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AL OF TECHNOLOGY ECONOMICS

JOURNAL OF TECHNOLOGY ECONOMICS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主管

中

Chinese Society of Technology Economics

国技术经济学会 主办

2023 Vol. 42

第42卷

N o . 9

第9期

人工智能是引领未来的新兴战略性技术，是驱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力量。2018年10月31日，习

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

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2022年末，以

大模型、大数据、大算力为基础的 ChatGPT横空出世，使经过多轮演进的人工智能进入了新阶段，“人工智能时代已

经开启”。

技术经济学是一门建立在经济学和管理学基础上，研究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之间相互关系、研究资源优化配置

和创新的科学。技术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从建设项目经济评价、价值工程、技术选择、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评价等传

统领域，逐步扩展到技术进步贡献率测算、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创新创业管理、科技政策等诸多领域，其理论和

方法可以应用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是支撑商业、经济乃至政治决策的重要依据。

1963 年 12 月，由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制定、党中央和国务院批准的《1963—1972 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发布，该规划共10章，“技术经济”单独成章，与“农业科学技术”“工业科学技术”“医学科学技术”和“基础科学”

并列，这是中国技术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标志中国技术经济学的成熟并已经在国家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2023年是《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发布60周年，也是中国技术经济学会成立45周年。

为此，中国技术经济学会拟于2023 年 11 月 25、26 日在深圳举行中国技术经济学会第三十届学术年会，年会主

题为“人工智能时代的技术经济”。

第三十届学术年会为期两天，第一天为全体会议，邀请学会内外著名专家学者就人工智能时代技术经济的前沿

问题分享最新研究成果和心得，介绍技术经济学界围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实施科教兴

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和“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主题，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所做的理论探索、政策建议和其他贡献。第二天为平行论坛，由分支机构和专家团队组织，就不同主题展开深度讨

论和学术争鸣。

会议信息

主办单位：中国技术经济学会

协办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项目评估与战略规划研

究咨询中心

支持期刊和出版机构：《管理科学》《技术经济》《科

学技术与工程》《科技和产业》、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技

术经济分社等。

会议方式

11 月 25 日年会全体会议初拟以现场会议方式举行。

11月26日的平行论坛以现场会议+腾讯会议方式进行。

会议费用

本次年会注册费 1200元（学生 600 元）。在 2023年

10月31日前缴纳者注册费为1000元（学生500元）。参

会人员交通和住宿等费用请自理。

报名方式、缴费、住宿、会议场地、平行论坛等：

请见后续通知。

其他会议安排

2023 年 11 月 24 日下午将举行中国技术经济学会第

六届常务理事会会议和理事会会议（会议通知另发）。

学会秘书处（会务组）联系方式：

关老师： 01065124716

15901256636

jishujingjixuehui@vip.163.com

何老师： 01065124716

13910381960

jishujingjixuehui@vip.163.com

中国技术经济学会

第三十届学术年会（2023）

会议通知

2023 Vol. 42

第42卷 第9期

N o . 9

技 术 经 济

Technology Economics

《技术经济》编辑委员会

顾 问

吴明瑜 罗冰生 孙晓郁 徐寿波

吴贵生 蔡 莉 吴季松 郭励弘

主 编 李 平

常务副主编 李志军

副 主 编 牛东晓 王宗军 李开孟 杨德林 王宏伟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 渤 王宏起 王学军 王 毅 毛志兵 田杰棠

田明华 毕克新 朱桂龙 刘 云 刘 星 刘开勇

池仁勇 孙 卫 买忆媛 苏敬勤 李石柱 李 垣

杨 俊 杨宝臣 张米尔 张宗益 陈向东 邵云飞

武义青 林晓言 庞守林 官建成 赵芝俊 胡传海

柳卸林 侯仁勇 夏恩君 高 建 梅 强 葛宝山

韩秀成 鲁若愚 谢富纪 雷家骕 魏 江

CSSCI（2021—2022）来源期刊（扩展版）

AMI综合评价（A 刊）核心期刊（2018 年）

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中国科技核心期刊）

《智库期刊群 1.0 版》入选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20年版）来源期刊

“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期刊（2020年版）

2017 中国国际影响力优秀学术期刊

RCCSE 中国核心学术期刊

技术经济 2023年第42卷第 9 期

期刊基本参数：CN11⁃1444/F * 1982 * m * A4 * 184 * zh *P * 30. 00 * 500 * 14 * 2023⁃9

价值链视角下人才链支撑创新链产业链融合的动态协同模式研究

——以新型研发机构为例 赵 晨，王戈菲 1

服务业制度型开放对区域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

——基于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建设的准自然实验 韩沈超，李 淼，李晓钟 12

产学研深度融合动态演化博弈机制研究

——基于创新过程视角 常 哲，郭 彬 24

产业政策提升数字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了吗？ 李 平，李同舟，董 康 41

产学研联盟组合对科技中小企业成长的影响机制研究 张羽飞，原长弘，张树满 53

数字经济发展提升了城市出口韧性吗 苏 杭，卢笑同 67

中国高技术行业出口网络地位及影响因素分析 余娟娟，吴俊豪，万顺瑜 83

数字经济对服务业结构的影响

——“低端锁定”还是“高端促进”？ 马诗卉，肖婷婷 97

全流程披露视角下的跨国企业供应链社会责任机制研究 许 恒，肖昕楠，华忆昕 106

企业数字化、管理费用率与投资效率 潘文富，张孝方 121

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的澳大利亚实践与启示 肖红军，郑岳，郑若娟 133

互联网企业海外并购财务风险大数据预警研究

——基于 Stacking 集成学习 江乾坤，王成哲 147

新时代能源国企企业家精神的影响因素、作用结果及培育路径 周忠科，高 杰，栾茗乔，刘 琪 161

农地确权与农户间收入不平等 胡东宁，赵增力 171

目 次

Research on the Dynamic Collaborative Model of Talent Chain Supports Innovation Chain and Industrial Chain Integ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alue Chain：Taking New R&D Institutions as An Example

............................................................................................................................................... Zhao Chen，Wang Gefei 11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Institutional Opening in the Service Industry on Regional Green Innovation—A Quasi Natural

Experiment Based on the Construction of Service Outsourcing Model Cities

...................................................................................................................... Han Shenchao，Li Miao，Li Xiaozhong 23

Research on Dynamic Evolution Game Mechanism of University‑industry Research Deep Integration：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Innovation Process ............................................................................................ Chang Zhe，Guo Bin 40

Have Industrial Policies Improved th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of Digital Enterprises？

.............................................................................................................................. Li Ping，Li Tongzhou，Dong Kang 52

Influence of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Alliance Portfolios on Growth of Technology‑based SMEs

....................................................................................................... Zhang Yufei，Yuan Changhong，Zhang Shuman 66

Does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Improve the Export Resilience of Cities ........... Su Hang，Lu Xiaotong 82

Analysis of the Network Statu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hina’s High‑tech Industry Export

.................................................................................................................... Yu Juanjuan，Wu Junhao，Wan Shunyu 96

The Impact of Digital Economy on the Service Industry Structure—“Low‑end Locking”or“High‑end Promotion”？

........................................................................................................................................... Ma Shihui，Xiao Tingting 105

Analysis o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under the Mechanism of Full Disclosure

.......................................................................................................................... Xu Heng，Xiao Xinnan，Hua Yixin 120

Corporate Digitalization，Overhead Rate，and Corporate Investment Efficiency .... Pan Wenfu，Zhang Xiaofang 132

Australia’s Practice and Insights on Ethical Regul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 Xiao Hongjun，Zheng Yue，Zheng Ruojuan 146

Research on Big Data Early Warning of Financial Risks of Overseas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of Internet Enterprises

Based on Stacking Integrated Learning .............................................................. Jiang Qiankun，Wang Chengzhe 160

Entrepreneurship Cultivation in State Owned Energy Enterprises in the New Era

.................................................................................................... Zhou Zhongke，Gao Jie，Luan Mingqiao，Liu Qi 170

Agricultural Land Titling and Income Inequality among Farm Households ................ Hu Dongning，Zhao Zengli 183

Journal of Technology Economics 2023, Vol. 42, No. 9

Contents

第 42 卷 第 9 期 技 术 经 济 2023年 9 月

赵 晨等：

价值链视角下人才链支撑创新链产业链融合的

动态协同模式研究

——以新型研发机构为例

赵 晨，王戈菲

（北京邮电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北京 100876）

摘 要：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和“人才是第一资源”。如何充分发挥人才效能，使

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融合，是我国新时代人才工作的重要议题。新型研发机构是科研机构的创新模式，是打通创新

链、产业链、人才链的重要尝试。以新型研发机构作为研究对象，以北京的七所新型研发机构为例，从价值链视角对新型研发

机构内部人才链支撑创新链、产业链融合的过程进行分析，归纳出新型研发机构实践人才链支撑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的动态

协同模式。为新型研发机构发展给出具体指导建议，为人才链支撑双链融合的过程提供理论支撑，为我国实践三链融合给出

了具体的治理对策。

关键词：人才链；创新链；产业链；新型研发机构；价值链视角

中图分类号：F27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980X（2023）9—0001—11

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近年

来，我国产业链与创新链融合成效显著。通过加强创新投入和布局，创新链对产业链的支撑作用明显增强

（高洪玮，2022）。我国已连续多年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初步实践了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

链布局产业链。然而，产业链与创新链融合的过程中，还存在产品附加值低、成果转化率低、创新迭代动力不

足等问题。尽管这些问题是由多方面原因所致，但高水平人才链建设相对滞后不容忽视，具体表现为人才培

养渠道单一、人才与产业脱节，人才创新价值薄弱等，人才链未能对创新链与产业链的融合起到牵引作用。

因此，在探究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问题的基础上，也要同时关注人才链的高质量建设问题，进而实现从双链

融合到三链融合，最大限度发挥人才效能，使人才成为串联产业链与创新链的核心要素。

三链融合的重要载体是由政府、企业、科研院所和相关服务机构等创新主体构成的协同创新系统（李晓

锋，2018）。新型研发机构是协同创新系统中的核心节点，具有面向市场、关注科学成果转化、聚焦产业导向

人才培养等鲜明特征，对我国储备人才、实现创新高质量发展、引领高新产业升级具有重要意义（吴卫和银

路，2016；章芬等，2021）。新型研发机构集成了众多创新主体，以市场导向的运行机制，尊重科学规律的人才

培养激励模式，集基础研究、科技研发、成果转化、企业孵化于一体的功能定位，对推动产业链、创新链、人才

链融合起到示范作用（郭栋和曲冠楠，2023；沈彬等，2021）。梳理文献发现，现有对新型研发机构的研究往往

是从宏观视角对其运行机制的单一讨论（于贵芳等，2023；魏阙等，2021），以及针对新型研发机构本身进行产

学研合作模式分析，视角局限在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部分，对新型研发机构为核心参与的微观三链融合机制

尚不明确（于贵芳等，2023）。同时，相关文献对新型研发机构运作过程中的人才要素关注不足，对于人才如

何串联三链进而释放融合潜能的举措模式研究仍有待加强。

三链的有效融合依赖创新系统内各个主体的协同和互利互促，人才要素的缺失会导致三链融合失衡并

造成短板效应（陈劲和阳银娟，2012）。因此，本文以新型研发机构为分析对象，从价值链的视角分析新型研

收稿日期：2023‑06‑05

基金项目：研 究 阐 释 党 的 十 九 届 六 中 全 会 精 神 国 家 社 会 科 学 基 金 重 大 项 目“ 实 施 新 时 代 人 才 强 国 战 略 关 键 问 题 研 究 ”

（22ZDA037）

作者简介：赵晨，博士，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人才管理与人力资源管理；（通讯作者）王

戈菲，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组织行为学与人力资源管理。

1

技术经济 第 42 卷 第 9 期

发机构各方参与主体围绕人才做出的举措如何激活人才链，进而起到串联产业链与创新链作用；明确人才链

并非孤立于双链之外，而是引领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的关键纽带；进一步构建价值链视角下创新链产业链人

才链三链融合的模式框架，为三链融合的实践提供理论依据和现实参考。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逻辑

（一）创新链、产业链与人才链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需要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孙琴等，2022）。人才链的上下游

包括不同类型和层次的人才，价值在人才链上流动的方向与人才的激励与培育、创新的产出无法分割（王建

冬和童楠楠，2020）。可以说，疏通人才链并使人才链产出更高的价值是我国储备战略人才资源、建立世界人

才高地的重要前提。但是纵观我国人才链建设情况，目前人才供需两张皮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矛

盾主要在人才链与另外两链的融合不够、链接不深。针对人才链相关的“三链融合”研究多是从教育视角，探

讨如何培育产业导向人才，对于人才投入三链的融合过程与其发挥创新引领作用的过程机理没有给出很好

的回答（胡文龙，2018），对创新链、产业链与人才效能的关系并不明确（周小虎和毕轲，2017）。此外，还有学

者虽然关注了人才链与产业链的双融合，提出企业与高校协同育人，但是此类研究缺乏覆盖三链的理论跨

度，存在局限（姜兴和张贵，2022）。为适应新形势下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需求，需要将

人才链与创新链和产业链整合研究，为提升人才转化的价值与效能，推动我国建成世界人才高地提供政策

启示。

产业链一词最早是用来描述产品上下游的各个环节的流动过程（李子彪和李少帅，2017；孙琴等，2022），

而创新链的定义则是来自于产业链（Roper et al，2008），用来描述创新主体朝向同一目标用知识串联起来的

链式创新行为（邢超，2012）。现有研究主要围绕市场导向产学研用结合过程，关注创新链与产业链的融合。

例如，刘云等（2023）从复杂产品理论入手，以数控机床制造为例，讨论我国高端制造业如何实现双链的融合

进而完成赶超；杨忠等（2023）挖掘了美国半导体制裁下我国半导体行业的双链融合的影响，并提供了相关对

策；还有一些学者尝试构建了双链融合的评价体系（曹晨等，2023）。梳理文献可以发现，在探讨创新产学研

结合与科技高质量发展的文献中，探讨创新链与产业链双链融合的研究占有很高的比重，但是就创新链、产

业链与人才链融合的探讨存在着很大的断档。现有研究重点关注如何打通创新链与产业链，并未凸显出人

才链在三链融合过程中的重要地位（郭栋和曲冠楠，2023；于贵芳等，2023）。

优化传统产业链、打通新兴高端产业链与创新链，离不开战略人才力量支撑，离不开产业链、创新链、人

才培养链有机融合。人才链支撑创新链产业链融合的关键是破解人才供需“两张皮”问题。党的二十大多次

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要把我国打造成世界人才高地。这就要求在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的基础上要大力

融入人才的培育、赋能与储备过程（王祥锋等，2023），真正打通“三链”，通过互相协同发挥人才价值，带动三

链共同发挥出最大效能。人才的空间聚集为创新链提供了知识、技术和经验的支撑（杨勇和肖伟伟，2023），

提升了创新链的价值持续产出能力（曹方等，2023），随着人才的知识碰撞，人才链与创新链之间的互动所沉

淀的先进管理经验、创新思维支撑了产业链的结构升级，提升其附加价值（詹晖和吕康银，2015；曾刚等，

2021）。可以说，人才链在贯通创新链与产业链的过程中提供了积极可靠的支撑力量，为创新链、产业链奠定

融合基础并支持三链系统发展壮大（刘志彪，2023）。

因此，有必要探讨人才链支撑双链协同的过程机理，丰富现有研究的思路，强调人才链的重要地位。从

人才链的支撑过程归纳出人才链、创新链、产业链三链融合的具体模式，进而为激活人才链支撑创新链产业

链协同提供实际的治理方案。

（二）新型研发机构

新型研发机构集合多方创新主体，结合产学研用并贯通产业链上下游，做到科研成果的产出与转化，并

集成人才的创新激励方法与培育于一体。新型研发机构聚焦科技创新需求，主要从事科学研究、技术创新和

研发服务，具有投资主体多元化、管理制度现代化、运行机制市场化、用人机制灵活的特色。

目前新型研发机构研究主要包括概念界定、运行机制及运行评价三类（郭栋和曲冠楠，2023），研究多从

宏观视角出发，探讨新型研发机构功能定位的实践机制（于贵芳等，2023）、布局的模式（郭栋和曲冠楠，2023；

于贵芳等，2023），以及对其价值产出过程的分析，多为对新型研发机构提出指导性建议，并未深入探讨其对

2

赵 晨等：价值链视角下人才链支撑创新链产业链融合的动态协同模式研究

于研究三链有机融合的重要意义，对于新型研发机构对打通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的举措模式并没有给出

较为完整的解释。此外，梳理文献发现，目前围绕新型研发机构构建的理论框架、分析模式多以创新链、产业

链为主体（莎薇等，2023），很少将新型研发机构中人才链对其余两链的支撑作用置于核心位置，很大程度上

忽视了新型研发机构中与人才相关的各参与主体的重要作用。新型研发机构作为协同创新系统中的核心节

点，分析其如何围绕人才进行资源的优化配置，进一步完善协同创新系统是值得深度研究的问题（陈劲和阳

银娟，2012）。

我国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高质量人才梯队的创新价值不可忽视。目前我国人才链价值创造以

高校、研究所为主要主体，这些机构往往以科研为主要目标，人才培养和战略人才价值激发以基础科学为导

向（Mannak et al，2019；刘鑫等，2020；沈彬等，2021），在满足国家重大需求、关键产业技术破局方面存在弱势

（李拓宇等，2023；植林和刘思莞，2023）。究其原因，传统科研机构未能贯通产学研的壁垒，人才链运行仍以

传统教育体系为蓝本，缺少聚焦于创新精神、产业协同的人才价值激发土壤（王祥锋等，2023）。新型研发机

构突破传统科研机构的体制问题，从组织层面打通产业、教育、科研等创新主体，通过产教协同的培养方式激

活人才链的价值，形成创新型人才的高效培养路径（李拓宇等，2023）。产业协同的资源整合优势也为高质量

人才梯队提供发挥创新价值的土壤，推动科研成果产业化（李拓宇等，2023）。进一步，通过各个主体与价值

链的对话与互动，新型研发机构激活了人才链对创新链、产业链融合的支撑作用，具有独特优势。新型研发

机构在三链融合方面的实践探索为我国高质量发展的三链融合目标提供了新的参考，尤其是在人才效能激

发工作方面存在突出的成就。例如，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联合香港中文大学等高校并集成多产

业支撑，加强与国际科研平台的交流接触，形成科研、教育、产业、资本构成的人才效能激活模式，推动了科研

成果高效转化（莎薇等，2023）。

（三）新型研发机构中的三链融合模式：价值链的视角

传统价值链一般指在制造业中一系列群体创造价值的共同活动，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创新进而创造价值

（迟晓英和宣国，2000）。随着价值链理论的不断发展，其被越来越多地应用在创新管理领域（牛蕊和范世，

2022）。 Hansen 和 Birkinshaw（2007）将创新过程进行分解，并首次提出了结合创新的价值链的概念，认为在

创新的过程中，价值链分为创意的产生、创意的转换和创意的传播三个阶段。本文将以此为基础，从价值链

从投入产出的运行规律及创新系统以价值链方式创造价值的经济本质出发，通过新型研发运行机制和价值

创造机理构建三链融合模式（孙建军等，2022）。本文将三链融合的创新视为一个系统过程。按照内生增长

理论的思想，效率提升是经济发展的本源，而技术进步是支撑效率提升的内在驱动力（李勃昕等，2023）。因

此，本文将新型研发机构的价值创造活动分解为三个有序联结的阶段，即知识创新‑专利创新‑产品创新，分

别考察人才链投入对三个阶段价值产出的影响（徐斌和罗文，2020）。

综上所述，对于人才链、创新链与产业链的研究探讨，人才链仍然孤立于其他两链而存在。此外，人才链

多以传统教育视角切入，对于打通产学研壁垒的新型研发机构人才链结构认识尚不明确（王祥锋等，2023，

植林和刘思莞，2023）。最后，以新型研发机构为背景的研究也多以宏观视角整体讨论新型研发机构需要达

成的目标或是创新产出，未能深入分析其在人才效能激活方面的先进举措（李拓宇等，2023）。因此，本文以

价值链为切入视角，将人才链支撑产业链、创新链的双链融合与价值产出联系起来，探索构建串联创新链、产

业链、人才链三链的新型研发机构运行模式框架。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本文旨在探索新型研发机构运行过程中人才链、创新链与产业链的融合模式，鉴于研究情景的动态性及

