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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化”研究则认为基础设施不仅是被动的结构化物质系统，它们可能产生

更深远的影响。“基础设施化”学者通过建构主义、批判安全研究和国际政治社会学研

究，将基础设施概念化为社会物质纠缠和关系的过程。因此，基础设施具有社会性，以及

它们能够由社会和文化元素（包括思想、规范和规则）组成。基础设施还具有能动性，因

此基础设施不是固定不变的事务，而是流动的、不断变化的复杂纠缠。

在“基础设施主义”看来，基础设施研究意味着对世界政治的基本过程提供新的理

论化理解。基础设施应该被视为一个通用的分析概念或新颖的理论视角，用于研究从底

层支撑世界政治的国际结构的性质及其形成。所有现象——包括规范或身份等非物质力

量——如果它们是其他结构和实践的基础和条件，就可以作为基础设施进行研究。基础

设施主义将注意力集中在世界政治中三个不同的基础设施进程：国际基础设施的建设、

使用和维护。由此，基础设施可以对国际变革以及能动性、结构和权力的构成等理论问

题提供新的视角和见解。

 译者评述

这篇文章对现有的国际关系中对基础设施问题的研究进行了一个理论化的总结和梳

理。在作者看来，基础设施经历了一个由实体到虚拟、物体到本体的理论化过程。这个过

程中，形成了三种对基础设施的理解不同、关注的核心问题亦有差异的理论流派。

作者所谓的“基础设施研究”也就是长期以来对基础设施的朴素理解：基础设施是

国际政治行为体进行合作、竞争和博弈的场所，是受影响的对象。他们的关注重点集中

在国际行为体如何管理基础设施或者利用基础设施作为自己的“武器”和“筹码”。随着

对基础设施研究的深入，一部分学者扩展了基础设施的范围，形成了作者称之为“基础

设施化”的理论流派。他们将基础设施概括为社会物质纠缠和关系过程，因此将一系列

虚拟的基础设施，比如认知和文化因素纳入基础设施研究当中。这些学者还认为，基础

设施不仅是受行为体影响的物体，其自身也具有能动性（agency）对行为体进行约束，这

无疑与建构主义理论的发展有关。第三个流派“基础设施主义”则是将基础设施的范围更

加扩大化和抽象化，体现了学者试图将其打造为一种范式的野心。

该文的创新点在于，首次将国际关系当中的基础设施问题进行了理论化，更加明晰

了基础设施研究的视角、问题和研究方法，提供了基础设施研究的研究议程和研究方向。

然而本文依旧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基础设施主义”流派的划分与“基础设施化”的划

分边界不够明晰，存在视角和关注问题重叠的问题。一般而言，基础设施是人造物（不论

46

是人类制造的物体，还是人类观念上的认知或文化）。“基础设施主义”将自然界纳入基

础设施研究，存在概念过度泛化的问题。

译者认为，基础设施研究随着国际层面相互依赖的不断加深以及人类互联互通以实

现经济发展的需求，必将越来越重要。当前各国也越来越重视基础设施在国际层面的影

响，除了中国以基础设施合作为抓手的“一带一路”倡议，美国和欧盟提出了各自的“基

础设施”投资计划，日本作为基础设施投资强国，也和中国在国际市场展开竞争，印度等

新兴经济体也开始逐渐重视基础设施合作的重要性。因此，基础设施研究将来或将成为

一个单独的研究议题，其关键的理论路径则与本文提到的“基础设施研究”和“基础设施

化”密不可分。

【校对审核：邵良 盖云天】

【责任编辑：严瑾怡】

2024 年第 1 期（总第 1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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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人民币 VS 美元霸权？

——中美货币竞争中的友好对手 ∗

张发林、崔阳、马尔科姆·凡尔杜尤 [著] 张学玉、崔阳 [译]

①

 文章导读

数字化转型正对国家间的货币政治产生战略性影响。通过探究人民币的快速数

字化是否会撼动美元霸权，本文尝试为理解中美竞争的本质做出贡献。关于数

字时代货币竞争的观点可以分为“传统性变革”与“变革性连续”。鉴于这两

类观点过于“技术决定论”，本文提出了第三种观点——“概率波动”。

借鉴技术的社会建构理论与货币关系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知识，尤其是前者强调

技术变革的不可预测性与易错性，本文剖析了国际货币霸权的功能、利益与权

力，进而更加细致地评估了数字人民币对美元主导地位的挑战。

研究结论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更广泛的数字货币在一定程度上丰富

了美元相对人民币的国际货币功能；第二，数字货币与数字人民币将逐渐侵蚀

美元主导地位的功能基础与货币利益，也将削弱美元在亚洲与其他地区的国际

货币权力；第三，当前以满足国内需求为主的数字货币竞争基本上是友好的，

其未来发展仍不可预测。上述发现表明，在美元数字化进程同样难以预测的情

况下，中美之间既有可能出现更大的国际货币合作，也有可能发生不太友好的

竞争与波动。

∗ 文章来源： Zhang Falin, Cui Yang and Malcolm Campbell-Verduyn, “Digital RMB vs. Dollar Hegemony? Friendly

Foes in China-US Currency Competition,”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2023): 1-26. (https://doi.org/10.1007/s11366-

023-09876-w).

①

张发林，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副主编，研究方向为金融政

治学、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关系理论、国家金融安全与全球公共管理；崔阳，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2020 级

国际关系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美政治与经济关系、国家经济安全、货币政治；马尔科姆·坎佩尔·凡

尔杜尤（Malcolm Campell-Verduyu），荷兰格罗宁根大学国际关系与国际组织系国际政治经济学助理教授，研究兴趣

为新兴技术、非国家行为体与专业知识在当代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张学玉，国政学人编译员，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翻

译专业，研究兴趣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崔阳，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2020 级国际关系博士生。

48

 思维导图

一、引言

数字化转型是否正在改变长久以来的霸权竞争态势，如果是，这种改变是如何进行

的？随着国际关系中的数字化兴起以及中美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这个问题变得愈发突

出，大国竞争可能增添新的维度。在国际关系这一将霸权竞争作为核心考量的学科中，

数据化（Digitization）与数字化（Digitalization）的发展将有关“数字化变革”的全球政

治二分为“低阶政治”与“高阶政治”。国际关系领域的数字化转型也通常被学者们理

解为经济或安全问题。然而，重要的例外是，国际政治经济学（IPE）与金融安全关系领

域已经开始综合这两个方面来考察国家间权力的结构性关系。鉴于此，通过考察数据化

与数字化对国家间金融安全关系产生的影响，本文将继续为 IPE 与金融安全的“架桥”

研究做出贡献。具体来说，本文探讨了中国货币更快的数字化是否以及如何挑战美元的

霸权。在国际竞争的背景下，我们该如何理解货币数字化程度的不同？数字化是否正在

引领一种新型国际货币竞争，并重塑长期存在的货币霸权的历史趋势？

2024 年第 1 期（总第 1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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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谨慎的“否”。尽管人民币的数字化进程相较美元更快，

但这似乎既没有根本性改变中美之间的金融安全关系，也没有改变货币霸权的历史趋势。

尽管如此，难以预测的波动关系正对如何评估货币数字化产生影响。这种波动状态通常

以所谓的大国间友好竞争为表征，但这些国家进行数字化尝试的初衷往往是为了国内创

新，而不是激化国际竞争。

然而，技术变革难以预测的本质意味着，主要国家可能会更积极地将数字货币实验

“武器化”，从而增加国际上的不确定性。因此，数字时代日益激烈的货币竞争有可能

加剧中美在亚洲或其他地区的摩擦，也有可能让“冷战”的说法升温。但本文认为“货

币竞争一定加剧摩擦”的论断并不一定可靠，因为研究者需要密切关注时代背景，平衡

高波动性、高错误率的新兴技术变革与国际货币霸权中古老而长期的趋势，从而更细致

地理解国际货币竞争在数字化时代的演进。

本文将用四个部分来阐述这些论点。第一部分将有关数字人民币的争论分为两个“阵

营”，两者都以高度确定性的方式看待数字人民币。参考技术的社会建构理论（SCOT），

本文提供了一个有鲜明对比的“概率波动”框架，更加强调技术变革的不确定性，因而

有别于所谓 “ 传统性变革 ” （ Conventional Transformation ） 或 “ 变 革性连续 ”

（Transformative Continuity）的观点。第二部分讨论了支撑货币霸权的相互关联的三个方

面：国际货币的功能、利益和权力。第三部分从 IPE 的视角出发，在更广阔的货币数字

化背景下评估了中美货币竞争，其中包括以各种“加密货币”形式进行的非国家实验。

最后一部分详细阐述了研究结论：（1）美元的国际货币功能正在丰富；（2）美元霸权的

功能基础和美国在亚洲及其他地区的国际货币权力正在被稀释；（3）一种愈发不可预测

的波动状态既可能带来更大的合作，也可能带来不那么友好的货币竞争。当前以国内发

展和维护国际稳定为主的数字创新，也有可能迅速转向不那么友好的竞争，在这种竞争

中，中美两国积极鼓励国家创新，从而加剧了国际不稳定。

二、什么是/为何关注央行数字货币？数字人民币的事实与争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央行数字货币（CBDC）定义为“一种可以成为法定货币的具有

广泛可访问性的法定数字货币形式”。国际清算银行进一步将 CBDC 定义为“一种不同

50

于传统准备金或结算账户余额的央行货币的数字形式”。与这些国际金融机构相呼应，

中国人民银行将中国的 CBDC，即数字人民币，定义为“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数字形式

的法定货币，由指定运营机构参与运营，以广义账户体系为基础，支持银行账户松耦合

功能，与实物人民币等价，具有价值特征和法偿性。”也就是说，数字人民币通过加密技

术、可控匿名、可编程性等新的技术特征将传统现金与电子货币结合在一起。

我们该如何理解货币数字化的过程和影响？本节综合国内和国际维度，概述了关于

货币数字化（真实和潜在）影响的三种观点。

1、国内发展背景与国际影响

数字人民币的发展受到内部和外部因素的共同推动。在中国国内，数字人民币项目

旨在促进数字经济发展，打击国内非法犯罪活动，推动普惠金融，以及通过打破微信和

支付宝的电子支付垄断来重构国内金融市场。本文认为推动数字人民币项目最大的动因

是政府对非官方数字货币的监管打击（见图 1）。

此外，若要理解中国国内数字人民币试点对包括美元主导地位在内的更广泛国际影

响，需综合看待国内外因素。数字人民币是在特定的国内和国际背景下出现的，国际社

会上有超过 100 个国家正在积极发展 CBDC，就涉及的人口和交易数量而言，中国的

CBDC 试验是最大的。与中国快速推进人民币数字化相比，截至 2023 年，美元数字化还

停留在早期论证阶段，具体的技术细节和路线图都有待确定。

2024 年第 1 期（总第 1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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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货币数字化的“观望态度”使得本文将技术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纳入考量，

