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前沿》2024年第3期(总第15期)

发布时间:2024-6-09 | 杂志分类: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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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前沿》2024年第3期(总第15期)

2024 年第 3 期(总第 15 期)45能设备和社交媒体使信息的传播近乎瞬间,将每个公民都变成了传感器和记者。新技术也带来了机遇,为国家创造了更多可用的工具。网络能力为行为者提供了许多途径,以貌似合理的否认来施加影响。人工智能相对来说未经考验,但有可能被谨慎地利用来支持国家目标。此外,新兴技术可能会在揭露对手伪善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一直以来,基于规则的秩序依靠保密性和似是而非的否认而存在。然而,由于新兴技术的冲击,在今后的大国竞争中,类似的保密和伪善将难以为继。四、对未来几种可能性的预测虽然几乎不可能预测技术将如何塑造未来的全球秩序,但有几个未来可能发生的状况需要考虑。政策制定者必须为全球技术鸿沟的可能性做好准备,一些国家可以获得先进技术,而另一些国家则被甩在了后面。这种分歧可能会加剧现有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并造成新的冲突根源。政策制定者必须与其盟友和伙伴合作,确保新兴技术的好处得到广泛分享,并确保风险得到集体管理。这还包括使技术民主化,以抵消权力不对称现象。当政策制定者驾驭这些不同的未来时,他们必须理解和考虑炒作的战略重要性。他们的决策应该考虑国内受众、国际盟友和对手,常态应该是试... [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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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前沿》2024年第3期(总第1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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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第 3 期(总第 1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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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设备和社交媒体使信息的传播近乎瞬间,将每个公民都变成了传感器和记者。新技术

也带来了机遇,为国家创造了更多可用的工具。网络能力为行为者提供了许多途径,以

貌似合理的否认来施加影响。人工智能相对来说未经考验,但有可能被谨慎地利用来支

持国家目标。此外,新兴技术可能会在揭露对手伪善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一直以来,基于

规则的秩序依靠保密性和似是而非的否认而存在。然而,由于新兴技术的冲击,在今后

的大国竞争中,类似的保密和伪善将难以为继。

四、对未来几种可能性的预测

虽然几乎不可能预测技术将如何塑造未来的全球秩序,但有几个未来可能发生的状

况需要考虑。政策制定者必须为全球技术鸿沟的可能性做好准备,一些国家可以获得先

进技术,而另一些国家则被甩在了后面。这种分歧可能会加剧现有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

并造成新的冲突根源。政策制定者必须与其盟友和伙伴合作,确保新兴技术的好处得到

广泛分享,并确保风险得到集体管理。这还包括使技术民主化,以抵消权力不对称现象。

当政策制定者驾驭这些不同的未来时,他们必须理解和考虑炒作的战略重要性。他们的

决策应该考虑国内受众、国际盟友和对手,常态应该是试图控制炒作,并让盟友产生适

当的期望。然而,有些时候,炒作可以被用来战略性地与对手沟通,以刺激对手在研发上

的支出,这是昂贵和分散注意力的。应该仔细考虑这种平衡,任何试图通过炒作对我方

对手进行战略性引导的尝试都应该受到密切关注。

随着新兴技术从炒作阶段过渡到经过验证的、已获得的技术,政策制定者应该认真

考虑其采用和整合计划。具体而言,由于获得一项新技术,政策制定者应该明确联盟准

则的有效期应修改为多少年,以及对与盟友的互操作性产生的次要影响。在整合新技术

的同时,政策制定者应该仔细考虑盟友的抛弃和牵连问题。尽管可能性不大,但人们可

以想象,由于新兴技术导致的准则意外变更,一个联盟将变得脆弱。为防止盟友之间断

绝关系,在采用新兴技术时,要确保联盟准则在考虑之中。最后,新兴技术将继续影响秩

序——无论是在国家如何通过依赖关系调整,还是在技术使用的规范形成方面。

在冷战期间,秘密活动可能被用来追求国家目标。然而,技术和大国竞争的重新出

现意味着,政策制定者将不得不寻找其他方式来从事秘密行动,或切实遵守自由国际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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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的规则。政策制定者应该使用网络操作等非归因性方法来追求政策目标。此外,政策

制定者应该认识到技术纠缠(technological entanglement)的价值,因为它是国家结盟的

先兆。

随着我们在技术一体化中进入大国竞争的新时代,政策制定者必须考虑技术开发和

实施的溢出效应。尽管新兴技术确实具有颠覆国际政治的潜力,但仅靠技术难以做到这

一点。深入地考虑技术的炒作、收购和整合,需要私营和公共部门、合作伙伴、盟友甚至

对手之间的沟通。了解这一情况对于推进国家及其盟友的战略目标至关重要。

 译者评述

本文内容短小精悍,但却深入探讨了新兴技术如何影响国际秩序,主要围绕技术认

知、技术对联盟动态的影响、技术与国际秩序的关系以及未来可能性预测四个方面进行

了全面分析。文章认为新兴技术不仅是改变战争方式的关键因素,更是重塑国际政治经

济格局的重要驱动力。通过分析技术炒作、联盟动态、技术作用等方面,文章揭示了新兴

技术对国际秩序稳定性的潜在影响,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文章的创新点在于从多

维度综合分析了新兴技术对国际秩序的影响,不仅关注技术本身的发展,更重视技术在

国际政治中的实际应用和战略意义。理论上,文章丰富了国际政治和技术发展的交叉研

究,为理解新兴技术在国际秩序中的作用提供了新的视角。现实中,文章的政策建议对

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在制定战略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有助于指导各国在技术发展浪

潮中寻求国际秩序的稳定与变革。

尽管文章在分析新兴技术对国际秩序的影响方面取得了成果,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之

处。首先,文章对新兴技术的具体案例分析相对较少,缺乏具体的实证研究来支撑其理

论观点。其次,文章在分析技术炒作时,对媒体、行业观察人士和参与者的影响缺乏深入

探讨,可能忽视了这些因素在塑造公众认知和战略决策中的重要作用。此外,文章对未

来可能性的预测相对宽泛,缺乏具体的预测模型和定量分析来支撑其观点。

文章对新兴技术影响国际秩序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启发。未来研究可以进一

步关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加强新兴技术的具体案例分析,通过实证研究来验证和丰富

理论观点;二是深入探讨媒体、行业观察人士和参与者在技术炒作中的作用及其对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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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和战略决策的影响;三是构建具体的预测模型和定量分析方法来预测新兴技术对国

际秩序的未来影响;四是关注新兴技术在全球治理、国际合作等领域的应用和挑战,为

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完善和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政策建议。

【校对审核:潘顺之 谭皓宇 李源】

【责任编辑:封欣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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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安全的权衡:东南亚国家对中美技术竞争的反应 ∗

郭清水 [著] 刘添辅 [译]①

 文章导读

技术竞争是中美战略竞争的重要一环,但中美技术竞争的核心依然离不开经济安

全关系,因为安全和发展始终是相互关联的,而技术是将这种关系转化为自身优

势的决定性因素。为了在竞争中取得优势,中美两国都在团结友好国家,但处于

这场竞争中心的东南亚国家却面临着风险和机遇。中小型国家面对大国激烈的技

术竞争将会作何反应?为什么各国要在经济与安全之间进行权衡?为什么有些

国家将安全风险置于经济利益之上,其他国家则相反?是什么促使各国计算相对

回报和风险的?作者在传统的对冲(hedging)范式之上提出了部门权衡模型

(sector tradeoff model),其将精英的合法化视为考量权衡的主要决定因素和驱动

因素,在其他条件(政治多元化、内部能力、外部替代不变等因素)不变的前提

下,假定精英合法化是一个干预变量,过滤和解码给定合作或伙伴的内涵,精英

根据其国内政治基础(政治风险和收益之间的重要性权衡)对体系风险做出回应

(包括淡化或夸大风险)。文章以东南亚国家对 5G 无线技术的政策选择为例,发

现尽管东南亚主要国家都采取了对冲战略,但其中也存在差异:越南和新加坡对

冲力度明显比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其他国家要大,前者将中国公司排除在其

5G 网络之外,但却仍继续与中国公司在其他领域进行合作,而后者却优先考虑

能够促进他们增长前景并带来经济收益的伙伴关系。文章认为,各国的反应可归

因于政治定义的“经济与安全的权衡”,主要由其各自的统治精英的合法化和其

他内部属性驱动。

∗ 文章来源: Cheng-Chwee Kuik, “Southeast Asian Responses to US-China Tech Competition: Hedging and EconomySecurity Tradeoffs”,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2024, pp. 1-30.

郭清水(Cheng-Chwee Kuik),马来西亚国立大学(UKM)马来西亚与国际研究所(IKMAS)教授。刘添辅,

国政学人编译员,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专业,研究兴趣为中美关系,外交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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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维导图

一、引言

随着中美竞争的加强,中美不仅仅加强了在“高政治”的军事战线竞争(南海问题和

台湾问题),同时也拓宽了在“低政治”的非军事战线竞争,主要包括贸易、数字连接、

供应链、能源、公共卫生等。其中,技术逐渐成为这两个战线的竞争核心,并且新冠疫情

和供应链问题正在加速这一趋势。在这样的背景下,东南亚成为了中美技术竞争的关键

舞台,一方面是源于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和战略利益,另一方面源于中国的“一带一路”

倡议、基础设施建设和数字建设。文章关注东南亚各国 5G 技术的政策选择,探讨了东南

亚各国对中美技术竞争的反应。研究发现,中小型国家对华为和中国其他国家科技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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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了不同的政策:越南和新加坡限制了中国供应商在其 5G 电信网络中的影响,但允许

中国科技公司在其它数字经济中扩大业务;而东盟其他成员国则是欢迎中国 5G 供应商,

并将中国技术框架视为有利于自身经济和技术能力的机会。

作者认为,这些差异可归因于各国统治精英的政治合法化计算。统治精英需要在经

济与安全之间达到政治上可接受的权衡,以达到增强精英在国内的政治权威这一最终目

的。基于不同的经济与安全的权衡,东南亚国家的对冲战略可以被理解为“强对冲”和

“弱对冲”。越南和新加坡实施着“强对冲”,这是因为两国基于身份的合法化途径相对

突出,导致其精英倾向于夸大政治上不可接受的安全风险。相比之下,其他东盟国家实

施的是“弱对冲”,这是因为精英们更多依赖基于发展的合法化途径,促使他们优先考虑

经济利益,淡化数字的不安全性和过度依赖的风险。

二、文献回顾:经济与安全的权衡

通过对文献梳理,作者认为经济与安全的关系离不开三个话题。首先,经济和安全

问题是相互关联的,而不是独立的。一方面,安全与稳定可以促进和支持经济的交流和

增长,而经济上的成功则可以为安全与外交合作提供基础。另一方面,安全问题会影响

经济活跃性,而不平衡的经济关系则是安全脆弱性的根源等。其次,这种相互联系会在

国际层面上影响对外政策和国际政治结果。自由主义认为,广泛的经济相互依赖有效阻

止了国家间冲突,促进了对话和交流,并降低了争端升级的可能性;而现实主义认为经

济一体化既不能改善安全关系,也不能保证地区稳定,相反,安全问题往往会破坏经济

关系和经济制度化。最后,经济与安全的互动模式可归因于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以及其

他理论范式中强调的几个因素,例如,霸权秩序、利益相互依赖、生产网络、技术、身

份以及跨层次和跨领域的制度混淆。

然而,既有文献忽视了三个重要问题。第一,相对较少的学术著作系统地研究过经

济与安全之间“负面”关系,即经济与安全之间的“权衡”(tradeoff)关系。第二,很

少研究明确地确定过经济与安全中的“风险”(risk)要素,更别说详细地阐述这些

“风险”要素了。第三,几乎没有研究试图解决如何在政治精英层面上评估经济与安全

关系中“风险与收益”(risk-benefit)的权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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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理论框架:解释经济与安全的权衡

对冲(hedging)强调降低风险、保留后备选择,同时在高风险和高不确定性的条件

下寻求最大化回报。风险和回报是一体两面的,所有寻求收益最大化的行为,不可避免

地都会带来风险、缺陷和危险。不确定性越深、越广泛,风险就越大,理性行为者(指对

冲者)就越倾向于在尽可能长时间地寻求最大利益的同时,对冲感知到的风险。

风险指的是主体暴露于危险、潜在危害或损失,风险无处不在。风险是无处不在的,

它们不能被消除,而只能被减轻、管理和固定。风险是全领域的,不仅体现在安全领域

(包括传统的和非传统的),也体现在经济和政治领域的。风险是全方位的,它们是模糊

的、相对的和主观的,不是固定的也不是静态的,而是不断在规模、表现上演变的。

由于行为体和时代的不同,风险的意义和后果会在不同程度上被行为体感知,这就

是风险化(riskification)的过程,不同的风险化的过程会促使行为体采取不同的风险缓解

措施,表现出不同的对冲行为。强度对冲者通常 1)会看到不确定性中更高的风险,2)

