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al of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学报

双月刊

1957年创刊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主 管 广西师范大学

主 办 广西师范大学

编辑出版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

发行范围 公开发行

总 发 行 桂林市邮政局

订 购 处 全国各地邮政局

出版日期 2024年5月

印 刷 广西广大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国外发行 中国出版对外贸易总公司（北京782信箱）

主编：孙杰远

副主编：陈洪波(常务) 苏曦凌 刘文俊

特约委员（按姓氏笔画顺序排列）

丁 帆 马述忠 王天根 邓安庆

石中英 刘同舫 吴晓林 陈胜前

岳 伟 钞小静 贾根良 蒋述卓

韩志明 韩喜平 廖明君 颜昌武

编辑委员会

哲学社会科学版

地 址 桂林市育才路15号

邮 编 541004

电 话（0773）5857325

传 真（0773）5857325

在线投稿 http://gxss.cbpt.cnki.net

网 址 http://xuebao.gxnu.edu.cn

本期执行编辑 刘文俊

封 面 设 计 何平静 任家琦

第60卷 第3期

总第284期

Vol. 60 No. 3

Sum No. 284

Guangxi Shifan Daxue Xuebao

Zhexue Shehui Kexue Ban

委员（按姓氏笔画顺序排列）

马焕灵 王进芬 邓小华 叶蓓蓓 田旭明

冯智明 刘 涛 刘文俊 刘铁群 汤文辉

汤志华 孙杰远 苏良亿 苏曦凌 李冬梅

杨茂庆 肖富群 吴大顺 何彦诚 张海丰

陆丽娟 陈国保 陈宗波 陈洪波 周 超

周长山 周楼胜 孟宪平 钟学思 侯莉敏

贺祖斌 袁 磊 徐 毅 郭剑平 黄轩庄

彭峰林 覃 琮

[期刊基本参数] CN45-1066/C * 1957 * b * A 4 * 162 * z h * P * ¥12.00 * 2000 * 1 3 * 2024-05 * n

：贺祖斌 孙杰远

：宋树祥

：陈洪波

：王龙杰 刘文俊

主任委员

副主任委员

秘书长

副秘书长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60卷第3期

2024年5月

目 次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新文化生命体建构 …………………………………………… 吴宏政(1)

“资本创造文化”论题的学理阐释 ………………………………………………… 付文军(10)

治理现代化研究

面向治理现代化的公共服务理论思考:内涵、要求与路径………………… 王佃利,王文婷(20)

稳健驾驭:巨型工程的国家治理逻辑及其实现

———以“西气东输”项目为例 ………………………………………………………… 陈水生,祝辰浪(32)

智慧城市建设中的智慧治理:赋能机制与达成路径 …………………… 胡业飞,张怡梦(46)

经济与管理

关于优化税制结构及相关问题的分析与思考 ……………………………… 蒋 震,杨一帆(59)

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空间关联网络及驱动因素研究

———兼论农村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推进路径 ……………………………………… 王小华,杨玉琪(68)

全国统一大市场能否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的量质齐升? ………………… 戴 枫,吕笠瞻(86)

教育科学

元宇宙之于课堂教学:机遇、挑战与应对 …………………………………… 张家军,曾照瑶(106)

技术伦理视域下美国教育人工智能伦理问题审视:现实表征与规避策略

…………………………………………………………………………………… 唐晓玲,郑楚月(118)

数字教材应用的价值、风险及其应对 …………………………… 尹春杰,周信杉,高金岭(130)

人文新探

作为伟大发明的纸币:中国古代货币发展的“早熟而又不成熟”(之二) ……… 李伯重(139)

企业的企业史:一个描述性说明 ………………………………………………………… 高超群(153)

JournalofGuangxiNormalUniversity

PhilosophyandSocialSciencesEdition

Vol.60 No.3 2024

CONTENTS

Marx’sTheoryofWorldHistoryandtheConstructionofaUnifiedNewCulture

……………………………………………………………………………………… WU Hong-zheng(1)

TheoreticalInterpretationofthePropositionthatCapitalCreatesCulture ……… FU Wen-jun(10)

TheoreticalReflectiononPublicServicesforModernizationofGovernance:Connotation,

Requirements,andPaths………………………………… WANGDian-li,WANG Wen-ting(20)

SteeringwithRobustness:LogicandStrategiesofNationalGovernanceforMegaProjects

—ACaseStudyof“West-EastGasTransmission”Project

……………………………………………………………… CHENShui-sheng,ZHUChen-lang(32)

SmartGovernanceinSmartCityConstruction:EmpowermentMechanismandAchievementPaths

…………………………………………………………………… HU Ye-fei,ZHANGYi-meng(46)

AnalysisandThoughtsonOptimizingtheTaxStructureandRelatedIssues

……………………………………………………………………… JIANGZhen,YANGYi-fan(59)

AStudyontheSpatialCorrelationNetworkandDrivingFactorsofRuralInclusiveFinance

Development

—OnthePromotionPathofHighQualityDevelopmentofRuralInclusiveFinance

…………………………………………………………………… WANGXiao-hua,YANGYu-qi(68)

AStudyon WhetheraUnifiedNationalMarketCanPromotetheQuantityandQualityof

GreenTechnologyInnovation………………………………………… DAIFeng,LÜLi-zhan(86)

TheMetaversetoClassroom Teaching:Opportunities,ChallengesandResponse

………………………………………………………………… ZHANGJia-jun,ZENGZhao-yao(106)

AnExaminationoftheEthicalIssuesofArtificialIntelligenceinAmericanEducationfromthe

PerspectiveofTechnicalEthics:RealisticRepresentationandAvoidanceStrategies

……………………………………………………………… TANGXiao-ling,ZHENGChu-yue(118)

TheValue,RisksandCountermeasuresofDigitalTextbookApplication

………………………………………………… YINChun-jie,ZHOU Xin-shan,GaoJin-ling(130)

PaperCurrencyasaGreatInvention:“EarlySproutedButNotFullyDeveloped”Ancient

ChineseCurrency(Part2) ……………………………………………………… LIBo-Zhong(139)

TheCorporateHistoryofaCorporation:ADescriptiveExplanation ………… GAOChao-qun(153)

第60卷 第3期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Vol.60 No.3

2024年5月 JournalofGuangxiNormalUniversity(PhilosophyandSocialSciencesEdition) May,2024

doi:10.16088/ji.ssn.1001-6597.2024.03.001

[收稿日期]2024-03-01

[基金项目]2020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坚持和发挥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 依靠人民推动国家发展的显著

优势研究”(20AZD008)

[作者简介]吴宏政(1973—),男,黑龙江青冈人,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

教育、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新文化生命体建构

吴宏政

(吉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摘 要]习近平文化思想中提出了“新的文化生命体”这一重大原创性概念,在此基础上提出建设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建设使命。新的文化生命体的诞生是中国近代遭遇西方殖民入侵后,中华民族

文化主体性“自我免疫”的集中体现。马克思主义“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及其在革命、建设、改

革实践中形成的“两个结合”,是新的文化生命体的“生命之源”。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的视角看,中华

民族新的文化生命体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生命体,同时也是“世界历史”意义上的文化生命体,它通过

引领人类文明新形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以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获得了它的世界历史定向。

[关键词]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新的文化生命体;文明新形态;“两个结合”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597(2024)03-0001-09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统发展座谈会上谈到“两个结合”的时候,深刻揭示了“结合”

和“文明”之间的关系:“‘结合’不是‘拼盘’,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

应’,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1]6为此,怎样理解这一“新的文化生命体”

的科学内涵、根本要义、精神实质? 怎样理解新的文化生命体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

的重大意义? 特别是如何在世界历史的总体进程中理解中华民族文化生命体的重大价

值? 等等,对这些重大问题的理解构成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大文化哲学问题。

一、作为“文明形态”承载者的“文化生命体”

文化生命体的活动结果就是创造“文明形态”,并不断推动文明形态的演进。任何一

种文明形态都是由某一文化生命体创造出来的。文明形态不是抽象的而是依托于某一民

族的文化生命体而存在的。中华文明各个历史时期所形成的“文明形态”都是由中华民族

文化生命体创造出来的文明形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由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新的文化

生命体创造出来的文明形态。

1

(一)中华文明是从未中断的“文化生命体”

“生命”的本质特征是“有机整体”,这是“生命”这一独特的存在与其他非生命存在的

本质区别。直到今天,尽管生物学家做了大量的科学研究,探索了各种生命起源问题,但

对于生命的起源问题仍然没有找到确切的答案。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虽然提出了进化论

的理解生命的总体模式,但对于生命的绝对起源问题却仍然是未解之谜。但是,这并不影

响对生命的本质特征的认知,这就是:构成生命体的各个要素之间,彼此之间充满了千丝

万缕的联系,甚至生命体的每一个组成细胞、组织、器官之间都存在着无数个关联,因而各

个要素构成了有机统一的整体,彼此互为条件。比如,心肝脾胃肾等各个器官之间的生命

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彼此相互影响和制约,每一个器官的生命机能都与其他器官的生命

活动紧密相连,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生命有机体。“生命有机体”这一点在中医的思维方

式中似乎更加明显,但在西医的思维方式中则明显不同。因为西医是把生命体的构成要

素从整体中拆分出来单独认知,这便是通常所说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做法,而中医恰

好在生命有机体的思维方式下,可能采取“头痛医脚”或“脚痛医头”的办法。总之,“生命”

的本质特征就是由不同要素构成的“有机整体”。

我们把上述生命体的有机整体特征,运用到对人类文化存在方式的理解是同样有效

的。很多哲学家都认为,人类具有“双重生命”,一个是作为动物的“自然生命”,另一个是

人所特有的“精神生命”或“文化生命”①。而无论是自然生命还是文化生命,它们作为“生

命”都具有一个相同的本质性规定,就是有机整体。对于文化生命体来说同样如此。在文

化生命体中,构成生命体的各个文化要素之间,彼此互为条件,因而形成了文化要素之间

的生命互动,从而构成了文化生命体的基本生存方式。

中华民族拥有五千年文明史,之所以从未中断乃是因为这一民族是一个生生不息的

文化生命体。作为“文化生命体”,一方面由自己的生命体原创性地创造着自己民族的历

史文化,这部分文化要素构成了自己文明形态的“文化基因”;另一方面,与其他民族或其

他文化生命体交往。比如,中华古代文化包含着先秦诸子百家,这些思想家在“轴心时代”

奠定了中华文明独特的精神气质、生命内涵和文化基因。同时,中华民族文化生命体还包

含着儒、释、道等多种文化元素,佛教文化作为外来文化,也构成了中华民族古代文化生命

体的生命要素。但这些元素从来都不是彼此毫不相关地“拼凑”在一起的,而是不断发生

着“化学反应”,形成了魏晋玄学、宋明理学、阳明心学等文化生命体的不同形态,从而保证

一个独特的文化生命体的生命连续性。生命体的基本特征就是“化学反应”,这一点在生

物学中得到充分的例证。

(二)近代中国“文明蒙尘”与文化生命体的自我拯救

如果把中华民族文化生命体做“古代”和“现代”之分,“新的文化生命体”无疑是从近

代开始的。近代中国由于西方殖民入侵,中华文明遭受了西方文明的冲击,造成了“文明

蒙尘”的局面。五四新文化运动实际上是中国近代以来文化生命体的自我启蒙拯救的开

始,它促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反思怎样对待中华传统文化,怎样应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

这是中华民族作为五千年文明史的文化生命体,在遇到外来文化冲击的情况下所作出的

“自我免疫”活动。“自我免疫”是生命体遇到外部侵袭的时候所作出的本能反应,这便是

2

① 精神生命和文化生命两个概念有区别,精神生命强调的是人的思想活动,而文化生命则是指精神生命活动的

产物。本文侧重于后者,因而把人类的精神生命直接理解为“文化生命”。

以“救亡图存”为生命目的而展开的各种文化要素的探索,如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这些

“自我免疫”活动标志着一个重大的文明事件就是:中华民族精神作为文化生命体的生命

机能尽管遭遇“文明蒙尘”,但其文化主体性却从未消失。因为,如果没有这一基于文化生

命体的“文化主体性”,其结果就不会是“蒙尘”,而是“中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近代中

国遭遇“文明蒙尘”,但却从未破坏中华民族作为文化生命体的生命机能,从未消除“文化

主体性”,因而最终才使中华文明从未中断。

“文化主体性”是文化生命体的根本属性。之所以称其为“文化生命体”,乃是因为生

命作为生命只能是“自己是自己的原因”。黑格尔在《小逻辑》中指出:“直接性的理念就是

生命。”[2]404这意思是说,“生命”本身就是“理念”,而“理念”是一个自我圆满的存在者。生

命体区别于其他存在者的根本标志是,其他的存在者只是在“因果必然性”中存在着,也就

是说,其他存在者所以存在的原因不在该存在者内部,而来自于外部。比如,桌子所以不

是生命,乃是因为桌子不能是自己存在的原因,必须借助于外部条件才能存在。种子所以

是生命,乃是因为种子是自己生长的原因,尽管需要阳光、土壤和水,但这些自然要素能够

被种子纳入到自己的生命活动,并在化学反应的基础上生成“植物”,因此生命所以为生

命,乃是因为它自己是自己的原因。这种自己是自己的原因才能使该存在者作为“主体”

而存在。所谓“文化主体性”就在于这种文化生命体自己能够生成自己,而不是由外部给

与的。特别是,中华文明即便在近代遭遇外来文化的干扰和破坏的情况下,中华文明虽然

“蒙尘”,但“蒙尘”只是对文明本体的暂时性的“遮蔽”,而“文明本体”却仍然没有失去他的

“文化主体性”,这构成了理解中华民族“文化生命体”的关键之所在。正是因为保持这一

“文化主体性”,这一“文化生命体”才完成了文化的自我拯救,并开创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的创建之路。

(三)文化生命体的生命活动是文明形态的演进

任何一种“文明形态”都不是抽象的存在,而是要具体地依托于某一“文化生命体”。

古印度文明形态依托于古印度文化生命体,古希腊文明形态依托于古希腊文化生命体,中

华文明依托于中华民族文化生命体。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文明形态的演进本质上是人类

社会形态的演进,一种文明形态要依托于某一“社会形态”,因此,奴隶文明形态依托于奴

隶社会形态,封建文明形态依托于封建社会形态,资本主义文明形态依托于资本主义社会

形态,而共产主义文明形态依托于共产主义社会形态。

当我们探讨建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等重大历史哲学和文化哲

学问题的时候,首先要对“文明”所依托的“文化生命体”加以反思,因为,任何一种文明及

其文明形态都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依托于某一“文化生命体”而产生的。实际上,“文明

形态”本质上是“文化生命体”的生命活动的产物,无论是哪一种文明形态,都是由他的“文

化生命体”产生出来的。比如,中华民族近代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捍卫了中华民

族的文化主体性,捍卫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生命体。而这一文化生命体基于“自我免疫”的

生命活动结果便是开创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这个意义上,对“文化生命体”的反思

构成了理解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前提。

中华民族作为文化生命体,自近代开始完成了从古代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型,即完成

了中华民族文明形态的现代转型。所以能够产生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形态,乃是因为中华

民族文化生命体在近代以来完成了一次“新的文化生命体”创生。生命活动的哲学表达集

中体现在辩证法中的“扬弃”概念。“生命”活动在生物学意义上一般被概括为“新陈代谢”

3

的活动,而在哲学中的表达就是“扬弃”。比如,一粒种子生长成植物,这一生命过程就是

扬弃过程,即植物是对种子的扬弃,一方面植物不再是原来的种子,另一方面植物恰好是

种子的实现。这一生命辩证法在理解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古代文明之间的关系方面同样

有效。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对中华民族古代文明的延续,这其中蕴含的生命逻辑就是辩

证法的扬弃原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一方面继承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同时也超越

了中华民族古代文明的局限性。而文化生命体在实现其自身的生命赓续的基础上,其结

果就是由它所决定的文明形态的更替,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便是由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新的

文化生命体”塑造而成的。

正是基于上述“扬弃”的生命辩证法原理,“新的文化生命体”的文化要素包括马克思

主义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及近代以来形成的社会主义革命文化、改革开放以来形成

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等,这些文化要素从根本上来自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因此,可以从“两个结合”的角度进

一步探讨“新的文化生命体”的内涵和特质。“新的文化生命体”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

设中、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实践中建成的,因而这一“新的文化生命体”的内在灵魂便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这一文化生命体的核心价值基础。同

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理论和文化共同决定了“新的生命体”的根本性质。

二、“两个结合”是新的文化生命体的“生命之源”

新的文化生命体的诞生原理是什么,这一新的文化生命体的“生命之源”是什么? 这

既是对新的文化生命体的文化元素的溯源,同时也是方法论溯源。马克思主义“魂脉”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及其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基础上形成了“两个结合”,构

成了新的文化生命体的“生命之源”。

(一)“两个结合”为新的文化生命体提供的文化“根脉”和“魂脉”

一个文化生命体必然包含其独特的文化基因,这一独特的文化基因才使得该文化生

命体区别于其他文化生命体。当我们考察一个文化生命体的根本性质和特征的时候,首

先要追溯该文化生命体的文化基因。近代以来所成就的“新的文化生命体”,是在马克思

主义传入到中国后,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概

括的“根脉”和“魂脉”。“两个结合”牢牢确立了中华民族新的文化生命体的根本性质和独

特内涵。其中,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民族新的文化生命体的“魂脉”,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则