这意味着最好将中美货币竞争的现状理解为“友好对手”之间的竞争，其焦点主要是面

向国内创新，而不是增添国际货币关系的不稳定。换言之，目前所理解的友好竞争仍是

不确定的，需要利用数字化转型实验的这种潜力，逐步或突然地从关注国内转向更积极

地应对国际货币关系的不稳定。

2、超越传统性变革与变革性连续的概率波动

为了理解人民币的快速数字化对美元主导地位的影响，需要避免“一旦启动，数字

化就会按照预期发展路线与影响路径线性进行”的技术决定论。当前国际关系研究中日

益盛行的 SCOT 理论不仅避免了技术决定论，而且避免了社会决定论，强调人类活动与

技术对象的“共同构成”如何“既非随机的，也非偶然的，而是沿着某些充分记录的路

径”驱动事件。SCOT 理论认为，货币数字化作为一种新兴的国际现象，尚未发生“技术

封闭”，CBDC 的试验和试点发行仍然存在故障和错误。因此，本文基于 SCOT 理论，

反驳既有的“传统性变革”和“变革性连续”观点。

“传统性变革”观点认为数字人民币必然会通过“选择性重塑国际金融秩序”挑战

美元的主导地位，并将中美货币数字化竞争看作是大国主权货币之间的数字货币战争。

而这些观点正是建立在中美两国长期以来的国内叙事基础之上，如美国评论人士和企业

强调“中国威胁”，即货币数字化对美元的国际地位产生了负面影响，而中国相关研究

倾向于强调当前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以及数字人民币为人民币国际化带来的

机遇。

“变革性连续”观点则认为，通过数字货币与数字人民币来改变现有秩序的言论仅

是“说说”，对数字人民币的炒作并不能撼动美元霸权。例如，美国前财政部长保尔森

（Henk Paulson Jr.）曾公开表示，备受吹捧的数字人民币“不会改变人民币的基本性质”。

这种观点的基础在于，CBDC 总体上是“进化而非革命”，货币数字化并不存在明显的

“先行者优势”，后来者能够从先行者的尝试与错误中吸取经验教训。因此，虽然美元

数字化进程相较人民币缓慢，但并未陷入根本性“落后”。

鉴于中国人民银行并未直接或明确地寻求削弱美元霸权以及美国可能会在任何方向

上数字化美元，本文“概率波动”的观点认为，现在就“传统性变革”或“变革性连续”

下结论还为时过早，数字人民币并非一定会挑战美元霸权。“技术治下的和平”既有可

52

能产生更广泛的变化，也有可能带来不可预期的技术变革。因而数字人民币（现实和潜

在）的挑战与其说是预先确定的，不如说是曲折难测的。

三、测量美元霸权：一个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

为了探析数字人民币对美元主导地位的波动性影响，在 SCOT 理论的启发下，本文

从 IPE 视角出发构建了一个分析框架，这一框架涵盖了货币霸权关键且相互关联的三个

方面——货币功能、货币利益和货币权力。

霸权货币充分履行了传统定义上的货币功能，即价值贮藏、记账单位与交易媒介。

美元霸权源于“历史决定的背景，因而美元被用作主要的国际储备工具、记账单位和支

付手段”。竞争货币对货币霸权的挑战则体现于前者在私人和公共领域内以及大宗商品

等关键市场上履行这些功能的程度。尽管俄乌冲突、美国的制裁、去美元化和“国际反

美元”浪潮都为人民币的扩大使用提供机会，但当前美元在三大国际货币功能上仍占据

主导地位。

货币霸权的货币利益包括国际铸币税、降低交易成本、宏观经济灵活性、政治杠杆

与国际声誉等。国际铸币税意味着以主导货币计价的现金和金融债权的国外积累。交易

成本降低则使得货币霸权国的公民、企业与政府受益，享有低汇率风险、廉价借贷等特

权，并在对外交易中享受便利。宏观经济灵活性主要是国际收支限制减少对国内货币和

财政政策产生益处。尽管美国长期以来一直存在巨额经常账户赤字，但没有面临任何紧

迫的调整压力，原因在于美国可以用本国货币为赤字提供资金。

霸权货币的货币权力包括关系性权力、结构性权力、制度性权力和观念性权力，这

些权力相互存在关联。关系性权力存在于直接的双边货币互动中，发行国从货币兑换、

货币协议和外汇储备的发展中获益。制度性权力体现在更为间接的联系中，这些联系形

成于制定和实施正式规则和标准的国际货币机构的内部和机构之间。结构性权力指的是

发行国占据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地位，而其他国家处于不同程度的边缘地位。观念性权

力则意味着货币发行国的观念和规范能够影响其他国家的行为。

货币霸权的上述三个方面是密切相关的，有时甚至存在因果关系。举例来说，国际

货币功能是货币霸权的一个重要基础，履行国际货币功能往往会带来不同程度的利益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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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权力。有鉴于此，图 2 仔细考量了这三者之间错综复杂且不断发展的关系，这一分析框

架旨在为理解数字人民币对美元主导地位的影响提供基础。在稳定/非稳定币层出不穷的

背景下，下文将继续从这三个方面评估数字人民币对美元霸权的真实或潜在影响。

四、剖析数字人民币在多元数字货币世界中的影响

本节将分析数字人民币可能对美元主导地位构成的挑战。研究表明，尽管数字人民

币处在快速发展中，但它只是通过增加“友好的官方—私人货币竞争”这一货币关系新

维度，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际货币政治模式。事实上，一个新的货币竞争领域加入到

传统货币政治，有利于对支撑 CBDC 的数字技术开展研究。在当前数字化的世界中，大

国对货币权力的竞争涵盖了微处理器芯片生产到互联网线缆制造等。同时，在一个日益

以“金融科技”为中心的货币体系中，线缆、服务器、数据处理中心等数字货币的物质

基础都增加了重塑结构性权力的机会和风险，由此，本文避免支持前文概述的任何一种

确定性观点。

1、丰富货币功能，但侵蚀美元的基础？

54

无论是否有意，数字人民币已经开始履行部分国际货币功能，并在一些方面挑战了

美元的主导地位，引发国际货币关系的波动。作为主要经济体的首个 CBDC，跨境数字

人民币理论上可以履行所有货币功能。如果数字人民币得到广泛认可，可能会对美元的

国际功能产生负面影响。继 2020 年中国和新加坡开展数字货币合作后，2021 年，中国人

民银行与国际清算银行、香港金融管理局、泰国央行以及阿联酋央行共同发起多边央行

数字货币桥研究项目（mBridge）。同年，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与包括央行

数字货币研究所在内的 4 家中资机构合资成立金融网关信息服务有限公司。考虑到“一

带一路”倡议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正在促进亚洲地区跨境贸易和商业

的发展，有研究指出，通过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扩大使用，数字化有可能使人民币在国

际贸易中达到欧元的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人民币国际化同时面临着传统限制和新兴限制。数字人民币目前仅

限于实现计价货币和投资货币功能。由于人民币尚不能自由兑换且资本项目尚未完全开

放，这种情况很可能会持续下去。人们普遍认为，短期内数字化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的程

度是有限的。人民币国际化的现有障碍并不会因为数字化而简单消失，但增加人民币在

国内和国际上的使用也有可能逐步激发和加速中国市场导向的金融开放。然而，正如我

们 SCOT 观点所强调的那样，这些过程不会自动完成，也不会简单线性演变。通过研究

三种具有代表性的数字货币:非稳定币、稳定币和 CBDC（特别是数字人民币），表 2 评

估和比较了它们对美元国际功能的影响。

2024 年第 1 期（总第 1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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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No”表示对美元的国际货币功能影响很小；N 和 P 分别代表消极影响和积极影

响；由于一些稳定币全部或部分锚定美元，它们通常对美元的功能产生积极影响。

2、稀释美元霸权的利益？

许多经济学家，尤其是美国顶尖的经济学家都认为数字货币将逐步淘汰纸币从而自

动导致美元铸币税大幅缩水。数字人民币对美元霸权的上述功能性挑战也可能会导致美

元国际铸币税的损失。同时，相关国家法规也可能将数字人民币排除在美国市场之外。

有学者进一步指出，数字人民币对美元铸币税收入影响较小，美国能否保持其主要货币

利益，主要取决于结构性因素，比如美国债务经济的国际循环，而这主要由福特式生产

体制到金融主导体制的结构转型造成的。也就是说，美国能否维持其关键的货币利益取

决于金融主导体制的可持续性。

降低交易成本是是美元收益的另一关键，数字货币和数字人民币均可对此产生不同

程度的影响。相较于传统跨境支付系统，数字人民币在挑战美元霸权的利益时具有三个

优势，分别是更低的交易成本、更高的交易效率和更易扩展的数字基础设施。传统的单

一货币或多货币跨境支付长期以来不仅以美元为主导，而且运行机制非常复杂，涉及到

国际代理银行链的业务往来。例如，虽然汇款 200 美元的成本在过去十年中一直在下降，

但到 2022 年全球平均汇款成本仍达到 6.09 美元，其中数字汇款成本（4.79 美元）明显要

低于非数字汇款成本（6.69 美元）。据称，数字人民币的国内和跨境支付是免费的，每秒

可达 30 万笔交易，基于“账户松耦合”，跨境数字人民币还可以实时结算。通过这些方

式，数字人民币有望对美元霸权根深蒂固的货币利益构成更大的挑战。

随着全球范围内 CBDC 的兴起，诸如消除中介、简化国际支付流程及建立新的国际

数字金融基础设施等方式有助于大幅降低跨境交易成本并提高跨境交易效率。如果美国

金融公司在这一过程中失去作为全球金融中介的重要地位，由美国主导的长周期跨境支

付机制也有被点对点支付方案所替代的可能，美元将面临失去国际货币结构中心地位的

极高风险。美国个人和实体将从低汇率风险、低借贷成本、高额租金等方面获益更少。此

外，数字人民币也有可能增加中国在全球宏观经济失衡调整中的影响力，从而削弱美元

的“嚣张特权”。

3、货币权力流散与新的传播者？

56

货币权力与货币功能之间的关系在国内和国际货币体系内遵循着不同的演进逻辑。

在国内，货币主权通过“从权力到功能”的逻辑赋予法币货币功能。在国际舞台上，特

定货币的国际货币功能赋予发行国货币权力，遵循“从功能到权力”的逻辑。基于这两

种逻辑，数字货币与数字人民币对美元权力的影响可以从如下四个方面分析，分别是关

系性权力、制度性权力、结构性权力和观念性权力。

如前所述，关系型货币权力主要指直接的双边货币关系中不平衡的影响或互动。这

些不平衡的货币关系可以通过合作或强制的方式来操纵，以实现对外政策目标。以该领

域最具强制性的行动（即金融制裁）为例，数字货币被认为通过各种方式削弱了美国的

货币权力。如果非国家数字货币威胁到美国的货币主权和金融司法权，美元的国内货币

权力就将受到负面影响。在国际上，私人数字货币已经开始为公共和私人行为主体提供

替代结算货币以减弱美国制裁带来的影响，比如使用比特币和其他加密货币。美国财政

部的一份报告也承认数字货币“可能降低美国制裁的效力”，即通过提供“在以美元为

基础的金融体系之外持有和转移资金的机会”，建立新的金融和支付系统以减弱美元的

全球影响力。

然而，数字人民币和其他 CBDC 并不会直接威胁美国的货币主权。目前，它们主要

影响的是美元的国际功能。数字人民币为中国提供了一个潜在的新工具，以抵抗美国的

金融“长臂管辖”——这一美元霸权的核心特征和金融制裁的关键措施。如果以数字人

民币为中心的全球金融基础设施体系能够逐渐形成，跨境交易绕过传统的国际支付与结

算系统将成为可能。

数字人民币还可能引发国际货币制度的变化，体现在支撑制度性货币权力结构的组

织和规则。这种结构是在 20 世纪 40 年代中期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组织

以及后来的国际货币和金融监管规则建立起来的。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制度及国际

金融发展和监管架构将受到数字人民币使用的挑战。法币的数字化可以改变传统国际支

付结算规则的模式，而这些规则是美国制度性货币权力的主要来源。它们还可以为国际

货币制度增加新的维度，也可以为国际货币权力增添新的来源，比如嵌入 CBDC 金融技

术的组织、规范和规则。如上文强调的，数字人民币也可能使中国定义全球标准，并制定

金融技术和 CBDC 的相关规则。

2024 年第 1 期（总第 13 期）

57

相比之下，国际结构性货币权力是长期内形成的，短期不太可能发生改变。数字人

民币能否引发以美元为顶点的货币金字塔发生剧烈变革，并改革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核