研究问题的探索性，采用多案例分析方法，收集多个新型研发机构的举措及其后续影响证据并进行解读，通

过对研究情景、新型研发机构及其利益相关方协同举措的分析，深入挖掘案例证据背后蕴藏的三链融合机

理，梳理新型研发机构运行模式的同时归纳三链融合模式、进而构建理论框架。

（二）案例选择与数据收集

北京市作为我国的科技创新中心，在新型研发机构的建设工作上取得了重要突破（郭栋和曲冠楠，

3

技术经济 第 42 卷 第 9 期

2023）。2018 年，北京市政府出台《北京市支持建设世界一流新型研发机构实施办法（试行）》，围绕完善科研

体制机制，激发创新效能，尊重科研发展规律推出了一系列推动新型研发机构发展的举措，有力促进了北京

市新型研发机构的建设和发展。目前，北京已建成北京量子信息科学研究院、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中心、

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等七所高水平新型研发机构，北京市新型研发机构管理模式

新颖、成果竞出，对推动人才链支撑创新链、产业链融合具有示范作用。因此本文选择北京市政府认定的七

所新型研发机构作为案例研究对象，分析其内部人才链支撑创新链、产业链融合的过程，能够为其他研发机

构实现三链融合给出重要的参考和借鉴。

本文遵循“交叉验证”的规范进行整合的多渠道数据获取，首先广泛搜寻和追踪案例机构运行过程中涉

及三链融合的相关举措，为研究提供质性数据资料。研究数据主要是基于内部、外部的档案数据，并部分采

用一手材料进行数据补充。数据收集的主要途径有：外部档案主要通过网络搜索北京新型研发机构相关的

媒体报道、机构内成员的一对一访谈、政府公文等二手资料。内部档案主要通过企业官方网站新闻稿、企业

年报数据、相关音视频等形成的数据资料。数据分析过程严格遵循多案例研究对质性数据的分析范式。在

数据资料收集充分后，对原始数据进行了整理和筛选，将资料按照其内容进行分类，并完成数据的简化。随

后，从案例证据资料中确定编码的初始范畴，进行自由编码。依照提炼和归纳中形成副范畴，达到主题聚合，

完成初步的编码。此过程遵循背对背编码准则。

确认编码结果后进行多案例分析，具体将有关举措的作用路径与人才链、价值链、产业链有关概念进行

聚合，并借助有关图表、理论框架进行分析，最终构建理论模型并根据需要适当补充新的数据，保证理论和模

型的可信度。

四、价值链视角下新型研发机构三链融合过程分析

从价值链的视角，可以将新型研发机构的运行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知识创新、专利创新、产品创新。这三

个阶段贯穿了新型研发机构实现三链融合的全过程。三个阶段中，以新型研发机构为中心的各个创新主体

采取不同类型的人才策略，进而激活不同方面的人才能效。此类人才举措的产出又可以视为价值链上每个

节点的人才链投入，最终形成人才链与创新链、产业链三螺旋结构，三链融合的产出又可继续反哺人才链，形

成良性循环。本文将分阶段厘清不同的人才举措如何影响价值链的产出，系统分析人才链与其他两链融合

的机制，最后达到三链循环融合的结果。

（一）知识创新阶段：激励人才，夯实基础研究

知识创新阶段是创新链投入的第一阶段，在此阶段，新型研发机构的主要目标为推动基础研究，通过推

动科研团队实现科研突破拉动创新发展。根据案例编码结果（表 1），可以得出知识创新阶段新型研发机构

的重要人才举措如下：

（1）在知识创新阶段，以新型研发机构为主的各个主体主要以对人才的激励为主，通过赋予新型研发机

构内科研人员选题、使用经费、选聘团队的自主权，做到了“给人才松绑”。通过人才放权，确保科研人员在研

究领域自由探索，创造基础研究的最佳研究环境，促进基础科研成果突破、技术突破，为创新链投入科研成

果、技术经验，为价值链的高效价值产出打下基础。

（2）新型研发机构没有硬性的考核标准，由机构聘用的专家组建评估委员会设立考核标准，更加尊重科

研规律。北京脑科学研究中心确立了不唯“帽子”、不唯论文的评价选拔标准，主要考察的是人才的科研能力

和创新思维。脑科学中心将各个实验室负责人组织成招聘委员会，参与面试并打分，从更专业的视角考察科

研人员潜力。

（3）在科研人员最头痛的科研经费问题上，新型研发机构也给予最坚实的支持。新型研发机构发展动力

来源是企业、社会组织等通过资助、公益捐赠等方式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和支持。北京政府政策引导，通过提

升基础设施建设、加大科研基金投入、人才激励保障等方式，推动新型研发机构建立基础研究新机制，并保障

其正常运行，助力基础科学实现突破。

（4）新型研发机构在基础研究环节还与高等学校、科研机构、领军企业等多创新主体开展合作，促成产业

链上下游战略一致协同攻关，呼应国家重大需求，突破“卡脖子”难题。这也是新型研发机构中产业链推动人

4

赵 晨等：价值链视角下人才链支撑创新链产业链融合的动态协同模式研究

才链串联协同进而激发人才效能的重要举措。北京微芯区块链研究院的“不以出身论英雄”，人才团队包括

腾讯公司的区块链研究团队成员、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密码学团队等，促进产业链上下游人才思维碰撞，融

合多方人才力量，最终实现拉动人才链促进基础研究价值产出、突破重大需求基础研究“卡脖子”问题的

目标。

（二）专利创新阶段：激活人才，带动创新应用

在专利创新阶段，政府通过政策扶持和提供资金，帮助新型研发机构科研人员将基础研究转化为产品、

技术创新。新型研发机构主动承接领军型企业、高技术企业等的创新合作课题，吸收企业的市场导向思想，

实现产品化、市场导向的创新，形成基于科学的高质量创新、形成一批市场导向的专利，为产品商业化、产业

化打下基础，也为产业链投入一批世界领先的技术和创新成果，充分发挥人才的创新引领作用。具体人才效

能激活举措见表 2。

（1）人才的合作和聚集激发价值链价值产出，不同研究方向研究人员的科研产出会给学科交叉带来崭新

的活力，促进创新链上基础学科的创新应用升级，对推动基础学科发展成面向应用的创新性、交叉性学科具

有很强的正向影响。例如，北京应用数学院刘正伟教授团队，在研究数学与量子物理的交叉方向取得了一系

列奠基性的突破，并提出了量子傅里叶分析方向和量子图形语言，对推动基础学科的应用突破具有重大贡

献，使价值链中的基础科研投入成功产生应用创新价值。

（2）新型研发机构保障科研人员向着基于基础科学的重大创新攻关，对于将我国的创新从模仿追赶式的

创新升级至奠基性突破式创新具有重要推动作用。从源头出发，以基础研究突破拉动国家重大需求领域的

颠覆性创新，实现追赶加突破，从源头解决卡脖子问题。

（3）产业链也为新型研发机构提供了先进的与市场接轨的项目管理方法，新型研发机构简化科研项目申

报流程和材料，推行项目材料网上报送和“材料一次报送”制度，强化项目管理信息开放共享，实现一表多

用。针对关键节点实行“里程碑”式管理，减少科研项目实施周期内的各类评估、检查、抽查、审计等活动，以

自由的学术环境，与市场对接的项目运行模式，促进跨学科交叉融合，完善协同创新机制，推动创新成果转化

及产业化发展。

（4）在专利创新阶段，方向的选择也是由产业链主导，创新链对接产业链难题，精准聚焦市场需求缺口，

使创有所值。例如，石墨烯院研究院团队最早关注高温生长过程中的本征污染问题，成功实现了物理性能接

近理论极限的超洁净石墨烯制备，代表着石墨烯材料制备领域的最高水平。该材料实现了在某型国防装备

上的重大应用突破，并实现了稳定供货。近期，该材料顺利实现风电叶片样机吊装，未来在风电除冰等民用

领域也将大放异彩。

表 1 知识创新阶段三链融合过程

作用路径

人才放权，政府支持→

创新导向绩效体系→

创新产权为核心的激

励制度→充分激发人

才效能，基础研究攻关

科技产业投入资金→

高新企业提供先进经

验→产业科研人才协

同→充分激发人才效

能，基础研究攻关

二阶主题

创新链带动

人才链

产业链支撑

人才链

一阶概念

人才松绑

调动科研

绩效评价

尊重规律

创新知识

产权制度

助推

产业投入

支撑科研

产业协同

合作攻关

证据实例

在确定的重点方向、重点领域范围内，可以自主确定研究课题、自主安排科研经费使用。聘用团队人

员也充分体现自由。北生所严格筛选实验室主任（PI）。PI享有选择研究领域的学术自由，研究所给

予 PI稳定的经费支持，使 PI能心无旁骛地全心投入科研。在 5 年聘期内，PI没有任何考核的压力

根据合同约定，由理事会下设的评估委员会进行评估，围绕科研投入、创新产出质量、成果转化、原

创价值、实际贡献、人才集聚和培养等方面，做出符合机构设立目标和符合科研规律的评估。对科

研项目和科研活动的审计和财务检查要尊重科研规律，建立信息共享、结果共用、问题整改问责共

同落实等工作机制。设有内部审计机构的局级及以上行政事业单位，经备案，其出具的科研项目审

计报告可作为验收依据

（智源院）其研究成果全部属于原单位，研究院不拥有也不索取任何知识产权，目的是找到最适合的

人才，为其提供自由支配的经费及所需资源，支持开展人工智能领域特定方向上的重大基础问题研

究，除特殊规定外，市财政资金支持产生的科技成果及知识产权，由新型研发机构依法取得，并自主

决定转化及推广应用。对符合首都城市战略定位在京实施转化的项目，还可通过北京市科技创新

基金等获得支持

鼓励和引导地方、企业及社会资本加大对数学研究的经费投入，提升数学支撑创新发展的能力水

平。落实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政策，采取政府引导、税收杠杆等方式，鼓励企业、社会组织等通过共

建新型研发机构、联合资助、公益捐赠等方式加大基础研究投入

基础打牢，应用拓宽。科研创新不能闭门造车，微芯研究院和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腾讯、

百度等高校、企业，共同开发“长安链”底层平台，并开放程序源代码。

一大批科研人员“全职加盟”，包括清华大学分布式数据库的院士专家团队、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密码

学院士专家团队，还有腾讯公司区块链技术团队

5

技术经济 第 42 卷 第 9 期

表 2 专利创新阶段三链融合过程

作用路径

人才推动创新向科学创新

发展→人才推动基础学科

应用式创新→激发创新链

新生态，促进高质量发展

产业源头对接创新知识产

权→产业管理模式激励→

推动产业导向创新

二阶主题

人才链引领

创新链

产业链支撑

创新链

一阶概念

人才聚集

推动创新升级

人才确立

学科创新应用

知识产权

对接市场追求

产业项目评价

激励转化

证据实例

智源研究院率先发布《人工智能北京共识》，为规范和引领人工智能健康发展提供“北京方

案”；提出类脑计算“神经形态完备性”概念，填补了完备性理论与相应系统层次结构方面

的国际研究空白

应用数学院围绕建设初期确定的研究方向，也取得多项研究成果。例如，数学物理团队的

郑浩研究出一套系统化研究量子多体问题的拓扑网理论，将拓扑序理论和共形场论完美

地融合，开启了高维共形场论新篇章。鼓励高等学校在人工智能、集成电路、云计算、转化

医学与精准医学等领域设置新兴学科，加强高精尖产业高技能人才及专业管理人才培养

大力支持科技型企业进行海外知识产权布局和技术并购。完善企业知识产权海外维权援

助机制，支持服务机构开展目标市场知识产权调查、预警、制定应对策略等服务。加大对

高精尖产业的发明专利和海外知识产权获权的资助力度。发挥北京市科技创新基金引导

作用，支持设立高价值专利培育收储投资子基金，建立重点领域专利池

针对关键节点实行“里程碑”式管理，减少科研项目实施周期内的各类评估、检查、抽查、审

计等活动；严格依照任务书开展综合绩效评价；对实施周期 3 年以下的项目一般不开展过

程检查。实行科研项目绩效分类评价，根据需要引入国际评估。建立相关部门为高等学

校和科研机构分担责任机制，对自由探索和颠覆性技术创新活动中已履行勤勉尽责义务，

但因技术路线选择失误导致难以完成预定目标的单位和项目负责人予以免责。加强科研

诚信建设，营造良好学术风气

（三）产品创新阶段：赋能人才，保障成果转化

在形成创新专利后，政府的扶持与政策催化，保障人才创新成果平稳转化为科学商业产品，并最终通过

与高新企业的合作商业化、产业化，直击市场痛点，创造经济价值、社会价值，疏通产业链并最终培植出市场

导向的世界领先高质量科技产业，此阶段的人才激活重点举措见表 3。

（1）产品创新阶段可以看作是新型研发机构创造价值，融通三链的重点。在这一阶段，三链各司其职，创

新链投入专利、创新经验，人才链投入人才科研成果及科学商业转化经验，产业链投入商业资源，进而三链融

合贯通从实验室到市场的科学成果商业化。从创新到产业的过程中，人才的作用无法忽视。人才链的科研

人才将专利落地，以市场为导向转化科学成果，向市场输入一批具有创新价值的产品。例如，区块链“长安

链”就是由新型研发机构牵头完成并落地，在助力冬奥绿色办赛的绿店溯源系统中成效显著，实现清洁能源

全链条可信溯源，在冷链、医用测温等场景中也都取得了技术应用的巨大成功。

（2）科技成果转化的过程离不开新型研发机构孵化平台和产业专家人才的辅助和催化。石墨烯研究院

在探索科研成果转化时引入专业支撑团队及产业领军人才，帮助石墨烯研究院成果零时差转化，形成科研市

场融合的转化新型态势。

表 3 产品创新阶段三链融合过程

作用路径

科研人员推动科学成果转

化→产业人才辅助产品落

地→机构保障科学成果转

化→人才赋能产业链高质

量发展

产业导向创新赋能产业→

企业化运作高效转化→科

学创新促进产业链高质量

发展

二阶主题

人才链

赋能产业链

创新链

融通产业链

一阶概念

科研人才

转化科学成果

孵化平台辅助

保障成果转化

产业人才

打通产业链

企业化运作

疏通产业管理

产业导向创新

引领产业发展

证据实例

他们牵头研发出首个自主可控区块链软硬件技术体系“长安链”，并实现了 10 个版本的

技术迭代；发布全球首创的 96 核区块链加速芯片和板卡；将区块链数字签名、验签速度

提升 20 倍，区块链转账类智能合约处理速度提升 50 倍；推动“长安链”在超过 300 个重大

应用场景落地……

微芯研究院从一开始就设立研究院、骨干团队、政府引导基金、领军企业共同组成的成

果转化平台，边研究、边转化、边应用，最大限度实现研发和应用“零时差”

研究院同步成立北京石墨烯研究院有限公司，并在合适的时机引入具备央企、外企、创

业投资经历的产业领军人才许莉任公司总裁，新建投融资、市场营销、知识产权等专业

支撑团队，与北京石墨烯研究院形成了“一体两翼”的发展格局

理事会负责制定修改章程、审定发展规划及年度工作计划、审定经费预决算、聘任院长、

分配薪酬等重大事项；另外，国内新型研发机构多采用企业化管理方式运作，以实现用

人、用钱的灵活和决策的高效。管理体制，一般采用理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这是

一种现代企业法人的组织运营模式。研究机构的日常经营活动往往由公开聘任的院所

长加以组织，由各类型成员共同组成的理事会担任决策机构，其去行政化特征相对明

显。这种模式基本实现了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能够充分调动新型

研发机构投资者和管理运营者的积极性，更加凸显新型研发机构的市场属性，对产业发

展的需求信息反应更加直接和敏锐

调研组历经 14 个省市，28 座城市，实地走访了上百家单位，行程超过 12000 千米。调研

组深入企业一线，详细了解了石墨烯技术研发、产品生产、市场销售情况，倾听石墨烯企

业和主管部门的呼声，共同探讨石墨烯产业存在的问题和推动产业健康发展的对策。

此次调研摸清了石墨烯产业发展需求及成果转化“堵点”，深切感受到隐藏在背后的澎

湃发展势能

6

赵 晨等：价值链视角下人才链支撑创新链产业链融合的动态协同模式研究

（3）人才对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的支撑作用也在这一阶段得到体现。新型研发机构采用企业运作模式，

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科研人员包干制，此类运行机制改善了科研人员创新的环境，对于创新与

产业的结合具有疏通的作用，通过对于创新环境的改善，提升管理效率，破解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问题。此

外，新型研发机构输出基于科学的创新也可以推动产业升级并培育新兴产业。例如，石墨烯院在市场合作方

面，先后与春丽医疗、泰林生物、万鑫石墨谷、扬子集团达成合作，将石墨烯新材料应用到各个领域，同时材料

产品凭借其优异性能也相继进入华为等多家知名企业。解决产业需求及产业转型的“堵点”，助力产业完成

创新内驱的升级。

（四）人才培育阶段：培育人才，反哺基础研究

在创新链、产业链的双链融合价值链中，不断产生基础研究经验成果、创新与专利研发经验，以及产品思

维的产业化模式、商业化的资金回报等。这些中间产物都被用于“反哺”人才链，创新经验与产品思维被投入

市场化导向的人才培养过程中，科研成果产业化产生利润被用于聘请高新人才、培育青年人才，以此种循环

达成“内部造血”，实现创新链、产业链双链与人才链的高质量融合，循环提升价值链产出的质量、数量。实现

科学商业高质量发展，人才培育的举措见表 4。

表 4 人才培育阶段三链融合过程

作用路径

创新成果吸引人才聚集

→人才聚集激发潜力→

创新经验培育人才→创

新链反哺人才链

产业盈利投资人才创新

→产业盈利人才激励→

产业链投入人才发展

二阶主题

创新链带动

人才链

产业链反哺

人才链

一阶概念

创新成果

吸引高质量人才

聚集创新

激发人才效能

创新经验培育

产业导向人才

产业盈利

反哺人才创新

多方提供人才激

励资金

证据实例

郑志明院士说，高精尖创新中心采用“一体两地、前店后厂”的运行模式。“前店”位于微芯研究

院，主要开展技术和产品开发、实验验证等工作，“后厂”位于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园区，利用园