构成了中华民族新的文化生命体的“根脉”。正是在“两个结合”的历史性实践中诞生了中

华民族新的文化生命体。在这个意义上,“两个结合”是新的文化生命体的“生命之源”。

“第一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里的“中国实际”包

括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具体实际,包括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包括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

设的具体实际,包括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

断与这些“具体实际”相结合,进而为中华民族新的文化生命体注入了“魂脉”。马克思主

义的根本宗旨是实现共产主义,实现人类的自由和解放。因此,马克思主义所开创的文明

形态由此具有了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性质。中华民族新的文化生命体在马克思主义“魂

脉”的指导下,首先推翻了西方资本主义的殖民统治,为新的文化生命体奠定了社会主义

的根本性质。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价值理念、基本原理便构成了中华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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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文化生命体的基因,决定了该文化生命体的根本性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所以能

够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一方面是由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性质决定的,但另一方面,也是

由中国的具体实际所决定的,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性质与中国具体实际的文化性

质是高度契合的,甚至两者原本就是同一种性质的社会实践,即“反帝”的文化价值导向来

源于马克思主义,而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命运直接以“反帝”作为自己救亡图存的生存道

路,因而两者直接融为一体,诞生了中华民族新的文化生命体。

“第二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正如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的:“没有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3]315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

普遍的真理,但这一普遍真理在运用到每个国家和民族的时候,必须要与本民族的历史文

化结合起来,因而不是文化霸权的“移植”,而是与本民族历史文化的高度契合。因此,国

际共产主义运动是普遍的真理,但落实在每个民族国家的时候却具有了特殊情况。关于

这一点,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序言中指出:“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

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4]5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文化主体性的

根基,因此构成了中华民族新的文化生命体的“根脉”。离开这一“根脉”,就必然导致文明

的中断。中华民族新的文明体所以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文化生命体,归根结底是由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根脉”所决定的。

伴随着文化生命体在“救亡图存”中的“自我免疫”,特别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传入到

中国,为这一文化主体性的“自我免疫”注入了“魂脉”,它不仅决定了中华民族新的文化生

命体的根本性质,而且这一“魂脉”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从此这一文化生命

体便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互动中发生着深刻的“化学

反应”,进而诞生了新的文化生命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两个结合”构成了中华民族近

代以来新的文化生命体的“生命之源”。

(二)“两个结合”作为“化学反应”的文化生命内涵

在讨论文化和文明的创新发展过程中,总是要和生物学的生命活动相比较。把自然

规律和社会历史规律在比较中加以理解的做法,是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经常采用的方法,

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理解社会历史规律的时候,也总是与自然规律相比较一样。生命

活动作为生物学的规律,是基于“化学反应”而完成的。“化学反应”和“物理变化”的区别

在于,物理变化不生成新物质,而化学变化则生成新物质。但是,尽管化学反应生成了新

物质,但在基本化学元素方面却没有发生变化,比如金刚石和石墨尽管两种物质不同,但

它们的基本化学元素却是相同的。生命活动的规律就是能够生成新物质的“化学反应”而

非“物理变化”。比如,在消化食物方面,牙齿对食物的咀嚼是食物的“物理变化”,但食物

的营养在胃肠中被吸收则是在“化学反应”中完成的,在这个意义上,化学反应是生命活动

的自然规律。

在理解“两个结合”这一问题时,最为关键的是如何理解“结合”。一般来说,“结合”是

指把两个东西联结在一起。但是,这样的理解往往把“结合”理解为外在的拼接,因而“结

合”这一概念的最直观的内涵是“物理变化”。如果按照“物理变化”的思维方式理解“结

合”,那么“结合”就只是外在的拼盘,并且没有生成新的事物。所以,必须在“化学反应”的

意义上理解“结合”的内涵。这种“结合”如果用形式逻辑表示就是,A 和 B结合在一起的

结果是生成 C,但是这 C并不是简单的 A+B,而是 A 和 B彼此把对方作为自己的对方,

而把对方转变成了自己,这一扬弃了对方的自己,也不再是原来的自己,而是生成为新的

5

自己,从而完成了新的生命体。这样,C就是被B扬弃了的 A,同时也是被 A 扬弃了的B。

可见,作为“化学反应”的“结合”概念,本质上是一个辩证法的概念。

这一辩证法原理在新的文化生命体建构中,其内涵如下:一方面,近代中国由于西方

殖民文化入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A)遇到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冲击,使这种文化失去

了现实的土壤。而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以“救亡图存”的民族精神在顽强地“自我免

疫”;另一方面,源自于西欧的马克思主义(B)在传入到被马克思称为“东方社会”的中国

后,马克思主义如果不是抽象的普遍性真理,就必然要与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相结

合,才能落地生根。正是在这一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两者相结合发生了化学反应,其生成

的第一个新文化生命体的形态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C)。所以,所谓“新民主主义革

命文化”,是被马克思主义所激活了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被 B扬弃了的 A),同时也是被

赋予了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具体实际特征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被 A 扬弃了的 B)。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只有从新的文化生命体,才能反过来理解“两个结合”的深刻意义。

(三)“两个结合”拓展了新的文化生命体的生存道路

新的文化生命体是由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创造的,因为被赋予了马克思主义“魂脉”,

这一文化生命体因此被定性为社会主义文化生命体,而不是别的什么文化生命体。又因

为这一文化生命体是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根脉”上自我生长出来,因而被赋予了独

特的内涵,即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生命体。在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化和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基础上,诞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此后,新的文化生命体又具体地

落实在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道路当中,从而拓展了新的文化生命体的更加广阔的生存

道路。

中国式现代化为新的文化生命体敞开了更加广阔的生存道路。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来,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阶段,这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把

新的文化生命体带入了更加广阔的文化视野,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国

式现代化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关键在于文化的差异。中国式现代化坚持社会主义文化

的根本性质,结合中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实际,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其

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成了新的文化生命体的内在价值基础。实际上,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本身就是新的文化生命体的精神内核,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可以说,“两个结合”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再一次完

成了“A+B=C”的“化学反应”,这一反应的结果便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确立。

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增强新的文化生命体的文化创造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总结了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历史经验,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文化建

设的命题,是对新的文化生命体的理论自觉,并且提出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大主

张。提出了创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哲学社会科学,创建中国自主的知

识体系等文化建设使命,这些充分彰显了新的文化生命体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

设中所发挥的精神力量。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基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新的文化生命

体,不仅成为“中华民族”文明进步的基础,也是世界历史上人类文化发展的重大成就。

三、“新的文化生命体”的世界历史定向

在对中华民族新的文化生命体的探索中,不可忽略的一个重要维度就是它所置身其

6

中的“世界历史”视野。自中国近代以来,中国以殖民地的方式被卷入到世界资本体系当

中。此前,中华民族作为黑格尔意义上的“东方世界”,是处在闭关自守的封闭世界,因而

是一个独立的文明体。然而,在西方殖民入侵后,中华民族进入到了马克思意义上的“历

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局面,因此,中华民族近代以来诞生的新的文化生命体,从一开

始便置身于世界历史进程,亦即马克思所开创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洪流之中,这构成了

新的文化生命体的世界历史定向。

(一)新的文化生命体引领“人类文明新形态”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创造了人类文明新

形态”[5]483。这里所谓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包含两重含义。其一,中华民族近代以来诞

生的新的文化生命体,是人类文明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这一新的文化生命体不仅是

“中华民族”的,而且是“世界历史”的。其二,基于马克思主义“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根脉”的新的文化生命体,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特殊的文明形态,同时也是以人类的自由和

解放为目的的“普遍的文明形态”。其中后者更加具有世界历史意义。也就是说,中华民

族新的文化生命体及其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不仅是“中华民族”进入现代世界的起点,

同时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背景下,成为人类自由解放事业的“世界历史”环节。因此,

“普遍的文明形态”是理解“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逻辑前提。如果不是作为“普遍的文明形

态”而存在,而仅仅是“特殊的文明形态”,至多是在文化人类学意义上丰富了人类多元文

化,而不会在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的意义上对于推进人类文明进步有所贡献。

这里,我们必须进一步探讨“新的文化生命体—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形态—人类文明新

形态”这一三重逻辑结构。上述三者的关系显然是从具体到抽象的关系。一方面,新的文

化生命体是文化创造的“主体”,任何一种文明形态都必须由某一文化创造主体所创造,而

不能凭空产生。所以,新的文化生命体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形态的创造主体。也就是说,

中华民族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形态”的创造主体,当然,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

先锋队,同时作为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带领中国人民在新的文化生命体及其中华民族现代

文明形态的创造中发挥了领导作用,因而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形态的创造主体。另一方

面,由于中华民族新的文化生命体被赋予了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形态

也是社会主义文明形态。又因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致力于探索超越资本主义文

明的新的文明形态,因而使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形态同时获得了“普遍的文明形态”的世界

历史定向。可见,上述三重逻辑结构使新的文化生命体获得了它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基

本定向。

(二)新的文化生命体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全人类共同价值”[6]15,即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

任何一个文化生命体都必然有其基本的价值导向,“文化”本身就是一种价值。而且,文化

生命体所蕴含的价值导向决定了该文化生命体的根本性质。而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各个民

族国家共同遵守的基本的价值规范,这些价值规范不是某一个民族“主观的爱好”,而是

“客观的权利”。因为,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具有普遍性的价值,任何一个民族国家都要把全

人类共同价值作为自己民族国家和其他民族国家交往的价值基础。正因为有了这些普遍

的价值基础,才能保证每个民族国家之间避免冲突,进而为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基

础。否则,如果某一个民族放弃了全人类共同价值,把自己民族国家的利益凌驾于其他民

族国家之上,就会出现冲突,这显然无法保证人类的和平发展,甚至无法保证人类的永久

7

生存。

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每一个范畴都彰显了一种“文化”,中华民族新的文化生命体在践

行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基础上,坚持民族国家之间不论大小一律平等,坚持多元主义而反对

强权政治,倡导在国际关系中的民主化,构建民主的国际关系新秩序。“世界命运应该由

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

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7]564。在文化方面,坚持每个民族国家文化多样性,尊重每个民族

国家自己的发展道路,积极推进文明交流互鉴,吸收一切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中华民族

新的生命体继承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特征,反对所谓的“西方中心论”和“文明冲突论”。

在经济领域积极推进新型全球化,倡导各个民族国家之间互利共赢。这些充分彰显了新

的文化生命体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坚守。

正因为新的文化生命体把全人类共同价值作为自己的实践行动法则,因此也使新的

文化生命体承担着世界历史意义。全人类共同价值是21世纪世界历史的价值导向,面临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由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主导的世界历史进程遇到了其固有的困境,以至

于出现了经济危机、金融危机、生态危机、全球化危机等各种不安全因素。正是在这一背

景下,中华民族新的文化生命体自觉地承担起世界历史意义,在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基

础上,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自己的使命,科学回答了“时代之问”和“世界之

问”。

(三)新的文化生命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这一重大命题构成了21世

纪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核心命题。“宇宙只有一个地球,人类共有一个家园。”[7]562

人类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而人类应该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者,即“共同努力把人类前

途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5]251。这是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在今天的创新和发展。众所

周知,马克思与其他哲学家的区别在于,马克思关心人类的命运,并且认为人类有能力通

过自己的努力掌控自己的命运。他批评以往的哲学家们只知道“解释世界”而不知道“改

变世界”,因此马克思怀着“改变世界”的情怀,探讨人类自己的命运,提出了人类通往共产

主义自由王国的科学理论。

新的文化生命体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自己的世界历史定向,这是中国对“世界

向何处去”这一重大历史哲学问题提供的中国方案。这一新的文化生命体作为推动世界

历史进程的主体,把改变人类的命运作为自己的使命,因而使其具有了世界历史意义。特

别是在科学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心转移到中国后,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在新的文化生命

体中上升到了人类性的高度,成为世界历史进程的主体性力量。正如黑格尔指出的:“民

族精神便是在这种特性的限度内,具体地体现出来,表示它的意识和意志的每一方面———

它整个的现实。民族的宗教、民族的政体、民族的伦理、民族的立法、民族的风俗,甚至民

族的科学、艺术和机械的技术,都具有民族精神的标记。”[8]64在新的文化生命体中,中华

民族精神一方面具有民族特征,另一方面它已经不仅仅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力量,而且通

过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获得了“世界历史”的主体性力量。

习近平文化思想中提出“新的文化生命体”这一重大原创性概念,不仅对于建设中华

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而且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的意义上,中华

民族新的文化生命体具有了世界历史意义。这一新的文化生命体对于引领人类文明新形

态,对于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以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都发挥着它在世界历史进程

8

中的主体性力量,这构成了中华民族新的文化生命体所具有的深刻内涵和历史使命。

[参 考 文 献]

[1]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2] 黑格尔.小逻辑[J].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3]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 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6] 习近平.习近平在联合国成立70周年系列峰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7] 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8] 黑格尔.历史哲学[M].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Marx’sTheoryofWorldHistoryandtheConstructionofa

UnifiedNewCulture

WUHong-zheng

(SchoolofMarxism,JilinUniversity,Changchun130012,China)

Abstract:“aunifiednewculture”isputforwardasaoriginalandsignificantconceptinXiJinping

ThoughtonCulture,basedonwhichthemissionofbuildingmoderncivilizationoftheChinesenation

isproposed.ThebirthofaunifiednewcultureisareflectionoftheselfimmunityoftheChinese

culturalsubjectivityaftertheWesterncolonialinvasioninmodernChina.The“soul”ofMarxismand

the“root”offinetraditionalChineseculture,aswellastheir “twocombinations”formedinthe

practiceofrevolution,construction,andreform,serveasthe “sourceoflife”ofaunifiednew

culture.Fromtheperspectiveof Marx’stheoryofworldhistory,thenew unifiedcultureofthe

Chinesenationextendstotheculturallifeof “worldhistory”.Ithasobtaineditsworldhistorical

orientationbyleadingthenewform ofhumancivilization,enhancingthecommonvaluesofall

mankind,andpromotingthebuildingofacommunitywithasharedfutureformankind.

Keywords:Marx’stheoryofworldhistory;aunifiednewculture;anewformofcivilization;“two

combinations”

[责任编辑 赵立庆]

9

第60卷 第3期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Vol.60 No.3

2024年5月 JournalofGuangxiNormalUniversity(PhilosophyandSocialSciencesEdition) May,2024

doi:10.16088/ji.ssn.1001-6597.2024.03.002

[收稿日期]2024-03-0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历史哲学思想”(23BKS020)

[作者简介]付文军(1986—),男,土家族,湖北巴东人,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创

新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资本论》及其手稿。

“资本创造文化”论题的学理阐释

付文军

(浙江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杭州 310058)

[摘 要]马克思围绕文化论题的着墨虽然不是很多,却在文化批判史上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在唯物史观的语境中,马克思不仅准确揭示了文化的现实基础、实践内核及生成论特质,还科学地展示了

文化范畴中蕴含着的物质和观念、动态和静态的辩证结构。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过程中,马克思创造性地

提出了“资本创造文化”这一论题。在资本主义时代,资本按照自己的面貌和增殖的要求创造了相应的文

化。这种文化实质上就是一种增殖型文化或牟利型文化,具体表现为崇尚物质至上的世俗文化、追求同质

齐一的机械文化、强调个人利己的功利文化和吹捧形式正义的伪善文化等基本类型。“资本创造文化”是

对资本在文化创造过程中的主导性作用、文化从属于资本这一社会事实的学理性指认。马克思对于“资本

创造文化”的分析,实际上是一种服务于社会历史发展状况的文化批判。马克思的文化之思持久而深刻地

影响了世界文明进程,对于推进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人类文明新形态有着重大的启发性意义。

[关键词]《资本论》及其手稿;文化批判;资本逻辑;社会历史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597(2024)03-0010-10

文化是一个人所共知却又纷繁复杂的范畴,“在描述日常生活中最基本的细节时不用

‘文化’这个词似乎是件不可能的事”[1]1。然而,人们对于文化的理解却呈现出较大差异,

不同的学者和不同的专业对于文化的诠释并不尽然相同。自泰勒的《原始文化》一书出版

以来,“文化这个概念大约有160多种定义,有的学者甚至认为有300多种定义”[2]。文化

及其问题就是在这种复杂性的语境中而被道出。在对文化的考察史上,一代代学人都留

下了浓重的痕迹。马克思虽未专就文化论题展开研究,也并未集中地阐述他的文化思想,

但他依旧是一位无法忽略的重量级人物。之所以如此断言,一方面是因为马克思为世人

考察文化及其问题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即以唯物史观为方法论原则透彻解析了文化的

本质及其根基问题。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马克思聚焦于资本主义这一特定的生产方式,并

展开了对资本主义文化的历史性理解和实质性批判。究其实,马克思始终是将文化嵌入

社会历史进程加以综合考察的,他关于文化论题的深刻哲思隐藏在他对于社会历史问题

的理论解构和实践体悟之中。

10

一、文化范畴的理解:语境与内核

纵使马克思并未出版一部类似“文化论”的专著,甚至未围绕“文化”这一主题展开集

中研讨,但这些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最大弱点在于没有文化理论”[3]354的有力