心—边缘结构，部分取决于中国国内金融政策如何服务于数字人民币的跨境发展，也取

决于主要货币大国（特别是美国）的反应。但到目前为止，新兴的数字人民币尚未给这个

结构带来重大的实质性挑战，其影响甚至远远弱于其他传统货币曾经或已经带来的挑战。

当前最具影响力的变化发生在观念性权力中。自世界上第一种纸币“交子”于 11 世纪左右

的宋朝发明以来，目前可以说是中国第二次走在货币创新的历史前沿。这对其他国家和

地区（特别是亚洲）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数字人民币不仅带来了数字货币，还带来了一

个更广泛的数字经济生态系统和一种最初由私人数字货币发明的货币哲学。这些观念性

根源以及数字人民币相对于包括数字欧元和数字美元在内的其他数字货币的发展，将对

最终形式的观念性权力产生重要影响。

五、结论

数字技术和数字金融是当前中美友好竞争的两个领域，其驱动和重点是国内创新，

而非国际货币波动。鉴于当代数字金融的涉及面较广，包括非银行数字支付、互联网小

额贷款、数字保险、数字理财、互联网众筹等，学术分析需更为系统地联接这两个领域。

就此而言，数字货币在由来已久的国际货币霸权考量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作为大国货币

中的“先行者”，数字人民币的快速发展引发国际媒体对其是否挑战美元主导地位的广

泛关注。然而，迄今为止，学界很少将国际“数字战争”与“金融战争”（及国内谈判）

以审慎避免技术决定论的方式联系起来。不同于“传统性转型”或“转型性连续”的确

定性论断，本文提出了“概率波动”的观点以避免将数字化或人民币数字化的影响视作

必然结果。

通过更加细致的分析，本文的结论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不断增多的数

字货币替代品丰富了美元相对人民币的国际货币功能；第二，与更广泛的替代品一道，

数字人民币将逐渐侵蚀美元霸权的国际货币功能基础，而且将稀释美国在亚洲及其他地

区的国际货币权力所带来的利益；第三，在美元数字化尚难预测的的情况下，当前以国

内发展为重点的友好数字货币竞争仍处于高度不可预测的变动状态，既可能产生更大的

58

合作，也可能导致不友好的国际竞争和国际紧张局势。尽管数字人民币有潜力（即使目

前没有能力）从根本上改变当代中美之间的金融安全关系，但这种潜力需要认真对待，

尤其要比确定性观点更细致入微的考量。

总体而言，货币数字化增添了更多的不确定性与波动，因而促使本文从支持货币霸

权的三个相互关联方面进行评估，即法定货币的功能、利益和权力。由此可见，未来研究

需要更多以多元、交叉、非预定的方式考虑数字化对货币霸权的影响。正如本文所强调

的，美国主导的全球金融治理机构会做出一定的反应，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

等机构如何应对 CBDC 在系统（国际货币稳定）与个人（普惠金融）层面日益增长的影

响尤为重要，而数字技术愈加频繁的使用反过来加速了这种监管反应。“监管科技”和

CBDC 在通过货币数据增强“数据权力”的同时也带来了风险和承诺，本文初步探析了

它们对世界特定地区的影响，期冀更多研究能从具体的地理和历史维度定位数字发展，

继续深入讨论“人民币崛起”与美元主导地位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 译者评述

本文用全新的研究工具重新审视了“人民数字化对美元影响”这一问题，在各种讨

论与猜测甚嚣尘上的今日，该研究用更为严谨的研究模型对“货币数字化”这一问题进

行了更严谨的探讨，并指出了未来人民数字化可能带来的影响。

该研究创新性的将 IPE 中对货币霸权的认识与社会科学研究模型相结合，丰富了国

际政治学研究对“货币数字化”问题的观察视角，同时也为研究其他货币数字化对国际

政治与货币霸权的影响提供了研究工具范例。在中美关系并不明朗，各种猜测与观点频

出的今日，我们的确需要关于“人民币如何崛起”以及“如何构建更为多元、平等的货

币体系”的更科学、理性的认识。

【审核：崔阳】

【责任编辑：封欣怡】

2024 年第 1 期（总第 13 期）

59

联盟如何塑造竞争

∗

普拉桑特·苏哈斯 [著] 张倍祯[译]

①

 文章导读

近期，巴以冲突与俄乌冲突不断引发人们的关注与思考，值得注意的是，相对

于冷战时期近乎平等的美苏竞争，巴以冲突与俄乌冲突则以不对称为竞争的重

要特点。部分学者将不对称竞争定义为两个实力不均衡的国家进行旷日持久的

安全竞赛的现象。尽管有学者指出许多竞争在实力悬殊的国家之间持续存在，

但它们的冲突动态存在研究不足，诸如：为什么弱国会在旷日持久的竞争中发

起针对强国的冲突？为什么一些不对称竞争会缓和，而另一些则不会？本文在

此基础上关注了不对称竞争的背景下，联盟对于竞争的缓和和敌对行动的不同

方面的影响。

作者通过定量研究的方式，采用了多种数据集进行研究。本文考虑了两个因变

量：较弱国家引发的冲突和外交政策的协调性。这两个变量代表了冲突缓和的

不同方面。同时，本文也考虑了关于不对称双方结盟、强国结盟、其他竞争对

手、多边联盟以及冷战等多种控制变量。

基于研究数据，本文认为，联盟使弱国更有胆量发起冲突，但也促进了其与竞

争对手在全球和地区问题上更高程度的亲和力。处于竞争中的弱国寻求联盟，

以使自己可以与更强大的对手作战。与此同时，盟友也可能对其合作伙伴起到

约束作用，因为其担心被拖入合作伙伴的竞争中，从而有助于竞争的缓和。这

两个因素导致了两种不同的行为：弱国由于获得新的支持挑起竞争的可能性更

高，而弱国的盟友担心连锁反应以及卷入其伙伴的竞争而导致中长期的竞争缓

和。

∗ 文章来源： Prashant Hosur Suhas, “How Alliances Shape Rivalri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67, 2023,

pp.1-13.

①

普拉桑特·霍苏尔·苏哈斯（Prashant Hosur Suhas），美国克拉克森大学艺术与科学学院政治学助理教授，研究

兴趣为战略对抗演进基础上的国际冲突。张倍祯，国政学人编译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研究兴趣为现实主

义国际政治理论与国际组织。

60

 思维导图

一、引言

正在进行的俄乌冲突引起人们对国家间冲突的关注。尽管两国之间存在巨大的实力

差距，但乌克兰对俄罗斯的顽强抵抗令许多人感到惊讶。根据 2016 年国家能力综合指数

（Composite Index of National Capabilities, CINCs）的数据，俄罗斯的物质能力是乌克兰

的五倍。鉴于正在进行的俄乌冲突，本文提出了关于国家间不对称竞争的两个问题：第

一，国际体系中的许多国家间对抗都以实力悬殊或不对称为特征。这种不对称对抗不仅

持续存在，而且在许多情况下，尽管存在巨大的实力差距，但较弱的一方也会挑起冲突；

第二，虽然联盟与更高的战争可能性有关，但它们也对敌对行动产生了抑制作用。总而

言之，更宏观的问题是：在不对称的背景下，联盟如何塑造竞争的缓和？此外，联盟对国

家间敌对行动的不同方面是否有不同的影响？

长期以来，研究国家间对抗的学者一直认为，国家之间必须有一定程度的实力对等，

才能将彼此视为威胁、敌意和竞争的真正来源。因此，学者们要么拒绝，要么对不对称竞

争的可能性持不可知论态度。冲突也被证明更有可能发生在实力对等或向实力对等转变

的条件下，因为双方都可能认为自己成功的机会很高。然而，其他研究表明，国际体系充

斥着不对称竞争，即竞争双方其中一个国家明显弱于另一个国家。以 CINC 为标准，表 1

2024 年第 1 期（总第 13 期）

61

显示 236 个战略竞争中有 148 个在竞争的部分或全部时间内存在实力差距。以国内生产

总值(GDP)(不变价格)为标准，181 个战略竞争中有 123 个在竞争的部分或全部时间内存

在 3:1 实力比的不对称特征。

表 1 不对称竞争案例

过往学者们还讨论了为什么较弱的国家能够抵抗较强的国家，发动战争，有时还能

战胜更强大的对手。虽然冲突是由于非竞争对手之间的间接原因而发生，但实力悬殊的

国家之间的长期竞争令人费解，因为参与竞争需要巨大的资源，并且较强的国家似乎将

较弱的国家视为威胁来源。国家间的竞争对旷日持久的冲突有着明显的影响。

本文提出了以下问题：为什么弱国会在旷日持久的竞争中发起针对强国的冲突？为

什么一些不对称竞争会缓和，而另一些则不会？作者认为，安全联盟的存在为较弱的国

家提供了急需的资源，不仅使它们能够与较强的国家作战并发起冲突；而且随时间推移

促进了竞争的缓和，因为其盟友担心因连锁反应而被拖入其合作伙伴的冲突中。

本文有助于研究国际冲突，因为它证明了联盟鼓励弱国挑起低水平冲突，同时从长

远来看也有助于竞争的缓和。虽然联盟与较弱国家挑起冲突的更大可能相关，但联盟也

通过促进在重要国际问题上的亲和力来促进竞争缓和，这在联合国大会（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UNGA）竞争对手之间的投票模式中可以看到。此外，使用多个不对称

阈值，本文分析了弱国是否会在联盟存在的情况下继续发起冲突，并发现这种关系是积

极和稳健的。然而，联盟的存在并不能预测弱国未来发起冲突的可能性。更重要的是，从

以往将外交政策结盟与冲突可能性联系起来的学术研究中可以看出，联盟似乎有助于在

竞争对手之间的地区和全球问题上协调外交政策偏好。外交政策偏好的协调代表了竞争

缓和的另一个方面，因为它寻求在地区或全球问题上找到国家之间的共同点，从而增强

植根于地区或全球利益的亲和力。

62

二、不对称、联盟与冲突

本文存在两个核心观点。其一，结盟的弱国更有可能挑起冲突。处于竞争状态的弱

国寻求结盟，恰恰是为了提高它们对抗更强大敌人的能力。因此，如果弱国结盟，就很可

能挑起冲突。然而，这些很可能是低烈度的冲突，因为弱国的盟友会担心被拖入伙伴的

冲突中。第二，被拖入伙伴冲突的风险会促使弱国的盟友为友好关系创造空间，这可能

会降低冲突的概率，从而降低连锁反应的风险。因此，尽管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更高，但在