区高校多学科交叉、人才聚集的资源优势及相关区块链重点应用领域的场景优势，吸引和聚

集全球领军人才，培育高水平研究团队，开展基础理论研究、关键技术攻关及平台建设。“这将

是推动基础研究和产业应用进一步结合的平台，也将成为‘长安链’保证自主可控、保持技术

和产业领先的创新源泉。”董进说

在研发过程中，王润和同事思考如何最大效率实现各区块的联结。一次闲暇聊天，一位同事

讲起自己孩子玩积木小火车的场景。聊着聊着，在场几个人突然不约而同从座位上跳了起

来——区块链的一个个区块就如同一节节车厢，如果做成可以自由取用、自主拼接的模式，区

块链不就成为一条可以千变万化的“活链”了吗？就是这么一次头脑风暴，让灵感火花迸发，

“长安链”灵活装配的优势由此确立

研究院形成了一支超过 200 名优秀科学家和工程师参与的研究力量。高水平科学家队伍也

反哺研究院基础科研人才的培养。2021 年，微芯研究院获批设立博士后工作站，聚焦“长安

链”软硬件底层核心技术，继续加速聚拢全球人才、培育骨干力量

北生所希望为博士后、学生和技术员提供可以和世界一流的科学研究机构相媲美的工作条件

和环境。北生所不以职位之不同而视“下级”为“上级”工作的工具，而是同等对待所有对科学

有兴趣的同事。

吸引社会资金牵头成立智源创投基金，专注于人工智能早期投资，重点投资人工智能领域的

科学家创业项目，旨在为北京培育一批硬核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企业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院和恒源祥（集团）有限公司联合设立“恒源祥英才奖”，以奖励全国范围内

在感官、神经、心理、认知行为等领域取得具有潜在应用价值的优秀科研成果的研究

（1）在价值链产出科学商业产品之后，这一过程的副产物又可以继续循环投入到价值链中创造更多价

值。通过影响人才链，继续影响价值链投入，优化价值产出进而达到良性循环的效果。在这一循环阶段，主

要以创新链、产业链对人才链的“反哺”为主，达成培养人才、储备人才、赋能人才的闭环。首先，新型研发机

构的科学商业产出会吸引更多高质量人才加入其中，提升人才梯队质量。微芯研究院的长安链产品就吸引

了一众有想法、有才华的科学家加入微芯研究院，微芯研究院面向国家科技重大需求的创新目标也吸引了众

多具有爱国精神科研人员的加入。在这样的人才汇集过程中，人才之间的思维碰撞会让更多的创新灵感

迸发。

（2）新型研发机构高质量科学家队伍的科研创新经验、科研成果转化经验也是新型研发机构培育面对国

家重大需求产业型科学家的一大财富。例如，北生所每年举办的学术年会邀请所内专家分享科研经验，实行

研究生实习轮换制度，能够最大限度地面对需求培养国家人才，对于培育骨干人才力量具有重大意义。

（3）产业在人才培育的环节具有辅助、保障作用。例如，智源院与高新企业共同设立的创业基金，为科学

家投入创业提供了启动资金，此外新型研发机构的收入盈利也会继续投入基础研究和创新经费，形成对人才

链的贯通保障。

（4）与新型研发机构合作的企业在得到新型研发机构的科技支持后，也会为培养人才、招徕人才提供资

源，例如，恒源祥和北生所合作的英才奖学金，奖励在生物领域大有潜力的研究，鼓励北生所研究生大胆开创

科研道路，对激励人才创新具有重大意义。

7

技术经济 第 42 卷 第 9 期

（五）人才发挥能效的路径：价值链的视角

从价值链的视角，可以将新型研发机构的运行看成是一个价值投入、价值传递再到价值产出的三个阶段

的多要素链条，即价值链，这样一种多阶段、不断反馈和投入的过程会达到渐进式的发展，形成动态的稳定产

出。在初始投入、追加投入的过程中，人才的效能被最大程度的激发，而中间投入和最终的价值产出又会进

一步反哺人才，因此可以说新型研发机构的价值链是由创新链、产业链构成，并由人才链牵引的。在这条价

值链上，人才拉动创新链和产业链双链，双链又进一步反哺人才链，形成三链螺旋，达到动态稳定，螺旋上升

的状态。具体，人才发挥能效的路径如下：

新型研发机构中的人才培育与赋能模式介于传统科研人员与科研创业者之间，新型研发机构起到了孵

化平台的作用。具体表现为，在知识创新阶段，在政府的政策指导、资金支持及高新企业输入的资金、研究经

验的保障下，新型研发机构具有“给人才松绑、让人才放心大胆创新”的人才管理特征，科研人才可以不拘泥

于传统管理下的绩效考核要求，不再唯成果论而是以创新的质量和产业导向目标来要求，给人才以自由的科

研氛围，进而实现创造力激发。在这一阶段以新型研发机构为核心的多方创新主体形成了以人才激发为核

心的土壤，完成集中多方力量实现科学研究的成果突破，最大程度激发人才效能。在专利创新阶段，有了基

础研究成果后接下来是承上启下，思考如何将研究和产品有机转化，形成面向市场的科学商业的环节。在这

一阶段，多方主体要围绕“给人才指路”进行举措。具体来说，企业需要提供市场经验，针对市场痛点提出创

新需求，为创新提供主题；政府需要结合国家重大需求为人才提供指导思想，保证新型研发机构落地过程为

人民所用；而新型研发机构在给予人才支持的过程中还要考虑项目的管理模式、考核模式与市场接轨，最大程

度保证创新积极性，激活人才，保证创有所值。在产品创新阶段，多方主体要保证为科研成果转化提供孵化平

台，较创业、科研全部亲力亲为的科研创业家，新型研发机构中的商业孵化平台等为科研人员提供辅助和保

障，帮助科研成果转化创造更多价值，为科研人才赋能。在此之外，产业的人才辅助转化、政府的政策支持都

对人才实现产品创新保驾护航，确保将专利转化为市场所接受的产品，给人才赋能，不浪费创新价值，保证产

出。在价值链产出后，新型研发机构的运行进入了沉淀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目标是实现人才的积累和培育，

提升人才梯队质量。科研成果转化后的盈利又投入到基础研究中去“自我造血”，实现产业链反哺人才链，创

新链的人才吸引作用及创新经验对人才的培养也会转而拉动人才链，促进人才质量的跨越和升级，达到良性

循环的效果。结合编码内容，从价值链的视角出发，得到新型研发机构为例的三链融合模式图，如图 1所示。

五、主要结论与实践启示

本文从价值链视角出发，探索了新型研发机构运行过程中各阶段协同创新主体采取的差异化实践举

措。不同环节的举措会激活人才链从而引领创新链、产业链融合，并提升价值链产出。具体以北京多家新型

研发机构为例，沿着知识创新‑专利创新‑产品创新三个有序联结的价值创造阶段，探讨人才链投入对三个阶

段价值产出的影响，归纳出以新型研发机构为核心的三链融合模式。研究发现，新型研发机构实现三链融

合，发挥人才价值，实现高质量发展主要依赖多方创新主体在不同阶段采取的相应举措，这些举措激发了人

才链活力。人才链又提供了拉动其余两链的内部动力，提升二者融合的价值上限，达到三链的价值最大化，

新型研发机构发展的可持续化。

新型研发机构具有投资主体多元化、管理制度现代化、运行机制市场化、用人机制灵活等特征（梁林等，

2022），对于实践三链融合，发挥人才引领作用、实践人才强国战略具有很强的指导作用。本文通过对新型研

发机构内部三链融合机制进行挖掘与归纳，为其他种类创新主体打通三链，发挥人才引领作用提供了实践启

示。具体如下：

首先，从顶层设计来看，各类机构应该树立服务于国家重大需要的目标，结合价值链上不同环节，把握各

环节核心定位，对于知识创新阶段，需要确保新型研发机构的科研导向，在专利创新阶段，需要强调科研成果

应用性，在产品创新阶段则需要注重面对市场的科研成果转化。政府应强化统一领导，完善政府政策引导体

系，相关部门需要协调工作，做好各类创新机构改革的协调管理工作，明确各类创新机构的功能定位，打造机

构的核心优势和发挥优势作用。例如，鼓励新型研发机构找准服务目标，投资建设多元化投资主体的新型研

发机构，并孵化先进科技产品推动产业升级。此外，也要健全新型研发机构的法人结构，建立配套的法律保

障，为新型研发机构适应市场需求提供支持。

8

赵 晨等：价值链视角下人才链支撑创新链产业链融合的动态协同模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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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新型研发机构为例的三链融合模式

其次，从人才生态来看，各类机构应当博采众长，吸收各类人才资源形成人才之间的互补与思维碰撞，推

动人才价值的流动。从人才所处的环境来看，各类机构应当适当“给人才松绑”，完善人才激励制度，调动各

类人才积极性，激发人才效能。例如，参考项目管理和企业管理经验，建立以贡献为评价标准的尊重科学的

绩效考核制度，以推动科学成果转化为目标，并完善股权、期权和岗位分红等激励机制。在人才培养方面，应

当与创新链、产业链相互呼应，培养人才紧抓产业痛点、创新目标，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培养人才吸收创新

经验，面向产业需求，培育出符合国家需要、满足三链融合需求的高端复合型人才。例如，可以积极寻求产业

支持，推动新型研发机构孵化科技型企业，产业领军人才采取年薪制、项目工资灵活分配等灵活激励方式。

最后，从创新链产业链的融合来看，各类机构应当加大对产业链上下游、创新链各主体的连接。目前一

些科研机构科学成果转化率低、创新能动性不强，主要原因是未能正确理解创新与产业的协同融合，对于产

业需求认识不深、创新评价体系不够完善。从协同管理来看，新型研发机构高质量发展的实现有赖于政府部

门、科研人才团队、社会资本等主体在新型研发机构的行为策略中协同配合。各类机构应当支持和鼓励各类

创新主体采取多种方式参与进机构的三链之中，以多元功能集成、面对市场及国家重大需求为根本目的，遵

循政府的政策指引，吸收来自各类社会机构的资源投入及先进经验，促进各类创新主体的协同及创新价值在

机构内不断流动，促进价值产出。

9

技术经济 第 42 卷 第 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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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Dynamic Collaborative Model of Talent Chain Supports Innovation Chain and

Industrial Chain Integ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alue Chain：

Taking New R&D Institutions as An Example

Zhao Chen，Wang Gefei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Bei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Beijing 100870，China）

Abstract：The report of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roposed“promoting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innovation chain，industry chain，capital chain，talent chain”and“talent is the first resource”. How to fully leverage talent efficiency

and organically integrate talent chains with industry chains and innovation chains is an important issue in China’s talent work in the

new era. The new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stitution is an innovative model for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ions and an important

attempt to connect the innovation chain，industry chain，and talent chain. Taking seven new R&D institutions in Beijing as examples，

analyzing the process of internal talent chain support innovation chain and industry chain integration of new R&D institu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alue chain，and summarizing the dynamic collaborative mode of practical talent chain support innovation chain and

industry chain integration of new R&D institutions. It provides specific guidance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ew R&D

institutions，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process of talent chain support dual chain integration，and provide specific governance

strategies for China’s practice of triple chain integration.

Keywords：talent chain；innovation chain；industrial chain；new R&D institutions；value chain perspective

11

第 42 卷 第 9 期 技 术 经 济 2023 年 9 月

韩沈超等：

服务业制度型开放对区域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

——基于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建设的准自然实验

韩沈超，李 淼，李晓钟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经济学院，杭州 310018）

摘 要：基于中国 2006—2020 年 281 个样本城市的面板数据，在梳理服务业制度型开放促进绿色创新的理论机制基础上，运用

多期双重差分方法实证检验了服务外包示范城市政策对区域绿色创新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服务外包示范城市政策

显著促进了示范城市绿色创新的量质齐升，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该促进作用依旧显著。第二，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服务外包

示范城市政策主要通过提升人力资本质量、优化产业结构、扩大开放程度提高区域的绿色创新水平。第三，服务外包示范城市

政策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城市区位异质性与城市信息化程度异质性，该政策在沿海省份的城市与信息化程度较高的

城市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强。

关键词：制度型开放；绿色创新；服务外包；多期双重差分法；三重差分法

中图分类号：F7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980X（2023）9—0012—12

一、引言

绿色发展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社会全面绿色转型的根本需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

化的内在要求。当前，我国高质量发展所面临的最突出难题就是资源环境问题，而破解这一难题的关键在于

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理论表明只有内生的自主创新才是驱动

技术变革和经济增长的核心因素，才能更高效地推动我国经济的绿色转型，从根本上破解资源环境危机困

境。绿色创新是以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管理创新为主要内容，以改变生产工艺，降低治理成本，开发绿色产

品，以及提高管理效率等为方式，通过降低生产和消费对环境的影响，节约生产资源，以实现经济可持续、有

弹性地发展。绿色创新将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与提高人民福祉的重要举措（王彦杰和高启杰，

2023；朱民等，2023）。为适应中国由高速度发展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特征和需要，中国开始进入到新

一轮高水平开放的新阶段，即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赵伟洪和张旭，2022），逐

渐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制度型开放是规则和标准的跨境融合，有学者将其形象的

称之为规则的进出口，促进标准和规则的变革与制度设计的优化，形成与国际贸易活动中通行规则相衔接的

制度体系，是具有引领作用的先进制度安排，同时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内在要求（常娱和钱学锋，2022）。

服务外包示范城市政策（后文简称该政策）作为服务业制度型开放的重要政策是畅通双循环、实现我国外贸

转型和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举措。当前我国已进入服务经济时代，如何借助服务业制

度型开放政策使得生产性服务业为制造业提供更加完善的保障服务，将日趋专业化的人力资本更多引进制

造业，加速二三产业融合，实现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升区域绿色创新水平已成为关键性议题。

国内外学者已广泛基于环境经济学、创新经济学、战略管理和产业组织等视角研究规制工具、市场结构

等对绿色创新行为的影响（Liu et al，2020），但现有研究多集中在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效应，并且主要

形成三种不同观点：其一，认为环境规制政策能显著促进绿色创新的意愿和行为，通过正向激励“促进”和反

向惩戒“倒逼”两种方式诱发企业的绿色创新行为（Popp，2019；Liu et al，2021；刘金科和肖翊阳，2022；刘冰

等，2023；游家兴等，2023；邹伟勇，2023）；其二，指出环境规制不仅无法对绿色创新产生积极影响，反而增加

收稿日期：2023‑05‑2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新发展理念下生产性服务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的关键要素、效应评估与路径优化研

究”（21CJY016）

作者简介：韩沈超，博士，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服务业开放与国际投资；李淼，杭州

电子科技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学；李晓钟，博士，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研

究生导师，研究方向：数字经济与国际贸易。

12

韩沈超等：服务业制度型开放对区域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

了企业的经营成本进而产生抑制作用（Fang and Shao，2022），例如，环保补助等规制工具对企业绿色创新能

力产生挤出作用（李青原和肖泽华，2020）；其三，部分学者发现上述影响实质上是非线性的，即环境规制对

企业绿色创新具有先抑制后促进的特征，或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先促进后抑制的特征（王珍愚等，

2021；孙金花等，2021；Fan et al，2021；Pan et al，2021）。对于服务业开放的研究既包括检验服务业开放对创

新的促进作用，且通过制度质量产生正向调节作用，其中，研发、运输、金融等服务业的开放显著促进了创新

水平，服务业开放的创新效应在地理区位、出口密度等方面体现出异质性（李川川等，2021；王世杰和黄启才，

2022）；还包括研究服务业开放通过增加研发资本投入、增加研发劳动投入、推动对制造业进出口贸易、促进

外商直接投资等机制进而促进创新水平（Philippe et al，2009；姚战琪，2020），以及服务业开放增加中间品进

口，通过国外优质服务商进入市场产生竞争效应与示范效应从而提升区域创新水平（韩亚峰和付芸嘉，

2018）。

综上所述，关于服务业开放对创新的研究现有文献已经有较为系统的研究，但很少有学者提出其对绿色

创新的影响，因此，本文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之上提出从服务业制度型开放的视角研究对区域绿色创新的影

响。选取区域绿色创新为研究对象，以服务业制度型开放的代理变量，即服务外包示范城市政策为视角，探

究其因果关系，亦即尝试解答如下问题：该政策作为促进服务业高水平开放的重要制度设计，是否驱动了地

区的绿色创新水平提升？其中的内在机理为何？该政策有无可能产生异质性结果？为探究上述问题的答

案，本文通过构建理论机制并借助 2006—2020 年我国 281 个样本城市面板数据和多期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

上述效应与传导机制，以期为服务业制度型开放推动地区绿色创新水平提供理论支撑和经验证据。

据此，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如下：①从制度视角丰富了绿色创新驱动因素的研究框架，基于因果识别方式

研究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建设对区域绿色创新质与量的影响，从扩大开放、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人力资本质量三

个角度进行机制分析，拓展了影响绿色创新的理论机制。②采用城市面板数据对该命题进行研究，为理论研究

提供经验支持。此外，为提升研究结果的可靠性，本文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基础上进一步通过剔除极值数据、

排除其他政策干扰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并且从时间和城市两个维度进行安慰剂检验。③考虑到服务外包示

范城市要素禀赋差异较大，为进一步考察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建设对区域绿色创新异质性的影响，分别基于城市

区位异质性和城市信息化程度异质性进行理论分析，并采用三重差分模型实证研究上述政策对区域绿色创新

水平的差异化影响，该实证结论为各地区因地制宜、精准施策走绿色创新之路提供了经验证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服务业制度型开放对区域绿色创新的影响

制度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力，同其他生产要素一样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制度环境的

改善促进社会分工更加合理，促进社会资源有效配置，深化各主体之间合作交流，有利于提高企业与个人的

生产效率与创新能力。制度型开放的提出，对我国对接国际高标准市场规则体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更加

积极地实行开放战略（王微等，2020）。服务业制度型开放主要涉及的是开放领域和水平还相对滞后、对制度

高度敏感和依赖的行业。在 2020 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服务贸易限制性指数所评价的 22 个服务行业中，

我国有 17 个行业开放水平比 2015 年出现不同程度的提高，占比达到 77%。上述领域的开放力度和效果得到

了显著优化，其中多数为与服务外包产业密切相关的生产性服务行业。服务业制度型开放通过对接高水平

服务贸易规则、加大服务业开放力度从而改善开放地区营商环境，进而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同时通过加强国

际间交流合作使得服务业企业具备充足的创新能力；通过提高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和便利化程度进而全面深

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深化本土企业与跨国企业交流，学习借鉴发达国家绿色环保意识，使其主动形成绿色

创新的意愿。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的合力推动区域绿色创新的发展，因此，服务业制度型开放预期将提升区域

绿色创新水平。

制度型开放也是逐步开放的过程，通过在部分地区试点，并将试点地区取得的经验教训加以总结再向广

大地区进行推广，服务外包示范城市政策正是通过在试点地区实现渐进开放的过程，在试点地区实行与国际

市场规则相适应的制度：通过为符合条件的先进型企业离岸服务外包收入提供税收优惠，降低企业成本提升

竞争力进而为企业“走出去”提供助力；中央财政对示范城市公共服务平台开展相关活动给予一定的资金支

持，为西部示范城市的服务外包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贷款提供贴息政策促进服务外包产业高水平发展，进而增

13

技术经济 第 42 卷 第 9 期

强示范城市服务外包活动在国际的竞争力；鼓励当地政府与企业将非涉密业务以外包的方式转移给相关专

业企业，发挥各自优势进而提高效率；以及特殊劳动工时、实用人才培训等一系列保障措施为发展服务外包

创造良好的环境。因此，本文将服务外包示范城市政策作为服务业制度型开放的代理变量，研究服务业制度

型开放对区域绿色创新水平的影响。2009 年国务院同意将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大连等 20 个城市确定为

