，更显得敌众我寡，处境仍然非常险恶。转战于红土坪，

七郎坪、堰垭、茶园、桑木坪、红渔坪一带的部队，天天搬家，夜夜

转移，不到一月，易地 20 余处。加之正值寒冬时节，部队战士们饥

寒交迫，饱尝艰苦。谷大姐（即谷德桃，邓仁山之奏，拥有一支数十

人的武装，支援，掩护贺龙及红军，其住处成了前委的联络处。1931

年初被错杀，现巳追认为革命烈士）在这时给部队以大力的支持和掩

护。以贺龙为首的前委，团结全军，同甘共苦，坚韧不拔，共度难关。

在敌军四处搜捕，自己兵力单薄，物质条件又很差的情况下，采取敌

动我知，敌来我走；敌打我不着，我打敌人跑不脱的战术。致使敌军

“进剿”5 个多月，被拖得精疲气泄，结果只得望山兴叹说：红军“防范

周密”，“闻风即逃”，“潜伏茶园地方，山岭崎岖，林木茂密，彼此可

通闻问，而由此达彼，常须半日。据险固守，城不易攻。” 11 月底，

湖南省清乡督办署结束，“进剿”军姜文周团及桑、鹤等县反动团防，

也只好撤走。

工农革命军在湘鄂边活动初期，环境艰险，有较长一段时间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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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党委失掉联系，前委深感欠缺建设红军和根据地的经验，切望得到

中央、省委的指导和帮助。早在六，七月间，便先后派卢冬生赴上海，

张海焘、陈石清等到湘西，鄂西，找上级党组织汇报情况。这时，中

央和湖南省委对贺龙所部的安危得失也极为关注。党中央在国民党报

纸上看到贺龙部失利的消息后，不知原委，急需弄清情况，曾派出四

个军事干部携带文件赴湘西找贺龙队伍，但都未能与前委取得联系。

卢冬生到达上海，党中央喜出望外，随即作了指示，派人给贺龙送去，

但仍未能送到。党中央又于九、十月间派卢冬生送指示信给湖南省委

和贺龙。直到 11 月初，湘西前委才收到 10 月 4 日由邓小平批示交通

员送来的中央指示信。指示信初步传达了党的“六大”决议的精神，对

贺龙领导红军的“奋斗与牺牲精神，表示十分的敬佩”，并就游击战争

的任务、方针及前途等问题作了指示。指示信认为，贺龙等所领导的

湘鄂边武装斗争“是一种农民的游击战争”，在目前，“很有向前发展

的可能性”。指示信还指出了游击战争的主要任务和由游击战争发展

到地方暴动，以及对于民团、土匪武装的策略。指示信还说：“在大

的敌人的包围下”，“宜竭力避免与敌人的主要力量直接冲突”，“应极

力帮助发展群众组织”；“你们的武装只有在广大群众当中才能生存和

发展”等等。中央的指示，使湘西前委大受鼓舞和启发，明确了开辟

湘鄂边根据地的正确道路。

湘西前委为了迅速贯彻指示信的精神，于 1928 年 11 月中、下

旬，抓住敌军暂时撤走的时机，将所部 100 多人集中在堰垭附近的梅

坪岩湾汪家屋场，整顿了 10 多天。自此之后，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习

惯地称为红四军。在梅坪一带活动的贺英，给红四军送来了一批棉花、

布匹、弹药等急需物资和银元，还请来了 7 个裁缝师，为指战员赶制

棉衣，及时地支援了红四军。

红四军在这次整编中，疏散了伤病员，遣散了动机不纯分子，

发展了党、团组织，建立了一个党支部，加强了党的领导，加强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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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的管理和教育。整编后全军只剩 91 人，72 支枪，编为几个区队，

由罗统一、贺炳南、贺沛卿，王湘泉、唐占益、田明贵等分别担任区

队长。全军由陈协平管党务，王炳南管军事，统属前委领导。前委还

果断地处理了滕树云、朱炳章阴谋拖枪投敌的事件。红四军经过这次

整顿后，人数虽减少，但却是经过严峻考验和有斗争经验的骨干，同

时，加强了党的领导，提高了部队的政治素质，为革命武装的发展奠

定了基础。

前委为了解决红四军枪支、弹药的补给和红军家属的安置等问

题，将暴动的范围扩大到邻近的区域。同时加强了党的秘密工作，在

官地坪地区建立了红军的秘密联络处。官地坪隶属慈利县，与桑、石、

鹤三县毗连，东西长 100 华里，南北距离 50 华里，中多大山和原始

次生森林。该地国防首领向虞卿有人枪 20O 余支。国民党政府委谷

岸峭任桑、慈、石 3 县边防指挥官兼慈利六区区长，管辖这片土地。

向、谷与贺龙系早年旧交，两人均受过贺龙的恩惠；工农革命军也得

到他们的大力帮助。这次要在官地坪建立秘密工作，向、谷两人欣然

同意，表示尽力支援，掩护红军家属。

党在官地坪地区的秘密工作，帮助前委解决了不少的困难。首

先，为红军补充了枪弹。红军初创时期，有时一、二百支枪，常苦于

缺少子弹而无法使用。这时，主要是通过官地坪取得弹药。谷岸峭曾

经一次送交贺龙枪 50 支，子弹若干箱。其次，贺龙，贺桂如，贺锦

斋、刘玉阶等的家属 IOO 多人，陆续到官地坪匿居，都得到了向、

谷等人的保护。其三，向虞卿受托办了一个 20 多人的抢槭厂，为红

军生产手榴弹和修理枪支。其四，向、谷命当地商人自外地购进大批

食盐，布匹，药品和电池等物资，转售给红军。因此，前委极为重视

官地坪地区党的秘密工作，派红暇军经理处长徐才广经常往返此地。

直到 1931 年春，由于叛徒告密，向、谷二人被迫出走，官地坪的秘

密工作始遭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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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红四军在施鹤的游击战和邬阳关神兵整编

红四军整编后，向宣恩、恩施、咸丰．利川和建始等地展开游击

活动，并沿途改造、吸收神兵，壮大红军队伍，打开了斗争的新局面。

此次向施鹤各县的游击活动，是整编过程中就确定了的。先是，

鄂西特委来信要求红四军出五峰、长阳，与鄂西武装会合。但前委认

为，东出是否有把握，难以预料。与此同时，施鹤部委来信，邀四军

前往咸丰、利川活动。施鹤部委本称施鹤临时特委，是 1927 年秋收

暴动时，湖北省委派杨维藩前往组建的，受鄂西特委指导。临时特委

杨维藩、黄子全等带领群众，举行了动，但很快被镇压下去。此后，

杨维藩等加入神兵，争取会众，但却停止了特委的组织活动，致使施

鹤一带七八十名党员无统一指挥。这时，杨维藩来信向贺龙介绍了咸

丰、利川一带神兵情况，盼四军前来开展活动。前委权衡利弊，认为：

施鹤一带山大人稀，敌力较弱，适于开展游击战争，且又有神兵可以

争取。为了避开强敌，壮大红军，创建根据地，便决定向宣恩，咸丰、

来凤、利川方向发展，拟以黑洞、狗耳石等地为活动根据地。前委的

这个计划，是贯彻了党中央的路线和方针的。即要扩大游击区，不局

限于一隅；要进行割据，注重发动群众，尤其是争取神兵，壮大红军

队伍。其中，争取、改造神兵，对红四军的发展和湘鄂边根据地的开

辟，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施鹤地区的神兵，主要有两个系统：其一，是咸丰王锡九把持的，

人数多而分布广，以咸丰“精灵宫”为中心，在利川、宣恩、恩施、来

凤等地都有其部属，影响很大。其二，是由保康经过兴山传过来的“大

刀会”、“双刀会”、“红枪会”等，其中大刀会人数较多，以巴东为中

心，在鹤峰、建始均有其部属。另外，还有一些零星神兵组织，如“联

英会”、“黄帝会”、“白带会”等，各县都有，但人数较少。

神兵虽属迷信团体，但会众大部分是被压迫的劳动群众，是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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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军闽、反对苛捐杂税而武装起来的。除了被地主恶霸利用的一部

分外，一般都不欺压群众。其组织以神堂为单位，人数少则几十，多

则数百，互不隶属，各堂自成系统，没有统一的领导，各听各的领袖

号召；会众平时务农，战时为兵，一般都不脱离生产．神兵既恨官、

匪、兵、霸，又迷信刀枪不入，作战特别勇敢，冲锋陷阵，凌厉无比，

官、匪闻之丧胆，望风披靡；二十年代初的鄂西“靖国军”，曾整团整

师被神兵击溃。但是，神兵也有严重的弱点；一是没有进步的政治纲

领；二是思想保守，崇尚迷信，易为敌人所利用。

神兵不仅各个组织间情况不同，就在同一组织中，其上层领袖与

神兵群众的政治倾向也各异；它既是独特的武装力量，又与农民群众

有联系。因此，对待神兵的问题，既有对敌斗争的问题，又有团结同

盟者的问题；既有争取、教育的策略问题，叉有发动农民的群众路线

问题。对待神兵的政策，策略正确与否，对相鄂边革命斗争的关系极

大。贺龙早年在湘鄂边与神兵交往，积累了一些经验，但前委对此仍

然非常慎重。

前委在堰垭整军时，便研究了对神兵总的政策和策略。根据中央

有关指示精神，决定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对于神兵领袖。实行分化、

争取；对于其下层有觉悟的群众，尤其是佃农，雇民成分的会众，要

教育、吸收，使之成为党的群众并由此扩充革命武装。前委本着这些

原则，在游击施鹤过程中灵活地解决了对待神兵的问题。

按照上述行动方向和计划，红四军除留下少数人分别随贺英、谷

大姐在梅坪、红土坪和太平镇等地活动外，主力于 1928 年 11 月 24

日向宣恩、咸丰等地开展活动。

在红四军游击施鹤期间，鉴于活动区域的扩大，同时鄂西特委的

来信委托前委负责领导红军所在的施鹤地方党的工作，便将湘西前委

改为湘鄂西前委，仍以贺龙为书记，委员除原来的陈协平、张一鸣、

李良耀、汪毅夫等外，吸收杨维藩为委员，还增加了罗统一。由李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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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张一鸣、汪毅夫和陈协平分别主持组织、宣传、农运和经济方面

的工作。这时，为了迷惑敌人和便于联络神兵，部队取消了师的名称，

设第一路指挥部，编为一个大队，下辖两个中队。王炳南任第一路指

挥，贺桂如任第一大队队长。王炳南负责对外活动，文南甫负责联络。

部队于 25 日到达宣恩李家河，打击了土豪劣绅，又在卧西坪扩军 30

余人。29 日，到达晓关禹王宫，收编了乾文统所统领的神兵 40 余人。

乾文统是晓关猫山坝农民，1922 年打着“不派夫，不出粮”的口号，成

立了神兵“联谊会”，痛击了反动团防和川鄂军阀。乾文统为人刚毅豪

爽，在群众中颇有威望。这次在贺龙和前委的教育、争取下，率部分

神兵参加了红军。由于该部首领倾向革命，前委决定保存其建制，仍

由乾负责。这样，红军队伍又有所扩大。

前委在晓关一带活动时，本拟以宣恩、恩施、咸丰，来凤相毗连

地区的龙潭司、草坝场为根据地，但深感此地党的工作基础薄弱，群

众尚未组织起来，而且杨维藩尚在利川。为了与杨会合，了解当地较

有影响的黑洞神兵组织，选择根据地，前委于 12 月 3 日抵达老屋基，

与杨维藩会合。此时，前委着重了解和处理与黑洞神兵的关系。原来，

咸丰黑洞精灵宫神兵组织由王锡九把持。王系清末秀才，因仕途波折

而拉起神兵，早期率会众抵控川鄂官、匪、军阀，颇有声望，会众大

增，成了蜚声湘、鄂、川、黔边的一股力量。但王崇尚迷信，用封建

专制与神权相结合的制度，独霸一方。其手下李宝山（号称“李大菩

萨”）尚保持与贫苦农民的一定联系；李长清（号称“铁拐李”）则作

恶多端，民愤极大，正率部四、五十人在利川汪家营，横行乡里。杨

维藩加入神兵后，得到王锡九的重用，被封任精灵宫神兵第一路司令，

有一定的力量和影响。前委据此决定区别对待黑洞神兵的各个部分。

对王锡九，贺龙以“胞哥”的名义，亲自与之接谈，晓以大义，争取他

不妨碍红军的行动，并请他借予一部分人员和枪支。与此同时，加紧

了对神兵会众的教育工作。结果，争取了李宝山部八、九十人加入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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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获得了一部分武器弹药。对于李长清部，则采取消灭的政策。12