弱国结盟的不对称对抗中，更有可能出现中长期的竞争缓和。

基于本文的第一个核心观点，联盟可能会让弱国更大胆地发起冲突，因为联盟使弱

国能够获得资源或其他安全承诺，以推进其战略目标。联盟的存在有助于替代或补充一

个国家的内部资源，进而减少较弱国家的战略脆弱性，使其能够或鼓励其与更强大的竞

争对手发起冲突。联盟——特别是安全联盟——既被视为提高国家军事能力的一种方式，

也被视为威慑对手的一种机制。

另一方面，关于联盟的文献似乎表明了两种不同的冲突关系。研究发现，联盟与冲

突的发起既有正相关，也有负相关。盟友可能希望阻止他们的伙伴发起战争和/或试图阻

止他们伙伴的对手发起战争或冲突，以避免卷入他们伙伴的冲突。因此，在战略对抗的

背景下，联盟有望呈现出两种看似冲突的模式。一是冲突的焦点国家（the focal state），

即参与竞争的较弱国家，可能会更大胆地发起冲突，因为它在形成安全联盟后感到更安

全；第二，盟友可能希望阻止焦点国家发起冲突，以避免被拖入冲突。竞争对手之间双边

紧张关系的缓解，可能会降低盟友之间发生连锁反应的风险。鼓励对手寻找共识领域，

是一种比争取终止竞争或彻底停止对手之间所有军事化冲突更现实、更实际的缓解紧张

和管理竞争的方式。

既有研究中，联大的亲和力和国家间的冲突被用来评估或确定两个国家之间的和谐

或敌对程度。这两个变量本质上都是两个国家之间是友好关系还是敌对关系的表征。因

此，作者认为国家间冲突和联大的亲和是竞争缓和的两个维度，它们提供了竞争缓和的

整体图景。第一个是基于国家间冲突，作者基于多个不对称阈值来研究国家间军事化冲

突（Militarized interstate disputes, MIDs）爆发和较弱国家发起的冲突。第二种是基于更广

2024 年第 1 期（总第 13 期）

63

泛的政治联盟，这可以产生缓和的效果。对于安全联盟对战略竞争对手之间冲突动态的

影响，可以提出以下假设：

H1:如果竞争中较弱的国家结盟，那么较弱的国家更有可能发起冲突。

H2:如果竞争中较弱的国家结盟，那么在两个对手之间更有可能出现更高程度的外交

政策协调。

三、数据与分析结果

本文的目标是在国家之间旷日持久的安全竞争的背景下理解国家间的行为。鉴于冲

突的发起是利益的结果，作者选用了基于对威胁的感知战略竞争数据集（the strategic

rivalries dataset），而不是依赖冲突密度来识别竞争的其他竞争数据集。为了测试关于冲

突爆发的第一个假设，作者使用了 Dyadic MID Data-Version 4.02。该数据集涵盖了 1816

年至 2014 年的时间段，以二元年（dyad-year）为分析单位。为了检验第二个基于联大投

票的亲和力的假设，作者使用了 Bailey，Strezhnev 和 Voeten 的数据，这些数据涵盖 1946

年到 2014 年这一时间段。本文考虑了两个因变量：较弱国家引发的冲突和外交政策的协

调性。这两个变量代表了冲突缓和的不同方面。同时，本文也考虑了关于不对称双方结

盟、强国结盟、其他竞争对手、多边联盟以及冷战等多种控制变量。

表 2 生存分析（考克斯比例风险模型）

64

表 2 的结果表明，在联盟存在的情况下，较弱的对手更有可能挑起冲突。当较弱的

国家发起军事冲突和重大军事冲突时，这种相关性是确定的。值得注意的是，影响的大

小取决于弱国启动军事冲突的烈度。而且，只考虑军事冲突爆发而不考虑是谁发起的时

候，联盟的存在降低了弱国结盟时军事冲突爆发的概率，但增加了双方结盟时军事冲突

爆发的概率。

表 3 生存分析（考克斯比例风险模型）

表 4 最小二乘法估计（因变量：冲突严重度）

2024 年第 1 期（总第 13 期）

65

表 5 生存分析（考克斯比例风险模型）

作为稳健性检验的一部分，表 3 显示，即使在不对称程度较高的情况下，联盟也与

较弱国家发起军事冲突有关。表 4 显示，联合起来的较弱国家往往会看到冲突严重程度

的下降，这表明盟友在非竞争对手的冲突降级中取得了成功。然而，这种关系对于非竞

争对手集团来说并不显著。此外，表 5 显示，联盟并不能预测未来较弱国家发起军事冲

突。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联盟确实预测了亲和力的增加。

表 6 因变量：与理想点的距离（1946-2010）不对称度 3：1

66

表 7 因变量：与理想点的距离（1946-2010）不对称度 5：1

表 8 因变量：与理想点的距离（1946-2010）不对称度 10：1

表 6、表 7 和表 8 显示，根据联大的投票模式，弱国结盟的竞争情况往往在外交政策

偏好上表现出更大的亲和力。当弱国结盟时，与理想点的分差会缩小。随着时间的推移，

联盟倾向于影响亲和力的水平，在更高的不对称水平上也是如此。当较弱的国家结盟时，

因为竞争对手之间的亲和力增加，这种关系在一段时间内和更高水平的不对称中保持稳

健。它支持了这样一种假设，即担心连锁反应的盟友会鼓励较弱的一方寻找达成协议的

空间。

四、结论

2024 年第 1 期（总第 13 期）

67

这篇文章有助于我们理解联盟与竞争之间的关系。具体来说，本文研究了在竞争对

手之间存在不对称的情况下，联盟如何与竞争缓和联系在一起。文章表明，虽然联盟不

一定能阻止弱国发起冲突，但它们似乎确实有助于协调具有全球相关性的外交政策利益。

此外，联盟的存在似乎具有长期的缓和效应，因为它们不能预测未来较弱国家发起军事

冲突，并有力地预测了联大的亲和力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

联盟研究文献承认，有许多关于联盟和战争的假设，它们可能通过不同的因果机制

联系在一起。基于竞争中的具有联盟的弱国，本文讨论了有关竞争缓和前景的问题。所

提出的论点是，弱国寻求结盟是因为它们希望与更强大的对手竞争和作战，而其盟国则

担心被拖入重大战争和冲突，因为弱国可能会在得到盟友的安全承诺之后变得更加大胆。

因此，联盟很可能会鼓励盟友的伙伴——弱国——去寻找竞争缓和的空间和场所。这些

相互竞争的利益导致了两种看似矛盾的结果。一方面，结盟的弱国更有可能对更强大的

敌人发起冲突，其中包括重大军事冲突。另一方面，根据联大的投票模式，在弱国已经结

盟的竞争中，双方往往表现出更相似的外交政策偏好，或者表现出更高的亲和力。本文

并没有发现弱国结盟与战争爆发之间存在统计学上显著的关系，但是，结盟的弱国确实

会引发一些小冲突和重大冲突。

 译者评述

本文通过研究联盟对焦点竞争双方的影响，主要论证了两个结论：一方面，短期上

结盟的弱国更有可能挑起冲突。处于竞争状态的弱国寻求结盟，恰恰是为了提高它们对

抗更强大敌人的能力。另一方面，被拖入伙伴冲突的风险会促使弱国的盟友为友好关系

创造空间，这可能会降低冲突的概率，从而降低连锁反应的风险，由此在中长期提高了

竞争双方在外交政策上的相似偏好与亲和力。虽然联盟不一定能组织弱国发起冲突，但

是联盟确实存在长期的缓和效应。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在学界普遍认为国家之间必须有一定程度的实力对等，才能

将彼此视为威胁、敌意和竞争的真正来源时，将视角从学界普遍关注的对称竞争转移到

了不对称竞争，完善了竞争研究的一个侧面。

本文也仍然存在一些不足。第一，本文以定量分析方法研究了联盟对焦点竞争的影

响，但是缺乏具体现实案例的支撑；第二，本文虽然在控制变量上考虑到了焦点竞争第

三方的多种情况，但是对竞争第三方的多种影响下产生的重叠战略环境研究仍然不足。

68

本文为研究竞争动态提出了新的见解。在本文的基础上，对多对竞争相互作用产生的重

叠战略环境机制的研究可能会成为未来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校对审核：陈扬 李源】

【责任编辑：封欣怡】

2024 年第 1 期（总第 13 期）

69

通过付出代价进行威慑：

在惩罚威慑和拒止威慑之间 ∗

阿米尔·卢波维奇 [著] 李琳洁[译]①

 文章导读

冷战结束后，随着全球安全环境的变化，威慑理论的研究范围也不断扩大。作为

威慑研究的一个重要话题，惩罚威慑（deterrence by punishment）与拒止威慑

（deterrence by denial）之间的区别一直受到学者的关注。目前研究的重点是将“造

成的代价”作为惩罚威慑的一个决定性因素。但是作者认为，施加代价虽然被认

为是惩罚威慑的一个关键要素，但它在惩罚威慑和拒止威慑之间提供了有限的边

界，因为施加的代价在这两种威慑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文章特别关注拒止威慑，并认为对拒止威慑的研究在两点上落后于惩罚威慑的学

术研究：确定威慑战略起作用的条件和影响使用威慑的因素。因此，文章旨在弥

补现有拒止威慑概念的局限性，通过手段和时间两大要素来区分不同的威慑战略。

作者通过两个主要要素——行为体进行威慑所使用的手段（进攻性或非进攻性）、

威胁使用这些手段的时间（在不良活动发生之前或之后）——来重新构建威慑战

略，并得出结论：付出代价不仅是惩罚威慑的关键方面，也是拒止威慑的关键方

面；根据用于威慑威胁的手段和行为者威胁使用威慑的时机来区分不同类型的威

慑策略，可以更好地捕捉惩罚威慑和拒止威慑之间的差异和重叠。作者的这一概

念化方式不仅有助于理清并补充对于惩罚威慑、拒止威慑概念的理解，也为未来

的学术研究，特别是网络威慑等领域的研究提出了新的研究议程。

∗ 文章来源：Amir Lupovici, “Deterrence through Inflicting Costs: Between Deterrence by Punishment and Deterrence by

Denial，”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25, No. 3,2023, https://doi.org/10.1093/isr/viad036.