服务外包示范城市，2010 年又将厦门纳入示范城市，在 2016 年示范城市的数量已经达到 31 个，2021 年又将

徐州、佛山等 6 个城市纳入示范城市①。其中，上述城市的绿色专利申请总数在入选示范城市之后大多呈现

快速增长态势，以及更能体现绿色创新能力的绿色发明专利申请数量在该城市入选示范城市之后也实现显

著提升，与非示范城市产生较大差异，并且在考虑城市规模影响后，使用每万人绿色专利数据进行比较，结果

仍然成立，因此，可以初步判断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建设可能对城市绿色创新产生正向影响。服务外包产业作

为服务业新兴的一种发展方式，具有高附加值、低能源消耗、少环境污染的特质，大力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业

务，有利于我国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实现逐步从资源密集型到技术密集型的跨越。区域绿色创新的主体虽

然是制造业企业，但近些年为了获取更多的竞争优势，制造业服务化趋势日益显现，制造业企业也开始逐渐

将价值链中心向服务转移，投入服务化与产出服务化使得服务外包亦能对制造业企业产生深刻影响，进而激

励本土企业在竞争中不断学习更先进的技术与经营理念，重新配置企业资源，投入更多的资本和人力用于开

展研发活动，对区域的绿色创新水平产生正向溢出。

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1：

服务业制度型开放能够提高区域绿色创新水平（H1）。

（二）机制分析

1. 人力资本质量提升效应

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建设通过探索便利化措施，降低了贸易壁垒，促进了要素的自由流动，通过构建可持

续的服务外包人才供应链，集聚国内外资源，加强服务外包各类人才培养培训，重点培养专业化程度较高的

中高端复合型人才；通过培育服务外包市场主体，深层次参与全球服务外包竞争与合作，着力改善基础劳动

力数量庞大与适应行业需求的专业性人才紧缺的问题。人才是服务业的核心生产要素，通过吸引高端人才

要素，进一步提升了当地的人力资本质量。人力资本是绿色发展的实施主体，人力资本质量是影响研发技术

溢出的重要因素（梁圣蓉和罗良文，2019；何伟军等，2022），人力资本质量的提高使得企业获得更多高素质劳

动者的机会，其通常拥有较强的学习与研发能力，有利于企业进行研发与创新活动，形成更多新型技术产出，

从而提高了企业的创新能力。另外，要素双向流动通过合理化配置倒逼劳动者通过教育、培训等活动实现素

质提升，高素质劳动者拥有更广阔的国际视野与更强的创新意识和环保意识，有更强的主观意愿进行绿色创

新，更高素质的管理者也更加注重企业的绿色创新与可持续发展，投入更多的时间与成本进行研发活动，提

高了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同时进一步带动当地其他企业进行绿色创新，从而提高整个区域的绿色创新水

平。综上，该政策可以通过提升劳动者素质和人力资本质量进而提升区域的绿色创新水平。

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2a：

服务业制度型开放通过提升人力资本质量进而提高区域绿色创新水平（H2a）。

2. 产业结构优化效应

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建设作为服务业开放的重要举措，通过在示范城市调整自身发展定位与产业布局，加

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服务外包中心城市，通过促进全球产业分工进而有助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陈明和

魏作磊，2016）。一方面服务业开放直接带动第三产业快速发展，在示范城市的产业园区中逐渐形成产业集

聚效应，使得服务业的“量”和“质”都得以提升；另一方面通过促进与制造业的融合，促进了两者的协同发展，

最终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围绕服务外包领域推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展服务外包产业，进一步推动

服务外包业务的数字化与智能化，进而促进产业结构向高附加值、低能耗、低污染方向调整。随着产业结构

的升级，社会生产的产品逐渐从农业品、工业品转为各类服务产品（刘金全和魏阙，2020），合理的产业结构的

竞争优势来源于先进的科技水平和产品的高附加值，进而产业将由资源密集型转化为技术密集型，逐步减少

对能源的依赖，降低了对环境的污染。产业结构优化对绿色产品创新具有显著推进作用，实现产业结构优化

① 示范地区包括：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大连、深圳、广州、武汉等 37 个省市（区域）。因示范地区中包含北京、天津、上海等直辖市，所以在

281 个样本城市中同样包含北京、天津、上海等直辖市，为了说明的统一性将其均称之为城市。

14

韩沈超等：服务业制度型开放对区域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

的一种有效途径是通过充分发挥各种生产要素的协同效应，促进产业分工更加细致，使生产要素从低效率生

产部门向高效率生产部门转移（赵庆，2018）。服务业结构优化将产生资源运用效率更高、对环境的污染更少

的有利结果，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同时减少对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促进了区域绿色创新效率，提

高区域整体的绿色创新水平。

据此，提出假设 2b：

服务业制度型开放通过优化产业结构进而提高区域绿色创新水平（H2b）。

3. 扩大开放效应

提升示范城市在全球市场的影响力与话语权是我国服务外包产业转型升级的必经之路，该政策在示范

城市扩大服务业双向开放力度，通过服务贸易、服务业双向投资等方式实现服务业高质量“引进来”和高水平

“走出去”，而我国旺盛的服务需求也为进一步扩大开放提供了需求端的保证，同时，通过环境规制和技术规

制，促使外商直接投资在增强我国绿色创新能力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张伟等，2011）。扩大开放可以通过强化

示范效应和竞争效应进而影响区域绿色创新。一方面，扩大开放通过示范效应影响区域绿色创新，借助“外

循环”吸引更多国外高端要素流入本国市场，并被企业消化吸收与扩散溢出，进而促进资源要素向优质企业

优先配置，提高区域内企业研发与创新能力；同时，企业管理层在不断学习先进管理经验的基础上，亦能不断

强化绿色生产意识，进而提高对绿色技术创新的重视程度，最终促进地区绿色创新的产出水平；跨国服务企

业通常拥有更高的环保要求和先进的绿色生产工艺，通过行业内竞争体现发挥示范效应，通过技术溢出提升

环境质量驱动绿色创新（Poelhekke and Van der Ploeg，2015）。另一方面，扩大开放通过竞争效应影响区域绿

色创新。随着服务业开放水平提升，大量外商直接投资涌入将加剧当地的市场竞争，倒逼本地企业通过自主

研发抑或是向跨国企业学习从而不断提升创新能力；此外，随着对外开放的范围扩大，本土企业要想在激烈

的国际竞争中站稳脚跟并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实现规模经济，必须在竞争中不断学习更先进的技术与经营

理念，重新配置企业资源，投入更多的资本和人力用于开展研发活动（张艳等，2013），在与跨国企业的竞争中

不断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因而在这样的绿色主观意识和环保客观约束下，通

过扩大开放能够促进企业所在城市的绿色创新水平。

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2c：

服务业制度型开放通过扩大开放进而提高区域绿色创新水平（H2c）。

（三）基于异质性的机制分析

1. 城市区位异质性

内陆城市和沿海城市在对外开放程度上有着很大的差异，开放程度越高的城市往往服务贸易自由化程

度越高，服务业开放政策能够发挥更大作用。作为开放程度较高的沿海城市亦是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

地，而环保意识较强的外资企业将发挥其示范效应引领其他本土企业开展绿色创新活动；相对的，内陆城市

因其地理区位，开展国际服务贸易的不便利性程度较高，因此试点政策发挥的效果或较为有限。另外，与沿

海城市相比，内陆城市总体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与服务业开放密切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不够完善，使得企

业开展绿色创新活动的难度较大。与此同时，内陆城市的产业结构中服务业增加值的占比较低，从能耗角度

亦不利于区域的绿色创新水平。此外，东部沿海省份的城市相对于中西部内陆城市拥有更集聚的高等教育

资源，对人力资本的投入更多，对人才的吸引力也更大，因此高层次人才比重相对较高，人才“东南飞”效应显

著，进而为区域绿色创新提供了关键的人才要素保障。

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3a：

服务业制度型开放提高区域绿色创新水平存在城市区位异质性（H3a）。

2. 城市信息化程度异质性

信息化程度对于城市的发展至关重要。互联网、大数据等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都离不开网络作为载体，

信息化程度越高的城市更容易通过广泛应用信息通信技术加深企业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加速各部门之间从

研发到应用的扩散。根据新经济地理理论，较高的信息化程度通常以较低的交易成本和市场一体化将吸引

生产要素向中心城市流动，因此，对人才的“蓄水池”效应也越强。创新活动正是需要在众多人才的共同努力

下才能更好地进行，信息化程度较高的城市通常拥有数量多、规模大、科技水平高的优质创新型企业，而这些

企业中高层次人才数量和比重通常远大于中小企业，因此城市的综合创新能力也越强。其次，规模较大的企

15

技术经济 第 42 卷 第 9 期

业经营往往更加合规，对于国家政策的执行力度也更强，加之受教育程度越高的群体环保意识普遍更强，因

此在绿色创新意识下更有主观意愿开展绿色创新活动，进而提高区域绿色创新水平；另外，信息化程度较高

的城市拥有集聚效应，能更好地拉动消费，通过本地市场效应带来贸易优势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而相较于

本土企业，跨国服务业企业往往在内部执行更高的环保标准，能够更加灵活应用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建设政

策，作为行业标杆发挥外溢和辐射效应驱动其他本土企业推进高质量发展，从而促进区域绿色创新水平的提

高。与之相对的，信息化程度较低的城市人才吸引力弱，无法通过发挥集聚效应吸引外资企业进入，当地的

中小微企业对绿色创新的意识和对政策贯彻力度要弱于大企业，进而导致同为服务外包示范城市，通过信息

化程度较低的城市的绿色创新水平较低的异质性结果。

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3b：

服务业制度型开放提高区域绿色创新水平存在城市信息化程度异质性（H3b）。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构建

为了研究服务业制度型开放对中国区域绿色创新的影响，将服务外包示范城市政策作为制度型开放的

代理变量，通过比较示范城市与非示范城市在施行政策前后绿色创新水平的差异，进而得到服务外包示范城

市政策的绿色创新效果。考虑到该政策具有多期渐进性特征，本文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如下：

GISit = β0 + β1 Treati × Periodit + β2 Xit + μi + λt + εit （1）

GIZit = β0 + β1 Treati × Periodit + β2 Xit + μi + λt + εit （2）

其中：GIS 为绿色创新的数量；GIZ 为绿色创新的质量；Treat 为城市虚拟变量，服务外包示范城市 Treat = 1，否

则 Treat = 0；Period 为时间虚拟变量，当观测值发生在该城市纳入示范城市政策以后 Period = 1，否则 Period =

0；β 为各变量的系数，交互项的系数 β1为服务外包示范政策对区域绿色创新的净效应，也是本文所关注的重

点；X 为一系列控制变量；μi为个体固定效应；λt为时间固定效应；ε 为误差项。

为了进一步检验该政策是否会通过提升人力资本质量、优化产业结构及扩大开放程度进而促进区域绿

色创新，结合机制分析及相关文献的研究，采用三步法进行机制检验，构建模型如式（3）、式（4）所示。

Mit = β0 + β1 Treati × Periodit + β2 Xit + μi + λt + εit （3）

GIit = γ0 + γ1 Treati × Periodit + γ2 Mit + γ3 Xit + μi + λt + εit （4）

其中：M 分别代表开放程度（OPEN）、产业结构（STR）及人力资本质量（HCQ）；GI 为绿色创新的质量和数量；γ

为各变量的系数。

为了进一步研究该政策对城市绿色创新影响的异质性，从城市区位和城市信息化程度两个角度分别构

建如下三重差分模型来进行验证（姚战琪，2023）。

GIit = γ0 + γ1 Treati × Periodit × LOCit + γ2 Treati × Periodit + γ3 Treati × LOCit +

γ4 Periodit × LOCit + γ5 Xit + μi + λt + εit （5）

GIit = γ0 + γ1 Treati × Periodit × INFit + γ2 Treati × Periodit + γ3 Treati × INFit +

γ4 Periodit × INFit + γ5 Xit + μi + λt + εi （6）

其中：GI为绿色创新的质量与数量；LOC 与 INF 分别为城市地理区位与信息化程度的虚拟变量。

（二）变量定义

1. 被解释变量

从绿色创新的质量和数量两个维度来衡量区域绿色创新水平。借鉴胡江峰等（2020）的研究，使用绿色

专利申请总数来衡量绿色创新的数量，由于绿色发明专利更能体现绿色创新的能力，因此，借鉴刘督等

（2016）的研究，使用绿色发明专利申请数量来衡量绿色创新的质量。为了消除城市规模的影响，借鉴金培振

等（2019）的做法，分别采用每万人绿色专利申请总数与每万人绿色发明专利申请数量来表示区域绿色创新

的数量（GIS）与质量（GIZ）。

2. 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为服务外包示范城市政策。根据国务院公布的示范城市的名单及政策在示范城市开始实施的

时间，通过设置时间虚拟变量（Period）和城市虚拟变量（Treat）将样本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

16

韩沈超等：服务业制度型开放对区域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

3. 控制变量

基于石大千等（2018）、董直庆和王辉（2019）的研究，选取其他影响区域绿色创新水平的因素作为控制变

量：环境规制强度（GOV）用政府工作报告中环保词汇百分比来衡量；经济发展水平（GDP）用人均地区生产总

值的对数来衡量；基础设施投入（BSI）用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对数值来衡量；城镇化水平（URB）用城镇

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即城镇化率来衡量；城市规模（SIZE）用城市年末总人口数对数值来衡量。

4. 机制变量

人力资本质量（HCQ）用普通本专科及以上人口数占全市常住人口的百分比来衡量；产业结构（STR）用

第三产业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李艳军和华民，2014）；开放程度（OPEN）用实际使用外商投资

额的对数值来衡量。服务业制度型开放预期通过提升人力资本质量、优化产业结构、扩大开放程度进而影响

区域绿色创新。

5. 交互变量

为了研究该政策对区域绿色创新影响的异质性，定义虚拟变量如下：城市区位（LOC）：沿海省份城市取

值为 1，内陆省份城市取值为 0；信息化程度（INF）：使用每万人使用互联网用户数来衡量，对 281 个城市进行

排名，排名前 25 取值为 1，否则为 0（宋德勇，2021）。

（三）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为研究该政策对中国区域绿色创新的影响，选取 2006—2020 年 281 个城市作为研究对象。其中，绿色专

利申请数量来自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绿色专利数据库，其余变量的数据均来自于《中国统计年

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由于部分城市的部分年份的数据有缺失，遂利用平均增长率方法将数据补充完

整，最终得到 281 个城市 15 年的平衡面板数据。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与基准回归

各个变量的定义与描述性统计的分析结果见表 1，其中，绿色创新数量的最小值为 0，最大值为 49.482，

均值为 1.069，表明绿色创新数量在各地区与各年份之间存在不均衡的现象，绿色创新质量的最大值与最小

值也有较大的差距，表明绿色创新质量在各城市之间参差不齐，因此，绿色创新水平在不同城市存在显著的

异质性。

为了检验服务外包示范城市政策对区域绿色创新的影响，从绿色创新的质量和数量两个维度进行验证，

对式（1）、式（2）分别进行回归，结果见表 2：列（1）、列（3）为未加入控制变量的结果，列（2）、列（4）为加入控制

变量的结果。列（1）、列（2）的研究结果显示，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Period×Treat 的系数均显著为正，且均

通过了 1% 的显著性检验，因此，服务外包示范城市政策显著增加了区域绿色创新的数量；列（3）、列（4）的研

究结果显示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Period×Treat 的系数均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即服务外包示范城市

政策显著提高了区域绿色创新的质量。因此，服务外包示范城市政策作为服务业开放的重要举措促进了区

表 1 变量的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

绿色创新数量

绿色创新质量

时间虚拟变量

城市虚拟变量

环境规制强度

经济发展水平

基础设施投入

城镇化水平

城市规模

人力资本质量

产业机构

开放程度

城市区位

信息化程度

符号

GIS

GIZ

Period

Treat

GOV

GDP

BSI

URB

SIZE

HCQ

STR

OPEN

LOC

INF

定义

每万人绿色专利申请总数

每万人绿色发明专利申请数

纳入示范城市以后年份=1，否则=0

示范城市=1，否则=0

政府工作报告环保词汇百分比

ln（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ln（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城镇化率

ln（城市年末总人口数）

普通本专科及以上人口数/全市常住人口

第三产业产值/地区生产总值

ln（实际使用外商投资额）

沿海省份城市=1，内陆省份城市=0

互联网用户数排名前 25=1，否则=0

样本量

4215

4215

4215

4215

4215

4215

4215

4215

4215

4215

4215

4215

4215

4215

均值

1.069

0.517

0.071

0.110

0.325

10.444

13.529

52.102

5.874

1.635

36.896

9.081

0.402

0.089

标准差

2.678

1.429

0.258

0.313

0.143

0.719

1.209

15.909

0.686

1.948

13.856

3.339

0.490

0.285

最小值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4.595

9.991

15.279

2.964

0.004

0.000

0.000

0.000

0.000

最大值

49.482

27.127

1.000

1.000

1.239

12.579

18.241

100.000

8.074

12.764

83.870

14.941

1.000

1.000

17

技术经济 第 42 卷 第 9 期

域绿色创新的“量质齐升”，假设 H1 得到验证。控制

变量的回归结果显示：基础设施投入（BSI）的系数显

著为正，表明政府对于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在一定程

度上会促进区域的绿色创新；城镇化水平（URB）的系

数显著为负，表明过度城市化可能会造成污染的集中

排放与资源的过度利用，对区域绿色创新水平产生一

定抑制作用。

（二）平行趋势检验

基准回归结果是否可信依赖双重差分（DID）估计

的有效性，双重差分的重要前提是要关注在政策发生

前实验组和对照组的特征是否有显著差异，以及在受

到政策冲击前变化趋势是否保持一致，否则不能判断

被解释变量的变化是否是由于政策冲击导致的。为

了确保在政策实施前，试点城市和非试点城市的绿色

创新变化趋势应该是平行的，采用事件研究方法观察

实验组和对照组之间的差异。服务外包基地城市政

策作为服务外包示范城市政策的前身，包括上海、成

都、西安、深圳、大连、北京、杭州、天津、南京、武汉、济

南和广州 12 个城市曾入选服务外包基地城市，考虑到

基地城市与后续的服务外包示范城市政策在内容方

面具有较高的相似程度，并且服务外包基地城市与首

批服务外包示范城市的名单重合度超过 50%，此外服

务外包基地城市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区域绿

色创新，因此，在进行平行趋势检验需剔除由于服务

外包基地城市政策所带来的影响。其中，大部分服务

外 包 基 地 城 市 入 选 时 间 分 别 为 2006 年 底 和 2007 年

底，故将 2007 年的数据从样本中剔除后进行平行趋势

检验，以削弱由于服务外包基地城市政策所产生的影

响，检验结果如图 1 所示：pre 代表政策实施前的年份，

post 代表政策发生之后的年份，可以看出在该政策实

施之前政策效应的置信区间包含 0 点，说明实验组与对照组之间没有较大的差异，满足 DID 方法的前提条

件。在该政策提出之后，实验组与对照组之间的差别显著为正，更进一步证明该政策对绿色创新影响的有效

性，样本通过了平行趋势检验。

（三）稳健性检验

1. 安慰剂检验

安慰剂检验的核心思想是通过虚构实验组或虚构政策时间进行估计，如果不同虚构方式下的估计量的

回归结果依然显著，即表明原来的估计结果很有可能出现了偏差，本文通过城市和时间两个维度来进行安慰

剂检验，从而让结果更稳健。

（1）城市安慰剂检验。将原样本的实验组和对照组互换，回归结果见表 3：列（1）、列（3）为不含控制变量

的回归结果，列（2）、列（4）为包含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回归系数均不显著，表明虚拟的服务外包示范城市政