月 14 日，前委率红四军抵达汪家营，以杨维藩的“利川宣抚使”的名

义，智除李长清等几个反动头目，缴枪 20 余支，教育并吸收一部分

神兵群众加入红军。至此，红军已扩大到 300 余人。于是，又作了调

整，设两个大队和一个神兵特科大队，贺炳南任第一大队长，文南甫

任第二大队队长，杨维藩兼任第一特科大队队长。革命武装力量又获

发展。

此时，前委分析了利川及川东的形势，多数人认为利川情况复杂，

不宜久留此地，应东出建始县。12 月 15 日，前委率红军离汪家营，

次日抵达柏杨坝。在此开仓济贫，宣传发动群众。23 日，东至恩施

的梭步垭，从商人口中获悉军阀内部矛盾，马文德部一个团倒戈撤走，

建始城已无正规军。前委便率部袭取了建始城。后获悉川军两个团来

攻，便率部前往邬阳关。沿途突破五花寨等关口，缴获团防步枪 30

余支，击毙敌人 30 余人。27 日进入官店，收编了郭春青、曾宪文自

卫军 80 余人。接着成功地整编邬阳关神兵。

邬阳关神兵是在反对豪绅恶霸欺压的斗争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其领导人为土家族陈连振（又名陈海生）、陈宗瑜父子。陈连振系清

末秀才，父子三人均性情豪爽、嫉恶如仇。1924 年，因仗义执言，

为民除害，遭到反动官府的追捕。1926 年 12 月，陈氏父子在鹤峰、

建始、巴东三县边境地区组织 100 多穷苦人组成神兵大队，抗捐、抗

税，反对拉夫、征兵。起初，由于缺乏武器，特别是缺乏正确的政治、

军事指导，作战中败多胜少，几陷绝境。

党为帮助邬阳关神兵走上革命的道路，从 1928 年 4 月开始，先

后派共产党员吴琛、范松之、覃苏、刘植吾、汪毅夫等人到此工作，

秘密建立了党的组织，吸收陈宗瑜等骨干分子入党，建立了党的工作

基础。为了把这支队伍改造成革命的武装，党组织把工作重点放在启

发、教育其阶级觉悟的思想工作上，同时，从群众切身利益出发，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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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神兵实现抗税、抗捐和打退土豪团防进攻的愿望。1928 年六、七

月闯，曾先后数次打败了土豪、团防的进犯，争取了神兵。这年 8 月

中旬，五峰、长阳、建始、巴东及鹤峰县神兵联合攻打五峰县湾潭团

防孙峻峰的战斗，对施、鹤各地的神兵，是一次极其深刻的教训。孙

峻蜂是上述五县边界势力最大、最凶恶的团防。打掉这股恶势力，是

四周各县群众的强烈要求。此次攻打孙峻峰团防的战斗，事前经过了

一番谋划，从长阳请来的万提臣，作为秭归、兴山、巴东、鹤蜂、五

峰神兵的总代表，指挥了这一场战斗。五县神兵近 400 人猛攻孙团驻

地，烧其老巢，击溃其部，获得了初战的胜利。但是，万提臣不幸阵

亡，而且，当天留驻湾潭的神兵因麻痹大意，遭到孙峻峰溃部的突然

反击，邬阳关神兵小头领陈宗元及神兵群众 20 余人惨遭屠杀。这对

神兵自以为“刀枪不入”和单纯依靠“平时务农、战时为兵”就足以反抗

团防、军阀的思想，是一次很大的打击，使神兵怀疑自己的所谓“神

力”，并考虑寻求新的斗争组织和新的领导。这就促进了神兵朝着共

产党指引的革命方向转化，也是后来湘鄂边各地神兵先后投奔和归附

红军的一个重要前提。邬阳关战斗失利后，由于有共产党员在其中工

作，邬阳关神兵没有垮台，而是总结了失败的教训，改进了战术，加

紧了训练，打退了县保安队的进犯，进一步扩大了队伍，由原来 100

多人增加到 200 余人，编为一个大队，三个中队。同时，继续与官店

口郭春青带领的神兵互相策应、联防，终于在建始、鹤峰的边界逐步

形成了一小块割据，为此次接受红军的整编奠定了基础。

12 月底，前委率红四军抵达邬阳关附近的斑竹园。陈连振自十

里以外连夜赶来欢迎。1929 年 1 月 3 日，前委正式整编邬阳关神兵。

在整编大会上，贺龙讲了话，并向陈宗瑜授了旗，将邬阳关神兵编为

中国工农红军特科大队，陈宗瑜任大队长，覃苏任副大队长。邬阳关

的整编，对开辟湘鄂边根据地的斗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后来在

开辟桑、鹤根据地的历次重大战斗中，陈宗瑜领导的神兵，冲锋陷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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屡建战功。更为重要的，是前委通过改造邬阳关神兵，取得了领导当

地农民运动，进行乡村武装割据的初步经验。

三、鹤峰县苏维埃政府的建立

红四军在邬阳关休整几天后，于 1929 年 1 月 7 日挥师进攻鹤峰

县城。

其时，形势对红四军比较有利。自 1929 年 1 月起，国民党成立

了“湘赣剿匪总部”，湖南省“主席”鲁涤平任总指挥，何键、金汉鼎副

之，集中 18 个团的兵力，重点“进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因而无暇

顾及湘鄂边的红军。同时，新军阀蒋、桂、冯、阎之间矛盾重重，特

别是蒋、桂军阀间正酝酿着大混战。这不仅分散了反动派对湘鄂边红

四军“围剿”的兵力，而且，兵燹、徭役的灾祸，更促进了湘鄂边人民

的反军阀斗争。在主观条件方面，红四军自堰垭整军至此时，虽仅月

余，但人、枪倍增．战略策略思想和战术均有较大提高，战斗力有了

增强。为了适应斗争发展的需要，前委加强了对各项工作的领导，在

前委之下设立党支部，管理红军党务。此时，红四军内的党员已由原

来的 40 余人增至 60 余人，其中士兵党员超过半数。前委十分重视党

的纪律和党员教育工作。同时，对红军进行了整编。在“红军第四军

之下，设第一路指挥部及党代表办公厅”，将步兵第一、第二中队及

神兵联英会编为第一特科大队；大刀会、双刀会编为第二特科大队；

杨维藩部编为第三特科大队。“各部共有官兵四百余人；步枪连枪共

两百支，战斗力较强。”（《湘鄂西前敌委员会结中央的报告》，1928

年阴历十二月初七日）

在主客观条件有利的情况下，红四军发动了对鹤峰县城的进攻。

1929 年 1 月 7 日，红军先攻取县城外围的据点留驾司，进占两河口，

傍晚直通天险观音坡。此坡两边悬崖峭壁，仅中间一条小径，既陡且

窄，却是攻城必经之路。此时，敌县长唐庭耀和常练队长田少梦率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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扼守，还在关口上筑起坚固工事，设有土炮和滚木，企图凭险阻击红

军前进。贺龙与王炳南、陈宗瑜等议定：采用火把诱敌和声东击西之

计破敌。是夜，风雪交加，山涧漆黑，红军战士打着火把，在两河口

堤坝上来来去去，迷惑敌人。同时，陈宗瑜率特科大队为前锋，唐占

益率步兵跟进，摸上观音坡顶。次日拂晓，陈宗瑜指挥特科大队奋力

猛冲敌阵。田少梦的常练队仓皇逃遁。王炳南率部尾追，直抵鹤峰城

下。不意敌人设下空城计，将所有警备队埋伏在鹤峰城后山，待红军

大部进城后实行反攻。幸好神兵大队在后，截住反扑之敌，激战于威

风台；主力迅即出城抢占有利地形，三面攻击敌军，战斗进行了约一

小时，击溃了敌军。红军在鹤峰城稍事停留之后，于 1 月 11 日进抵

太平镇，全歼逃敌，俘获常练队长田少孟，毙敌县长及典狱官，初步

扫清了城外残敌。此役共歼敌百余，缴获长枪 10 余支，更提高了红

四军的声威。

湘鄂西前委在一个多月来的转战实践中，考虑在鹤峰建立根据

地。鹤峰地处湘鄂边区中心，四周多为海拔一，二千公尺的高山，县

城又处于大山环抱之中，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且远离中心城市，交

通不便，反动势力鞭长莫及，是一个进行长期割据的合适处所。而蒋

桂战争和蒋冯战争的酝酿与爆发，使发动群众大暴动，实行革命割据

的条件日趋成熟。因此，前委进鹤峰城后，积极着手革命割据的工作。

主要是：“一、扩大没收土地与建设苏维埃的宣传；二，没收豪绅地

主的财产并捉拿反动分子；三、焚烧县公署及豪绅地主之契约房屋；

四、筹备县苏维埃的建立”（《湘鄂西前敌委员会给中央的报告》，1928

年阴 12 月初 7 日）。经过几天的紧张筹备之后，1 月 13 日，宣布成

立县苏维埃政府。由吴天锡、汪景云，徐锡如，汪毅夫、陈宗瑜、范

松之和吴秉奎任委员，吴天锡任主席。当天召开庆祝大会，宣布了苏

维埃政纲。到会的六百余名贫苦民众，扬眉吐气，革命情绪极为高涨。

鹤峰革命政权的创建，翻开了施鹤及湘鄂边“工武装割据”发展史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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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一页。

然而，前委十分清楚，红军初创，群众尚未发动和组织起来，力

量单薄，敌我之间的力量对比，极为悬殊，如孤守鹤峰城，既易受敌

围攻，又无法扩大政治影响。因此，数日后，前委率红四军撤出鹤城，

向四周展开游击战，以扫清散布各区、乡的反动团防武装，发动群众

和壮大自己，而游击的目的，仍在于打开斗争局面，以形成巩固的割

据区。

第三节 党的“六大”决议的贯彻和

湘鄂边革命根据地的开辟

一、党的六大决议的贯彻和鹤峰根据地工作的开展

1929 年春，由于蒋、桂军阀之间的矛盾已达剑拔弩张的程度，

湘、鄂两省的国民党军队先后调往前线参加军阀混战。湘鄂西前委利

用有利的客观条件，贯彻党的“六大”决议，积极开展工农武装割据，

把湘鄂边的各项斗争发展到了新的阶段。

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党的政治路线。大会指出：“中

国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国革命现在阶段底性质，是资产

阶级民主革命”（《政治决议案》，1928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

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革命的

形势是处在两个高潮之间的低潮；革命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

和地主军阀及资产阶级国民党的政权，推翻地主阶级私有土地制度，

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的政权。大会还提出

了十大纲领性的战斗口号，确定“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党要用一

切力量去加紧收集统一无产阶级底群众，使他们围绕着党的主要口

号，做极巨大的组织工作，以巩固革命工会、农民协会，尽可能地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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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日常经济政治斗争，以发展工农群众组织”（《政治决议案》，1928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

出版社 1981 年版）。党的“六大”的基本上正确的路线，为全国革命斗

争的继续发展指明了方向。湘鄂边的工农武装割据的开展也不例外。

中共湖南省委在接到“六大”的决议后，重新整理各地的特委、县

委，加派有斗争经验的干部赴各地巡视指导，并部署了湘西的工作。

1929 年 3 月，湘西特委在湖南省委领导下，重建了被国民党反动派“清

乡”所破坏的南县、华容、安乡、澧县、临澧、沅江及益阳 7 个县委，

作出了《湘西工作决议案》，指出党在湘西应首先争取群众，准备暴

动；集中力量去开展城市的工作；在已有组织的基础上，扩大党在群

众中的影响。在斗争区域上，决议案“将湘西划分为四个区，澧县、

临澧，石门、慈利以津市为中心；常德、桃源、辰溪以常德为中心；

益阳、沅江，汉寿以沅江为中心；每区派一巡视员，指导该区县工作”

（《湘西工作决议案》．1929 年 3 月）。同时，省委派巡视员陈毅士从

安源来常德，帮助湘西特委指导工作。决议还要求抓紧对党员的教育、

训练，使党员在社会上谋一职业，隐蔽身份地去领导群众日常斗争，

把农民、工人、士兵团结在党的周围。决议指出，在城市，要集中力

量，利用党组织旧有的线索，以常德、津市、沅江三城市为重点，在

轮船、公路工人中开展工作。这个决议，对湘西地区革命斗争的继续

发展，从思想上和组织上起到了重要的指导和保证作用。在决议精神

的指导下，湘西地区加快了党组织的发展和武装斗争的步伐。据记载，

在南县，三区、县城和三仙湖的党组织迅速恢复，党员达 40 余人，

分散在各地活动；在华容，“以东山乡为最好”，南乡亦有党员 30 余

名，拥有长短枪 10 余支；在安乡，夹洲发展党员 30 余名，县城及若

干村落的党组织也进行了整顿；避居津市的党员找到职业掩护，成立

了支部；临澧东乡有党员 20 余人；沅江保存了 3 个党支部；益阳恢

复了 3 个区委，发展党员到 100 人以上。（杜修经；《关于湘西特委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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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县组织状况向中央的报告》．1929 年 4 月 22 日）武装斗争亦逐步