证据。纵观马克思的经典文本及其关于文化的思考,可以发现:一是马克思对于“文化”的

论述确实较少①,并且在提及文化这一范畴的时候也多是将其视为一个人所共知的基本

概念加以使用;二是马克思对于文化及其问题的考量是一种辩证式的总体性省察,这就决

定了他既不赞同将文化视为天赐(或神启)之物的观点,也不认可对文化现象进行实证主

义演绎的做法。鉴于此,准确而深刻地把握马克思关于文化的理解就需要回到唯物史观

的语境中去。

马克思准确揭示了文化的现实基础和实践内核。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而言,文化就是

人化。文化始终是与人密切相联的,“人们谈人可以不谈文化,但是,只要谈文化就必须谈

人”[4]90。换言之,文化是人特有的精神标识,“有人的存在,才有文化的根基,才有文化的

意义”[5]9。在马克思的文本中,他虽未明确地界定文化这一特定精神标识,但他探讨问题

的方式和考察对象的视角对于世人把握文化的内涵与本质有着极为重要的帮助。《关于

费尔巴哈的提纲》在指明旧哲学缺陷的同时,其实也昭示着马克思把握“对象、现实、感性”

的操作程式,即从“感性的人的活动”(或实践)去深入理解所要考究的对象及其问题,如此

方能全面地捕捉到“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及其“能动的方面”[6]499。《德意志意识形态》

不仅确立了研究的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

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6]519,还明确了个人

生命表现与生产内容、生产方式之间的直接关联———“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命,他们自

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

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6]520。按照这一思路,我们可以对文化进行总体式的理解:文

化就是现实的物质生产(或感性对象性活动)的结果。不同的物质生产活动孕育了不同的

文化,竞技体育孕育了体育文化、制茶品茶活动诞生了茶文化、农业活动催生了农耕文化、

机械大工业推动了工业文化、戏剧活动产生了戏剧文化、经商活动促成了商业文化。有什

么样的人类活动,就会有与之相关的文化类型或文化种类。按照唯物史观的方法论指导,

马克思突破了观念论将文化神秘化的窠臼。在《关于新闻出版自由和公布省等级会议辩

论情况的辩论》中,马克思确证了文化就是物质斗争和精神斗争的“粗糙物质形式观念

化”[7]179的结果。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更是将“作为社会的劳动”视作“财富和文

化的源泉”[8]430。这些零散的论述足以表明马克思已然探掘到了文化的现实根基并充分

认识到了文化的实践本质。“文化作为人的本质的对象化活动,其对象是物质世界和精神

世界,对象化的方式是实践,对象化的过程是生产劳动,其对象化的成果是物质文明和精

神文明”[9]31。

马克思理据充分地确认了文化的生成论特质。“唯物史观确证了世界历史现实生成

11

① 黄力之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全50卷)为蓝本,以“文化”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发现:七卷零状态

(14%),三十四卷有1-5处(68%),七卷有6-9处(14%),两卷有13-15处(4%),零状态与极少量状态占82%(参见

黄力之:《马克思主义与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4-65页)。

和演进的客观性与实践性意蕴”[10],作为特定社会历史现象的文化不仅是实践的产物,还

在实践过程中不断生成、完善和发展。在唯物史观的架构中,文化是根植于一定经济基础

的存在,它是上层建筑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序言中

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论述对于我们把握文化的社会历史形式有重要的启发,“这

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

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

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11]412。无论是观念性的文化现象,还是物质性的文化实体,

它们全然受到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的制约。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特殊性和差异也就直接

决定了文化的类型及其差异,“手推磨”所催生的文化和“蒸汽磨”所代表的文化之间的差

异就在于生产方式的不同。生产方式的不断改进,也就直接决定了文化或文明的不断进

步。或者说,“经济结构”制约着“社会的文化发展”[8]435。原始文化、奴隶文化、封建文化、

资本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共产主义文化)的演进过程就是文化生成的直接明证。需

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文化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由野蛮到文明的进阶之路中,生产

力的发展是最为关键的因素之一。正是因为生产力不够发达,人们活动范围和空间不足、

感性对象性活动的能力受制,文化的表现形式也自然大大受限。这也是原始文化、奴隶文

化和封建文化远不如资本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繁盛的根本原因。我们进入到任何一

个博物馆,只要沿着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蒸汽时代、电力时代到智能时代这一

时间线行进参观,就可以明显感受到各个时代背后的文化元素、文化表现形式等呈现为一

个不断演进、不断丰富的过程。在现实社会和历史中,文化并不是干瘪的字眼或抽象的存

在,而是凝结了各个时代的精华的存在。文化就此表现为一种与人的实践活动密切相联

的绵延性存在,这种绵延并不是个别的重复或简单环节的复位,它具有一种始终朝向高级

形态的发展态势或趋势。

马克思还辩证地展示了文化的基本存在形式。文化通常被视为人们在实践活动中获

得的物质与精神生产能力、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这种“总体性”的界定其实就是一种辩

证认知。马克思对于文化的诸多论述就是沿用了这种“总体性”的认知,以此粗线条地勾

勒了文化的辩证存在形式。一方面,文化是物质实体和观念形式的统一。在论及文化的

时候,不仅钱塘江大桥、京杭大运河、万里长城、埃及金字塔和各式博物馆等实体性存在会

立即投射到人们头脑中,而且一系列风土人情、人文关怀、传统习俗、宗教信仰、伦理道德、

社会规范、神话传说和审美取向等也会纳入到文化的讨论范围之中。作为观念集合或精

神集中表现的文化,需要一定的物质载体而彰显自身,物质文化就在这种格局中得以成

型。马克思在讨论文化的时候也自然地将“科学”“艺术”和“社交方式”[8]258等纳入其中。

另一方面,文化是动态过程和静态形式的统一。文化(Kultur)的本意是指农耕及其对植

物的培育(后引申为对人的身体和精神两方面的培育),文化行为及其产品就要履行“培

育”工作。从这个层面来说,文化就是一种动态的活动,传道、授业、解惑和培训等就在此

列。也正是这种动态的形式,才见证了文化会随着社会历史的演变而不断变化。动态的

文化活动必然也会产生相应的结果,“四书五经”、文学名著、制度规范和法令行文等都是

文化活动的结晶,也是以静态形式留存于世的文化产品。当然,文化的物质形式和观念形

式、动态过程和静态形式的区分并不是绝对的,即“它们之间的区别只具有相对性的意义,

不具有绝对的性质”[12]。

12

二、“资本创造文化”批判:文化对资本的从属及其后果

马克思除了为文化的阐释和理解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外,还对资本主义生

产方式下的文化现象进行了微观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经确立,就要“按照自己的面

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13]36。更为具体地说,资本主义就是按照资本的要求和意旨创

设出的一个新世界,整个世界的一棱一角都要彻头彻尾地服务于资本增殖。资本主义时

代就此掀起了一场全面而深刻的社会历史变革,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一切领域都深受

资本的改造。在经济领域,资本要按照牟利最大化的原则安排经济活动;在政治领域,资

本要扶植自己的代理人维护既有的增殖体系;在生态领域,资本也要按照大量攫取、大量

消耗和大量产生的规则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社会领域,整个社会到处都流露着资本的

痕迹;在文化领域,资本也必须创造与之匹配或适应的文化体制和文化形态。也正因此,

马克思极富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关于文化和资本的经典命题———“资本创造文化”[14]221。

一般说来,文化创造的主体应该是人。“资本创造文化”这一命题貌似改写了人们的

常规认知,资本在文化创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得以彰显,其实,马克思的这一经典论断并

不违背常识。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语境中,马克思已经明确了他所探讨的人“只是经济范

畴的人格化”和“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15]10,人们在经济交往活动中扮演的角

色或获得的身份“不过是经济关系的人格化”[15]104。在此意义上,资本主义时代的主体都

需要直接或间接地以经济范畴来命名,资本家不过是“人格化的资本”[15]269,工人则是“人

格化的劳动时间”[15]281。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资本要行使自己的意志或践行自己的

思想,就要找到自己的代言人———资本家。资本家作为资本的忠实代表,“或作为人格化

的、有意志和意识的资本”[15]178而行使着各自的职能。由是观之,“资本创造文化”这一经

典论断可以更加精细地表述为:资本的人格化代表(资本家)创造文化。这一表述虽然精

细却未必十分精准,因为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揭示了人民群众创造了丰富的精神文化及

其产品,“资本家创造文化”这一论断在一定程度上夸大了资本家群体在创造文化过程中

的主导作用,这显然极大地弱化了底层的工人群体在文化创造和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按照唯物史观的方法论原则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本思路,“资本创造文化”这一经典论

断的合理扩展和理性延伸的表达应该为:社会主体按照资本增殖的要求和逻辑创造了适

应资本时代发展要求的文化。此外,我们还必须结合《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资

本创造文化”的原初语境来审视上述扩展性解读的合法性。在“资本一般”章中,马克思论

证了“资本创造文化”的因果逻辑,即“剩余劳动一方面是社会的自由时间的基础,从而另

一方面是整个社会发展和全部文化的物质基础。正是因为资本强迫社会的相当一部分人

从事这种超过他们的直接的必不可少的需要的劳动,所以资本创造文化,执行一定的历史

的社会的职能”[14]220-221。马克思在这里既强调了剩余劳动对于自由时间和文化发展的

基础性关系,又明确了剩余劳动的出现导致一部分人获得闲暇而从事文化创造的相关工

作。这一切都是工业革命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之后的社会影响。恩格斯在《论住宅

问题》中确证了这一观点并给出了详细的解释,“正是由于这种工业革命,人的劳动生产力

才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以致在人类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创造了这样的可能性:在所有的

人实行明智分工的条件下,不仅生产的东西可以满足全体社会成员丰裕的消费和造成充

足的储备,而且使每个人都有充分的闲暇时间去获得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科学、艺

13

术、社交方式等等———中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并且不仅是去获得,而且还要把这一切

从统治阶级的独占品变成全社会的共同财富并加以进一步发展”[8]258。在政治经济学批

判的语境中,文化创造自始至终都与资本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整个文化创造和传承自始

至终都要服从于资本及其逻辑,资本主义也极大地推进了文化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程。

资本按照自己的面貌和要求创造的文化实质上就是一种增殖型文化或牟利型文化。

资本所到之处,将一切都招至麾下供其役使。“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动机和决定目的,是

资本尽可能多地自行增殖……也就是尽可能多地生产剩余价值,因而也就是资本家尽可

能多地剥削劳动力”[15]384。在整个生产生活领域,资本创造的文化也自然地要服务于它

“增殖自身”或“创造剩余价值”的“生活本能”[15]269。正是在资本增殖逻辑的统摄之下,文

化的崇高性、思想的深刻性和尊长关系的神圣性等都逐渐消解,取而代之的是“赤裸裸的

利害关系”“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和“纯粹的金钱关系”[13]34。无论是资本家对于工人

的培训、教育,还是在全社会宣扬、灌输的文化理念,都无疑是有助于资本增殖的。在现实

社会里,资本创造的增殖型文化又具体表现为物质至上的世俗文化、同质齐一的机械文

化、个人利己的功利文化和形式正义的伪善文化等基本类型。

一是物质至上的世俗文化。资本主义时代就是一个物质世界不断增殖的世界,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大大推进了物质生产,大批量的商品、货币和资本纷纷盘踞人们生存的各个

领地。资本按照从 G 到 G'(G+ΔG)的轨迹自我运行,其最终目的无非是获得更多量的

物。在这一数量增长逻辑的支配之下,资本家就会对产品表现出另类的垂涎之态,即他们

毫不在意产品的使用价值,更不在意产品的社会效用,他们所唯一在乎的只是这些产品的

交换价值。因为只有交换价值才与社会权力、社会地位等勾连起来,“个人的产品或活动

必须先转化为交换价值的形式,转化为货币,并且个人通过这种物的形式才取得和证明自

己的社会权力”[16]52。如此,便会在社会中形成一种关注产品的交换价值而漠视使用价值

的价值抉择。“文化生产的精神成果必须以外在财富———物质财富的形式,才能得到社会

的充分肯定与实践性的受理”[17]。不仅如此,只有占据更多的物质产品,才能相应占有更

大量的交换价值,也才能够获得更大的话语权和社会地位。这也就必然会在社会中掀起

一股将物质财富的占有、享受作为生存核心的做法,物质至上、物质崇拜的文化风气就此

泛滥开来。坚持物质至上不仅使得文化世俗化,还造就了拜物之风,“人们对物的痴迷与

崇拜导致丧失了本真与自我”[18]。

二是同质齐一的机械文化。资本主义时代的最大特色就在于机械化,机械化的最大

特点就是标准化。机器大工业的程序化操作使得人们的工作方式发生了改变,“一切在机

器上从事的劳动,都要求训练工人从小就学会使自己的动作适应自动机的划一的连续的

运动”[15]484。长期的机械化生产,“个体的特性越来越被消除”,整个劳动过程“也被简化

为一种机械性重复的专门职能”[19]152。机械化生产大大提升了劳动效率,但也造就了齐

一化的生产模式。不仅整个生产过程都按照设定的模式和节奏不断展开,而且生产的产

品也呈现出同质化的趋势,以至于每一件商品都呈现为一种可以复制的产品。这种同质

化或齐一化的机械生产深刻影响了人们的思维,并在精神世界中形成了一种对于这种同

质的机械文化的认可和臣服。不仅如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要求“把教育和生产结合起

来”[6]686或将“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15]557,这就使得机械时代的文化和精神始终

紧密围绕标准化、流程化生产而展开。同质齐一的机械文化广泛散布开来,使得复制的文

化艺术产品得以迅速推广,但也造就了灵韵消解、活力丧失的局面。

14

三是个人利己的功利文化。牟利或获得更多剩余价值是资本存在的意义,资本家也

并不是如它的卫道士所宣扬的那样是普度众生的慈善之辈。以“我死后哪 怕 洪 水 滔

天”[15]311为口号的资本和资本家必然造就一种以利益为核心、以享受私利为目的的文化

样态。这种自利的状况直接而鲜明地表现在劳动力商品的买卖过程中,劳动力商品的售

卖就是一个以“边沁”为原则的过程,劳动力的买者和卖者“双方都只顾自己。使他们连在

一起并发生关系的唯一力量,是他们的利己心,是他 们 的 特 殊 利 益,是 他 们 的 私 人 利

益”[15]204-205。同时,“资本主义经营本质上就是私人经营”[20]272,所有的资本行为都是围

绕私利而展开的。究其实,这种以利己主义为特征的功利文化是私有制的必然产物。私

有制塑造的功利文化也在维护私有制、保卫资本家成果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四是形式正义的伪善文化。资本主义是一种形式正义的制度,这种形式正义制度也

需要在文化或意识形态领域进行合法性的述说。因此,资本主义的理论家都会在全社会

范围内大力宣扬自由、平等、公平和正义等文化理念。众所周知,资本主义的文化理念仅

仅是口头式的虚假宣传,这些文化理念并不具备真正的实质性内容。自由不过是迎合资

本积累的必备要素,资本原始积累需要大量拥有自由而又一无所有的劳动力,资本的运作

也需要自由竞争的环境保障。平等和公平则是为劳动力买卖辩护的说辞,在劳动力商品

的买卖过程中,“劳动力占有者和货币占有者在市场上相遇,彼此作为身份平等的商品占

有者发生关系,所不同的只是一个是买者,一个是卖 者,因 此 双 方 是 在 法 律 上 平 等 的

人”[15]195。此外,资本主义最能体现平等或正义的地方还在于工资制度,工资的发放直接

表明了按劳取酬的分配原则。从表面来看,工资制度是一种平等而正义的制度,它的施行

“对买者是一种特别的幸运,对卖者也决不是不公平”[15]226。在资本体系中,正义的判定

标准就在于它是否“与生产方式相适应”[21]379。纵观资本主义的历史,可以明显察觉这些

正义说辞的伪善面貌,它构筑的是一种虚假的世界观。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

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

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

隶属于这个阶级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

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6]550-551。文化亦是如此,特定

生产方式之下的文化就是特定物质统治关系的观念化表现,就是特定生产关系中占据统

治地位的精神力量。从古至今,“文化是构筑在一定经济和政治基础上的意识形态,并在

文化实践中形成了特有的话语权形式”[22]76。“资本创造文化”充分表明了资本在文化创

造过程中的主导性作用,深刻体现了文化对于资本的从属。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文化

彻头彻尾地受到资本及其逻辑的挟制,使得一切文化活动及其产品都带有资本的影子。

资本不仅为文化的诞生创造诸多有利条件,还加速了文化的传播和流转。更为重要的是,

资本主义还塑造了一套专属于自己的文化生产体系,使得资本和文化交融为一个不可分

割的整体。文化的诸多表现形式迎合并助力于资本增殖(形式上的从属),资本还孕育并

塑造了一种内生于资本体制中的资本文化,使文化从实质上隶属于资本。在此意义上,

“资本创造文化”与文化从属于资本、文化受制于资本所要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

三、文化批判的社会效应:服务历史的文化之思

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文化的批判性考察之所以彻底而科学,关键在于他抓住了文化

15

活动运行的关键制约因素———资本。就此而论,对于资本的把握程度决定着文化认知的

深度。马克思在资本与文化的共谋与互动中透彻分析了社会文化现象的本质及其问题症

结,并在破解资本逻辑的思考中展现了文化发展的可行之途。马克思的文化之思就是一

种关于文化的辩证审视,就是一种深刻的文化批判。马克思文化批判的逻辑与思路充分

体现了文化批判与资本批判的密切关联,文化批判实际就是内属于资本批判的一条“隐

线”。不仅如此,马克思的文化批判与“改变世界”的哲学抱负紧密相联,它是要服务于社

会历史发展状况的批判性反思。

资本创造的文化适应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要求,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和人类文明的进程。按照资本增殖要求塑造的文化,对于自由、平等等文明要素的强调,

