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传达对象受述者:功能与类型

１９７１年,普林斯(GeraldPrince)首 次 提 出 受

述者(narratee)[１９],在之后的十余年里,普林斯主

要从三个方面建构这一概念,即受述者的功能、在

文本中出现的标识,以及以此进行的分类.概括地

说,普林斯认为,受述者作为叙述者交流的对象,发

挥着一系列作用,如联结叙述者和真实读者的交

流,确定叙述框架和叙述者特性,强调叙述主题,推

动叙述情节、代言叙述道德等;受述者是在文本中

被刻画的,是 一 个 纯 粹 的 文 本 建 构 (textualconＧ

struct)[５](P．５７);按照受述者在叙述文本中出现的层

次和标识以及显现程度,可以将其区分出三种类

型,即隐而不显的受述者、有被提及但并不清晰可

辨 的 受 述 者,以 及 作 为 人 物 的 “受 述 者—人

物”(narratee－character)[２０](PP．１６~２１).

也有学者从功能、分类等方面对受述者提出质

疑和修正.在受述者的功能上,部分学者针对普林

斯罗列的一系列功能,去繁存简,辨析出它的核心

功能,也有一并修正受述者的分类.瑞安根据叙述

者的三项潜在功能(创造、传达和见证),直言受述

者之存在 只 建 立 在 作 为 叙 述 者 的 传 达 对 象 基 础

上.[３]热奈特和费伦一致认为,受述者只是在特定

情况下才发挥联结叙述者和真实读者之间的交流

“驿站”(relaystation)作用.热奈特认为,真实读

者可能会代入故事外的受述者(extradiegeticnarＧ

ratee),而 不 可 能 代 入 故 事 内 的 受 述 者 (intradieＧ

geticnarratee),因为后者明确是故事中的某个人

物,前者的相关信息模糊,相比之下,真实读者自然

更容易代入前者.[２１](P．１３１)费伦以第二人称“你”的

叙述为例,认为当叙述文本中受述者信息明确为一

个具体的人物时,真实读者和受述者之间的距离就

会被拉大,受述者联结叙述者和真实读者的功能也

就会被削弱.[２２]

笔者认同上述三位学者的论述,尤其是受述者

主要是为叙述者传达功能服务.不过,既然受述者

的核心功能是作为叙述者传达对象,对受述者的讨

论,从叙述者角度出发或更能切中要害,如热奈特、

费伦从真实读者的角度讨论受述者,可能会模糊受

述者这一焦点.那么,有关受述者的核心问题就浮

现出来,即受述者到底该如何服务于叙述者的传

达,或者说,叙述者将叙述文本传达给受述者的方

式有哪些? “框架—人格”叙述者以四种不同程度

的人格化方式来传达叙述文本,同理,向受述者传

达也是基于这四种人格化方式.在此基础上,传达

方式 可 以 分 为 两 类,即 “我 让 你 看”和 “我 对 你

说”———“我”指的是叙述者,“你”指的是受述者.

在“我让你看”的传达方式中,叙述者只是唤起受述

者的注意,提请受述者观察,此时,受述者可以称为

“作为观察者的受述者”.

受述者观察的内容自然是叙述者框架生成的

情节,至于受述者如何反应,叙述者不显示关心(即

在叙述文本中看不到叙述者的人格化显现、进行的

干预和指点).在这一传达方式中,叙述者和受述

者的人格化都不明显.比如,在小说«杀人者»中,

叙述者只是按照小说的规则、程式和语言媒介来选

择和组织人物对话与行动,叙述者并不显现出明显

的讲述意识,也不进行指点和评价等,叙述者几乎

没有人格化.因此,受述者只能自行观察人物的言

行.如果观察中受述者有反应,比如对拳击手面临

追杀而无动于衷感到费解等,这也是受述者对人物

言行的反应,而非叙述者引导出来的.不过,如果

是给出这样的反应,那就已经是真实读者的问题

了,这也就脱离了作为叙述者预设的、文本内刻画

的交流对象的受述者了.在戏剧或电影中,当叙述

者以最小的人格化方式呈现叙述文本时,人物和事

件在舞台上、屏幕里几乎自行发生,此时受述者被

假定在台下、屏幕后观看,受述者同样是作为观察

者的角色,其具体反应不被叙述者所关注,更不会

呈现在叙述文本内.

在“我对你说”的传达方式中,叙述者要引导受

述者的反应(尽管是叙述者假想的),此种传达方式

下的受述者可以称为“作为对话者的受述者”.如

在前文提到的拟话本小说中,常见的叙述者“我”喊

受述者“看官”或者“你”,引起受述者注意并发问,

比如“你道这事奇不奇”,这是要引导受述者给出肯

定的回答.更为极端的是,叙述者“我”甚至会纠

正、反驳受述者的“反应”,比如在小说«卡拉马佐夫

兄弟»中,叙述者“我”对受述者(读者)说,“只是我

还想请求读者不要过分急于嗤笑我的年轻主人公

那颗纯洁的心”[２３](P．３９９).叙述者“我”假想了受述

者的看法,并与之展开对话、争论,这种引导受述者

作出反应的做法有效地传达了叙述者自身的看法、

观点和态度,无论是叙述者还是受述者,人格化都

非常明显.

综上,“框架—人格”叙述者观认为,受述者是

为叙述者传达功能而服务的,从属于叙述者概念;

４４

受述者在接受叙述者传达时,根据叙述者的人格化

程度相应地发生变化,基本上可以分为“作为观看

者的受述者”和“作为对话者的受述者”两类,前一

类受述者和叙述者一样,人格化最弱或不明显,而

后一类受述者和叙述者一样,人格化被突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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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李静丽)

OntheFunctionandFormoftheNarrator:

FrameandPersonification

ZHAO Yi－heng, SUNShao－wen

(CollegeofLiteratureandJournalism,SichuanUniversity,

ChengduSichuan６１０２１１,China;InstituteofSemioticsandMediaStudies,

SichuanUniversity,ChengduSichuan６１０２１１,China)

[Abstract]Narrativegenerationandtransmissionaretheexclusivefunctionsofthenarrator．During

narrativegeneration,theselectionandcombinationofelementsarebasedonexistingculturalconvenＧ

tions,rules,andmediumattributes,whichconstitutetheframe(work)ofthenarrativetext．ThenarＧ

ratorisalsogeneratedaccordingly．Inthisstage,thenarratoriscalledtheframenarrator．WhentransＧ

mittingthenarrative,thenarratoroftenpresentsvaryingdegreesofpersonificationduetotheintention

oftransmission．Personificationservesasawayforthenarratortoappearinthenarrativetext．ThenarＧ

ratoratthisstageisreferredtoasthepersonalizednarrator．Theframe－personalitynarratorprovidesa

comprehensiveunderstandingofthefunctionsandformsofthenarrator．ThenarrateeexistsastheobＧ

jectoftransmissionbythenarrator,andbasedonthedegreeofpersonificationofthenarrator,twobasic

waysinwhichthenarratortransmitsthenarrativetothenarrateecanbedistinguished． [Keywords]Frame－personalityNarrator;Function;Form;Narratee

４５

[收稿日期]２０２４－０１－１０

[作者简介]赵星植,男,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

２０２４年７月 内 蒙 古 社 会 科 学 Jul．２０２４

第４５卷 第４期 INNER MONGOLIASOCIALSCIENCES Vol．４５ №．４

DOI:１０．１４１３７/j．cnki．issn１００３－５２８１．２０２４．０４．００７

论符号现象学的形成

赵星植

(四川大学 外国语学院, 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０６４)

[摘 要]符号现象学的形成源自皮尔斯的符号思想理论体系.皮尔斯对现象问题的思考不仅奠定了符

号学理论的基础,而且也为当今哲学符号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皮尔斯在其现象学手稿中清晰地论

证了三种普遍范畴的存在方式与特性,以及三种范畴与人类意识活动之相互关系,这为探究文学艺术中日益

凸显的意义与意识问题提供了理论资源.

[关键词]符号学现象学;皮尔斯;范畴;意识;意义

[中图分类号]J０－０２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５２８１(２０２４)０４－００４６－０７

意义的生成与交流是文学艺术研究的重要议

题,意义研究的核心是意识的构成问题.意识借助

意义交流活动存在于世,它是人类存在的根本原因

和根本方式,该问题在“后人类”时代的相关研究中

只会更加重要.作为技术工具的人工智能已介入

到文学艺术的创造之中,主体性的外延被扩展到了

动物、数据和机械等不同层面.后人类的显著特点

便是大脑、身体与科技、机器完全融合,人类与非人

类的界限已无法辨别.对这些作品研究的核心实

际上仍然是意识的问题,而且只会更加复杂.它追

问人类意识与其Ђ意识主体的差异性、相似性以及

融合的可能性.

为何讨论意识的构成问题如此重要? 因为它

既关涉人类与其Ђ主体的区别,更关系到人类未来

的诸种可能.在上述意义上,符号现象学作为专门

研究意义与意识问题之根本关系的学科,就变得尤

为重要.赵毅衡指出,符号现象学“解释意识与世

界的联系是如何产生的,而且如何取得三种效果:

意义活动如何构成意识,意义活动如何在个体意识

中积累经验,意义活动如何在社群意识之中沉积为

文化”[１].

符号学即意义学,集中探究意义的产生和解

释,符号现象学则关注意识如何产生并立义.这二

者研究的实际上是同一个意义过程,不过是研究重

心有所区别.[２](PP．１~２)关注点的不同使得符号学向

形式论和方法论倾斜,而符号现象则以本体论和形

而上学为主要理论方向.换言之,符号现象学是探

索符号学作为本体论之可能性的理论实践.

符号 现 象 学 的 形 成 源 自 皮 尔 斯 (CharlesS．

Peirce)的符号思想理论体系.“现象学”是皮尔斯

使用的术语,Ђ在手稿中有时候也采用自创的“显

现学”(paneroscopy)这一术语来表达该学科.皮

尔斯从二十多岁起便在符号学范围思索现象学的

主要问题,这实际上比胡塞尔(Edmund Husserl)

４６

的研究开始得还要早.皮尔斯指出,现象学研究的

核心是探索现象的形式要素(CP１．２２８①),这表明

Ђ的现象学是关于意义的形式理论.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尽管皮尔斯与胡塞尔同属

于一个时代,都围绕“现象学”这一领域进行过Ѐ细

的研 究,但 二 者 对 现 象 学 的 研 究 都 是 独 立 展 开

的.[３](P．１０４)赫伯特施皮格伯格(HerbertSpiegelＧ

berg)在«现象学运动»中指出,皮尔斯很熟悉胡塞

尔[４](PP．５２~５３),但Ђ没有给出根据.笔者在查证哈

佛版«皮尔斯选集»时发现,在近３０００多页的手稿

中,皮尔斯仅在两处笔记(CP４．７和 CP８．１８９)中

提及胡塞尔的名字,并没有对胡塞尔的论述展开评

论.可见,赫伯特施皮格伯格的说法似乎并没有

根据.

现象学是皮尔斯整个符号学的理论基底,也是

当今哲学符号学研究的重要理论支撑.但是,当前

系统梳理皮尔斯符号现象学理论的文章还比较少

见,这也是本文写作的初衷.

一、 现象与符号现象学

皮尔斯的现象学理论直接受到康德范畴论的

启发,Ђ认为康德最具吸引力的地方就在于其建构

体系的方法.[５](P．２０１)康德体系论方法的主要目的是

把多样的感觉印象归结为统一体.为了建立这样

的统一体,康德发明了一个范畴体系.因此,皮尔

斯指出现象学的研究方法就是归纳并提出范畴,最

后予以理清.

在说明范畴之前,需要对“现象”这一关键概念

进行辨析.按照皮尔斯的理解,“现象”是指“那些

以任何方式、在任何意义上呈现于我们心灵中之所

有事物的总体,而这与它们是否与任何实在之物相

对应完全没有关系”(CP１．２８４).皮尔斯进一步

解释道,现象之所以不在乎其是否与实在之物相对

应,是因为在某人心灵中所发现的现象特性会呈现

在所有时间中,并且呈现于所有人的心灵之中,即

现象具有最广泛的普遍性.

皮尔斯认为,要决定一个东西是否属于现象并

没有任何心理学上的困难,因为任何事实上看起来

在心灵之前的东西都是现象.所以,现象学研究的

对象“与其说是显现的东西(whatappears)不如说

是看上去的东西(whatseems)”[６](P．２８).皮尔斯相

信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像现象这样可以进行如此直

接的观察,并且每个普通人都能够准确地把握Ђ对

现象所进行的讨论.皮尔斯建议,读者必须亲自重

复Ђ的观察与实验,否则Ђ们就无法领会Ђ要传达

的意思,这正如对先天失明的人讲述色彩装饰的效

果一样.因此,整个现象学就是以对现象之直接的

观 察 以 及 对 此 观 察 之 概 括 化 作 为 其 研 究 的 基

础.(CP１．２８４—１．２８６)

不过,现象学虽然以呈现于心灵中的现象作为

其直接观察的对象,但是它只是以此作为研究的起

点,却并不局限于此.换言之,现象学虽然以实际

经验到的东西为起点,但它仍然企图进一步涵盖所

有可能经验到的部分.皮尔斯在１９０３年指出,Ђ

本人使用“现象学”一词,虽然多少受到黑格尔«精

神现象学»的影响,但Ђ并不把现象学的工作局限

在对“经验”的观察与分析之中,反而将其研究的范

围不断៿展,使其可以描述任何“被经验者”“可能

被经验者”以及“可能被研究者”的共同特性.(CP

５．３７)因此,皮尔斯建议使用“phaneroscopy”(显象

学)一词来区分Ђ所谓的现象学与其Ђ现象学.

皮尔斯认为,现象学研究以对现象的直接观察

为基础.这种工作说起来简单,其实并不容易.Ђ

指出,现象学完全不考虑Ђ所研究的现象是否对应

于实在,它也避免任何假设性的解释.它只是省察

直接的“显象”,而努力将最细密的精确性与最广泛

的概括性展现出来.在此,不可被任何传统、任何

权威、任何理由影响而以为事实应该如何,只是诚

实地、单纯地去观察现象.(CP１．２８７)从某种意

义上说,直接观察现象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我们

只需要睁开双眼、打开心扉,好好地注视现象并说

出其中从不缺乏的特性.

从另一方面说,我们很难完全摆脱假设性的解

释.皮尔斯也承认,要从事这项工作,我们就必须

具备三种能力.第一种能力是要从事物本身的呈

现去看它,而不加任何解释———这是艺术家的能

力.例如,一般人把阳光下的雪说成是白色的,但

这只是根据理论以为白色是雪应该有的颜色,艺术

家则可以看到阳光下的雪实际上是黄色的.第二

种能力是坚决的辨别力,即紧盯着我们所研究的特

性不放,不论它躲在何处或加上何种伪装,都要把

４７

① CP１．２２８,即哈 佛 大 学 编 辑 出 版 的 皮 尔 斯 手 稿 集«皮 尔 斯 文

选»第１卷,第２２８段.本文遵循国际学界的引用规范,对哈佛

八卷本 的 引 用 采 用 文 中 标 注 的 形 式.(下 同)参 见 Charles

Peirce,TheCollected Papersof CharlesSanders Peirce,８

Vols．,Hartshorne,C．,P．Weiss,A．W．Burks(eds),Harvard

UniversityPress,１９３１~１９３５,１９５８.

它找出来.第三种能力是数学家所具备的概括力,

即能够清除所有外在且不相干的成分而进行考察,

并产 生 足 以 掌 握 特 性 之 本 质 的 那 种 抽 象 公

式.(CP５．４１—５．４２)

在上述原则的指导下,皮尔斯推导出了三类普

遍范畴,即 “第 一 性”(Firstness)、“第 二 性”(SecＧ

ondness)、“第 三 性”(Thirdness). (CP１．２３—

１．２６)当然,Ђ在手稿中还使用过不同术语来指称

这三类范畴,例如,“我”“你”“它”[７](P．１５),“品 质”

“关系”“再 现”(CP１．５５５),“品 质”“事 实”“法

则”(CP５．４４—５．２６),“第 一 位”“第 二 位”“第 三

位”(CP１．２６),等等.皮尔斯认为这三类普遍范

畴是存在于每一个现象之中的不可或缺的要素.

因此,三者作为最基本的“存在模式”,是我们面对

现象时所不可避免的思考模式.

皮尔斯认为,上述三类范畴在任何情况下都不

可能被拆分为二元关系.Ђ指出,“意义”本身显然

是一个三元关系.所以,只凭借二元关系,三元关

系是不能被表达出来的.(CP１．３４５)任何一种事

实,只有同时提到三个东西时才能被定义.皮尔斯

举例指出,若我们要定义右手指的方向是东方,那

么就必须同时面向北方且头朝向“天顶”(zenith),

只有在这种三元关系中,右手所指的方向才能被定

义为“东方”.同样,我们只有同时借助“东、西、上”

这一组三元关系,才能够界定何谓“左右”.(CP

１．３４５)

三类范畴论的论证预示着皮尔斯的三元符号

学模式的理论渊源.皮尔斯对符号的定义,重点不

在符号本身,而在符号表意的三元关系.某个事物

成为一个符号,并不是因为它具有什么内在特征,

而是因为它具备了任何符号都必须具有的形式特

征,即它与一个对象相关联,并且它在三者不可化

约的连接过程中产生了一个解释项,由此形成了一

组符号三元关系.推而论之,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

具有作为符号的潜力,只要它位于某种三元表意关

系中.

二、第一性与感觉

皮尔斯在其现象学论述中直截了当地指出,现

象学存在着三种人们皆可以直接观察的模式,分别

是积极的(positive)品质上的可能性存在、实际事

实的存在,以及那种可以支配未来事实之法则的存

在,三种存在模式分别对应的是第一性、第二性与

第三性这三个概念.(CP１．２３)

“第一性”是“显现性”,是“首先的”“短暂的”,

是由感觉之品质构成的.皮尔斯认为,“第一性”这

种存在模式即是那种任何一个事物毫不考虑其Ђ

事物之存在的而如其本然地存在.(CP１．２５)这

种存在模式单纯地就是其自身,它不指涉任何东

西,也不在任何东西之后.(CP１．３５６)皮尔斯进

一步认为第一性只有一种可能性(possibility),因

为一个事物若是与其Ђ事物都毫无关联就说它具

有任何存在,这是没有意义的说法.以红色为例,

在这个宇宙没有任何红色的事物之前,只不过是一

个积极的品质上的可能性.即使有红色的事物,但

就“红色”本身而言,它依然是某种积极的、独特的

东西.这种可能性就是第一性.因此,我们会很自

然地把第一性归为外在对象(outwardobject),即

认为它们本身有着某些潜能,而这些潜能可能已经

实现也可能尚未实现,它们可能会实现也可能永远

不会实现.除非这些潜能已经实现了,否则我们对

它一无所知.(CP１．２５)

皮尔斯指出,这个绝对的第一性观念必须完全

无关于任何其Ђ事物的概念或对任何其Ђ事物的

指涉,因而任何涉及一个第二位的事物,其本身就

是这个第二位的第二位,由此它不是第一性的.在

此意义上,第一性必须是当下(inthepresent)而直

接的,如此它才不至于成为一个再现的第二位;它

必须是崭新的,因为如果它是老旧的,那么它就是

先前状态的第二者;它必须是原初的、即兴的、自由

的(CP１．３５７),否则它就是某个“决定因”的第二

者;它还必须是生动而有意识的,如此才不会成为

某种感觉的对象.由此,皮尔斯才对其所谓的“第

一性”概念做了强调.Ђ说:“我所谓的第一位指的

根本不是一;关于一,巴门尼德说,一是综合的个体

或全体.我仅仅认为它本身呈现为第一,直觉、新

鲜清楚地宣称新鲜之时,它便失去了它的纯

洁.”①第一性先于所有的综合与所有的分化.它

没有统一,也没有部分,更不能被思考.若我们一

旦将其肯定,它便丧失了特色,因为肯定总是表明

对另一事物的否定.关于此,皮尔斯以“自由”这种

观念为例,指出自由就是其背后没有其Ђ的东西来

决定它的行为,但只要另一个否定观念进入,那么

另一个观念也就进入了,它也就不再是第一位的

了.所以,自由这种观念作为第一性,它只能在“无

４８

① 参见皮尔斯未出版手稿,手稿编号:MS９０４.

限的多 样 性 与 多 重 性 中 显 示 自 身”(CP１．３０２).

也正因为 它 未 做 任 何 区 分,因 此 第 一 性 是 “一 元

的”,它仅仅是可能而尚未存在的潜在性,因而它必

然是模糊的概念.皮尔斯所谓的“模糊”指的是缺

乏定义或未成型的品质.

皮尔斯认为,第一性的“模糊”类似于亚当在被

创造的第一天,首度睁开双眼来看这个世界,这时,

无所谓主观或客观,Ђ未做任何区分,也没有感到

Ђ自己的存在.因此,对于第一性,皮尔斯强调,

“切记,所有对Ђ所做的描述都必定是假的”(CP

１．３５７).

从现象之普遍要素的角度看,我们可以把第一

性理解为“品质”(quality).例如,红色、苦、硬、火

车鸣笛的声音、玫瑰油的香味、思考一个杰出的数

学证明时的感觉品质、爱情的感觉品质,等等.皮

尔斯认为,“任何事物,无论它有多么复杂和异质,

均 有 其 独 特 的 品 质 以 及 感 觉 的 可 能 性 ”(CP

１．４２０),因此“哪里有现象,哪里就有品质”,作为第

一性的品质是任何现象的最基本质地.

品质的最大特性在于它是一般的、不可分解且

独特的,即它是“一元的”(monadic),作为一种总

体(total)被我们感觉到的.只有当现象显现出来

时,我们才会去注意这些品质所显现出来的每一个

部分,但不会注意它们之间的联系.换言之,我们

是从整体上去感知这些品质的,而不会立刻区分品

质之间的差别,因为每种品质本身是独特的,并且

是难以描述的.

范畴用于解释人的意识,这是符号现象学的根

本目的.为此,皮尔斯在１８８５年的论述中按照普

遍范畴观对人们的意识进行过三元的划分.Ђ说:

“意识的真正范畴似乎是如下这样的:第一,感觉,

可以包含在时间的瞬间(instantoftime)之中的那

种意识,有关品质的被动意识,不认知或不分析;第

二,干扰意识领域的那种意识,抵抗感,有关外部事

实的感觉,有关另一种东西的感觉;第三,综合意

识,时间的 连 接,学 习 感,思 想.”(CP１．３７７)“感

觉”是人类意识的第一性范畴.Ђ认为,感觉是纯

粹消极的,既没有行为,也不能进行判断.它具有

各种各样的品质,但它本身却不能认知这些品质,

因为它不能进行分析,也不能进行比较.由于感觉

是第一性的,因此它享有第一性范畴的所有特点.

首先,感觉绝对单纯且没有其Ђ部分,所以“不管感

觉是什么,它都与其Ђ任何东西无关,因而它也与

任何部分无关”(CP１．３７７).其次,感觉是直接在

场的且是瞬间的.当某种现象直接呈现在我们面

前时,此时我们对这种现象的那一瞬间的感知就是

感觉.

皮尔斯认为,我们对某种现象之基础品质的感

觉先于我们的认知和理解.Ђ说:“那种使我们成

为如是的进化过程的特殊效应,吸收了我们大部分

的感官与感觉(它们曾经是模糊的),并且使它们变

得明亮与清晰,而且可以使它们与其余部分区分开

来.”(CP１．４２０)因此,感觉就是“一种从心灵内部

激起来的二次感觉(secondaryfeeling),这正如外

在感知的品质是被某些外在于我们的、心灵的东西

激起来的一样”(CP１．４２０).皮尔斯举例指出,我

们能够直接感觉到“振动速度上的一个细微差异所

造成的品质差别”,是因为我们之前具有有关振动

的那些不完整知识,这使我们只会把这些知识抽象

地再现为量上的差别.(CP１．４２０)

皮尔斯强调,人对现象品质的直接感觉事实上

是对传统认知论的修改.传统哲学一般都把品质

当作是认识论上一个基本单位或基本的认知对象.

然而,皮尔斯所谓的品质先于认知,是一种被感受

的品质.我们当然知道自己感到某些品质,但这种

知识不能与品质之实际感觉或直接经验相混淆.

我们感觉到的品质仅仅是在现象显现当下所感受

到的一种积极的可能性,这表明我们对品质之直接

的“感觉”是一回事,而我们“知道”感到品质又是另

一回事.