恢复和发展起来。

1929 年 1 月中旬，“六大”决议由卢冬生从上海带到了湘鄂西前委

所在地鹤峰堰垭。在此前后，前委收到了鄂西特委，湘西特委的来信。

于是，贺龙主持召开了湘鄂西前委会议，学习了“六大”的决议，回顾

了前委在湘鄂边的活动，检查了“左”倾盲动错误在红军中的影响，认

识了过去在游击战争中不作调查，只用侦探方式，依靠武装人员用烧

杀来惩办地主豪绅的盲动主义，以及在农村斗争中只讲斗争，不讲团

结，扩大打击对象，没收了一部分拥护红军，同情革命的富农财产的

“左”倾过火行动，分析了盲动主义的危害和产生的原因，整顿了思想

作风，明确了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基于此种认识，湘鄂西前委

决定回师鹤峰，巩固割据，并以开辟湘鄂边革命根据地作为前委的中

心任务。

1929 年 2 月，红四军在痛击敌团防武装之后，再次攻占鹤峰县

城，成立了中共鹤峰县委，由陈协平、刘植吾和徐锡如等人负责。同

时，恢复了县苏维埃政府。接着，前委为实现鹤峰武装割据局面，积

极采取各种措施，一面发展红军游击战争，消灭敌人武装，扫清开辟

根据地的道路；一面派出得力干部，同鹤峰县委一起，深入广大农村，

用散发传单、广贴标语、游行讲演等形式，开展建立苏维埃政权和实

行土地革命的宣传。同时，前委还积极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基层组织，

建立农民协会，发动农民群众开展没收土豪的财产，焚烧契约，取消

地租和苛捐杂税的斗争。

在湘鄂西前委的领导下，中共鹤峰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积极开展

各项建设工作。一是调集县赤卫大队（后编为警卫团），与一部分“神

兵”防守县城；分派一区（城关）、二区（太平）、三区（燕子）、四区

（留驾），五区（邬阳）的农民游击队堵卡放哨，阻止敌人侵入苏区。

4 月上旬，敌团防武装和施南驻军马文德旧部，企图进攻鹤峰城，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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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至距县城 20 里之观音坡时，因闻红军防守严密而退去。二是积

极准备土地分配。县苏维埃政府抽调人员从事土地调查，登记了豪绅

地主的山林，田地、房屋以及放债、出租、收税的情况，焚烧了钱粮

契约，累算被没收的土地。将农村阶级划分为四种成分，即无产阶级、

半自耕、自耕农、土豪劣绅,接着，在一部分农民已经起来的区乡，

对地主豪绅的浮财进行分配，对一些被农民镇压或逃跑了的地主的土

地，明确由原来的佃户耕种，实行“谁种谁收”的原则，农民不再向地

主交租。三是制定经济法令，由苏维埃政府出示布告，劝告乡村农民

运米进城售卖，解决民食。同时组织协作社，号召农民集资入股，发

展生产。动员城关商人下乡经营和采购小宗商品，鼓励货郎担下乡欢

迎农民逢墟赶集。对各区乡开设的集市、墟场，苏维埃政府一律保护，

以此繁荣市场，活跃经济。四是由政府在城关创办学校，编印工农读

本，把红军刷写的标语、口号，编成图文并茂、生动有趣的课本，开

办农民夜校，开展识字竞赛活动，提高工农文化水平。五是开展争取

神兵的工作。县苏维埃政府根据湘鄂边神兵的复杂性，采取争取神兵

群众，惩处坚持反动立场的头子的政策。经上述工作，鹤峰各区乡农

民协会迅速建立。据记载：“鹤峰农民运动做得很好的是西路…第三

区农协，其次是近郊第一区及北路第四区农协，麻水第五区农协及堰

垭第六区农协。最弱的是南关及五里坪之农运。现在已经成立农协的

有七处，可以号召的群众（编入小组的）达四千余人。在邬阳关方面

并有千余神兵，在党的影响之下而与反动派斗争着”（《湘鄂西前委绐

中央的报告》．1929 年 3 月 8 日，文中“农支”的“支”字似是“友”字之

误）。农民武装也有大的发展，县有赤卫大队，各区有警卫团，“第一

区有百余农吏，第二区有三百农支，第四区有数百神兵，第三、四、

五各区均有数千农支”（《湘鄂西前委绐中央的报告》．1929 年 3 月 8

日，文中“农支”的“支”字似是“友”字之误。）。此外，全县还有 5 支游

击大队。第一游击大队 300 多人，90 多支火枪，活动于东乡坪，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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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坪一带。第二游击大队 200 多人，90 多支枪，活动在桑、鹤边界。

第三游击大队 50 多人，30 多支枪，以茅坪、麻水为活动中心。第四

游击大队 200 多人，100 多支枪，活动在太平镇一带。第五游击大队

200 多人，100 多支枪，在城关新庄一带，配合县赤卫大队守鹤峰县

城。各乡还建了 30 至 50 人不等的先锋队，平时不脱产，维护地方治

安，战时协助红军作战。1929 年 4 月初，形成了以鹤峰城为中心，

西起奇峰关、东至白果坪，南达昌坪、红土、四门岩，北抵邬阳关、

石灰窑的鹤峰县武装割据局面。

鹤峰革命根据地的出现，使湘鄂交界的桑植、龙山、鹤峰、五峰、

来凤等县的反动统治者极为惊恐，多次请求湘鄂两省政府派兵“堵

剿”。这年 3 月，“湘鄂西民团联防总指挥”王文轩，奉命纠合石门团

防罗效之、鹤峰走马坪团于章如和北佳团防陆明清、五峰县孙峻峰、

桑植县向凤翔和罗峪刘子维、恩施傅维丰、建始刘华轩、巴东刘志武

等团防武装，共计 4000 余人，分数路向鹤峰根据地进逼，妄图消灭

红军和苏维埃政权。

湘鄂西前委鉴于敌强我弱的严重形势，决定抽出部分红军骨干指

挥农民警卫队行动，担负阻击、牵制北线敌人和防守后方的任务；以

红军主力先歼南面王文轩部，然后各个击破。按此计划，红四军于 3

月 18 日，以诱敌深入的战术，将王文轩部诱至距鹤峰城 20 里的张家

坪红鱼溪地区，予以痛击。战斗中王文轩被击毙，残部仓惶逃走。红

军乘胜驱散 30 余里。在东线策应的五峰孙峻峰部，．闻风而逃。北线

的农军在陈宗瑜、汪毅夫、陈昌厚等指挥下，在邬阳关采取分进合击

的战术，击溃敌军 2000 余人。至此，击败了敌人的联合进攻，．坚持

了鹤峰的红色割据区域。

3 月下旬，红四军吸收一部分农民警卫队员入伍，并在罗峪收编

了土著武装谷志龙部百余人，枪 69 支，编为红四军第二旅，谷志龙

任旅长，汪毅夫为党代表，陈碧谋为参谋长。接着，红四军开回堰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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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整。

前委为了巩固和扩大割据区域，准备粉碎敌人新的进攻，决定以

避免大的敌人，夺取团防武装为军事原则，留下农民警卫队坚持鹤峰

根据地的斗争，红四军主力于 4 月中旬，撤出鹤峰县境，向五峰，石

门、鹤峰边界发展。主力行动前，派曾藩支回石门西北乡恢复党的组

织，准备暴动，以策应红军的行动。又派鹤峰县委委员刘植吾到长阳

找县委接头，计划委任长阳的梅孝达（后叛变）为第四军第二路指挥，

并指示集中力量消灭长阳及资丘的反动武装。但当红四军主力从堰垭

挥师进至五峰县湾潭附近时，孙峻峰团防已有准备，戒备森严，于是

变更计划，部队集结走马坪，改道石门，拟迂回松滋境内，向渔洋关

挺进。4 月 16 日，红四军千余人到达石门县子良坪，边休整边筹款

扩军。这时，曾藩支在石门岗市已建立党支部，以“群一织布厂”为据

点，秘密开展活动，并派人与前委联系。前委任曾藩支为石门县红军

游击总指挥，领导石门农民游击战争。接着，红四军进入五峰渔洋关，

在此召开了群众大会，开展了打土豪的斗争。26 日，红军经五峰，

宜都边界进入长阳打游击。

红四军在长阳开展游击活动期间，贺龙领导的湘鄂西前委同鄂西

特委特派员罗正品，以及长阳县委负责人龚良鹏、姜孟雄、李步云等，

在都镇湾会合。各方不仅交流了两地区斗争的情况，而且建立了更密

切的直接联系。会合后大家认为，长阳是湘鄂边与鄂西两个区域的连

结地，必须加速发展武装斗争。于是前委任命李步云为长阳县游击总

指挥开展游击战争。红四军在此获得大批给养和兵员后，于 5 月上旬

胜利返回鹤峰根据地休整。

二、红四军整军，井冈山经验的运用

湘鄂西前委在积极贯彻党的“六大”决议精神，开展游击战争，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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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鹤峰革命根据地的同时，不断总结实践中摸索和积累的斗争经验，

对红四军进行了多次整顿。其中，1929 年初的整顿尤为重要。它加

强了党对红四军的领导，在前委之下建立了党的特别支部，由陈协平

负责，“特支之下成立四个支部，蹇先为、汪毅夫、吴协仲，覃正业

为支部书记”（《湘鄂西前委给中央的报告》．1929 年 3 月 8 日）。同

时还积极从士兵中吸收党员，发展党员至 80 余人。在连队建立了士

兵委员会，订立了三操、两讲、一游戏制度，即每天操练 3 次，讲政

治课、军事课，开展文娱体育活动。规定经常运用各种会议，宣讲“六

大”决议，加强大家对党的信仰，要求指战员严守纪律，批判了红军

中存在的“拖队”思想和军阀习气，初步清除了“左”倾盲动错误的影

响，坚持了“党指挥枪”的原则，政治素质得到了提高，官兵关系、军

民关系获得了改善。此时，红军已发展至千人，枪支增至 300 余，原

来的两个神兵特科大队合编为一个大队。全军设立一路指挥部，王炳

南负责，党代表张一鸣予以协助，贺龙“暂不公开而任秘密指挥”（《湘

鄂西前委给中央的报告》．1929 年 3 月 8 日）。

红四军此次返回鹤峰后，形势比较稳定。前委为了进一步加强部

队建设，更自觉地担负起开辟革命根据地的重任，决定再次进行整军。

这时，周恩来代表中央起草的给贺龙及湘鄂西前委的指示信带到了鹤

峰，成为整军的思想武器。周恩来在信中对政治形势、红军游击战争，

党群组织和今后行动方针等问题，作了明确的指示。关于红军游击战

争问题，指示信指出，前委在领导红军游击战争中，“发动了群众，

镇压了豪绅，收缴了反动民团和警察的枪支，这些都是合乎游击战争

的原则的，是对的”。还指出，“游击战争最重要的是要有组织性，要

与群众有密切的联系”。并提醒前委注意防止容易产生的错误倾向：

“第一是脱离群众，使群众完全不了解游击战争的意义是为了发动群

众进行土地革命，第二是毁灭城市及大烧、大杀、大抢的倾向”。“第

三是散漫而缺乏组织。”又指出，“游击战争的主要任务，是实现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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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的口号，削弱反动派的力量及建立红军”。“游击队势力所达到的