①

阿米尔·卢波维奇，特拉维夫大学政治学、政府和国际事务学院副教授，布拉瓦特尼克跨学科网络研究中心研

究员。研究兴趣包括国际关系理论、安全研究。李琳洁，国政学人编译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专业。

70

 思维导图

直到最近几年，拒止威慑的概念才开始引起人们的更多关注。这种转变主要是由于

威胁环境的变化：一方面是新的区域和全球大国的发展，另一方面是包括恐怖主义和网

络冲突在内的低级别冲突的作用越来越大。一些研究表明，在网络威慑领域，拒止威慑

是一种替代方案。而且随着组织能力和技术发展，拒止威慑战略的吸引力也在不断增强。

尽管拒止威慑的概念有其优点，它可以在理论上得到进一步发展，并在概念上加以澄清。

一、拒止威慑概念及其局限性

拒止威慑的概念可以通过两种相互关联的方式进一步发展：详细阐述其成功和被采

用的条件，以及解决其概念上的模糊性。

1、进一步发展对拒止威慑的理论解释

与惩罚威慑的丰富学术研究相比，人们对拒止威慑的运作条件知之甚少。学者们一

致认为，影响惩罚威慑实行的条件是防御者的能力、可信度和沟通；然而，对拒止威慑的

条件却没有如此明确的表述。

2024 年第 1 期（总第 13 期）

71

可以对拒止威慑理论进行发展的另一个方面是通过研究详细说明行为者如何以及何

时采用威慑策略。大多数研究威慑学者关注的是威慑的成功，而不是威慑的采用。尽管

学者们已经开始探索影响采用该战略的两个主要因素——技术变革以及文化和社会因素，

这些研究主要是在惩罚威慑的背景下进行的。

2、概念的模糊性

概念模糊性的挑战源于采用拒止威慑战略的各种手段，以及难以明确区分拒止威慑

和惩罚威慑。虽然学者最初倾向于认为拒止威慑主要基于防御措施，但最近的研究一致

认为，拒止威慑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实现。

学者们认为，惩罚威慑的效果是通过对报复的恐惧来实现的，而拒止威慑的威慑效

果是通过对失败的恐惧来实现的，但惩罚威慑和拒止威慑之间的区别并不像许多学者想

象得那么清晰。通过向假定的挑战者表明，执行不良活动将是代价高昂的，原因不是因

为报复，而是因为执行该活动所涉及的成本，可以实现有效的威慑。

二、概念构建：对威慑概念的重新制定

作者根据两个相互关联的要素——威慑者用来威胁推定的挑战者的手段、使用它们

的时机——将威慑战略分成四类。

对于第一个因素，需要区分两种主要类型的威慑手段：基于进攻性军事能力（offensive

military capability）的手段和非进攻性（non-offensive）手段。进攻手段是指所有使用或威

胁使用对对手造成伤害的武器手段。非攻击性手段是所有其他手段。

第二个因素是采取威慑措施的潜在时机。有些措施主要是在不良活动发生之前提前

采取的，而另一些措施是在不良活动发生之后采取的。

72

表 1 对威慑战略的分类

1、在不良活动发生之前使用进攻性手段进行威慑

（1）否认能力（Denial Capabilities）

行为者可能威胁在发生不良活动之前使用攻击性手段，以建立起他们否认潜在挑战

者的影响的能力，从而向挑战者发出努力是毫无价值的信号。这种策略背后的想法不仅

仅是明显地消除对手的能力，而且还向挑战者发出信号——鉴于目标可能无法实现，为

这个目标分配资源，成本太高。

（2）“前沿防御”（Defend Forward）

前沿防御提前使用进攻手段的战略，网络领域为这一战略提供了一些有趣的例子。

虽然对“前沿防御”是一种（通过惩罚）进行威慑的战略，还是一种偏离威慑的战略存在一

些模糊之处，但一些学者将美国对“前沿防御”的依赖解释为一种基于通过进攻手段进行

拒止威慑的战略，认为美国国防部“前沿防御”概念中的一些要素与拒止战略产生了共鸣，

特别是那些侧重于打击网络行动的方面，以削弱对手的进攻能力和破坏其基础设施。

2、在不良活动发生后威胁使用攻击性手段进行威慑

（1）通过报复进行威慑（Deterrence by Retaliation）

这种策略在惩罚威慑的案例中最为明显，即防御者威胁要进行报复，以说服推定的

挑战者避免不良行为（至少在惩罚的成本超过任何潜在的收益情况下）。这一想法在核

威慑的背景下得到了广泛发展，但它也塑造了基于不同进攻手段的战略，包括近年来的

网络威慑。

（2）否认成果（Denial of Achievements）

2024 年第 1 期（总第 13 期）

73

攻击一个有能力防守的对手会增加假定的挑战者的成本，这不仅是因为报复，还因

为发动战争的成本，即使挑战者可以赢得战争。“即使攻击者相信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成

功，长期而痛苦的战争的成本也是一个强大的预防性威慑力量。”

3、在不良活动发生之前通过非攻击性手段进行威慑

（1）去合法化（De-Legitimization）

许多学者指出，去合法化是拒止威慑的有效手段，尤其针对恐怖主义而言。推定的

挑战者将支付的三重成本：国内的政治代价；准备和执行不良活动所需手段相关的直接

成本；对挑战者动员支持的能力与可用资源带来的影响。这一战略还可被用于通过规范

来威慑网络攻击和外层空间攻击。

（2）建立复原力（Establishing Resilience）

复原力可以在多个竞争领域的背景下使用，并针对不同类型的具有挑战性的参与者。

此外，它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使用。例如，可以通过技术方案来实现复原力，例如在发生

网络攻击时的备份和恢复系统。行为者还可以依靠制定程序和惯例来更好地为恐怖袭击

等不良活动做好准备。此外，有效使用复原力机制可能会给假定的挑战者带来巨大的成

本，这意味着将精力投入到防御者上并不是分配资源的明智决定。

（3）防御手段（Defensive Means）

拒止威慑战略还依赖于在不良活动发生之前可以使用的防御手段，包括筑起围墙和

防御工事。虽然这些措施对防御者来说也可能代价高昂，但它们大大限制了推定的挑战

者从执行不良活动中获得的潜在收益，从而可能降低其吸引力。

（4）欺骗（Spoofing）

植入虚拟目标会使不良活动的执行成本更高，因此可以用于拒止威慑。其基本原理

是，因为必须分配资源来确定真正的目标，植入虚拟目标会增加假定的挑战者需要在未

来投入的努力和成本。

4、在执行不良活动后威胁使用非攻击性手段进行威慑

行为者在不良活动发生后可能会威胁使用非攻击性措施。例如，防空或反弹道导弹

系统旨在使敌人的进攻还未到达任何目标之前将其击落。防御者需要具备这些能力，并

将它们传达给假定的挑战者，以劝阻不良行为的发生。此外，非进攻性手段不一定是军

事手段。如旨在阻止移民的威慑政策是在移民入境后发挥作用的。

74

三、迈向修正的拒止威慑理论

上述讨论说明，虽然可以从战略目标的角度来对比惩罚威慑和拒止威慑，但是两者

在使用战略的手段和时机可以看出重叠。同时，付出代价不仅是惩罚威慑的重要因素，

也是拒止威慑的重要因素。

1、威慑成功——成本的平衡

惩罚威慑和拒止威慑的不同手段可能会以各种方式给推定的挑战者带来代价。因此，

在解释威慑成功时，一个关键概念是成本的平衡。

影响成本平衡和威慑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挑战者确定相关目标和了解进行活

动的成本。知情成本还受到执行不良活动的成本的影响。当进行不良活动的成本非常低

时，知情成本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同时，在许多其他情况下，威慑是模棱两可的，这迫

使假定的挑战者投入资源来确定成本结构，在成本平衡层面增加了另一层成本和权衡。

成本的平衡也可能受到不同时期不同机制和手段的影响，因为威慑手段可能会在其行使

以外的时间产生额外成本。

2、威慑战略的采用

惩罚威慑和拒止威慑之间的重叠可用于详细阐述影响使用该战略的因素。文化和社

会因素可以解释一个国家对使用攻击性措施还是非攻击性措施进行威慑的依赖。

四、结论

文章提供了一种新分类方法，根据用于威慑威胁的手段和行为者威胁使用威慑的时

机来区分不同类型的威慑战略。文章认为，使用这种分类可以更好地捕捉惩罚威慑和拒

止威慑的差异和重叠。此外，文章强调，付出代价不仅是惩罚威慑的关键方面，也是拒止

威慑的关键方面。

文章探索的这些问题有助于对拒止威慑进一步进行理论化，未来更广泛的研究议程

有以下几点：

（1）重新考虑威慑学术中已经承认的因素如何对不同类别的威慑产生不同的影响，

从这个角度思考可能会激发对影响威慑成功的其他因素的研究。

2024 年第 1 期（总第 13 期）

75

（2）关注成本或成本的平衡，区分在不同时间点造成的不同类型的成本。

（3）讨论有关采用威慑策略的其他问题。例如，学者们可以探讨行为者是否出于威

慑目的而使某些手段优先于其他手段

（4）在实证层面上，可以进一步探索网络威慑。虽然通过拒止威慑似乎是解决网络

安全问题的更有效策略，但此类研究需要进一步的理论发展。

 译者评述

这篇文章从对于拒止威慑研究不足的反思出发，重新审视了拒止威慑与惩罚威慑这

两个概念之间的重叠与区别。作者将行为体使用的手段和威胁使用这些手段的时间作为

两个主要因素，区分了四种类型的威慑战略。这一概念不仅有助于弥补对现有拒止威慑

概念研究的局限性，也为威慑战略的分类提供了一种新的方式。通过对四种不同的威慑

战略及其子分类的分析，文章指出，拒止威慑和惩罚威慑在战略手段和时机上之间存在

重叠；付出代价不仅是惩罚威慑的重要因素，也是拒止威慑的重要因素。

文章的理论意义在于：对于拒止威慑的特别关注，有助于弥合现有拒止威慑研究的

不足，并为一个更广泛的、一般性的威慑概念的提出创造了条件；通过指出付出代价同

为惩罚威慑、拒止威慑的重要方面，有助于从成本的平衡视角更好地审视威慑成功的因

素；在对威慑战略各类型子分类的解释过程中，作者以常规威慑、网络威慑等领域的案

例为例，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这些威慑的采用及其成功因素。

虽然文章对于威慑战略做了四种类型的区分，但并没有明确提出各子分类划分的标

准与界限。鉴于此，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对各子分类作检验与补充，并可以从作者特

别关注的网络威慑视角来研究这一领域惩罚威慑与拒止威慑之分的独特特征。

【审核：盖云天 沈好文 丁伟航】

【责任编辑：封欣怡】

76

可信度的多重面貌：鹰派、鸽派与核裁军 ∗

唐·卡斯勒、大卫·里巴尔、克伦·亚希-米洛 [著] 张学玉[译]①

 文章导读

国际关系领域的传统观点认为，行为体过去是否遵守承诺，决定了其合作可信度。

同时，合作双方对可信度的共同认知也在维持合作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

而，竞争性声誉怀疑视角和心理学视角对这种传统观点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对

合作可信度的评估取决于观察者对另一方的能力和利益的判断，或者取决于观察

者本身的外交政策取向。

对此，本文进行了一项全国代表性的调查实验，让 2953 名美国人评估一个承诺

的可信度：如果一个潜在的核扩散国家愿意废除自己的核计划，那么具有施压能

力的国家（Coercer）就会遵守承诺，解除对这个国家的制裁。在评估过程中，研

究者调整了施压国的以往行为，并且调整了其他几个情境因素。

调研发现，受访者的强硬立场与施压国的过去行动会在这一过程中相互作用，进

而影响受访者对施压国的可信度评估，以及他们对潜在核扩散国家是否应当接受

提议的态度，这一项发现将对错误知觉理论和谈判理论产生重要影响。

∗ 文章来源： Don Casler, David Ribar and Keren Yarhi-Milo, “The Many Faces of Credibility: Hawks, Doves, and

Nuclear Disarmament”, Security Studies, Vol. 32, No. 3, 2023, pp. 413-445.