更愿意投资于风险缓解措施,和 3)更愿意反抗强大的行为体,并在必要时放弃潜在利益。

相比之下,弱对冲者看到更低的风险,优先考虑回报最大化而非风险缓解,并更乐意尊

重强大的伙伴。

为了解释不同的对冲行为,作者在“对冲”范式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部门权衡模型

(sector tradeoff model),用以解释各国如何以及为什么进行风险与收益的权衡。部门权

衡模型将精英的合法化视为考量权衡的主要决定因素和驱动因素。具体来说,在其他条

件(政治多元化、内部能力、外部替代不变等因素)不变的前提下,该模型假定精英合法

化是一个干预变量,过滤和解码给定合作或伙伴的内涵,根据精英阶层的国内政治基础

(政治风险和收益哪个重要?),然后做出回应(包括淡化或夸大风险)。具体的框架

为:

情况 1:在所有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例如,威胁的程度,替代伙伴等),由于精英所

感知的安全风险在政治上是不可接受的,且可能破坏精英合法化途径,强对冲可能会占

上风(即强调减轻风险而不是回报最大化),此时国家在安全与经济的权衡中倾向用经

济利益换取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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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 2:在所有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例如,威胁的程度,替代伙伴等),如果安全风

险较小或政治上可以接受的,即这些风险在破坏精英合法化方面既不深刻、也不紧迫,

弱对冲方法可能会占上风(即强调回报最大化而不是减轻风险),此时国家在安全与经

济的权衡中倾向用潜在的安全问题换取具体的经济利益。

精英的合法化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从根本上说,政治和政策是关于统治精英对国内

目标选民的追求。所有的统治精英都试图通过运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合法化途径来维护、

增强和证明他们的权威和“统治权”:绩效(performance)合法性、特殊(particularistic)

合法性和程序(procedural)合法性。其中,绩效合法性通过提供发展增长或解决某些重

要问题的能力来获取;特殊合法性通过动员基于身份的情感,包括民族主义情绪、领袖

魅力和社会特殊属性(例如民族权利,宗教诉求)来获取;程序合法性则是通过符合基于

意识形态的信仰和实践(如民主/社会主义价值观、选举程序、法治、社会正义)来获取。

四、实证讨论:东南亚国家在科技竞争中的对冲

强对冲者和弱对冲者都试图通过同时采取三种相互关联的方法来减轻和消除多重风

险。第一,主动的中立性。积极表明中立、公正或不选变的立场。第二,包容的多样性,

即尽可能纳入多样化的伙伴关系。第三,谨慎的后备选择。谨慎地追求对冲措施,尽可能

长时间地培养后备选择。下图显示了四个东南亚国家灵活运用三种方法在中美 5G 竞争

中实施对冲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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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化途径决定了哪些基于政治可取性的回报将被优先考虑,哪些基于政治上不可

接受性的风险比其他风险更严重,这个过程决定了利益和风险的范围和排名,并最终决

定了它们之间的权衡。

越南和新加坡(强对冲者)选择用一定程度的潜在经济收益来换取安全最大化,主

要是因为基于身份的合法化的相对突出,促使他们各自的精英优先考虑对大国的政策独

立和商业利益自治。

在越南,越南精英们既从提供经济表现和符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叙事中获得政治

合法性,还从突出和动员越南共产党作为越南身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捍卫者的形象获

得政治合法性。这种基于身份的合法化的相对重要性表明,越南领导人无法轻易淡化与

中国相关的风险,尤其是在涉及安全和主权问题的情况下——考虑到中越历史、南海问

题以及日益增长的反华情绪,这一点尤其如此。

在新加坡,执政的人民行动党的精英们通过彰显处理该岛固有弱点的能力来证明他

们的统治权利,他们的权威主要是通过确保持续的经济增长(绩效合法化),赢得选举

(程序性合法化)和保持新加坡作为一个多元文化社会的身份(特殊合法化)获得。新

加坡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华人比例占据 76%,而中国的崛起对新加坡身份认

同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被新加坡精英视为“令人反感和危险”的。因此,这些政治担忧

促使新加坡的精英们认真对待与中国相关的数字安全和政治风险。

与之相比,其他东南亚国家则长期倾向于用潜在的安全风险换取具体的经济最大

化,这种传统主要可归因于国内原因,特别是他们的精英们强调不同的合法化途径。从

印度尼西亚到马来西亚,从泰国到柬埔寨,基于发展的合法化路径的相对突出,促使他

们的精英们优先考虑能够促进他们的增长前景并带来经济收益的伙伴关系,而不是潜在

的数字不安全。对这些国家而言,政治最大化需要经济最大化来实现,因此这些国家的

统治精英们更能深度参与中国 5G 和数字丝绸之路,充分利用外部不对称性促进内部权

威合法化。也即,这些国家的政治精英们将中国的科技公司视为机遇,以提高他们在实

现经济成果、创造就业机会、提高国内开发新增长引擎的技术能力。

五、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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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主要有三个发现。首先,同样采取对冲战略,各国倾向于采取不同的对冲力度。

越南和新加坡对冲力度更大,它们在 5G 建设上排除中国供应商并培养更多的后备选项;

而其他东盟国家对冲力度更小,在保持多样性的前提下积极与中国公司合作,最大化发

展利益的机会。

其次,不同的对冲力度反映了各国对经济与安全的权衡的不同反应,强对冲者在经

济与安全的权衡中优先考虑安全,而弱对冲者则优先考虑经济。

最后,对冲和部门权衡的差异反映了精英内部不同合法化途径。合法化推动并限制

了精英们对风险和利益的评估,促使他们做出不同的经济与安全的权衡。基于相对突出

的身份合法化途径的越南和新加坡倾向采取强对冲,保持警惕的经济安全贸易。相比之

下,以发展为基础的绩效合法化促使其他东南亚国家持相反观点,它们自愿通过淡化可

能的数字风险和发展依赖以最大化经济利益。

除了上述理论意义外,这些观点也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面对中美给予的选择,中

小型国家不会仅仅考虑“加入或不加入”的两个方案,而是根据国内精英的需求,以选择

性和混合的方式对中美竞争做出回应。无论其对冲力度和权衡类型如何,东南亚国家对

5G 数字连接的政策选择不是站在或反对任何一边,而是最大限度地提高自己在国内的政

治和发展需求。

 译者评述

文章聚焦于中美科技竞争下东南亚国家的不同对冲选择,并且提出从精英阶层的合

法化途径来解释不同类型的对冲行为。各国精英阶层对国际关系中的风险有不同认知,

当精英所感知的安全风险会损害其合法化途径,精英会在经济与安全的权衡中强调安全,

其表现为强对冲;当精英所感知的安全风险并不对其合法化途径产生紧迫影响,精英会

在经济与安全的权衡中强调经济,其表现为弱对冲。文章试图解释小国对冲力度的差异

及其背后的动因,为大国的政策制定者提供同小国交往的合理路径;与此同时,文章从

还原主义的视角分析对冲力度的差异,将其归因为统治精英的合法化路径不同等内部属

性差异,提出了解释对冲战略的重要视角。

文章也有其不足之处。首先,文章主要从政治精英合法化需求角度解释东南亚国家的

对冲战略,但这种单一视角可能忽略了其他潜在重要因素,如社会民意、企业利益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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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压力等。此外,尽管文章提供了一些政策选择和背景分析,但缺乏具体的数据和统计

分析来验证所提出的假设和结论,这使得研究结果的说服力有所降低。

基于文章的研究和结论,未来的研究可以从多个角度展开。第一,探讨东南亚国家在

除了 5G 领域以外的技术对冲,比如半导体、人工智能等。第二,探讨除了经济与安全之

间的权衡外,统治精英在进行对冲时还会进行何种权衡,比如环境保护、公共健康等。第

三,精英合法化如何与其他内部属性交叉以塑造国家的外部选择,如精英间政治、官僚

政治、特殊利益、地方机构等。

【校对审核:曾庆鸣 杨溢文 施榕】

【责任编辑:严瑾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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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地缘政治“回归”? ∗

卡斯滕·尼克尔 [著] 秦子宁 [译]①

 文章导读

近期,国际政治中的地缘政治“回归”成为国际关系讨论的热点。地缘政治“回

归”的概念最初由欧盟提出。由于近十年来全球各地区冲突不断,俄罗斯与乌克

兰爆发了严重的政治危机和军事冲突,致使欧盟开始重新重视地缘政治问题。欧

盟委员会相继提出“地缘经济欧洲”和“地缘政治欧洲”的概念,意图团结各国

的力量更好应对来自特定地理空间和方向上的政治经济威胁。2022 年俄乌冲突

的爆发,进一步刺激了全球对于大国竞争和地缘政治冲突的担忧,地缘政治“回

归”逐渐成为现实。除了政治军事等高政治领域的地缘政治冲突,“地缘政治”也逐

渐超越了原有的范围,与其他各领域结合起来以描述当今各领域的安全化趋势以

及大国竞争的现实,基础设施地缘政治、科技地缘政治、矿产地缘政治乃至文化

地缘政治都成为各领域的热点话题。

该文试图厘清当前各界在热烈讨论“地缘政治”时面临的概念模糊以及过度泛化

的问题。因此,这篇文章试图解决两个问题:第一,地缘政治概念如何演变及其

实质是什么?第二,在当今世界,为什么西方在当前面临俄罗斯等国的大国竞争

中重拾对地缘政治的关注?在作者看来,当前西方学界该术语与“经典”地缘政

治诞生时帝国主义崛起的背景等同起来,对“经典”理论中蕴含的空间决定论进

行批判和重构,忽视了地缘政治中地理维度的思考。因此,作者在该文通过解释

性过程追踪的研究逻辑,从“古典”地缘政治学者的理论探索和发展过程出发,

与当前国际政治中对地缘政治的思考相互映证明,来重现地缘政治思想的地理本

∗ 原题为《当我们讨论地缘政治“回归”时我们在讨论什么?》,文章来源:Nickel, Carsten. “What do we talk about

when we talk about the ‘return’ of geopolitics?”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24, Vol.100, No.1, pp. 221–239.

卡斯滕·尼克尔(Carsten Nickel),巴黎政治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历史政治经济学、国家形成、地缘政治和

政治理论。秦子宁,国政学人编译员,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研究兴趣为基础设施安全化、战

略资产和比较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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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强调理解地缘政治应当在批判其“帝国主义”渊源和“法西斯主义”联系的

规范性研究之外,重新重视不同国家对于客观地理空间的不同理解以及其对欧亚

空间权力角逐的意图,将“地理学”重新带回地缘政治研究。

该文进一步探讨了西方国家在面临俄罗斯等国竞争以及怀疑其他中等强国的立

场倾向的情况下,传统的地缘政治担忧如何影响西方的外交政策。作者认为,地

缘政治与国际系统性权力竞争密不可分,但是亦有其特点,即对地理空间的理解,

从而将地缘政治与国际关系的标准理论进行区分。

 思维导图

一、引言

近些年地缘政治“回归”的概念兴起于 2014 年的乌克兰危机,并随着 2022 年俄乌

冲突以来成为国际关系的热点问题。然而,地缘政治一词的应用则无处不在,但人们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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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质却存在不确定性。该术语作为大国竞争的流行语,既有广泛的现实意义,又与观

念、经济和心理学等各类概念混合,越来越超出其原有定义的范畴:政治与地理学之间

的紧密联系。此外,地缘政治与殖民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在历史上的紧密联系进一步导致