区域，自然，必须发展党的组织，扩大群众的组织，推动并帮助群众

的斗争，扩大我们的宣传”。

关于党的组织与训练问题，指示信着重介绍了毛泽东、朱德总结

的建军经验，要求前委参考，以加强部队的建设。信中说：“在朱，

毛军队中，党的组织是以连为单位，每个连建立一个支部，连以下分

小组，连以上有营委、团委等组织。因为每连都有组织，所以在平日

及作战时，都有党的指导和帮助”。指示信强调党的训练的目的是提

高阶级意识，增进革命情绪，严格遵守纪律，党员要成为士兵的模范。

对于目前政治形势与红军发展方向问题，中央指示信指出：前反

动统治阶级内部各派势力的冲突，正由酝酿而加紧准备更大的破裂---

军阀战争。在这个政局之下，虽然可给前委一个很好发展的机会，不

过，“目前所应注意者，还不是什么占领大的城市，而是在乡村中发

动群众，深入土地革命”。湘鄂边红军目前的任务，还是扩大游击区

域，发动广大群众。“决不应超越了主观的力量（主要的还是群众的

力量，不应只看见武装的力量）而企图立刻占领中心工商业的城市”；

“游击战战争的发展，应该向农村阶级矛盾与斗争到了更激烈的地方，

党与群众的组织有相当基础的地方，以及给养丰富、地势险峻的地方

为最宜”（《关于湘鄂西苏区发展的几个问题》，《周恩来选集》上卷，

第 14 一 18 页）。党中央这些战略思想和原则的指示，对湘鄂西前委

和刚刚建立半年时间的鹤峰苏维埃政权来说是非常及时和正确的。前

委针对红四军在游击战争中出现的指导思想不明确，部队成分复杂，

基层骨干薄弱，党的基层组织缺乏战斗力，部队和苏区建设发展不快

等问题，对照中央指示信，进行了检查讨论。经过学习和总结，进步反对了军阀习气和“拖队”思想，克服了单靠命令行事的作风，同时

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经验，在连队普遍建立了党团组织，加强

了党对部队的领导，建立了政治机关，注重了思想政治工作。对于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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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党员和加强苏区建设的问题，也采取了新的措施。在此基础上，对

红四军进行了整编。军以下设第一路指挥，将原第一路的两个中队合

编为红一团。特科大队编为第四团。谷志龙部百余人编为独立第二旅。

整编后，军长贺龙；第一路指挥王炳南，党代表张一鸣；一团团长贺

桂如，党代表龙在前，贺炳南、贺佩卿，向伯胜分任一、二、三营营

长；第四团团长陈宗瑜，党代表徐锡如，谷中清、唐占益分任一、二

营营长；独立第二旅旅长谷志龙，党代表汪毅夫。各营、连都成立了

党的营委、支部或小组，从士兵中发展了一批党团员。从此，开始执

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盼原则，部队面貌焕然一新。

与此同时，中共鹤蜂县委根据湘鄂西前委的指示，由陈协平、杨

英主持召开了全县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和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贯

彻了中央指示信的精神。鹤峰 10 个区派代表参加了大会。党代会重

点讨论了党的建设。苏维埃代表会重点讨论了根据地的开辟和发展。

两个会议分别决定太平、邬阳，城关 3 个区建立党的区委会；城关，

邬阳、留驾、太平 4 个区成立区苏维埃政府。会后，县委和苏维埃政

府委员分头行动，深入区乡，周其到邬阳关，龙在前赴留驾，陈协平

上太平镇，唐树勋下燕子坪，温勉之赴五里坪，易发琛去茅坪、中营，

吴琛留在城关区，领导苏区建设，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这样，鹤

峰苏区的各项工作又得到了新的发展。

三、南岔、赤溪河大捷，湘鄂边根据地的开辟

红四军经过整顿后，斗志更旺。鹤峰苏区工作也有了一定的基础。

据此，前委制定了向湘鄂边各县发展的军事计划。首先进军桑植。1929

年 5 月下旬，按照前委的计划，红四军除留下少数部队会同农民警卫

团保卫鹤峰根据地外，主力挥师南进桑植。

这时，陈策勋已在桑植城出任“桑鹤联防剿共指挥”，并纠集团防

刘子维部，以及大庸、慈利等县团防队，分别向桑、鹤边界的堰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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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推进，妄图围歼红四军。红四军抵达堰垭时，与敌在谷王山激战一

昼夜，未能突破敌人防线，退回到鹤峰老村河一带，伺机改途入桑。

6 月 16 日，贺龙率红军一部，采取避实击虚的战术，歼敌一部，打

破敌人的包围，旋即向桑植县进击，攻克县城。进城后，前委抓紧根

据地的开辟工作，组成桑植临时县委和第二届县苏维埃政府，任命李

良耀主持县委工作，汪毅夫任县苏维埃政府主席，陈昌厚为副主席，

吴天锡任军事主席。接着，在前委主持下召开了中央桑植县委和县政

府会议，组织了县农民协会，陈昌厚任主席，朱绍田、屈进武，廖汉

生等为委员；成立了县农民自卫军；决定在乡村建立红色政权。不久，

方家坪、岩垭、小河口、洪家关、樵子湾等地相继建立了党的区委会。

这期间，洪家关等地群众纷纷慰问子弟兵，一批批青年农民参加了红

军。在县城，红四军继续进行整编，并收编了前来投奔的土著武装覃

辅臣部 300 余人。覃辅臣被委任为第二路指挥，辖十一、十二团。全

军势力日增。

桑植红色政权的建立，使湖南省主席兼“清乡”司令何键为之震

惊。蒋介石在武汉得知贺龙指挥的红军在湘鄂边活动的情报，急召何

键去武汉密商“清剿”方案。6 月中旬，何键陪蒋介石抵长沙，密电驻

辰州（沅陵）独立十九师师长陈渠珍，带领桑植、大庸、永顺、慈利、

石门，鹤峰，五峰、宣恩、来凤、咸丰等县地主武装，同国民党正规

军吴尚、戴天明等师配合，采取严密封锁的战术，从东、西、南、北

向桑植步步进逼，作铁桶式的包围。敌以向子云旅两个团的兵力为前

锋，深入桑植。湘鄂西前委在探明敌情后，决定用“诱敌深入”的战术，

首先狠狠打击向子云部。7 月初，向部周寒之团 2000 余人自永顺碑

里坪、水田坪、水井垭向南岔前进。贺龙决定让敌人在南岔渡过澧水，

迫其背水作战，聚而歼之。敌人深入南岔后，在水滩口、南岔渡、龚

家嘴三处横渡澧水朝桑植城前进。红四军分兵迎敌，一部分别埋伏在

桑植城东门和北门附近，一部在北门外正面阻敌。战斗开始后，正面

59

阻敌部队并佯作向桑植城北败退。待敌人进至城北吴家坡一线时，红

军一齐出动发起反击，敌仓惶后撒。神兵团长陈宗瑜、政委覃苏，特

务连长范松之率领神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杀向敌阵，一边用梭标、

大刀同敌人开展白刃战；一边开展政治攻势。面对神兵锐不可当的打

击，敌人心惊胆颤，纷纷向南岔河方向败退。红军趁势追击，敌人抢

渡不及，大部就歼，周寒之被击毙。

敌旅长向子云不甘失败，力图报复。7 月中旬，向子云亲任指挥，

率所部 2000 余人及一些地主武装倾巢出动。以一部自万民岗出凉水

口，由陈策勋部和地方团防配合，欲断红四军退路；向子云亲率主力，

从大庸桃子溪胡塌大道向赤溪河进攻桑植城西门。湘鄂西前委决定设

“空城计”，大开四门，诱敌深入。7 月 14 日晚，红军撤出县城，将主

力埋伏在城北梅家山、八斗溪、柏家冲一线；另一部于西界、茅岩设

伏，断敌退路。15 日凌晨，敌特务营从赤溪渡口过澧水，上午占领

了县城，其后续梯队逐次渡河跟进。下午，敌人全部渡过赤溪河，集

于河洲。贺龙抓住敌人兵力分散且立足未稳的时机，下令围歼城内之

敌，霎时，伏兵齐出，红四团经高家坪、乌龟嘴杀进东门；红一团从

柏家冲跃出，抢攻西门；红二团、独立团等部从八斗溪插到汪家坪，

截敌退路，并准备阻击敌增援部队。经此突然打击，城内敌人大部被

歼，向子云率少数人马逃窜。敌后续梯队见增援无望，拼命抢占蛾子

坡一线高地，妄图突围。红军集中火力强攻，并派红一团经蛾子坡南

侧山谷向赤溪渡口迂回，痛击敌背。在红军前后夹击之下，敌向赤溪

渡口、河滩溃退。赤溪渡口河床狭窄，水流湍急，恰逢上游刚下暴雨，

河水陡涨，过河的渡船又被红军控制。敌退至河滩，无法渡河，大部

缴械，少数企图泅水逃跑，多溺死河中。向子云拉着骡子尾巴泅至河

心，被洪水吞没。至此，敌军进攻遂告失败。此二役，共歼敌 3000

余，获长短枪千余支，是红四军建军以来的第一次大捷，不仅减轻了

敌人对桑植苏区的压力，对巩固和扩大苏区起了积极的作用，而且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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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四军迅速发展到 4000 人。其“声势之大，确使湘西敌人发抖”（《湘

鄂西前委给中央的报告》．1929 年阴历 8 月 8 日）。

在南岔、赤溪河大捷的推动下，桑植县的群众斗争迅速开展。中

共桑植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积极领导广大贫苦农民开展了打土豪、分

财物的斗争，建立和发展农民协会、基层党组织以及乡村红色政权，

取得了显著成绩。至此，桑植、鹤峰两县的红色割据区域，基本上联

成了一片，初步形成了湘鄂边革命根据地。

第四节 湘鄂边根据地的扩大

一、湘鄂边根据地向大庸、慈利、石门发展

南岔、赤溪大捷，重创了敌人，红军声威大振。前委本想乘胜向

湘西的石门、澧县等地发展，但因此时湘军吴尚部已开进常德；陈渠

珍部及地方团防仍对桑植苏区取包围态势；刘峙亦奉蒋介石之命，准

备派兵与吴、陈配合，“堵剿”红四军。湘鄂西前委根据这一形势，认

为必须乘敌对我形成包围之前，首先拔除桑植苏区四周的团防据点，

发动和团结广大劳苦大众，投入革命斗争，方能打破敌人的包围，决

定由贺龙率主力向大庸和慈利推进。大庸西教乡团防熊相熙，有枪

300 支，是当地最大的土酋，与陈策勋、徐小桐等部相互勾结。因此，

红四军此次游击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歼灭熊团。熊相熙在教子垭、香炉

山、坛子山、穿岭岩、鸡罩岩、白马上、佛塔坡等处，均筑了坚固的

寨子，派团兵把守，而且寨寨相连。熊的兵力虽不很强，但“强兵难

打弱寨”，致胜不易。8 月 6 日，红军从桑植出发，当日与敌交火，

连续围攻主寨 7 日，大小 10 余战，始将敌寨击破。熊相熙趁天黑下

雨，带领部属从寨后溜下石壁潜逃。是役，红军虽略有损失，也未缴

获敌军的枪支、弹药和物资，但攻克这些从来未被击破的坚固土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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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大地打击了湘西地方反动武装的嚣张气焰，提高了红军的声威，扩

大了党的影响，起到了发动群众的作用。

熊团既破，红四军在西教乡休整了 7 天，补充了弹药。同时，向

群众散发了《告湘西工农群众书》和《告湘西军人书》，宣传了党的

政策。不久，被击溃的陈策勋和熊相熙残部在桑植、大庸、慈利的康

三峪、咸池峪、茅花界一带深山集结，勾结慈利江垭团防徐小桐、邢

聋子，企图找红军报复。前委决计先发制人。8 月 23 日，红四军悄

悄由大庸向慈利江垭分兵猛进，敌人闻风而逃，在江垭始与徐小桐小

有接触。8 月 25 日，红四军进占慈利商埠江垭，27 日进至慈利之杉

木桥。这一地区，早在 1927 年便有共产党员进行革命活动。这次红

四军的到来，更有力地推动群众运动的发展。红军在慈利游击一周，

扩军 600 余人。在这期间，为了争取当地神兵，前委分别给神兵首领

周笃方和田少卿写信，表示希望合作。周、田愿意让出石门的一部分

防地。盘踞慈利的大庸团防张晋武部，因怕重蹈熊相熙覆辙，亦表示

了中立的态度，形势对红军颇为有利。但因吴尚部已抵桃源之盘塘桥，

距慈利仅 90 里，澧县之李抱冰，石门之罗效之，亦联合堵击红军，

前委遂决定停止向东前进，返回桑植根据地。

红四军在江垭、杉木桥期间，曾分兵到石门西北乡活动，推动了

该地区的革命运动。其地大山重叠，与慈利之官地坪、江垭、杉木桥

毗连。自石门“南乡起义”失败后，不少骨干力量转移到这一带坚持游

击战争。l929 年 4 月中旬，湘鄂西前委曾派曾藩支回石门西北乡恢复

党的组织，准备新的暴动。随后又派温炼之回石门西北乡帮助工作。

当红军主力游击江垭，前锋逼近石门西北乡时，四周团防闻风丧胆。

当地党组织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在泥沙犁儿垭建立了石门县苏维埃政

府，主席陈奇谋。同时，组建了石门县游击大队和县赤色警卫队。到

12 月底，先后恢复了平东、康家峪、石路、长岭等 4 个乡农民协会

（后改建苏维埃），建立了泥沙和白竹垭两个区苏维埃政府和清官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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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水田、要武、枫香坡、南镇杨家坪、泥沙、板桥、宋垭、水田、芭