三、第二性与经验

第二性即“实际性”(actuality),其主要现象成

分为“事实”(facts).皮尔斯认为,第一性是绝对

的,第二性亦然.如果以第一性为绝对的最初,那

么第二性则是绝对的最后.就第一性而言,它完全

不考虑任何的第二者,当我们说到第二性时,也完

全不考虑任何第三者.但是,这时不可能去除第一

性的观念,否则就没有第二性可言了.举例来说,

以下观念皆具有第二性,如“另一者,关系,强迫,依

靠,独立,否定,发生,实在,结果”等.

一个事物要成为另一者且为否定的或独立的,

则必须具有一个第一者,而且它是这个第一者的另

一者.它是第一者的否定且独立于第一者.不过,

皮尔斯认为,这不是一种非常深刻的第二性,因为

在某些情况中,第一者可能被摧毁,但第二者的真

正品格未变.当第二者由第一者的行动而经历某

４９

种改变,而且依靠第一者,此时的第二性就是真正

的(或更纯粹的)第二性.(CP１．３５８)

从现象的普遍要素来看,皮尔斯认为我们可以

把第一性视为“感觉之品质”,而把第二性视为“实

际事实”(actualfact).Ђ指出,感觉之品质,就其

为一般的或整体的而言,它是有些模糊且属于潜在

的.然而,一个发生的事件则是纯粹个别的,它是

发生在此时此地的.(CP１．４１９)皮尔斯说:“假如

我问你一个事件的实际性存在于什么之中时,你会

告诉我它在于这个事件之发生于某时某 地(then

andthere)发生的偶然事件之中.”(CP１．２４)虽然

一个恒常事物的个别性相对没有那么纯粹,但是对

现实而言,它的恒常性与普遍性只是存在于每个个

别的刹那.

此外,由于实际事实是“个别的”而非普遍的,

因此这种个别的事物对于每一个可能性或品质来

说都是确定的(或者具有之,或者不具有之).这是

排中律,因此第二性不具有普遍性,因为普遍性是

部分而 未 确 定 的.(CP１．４３４)从 另 一 个 角 度 来

说,实际事实也必然涉及感觉的品质,正如前文所

述,除去第一性则无第二性可言.但是,品质本身

不足以构成事实,实际事实还得关涉作为物质实体

的主体.(CP１．４１９)

皮尔斯进一步解释道,我们认为事实是蛮横

的(brutal),这是因为我们感到事实在抵抗我们的

意志.在通常情况下,我们知道一个事实也是因为

它对我们产生了阻力.例如,正在向我们驶来的列

车所发出的鸣笛声,不管我们多么不爱听,它都使

我们处于某种惯性之中,以致其音调的突然改变而

遭遇某种阻力.皮尔斯认为,我们感觉到这种“音

调改变”并非感觉,而是属于“一种更加心智的那种

东西”,即比感觉更加接近我们意识的东西.因此,

“震惊”如同“鸣笛声”,最能够代表感觉的改变.Ђ

认为“震惊”这种获义模式是第二性的理解模式,并

且这种模式是一种“经验”(experience)而非感觉.

感觉是在我们理解与认知之前的,它属于第一性的

理解模式.

品质本身不足以造成这种阻力或抵抗感,造成

抵抗感的乃是质料.“如果要试图找到某种不包含

斗争即使在现实的感觉中,也有反应,而为质料化

的品质本身实际上不能反应.”(CP１．４１９)皮尔斯

不认为我们是由质料的品质推论出质料本身,因为

这样的说法等于说我们是由潜能推论出现实的.

Ђ指出,我们直接感知到的就是质料,也即我们只

是由现实(或事件)而知道潜能,只是由我们在质料

中所 知 觉 到 的 而 加 以 普 遍 化 才 推 出 品 质.(CP

１．４１９)

从意识与范畴之关系来说,“经验”是人类意识

的第二性范畴.简单来说,就是具体事物、具体事

件给我们意识所造成的那种蛮横的阻力或约束力.

这种阻力本身使得我们不得不去了解具体的外在

的事实.因此,经验是个别的、具体的,是事实给人

们认知带来的一种强制的抵抗感或实际感.

从符号传播交流的角度来说,我们对符号现象

的经验就是我们对符号产生的具体的、个别的解释

或者理解.皮尔斯强调符号的第二性理解模式,本

质上是在强调我们对符号的认知与其所指之对象

关联的重要性.经验的具体性表明,我们只有将符

号置于具体的交际语境或指称背景中,才能够动态

地把握符号交流的意义.皮尔斯在其手稿中强调,

我们对符号的解释与理解离不开“间接经验”(colＧ

latertialexperience)与“间接观察”(collaterialobＧ

servation),而这两者均不属于符号本身所携带的

意义,但却是理解意义的先决条件.(CP８．１７９)

“间接经验”可以被视作符号使用者关于生活

世界中的一般知识.“间接观察”则可以看作是第

二性“经验”的典型代表,它强调我们必须在具体

的、实在的符号传播语境中,通过具体的交流行为

分享符号双方对被传播符号均共享的那部分经验,

只有这样才能够清楚地理解符号.这种符号交流

的方式必然是第二性的,即每次对符号的感知或经

验都是具体的、个别的体验.符号的意义会随着具

体的传播事件或场合变得不同.因此,皮尔斯对具

体交际经验和交际场合的强调,可以看作是其“三

元符号传播观”的理论基础.

四、第三性与思想

皮尔斯认为,人们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满足

于仅有第一性与第二性这两个范畴对经验事实做

粗略的描述.然而,当Ђ们发现这种方式的不足

时,便会要求有一个“第三性”去连接绝对的第一性

与绝对的第二性之间的鸿沟,从而使它们产生关

系.因此,“第三性”是“媒介”(medium),是连接第

一位与第二位的“纽带”(bond).

皮尔斯列举了多个有关第三性的例子,假如开

头是第一性的,结尾是第二性的,那么中间就是第

三性的.目的(end)是第二性的,手 段(means)则

５０

是第三性的.再如,岔路口是第三性的,因此它假

定了三条路.一条直路,假如我们只把它看作是两

个地方之间的连接线,那么这条直路就是第二位

的.但是,只要它暗示了它是经过了中间的某些地

方,那么它就是第三位的.形容词的原级是第一位

的,最高级是第二位的,比较级是第三位的,等等.

从现象之普遍要素的角度看,我们可以把第三

性称为“法则”(Law).因此,第三性的存在模式即

在于事实上第二性的未来事实具有一种确定的一

般品格.(CP１．２６)第一性与第二性皆为绝对的,

但是没有绝对的第三性,因为第三性具有相对的本

性.(CP１．３６２)从第一性和第三性的关系来说,

二者都具有普遍性,其区别在于作为第一性的普遍

性是被动的或消极的,它本是如此,所以它纯粹地

显示自身.这是现象品质的特性,即它纯粹是一种

潜在性.作为第三性的普遍性则是积极的或主动

的,因为它属于法则,是有条件的必然性.

可以总结,第一性的一元品质仅仅是那种可能

而尚未存在的潜在性,第二性的二元品质仅仅是没

有普遍性的个别事实,而第三性则是协调第一性和

第二性之后给出的普遍性.因此,第三性属于给出

意义的范畴,且它就是意义本身.在这一维度上,

意义具有目的性,因为当第一性遇见第二性时,某

些事物就会发生.因此,我们可以用绝对当下的、

直觉的、不做思考的感觉来描述第一性,用外部实

在的、非理性的事实以及我们在经验中到处发现的

阻力和斗争感来描述第二性,第三性就是在上述二

者间协调并给出意义、秩序、规律以及普遍性.

从范畴与意识之关系来说,思想属于人类意识

的第三性范畴.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与感觉、经

验都不相同,它是一种有关过程的意识,并且这种

认知成分以学习感、习得感、心灵成长的感知为形

式,而这是第三范畴的显著特征.因此,思维作为

第三范畴,不可能是即刻的,“因为它包含了时间;

但这并不仅仅是因为它持续地存在于那段时间的

每一个瞬间之中,而且还因为它不能被缩约为一个

瞬间”(CP１．３６２).

换言之,我们在对某类现象进行长期的观察之

后,会对该现象形成一种规则式的思想.皮尔斯认

为思想作为第三性的范畴,它是一种“使我们的生

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意识,它是一种综合的意识”.

因此,皮尔斯提出“第三性”的概念,目的是强调如

下这个事实,即若要恰当地说明经验或者实在,就

必须考虑前者所具有的法则性或规则性.并且,由

于这种法则包括所有未来的可能性,因此它必然是

概括的、未完成的,而且不能简单地化约为一元关

系或二元关系.

从符号学的角度看,我们对符号的第三性认

知,实际上是对符号的一种类型化的解释方式.在

皮尔斯看来,任何符号最后都会被当作一个“型符”

而被解释,这也是单次符号认知过程的最后一步.

从整体上看,我们对符号的认知过程的确存在着从

第一性到第二性最后到第三性的过程,即我们最开

始对符号的感知仅仅是一种模糊的品质概览,但随

着认知的逐渐深入,必然会与自己的经验有所反

应,并形成对该符号的个别认知.一旦深入下去,

我们就必须把符号的经验与记忆中的经验作对比,

从而不得不与已有概念相遇,渐渐成为“类型”理

解.因此,在具体的接收过程中,符号的感知与经

验仅仅是符号解释的起始和中间阶段,而作为第三

性的符号解释的本质必然是从感知的个别性推进

到意义的规律性.

五、现象范畴与符号认知过程

综上,皮尔斯的“第一性”范畴指的是事物之如

其本然而不考虑其Ђ一切事物的状态,它是“感受

之品质”;“第二性”范畴指事物之如其本然地作为

某个第一者的第二者,而不考虑其Ђ一切事物,尤

其是不考虑任何法则,它作为一个现象要素之回应

而存在;“第三性”范畴指的是事物之如其本然地作

为某个第二者与第一者之间的第三者或者媒介,它

作为一个现象要素的再现而存在.(CP５．６６)

符号现象学范畴理论对符号认知过程进行的

划分可以加深我们对符号认知过程的理解.根据

皮尔斯的符号现象学理论,我们对符号的认知是一

个从“第一性”到“第二性”直至“第三性”逐渐深化

的过程.我们最开始对符号的感知仅仅是一种模

糊的品质概览,但随着认知的逐渐深入,必然会将

其与自己的经验连接起来,进而形成对个别符号的

认知.一旦深入下去,则必须把符号的这种经验与

记忆中的经验沉淀作对比,从而不得不与已有概念

相遇,渐渐成为“类型”理解.因此,在具体的接收

过程中,符号的感知与经验仅仅是符号解释的起始

和中间阶段,而作为第三性的符号解释的本质,必

然是从感知的个别性推进到意义的规律性.

进一步而言,皮尔斯所坚持的符号动态解释与

传播观只有在符号现象学框架中才得以被解释.

５１

符号自身所显现出来的品质具有含混性和概括性,

因此解释者要真正理解符号的意义,就必须在解释

过程中对此符号进行不断的命名与确认.这种解

释本身也是一种符号.伴随着发送者与解释者的

交流意愿,这一动态确认过程就是一个前后相续、

彼此关联的符号链发生过程.

皮尔斯正是在符号认知三分这一特性上,提出

了符号交流过程之“不确定性”(indefiniteness)这

一观点(CP５．５０６),并在此基础上指出符号交流

的本质是思想对话.“说思想不可能发生在一个瞬

间而需要一段时间,这只不过是用另外一种方式表

示每 个 思 想 都 必 须 通 过 一 个 思 想 而 得 到 解

释.”[８](P．１３２)因为人对符号意义的认知或理解需要

经历一个认知过程,所以符号交流过程不可能做到

绝对的清晰明白.符号交流双方只有通过持续的

对话,才能够获得较为清晰的符号意义.这表明交

流语境与符号的具体使用对符号认知过程产生了

决定性的影响.从符号学的角度看,这一观点已经

奠定了“符用学”(pragmatics)的学理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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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２０１７,(２)．

[２]赵毅衡．哲学符号学:意义世界的形成[M]．成都:四川

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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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劳特里奇符号学指南[C]．周劲松,赵毅衡,译．南

京: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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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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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omberg:IndinanaUniversityPress,１９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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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icalEdition(Vol．１)[M]．Bloomington:IndianaUＧ

niversityPress,１９８２．

[８]CharlesPeirce．The EssentialPeirce:Selected PhiloＧ

sophicalWritings(Vol．２)[M]．Bloomington,IndianＧ

apolis:IndianaUniversityPress,１９９８．

(责任编辑 李静丽)

OntheFormationofSemioticPhenomenology

ZHAOXing－zhi

(CollegeofForeignLanguagesandCultures,SichuanUniversity,

ChengduSichuan６１００６４,China)

[Abstract]Theformationofsemioticphenomenologystemsfrom CharlesS．Peirce＇ssystematical

theoriesofsigns．Peirce＇searlycontemplationsonphenomenologicalissuesnotonlylaidthegroundwork

forsemiotictheorybutalsoprovideessentialtheoreticalsupportforthephilosophicalsemioticstoday．In

hisphenomenologicalmanuscripts,Peirceclearlyarticulatedthemodesofexistenceandcharacteristics

ofthethreeuniversalcategoriesandelucidatedtheirinterrelationswithhumanconsciousness．ThisproＧ

videstheoreticalresourcesforexploringtheincreasinglyprominentissuesofmeaningandconsciousness

inliteratureandart．

[Keywords]SemioticPhenomenology;CharlesS．Peirce;Categories;Consciousness;Meaning

５２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符号机制研究”(编号:２１BMZ１３２).

[收稿日期]２０２４－０１－１０

[作者简介]冯月季,男,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博士.

２０２４年７月 内 蒙 古 社 会 科 学 Jul．２０２４

第４５卷 第４期 INNER MONGOLIASOCIALSCIENCES Vol．４５ №．４

DOI:１０．１４１３７/j．cnki．issn１００３－５２８１．２０２４．０４．００８

东风西渐:中国文化符号

国际传播的历史、现状与未来

冯月季

(汕头大学 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 广东 汕头 ５１５０００)

[摘 要]１３至１９世纪,中国文化符号在西方世界广为传播,形成了具有独特东方意蕴和审美风格的“中

国风”,并对西方世界的文化艺术和哲学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新的国际传播语境中,中国文化符号需要在

继承历史传统价值和精神内涵的基础上,与当代社会的价值原则和理念相结合进行文化符号的创新;通过国

家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建构国家文化符号战略传播体系,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持久的精神动力;积

极参与全球文明互鉴和文化对话,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提供具有深厚文明底蕴和鲜明文化特质的“中国

方案”.

[关键词]“中国风”;文化符号;国际传播;文明互鉴;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G１２５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５２８１(２０２４)０４－００５３－０９

中国近代史的开启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西风东

渐”的影响,来自西方世界的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

推动了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和变革.然而,世界文

明与文化的传播从来都不是单向的,从历史发展的

范畴看,中国与西方世界的文明互鉴和文化交流从

来都没有中断过,甚至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中

国文化在西方世界广泛传播,影响力深远且持久.

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历史上“西风东渐”的另一

面也存在着中国文化的“东风西渐”.而文化的传

播不仅是某种观念的表达,更需要具体的符号形式

作为载体.正如格尔茨所言:“文化概念实质上是

一个符号学概念.”[１](P．５)因此,探讨中国文化的“东

风西渐”就是分析中国文化符号蕴含的精神价值和

美学意义产生的世界性影响,考察中国文化符号在

历史上是如何影响西方世界的艺术审美和思想观

念的,并对当前中国文化符号国际传播的现状进行

反思.随着全球文明互鉴以及中国式现代化的全

面展开,中国文化符号在国际传播中如何再次刮起

“中国风”,向世界展示全面、立体、真实的中国形

象,推动全球文明互鉴与文化对话,成为当下的重

要议题.

一、中国文化符号在西方世界传播的历史

因为历史悠久,中国文化符号传播到世界的具

体时间已无从考证,不过,从现有的典籍和文献记

载可以发现,自公元前４世纪起,“中国”作为一个

符号已经出现在西方的历史学和博物学著作中,中

５３

国被称之为“赛里斯”(Seres)或“秦”(Sin－nim),

意指“丝绸”.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认知和想象主要

源于亚历山大大帝东征途经古代波斯和印度时关

于中国“丝绸”的见闻,而“至迟到公元前四世纪中

国丝就已经输入印度”[２](P．７６),并经由印度传播到

古代波斯,这说明在世界第一个轴心文明时期,以

“丝绸”为代表的中国文化符号经由古代印度和波

斯传播到西方世界.其后,随着海陆“丝绸之路”的

开辟以及地理大发现,中国文化符号不仅深刻影响

了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文明进程,而且在西方世界广

为传播,出现了所谓的“东风西渐”现象,尤其是自

１３世纪起,欧洲兴起了一股中国文化和艺术广泛

流行的“中国风”(Chinoiserie).

(一)中国器物符号在欧洲的传播

在东西方的文化交流中,“丝绸”首先被西方世

界想象成代表中国的文化符号.不过,“丝绸”引起

西方世界的兴趣,首先是作为一种新奇的物质形式

为宫廷贵族阶层所喜好,并将其作为显赫身份的文

化象征.因此,两个文明相遇,“物质文化充当文化

传播和彼此了解的先锋,这大概可以看作文化交流

的一个规律”[３](P．２８).从１３世纪开始,由于蒙古人

的西征,从中国到地中海地区的丝绸之路已经比较

畅通,丝绸制作技术也从中国经由拜占庭传播到欧

洲,来自欧洲的商人在中国购买大量的生丝并运回

欧洲进行丝绸加工.在当时的欧洲,丝绸主要有两

个用途,一是用来包裹基督教的圣器文物或制作教

皇加冕服上的图案,二是用于设计或生产具有东方

风格的丝织品或工艺品,这些具有中国风格的器物

或者仿制品标志着“中国风”作为一种文化和艺术

潮流开始在欧洲社会出现.“这些东方图案包括荷

花、石榴、牡丹花、带有曲折枝条的小花,甚至还有

凤凰、龙、独角兽和其Ђ鸟类与动物这些工艺

品被 认 为 是 在 欧 洲 出 现 的 中 国 风 器 物 的 雏

形.”[４](P．２１)从丝绸在欧洲社会中的用途看,其本身

就具有很强的符号意味,被认为是神圣的宗教或高

贵的身份象征.

除了丝绸,最受欧洲人欢迎的中国器物就数陶

瓷了.大约在唐朝时期,中国的瓷器经由陆上丝绸

之路进入西亚诸国后再传播到欧洲.１３世纪,马

可波罗游历中国后带回了很多瓷器,使得欧洲人

对制作精美的中国陶瓷产生了强烈的渴望.１５世

纪地理大发现之后,西方世界与东方诸国之间的交

通贸易更为便利,越来越多的来自东方世界的商品

进入欧洲,“在所有珍宝中,最令人心驰神往的就是

瓷器———它们不仅色泽纯净洁白,质地坚硬而轻

薄,并且如宝石般闪闪发光,通常伴有花卉图纹作

为装饰,纹饰为极其精美的典雅的钴蓝色”[４](P．２９).

从中国进口陶瓷价格昂贵,因此当时欧洲的一些陶

艺师试图学习制陶技术,并模仿中国陶瓷制品上的

装饰图案.

除了丝绸和陶瓷之外,来自中国的服装、漆器、

家具、装饰品等在欧洲社会也十分流行,这些器物

因其稀有而倍显珍贵,被欧洲上流社会看作是高贵

身份和社会地位的象征,因此其存在形式是符号的

物质载体.这些具有鲜明中国风格的器物符号被

欧洲工匠们竞相模仿,因此所谓的“中国风”有两个

层面的含义.首先,“中国风”最初是指自１３世纪

开始在欧洲流行的具有中国风格的器物符号,但是

“Chinoiseri”作 为 一 个 概 念 到 １９ 世 纪 初 才 出 现,

“主要意指受到东方(主要是中国)艺术的影响且对

之进 行 模 仿,而 形 成 并 长 期 流 行 的 一 种 艺 术 风

格———‘中国风格’,有时也意指受这一流行的风格

影响的结果———‘仿制的中国物’”[５].当然,在相

对漫长的历史演变中,欧洲社会对中国器物的喜爱

并不仅仅停留在物质的实用层面,也并非仅仅单向

地受到中国风格的影响,而是在吸收借鉴中国风格

的过程中开始对自身的艺术观念进行反思.从某

种程度上说,“中国风”对欧洲的影响不仅在于一般

的器物符号层面,而且作为一种观念影响了西方的

艺术创作与风格.

(二)“中国风”艺术符号在西方的传播

人类对符号的使用和认知涉及实用的器物层

面和非实用的意义层面,“中国风”在西方世界的传

播也遵循同样的规律,无论是丝绸还是瓷器,欧洲

上层社会最初痴迷于这些器物精美的外形,例如将

丝绸用于包裹宗教圣物这种非常庄重神圣的礼仪

形式,瓷器则被欧洲的王公贵族当作最稀有的珍宝

收藏.随着理性主义时代的开启、世俗化生活的普

及,那些只被用于宗教场合或宫廷场所的中国器物

开始在上层社会群体中传播开来,相比于器物本

身,Ђ们对器物的符号造型以及器物上用作装饰的

图案符号和花纹符号更感兴趣.中国器物讲究造

型,牡丹、荷花、凤凰、龙等这些具有独特中国文化

内涵的符号给欧洲的工匠和艺术家们带来了设计

灵感,Ђ们在艺术品的设计过程中改变之前中规中

矩的风格,主动采用具有独特风格的东方符号图

案,使得艺术品呈现出灵动、精巧、飘逸的风格.

最开始是丝质纺织品中的图案符号设计,由中

５４

国输送到欧洲的丝绸制品色彩明亮,配以具有异国

情调的图纹符号,深受欧洲上层社会妇女的喜爱.

此外,像挂毯、刺绣和锦缎等设计精美的丝制品也

因其浓郁的东方情调而引起人们的兴趣.与丝绸

相比,瓷器无论是在符号造型还是图案符号设计上

都有更多自由表达的空间.在造型方面,中国瓷器

既追求圆润与和谐,也讲究变化与灵动,尤其注重

从自然中吸取艺术灵感,仅是在外形方面,以各种

植物和动物为原型设计的瓷器艺术品就数不胜数.

这种艺术风格同样也表现在中国瓷器的色彩和图

纹设计中.明朝时期,中国瓷器在色彩设计方面更

加丰富多元,在青花瓷的基础上出现了各种彩色

瓷.“十六世纪欧洲流行中国的青花瓷,这种流行

持续到中国的对外贸易停滞,等到清王朝重新开始

对外贸易时,欧洲人已经更爱彩瓷了,在这之后中

国在白色瓷器上直接装饰上釉上彩的彩瓷,是当时

外销瓷中出口最多的,欧洲人只要一提起中国艺术

品,都会想到青花瓷以及彩瓷,影响颇深.”[６](P．６１)

在图纹设计方面,中国瓷器大多追求散点式和非对

称式的构图,这与西方传统艺术中整齐、硬朗的风

格相比呈现出明显的差异.

１７至１８世纪正是西方艺术巴洛克风格和洛

可可风格的鼎盛时期,巴洛克艺术具有浓厚的欧洲

古典主义风格,追求装饰的华丽、材质的昂贵以及

气势的宏大,巴洛克艺术流行时期恰恰是法国国王

路易十四在位时期,因此巴洛克风格也被称为“路

易十四风格”.可以说,巴洛克艺术追求辉煌壮丽

的风格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到了中国艺术造型、色

彩、图纹等符号文化的影响,晶莹剔透的瓷器、奢华

流彩的丝绸、端庄典雅的家具、梦幻雅致的园林等

这些经典的中国艺术符号与巴洛克艺术风格具有

高度的一致性.然而,尽管巴洛克艺术看上去辉煌

壮丽,但是却流于刻板,缺少灵气.而中国艺术除

了具有端庄典雅的风格之外,在造型、色彩、图纹等

方面追求精巧欢快、变化飘逸的风格,这种风格对

１８世纪欧洲兴起的洛可可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

尤其是中国艺术显现出来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悠

然自得的田园牧歌般的意境与情调对西方艺术的

创作观念与实践影响深远.

(三)汉字符号对西方艺术和哲学的影响

“中国风”艺术在西方世界发展到顶峰的十七、

十八世纪,正是西方理性主义开启的时代,极力宣

扬理性主义的思想家们希望创造一种全世界通用

的语言对理性主义进行传播与推广.正是在这一

过程中,汉字符号进入到西方理性主义思想家们的

视野,Ђ们认为,与表音文字不同的是,汉字作为一

种象形文字能够直接表达事物的意义,能指与所指

之间具有明确直接的关系,这样便不会造成意义的

曲解.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Bacon)认为汉字

是一种“真正的文字”,“在培根的描述中,‘真正的

文字’由于能够直接表意,便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

超越民族或社群语言的界限,扮演通用语的角色.