理解地缘政治概念的困难,西方舆论将地缘政治思想视为一战后德国和冷战后俄罗斯等

国为代表的模糊的“地缘政治心态”,即“弥补损失,弥补自卑和屈辱的记忆”。作者认

为,这种倾向忽视了英美地缘政治学者对该理论的贡献。基于此,作者试图就“当我们讨

论地缘政治‘回归’时我们在讨论什么?”和“为什么我们现在如此频繁地谈论它?”两

个问题进行研究。作者认为,尽管“地缘政治”愈发成为一个模糊的流行词,但是当前对

地缘政治“回归”的讨论表明人们对切实问题的关注:即在国际体系平衡发生变化的时

刻,围绕欧亚大陆大国竞争的地理驱动因素及其影响。该问题在 20 世纪初由英美和德国

学者提出,并逐渐理论化为“地缘政治”理论。然而,随着西方理论的批判主义转向,地

缘政治研究的重点逐渐转移到对该理论的“帝国主义渊源”和建构主义概念下的“威权

主义空间扩张”批判当中,致使相关研究忽视了该理论对空间上的系统性关注。

为了论证其观点,该文遵循解释性过程追踪(interpretative process tracing)的研究逻

辑,考察古典“地缘政治”理论家将欧亚政治地理学作为国际大国竞争空间规范的历史

政治条件的过程,并且指明这些研究如何影响当今西方关于地缘政治的辩论。该文试图

推动地缘政治研究重新聚焦于其地理本质,将地缘政治与大国竞争进行概念区分并将其

重新定位于大国竞争中,解决这两个概念的混用问题。

二、地缘政治的制图学及其批判

地缘政治理论来源于制图学的发展,一些学者对地图与政治权力竞争之间的相互作

用进行了理论化,基于自然地理学(通常通过战略思维来动员)和人文/文化地理学的环

境决定论,形成了地缘政治学。这些“经典”地缘政治学产生于北大西洋地区帝国主义

崛起的时期,战略家利用地缘政治论据来构想和证明他们在全球划分殖民帝国和利益范

围的计划,成为帝国主义话语和实践的一部分。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地缘政治经历了

“批判”转向,对这种帝国主义话语的批判也成为当代地缘政治研究的核心。在这个背

景下,亚历山大·杜金(Alexander Dugin)等呼吁俄罗斯帝国重新觉醒的学者,即使对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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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当局的影响有限,也经常被描绘成各自新帝国主义努力背后的恶魔策划者。这种极端

保守主义政在当代西方对地缘政治的理解中被理解为独裁扩张主义“强权”的回归。

在作者看来,将地缘政治视为威权和扩张主义的观点使得地缘政治和地理学之间的

关系削弱了。尤其是冷战时期,地缘政治成为了无视当地地理特殊性的学问,服务于超

级大国全球竞争的目标。比如美国冷战时期的战略家,尽管其思想当中没有出现地缘政

治的字眼,但是地理维度始终是其观点的重要一环。美国战略家试图使地缘政治服务于

西方自由民主战略,他们打破了将地理特征视为以民族文化为基础的殖民地区的表象,

而是将其重新解释为超级大国竞争的系统性政治激励和约束。例如布热津斯基就将欧亚

视为一个“棋盘”,美国霸权的结束将促使全球无政府状态,以此为其新现实主义外交政

策提供依据。在这个过程中,地缘政治已经成为被广泛接受的领土扩张主义、威权主义、

帝国主义和最广泛意义上的现实主义理论的简称。

三、意识形态、空间与帝国主义

该文认为,在随着批判主义逐渐背离古典地缘政治中地理学与政治联系的背景下,

当代西方地缘政治辩论重新发掘了卡尔·施密特等反自由主义学者的地缘政治思想以理

解当前以俄罗斯等大陆威权国家为代表的新一轮大国竞争。该类观点认为当前俄罗斯的

外交政策体现了施密特在 20 世纪 40 年代提出的地缘政治思想,核心是在地理和意识形

态上反对英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意图建立符合自身利益的威斯特伐利亚秩序。施密

特关于陆地和海洋的观点还受到英美学者马汉和麦金德的影响。在马汉看来,十九世纪

早期,美国在世界地图上的海上“孤立”地位激发了门罗主义及其不干涉的逻辑。然而,

随着太平洋的障碍变得相对较小,美国在十九世纪末的美西战争期间占领了菲律宾和关

岛,成为一个“亚洲强国”。这使得门罗主义日益过时, 马汉主张美国应当重新开始关

注欧洲大陆的事态并重视美国在亚洲的经营。马汉关于海上力量对陆地力量霸权的假设

对他对亚洲的地理划分起到了重要作用。如果失去了海上力量,俄罗斯将不得不尝试改

善其出海通道,以增强其军事地位和商业地位。考虑到其系统性后果,作为亚洲新强国

的美国应该反对俄罗斯的这种地理扩张。当前关于地缘政治的争论卷土重来,恰逢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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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重新关注马汉的中心主题,即如何遏制俄罗斯。俄罗斯再次被视为是出于对克里米亚和

叙利亚温水港的兴趣而进行扩张行动。

作者进一步探讨了地缘政治思维与当前中美竞争的联系。作者从马汉时代科技进步

带来的地理变革引发国际体系的变化的相似逻辑,认为中国近几十年来前所未有的经济

突飞猛进有赖于全球化时代,降低了货物运输成本,催生了以亚洲为中心的亚洲价值链。

全球化时代带来的财富积累为中国不断增长的影响力提供了地缘经济基础。与此同时,

自唐纳德·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美国地缘政治辩论中的撤退观念与马汉超越门罗

主义的努力形成鲜明对比。作者认为,这种帝国崛起的真正地理逻辑也贯穿于有关当今

崛起国的地缘经济的辩论中。马汉提出该战略恰逢 20 世纪美国逐渐取代英国成为霸权,

开始寻求帝国主义海军扩张和扩张阶段的地缘政治战略。而在中国的一部分学者看来,

海上丝绸之路倡议是为世界经济中“半边缘”国家所设计的“空间修复”。

四、地理、国际体系和权力转移

在这部分,作者回顾了 20 世纪初期英美和德国学者关于地缘政治的辩论,以理解陆

权和海权之间的国际体系观差异和权力转移问题。作者指出,在当今中国崛起的过程中,

陆权的重要性(包括出海权问题)在西方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地缘政治辩论中越来

越重要。西方认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地缘政治重要性不仅在于加强了中国与欧洲港

口的联系,更重要的是与印度洋港口的联系。此外,中国倡导的基于铁路的大陆逻辑挑

战了基于海权的海洋逻辑。

在西方看待中国崛起的问题上,作者参考了麦金德的观点。麦金德认为,对海上力

量的坚持只是欧洲全球扩张时代的遗产,在后哥伦布时代,可能将再次面临一个封闭的

政治体系。在麦金德看来,欧亚大陆中部始终是“世界政治的枢纽地区”。西欧在以往居

于欧亚大陆的地缘因此被边缘化,这种边缘化直到大航海时代才被扭转。但是随着俄罗

斯越来越多增强在欧亚大陆中部的影响力,造成了欧亚陆权国利用其大陆主导地位挑战

英美的霸权。在这种观点的基础上,麦金德主张通过军事联盟和在“边缘地带”部署路上

陆上力量加以遏制。作者指出,关于国际系统性权力转移的地缘政治上,尽管麦金德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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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第 3 期(总第 1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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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汉对于海上力量的作用存在分歧,但是他们对于欧亚大陆总体的地缘政治观点基本一

致,即通过自西向东的纬线对欧亚大陆进行划分。

与英美地缘政治学者对欧亚大陆空间的系统性理解不同,欧亚大陆的陆权强国俄罗

斯、德国和中国等则关注于对欧亚大陆的控制权。就像二十世纪初英美和德国学者之间

的观点冲突一样,当今国际体系的权力转移仍然伴随着这种地理空间概念的竞争。作者

以卡尔·豪斯霍费尔为例,他对于政治影响范围的分布的划分逻辑与马汉和麦金德的水

平划分完全相反,而是沿着从北到南的纵向延伸。在他的设想中,世界地图由泛美洲、欧

洲-非洲和泛俄罗斯三个区域构成,美国、德国和俄罗斯分别在各自的区域占据主导地位。

他在 1925 年进一步提出了第四个区域,即“印度-太平洋”地区,其目标是重新促使该地

区向德国“开放”,以迎合德国的利益。除了作为海洋领域的印度-太平洋区域,他设想

的其他三个地区都是陆基影响区,每个影响区都有通往海洋的通道。

基于对英美学者与德国学者在地缘政治思想的比较,该文认为当今国际体系中的权

力转移仍然伴随着对地理空间概念的竞争。豪斯霍费尔的纵向视角是沿着一战前德国及

其殖民地和盟友的地理分布建立而来,正如麦金德的横向新月地带描绘了大英帝国的地

图轮廓一样。豪斯霍费尔的纵向模型达标了德国重新打开失去的太平洋地理概念的尝试,

而印度-太平洋作为一个区域再次成为当今系统性权力竞争的重要地缘政治问题,而对于

该关键地理空间的关键理解将影响各国对中美战略竞争的定位。

五、欧亚支点处于地缘政治的地理核心

该部分承接上一部分关于豪斯霍费尔的讨论,回顾了施密特如何取代豪斯霍费尔成

为被纳粹德国所接受的地缘政治思想。尽管豪斯霍费尔的观点受到“生存空间论”的影

响,并与纳粹意识形态密不可分。然而,豪斯霍费尔支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并反对德国

入侵苏联,事实却与他的观点背道而驰,反而证实了英美学者对大陆强国的担忧。相比

而言,施密特的《陆地和海洋》更符合当时纳粹德国的战略需要。施密特从根本上试图挑

战马汉对于陆地和海洋的文化观点,认为海洋世界的“渔民”难以理解更有组织性的陆

地社会。他批判性审视了马汉和麦金德的地缘政治思想,并从中强调技术的重要作用。

随着电子、航空和无线电技术的发发展,在施密特看来,英美以海军为基础的世界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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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的基础不再存在。在施密特的设想中,德国作为新的、混合的国家,结合了陆地和海

上力量,其目标是挑战英美在全球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是帝国的残余)。施密特的观点

从法理上挑战了英美海洋主义的统治逻辑,具有系统性权力转移的意识形态诉求。基于

此,作者认为施密特的核心关注于大国争夺欧亚大陆“巨大空间”的过程,这些观点对于

当前俄罗斯等陆地强国影响深远。

作者进一步指出,英美和德国学者的思想都对后世的各国外交政策产生影响。比如

美国的斯皮克曼、布热津斯基、基辛格和奥巴马等人受到麦金德的影响,在美国的外交

实践中也有体现。同样,施密特和杜金的观点也影响了以俄罗斯为代表的陆地强国。

六、结束语:自由主义的地缘政治?

该文通过过程追踪的方法,重新回顾了“地缘政治回归”的概念,相比于当前学界对

地缘政治概念的泛化理解,该文重新回到古典地缘政治理论的地理关切,去证实争夺欧

亚大陆控制权的地缘政治竞争如何从空间上改变国际权力平衡。作者认为,当代的“地

缘政治回归”展现了俄罗斯在欧亚空间内的大国竞争,这种竞争从 19 世纪一直持续到现

在。作者批评了批判主义地缘政治研究对地理学的忽视,认为若无对地图区域进行明确

的定义,所谓地缘政治及其回归的话语仅是隐喻性的。而在实际上,这些区域——出于

从地理位置到自然资源的战略原因——应该被视为西方民主国家主要感兴趣的区域

作者指出,地缘政治理论强调的势力范围等概念与选择和自由主义原则格格不入,

这种观念也对西方国家认为的普适价值和制度提出了质疑。作者认为,自由国际主义的

倡导者不应该呼吁批判地缘政治的回归,而是应该更多关注经典的冷战地缘政治以及如

何将国际体系内的零和竞争与西方国家对国内的政治承诺相协调。

 译者评述

这篇文章试图解决两个问题:第一,地缘政治概念如何演变及其实质是什么?第二,

在当今世界,为什么西方在当前面临俄罗斯等国的大国竞争中重拾对地缘政治的关注?