蕉等 12 个乡苏维埃政府。区、乡苏维埃政府积极领导农民开展了土

地革命。到 1930 年上半年，石门割据区已是东起磨岗隘，西至南北

镇，北到向家山、金家河，南抵湾溪、石门垭的广大地域。

红四军在庸、慈期间，桑植根据地各项建设获得了进一步发展。

红军主力离桑前，前委组织了留守委员会，由县委的李良耀、县苏维

埃政府的汪毅夫和军队的谷海云三人负责，并留第五团和第二旅（后

由二团换防）保卫后方。在留守委员会的领导和留守部队的保护下，

广大群众严惩豪绅，没收地主的新谷。群众迅速发动起来，先后建立

了工会、农协、妇女、少先队等群众团体。由于大量吸收裁缝师以及

木、泥、石匠等手工业劳动者入工会，全县有组织的工人达千余人。

入农协的农民近 4 万。农民“打倒土豪劣绅”、“收租逼租者杀”的口号，

响彻内外四乡。城镇工人 在总工会的组织下，组成赤卫队，白天从

事生产，晚上参加放哨护城。虽然红军主力到前方作战，后方只留下

长枪八、九十支，但由于群众的发动和积极参加斗争，桑植县的革命

政权始终坚固地屹立着。

桑植的革命群众运动，由于发展急速，加上从事工运、农运的干

部缺乏工作经验，群众运动中也存在不少的问题。有些地方党的组织

发展不快；有的基层党组织未起核心作用；有的地方出现党组织和群

众组织混淆不清，直接影响党的声誉。还有少数干部脱离群众，甚至

严重违犯纪律。前委回到桑植后，对这些错误作了认真考察，责成桑

植临时县委制订改进工作的计划，并发布通告，处分了违反党纪的干

部，教育了新参加革命工作的人。同时，分派县委委员及党的特派员

下乡，在农村中建立党的秘密组织，限期成立各区区委或支部，并决

定陈协平为农运特派员，计划一切。还加派较有经验的彭纬、郭天明、

刘植吾、郭藩等赴各区领导农民运动。桑植的工作，经此一番整顿，

大有改进。发展了新党员，清除了混入农协的土劣，巩固了群众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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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鄂西前委在加强桑植工作的同时，自身也作了一番整顿。前委

根据中央历次指示，并与新近由中央派来的董朗及鄂西特委派来的罗

正品进行研究后，首先调整前委。委员除原有 6 人外，增加董朗；书

记仍为贺龙；李良耀管组织兼秘书，陈协平负责宣传，张一鸣管士兵

科，汪毅夫主持苏维埃政权建设，罗统一管军务，董朗负责军政训练。

其次，整顿红军中党的组织，坚决洗刷了一批不坚定分子，纯洁了党

的队伍。鉴于党的干部缺乏，红军中暂不设军党部，而设立了党代表

办公厅，建立了红军党的团委和特支。一团团委由廖卓然负责，四团

团委由覃苏主持。不属于团委之各部党员均编入特别支部，由陈协平

负责。同时，加强了党内教育工作。再者，开办了军事政治训练班。

在农、工会执行委员中和红军中挑选学员 120 名，定期训练 3 个月。

还抓紧了士兵委员会的工作，并计划在军事形势相当稳定时，对军队

组织进行一次大的整顿。湘鄂西前委的这些工作，及时总结了前后方

的经验教训，纠正了缺点和错误，使军队和地方工作出现了新的气象。

9 月中旬，湘西杂牌军和陈策勋、邢聋子等部，自慈、庸、永、

鹤向桑植围来；吴尚部亦紧紧跟进。由于红军声威很大，敌人虽数倍

于我，亦不敢贸然进犯。同时，各路敌军彼此猜忌，矛盾很大，指挥

不统一。特别是敌军士兵，多不愿意进攻红军。前委深谙此情，故大

敌当前，不以为惧。况且，此时湘鄂西前委在指导作战方面，积累了

较多的经验；中央也来信介绍毛泽东、朱德关于“分兵以发动群众，

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

定的区域以作一时的根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进，用盘

旋式打圈子政策”（《中央给云卿并前委诸同志的指示信》．1929 年 6

月 15 日）等经验。据此，前委决定与强敌周旋，伺机歼敌，并向党

中央表示：“我们的战术，也同朱、毛方面红军所指示的军事原则一

样，我们对于此一重大的军事，决不冒险，当视敌我力量，斟酌处（置），

或进或退，自当随机应变，请中央勿念”（《湘鄂西前敌委员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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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1929 年阴历 8 月 8 日）。前委为避敌锋芒，决计暂弃桑城，藏

兵于洪家关一带高山之中，俟探明敌军确实情形后，当择敌之一股而

痛击之。遗憾的是前委此计未能如算。

9 月底，原驻鄂西之张发奎部，因受蒋系刘峙部的压迫，在南下

广西途中，曾转入澧州、石门等地。何键奉蒋介石之命，派吴尚、陈

渠珍、李云杰等师会同地方武装共数万人，编为三路纵队和一总预备

队，集结于常德、石门、桃源，慈利等各战略要地，妄图在消灭张发

奎部的同时，消灭红军。但前委未能掌握敌军大量集结的全部意图。

10 月初，当由常德开出的吴尚师阎仲儒旅和慈利朱际凯、桑植周燮

卿、石门罗效之团防两万多人逼进桑植时，前委即撤出桑植城和洪家

关，计划到宣恩打游击。部队分两路行动，约定到沙道沟会合。不料，

在双溪桥，贺龙所率一路红军正准备出发，却与阎仲儒旅遭遇，鏖战

一天，歼敌千余人。由于敌军源源而来，红军便主动撒出战斗，到白

果坪休整。由王炳南指挥的一路，行至仓关峪，也与桑植周燮卿团防

遭遇，激战终日，伤亡 300 余人，被迫后撤。10 月 10 日，红四军两

路到达桑、宣边界庄尔坪，由于侦察失误和五团团长伍琴甫叛变，突

遭敌军袭击，战斗失利，一、四团团长贺桂如、陈宗瑜牺牲，部队伤

亡 300 余人。前委据此情况，改变原定计划，出雪落寨，经鹤蜂之茅

坝转至麻水红岩坪休整。

二、湘鄂边根据地向五峰、长阳、巴东发展

在红四军主力回师鹤峰之前，鹤峰根据地的斗争亦很激烈。9 月

间，来凤团防覃国达和黔军贾贵柱部，趁红军主力远在桑植之机，进

犯鹤峰县城。鹤蜂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带领游击队和赤卫队痛击敌人

之后，转移到农村坚持斗争；城关、太平等 8 个区的红色政权依然屹

立。原留守邬阳关的陈连振部，亦击退了五峰团防孙峻峰部的进犯。

待红四军主力返回鹤峰时，覃国达部闻风而逃，鹤蜂县委和县苏维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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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机关迅速搬回县城，在前委领导下继续开展根据地的建设。

红四军在鹤峰红岩坪休整后，前委鉴于敌情仍然很严重，便决定

率主力向鄂西发展。10 月 24 日，红军主力千余人，出邬阳关，向敌

人兵力比较薄弱的长阳、巴东等县进发。长阳革命斗争基础较好，早

在 1926 年底至 1927 年春，便有党的组织活动；9 月，鄂西特委成立

后，指定罗正品、龚良鹏为特委特派员，在此开展工作，于 1928 年

掌握了四、五百人的神兵武装，活动颇有成效。湘鄂西前委组成后，

贺龙曾派陈寿山来长阳工作。1929 年 1 月，在鄂西特委和湘鄂西前

委的指导下，在都镇湾建立了中共长阳县委，龚良鹏任书记。同年 4

月下旬，湘鄂西前委率红四军去长阳时，对长阳的革命斗争，进行了

具体的指导。6 月，长阳县委领导了西湾起义，陈泽南、向泉山、李

步云领导人民自卫团和游击队 500 多人，一举攻克县城，捕杀了敌县

长，捣毁了县监狱，救出共产党员和群众 30 余人。7 月 9 日，在西

湾沙坝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六军，军长李勋，副军长陈寿山，董朗任

党前委书记（未到职，罗正品代理），陈泽南为前敌指挥，李子俊为

参谋长。全军编为 1 个师，3 个团；师长向泉山，共 1100 人，枪 400

余支。不久，又扩编为两个师四个团，共 1400 余人。7 月 30 日，敌

军一个团向工农革命军大举进攻。8 月 5 日，革命军退驻资丘，猝遭

袭击，陈泽南、李子俊、向泉山等 130 余名官兵英勇牺牲，县委和县

政府也被敌人冲散，武装斗争受到了严重挫折。正在此时，湘鄂西前

委指挥红四军再次进抵长阳。前委分析了此间的革命形势，决定由李

小成负责重新建立长阳县委。为加强武装斗争，决定集中游击队和各

区、乡赤卫队，恢复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后又称中央独立师），任命

黄超群为师长，姜盂雄为副师长，李步云为党代表。师辖 3 个营，共

500 多人，长短枪 30 多支，灌子炮 10 架。独立师成立后，在长阳继

续开展游击战争。但不久又遭敌人围攻，副师长姜孟雄被捕牺牲，武

装斗争又受到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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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 年元月，长阳县党组织，根据鄂西党的“二大”关于扩大红

军武装、建立工农政权的决议，在杨柘坪组建了棣属于洪湖地区红军

独立师的第三纵队。随后．乘军阀大混战，长阳县境无敌正规军之际，

第三纵队配合长阳县委，深入发动群众，发展党的组织，扩大武装，

先后在杨柘坪、桂花园等地，组织了 6 个游击队和 30 多个赤卫队，

共 2000 余人。同年 2 月，红四军第三次进入长阳。在红四军的支持

下，长阳县委于 3 月 9 日，在台子召开了各乡农协代表会议，成立了

长阳县农民协会，由周易任委员长。县农协代行苏维埃政府职权。到

5 月止，全县共成立乡农协会 27 个，会员 8000 多人；建立了县赤卫

队总部，发展游击队员 500 余人，乡赤卫队队员 2000 余人。6 月，

第三纵队升编为独立五十师，师长李步云，政委汤礼龙（后为江山），

全师共 500 多人，下设三个营，一个神兵团。另从赤卫队选拔 1000

人为预备队，由师部直接指挥。独立师经过升编改制，加强了党的建

设，改善了政治素质，提高了斗争艺术，广泛开展了游击战争，多次

打击团防武装，挫败了敌正规军的进攻，为建立长阳苏区，巩固和扩

大湘鄂边根据地作出了重大贡献。

1929 年 12 月中旬，红四军自长阳回师鹤峰。前委为了发展鹤峰

根据地北线的革命斗争，决定成立红四军第五路指挥部，任命陈连振

为指挥，刘植吾为党代表，下辖 4 个团，以邬阳关为中心，活动于鹤

峰、建始、巴东、五峰边界。鹤、建、巴、五边界纵横四、五十里的

地区，过去团防势力极为猖獗，4 县团防各自拥有武装 400 多人，为

争夺地盘，互相厮杀，前后达 8 年之久，人民深受其害。湘鄂西前委

早在 1929 年元月割据鹤峰县城之后，便派郭春青回大荒，曾宪文回

红砂，陈连振率一部分农民自卫军回驻邬阳关，在鹤、建边界，组织

发动农民，实行武装割据。10 月下旬，红四军主力进入长阳时，曾

分兵数支至巴东建始，在巴东清江以南，组织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

争，建立了一批区、乡政权。但因常遭团防袭击，很不巩固。红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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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路指挥部的建立，极大地改变了鹤、建、巴、五边界地区敌我力