策对区域绿色创新水平没有促进作用，降低了回归结果的偶然性，回归结果通过了城市安慰剂检验。

（2）时间安慰剂检验。为了避免实验组和对照组绿色创新水平的差异是由时间变化引起的，本文假定提

前两年实施政策，回归结果见表 3：列（5）、列（7）为不含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列（6）、列（8）为包含控制变量

的回归结果，回归系数均不显著，说明该政策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未受到时间变化的影响，结果通过了时间安

慰剂检验，因此，基本可以排除基准回归结果由未观测因素导致的可能。

表 2 服务外包示范城市政策对区域绿色创新的影响

被解释变量

Period×Treat

GOV

GDP

BSI

URB

SIZE

常数项

个体固定

时间固定

R2

样本量

GIS

（1）

3.549***

（11.35）

0.816***

（26.85）

Yes

Yes

0.729

4215

（2）

2.751***

（9.72）

-1.051***

（-5.50）

-0.335**

（-2.56）

0.189***

（3.42）

-0.044***

（-5.57）

5.731***

（9.68）

-29.203***

（-7.81）

Yes

Yes

0.759

4215

GIZ

（3）

1.994***

（11.31）

0.375***

（22.58）

Yes

Yes

0.719

4215

（4）

1.581***

（9.75）

-0.522***

（-5.02）

-0.069

（-1.23）

0.091***

（3.25）

-0.025***

（-5.79）

3.041***

（9.32）

-16.528***

（-8.08）

Yes

Yes

0.748

4215

注：括号中为 t值；*

、**、***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 10%、5%、1%。













PRE@ PRE@ CURRENT POST@ POST@ POST@ POST@

0fl%











图 1 平行趋势检验

18

韩沈超等：服务业制度型开放对区域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

表 3 安慰剂检验

被解释变量

Period×Treat

常数项

控制变量

时间固定

个体固定

R2

样本量

GIS

（1）

-3.754（-0.96）

0.147（* 1.75）

No

Yes

Yes

0.304

4215

（2）

-2.870（-1.54）

-30.374***（-3.53）

Yes

Yes

Yes

0.381

4215

GIZ

（3）

-2.119（-0.82）

0.068（1.60）

No

Yes

Yes

0.282

4215

（4）

-1.664（-0.74）

-17.004***（-3.73）

Yes

Yes

Yes

0.354

4215

GIS

（5）

2.589（0.31）

0.846***（24.05）

No

Yes

Yes

0.251

4215

（6）

1.811（0.29）

-32.482***（-8.15）

Yes

Yes

Yes

0.422

4215

GIZ

（7）

1.492（0.18）

0.389***（20.02）

No

Yes

Yes

0.284

4215

（8）

1.085（0.17）

-18.370***（-8.46）

Yes

Yes

Yes

0.411

4215

注：括号中为 t值；*

、**、***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 10%、5%、1%。

2. 基于剔除极值数据影响的稳健性检验

为了防止极端值对回归结果的影响，对被解释变量的样本数据分别进行双向截尾 1%、5% 的处理，使用

截尾后的样本数据重新对式（1）、式（2）回归，结果见表 4，列（1）、列（3）为截尾 1% 的结果，列（2）、列（4）为截

尾 5% 的结果。在剔除不同数量的极端值后系数的估计值依然显著，即服务业制度型开放促进了区域绿色

创新的量质齐升，说明基准回归结果未受到极值的影响，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提高了基准回归的稳健性。

3. 排除其他政策干扰的稳健性检验

由于 2016 年实施了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政策，可能会对绿色创新造成一定影响，因此，为了排除该政

策对区域绿色创新的干扰，将 2016 年的数据从样本中剔除，对剩余样本进行回归，结果见表 4，列（5）、列（7）

为未加入控制变量的结果，列（6）、列（8）为加入控制变量的结果。回归结果显示，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交

互项系数都仍然显著，与基准回归结果无较大差异，表明基准回归的结果未受到其他政策的干扰，提高了基

准回归的稳健性。

表 4 稳健性检验

被解释

变量

Period×

Treat

GOV

GDP

BSI

URB

SIZE

常数项

个体固定

时间固定

R2

样本量

GIS

（1）

2.407***（14.42）

-0.556***（-4.63）

-0.218**（-2.57）

0.044（1.27）

-0.010**（-2.48）

3.804***（11.06）

-19.223***（-8.82）

Yes

Yes

0.772

4131

（2）

1.235***（15.96）

-0.167**（-2.42）

0.009（0.22）

-0.026（-1.12）

0.001（0.64）

2.029***（10.39）

-11.049***（-9.14）

Yes

Yes

0.772

3795

GIZ

（3）

1.326***（13.81）

-0.318***（-4.88）

-0.064（* -1.68）

0.019（1.07）

-0.007***（-3.41）

1.985***（10.44）

-10.428***（-8.98）

Yes

Yes

0.753

4173

（4）

0.678***（15.49）

-0.122***（-3.47）

0.032（1.49）

-0.007（-0.60）

-0.001（-1.52）

0.981***（10.17）

-5.615***（-9.27）

Yes

Yes

0.740

3795

GIS

（5）

3.554***（11.04）

0.777***（25.69）

Yes

Yes

0.712

3934

（6）

2.705***（9.28）

-1.048***（-5.14）

-0.334**（-2.47）

0.187***（3.13）

-0.044***（-5.32）

5.881***（9.42）

-30.112***（-7.67）

Yes

Yes

0.745

3934

GIZ

（7）

1.973***（10.88）

0.354***（21.55）

Yes

Yes

0.703

3934

（8）

1.535***（9.20）

-0.517***（-4.67）

-0.068（-1.19）

0.091***（3.03）

-0.024***（-5.47）

3.112***（9.07）

-16.999***（-7.94）

Yes

Yes

0.734

3934

注：括号中为 t值；*

、**、***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 10%、5%、1%。

（四）机制检验

为了检验该政策对城市绿色创新的影响的机制路径，对式（3）、式（4）分别进行回归，结果见表 5：列（1）~

列（3）中 Treat×Period 的系数均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列（2）、列（3）中 HCQ 的系数在 10% 的水平上显著为

正，表明人力资本质量在该政策与区域绿色创新之间起到部分中介的作用，该政策通过提升人力资本的质量

进而促进了区域绿色创新的质量与数量，即服务业制度型开放通过提升人力资本质量进而提高区域绿色创

新水平，假设 H2a 得到验证；列（4）~列（6）中 Treat×Period 的系数与列（5）、列（6）中 STR 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表

明产业结构在该政策与区域绿色创新之间起到部分中介的作用，该政策通过优化城市的产业结构进而促进

了区域绿色创新的质量与数量，即服务业制度型开放通过优化城市产业结构进而提高区域绿色创新水平，假

设 H2b 得到验证②；列（7）~列（9）中 Treat×Period 的系数与列（8）、列（9）中 OPEN 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开放

程度在该政策与区域绿色创新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该政策通过扩大示范城市的开放程度进而促进了区

② 本文进一步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构建了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指数作为产业结构优化的另一代理变量，并且开展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产业

结构在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建设政策与区域绿色创新之间起到部分中介的作用，该政策通过提高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程度和促进第三产

业发展的方式优化城市的产业结构进而促进了区域绿色创新。

19

技术经济 第 42 卷 第 9 期

域绿色创新的质量与数量，即服务业制度型开放通过扩大城市开放程度进而提高区域绿色创新水平，假设

H2c 得到验证。由于 Treat×Period 与机制变量的系数均显著，因此未进行 Sobel检验。

（五）异质性检验

为了检验该政策对城市绿色创新的影响是否具有异质性，对式（5）、式（6）分别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见表

6：三重差分项 Period×Treat×LOC 系数估计值显著为正，可见服务外包示范政策确实促进了区域绿色创新且

其对沿海省份城市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大于其对内陆省份城市绿色创新，因此，服务业制度型开放提高区域

绿色创新水平存在城市区位异质性，假设 H3a 得到验证。三重差分项 Period×Treat×INF 的系数估计值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示服务外包示范城市政策在信息化程度较高的城市对区域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加

显著，即服务业制度型开放提高区域绿色创新水平存在城市信息化程度异质性，假设 H3b 得到验证。

表 6 异质性检验结果

被解释变量

Period×Treat×LOC

Treat×LOC

Period×Treat

Period×Treat×INF

Treat×INF

常数项

控制变量

时间固定

个体固定

R2

样本量

城市区位

GIS

3.767***

（5.97）

-0.583***

（-3.23）

1.311***

（4.17）

-10.89***

（-14.8）

Yes

Yes

Yes

0.477

4215

GIS

2.324***

（3.51）

1.343***

（9.27）

3.265***

（8.94）

0.66***

（27.2）

No

Yes

Yes

0.378

4215

GIZ

1.665***

（4.56）

-0.165

（-1.55）

1.057***

（5.10）

-5.23***

（-13.2）

Yes

Yes

Yes

0.466

4215

GIZ

0.951**

（2.45）

0.770***

（8.72）

2.023***

（8.15）

0.29***

（25.1）

No

Yes

Yes

0.387

4215

信息化程度

GIS

0.719**

（2.49）

4.030***

（7.53）

-0.932***

（-4.99）

-11.43***

（-15.8）

Yes

Yes

Yes

0.471

4215

GIS

2.291***

（8.05）

2.706***

（5.00）

1.215***

（8.37）

0.66***

（27.3）

No

Yes

Yes

0.371

4215

GIZ

0.484***

（2.97）

2.248***

（7.37）

-0.389***

（-3.79）

-5.48***

（-14.5）

Yes

Yes

Yes

0.469

4215

GIZ

1.237***

（8.03）

1.611***

（5.32）

0.660***

（7.72）

0.29***

（25.3）

No

Yes

Yes

0.392

4215

注：括号中为 t值；*

、**、***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 10%、5%、1%。

表 5 机制检验结果

被解释变量

Treat×Period

HCQ

STR

OPEN

GOV

GDP

BSI

URB

SIZE

常数项

时间固定

个体固定

R2

样本量

人力资本质量提升效应

（1）

HCQ

0.224***

（3.92）

-0.072

（-1.33）

-0.066**

（-2.10）

0.006

（0.27）

-0.001

（-0.42）

0.708***

（4.51）

-5.080***

（-4.80）

Yes

Yes

0.962

4215

（2）

GIS

2.749***

（9.59）

0.009*

（1.94）

-1.049***

（-5.50）

-0.348***

（-2.62）

0.188***

（3.39）

-0.043***

（-5.49）

5.727***

（9.85）

-0.196***

（-7.95）

Yes

Yes

0.759

4215

（3）

GIZ

1.572***

（9.72）

0.040*

（1.92）

-0.525***

（-5.05）

-0.073

（-1.29）

0.091***

（3.23）

-0.024***

（-5.69）

3.007***

（9.42）

-16.251***

（-8.15）

Yes

Yes

0.748

4215

产业结构优化效应

（4）

STR

0.741*

（1.95）

0.985

（1.55）

-5.742***

（-5.83）

0.530*

（1.95）

-0.063**

（-2.52）

-0.848

（-0.73）

0.047

（0.70）

Yes

Yes

0.920

4215

（5）

GIS

2.660***

（9.60）

0.123***

（5.69）

-1.007***

（-5.33）

-0.599***

（-3.57）

0.165***

（2.92）

-0.040***

（-5.25）

5.681***

（9.69）

-0.194***

（-6.69）

Yes

Yes

0.763

4215

（6）

GIZ

1.567***

（9.67）

0.019*

（1.86）

-0.501

（-0.87）

-0.202**

（-1.98）

0.079***

（2.81）

-0.022**

（-2.51）

3.015***

（9.31）

1.413***

（6.91）

Yes

Yes

0.751

4215

扩大开放效应

（7）

OPEN

0.093**

（2.10）

-0.003

（-0.02）

-0.925**

（-2.18）

0.152**

（2.35）

-0.023**

（-2.50）

0.825***

（3.55）

0.004

（0.27）

Yes

Yes

0.951

4215

（8）

GIS

2.746***

（9.73）

0.054***

（2.94）

-1.050***

（-5.50）

-0.397***

（-2.83）

0.180***

（3.26）

-0.044***

（-5.58）

5.674***

（9.67）

-0.197***

（-6.79）

Yes

Yes

0.759

4215

（9）

GIZ

1.577***

（9.76）

0.040***

（3.90）

-0.522**

（-2.20）

-0.113*

（-1.88）

0.085***

（3.03）

-0.025**

（-2.42）

3.001***

（9.30）

-1.610**

（-2.38）

Yes

Yes

0.748

4215

注：括号中为 t值；*

、**、***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 10%、5%、1%。

20

韩沈超等：服务业制度型开放对区域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梳理了服务业制度型开放促进绿色创新的理论机制，基于中国 2006—2020 年 281 个城市的面板数

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方法实证检验了服务外包示范城市政策对区域绿色创新的影响，在此基础上通过理论

传导机制和异质性效应机制分析，实证检验了上述政策对绿色创新水平的影响机制和基于城市区位与信息

化程度的异质性效应，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证明服务外包示范城市政策作为服务业制度型开放的重要举

措的确提高了区域绿色创新水平。本文得到以下结论：第一，服务外包示范城市政策显著提高了示范城市的

绿色创新水平，在基于安慰剂检验、筛选样本数据、排除其他政策干扰的稳健性检验之后，结果依旧显著。第

二，城市区位异质性检验的结果表明，该政策在沿海省份的城市对绿色创新水平的正向影响更加明显；信息

化程度异质性的结果表明该政策对信息化程度高的城市的绿色创新促进作用更强。第三，机制检验结果表

明，服务外包示范城市政策主要通过优化产业结构、扩大开放和提升人力资本质量三种渠道显著提高区域绿

色创新水平。

（二）政策建议

本文的研究结论为从服务外包示范城市政策视角探究服务业制度型开放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提供了更大

样本范围的经验证据支持，政策建议如下：

第一，继续深化服务外包示范城市政策，挖掘服务业开放的深度，根据城市的特点“因地施策”。沿海省

份及信息化程度较高的城市应该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继续提升开放质量，持续改善营商环境，以增加对外资

的吸引力，同时进一步深化服务外包的发展，“以点带面”发挥辐射效应带动周边城市进行绿色创新。对于内

陆省份及信息化程度较低的城市，一方面通过不断优化产业结构，提升服务业增加值占比，降低对环境的污

染同时促进绿色创新；另一方面应注重人力资本投资，服务业竞争更是高素质人才的竞争，是知识、技术的竞

争，只有提升人力资本质量才能使得企业拥有更强的绿色创新能力与潜力，才能更有效地促进当地绿色

创新。

第二，服务业对于地区发展的重要性日益提高，因此加大服务业开放力度，提高产业结构的合理化程度

十分重要。扩大开放仍是现阶段促进绿色创新实现绿色发展的最有效路径之一，因此要继续坚持扩大高水

平开放，多举措并举稳定外贸，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不断拓展对外经贸合作，以高水平开放促进深层

次改革。其次，在发展服务业的同时应加强产业之间的关联性，构建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联互通平台，促进

产业融合，使得不同产业之间协同发展，共促绿色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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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韩沈超等：服务业制度型开放对区域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Institutional Opening in the Service Industry

on Regional Green Innovation—A Quasi Natural Experiment Based

on the Construction of Service Outsourcing Model Cities

Han Shenchao，Li Miao，Li Xiaozhong

（School of Economics，Hangzhou Dianzi University，Hangzhou 310018，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281 cities in China from 2006 to 2020，and the theoretical mechanism of institutional opening of

the service industry to promote city‑level green innovation，the impact of the service outsourcing model cities on regional green

innovation was empirically tested by using the multi‑period Differences‑in‑Differences method. The findings demonstrate that the

service outsourcing model cities h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green innovation in model cities. Through a

series of robustness tests，the above effect is still significant. The mechanism test results prove that the policy improved urban green

innovation through optimizing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expanding openness，and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human capital. The impact of

the policy on green innovation presented significant heterogeneity in the geographic location and informationalized level，and the policy

promoted greater green innovations in cities in coastal provinces and with high information level.

Keywords：institutional opening；green innovation；service outsourcing；multiperiod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ethod；difference‑in‑

differences‑in‑differences

23

第 42 卷 第 9 期 技 术 经 济 2023 年 9 月

常 哲等：

产学研深度融合动态演化博弈机制研究

——基于创新过程视角

常 哲，郭 彬

（太原理工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太原 030024）

摘 要：产学研深度融合是完善我国科技创新体制机制系列部署中的关键环节，但现有研究未体现出深度融合过程的动态性、

阶段性及多主体性等特征。鉴于此，将过程阶段思想引入产学研机制中，构建多方参与的产学研深度融合演化博弈模型，分析

创新主体的策略选择，并用 Matlab 软件对主体行为策略的演化过程进行仿真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的资金支持、政策支持

及合理的惩罚机制均有助于深度融合，但是过多的资金支持会弱化地方政府的引导效应；基于相对风险分担的收益分配机制

相比于平均分配、成本分配机制更符合创新主体的利益诉求；通过深度融合既能降低创新过程中的不确定性风险又能实现风

险分担。最后，针对产学研深度融合机制的构建提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产学研深度融合；创新过程；演化博弈；复制动态方程

中图分类号：G2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980X（2023）9—0024—17

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提出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强化目标导向，提高科

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中国目前面临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大多数产业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环

节，突破这一局面的关键就是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而实现这一目标最有效的路径就是产学研深度融合，

将学研方的科技发现与产业链上企业的创新需求有效融合形成产业创新链。但是从产学研合作、协同创新

到逐步实现产学研深度融合这一过程中（李健，2018；方刚等，2016），一直存在着诸多制约因素。一方面，微

观产学研融合机制不优，具体表现在动力机制方面，由于对产业需求关注不够、激励不相容导致产学研合作

脱节；在利益协调分配机制方面，创新主体利益分配及风险分担关系难以理顺；结构连接机制方面，促进知识

转移转化的中介服务体系不发达及缺乏系统稳定的金融支持（熊鸿儒，2021）。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相关引

导政策缺乏协调与细化，落地效果不佳。因此，建立产学研各方互利共赢的深度融合机制，形成创新的利益

共同体是推动我国产学研发展的关键（洪银兴，2019；王海军和祝爱民，2019）。

现有研究在产学研深度融合领域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主要包括：第一，对于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内涵、

本质的初步思考。邵进（2015）借助三重螺旋模型将产学研深度融合诠释为知识的传播与转化、人员的赋能

与流动、平台的创建与优化。第二，对于产学研深度融合演化路径、机制、组织模式的探索性案例研究。王钰

莹等（2021）基于制度逻辑的理论视角解释了中国转型经济民营企业迈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行为；章芬等

（2021）以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为研究对象，运用探索式案例深入探讨了新型研发机构通过体制机制创新

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的过程；张嘉毅和原长弘（2022）对 4 个产学研深度融合项目进行多案例比较分析提炼

出了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情景下产学研深度融合的组织模式；张羽飞和原长弘（2022）以三一集团为案例探究

了民营制造业领军企业产学研深度融合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的演进路径。第三，对于产学研融合程度定量分

析的初步尝试。张羽飞等（2022b）从产学研融合广度、深度、频度出发构建“三位一体”的微观企业产学研融

合程度综合评价模型；邵汉华等（2022）通过构建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测算产学研融合深度。总体来说，现有

关于产学研深度融合的高水平研究成果较少，且主要集中于宏观理论方面的研究，针对微观层面的产学研深

度融合机制及影响因素的研究几乎没有。

收稿日期：2023‑03‑23

基金项目：山西省科协重点调研课题“山西省科技工作者总量、产业分布及省内外流动状况调查研究”（KXKT202201）；山西省

战略规划课题“山西省科技创新券实施效果评价及管理优化研究”（202104031402052）

作者简介：常哲，太原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技术创新与管理，产学研合作；郭彬，博士，太原理工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技术创新与管理。