在作者看来,地缘政治理论是最初由古典地缘政治学者从地图和地理学知识的灵感出发,

形成了将地理学和政治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学科。然而在近些年西方学术研究的批判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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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第 3 期(总第 1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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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转向中,对地缘政治的研究逐渐转向对地缘政治的“帝国主义”渊源及其与“法西斯主

义”的紧密联系当中,忽视了该理论的关键实质关切:对地理空间的重视以及国际政治

如何受到地理因素的影响。作者因此对该趋势进行了批判,并试图重新将“地理学”带回

地缘政治研究之中,以更好理解当前对地缘政治“回归”的关注以及地缘政治“回归”的

现实。

作者首先回顾了20世纪初期,地缘政治起源于学者为了满足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世界、

划分殖民地和争夺世界霸权的需要,所设计出来的一系列划分势力范围的设想,展现了

该理论的“帝国主义”渊源。其次,作者又梳理了一战后英美学者与德国学者就地缘政

治思想进行辩论的过程,展现了海权主导国与陆权大国之间对于地缘政治空间思考和设

想的不同。接着,作者进而论述了豪斯霍费尔和施密特思想在纳粹德国时期的失败和成

功及其与英美地缘政治学者观点的差异,认为在地缘政治思想上的论战与当前的大国竞

争和系统性权力转移的进程密不可分。最后,作者认为西方需要厘清地缘政治思想的演

变进程,并认为该理论与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并不兼容,西方不应当宣扬地缘政治或者利

用地缘政治服务其大国竞争的外交政策,而是更好的协调国际竞争与国内承诺之间的关

系。

该文的创新之处在于,通过过程追踪的方法,带领读者重新理解了地缘政治理论,

并将其与当前的国际体系权力转移和大国竞争联系起来,展现海权大国和陆权大国对地

理空间的不同理解和行为逻辑。然而,该文的不足之处在于,该文对地缘政治理论的溯

源仅延续到冷战时期并且强调了技术进步的重要性,但是该文并没有对冷战以来信息技

术和空间技术的发展,对地缘政治的影响进行进一步叙述。在当前的大国竞争和系统性

权力转移过程中,基于新技术对地理空间的改变,既有对地面和海洋的影响,也有对高

空间的影响。而新技术对新地缘政治竞争的影响如何以及将如何改变地缘政治理论和大

国竞争,还有待更深入的学术研究。

【校对审核:丁伟航】

【责任编辑:严瑾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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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政治的信任视角:不对称、抛弃与联盟凝聚力 ∗

马蒂·佩苏,维尔·辛科宁 [著] 赵逸然 [译]①

 文章导读

特朗普时期,基于其提出的“美国优先”方针(‘America First’ approach),美

国领导的联盟网络遭到质疑,美欧之间的互信被侵蚀。坚定的跨大西洋主义者拜

登上台后,美国之于跨大西洋联盟的可靠性仍在欧洲被讨论。可见,即便是对于

有悠久合作历史的行动双方,也无法绝对确定彼此的意图。

信任是影响同盟关系的关键因素之一,对维系同盟团结和持续性具有不可忽视的

重要性。然而,对于信任在北约、以及更广泛的联盟背景中的作用的研究,目前

学界仍缺乏理论化和概念化。因此,本文主要的研究问题如下:信任在联盟中扮

演什么角色?是什么因素导致了美国与欧洲盟友之间的情境不信任和长期信任?

在这样的背景下,特朗普时代的美欧关系如何?在后特朗普时代,跨大西洋关系

的前景如何?文章从社会建构主义视角出发,定义信任为相信自己不会受到伤害

的信念,并将信任分为普遍信任和特定信任两个维度。本文使用案例研究方法,

以特朗普时期的美欧关系为例探讨联盟内的信任问题。研究结论认为,普遍信任

和特定信任在维持联盟及其凝聚力中发挥着核心作用。在北约的历史中,被抛弃

的恐惧在大西洋两岸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每当出现分歧时,就会加速不信任。特

朗普时代是这种危机的一个有力例子,他的倾向反映了关于联盟责任分担的长期

分歧。这说明通过政策和话语手段的信任管理将继续至关重要,以免特定不信任

事件侵蚀普遍信任。

∗ 原题为《跨大西洋的(不)信任视角:不对称、抛弃与联盟凝聚力》。文章来源: Matti Pesu & Ville Sinkkonen,

“Trans-atlantic (mis)trust in Perspective: Asymmetry, Abandonment and Alliance cohesion,”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37, No.2, 2024, pp.206-225.

马蒂·佩苏(Matti Pesu),芬兰国际事务研究所芬兰外交政策、北欧安全和北约研究项目的首席研究员,主要

研究重点是安全与国防政策和欧洲-大西洋安全;维尔·辛科宁(Ville Sinkkonen),芬兰国际事务研究所博士后研究

员,主要研究重点是美国外交政策、国际关系中的信任理论。赵逸然,国政学人编译员,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

政治专业,研究兴趣为美国同盟、对冲、东北亚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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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第 3 期(总第 1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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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维导图

一、国际关系中的信任

本文将信任(trust)定义为“当某人的利益交由他人手中时,相信自己不会受到伤害

的信念”。这本质上是社会建构视角的定义,其不仅强调了信任关系固有的社会性质,

也强调了支撑它们的利益的社会建构性。信任发生在一个互动的框架内,受人格和社会

制度的影响,并且不能只与其中任何一个相关联。

信任可以是情境性和整体性的。包括国家的行为体可以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领域

以及不同的议题领域对对方的可信度做出不同的评估。因此,信任既是特定于情境的,

也是在范围上可变的。此外,信任和不信任不应仅被视为简单的二元对立,两者实际上

可以在一种关系中共存,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以不同的强度共存。

本文从两个维度讨论信任:普遍信任(general trust)和特定信任(specific trust)。

前者依赖于嵌入的社会-制度胶合剂,这种胶合剂将一系列行为体在一个明确的社会群体

内聚合在一起,人们倾向于信任他们的“群体内”的成员,而不是所有人。与之相反,特定

信任指的是特定关系和情境中固有的信任。两者的差别主要在于是否限制信任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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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普遍信任会促使人们对群体内关于特定的人的特定事项产生特定信任;但倘

若在一个特定情境中信任被违背,对被信任者可信度的担忧可能会蔓延到其他维度,导

致信任在多个方面侵蚀,最终可能导致普遍信任的最终降级。

二、联盟与信任

本文借鉴了布雷特·利兹(Brett Leeds)等人对联盟的广义定义,即由至少两个独立

国家的官方代表签署的书面协议,包括在军事冲突发生时援助伙伴的承诺、在冲突发生

时保持中立、避免相互之间的军事冲突,或在可能引发军事冲突的国际危机发生时进行

协商或合作。这一定义承认了联盟的实际影响可能超出其军事核心和在冲突中援助盟友

的最终承诺。因此,盟友可能对对方的行为和决策有各种期望,比如期望在如外交危机

等战争之外的问题上得到盟友的支持。

在联盟中,国家不断评估他们是否可以信任他们的盟友在军事冲突或其他严重事件

发生时履行承诺。这种不信任是联盟政治结构内在的,如果处理不当,将可能破坏联盟

的凝聚力(alliance cohesion)和持久性。

既有文献尚未将信任列为一种促进联盟凝聚力的因素。尽管部分关于联盟可信度的

研究涉及到联盟承诺以及由联盟产生的外部威慑的可信度,但其并未讨论可信度如何影

响联盟凝聚力或与可信度相关的信念是如何产生的。本文认为,无论是普遍信任还是特

定信任,都影响着联盟的统一和持久性。换言之,“相信盟友是值得信赖的”这一信念将

盟友绑定在一起;不信任则可能会削弱联盟的团结,并在极端情况下,危及其生存。

本文从推动“安全共同体”(security communities)建立和持续的因素中引申出培育

普遍信任的四个因素分别为:利益(interests)、相互依赖(interdependence)、制度

(institutions)和身份(identity)。首先,相信另一行为体不会以损害自己利益的方式行

事,是维持持续信任关系的核心。同时,通过反复的交易,相互依赖的行为体获得更多关

于对方意图和利益的信息。制度进一步巩固该进程:通过设立行为规范并作为社会化和

学习的场所,为政治行为体促进信任提供平台。最后,普遍信任的逐渐建立与共同身份

(shared identity)的发展相连,又促进了共同利益(shared interests)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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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第 3 期(总第 1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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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什么因素驱动普遍信任关系内的特定不信任事件?联盟关系的一个基本特征

是脆弱性,体现为对被抛弃的恐惧(fear of abandonment)。基于此,本文将被抛弃视为

特定危机或分歧期间不信任的驱动力,这些危机或分歧通常源自外部环境或联盟成员的

国内政治。被抛弃的恐惧是联盟的一个基本因素,因为它可能削弱联盟的凝聚力,甚至

导致其崩溃。

为了减轻被抛弃的恐惧,盟友需要进行反复的信任管理。他们寻找对方的信任信号,

而联盟中的互惠义务规范只有在共享实践、政策话语或安抚政策行动定期再现时才能保

持相关性。

三、北约不对称的信任关系

首先,北约内特定(不)信任与被抛弃的恐惧密切相关,这是联盟中的基本脆弱性。

因此,与延伸威慑和责任分担相关的不信任都是这种潜在恐惧的表现。再次,普遍信任

与由共享利益、相互依赖、制度和身份产生的信任文化相关。最后,跨大西洋的信任关系

是双维度的:美国和欧洲既是信任的给予者也是接受者。

跨大西洋联系深刻地不对称,影响了(不)信任在大西洋两岸的表现方式。在物质能

力的分配中,无论是在跨大西洋空间的国与国之间,还是整个跨大西洋联系中,这种不

对称性都占据主导地位。

从欧洲的角度来看,“跨大西洋协议”使盟友“不对称地脆弱”(asymmetrically

vulnerable):如果他们的信任被美国回报或违背,他们的得失将不成比例。因此,风险

和相应的回报似乎是双重的。一方面,美国人一直致力于保障欧洲免受存在的外部威胁。

作为回报,欧洲盟友允许华盛顿承担西方联盟的领导角色,赋予美国在欧洲安全事务中

的重大影响力。对于欧洲来说,美国仍是最后的安全保障者,使盟友依赖于美国的决策、

利益和善意。

尽管如此,欧洲人对美国信任程度并非完全相同。尽管欧洲盟友几乎一致认同美国

承诺的必要性,但在北约-俄罗斯前线地缘政治上最暴露的盟友最为脆弱,因此更加在意

他们与美国联盟的风险和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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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美国的角度来看,欧洲盟友对其生存的重要性并不显著——因此,美国被抛弃的

脆弱性较小。于美国而言,欧洲盟友仍然是一群可靠的伙伴,忠于由美国领导的跨大西

洋共同体及其互惠义务的规范。美国可以依赖其盟友,以追求外交和安全政策目标:在

与俄罗斯和中国的大国竞争中,联盟网络是美国的关键优势之一,因为欧洲支持美国的

全球主导地位。此时,美国的两个信任问题分别为:欧洲盟友对美国领导地位及其在跨

大西洋共同体内的优势的承诺程度与联盟责任分担(burden-sharing)。美国的不信任感

的根源是欧洲盟友不愿为自己的安全承担更大的责任,也不愿承担维护地区和全球安全

的必要风险。

尽管双方之间的不信任存在周期性波动,但以下几个因素维持了北约内部的普遍信

任。首先,安全利益的趋同和体系内的主导力量平衡促使美国和欧洲参与联盟建设。几

十年来,共同利益的范围已从阻止苏联侵略扩展到维持欧洲近邻的和平,以及在全球打

击恐怖主义。尽管冷战后欧洲-大西洋地区的威胁形势多样化,但盟国已经能够妥协并弥

合他们对威胁的不同看法,并找到足够的共同点来维持联盟凝聚力。其次,大西洋两岸

其他领域的相互依存与北约有着间接的关联。这些将信任嵌入到更广泛的社会精英层面

之外——这是比仅仅是精英内部凝聚力更可持续的信任基础。第三,由政治精英推动的

北约制度框架的发展,有助于在北约内部建立信任。北约拥有总部,包括计划、后勤和情

报人员,还有已经一起计划、训练、演习和接受培训多年并且发展出深厚信任的军事人

员。这种共同目标感抵御了政治分歧。最后,北约不仅仅是跨大西洋安全共同体的制度

化,它也是基于共同价值观和自由民主国家的集体认同。尽管最近人们担心这种“价值

观共同体”正在被侵蚀,但与“外部”世界相比,西方的共性胜过差异——跨大西洋伙伴

在民主、人权、法治和市场经济方面有着相似的偏好。

四、特朗普总统任期:美欧互不信任

以下使用本文所提出的信任框架分析特朗普时期的美欧关系。关于(不)信任的修

辞和行为指标都是相关的。就前者而言,对他人性格、行为和政策的正面或负面陈述分

别构成信任或不信任的迹象。就后者而言,本文关注“对冲策略”,这被认为是成熟关系

中信任侵蚀的特别相关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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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友可以通过单边措施(如建立替代关系或增强自主能力)来最小化被抛弃的风险。