表音字母文字的最大问题是语言所表达的意义需

要通过字词这个中介的调和,而‘真正的文字’无需

依赖这一中介”[７](PP．１４７~１４８).从具体的艺术作品到

文字符号,这是西方思想家对中国思想文化和艺术

精神的认知由表及里的一个演进逻辑.从Ͽ颉造

字的神话故事我们可以窥见汉字符号所凝结的东

方文化精神和价值意蕴,通过具有“中国风”的器物

和艺术品的造型、色彩、线条、图纹等符号呈现出

来,从而引起欧洲人的强烈好奇和兴趣.

索绪尔认为,符号系统中最重要的就是语言文

字符号,根据尤里洛特曼(JuriLotman)的“符号

域”理论,语言文字符号位于符号域的核心,是一个

民族思想文化和精神价值的核心.因此,理解了一

个民族的文字符号系统,便可从根本上把握其思想

文化和精神内涵.欧洲人在“中国风”艺术思潮的

影响之下,想要通过文字符号理解中国文化的内在

机理,这种愿望在１９世纪之后变得更为强烈.苏

联电影艺术家爱森斯坦(SergeiEisenstein)在初次

接触到汉字时就对其深深着迷,尤其是对其中的复

合型汉字感兴趣.Ђ说:“两个最简单的象形字组

合创造并产生了新的价值和意义;每个单独的象形

字都各有所指,或指向物体,或指向事实;但是通过

两个具有明确所指的象形字的组合产生了一个新

的概念,使其意义无法再单纯通过视觉进行描述或

表达.”[８](PP．２９~３０)符号的组合使得汉字的意象空间

得以无限扩展,并且产生新的意义和概念,爱森斯

坦认为,如果将汉字符号的这种结构特征用于电影

镜头的剪辑一定会产生一种神奇的效果,受此启

发,爱森斯坦创立了被称为电影语言伟大革新的

“蒙太奇”艺术.

汉字符号的表意特征还影响了西方的文学和

哲学观念,并引起了西方思想家们对整个西方文明

特质 的 反 思. 尤 其 是 以 美 国 诗 人 庞 德 (Ezra

Pound)和费诺罗萨(ErnestFenollosa)为代表的意

象派诗歌.庞德从费诺罗萨生前整理的有关东方

文学和艺术的笔记中认识到汉字符号的巨大魅力,

５５

在«作为诗歌媒介的中国文字»一文中,费诺罗萨高

度赞扬了汉字符号在空间的意象表达和时间的叙

事构造方面具有完美的统一性.费诺罗萨写道:

“阅读中文时我们既可以看到句子的表达形式,也

能够看到不同表意的汉字组合.中国文字就像大

自然一样,能够呈现出生命的具体形态.”[９](P．１７)加

拿大传播学大师麦克卢汉(MarshallMcluhan)将

西方文明的危机归结为拼音文字导致的理性主义

技术的异化,由此造成人的感官失衡.麦克卢汉认

为汉字符号保留了较为完整的知觉和表意功能,

“这一事实使之在经验深度上保留着丰富的、包容

宽泛的知觉.这种包容一切的知觉,在拼音文字的

发达文化中受到了侵蚀,会意文字是一种内涵丰富

的完 形,它 不 像 拼 音 文 字 那 样 使 感 觉 和 功 能 分

离”[１０](P．１１２). 而 解 构 主 义 哲 学 的 创 始 人 德 里

达(JacquesDerrida)则认为汉字符号的结构特点

与建立在西方语音中心主义基础之上的哲学逻各

斯和文明等级论存在明显的差异,汉字符号的象形

性和表意性能够产生和创造新的意义,汉字符号的

表意特征给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哲学思想带来了启

迪和灵感,进而推动了整个西方哲学观念的转向.

二、中国文化符号国际传播的现状反思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开启,中

国在对外文明交往和文化交流中,向世界展示了悠

久的文明传统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在这个过程中,

中国传统文化符号成为世界认识中国、了解中国的

主要象征,在海外受众的认知中,中国传统文化符

号也就自然成为表达中国形象的载体.然而,随着

中国式现代化的全面推进,应当对这种主要依靠传

统文化符号塑造国家形象的国际传播策略进行反

思,思考如何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以传统文化符

号为根基,推动当代文化符号创新,从国家层面建

构中国文化符号的国际传播战略体系.

(一)传统文化符号与国家形象塑造

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保留了较为完整

的文化传统的国家,从“中国风”的文化和艺术在西

方世界的传播历史可以看出,具有独特东方传统和

意蕴的思想文化符号极大地影响了西方近代的文

学、艺术、哲学乃至文明观念.这样一种文明或文

化的强大影响力是建立在东方世界整体实力优于

西方世界的基础之上的.不过,自１８世纪末开始,

西方的科学技术革命打破了东西方世界国家实力

之间的平衡,相比于近代以来中国与西方世界在科

学技术方面的落差,我们唯一能够在西方世界面前

保持优势的就是数千年不曾中断的文明传统.内

在的文化自豪感使得我们在国际传播中更倾向于

把传统文化符号展示给世界.中国传统文化符号

在海外的传播主要来自两方面力量的推动,一方面

是民 间 文 化 交 流,另 一 方 面 是 国 家 的 对 外 文 化

宣传.

从民间文化交流的角度看,早在２０世纪７０年

代,香港就成为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符号的主要中转

站,由香港导演拍摄的一系列武侠电影进入好莱坞

后广受欢迎,因此,“中国功夫”就成为当代海外受

众最为熟悉的传统文化符号之一.此外,借助海外

的唐人街,中国美食、中医也成为在海外传播范围

最广的中国传统文化符号.从国家的对外文化宣

传看,“在进行国际传播时,中国的叙事往往更倾向

于找寻独特的历史文化要素作为符号”[１１],以此向

世界展示中国作为文明古国的悠久历史和博大精

深的文化体系,这种文化符号国际传播策略在很大

程度上建构起中国在全球范围的国家形象.由当

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中国外文出版局对外传播研

究中心)等机构联合开展多年的“中国国家形象全

球调查报告”显示,国外受众对中国最突出的印象

是“历史悠久、充满魅力的东方大国”,武术、中国美

食和中医是海外受访者认为最能代表中国的文化

符号.北京师范大学文化创新与传播研究院与国

外调研机构进行了多年合作,开展了海外受众对中

国文化符号的认知调研,结果显示,国外受众对中

医、长城、孔子等中国传统文化符号的认知度较高.

传统文化符号在展示中国悠久历史传统的同

时也带来了国家形象塑造的失衡与偏颇,由此形成

了国外受众对中国传统文化符号的刻板印象.“外

国人对于带有古老中国印记的符号概念或图形认

知度相对较高,这些文化符号同时是中国文化宣传

片、中外合作文化产品中曝光度较高的文化符号内

容.而更多带有当代中国特征的、更具多元特征的

中国文化元素,却被遗忘在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的视

野中,也被游离在外国人对于中国文化的视野中,

造成了中国文化符号的‘自我窄化’.”[１２]如果主要

依赖传统文化符号进行国家形象塑造,那么在国际

传播中就无法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文明成果展示

给世界,也就无法在国际社会塑造全面、真实、立体

的中国形象.国家形象的塑造具有立体性和多维

５６

性,“传统文化符号是国家形象的基础结构,随着时

代的发展,还需要当代文化符号៿展和更新国家形

象的内涵”[１３].

(二)现代化建设与当代文化符号创新

经历了近代以来因科学技术落后而遭受的屈

辱历史,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便紧锣密鼓地提出了

现代化建设的蓝图,即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

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四个现代化”),自此

之后,发展科学技术便成为现代化建设的总体目

标.改革开放之后,又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

产力”的著名论断,而发展科学技术必须要有强大

的经济实力做后盾,在此背景下,“以经济建设为中

心”成为新时期我国现代化建设工作的重中之重.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我国实行的以发展

科学技术和生产力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令

世人瞩目的成就.

与此同时,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暴露出来的一些

问题也引起了人们的反思,虽然我们的科学技术发

展了、经济建设进步了,但是在此过程中我们并未

创造出与现代化建设成就相匹配的当代文化符号.

在文化的对外宣传和国际传播中,我们仍然主要依

赖传统文化符号,这必然会在国家形象的塑造上造

成误读,现代化建设成就难以通过恰当的文化符号

载体传播出去,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知仍停留在对

传统文化符号的意义解读上.因此,我们的现代化

建设实际上面临着当代文化符号创新乏力的困境.

这种现象已经引起了国家层面的重视,２１世纪初,

党和国家提出了要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

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在发展物质文明的同时,增强文化的民族性和自主

性,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竞争力.

现代化建设必须立足于文化主体性基础之上,

确切地说,就是中国式现代化既具有人类现代化的

共同特征,又有其独特的文明特质和文化特色.而

中国式现代化的理念和成果要想获得国际社会的

肯定和认同,必须要有相应的当代文化符号作为传

播载体,这正是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过程中

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把跨越时空、超越国

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

起来,把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

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

去”[１４].进而言之,讲好中国故事是传统文化符号

的使命担当,讲好中国式现代化故事,当代文化符

号任重而道远.

(三)国家文化符号战略传播体系建构

文化符号是国家形象的重要标识,也是国家文

化软实力的主要体现.尤其是在当今国际传播格

局中,国家作为主体应当从宏观层面考虑文化符号

国际传播的有效策略.进入２１世纪,世界主要发

达国家都先后制定了针对本国文化符号创新的策

略.以日本为例,针对美国流行文化风靡世界的现

象,一些日本文化学者提出了“酷日本”的文化概

念,其核心主张是深度挖掘日本文化中经典的传统

文化符号,同时打造具有现代感的动漫和流行文化

符号,将具有独特鲜明日本文化特征的符号元素推

广到全世界.“酷日本”文化主张迅速获得了日本

政府的支持,并将其上升为一项国家文化符号战

略.自“酷日本”战略实施以来,日本政府向世界各

国派驻多名文化大使专门负责推介日本的流行文

化符号,借助“酷日本”文化符号战略,日本动漫和

电影中的流行文化符号如“哆啦 A 梦”“奥特曼”

“阿童木”“一休”等在世界范围内广为人知,成为日

本国家形象的标志和象征.

与“酷日本”相类似的还有韩国推出的“文化韩

国”“创意韩国”文化战略,包括更早的美国、加拿大

等国家实施的国家文化符号战略,都试图通过国家

层面的力量对本国的文化符号资源进行整合并向

全世界推广,从而保持在全球竞争格局中的文化软

实力和优势地位.从某种程度上说,世界各发达国

家实施的文化符号战略正是将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在

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领域出现的“战略传播”理念

付诸 实 践 的 文 化 表 达.１９９１ 年,伯 顿 卡 普

兰(BurtonKaplan)出版了«战略传播:将自己的思

想转化为Ђ人思想的艺术»一书,提出了战略传播

的主要特征和具体策略,自此之后,“战略传播”成

为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领域的重点话题,并且成为

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在应对国际竞争和处理国际关

系时采取的主要策略.一般认为,“战略传播围绕

国家战略展开,比国际传播的目的性更强,强调传

播内容的策略性和传播效果的迫切性,具有规划

性、议程性和谋略性”[１５].从“战略传播”的概念和

定义可以看出,“战略传播”强调国家力量主导,突

出统揽全局、整体规划、策略优化和目标导向.

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基于“战略传播”理念而

制定实施的国家文化符号战略看,这一战略对于整

合本国的文化符号资源、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

家文化符号体系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与之相

比,我国在同时期主要致力于发展科学技术和经济

５７

生产,忽略了文化符号资源的整合与创新,更欠缺

从“战略传播”的高度建构国家文化符号体系.因

此,要想在新的全球竞争格局中提升中国文化的影

响力,必须加强国家文化符号战略传播体系建构的

顶层设计,集中国家力量提炼中国传统文化符号精

神标识,推动当代文化符号创新,将在世界范围内

打造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家文化符号体系提升到“战

略传播”的层面.２０２１年５月３１日,习近平总书

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

调:“必须加强顶层设计和研究布局,构建具有鲜明

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着力提高国际传播影响

力、中华文化感召力、中国形象亲和力、中国话语说

服力、国际舆论引导力.”[１６]未来,“战略传播”理念

必将对中国国家文化符号传播体系的建构产生积

极而深远的影响.

三、中国文化符号国际传播的未来展望

当前,全球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未来的

国际传播格局中,中国之于全球文明互鉴与人类命

运共同体建构都具有重要作用.除了致力于推动

全球科技创新与经济增长之外,中国之于世界最为

独特的贡献便是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文化

符号.随着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全面推进以及文

化软实力的不断提升,中国文化符号如何为中国式

现代化建设奠定坚实的文化根基、提供足够的精神

动力,将中国式现代化的全新理念和实践成果传播

到全世界,与世界各国不同模式的现代化共同缔造

人类的幸福生活图景,未来在国际传播中能否再次

出现像１３到１９世纪那样在西方世界流行的“中国

风”,在全球文明互鉴与文化对话过程中,中国文化

符号理应扮演“交流大使”的关键角色,致力于推动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一)中 国 文 化 符 号 如 何 为 现 代 化 提 供 精 神

动力

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的新形态,是物

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

协调发展的新道路,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多重维度

中,文化具有重要的基础性地位.换句话说,中国

式现代化必然包含着文化的现代化,与现代化中的

其Ђ维度不同的是,文化主要表现为一种内在的精

神层面,其外在的形态是通过符号形式表现出来

的.文化符号既是个体的存在方式,又贯穿于社会

整体结构中,塑造并表达着思想价值,影响着个体

行为和社会发展.从这一角度来说,文化符号对于

中国式现代化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中国式现

代化既要实现个人的全面发展,又要实现社会的整

体进步.因此,文化符号能够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

提供内在的精神动力,也是中国式现代化保持自身

显著的文化特色和文明特质的基础.

文化符号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精神动力的第

一个层面是能够凝聚民族精神和共同体意识.中

国式现代化建设是一项前所未有的伟大工程,因此

需要全国人民上下齐心、共同努力,“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增进民生福

祉,不断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

果由人民共享,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

全体人民”[１７].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在全面推进中

国式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凝聚人心依靠的就是文化

符号内在的精神价值,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

同,而符号是文化认同的载体,文化符号是中华民

族在悠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劳动生产和思想智慧

的结晶,因此文化符号是“承载着各民族的共同情

感和共同价值理念的,体现了中华民族独特精神风

貌、彰显了中华民族范式独特性的标识性符号和形

象”[１８].历史经验表明,中华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

流交融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伟大文明,中国式现

代化的全面推进同样需要全国各族人民勠力同心,

共同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添砖加瓦.在这个过程

中,文化符号具有凝聚民族精神、民族情感和共同

体意识的根基性作用,“要以此为引领,推动各民族

文化的传承保护和创新交融,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

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增强各族群众

对中华文化的认同”[１９].

文化符号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精神动力的第

二个层面是能够提供一种自觉的反思意识.众所

周知,西方社会现代化过程中最突出的危机就是文

化现代性与社会现代化之间的矛盾,其根源在于,

西方现代化通过一体化的自由市场经济、技术理性

和货币财富完成对文化的僭越和宰制,货币的抽象

主宰成为现代性文化的基础.西美尔(GeorgSimＧ

mel)指出:“人们的关系日益围着文化的支配性主

题运转———守时、精确、金钱上的考虑———这是一

个建立在物质异化之上的冷漠而单调的世界,其创

造 的 是 量 化 的 而 不 是 质 性 的 价 值.”[２０](P．６１) 鲍

曼(ZygmuntBauman)通过对现代性的批判指出,

文化在社会结构和秩序中并非一种被动的符号系

５８

统,文化能够为现代人提供一种关于现代性的批判

性反思,即费孝通所说的“文化自觉”意识.而“文

化自觉”的前提是社会结构中的文化符号具有独立

性和自主性,不被其Ђ社会结构所吞噬和压制.从

这个层面来说,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传

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提炼和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符号,

不仅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了持久的精神动力,也能

够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提供自觉的文化反思.

(二)中国文化符号能否在全球再次刮起“中

国风”

１３到 １９ 世纪,中国文化符 号 在 欧 洲 刮 起 的

“中国风”对西方世界的艺术和审美产生了广泛而

深远的影响.当今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

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与日俱增,与之相对应的

是,国家文化符号战略提上日程,既要注重挖掘传

统文化中的经典符号,也要努力创新当代文化符

号,推动中国文化符号“出海”,使之成为在国际社

会表达中国价值和中国精神的重要载体和象征.

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式现代化的全面推进

乃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其重要前提是中国文化

符号能否在全球范围内再次刮起“中国风”.

从当下的传播现状看,具有中国符号和中国风

格的品牌、设计、艺术、美学、体育、流行文化等已经

在不同领域显现出极强的影响力,为“中国风”在全

球范围内的传播与流行提供了多种可能.从品牌

和设计领域看,如火如荼的“国潮”品牌“强调对中

国传统文化的潮流化诠释和时尚表达,注重中国文

化与现代潮流文化的融合和创新”[２１].“国潮”品

牌在商品生产和设计过程中注重运用传统文化符

号表达独特的中国价值和美学意蕴,同时融合了当

下个性化、年轻化、时尚化的风格和潮流,从而实现

传统价值与时代特征的完美结合.“国潮”品牌是

在文化自信理念下对中国传统文化符号及其精神

内涵的创造性转化,不仅吸引了国内消费群体的关

注,而且在中国大力发展跨境电商业务的政策支持

下积极៿展海外业务.例如,被称为“国货之光”的

李宁品牌在各大国际时装周上大秀中国文化符号

元素,让品牌成为传播中国文化、讲好中国故事的

重要载体.此外,大量融入中国文化符号元素的电

子游戏(如«原神»),以浓郁的“中国风”收获了海外

玩家的喜爱和好评,既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文化符号

元素的独特魅力,也向全球展示了中国企业的科技

创新能力.

近年来,体育赛事也成为中国文化符号风靡世

界的盛会,从２００８年的北京奥运会开始,中国文化

符号元素以不同的形式频频亮相,尤其是２０２２年

北京冬奥会,传统文化符号与现代科技手段完美融

合,在向全世界诠释中国文化独特魅力的同时表达

了和平、友爱等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中国文化符

号在全球再次刮起“中国风”不仅通过本土文化和

品牌表现出来,而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对国外品牌

和文化创意产生了影响.例如,国际玩具品牌“乐

高”受中国本土“国潮”风格的启发,生产具有中国

文化符号元素的创意玩具;全球时装界盛会“维密

秀”自２０１６年以来不仅有越来越多的中国面孔加

入其中,而且在时装设计上融入了更多的中国文化

符号风格.最为典型的就是２１世纪以来的好莱坞

电影中频繁出现华人面孔,此外还有中国的饮食、

服饰、建筑、民俗等多种文化符号元素的表达,而且

这些文化符号元素背后的哲学理念和美学精神成

为许多好莱坞电影的“主旋律”.对于中国文化符

号能否在全球刮起“中国风”我们需要保持清醒的

认识,应当深入思考“中国风”的创新性、持续性和

长久性,不仅要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符号的独特魅

力,而且要推动全球文明互鉴与文化对话.

(三)中国文化符号能够推动全球文明互鉴与

文化对话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认为,民族文化在世界

文化的版图中可以共存而且不断进行交往交流,由

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为了公共财产”[２２](P．８１).

从马克思的观点看,中国文化自古以来就追求包容

共存、和谐共生的理念,从孔子的“仁爱”、墨子的

“兼爱”到庄子的“齐物”都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

的包容和共生理念.在这种哲学观念和文化语境

中创造出来的中国文化符号,必然将和合共生的理

念编码到符号意义当中,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汉字文

化符号.«周易»记载:“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

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

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

之德,以类万物之情.”[２３](P．２９８)人与自然万物和谐

共生的理念也是丝绸、瓷器、园林、服饰、饮食、中医

等中国文化符号最为核心的意义表征.中国文化

符号凝聚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是中国人的做人原

则和处世准则,并外化运用到处理人类交往和国际

关系当中,从而为当今全球文明互鉴和文化对话提

供了“中国智慧”.

历史上,中国文化符号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到

５９

世界各地,促进了中国与世界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

往交流交融.“中国风”在欧洲盛行的１３到１９世

纪,中国文化符号以其巧妙的造型、绚丽的色彩和

精致的图纹令西方社会着迷,吸引了大批西方艺术

工匠和文化思想家对中国文化符号蕴含的美学精

神和哲学理念展开研究,并将其融入到西方社会的

文化艺术观念和创作实践中,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

东西方的文明交流与文化融合.从更广泛的范围

来说,中华文明是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

愿与世界其Ђ文明一道共同致力于推动人类文明

发展的伟大实践.

中国在今天倡导的全球文明互鉴和文化对话

以传统文化符号精神内涵为根基,融入了新时代的

文明交往理念和价值原则,主张文明的多元性、平

等性、互补性、包容性、共生性,文化符号的传播与

交流在尊重文明多样性的基础上,促进不同文明之

间的理解和对话.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２１日,习近平主

席在伦敦金融城市政厅发表了题为«共倡开放包容

共促和平发展»的重要演讲,其中提到莎士比亚和

汤显祖作为中英两国同时代典型的人物符号,“汤

显祖被称为‘东方的莎士比亚’,Ђ创作的«牡丹亭»

«紫钗记»«南柯记»«邯郸记»等戏剧享誉世界.汤

显祖 与 莎 士 比 亚 是 同 时 代 的 人,Ђ 们 两 人 都 是

１６１６年逝世的.中英两国可以共同纪念这两位文

学巨匠,以 此 推 动 两 国 人 民 交 流、加 深 相 互 理

解”[２４].通过文化符号推动全球文明互鉴与文化

对话,最终实现天下美美与共的和谐共处,促成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

文化符号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

中创造的精神标识,是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的价值

载体.文化符号能够跨越文明差异进行广泛的传

播,从而促进文明的对话与融合.历史上,以“中国

风”为代表的文化符号深刻影响了西方世界的文化

艺术和思想体系,并促成了东西方不同文明形态之

间的交流.当今中国全面推进现代化建设,传统文

化符号的传承与当代文化符号的创新将为全面推

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价值源

泉.在新的世界格局背景下,需要加强全球文明互

鉴和文化对话,在此过程中,中国文化符号不仅需

要建构自身的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文化认同,而且需

要与世界其Ђ文明在共存中保持积极的对话与互

动.“文明对话转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既要

超越文化自我,又要建构文化认同,在承认文化差

异的语境 下 构 建 全 新 的 全 球 跨 文 化 传 播 话 语 体

系———人类命运共同体文明对话体系.”[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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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李静丽)

TheEastWindisMovingWest:TheHistory,

PresentSituationandFutureofthe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ofChineseCulturalSymbols

FENGYue－ji

(SchoolofCheungKongJournalismandCommunication,

ShantouUniversity,ShantouGuangdong５１５０００,China)

[Abstract]Chineseculturalsymbolsspreadwidelyinthewesternworldfromthe１３thtothe１９th

century,formingaChinesestylewithuniqueOrientalimplicationandaestheticstyle,andhavingaproＧ

foundimpactontheculture,artandphilosophyoftheWesternworld．Intoday＇snewinternationalcomＧ

municationcontext,ChineseculturalsymbolsneedtoinnovateculturalsymbolsonthebasisofinheriＧ

tinghistoricaltraditionalvaluesandspiritualconnotations,combiningwiththevalueprinciplesandconＧ

ceptsofcontemporarysocialcivilization,andbuildingastrategiccommunicationsystemofnationalculＧ

turalsymbolsthroughnationaltop－leveldesignandoverallplanningtoprovidelastingspiritualimpetus

forthecomprehensiverealizationofChinesepathtomodernization．Wewillactivelyparticipateinglobal

culturalmutuallearningandculturaldialogue,andprovideaChinesesolutionwithprofoundcultural

heritageanddistinctculturalcharacteristicsfortheconstructionofacommunitywithasharedfuturefor

mankind．

[Keywords]Chinoiserie;CulturalSymbols;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MutualLearningbeＧ

tweenCivilizations;HumanCommunitywithaSharedFuture

６１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新时代增强基层党组织

政治功能的实践机制研究”(编号:２３CDJ０１２).

[收稿日期]２０２４－０３－１５

[作者简介]唐皇凤,男,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

长、教 授、博 士 生 导 师,教 育 部 青 年 长 江

学者;

徐植,男,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

究生.