24

常 哲等：产学研深度融合动态演化博弈机制研究

在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的背景下，产学研深度融合成为重要的战略举措，是产学研合作不断深化与发

展的结果。为构建产学研深度融合机制，对产学研合作机制和过程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将其划分为内部运

行机制和外部政府干预研究。内部运行机制主要包括动力机制、利益分配机制和结构性联结机制。产学研

动力机制研究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动力形成和影响产学研合作的动力因素。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动力形成过程

是产学研各主体核心能力不断培育和提升并最终互补融合，提高整体合作能力，建立联盟竞争优势的过程

（周正等，2013）。在动力因素方面，学者们主要从内部驱动力（利益驱动、战略协同引导、内部激励和创新能

力）和外部驱动力（市场需求拉动、市场竞争、技术推动和政府支持）展开分析（夏红云，2014；方炜和牛婷婷，

2017；白京羽等，2020）。创新利益的合理分配是产学研合作关系持续稳定发展的关键（李恩极和李群，

2018），葛秋萍和汪明月（2018）构建了基于不对称 Nash 谈判修正的产学研战略联盟收益分配机制；Song 和

Gao（2018）构建了两个收益分享契约的博弈模型以协调供应链上下游企业间的利益分配；Yi 和 Zhang（2022）

采用差分博弈的方法探讨了在不同的产学研合作模式下多渠道资金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要最大限度激发产

学研各方参与合作的动力，并使得一些内在矛盾冲突最小化，最重要的结构性因素是创立和健全连接产学研

合作的各类中介机构（熊鸿儒，2021），主要包括技术转移办公室、科技园、孵化器等（李文娟和朱春奎，

2020）。这些内部运行机制主要受市场驱动，但受政府政策的影响也很大。为鼓励产学研合作，政府主要采

取税收优惠、专项财政支持、研发补贴、监管惩罚等外部干预措施来提高成员合作积极性。部分研究表明政

府的引导政策一方面对产学研合作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康志勇（2018）认为政府科技创新资助对企业创新

能力的提升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这种作用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和持续性；徐刚和杨超（2020）提出政府通过

建立奖惩机制提高产学研合作各方消极合作的成本，可以提高形成稳定合作关系的概率；王腾等（2023）研究

了政府事前补助、事后成本补贴与事后奖励等潜在干预措施对产学研创新联盟成员协同行为的影响，提出中

央政府采取额外的经费支持是必要的举措；Dimos 等（2022）提出政府的税收优惠和财政补助政策对于不同

类型企业的研发均具有不同程度的促进效应。但是，另一方面，政府的资金支持可能会对企业创新产生“挤

出效应”（Cano‑Kollmann et al，2016）。

目前学者们主要以博弈论的视角对产学研各方策略选择的稳定性和影响因素展开研究，郑月龙等

（2023）基于微分博弈理论，探究了影响产学研合作研发契约的“共性”因素（知识老化率和研发收益）和“个

性”因素（市场收益分配比例和研发进行时间）；孙健慧和张海波（2020）考察了 Nash 非合作博弈、Stackelberg

主从博弈、协同合作博弈三种模式下大学和企业的决策过程与最优策略。但是，采用传统博弈论的研究未考

虑到产学研深度融合情景的动态性、多主体性及不确定性等特征，并且创新主体不能满足传统博弈模型关于

主体完全理性和信息完全公开的要求。多主体参与下的博弈分析更有助于刻画复杂问题，三方演化博弈是

研究长期重复博弈中有限理性的多主体策略动态变化的有效方法，对于建立产学研深度融合机制的研究具

有适用性。例如，李彦华等（2022）以企业、学研方及消费者为研究主体建立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演化博弈模

型，探索了不同的消费者参与程度对于协同创新主体合作意向选择的影响；石琳娜和陈劲（2023）运用演化博

弈理论探讨了产学研创新主体的知识协同演化行为及稳定性问题；王守文等（2023）构建科技成果转化的演

化博弈模型揭示中央政府政策实施力度、地方政府奖励力度、收益分成比例等变量对协同演化路径的影响机

理；刘娜娜和周国华（2023）将演化博弈理论与前景理论结合，分析重大工程创新过程中不同主体之间资源共

享行为策略。然而，采用三方演化博弈模型的文献没有从产学研深度融合所基于的创新过程的阶段变化角

度分析，事实上在产学研深度融合的不同阶段，创新活动、市场性质、关键参与者及所需要的外部资源均有显

著差异。

综上所述，本文通过构建“政产学研金介用”多主体参与的产学研深度融合演化博弈模型，系统分析了不

同阶段下不同创新主体的决策演化过程，求解了不同情形下的演化稳定策略组合，并通过仿真分析探究了在

不同阶段影响创新主体策略选择的关键因素，以期为中国构建产学研深度融合机制提供有益借鉴。本文的

创新点如下：①以往关于产学研合作机制的研究大多基于静态的单一时期的政府、学研方、企业的三方博弈，

本文构建了多主体参与的产学研深度融合的两阶段演化博弈模型，能更加真实地反映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复

杂情境，可从方法论上为未来研究提供参考；②已有研究在政府参与产学研合作的方式上仅仅考虑了单一政

策的影响，本文在此基础上增加了政策组合对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效果分析，更加接近客观实际；③在对政府

政策引导效应的分析中，不仅探讨了其积极作用，还考虑到资金支持政策可能产生的“挤出效应”，有利于确

定政府和市场在产学研合作中的合理边界及各自的功能定位；④依据“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原则，考虑不同

25

技术经济 第 42 卷 第 9 期

创新主体在不同合作阶段的风险承受能力上的差异，设计了基于相对风险分担的收益分配机制，与平均分

配、成本分配机制相比更符合创新主体的利益诉求，可以增强创新主体参与产学研融合的意愿。

二、模型假设与构建

产学研深度融合创新的活动过程，一般包括基础研究、应用开发、商品转化和产业化阶段。由于基础研

究与应用开发阶段的创新活动性质分别为纯粹公共产品与半公共产品，商品转化与产业化阶段的创新活动

性质为偏向私人产品，且部分阶段中创新主体、市场性质、所需要的外部资源及影响利益分配的因素基本一

致，因此，本文将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过程划分为两个阶段，研究与开发阶段（以下简称为研发阶段）、生产

与商业化阶段。在研发阶段，基础研究环境通常由高校与科研机构提供基础性的共性知识，国有企业的技术

创新具备公共物品特征，因此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与学研方共同组建产学研融通组织去研发以企业技术创新

为目标的科技成果。在这一过程中地方政府主要是向创新主体提供资金支持及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做

实平台载体等措施来优化创新环境，降低创新主体前期巨额的投资成本及承担的风险，从而激励创新主体参

与产学研深度融合。中介机构为创新主体提供平台、信息和资金等多种服务。在两阶段中，地方政府积极参

与产学研深度融合及时向中央政府反馈深度融合情况，从而获得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及相应的税收收益。

在生产和商业化阶段，整个技术创新过程不再是完全的公共产品特征，而是具备市场化、商业化的私人产品

特征，这些环节需要引进“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的创新联合体实现优势互补。民营企业可以凭借其敏锐的

市场嗅觉为实现科技成果商业化提供市场原动力，国有企业具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与大量的资金、资源，二

者融合可有效降低该阶段的不确定性风险。地方政府在这一阶段主要通过建立各种新型政府引导基金和发

展各类型的风险投资基金来降低创新主体的融资成本和承担的风险。学研方在地方政府的政策支持下持续

为企业提供技术咨询，帮助其实现商业化。在深度融合初始阶段，国有企业、学研方、民营企业通过合同规定

了每个创新主体的权利与义务，但是在研发过程中，可能存在知识窃取、机会主义行为，即创新主体为了独享

融合收益，在学习到对方的核心技术后中途违约单独研发从而独享收益；在生产与应用过程中，创新主体可

能因为高风险、融资难等原因选择中途违约。本文构建的产学研深度融合两阶段中创新主体之间的逻辑关

系如图 1、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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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研发阶段的逻辑关系图 图 2 生产与商业化阶段的逻辑关系图

（一）模型假设

为构建博弈模型，分析创新主体的策略选择、均衡点的稳定性及各要素的影响关系，提出以下 4 个假设。

假设 1：在研发阶段，参与主体为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学研方、中央政府、中介机构，其中博弈主体为地

方政府、国有企业及学研方；在生产与商业化阶段，参与主体为地方政府、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学研方、中介

机构、中央政府，其中博弈主体为地方政府、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产学研深度融合两阶段中的所有博弈主体

均是有限理性的且博弈主体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H1）。

26

常 哲等：产学研深度融合动态演化博弈机制研究

假设 2：在研发阶段，地方政府的策略空间 Α = ( A1，A2 )=（继续融合，放弃融合），以 x 1 的概率选择 A1，以 1 -

x 1 的概率选择 A2，x 1 ∈ [ 0，1 ]；学研方的策略空间 Β = ( B1，B2 )=（继续融合，中途违约），以 y 1 的概率选择 B1，以

1 - y 1 的概率选择 B2，y 1 ∈ [ 0，1 ]；国有企业的策略空间 C = (C1，C2 )=（继续融合，中途违约），以 z1 的概率选择

C1，以 1 - z1 的概率选择 C2，z1 ∈ [ 0，1 ]。在生产与商业化阶段，地方政府的策略空间 D = (D1，D2 )=（继续融

合，放弃融合），以 x 2 的概率选择 D1，以 1 - x 2 的概率选择 D2，x 2 ∈ [ 0，1 ]；民营企业的策略空间 E = (E1，E2 )=

（继续融合，中途违约），以 y 2 的概率选择 E1，以 1 - y 2 的概率选择 E2，y 2 ∈ [ 0，1 ]；国有企业的策略空间 F =

(F1，F2 )=（继续融合，中途违约），以 z2 的概率选择 F1，以 1 - z2 的概率选择 F2，z2 ∈ [ 0，1（] H2）。

假设 3：在研发阶段，地方政府提供资金支持 E，最大资金支持 Z (E ≤ Z)，制定优惠政策产生的总成本为 S；

国有企业与学研方投入的人财物资源及支付给中介组织的服务费用产生的成本分别为 d1、d2 且 d = d1 + d2。

用风险成本 t1 量化本阶段的融合风险，由于深度融合可以有效降低研发过程中的不确定性风险，因此每当一个

主体参与融合可以降低风险成本 β (0 < β < 1)倍，地方政府的政策实施可以降低风险成本 γ (0 < γ < 1)倍。在

生产与商业化阶段，地方政府制定政策产生的成本为 G；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的总成本包括前期购买第一阶段

科技成果的费用 及 生产与商业化成本 c。对于 ΔR1，当双方均参与融合或双方均不融合时分担比例为 ε，如果

有一方违约，违约方仍然需要承担 (1 - π)ΔR1，继续融合的创新主体承担 πΔR1。对于 c，双方的分担比例为 ε。

学研方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继续提供技术咨询可以减少双方的成本 c，减少量为 q。用风险成本 t2 来量化本阶

段的风险，每一个主体参与融合可以降低风险成本 β 倍，政府的政策实施可以降低风险成本 γ 倍（H3）。

假设 4：在研发阶段，地方政府选择“继续融合”可获得的转移支付和社会收益为 R1

1，η 表示地方政府“放

弃融合”获得的收益占“继续融合”获得的收益的比例。学研方、国有企业在融合前的初始收益分别为 R2

1、R3

1。

在地方政府参与融合的情况下，创新主体进行深度融合可以获得融合收益 及 资金支持 E，其中，利益分配系

数 α 由双方共同协商确定。当学研方选择“中途违约”，应向国有企业支付赔偿款 k；当国有企业选择“中途违

约”，应向学研方支付赔偿款 v。在生产与商业化阶段，地方政府选择“继续融合”可获得收益为 R1

2，μ 表示地

方政府选择“放弃融合”所获得的收益占“继续融合”获得的收益的比例。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在未开始本阶

段的初始收益为 R2

2、R3

2，深度融合后获得生产与商业化收益 ΔR2，其中，利益分配系数 λ 是基于创新主体承担

的相对风险而确定的分配比例。假设双方的风险承担能力分别为 u1、u2，此处参考吕璞和马可心（2020）的研

究，用创新主体在该阶段所能承受的最大损失来表示 ui

，用相对风险系数 εi 来表示各个创新主体承担的相对

风险，εi = ci

ui

，因此利益分配系数 λ = εc

u1

é

ë

êê ù

û

úú εc

u1

+ (1 - ε)c

u2

。当民营企业选择“中途违约”，应向国有企业支

付赔偿款 w；当国有企业选择“中途违约”，应向民营企业支付赔偿款 m（H4）。

（二）模型构建

根据以上假设，得到产学研深度融合两阶段博弈的支付矩阵详见表 1 和表 2。

表 1 研发阶段博弈支付矩阵

地方

政府

国有

企业

继续

融合

( z1 )

中途

违约

(1 - z1 )

继续

融合

（x1

）

放弃

融合

(1 - x1 )

继续

融合

（x1

）

放弃

融合

(1 - x1 )

学研方

继续融合 ( y1 )

R1

1 - E - S，

R2

1 + α [ ΔR1 + E (1 - E Z ) ] - ( d1 + β2 γt1 )，

R3

1 + (1 - α) [ ΔR1 + E (1 - E Z ) ] - d2 - β2 γt1

ηR1

1，

R2

1 + αΔR1 - d1 - β2

t1，

R3

1 + (1 - α)ΔR1 - d2 - β2

t1

R1

1 - αE - S，

R2

1 + αE (1 - αE Z ) + v - ( d1 + βγt1 )，

R3

1 + ΔR1 - d - βt1 - v

ηR1

1，

R2

1 - d1 + v - βt1，

R3

1 + ΔR1 - d - βt1 - v

中途违约 (1 - y1 )

R1

1 - (1 - α)E - S，

R2

1 + ΔR1 - d - βt1 - k，

R3

1 + (1 - α) E [ 1 - (1 - α)E Z ] + k - d2 - βγt1

ηR1

1，

R2

1 + ΔR1 - d - βt1 - k，

R3

1 + k - d2 - βt1

R1

1 - S，

R2

1 + 0.5ΔR1 - d - βt1，

R3

1 + 0.5ΔR1 - d - βt1

ηR1

1，

R2

1 + 0.5ΔR1 - d - βt1，

R3

1 + 0.5ΔR1 - d - βt1

27

技术经济 第 42 卷 第 9 期

表 2 生产与商业化阶段博弈支付矩阵

地方

政府

国

有

企

业

继续融合

( z2 )

中途违约

(1 - z2 )

继续融合

( x2 )

放弃融合

(1 - x2 )

继续融合

( x2 )

放弃融合

(1 - x2 )

民营企业

继续融合 ( y2 )

R1

2 - G，

R2

2 + { } εc

u1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εc

u1

+ (1 - ε) c

u2

ΔR2 - ε (c + ΔR1 - q ) - β2 γt2，

R3

2 + { } (1 - ε)c

u2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εc

u1

+ (1 - ε)c

u2

ΔR2 - (1 - ε) (c + ΔR1 - q ) - β2 γt2

μR1

2，

R2

2 + { } εc

u1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εc

u1

+ (1 - ε)c

u2

ΔR2 - ε (c + ΔR1 ) - β2

t2，

R3

2 + { } (1 - ε)c

u2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εc

u1

+ (1 - ε)c

u2

ΔR2 - (1 - ε) (c + ΔR1 - q ) - β2

t2

R1

2 - G，

R2

2 + ΔR2 - (c - q ) - πΔR1 - βγt2 + m，

R3

2 - m - (1 - π)ΔR1

μR1

2，

R2

2 + ΔR2 - c - πΔR1 - βt2 + m，

R3

2 - m - (1 - π)ΔR1

中途违约(1 - y2 )

R1

2 - G，

R2

2 - w - (1 - π)ΔR1，

R3

2 + ΔR2 - (c - q ) - πΔR1，

-βγt2 + w

μR1

2，

R2

2 - w - (1 - π)ΔR1，

R3

2 + ΔR2 - c - πΔR1 - βt2 + w

R1

2 - G，

R2

2 - εΔR1，

R3

2 - (1 - ε)ΔR1

μR1

2，

R2

2 - εΔR1，

R3

2 - (1 - ε)ΔR1

三、模型分析

（一）运用复制动态方程的演化稳定策略求解

1. 研发阶段复制动态方程演化稳定策略求解

根据博弈支付矩阵可以计算得出研发阶段中地方政府选择“继续融合”“放弃融合”策略的期望收益及平

均期望收益，分别为 U 1

11、U 1

12 和---

U 1

1，进一步计算得到地方政府的复制动态方程：

F ( x 1 ) = dx 1

dt = x 1 (U 1

11 - ---

U 1

1 ) = x 1 ( x 1 - 1) [(η - 1) R1

1 + S + z1 (1 - α)E + αEy 1 ] （1）

根据博弈支付矩阵可以计算得出研发阶段中学研方选择“继续融合”“中途放弃”策略的期望收益及平均

期望收益，分别为 U 2

11、U 2

12 和---

U 2

1，进一步计算得到学研方的复制动态方程：

F ( y 1 ) = dy 1

dt = y 1 (U 2

11 - ---

U 2

1 ) = y 1 ( y 1 - 1){x 1 z1

é

ë

ê ù

û βt1 + ú (1 - α)αE2

Z - β2

t1 + β2

γt1 - βγt1 - d2 +

z1 [(0.5 - α)ΔR1 + v - k - βt1 + β } 2

t1 ] + 0.5ΔR1 - v + x 1

é

ë

ê ù

û αE ( ) ú αE

Z - 1 + βγt1 - βt1 （2）

根据博弈支付矩阵可以计算得出研发阶段中国有企业选择“继续融合”“中途放弃”策略的期望收益及平

均期望收益，分别为 U 3

11、U 3

12 和---

U 3

1，进一步计算得到国有企业的复制动态方程：

F ( z1 ) = dz1

dt = z1 (U 3

11 - ---

U 3

1 ) = z1 ( z1 - 1)( 0.5ΔR1 - d1 - k + y 1 [(α - 0.5)ΔR1 + k - v + β2

t1 -

βt1 ] + x 1 {(1 - α)E } é

ë

ê ù

û

ú (1 - α)E

Z - 1 - βt1 + βγt1 + x 1 y 1

é

ë

êβt1 - β2

t1 - βγt1 + β2

γt1 +

)ù

û

ú α (1 - α)E2

Z （3）

将式（1）~式（3）联立，得到地方政府、学研方和国有企业的复制动力系统。

2. 生产与商业化阶段复制动态方程演化稳定策略求解

根据博弈支付矩阵可以计算得出生产与商业化阶段中地方政府选择“继续融合”“放弃融合”策略的期望

收益及平均期望收益，分别为 U 1

21、U 1

22 和---

U 1

2，进一步计算得到地方政府的复制动态方程：

F ( x 2 ) = dx 2

dt = x 2 (U 1

21 - ---

U 1

2 ) = x 2 ( x 2 - 1) [( μ - 1) R1

2 + G ] （4）

根据博弈支付矩阵可以计算得出生产与商业化阶段中民营企业选择“继续融合”“中途违约”策略的期望

收益及平均期望收益，分别为 U 2

21、U 2

22 和---

U 2

2，进一步计算得到民营企业的复制动态方程：

28

常 哲等：产学研深度融合动态演化博弈机制研究

F ( y 2 ) = dy 2

dt = y 2 (U 2

21 - ---

U 2

2 ) = y 2 ( y 2 - 1)( -ΔR2 + c - m + βt2 + (π - ε)ΔR1 + x 2 z2 ( -βγt2 +

βt2 + (1 - ε) q - β2

t2 + β2

γt2 ) + z2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1 - ε

u1 ( ) ε

u1

+

1 - ε

u2

ΔR2 + m - w +

}) é

ë

ê

ê

ù

û

ú ( )ú

1 - ε

u2

βt2 - ( 1 - ε) c + β2

t2 - ( 1 - 2ε) ΔR1 （5）

根据博弈支付矩阵可以计算得出生产与商业化阶段中国有企业选择“继续融合”“中途违约”策略的期望

收益及平均期望收益，分别为 U 3

21、U 3

22 和---

U 3

2，进一步计算得到国有企业的复制动态方程：

F ( z2 ) = dz2

dt = z2 (U 3

21 - ---

U 3

2 ) = z2 ( z2 - 1)