量的对比，使游击战争由防御转入进攻，有计划地出击四县团防，促

进了革命根据地的建立。1930 年 6 月，鹤、建、巴、五特别区农协

会成立，由中共鹤峰中心县委委员、红四军五路指挥部党代表刘植吾

兼特派员，鹤峰县游击大队政委邱本仁兼任特区农协主任，吴琛、陈

大吾分别任特区游击大队正副大队长。特区农会的建立，是巩固和扩

大湘鄂边根据地的又一巨大胜利，使清江以南建、巴等县大片地区的

穷苦人民翻身作了主人，拱卫了湘鄂边根据地的北部。

在湘鄂边根据地西线的恩施、宣恩边界，1930 年元月，王炳南

率红四军一举歼灭了红土溪反动团防赵金轩，继之攻克新塘，沉重打

击了这一地区的团防、土豪势力。2 月，中共鹤峰中心县委特派员杨

英、龙在前到恩施的红土溪，宣恩的椿木营等地，发动农民开展革命

斗争，建立了农民协会。是时，农民协会既兼政权机关，又属军事组

织，每个农协会下辖若干农协大队，每个大队 3 个分队，每个分队 3

个班，每个班 10 人。为集中优势兵力打击团防的侵袭，5 月下旬，

鹤峰中心县委在白岩溪召开了恩、宣、鹤三县边界的干部会议，成立

了“三县”边防司令部，由杨清轩任边防司令，王殿安任副司令，下辖

3 个团，分别驻守白岩溪、中营坪和茅坪等地，构成了湘鄂边革命根

据地西面的屏障。

1930 年 2 月，鄂西特委派万涛抵鹤峰，向湘鄂西前委传达了党

中央关于红四军东下与红六军会师，以及组建湘鄂边特委的指示

（1929 年 9 月 25 日《中央给贺龙、陈业平等同志并转红四军前委信》

中说：“兹派王德同志前来与诸兄协议组织湘鄂边特委，管辖范围为：

慈利、桑植、大庸、永顺、龙山、保靖及施鹤七县，受湘委指导，王

德同志即参加特委工作。“王德”即万涛。“陈业平”即陈协平。由于种

种原因，湘鄂边特委此时没有建立．）。湘鄂西前委当即决定挥师东进。

东进前，组建了以汪毅夫为书记的鹤峰中心县委，并从红四军抽调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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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力量，组建了红四军独立团，共 2000 余人，由贺炳南任团长，文

南甫任副团长，留驻鹤峰燕子坪，坚持和发展湘鄂边根据地。3 月 2

日，前委率红四军由鹤峰出邬阳关，开始东进。途经五峰县境时，因

遭到孙峻峰民团的阻截，暂返回鹤峰苏区休整。

为了巩固湘鄂边根据地和扫清红军东进的道路，贺龙率红军主力

于 4 月下旬歼灭了在五峰盘踞多年的孙峻峰团防，毙孙峻峰父子，为

民除了大害。旋即在鹿尔庄成立五峰农协筹备小组。4 月 30 日，红

四军再次占领五峰县城。5 月 1 日，湘鄂西前委委员兼红四军特支书

记陈协平，在五峰县城主持召开了群众大会，宣布成立了五峰县苏维

埃政府、县农民协会和县游击大队，由易发琛任县苏维埃政府主席，

朱西元任县农协主席，杨善成任县游击大队队长。五峰县苏维埃政府

的建立，对湘鄂边根据地的稳固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1930 年 5 月，湘鄂边已由鹤峰、桑植发展到石门、长阳、巴东、

建始、五峰、宣恩、恩施等县的部分地区。鹤峰中心县委召开了有上

述各地代表参加的鹤峰县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和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