在社会中形成了一股打破思想禁锢的精神力量。面对严苛的人身依附、土地制度和行会

规则,人们并不安于现状,而是要积极谋求脱困之法。资本对于利益的赤裸追求,不仅激

发着人们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和个性,以不断满足自身的致富欲,还使人们逐渐打破狭隘

的地域限制和分工限制并“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

建立联系”[13]35。在具体的生产过程中,工作日制度、工资制度、市场规则等“无声的强

制”[15]846取代了鞭打、烙印等酷刑,精巧而文明的剥削手法被广泛应用开来。这相对于奴

隶时代和封建时代来说,已然是巨大的进步和文明的表征。可以说,资本创造的文化对社

会生产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在这种文化的引领下,人类文明得以大大推进。然而,

资本创造的文化本质就是一种私有文化,它的初衷只是服务于资本家的私利型文化(或私

家文化)。资本创造的文化通过对广大工人群体的教化和规训而使其自觉地服从于资本

生产的流程,使得广大工人的生产活动逐渐失去创造性,工人群体精神的丰富性维度也就

逐渐退化以至被掏空。资本创造的文化对于工人这一弱势群体来说并不是福音,反而是

灾难。在这种文化的熏陶和教化之下,工人阶级在长期的压迫和剥削中逐渐丧失掉了应

有的反抗意识而陷入麻木的境地。私利型文化对于资本家来说,则助长了他们骄奢淫逸、

安于享乐的气焰。

在对“资本创造文化”的辩证审视中,马克思也明确了未来社会的发展需要借文化之

力来推动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马克思关于文化的批判性反思为我们通达理想的自

由个性阶段提供了至少三条启示:一是文化是根植于一定经济基础的存在,它受到特定物

质生产方式的制约,对于文化及其问题的彻底反思就要深入到物质生产方式中去。对于

资本主义文化的批判,就理所当然地要回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加以充分考察,尤其是要

以资本批判为抓手来实质性地解答文化问题。资本主义生产的“唯一祸害”就是“资本本

身”[15]649,资本主义文化问题的根源亦在资本本身。只有明确了资本及其生产方式对于

文化的决定性影响,才能准确抓住文化问题的症结所在。在文化和经济的双向互动中,我

们应积极探讨化解文化问题的出路并谋划文化的发展前景。二是自由时间的获得是文化

得以持续进步的重要构件。文化的创造、发展和繁荣是需要时间的(尤其需要大量的自由

时间),“工作日的缩短”[21]929必然会使得自由时间得以延长,这就会“为全体[社会成员]

本身的发展腾出时间”[16]199,继而充分激发人们在文化活动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

性,为人类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做出实质性贡献。三是“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自觉意识和精

神素养,为社会变革与发展提供基本动力和价值立场”[22]77。文化异化的消除、自由个性

的达至并非自然而然的结果,而是需要无产阶级通过推翻私有制的革命实践来促成的。

作为革命家的马克思始终将“斗争”内化为自身的生命要素,并提醒无产阶级要勇于承担

16

革命的历史责任,以便在革命和实践过程中“进行充分的文化创造和文化享受”并“实现文

化和精神的内在复归及其向人的本质与自由全面发展诉求的还原”[22]78。

在马克思的视域中,文化批判是人类解放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实质而根本

的意义上说,马克思文化批判是“为历史服务”[6]4的深刻思考。这种思考既根源于马克思

生活的时代,又超越那个时代。马克思的文化之思广泛、持久而深刻地影响了世界文明进

程,对于新时代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人类文明新形态有着重大的启发性意义。

其一,新时代依旧要秉持马克思的批判精神,辩证审视一切文化现象。在给阿尔诺

德·卢格的信笺中,马克思直言自己的工作就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23]7。

马克思的批判是历史性的批判和实质性的批判,“这种批判既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也不

怕同现有各种势力发生冲突”[23]7。批判精神是“马克思主义最可贵的精神品质”[24]341,也

是马克思留给后世洞察实事的重要法宝。在新时代的文化建设过程中,我们也必须继续

秉承马克思这种科学的批判精神,以此推动文化的繁荣发展。我们既要立足社会主义文

化强国建设的实践,正视我们在文化建设过程中暴露出的诸多问题,在对这些问题的批判

性分析中妥善寻求化解方案;同时,我们还要对新自由主义文化及其现象保持警惕,防止

西方的意识形态侵扰和文化干涉,坚决抵制“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的做法,及

时而准确地识别西方文化的“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

化”[25]的套路。以辩证的态度审视一切文化现象及其实践,有分析、有鉴别、有选择地推

进新时代的文化发展。

其二,新时代要持续推动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为文化大繁荣奠定基础。文化映现的是

“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类的物质和精神力量所达到的程度、方式与成果”[22]75,它是根植于一

定经济基础的特殊存在。历史和实践早已证明,文化的发展与繁荣都需要有坚实的经济

基础作为保障。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建设过程中,经济建设依旧是新时代社会发展的

关键环节,“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

力”[26]依旧是现代化建设的核心任务。坚实的经济基础是社会主义文化有充分自信的底

气,也是社会主义文化话语权和影响力逐渐增大的关键。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是社会主

义事业中的一体化议题,它们都是社会主义建设不可偏废的两个重要方面。在新时代,我

们需要重视资本问题,“依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27]30,以“促进各类资本良性发展、

共同发展,发挥其发展生产力、创造社会财富、增进人民福祉的作用”[28]219。在经济夯实

的基础上助力文化繁荣,在文化繁荣的过程中助力经济腾飞,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

设就是在经济和文化的互动中稳步向前的。

其三,新时代要始终坚守文化的人民性立场,不断汇聚文化发展合力。“文化的核心、

灵魂的铸造以及文化方向性的确立,与人的价值立场的性质密切相关”[22]96。唯物史观已

然揭明,“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29]135,“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和“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

文化的“根本立场”和文化繁荣的“动力所在”[28]322。新时代的文化建设就要在社会主义

文化这一大方向下充分贯彻并竭力坚守人民立场,既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建设导

向,又要将人民是否满意、是否受惠作为检验文化成绩的标准。只有心系人民的文化才是

人民喜闻乐见的文化,才是深受人民支持的文化。社会主义文化之所以能够取得辉煌的

成绩并展现出旺盛的生命活力,其关键就在于这种文化受到了全体人民的认可和支持,全

体中华儿女“都成为传播中华美德、中华文化的主体”[30]161。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建设过程中,全体人民汇聚起文化建设的磅礴之力,共同助力社会主义文化“立得住、行得

17

远”并充分激发了文化的“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31]。

其四,新时代要促进传统与现代的交互融合,以凸显文化的世界意义。文化是一个社

会历史范畴,文化的繁荣和文明的推进需要利用、继承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文化遗产。尤

其是对中华文明来说,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优秀的社会理想、治理思想、一统传统、家国

情怀、精神追求、经济伦理、生态理念、哲学思想、思维方法和交往之道等文化要素,这些文

化元素是“中华民族历经千难万险而不断复兴的精神支撑”[31]。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

过程中,我们既要推进文化创新和文明更新,但也“不能丢了老祖宗,数典忘祖就等于割断

了魂脉和根脉”[32]。在具体的文化实践中,就要求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

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衔接”[31];在传统与现代的深

度交互融合中,造就适应时代发展要求、彰显中国特色、带有中国气派的文化样态和文明

形态,在世界范围内产生更为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必须“把文化建设放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28]310,为开创

党和国家事业的全新局面提供更为强大的正能量。在马克思主义和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指

导和引领下,中华儿女戮力同心定会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迈向一个全新的台阶,不断扩

大中华文明和马克思主义的显示度和辐射力,为实质性地推进人类文明新形态做出更大

的贡献。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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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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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30]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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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alInterpretationofthePropositionthatCapitalCreatesCulture

FU Wen-jun

(SchoolofMarxism,ZhejiangUniversity,Hangzhou310058,China)

Abstract:AlthoughMarx’sdiscourseoncultureisnotveryextensive,ithashadapivotalinfluence

onthehistoryofculturalcriticism.Inthecontextofhistoricalmaterialism,Marxnotonlyaccurately

revealstherealisticfoundation,practicalcoreandgenerativecharacteristicsofculture,butalso

scientificallydemonstratesthedialecticalstructure,behindtheculturalcategory,ofmaterialand

idea,dynamicandstaticstates.Incriticizing politicaleconomy,Marxcreatively proposesthe

propositionthat “capitalcreatesculture”.Intheeraofcapitalism,capital,accordingtoitsown

featuresandrequirementsforproliferation,hascreatedacorrespondingculture.Suchisessentiallya

proliferation-orientedorprofit-makingculture,whichismanifestedinthebasictypesofmaterialistic

secularculture,homogenized mechanicalculture,individualself-interestedutilitarianculture,and

formalistichypocriticalculture.Suchapropositionisatheoreticalidentificationofthedominantrole

ofcapitalintheprocessofculturalcreationandthesocialfactthatcultureissubordinatetocapital.

Marx’sanalysisonitisactuallyaculturalcritiqueofthesocialandhistoricaldevelopment.Marx’s

interpretationofculturehashadalastingandprofoundimpactontheprocessofworldcivilization,

andbearsgreatenlighteningsignificanceforpromotingtheconstructionofsocialistcultureandthe

newformofhumancivilizationinthenewera.

Keywords:DasKapitalanditsManuscript;culturalcriticism;capitallogic;socialhistory

[责任编辑 赵立庆]

19

第60卷 第3期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Vol.60 No.3

2024年5月 JournalofGuangxiNormalUniversity(PhilosophyandSocialSciencesEdition) May,2024

doi:10.16088/ji.ssn.1001-6597.2024.03.003

[收稿日期]2024-03-0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增强公共服务均衡性与可及性研究”(23ZDA095);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

般项目“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跨域协同治理机制研究”(22GLA00343)

[作者简介]王佃利(1971—),男,山东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副院长,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

方向:公共服务、城市治理与基层治理;王文婷(1999—),女,山东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面向治理现代化的公共服务理论思考:

内涵、要求与路径

王佃利,王文婷

(山东大学 国家治理研究院、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摘 要]公共服务作为保障国家和社会良好运行的物质载体,逐渐成为现代国家治理的合法性基

础。面对人民群众需求层次提升的现实要求和推进治理现代化的时代使命,公共服务被赋予新的内涵和

要求。而这种变化的具体要求和表现以及由此对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带来的挑战,并没有在当前的研究中

得到充分讨论。新时期公共服务现代化的要求在于实现服务配置的公平正义、服务供给的可持续性和服

务供需的有效匹配。因此,有必要基于公共服务在内容体系、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变化,结合公共服务供给

的基本过程,构建理解治理现代化下公共服务发展要求的分析框架,重新思考公共服务的供给方式,提出

公共服务的空间路径、财政路径和技术路径。一是科学配置有限的资源,优化空间功能与设施布局,重构

公共服务的空间结构和空间秩序,以空间资源配置回应空间正义。二是明晰政府、市场和社会等主体的责

权关系和角色,完善层级政府间的财政制度设计,以财政治理促进可持续发展。三是通过打造数字化的公

共服务场景,利用数字技术优化公共服务需求识别和反馈机制,以技术赋能实现供需有效匹配。

[关键词]公共服务;人民性;空间正义;可持续性;供需匹配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597(2024)03-0020-12

公共服务关乎民生,连接民心。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人民群众的需求层次逐步提

高,公共服务的内涵也随之发生变化,为公共服务供给带来新的挑战。面对人民群众对公

共服务的更高期待,站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实现共同富裕的双重战略节点上,亟需对

公共服务中的几项关键问题进行深层次的理论思考:在治理现代化背景中公共服务的属

性、内容等发生了何种变化,呈现怎样的发展特征? 面对现代化条件下公共服务发展的新

要求,如何理解公共服务现代化的关键维度? 又如何创新公共服务的供给方式,使之适应

公共服务的诸多变化?

基于此,本研究从发展的角度出发,立足于治理现代化的整体进程,阐述公共服务内

容体系、属性内涵等不断丰富的动态过程和新时代公共服务发展的新要求。在此基础上,

构建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公共服务发展的分析框架,解构不同维度下公共服务现代化的具

体要求和表现,并面向实践,重新思考公共服务的供给方式和具体路径。对这一问题的回

应,既有助于推动公共服务在实践中提质增效,也为丰富本土化的公共服务理论解释提供

新的思考。

20

一、问题的提出:时代新要求与公共服务现代化的新内涵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命题。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大会主题,国家治

理现代化上升到更高的战略地位,凸显出国家治理的重要意义[1]。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

步将基本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作为2035年远景目标之一。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成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关键一环,是一项长期且重大的历史任务。

公共服务作为整个国家和社会良好运行的支撑,是国家治理的重要主题。公共服务

话语体系必须置于国家治理现代化场域,不断推进公共服务的现代化发展。随着我国社

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更大程度满足更多人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成为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

化的根本归宿[2]。公共服务的内容、属性、目标等被赋予新的内涵与特征,公共服务的供

给也面临着新挑战。

关于公共服务的概念范畴,大致形成了物品观与职能观两种观点。以奥斯特罗姆为

代表的学者从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出发,将公共服务界定为以服务形式存在的公共物品,提

出了提供和生产分离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3]。在职能观下,现代政府的重要职能之一便

是提供公共服务,公共服务在推动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4]。正如陈振

明等学者所强调的,公共服务是政府运用其权威资源根据特定的公共价值(如权利、慈善

和正义),通过公共政策回应社会需求,使最大多数的人得到最大的福利[5]13。

围绕公共服务还存在着狭义和广义的讨论,其实质上回应的是公共服务供给主体的

问题。在狭义的理解中,公共服务是政府的责任,而广义的公共服务强调引入市场竞争机

制和社会力量,政府不再被认为是公共服务供给的唯一主体[6]4。结合上述观点,本研究

认为,公共服务是以人的需求为出发点,由政府和市场、社会组织及公民等社会主体所开

展的各类公共物品生产、供给行为的总称,是在广义概念范畴下实现物品观与职能观的有

机统一。

在推进治理现代化的整体进程中,随着时间和环境的变化,人民群众的需求表现出差

异化的内容。面向不同的发展阶段,公共服务所面临的时代要求也有所区别。由此,在不

同的时代背景之下,公共服务的表现形态、实现方式、发展目标等各有侧重点,对于公共服

务的认知也处于动态演变和不断深化的过程中。

第一,以公共服务规模为核心的公共服务供给。在改革开放前的近30年时间里,受

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影响,公共服务主要集中于教育、医疗、养老领域,国家承担着公共

服务供给的全部责任,公共服务的水平相对有限。改革开放后,经济的快速发展刺激了人

民对公共服务的需求:一方面,人民群众开始对文化体育、住房、就业等产生期待,公共服

务的供给总量亟需扩展;另一方面,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也要求提升公共服务的供给效

率。公共服务的生产和供给开始分离,公共服务规模在市场化、社会化改革的探索中不断

扩大。

第二,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主体内容的公共服务改革。从2006年党的十六届

六中全会正式提出“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国家在基本公共服务领域采

取了一系列制度设计和政策举措,公共服务的内容范围、权责关系和供给方式进一步明

确。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主体内容的公共服务改革,推动中国构建起全世界覆盖

人口最广泛的国家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7]。同时,在这一时期,面向需求侧的公共服务

发展导向逐渐显现,2017年国务院《“十三五”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指明基本公

21

共服务均等化需要关注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的获得感,人民群众需求侧的感受成

为衡量公共服务水平的基础标准。

第三,迈向均衡可及的中国式公共服务现代化发展。进入“十四五”规划新时期,面向

全面推进共同富裕的时代使命,在基本公共服务之上扩大普惠性非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

成为推进公共服务现代化的新的着力点。相应地,公共服务的属性被赋予更丰富的意蕴,

从供给侧来看,公共服务并不单纯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的问题,还需要纳入对非基本公共

服务所要追求价值目标的思考;从需求侧来看,公共服务也不单单指向人民群众的获得

感,而是要求在主观感受之上,实现客观感知。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着力解决好人民

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

实推进共同富裕”[8]22,这为在新时期解读现代化进程中公共服务内涵的 变 化 提 供 了

方向。

总体而言,公共服务的发展是一个与时俱进、内涵深化的过程,并在整个过程中不断

回应现代化的使命和要求。作为国家治理重要主题的公共服务,在当前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被赋予新的时代要求,其内容体系、供给端与需求