( -ΔR2 + c - w + βt2 - (1 - ε - π)ΔR1 + x 2 ( βγt2 - q - é

ë

ê

ê

ù

û

ú ( )ú 2

βt2 ) + x 2 y 2 ( -βγt2 + βt2 + εq - β2

t2 + β2

γt2 ) + y 2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1 - 1 - ε

u2 ( ) ε

u1

+

1 - ε

u2

ΔR2

}) é

ë

ê

ê

ù

û

ú ( )ú

1 - ε

u2

- m + w - βt2 - εc + β2

t2 + (1 - 2ε)ΔR1 （6）

将式( 4 )~式(6 )联立，得到地方政府、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复制动力系统。

（二）三方演化博弈系统均衡点的稳定性分析

1. 研发阶段博弈系统均衡点的稳定性分析

由 F ( x 1 ) = 0，F ( y 1 ) = 0，F ( z1 ) = 0 可 得 系 统 的 纯 策 略 均 衡 点 ：E1 (0，0，0 )，E2 (0，0，1)，E3 (0，1，0 )，

E4 (0，1，1)，E5 (1，0，0 )，E6 (1，0，1)，E7 (1，1，0 )，E8 (1，1，1)。

由式( 4 )可得研发阶段的三方演化博弈系统的 Jacobian 矩阵：

J =

é

ë

ê

ê

ê

êê

ê

ù

û

ú

ú

ú

úú

ú

∂F ( x 1 ) ∂x 1 ∂F ( x 1 ) ∂y 1 ∂F ( x 1 ) ∂z1

∂F ( y 1 ) ∂x 1 ∂F ( y 1 ) ∂y 1 ∂F ( y 1 ) ∂z1

∂F ( z1 ) ∂x 1 ∂F ( z1 ) ∂y 1 ∂F ( z1 ) ∂z1

=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a11 a12 a13

a21 a22 a23

a31 a32 a33

（7）

利用李雅普诺夫（Lyapunov）第一法：雅可比矩阵的所有特征值均具有负实部，则均衡点处于渐进演化稳

定策略（ESS）；雅可比矩阵的特征值至少有一个正实部，则均衡点处于不稳定策略；雅可比矩阵除具有实部

为零的特征值外，其余特征值都具有负实部，则均衡点处于临界状态，稳定性不能由特征值符号确定。

将上述均衡点带入第一阶段雅可比矩阵（7）中，得到各均衡点对应的特征值见表 3。

表 3 研发阶段雅可比矩阵的特征值

均衡点

E1 (0，0，0 )

E2 (0，0，1)

E3 (0，1，0 )

E4 (0，1，1)

E5 (1，0，0）

E6 (1，0，1)

E7 (1，1，0 )

E8 (1，1，1)

Jacobian 矩阵特征值

λ1

(1 - η) R1

1 - S

(1 - η) R1

1 - (1 - α)E - S

(1 - η) R1

1 - αE - S

(1 - η) R1

1 - E - S

-[ (1 - η) R1

1 - S ]

-[ (1 - η) R1

1 - (1 - α)E - S ]

-[ (1 - η) R1

1 - αE - S ]

-[ (1 - η) R1

1 - E - S ]

λ2

-0.5ΔR1 + d2 + v

(α - 1)ΔR1 + d2 + k + βt1 - β2

t1

-( -0.5ΔR1 + d2 + v)

-[ (α - 1)ΔR1 + d2 + k + βt1 - β2

t1 ]

-0.5ΔR1 + d2 + αE (1 - αE Z ) + v + βt1 - βγt1

-(1 - α)ΔR1 + d2 + k+αE (1 - E Z ) + βt1 - β2 γt1

-[ -0.5ΔR1 + d2 + αE (1 - αE Z ) + v + βt1 - βγt1 ]

-[ -(1 - α)ΔR1 + d2 + k+αE (1 - E Z ) + βt1 - β2 γt1 ]

λ3

-0.5ΔR1 + d1 + k

-( -0.5ΔR1 + d1 + k )

-αΔR1 + d1 + v + βt1 - β2

t1

-( -αΔR1 + d1 + v + βt1 - β2

t1 )

-0.5ΔR1 + d1 + k + βt1 +

(1 - α)E [ 1 - (1 - α)E Z ] - βγt1

-{ -0.5ΔR1 + d1 + k + βt1 -

βγt1 + (1 - α)E [ 1 - (1 - α)E Z ] }

-αΔR1 + d1 + v - β2 γt1 +

βt1 + (1 - α)E (1 - E Z )

-[ -αΔR1 + d1 + v +

βt1 + (1 - α)E (1 - E Z ) - β2 γt1 ]

为 了 便 于 分 析 不 同 均 衡 点 对 应 的 特 征 特 的 符 号 ，且 不 失 一 般 性 ，假 设 (1 - η) R1

1 - E - S > 0；-(1 -

α)ΔR1 + d2 + k + βt1 - β2

γt1 + αE (1 - E Z ) > 0；-αΔR1 + d1 + v - β2

γt1 + βt1 + (1 - α)E (1 - E Z ) > 0 时 ，即

29

技术经济 第 42 卷 第 9 期

每个创新主体在其他创新主体选择“继续融合”的情况下选择“继续融合”获得的净收益大于选择“中途违约”

获得的净收益。由于模型中的参数较为复杂，下面分三种情形对演化博弈稳定策略进行讨论。

情 形 1：-0.5ΔR1 + d2 + αE [ (1 - α)E Z ] + v + βt1 - βγt1 < 0 且 -0.5ΔR1 + d1 + k + βt1 - βγt1 + (1 - α) E [ 1 -

(1 - α)E Z ]< 0，即在地方政府提供直接财政补助及政策支持下，任意一个创新主体在其他创新主体中途违

约时选择“继续融合”获得的净收益小于该主体选择“中途违约”获得的净收益，此时由表 4 可知该情形下系

统有两个稳定均衡点 E5 (1，0，0 )、E8 (1，1，1)，对应的策略为（继续融合，中途违约，中途违约）和（继续融合，继

续融合，继续融合）。

情形 2：-0.5ΔR1 + d2 + v > 0 或 -0.5ΔR1 + d1 + k > 0，即如果存在一个创新主体在地方政府不融合且其他

创新主体选择“中途违约”策略的情况下，选择“继续融合”获得的净收益大于选择“中途违约”获得的净收益，此

时由表 4 可知该情形下系统只有一个稳点均衡点 E8 (1，1，1)，对应的策略为（继续融合，继续融合，继续融合）。

情 形 3：-0.5ΔR1 + d2 + v < 0 且 -0.5ΔR1 + d2 + αE (1 - αE Z ) + v + βt1 - βγt1 > 0或 - 0.5ΔR1 + d1 + k < 0

且 -0.5ΔR1 + d1 + k + βt1 - βγt1 + (1 - α)E [ 1 - (1 - α)E Z ] > 0，即在地方政府融合时，如果存在创新主体

在其他创新主体选择“中途违约”策略时选择“继续融合”策略获得的净收益大于选择“中途违约”获得的净收

益，但是，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则该创新主体选择“继续融合”策略获得的净收益小于选择“中途违约”策略

获得的净收益，此时由表 4 可知，该情形下系统只有一个稳点均衡点 E8 (1，1，1)，对应的策略为（继续融合，继

续融合，继续融合）。

表 4 研发阶段均衡点局部稳定性分析

均衡点

E1 (0，0，0)

E2 (0，0，1)

E3 (0，1，0)

E4 (0，1，1)

E5 (1，0，0)

E6 (1，0，1)

E7 (1，1，0)

E8 (1，1，1)

情形一

(λ1，λ2，λ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稳定性

非稳定点

鞍点

非稳定点

非稳定点

ESS

非稳定点

非稳定点

ESS

情形二

(λ1，λ2，λ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稳定性

鞍点

非稳定点

非稳定点

非稳定点

非稳定点

非稳定点

非稳定点

ESS

情形三

(λ1，λ2，λ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稳定性

非稳定点

鞍点

鞍点

非稳定点

非稳定点

非稳定点

非稳定点

ESS

2. 生产与商业化阶段博弈系统均衡点的稳定性分析

由 F ( x 2 ) = 0，F ( y 2 ) = 0，F ( z2 ) = 0 可 得 生 产 与 商 业 化 阶 段 博 弈 系 统 的 纯 策 略 均 衡 点 ：E1 (0，0，0 )，

E2 (0，0，1)，E3 (0，1，0 )，E4 (0，1，1)，E5 (1，0，0 )，E6 (1，0，1)，E7 (1，1，0 )，E8 (1，1，1)。

由式（8）可得生产与商业化阶段的三方演化博弈系统的 Jacobian 矩阵：

J =

é

ë

ê

ê

ê

êê

ê

ù

û

ú

ú

ú

úú

ú

∂F ( x 2 ) ∂x 2 ∂F ( x 2 ) ∂y 2 ∂F ( x 2 ) ∂z2

∂F ( y 2 ) ∂x 2 ∂F ( y 1 ) ∂y 2 ∂F ( y 2 ) ∂z2

∂F ( z2 ) ∂x 2 ∂F ( z1 ) ∂y 2 ∂F ( z2 ) ∂z2

=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b 11 b 12 b 13

b 21 b 22 b 23

b 31 b 32 b 33

（8）

将上述均衡点带入第二阶段雅可比矩阵(8)中得到各均衡点对应的特征值见表 5。

为 了 便 于 分 析 不 同 均 衡 点 对 应 的 特 征 值 符 号 ，且 不 失 一 般 性 ，假 设 (1 - μ) R1

2 - G > 0；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ε

u1 ( ) ε

u1

+

1 - ε

u2

ΔR2 - ε (c - q ) + w - β2

γt2 + ΔR1 (1 - ε - π) > 0；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1 - ε

u2 ( ) ε

u1

+

1 - ε

u2

ΔR2 - (1 - ε ) (c -

q ) + m + ΔR1 ( ε - π) - β2

γt2 > 0时，即每个创新主体在其他主体选择“继续融合”的情况下选择“继续融合”获

得的净收益大于选择“中途违约”获得的净收益。由于模型中的参数较为复杂，下面分三种情形对演化博弈

稳定策略进行讨论。

情形 1：ΔR2 - c + m + q - βγt2 + ΔR1 ( ε - π) < 0 且 ΔR2 - (c - q ) + w - βγt2 + ΔR1 (1 - ε - π) < 0，即在

地方政府的政策支持下，任意一个创新主体在其他创新主体“中途违约”时选择“继续融合”获得的净收益小

于该主体选择“中途违约”获得的净收益，此时由表 6 可知该情形下系统有两个稳定均衡点 E5 (1，0，0 )、

E8 (1，1，1)，对应的策略为（继续融合，中途违约，中途违约）和（继续融合，继续融合，继续融合）。

30

常 哲等：产学研深度融合动态演化博弈机制研究

表 5 生产与商业化阶段均衡点局部稳定性分析

均衡点

E1 (0，0，0 )

E2 (0，0，1)

E3 (0，1，0 )

E4 (0，1，1)

E5 (1，0，0）

E6 (1，0，1)

E7 (1，1，0 )

E8 (1，1，1)

Jacobian 矩阵特征值

λ1

(1 - μ) R1

2 - G

(1 - μ) R1

2 - G

(1 - μ) R1

2 - G

(1 - μ) R1

2 - G

-(1 - μ) R1

2 + G

-(1 - μ) R1

2 + G

-(1 - μ) R1

2 + G

-(1 - μ) R1

2 + G

λ2

ΔR2 - c + m - βt2 + ΔR1 ( ε - π)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ε

u1 ( ) ε

u1

+ 1 - ε

u2

ΔR2 - εc + w - β2

t2 + ΔR1 (1 - ε - π)

-[ ΔR2 - c + m - βt2 + ΔR1 ( ε - 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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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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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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ú

ε

u1 ( ) ε

u1

+ 1 - ε

u2

ΔR2 -

εc + w - β } 2

t2 + ΔR1 (1 - ε - π)

ΔR2 - c + m + q - βγt2 + ΔR1 ( ε - π)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ε

u1 ( ) ε

u1

+ 1 - ε

u2

ΔR2 -

ε (c - q ) + w - β2 γt2 + ΔR1 (1 - ε - π)

-[ ΔR2 - c + m + q - βγt2 + ΔR1 ( ε - π) ]

-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ε

u1 ( ) ε

u1

+ 1 - ε

u2

R2 -

ε (c - q) + w - β } 2 γt2 + ΔR1 (1 - ε - π)

λ3

ΔR2 - c + w - βt2 + ΔR1 (1 - ε - π)

-[ ΔR2 - c + w + q - βt2 + ΔR1 (1 - ε - π) ]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1 - ε

u2 ( ) ε

u1

+ 1 - ε

u2

ΔR2 -

(1 - ε) c + m - β2

t2 + ΔR1 ( ε - π)

-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1 - ε

u2 ( ) ε

u1

+ 1 - ε

u2

ΔR2 -

(1 - ε)c + m + ΔR1 ( ε - π) - β } 2

t2

ΔR2 - (c - q ) + w + ΔR1 (1 - ε - π) - βγt2

-ΔR2 + c - q - w +

βγt2 - ΔR1 (1 - ε - π)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1 - ε

u2 ( ) ε

u1

+ 1 - ε

u2

ΔR2 +

m - (c - q ) (1 - ε) - β2 γt2 + ΔR1 ( ε - π)

-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1 - ε

u1 ( ) ε

u1

+ 1 - ε

u2

ΔR2 +

m - (c - q ) (1 - ε) - β } 2 γt2 + ΔR1 ( ε - π)

情形 2：ΔR2 - c + m - βt2 + ΔR1 ( ε - π) > 0 或 ΔR2 - c + w - βt2 + ΔR1 (1 - ε - π) > 0，即如果存在一个

创新主体在政府不融合及其他创新主体选择“中途违约”的情况下，选择“继续融合”获得的净收益大于该主

体选择“放弃融合”获得的净收益，此时由表 6 可知该情形下系统只有一个稳点均衡点 E8 (1，1，1)，对应的策

略为（继续融合，继续融合，继续融合）。

情形 3：ΔR2 - c + m - βt2 + ΔR1 ( ε - π) < 0 且 ΔR2 - c + m + q - βγt2 + ΔR1 (ε - π) > 0或ΔR2 - c + w -

βt2 + ΔR1 (1 - ε - π) < 0 且 ΔR2 - (c - q ) + w - βγt2 + ΔR1 (1 - ε - π) > 0，即如果存在一个创新主体在其他创

新主体选择“中途违约”，在政府政策支持的情况下选择“继续融合”获得的净收益大于选择“放弃融合”获得的

净收益，但是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则该主体选择“继续融合”获得的净收益小于选择“中途违约”获得的净收益。

此时由表 6可知，该情形下系统只有一个稳点均衡点 E8 (1，1，1)，对应的策略为（继续融合，继续融合，继续融合）。

表 6 生产与商业化阶段均衡点局部稳定性分析

均衡点

E1 (0，0，0)

E2 (0，0，1)

E3 (0，1，0)

E4 (0，1，1)

E5 (1，0，0)

E6 (1，0，1)

E7 (1，1，0)

E8 (1，1，1)

情形一

(λ1，λ2，λ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稳定性

非稳定点

鞍点

非稳定点

非稳定点

ESS

非稳定点

非稳定点

ESS

情形二

(λ1，λ2，λ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稳定性

鞍点

非稳定点

非稳定点

非稳定点

非稳定点

非稳定点

非稳定点

ESS

情形三

(λ1，λ2，λ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稳定性

非稳定点

鞍点

鞍点

非稳定点

非稳定点

非稳定点

非稳定点

ESS

四、仿真分析

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以下简称长三院）是浙江省实施“引进大院名校，共建创新载体”战略的先行者、

引领者。从 2003 年至今，长三院立足浙江，面向长三角，以自收自支、市场化的模式运营，产学研不断走向深

度融合。长三院在生命健康、生态环境等关键领域设立了国家、省重点试验室 10 余个，研究所 50 余家，承担

31

技术经济 第 42 卷 第 9 期

科技项目 1200 余项，建有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国家级和省级创新创业平台 34 个，孵化培育科技企业

2700 余家，贡献的税收超过 10 亿元，在 2020 年作为浙江省唯一新型研发机构获评国家“十大产学研融通组

织”。长三院以“政产学研金介用”七位一体的北斗七星论为发展模式，面向经济社会建设主战场，在地方政

府的调控扶持和政策支持下坚持开展应用性科技研究，推进金融与科技有机结合，促进创新要素有效集聚，

从而服务区域创新体系建设促进可持续发展。

本文运用 Matlab 软件对创新主体策略选择的动态演化过程仿真，根据仿真结果对政府的资金支持和政

策支持、不同收益分配机制下的分配系数、惩罚力度和风险进行讨论。关于仿真模型的数值选择问题，斯特

曼和朱岩（2008）认为仿真模型最重要的是模型结构的正确性和有用性，旨在揭示事物变化规律的程度。演

化博弈系统初始值设置一定程度上决定该系统演化的相对幅度与速度，并不会改变整体走向。基于此，本文

征求相关战略专家、产业专家的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课题组对长三院的实地调研情况及以往研究的做法（吴

洁等，2019；张羽飞等，2020）对模型参数赋值。首先，参数设置应满足的基本准则如下：研发阶段，在地方政

府提供资金支持和政策支持时，学研方和国有企业在选择“继续融合”策略比选择“中途违约”策略获取更多

的净收益；生产与商业化阶段，在地方政府政策支持下，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选择“继续融合”策略获取的

净收益大于选择“中途违约”获取的净收益。综合以上分析，赋值结果如下，统一单位为百万元。在研发阶

段，地方政府融合收入 R1

1 = 25，未参与融合的收入比例 η = 0.5，资金支持 E = 5，最大资金支持 Z = 10，政策

支持 S = 6，政策作用效果 γ = 0.5；学研方与国有企业的融合收益 ΔR1 = 60，收益分配系数 α = 0.5，成本 d1 =

16，d2 = 16.25，风险成本 βt1 = 9，违约惩罚 v = 7，k = 7。在生产与商业化阶段，地方政府融合收入 R1

2 = 20，未

融合的比例 μ = 0.5，政策支持 G = 7，作用效果 γ = 0.7；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的融合收益 ΔR2 = 115，初始投

入 ΔR1 = 60，一方违约一方继续融合时的承担比例为 π = 0.8，生产与商业化成本 c = 20，学研方提供咨询使

得各方成本减少量 q = 2，分摊比例 ε = 0.45，风险承担能力 u1 = 72，u2 = 75，风险成本 βt2 = 82.5，违约惩罚

w = 5，m = 5，创新主体在两阶段的初始融合意愿分别为 x 1 = y 1 = z1 = 0.5，x 2 = y 2 = z2 = 0.5。

（一）地方政府资金支持和政策支持对于产学研深度融合关系演化的影响

地方政府参与意愿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资金支持，包括为创新主体提供启动资金、财政补贴、信贷补