２０２４年７月 内 蒙 古 社 会 科 学 Jul．２０２４

第４５卷 第４期 INNER MONGOLIASOCIALSCIENCES Vol．４５ №．４

DOI:１０．１４１３７/j．cnki．issn１００３－５２８１．２０２４．０４．００９

新时代党建引领城市精细化治理的

机制建构与优化路径

唐皇凤, 徐 植

(武汉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２)

[摘 要]作为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主导并直接参与城市治理,在中国特色现代化城

市治理体系中居于关键性枢纽位置.我国城市治理体系具有鲜明的政党主导特征,中国共产党统领并协同多

元治理主体参与城市精细化治理实践,党建引领城市精细化治理成为新时代城市治理现代化的新范式.党建

引领城市精细化治理的机制建构是在适应、满足城市多元主体需求的基础上,通过分类指导、精准施策实现各

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善意互动、民主协商和利益均衡,通过理念牵引、组织延展、功能激活三大机制实现其各项

目标,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通过全面领导、资源整合、社会动员等制度化方式推动党组织和党员参与城市

治理,激活社会资本、动员各方力量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复杂过程.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历

史新征程中,强化党组织的服务理念、推进党建引领与居民自治的有机平衡、全面激活党组织的多维功能,持

续完善党建引领城市精细化治理的体制机制,是我国城市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党建引领;精细化治理;机制建构;优化路径

[中图分类号]D２６７;D６６９．３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５２８１(２０２４)０４－００６２－１０

作为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活动的中心,

城市是现代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主要空间,是工

业化和现代化展开的主要场域,是国家治理的核心

议题之一,城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石.面对

日趋多元化、动态化、复杂化的现代城市社会,精细

化治理是应对城市治理不确定性问题的战略选择,

也是推进新时代城市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作

为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在中国

特色现代化城市治理体系中居于关键性枢纽位置,

直接主导并参与城市治理,通过理念牵引、组织延

展、功能激活三大机制实现党建引领城市精细化治

理.本文对上海市的精细化治理实践展开分析①,

探究党建引领城市精细化治理的运作机制并提出

优化路径,为新时代城市治理现代化提供理论支撑

与实践镜鉴.

６２

① 本文选择以上海市作为案例主要考虑到以下几点.一是作为

基层党建创新的重要阵地,上海市涌现出了诸如商务楼宇党

建、红色物业等极具影响力的党建示范案例.二是上海市精

细化治理水平位居全国前列,２０１７年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

“上海这种超大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２０１８年上

海市全面启动第一轮城市管理精细化“三年行动计划”.２０２１

年«上海市城市管理精细化“十四五”规划»正式印发,上海市

迎来了城市精细化治理的新局面.三是上海市将党建引领与

城市精细化治理紧密结合,涌现出一批可供借鉴的典型案例.

一、问题提出与分析框架

城市社会及其时空场域因其结构的复杂性而

具有内生的脆弱性,所面临的各类风险和不确定性

因素更具多样性、动态性和破坏性.当前,城市治

理面临诸多困境.一是城市飞速发展,但与之相配

套的政策和基础设施建设却相对滞后,导致“城市

病”频发,表现为城市的资源承载能力与发展速度、

建设规模不匹配,城市管理者采用粗放的管理模式

片面地追求城市规模的扩张与经济的发展速度,忽

视了城市内涵与品质的提升.二是随着社会的快

速发展,人们的需求日趋多样,城市治理面临的情

况更加复杂.党的二十大报告重申:“我国社会主

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

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１](P．６)对此,城市治理

必须予以回应,要为居民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

三是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持续加速,城市规模不

断扩大,城市公共事务日趋繁杂,城市的复杂性、脆

弱性以及社会的敏感程度与日俱增,城市治理面临

风险的规模与范围显著增大,突发事件的不确定性

使风险预测的难度越来越高.[２]城市治理迫切需要

一种新的治理范式来提升其应对突发性公共危机

的能力.

在妥善应对城市治理困境的有效策略之中,精

细化治理脱颖而出,成为当前城市治理的新模式.

目前,学界的相关研究多存在明显的技术导向偏

好,即默认新技术的运用是城市精细化治理的前

提,搭建与新技术运用相适应的制度与体制机制是

城市精细化治理的主要内容.余敏江等人(２０２２)

提出,城市治理须依托“技术”和“制度”双轮驱动来

实现绩效的精细化产出.[３]李雪松(２０２０)提出在推

进新时代城市精细化治理过程中,亟须加强智慧城

市建设的制度设计,៿展互联共享信息数据资源,

推广综合行政执法技术,健全综合行政执法配套体

系.[４]锁利铭等人(２０１８)认为城市精细化治理的实

现机制在于数据与治理的系统耦合,内容涵盖平台

构建、自 动 化 数 据 处 理、精 细 化 治 理 决 策 三 个 方

面.[５]在认识到技术治理具有强大优势的同时,有

必要对掌握技术、构建制度的主体的能动作用,即

中国共产党在城市治理中的领导地位和枢纽性作

用展开深入研究,只有对精细化治理范式进行修正

才能适应中国城市飞速发展的特有国情.关于中

国共产党在城市治理中的重要地位与独特功能,董

慧等人(２０２２)认为,我国超大城市治理创造性地将

党的全面领导与城市治理相结合,党统揽全局协调

各方是超大城市治理的重要经验.[６]唐亚林(２０１８)

提出,超大城市精细化治理的实质是党建引领下城

市治理的权力主体关系重构、运作要素重组以及运

作 机 制 重 塑 的 制 度 化 过 程.[７](P．１) 韩 志 明 等

人(２０２３)认为持续推动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必须

始终坚持党和国家的统筹规划,加强党对城市工作

的领导,统筹各方面的要素、资源和环节.[８]

城市治理既要牢牢把握精细化治理的发展趋

势,又要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在城市治理中的领导

地位.本文提出党建引领城市精细化治理的研究

范式,并从宏观视野出发,就党建引领城市精细化

治理中的运作机制问题作出回答.党建引领城市

精细化治理既要全方位兼顾党建引领与精细化治

理的各自特性,又要实现二者的系统耦合.既要看

到有效的城市治理离不开党的组织功能的发挥,党

不仅是城市治理的主导者,更是参与者,党建引领

城市治理的过程亦是党组织向社会延展、发挥作用

的过程,又要深刻意识到社会治理的能动一面,精

细化治理不同于一般的社会治理,因而党建引领城

市精细化治理的机制建构不能单方面依靠党组织

的推动,还要在适应、满足城市多元主体需求的基

础上,通过分类指导、精准施策实现各利益相关者

之间的善意互动、民主协商和利益均衡.通过理论

上对相关学者研究的批判继承、实践上对上海市党

建引领城市精细化治理经验的总结提炼,本文提出

“理念牵引—组织延展—功能激活”三位一体的运

作机制,以期全方位反映一个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通

过全面领导、资源整合、社会动员等制度化方式使

党组织和党员广泛参与城市治理,激活社会资本、

动员各方力量,全力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

二、理念牵引机制:筑牢党建引领

城市精细化治理的价值根基

理念牵引机制旨在夯实党建引领城市精细化

治理的价值根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

先锋队,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党的

执政基础在于人民,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的

拥护和支持是党执政最牢固的根基.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

量在人民”[９](P．４８２),“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

我们的奋斗目标”[１０](P．４７３).因此,在党建引领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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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细化治理的过程中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

值理念,必须坚持绣花般精细、服务为先的治理理

念,夯实价值根基,提升治理成效,满足人民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图１ 党建引领城市精细化治理的机制设计

(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

城市是生命的聚居地,是自由、情感、价值的实

现地.２０２０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武汉时强调:“城

市是生命体、有机体,要敬畏城市、善待城市,树立

‘全周期管理’意识,努力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

新路子.”[１１](P．１５９)在有机体视角下,城市不仅有头

脑、骨 架、肌 肉 和 神 经,也 有 气 质、精 神 和 文

化.[１２](P．９０)如果说交通路网构成城市的现实骨架,

那么城市治理的价值取向则赋予其精神气质.党

建引领城市精细化治理的价值导向在于将正确的

价值理念融入城市治理的各个方面,使城市治理兼

具发展精神与人文情怀.２０１９年,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上海时首次提出“人民城市”这一重要理念.

２０２３年习近平总书记再次视察上海时指出,要全

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充分发挥党的领导和社会主

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

性创造性,在城市规划和执行上坚持一张蓝图绘到

底,加快城市数字化转型,积极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全面绿色转型,全面推进韧性安全城市建设,努力

走 出 一 条 中 国 特 色 超 大 城 市 治 理 现 代 化 的 新

路.[１３]人民城市的重要理念本质上就是强调在城

市治理中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把人

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构建人人参与、人人负责、

人人奉献、人人共享的城市治理共同体.作为“人

民城市”理念的发源地,上海在城市治理过程中始

终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主要体现在两个

方面.

一方面,坚持城市精细化治理由人民决策、治

理效果接受人民评判的理念.城市精细化治理要

坚持需求导向,牢牢把握人民的需求,在治理中坚

持全过程人民民主,听取人民的呼声和意见.小到

居民养宠、加装电梯,大到城市景观设计、城市绿

化,凡是涉及民生的事情,不论大小都要听取人民

的意见.为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决策权、参与权、监

督权,２０２１年«上海市人民建议征集若干规定»正

式出台,为建议征集提供了法治保障.２０２０年,上

海市人民建议征集办公室揭牌成立,目前上海市已

形成“人民建议征集办公室—人民建议征集联系

点—建议征集工作站”的全方位服务建议征集的组

织架构,人民建议征集信箱遍布全市的大街小巷,

不论是广大居民还是来往游客均可为城市治理提

出宝贵意见.据统计,人民建议征集办公室成立两

年来,共收到超过１６万条市民意见和建议,占信访

总量 的 ３６．６％,报 送 的 重 要 建 议 采 纳 率 达 到

９８．５％.[１４]另一方面,城市治理成效必须接受人民

的评判.如今,上海已经形成由“事前决策听证会”

“事中矛盾协调会”“事后政务评议会”(以下简称

“三会”)组成的民主运行机制,２０１７年“三会”制度

被列入«上海市居民ༀ员会工作条例».作为“三

会”制度的创始地,黄浦区于２０１９年印发«黄浦区

关于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居民区“三会”制度的指导

意见»,系统阐释“三会”制度.此外,黄浦区还制定

了«“三会”制度操作手册»,为社区实践提供了“教

科书”和经验借鉴.通过明确事前“议题征询—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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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公示结果”,事 中 “民 主 恳 谈—协 调—落 实 责

任”,事后“监督合议—评议—作出承诺”,将全过程

人民民主贯穿于城市治理的全过程,保障了人民的

知情权、决策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二)坚持绣花般精细的治理理念

“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１５],“通过绣

花般的细心、耐心、巧心提高精细化水平,绣出城市

的品质品牌”[１６](P．１５６),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当前城

市治理的殷切期望,对新形势下城市治理要求的生

动表述,为城市精细化治理指明了发展方向.党建

引领城市精细化治理必须将“绣花”精神牢牢刻进

城市发展的基因血脉,上海市在精细化治理方面走

在了全国前列.

一方面,上海市在系统谋划的基础上高标准绘

就治理蓝图.２０１８年,上海市全面启动第一轮城

市管理精细化“三年行动计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

明确了１３项重点任务和４２个实施项目.２０２１年

«上海市城市管理精细化“十四五”规划»正式印发,

围绕安全韧性、整洁有序、便捷温馨、智慧转型、综

合管理５个大项１５个小项制定了详细的发展目

标.根据上海市精细化治理的总体要求,各区职能

单位制定了相应的方案,例如«上海市水务海洋管

理精细化工作三年行动计划(２０２４—２０２６年)»«松

江区城市管理精细化提升行动计划(２０２４—２０２６

年)(草案)»等政策文件,在市、区两级职能部门的

通力合作下,治理目标、治理理念更加清晰.另一

方面,上海市将资源、服务、管理下放到基层,实现

了精细化治理的可见可及.城市的精细化治理最

终还是要落脚到基层,改善人民的日常生活体验,

让人民直观感受到精细化治理带来的实效.正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要把更多资源、服务、管理

放到社区,为 居 民 提 供 精 准 化、精 细 化 服 务”[１７].

当前,上海市持续推进的“家门口”服务体系建设就

是典型案例.如浦东新区通过建设“家门口”服务

中心为居民提供党群、政务、生活等七大类服务;杨

浦区通过打造睦邻中心,为居民提供娱乐休闲、议

事协商等数量众多的便民公共服务.

(三)坚持服务为先的治理理念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创新城市治理的核心和

关键是人.要实现精细化治理,首先必须树立以人

民为中心的服务理念,这不仅符合治理的终极价值

是“服务”而非“管控”的现代治理原则,而且与中国

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立党

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

本质特征高度契合.城市精细化治理应当以人民

的实际需求和生活体验为出发点,及时发现并有针

对性地解决城市社会中的各类治理难题.与此同

时,利用现代技术及时了解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和

期望,做到重心下移、力量下沉、保障下倾,不断提

升公共服务的客户体验,把实现人民的需求作为政

策制定和社会治理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１８]对于

治理的先后顺序,服务为先的治理理念实际上内含

着“先服务后治理”“以服务带治理”的理解.解决

人的问题是城市治理最终的落脚点,只有把人民最

关心的民生问题解决好,为人民提供最迫切需要的

公共服务,增进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广大人民群

众才会自发参与到城市治理的各个环节当中.因

此,坚持服务为先、先服务后治理的理念是撬动人

民参与社会治理的必要前提.

当前,上海市对新就业群体的服务工作体现出

明显的服务为先的治理理念.作为社会治理中较

为薄弱的环节,新就业群体需要党和政府的重点关

怀.新就业群体规模庞大,既熟悉城市治理状况,

又能及时发现城市治理中存在的问题,是城市精细

化治理中可供调动的宝贵资源.以服务为抓手,全

面激发新就业群体参与社会治理的热情是上海市

精细化治理的重要举措.当前,上海市积极整合党

群服务站、青年中心、职工书屋等阵地资源,解决了

新就业群体在衣食住行等方面的后顾之忧,与此同

时,下辖各区建立起多种激励措施,鼓励新就业群

体关注城市街道状况、安全隐患,为人民群众提供

力所能及的微服务,使广大新就业群体成为社会治

理的网格员.

三、组织延展机制:夯实党建引领

城市精细化治理的组织基础

重视组织的建设与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

之的优良传统.党建引领与城市治理建立联系的

前提是两者之间存在实体性的组织载体.强调党

组织嵌入社会治理场域进而发挥作用的嵌入理论,

近年来在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学术探讨中得到广

泛应用,但这种理论应用隐含着另一个理论前提,

即认为政党是外在于社会的产物,据此推导出政党

嵌入社会发挥作用的结论.然而,这一理论推导既

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政党产生、发展的原理,又不符

合中国共产党(党员)内生于社会的实际,本文认为

使用“嵌入”描述政党与社会治理的关系并不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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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用“延展”更为恰当,只有这样才能更加直观地反

映出中国共产党服务社会的本质.从内容上看,组

织延展机制应包括两个方面:在组织层面,应៿展

党的组织体系的覆盖范围,探索灵活多样的党组织

设置形式;在个体层面,应充分发挥党员个体的作

用,全面助推组织覆盖与工作覆盖.

(一)拓展党的组织体系覆盖范围

严密的组织体系是中国共产党开展城市精细

化治理的强大载体.从中央到地方再到基层,党的

各级各类组织共同支撑起纵横交错、组织严密的体

系架构,为城市精细化治理提供了组织依托.同

时,党的各级组织统领各级政府,实现权力、指令、

责任的层级传导.政府、军队、国有企业、事业单

位、人民团体等行动主体遵循政治权威、行政命令、

督查督导等强制性规则,其组织化机制已成熟定

型.通过目标的重新确定、结构的重新组合、权责

的重新分配,在自上而下的层级动员中,体制内力

量能够对上级的组织化动员做出灵敏反应,迅速参

与城市精细化治理活动.而在非公企业、社会组

织、新就业群体等体制外力量当中存在明显的党组

织覆盖不够的问题,缺乏组织的承接,直接导致城

市精细化治理的动力传导受阻,党的组织建设亟须

加强.鉴于此,党的二十大报告旗帜鲜明地提出要

“加强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的建

设”[１９].在精细化治理实践中,上海市采取多种有

效措施着力提升党组织在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

以及新就业群体中的覆盖水平,进而争取由有形覆

盖向有效覆盖转变是其重要经验.

一方面,加强对新经济、新社会组织的组织覆

盖和工作覆盖,通过派出党建指导员、聘请党建顾

问等方式不断提升“两新”组织融入社会、服务社会

的能力.当前,诸如小红书、哔哩哔哩、拼多多等知

名互联网企业都已建立起党组织,哔哩哔哩还成立

了实体化“UP主”党支部.杨浦区积极推进“E 新

向党”特色党建品牌建设,将党建融入企业发展,实

现党建与业务相融合,进一步促进互联网企业积极

融入社会、提供社会服务.针对社会组织的党建工

作,上海市静安区曹家渡街道构建“街道党工ༀ—

社区党ༀ—社联会党总支—社区社会组织党支部”

四级党建工作网络,加强对社会组织党建工作和业

务工作的指导.此外,为了推进“两新”党建提质增

量,上海市各区积极派遣党建指导员,鼓励“两新”

组织聘请党建顾问.党建顾问是上海市“两新”党

建的一次创新,由“两新”组织聘用既熟悉党务工作

又熟知企业发展和组织运营的党建顾问,与上级党

组织派遣的党建指导员形成有效互补,助推“两新”

党组织党务工作的顺利开展.新就业群体是随着

新业态发展衍生出的新兴劳动群体,包括货车司

机、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等群体,据统

计,当 前 全 国 新 就 业 形 态 劳 动 者 数 量 已 达 ８４００

万.[２０]另一方 面,作 为 平 台 经 济 最 为 发 达 的 直 辖

市,上海市针对新就业群体多处于传统党建尚未覆

盖的空白点这一实际,大力加强党组织覆盖,使新

就业群体党建工作走在全国前列.长宁区各部门

携手联动摸排新就业群体的整体党建情况,构建点

面结合的党组织覆盖形式,做实党群阵地服务功

能,引导新就业群体向党组织靠拢,实现党的工作

全覆盖,并在组织覆盖的前提下做实全方位服务供

给,通过将服务“做进去”进而把治理“带出来”,引

导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形成“以服务换服务、

抓服务促治理”的循环体系.[２１]

(二)探索灵活多样的党组织设置形式

«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凡是有正式党员三人

以上的,都应当成立党的基层组织.传统的基层党

组织多是按照地域或单位进行设置的建制型党组

织.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以及人口的快速流动,在

传统的党组织设置模式下的一些新兴领域中出现

了党组织“边建边散”的现象,“口袋党员”“隐形党

员”问题突出,亟须探索更为灵活多样的党组织设

置形式.当前,上海市着眼于新就业群体实际与经

济社会发展需要,不断创新党组织设置形式.

一方面,针对新兴领域的就业群体,上海市各

辖区通过对党组织设置形式的创新,实现了党的基

层组织的全覆盖.例如,杨浦区以属地街道、楼宇

园区、基层网点为依托灵活组建流动党支部,推动

党组织“建在车轮上”“建在网络空间上”[２２];普陀

区紧紧抓牢外卖总部平台这个枢纽,构建以总部平

台统管、网格站点主管、多方联动协管的党建覆盖

机制,形 成 抓 点 促 面、延 链 覆 盖 的 党 组 织 组 建 模

式[２３];徐汇区梳理新兴领域的１４类覆盖对象,通

过设置片区新兴领域党组织、行业联合党组织、商

务楼宇党组织、非公企业党组织、社会组织党组织、

灵活就业党组织等,推动党组织的全覆盖[２４].另

一方面,上海市各辖区根据城市精细化治理的现实

需要,建设灵活多样的党建共同体,例如围绕区域

发展,静安区成立了涵盖苏州河沿岸各级各类党组

织的苏河湾功能区党建联盟;围绕进博会服务保障

工作,上海市成立了“进博一线党建联盟”;围绕城

６６

市更新发展趋势,徐汇、杨浦等辖区建立了城市更

新党建联盟.

(三)发挥党员作用,助推党的组织覆盖与工作

覆盖

中国共产党是由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分

子组成的先进政党,共产党员是“最不知疲倦的,无

所畏惧的和可靠的先进战士”[２５](P．９４).在城市精细

化治理中,共产党员大多都具备过硬的专业素养和

优良的作风品质,能积极主动投身到社会治理的各

项工作当中,带头维护公共秩序、开展志愿服务,是

城市精细化治理宝贵的人力资源.此外,党员与群

众共同生活在城市的大街小巷,能及时知悉、捕获

群众的多样化需求,且自身对城市精细化治理亦有

要求,党员能够通过多种渠道及时反馈城市治理的

现实需求,促进城市向好发展.因此,党建引领城

市精细化治理的关键在于积极引导各级各类党组

织中的党员深度参与城市精细化治理的各个环节,

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鼓励机关党员领导干

部下基层、“双报到”,赋能基层治理;鼓励离退休党

员、老党员“离岗不离党、退休不褪色”,参与社会治

理;鼓励新就业群体中的党员“亮身份、做表率”是

上海市精细化治理实践的重要经验.

一是鼓励在职党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主动

下沉基层,形成资源、服务的精准对接,切实把资源

优势转化为治理优势.例如,松江区聚焦定岗定

责,完善党员干部下沉社区参与治理的工作机制,

推进“第二书记”进社区包小区、“党员第二楼组长”

包楼栋、“社区党员”包邻里、各级党组织包重点攻

坚任务[２６],通过认领、认门、结对,聚集先锋力量下

沉到基层,为基层治理赋能增效;嘉定区聚焦精准

下沉、资源需求精准匹配,打造“报到接收—接单到

岗—精准服务—评价反馈—结果应用”的全过程管

理闭环,着眼于基层治理的难点和人民群众的现实

需求,建立清单式治理模式,实现资源上下贯通、党

员与服务岗位高效匹配.二是深挖社会治理活力

源,积极鼓励离退休党员、“银龄”党员参与社会治

理,发挥其在志愿服务、矛盾协调、政策宣传等方面

的积极 作 用.例 如,金 山 区 枫 泾 镇 锚 定 “银 发 力

量”,成立“枫阳离退休干部”功能型党支部,把离退

休老干部凝聚起来,鼓励老党员发挥余热,参与志

愿服务、居家探访、节日慰问等社区治理活动.当

前,上海市有近５０００个居村党建服务站挂牌“社区

离退休干部之家”[２７],通过保障离退休干部的活动

场所,引导老党员积极参与社区治理志愿服务.三

是鼓励新就业群体党员“亮身份”,参与创建文明城

市、社区微公益等活动.新就业群体党员穿梭于城

市的大街小巷,能够及时发现城市治理中存在的不

足,是城市治理的“巡逻员”“吹哨人”.当前,上海

市正积极推进新就业群体的党建工作,引导新就业

群体党员参与社会治理.例如,长宁区推动骑手党

员“亮身份”,发掘新就业群体在志愿服务、社区治

理中的先进事迹,搭建新就业群体风采展示平台,

并在评优评先中适当倾斜,引领更多“骑手小哥”爱

岗敬业、遵纪守法、乐于奉献.

四、功能激活机制:完善党建引领

城市精细化治理的内容体系

功能激活建立在组织延展的前提下,是党建引

领城市精细化治理的主要内容.党的十八大以来,

中国共产党通过基层党组织建设、党员发展和区域

化党建实现党组织对社会各领域的全覆盖.具体

表现为,基层党组织整合辖区内的各类社会组织、

群团力量,形成集党务管理、居民生活服务、文化体

育活动于一体的党群服务中心.从空间上看,这一

过程表现为党组织向城市新兴领域(例如商务楼

宇、园区、商圈、市场等)扩张,出现了诸如商务楼宇

党建、红色物业、红色网格等一系列党建新样态.

然而,随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日趋多样,党建

引领城市精细化治理不仅要实现党组织的全覆盖,

还要以功能激活为内核,实现由静态“组织引领”向

动态“功能引领”的转变,具体来看,应充分发挥党

在资源整合、社会动员、社会服务等方面的优势.

(一)发挥资源整合功能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具备对资源的强势统

摄能力,在应对突发性公共危机时,中国共产党能

够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新型举国体制优势,紧急

调配资源,实现对危机的有效控制,而在常规的城

市精细化治理中,同样能够发挥资源集聚、互通等

功能.