会，决定领导贫苦农民开展土地革命。会后，根据地展开了如火如荼

的土地革命。各地团防、土劣，为挽救其即将覆灭的命运，疯狂进行

反扑，一些混进革命队伍的投机分子也“反水”作乱。根据地军民在鹤

峰中心县委的统一领导下，五路指挥部、独立团、边防军、游击队、

赤卫队紧密配合，奋起反击。6 月 14 日．鹤建巴五特区农会也向所

属各乡发出通令，号召群众加紧战备，支援前线，以夺取湘鄂边根据

地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

湘鄂边游击战争的胜利开展和红四军与红六军在公安胜利会师，

促进了湘鄂边根据地革命的蓬勃发展。根据地进一步扩大到西起宣思

的椿木营，东至石门的磨岗隘和五峰的蒿坪，北抵巴东、长阳、建始

之清江，南迄桑植的苦竹坪和慈利的竹叶坪，纵横两、三百里。根据

地内，党的组织建设和政权建设日益加强；革命武装力量继续发展；

69

土地革命运动也相继展开。经济、文化等项建设也随着根据地的逐步

巩固而积极实施。湘鄂边革命根据地的形成与发展，与洪湖地区革命

根据地相呼应，为形成整个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创造了重要的条件。

70

第三章 鄂西特委的重组 红六军及洪

湖根据地的建立和初步发展

第一节 鄂西特委的重组和洪湖地区的游击战争

一、鄂西特委的重组及各县党组织的整顿

1928 年 4 月以后，湘鄂两省各派军阀之间的争斗趋于缓和，并

转而联合起来向革命力量进攻，给湘鄂西地区的革命斗争造成了很大

的困难。

桂系军阀在“湘鄂战争”中获胜后，坐镇武汉，控制两湖。以张知

本为主席的国民党湖北省政府一成立，便拼凑以胡宗铎为督办、陶钧

为会办的“清乡替办公署”，令十九军镇守武汉，十八军分兵各县“清

乡”，加紧镇压革命运动。其部署是：划沙市以下各县为“鄂中清乡区”，

派十八军所属严俊部驻守；沙市以上为“鄂西清乡区”，由独立第五师

刘和鼎部驻扎，另划“施鹤清乡区”，进驻马文德旅。此外，川军分驻

巴、兴、归。除正规军外，还收编各地土匪、流氓为“保卫团”和“保

安队”，遍布大小集镇和重点乡村，督令加紧训练并配合正规军推行

“十家连坐”法，日夜“清乡”，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时局日

趋险恶。

此时，鄂中区因盲动主义影响较深，所属的汉川、沔阳、天门和

京山等县委，不注意隐蔽，遭到较大损失。邓赤中，肖仁鹄指挥的鄂

中特委的武装，和彭国材、熊传藻、王尚武带领的监、沔小股游击队，

在洪湖，大同湖及沔西一带与敌军、民团顽强搏斗，终因敌众我寡，

多次受挫。加上游击队得不到补充，斗争越来越艰苦。原鄂中南区的

石首、公安、监利和潜江，党组织较有力量，武装斗争基础较好，但

缺乏强有力的统一指挥，致使公安革命军第四师惨遭敌军打击，杨荣

祥、樊学赐先后牺牲，只剩几十人枪，由邹资生带领突围到达石首。

71

曾经声势浩大地开展群众运动的江陵龙湾区，遭到敌人残酷镇压，刘

赤声等负责人牺牲，力量损失很大。原在石、华边界活动的吴仙洲、

屈阳春、段玉林、朱祖光等各小股游队，经多次作战，损失很大，余

部转至白露湖畔，与江陵陈香波部会合，但人少力弱，难以发展。鄂

西特委在张计储、曹壮父主持下于 4 月中旬在宜昌召开了鄂西党第一

次代表大会（据与会者沈德纯、黄杰回忆，大会在江陵的岑河口召开，

后因敌情紧急，迁到监利和公安，继续开完。），制定了工作计划，但

特委机关不健全，难以照及各方面工作；所属的江陵、宜昌、荆门、

当阳和远安等县党组织，虽大部存在而力量甚弱，未能开展有力的斗

争；松滋、枝江、宜都边界饥民的“吃大户”斗争未能发展为武装起义；

6 月中旬，松滋县九岭岗近千人的农民自卫大队，在县委的领导和总

指挥张波臣的率领下，举行九岭岗起义，宣布成立县革命政府，并取

得了攻打西斋、石牌的胜利，但不久遭敌重兵包围，损失惨重，趋于

失败。基础较好的南华安特委，因敌人残酷“清乡”，与各县委失去了

联系，无法指挥，致使“游击战争虽已开始，但不是群众有力的斗争，

又缺少有力的领导（《湖南省委对于南华安工作决议案》，1928 年 6

月。）。这些情况说明，鄂西、鄂中及湖北一带的党组织和游击队的组

织，都亟待整顿和充实。

在此困难关头，湘西北特委书记周逸群于 4 月底自湘鄂边返抵石

首。在同石首、监利等县委或鄂西特委取得联系之后，针对敌军在公

安、石首大举“清乡”的形势，提出集中各地赤色武装，避实就虚，向

洪湖区域活动的主张。随即率领在江、石等地坚持斗争的段玉林、邹

资生和朱祖光等部，向监、沔转进，会合邓赤中、肖仁鹄，彭国材、

王尚武等领导的鄂中游击武装，于 5 月 20 日攻克沔南重镇峰口，全

歼敌保商团，获连枪 18 支、银洋 3000 元。然后召开了群众大会，处

决了一批土劣，并将没收的部份财物分给了劳苦群众。随后，部队主

动撒至洪湖沿岸话动。敌十八军闻讯，派一个营会合监、沔两县团防

72

包围洪湖。鉴于敌我力量悬殊，周逸群便将部队迅速转往沔西拖船蟑

（现属潜江）一带，以避敌锋芒。敌人又联合潜江团防对沔西取包围

态势。此时，这支赤色队伍已有枪百余支，力量较集中，但还不能与

大股敌人作正面抗击。因此，当敌人逼近沔西时，周逸群主张不予死

守，为保存力量，应经江陵向敌人“清乡”势力较弱的荆门、当阳、远

安一带开展游击战，相机消灭敌人，壮大自己。但鄂中特委负责人提

出“沔阳武装不离开沔阳”的意见，“石首，公安的同志(也)要求回家乡

去革命”（《鄂西游击战争的经过及其现状》．1930 年 5 月．），难以统

一行动。周逸群便率领公、石、华等游击队返石首。留在沔西的鄂中

游击武装，在强敌围攻下，只好埋掉长枪而分散隐蔽活动。回到石首

的游击队，也因环境险恶，改编为一个大队和一个特务队，大队下辖

三个中队分散活动。第一中队赴华容，第二中队到监利，第三中队在

石首，坚持游击活动，出其不意地骚扰和打击敌人。另将宜昌的武装

编为特务二队，转往宜都一带坚持斗争。后来，游击大队遭到损失，

便将一、二两中队合编为特务大队，由邹资生率领，再次转到洪湖沿

岸的监、沔边界，依赖芦苇丛生、港汊交错的有利地形，昼伏夜出，

打击土豪劣绅或袭击小股敌人，在极端险恶的白色恐怖下，与彭国材

等领导的小股游击队相呼应，坚持着艰苦卓绝的斗争。

5 月底，设于沙市的鄂西特委机关遭敌破坏，张计储等领导人牺

牲。周逸群闻讯，赶到沙市，组织临时特委，并将特委机关迁至宜昌，

继续领导各县党组织和游击武装，开展对敌斗争。约于 7 月上旬，湖

北省委派万涛至宜昌，会同周逸群，正式重组鄂西特委，由周逸群、

万涛分任正、副书记，曹壮父、钱定生、屈阳春、郑炽昌、邹资生、

段德昌、徐国元（即徐国炎）、杨景堂等为委员。至此，鄂西特委的

领导力量，得到了加强；更有力地推动鄂西游击战争的发展。

重组后的鄂西特委，在敌人残酷“清乡”，各地党、群组织遭受不

同程度的破坏以及游击战争迟滞的严重情况下，进行了党组织的整顿

73

与建设。思想政治上，特委认为，自 1927 年冬以来，“左”倾盲动主

义对鄂西地区革命斗争的恶劣影响，尚未清除。有的党组织，在“有

二个动二个，有三个动三个”和“无动不暴”的错误思想指导下，仍然

采取脱离群众的单纯报夏、不断暴动的方针．致使党组织大部分暴露

而遭敌摧残，游击武装也一再受挫；不少干部缺乏政治训练，斗争经

验不足，不知道依靠和发动群众，不懂革命斗争的策略；有的只图一

时的简单报复行动，实行毁灭城镇和无目的的烧杀政策，结果，少数

“勇敢分子”的行动，不仅未能有效地打击敌人的恐怖统治，反而招致

群众的反感；农民出身的党员中狭隘的地方观念，妨碍着革命队伍的

统一指挥，党和群众组织之间，也出现了党包办一切的错误倾向。对

此，特委和周递群一面请求中央下达指示，帮助鄂西党员深刻认识上

述问题的错误与危害；一面指示各级党部，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提高

思想和政治水平，清除“左”倾盲动主义的影响。

在组织上，特委决定改组各县委，重新登记党员和发展新党员，

恢复和整顿各级党和群众组织。为避免急躁情绪和草率从事，坚持把

组织的恢复、整顿同克服盲动主义影响结台起来；要求各级党部除认

真纠正错误之外，要制定切合实际的斗争方案，避免大而空的“大块

文章式的计划”（ 曹壮父：《鄂西报告》，1928 年 8 月 17 日．）。经过

一个阶段的努力，至 8 月间，宜昌、江陵、宜都等县委已经或正在改

组，各有 10 余支部，并与特委发生了密切关系；巴东、秭归、兴山、

荆门、远安、监利等县党组织，有的保持党员三四百人（监利），有

的保存几个支部（荆门）或四五十人，也有的是新建的组织，但均与

特委建立了联系；石首、施鹤、松滋、枝江和长阳等地，党员恢复百

余至 300 余人左右，虽因敌人阻隔或暂缺干部而未与特委直接来往，

但很快便可建立联系；只有公安、当阳和五峰等县因严重的白色恐怖

统治，党组织难以立足，尚待忮复。总的来说，鄂西各地党组织在逐

步的恢复和巩固。其中监利党组织保存得最好，在引导发动群众方面

74

成绩显著，已有七八千群众在党的指挥下进行斗争。

鄂西特委和周逸群克服了旧特委不重视城镇工作的缺点，在抓紧

农村游击战争的同时，采取了城镇与乡村工作兼顾的方针。对农村，

指出了只满足于没收地主土地归原佃户耕种，而不实行分配的毛病，

强调凡游击队控制的地区，不论是一个乡还是一个村，都应设法实行

土地分配，以调动广大贫苦农民的革命积极性。对宜昌、沙市等市镇，

在整顿、巩固原有工人支部的同时，积极在人力车、打包厂、码头等

工人中秘密发展党员，并公开建立一些灰色的团体，团结群众开展经

济斗争，。以逐步壮大革命力量。鄂西特委的这些措施与斗争，从政

治和组织上为有力地开展反“清乡”斗争创造了条件。

二、洪湖地区反“清乡”和游击战争的开展

鄂西特委在整顿、恢复各地党组织的基础上，以主要的精力，指

导了包括鄂中区及南华安等地在内的洪湖区域的反“清乡”和游击战

争。

鄂中区各县的反“清乡”斗争极为艰苦，其中尤以沔阳为甚。1928

年夏，敌十八军严俊部和新三旅驻沔“清乡”，联合大土劣杜星樵和大

湖霸张泽厚等人，勾结土匪头目李伯岩、陈厚堂，搜罗流痞散勇 700

余人，枪 200 多支，组成“沔阳县清乡保卫总团”，由国民党沔阳县长

何翔和李伯岩分任正副团董，陈厚堂任大队长，以沔南重镇峰口为中

心，分驻县城、府场、戴家场、小沙口、白庙和汉河口等地，配合敌

正规军，日夜大“清乡”。铁蹄践处，人民苦不堪言；汪家岭附近的陈

家台，除一户富农外，其余 56 人全遭活埋；拖船埠和段家场 400 余

户被化为灰烬；周何家湾被焚毁房屋 270 多幢；南林口、施家港等地

化为焦土；戴家场、府场、葫芦坝、谢仁口、小沙口和简家口等地农

民，受害尤深。

鄂中特委此时与湖北省委失掉联系，它所领导的武装，因遭到严

75

重损失而分散隐蔽。特委书记刘西（也称刘熙、柳西）在赴省委途中

被捕牺牲。肖仁鹄赴上海找党中央，由邓赤中代理特委书记。尔后，

邓赤中虽又筹建了一支数十人枪的游击武装，并且取得连续袭击野麦

垸和藏家场团防的胜利，但由于力量单薄，难以发展。彭国材领导的

短枪队虽不时绐敌人以打击，但规模很小，对敌人威胁不大。沔阳县

委因失掉较强武装力量的支持，又不注意隐蔽，加上叛徒出卖，屡遗

破坏，县委书记樊松茂（即兰秀中）、委员陈墨香等先后壮烈牺牲。

在此情况下，刘绍南和娄敏修各自在沔南与沔北组织临时县委。合并

后，再经波折，由娄敏修继任书记。七、八月间，鄂中特委负责人邓

赤中，鄂中游击纵队党代表刘镜珊以及沔阳县委委员刘绍南、王晓芗

等领导人接连牺牲。邓赤中在白庙临刑前，对两名叛徒怒斥道：“我

死不足惜，但共产党三个字你们要记得！”刘镜珊被打得遍体鳞伤，

仍写下“吾辈冷眼观螃蟹，看你横行到几时”的诗句。刘绍南面对李伯

岩的利诱和酷刑，冷笑怒骂，泰然自若，写下丁《回答敌人审问》和

《壮烈歌》等不朽的英雄诗篇后从容就义（李玉珍．《我所知道的刘

绍南烈士》．1975 年元月口述．）。年过半百的王晓芗屹立在仙桃镇刑

场上，朗声即赋一首五言绝旬：“我自有主张，碧血达上苍；他年红

满地，家祭慎勿忘！”披肝沥胆，激昂悲壮，在场群众，无不潸然泪

下。

这种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英勇精神，永远留在洪湖地区人民的

心中。

此时的鄂西及鄂中南各县也展开了激烈的、反“清乡”斗争。在湘、

鄂敌正规军的压迫下，各地党的组织和游击队的斗争环境极为困难。

邹资生、段德昌、彭国材和王尚武等带领的各支游击队，按照逐步推

进、相机歼敌的原则，组成精干的特务队，利用江河湖汊及茂密的芦

苇、柴林作掩护，昼伏夜出，打击零散的小股敌人，先后歼灭了一批

罪大恶极的团防武装的头目和地主恶霸。各地党的组织也一直带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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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坚持对敌斗争。在鄂西各地，“凡有党的组织之处，均有民众组织。

宜昌以下各县，均有农民委员会之组织。”“宜昌以上则有神兵之组

织”，正在党的瓴导下开展“经济斗争”（《鄂西特委的报告》，1928 年

9 月 19 日．）。据统计，这时的鄂西地区，有党员 2000 人左右；还有

广大的青年团团员散布各地，配合党的基层组织开展对敌斗争。然而，

值此南方各派军阀之间比较统一和稳定之际，敌我之间的力量对比十

分悬殊，在强敌攻击下，鄂西地区的反“清乡”斗争与游击战争又遭到

了很大的损失。石首县游击队的领导人吴仙洲等 12 人先后壮烈牺牲；

公安县涂郭巷区委书记马俊才和党员、群众共 300 余人遭敌杀害，南

五洲的刘家台变成了“寡妇台”；松滋县九岭岗共产党员和农会骨干 55

人先后被敌人枪杀，130 余户的房屋被烧成一片废墟；当阳县委书记

李超然和坚持荆、当边游击斗争的挺进大队战士 120 余人壮烈牺牲；

南华安特委书记刘国富和团委书记周金锐等十余人被敌杀害；其他各

县惨遭杀害的干部和群众难计其数。

然而，在形势及其严重的时刻，湖北省委却不顾主、客观方面的

实际情况，发出了举行普遍的、更大规模的新秋收暴动的指示，要求

鄂西数县成为全省“五个苏维埃割据区域”之一。这种脱离实际的过高

要求，无疑是前段盲动主义倾向的继续。对此，周逸群按照党的组织

原则，一方面于 8 月间参照省委的文件草拟了一份关于鄂西地区新的

秋收暴动计划，呈报省委，并决定于 9 月 1 日召开特委扩大会议专门

讨论这个问题；另一方面趁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的机会，详细向

中央陈述了特委对湖北省委秋收暴动计划的看法。周逸群于 9 月 19

日在上海给中央写的《鄂西特委的报告》中指出；当前鄂西地区党组

织主要任务是反“清乡”斗争，因而，新的秋收暴动要从鄂西地区的实

际情况出发，与反“清乡”任务结合起来。如果此时军阀间又爆发新的

混战，则鄂西下游一带举行普遍的大暴动，乃至于形成若干个革命割

据区域，是有可能做得到的。然而，目前的严酷现实是，敌大批正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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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反复厉行“清乡”，各地党的组织尚且难以保存下来，在此状况下，

岂能举行城乡普遍的大暴动和实现以城市为中心的割据区域呢？周

逸群向中央建议，目前鄂西地区多数县市，以引导广大群众开展小规

模的经济斗争为宜。党中央实际上采纳了鄂西特委的这一建议，并明

确地指出：“要在秋收时期在鄂西创造几县的苏维埃区域”，“是过份

的估计”，但鄂西特委要抓住秋收期间阶级矛盾尖锐的机会，领导群

众开展抗租、抗债等斗争，扩大土地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的宣传，发展

党的组织和群众组织，在城乡开展士兵运动和反帝运动，推动城镇下

层小资产阶级的反军阀斗争，以形成斗争的新高潮（《中央致湖北省

委并转鄂西特委的指示信》．1928 年 9 月 24 日）。

这期间，鄂西特区范围扩大，管辖原鄂中南及鄂西 23 个县。南、

华、安三县也因特委遭敌摧残，以及历来跟鄂西的密切联系，由湖南

省委划归鄂西特委统一指挥。特委一面从实际出发，指导各县委在反

“清乡”、反军阀统治的目标下，在农村发动抗租、抗债斗争，运用各

种形式继续组织、发动群众；另一方面则开展城镇职工运动，并以“民

权社”、“民权大同盟”、“反苛捐杂税委员会”等各种民众团体的名义，

运用文字、讲演等手段，揭露新军阀的黑暗统治，广泛发动各阶层群

众投入斗争。在此方针指导下，宜昌曾以“小商人联合会”及“工会代

表会”等名义散发传单，提出群众最迫切的政治经济要求。这些做法，

不但深受基本群众的拥护，而且获得中小商人的同情。特委还要求活

动于监利、石首、华容等地的各支特务队、游队为支持、保护群众性

的斗争，继续采取昼伏夜出、秘密行动的方针消灭敌人，并把撒传单、

贴标语等政治攻势同武装行动结合起来。在监利和沔阳，于阴历 8 月

15 日发动了大的“骚动”，打击了敌人。华容东山等地的游击队，运用

“敌来我飞，敌去我归”等朴素的游击战术，机动灵活地与敌人周旋，

使敌人疲于奔命。长阳新建立了数 10 人的农民武装，痛击了窜犯该

县的土匪杨超，镇压了大土劣向作哉，沉重地打击了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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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鄂中特委，由于邓赤中等人牺牲而不复存在。所属的沔阳、

汉川、天门，京山等县党组织得不到上级的指示。为此，天门县委书

记陈适华赴省委汇报；沔阳县派谭翰藻找到了鄂西特委。周逸群除提

出重组鄂中特委的意见外，还向他们提供了中央及省委有关文件。沔

阳县委便会同监利、汉川等县委，着手恢复新堤市委和鄂中特委的工

作，（除新堤市委后由省委直接领导外，鄂中特委没有恢复。1929 年

2 月成立汉川中心县委前，沔阳县的工作，实际上在鄂西特委指导下

开展，划归汉川中心县委领导之后，也仍与鄂西区密切联系，共同开

展游击战争。）并领导所辖的几个特务队、游击队在监、沔地区活动。

沔阳武装胜利地袭击了杨林尾、小港、珂理湾等地团防，于大同湖畔

建立了郑道湖和蔡小沟两个乡苏维埃政府，恢复了一些区、乡的农会。

监利游击队先后在尺八口、杨坡瞳等地胜利打击了监、石、华、公的

敌保安团。

敌人对于洪湖地区反“清乡”斗争的步步开展大为惊恐，便加紧了

对革命力量的新进攻。不久，鄂西特委副书记万涛在华容被捕；监利

县委书记熊传藻于大“骚动”中“失踪”；各县亦有不少干部惨遭杀害。

敌十八军为了剪除异己和欺骗群众，增加两个团兵力，分驻于沔阳县

城、峰口镇和仙桃镇一带，由团长云腾召集全沔豪绅会议，策划阴谋，

密令捕杀李伯岩、陈厚堂等人，收编其余部，并派人四出讲演，说什

么监沔人民之苦难，皆土匪李伯岩、陈厚堂部之所为，二害不除，民

无宁日。杀害李、陈后，又四处张贴布告，一面为土豪劣绅开脱罪责，

一面扬言；“李陈二匪已除，良民均应安居乐业”，“青年知识份子凡

误人共党者，一律准许投诚自首，既往不究，并按材录用”（杨光华：

《回忆录》），等等，借以欺骗群众，引诱动摇分子脱离革命。紧接着

强化“十户联保”、互相株连的“保甲制”，实行“梅花桩”式的反复“清

乡”，大肆捕杀焚掠，其凶残暴戾，罄竹难书。在此形势下，优秀党

员、沔阳南区区委书记杨先洲和委员谢邦栋等英勇牺牲；县委书记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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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修等人赴潜江“避风”。沔南区虽发生了乔在炽、王康普、刘柴等少