这种“对冲”的产生导致不信任的增加,而它们的移除表明信任的增强。最后,鉴于信任

是一种相互的行为,各方对行动和政策等信号的解读至关重要。例如,盟友可以通过认

为对方的行为是公平和合理的来显示他们对政策话语的信任。本文将从报告政策行动的

主要文件和二手来源中区分这些信任和不信任的指标。

特朗普总统对美国的欧洲盟友持敌对态度,双方不仅在安全和防御的负担分担上发

生争执,还在新冠疫情、贸易、气候和多边主义上发生冲突。

从特定信任的角度来看,特朗普将大多数欧洲国家被抛弃的恐惧提升到了空前的水

平。有趣的是,跨大西洋争端的源头似乎是特朗普个人对欧洲盟国和北约的不信任,这

说明了在评估联盟内部关系中的信任时分析层次的重要性。同时,特朗普还表现出对被

抛弃的恐惧:他视美国的欧洲盟友为不可靠的搭便车者,在利用美国的承诺。因此,他的

个人倾向以简化的方式和加剧的规模反映了长期以来美国对盟友可靠性的怀疑。

特朗普当选后,欧洲的不信任信号立即释放。例如,2017 年春,默克尔表示“欧洲

不能完全依赖他人,必须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此番言论显然是指向美国。

尽管几位欧洲国家的领导人发出了不信任的信号,但具体的对冲措施相对较少,并

未出现如显著增加防御开支或针对感知到的美国不可靠性而大幅增强欧洲内部安全进展

的情况。诚然,特朗普政府的政策为发展欧洲防务合作提供了进一步的动力,并在欧盟

内外建立了新的政治框架,但对特朗普的不信任并未成为一种向心力,即并未带来明显

更加自主的欧洲防务行动。

这引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欧洲没有认真开始对冲美国的脱离北约或者最坏情况下

的被抛弃的可能?从关于信任和联盟的研究可以发现,在特朗普任期内,欧洲的不信任

明显针对总统,而不一定针对整个行政部门或政府。尽管言语上持攻击态度,但特朗普

政府在欧洲防务上进行了实质性投资。例如,它将欧洲威慑倡议的年度预算从 2017 年的

34 亿美元大幅增加到 2019 年的 65 亿美元。此外,特朗普任内不到一个月,国防部长向

欧洲宣布北约的第五条是基石承诺,国务卿几周后向北约外长们也发表了类似的声明。

由于特朗普对北约对美国利益的价值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质疑,更广泛的美国政治领

域也试图向欧洲人强调美国对欧洲的安全承诺。其中,国会作为信任管理者发挥了作用。

2018 年 7 月,一项禁止使用资金来使美国退出北约的两党法案被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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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朗普的非传统任期内,对美国承诺的特定信任并没有像北约内部的普遍信任那

样迅速侵蚀。共享的自由价值观——如人权和法治,更不用说民主规范和自由贸易原则

——无疑受到了特朗普外交政策的挑战。大多数欧洲人也对特朗普的政策感到疏远,欧

洲精英对他对多边合作的漠视感到不满,无论是在气候还是伊朗核协议上。所有这些都

对跨大西洋的“价值共同体”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但后特朗普时代的民意调查显示,在

拜登总统任内,欧洲人对美国的态度更为积极。这种波动的一部分原因在于欧洲人偏好

拜登和民主党人,但它也表明,特朗普短暂的四年任期不足以对跨大西洋共同体造成深

刻的侵蚀。

五、结语:特朗普时代后的跨大西洋信任

本文认为,普遍信任和特定信任在维持联盟及其凝聚力中发挥着核心作用。在北约

的历史中,被抛弃的恐惧——固有于联盟中的相互承诺结构——在大西洋两岸产生了不

同的影响,每当出现分歧时,就会加速不信任。特朗普时代是这种危机的一个有力例子,

他的倾向反映了关于联盟责任分担的长期分歧。这说明通过政策和话语手段的信任管理

将继续至关重要,以免特定不信任事件侵蚀普遍信任。

拜登执政后,欧洲最初希望他能为跨大西洋共同体提供有能力的领导,该愿望因美

国从阿富汗撤军失败而迅速转向幻灭。然而,拜登政府在俄乌冲突爆发后的行动重新激

发了欧洲人对美国可信度的信心。尽管如此,欧洲人仍然意识到,中国仍旧被美国视为

长期主要威胁,一旦俄罗斯的“急性威胁”消退,欧洲将成为大国竞争的第二战场。

因此,跨大西洋关系必须调整以适应新的全球安全格局。其中,责任分担问题不容

忽视,且如果美国决定重新分配其有限资源的支出,这一问题甚至可能变得更加重要。

同时,随着中美竞争加剧,美国将期待其欧洲盟友的忠诚。

但仍然有几个潜在的问题。首先,一些欧洲国家可能更愿意在美国和中国之间采取

更中立的立场,拒绝与美国的政策保持一致。其次,这一长期战略转向对美国之于欧洲

的承诺的影响尚不清楚,欧洲理应会怀疑专注于中国的美国是否仍致力于欧洲的安全。

最后,大西洋两岸都存在国内不确定性。美国政治的两极分化是关于美国全球承诺持久

性的一个“X 因素”,特朗普总统反映了美国政体的深刻变化,并在欧洲人心中留下了永

久的印记,让欧洲人在后特朗普世界中保持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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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第 3 期(总第 1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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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者评述

本文的结论是,普遍信任和特定信任都影响着联盟的统一和持久性。利益、相互依

赖、制度和身份是培育普遍信任的四个因素;被抛弃的恐惧则是驱动普遍信任关系内特

定不信任事件的因素。由于美国和欧洲盟友之间实力的不对称,对被抛弃的恐惧在大西

洋两岸表现得不同,因此“跨大西洋协议”是一种不对称的信任关系。

理论层面,既有文献尚未将信任列为一种促进联盟凝聚力的因素,本文将联盟与信

任进行理论上的关联,探究联盟内信任的产生与信任对联盟凝聚力的影响。现实层面,

本文提出的信任框架可以为改善和加强跨大西洋联盟提供策略建议,从维持普遍信任、

削弱特定不信任的角度凝聚联盟。

然而,本文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一方面,文章主要集中在美国与欧洲盟友之间的

关系,没有涉及其他地区或国家的情况,这限制了其联盟内信任理论的普遍适用性。另

一方面,虽然提到了信任不对称性的影响,但对于如何具体操作和实施以增强联盟凝聚

力和的建议相对有限。

未来的研究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拓展:一是扩大研究范围,将不同地区和国家

的联盟关系纳入考察,以检验本文提出的信任框架的普遍性;二是深入探讨信任不对称

性背后的具体机制,即除了实力以外是否有其他因素作用于该机制;三是研究如何通过

制度安排、文化交流和政策协调等手段,有效管理和缓解信任不对称性带来的负面影响,

从而促进国际合作和联盟的长期稳定。

【校对审核:黄凯越 刘添辅】

【责任编辑:严瑾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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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导体供应链中的跨网络武器化 ∗

纪尧姆·博米尔,麦迪逊·卡特莱特 [著] 范昊晖 [译]①

 文章导读

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大国之间的地缘竞争、技术竞争愈发激烈,逆全球化思

潮抬头,许多国家担心,全球化所带来的对能源、原材料乃至尖端技术和产品的

依赖,以及这些产业的国际分工会反噬自身,各大经济体越来越重视供应链的安

全,害怕受制于对其他经济体的依赖。半导体被誉为信息化时代的石油,要想在

新的产业革命中获得优势,就必须确保半导体(特别是高端芯片)的供应稳定。

本文应用武器化相互依赖理论,结合网络分析方法来研究半导体供应链中的权力

分配。武器化相互依赖理论强调,处于全球经济网络中心的国家可以获得新的权

力来源。而一个产业由通常由多个相互关联的经济网络构成,本文研究了国家在

不同网络中的地位如何相互作用,如何影响国家的权力并创造新的胁迫机会和脆

弱性。本文使用网络分析来绘制半导体供应链,它可以被视为四个相互关联的网

络:设计、原材料、生产设备、封装芯片。这些网络相互关联,可以通过专利引

用数据或特定商品的贸易数据来分析不同网络中,哪些国家占据中心地位,哪些

国家仅处于边缘地位。本文以日韩贸易争端和美国制裁华为为例,文章强调了国

家在这些网络中的中心地位如何变化,以及国家如何利用在某个网络中的中心地

位,在另一个网络中将阻塞点(Chokepoint)武器化。最后本文指出,能影响整

个网络结构的权力就是结构性权力,结构性权力体现在信息和生产两个方面。

∗ 文章来源:Guillaume Beaumier and Madison Cartwright, “Cross-Network Weaponization in the Semiconductor Supply

Cha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68, No. 1, 2024.

纪尧姆·博米尔(Guillaume Beaumier),法国国立公共行政学院政治学和国际研究助理教授,研究兴趣主要是

日益复杂的全球治理、数字技术、私人监管以及贸易和安全关系;麦迪逊·卡特莱特(Madison Cartwright),新南威

尔士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讲师,研究兴趣包括贸易、霸权、知识产权以及贸易与安全关系。范昊晖,成均馆大学政治

外交学硕士研究生,研究兴趣为中国周边外交问题。

第79页

2024 年第 3 期(总第 15 期)

73

本文的贡献有:(1)强调了多个经济网络之间的相互作用为各国将相互依赖武器

化提供机会;(2)有助于使用网络分析来研究结构性权力;(3)演示了网络分

析如何检测武器化相互依赖的潜在应用,以及武器化的潜力如何演变。

 思维导图

第80页

74

一、半导体与武器化相互依赖

半导体已经成为地缘政治斗争的核心,中国和美国以及各大经济体都在确保掌握这

一关键的军民两用技术(Dual-use Technology)。首先,各国都在加大投资,以确保自身

的市场份额,推动更多生产过程本土化;其次,半导体成为了武器化相互依赖

(Weaponization Interdependence,以下简称 WI)的重要工具——特别是对美国来说。值

得注意的是,虽然美国在全球半导体的市场份额并不高,但是美国成功将半导体武器化

(Weaponize),有效地限制了俄罗斯获得半导体,从而干扰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攻击;美

国还通过制裁中国企业来限制获得先进半导体的渠道,从而试图限制中国人工智能和超

级计算机的发展水平。WI 理论认为,网络的集中化趋势为占据中心地位的国家使用强制

手段创造机会,这些国家可以将网络武器化,不仅通过市场准入利用不对称的双边关系,

还利用其在全球经济中的结构性地位(Structural Position)来胁迫其他国家。同时,各个

相互关联的网络都有自己的结构,在一个网络中占据中心地位的国家可能在另一个网络

里无足轻重。

二、跨网络的武器化相互依赖

国家可以利用不对称的经济关系来胁迫其他国家。WI 理论引入了网络结构分析,它

强调在网络中,占据中心地位的国家可以胁迫其他国家,与双边的相互依赖不同的是,

在网络中很少有退出或替代的选项。因此,控制着高度集中的网络的国家能发挥更大的

影响,并利用相对地位来获利。Farrell 和 Newman(2019)将这种现象成为“阻塞点效应”

(Chokepoint Effect)。一个例子是美国通过金融制裁将美元武器化,由于美国在网络上

的中心地位,无法使用美元的后果是难以承受的,即使这个国家本身与美国的经济联系

并不紧密。因此,整个网络比单个国家更依赖美元。如图 1 所示,美国利用这种中心地

位制造出“阻塞点”,限制伊朗使用美元,从而将伊朗排除在网络之外。

第81页

2024 年第 3 期(总第 15 期)

75

图 1 阻塞点效应示例

网络结构是动态的,各国可能有意推动网络结构发生变化。本文认为,国家可以通

过将多个相互联系网络的阻塞点武器化来重组网络,将相互依赖武器化有两个条件,一

是两个相互关联的网络都必须是高度集中的,在一个网络占据中心地位的国家需要在另

一个网络占据中心地位的国家有直接的联系,这样才有可能制造阻塞点;二是国家有激

活阻塞点的制度能力,国家利用阻塞点的决策需要得到国内机构的允许,这些国内机构

(例如跨国企业)可以使国家与不同网络的中心国家建立联系。如果没有这种控制,各

国需要通过合作来实现对阻塞点的控制。维持这种合作的困难是各国寻求其他网络来维

护其影响力的原因之一。

本文指出,一个网络的结构会影响另一个网络的结构,通过控制一个网络的阻塞点,

可以影响另一个网络的阻塞点。网络之间的互动使得国家可以将阻塞点武器化。如图 2 所

示,在网络 A 中,美国占据着中心地位,但是与俄罗斯没有直接联系,因此无法利用其

地位来胁迫俄罗斯。在网络 B 中,美国仅处于边缘地位,但是美国通过威胁在网络 B 占

据中心地位的土耳其,例如在网络 A 中惩罚土耳其或者将土耳其排除出网络 A 之外,美

国可以迫使土耳其在网络 B 中胁迫俄罗斯。

第82页

76

图 2 跨网络的武器化相互依赖示例

三、半导体供应链的网络与阻塞点

本文将半导体供应链分为四层网络:设计、原材料、制造设备、封装芯片。每一层都

是生产半导体所必须的,并且涉及到不同的经济体和企业。

(一)设计

本文使用专利引用数据来测量设计网络的中心性。美国在这个网络占据中心地位,

设计领域的专利被引用次数最多,引用他国专利次数排名第二。而日本的专利被引用次

数排名第二,引用他国专利次数排名第一。其他国家都处于边缘,没有重要的存在。因

此,美国和日本(在较小程度上)控制着半导体供应链设计领域的阻塞点。

(二)原材料

本文使用硅和氟化氢的贸易数据来测量原材料网络的中心性。

第83页

2024 年第 3 期(总第 15 期)