当前,国有企业、两新企业以及社会组织有着

强烈的社会服务意愿,且具有雄厚的资源支撑,但

是缺乏服务社会的机遇和平台.而基层社会长期

处于资源匮乏、事务繁杂的困境之中,且随着居民

异质化需求的不断增多,社会治理处于捉襟见肘的

境地.因此,城市精细化治理的关键在于如何将企

业、社会组织的资源优势同社会治理的实际需求相

对接,实现社会治理资源的有效整合.上海市党建

６７

引领城市精细化治理的实践具有鲜明的将资源优

势转化为治理优势的特点,具体表现为以区域化党

建为平台,整合社区、社会组织、国企等组织力量,

集聚社会治理资源,实现组织间的资源互通、信息

共享,以党建链串起服务链、治理链,将党组织的政

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的资源优势.

此外,各类组织的引入为社会治理注入不同的

资源优势,形成了上海市城市精细化治理中百花齐

放的治理景观.例如,静安区闻喜路居民区成立了

“闻喜共治联盟”,吸引劳动保障、司法、医疗等职能

部门和群团组织加入,从而有针对性地提供劳动咨

询、法律咨询、健康管理等服务.发挥区域化党建

资源整合优势的关键在于实现资源清单与需求清

单的有效对接.静安区形成以群众需求为出发点,

涵盖群众“点单”、街道和居民区党组织“传单”、区

域化单位和社会力量“接单”、街道组织“送单”和最

终群众“评单”的微心愿“五单”机制,城市治理的资

源在落实从“点单”到“评单”的完整流程中得到有

效整合,促进了治理目标的实现.宝山区牵头制定

实事、结对、责任、岗位“四项清单”工作程序,社区

和群众提供“需求清单”,单位党组织根据自身资源

优势形成“认领清单”和“项目清单”,双方相互匹配

达成结对协议,确保城市精细化治理的常态、长效.

(二)善用社会动员功能

精细化治理与粗放式管理的本质区别在于其

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当前强调多元主体协同治理

已成为学界共识:转变政府的角色和职能,促进管

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构建多中心合作治理

的规则体系,以宏观政策促进微观领域的精细化治

理[２８];推动政府与社会在双向互动下发挥乘数效

应,最大限度地整合社会治理资源,以此节约管理

成本,实现治理绩效的提升.[２９]对于如何实现政府

角色 转 变 以 及 激 发 多 元 主 体 的 参 与 活 力,李 友

梅(２０１７)认为有必要创造性地运用中国情境下政

党的组织优势和富有弹性、黏合力的政党运行机

制,从而适应多元、分化、开放的经济社会新形势,

构建国家治理体系的坚实微观基础.[３０](P．１９３)换言

之,中国共产党领导构成了多元主体参与协同治理

的最大公约数.在城市阶层日趋分化、人民需求日

趋异质的今天,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突破行业、区

域的限制,最大程度地动员社会主体参与城市精细

化治理.上海市党建引领城市精细化治理的实践

具有鲜明的“一核主导、多元共治”特征,体现为党

组织善用社会动员功能,吸纳社会组织、专家、民众

等多元主体的有序参与过程.

一是加强党对社会组织的领导.自 ２０１９ 年

起,上海市民政局在每年年初制定并印发本年度

«上海市社会组织工作要点»,使其成为上海市各区

出台扶持社会组织发展政策的重要依据.例如,嘉

定区制定了«关于推进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的实施

意见»«上海市嘉定区民政局关于进一步促进社区

社会组织培育发展的行动方案(２０２３—２０２５)»,助

推社会组织更好地服务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为

培育和扶持社区公益组织发展,强化品牌建设,杨

浦区殷行街道建立起社会组织助力社区自治发展

“专家”和“社区观察员”机制,希望通过各领域社会

组织以更专业的视角发现社区治理中存在的问题,

并运用其专业能力及特长,帮助社区解决基层治理

中的实际问题,推动社会组织在更大范围、更广领

域内助力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二是鼓 励 支 持 专 家 学 者 积 极 参 与 城 市 治 理.自

２０２２年起,上海市在全市范围内全面推进“美好社

区 先锋行动”项目,旨在汇集包括高校师生在内的

党建智库理论专家、优秀书记、实践专家组成“赋能

团队”,与街道一对一地匹配赋能、把脉支招.杨浦

区深化社会治理顾问制度,邀请社会治理领域的专

家学者和基层实践中的行家里手担任社会治理体

系建设的战略顾问、基层社会治理实践的指导顾

问、基层社会治理创新项目的支持顾问,发挥其理

论与实践优势,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三是引导社会各界人士由“旁观者”转变为“当

家人”.人民是城市精细化治理的主体,治理什么、

怎么治理,人民最有发言权.党建引领城市精细化

治理应注重发挥党组织的服务动员功能,以更加多

样的方式鼓励、动员广大民众参与社会治理.例

如,杨浦滨江在各党群服务驿站设置人民建议征集

电子屏和红色邮筒,鼓励民众为城市发展、社会治

理建言献策.黄浦区聚焦青年白领群体,打造“青

年智谷”白领成长计划,引导青年白领接触社区治

理的实际情况,深入点位调研,为解决社区治理的

具体问题贡献智慧.当前,上海市下辖的嘉定区、

长宁区、浦东区均搭建起“小哥议事会”平台,鼓励

“骑手小哥”围绕社会治理、生活保障等内容贡献

“金点子”,持续推动新就业群体与社会治理深度

融合.

(三)做实社会服务功能

中国共产党在城市精细化治理中既是主导者,

也是参与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

６８

旨,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活动的出发点与落脚点,是

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Ђ政党的一个重要特征.党

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加强服务型党

组织建设、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都是对党的服

务功能的全新要求与发展.上海市各级党组织在

城市精细化治理中,围绕服务发展、服务民生两大

关键点不断发挥社会服务功能,取得了显著成效.

在服务经济发展方面,以党建链串起发展链、

产业链、服务链,“党建也是生产力”[３１]已成为社会

共识.上海市各级党组织围绕经济发展的需要,不

断创新党建模式,建设灵活多样的党建共同体.通

过构建城市更新区党建共同体,搭建职能部门、企

事业单位、社区等各方参与的平台,上海市蕃瓜弄

小区旧房改造项目从签约生效到居民１００％搬离

仅用时３０ 天,从居民搬离 到 项 目 开 工 仅 耗 时 ９０

天,创下两个全市最快.[３２]当前,上海市的楼宇党

建已迈入４．０版本,党组织感知企业需求的能力更

为敏锐,服务企业的能力大幅提升.楼宇党建服务

站点不仅可以为企业提供“一网通办”自助办理事

项,还能根据白领党员和企业需求提供文化娱乐、

职业成长等服务.[３３]在服务民生方面,上海市通过

加强党组织服务阵地建设,打造“１５分钟社区生活

圈”,涌现出了一批卓有成效的党建服务品牌.例

如,浦东新区通过建设“家门口”公共服务中心,为

居民提供七大类一站式公共服务;徐汇区通过打造

“邻里汇”社区服务民生品牌,整合辖区党群服务中

心资源,为居民提供涵盖养老、医疗、文体等内容的

日常服务,使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大幅提升.

五、新时代新征程党建引领

城市精细化治理的优化路径

“理念牵引—组织延展—功能激活”机制是党

建引领与城市治理精细化要求相磨合的最优选,它

既满足了党对于愈发重要的城市治理事务总体统

摄的政治要求,又适应了人民群众更为多样化的治

理需求.然而,在看到这一机制取得成效的同时,

我们不能忽视其内部存在的张力和冲突,其冲突具

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

间的冲突.中国共产党主导并直接参与的城市治

理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推动城市治

理不断朝着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的方向发展.

我国城市精细化治理的实践更多地强调甚至迷信

作为治理工具的现代信息技术的巨大潜能,而对于

如何使之更好地服务于城市居民的自由全面发展

缺乏关注,易于在丧失价值理性的观照下陷入技术

决定论的乖张状态.[３４]因此,党建引领与城市精细

化治理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

的冲突.二是秩序与活力的冲突.党建引领城市

精细化治理既强调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又鼓励、支

持多元主体参与.在理论上能够实现治理秩序与

治理活力的平衡,但在现实中,有学者指出目前社

区治理的领导者在解决问题的理念、思路和策略上

更倾向于以行政改革、推进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

设,对于如何形成社会协同和公众参与的常态性机

制,尤其是如何助推社区治理中建设公共性等社会

建设内容,还没有真正成为Ђ们议事日程中的重点

内容[３５],因而不可避免地存在秩序与活力的冲突.

三是党组织服务功能弱化与居民需求日趋多样化

之间的冲突.基层组织是党在基层社会中的战斗

堡垒,承担着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凝聚群众、服务

群众的职责.然而,在社区书记、主任“一肩挑”的

趋势下,社区党组织承接城市基层政府的政治权威

和行政权力成为街道的“腿脚”以及政府部门的“针

头”[３６],过多地承担上级交办的任务,与居民的实

际需求相脱节,难以满足居民日趋多样化的需求,

存在党组织服务功能弱化与居民需求专业化趋势

之间的冲突.

从化解冲突的视角出发,党建引领城市精细化

治理的优化路径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通

过学习、培训不断强化党组织的服务理念.在城市

精细化治理进程中,如果迷信现代信息技术的巨大

潜能,就很容易忽视治理场景的复杂性、建构性和

公共性,忽视治理对象的真实诉求,导致“只见数据

不见人”和“数字悬浮于治理之上”的后果.[３７]城市

精细化治理不能被新兴技术所绑架,技术必须为人

所用,服务于人民的实际需求.党建引领城市精细

化治理必须站稳人民立场,加强智慧城市建设、服

务于人民的美好生活.新时代,必须通过学习、培

训等方式不断强化党员领导干部的服务理念,夯实

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精细化治理的思想根基,提升城

市精细化治理的成效,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

二是要实现党建引领与居民自治、自主服务的

平衡.一方面,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党建引领与居民

自治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既有研究表明,党建引

领基层群众自治符合“成本效益原则”,能够降低自

治的规模成本和组织成本[３８],有效破解基层治理

６９

领域“被动参与”和“被动治理”的现实困境[３９].此

外,一味强调基层自治,排斥政党介入的狭隘思想

明显受到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并不符合中国

实际,现实中自治主体之间的冲突不断,甚至出现

社区主任和书记为争夺权力而相互掣肘、扰乱自治

秩序的情况[４０],这也是当前需要党组织介入,推行

书记、主任“一肩挑”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必须

清楚地意识到基层治理始终是居民自治的场域.

党组织的引领作用应当是对居民自治的鼓励和扶

持,体现为党组织将资源、管理、服务下沉到基层,

夯实基层治理的人力、物力基础,有效激发居民自

治活力,实现党建引领与居民自治、自主服务的同

向而行.在基层治理的实践中,党组织要尊重居民

的主体意识,采用协商而非代办的方式与居民交换

意见,为居民自治留足空间,时刻保护居民的自主

性和主人翁意识.

三是激活强化党组织的多维功能.必须在实

现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的前提下更进一步,追求组

织功能的激活,追求“强覆盖”与“强功能”的统一.

基层党组织要在对内加强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的

前提下,强化服务群众、服务社会的功能建设,与时

俱进地构建适应人民群众多元需求的功能体系.

应围绕党组织服务功能的有效发挥,建构起一整套

涵盖服务项目议题建构、服务资源动员、服务过程

动态调适以及服务结果评估反馈的功能体系,以项

目制作为党组织服务功能发挥的载体,以区域化党

建为平台,党组织通过整合社会组织、辖区内党组

织、居民等多元主体实现对资源的有效利用,凝聚

共识,达成服务目标,共同促进社会治理.一言以

蔽之,党组织在加强政治功能与组织功能的同时,

亟须加强服务功能.

政党是当前城市治理不可或缺的工具.当前

的运作机制正面临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冲突、秩

序与活力的冲突、党组织服务功能弱化与居民需求

多样化的冲突,党组织的服务理念、平衡党建引领

与居民自治的能力、激活强化党组织的多维功能亟

须强化.世易则时移,时移则备变.新形势下城市

精细化治理面临的状况层出不穷,人民的需求也日

趋多样,与之相应的治理策略必须不断调整,但坚

持党对城市精细化治理的集中统一领导、发挥城市

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持

续完善党建引领城市精细化治理的体制机制是我

国城市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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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曲锋)

TheMechanismConstructionandOptimizationPathofParty

BuildingLeadingUrbanRefinedGovernanceintheNewEra

TANG Huang－feng, XUZhi

(SchoolofMarxism,WuhanUniversity,WuhanHubei４３００７２,China)

[Abstract]Asalong－termrulingMarxistparty,theCPCdirectlyparticipatesinanddominatesurＧ

bangovernance,andoccupiesakeypivotalpositioninthemodernizedurbangovernancesystem with

Chinesecharacteristics．China＇surbangovernancesystemhasadistinctivepoliticalparty－ledfeature,

andtheCPCleadsandcooperateswithmultiplegovernanceentitiestoparticipateinthepracticeofurban

refinedgovernance．ThepartybuildingleadsurbanrefinedgovernancetobecomeanewparadigmofurＧ

bangovernancemodernizationinthenewera．Themechanismconstructionofrefinedurbangovernance

ledbythePartybuildingisbasedonadaptingtoandmeetingtheneedsofmultiplesubjectsinthecity,

throughclassifiedguidanceandpreciseimplementationofpoliciestoachievegoodwillinteraction,demoＧ

craticconsultationandbalancedinterestsamongvariousstakeholders．Specially,itisachievedthrough

thethreemechanisms:concepttraction,organizationalextension,andfunctionalactivation,whichisa

complexprocessinwhichtheMarxistrulingpartyparticipatesinurbangovernancethroughinstitutionＧ

alizedwayssuchasoverallleadership,resourceintegration,andsocialmobilization,andpartyorganizaＧ

tionsandpartymembersparticipateinordertoactivatesocialcapitalandmobilizeallforcestobuilda

socialgovernancecommunity．Underthenewsituation,strengtheningtheserviceconceptofpartyorＧ

ganizations,balancingtheguidanceofpartybuildingwithresidents＇self－governance,activatingand

strengtheningthemultidimensionalfunctionsofpartyorganizations,soastocontinuetoimprovetheinＧ

stitutionalmechanismofpartybuildingleadingrefinedurbangovernance,istheonlywaytomodernize

urbangovernanceinChina． [Keywords]PartyBuildingLeading;RefinedGovernance;Mechanism Construction;Optimization

Path

７１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中坚持敢于斗争经验研究”(编号:２２ZDA５).

[收稿日期]２０２４－０３－２５

[作者简介]张浩,男,中山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执行院长、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省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

鲁杜阳明,男,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２０２４年７月 内 蒙 古 社 会 科 学 Jul．２０２４

第４５卷 第４期 INNER MONGOLIASOCIALSCIENCES Vol．４５ №．４

DOI:１０．１４１３７/j．cnki．issn１００３－５２８１．２０２４．０４．０１０

新中国成立以来基层党组织

功能调适的动因、历程与启示

张 浩, 鲁杜阳明

(中山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２７５)

[摘 要]功能调适是政党等政治主体为适应时代变化和实践需要对自身功能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整.新

中国成立以来,基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发展转化、不同时期或阶段党的中心任务的现实需求、基层党组织先

进性建设的主体自觉以及我国发展历史方位的深刻演进等多方面动因,党的基层组织对自身功能进行了深

刻调整.新中国成立以来基层党组织功能调适的历程分为三个阶段: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基层党组织

以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为目的进行功能调适;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基层

党组织以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和追求社会生产力的稳步增长为目的进行功能调适;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进入新时代,基层党组织以奋进“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为目的进行功能调适.新中国成立以来基层党组

织的功能调适历程告诉我们,基层党组织的功能调适要坚持以夯实党的执政根基为根本目的,以厘清基层党

组织的角色定位为前提基础,以执行党的政治路线为原则遵循,以调动各方积极性为实践要义,以解决现实问

题为方向引领.

[关键词]基层党组织;功能调适;生成动因;历史进程;现实启示

[中图分类号]D２６７;D２３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５２８１(２０２４)０４－００７２－１０

基层党组织是党执政大厦的地基,是党的全部

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基层党组织宣传党的主张、

贯彻党的决定等各项工作目标的实现,实际上反映

了基层党组织通过某种手段进行某项活动时产生

的积极影响和有利作用,也即基层党组织的功能得

到了充分彰显.一般而言,现代政党及其各级组织

的主要功能大体包括目标制定、利益表达、社会化

和动员、精英的形成和遴选等.[１](P．５６２)作为“与群众

直接发生关系的组织”[２](P．２７３),党的基层组织通常

更加注重宣传、执行和联系等功能的发挥.需要注

意的是,由于时代变革、实践发展以及党的使命任

务演进带来的挑战,基层党组织的功能并非一成不

变,也不是一直奏效,需要合理调适才能始终适应

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这里的“调适”概念最

初源自生物学领域,意指“有机体的基因库以何种

方 式 受 到 有 机 体 与 环 境 的 相 互 作 用 关 系 的 影

响”[３](PP．３４７~３４８),后广泛应用于社会学、政治学等领

域,表示政党等政治主体不断加强自身建设、进行

有针对性的调整以适应客观环境变化和发展需要

的行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基层组织基于各种

７２

原因对自身功能进行了深刻调整.考察梳理这一

过程的来龙去脉,并在此基础上探析其内在动因与

经验启示,对于更好地推动当下和未来基层党组织

的工作和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基层

党组织功能调适的动因

基层党组织的功能调适实践不是无源之水、无

本之木,而是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是应对现实问

题的必要之举.具体而言,可以从深层动因、直接

动因、内生动因及外部动因四个维度进行理解.

(一)深层动因: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发展转化

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是事物发展的根本

动力.在现实生活中,处于支配地位的社会主要矛

盾是社会基本矛盾在一定社会形态或发展阶段的

具体表现,既是中国共产党判断社会阶段新特点、

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研究部署各项工作的根本依

据,更是推动社会发展变革的深层动因.新中国成

立以来,我国社会生产力、人民生活水平发生了显

著变化,社会主要矛盾也随之发生改变.这种转变

对不同时期基层党组织的工作实践产生了深远影

响,对其功能的不断完善提出了新期望,并成为其

发展的直接推动力.１９５６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

基本完成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

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

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

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

的矛盾”[４](P．２４８).这一判断标识了我国社会主要矛

盾在经历了由夺取政权到执掌政权重大转变后的

新内涵与新特征,实现了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

国共产党关于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

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

重要论断的与时俱进.此外,对于我国社会主要矛

盾的两次判断分别是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的

“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

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

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５](P．５４)以及党的十九大报

告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

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６],对基

层党组织的功能调适产生了巨大影响.社会主要

矛盾转化的意义在于它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

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６],包括明

确了不同时期基层党组织工作的中心任务、主要环

节和重点工作,要求基层党组织立足社会主要矛盾

变化的基本国情开展具体工作,以促进社会主要矛

盾的解决为根本尺度和遵循,由此构成基层党组织

主动进行功能调适、消解不适应性的深层动因.

(二)直接动因:不同时期或阶段党的中心任务

的现实需求

党的中心任务建基于自身特质以及党对社会

主要矛盾、国内外形势的科学研判的基础之上,体

现着一定时期党和国家事业全局的发展目标和大

政方针,是指导当前和未来奋斗的战略部署与蓝

图.党的中心任务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的历史

时期或阶段,其具体内涵具有不同表征.新中国成

立后,党的中心任务由革命年代争取民族独立、人

民解放转变为领导中国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并

且探索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可行道路.改革开放

以来,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摆脱贫困、

走向富裕,缩小同发达经济体的差距,加快推进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为党在这一时期的中心任

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

发展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及伟大变革,党的二十大报

告明确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

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

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７].总体来看,党

的中心任务的演化本质上就是党坚定历史自信、把

握历史主动,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聚焦一个又一个问

题、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赢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

过程.历史证实,一旦能够明确当前时期或阶段的

中心任务,党和人民的事业就会顺利发展,否则就

会遭受挫折.在明确中心任务后,作为“党的全部

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８](P．２４)的基层党组织理应率

先垂范,履行其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及决策

部署的职责使命.鉴于不同时期或阶段中心任务

的差异性、复杂性、艰巨性,为确保任务的顺利完

成,必须注重发挥主观能动性,根据实际情况和现

实需求对基层党组织的各项功能进行适应性调整,

为达成预期目标奠定本领基础.

(三)内生动因:基层党组织先进性建设的主体

自觉

先进性是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

本质属性,是其生命所系、力量所在.这种特性彰

显了党始终牢记初心使命,自觉按照中国工人阶

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的根本性质要求不

７３

断加强自身建设的主体意识,体现于党的宗旨、纲

领、目标、思想、组织、作风、纪律等各个方面,尤以

５０６．５万个①基层党组织的发展情况为直观参照和

支撑,要求充分激发基层党组织活力、发挥党员先

锋模范作用.否则,党的先进性建设将会变成无源

之水、无本之木,会因丧失根基而不能长期巩固.

纵观党的历史,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

同志就强调,为了实现我们的目标和任务,“就要巩

固党的组织依靠全体党员、党的干部、党的各

地 各 级 组 织 实 行 不 屈 不 挠 再 接 再 厉 的 斗

争”[９](P．６１３),体现了党对不断加强基层组织先进性

建设的重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根据执

掌全国政权、和平建设条件下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

务不断探索推进基层组织先进性建设的方法路径,

取得了显著成效,积累了宝贵经验.尽管当前党的

基层组织先进性建设的总体情况比较乐观,但与党

肩负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共产主义的历史

使命,以及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的现实要求相

比,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基层党组织

弱化、虚化、边缘化现象仍然存在,其政治领导力、

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有待加强等,

需补齐基层党组织实现自身发展和领导基层治理

的各种短板.换言之,以强化基层党组织各项功

能、不断提高基层党组织解决各类问题的能力为重

要内容的基层党组织先进性建设,是当前基层党组

织实现更好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应有之义,做好基层

党建工作必须“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宽领

域、强化功能,扩大党的工作覆盖面,不断提高党的

基层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１０](P．４１).由此,永葆

基层党组织的先进性特质,必须将调适与强化功能

视为其不断发展完善的基本要求和途径.

(四)外部动因:我国发展历史方位的深刻演进

“历史方位”的概念,指某一社会形态所处的时

间阶段和空间状态的有机统一.我国发展的历史

方位,即我国在纵向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的具体处

境,以及在世界范围内同西方资本主义等其Ђ并存

社会的横向关系.就内涵而言,可以从“从哪里来”

“现在何处”“到哪里去”三个方面来理解,分别关涉

历史方位的来源、本质与去向.[１１]结合党的百余年

奋斗历程可知,正确研判我国发展的历史方位是党

和人民创造辉煌伟业的前提.毛泽东同志指出:

“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

的根据.”[９](P．６３３)习近平总书记也明确强调:“正确

认识党和人民事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是

我们党明确阶段性中心任务、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

根本依据,也是我们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不断取

得胜利的重要经验.”[１２]上述论断表明,党对国家

发展阶段和历史方位的明确,有助于我们党更准确

地厘定中心任务,进而以此推动党的各项事业发展

进步.具体来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历史方

位经历了长期而深刻的历史演变.[１３]新中国成立

之初,党延续了１９４９年９月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基本判断,认为我国处于奋

力 建 设 “新 民 主 主 义 即 人 民 民 主 主 义 的 国

家”[１４](P．７５９) 并 且 “逐 步 向 社 会 主 义 过 渡 的 时

期”[１５](P．３２５);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确立,“我国

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４](P．２５５);２０世纪６０年代

初,毛泽东同志提出社会主义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

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

需要更长的时间”[１６](P．２６４)的科学论断;１９８１ 年召

开的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首次使

用了“初级阶段”的提法,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

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５](P．５３),想要“由比较不完

善 到 比 较 完 善,必 然 要 经 历 一 个 长 久 的 过

程”[５](P．５３);２０１７年１０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正式宣

布,“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

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６].这一论断也

成为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家发展历史方位的最新表

述.究其本质,上述演进过程“是历史主体和发展

主体创造性实践的结果,是既定的客观的历史进程

和发展态势”[１７],实际上构成基层党组织推动自身

建设和开展工作的外部现实环境,影响了不同时期

基层党组织的目标谋划以及实现这些目标的具体

路径和举措,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自身的发展方向

和前途.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发展历史方位的演

进便成为推动基层党组织功能调适的外部动因.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基层

党组织功能调适的历程

要厘清党的历史中特定问题或事件的走向,就

必须完整把握、理解党的历史脉络.习近平总书记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１００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

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１８](P．３)确立为党的历

７４

① 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布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统计公报»,截

至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３１日,中国共产党有基层组织５０６．５万个.