数动摇分子向敌人自首变节事件，但彭国材、许炎生（即栩栩）、李

铁青、卢先瑚、胡幼松、赵文允，万宪武等大批党员却硬如精钢，洁

如白璧，依靠党组织和广大群众，继续进行英勇的斗争。

这年初冬，敌人“清乡”活动逐步减弱。各县党组织乘机整顿和发

展力量。基础较好的监利县党组织，在四周白色恐布统治，不少地方

党组织塌台的情况下，始终坚强地屹立着，这时更积极活动，痛击敌

人。沔阳东区和北区党组织，发动群众进行了一定规模的武装斗争。

沔阳游击队长彭国材指挥队员干净利落地消灭潜、沔交界的谢家场水

上哨卡的 12 名敌人，使这个赤白区间的水陆要道得以畅通无阻。与

此同时，活跃在石首小河口、毕家铺一带的游击队，由段玉林、朱祖

光等率领，相继打垮了调关、焦山河、五谷庙等地的团防，游击队发

展到 150 余人；不久，又获得袭击高基庙团防的胜利。由陈适华任书

记的天门县委仍带领群众开展斗争，并指派吴新武到洪湖组建了 7 人

的短枪队，经短期训练后回到天门，处决了群众最痛恨的花台保卫团

董，改由地下党员张凤鸣继任，把这支民团武装改变成为天门县委所

掌握的队伍。

由于各游击队和广大群众的英勇斗争，也由于蒋、桂军阀之间的

矛盾日趋尖锐，形成了有利于鄂西各地革命斗争继续发展的条件，宜

昌，江陵等县委分别筹办了《宜昌通讯》和《江陵通讯》等刊物；鄂

西特委散发了《告同志书》、《民众宣言》和《告团士》等印刷品。江

陵和宜都两县组织了“年关斗争指导委员会”，部署新的群众斗争。邹

资生、段德昌、彭国材等领导的游击队及在洪湖沿岸活动的监、沔游

击队，段玉林等领导的在白露湖四周活动的江、石游击队，均得到不

同程度的发展。此外，华容和石首交界的东山，天门的沉湖和汉川的

刁汊湖畔，以及宜都，长阳等地，均有小股游击队、短枪队或特务队

以及赤卫队等武装，坚持着顽强的斗争。特别是东山、洪湖，大同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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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沙湖、白露湖等处．均已形成若干小块较为稳固的赤色根据地或较

大面积的游击区域。鄂西地区的革命形势，自此日趋好转。

1928 年 12 月初，鉴于鄂西特委成员曹壮父已调湖北省委工作，

万涛等已获释归来，为适应新的斗争形势和加强特委的领导力量，周

逸群主持召开了特委会议，总结了鄂西工作，并向党中央提出了调整、

充实特委成员的建议：由周逸群、王玉山，万涛三人为常委，刘人镜、

邹资生、郑炽昌三人为候补常委，邓仲阶、刘继汉、屈阳春、李盛文、

柳霞峰等为委员，以周逸群为书记，王玉山为副书记（《鄂西特委给

中央信》1928 年 12 月 5 日。名单中的“刘人镜”，即熊传藻。熊在监

利“骚动”后，在洪湖畔隐蔽了一个时期．随后与鄂西特委取得了联系，

被提名担任特委候补常委，不久被敌逮捕．1929 年元月壮烈牺牲于

益利尺八口．）。会议还拟定了翌年初召开鄂西党代会或特委扩大会议

的计划，为迎接新的斗争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必要准备。

第二节 党的“六大”决议的贯

彻和洪湖根据地的形成

一、鄂西特委第一次扩大会议的召开，党的“六大”决议的贯彻

鄂西地区的革命斗争，于 1929 年舂以后，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这与党的“六大”决议的贯彻，有着密切的联系。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于 1928 年秋至翌年春，

在鄂西地区的党组织中传达贯彻，有力地推动了这一地区革命斗争的

发展。 ．

还在“六大”决议贯彻前，鄂西地区的各级党组织就已大部恢复；

农协和其他群众组织也在积极恢复和发展中；特别是游击战争的开展

和若干小块根据地或大片游击区域的出现，为苏区的形成奠定了初步

81

的基础。但是，另一方面，党内盲动主义影响并未清除，有的又走向

另一极端，由盲目暴动变为“不动”，出现了所谓斗争“和平发展”的错

误倾向；各游击队因战斗频繁未及休整，组织形式和规模难以适应斗

争发展的需要，亟待整顿、充实和发展；群众性的组织及其斗争，亦

需巩固和提高；各地革命政权尚未普遍建立；土地革命亦未认真实行。

在这关键肘刻，党的“六大”决议，以及井冈山斗争的情况和经验，相

继在鄂西地区传达与贯彻，其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鄂西特委为了贯彻“六大”决议和中央指示，总结工作，发展游击

战争，普遍建立苏维埃政权和实现土地革命，创建赤色根据地，于

1929 年 3 月 6 日至 7 日，在江陵县沙岗召开了鄂西特委第一次扩大

会议。宜昌、江陵、公安、石首、监利、荆门、远安、长阳等县组织

均派代表出席。会议着重传达了“六大”的决议以及中央的指示，进行

了两昼夜的认真讨论，通过了各项决议。其主要内容是：

第一，加强城市工作，尤其要发展工人运动。要以宜昌、沙市、

沙洋、新堤、监利、藕池、江口等工人区域为中心，开展工作。

第二，积极发展各种群众组织，把广大工农群众团聚在党的周围，

纠正过去只有党组织而没有群众组织的错误。

第三，健全地方党委及所属各部和各委员会，实行集体领导，分

工负责；并注意提拔工农党员骨干充实党的各级领导机关。

第四，进一步纠正“左”倾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的错误，并防止各

县所谓“和平发展”的新错误倾向。

第五，加强对群众经济斗争（如吃大户、分豪绅的谷米等）的领

导。

第六，正确运用党的“六大”决议精神，发展游击战争。为了发展

游击战争，划江陵、公安、石首、沔阳、监利、潜江、南县、华容、

安乡等县为第一游击区；施鹤七属为第二游击区；秭归、巴东、兴山

等县为第三游击区。松滋、枝江、宜都、荆门、当阳、远安等县因故

82

一时不能开展游击战争，则应加强群众的斗争，以便互相呼应，彼此

支持。各区的游击战争发动后，应向该县扩大。

第七，为健全特委领导机构和加强对各县工作的指导，决定除原

特委成员周逸群、万涛两人外，补充 7 人，即钱定生（江陵县委书记）、

屈阳春（石首县委书记）、郑炽晶（前宜昌县委书记）、徐国元《亦称

徐国炎，宣都县委书记）、邹资生（游击队第一大队长）、段德昌（前

公安县委书记，现游击队第二大队长）、杨景堂（监利三区区委书记）；

井以周逸群、万涛、钱定生、屈阳春、郑炽昌 5 人为常委，周逸群为

书记；万涛为副书记；徐国元、邹资生二人为候补常委；段德昌、杨

景堂二人为候补委员。还决定郑炽昌为秘书兼组织部长，万涛兼宣传

部长，钱定生为工委书记，屈阳春为农委书记，邹资生为军委书记，

段德昌为妇委书记。

特委的这次扩大会议，由于贯彻了党的“六大”的决议精神，明确

了“六大”提出的《十大政纲》，领会了游击战争的任务不仅是打仗，

而且要做群众工作，认识了应克服的缺点和错误，组织上健全了特委

领导机构，因而，从政治上和组织上为洪湖革命根据地的形成提供了

重要的保证。

会后．特委一面写信给贺龙领导的湘鄂西前委，传达党的“六大”

决议和特委扩大会议精神；一面派巡视员赴各县传达贯彻。除巴、兴、

归地区因川军刘湘东下，交通阻隔而联系较差外，荆江两岸各县，特

别是江陵、石首、沔阳、监利、华容等县已被游击队控制的区域，传

达较为深入。“六大”提出的《十大政纲》和土地革命纲领，“六大”拟

定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新军闽”、“实行土地革命”和“建立

苏维埃”等口号，或抄写于墙壁、树干上，或用红绿纸写好贴满村镇

和交通要道，或印成传单四处散发，使广大党团员、游击队战士和工

农群众深受教育和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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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洪潮游击总队的建立和根据地的形成

鄂西特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召开前后，正值军阀混战日益加剧。先

是，1920 年 2 月，蒋、桂军阀间矛盾激化，桂系发动了逼走湖南省

政府主席鲁涤乎的“湘省事件”。3 月下旬，蒋、桂战争爆发，蒋系军

队向武汉和湖南进逼。原驻鄂中各县的桂系十八军，外调与蒋军作战。

致使鄂西地区除马文德旅尚有一个团驻施鹤，独立第五师刘和鼎部仍

驻宜、沙外，其他反动武装均系地方民团，力量大为减弱。这就在客

观上为游击战争的发展造成了有利的条件。

这时，鄂西特委首先在洪湖地区组建了鄂西游击大队。特委决定，

原在江、石地区活动的游击武装编为第一中队，由段玉林、彭之玉领

导，以江陵沙岗为中心开展游击战争；原在监、沔活动的游击队编为

第二中队，由段德昌、王尚武和彭国材指挥，活动于洪湖沿岸的狮子

河、吴新场、瞿家湾、刘家场、柳关和剅口等地。

特委组建的鄂西游击大队，是一支新型的人民武装。游击队员多

出身于贫苦农民或渔民，干部多成长于实际斗争中，经验丰富；部队

党员多，党团组织较健全，实行了党代表制度，并建立了各级士兵委

员会；部队纪律严明，军民关系密切，战士们经常帮群众收种庄稼、

挑水扫地，群众亦为部队解决食宿，站岗放哨，救护伤员，传递情报。

因此，扎根于群众之中的鄂西游击大队，朝气蓬勃，敢打敢拼，富于

牺牲精神，在艰苦的游击战争中，得以不断成长壮大。游击大队成立

后，在特委和周逸群等指挥下，活跃于荆江两岸，有力地打击敌人。

3 月间，在江陵、石首、监利三县范围内同时发动游击战争，17 天打

21 仗，均获胜利。虽然牺牲了一些干部，尤其是沙岗一战，特委军

委书记邹资生不幸牺牲，损失巨大，但战果显著，游击队声威空前提

高；而且在农村建立了革命政权，没收了土豪劣绅的田地，交给佃户

耕种，使革命斗争向纵深发展，得到了大多数群众的拥护。

接着，第一中队开赴石首，在江北冯家潭子和江南河口镇群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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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下，夜渡长江，打垮了路过桃口之陈家典团防，获枪 10 余支；

接着又痛击了石首县团防袁福阶控制的神兵，攻占了屯子山和沙岭子

等要地。石首城内之敌闻风仓惶逃往公安。游击队连夜进占县城，缴

获步枪 180 余支；并且召开群众大会，镇压了反动官吏，宣传了土地

革命政策，将没收土劣之粮食和财物分给了劳苦群众；从监狱中救出

被捕党员和群众 70 余人。此次胜利，更壮大了游击队的声威，群众

无不拍手称快。随后，部队主动撤出，向藕池进发。途中因侦察失误，

在管家铺与敌军谭道源部遭遇，被两团敌兵包围。部队经苦战后摆脱

了敌人，但损失较大，便撤回江北根据地休整。此后，敌军纠合团防

加紧向游击队进攻。第一中队为保存力量并牵制敌人，便将队伍改编

成一、三两个中队，每中队数十人、十余条枪，分别在江陵、石首两

县农村，边游击边整顿，伺机再图发展。

与此同时，周逸群、段德昌等率领第三主队开赴洪湖，在当地赤

卫队配合下，利用港汊交错、芦苇茂密，茭牌游动的天然条件，不断

向团防和杂牌军进攻，将敌人逼到几个较大的据点内。4 月初，第二

中队由监利一区剅口出动，兵分两路，凭借东北风在洪湖中扬帆破浪，

直捣二区白螺矶。一夜之间，行程近百里，攻打了五处常练队，处死

了最反动的白螺矾土劣、天育墩“铲共团”首领李生灿，缴枪 50 余支。

旋又消灭附近若干小股团防，又缴获长短枪 50 余支。这一仗，神速

利落，威震洪湖。在此基础上，第二中队扩编为二、四两个中队。

5 月间，彭国材率领二中队和部份赤卫队，共 300 余人，兵分数

路，水陆并进，攻打监利东北重镇毛家口。镇内驻扎敌军两个连，防

守森严。彭国材令化装为“三教九流”的队员，暗藏短枪，进入镇内埋

伏；继派部份队员，卡死河湖码头；再令其余队员在各种自制火炮的

掩护下，炸毁铁丝网，砍断木栅栏，向镇内猛烈冲杀，同镇内和码头

埋伏之队员，里应外合全力夹攻。成了瓮中之鳖的敌军，仅两小时即

被全歼；长短枪百余支和其他物资尽成游击队之战利品。市民们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