①

唐·卡斯勒（Don Casler），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政治科学系助理教授；大卫·里巴尔（David Ribar），拥有普

林斯顿大学的政治学博士学位，波士顿咨询集团顾问；克伦·亚希-米洛（Keren Yarhi-Milo），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和公

共事务学院院长。张学玉，国政学人编译人员，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兴趣为东亚安全与国际政治经济学。

2024 年第 1 期（总第 13 期）

77

 思维导图

国际关系领域的传统观点认为，可信的承诺对于维护各国间的合作和避免冲突至关

重要。在国与国之间的协商过程中，经常会伴随对某种被禁止行为的隐含或明确的威胁

与惩罚措施，即如果相关国家停止并不再作出被禁止行为，那么有威胁能力的国家也将

避免或停止对相关国家的威胁与惩罚。事实上，在任何特定协定中，双方对于信誉——

能否遵照承诺根据特定标准行事，并且在不遵守规定时进行威胁与制裁——的相互认知，

都是达成并保持正式和非正式合作的关键。

在核不扩散领域，这种基于信誉相互认知的协商十分常见。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

美国就曾对那些有意发展核武器并且可能威胁到核不扩散条约的国家进行威胁或者经济

制裁。可信的美国制裁威胁与隐性或显性的安全保障承诺相结合，不仅遏制了相对强大

的国家（德国、韩国等）不追求核武器，还迫使以色列、南非和巴基斯坦等国对其新兴核

武库的发展进行限制。

然而，以裁减军备换取解除制裁的可信承诺难以维持。对朝鲜、伊拉克、利比亚和伊

朗等核扩散国来说，它们要么违背了相关协议，要么忽视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

赋予它们的责任。而当美国试图强迫这些国家放弃发展核武器时，也并没有总是履行承

78

诺：美国官员曾在执行与朝鲜达成的框架协定时拖延时间，并在伊拉克还未开始追求核

武器时对其实施入侵。著名的强迫理论（Theories of Coercion）指出，只有当其他国家相

信一个国家有能力并且愿意履行承诺时，其承诺才可信，但美国最近的行为可能让人们

对上述理论产生怀疑。

一、鹰派与鸽派对信誉的评估差异

防止核武器扩散领域中有关强制谈判的研究大多关注潜在的扩散国与寻求阻止扩散

的施压者之间的战略互动，但现有研究往往都假设施压国对于扩散国的要求本质上是可

信的，从而忽略了威胁与承诺之间的天然互补性，同时也忽略了美国在“以安保换裁军”方

面的不良记录。同时，国际政治范畴内对信誉的理解主要来自于对决心或意愿的研究（指

国家在面临让步压力时仍然愿意坚守承诺并为之付出代价的决心或意愿）。但是，观察

者对一个国家决心的评价与他们对该国家信任度的判断并不明显一致。此外，最近的研

究表明，鹰派和鸽派在如何解读信号、估计他人的决心以及将声誉成本归因于领导人方

面三个方面存在着系统性差异。

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本文认为鹰派和鸽派在计算合作信誉时对过去行为的关注程

度不同。鹰派和鸽派在国际政治冲突的来源、规范作为解决国际挑战手段的价值和作用

以及军备控制作为国家外交政策目标的优点等方面存在根本分歧。相比之下，鸽派更重

视避免冲突升级，看重国际交往中的互惠和合法性，并强调正式协议在防止核扩散威胁

方面的可取性。因此，与鹰派相比，鸽派对不良记录如何损害当前和未来的信誉更加敏

感，也因此会在承诺破裂后会更严厉地评估施压者的合作可信度。

二、观察者对可信度的感知

本文提出了一个关于合作可信度的一般逻辑，其中多种观察者——包括目标国和第

三方——都可以通过观察施压国的行为对其可信度进行判断。虽然本文是在核不扩散的

背景下发展这一论点的，但鉴于在该语境中的第三方观察者通常也是监督其他国际规则

执行和追究国家跨领域承诺的关键行动者，这一逻辑也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推广。

2024 年第 1 期（总第 13 期）

79

图 1.施压者、核扩散者与观察者

因此，本文认为施压国行为的受众不仅包括核扩散国本身，还包括其他可能处于类

似潜在合作情境的国家。以图 1 为例，其中施压者（国家 B）对扩散者（国家 A）实施经

济制裁，并承诺如果扩散者放弃其武器就将解除制裁。然而，有关国家 B 行为的信息可

能对各种第三方（国家 C、D 和 E）具有显著意义，特别是对于那些在国际体系中与国家

A 具有类似发展定位和体系定位的国家，例如国家 E。因此，第三方观察者不仅会关注核

扩散者是否因违反规范而受到惩罚，还会关注施压者是否在核扩散者遵守裁军要求的情

况下履行承诺，因为这将展示施压者特性等重要信息。

三、合作可信度的三种假设

本文对第三方如何评估施压者的合作可信度提出了一个连续可能性假设。在理性主

义者看来，观察者会认为施压者的可信度与其过去的行为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由于国

际政治类似于一场“胆小鬼博弈”，任何战略互动中的关键问题通常不是当下的问题，而是

每个参与者对未来行为的期望。因此，理性主义阵营预测观察者将根据施压者信守承诺

的记录来评估施压者的合作可信度。

（一）假设 1（H1；理性主义猜测）

观察者将在施压者违背过往承诺时，分配给施压者更高的合作可信度成本。

然而，理性主义的观点无法解释观察者何时以及为何会更重视施压者的先前行为，

而不是其他相关的情境因素。对声誉持怀疑态度的学者认为，施压者的可信度与过去的

80

行动关联较小，与观察者对施压者当前的能力、兴趣和政治制约的看法有关。因此，持声

誉怀疑论的阵营猜测，观察者将根据施压者是否有能力，以及是否已经显示出有足够的

制裁意愿来评估施压者的合作可信度。

（二）假设 2（H2；声誉怀疑论猜测）

观察者将根据施压者合作的能力和愿望来分配合作可信度成本，而不考虑它是否曾

违背或履行过以前的裁军承诺。

然而，声誉怀疑论者的猜测不当地排除了观察者可能在更有限的情况下从施压者的

过去行为中得出推断的可能性。对于具有心理学背景的学者来说，他们在理性主义和声

誉怀疑论之间寻找了一个中间立场，即认为施压者的可信度会因观察者个体倾向而发生

主观变化。考虑到在对外政策方面具有鹰派观点和鸽派观点的个体之间的信仰差异已得

到充分确认，本文认为理性主义者和声誉怀疑论者观点中的遗漏因素是这些个体信仰差

异。与鹰派相比，鸽派更重视可信度而不是决心，更重视国家行为中的互惠和合法性准

则，并认为军备控制更为有效。因此，本文认为相对于鹰派观察者，鸽派观察者更有可能

根据施压者信守承诺的记录来评估其可信度。

（三）假设 3（H3；心理学猜测）

与鹰派相比，当施压者违背先前的裁军承诺时，鸽派会分配给施压者更多的合作可

信度成本。

四、调研方法与研究结果

本研究对 2953 名有倾向性的美国人（通过数据统计进行了鹰派与鸽派的程度划分）

进行了一个基于情境描述的调查实验，要求他们对一个承诺进行可信度评估：一个假设

的施压国承诺解除对一个潜在核扩散国家的制裁，以换取后者承诺废除其新兴的核计划。

在调研过程中，研究者对施压国的自身情况，以及施压国是否遵守或违背了以前的

裁军承诺进行了差异化设置，包括以下几方面：

（1）施压者是否被确定为独裁国家、议会民主国家或美国；

（2）施压者的利益处理方式；

· 遵守承诺-声誉导向：取消制裁，以免因违背公开承诺而失去信誉

2024 年第 1 期（总第 13 期）

81

· 遵守承诺-现实主义导向：取消制裁，防止国际反弹和地区经济动荡

· 违背承诺-声誉导向：继续实施制裁，以提高施压国在可能考虑获得核武器

的其他国家中决心的声誉

· 违背承诺-现实主义导向（威慑）：继续实施制裁，以应对来自扩散国的持

续威胁

（3）施压者当前的领导人是否与之前遵守或违背了裁军承诺的政府有政治联系；

（4）施压者处理以往与不同国家类似承诺的方式。

图 2.差异化设置图示

本次研究收集了各种结果数据，包括受访者对施压者可信度的评估，以及受访者对

潜在核扩散国家是否应该接受这一承诺的看法。

为了测量受访者的外交政策取向（鹰派/鸽派），本文向受访者提出了一些关于其好

战倾向、孤立主义与国际主义、民族主义，以及马基雅维利主义的标准问题，并将每个问

题的回答转化为从 0 到 4 的数字值（其中 4 代表“强烈同意”，0 代表“强烈不同意”）。通

过数据计算，得分高的人在将在好战倾向上被称为鹰派，而得分低的人则被称为鸽派。

研究结果表明，受访者对那些违背过承诺的施压国给予了高可信度成本（大约为 12

个百分点），这意味着这些施压国需要付出更多资源与行动来获得他人信任。同时，受访

者鹰派或鸽派的立场与施压者以前的承诺情况也相互作用，影响了对可信度的评估：相

较于鹰派，鸽派认为违反承诺的施压国应当付出更高的可信度成本。

此外，受访者对可信度的判断也深刻地影响了他们在面对施压国违约后的政策观点：

相较于鹰派，鸽派认为施压者会比之前更不可信，因此也更不愿意认为潜在核扩散国家

应该接受协议。

82

五、研究意义

本研究对未来国际关系学的基本维度和军备控制的实践前景进行了探讨。首先，本

文提供了与受访者的外交政策立场、对过去承诺重要性的看法，与他们对可信度的评估

之间存在联系的证据。本文证明，合作可信度既不是仅仅取决于过去的行为（正如理性

主义者所认为的），也不是当前关于实力和利益的计算的结果（正如声誉怀疑者所提出

的），而是个人之间外交政策性倾向的产物。在鹰派和鸽派之间，对过去行为的评估的权

重在守诺兑现和坚决声誉之间存在差异，这对核裁军领域中扩散国和施压国之间的战略

互动具有重要影响。

本研究也指出，接受施压国承诺的一方（在文中语境下为潜在核扩散国）是更偏向

鹰派还是更偏向鸽派，可能影响使谈判中的误判风险。尽管美国对外进行施压时的国际

受众通常是其他国家的观察者（无论是精英还是公众），但本文的研究结论仍然为评估

合作可信度建立了一个关键基准。同时，由于本次研究中的美国受访者在惩罚本国政府

与惩罚其他政府违反先前承诺时表现出了相同的意愿，本研究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真实

情况下美国毁约后在国际社会中可能付出的可信度成本。

与鹰派相比，鸽派更难忘记有关国家的毁约情况。而正因为鹰派和鸽派观察者会以

不同方式解释其他行为者过去的行为信息，所以施压国在进行活动时，应当充分考虑外

国领导人的政治偏好以预测后者的行为，并制定适当的政策。

另一方面，对于那些发现自己在与一个经常违约的施压者处于相似情况的鹰派领导

人来说，他们可能不太会看低施压者核裁军承诺的可信度，而其中的部分原因是因为鹰

派不太重视过去的承诺行为。相反，由于鹰派希望最大化实力与决心，他们可能根本不

太有兴趣与施压者合作。在当今的背景下，伊朗和朝鲜的领导层都可能不真正寻求与美

国达成防扩散协议，原因不是因为美国经常背信弃义，而是因为鹰派目前似乎在两国政

府中占主导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施压者的挑战在于说服扩散国和/或第三方相信协议不

会阻碍他们追求国家实力提升。

 译者评述

本文聚焦于国际互动中的核心“合作可信度”展开探讨。不同于以往简单根据国家

守信记录进行简单理解， 本文纳入了对“观察国”的探讨，同时也注意到了“受众”政治

2024 年第 1 期（总第 13 期）

83

倾向对判断国家合作与承诺可信度的影响。为了进一步说明“判断国家可信度”或“运

用国家可信度判断推测或解读国家间行为”会受到多种因素，尤其是国家领导团体的政

治倾向影响，本文将伊核问题与朝核问题—兼具“合作与威慑”—作为分析案例，结合

文中对“国家可信度”的新理解进行解读。本文在学术价值之外，也具有高度的政策价

值，能够提醒国家在试图展现合作意向或进行威慑时做到“知己知彼”。

【审核：王京 张倍祯 李源】

【责任编辑：封欣怡】

84

中国如何认识“欧洲战略自主”

：

非对称期待与务实合作 ∗

杨娜 [著] 唐一尧 [译]①

 文章导读

面对复杂的国内国际局势变化，欧盟选择推进“欧洲战略自主”建设（后续简称

“欧洲战略自主”）以提升国际影响力和地位。本文认为，追求“欧洲战略自主”

的欧盟正利用其规则制定方面的优势努力补齐欧盟发展短板，不仅巩固其在低级

政治领域的既有影响力，同时也促使欧盟迈向高级政治领域，提升其在区域乃至

国际政治事务中的影响力。

然而，“欧洲战略自主”也存在一定缺陷，如欧洲相关能力欠缺、保护主义倾向

与全球治理目标不符、过度重视传播自身意识形态等。此外，受俄乌冲突的影响，

欧盟的安全需要超出了对“欧洲战略自主”的追求，导致其逐渐倾向美国、遏制

中国发展。这些问题导致中欧间出现新的冲突点。整体而言，当前的中欧合作主

要集中于全球治理、经贸投资等低级政治领域；而由于欧洲逐渐参与印太地区的

高级政治事务、尝试遏制中国发展以维持自身在高科技产业、全球治理中的地位，

中欧在高级政治领域的关系逐渐紧张。

在国际权力转移的大背景下，“欧洲战略自主”为中欧关系增加了新变数。虽然

随着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欧盟为保障自身安全选择支持美国并将中国定位为

“竞争对手”，但在一些议题或事务中，中欧仍然有望合作。

∗ 文章来源： Na Yang, “How China Perceives European Strategic Autonomy: Asymmetric Expectations and Pra

gmatic Engagement,”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ublished online: October 28, 2023.