端均呈现新的内涵。

从公共服务内容体系的变化来看,实现了从单一性到系统性的拓展,具体体现在领域

的拓展和类型的拓展两个方面。第一个层次是具体公共服务领域的拓展,从早期更关注

教育、医疗和养老等,逐渐形成涵盖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

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优军服务保障和文体服务保障的公共服务内容体系。

第二个层次是公共服务类型的拓展,从基本公共服务,扩展到对非基本公共服务甚至

生活服务的关注。而针对不同类型的公共服务,因其属性和目标的差异,核心供给主体也

有所不同。基本公共服务面向人民群众的基本生存需要,必须由政府作为主要生产者,做

好兜底保障;非基本公共服务面向更高层次的发展型需要,市场供给更能保证质量和效

率,政府则承担支持、引导、监管的职能。领域的拓展意味着政府在公共服务上承担更大

范围的责任,类型的拓展则强调政府、市场、社会的紧密合作,达成富有效率的服务供给

状态。

从供给侧的变化来看,实现了从均等化向均衡性的拓展。均等化聚焦基本公共服务,

作为公民权利和政府职责的体现,基本公共服务面向人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需求,供给数量

与质量须按照基本统一的标准实施,均等化是其必然要求。但在公共服务现代化的要求

之下,公共服务的发展不仅仅关注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还涉及非基本公共服务的普惠

化以及生活服务的多样化等目标,以满足更高层次的需求和更高水平的福利。在这个意

义上,均衡是对均等的延续和丰富,是在均等所强调的机会均等的前提之下,扩大公共服

务的供给内容、范围和覆盖面,实现公共服务的内容均衡、主体均衡和空间均衡。均衡更

意味着在兼顾效率与公平原则下允许存在差异但又不过度差异,关注差异产生的原因是

否合理,在考虑原因的基础上接纳和尊重合理差异。

从需求侧的变化来看,实现了从获得感到可及性的具象。获得感强调人民群众在公

共服务需要或享用过程中的评价,它将人民群众的感受纳入对公共服务供给状况的考量

中[9],反映出公共服务发展过程中关注人及人的需求的价值导向。获得感是“客观获得”

基础上的主观感受,在实践中,公共服务获得感因其主观性较强而难以准确把握,可及性

则在其中注入客观元素。公共服务的可及性指向人民群众的客观感知,一方面更注重公

共服务的末端,让不同需求的人民群众都能在基层治理单元中便捷地获得和使用公共服

22

务;另一方面强调符合需要,提升公共服务供给的精准性和有效性。从这个意义上看,可

及性是对获得感的具体化,是在操作层面关注公共服务在时间、空间、质量、效率等方面可

获得的程度,以“可及性”切实增进人民群众“获得感”的提升。

这些变化背后反映了公共服务现代化过程中,公共服务的具体内涵在不断丰富。基

于这种变化,需要重新理解公共服务发展的目标与要求,建构与之契合的分析框架,并思

考公共服务的供给方式,实现供给方式与服务内容的融合。

二、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公共服务发展的分析维度

汉娜·阿伦特在《人的条件》一书中写道,行动者在言行中展现自我,表明他们是谁、

积极地展现其个性,从而使自己出现在人类世界中[10]187。作为公共服务的对象,人并不

是客观的被动接受者,而是具有主体性、能动性的存在者[11]。传统的公共服务供给逻辑,

则忽视了服务对象在其中的主体地位。在这种“事本逻辑”之下,公共服务的发展主要关

注服务的生产和供给者这一要素,承担主要责任的政府通过包含财政、标准等方面的制度

设计,回应公共服务“有没有”的问题,这容易造成公共服务供给的低效率和公共资源的

浪费。

治理现代化下的公共服务发展,强调将人作为公共服务供给的核心,将人民群众纳入

到公共服务供给的各个环节之中,在公共服务规划、生产和使用中识别人的偏好,满足人

的需求,促进人的发展。在此之下,如何理解新时代背景下公共服务发展的目标和要求?

笔者以为,其背后指向三个核心问题:其一,在规划时服务设施与资源的空间配置问题;其

二,服务生产与提供的财政保障和可持续问题;其三,服务供给与需求的精准衔接和有效

匹配问题。由此,本研究建构起包含三个维度的分析框架,阐述公共服务现代化的具体要

求及其表现。

第一,服务配置的公平正义。公共服务项目都是在一定空间范围内展开的。空间不

仅是静态的载体和容器,也包含着动态的生产过程和复杂的社会关系。在空间维度上,公

共服务的发展指向以空间为载体的公共资源和利益再分配的过程[12]。公共服务设施的

配置,必须在经济层面的效率之上考虑分配的伦理正当性,尊重和维护个人的公共服务权

利,在不同的方案中寻找平衡。这意味着公共服务的规划和配置需要尊重异质性、消除区

隔和包容弱者,尽可能地避免公共服务的剥夺、隔离和边缘化等现象[13],让公共服务惠及

不同区域和各个阶层的人,实现空间结构的均衡与正义。

公共服务的空间结构涉及区域、城乡、群体三个方面。空间正义语境下实现公共服务

的结构均衡应该包含三个层面的要求:一是公共服务资源在地理空间意义上的区域之间

是均衡的,人在区域间流动的过程中仍然可以享受到合理差异范围内的公共服务;二是城

乡居民间获得公共服务的机会是均衡的,不因城乡户籍身份的不同而在公共服务权利的

享有上产生根本性差异;三是公共服务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没有明显的圈层特征,弱势群

体不被边缘化,相对剥夺也应当减少到最低的限度。

第二,服务供给的可持续性。公共服务供给建立在公共资源稳定投入的基础上,一方

面,公共服务的内容始终处于变化的状态之中,且随着整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呈现出数

量不断增加的趋势;另一方面,公共服务的组织和运营成本是高昂的[14]47-52。这意味着

资源的有限性和公共服务需求的增长性之间始终存在着现实矛盾,如何在既定的公共资

源约束下提升公共服务供给的可负担、可持续性,是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公共服务发展必须

回答的问题。

23

公共服务的可持续性是指在一定时间内公共服务的生产和提供能够持续、可靠地满

足社会的需求。公共服务的发展从需求上来看包含两方面的变化:一是内涵的扩大,随着

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人民对公共服务的需求不再停留在生存和温饱层面,而是期待更

高品质的生活,由此带来的是对公共服务数量和质量的更高要求;二是外延的扩大,技术

的应用、新的社会风险的产生、家庭结构的变化等促进了部分社会服务向公共服务的转

化,催生了新的公共服务类型[15]。在这一状况下,提升公共服务的可持续性要求不断优

化公共服务生产和供给模式,促进政府和其他相关利益方共同努力,确保公共服务在长期

内能够持续地满足社会的需求。其中,既包括政府作为公共服务重要责任者的职责问题,

即中央和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的责权利关系,也包括政府、市场与社会在不同类型公共

服务中的作用和角色。

第三,服务供需的有效匹配。公共服务不是单向度的供给,更重要的是人民群众在这

个过程中的切身体验和感受,须注重供给与需求的双向匹配。在布拉德肖提出的需求分

析模型中,人民群众的需求有观察型需求、表达型需求、规范型需求、比较型需求四种状

态[16]。观察型需求指向那些具有普遍性、容易被政府直接感知到的大众化需求。表达型

需求相对隐蔽和模糊,产生于个体的差异化偏好,更多表现为少数群体的公共服务偏好。

规范型需求是由专家、权威评估形成的需求。比较型需求来自个体对自身和他人所享受

到公共服务的比较。

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的公共服务供需匹配,就是要关注到需求的不同表现形式,在规范

型需求的基础上,将分散的观察型需求进行聚类,让模糊的表达型需求和主观的比较型需

求都能够在供给端被客观、清晰地感知。此外,在公共服务现代化的过程中,公共服务供

需的有效匹配不仅表现为需求回应性这一基础功能,也期待能够引导和创造需求。这种

迈向前瞻性的供给是公共服务发展所追求的更高层次的目标[17]。

公共服务的现代化发展需要回应空间正义、可持续性、供需匹配等新的要求,也对公

共服务的供给方式提出了更大挑战。根据上述关于公共服务发展新要求的理论分析,下

文的论述主要面向实践层面,探寻回应公共服务现代化内涵、要求的供给方式和实现

路径。

三、以空间资源配置回应空间正义

空间是公共服务存在、规划和布局的基本场域。在空间维度,面向新的发展阶段,不

平衡依然是我国公共服务发展的基本特征,优化公共服务的空间结构,需要持续不断地努

力与推进。而空间治理的价值目标,就在于达到空间发展的均衡状态,实现空间正义[18]。

公共服务空间治理的核心是通过对公共资源的分配、促进资源要素的流动,重构公共服务

的空间结构和空间秩序。在特定的空间内,科学配置有限的资源,促进资源的整合与流

动,进而实现公共服务空间结构的均衡,这就是空间治理之于公共服务的意义所在。

(一)公共服务空间分配的现实困境:空间结构失衡

近年来,国家持续推动公共服务资源向基层、农村、边远地区和困难群众倾斜,公共服

务的空间分异逐渐缩小,这体现了寻求空间配置均衡的努力。但总体来看,作为一种空间

化的存在,公共服务仍然面临着空间结构失衡的现实困境,主要表现为区域公共服务配置

的失衡、城乡公共服务的二元结构,以及不同群体间的公共服务差异化。

第一,区域公共服务配置的失衡。当前的公共服务供给以行政区划为基本单元,地方

政府基于自身的经济水平、财政能力、资源条件等,在本行政区内提供具有“地域性”的公

24

共服务。承担主要供给责任的地方政府之间难以实现公共服务资源的共享,由此带来区

域间公共服务的失衡。这种区域失衡存在于各种尺度的空间范围内,既有不同省份之间、

不同城市之间公共服务标准、数量、水平的差异,也包括基层公共服务的碎片化现象。

第二,城乡公共服务的二元结构。户籍制度和侧重城市的公共服务政策导向催发了

城乡公共服务供给的制度隔离,农村地区公共服务供给成为短板和痛点。随着政府对公

共服务领域市场准入的解绑,市场选择的逻辑重塑了我国公共服务的发展模式,驱动公共

服务资源不断向资本聚集的城市地区流动,更加剧了公共服务的城乡二元结构。

第三,不同群体之间的公共服务差异化。这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不同社会阶层群体

的空间隔离和剥夺,个体会因其职业、性别、受教育程度等的不同,在公共服务空间权利的

享有上产生差异。特别是农民工、灵活就业人员、新市民的空间权利被淡化,公共服务在

边缘人群的可及性严重不足[19]。二是不同年龄结构群体之间的差异,当前基层公共服务

的供给更倾向于为老人和儿童提供服务,处于其他年龄段的群体的需求不被重视。公共

服务在群体中的差异化体现的是对部分群体空间权利的剥夺。

(二)空间资源配置:公共服务空间正义的实现路径

公共服务与空间高度关联,公共服务直接存在于物理空间中,其类型、内容与方式等

受到社会空间中社会结构和关系的深刻影响和反作用。在空间层面,公共服务的供给不

仅存在物理空间的区隔,还有社会空间中由于个体权利差异带来的隔阂问题。以空间资

源再配置、多方利益协调和社会空间结构重构为核心关注点的空间治理理论,为现代化公

共服务的供给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公共服务供给的空间治理路径,关键在于强化不同

维度下的政策协同和制度衔接,构建突破空间约束的资源配置和要素流动机制,推动多重

空间功能整合和设施合理布局,以实现公共服务发展中空间正义的基本目标。

第一,完善多层次、体系化的公共服务制度供给,推动面向公共服务空间均衡的战略

设计。加快推动公共服务领域综合性立法,并结合新时代公共服务内涵和外延的变化,做

好已有法律法规的修订、解释工作。构建以整体性制度为引领、各领域专项制度为主体、

其他配套政策为补充的多层次公共服务制度体系,保证政策前后的连贯性,促进同一领域

的政策在不同地区间的衔接。同时,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标准化建设,推动标准体系更加明

确、可行和完备,及时动态调整以适应需求的变化、符合社会总体发展水平、匹配政府财政

能力。

第二,综合利用各种政策工具,重构公共服务资源配置机制,实现公共资源的空间再

分配。发挥市场化资源配置的优势,提升服务供给的效率和质量,并借助政策激励,促进

资源持续向基层、农村、边远地区和弱势群体倾斜,保障公共服务供给的公平性。最终实

现市场驱动型和政策驱动型资源流动相互融合,使公共资源的集聚与分布能够均衡,并兼

顾效率与公平。

第三,重塑公共服务空间边界,整合单一空间功能,探索基于服务人口和范围的公共

服务配置新单元。根据服务范围和服务人口,以居住地为核心“锚点”,重新规划和改造基

层公共服务单元。以人的视野和活动范围来实现生活空间与服务空间的有机结合,使之

具有充分的开放性、自足性、共享性[20]。同时,关注基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问题,从人的

内在需求和外在特征出发,促进服务设施小型化、形式开放化、功能集成化,实现设施空间

布局与规模体量的协同优化。

四、公共服务可持续发展的财政治理路径

长期以来,我国始终致力于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在增加各类公共服务供给和缩

25

小公共服务水平差距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也必须意识到,中国尚处于发展中国家行

列,公共服务的规模和水平需要与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需要综合考量财政资源

的有限性,需要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共同发挥作用,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以保障公共服务

供给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一)可持续性目标下公共服务发展的基本问题

现代化的公共服务具有高度混合的特征,这种混合体现在公共服务的供给和输送越

来越依赖诸如基金会、协会等各类混合性、创新型的组织形式[21],即公共服务供给的多主

体合作。国家《“十四五”公共服务规划》明确将公共服务分为基本公共服务和非基本公共

服务两大类。基本公共服务由政府按照大致统一的标准和规模供给,引导市场和社会补

充供给。非基本公共服务主要由社会机构或市场主体供给,政府的职责在于通过对社会

机构和市场主体的支持,让大多数人民群众能够以适当的价格付费享有。

从实践来看,当前公共服务的供给呈现出基本公共服务政府供给不足与非基本公共

服务政府介入过多、市场化不足与市场化过度的双重矛盾。从政府的行为来看,政府在两

类公共服务供给中的责任履行与职责定位不匹配,有限的公共资源没有得到合理配置。

就市场的行为而言,尚未建立完善的监督、激励和约束机制,公共服务的市场化供给既存

在着供给水平难以满足社会较高层次需求的问题,也存在着在某些公共服务领域野蛮生

长的风险。

公共服务的供给又面临不同层级政府之间供给责任和支出配置不合理的问题。2021

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占比分别为10.4%、46.5%,而中央与地方收入比为

1∶1.21。① 这组数据体现的是公共服务(特别是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中,中央和地方财权

与事权不匹配、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压力大的现实困境,这显然会影响公共服务的供给水

平[22]。省以下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也存在着相似的问题,县乡政府在公共服务供

给中承担着过多的支出责任[23]。

此外,公共服务还面临着制度、结构等方面的其他问题。如地方支出偏好倾向于生产

性支出,公共服务等社会性支出被挤压;转移支付结构不良,中央转移支付对地方公共服

务支出的激励效应有待进一步提升,同级政府间的横向转移支付机制尚未建立;资源投入

的监督与考核体系不健全,造成公共服务水平不稳定等。

(二)财政治理与公共服务可持续发展的实现路径

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是国家回应对社会所作事前承诺的一种制度

性约束[24]50-51,在公共服务供给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公共服务的供给、分配过程就是

一个权责界定和财政资源配置的过程,其关键在于构建现代化的财政治理体系、提升财政

治理与调控能力,保障公共服务的可持续性供给。

财政治理将治理理念融入到财政场景之中,注重考虑财政问题中的主体要素,即中央

政府和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之间以及政府与社会、市场之间的关系[25],是实现公共服务事

业持续性发展的重要方式。公共服务可持续性供给的财政治理路径,既关注公共服务供

给中的财政制度本身,推动财政制度优化和创新;也强调治理的核心内容,在多方参与和

互动中为公共服务提供财政支撑。

第一,进一步完善多方合作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明确差异化公共服务供给的责任主

体,寻求政府与市场、社会主体的均衡点,构建互补机制。对于基本公共服务,政府在充分

26

①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2》中的基本数据计算而得。其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占比为“教育、文

化体育、社保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事项支出”总和除以“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

考虑财政承受能力和可持续性的前提下,聚焦短板弱项,以兜底为目标确定合理的服务标

准,避免盲目提标。对于非基本公共服务,通过使用税收优惠、税费减免等政策工具,引导

和撬动国有资本、社会资本进入公共服务的细分领域,支持企业和社会组织提供大多数居

民可承受的优质公共服务,并做好对服务价格和服务质量的监管、规范和约束。通过处理

好公共服务供给中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的关系,推动构建保基本、兜底线和促发展、提品