77

有这一技术的国家。中国从德国和韩国进口了 69%的硅,说明中国的硅生产仍然依赖其

他国家。

氟化氢用于半导体的清洗和蚀刻阶段。中国是最大的氟化氢出口国,美国、韩国和

日本是最大的氟化氢进口国。墨西哥是第二大氟化氢出口国,并且其氟化氢大部分销往

美国,这意味着大部分国家都高度依赖中国的氟化氢。日本从中国进口了 99%的氟化氢,

将其提纯之后出口到韩国。

(三)生产设备

本文使用半导体生产设备的贸易数据来测量该网络的中心性。

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是最主要的两个生产设备进口商,而日本、美国、荷兰和新加

坡是四个最大的生产设备出口商。其中日本、美国和荷兰合计占中国大陆进口总额的 52%

和台湾地区进口总额的 74%。在高度先进的芯片生产设备上,只有日本的尼康和荷兰的

阿斯麦能生产加工小于 90 纳米芯片的光刻机,只有阿斯麦能生产加工小于 5 纳米芯片的

光刻机,凸显出荷兰在高度专业化设备的中心地位。

(四)封装芯片

本文使用封装芯片的贸易数据来测量该网络的中心性。

台湾地区和韩国是最大的两个封装芯片出口商,它们在生产最先进的芯片上占据主

导地位,而中国大陆是最大的封装芯片进口商,这体现了中国大陆的中心地位——中国

进口的封装芯片数量是第二位至第六位进口商的总和,这些芯片大多在中国大陆被组装

到电子产品(如手机和电脑)中,并被出口到世界各地。在设计网络处于中心的美国和日

本在生产和组装方面严重依赖其他国家。

四、案例分析:半导体供应链中的跨网络武器化

上述分析说明,这四层网络中存在数个潜在的阻塞点。中国大陆是原材料和芯片组

装方面的重要参与者,但是在硅提纯和芯片生产上依赖其他国家,这限制了中国大陆发

挥主导地位;美国和日本在设计网络中占据主导地位。美国、日本、韩国、荷兰和新加坡

在生产设备出口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台湾地区和韩国在半导体——尤其是高度先进

的半导体生产方面处于领先地位。更重要的是,没有一个经济体在任意两个网络中占据

第84页

78

主导地位,以下的案例分析将说明各国如何通过跨网络武器化来克服它们在一个网络中

的边缘地位。

(一)日韩贸易争端

2019 年,日本将韩国剔除出贸易白名单,限制对韩国出口氟化氢、聚酰亚胺和光刻

胶。这三种产品是芯片生产的重要原材料,日本生产了全球 70%的高纯度氟化氢,90%聚

酰亚胺和光刻胶,这构成了阻塞点效应,为日本胁迫韩国创造了机会。

然而日本的努力失败了。在贸易争端之前,中国是最大的氟化氢出口国,日本从中

国进口未经提纯的氟化氢,提纯后出口到韩国。在日本限制出口高纯度氟化氢后,韩国

增加了从中国进口氟化氢,并在日本企业的支持下推动氟化氢提纯技术本土化。尽管在

2019 年和 2020 年,韩国的半导体出口放缓,但仍然是第二大半导体出口商,并且在 2021

年半导体出口额恢复到日韩贸易争端前的水平,此时日本的氟化氢的进口额几乎为零。

此外,韩国从第三国进口聚酰亚胺和光刻胶的替代品,并扩大国内生产,以克服日本的

限制。而日本企业将产能转移到韩国或第三方国家,以规避日本政府的出口限制。这说

明在这三个产品的网络中,占据中心地位的是日本企业而不是日本政府。

(二)美国制裁华为

美国对华为的半导体武器化更为成功。美国利用其在设计网络的中心地位——每个

国家都依赖美国的技术和软件生产半导体——在封装芯片网络和生产设备网络制造阻塞

点。

2019 年,美国禁止华为购买美国生产的半导体,禁止华为在半导体生产中使用美国

的关键软件和生产设备。这一举措并不顺利。由于美国在封装芯片网络处于边缘地位,

无法将该网络有效地武器化,华为仍然可以从台湾地区和韩国购买半导体,而美国的半

导体生产商却要面临销售受限的困境。

2020 年,为了克服在封装芯片网络的边缘位置,美国将其制裁扩大到第三方供应商,

这意味着台湾地区和韩国的企业如果继续向华为供应半导体的话,会面临无法使用美国

的软件、关键知识产权和生产设备的风险。这严重扰乱了华为的半导体供应。华为一度

是全球智能手机第二大销售商,在美国扩大制裁后跌出了全球前五名。

第85页

2024 年第 3 期(总第 15 期)

79

五、作为结构性权力的设计

结构性权力(Structural Power)是塑造其他行为者功能和偏好的能力。本文将结构性

权力理解为影响网络结构本身的能力。通过将半导体设计企业武器化,美国对整个半导

体行业施加了结构性权力。不仅可以决定哪些公司可以使用美国的技术,还改变了供应

链本身的结构。美国的结构性权力体现在信息和生产两个方面。

(一)信息

美国在设计网络的地位使其能够控制该行业知识和信息的传播。在冷战时,美国通

过输出管制统筹委员会(COCOM)阻止社会主义阵营获得半导体等军民两用技术。在冷

战后,美国通过限制较少的瓦森纳协议管理军民两用技术的转让,确保关键技术仍然在

美国的控制之下。同时,网络效应创造了路径依赖,巩固了领先企业的主导地位。这使得

先行者会发展地更快,以至于后来者几乎不可能赶上。

(二)生产

美国在设计网络的地位使其能够决定谁应该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以及如何获益。台

积电生产着世界上最先进的芯片,但其本身没有设计能力。华为的子公司海思设计的半

导体几乎都由台积电生产,但是海思仍然依赖美国的软件和技术,这使得美国可以将设

计网络武器化来切断海思与关键软件和技术的联系。

六、启发和结论

面对美国的结构性权力,中国需要发展本土产能。然而芯片组装仅占该行业附加值

的 9%,中国扩大半导体的产能可能有利于获取附加值最大份额的美国企业,从而有利于

它们投入研发活动,这进一步巩固了美国在设计网络的主导地位。除了中国,美国、欧盟

以及其他主要经济体都在试图实现半导体生产的自给自足。然而,本文的分析表明,关

注一个国家在生产上的份额可能会模糊真实的权力分配。即低估了在半导体行业的结构

性权力,仅因为中国在半导体行业的巨大市场份额而夸大了中国的影响力。由于中国在

封装芯片和其他环节的影响力,美国不可能将中国完全排除出半导体供应链,这说明了

结构性权力和 WI 的局限性。

第86页

80

本文用网络结构分析来研究 WI 如何应用于半导体行业。本文没有将半导体行业视

为一个网络,而是采取多网络的方法,这更准确地反映了全球化供应链的复杂性。美国

在自身主导的设计网络应用相互依赖武器化,成功在处于边缘位置的封装芯片网络制造

了阻塞点。本文认为,跨网络武器化是结构性权力的表现,对某一个环节的过度关注可

能会忽视这个行业真正的权力分配。

 译者评述

文章的创新之处在于用网络方法分析了半导体供应链中主要经济体的竞争力和相对

优/劣势,为研究其他全球化程度较高、与国家安全密切相关的行业(例如石油和天然气、

关键矿产资源、军民两用技术等)的权力分配和国家政策提供了借鉴。

文章也引出了新的问题:

第一,文章指出产生结构性权力的确切机制未被讨论。文章用网络分析讨论了半导

体供应链这一点,既是其优点也是其局限性所在。优点如上所述在于可以全面地把握一

个产业的权力动态,而其局限在于对特定产业的过分关注可能会忽视了其他的内容,例

如荷兰、日本、韩国在半导体政策中追随美国,它们有可能是受制于美国对整个供应链

的结构性权力,也有可能是受制于对美国在国防上的、或者在其他议题上的依赖。无法

确定跨网络的武器化是否是影响这些国家行为的主要原因,或者从另一个角度说,国家

对盟友提供安全保护的依赖本身也是一种网络,在这些网络里,大国的结构性权力又是

从何而来的呢?

第二,多层相互联系的网络中,是否存在一个网络比其他网络更重要的情况?这种

情况要如何判断?文章强调美国在设计网络的地位是其获得对整个网络体系的结构性权

力的原因,这是否意味着产业最上游的知识产权领域是最重要的网络呢?以半导体供应

链为例,美国固然在设计网络有优势,而荷兰在光刻机设备网络、中国台湾在高端芯片

网络也都有绝对的优势,如果一个经济体无法使用阿斯麦生产的光刻机,或者无法使用

台积电生产的高端芯片,那么这意味着它就几乎就只能处于边缘地位,这种影响与无法

使用美国的软件和技术相比,孰轻孰重?

第87页

2024 年第 3 期(总第 15 期)

81

第三,制造阻塞点效应,成功实现胁迫的战略有哪些?政府和企业在网络中分别起

到什么样的角色?一个经济体制造阻塞点来将另一个经济体排除出网络,或多或少会使

得本国企业、盟友或第三方利益受损。政府是如何说服企业配合其政策的?而企业是被

动地遵循政府的政策,还是想方设法地参与塑造政府的决策?如何安抚利益受损的企业、

盟友或第三方的不满?

【校对审核:李源】

【责任编辑:严瑾怡】

第88页

82

产业政策与价值链升级的政治经济学 ∗

阿米尔·莱比杜伊 [著] 余嘉荣 [译]①

 文章导读

资源型国家如何摆脱“资源诅咒”、将资源禀赋转化为工业化的动力,进而实现经

济发展,是发展经济学的经典研究议题之一。本文以马来西亚的石油、橡胶和棕

榈油产业为例,探讨了产业政策在促进初级产品部门升级方面的作用,尝试为联

系发展型国家和全球价值链两支文献做出贡献。本研究获得了三点主要发现:(1)

产业前后向关联不只是通过市场力量展开的,提升产品附加值的过程可能会受到

一系列阻碍,包括全球价值链上的权力关系。发展中国家的联系发展存在高壁垒,

因此需要国家干预。(2)马来西亚政府对资源部门产业升级的干预远远超出了解

决市场失灵的范围,高附加值产品所需的生产能力是通过协调一致的产业政策和

租金的战略性导向积累起来的。(3)政治因素,包括执政联盟的基础、以行政主

导和政治竞争为特征的政体、以及区域知识氛围的影响,对于理解政府选择价值

链升级发展战略的政策意愿和实施能力至关重要。

∗ 文章来源:Amir Lebdioui,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oving Up in Global Value Chains: How Malaysia Added Value

to its Natural Resources through Industrial Polic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29, No. 3, 2020, pp. 870-

903.