史主题,为研究中共党史提供了根本遵循.探讨基

层党组织的功能调适历程,需要将其置于民族复兴

的视域中进行理解.结合前文所述,新中国成立以

来基层党组织的功能调适有其复杂动因,但究其根

本,取决于由不同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决定的党和国

家中心任务的发展变化,基层党组织的功能调适是

对这一历史变量的能动反映.由此,梳理基层党组

织功能调适的演进历程必须立足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历史使命,紧扣不同时期党和国家的主要

任务.只有这样,才能契合党的历史的主题主线,

彰显基层党组织自觉充当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

基础的角色定位.

(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基层党组织以

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为目的进行功

能调适

经过浴血奋战,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

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

山,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此举不仅彻底

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而且深

刻影响了党的基层组织的功能建设.简言之,革命

年代基层党组织的核心功能聚焦于联系和斗争两

个方面.[１９]基于革命的现实需要,中国共产党将基

层 组 织 定 位 为 “党 在 人 民 群 众 中 的 工 作 单

位”[２０](P．４４９),要求其承担“必须使人民群众与党密

切结合起来”[２０](P．５４５)的职责,并且“努力工作以吸

收工农参加中国的与国际的无产阶级一般的革命

斗争”[２１](P．４７４).诸如宣传教育、组织动员等所有职

能的履行,本质上都为这两个目的服务,为夺取新

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服务.

从新中国成立到实行改革开放期间,中国共产

党面临的首要挑战由破坏一个旧世界变为建设一

个新世界,主要任务是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

义的转变,以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实

现国家工业化,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

化需要.这种角色与任务的转换促使党提出并不

断思考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的重大课题,尝试从思

想、组织、作风等各个方面采取有效举措,加强党的

建设,从而巩固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在基层党组

织的功能调适上,这种变化同样得到了充分体现.

相关资料显示①,这一时期基层党组织的功能建设

与发挥同夺取政权时相比有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主要表现为领导、宣传、落实、教育、联系、组织和斗

争七个方面.依照面向或服务对象的不同,可以从

“上下内外”四个维度对其进行分类概括.一是向

上型功能,一般特指落实,面向党的上级组织,要求

“实 现 党 的 主 张 和 上 级 党 组 织 的 各 种 决

议”[２２](P．１６４).此外,党的八大通过的党章中有“经

常 注 意 并 且 向 上 级 组 织 反 映 群 众 的 情 绪 和 要

求”[２２](P．１６４)的规定.这种向上级反映意见或提出

建议的行为也是向上型功能的具体表现.二是向

下型功能,大体包括领导、宣传、教育、联系、组织

等,面向广大党员和群众,具体指代党的基层组织

负责领导党员和群众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完成生产

计划和工作计划;向党员群众宣传党的路线、方针、

政策和决议;教育引导党员群众学习马克思列宁主

义、毛泽东思想以及党的经验和政策,了解党的优

良传统和基本知识;成为党与群众的沟通桥梁;发

展和接收党员,征收党费,审查和鉴定党员等.三

是对内型功能,主要涉及教育和组织,面向全体党

员干部,表现为提供具体的教育和帮助,提高其思

想水平和政治水平,同时注重开展批评和自我批

评,揭露和消除工作中的缺点与错误.四是对外型

功能,多体现为领导、宣传、教育、联系和斗争,其中

领导、宣传、教育、联系主要面向人民群众,斗争多

指向从事破坏活动的阶级敌人,也包含党内一切违

法乱纪、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

上述七个方面、四种类型功能,构成了本时期

基层党组织履行自身职责、配合实现由新民主主义

向社会主义转变目标的基本面相.这些功能的界

限并未严格区分,而是相互交融,比如联系既可以

是向上,也可以是向下,斗争既可以是内部,也可以

是对外.它们的关系是相互依存、彼此提供支撑,

若想做好基层党组织的功能落实工作,在抓好宣

传、联系和教育的同时,就离不开强有力的领导和

组织保障.

(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基层党组织以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和追

求社会生产力的稳步增长为目的进行功能调适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

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的中心

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

策,党的主要任务变为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

路和追求社会生产力的稳步增长.从所处背景来

看,这一时期国内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推

７５

① 参见党的八大、九大、十大、十一大通过的政治报告、党章修订

案和 修 订 报 告,以 及 期 间 的 其 Ђ 重 要 文 件、主 要 领 导 人 讲

话等.

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整体环境

促使我国社会结构急剧变化,特别是导致社会利益

关系不断变化调整.在国际范围内,和平与发展仍

是时代主题,但世界多极化不可逆转、经济全球化

深入发展、科技革命加速推进、综合国力竞争日趋

激烈、国际交往愈益频繁等现象交织叠加,成为各

国在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客观因素.这些新情

况要求党的基层组织认真研究和解决日常工作中

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并以此为依据对自身功能

进行有针对性的调适.

总体而言,这一时期基层党组织的功能设置以

团结、宣传、执行、教育、联系、组织、斗争、服务八个

方面的整体样貌呈现,基本沿袭了前一个时期的主

体架构,在一些细节上进行了调整.首先是一种只

涉及内涵更新、不改变原本性质的功能调适,包括

基层党组织的宣传、联系、教育和斗争功能.在宣

传方面,前一个时期基层党组织的关注重点在于宣

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这一时期在此基础

上对决议部分进行了特别强调,明确它是“党中央、

上级组织和本组织的决议”[２３](P．８１).在联系方面,

党的基层组织在前一个时期初步提出应当重视反

映群众的情绪、意见和要求,关心和改善群众生活,

但未作详细说明,这一时期对上述内容进行了细

化,提出应当“了解群众对党员、党的工作的批评和

意见,尊重群众和专家的知识和合理化建议,维护

群众的正当权利和利益,关心和帮助Ђ们改善物质

文化生活,做好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提高Ђ们的

觉悟.对于群众中的错误意见和不良风气,要用适

当的方法加以纠正;对于群众中的矛盾,要妥善地

加以处理”[２３](P．８２).在教育方面,这一时期基层党

组织的工作重心实现了与时俱进,表现为剔除了前

一个时 期 诸 如 “阶 级 斗 争 和 两 条 路 线 斗 争 的 教

育”[２２](P．２１１)等不符合当前实际的内容,增添了党的

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比如党的十三大、十五大、十

六大、十七大通过的党章分别强调学习建设有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内容,此外还特别提出党员干

部 要 努 力 “学 习 科 学、文 化、法 律 和 业 务 知

识”[２４](P．４５),提高Ђ们的综合素养.在斗争方面,这

一时期的基层党组织改变了之前关于自身“处在阶

级斗争革命运动第一线”[２２](P．２５０)的判断,将斗

争的矛头转向“反革命分子和其Ђ破坏分子的犯罪

活动”[２３](P．８３),同各种不良倾向做坚决斗争.

其次是一种侧重点的变更,同样不影响功能本

身属性的调适,包括基层党组织的团结、执行和组

织功能.一是“团结”功能.它在实际意义上接近

于前一阶段的“领导”功能,指党的基层组织同广大

群众一道为党和国家事业砥砺奋斗.不同于改革

开放前普遍使用的“领导”提法,党在话语表达方面

实现了创新,在党章等重要文件中逐步使用“团结”

或“团结带领”等类似表述.以党章为例,这种提法

在党章中首次出现于１９７７年８月召开的党的十一

大通过的 版 本,原 文 是 “领 导 和 团 结 广 大 人 民 群

众”[２２](P．２３３).在这里,“团结”的说法虽已提出,但

仍置于“领导”之后.自党的十二大始一直到党的

十七大通过的党章全部沿用了“团结、组织党内外

的干部和群众”[２３](P．８２)的表述,以此明确基层党组

织“努力完成本单位所担负的任务”[２３](P．８２),把自身

“建设成为团结和带领群众进行改革和建设的战斗

堡垒”[２５](P．４３)的目标要求.从语义上讲,“领导”和

“团结、组织”都有带领、发动的意思,后者更清晰地

体现出基层党组织的带领并非硬性要求,而是以情

动人,凝聚、号召、感᳿志同道合之士共同奋斗.二

是“执行”功能.它与前一阶段的“落实”功能相对

应,同样代表基层党组织对上级主张和决策部署的

遵从与完成.党的十一大通过的党章规定基层党

组织必须 “宣 传 和 贯 彻 执 行 党 的 路 线、政 策 和 决

议”[２２](P．２３３),在党章中首次出现了“执行”的提法.

自党的十二大起,这一时期的党章均使用“执行”的

表述.从“落实”到“执行”,基层党组织履行上级指

示的核心要义没有变,区别在于“执行”更加强调坚

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体现了对

改革开放新形势下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

方,将党的领导不折不扣地落实到党和国家事业各

领域、各方面、各环节的重视.三是“组织”功能.

改革开放前,基层党组织肩负的组织功能主要指向

内部的组织工作,例如接收、审查与鉴定党员,征收

党费等常规任务.改革开放后,伴随着成绩的取

得,基层党建面临着诸多新问题和新挑战.为了应

对少数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个别基层干部作风不

正、党员模范作用发挥不明显的问题,这一时期基

层党组织的组织功能更加注重管理和监督作用的

发挥,强调“提高党员素质,增强党性,严格党的组

织生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维护和执行党的纪

律”[２６](P．２１),同时对其行为进行约束,确保“党员干

部和其Ђ任何工作人员严格遵守国法政纪,严格遵

守国家的财政经济法规和人事制度,不得侵占国

家、集体和群众的利益”[２６](P．２２).此外,为了适应推

７６

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需求,

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对人才的挖掘和培养,要求基

层党组织“充分发挥党员和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

发现、培养和推荐Ђ们中间的优秀人才,鼓励和支

持Ђ们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贡献

自己的聪明才智”[２７](P．２６).综上所述,管理、监督、

挖掘和培养人才构成这一时期基层党组织发挥组

织功能的突出方面,是对前一个时期的继承发展.

最后是初步提出并培育一种新功能,即服务功

能.改革开放以来,基于时代、社会以及文化等的

深刻演变,党的基层组织不可能再用传统的手段和

方式发挥自身的价值,而必须以新的形象即服务的

姿态进行活动.[２８]由此,党的基层组织开始重视自

身服务功能的建构与发挥.从内涵来看,这一时期

基层党组织的服务功能主要表现为服务大局、服务

党员和服务群众三个方面.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

加强和改进党的基层组织建设,“要围绕党的基本

路线,为党的中心任务服务”[２９](P．４８).党的十六大

报告也将“服务大局”[１０](P．４１)明确为提高基层党组

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的基本遵循.这里体现服务

功能的首要内涵是着眼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党

的十七大通过的党章规定基层党组织承担着“对党

员进行教育、管理、监督和服务”[２４](P．４５)的职责,党

的十七大报告则强调基层党组织具有“推动发展、

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的作用”[３０](P．４１).这

里体现了基层党组织不仅要肩负起服务大局的重

任,还要不断满足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各种

需求.这种三位一体式服务功能的提出,彰显了本

阶段基层党组织功能调适的亮点和特色.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基层党组

织紧紧围绕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行功能

调适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我国社会主要矛

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

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党面临的主要任务

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朝着实现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继续前

进.这种历史方位、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的转变对

党的自身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促使党认真思

考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

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时代课题,以实

际行动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推动党的建设全面

进步.这种努力反映到基层党组织的功能调适上,

表现为继承与发展的有机统一.

一方面,新时代基层党组织的功能调适基本保

留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总体面貌,同样注重团结、宣

传、执行、教育、联系、组织、斗争及服务功能的发

挥.在内涵上,两个时期各项功能的所指大体一

致,仅对部分内容或表述作了符合时代进步和实践

发展需要的补充与调整.比如,党的十九大通过的

党章强调,要“组织党员认真学习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

育常态化制度化”[３１](P．２２).这些新增内容明确了新

时代基层党组织发挥教育功能的努力方向.它们

的提出源自党对新时代国内外形势新变化和实践

新发展的思索,彰显了党不断提升基层组织功能建

设水平的高度自觉.

另一方面,新时代基层党组织的功能调适呈现

出契合本时期实际的鲜明特色.一是强化服务功

能.基于前一时期的经验累积和现阶段贯彻落实

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方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服务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以及

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客观需要,中国共产党格外重

视强调基层组织的服务功能建设.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８

日,党的十八大首次提出“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

建设”[３２]的重要命题,体现了党对基层党组织功能

定位的认识的深化.中共中央办公厅于２０１４年印

发的«关于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意见»,以

及党的十八大、十九大和二十大报告,党的十八大、

十九大和二十大修改通过的党章等相关文件围绕

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重要意义、总体要求、主

要任务和方法措施等问题做了系统阐述,成为强化

基层党组织服务功能的基本遵循.简言之,就地位

而言,党将服务功能明确为新时代创新基层党建工

作的主要任务,是必须担负的重要职责;就内涵而

言,新时代基层党组织的服务功能具有“服务改革、

服务发展、服务民生、服务群众、服务党员”[３３](P．３)

等更为丰富的指向;就意义而言,强化服务功能有

助于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提高党的执政

能力、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就方法而言,必须充分认

识加强基层党组织服务功能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

性,自觉转变工作方式、改进工作作风,把服务作为

自觉追求和基本职责,ჿ领导和管理于服务之中.

这些新思想新论断体现了党对强化基层组织服务

功能的期望与要求,是新时代基层党组织建设工作

思路创新和方式方法转型的题中之义.

二是提升组织功能.组织功能是组织生命力

７７

的具体体现和坚实保障.强化提升组织功能是党

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是贯穿于党的基层组织发

展始终的一条红线.在党的历史的各个时期都明

确要求重视基层组织的组织功能建设,党的十九大

报告再次强调,基层党组织建设“要以提升组织力

为重点”[６],这是党中央在新时代对党的基层组织

建设提出的重大部署,为基层党组织的功能调适指

明了前进方向.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只有最大限度

地把党员、群众有效组织起来,不断增进党员、群众

对于基层党组织的认同度,才能尽可能团结一切可

以团结的力量,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进程中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最终形成创造历史伟

业的强大合力.

三是突出政治功能.政治功能是基层党组织

的首要功能.作为党在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基

层党组织的最大任务就是履行好党的政治责任,发

挥好以宣传党的主张和贯彻党的决定、组织引领党

员并开展对党员的教育管理监督,以及整合基层社

会和成为基层群众的主心骨为主要内涵的政治功

能.[３４]进入新时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同步交织、相互

激荡,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需要解决的

矛盾和问题比以往更加错综复杂.这种客观环境

成为基层党组织不断强化政治功能的现实契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党的领导,而这种领导的实现

离不开基层党组织的认真履职,需要其充分发挥政

治功能.从新时代党的建设总体布局来看,以政治

建设为统领的原则遵循也必然要求基层党组织更

加注重完善政治功能.基于此,党的十九大报告指

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必须“突出政治功能”[６].党

的二十大报告对“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

能”[７]作出了新的部署,强调“各级党组织要履行党

章赋予的各项职责,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

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好,把各领域广大群众组织凝聚

好”[７].这些重要论述彰显了新时代党对加强基层

组织政治功能建设的决心,为基层党组织的功能调

适提供了方向指引.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基层

党组织功能调适的启示

通过探析新中国成立以来基层党组织功能调

适的发展演化,可以透过历史变迁总结过往经验,

洞察客观规律,从而为当前和今后新的历史条件下

基层党组织的功能调适实践提供有益启示.

(一)以夯实党的执政根基为根本目的

方向决定前途,基层党组织进行功能调适的首

要问题是明确这一行为的根本目的.«中国共产党

章程»规定:“党是根据自己的纲领和章程,按照民

主集中制组织起来的统一整体.”[８](P．１７)这种由中

央、地方、基层三个层级组织构成的严密体系,是中

国共产党身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力量所在,是世界

上其Ђ政党都不具备的显著优势.作为其中一环,

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肌体的“神经末梢”,承担着确

保党的组织体系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重任,发挥

着联通党群之间“最后一公里”的作用.历史证实,

不论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党领导革命、建设和

改革事业取得的一切成绩都与基层组织密不可分,

都得益于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的发挥.在执

政条件下,基层党组织的这种优势得到进一步彰

显,表现为构成党“执政的组织基础”[３５].正如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基层党组织是党执政大厦的

地基,地基固则大厦坚,地基松则大厦倾.”[３６](P．５６１)

由此可知,就目的而论,党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是

为了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党进行基层组织功能调

适的一切探索都属于党抓基层、打基础、固基本的

范畴,是基层党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深层目的也

是为了夯实党的执政根基,以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

位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只有认清这一根本性问题,

才能确保基层党组织的功能调适稳步推进.

(二)以 厘 清 基 层 党 组 织 的 角 色 定 位 为 前 提

基础

准确把握自身角色定位,是基层党组织实现功

能调适的重要前提.所谓角色定位,是一种自我认

知和身份认同,其作用在于为党的基层组织指明努

力方向,帮助它们弄清自己在不同角色中应当履行

何种职能,并且根据这种认识开展行动,从而顺利

完成上级党组织布置的各项任务,向人民群众交出

一份满意答卷.新中国成立以来,基层党组织在不

同时期或阶段的功能调适都以对自身角色的清晰

界定为前提基础.改革开放之前,党的八大关于修

改党章的报告指出,党的基层组织是“党联系广大

群众的基本纽带”[２２](P．２０３).改革开放后,党的十二

大通过的党章规定,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在社会基

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２３](P．８１).党的十四大报告以

及党的十四大通过的党章在十二大版本基础上增

加了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

７８

础”[２５](P．４３)的表述.党的十七大报告从执政维度强

调党的基层组织是“党执政的组织基础”[３５].党的

十八大报告进一步丰富了“战斗堡垒”的内涵,指出

党的基层组织是“团结带领群众贯彻党的理论和路

线方针政策、落实党的任务的战斗堡垒”[３２].党的

十九大报告提出,党的基层组织是“确保党的路线

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的基础”,要将其建

设成“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

理、团 结 动 员 群 众、推 动 改 革 发 展 的 坚 强 战 斗 堡

垒”[６].这些表述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对

于党的基层组织角色定位的认识和判断,对于党的

基层组织调适自身功能而言具有基础性、统领性作

用.可以看出,“战斗堡垒”的角色定位贯彻于这个

过程的始终,其内涵主要包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与

决策部署的执行者、党群关系的沟通者、人民利益

的捍卫者、基层治理与改革发展的推动者、社会资

源的整合者、政党自身形象的维护者,等等.立足

新时代新征程的历史方位,必须根据新的时代特点

和实践需 要 对 基 层 党 组 织 的 角 色 定 位 进 行 重 新

评估.

(三)以执行党的政治路线为原则遵循

基层党组织的功能调适必须以政治建设为统

领,坚决执行党的政治路线.党的政治路线又称党

的基本路线、总路线,是党的性质、宗旨、纲领的具

体体现,标识着党在一定历史时期或社会发展阶段

的主要任务,以及解决任务的总方针、总政策,为党

的建设指明方向.自从１９８７年召开的党的十三大

首次阐明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后,党

的十七大、十九大先后对这一路线进行了发展完

善,最终形成了“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

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

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

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６]

的完整表述.就意义而言,政治路线的作用在于为

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提供原则遵循.不论党

中央制定、执行大政方针,部署推进重大战略、任

务、工作,还是地方组织确定具体的工作思路和措

施等,都要自觉同党的政治路线对标对表,及时校

对偏差.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新时代党的建设要

“以党 的 政 治 建 设 为 统 领”[６].２０１９ 年 初 发 布 的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进一步

指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作为党

的政治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

必须坚决捍卫、坚定执行.”[３６](P．７９６)上述论断,尤其

是“生命线”和“幸福线”的定位明确表达了政治建

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而坚定执行党的政治路线又

是推进党的政治建设的核心要义.这既是对党加

强自身建设历史经验的总结,又是对未来工作的规

定性展望,要求党的基层组织必须充分认识党的政

治路线的极端重要性,全面贯彻执行好党的政治路

线,并以此为原则遵循,开展包括功能调适在内的

一切工作.

(四)以调动各方积极性为实践要义

顺利实现功能调适绝非基层党组织单方面努

力即可达成,还需要多方协同配合,发挥各类主体

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实现基层党组织的功

能调适需要全体党员干部共同努力.一方面,全体

党员干部在这个过程中并非消极被动地接受上级

指令,而是要注重发挥主观能动性,既接受上级的

领导,又主动参与、建言献策.另一方面,基层党组

织功能调适的基本方向和路径一旦确定,最大的问

题便是落实,这就需要全体党员尤其是党的领导干

部积极实践、以身作则、充当表率,只有这样才能确

保最终效果符合党中央的决策意图.最后,要最大

限度地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其中,使Ђ们的活力

和智慧充分涌流.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

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决定力量,Ђ们的意见建

议对于指导和改善基层党组织的功能调适实践至

关重要.

(五)以解决现实问题为方向引领

基层党组织的功能调适,归根结底是为了解决

现实中遇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坚持问题意识是

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鲜明品格,马克思指出“主

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３７](P．２０３),列宁也强

调一切马克思主义者都“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

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３８](P．２６).作为以马

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

继承发扬了这种理论特质,形成了坚持从问题出

发、以问题为导向的优良传统.结合基层党组织功

能调适的具体实践来看,这一行为的深层和长远目

标在于更好地实现基层党组织的发展,提升党的建

设的整体质量,进而夯实党的执政根基,为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和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提供坚实保障.而且,

基层党组织的功能调适也是为了解决实践中的各

种问题,是对现实的回应,体现了目标导向和问题

导向的辩证统一.比如党的八大通过的党章中提

出了一些关于基层党组织应当注重教育和提升党

７９

员综合素养的要求,其原因在于当时“无论在城市

和农村中,许多领导机关,往往只忙于指使基层组

织执行一项又一项的任务,却很少去检查一下究竟

这些基层组织是在怎样地在那里工作着,很少给基

层组织 中 的 党 员 以 具 体 的 教 育 和 帮 助”[２２](P．２０３).

又如改革开放后,基层党组织在组织功能方面十分

重视对党员干部的管理和监督,这是基于“长期以

来,我们在吸收党员的工作中存在着忽视质量的倾

向,有 一 部 分 党 员 不 符 合 或 不 完 全 符 合 条

件”[３９](P．５３)的现实困境.总之,每个时代都有自己

的现实问题,而历史总是在不断地解决这些问题中

前进的.当前和今后基层党组织继续推进功能调

适,必须坚持以问题为起点、以解决问题为动力,认

真聆听时代声音,回应时代呼唤.如此才能把握历

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更好地发挥基层党组织的

功能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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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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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上)[Z]．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

(责任编辑 曲锋)

TheMotivation,HistoryandEnlightenmentof

FunctionalAdjustmentofGrassrootsParty

OrganizationssincetheFoundingofNewChina

ZHANG Hao, LUDU Yang－ming

(SchoolofMarxism,SunYat－senUniversity,GuangzhouGuangdong５１０２７５,China)

[Abstract]Functionaladjustmentisthebehaviourofpoliticalpartiesandotherpoliticalsubjectsto

maketargetedadjustmentstotheirownfunctionsinordertomeettheneedsofchangingtimesandpracＧ

ticaldevelopment．SincethefoundingofNewChina,thegrassrootsPartyorganizationshavemadeproＧ

foundadjustmentstotheirfunctionsbasedonavarietyofmotivations,suchasthetransformationofthe

maincontradictionsinChinesesociety,therealisticneedsoftheParty＇scentraltasksatdifferenttimes

orstages,theself－consciousnessofgrassrootsPartyorganizationsintheiradvancedconstruction,and

theprofoundchangeinthehistoricaldirectionofChina＇sdevelopment．SincethefoundingofNewChina,

thecourseoffunctionaladjustmentofgrassrootsPartyorganizationshasbeendividedintothreephases:

duringtheperiodofsocialistrevolutionandreconstruction,grassrootsPartyorganizationsadjustedtheir

functionswiththeaim ofrealizingthetransformationfrom New DemocracytoSocialism;duringthe

newperiodofreformandopeningup,grassrootsPartyorganizationsadjustedtheirfunctionswiththe

aimofexploringthecorrectpathofsocialistconstructionandpursuingthesteadygrowthofsocialproＧ

ductiveforces;intheneweraofsocialism 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grassrootspartyorganizations

arefunctionallyadaptedforthepurposeofstrivingfortheTwoCentenaryGoals．ThehistoryoffuncＧ

tionaladjustmentofgrassrootspartyorganizationssincethefoundingofNew Chinatellsusthatthe

functionaladjustmentofgrassrootspartyorganizationsshouldadheretothefundamentalpurposeofconＧ

solidatingthefoundationoftheparty＇sgovernance,clarifythepositionofgrassrootspartyorganizations

astheprerequisitefoundation,implementtheparty＇spoliticallineastheprincipletofollow,mobilizeall

partiesasthepracticalessence,andsolvethepracticalproblemsasthedirectiontolead．

[Keywords]GrassrootsPartyOrganizations;FunctionalAdjustment;GenerativeMotivation;HisＧ

toricalProcess;RealisticEnlightenment

８１

[基金项目]四川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新时代基层党支部

书记管理制度建设研究”(编号:２０２２JDR０３４３);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中国共产党党性思

想:逻辑架构与理论迭代”(编号:２３FDJB００１).