质有机统一的现代化公共服务体系[26]。

第二,不断完善财政制度设计,构建各级政府分类别、按比例承担公共服务投入的财

政分担机制,调节层级政府间公共服务财权与事权的划分。依据公共服务受益的外溢程

度,分解和细化不同层级政府在公共服务供给的责任。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适度

扩大中央的支出比例,减少不合理的共同责任,通过税收、地方债务、转移支付等方式公平

分担[27]。在地方政府之间,逐步理顺省以下不同层级政府专有和共有的支出责任范围,

特别是关注基层政府的公共服务可负担能力,避免基层政府陷入财力有限、负担过重的

困境。

第三,充分发挥财政转移支付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保障、激励和约束作用。优化纵

向转移支付方式,综合考量不同地区的地理面积、人口规模、人口结构以及人口流动的现

实因素,合理确定不同地区的人均标准和转移支付金额。创新公共服务横向转移支付机

制,从功能定位、提供方式、政绩评价等方面完善制度体系,鼓励跨区域公共服务的联合

供给。

五、以技术赋能实现供需有效匹配

公共服务是一项直接面向人的活动,在实现财政可持续的基础上,如何为人民群众提

供符合需求的公共服务,成为重中之重。进入数字时代,技术手段的迭代发展为实现公共

服务的供需匹配提供了新的方式和工具。公共服务现代化的核心之一就是借助各种技术

优势,在供给主体与需求主体之间建立有效连接,提升公共服务的精准性和有效性。

(一)公共服务有效供给的现实困境:供需衔接错位

自199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将公共服务确立为政府的一项基本职能,我国不断增加公

共服务领域的资源投入,“有没有”的问题基本解决。但资源的持续投入并没有显著提升

公共服务的满意度,公共服务供需衔接错位的问题突出,“好不好”“精不精”的问题依然制

约着我国公共服务总体水平的提升。认知公共服务供需衔接错位的具体表现,把握公共

服务精准有效供给面临的问题,是从供需结构出发,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方式的关键。

第一,“供给导向”的公共服务模式与公共服务的结构性偏差。当前公共服务更多表

现为供给导向型,即各级政府根据自身能力水平、外在指标和考核压力、主观偏好决定公

共服务的数量和结构。公共服务面临着供非所需、供不应需、供大于需的多重问题,需求

端的使用效益并不明显,公共服务的供给在不同类型、不同领域、不同区域出现结构性

偏差。

作为公共服务供给的主要责任者,地方政府通常将上级的任务和考核作为公共服务

供给的一项重要因素。能够被“看到”、投入相对较少的公共服务往往受到“青睐”,而见效

周期长、投入较高的公共服务则不被优先供给。在这种情况下,人民群众真实的需求容易

被忽略,如部分地区农家书屋的建设,由于存在着对农村主要生活群体及其需求定位的偏

差,导致投入大量资源所建设的农家书屋使用率偏低,部分农家书屋甚至成为“农家锁

屋”[28]。

27

第二,公共服务中需求识别和反馈机制的缺失与需求端的“失语”。需求是公共服务

现代化的动力和目标。不论是中央层面还是基层公共服务的直接提供者,都已经意识到

公共服务的供给必须紧密围绕人民群众的需求展开。但在实践中如何能够具体落实,尚

未形成一套完善且有效的需求识别和反馈机制,导致人民群众真实的需求无法进入到供

给之中。这里的需求识别和反馈机制包含需求表达、需求挖掘、需求感知与清晰化、需求

筛选与有机化等一系列相互衔接的环节[29]。

从实践中看,政府在努力促进人民群众需求的表达,但总体来看呈现碎片化的状态。

一是政府以自上而下的信息传导为主要沟通方式,人民群众自下而上的需求表达容易在

传导的过程中被遮蔽[30];二是需求表达后,对感知、筛选等其他一系列环节的忽视,难以

将人民群众分散化、模糊化的需求转变为系统性的服务内容,导致需求无法被有效满足;

三是对需求端的人民群众而言,表达的需求没有被政府感知和回应,对其积极性带来负面

影响。

(二)技术赋能:公共服务供需有效匹配的实现路径

技术优势能够精准实现需求信息的汇集、筛选、识别与分析等,并通过数字化公共服

务场景的具体设定,再造面向需求的流程,从而提升供给匹配需求的能力,实现公共服务

的精准性和有效性。

第一,打造数字化的公共服务场景,形成以需求为中心、供给与需求有效互动的新生

态。场景是由人、环境、设施等多要素组合所形成的社会活动空间,场景化理念主张从用

户所处的具体场景出发理解其需求,持续性地捕捉和分析场景信息,提供能够满足场景需

求的产品[31]195。在这种情形下,数字化公共服务场景的核心在于:基于人的属性及其生

活情景,理解人民群众公共服务需求的复杂性,通过数字技术的嵌入和整合促进场景中的

信息传输和氛围营造,让人获得高效、便捷、精准的公共服务使用体验。

具体而言,可以面向不同的维度,构建不同类型的数字化公共服务应用场景。按照需

求回应的过程,借助物联网端口感知、大数据分析等技术优势,构建精准性的需求识别场

景、创新性的资源配置场景、灵活性的运行使用场景和共识性的功能调试场景[32],持续推

动应用场景和服务需求的有机耦合、精准对接。按照不同的议题和功能,打造邻里、健康、

教育、建筑、创业、交通等未来场景,并持续增强场景之间的关联度。此外,场景打造还需

要不断提升场景对需求变化的动态适应能力,以更好地提升人民群众的整体体验感。

第二,将数字技术嵌入到公共服务需求侧各项机制的构建和优化之中,精准和有效回

应人民群众的真实需求。在数字时代,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应用为构建完善、全面

的需求识别和反馈机制提供重要支撑。

首先是需求的表达和感知,数字技术改变了人们言说的基本方式,要在政民互动中不

断借助技术工具来丰富需求表达的形式和途径,提升需求表达的便利度,从而促进需求的

主动表达。在此基础上,针对12345热线、网站、社区、小程序等多种表达渠道,要建立起

有效的连接和整合,利用物联网、神经网络等技术集成全域数据,避免需求信息分散在各

个业务口。

其次是需求的挖掘和聚类,借助数据抓取功能将隐藏在海量碎片化信息背后的需求

识别出来,实现模糊需求的清晰化;并整理和分析多元化的需求,挖掘共性需求,识别需求

的主要类 型,绘 制 需 求 图 谱,实 现 分 散 需 求 的 有 机 化,为 公 共 服 务 决 策 提 供 基 础 性

信息[33]。

最后,还涉及需求的满足和评价,对于供给而言,重点在于如何通过技术工具的赋能,

28

优化公共服务资源在不同空间、不同时间维度上的配置,并根据不同类型的需求,在需求

与供给主体、供给方式之间形成有效对应,提高供给对需求的回应度。需求评价和反馈机

制的建立既可以为下一步的供给提供改进方向,也能够提升需求端表达的积极性。可以

通过打造 实 时 监 测 平 台,时 刻 关 注、及 时 研 判 需 求 的 动 态 变 化,实 现 供 给 侧 的 持 续

改进[34]。

技术治理在提升公共服务精准性和有效性之外,也不能忽视技术可能会对公共服务

的普惠性和公平性带来冲击。对技术覆盖不到位的区域的民众和有技术使用障碍的特殊

群体来说,很容易失去享受相关公共服务的权利,形成了公共服务的技术鸿沟。因此,在

技术治理路径之下,仍然要秉持人民本位的核心原则,避免公共服务发展中的技术风险。

六、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公共服务发展的内容、要求和路径为问题关照,基于公共服

务动态发展的过程和新时代公共服务发展的新要求,分析公共服务内涵属性、内容范围的

变化特征,构建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公共服务发展的分析框架,并以此提出创新公共服务供

给方式的具体路径。研究发现:

第一,随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期待的不断提高,公共服务的内涵、范围等发生变化,

新时代公共服务的现代化面临新的要求和挑战。在内容体系上,实现了从单一性到系统

性的拓展,具体体现在领域的拓展和类型的拓展两个方面;在供给侧上,实现了从均等化

向均衡性的拓展,在基本公共服务之上增加对非基本公共服务甚至生活服务的关注,推动

公共服务的内容均衡、主体均衡和空间均衡;在需求侧上,实现了从获得感到可及性的具

象,强调在主观感受中注入客观元素,注重公共服务的精准性和有效性。

第二,公共服务的发展是一个与时俱进、内涵深化的过程,在当前推进治理现代化的

时代背景下,公共服务发展强调人的主体地位,将人民群众纳入到公共服务供给的各个环

节之中,在公共服务规划、生产和使用中识别人的偏好,满足人的需求,促进人的发展。由

此,从规划中的空间配置、生产中的财政保障、使用中的供需匹配三个维度构建治理现代

化要求下公共服务发展的分析框架。具体而言,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的公共服务发展目标

和要求,在于实现服务配置的空间正义、服务供给的可持续性和服务供需的有效匹配。

第三,基于公共服务内涵的变化和“人民性”的价值追求,重新思考公共服务的供给方

式,提出以空间资源配置回应空间正义、以财政治理保障可持续性、以技术赋能促进供需

匹配三大路径。在空间维度,公共服务面临着空间结构失衡的现实困境,通过完善公共服

务空间均衡的战略设计、重构资源配置和要素流动机制、空间边界的重塑和空间功能的整

合,实现公共服务空间结构和空间秩序的均衡。在财政治理视角下,需要明晰中央政府和

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之间以及政府与社会、市场之间在公共服务供给中的关系和角色,保

障公共服务的可持续性供给。在技术维度,公共服务面临着供需衔接错位的现实问题,可

以借助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优势,打造数字化的公共服务场景、优化公共服务需求侧的

各项机制,在公共服务供给主体与需求主体之间建立有效连接,提升公共服务供给的有

效性。

公共服务作为一个概念被提出只有100多年的历史,但就人类文明发展和公共行政

的进程而言,公共服务始终贯穿其中[35]。对公共服务的认知也随着时代的变化在不断丰

富和深入。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将提升公共服务水平作为践行“为人民谋

幸福”初心使命的重要举措,在公共服务方面出台了大量政策、投入了丰富资源,人民群众

29

的幸福感、获得感显著提升。我们也应意识到,进入新时期,人民群众的公共服务需求呈

现多样化、层次化、个性化、精准化和智慧化等新特征,公共服务的供给需要持续回应民之

所需、民之所想,以高品质的公共服务点亮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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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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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alReflectiononPublicServicesforModernizationof

Governance:Connotation,Requirements,andPaths

WANGDian-li,WANG Wen-ting

(InstituteofStateGovernance/SchoolofPoliticalScienceandPublicAdministration,Shandong

University,Jinan250100,China)

Abstract:Asamaterialcarriertoensurethegoodoperationofthestateandsociety,publicservices

havegradually becomethelegalbasisof modern nationalgovernance.Faced withthepractical

requirementsofmeetingthegrowingneedsofthepeopleandthemissionofpromotingmodernization

ofgovernance,publicservicesareendowedwithnewconnotationsandrequirements.Thespecific

requirementsandmanifestationsofthischange,aswellasthechallengesitposestothesupplyof

publicservices,havenotbeenfullydiscussedincurrentresearch.Basedonthechangesinthecontent

system,supplyside,anddemandsideofpublicservices,combinedwiththebasicprocessofpublic

servicesupply,ananalyticalframeworkisconstructedtounderstandthedevelopmentrequirements

ofpublicservicesunderthemodernizationofgovernance.Therequirementsforthemodernizationof

publicservicesintheneweralieinachievingfairnessandjusticeinserviceallocation,sustainability

inservicesupply,andeffective matchingofservicesupplyanddemand.Underthis,thispaper

rethinksthesupplymodeofpublicservicesandproposesspatial,financial,andtechnologicalpaths

forpublicservices.Thefirstistoscientificallyallocatelimitedresources,optimizespatialfunctions

andfacilitylayout,reconstructthespatialstructureandorderofpublicservices,andrespondto

spatialjusticethroughspatialresourceallocation.Thesecondistoclarifytheresponsibilitiesand

rolesofgovernment,market,andsociety,improvethedesignoffiscalsystemsamonghierarchical

governments,andpromotesustainabledevelopmentthroughfiscalgovernance.Thethirdistocreate

adigitalpublicservicescenario,optimizetheidentificationandfeedbackmechanismofpublicservice

demandthroughdigitaltechnology,andachieveeffectivematchingofsupplyanddemandthrough

technologicalempowerment.

Keywords:publicservices;peopleoriented;spacejustice;sustainability;supplyanddemandmatching

[责任编辑 阳 欣]

31

第60卷 第3期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Vol.60 No.3

2024年5月 JournalofGuangxiNormalUniversity(PhilosophyandSocialSciencesEdition) May,2024

doi:10.16088/ji.ssn.1001-6597.2024.03.004

[收稿日期]2023-11-20

[作者简介]陈水生,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城市治理、公共政策;祝辰浪,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公共政策。

稳健驾驭:巨型工程的国家治理逻辑及其实现

———以“西气东输”项目为例

陈水生1,祝辰浪2

(1.复旦大学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上海 200433;2.清华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北京 100084)

[摘 要]巨型工程因其超大规模引发复杂性治理难题,需要国家的全面介入与稳健驾驭。西气东

输工程的案例研究显示,超大的工程规模会导致决策的信息缺失与方案模糊问题,以及工程建设中的项目

集成交互和多主体协同困境等治理难题。为解决这些难题,国家通过战略框定与工程目标建构,以国家意

志塑造巨型工程战略纵深与社会合法性;通过方案最优化决策与群体智慧支持,以集体理性弥合理想最优

方案与群体决策结果的差距;以领导小组统筹部署、高层权威推动和政治性协调,整合碎片化治理权威,形

成有效的府际治理合力;通过国家主导的组织结构网络,国家权力深刻嵌入工程建设场域,以国家能力的

积极运作实现管理协同。巨型工程的国家治理逻辑可概括为全面介入、战略统筹、稳健驾驭和有效治理,

其研究有助于拓展巨型工程治理的国家理论,加深对中国巨型工程治理和决策过程的理解。

[关键词]巨型工程;西气东输;国家治理;稳健驾驭;战略统筹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597(2024)03-0032-14

一、问题的提出

巨型工程(megaproject)即超大规模、超高风险和复杂性的资本密集型工程,通常耗

资巨大、开发周期长,涉及多个利益相关者[1],以规模宏大、技术复杂、投入巨大、影响深远

为特征。在本研究中,巨型工程特指为社会、民生和环境提供长久性基础构筑物的巨型基

础设施建设工程[2]。巨型工程研究长期以来集中于工程技术与工程管理学,而人文与社

会科学研究出现的“基础设施转向”(infrastructureturn)开辟了新的研究视角和空间[3],

开始将巨型工程视为一种社会技术组合,并与政治、制度和文化相关联。从国家权力视角

观之,巨型工程是广泛的社会生活、制度和权力关系的组成部分[4]。国家通过工程建设融

入公民生活,深度塑造城市、交通、就业和公共物品运作,彰显并构建基础性国家能力[5]。

巨型工程凭借其超级体量和能量,成为现代国家对国土空间与社会结构加以规训的有力

工具,国家雄心勃勃地投资巨型工程,在巨型工程中承担发起者、投资者、监管者和调解者

等多重角色,将巨型工程建设转化为国家发展的推进效应,并在这一过程中彰显国家实

力、发展能级和建设成就。巨型工程的规模性决定了其影响的非边际性,能随时空广泛扩

32

散而扭转社会均衡状态[1],只有国家这一长期存在的政权才有资格成为巨型工程的最终

负责主体;而国家层面的宏大战略和远大雄心,也需要通过撬动巨型工程这样超大体量的

实践工具加以落实。

巨型工程涉及多元利益主体、多项技术要素、多种功能目标、多种风险因素,工程内部

要素间及其与外部环境的多重交互给工程治理带来复杂性难题。巨型工程一经建成便具

备区位固定性和空间独占性[6],而其外部环境则呈现长期动态和不确定性特征。因此,巨

型工程的成功治理不但取决于经济和技术条件,还取决于在复杂和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多

层次、动态性和敏捷性的治理模式和能力。巨型工程超大规模的建设体量和复杂的建设

难度对“稳健性治理”[7-8]提出极高要求。具体而言,面对内生于工程超大规模的目标、环

境、组织等方面的复杂性问题,国家主体需要通过战略规划、组织统领、技术创新等手段的

系统集成,采取多元化、多中心、适应性和灵活性的治理方式[9]。正因为巨型工程的规模

之大、复杂性之高,才需要与其体量相适配的统筹主体和治理机制,以战略方向的长期稳

定性消除工程治理的各种不确定性,通过协调各方利益需求、平衡多元价值目标等实现复

杂工程决策的稳健性求解,以动态预测、敏捷响应和灵活调适的执行和治理机制提高工程

建设的可靠性与可持续性。总之,如何以稳健治理来“驾驭”巨型工程的超大规模,实现巨

型工程对国家发展的积极作用,成为决策者面临的重要问题。

基于此,现代国家建设巨型工程的核心任务之一就是以稳健治理有效驾驭巨型工程

超大规模的决策和管理,我们将其称为“稳健驾驭”,即在不确定的环境中,通过建立科学

规划、有效执行、快速响应、动态评估的治理机制,以应对内生于工程超大规模的各种风险

和挑战,保证工程项目治理的灵活性、调适性和可持续性,实现巨型工程有效启动、优质决

策、高效建设和长期稳健的治理目标。

本文以西气东输工程为例探讨巨型工程的国家治理逻辑。中国的建设成就已证明国

家有能力克服一切困难,提供令人惊叹的基础设施,在巨型工程的规模、数量和质量上领

先世界。尽管中国同样面临巨型工程的客观性挑战,也存在着治理短板,但“从未有一个

国家像中国这样以巨型工程的方式进行国家建设”[10]。“基建狂魔”“超级工程大国”等描

述既反映了巨型工程与中国国家情境和大国治理独特优势的深度绑定,也是对中国驾驭

超大规模工程能力的普遍认知。

二、治理巨型工程:一种技术和政治的实践

作为一种复杂适应系统,巨型工程的规模增长使得工程复杂性激增,应对巨型工程的

复杂性挑战不仅是一项工程技术实践,还应从国家治理的政治整合、组织统筹与秩序建构

等维度加以考察。

(一)巨型工程:超大规模的复杂治理任务

巨型工程的最直接特征是超大规模。判定巨型工程的首要标准是工程投资,包括总

投资额、初始投资额、占 GDP比重和国家债务比重等[1],傅以斌(Flyvbjerg)将初始资本

支出超过10亿美元作为界定“巨型”(mega)的通行标准[11]。一旦获得巨额投资,巨型工

程就能在生命周期、空间跨度、影响范围和关涉行业等各方面呈现出超大规模的特征。盛

昭瀚(Sheng)从更广义的角度总结了巨型工程的特征:巨型工程是规模宏大、由国家资助

和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它们具有复杂环境条件、超长生命周期、多重合作关系,对一个地