阿米尔·莱比杜伊(Amir Lebdioui),牛津大学国际发展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资源依赖型国家的经济多样化、

绿色产业政策和低碳创新、初级产品附加值提升和基于生物多样性的发展模式。余嘉荣,国政学人编译员,复旦大学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研究兴趣为国际发展、经济制裁。

第89页

2024 年第 3 期(总第 15 期)

83

 思维导图

一、研究问题的提出

本文借鉴马来西亚的案例,研究初级产品增值的政治经济学,这有助于将国家在价

值链升级过程中的作用概念化。更具体地说,本文探讨了产业政策及其政治基础在发展

中国家面对市场对增值的阻碍时所发挥的作用。

1957 年独立时,马来西亚高度依赖锡矿和橡胶出口,这两类初级产品占到其总出口

的 85%左右。受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对出口造成冲击的影响,马来西亚从 70 年代开

始寻求提高出口结构的多样化水平,一方面开始发展棕榈油和石油部门,另一方面开始

向初级产品开采的上下游产业发展。马来西亚的资源部门已成功地从原材料出口活动转

向以知识密集度、研发能力和技术先进性为特征的高附加值活动。由此而来的问题是:

第90页

84

马来西亚资源部门为什么能够成功地沿着价值链实现升级?本文提出,更关注技术升级、

能力积累和“干中学”的动态比较优势战略能够较好地解释马来西亚的资源型工业化。

二、全球价值链中产业升级的理论视角

(一)关联发展战略

以初级产品部门为起点建立前后向关联一直是发展经济学分析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

转型的主要关切之一。赫希曼在其经典文献中指出了初级产品开采可能带来的三类联系,

即财政联系、消费联系和生产联系,其中生产联系在他看来最可能带来经济结构的多样

化以及沿价值链的产业升级。其中,后向联系(上游价值增值)指初级产品开采所用投入

品和服务的本土化,前向联系(下游价值增值)指初级产品深加工的本土化。在此基础

上,赫希曼及其后的一系列研究者认为,资源富足国实现经济结构多样化的最佳途径是

以资源部门为核心建立纵向关联;而非如资源诅咒研究所认为的,应当在与资源不相关

的部门建立竞争优势。

尽管赫希曼的上述分析视角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但在本文作者看来,其默认了产

业的前后向联系能够在市场力量的自发推动下建立。然而在现实情境中,发展中国家的

产业升级一方面会面临高企的市场壁垒,产业升级往往需要密集的投资、对复杂技术的

掌握等,但后发展国家本土往往缺少这些要素;另一方面产业升级还会受到一系列非市

场因素的阻碍,如全球价值链过程中领导企业和供应商之间的非对称权力关系。

(二)全球商品链中的升级战略

90 年代兴起的全球商品链/价值链研究的主要理论关切有两方面,一是考察领导企业

和供应商之间的权力关系,二是考察这种权力关系如何影响后发国家供应商沿价值链的

升级。在此,“沿价值链升级”可定义为“转向高附加值的生产活动,以提高技术、知识

和技能,并增加从参与全球价值链中获得的收益或利润”。

对于领导企业和供应商之间的非对称关系,价值链研究认为领导企业时常能够主导

供应商的行为,并限制其沿价值链升级的空间,具体手段包括尽可能垄断利润、利用制

度性权力影响国际组织和所在国政府的政策输出、限制技术扩散等。由于存在领导企业

对后发国家供应商的压制,后发国家政府在推动本国产业升级过程中理论上能够发挥重

第91页

2024 年第 3 期(总第 15 期)

85

要作用,其核心在于帮助本国企业平衡与发达国家领导企业在价值链中的不对等关系,

包括帮助本国供应商与领导厂商签订长期合约、支持领导厂商向本国厂商的技术转让等。

虽然价值链研究确认了国家能够发挥的重要作用,但其仍然没有完全澄清国家具体

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政策、以及特定政策得以制定和实施所需的政治社会条件。

(三)发展型国家理论

发展型国家理论强调国家干预和产业政策对于后发国家经济持续增长和产业升级的

必要性,并指出干预的有效实施有赖于国家相对于私人寻租团体之间具有一定的自主性,

同时国家与社会之间通过良性的政商关系相互连接。

虽然新古典经济学会以寻租成本质疑国家干预的有效性,但发展型国家理论会给出

两点反驳:一是发展型国家事实上也同样追求控制寻租成本;二是寻租存在不同的类型,

在特定情况下寻租能够刺激更加有效的创新和学习,使寻租伴生的收益超过了其带来的

社会成本。以马来西亚为例,虽然寻租普遍存在于经济部门之中,但不同部门的发展绩

效存在显著差异,如汽车工业中的寻租活动降低了生产效率,因其有意限制采购华人企

业生产的更有价格竞争力的零部件;而在后文将进一步分析的资源密集型行业中,寻租

则更与有的发展绩效同时共存。

此外,发展型国家理论对比较优势的理解也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后者主要采取静

态比较优势的视角,强调既有禀赋和技术能力的路径依赖效应;而前者则采取动态比较

优势视角,强调国家可以能动地推动本国从初级产业向更具规模效应和更高技术密集度

的中高端产业发展。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国家是具体如何推动本国产业技术能力发展并获得新的比较优

势的?具体到本文语境下,马来西亚是如何制定和实施价值链升级政策的?国家在其中

的角色是什么?国家得以行动所依傍的环境是什么?

三、马来西亚资源部门升级的特征事实与产业政策概览

尽管一般认为马来西亚的经济奇迹很大程度上是由电器与电子行业带来的,但首先,

过去十年中棕榈油、橡胶和石油产业对马来西亚净出口的贡献持续增加且已超过电器与

电子行业。其次,上述行业的出口产品并不仅仅局限于原材料和初级产品,而是包含了

第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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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游附加值更高的产品。在本世纪最初十年,50%的资源部门出口产品都经由马来西亚

本土加工。再者,马来西亚资源部门也显示出了全球出口竞争力,尤其是在棕榈油制品

方面有着极高的显示性比较优势(RCA)。下表概括了马来西亚在棕榈油、橡胶和石油

三个领域内出台的主要产业政策:

表:马来西亚初级产品部门升级的主要政策

四、政治经济学分析:资源型工业化的政策动机

然而仅仅观察政策并不能告诉我们什么,更需要进一步追问国家为什么有意愿且有

能力采取上述干预措施。马来西亚资源部门产业升级政策的设计和实施是在特定的历史、

制度和意识形态背景下进行的。本节强调了以“行政主导与民主特征并存”为特征的马

来西亚政治形态、执政联盟的基础、发展规划的历史遗产以及东亚其他经济体发展模式

的影响。

(一)执政联盟的政治基础和商品价格波动

影响追求产业升级政策意愿的因素在本研究分析的三个商品部门中有所不同。在资

本密集型的石油行业,政府的首要任务是获得更多的财政收入,以便日后重新注入国家

第93页

2024 年第 3 期(总第 1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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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计划。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马来西亚政策制定者并没有为了“创收”而在短期内最大

化石油收益,而是选择了在长期内投资于产业升级,并成功通过更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

获得比纯原油出口更大的收益。马来西亚执政者为什么会有意愿实施长期结构转型的投

资?本文认为,巫统的政治主导地位至关重要。执政党所面临的政治生存威胁较小,可

能有助于激励政策制定者进行转型投资,以提高该行业的长期生产力,而不是以牺牲附

加值为代价在短期内榨取石油租金。

与石油部门相对,橡胶和棕榈油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是农村地区马来人生活所

依靠的支柱产业。而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到 2018 年,农村地区一直是巫统在政治上占主导

地位的基础,因此执政联盟在促进前后向产业关联以增加附加值和就业之前,必须先鼓

励促进种植业的发展以巩固执政地位。不过,马来西亚政府也采取了包括限制原材料出

口在内的一系列抑制初级产品出口和发展高附加值产业的措施。本文认为,这可能是由

于马来西亚政府对原材料和初级产品部门实施国有化所致,这一做法削弱了国内可能抵

制初级产品出口限制和工业升级的政治力量。进一步向前追溯,对原材料和初级产品开

采活动的国有化是新经济政策(NEP)时期族群经济结构调整导致的结果。由于对马来土

著个体投资者的特别股份分配方案未能取得成功,政府转而建立了一个由各类组织和信

托机构组成的网络,代表马来土著直接投资于相关公司并持有股份。这有助于解释公共

机构和马来土著群体之间如何相互协调利益诉求,建立有利于高附加值产业发展的激励

相容机制。

出台发展高附加值产业政策的时机也与商品价格波动有关。马来西亚资源部门的价

值链升级大部分发生在 20 世纪 80 年代商品价格低迷导致经济衰退后,当时石油、棕

榈油和橡胶三个行业的国有和私营企业决定转向附加值更高的生产活动。尽管高附加值

并不能完全消除产业在原材料价格波动面前的脆弱性,但总体上能够使三个部门的出口

收入更加稳定。由于商品价格波动会同时对执政联盟的政治基础和重要资金来源(主要

为石油收入)造成的严重影响,由此不难理解 20 世纪 80 年代执政联盟推动资源部门产

业升级背后的政治考虑。

(二)政策计划与行政主导

马来西亚以资源部门为基础的发展并不是临时和碎片化政策干预的结果,而是在政

府成体系的规划下,通过马来西亚五年计划、工业总体规划和经济转型计划等一系列产

第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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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政策实现的。值得进一步追问的是:为什么马来西亚的产业政策能够在较长的时间内

保持连贯性?本文认为,这一方面得益于马来西亚以建立执政联盟与“联合主义”

(consociationalism)为基础的政治体制,这确保了在较长时间内支持制定和实施发展战

略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得以延续。另一方面也得益于马来西亚政坛较长时期内的行政主导

倾向,主要指马哈蒂尔从八十年代起连续执政逾二十年,从而使其领导下的政府获得了

充分的时间实施长期和连续的产业政策。

(三)地区背景、知识氛围和马来西亚的实用主义发展战略

日本与东亚四小龙发展模式的成功对马来西亚经济政策制定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如 1981 年马哈蒂尔政府提出的“东向政策”即将日本和韩国设为经济发展的典范加以学

习。从全球范围看,当时马来西亚的做法并不寻常,因主流的发展政策建议是基于华盛

顿共识。类似的“反常”选择还出现在亚洲金融危机后,马来西亚政府也拒绝接受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提供的应对方案,并比其接受了相关整改建议的东南亚邻国更快从危机中恢

复。马来西亚以一种实用主义的立场对待国际组织的政策建议很大程度上受到其东亚邻

国经验的影响,也部分地与前文所提到的国内政治条件有关。

五、结论

本文提出,从马来西亚资源部门沿价值链升级的经验中可以概括出四点结论:

一是由于市场性与非市场性壁垒的存在,产业升级不会自动发生。在棕榈油业行业

中,马来西亚既面临一些给定的经济壁垒,如有限的国内市场、专业技能的短缺、距离最

终消费地距离遥远等;也面临人为设定的壁垒,如欧盟的关税、植物油游说团体发起的

反棕榈油运动等,反映出价值链中的权力关系如何可能阻碍发展中国家实现产业升级。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可以针对资源部门出台财政激励、贸易保护等一系列干预政策,并

确保价格扭曲带来的租金被重新投入于高附加值活动之中。本文提出,影响发展绩效的

并非是否存在寻租,而是租金是否被用于激励创新学习和提高生产率相关的活动。为实

现这一目标,马来西亚政府不仅仅采取创租措施,也配套地持续培育产业竞争力,包括

注重研发支持、促进向关键市场的产品出口等。

二是不同于既有研究认为马来西亚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来自于电器与电子部门,

本文认为以资源密集型行业为起点建立前后向关联,使资源部门开展具有更高附加值和

第95页

2024 年第 3 期(总第 1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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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高知识密集度的活动,也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并在直接方面(通过增加出口收入

和就业)和间接方面(通过建立联系、提高价格稳定性以及积累技术、工业和营销能力)

产生了可观的溢出效应。例如在石油部门,前后向关联的发展促进了新产业(石油化工、

塑料、合成橡胶)的发展,也加强了与现有产业(汽车、电气和电子产业)的联系。

三是尽管外国投资和跨国公司可以成为获取外国知识的重要渠道,但它们也可能会

干扰本土技术能力的最终发展,这与李根等学者提出的“低收入阶段发展中国家应积极

参与全球价值链,但中等收入阶段应从全球价值链中适度脱嵌”的观点相一致。在马来

西亚,恰是在棕榈油和橡胶业实现国有化后,对原材料进行深加工的意愿才开始上升;

在此之前,欧洲实体控制下的种植园企业更倾向于出口毛棕榈油。此外,在橡胶行业本

国公司和外国公司在本地采购行为上存在很大差异,本国公司更偏好与本国供应商建立

合作关系,而外国公司则总体上偏好进口投入品。

四是政治过程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价值链升级。本文揭示了一些因素(如国家对商品