[收稿日期]２０２４－０３－２２

[作者简介]王洪树,男,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

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任田婧格,女,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

士研究生.

２０２４年７月 内 蒙 古 社 会 科 学 Jul．２０２４

第４５卷 第４期 INNER MONGOLIASOCIALSCIENCES Vol．４５ №．４

DOI:１０．１４１３７/j．cnki．issn１００３－５２８１．２０２４．０４．０１１

问题与消融: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探索

王洪树, 任田婧格

(四川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２０７)

[摘 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城乡融合发展是乡村振兴战略下重塑城乡关系的重要战略举

措.以县域为基本单元的城乡融合发展及其引发的社会革命要求基层党组织主动开展自我革命.两者之间

的辩证运动形成了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内在逻辑.辩证审视城乡融合发展对党建引领

基层治理的冲击,机遇与挑战并存.深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与基层治理现代化,必然要求基层党组织抢抓机

遇、迎接挑战.一方面,基层党组织要做好制度设计,以党组织自身建设为牵引,自觉运用系统思维,统筹谋划

党的建设、城乡融合、基层治理的协同发展;另一方面,基层党组织要坚持守正创新,通过系统性自我建设强化

对城乡融合发展与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多元引领.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已然形成“一核多元与三治融合”的社会

治理结构、“党建＋治理＋发展”的城乡融合互促共进模式,其独特功能的充分发挥将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坚实的基层社会基础.

[关键词]城乡融合;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乡村振兴

[中图分类号]D２６７;D６６９．３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５２８１(２０２４)０４－００８２－０９

进入新时代,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入推进,

城乡关系演进的核心内容由全面小康语境下的城

乡统筹逐渐朝着共同富裕语境下的城乡融合方向

发展.这种城乡之间物质生产和社会交往的变迁

投射到公共生活领域,引发了社会各界对城乡发展

关系的政治审视.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建立

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１](P．３２).

城乡融合发展促进了基层社会的经济生产结构、人

员交往结构、利益和价值体系的重要变迁.一方

面,这种变化会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以县域为基本单

元的基层治理环境.①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

“要顺应城乡融合发展大趋势”,“促进发展要素、各

类服务更多下乡,率先在县域内破除城乡二元结

构”[２].另一方面,环境的变化势必要求基层党组

织以自身的革命性建设予以回应.正所谓“基层强

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３].强化党对城乡融

合发展背景下基层治理的全面领导,在乡村振兴过

程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不仅有助于党带领人民群

８２

① 文件专题强调“促进县域城乡融合发展”.参见«中共中央 国

务院关于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有力有效

推进乡村 全 面 振 兴 的 意 见»,https://www．gov．cn/zhengce/

２０２４０２/content_６９２９９３４．htm,２０２４年２月３日,２０２４年１月

１日.

众建设美好良善的公共生活,还能够为基层善治打

下坚实的政治基础.

一、缘何引领与应然逻辑:城乡融合发展

背景下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环境变革

恩格斯强调:“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

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

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

映.”[４](P．６０３)这为我们在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审视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这一重要命题提供了唯物史观

的方法论指导.根据城乡融合发展的基本态势和

走向,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

初步建立的基础上提出到２０３５年中国社会要实现

“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更加完善”[５](P．４)、到本世

纪中叶“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成熟定型”[５](P．４)的

主要目标.届时,城市和乡村从产业结构到人财物

流通的全面深度融合必将诱发中国基层经济和社

会的深刻变革,进而对全面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建设的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提出自我革命的时

代要求.

(一)社会革命:以县域为基本单元推进城乡融

合发展

新时代新征程,乡村振兴战略方兴未艾,正在

中国社会全面、深入地推进.“要把乡村振兴战略

这 篇 大 文 章 做 好,必 须 走 城 乡 融 合 发 展 之

路.”[６](P．２７９)第一,以先进理念引领城乡关系的发

展.城乡融合发展理念凭借思维层面的认知革命

正引领基层干部群众以乡村振兴为导向,以农村的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

裕为重点,建构具有中国式现代化特质的新时代城

乡关系.第二,以县域统筹推动城乡深度融合发

展.县(区)级政府处于联结中央与地方的重要枢

纽位置,是贯彻实施中央政策的关键节点.因此,

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要求“以县域为基本单

元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并在此基础上确定了１１个

“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７](P．７１).第三,多元融

合激发城乡关系的革命性变革.城乡融合是一场

基于城乡产业融合的城乡经济结构、基础设施结

构、人员主体结构、社会组织结构、社会交往结构、

利益和价值结构、社会治理结构、公共服务结构的

革命性重塑.第四,基层社会革命正在催生城乡关

系的新发展形态.城乡融合的深度开展,新质生产

力的加持,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

化的协同发展正“加快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

调发展、共 同 繁 荣 的 新 型 工 农 城 乡 关 系”[６](P．１６).

新型城乡关系的塑造必将使新时代工农同盟深度

៿展,获得基于共同利益和社会共识的高度巩固.

(二)治理凸显:人民主体理念下基层多元公共

参与和共识合作

社会主义民主内含建构绝大多数人都能真实

享有的良善美好的公共生活的政治使命.城乡融

合发展为实现这一使命创造了更趋现实性的社会

基础.首先,城乡融合发展与社会频繁交互进一步

激发了人民的主体意识.在城乡融合发展中,城乡

多元主体之间的交互性得到进一步强化,在凸显主

体差异性的同时,有效增强各主体之间的利益交互

和价值体认,切实巩固了多元主体的治理共同体意

识和主人翁意识.其次,利益与价值的扩展与增益

增进了基层多元主体的公共参与.根据现代化的

一般规律,在物质性需求获得基本满足后,人民群

众往往会基于利益增益、价值扩张、尊严和意义维

护、精神家园探寻而井喷式地参与公共事务.再

次,在民主基础上不断扩大共识并强化合作是善政

语境下基层善治的内在要求.作为一种新型民主

形态,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决定了自身的善政特

质;社会主义民主在基层的具体政治呈现就是善

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和管理一字之差,体

现的是 系 统 治 理、依 法 治 理、源 头 治 理、综 合 施

策.”[８]由此可见,基层善治既是国家善政的政治展

现,又是国家善政的坚强基石.

(三)自我革命:唯物史观视域下基层党组织的

主动政治调适

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广大干部群众形构出人生

立场、底层思维和价值取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

建筑”的基本原理在新时代城乡融合大潮中的作用

发挥与社会展现必然对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提出变革性要求.“法与时移”“禁与能变”是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治国理政智慧,要求政治主体

根据时事变化不断进行自我政治调适.作为中国

式现代化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要永葆党的先进

性、保持强大的执政能力,就要在“两个结合”思想

的指导下主动强化政治调适的自觉性.因应城乡

融合与基层治理的要求,这种政治调适包括了治理

理念、治理职能、治理体制和治理行为等方面主动

的适应性改进,其目标就是通过基层党组织的全面

调适和适应性改造,确保“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机制

全面完善,基层政权坚强有力,基层群众自治充满

８３

活力,基层公共服务精准高效,党的执政基础更加

坚实,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

高”[９](P．３).

(四)党建引领:社会革命与自我革命辩证关系

在基层治理中的时代展现

新时代城乡关系的革命性变革与党的建设伟

大工程互为因果,共同谱写了乡村振兴这部动人的

经济发展、社会和谐、基层善治的“交响曲”.一方

面,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以自我革命引领着城乡关系

的革命性重塑、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

化.无论是城乡统筹政策的稳步实施,还是脱贫攻

坚战取得全面胜利,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人民立

场,秉持自我革命精神,以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深

入推进引领中国基层社会的变革,使城乡关系迈入

融合发展的新质形态.城乡关系的进步性社会变

革以鲜活的事实力证了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政

治价值与现实意义.另一方面,在实现第二个百年

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上,城乡融合与基层治理的社会

革命要求以党的建设引领城乡融合大潮中的基层

治理,深入推进基层社会中多元主体和利益要素的

现代化整合、基层治理体制机制的现代化提升、政

党—国家关系的现代化塑造,进一步助推党的自我

革命.中国基层社会的革命性变革正以坚实的步

伐为中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现 代 化 国 家 的 建 设 筑 基

固坝.

(五)一核多元:党建引领既是政治引领又是要

素黏合

城乡融合的深度发展将促进形成样态更趋复

杂的基层社会,进而对基层治理产生巨大挑战.首

先,扎根于基层的党组织既是民众利益的汇聚者、

反映者、代表者、维护者,又是政治上的引领者、领

导者,具有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统领全局、链接上

下、弥合左右、瞻前思后的整合功能.因此,要团结

多元社会力量、引领乡村振兴就必须以党的建设加

强党对城乡融合与基层治理的全面领导.其次,要

以党的全面领导明确城乡融合与基层治理的价值

取向.在基层治理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的党组织

应遵循民主集中制原则,充分发挥自身的全面领导

作用,在社会治理的价值承载、制度创设、组织化发

展、行动取向等方面举旗定向,全面推进以县域为

重要载体的城乡融合发展和基层治理现代化.再

次,党的建设与基层治理在乡村振兴中的深度融合

将形成巨大的发展合力,促进形成新型城乡关系.

城乡融合带来了基层治理主体的多元并立以及治

理体制的复杂结构,基层党组织应以自身建设回应

城乡融合与基层治理的发展需求,在激活相关要素

的基础上,以公共利益代表的身份引领多元主体公

共参与,强化治理体制权威,提升治理绩效,凭借党

建引领下的基层治理的有效性带动整个基层社会

城乡融合的高质量发展.

二、多元挑战与机遇剖析:城乡融合

发展对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冲击

在全面、客观、准确地认知事物的过程中,马克

思强调,“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

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１０](P．２２).因此,城乡融合发

展背景下,以党建引领深入推进基层治理这个时代

性命题要求人们将唯物主义的辩证法作为根本的

方法论,在批判性审视中积极应对各类风险挑战.

一是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建设与发展趋势面临

着多元经济成分与利益诉求带来的挑战.首先,多

元经济成分的发展可能对产业融合产生冲击.在

产业融合中,基层党组织要直面如何使具有新型合

作社形态的集体经济在更广阔的空间中得到更显

著的发展,如何避免农村原有的经济基础出现边缘

化、弱化甚至“空心化”的趋势等问题.其次,要确

保城乡融合中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与增益不受侵

害.在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土地价值如何分配、

农民正当权益如何维护、农业基础地位如何坚守、

其Ђ社会力量的正当权益如何保障、城乡融合中的

工农同盟如何巩固等问题都需要基层党组织给予

充分重视.再次,基层政治经济体制改革面临严峻

的时代挑战.在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基层党组织

要思考如何进一步深化以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农村

经营体制改革、农村治理体制改革、农村社会保障

体系改革为主要内容的乡村振兴体制.最后,基层

党组织在城乡融合与基层治理中存在政策供给不

足的问题.面对城乡融合发展的政策变革需求,基

层党组织要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继续发扬“敢试”“敢

闯”的改革精神,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做好城

乡融合以及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政策供给工作.

二是基层党组织的思想建设与精神家园构建

面临着激荡的社会思潮带来的挑战.首先,多元社

会主体形成复杂的基层社会思潮结构,城乡融合中

多元激荡、杂糅混合的基层社会思潮结构势必影响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实效.其次,多元社会利益诉

求的激荡冲击着利益共识的形成.利益整合是基

８４

层党组织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基础所在.基层社

会中的多元社会主体.在产业融合的过程中会促

进利益的交互,进而形成重叠共识性的共同利益,

但也会在交互中凸显利益诉求上的分歧.再次,多

元社会价值诉求冲击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基

层社会的培育与践行.在现实社会中,人在改造世

界的相互交往中不断确证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

物”[１１](P．５３).因此,城乡融合发展中的多元主体必

然会衍生出多元的社会价值,并借助不同的渠道进

行扩张,对基层民众精神家园的建构、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认知与践行产生影响.

三是基层党组织在组织建设与机制疏导上面

临着多元社会组织的挑战.城乡融合必然带来多

元社会组织进入乡村,乡村内部社会的组织结构也

会因此加速裂变.首先,多元社会组织的参与可能

会导致基层治理的权威性发生弥散.在城乡融合

发展过程中,多元社会组织的竞争可能对基层党组

织的组织力形成挑战,使基层社会的组织性权威日

趋多元和弥散分布,这势必要求“坚持大抓基层的

鲜 明 导 向,持 续 整 顿 软 弱 涣 散 基 层 党 组

织”[１２](P．５０４).其次,治理主体的多元与职责不清、

政出多门之间的矛盾.如果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治

理中不能通过内部组织的建设充分发挥自身的领

导核心作用,将诱发其Ђ多元社会组织的无序参

与,导致莫衷一是、治理失序.再次,治理能力的提

升需求与“双肩挑”人才匮乏之间的矛盾.城乡关

系的巨大变化势必对党员干部的基层治理能力形

成挑战,使之产生本领恐慌,与此同时,基层党组织

之中既懂社会治理又懂经济发展的人才相对匮乏

且易于流失.

四是在基层党组织的作风建设与先锋引领方

面存在新的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与部分基层党组织

榜样示范作用不匹配的现象.首先,少数基层党组

织缺乏自我批判精神与包容胸怀,不能正确理解并

有效贯彻城乡融合与基层治理的大政方针.面对

新的物质生产形态和多元社会力量,基层党组织应

秉持“开门主义”,以极具包容性的心态予以正视、

吸纳和引领.其次,存在理论认知脱离实际发展的

问题,个别基层党组织的建设与城乡融合、基层治

理之间出现“两张皮”的现象.一些地区的少数基

层党组织建设沿袭“政治惯性”,不仅观念落后、组

织覆盖不足、人事更新迟缓,而且技能水平和行动

能力也跟不上时代发展,以管理思维从事治理工

作,难以适应数字技术叠加城乡融合发展带来的社

会治理新革命.再次,不能正确认识并引领城乡融

合发展背景下的多元治理主体,为此,习近平总书

记一再提醒全党要注意“塔西佗陷阱”①.

五是基层党组织在纪律建设与行为规约上面

临着基层社会规则多元、诱惑增加与违纪多发的冲

击.一方面,规则体系的冲突可能扰乱基层党组织

对党纪党规的主体认知.在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

基于市场交易原则的利益交互规则体系、基于公共

道德的社会交往规则体系、基于非正式组织潜在的

社会规则体系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处于基层治

理核心的党组织对于规则体系的理解.另一方面,

价值行为标准的紊乱可能会诱发基层党员的违纪

违规行为.对于这种发展中面临的挑战,一些基层

组织甚至感叹,“发展是个大问题,分配是个难问

题”[１３](P．５２),难就难在利益和价值配置规则的多元

与冲突上.

六是基层党组织在制度建设与程序规范上面

临着多元参与、社会冲突与制度调适之间的张力问

题.一方面,多元主体参与城乡融合可能导致部分

地区基层党组织的制度供给不足,甚至导致个别基

层党组织的制度低效运行.另一方面,基层党组织

对适应城乡融合与基层治理的成熟经验、优秀做法

吸纳不足,难以通过制度的适应性调适强化自身的

制度建设,进而影响到以制度体系的进步保障党建

引领功能的切实发挥.面对城乡融合与基层治理

带来的挑战,基层党组织身处一线,能够积累大量

的基层党务工作经验和做法,这就要求基层党组织

保持制度体系的开放性,及时地给予制度吸纳,自

觉推动制度的更新,以制度建设提升基层党组织对

自身建设行为的规范能力.

俗话说“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城乡融合

发展背景下,基层党建不仅任务重,而且难度大.

多维党建面临着上述六个方面的严峻挑战与治理

难题.当前,在社会成长相对缓慢的背景下,如果

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引领功能得不到彰显,那么将会

极大地影响城乡融合与基层治理的实际效果.城

乡融合发展隐含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设基层

社会的美好生活和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机遇、在新

时代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机遇、贯彻群

众史观和赢得人民支持的机遇、巩固工农同盟和夯

实执政根基的机遇、激活发展全要素和凝聚民族复

８５

① 参见习近平«做焦裕禄式的县ༀ书记»,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５

年,第３５页.

兴伟力的机遇.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城乡融合

过程中全部要素的激活、治理视域下的共识合作必

将凝聚成 中 华 民 族 复 兴 征 途 上 不 可 阻 遏 的 历 史

合力.

三、顶层设计与多措并举:城乡融合发展

背景下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路径

基层党组织建设是整个党的建设的筑基工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层党组织是贯彻落实党中

央决策部署的‘最后一公里’,要坚持大抓基层的鲜

明导向,抓紧补齐基层党组织领导基层治理的各种

短板,把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实现党的领导

的坚强战斗堡垒.”[１４]这就要求基层党组织自觉坚

持问题导向和系统思维,站稳人民立场,勇于直面

城乡融合发展对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冲击,抢抓发

展机遇,守正创新,统筹谋划城乡融合与基层治理

中的党建工作,实现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全覆盖,

抓紧补齐基层党组织领导城乡融合与基层治理的

各项短板,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与新型城镇化战略的

深度实施.

(一)做好制度设计,以系统思维深化党的建

设,推进城乡融合与基层治理

制度设计要明确目标导向.城乡融合发展背

景下,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目标主要分为三个层

面,即建设坚强有力的基层党组织,锻造新征程中

领导城乡融合与基层治理的政治核心力量;在基层

党组织的领导下,探索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在城乡

基层中的正确解决之道,以城乡融合发展推动乡村

振兴,实现共同富裕;坚持和完善“一核多元”的基

层社会治理体系,以基层党组织引领各方社会力量

的共同参与.

制度设计要坚持科学理念引领.城乡融合引

发新征程上的社会变革,这构成了党建引领社会治

理的环境基础.中国共产党不仅要对城乡融合中

产生的所有社会组织实现组织覆盖,还要通过加强

党的建设来强化党对城乡融合与基层治理的全面

领导.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发挥

人民群众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人翁精神,引领人民群

众追求幸福生活.要强化党纪党规建设,坚持制度

治党、依规治党,配合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深度

推进,建设法治中国.要坚定“四个自信”,在社会

主义道路上建构人民群众都能共享的美好良善的

公共生活,在共同富裕的基础上逐步实现“每个人

自由全面的发展”.

制度设计要遵循以下基本原则.一是党的统

一领导.“治理好我们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和人

口最多的国家,必须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维护

党中央权威,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１５]

二是县域统筹.在城乡融合发展问题上,习近平总

书记特别强调要“率先在县域内破除城乡二元结

构”[２].三是双向融合.党建引领一定是党的建设

与城乡融合、基层治理核心内容的双向奔赴,是在

工作交融中的多维引领.四是因地制宜.党中央

要求“注重试点引路.把试点作为重要改革方法,

选择有一定基础的市、县设立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

验区,支持制度改革和政策安排率先落地,先行先

试、观照全局,及时总结提炼可复制的典型经验并

加以宣传推广”[５](PP．２２~２３).五是科学规划.社会

主义新农村建设实验区的重要经验之一就是“始终

坚持‘规划先行’,将‘规划先行’作为整个新农村建

设的首要工作”[１３](P．４４).六是数字赋能.党建引领

要以数字化治理推进城乡融合、党的建设与基层善

治的协调发展,通过“智慧党建”更加有效地统筹各

方诉求、形成共识、执行政策,全面提升城乡融合发

展背景下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质效.

(二)守正创新,以党建引领为重点多措并举,

推进城乡融合与基层治理

以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建设强化对城乡融合发

展与基层治理的方向引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要强化政治引领,发挥党的群众工作优势和党员

先锋模范作用,引领基层各类组织自觉贯彻党的主

张,确保基层治理正确方向.”[６](P．２２５)因此,基层党

组织在城乡融合与基层治理过程中要坚定理想信

念,举旗定向,旗帜鲜明地引领城乡基层社会坚定

不移地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行;要深入学习和全面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守正创

新,在“两个结合”思想的指导下探索城乡融合与基

层治理的发展道路;要深刻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城乡融合

发展与基层治理的重点问题上给予明确的政治引

导.总之,在城乡融合与基层治理中,要“充分发挥

基层党组织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领导核心和政治

核心作用,确保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在基层落

到实处”[１６](P．１４８).

以基层党组织的思想建设强化对城乡融合发

展与基层治理的理论引领.基层党组织在推进城

乡融合与基层治理的过程中要持之以恒地普及马

８６

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坚持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打造新时

代文明实践的精神家园,引领Ђ们做自觉、自为、自

信、自强的新时代中国公民.在培塑好基层干部和

群众主人翁意识的同时,基层党组织要发挥好战斗

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以高尚的理想、昂扬的

斗志、科学的政策进一步释放城乡融合与基层治理

中各类主体的活力,充分调动亿万民众追求幸福生

活的积极性.基层党组织建设要以提升组织力为

重点,“党支部要担负好直接教育党员、管理党员、

监督党员和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凝聚群众、服务群

众 的 职 责,引 导 广 大 党 员 发 挥 先 锋 模 范 作

用”[１](P．６５).与此同时,基层党组织还要勇于同各

种错误思潮做斗争,切实保障城乡融合发展与基层

治理的社 会 主 义 发 展 方 向,绘 就 最 大 的 思 想 “同

心圆”.

以组织建设强化基层党组织对城乡融合发展

与基层治理的组织引领.在城乡融合与基层治理

中,基层党组织建设应以组织体系建设为重点,着

力培养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基层干部,集聚乡村

振兴各领域的优秀人才.具体而言,基层党组织要

秉持开放的态度,广泛选᠀、严格培养、积极吸纳城

乡融合过程中涌现出的优秀分子、贤能人士,为基

层党组织储备雄厚的人才资源.中共中央办公厅

印发的 «关 于 加 强 社 会 组 织 党 的 建 设 工 作 的 意

见(试行)»明确要求,“推进社会组织党的组织和党

的工作 有 效 覆 盖”[１７](P．７).在 城 乡 融 合 发 展 背 景

下,基层党组织应以广大党员为基础,在各类社会

组织中实现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有效覆盖.基层

党组织是否坚强有力的关键在于班子建设,这就要

求选好、建强县级党ༀ、乡镇领导班子、基层党组织

和村干部队伍、驻村第一书记与工作队,真正地把

既懂政治工作和组织建设、又懂经济发展和社会治

理的优秀党员吸纳进基层各级党组织的班子队伍

中.基层党组织引领作用的发挥离不开体制机制

的保障,基层党组织结对共建、行业联合党组织和

新兴业态党组织的建立、村支部—企业支部—社会

组织党支部的联建共建都是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体制机制创新.要保障基层

党组织体制机制的良好运行,还需要基层党组织进

一步细化责任、严抓落实.２０１９年,«中共中央国

务院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

体系的意见»正式出台,专条列出“压实地方责任”,

要 求 “地 方 党 ༀ 和 政 府 要 增 强 主 体 责 任 意

识”[５](P．２２),为基层党组织指明了方向.

以基层党组织的作风建设强化对城乡融合发

展与基层治理的先锋引领.一方面,要赓续、弘扬

党的优良作风,引领城乡融合与基层治理的深入发

展.基层党组织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更加清醒地

认识到城乡融合发展是新征程上社会主义城乡关

系发展的必然趋势,基层治理是汇聚共识建设以美

好生活为特质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必然之举.基层

党组织要密切联系群众,深度推进城乡融合与基层

治理,确保在此过程中取得的一切成果由人民共

享.基层党组织还要主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

城乡融合与基层治理的过程中始终保持开放、包容

的政治心态.另一方面,坚决反对“四风”,在城乡

融合与基层治理中营造风清气正、海晏河清的良好

政治生态.反对形式主义,防范“文山会海”阻碍城

乡融合发展,严防基层治理在形式主义的漩涡中空

转.反对官僚主义,防范“懒政”“惰政”拖慢城乡融

合发展的步伐,防止出现基层公共事务议而不决、

决而不行、行而无果的情况.反对享乐主义,享乐

主义内在地弱化了广大党员干部推进城乡融合发

展的动力,消磨了Ђ们的斗志.反对奢靡之风,奢

靡之风无谓消耗掉大量本可用于融合发展与基层

治理的宝贵资源,使整个社会不思进取.无论是弘

扬优良作风,还是反对“四风”,基层党组织在城乡

融合与基层治理中的作风引领最终都会归结为对

人民群众的服务引领.