33

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有重大影响[12]8-10。

巨型工程的复杂性内源于超大规模性,并成为巨型工程的固有属性和标志[13],贯穿

工程建设、运营和维护等阶段[1]。巨型工程复杂性是工程自身与外部环境影响的共同结

果[14]。内部复杂性维度包括目标、组织和技术复杂性,即工程本身目标的模糊性和冲突

性,项目团队、组织的多层次和多部门结构,工程所依赖的高难度和多样性技术[15]等。外

部复杂性维度包括自然条件、市场和监管环境的复杂性[16],制度与社会政治的复杂性,民

族文化、组织文化和工业文化的复杂性[17]等。以上复杂性维度相互影响,引发复杂整体

性问题风暴[18]。复杂性的涌现增加了对单一因素影响效应的把控难度,造成工程评估、

项目设计、目标优先级和项目间基本关系的不确定性[19-20]。基于超大规模、复杂性和不

确定性特征,巨型工程并非小型项目的放大版,而成为一种“完全不同的项目类型”[21]1。

(二)应对工程复杂性的管理技术和策略

“大有大的难处”反映的是规模扩大与治理难度非线性增加的关系。为应对巨型工程

的复杂性,工程管理领域已充分探讨了相关的管理技术和策略。其中,一类路径是“复杂

性化解”,即尽可能降低工程本身的复杂性。例如,麦强等提出拓展参与主体和备选方案、

揭示主体目标偏好、分解系统结构、提高系统组织能力等复杂性的降解原理[22],不确定性

规避的路径涵盖资源约束、战略行为和制度等方面[20]。管理者面对未来事件和决策后果

缺乏信息的深度不确定状态[19,23],需要在决策和规划阶段实行优化决策制度、塑造学习

环境、平衡各种政策选项、连接战略探索和决策等策略[13],以降低不确定性程度。另一类

策略是“整体性应对”,试图通过增强治理系统集成性,以“整体论”的思路处理规模难题。

例如复杂系统管理范式[18]、综合集成[24]、全景式创新[25]等,强调系统分析整体复杂性工

程问题和建立复杂管理活动的协同系统,实现“广大”与“精微”的兼顾。

此外,也有学者强调适应性治理,即增强工程组织对复杂性问题的适应能力[26],建立

灵活的治理结构,及时发现和解决僵局问题、防止项目进度滞后或阻碍备选方案的出

现[27-28]。还有学者提出参与式治理[29]、多层次治理[30]、模块化治理[31]等具体策略。可

见,所有这些研究主要关注巨型工程和基础设施项目内部的组织结构与流程优化,聚焦管

理与工程技术的应用。

(三)巨型工程治理中的国家角色

如果对巨型工程的观察仅停留在工程应用层面,容易忽视其政治生成与整体框架,巨

型工程的国家角色与政治意义不容忽视。巨型工程具有独特的“情境”基因,与国家特有

的制度和文化情境紧密关联[32]。本质上,巨型工程绝非纯粹的技术实践,而是由国家意

志和政府权力驱动,是“一种新型政治或物理形态的猛兽”[33]。

基础设施项目是衡量国家能力的有效标准,它不仅涵盖项目规模、成本控制、规划设

计的复杂性,还涉及跨部门、跨区域的大规模协调与配合[34-35]。从工程建设过程看,以大

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展开的“国土工程”背后是国家利用基础设施进行空间规训的持续性权

力运作[6]。巨型工程的建设往往由国家全面介入工程建设的统筹、分配、动员与组织过程

并发挥强有力的影响,如果缺乏国家的积极参与,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就不可能交付和实

施[36]。有学者关注举国体制的国家特色与巨型工程的紧密关联,例如,工程管理学者提

出举国体制下的巨型工程复杂系统管理体现了系统设计、顶层决策和精益执行中的国家

力量[37];政治学者将超大型项目视为“举国体制的代表作”[38],工程国家基础设施的持

续、超常规发展获得了国家能力的大规模推动[6]。

34

总之,从政治学与国家视角出发的巨型工程研究,虽然从宏观上揭示了国家制度特征

与巨型工程建设、巨大任务动员的相关性,但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考察和深度案例相结合

的研究;基于工程管理学视角的巨型工程研究,强调巨型工程作为一种独立实体项目的管

理优化和技术目标,尽管关注到政府主体对协调组织关系和利益冲突的作用[39],以及政

府主导的重大工程组织模式[40],但仍缺乏国家主体视角的解释框架和理论建构,无法回

答国家如何成功驾驭超大规模的巨型工程。为此,本文主要回答这样一个核心问题:中国

巨型工程体现了怎样的国家治理逻辑?

本文选取中国西气东输这一巨型工程的案例展开研究。西气东输工程于2000 年 2

月正式启动,2004年10月1日全线建成投产,管道工程概算总投资 463 亿元,上中下游

静态总投资额1400亿元,是我国距离最长、投资最多、口径和输气量最大的输气管道[41]。

西气东输是国家以超大型基础设施为手段,落实能源结构和区域协调发展等国家战略的

成功实践,是成功驾驭巨型工程的典型性案例。本文纳入回忆录、工程志、政策文本、观点

实录、报道评论、工程研究和报告文学等丰富类型的文本材料,构建了一个西气东输工程

质性研究数据库,以此为基础展开案例研究。

三、案例呈现:“西气东输”项目的决策与建设过程

巨型工程往往跨越几年甚至几十年时间,具有从规划、落实到治理的超长生命周期。

国家将超大规模的治理任务导入到政治与政策系统,其治理复杂性在时间层面延伸,表现

为不同阶段、不同特征的复杂任务和治理重心。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气东输工程经历

了从决策酝酿到战略实施、从资源落实到市场开发、从难点试验到技术突破、从开工建设

到商业运营的漫长阶段,其决策和建设过程可以从政治阶段、政策阶段、工程阶段和治理

阶段进行分析(图1)。

图1 巨型工程的阶段性框架

第一,政治阶段。巨型工程首先是政治决策,是国家意志和国家权力驱动的社会改造

工程[42]。巨型工程是国家战略的汇聚,包括改变国家资源分布状况、利用投资乘数效应

实现经济增长、调节区域发展不平衡、为区域发展提供基础设施、带动产业发展和工程创

新等宏观目标。政治阶段将产生决定工程是否“上马”的政府议程,并对后续规划和建设

进行全局性部署。早在1990年,江泽民总书记曾前往塔里木油田考察,指出“优先发展交

通、能源,集中力量开发石油和天然气”[43]。1993年,江泽民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

会议,专题研究石油天然气发展战略,随后出台的《“九五计划”纲要》明确“稳住东部、发展

西部、油气并举、扩大开放”的方针。此后,国家计委和中国石油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石

油”)开展一系列天然气开发利用的战略研究[44]41。1998年,江泽民再次赴塔里木油田考

察,随后中国石油集团公司正式提出《关于开展天然气“西气东输”建设项目预可行性研究

35

的请示》上报国家计委,“西气东输”第一次出现在了国家正式文件中。1999年,国家经

济贸易委员会主任盛华仁考察新疆,不久之后朱镕基总理主持国务院总理办公会议听取

国家计委和中石油公司关于西气东输方案的汇报,正式宣布由国家计委牵头成立西气东

输工程建设领导小组[44]42。

第二,政策阶段。巨型工程进入政府议程后,就启动了规划研究与方案设计,这一过

程依托于政策决策系统,需要充分考虑工程多重复杂性、风险性和可执行性,体现政策系

统将国家意志和目标转化为政策产出的能力。中石油规划总院组织研究项目组开展了相

关研究,最初提出了由陕甘宁、青海柴达木、新疆塔里木依次参与东输的“三 步 走”方

案[44]41。1998年1月,克拉2号大型气田的发现使得塔里木探明储量满足了西气东输初

期的经济输送规模[45],中石油规划总院随即调整研究思路,改为一步到位建成塔里木至

上海的输气干线方案。2000年2月国务院总理办公会议召开之后,国家计委正式部署了

预可行性研究,规划总院组织研究项目组形成《西气东输管道工程预可行性研究报告》。

2000年7月5日,西气东输工程的可行性研究正式开始,作为一个横跨上中下游的有机

整体,西气东输的可行性研究与政策决策涉及天然气资源、管道线路、用气市场、材料国产

化等各方面的探索。8月,朱镕基总理主持国务院办公会议,原则上同意了西气东输工程

项目立项。9月14日,国家计委批准了预可行性研究报告和项目建议书。朱镕基总理不

久后专程前往塔里木考察西气东输项目[46]292-293。2001年4月30日,中石油上报了西气

东输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47]。

第三,工程阶段。工程决策后进入管道工程的施工建设阶段,需要建立一整套管理体

制和运行机制,确保克服巨型工程规模庞大、技术复杂、工期漫长和多元主体等挑战。

2001年9月西气东输试验段开工,为了适应建设需要,西气东输工程项目部改组为中石

油西气东输管道公司。根据“先试验、后开工,先东段、后西段,抢难点、抓关键”的总方针,

西气东输首先对管道穿越江河、江南水网、黄土高坡、戈壁沙漠等进行实验施工[44]606。

2002年7月4日管道全线开工。通过建立先进的项目管理体制、进行自主性技术创新攻

关,西气东输工程克服了众多施工困难,2003年10月1日东段管道建成试运,2004年1

月1日向上海商业供气,2004年12月30日管道全线正式商业运营。

第四,治理阶段。巨型工程建设后的外部环境变化是长期和不确定的,这对工程的稳

健性治理提出要求,需要充分识别评估各类风险,并采取适宜的措施降低风险隐患,降低

事故发生频率及影响。西气东输管道覆盖地域广阔,途经复杂的社会和自然环境,为加强

管道线路保护与维护体系建设,一方面,2004年2月16日国家成立专门的管道保护部

门,建立由48名专家组成的团队,为西气东输管道日常管理、地质灾害治理和第三方损害

预防提供强大技术支持[44]377;另一方面,建立完善的管道保护体系、长效保护机制和完整

性管理模式。首先,日常运营安全管理部门联合管道沿线各地管理处建立起全线线路巡

护管理模式,既注重管道本体的全系统的监控与保护,也重视环境地质灾害的预防与治

理。其次,构建包括采空区联合执法机制、企地联合保护机制和管道保护宣传机制的管道

长效保护机制。最后,健全管理体系和评价标准,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建立完整性管理平

台,确保输气管道始终处于完全可靠的状态。

四、实现巨型工程的稳健驾驭:国家治理的视角

巨型工程的超大规模性引发贯穿决策和管理全过程的难题和挑战,对工程治理的稳

36

健性、敏捷性与可持续性提出极高要求。国家积极介入和参与不仅成为国家基础设施项

目的本质特征[48],还是巨型工程实施和交付的必要条件[36]。实现巨型工程的决策、建设

和管理全过程的稳健驾驭充分体现了战略引领、决策驾驭、府际合力和全域协同等国家治

理逻辑,与国家政治整合、组织统筹与秩序建构等能力紧密联系。

(一)战略引领:目标凝聚与合法化

巨型工程是国家战略的实现手段和成果窗口,其影响也将长期辐射全社会,关涉多元

化的利益群体。因此,国家往往需要从政治层面勾连国家战略与工程建设,审慎确定巨型

工程的目标和方向,为工程动员提供深层政治合法性。

第一,国家战略的汇聚。国家对巨型工程进行稳健驾驭的路径之一是从国家发展与

社会均衡的战略视角将国家意志与工程目标紧密勾连,正如江泽民总书记在西气东输全

线开工的贺信中所说:

西气东输是一项举世瞩目的宏大工程,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要举措。我代表

党中央、国务院,对工程的全面开工建设表示热烈的祝贺! 向广大工程建设者表示亲切的

慰问! ……这项工程的建设,对加快西部地区的发展步伐,对提高新疆及沿线各族人民的

生活水平,对推进沿线特别是长江三角洲地区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具有重要的

意义。[49]

这段话将西气东输工程与国家战略目标的关系概括得非常明确。西气东输工程在公

开的政策宣示中,始终与国家战略规划紧密联系,成为西部大开发、能源安全和结构转型、

区域协调发展等政治战略的汇聚。作为一种国家意志表达的形式,巨型工程不仅是技术、

经济的体现,更凸显了政治战略的重大意涵。西气东输工程提供了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能

源安全、绿色发展和民族稳定的明确预期,将工程导向理想的社会目标,实现工程的社会

认同和向心运转。

第二,多元目标的统合。工程目标是巨型工程对国家战略的具体化:国家战略被承接

和落实在工程建设规划中,通过工程目标对工程规划、具体规模、空间布局和整体方案等

进行全局性部署。巨型工程的战略模糊性源于规模尺度,随着工程规模的扩大,工程目标

从单一功能性和工具性转向多个目标的复杂交互[13],要求从长期视角对不同目标进行排

序和权衡[50]。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回忆:

(西气东输是)频频攻克技术难题的创新工程,与自然环境相协调的绿色工程,具有良

好投资回报的优质工程,公开透明的阳光工程,惠及沿线人民的民生工程,在那些日子里,

我为工程所遇到的每一个拦路虎所焦虑,也为工程的每一个好消息而振奋。[46]303

具体而言,西气东输的多元工程目标包括突破管道核心技术、积累项目管理经验、优

化建设成本、取得经济收益、完成工期进度、保护生态和人文环境、为民众带来实质性福祉

等。这些目标之间关系相互交错甚至冲突,形成不同层次、不同利益的多元目标体系,为

凝练具有共性和本质性的核心目标,需要进行价值排序和统筹。例如,在工程设计阶段,

在经济目标与环境目标的权衡中,可持续发展的上位要求决定了生态保护和绿色工程建

设占据较高的优先级。西气东输从一开始就注重各项目标的通盘考虑,既要实现资源可

靠输送,又要精心规划市场开发、管道工程布局和建设,还必须与能源结构调整和总体发

展规划相结合[51]。

第三,国家意志宣誓与使命引领。国家意志表达通过升华巨型工程目标,从而鼓舞全

国性的精神力量,产生强大的社会凝聚力、崇高的精神推动力,最终作用于工程执行力。

37

巨型工程的使命建构能为解决重大社会挑战和变革框定方向,为不同组织和主体共同服

务于工程建设提供价值基础[52]。西气东输的建设是国家代表人民将宏大愿景和自身雄

心成功转化为现实工程的范例,促进民众坚实地感知并确认国家能力,最终激发公众对国

家的信赖、认同和荣誉感。正如原国家计委副主任、西气东输领导小组组长张国宝在西气

东输工程建设领导小组第五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社会主义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个优

越性得到了充分展示……党中央国务院一声令下,一个号召,我们大家都齐心协力奔着一

个目标走。”[44]597西气东输成为政治层面定义的国家战略工程,从而获得使命建构与社会

合法性表达,通过国家政治宣誓凝聚社会对巨型工程的向心力,实现对规模庞大且高度分

散的政策系统和社会系统的有效动员。

(二)决策驾驭:集体理性与共识决策

国家收集信息并做出高质量决策的能力是国家能力的重要维度[53],即宏观战略向具

体方案的求解和落实。一方面,巨型工程决策是在时间约束下进行的,决策者无法获得所

有工程相关信息,短时间难觅“最优方案”从而降低了决策质量[54]。一旦决策者面临成本

和收益的高度错误信息,就会引发决策的高风险性[55]。如张国宝回忆:

当时国内天然气行业还只是初生,上游勘探开发也不明确,也并不存在下游天然气市

场。我要负责具体管道工作的论证,有很多的担忧。到底上游天然气的储量和可能的产

量有多少,当时没有确切的数量概念。[56]6

西气东输工程在天然气行业萌芽、勘探结果不明朗、管道技术不成熟等条件下规划,

这些信息只能边建设边探索,而为西部大开发争取时间的“政策之窗”一旦打开就不容错

过。西气东输工程的时间规模跨越数十年,工程环境的长期变化无法准确预测,根据当时

探明储量,后十几年的稳定供气还存在不确定性[46]292。

另一方面,巨型工程决策的复杂性与个体有限理性产生矛盾,工程方案需要的大量关

键信息也分散在不同行业、领域和部门。西气东输的高质量决策依赖群体智慧的支持,需

要整合工程技术、宏观经济和生态环境等不同视角的观点,吸收上下游政府、投资方、制造

方等不同行业、部门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和智慧。

从西气东输规划研究工作开始,在国家计委、国家石油和化学工业局等部门的指导

下,中国国际咨询公司、国家计委能源研究所等单位积极组织研究论证,充分听取了沿线

各省市区、用气企业、专家学者、社会公众等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西气东输以专家咨询