开采活动的所有权、执政联盟的政治基础与商品部门之间的关系),政治约束既影响了

国家采取有利于资源部门长期发展能力、也影响了采取相关做法的意愿。因此本文强调

产业政策的有效性深嵌于特定的政治和历史背景之中,并对其可移植性存保留意见。

 译者评述

本文作者通过对马来西亚石油、橡胶和棕榈油三个资源型行业向高附加值活动升级

过程的考察,指出了资源产业升级中国家介入的必要性、以及国家实施产业升级战略背

后的政治动因。在译者看来,本文的主要贡献有二。贡献之一是选择了资源型部门作为

研究产业升级条件的案例,超越了既有研究更多关注制造业部门(特别是汽车工业和电

子工业)的视域。事实上考虑到诸多发展中国家属于资源型经济体,加之在当前全球新

能源转型背景下对锂钴镍等关键矿产的需求似乎赋予了印尼、刚果和拉美锂三角国家新

的发展窗口期,如何将其丰富的资源禀赋转化为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垫脚石”,而非如资

源诅咒研究所预测的那样成为“绊脚石”,这一研究也能够与更广的文献(不仅仅是本文

综述部分所涉及的全球价值链和发展型国家理论)进行对话。在译者的认知范围内,已

有部分其他研究关注到了初级产品与全球价值链下工业升级的关联,如 Pritish Behuria

第96页

90

(2020)有关卢旺达咖啡产业的升级研究与本文有着相近问题关切。贡献之二是本文在一定

程度上将产业政策研究的两个向度,即政治经济向度和产业经济向度结合在了一起。在

本文的前半部分,作者主要聚焦于马来西亚资源部门的经济绩效及背后产业政策的作用,

而在后半部分则进一步追问了产业政策制定背后的政治动因。较为完备的产业政策研究

既需要关注围绕产业政策的政治互动,也需要追问产业政策如何通过特定的微观经济过

程而最终对经济绩效产生影响。本身作为一项偏向描述性的研究,本文提出的一系列观

点或可以在未来通过更大范围的案例研究进一步验证其外部效度。

【校对审核:夏菲 吴谨轩】

【责任编辑:严瑾怡】

第97页

2024 年第 3 期(总第 1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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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刊速递

《国际组织评论》(Th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Th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Vol.19, No.1, 2024

1. 国际测试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testing)

Rie Kijima,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蒙克国际事务学院教授

Phillip Y. Lipscy,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蒙克国际事务学院教授

【摘要】国家绩效的量化和排名如何影响国家行为?近年来,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倡导

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等教育领域的跨国评估日益突出。然而,跨国评估在政治上备受争议,

其影响仍未得到充分探讨。本文认为,参与评估对教育成果具有有意义的积极影响,并评估了与精英

机制、国内机制和跨国机制相关的三个假设。本研究中采用的混合方法,利用了涵盖所有跨国评估和

所有国家的面板数据集,以及对 46 个国家直接负责规划和实施的教育官员进行的原创调查。本文发

现,即使考虑了潜在的自我选择因素,参与评估也会提高中学净入学率。这一增长的幅度是巨大的:

在全球范围内,这相当于每年增加了 2700 万至 3200 万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经验证据表明,精

英层面的机制是这些结果的主要原因。

【原文】How does quantifying and ranking national performance influence state behavior? Cross-national

assessments in education, such as the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 promoted by

the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in recent years. However, cross-national assessments are politically contentious, and their impact remains

underexplored. We argue that assessment participation has a meaningful, positive impact on education

outcomes and evaluate three hypotheses related to elite, domestic, and transnational mechanisms. Our mixedmethod approach draws on a panel dataset covering all cross-national assessments and all countries as well as

《国际组织评论》( Th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是一份分析政府和非政府组织运行的同行

评审学术期刊,始发刊于 2006 年,由 Springer 出版。该

刊涵盖整个政治经济学领域,重点关注国际组织的政策和

结构。2022 年该刊影响因子为 3.9,在国际关系的 96 种期

刊中排名第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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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original survey of education officials directly responsible for planning and implementation in 46 countries.

We find that assessment participation increases net secondary enrollment rates even after accounting for

potential self-selection. The magnitude of this increase is large: on a global basis, it is equivalent to improved

access to higher education for 27–32 million students annually. The empirical evidence suggests elite-level

mechanisms are primarily responsible for these findings.

2. 作为集团的环境协定:来自贸易条款新数据集的证据(Environmental agreements

as clubs: Evidence from a new dataset of trade provisions)

Jean-Frédéric Morin,加拿大拉瓦尔大学国际政治经济系副教授

Clara Brandi,德国波恩大学德国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讲师

Jakob Schwab,德国波恩大学德国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讲师

【摘要】建立政府间环境集团是解决全球环境问题的一项重要政策建议。根据其支持者的说法,环境

集团为其成员提供独有的“集团产品”,激励人们加入集团并接受其环境义务。然而,现有文献认为环

境集团只是一种理论构想,仍需付诸实践。本文探讨的问题是,事实上,包含贸易相关条款的众多国

际环境协定(IEAs)是否为其缔约方提供了集团产品。为此,本文研究了这些条款对缔约方之间贸易

流向与非缔约方之间贸易流向相比的影响。本文引入了一个关于 2,097 个国际环境协定中 48 种贸

易条款的原始数据集,并在本文发表时提供该数据集。基于这一新数据和一组全球双边贸易流动模版,

本文发现有证据表明,相对于与非缔约方的贸易,现有的国际经济协议及其贸易自由化内容与缔约方

之间贸易的增加有关。本文由此得出结论,国际环境协定体系为其缔约方提供了集团商品。揭示环境

集团的存在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和政策意义。这为今后研究集团在吸引参与和提高环境标准方面的实际

效果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

【原文】Creating intergovernmental environmental clubs is a prominent policy proposal for addressing global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ccording to their proponents, environmental clubs provide an incentive to join them

and accept their environmental obligations by generating exclusive “club goods” for their members. Yet,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considers environmental clubs as a theoretical idea that still has to be put into practice. This

article asks whether, in fact, the numerous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agreements (IEAs) containing traderelated provisions provide club goods to their parties. It does so by investigating the effects of these provisions

on trade flows among parties compared to flows with non-parties. We introduce an original dataset on 48 types

of trade provisions in 2,097 IEAs that we make available with the publication of this article. Based on this new

data and a panel of worldwide bilateral trade flows, we find evidence that existing IEAs and their tradeliberalizing content are associated with increased trade among their parties relative to trade with non-parties.

We conclude from this finding that systems of IEAs provide club goods to their parties. Uncovering the

existence of environmental clubs has significant methodological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It is an important

first step for future research on the actual effectiveness of clubs in attracting participation and raising

environmental stand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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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第 3 期(总第 1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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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保护家园:企业投资计划如何影响双边投资条约的形成(Protecting home: how firms’

investment plans affect the formation of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Seung jun Kim,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政治科学系教授

【摘要】人们普遍认为,发展中国家寻求建立双边投资条约(BITs)以吸引外国直接投资(FDI)。

然而,发达国家在双边投资协定的制定中扮演什么角色却相对未知。在谈判外国直接投资交易时,跨

国公司(MNC)会预见到它们与东道国政府之间可能存在的投资争端。跨国公司寻求降低未来的投资

风险,要求本国政府与东道国签订双边投资协定是一个有吸引力的选择。为了检验关于资本输出行为

者影响双边投资协定的论点,本文分析了外国直接投资项目公告数据,该数据记录了跨国公司最终确

定参与外国直接投资计划的时间。研究结果表明,跨国公司已计划的外国直接投资与母国和东道国随

后签署双边投资协定的可能性密切相关。此外,通过将公司层面的财务信息与外国直接投资项目公告

相匹配,本文发现当大公司是计划的外国直接投资的来源时,母国更有可能与东道国建立双边投资协

定。这些研究结果表明,双边投资协定的创建不仅是由东道国的经济需求驱动的,也是由母国保护其

政治特权企业的愿望驱动的。

【原文】It is commonly accepted that developing countries pursue the creation of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BITs) to attract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However, it is relatively unknown what role developed

countries play in the creation of BITs. When negotiating FDI deals,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MNCs)

anticipate potential investment disputes between themselves and the host government. MNCs seek to reduce

future investment risks, and asking their own government to secure BITs with the host country is an attractive

option for doing so. To test my argument about capital-exporting actors influencing BITs, I analyze FDI project

announcement data, which captures the timing of when MNCs finalize their plans to engage in FDI. The

findings show that MNCs’ already-planned FDI is strongly associated with the probability of subsequent BIT

signing between the home and host country. Moreover, by matching firm-level financial information with FDI

project announcements, I show that home countries are more likely to establish BITs with host countries when

large firms are the source of the planned FDI. These findings suggest that BIT creation is not driven solely by

host countries’ economic needs, but also by home countries’ desire to protect their politically privileged firms.

4. 公众对遵守国际法的偏好:尊重法律义务还是遵守惯例?(Public preferences for

international law compliance: Respecting legal obligations or conforming to common

practices?)

Saki Kuzushima,美国密歇根大学政治科学系教授

Kenneth Mori McElwain,日本东京大学政治科学系教授

Yuki Shiraito,美国密歇根大学政治科学系副教授

【摘要】尽管人们对国际法约束国家行为的能力有很大争议,但最近的研究指出,国内机制可以阻止

不遵守条约的行为,其中最明显的是公众对违反条约协议的政府的不认可。然而,现有的研究并没有

明确区分导致这种不认可的两种不同的、理论上重要的动机:对法律义务的尊重与希望遵循全球共同

惯例的愿望。本文在日本设计了一个创新的调查实验,直接操纵有关这两种潜在渠道的信息。本文考

察了受访者对四种违反国际法的有争议做法的态度,如同姓婚姻、捕鲸、仇恨言论管制和死刑,发现

第100页

94

法律义务线索对受访者态度的影响要强于共同做法线索。本文还显示了基于党派和对全球公民社会认

同的分组差异。这些结果表明,国际法的法律性质对国内守法的拉动作用至关重要。

【原文】Despite significant debate about the ability of international law to constrain state behavior, recent

research points to domestic mechanisms that deter non-compliance, most notably public disapproval of

governments that violate treaty agreements. However, existing studies have not explicitly differentiated two

distinct, theoretically important motivations that underlie this disapproval: respect for legal obligations versus

the desire to follow common global practices. We design an innovative survey experiment in Japan that

manipulates information about these two potential channels directly. We examine attitudes towards four

controversial practices that fall afoul of international law—same-surname marriage, whaling, hate speech

regulation, and capital punishment—and find that the legal obligation cue has a stronger effect on respondent

attitudes than the common practices cue. We also show subgroup differences based on partisanship and

identification with global civil society. These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the legal nature of international law is

crucial to domestic compliance pull.

5. 宪法遵守情况比较数据库(The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compliance database)

Jerg Gutmann,德国汉堡大学法律与经济系副教授

Katarzyna Metelska-Szaniawska,波兰华沙大学经济科学系副教授

Stefan Voigt,德国汉堡大学法律与经济系副教授

【摘要】本文介绍了一个衡量政府遵守/符合国家宪法(合宪性)情况的新型数据库。它将法律上的宪

法规则信息与事实上的宪法实施数据相结合。各个合宪性指标可分为四类,本文将其汇总为合宪性的

总体指标:财产权与法治、政治权利、公民权利和基本人权。该数据库涵盖了 1900 年至 2020 年期间

的 175 个国家,可供有兴趣研究(不)符合宪法的决定因素或影响的研究人员使用。本文对合宪性的

典型事实进行的调查显示,合宪性的情况长期呈上升趋势,这主要发生在 1990 年前后。美洲的合宪

性增长最快,但非洲和欧洲的宪合宪性也有所提高,尤其是在冷战结束时。民主国家,尤其是议会制

和混合制国家,比非民主国家更遵守宪法,其中军事独裁国家表现最差。宪法设计也很重要:允许因

违反宪法规定而罢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的宪法得到了更多的遵守。

【原文】This article introduces a novel database that measures governments’ compliance with national

constitutions. It combinesinformation on de jure constitutional rules with data on their de facto implementation.

The individual compliance indicators can be grouped into four categories that we aggregate into an overall

indicator of constitutional compliance: property rights and the rule of law, political rights, civil rights, and

basic human rights. The database covers 175 countries over the period 1900 to 2020 and can be used by

researchers interested in studying the determinants or the effects of (non)compliance with constitutions. Our

investigation of the stylized facts of constitutional compliance reveals a long-term increase in compliance,

which occurred primarily around the year 1990. The Americas experienced the steepest increase in compliance,

but also Africa and Europe improved particularly at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Democracies – particularly those

with parliamentary and mixed systems – show more constitutional compliance than nondemocracies, among

which military dictatorships perform the worst. Constitutional design also matters: Constitutions that allow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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