①

杨娜，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导，主要从事全球治理、欧洲一体化相关研究。唐一尧，国政学

人编译员，国际关系学院。

2024 年第 1 期（总第 13 期）

85

 思维导图

一、欧洲战略自主

21 世纪的欧盟面对着一系列国内国际新变化，如中美大国竞争、不稳定的跨大西洋

关系、沉渣泛起的民粹主义，以及欧盟成员国对欧盟一体化逐渐增大的分歧等。在复杂

的国内国际形势影响下，欧盟开始积极追求“欧洲战略自主”（European Strategic

Autonomy），目的是提升欧洲在安全、科技、贸易和投资等领域独立决断、自主行动的

能力。2016 年，欧盟委员会便正式将“战略自主”纳入欧盟的国际战略，旨在团结欧盟国

家、保护欧洲整体利益、捍卫欧洲的国际地位。

当前，欧盟不仅展现出推进“欧洲战略自主”的意愿，也展现出了相关能力。欧盟充分

利用国际制度优势，以更加独立积极的态度参与国际治理，在低碳经济、绿色能源发展

以及移民难民治理等领域做出了贡献，取得了国际地位和影响力。

1、 “欧洲战略自主”的当前进展

基于相关战略安排和自身优势，欧盟以安保领域为核心、能源安全领域为关键、数

字科技领域为新着力点，逐步迈向“欧洲战略自主”的目标。

86

作为高级政治领域，安保领域处于“欧盟战略自主”的核心。欧盟一方面在域内通

过建立欧洲国防基金（EDIDP）、永久结构性合作（PESCO）等一系列合作框架和专项基

金，不断团结成员国发展区域军事力量与军事科技、整合国防工业市场、推进跨境防务

合作；另一方面，也积极治理国际地缘政治热点问题（尤其是印太地区的热点问题），基

于自身利益需求和立场处理国际安全事务，并通过双边对话、现场演习等方式加强印太

地区相关事务的国际合作。

能源安全自主是“欧盟战略自主”的关键目标。通过追求能源安全自主，欧盟不仅

得以摆脱能源进口依赖和能源短缺问题，还可将该目标与构建低碳经济的进程绑定，进

而成为国际绿色转型的领导者。欧盟已于 2014 年出台《欧洲能源安全战略》（The European

Energy Security Strategy）、于 2019 年出台《欧洲绿色新政》（the European Green Deal）、

于 2023 年出台《欧盟关键原材料法案》（CRM Act）和《净零工业法案》（NZIA），重

视依赖域内能源、推进相关基础建设，同时尝试建立可靠、可持续的清洁能源系统，进而

实现碳中和目标。

数字科技领域是“欧盟战略自主”的新着力点。当前，中美已经在数字领域展开竞

争，但欧盟在该领域的能力仍有待加强，这种不利局面引起欧盟的焦虑与警惕。欧盟一

方面开始推进数字科技市场一体化，自 2015 年出台《欧盟数字化单一市场战略》以来便

连续出台相关文件，期望实现欧盟内部数字技术的畅通交流和信息共享；另一方面，也

注重全区域的数据主权和独立行动能力的建设，通过对数字基建和信息存贮加强法律监

管、限制外国投资、收购地方企业等方式保证以欧洲为源的大数据处理符合欧盟规范、

价值。

整体而言，欧盟正尝试弥补自身短板，在强化低级政治领域优势的同时，也不断从

中借力向高级政治领域迈进，通过积极自主参与区域事务（尤其是印太地区）、国际治理

强化国际地位。

2、 “欧洲战略自主”面对的挑战

然而，想要全面实现“欧洲战略自主”，欧盟国家仍然有所欠缺。

首先，欧盟自身存在一系列内部矛盾和缺陷。虽然欧盟正尝试通过“欧洲战略自主”迈

进高级政治领域，但其在一些高级和低级政治领域实力不足。以防务为例，欧洲在苏联

解体后安全威胁减轻，因此军费开支逐年减少，并长期存在“防务外包”的问题；欧盟在数

2024 年第 1 期（总第 13 期）

87

字经济和数字科技领域也没有明显优势，因此其在产业供应链领域追求的战略自主可能

导致自身乃至国际经济发展迟缓。欧盟的超国家性质和成员国主权之间的张力，以及英

国脱欧等冲击性事件也干扰了其实现“欧洲战略自主”的进程。

“欧洲战略自主”自身也存在一定缺陷。由于存在保护主义的弊端和对别国意识形

态的要求，“欧洲战略自主”在一些领域并未如愿提升欧盟的国际地位，反而影响欧洲

实现全球治理、打造绿色经济等目标，乃至阻碍国际经济合作、激发国际矛盾。

第二，欧盟在中美竞争的背景下，没能较好平衡同中美两国的关系。欧盟在政治上

依赖美国提供安全保障，在经济上又需要和中国合作。然而，为保障自身安全，欧洲和同

样需要制衡俄罗斯的美国拉近关系；而在中美战略竞争逐渐激烈的背景下，欧洲由于不

希望中国取代其制度影响力，便和意识形态、价值观相近的美国达成了一同遏制中国的

共识，尤其是在高科技和经济领域。

相较于美欧关系的回暖，中欧关系分歧则逐渐增多。意识形态方面，“欧洲战略自

主”促使欧盟再次弘扬西式民主观念，并通过欧盟特色的治理概念和意识形态打造欧洲

的国际形象。中欧原本便在人权、贸易和高科技等领域具有意识形态分歧，而欧洲将其

视为中欧关系的一个重要阻碍。在“欧洲战略自主”驱动欧洲积极推广其价值观的背景下，

中欧的意识形态差异将尤为明显，并持续阻碍双方关系发展。区域治理方面，“欧洲战

略自主”持续推动欧洲追求在高级政治领域的影响力，积极开展区域外交活动。欧洲尤

其重视印太地区，体现在不断强化同日本的安保合作，在地区热点问题上发声，积极制

定相关印太战略。这些战略均以中国的崛起为背景，并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也因此导

致中欧间出现地缘政治分歧。

欧洲“选边站”的政治策略压缩了其对外战略空间，明显不利于“欧洲战略自主”建

设的进一步发展。

第三，俄乌冲突等国际新挑战凸显出欧盟域内治理存在的问题，阻碍了“欧洲战略

自主”建设。这些新变化不仅显著压缩了欧洲对外政策空间，导致中欧关系紧张、俄欧

关系恶化、促进美欧关系回暖，还将欧洲的不足暴露出来。

俄乌冲突凸显出欧盟防务自主能力薄弱的问题。欧洲国家发现仅凭自身能力无法实

现对俄有效的军事遏制，使欧洲维护自身安全的基本能力遭到质疑。面对俄罗斯在欧洲

影响力不断增强的现状，一些被波及的欧洲国家转而将自身安全保障寄希望于美国和北

88

约，并通过支持美国的军事行动、提供商业红利等方式强化与美国的关系，阻碍了当前

“欧洲战略自主”的建设；而美国也借此机会在欧洲强化了包括北约在内的军事部署，

影响着未来防务层面“欧洲战略自主”的建设。在能源领域，欧盟长期依赖俄罗斯的能

源供应、相关基础建设不足，因此俄乌冲突以及北溪管道的破坏也使欧盟陷入能源危机，

进而影响了欧洲的经济发展，导致欧洲产业空心化和资本外流。在此背景下，欧盟对防

务一体化的投入和信心也受到影响，进而形成恶性循环，严重影响“欧洲战略自主”建

设。

由此可见，在相关能力欠缺、外界冲突加剧的背景下，欧盟在数字科技、环境治理等

低级政治领域更有可能实现战略自主，而在高政治领域的战略自主则更难实现。欧盟当

前重回高级政治领域的进程仍然没有摆脱外部依赖，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欧洲国家追

求“欧洲战略自主”的能力和意愿。

二、“欧洲战略自主”对中欧关系的影响

中国官方表态支持 “欧洲战略自主”，认为独立自主的欧洲有助于实现巩固多边主义、

优化国际治理的目标，促使地区局势缓和、化解冲突。另外，一旦欧洲倒向美国，中国的

对外战略空间将被压缩，因此“欧洲战略自主”建设对改善中欧关系、管控美国对双方关系

的影响也有积极作用。

1、影响中欧关系的因素

中欧关系受当前国际局势的影响。长期的国际权力转移导致欧洲对中国的认识改变，

开始将中国视为竞争者；而俄乌冲突也导致欧洲对自身认识改变，进而放弃平衡中美关

系的策略，在域外大国美国插手的背景下倒向美国。

①国际权力转移。中国的崛起导致中欧的政治、经济力量对比发生有利于中国的转

变，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也开始超越欧盟，开始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和其他发展中

经济体共同创建包括亚投行、金砖、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等一系列新的国际机制。因

此，此前享有制度优势的欧盟不可避免地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在上述领域的合作也变

得愈发困难。

2024 年第 1 期（总第 13 期）

89

②欧盟对中国认识的转变。此前，欧盟认为将中国拉入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

序的战略对欧盟有利，然而崛起的中国并未朝欧盟期望的方向发展，经济政治影响力反

超欧洲，进而导致欧洲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和减少对美依赖的工具，在推进中欧关系时