会为平台,在线路走向、管径选择和技术条件等方面吸纳专家意见,共召开中间成果汇报

评审会约20次(部分内容如表1所示),形成约100 万字的汇报材料[57]。在具体施工方

案中,决策者也主动征询美国环球公司、美国 CRC、意大利 PWT 等国际知名工程公司,

邀请其前来技术交流、提供评估意见。在下游市场的用气方案制定中,西气东输工程项目

经理部曾多次召开市场工作会议,与当地政府、用户、供气方商谈,落实各类用气参数,促

进多方协商谈判,努力达成共识。可见,西气东输的决策驾驭包括政策整合与共识构建,

通过自上而下的征询论证与自下而上的表达反馈,实现协作性、共识性以及合作性的决策

互动。在预可研、可研等阶段,均邀请不同主体进行多轮研讨决策,吸收了来自政府、工程

咨询机构、工程企业、高校和研究所专家、社会人士的意见,综合吸纳并整合政府规划、技

术投入、企业利益和社会公益等复杂诉求。

38

表1 西气东输重要论证评审会内容

时间 会议 人员 内容

2000年9月22—28日 燃压机组技术交流会 国内外燃压机组生产厂家

西气东 输 管 道 燃 压 机

组的配置方案

2000 年 10 月 25—

27日

高压输气管道延 性 断 裂 及

止裂国际研讨会

美国金属学会、日本住友金属钢管

等外国 公 司 专 家,中 咨 公 司、中 国

科学院、中 油 咨 询 中 心、中 国 科 学

院金属研究所等专家

确定西 气 东 输 管 道 延

性断裂止裂指标,统一

各方专家意见

2000年12月22日

西气东输管道工 程 管 径 方

案论证会

国家计 委 和 中 国 石 油 股 份 公 司 领

导、中咨公司和中国石油集团公司

的专家及项目组成员

管径比选等技术方案

2001年2月19—20日

西气东输工程线 路 用 管 中

间成果评审会,西气东输工

程电力、通信、自控、组织机

构专业中间成果评审会

中咨公 司、中 油 咨 询 中 心、西 气 东

输项目经理部及有关专家

评审讨 论 西 气 东 输 可

行性研 究 的 相 关 中 间

成果

2001年2月27日

西气东输工程工艺方案、机

组配置、经济评价方法中间

成果汇报会

中咨公 司、中 油 咨 询 中 心、中 国 石

油股份公司规划计划部、天然气与

管道分公司、西气东输项目经理部

有关领导和专家

讨论设计规模、机组配

置、经 济 评 价、支 线 建

设等问题

2001年3月14日

西气东输工程可 行 性 研 究

中间成果研讨会

中咨公司、中油咨询中心专家

管道工程部分、资源部

分和地 下 储 气 库 部 分

的中间成果汇报

西气东输的决策始终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遵循国家“重大决策应建立在科学

化、民主化的基础上”的要求,正如西气东输领导小组第三次工作会议指出:

西气东输项目预可研和可行性研究的过程,充分说明了我们对这个项目的建设是积

极的,也是慎重的、科学的。项目的决策是一个科学的、民主的过程,说明我们现在的决策

水平和我们的决策民主化比过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44]87

通过集体论证、专家咨询和政治协商等多元渠道,各类决策主体在国家的组织下有效

提出政策意见,有序表达各自的观念与利益诉求。以领导小组为代表的国家主体,通过把

握工程核心目标和主导决策过程,在各网络协作主体间统一认识、凝聚共识,各方围绕同

一个核心使命和目标献智献策。战略求解的最终结果是集体理性的体现,即整合决策群

体的智慧、知识、经验和资源,以群体参与解决个体理性与方案复杂性的矛盾,以共识整合

与方案优化弥合理想方案与群体决策结果的差距,实现“方案形成—共识达成—集体理性

生成”的汇合与统一。

总之,巨型工程方案逐渐形成和确定,既是技术层面在已有信息条件下对复杂备选方

案的求解,也是多元价值和多方利益的权衡。作为中国最大的能源战略工程,西气东输方

案涉及技术可行性、经济合理性、环境可持续性和社会合法性等多重考量因素,也与沿线

多个省份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西气东输工程体现的共识决策将民主参与与

统一引导有机结合,形成统一的决策核心目标与价值序列共识,实现集体智慧的生成与

凝聚。

(三)府际合力:权威统合与多重协调

巨型工程的超大规模性表现在横跨超广空间范围、涉及多个社会领域。一方面,西气

39

东输是横跨九个省级行政区域、连绵4200千米的特大型项目,工程沿线各省区市都有自

己的发展规划、政策法规和行政权限,需要在管线走向、气价负担和用气协议等方面大力

协调;另一方面,西气东输涉及国土资源、经济、能源、水利和交通等多部门的管辖领域,需

整合多条线职能的建设需求,政府系统内部如何构建协调机制并形成治理合力对工程有

效建设至关重要。

第一,领导小组的任务性协调。在国家治理实践中,领导小组是任务导向的党政、部

门和地域间协调机制,通过条块沟通和资源整合来统合碎片化的权威。2000年3月25

日,国家计委宣布国务院批准成立西气东输工程建设领导小组,该领导小组是以国家意志

为导向,为重大任务完成而授权成立的特殊临时性任务责任机构,组织上中下游有关部门

和“西气东输”沿线省份开展规划与建设工作。国家计委副主任张国宝任领导小组组长,

成员包括国家相关部委、相关国企、管道沿线各省份领导。领导小组多次召开高层会议以

实现主要部门间的例行沟通,实现高效协调和任务部署。以第四次工作会议为例,领导小

组对国土资源部、水利部、交通部等部门和沿线省份的具体工作作出部署,会议提出:

第一点,国务院批准了可行性研究报告以后,请国土资源部和沿线的有关省市尽快地

帮助办好征地手续。第二点,这个工程绵延4000千米,穿越黄河三次,淮河和长江各一

次,在穿越点需要水利部大力支持和配合。第三点,这条管线还要穿越交通部分管的很多

高速公路,请交通部与铁道部给予支持;尽快办理相关的手续。第四点,对外谈判请经贸

部对谈判工作多加指导,提前给予指导和帮助……[44]595

第二,关键领导人的权威性协调。一方面,最高领导人充分推动西气东输的议程设置

和决策进程,西气东输的项目构想、预可研、可研和施工阶段,始终贯穿领导人的高度重视

和实质性推动。江泽民总书记在20世纪90年代起就多次赴新疆考察石油和天然气勘探

情况,在工程决策和建设时投入高度的注意力和精力。朱镕基总理“不仅在宏观经济上很

有造诣,对重大工程的布局也很有激情,包括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和青藏铁路在内的几个

大型工程,都是在他主政期间决定的”[56]6。另一方面,当面临省际或部门间的利益冲突

时,中央领导也会亲自出面,运用政治权威进行协调,让各方以大局为重。例如,在市场开

发中,面对下游省市对西气东输价格和供气模式的怀疑,曾培炎、张国宝、马富才等中央领

导亲自对下游省市政府负责人做工作,最终推进用气意向的落实。

第三,地方和部门自发的政治性协调。跨区域重大工程容易因利益、能力、认知和行

政制度造成横向府际冲突[58]。中国重大事件或任务本身就是协同合力形成的原因[59]。

“政治性”协调体现在西气东输工程本身内蕴中央对西部地区的倾斜性投入和对各方协作

的政治需求,使各相关主体自发积极配合。例如,山西、陕西和甘肃等不用气的省份也将

西气东输“作为本省重点工程来抓”,领导亲临一线慰问并解决工程管理中的问题。在苏

浙沪段,省市县镇各级政府和各部门建立了“政府联系网”,相关领导利用一切机会协调解

决审批、施工等地方协调工作[60]48-49。各地区、部门等在国家引导下,形成利益共享、责任

共担、协调配合的横向协同网络,体现了各地区和部门对巨型工程的广泛参与和贡献。

(四)全域协同:权力嵌入与全面动员

西气东输工程建设由国家主导,涉及大量行业、部门和行政区的多元参与主体。主要

涉及电力、冶金、建材、化工等行业,有30多家石油企业、191家承包商[61],这些主体来自

不同部门、地域和行业,参建企业有不同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模式,需要在建设中保证各企

业之间的技术对接、质量控制和风险共担,避免出现重复建设、资源浪费和利益冲突。西

40

气东输工程涉及设计、施工、运输、后勤等队伍377家,直接参与施工人数高峰期近3万

人,分散在10省区市的约4000千米作业线上。高难度的施工任务和复杂的作业环境要

求国家对工程人力物力的全域协同和全面动员。

首先,中国石油集团公司是西气东输建设的总体责任方。在中国,大型国有企业积累

了较强的资源实力、产业经验和技术积累,更重要的是,国有企业具有市场和权力主体的

双重身份,兼具使命驱动和市场驱动的特点[62],承担在战略安全、产业引领、国计民生和

公共服务等领域发挥战略支撑作用的社会使命[63]。作为工程业主,中石油先后与200余

家冶金、钢铁、机械制造等行业企业联合攻关和产业合作,这种“1+N”协同创新模式的特

点是以项目管理为中心,采取开放、包容的柔性组织模式,运用合同管理等手段,形成一体

化的组织保障体系[64],最终实现不同组织、行业和地区的参与方开展协同建设与技术

创新。

其次,国家权力网络的全面嵌入。中石油公司要求所有承包单位组建项目党组织,形

成了业主、气田勘探和建设单位、承包单位、联营承包 单 位 全 面 的 党 组 织 设 置 并 行 模

式[44]493-494。最终西气东输工程健全了横向到所有建设单位、纵向到基层的党组织管理

网络,党组织与行政机构同时构建,国家深度嵌入到工程管理的基层角落,为政治动员、协

调和目标凝聚等基础性能力发挥提供了结构基础。

再次,深入工程基层进行全面动员。例如,各参建单位的党组织开展了“高扬党旗、决

战百日”“劳动竞赛”“大会战”等专项动员活动,通过多措施的教育宣传来统一认识和加强

动员,鼓励建设团队发挥艰苦创业、拼搏奉献等精神,以国家意志和政治力量调动、组织干

部职工克服多重难题,保障工期进度和建设质量。

总之,西气东输工程管理中的全域协同,本质上是将国家政治主体与工程建设场域进

行组织结合,并依托政治权威和行政力量对工程组织体制、权力结构和主体行为进行嵌入

性干预。西气东输作为“一个上中下游联动的项目,如果没有方方面面的支持,不可能把

这件事情做好”[44]597。有效管理规模庞大且高度分散的建设队伍,是国家动员、统筹和调

度社会资源的基础性能力的体现。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中国西气东输工程为例,基于国家治理的视角,揭示了在政治、政策、工程和治

理等不同阶段,国家如何以稳健治理驾驭内生于工程超大规模的决策和管理难题,回答了

巨型工程中的国家治理逻辑这一核心问题。巨型工程的超大规模在现实中引致决策的信

息缺失和模糊性问题,以及工程管理中的项目集成交互和主体协同等困境。为此,巨型工

程的稳健驾驭则通过国家战略统筹、决策优化和管理协同的整体性集成予以实现。具体

而言:首先,国家以战略框定与工程目标建构,解决工程战略纵深与合法性问题,发挥国家

意志宣示与使命引领功能;其次,依托方案优化和共识决策,驾驭信息缺失和模糊性的决

策难题,以集体理性弥合理想方案与决策结果的差距;再次,通过领导小组统筹部署、高层

权威推动和各地各部门的多重协调,形成有效的府际协同和治理合力,解决碎片化权威问

题;最后,通过国家主导的组织结构网络,国家权力全面嵌入工程管理全过程,解决多主体

管理协同的难题,实现权力嵌入和有效动员。简言之,巨型工程的国家治理逻辑可概括为

全面介入、战略统筹、稳健驾驭和有效治理。

41

巨型工程是一个国家实现战略意志和改造社会的重要手段。在现代国家,此类重大

项目是国家依托政策系统与社会有效互动,实现巨型工程作为公共品供给的过程。作为

一个棘手领域,巨型工程决策面临深度不确定的环境、超广时空尺度和跨界合作关系,具

有超大规模的工程体量和倾斜性资源需求,驾驭此类复杂系统对国家能力提出了极高要

求[65-66]。国家信息收集与高质量决策、与社会系统展开互动、统筹和动员资源等基础性

能力支撑了对超大规模复杂政策系统的系统治理与稳健驾驭。

国家重大项目和巨型工程的决策与建设,是举国体制的典型应用领域[67]。目前,学

界对举国体制的理解呈现多元化的特点,例如,将其阐释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动员体

制,或是将其应用场景框定在核心技术攻关的科技创新领域,也有学者将其定义为一种

“任务体制”[42,68],即完成重大任务是目标,新型举国体制是手段。本研究认为,在“任务

体制”的理解基础上,巨型工程可被视作集举国之力完成重大任务的一种战略性行为,即

通过战略规划、组织统领、全局动员,以政策资源的倾斜性配置和集中调度实现国家目标。

本文将巨型工程治理提炼为国家以稳健治理实现对巨型工程超大规模性的驾驭,这就要

求:一方面,从国家主体的组织和结构维度构建特殊任务机构,建立统筹协调省市各级部

门、大型国企的核心责任、政治组织的结构性嵌入等机制;另一方面,巨型工程的治理过程

中强化以下维度:政治战略阶段对价值目标的界定、社会合法性的建构,政策决策阶段对

信息困境的破解、以共识整合与集体理性弥合政策生产与理想方案的差距,工程管理阶段

对分散资源进行集中、动员、配合和统筹等机制。总之,“稳健驾驭”既体现巨型工程的内

在治理难题,又揭示了贯穿于战略、决策和建设层面的治理难题需要在国家层面获得整体

性的支持和解决,本文所揭示的国家对巨型工程的稳健驾驭的运行逻辑与实现路径也是

对举国体制研究的回应和拓展。

未来,巨型工程研究需来自多学科的智慧与更宽广的视野[69]。传统工程管理研究更

多关注项目层面的技术实施、经济评估、质量控制和安全保障等问题,强调项目作为一个

独立实体的管理。本文从巨型工程的超大规模性出发,从政治视角切入,探讨国家与巨型

工程的相互塑造问题,强调国家在巨型工程的战略决策、政策执行、资源配置和利益协调

中领导、统合与驱动的作用,关注巨型工程与国家治理的复杂交互过程,从宏观和国家系

统层次分析巨型工程的目标、环境、组织和技术等复杂性问题。国家对巨型工程的稳健驾

驭能力是决定巨型工程选择、设计、建设和运营绩效的深层原因,而巨型工程的项目绩效

也会影响和塑造国家治理能力的评估、调整和进步。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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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eringwithRobustness:LogicandStrategiesofNational

GovernanceforMegaProjects

—ACaseStudyof“West-EastGasTransmission”Project

CHENShui-sheng

1,ZHUChen-lang

2

(1.SchoolofInternationalRelationsandPublicAffairs,FudanUniversity,Shanghai200433;2.Schoolof

PublicPolicyandManagement,TsinghuaUniversity,Beijing100084,China)

Abstract:Megaprojectsposecomplexgovernancechallengesduetotheirextremelylargescale,thus

requiringthecomprehensiveinterventionandprudentmanagementfromthestate.Thecasestudyof

the West-East Gas Transmission showsthatthescaleofthe mega projectleadstoissuesof

informationgapfordecision-makingandvagueplans,as wellasgovernancechallengessuchas

projectintegrationinteraction and dilemma of multisubjectcollaboration.To cope with such

burdens,1)Chinashapesthedepthandsociallegitimacyofmegaengineeringstrategieswiththewill

ofthecountry,throughstrategicframingandengineeringgoalconstruction;2)Chinabridgesthe

gapbetweentheidealoptimalsolutionandgroupdecision-makingresultswithcollectiverationality,

throughoptimaldecision-makingandgroupintelligencesupport;3)Chinaintegratesfragmented

governanceauthoritythroughleadershipgroupcoordination,high-levelauthoritypromotion,and

politicalcoordination,thusforminganeffectiveintergovernmentalgovernancesynergy;4)thestate

power,throughastate-ledorganizationalnetwork,isdeeplyembeddedinthefieldofengineering

construction,thus achieving management coordination through the active operation of state

capabilities.Thenationalgovernancelogicofmegaprojectscanbesummarizedascomprehensive

intervention,strategiccoordination,prudent management,andeffectivegovernance.Itsresearch

helpstoexpandthenationaltheoryofmegaengineeringgovernanceanddeepentheunderstandingof

China’smegaengineeringgovernanceanddecision-makingprocess.

Keywords:Mega projects; West-East Gas Transmission;nationalgovernance;stablecontrol;

strategiccoordination

[责任编辑 阳 欣]

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