以基层党组织的守纪执纪强化对城乡融合发

展与基层治理的纪律引领.基层党组织必须强化

遵规守纪意识,远离党纪党规红线.为此,基层党

组织应主动加强对党纪党规的学习,培养良好的纪

律素养,使广大党员从理性认知、情感价值等方面

对党纪党规产生强烈的规则认同,进而以良好的规

则意识和过硬的纪律素养引领城乡融合与基层治

理中的各参与主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知’是

基础、是前提,‘行’是重点、是关键”,党员干部“必

须以知促行、以行促知,做到知行合一”.[１８](P．４８)因

此,基层党组织应以正确的“知行观”指导工作,在

城乡融合与基层治理中严格自律,不仅做遵纪守纪

的典范,还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营造遵纪守纪光

荣、违规违纪耻辱的社会风尚.

以基层党组织的制度建设强化对城乡融合发

展与基层治理的体制引领.基层党组织不仅要加

强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原则的制度建设,不断完善

各方社会力量的公共参与程序,优化民主决策方

８７

法,还要及时吸纳制度创设过程中产生的经验和做

法,使之从临时性的制度举措转化为体系化的制度

程序,在创新的基础上积淀管党治党的制度文明,

提升基层党组织内部的规则化、程序化水平.制度

和程序的调适与完备并不等同于制度得到了有效

执行.因此,基层党组织还应培塑和巩固管党治党

的制度权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制度的

生命力在于执行”[１９].只有这样,基层党组织才能

通过权威可行的制度将城乡融合发展中的各方社

会力量吸纳到正式的治理体系中,以健全有效的程

序引领社会力量参与公共事务,在有序的民主体制

内达成基层治理共识.

以基层党组织的能力建设强化对城乡融合发

展与基层治理的能力引领.“基层党组织组织能力

强不强,抓 重 大 任 务 落 实 是 试 金 石,也 是 磨 刀

石.”[２０]乡村振兴中党建引领城乡融合发展与基层

治理的现代化实效是检验基层党组织能力的重要

标准.基层党组织应着眼于城乡融合发展和基层

治理,在理论认知层面提升科学研判城乡融合发展

趋势和基层治理重难点的能力、在经济层面提升引

领城乡产业融合发展的能力、在社会生活层面提升

引领城乡各方社会力量和谐共生的能力、在社会治

理层面提升引领各方社会力量在基层自治体制内

表达诉求和达成共识的能力、在决策执行层面提升

引领各方社会力量关注政策执行并给予及时反馈

的能力.

以基层党组织的高质量党建强化对城乡融合

发展与基层治理的绩效引领.在城乡融合与基层

治理中,基层党组织的高质量建设首先体现在能够

全面领会并准确执行党中央有关城乡融合与基层

治理的各项方针政策.基层党组织要通过模范执

行党中央政策,保障城乡融合与基层治理始终沿着

正确的政治方向前行.其次,基层党组织的高质量

建设还体现在能够及时回应并满足人民群众的合

理期盼.全面准确地了解人民群众在城乡融合中

的急难愁盼问题是基层党组织开展自身建设、抓好

基层治理的出发点.再次,能否解决人民群众在城

乡融合与基层治理中关心、关注的民生问题是检验

基层党组织建设质量的重要标准.基层党组织只

有解决好人民群众关切的热点问题,充分发挥自身

在城乡融合与基层治理中的作用,才能得到基层民

众高度的政治认同.新时代基层党组织的高质量

建设将进一步促进城乡融合的快速发展以及基层

治理的良善运行.

四、凝聚合力与创新发展:党建引领

基层治理,推进城乡融合深度发展

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城乡经

济社会关系的一场革命性重塑.在产业融合中,城

市发展将获得更充沛的人力资源、更丰富的物质资

料、更有利的消费市场,农村发展将获得更优质的

生产力、更先进的产业体系、更广阔的市场前景.

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组织在社会融合中大规模进

入农村,将教育元素、先进的生活理念与生活方式、

社会民主投射进农村.中国社会的阶级阶层关系

将得到 革 命 性 的 重 塑,“劳 动 阶 级”或 “生 产 者 群

众”①将成为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工人和农民的鲜

明社会标识.中国共产党将获得更为广泛和坚实

的阶级力量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抓好基层治理现代

化这项基础性工作.”[３]如今,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

的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正在形成“一核多元与三治融

合”的社会治理结构.基层党组织在党中央的统一

指导下,正以自我革命的精神开展多元复合、系统

整体的自我建设活动,自我革命将基层党组织锻造

成为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基层治理中多元社会力

量的“主心骨”和“定盘星”,从而有效回应城乡融合

发展所面临的挑战.党建引领、多维协同、共识凝

聚、合作治理成为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基层治理的

内在政治逻辑.在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下,社会自

治、德治、法治正有条不紊地在基层社会广泛而深

入地开展.党建引领下的“三治融合”的良好格局

正悄然形成,为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公共治

理环境.

基层党组织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基石.

城乡融合发展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新型城镇化战

略的重要举措.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形成的“一核多

元与三治融合”的社会治理结构的功能发挥,厚植

了城乡融合发展的共识,凝聚着城乡融合发展的合

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不仅要深入推动国家发展

战略及其实施举措的政治社会化,更要使城乡融合

发展赢得广泛的社会认可,进而在中国式现代化新

８８

① 恩格斯在 «共 产 主 义 原 理»中 将 “无 产 阶 级”称 之 为 “劳 动 阶

级”,马克 思 在 «法 兰 西 内 战»中 将 “群 众”界 定 为 “生 产 者 群

众”.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

年,第２９５页;«马 克 思 恩 格 斯 选 集»(第 二 卷),人 民 出 版 社,

１９７２年,第４２４页.

征程上形成全社会的改革共识.此外,党建引领基

层治理还要以基层党组织“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

情由众人商量”[１](PP．３７~３８)的领导方式,将城乡融合

发展的决策建立在人民群众理性共识的基础上,使

城乡融合发展成为人民群众的共同心声和自觉行

动,引导基层人民群众致力于城乡融合发展,以自

身的智慧与勤劳创造共同富裕的美好生活.

作为一项重大改革,城乡融合发展的顺利开展

无疑需要基层党组织以系统思维进行审视,统筹谋

划、聚合力量、协同推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的:“我们全面深化改革,不能东一榔头西一棒子,

而 是 要 突 出 改 革 的 系 统 性、整 体 性、协 同

性.”[２１](P．１９６)系统思维要求基层党组织在城乡融合

发展和基层治理中谋全局、谋重点,以联系与发展

的眼光审视各要素的地位和作用;统筹谋划要求基

层党组织以自身建设全方位强化对城乡融合发展

与基层治理的引领功能,在党的建设与基层治理、

城乡融合的深度交互中形成改革合力;聚合力量要

求基层党组织全面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坚持走群众路线,将城乡融合中的各方社会力量与

社会组织团结在一起,凝聚起推动城乡融合向纵深

发展的群众力量;协同推进要求基层党组织在城乡

融合发展中深入论证改革举措的可行性、增强改革

举措的协调性、提升改革举措的耦合性,“使各项改

革举措在政策取向上相互配合、在实施过程中相互

促进、在改革成效上相得益彰,发生化学反应,产生

共振效果”[２２](PP．４４~４５).

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要不

断开៿前行,以改革实效为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筑基,以改革经验丰富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内

涵.党建引领下的城乡融合发展正以坚强有力的

政治领导、协商合作的多元社会力量、充满活力的

新型集体经济组织、更趋平等的社会关系、更为巩

固的工农同盟深度推进乡村振兴,极大地彰显了社

会主义重塑新型城乡关系的比较政治优势.在党

建引领下,在重塑城乡关系、建立现代化治理体系

的过程中,作为基层社会的主体性力量,人民群众

不仅是发展主体,还是共享主体.追求幸福生活、

建设和美乡村成为新征程上人民群众的集体渴望

和现实行为.随着“一核多元与三治融合”“党建＋

治理＋发展”的城乡融合互促共进模式渐趋形成,

基层各级各类组织既各司其职又沟通合作,形成基

层党组织—基层政权和自治组织—社会组织之间

的强强合作、有机互动、同频共振的良好局面.城

乡融合发展中的多元社会治理力量“既种好自留

地、管好责任田,又唱好群英会、打好合力牌”[２３].

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现代化建设、促进城乡融合深

度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改革经验,在时间长河的检验

与沉淀下正以文明积淀的形式不断厚植中国式现

代化的丰富内涵,以全新的内容为世界提供中国智

慧与治理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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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落实好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 不断把党建设得更加

坚强有力[N]．人民日报,２０２０－０７－０１．

[１５]习近平．以史为鉴、开创未来 埋头苦干、勇毅前行[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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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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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

[１９]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继续

沿着党和人民开辟的正确道路前进 不断推进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N]．人民日报,２０１９－０９－

２５．

[２０]本报评论员．加强党的组织体系建设———二论贯彻落

实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精神[N]．人民日报,２０１８－０７－

０６．

[２１]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论述摘编[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６．

[２２]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

摘编[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４．

[２３]习近平在贵州调研时强调 看清形势适应趋势发挥优

势 善 于 运 用 辩 证 思 维 谋 划 发 展 [N]．人 民 日 报,

２０１５－０６－１９．

(责任编辑 曲锋)

ProblemandAblation:ExplorationontheParty

BuildingLeadingGrassrootsGovernanceintheContextof

Urban－ruralIntegratedDevelopmentintheNewEra

WANG Hong－shu, RENTIANJing－ge

(SchoolofMarxism,SichuanUniversity,ChengduSichuan６１０２０７,China)

[Abstract]Inthenewjourneyofsocialistmodernization,theintegrateddevelopmentofurbanand

ruralareasisastrategicmeasuretoreshapetherelationshipbetweenurbanandruralareas．TheinteＧ

grateddevelopmentofurbanandruralareas,necessitatesproactiveself－reformbygrassrootsPartyorＧ

ganizations．ThisdialecticalmovementhasformedtheinternallogicofPartybuildingleadinggrassroots

governanceinthecontextofurban－ruralintegration．Dialecticalexaminingtheimpactofurban－rural

integrationongrassrootsgovernanceledbyPartybuilding,presentsbothchallengesandopportunities．

TofurtherpromotetheintegrateddevelopmentofurbanandruralareasandenhancegrassrootsgovernＧ

ancemodernization,grassrootsPartyorganizationsarerequiredtoconfrontchallengeswhileseizingopＧ

portunities．Ononehand,theyshouldeffectivelyengageintop－leveldesignguidedbyself－construcＧ

tionprincipleswithinPartyorganizations,consciouslyemploysystemsthinking,andplanthecoordinaＧ

tedpromotionamongPartybuilding,urban－ruralintegration,andgrassrootsgovernanceplanning;on

theotherhand,grassrootsPartyorganizationsshouldhavethecouragetomaintainintegrityandinnovaＧ

tion,andstrengthenthediversifiedguidancefortheintegrationofurbanandruraldevelopmentandthe

modernizationofgrassrootsgovernancethroughsystematicself－construction．Theconstructionofthe

Partyleadstograssrootsgovernance,formingasocialgovernancestructurecharacterizedbyonecore

pluralismandthreeintegratedgovernance,aswellasamodelofPartybuilding＋ governance＋ develＧ

opment．Thefullplayoftheiruniquefunctionswilllayasolidfoundationatthebottomofsocietyfor

constructingamodernsocialistcountryandachievinggreatrejuvenationfortheChinesenation．

[Keywords]Urban－ruralIntegration;Party－buildingGuidance;GrassrootsGovernance;Rural

Revitalization

９０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１１－１８

[作者简介]韩蕾,女,湖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河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２０２４年７月 内 蒙 古 社 会 科 学 Jul．２０２４

第４５卷 第４期 INNER MONGOLIASOCIALSCIENCES Vol．４５ №．４

DOI:１０．１４１３７/j．cnki．issn１００３－５２８１．２０２４．０４．０１２

马克思人的本质论对黑格尔

精神现象学的借鉴与超越

韩 蕾

(湖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０８１;

河南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河南 洛阳 ４７１０２３)

[摘 要]学界通常把马克思人的本质论概括为人的现实劳动基础上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种研究思

路没有注意到马克思在把握人的本质问题上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借鉴与超越.精神现象学蕴含着丰富的

人的现实劳动以及在此基础上所结成的共同体本质的思想,对马克思形成人的本质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借

鉴.马克思立足于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现实性对象关系,深刻揭示了人的现实的劳动以及共同体本质的

理论,实现了对精神现象学所蕴含的人的本质思想的超越.

[关键词]人的本质;精神现象学;自我意识;劳动;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B０２５１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５２８１(２０２４)０４－００９１－０７

对于马克思人的本质论,学界通常是以«１８４４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

志意识形态»为文本,立足于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

“与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１](P．１６６)的扬弃,把

马克思人的本质论概括为人的现实性劳动基础上

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

角度讲,这种研究思路没有注意到在人的本质问题

上马克思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借鉴与超越.在

«神圣家族»中,虽然说费尔巴哈的“与人道主义相

吻合的唯物主义”给马克思在哲学上以新的观点,

使其深刻地认识到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作为思辨

的唯灵论体系掩盖并窒息了其中所蕴含的丰富的

人学思想,但是,正如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

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指出的,费尔巴哈所

讲的感性的自然界与人都是脱离人的感性活动的

抽象的规定性,而Ђ所批评的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

则对马克思创立“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

学”[２](P．２４７)提供了深刻的理论借鉴.从本质上讲,

精神现象学就是作为自我意识的人的生成与发展

的理论,其中蕴含着丰富的人的现实劳动基础上的

共同体本质思想,这对马克思立足于现实的人的现

实的物质生产及其发展来把握人的本质的问题有

着巨大的影响.马克思从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

现实性对象关系出发,深刻揭示了人的现实的劳动

以及共同体本质的理论,实现了对精神现象学所蕴

含的人的本质思想的超越.

一、人的现实性劳动及其历史

发展的共同体本质理论

对于精神现象学,马克思在«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

学手稿»中指认其作为绝对精神的“全部外化历史

和外化的全部消除”,“不过是逻辑的思辨的思

维的生产史”.[３](P．３１８)其内容就是,“精神就是这种

９１

自己变成Ђ物、或变成它自己的对象和扬弃这个Ђ

物的运动先将自己予以异化,然后从这个异化

中返回自身,这样,原来没有经验过的东西才呈现

出它的现实性和真理性”[４](PP．２６~２７).这就是说,精

神的本质就是指精神通过自身对象性的现实发展

而达到全体的真理性的自由状态.然而,由于精神

达到全体的真理性的自由状态是凭借着人的激情

欲望来实现的,因而,精神的这种现实性发展的本

质也就是作为自我意识的人的现实性发展的本质.

对此马克思明确指出,精神的真理全体“是最后的、

以自身为目的的、安于自身的、达到自己本质的人

的生命表现而因为它毕竟是人的生命的抽象、

异化,所以它被看成神性的过程,然而是人的神性

的过程———人的与自身有区别的、抽象的、纯粹的、

绝对的本质本身所经历的过程”[３](P．３３２).概括地

讲,精神现象学所蕴含的作为生命的自我意识的人

的本质论,其内容就是作为既是实体又是主体的精

神,以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的矛盾和解为目的的、

现实的且历史发展着的人的劳动,以及在此基础上

所结成的共同体本质.

对于精神现象学所蕴含的人的现实劳动的本

质,黑格尔是通过对精神的自然现实(即自我意识)

的异化(对象化)的阐释来揭示的.马克思在«１８４４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明确指出:“人的本质,人,在

黑格尔看来＝自我意识.因此,人的本质的全部异

化不过是自我意识的异化.”[３](P．３３１)具体地讲,在黑

格尔那里,绝对精神在外化为“Ђ物”(自然界与人)

的同时,就变成了人的意识的对象,从而产生了人

对“Ђ物”的意识,而自我意识就是意识在与“Ђ物”

的对立统一关系的基础上,通过对自身的反思来确

立“自我”的结果.而自我意识与感性世界的“Ђ

物”的有差别的统一首先表现为欲望,欲望就是自

我意识在经验到感性世界对象的对立性时而力求

获得统一的生命.因此,人的自我意识本质的异化

首先是从欲望着的生命开始的.而自我意识作为

欲望着的生命,其满足必须与另一个欲望着的生命

的自我意识的对立统一为条件———“我就是我们,

而我们就是我”[４](P．１３８).这表现为自在自为的自我

意识在现实争斗中的相互承认.而自我意识的欲

望满足与相互承认,是建立在主人与奴隶之间的劳

动关系基础上的.奴隶的恐惧与劳动是智慧的开

始,这是因为奴隶在陶冶事物的劳动中发现了自

己,从而产生了自由的自我意识,它构成了人的自

然性与社会性相统一的对象化劳动本质.

对精神现象学蕴含的人的现实的社会性劳动

基础上的共同体本质,黑格尔是通过对自我意识的

对象化劳动过程中的相互承认的阐释来揭示的.

在黑格尔看来,个体欲望着的自我意识是矛盾着

的.个体的自我意识最初作为自然冲动遵循着快

乐的心的规律,但它又不得不屈服于作为社会秩序

的外在必然性的强制.因此,个体性必然要处心积

虑地扬弃与心的规律矛盾着的外在必然性所造成

的痛苦,通过相互承认而在普遍性中实现其特殊

性.因而,“普遍的、有效的秩序对于自我意识来说

也同 样 变 成 了 它 自 己 的 本 质 和 它 自 己 的 现

实”[４](P．２８０).黑格尔进一步指出,自我意识之间在

劳动中的相互承认使得精神由自我意识发展为理

性,理性就是个体间基于相互承认而形成的普遍的

自由的自我意识,这种普遍的自由的自我意识就是

伦理意识.“伦理只不过是各个个体的本质在个体

各自独立的现实里的绝对的精神统一,是一个自身

普遍的自我意识.”[４](P．２６３)在黑格尔看来,这种伦理

意识就是个体的自我意识的整体性,“整体乃是个

体性与普遍性互相渗透的运动”[４](P．３１１).而个体的

自我意识在这个整体中意识到了它的精神性的伦

理实体,也就是“类”.“事情自身是类,类遍在于作

为它的种的这一切环节里,而同样又独立于它们之

外.”[４](P．３０８)因而,“伦理的实体是自我意识的本质;

而自我意识则是伦理实体的现实和实际存在,是它

的自我和意志”[４](PP．３２７~３２８).由此可以看出,黑格

尔明确地从自我意识的、伦理的、整体的“类”来谈

人的本质,Ђ所讲的伦理实体指的就是个体自我意

识相互承认所构成的现实的伦理精神共同体.在

Ђ看来,之所以理性的自我意识成为伦理实体与伦

理现实后,精神的真理性就能够得以显现,是因为

它是“现实的、伦理的本质”[５](P．３).精神作为现实

的活的伦理,既是伦理实体又是伦理现实.当它是

伦理实体时,就是作为一切个人的行动的根据地与

目标的精神共同体;当它是伦理现实时,就是一切

个人通过Ђ们的行动创造出来的那种具有统一性

的精神性的普遍业绩.这意味着在黑格尔那里,人

的自我意识的本质不仅仅是个体的社会性劳动本

质,而且还具有现实的整体性的伦理实体(现实的

伦理精神共同体)本质.

精神现象学所揭示的人的现实的社会性劳动

及其基础之上的伦理共同体本质有着强烈的历史

发展性.这就是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所强调

的,“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

９２

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６](P．１２)的辩证运动过程.黑

格尔在肯定自由意志是人的本质的同时还强调,自

由意志本身的实现必须与人的自然热情与欲望相

结合,从而展现为精神自然史的过程.在«历史哲

学»中,“精神自然史”被黑格尔进一步理解为精神

的“生存方式”.黑格尔在阐述自由的意识的世界

历史的哲学进程时专门讲道:“当我们说人类‘天性

上是自由的’的时候,这话包括Ђ的使命,而且还有

它的生存方式.”[７](P．３７)精神的生存方式包含的内

容是:首先,自由是“精神”的潜在的本性;其次,它

的实现需要借助于人的热情与欲望;最后,在个体

的主观自由与共同体的客观自由之间和解的伦理

国家达到完成.从伦理现实的精神实体(伦理共同

体)的角度讲,自我意识最初所依存的伦理实体就

是家庭的血缘共同体,中间阶段的就是由家庭分裂

而来的市民社会的经济共同体,最高阶段就是从市

民社会过渡而来的国家的政治共同体.但在黑格

尔看来,现实的情况是国家本身倒是最初的东西,

人生活在国家中,在国家内部,家庭由于分裂才发

展为市民社会,市民社会在现代世界中形成,它的

出现比国家要晚.而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国家作

为最高的精神的活的伦理实体和伦理现实,经历着

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的世界历史的进程,这

一进程也是人的自我意识本质的发展历程.这就

是说,从以“实体性精神形态为原则”[６](P．４０４)的东方

王国,发展到以实体性精神与个别性精神相统一为

原则的希腊王国,再发展到以“神的本性与人的本

性统一”[６](P．４０８)为原则的日耳曼王国.在黑格尔看

来,东方王国是典型的古代国家,只强调实体性精

神,而个体没有真正的独立性.日耳曼王国是典型

的现代国家,既肯定市民社会的个体自由原则的活

泼性,又强调个体主观性自由必须回复到国家共同

体的实体性精神的客观自由之中,这是现代国家惊

人的力量之所在.

二、马克思对精神现象学蕴含的

人的本质论的批判性借鉴

恩格斯在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

分册»所做的书评中指出,黑格尔的“思维方式有巨

大的历史感做基础Ђ是第一个想证明历史中

有一种发展、有一种内在联系的人这个划时代

的历史观是新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直接的理论前

提”[８](PP．１２~１３).恩格斯这里所讲的黑格尔的思维

方式,指的就是精神现象学中精神作为能动的主体

所推动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现实联系及其运

动的历史,这为马克思创立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

发展的科学的新唯物主义世界观,从而代替并超出

费尔巴哈的对抽象的人的崇拜提供了理论前提.

在«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开启

了把这一理论前提转化为现实的人的对象化的生

命活动的进程,从而使得精神现象学蕴含的人的本

质论得到了最为集中的批判性借鉴.在Ђ看来,精

神现象学就“本质来说,不过是现实的人的本质即

自我意识的异化现象.因此,掌握了这一点的科学

就叫作现象学.因此,对异化了的对象性本质的全

部重新占有,都表现为把这种本质合并于自我意

识;掌握了自己本质的人,仅仅是掌握了对象性本

质的自我意识.因此,对象向自我的复归就是对象

的重新占有”[３](P．３２２).这里,马克思不仅指出了精

神现象学把人等同于自我意识的唯心主义实质,而

且也揭示了人的本质是自我意识的对象化,并从自

我意识的对象化及其扬弃中揭示了精神现象学的

本质,也就是在劳动基础上人的产生与发展的本

质.在马克思看来,这就是精神现象学辩证法的

“伟大之处”,即“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

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Ђ自己的劳动的

结果”[３](P．３２０).对此,马克思称赞黑格尔是站在现

代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看到了劳动的积极的方

面,即“Ђ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看作人的自我确证

的本质劳动是人在外化范围之内的或者作为

外化的人的自为的生成”[３](P．３２０).也就是说,劳动

的积极方面在精神现象学中,首先表现为人的自我

意识的本质就是人的现实的对象性的劳动本质.

自我意识要实现自身的对象性本质,就必须设定自

身现实的自然对象,即“物性”.“自我意识的外化

设定物性.因为人＝自我意识,所以人的外化的、

对象 性 的 本 质 即 物 性 ＝ 外 化 的 自 我 意

识.”[３](P．３２３)自我意识设定物性,展现的是自我意识

作为主体与“Ђ物”作为客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一

方面,自我意识“是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

另一方面,自我意识“的对象性的产物仅仅证实了

它的对象性活动,证实了它的活动是对象性的自然

存在物的活动”[３](P．３２４).基于此,马克思明确指出

“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３](P．３２４).对此论断,学界

通常认为是费尔巴哈式的,但应该承认,费尔巴哈

的自然主义来源于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所讲的欲

望着的自我意识就是“自然物”[４](P．２６４)的思想.因

９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