更加务实。

③美国的影响。欧洲的安保仍需依赖美国领导的北约，而经济的发展需要与中国合

作。因此，当前欧洲在与美国合作的同时也重视自身的独立性和双边关系的均衡，在与

中国竞争时也持续推进务实合作。但如果中美关系持续恶化，欧盟的自主性可能会进一

步降低，并最终追随美国政策。

2、中欧在不同领域的合作进展

整体而言，在“欧洲战略自主”建设的背景下，中欧合作主要集中在全球治理、经

贸投资等“低级政治”领域。在这些领域中，中欧有较多的共同利益，而欧洲也有更强

的制度性权力，无需与中国对抗。因此，欧盟可以坚持“务实”和“利益导向”的原则，

与美国维系紧密经贸伙伴关系的同时，也与中国在具体项目中强化合作。而在中欧意识

形态和目标有差别的其他领域，如果双方得利大于差异，合作也是可能的。

①合作正在推进：双方有共同治理目标的领域。以全球环境治理为例，中欧都有减

少碳排放和减缓气候变化的需求，同时也有建立全球环境治理机制的共同目标，都愿意

承担领导责任。因此，欧盟已经将中国视为该领域的合作伙伴，双方合作建立了气候变

化合作框架、领导国际环境变化谈判，并为一些地区的气候变化治理提供了资金支持。

②合作有望进一步加强：双方互利互惠且政治意识形态影响较弱的领域，如第三方

合作。虽然在与第三方合作时，不同的相对优势、第三方的国内政治等因素可能加大中

欧的分歧。但只要合作的利益大于分歧，中欧便会持续推进与第三方合作。例如，中欧十

分重视合作发展非洲基建，在原材料和高科技产品的供求上也有优势，而这种合作也有

推动中欧关系回暖的潜力。如果中欧希望进一步发展该领域的合作，双方最好淡化意识

形态和政治问题，应当专心协调多方利益、追求双赢。

③合作有望：一些双方也具有共同利益的新兴领域，如数字科技和新能源技术等。

在数字科技领域，虽然欧洲选择同美国一道遏制中国的发展，但欧洲仍然需要同中国深

化一些领域的合作以增强自身优势。中国具有关键技术和巨大市场潜力，而欧洲有零部

90

件生产和国际制度谈判的经验优势，二者的互补性为合作创造了可能。且数字科技领域

的进步也使绿色经济的建设和清洁能源的推广成为可能，进而为中欧合作提供新的领域。

（三）中欧关系的分歧

当前中欧合作仍然在一些领域存在挑战：

①高科技领域是中欧合作推进的难点之一。中美正逐渐形成科技领域的两强格局，

但欧洲能力却显滞后。因此，“欧洲战略自主”的一个主要目标便是在特定的高科技领

域维持科技优势和规则制定权，减少对外依赖。这将方便欧盟在中美竞争加剧的背景下

成为中美的平衡手，而无需在二者间选边站。但当前在政治上，欧盟整体倾向美国、遏制

中国发展，因此积极同美国建立科技联盟以满足自身地缘政治和产业竞争需求；而在科

技领域，欧盟高度重视“科技自主”，乃至将其提升至国家安全的高度。这些因素都导

致欧洲已经将中国视为科技领域的战略竞争对手，阻碍了中国前沿核心技术的开发，也

影响了中欧在高科技领域的合作。

②在全球产业链配置方面，中欧存在一定分歧。中国企业收购欧洲高端制造业的行

为导致欧洲担心失去核心技术，因此欧洲开始将国际市场中正常的双边产业关系视为

“制度竞争”，将中国视为对自身制度规则的挑战。当前，“欧洲战略自主”建设驱使

欧洲制定了以竞争为导向的政策，以强化在全球产业链和高端制造业上的优势，然而其

前沿工业发展仍然迟缓，工业转型升级也导致中欧关系出现裂痕。

③在价值观、意识形态上，中欧的矛盾也在加剧。中欧价值观和政策偏好不尽相同，

因此在和第三方合作时政策也不同，导致欧洲视中国为竞争对手。然而中国提出的国际

规范和标准开始被国际社会广泛接受，导致欧洲推广的全球秩序受到挑战。因此，在“欧

洲战略自主”要求欧洲保有当前制度优势的背景下，中欧不可避免地在国际制度建设等

领域产生分歧。

中欧对俄罗斯的态度也影响了双方关系。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欧盟强加自身价值

观于中国，要求其利用对俄罗斯的影响调停争端；中国则反对欧洲将中俄关系视为发展

中欧关系的阻碍，不满于欧盟将自己的意识形态强加给中国，认为欧洲将政治立场和经

济合作绑定的举动会导致其战略自主性降低。中欧对意识形态差异在双方关系中的影响

有不同的理解，也导致中欧关系出现裂痕。

2024 年第 1 期（总第 13 期）

91

三、中欧关系的发展前景

近年来，随着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留给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的选择空间缩小了，

欧盟不得不与美国站在一起，将中国定位为“竞争对手”，但欧盟官方文件中特别强调了中

欧关系要细分领域，在一些议题或事务中，中欧仍然有望达成合作。

为弥合分歧，在宏观层面，中欧应建立官方对话机制，强化官方往来。通过这种方

式，中欧可以增进信任、解决分歧，并从战略的视角寻找合作的潜在方式。在微观政策层

面，中欧应强化政府部门对彼此政策措施的相互理解，充分知悉对方核心利益领域，尽

可能减少关键技术获得和产业链方面的竞争，缓和紧张关系，同时重视达成共识和有共

同利益基础的领域，力争在这些领域促成合作。在具体项目上，中欧双方即使遇到竞争

激烈的项目，也要确保合理合法、公平透明地开展竞争，由中欧相关企业在法律框架内

进行谈判，辅之在双方政策层面予以关照，通过有效的分歧管控减少分歧对双边政治关

系产生实质影响。

除此之外，中国也应当有针对性地改善同欧盟成员国的关系。不同欧洲成员国对中

美的态度也不同：和中国有密切合作关系的欧洲国家希望采取对华友善的政策，和美国

关系密切的欧洲国家则倾向对华制裁。当前，中国应集中精力加强同对华友好的欧洲国

家的往来，面对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的欧洲国家时也应当尝试弥合分歧。

最后，从全球层面看，应完善相关国际组织特别是联合国机构在解决国际纠纷中的

仲裁和协调能力，以使中欧在经贸、投资等专业领域因竞争而产生纠纷或争议时，能够

将矛盾控制在可调控范围内，根据公认的国际规则程序进行调解。

 译者评述

本文简要介绍了欧洲于 21 世纪追求的“欧洲战略自主”，关注其对美欧、中欧关系

的影响，同时展望“欧洲战略自主”背景下中欧关系的发展前景。“欧洲战略自主”旨在

提升欧洲在安全、科技、贸易和投资等领域独立决断、自主行动的能力，以安保领域为核

心、能源安全自主为关键目标、数字科技领域为新着力点。该战略基于欧洲的国际制度

权力优势，不断巩固欧洲在低级政治领域的话语权和优势，同时向高级政治领域迈进，

通过积极参与区域事务、国际治理强化国际地位。

92

欧洲对战略自主的追求不仅影响欧洲对外关系，也受地区冲突和域外大国影响。俄

乌冲突使欧洲的安保需求增大，因此欧洲在中美博弈间愈发偏向为其提供安保的美国，

导致欧洲战略空间被压缩、“欧洲战略自主”建设受阻；而“欧洲战略自主”建设的内在

缺陷，如保护主义、过度传播自身意识形态等问题也使中欧之间出现分歧。由于欧洲立

场不断偏向美国，且积极争取高级政治领域的话语权，中欧在高级政治领域的分歧不断

加大、合作较为困难，而在低级政治领域（如环境治理、经贸投资等）合作较为顺利。

通过分析“欧洲战略自主”对欧洲以及中欧、美欧关系的影响，本文展现了欧洲追求

战略自主的过程中所面临的矛盾。欧洲对战略自主的追求建立在先天不足的基础上：战

略自主靠实力支撑，而欧洲在许多关键的领域却存在欠缺。二战后，欧洲逐渐退出国际

舞台中央，在包括防务在内的一系列高级、低级政治领域实力不足，整体战略自然受为

其提供基本安全保障的美国牵制。

当前高级政治不断回潮、地区冲突加剧的种种不利局势加剧了欧洲追求战略自主的

困境。美国在中美博弈、俄乌冲突的局势下不可能允许欧洲完全脱离自身掌控，因此利

用安保这一筹码不断压缩欧洲的战略空间；而欧洲长久的意识形态和战略文化也使其很

难突破曾经的战略传统进行创新。这导致现阶段中国与欧洲只能进行有限的高级政治合

作，合作点主要集中于低级政治领域。在此背景下，中国应尽可能在与欧洲进行低级政

治领域合作时寻找更多共同点，防止双方关系进一步恶化。

【校对审核：杨娜 李源】

【责任编辑：封欣怡】

2024 年第 1 期（总第 13 期）

93

重塑制度重叠：北约自 2014 年以来

对欧洲安保防务建设的反应

∗

伦纳德·舒特 [著] 唐一尧 [译]

①

 文章导读

制度重叠正逐渐成为全球治理中的普遍现象。过去几十年来，由于跨国问题日益

复杂，不同国际组织制定的新制度大量涌现、现行制度的职能范围也在不断扩大，

导致各国际组织在任务、成员和运作领域方面经常出现制度重叠，对国际组织间

关系以及全球公共物品供应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以国际组织为研究对象，为国

际组织应对制度重叠时的策略选择和相应的发展前景搭建了基本理论框架，并以

北约-欧盟关系为例进行验证。

文章认为，国际组织对制度重叠的认知决定了该国际组织的反应，并推测了该国

际组织的各种可能发展前景。在制度重叠发生后，国际组织一旦拥有足够的制度

能力且机会合适，就会积极重塑同其他国际组织的制度重叠。而该国际组织是接

受还是抵制制度重叠，取决于他们对另一方国际组织挑起的制度重叠的认知：如

果该国际组织以正和视角看待制度重叠，就会在制度重叠的基础上与对方进行合

作；而如果该国际组织以零和视角看待制度重叠，就会采取各种手段抵制制度重

叠。总体而言，文章看好通过合作解决制度重叠，并认为一旦国际组织之间进行

对抗，则极有可能导致一方彻底被边缘化。

2014-2020 年间北约对欧盟防务建设挑起的制度重叠的看法与反应可以印证上述

结论。通过分析北约官员的演讲、采访材料以及北约通过的宣言、方案可知，北

约在此时段中对欧盟防务建设的认识逐渐走向消极，应对欧盟防务建设的手段也

发生转变。相应地，北约和欧盟的互动从“合作为主”转向了“巩固地位为主”，

在拉近同欧盟关系的同时也阻挠其影响自身地位的部分防务举措。北约的行动一

定程度上重塑了欧盟的防务一体化进程，促使欧盟就一些防务建设问题妥协。

∗ 文章来源： Leonard August Schuette, “Shaping Institutional Overlap: NATO’s Responses to EU Security and

Defence Initiatives since 2014”, Th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25, No.3, 2022, pp.4

23-443.

①

伦纳德·奥古斯特·舒特，马斯特里赫特大学博士候选人。唐一尧，国政学人编译员，国际关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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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维导图

一、制度重叠的定义与性质

制度重叠即“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际组织“追求相同或非常相似的职能和授权”最

终导致的结果。一旦出现了现有国际制度无法处理的事件，国际组织便将通过扩展职能

进行应对，一些新国际组织也可能借此机会成立，这些行为都会增加与其他国际组织的

制度重叠。

制度重叠意味着一个国际组织的决策将对另一个国际组织产生影响，也为国际组织

重塑其他国际组织提供了机会。其既可能是国际组织或国家单方行为的产物，也可能是

同其他国际组织协调行动的结果，性质有善意与恶意之分：

善意的制度重叠通常是为了应对单个国际组织无法处理的问题而产生的，是国际制

度的补充强化而不是冗余。一些国家为了强化现有国际组织的能力，可能会支持国际组

织建立新的机构，或扩大现有机构的职能领域；而现存国际组织如果无法单独克服集体

行动困境，或需要另一个组织掌握的资源来应对现有任务，也会主动追求制度重叠。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