贴、项目资助等；二是政策支持，地方政府采用一系列的政策组合工具来提供知识产权保护、做实平台载体、

建立各种新型政府引导基金及发展各类型的风险投资基金来降低创新主体的融合成本及承担的风险等来增

强创新主体的融合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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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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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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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 变化对政府策略演化的影响 （b）E 变化对学研方策略演化的影响

     













T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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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Z

T

Z

Y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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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 变化对国有企业策略演化的影响 （d）E 变化对博弈主体策略的影响

图 3 研发阶段资金支持 E 对于博弈主体的演化仿真图

32

常 哲等：产学研深度融合动态演化博弈机制研究

图 3 是在其他参数不变的情况下，研发阶段中地方政府的资金支持 E 变化对于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和学

研方参与产学研深度融合影响的仿真，可以看出 E 对于学研方和国有企业的临界值均在 4 和 5 之间，当 E > 5

时，随着 E 的递增，双方的继续融合意愿收敛速度不断加快。值得注意的是，当 E=7 时，其收敛速度达到最

快，但是当 E > 7 时，其收敛速度不断减速，即地方政府提供资金支持可以促进创新主体参与产学研深度融

合，但是过多的资金支持可能会导致创新主体的投机行为及创新效率低下等问题，从而弱化地方政府的引导

效应。因此地方政府的资金引导政策应保持在合理边界内，并且可以尝试将干预工具从直接的资金支持向

金融机构和社会资金等多渠道投入及财政、税收等工具转变。

图 4 是在其他参数不变的情况下，研发阶段中地方政府提供的政策支持 γ 变化对于地方政府、国有企业

和学研方参与产学研深度融合影响的仿真，可以看出 γ 对于学研方和国有企业的临界值均在 0.5~0.6，当 γ 大

于该临界值时，y、z 收敛于 0；当 γ 小于该临界值时，y、z 收敛于 1，且当 S < 12 时，最终平衡点趋向于 (1，1，1)。

在此时，S 的增加可以大幅度降低创新主体的风险成本 t1 的比例 γ 从而加快 y、z 的收敛速度，且 y 的收敛速度

大于 z 的收敛速度，说明随着 S 的增加，学研方和国有企业的参与意愿逐渐加强且学研方的参与意愿更强

烈。其主要原因是现有知识产权制度的不完善导致了剽窃模仿行为普遍发生，使得创新主体在研发阶段中

的巨额投资面临着极大的不确定性风险，由此对深度融合产生了严重的抑制效应。当地方政府出台相关政

策保护创新主体的知识产权，降低创新主体的风险成本会增强创新主体的参与意愿，且由于企业相比于学研

方会更加偏好风险及学研方更加重视知识产权的归属，因此对学研方参与意愿的影响更加显著。

     













X

T

3ff 3ff

3ff 3ff

     













Y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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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变化对政府策略演化的影响 （b）γ 变化对学研方策略演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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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ff ċff

3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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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ff ċff

3ff

T

































X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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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ff

ċff

3ff ċff

3ff

Y X

T

Z

（c）γ 变化对国有企业策略演化的影响 （d）γ 变化对博弈主体策略的影响

图 4 研发阶段政策支持 γ 对于博弈主体的演化仿真图

图 5 是在其他参数不变的情况下，生产与商业化阶段中地方政府提供的政策支持 γ 变化对于地方政府、

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参与产学研深度融合影响的仿真，可以看出 γ 对于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临界值均在

0.7~0.9，当 γ 大于该临界值时，y、z 均收敛于 0；当 γ 小于该临界值时，y、z 收敛于 1；对于政府来说，拨出的资金

支持 G 的临界值位于 9~11，当 G < 9 时，x 收敛于 1，当 G > 11 时，x 收敛于 0。当 7 ≤ G ≤ 9 时，0.5 ≤ γ ≤ 0.7，

平衡点最终趋向于 (1，1，1)；当 G ≥ 11 时，γ = 1 且 q = 0 平衡点最终趋向于 (0，0，0 )；当 G ≤ 5，γ ≥ 0.9 时，平衡

点最终趋向于 (1，0，0 )，说明地方政府一方面通过提供政策支持 G 降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风险成本，一

方面促使学研方继续参与为双方提供技术咨询从而降低双方的转化成本，最终使得 y、z 的收敛速度加快。

33

技术经济 第 42 卷 第 9 期

在此过程中，z 的收敛速度大于 y 的收敛速度，说明随着 G 的增加，国有企业参与融合的意愿更为强烈，其主

要原因一方面在于当地方政府为创新主体提供政策支持，如建立各种新型的政府产业引导基金可降低其融

资成本及承担的风险，而国有企业通常比民营企业的风险承受能力更强，因此风险成本的降低对于民营企业

的影响更加显著。另一方面在于国有企业在前期投入的成本相比于民营企业更多，因此更愿意承担一定的

风险去获得相应的回报。

（二）基于不同收益分配机制下的分配系数对于产学研深度融合关系演化的影响

图 6 是在其他参数不变的情况下，研发阶段中学研方与国有企业的收益分配比例 α 对于双方参与产学

研深度融合影响的仿真，其中收益包括研发阶段的创新所得与资金补贴。由图 6 可知对于学研方来说，α 有

两个临界值，其一位于 0.48~0.49，其二位于 0.5~0.51；对于国有企业来说，1 - α 有两个临界值，其一位于

0.49~0.5，其二位于 0.51~0.52。当 α ≤ 0.48，y 收敛于 0，当 0.49 ≤ α ≤ 0.5 时，y 收敛于 1；当 1 - α ≤ 0.49 时，z 收

敛于 0，当 0.5 ≤ 1 - α ≤ 0.51 时，z 收敛于 1，说明当双方的付出与回报相匹配时，他们才愿意继续参与产学研

深度融合，否则会中途违约独自开发，并且国有企业愿意继续参与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收益分配比例略高于学

研方，一是因为通常情况下国有企业付出的成本高于学研方，故而要求的回报也相对较高。二是相比于学研

方，国有企业对于利益更加敏感。当 α ≥ 0.51 时，y 收敛于 0；当 1 - α ≥ 0.52 时，z收敛于 0，产生这种现象的主

要原因是双方的收益中包含了一部分政府的资金补助，由于政府的过度干预产生了抑制效应，反而导致双方

收益减少，最终选择中途违约。

图 7 是在其他参数不变的情况下，生产与商业化阶段中基于不同收益分配机制下的分配系数对于民营

企业和国有企业参与产学研深度融合影响的仿真。

图 7（a）和图 7（d）是基于相对风险分担收益分配机制下的演化仿真图，由图 7 可知对于民营和国有企业

来说，基于相对风险分担的收益分配机制可以更好地体现其投入与风险承受能力。因此在这种机制下，双方

在生产与商业化阶段存在较大风险时，仍然坚持选择继续参与产学研深度融合。

图 7（b）和图 7（e）是基于平均分配收益分配机制下的演化仿真图，可知对于民营企业来说，当生产与商

业化阶段存在较大风险时，仍然选择继续参与产学研深度融合，但是国有企业在风险成本的临界值位于 90~

97.5，当风险成本 βt2 大于临界值时，z 收敛于 0，即选择中途违约，因为在平均分配机制下，忽略了国有企业较

高的投入份额。

图 7（c）和 7 图（f）是基于成本分担收益分配机制下的演化仿真图，可知对于国有企业来说，当生产与商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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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 变化对政府策略演化的影响 （b）γ 变化对民营企业策略演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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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Z

Y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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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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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γ 变化对民营企业策略演化的影响 （d）政府财政支持变化对博弈主体策略的影响

图 5 生产与商业化阶段政策支持 γ 对于博弈主体的演化仿真图

34

常 哲等：产学研深度融合动态演化博弈机制研究

业化阶段存在较大风险时，仍然选择继续参与产学研深度融合，但是民营企业的风险成本的临界值位于 90~

97.5，当风险成本 βt2 大于临界值时，y 收敛于 0，即选择中途违约，因为该收益分配机制未考虑风险要素。

通常情况下，产学研深度融合过程的生产与商业化阶段风险较大，一是因为市场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开发的产品是第一次投入市场，此前并没有相应的同类产品的案例，难以保证有良好的市场反馈；二是来源

于长期技术投资带来的资金压力和失败风险。而且该阶段中的民营与国有企业的风险承担能力存在较大的

差异，使得他们在融合过程中所承担的实际风险不同，通过仿真图可以看出基于相对风险分担的分配机制起

到了激励创新主体积极融合的作用。因此，收益分配机制应该在考虑创新主体不同的风险承担能力的基础

上，使他们最终获得的收益与承担的风险相匹配，从而达到激励各方积极投入，提高整体绩效的目的。

    













T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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ĉff ĉ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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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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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α 变化对学研方策略演化的影响 （b）α 变化对国有企业策略演化的影响

图 6 研发阶段收益分配系数对于博弈主体的演化仿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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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基于相对风险分担（民营企业） （b）基于平均分配（民营企业） （c）基于成本分担（民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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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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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基于相对风险分担（国有企业） （e）基于平均分配（国有企业） （f）基于成本分担（国有企业）

图 7 生产与商业化阶段收益分配机制对于博弈主体的演化仿真

（三）惩罚力度对于产学研深度融合关系演化的影响

图 8、图 9 分别是在其他参数不变的情况下，研发阶段中学研方、国有企业中途违约的惩罚 k、v 对于双方

参与产学研深度融合影响的仿真。由图 8 可知，对于双方来说，k 的临界值位于 6.75~7，当 k 小于该临界值时，

y、z均收敛于 0，最终平衡点趋向于(1，0，0)；当 k 大于该临界值时，y、z均收敛于 1，最终平衡点趋向于(1，1，1)，

且学研方的收敛速度高于国有企业的收敛速度。由图 9 可知，对于双方来说，v 的临界值位于 6.75 和 7 之间，

35

技术经济 第 42 卷 第 9 期

当 v 小于该临界值时，y、z 均收敛于 0，最终平衡点趋向于(1，0，0)；当 v 大于该临界值时，y、z 均收敛于 1，最终

平衡点趋向于(1，1，1)，国有企业的收敛速度快于学研方的收敛速度，说明相比于在对方违约的情况下保持

继续参与得到对方违约金，创新主体更在意由于支付违约金导致自身利益降低的情况。由此可知，增加违约

惩罚可以使得双方继续参与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收敛速度加快，从而给深度融合带来稳固性保障。

图 10 是在其他参数不变的情况下，生产与商业化阶段中民营、国有企业中途违约的惩罚 w、m 对于双方

参与深度融合影响的仿真。由图 10（a）可知，对于民营企业来说，w 的临界值位于 3~5，当 w 小于该临界值时，

y 收敛于 0，最终平衡点收敛于 (1，0，1)；当 w 大于该临界值时，y 收敛于 1，最终平衡点收敛于 (1，1，1)，说明民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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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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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 变化对政府策路演化的影响 （b）k 变化对学研方策略演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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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Z

Z

Y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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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k 变化对国有企业策略演化的影响 （d）k 变化对博弈主体策略的影响

图 8 研发阶段学研方中途违约的惩罚 k 对于博弈主体的演化仿真图

     











T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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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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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ff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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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 变化对政府策略演化的影响 （b）v 变化对学研方策略演化的影响

     











T

Z

V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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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Z

Z

Y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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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ff

（c）v 变化对国有企业策路演化的影响 （d）v 变化对博弈主体策略的影响

图 9 研发阶段国有企业中途违约的惩罚 v对于博弈主体的演化仿真图

36

常 哲等：产学研深度融合动态演化博弈机制研究

营、国有企业在前期已经投入相对较大的成本，所以不会为了获得对方违约的补偿金而放弃第二阶段继续进

行深度融合；但是当违约惩罚较小，而项目风险较大时，民营企业相比于国有企业更容易违约，因此在此阶段

中仍然需要设置适当的惩罚机制，尤其是对于民营企业来说，应设置相对较大的违约惩罚，从而保障产学研

深度融合顺利进行。

（四）风险对于产学研深度融合关系演化的影响

图 11 是在其他参数不变的情况下，研发阶段中风险 βt1 对于学研方与国有企业参与产学研深度融合影

响的仿真。由图 11 可知，对于双方来说，βt1 的临界值位于 17~18，当 βt1 小于该临界值时，y、z 均收敛于 0；当

βt1 大于该临界值时，y、z 均收敛于 1，且学研方的收敛速度大于企业的收敛速度。这说明风险是影响创新主

体策略选择的重要因素，当创新主体独自开发的风险较高超过其风险承担能力或独自开发承担的风险与获

得的收益不匹配时，双方均会选择继续融合，因为通过深度融合不仅可以大大吸收研发过程中的不确定性风

险，而且可以实现风险分担，降低每个创新主体承担的风险。在通常情况下，国有企业更加偏好风险且学研

方对于风险更加敏感，所以随着风险的增加，学研方继续深度融合的意愿更强烈。

图 12 是在其他参数不变的情况下，生产与商业化阶段中风险 βt2 对于民营与国有企业参与产学研深度

融合影响的仿真。由图可知，对于民营企业来说，βt2 的临界值位于 97.5~110，当 βt2 小于该临界值时，y 收敛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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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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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ff



































X

Z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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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 变化对博弈主体策略的影响 （b）m 变化对博弈主体策略的影响

图 10 生产与商业化阶段违约惩罚 w、m 对于博弈主体的演化仿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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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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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βt1 变化对政府策路演化的影响 （b）βt1 变化对学研方策路演化的影响

     













T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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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βt1 变化对国有企业策略演化的影响 （d）βt1 变化对博弈主体策略的影响

图 11 研发阶段项目风险 t1 对于博弈主体的演化仿真图

37

技术经济 第 42 卷 第 9 期

于 1；当 βt2 大于该临界值时，y 收敛于 0。对于国有企业来说，βt2 的临界值位于 110~125，当 βt2 小于该临界值

时，z 收敛于 1；当 βt2 大于该临界值时，z 均收敛于 0，说明在该阶段中风险依然是影响创新主体策略选择的重

要因素，且在同样的风险数值下国有企业的收敛速度均快于民营企业的收敛速度。这说明民营企业的风险

承担能力低于国有企业，当风险较高时，民营企业更有可能中途违约，说明当面临同样的风险时，民营企业可

能面临的实际风险更高，为了保障产学研深度融合的顺利进行，应该在建立收益分配机制时充分考虑双方的

风险承受能力，给予民营企业相对较大的补偿，政府也应该出台一系列降低风险成本的政策，从而保障产学

研深度融合顺利进行。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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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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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βt2 风险变化对政府策略演化的影响 （b）βt2 风险变化对学研方策略演化的影响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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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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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Y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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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βt2 风险变化对国有企业策略演化的影响 （d）βt2 风险变化对博弈主体策略的影响

图 12 生产与商业化阶段项目风险 βt2 对于博弈主体的演化仿真图

五、结语

本文通过构建多主体参与的产学研深度融合两阶段演化博弈模型，系统分析了不同阶段下各方决策演

化过程，然后通过仿真分析重点探究了不同阶段下地方政府的资金支持、政策支持，基于不同收益分配机制

下的分配系数，违约的惩罚力度及风险系数对于创新主体策略选择的影响。结合前文分析，可得到以下

结论：

地方政府的资金扶持和政策支持均有助于产学研深度融合，但是过多的资金支持可能导致投机行为，从

而弱化政府政策的引导效应。研发阶段，学研方对于政策支持的敏感程度高于国有企业；生产与商业化阶

段，民营企业对于政策支持的敏感程度高于国有企业。合理的惩罚机制可以增强创新主体继续参与产学研

深度融合的意愿，给深度融合带来稳固性的保障。因为相比于在对方违约的情况下保持继续融合得到对方

违约的补偿金，创新主体更在意由于支付违约金导致自身利益降低的情况。风险是影响创新主体策略选择

的重要因素，由于融合可以有效吸收创新过程中的不确定风险及实现风险分担，因此当风险较大时，创新主

体将趋向于继续融合策略，且研发阶段中学研方比国有企业对风险更加敏感，生产与商业化阶段中民营企业

比国有企业对风险更加敏感，并且基于相对风险分担的收益分配机制相比于平均分配机制、按成本分配机制

更符合产学研各方的利益诉求，从而增强创新主体的参与意愿。

基于上分析结论，为有效促进我国产学研深度融合机制的构建，提出如下建议：

在宏观层面，地方政府应该从关注产学研合作、协同创新、科教结合向产学研深度融合过渡。产学研深

度融合具有复杂性、阶段性、极大的不确定性及多主体性的特征，地方政府应充分发挥“产业链长”的作用探

索建立产学研深度融合机制。在政策工具层面，地方政府应该根据创新阶段、创新活动内容、政策面向的对

38

常 哲等：产学研深度融合动态演化博弈机制研究

象，采取相应的一系列的政策组合工具，针对资金引导、税收优惠、知识产权保护、引进风险投资基金，人才吸

引等方面进行必要的干预，从而达到优化创新环境，激励产学研各方积极参与深度融合的目的。在政策实施

过程中，地方政府应该注重政策实施的合理边界及有效性。倡导建立公平合理的收益分配机制，可以尝试建

立基于相对风险分担的收益分配机制，使得创新主体的收益与投入和承担的实际风险相匹配。建立适当的

惩罚机制，制定多样化的惩罚措施，并加大对于投机行为的打击，增加违约成本，负向激励创新主体参与产学

研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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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Dynamic Evolution Game Mechanism of University‑industry Research Deep

Integration：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Innovation Process

Chang Zhe，Guo Bin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Taiyu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Taiyuan 030024，China）

Abstract：The university-industry research deep integration is a key link in the series of deployments to improve China’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system mechanism， but the existing research does not reflect the dynamic， stage， and multi-subjec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eep integration process. In view of this，the idea of the innovation process stages was introduced into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mechanism of U-I relations，and a multi-party evolutionary game model of U-IR deep integration was contracted.

Based on the three-party evolutionary game theory，the strategy selection of the participants during the U-IR deep integration process

was further analyzed and the evolution of each party’s strategy was studied by simulation using Matlab software. The main results show

that both financial support and policy support by the local governments are conducive to the IUR deep integration，but，excessive

financial support weakens the guiding effect of the government. Reasonable punishment mechanisms can enhance the willingness of

innovation subjects to continue to participate in deep integration. Compared with the average distribution mechanism and the costbased distribution mechanism，the revenue allocation based on relative risk sharing is more in line with the interests of innovation

subjects. Since deep integration can reduce the uncertainty risks in the innovation process and realize risk sharing，the integration

subject will tend to deeply integrate. Finally，relevant suggestions are mad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U-IR deep integration

mechanism.

Keywords：university‑industry research deep integration；innovating process；evolutionary game；duplicative dynamic equation

40

第 42 卷 第 9 期 技 术 经 济 2023年 9 月

李 平等：

产业政策提升数字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了吗？

李 平1，2

，李同舟3

，董 康4

（1.中国社会科学院 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北京 100732；

2.中国社会科学院 项目评估与战略规划研究咨询中心，北京 100732；

3.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商学院，北京 102488；4.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成都 610072）

摘 要：提升数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是促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方式，而产业政策的有效使用将对这一过程起到重要

的推动作用。本文利用 2007—2020 年中国数字行业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政府补贴、税收优惠、信贷支持和市场

准入四类产业政策对数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信贷支持显著促进了数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市场准

入则起到显著的负向作用，政府补贴和税收优惠对数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无明显效果，该结论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

验后仍保持稳健。异质性和作用机制检验的结果表明，产业政策对数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产权、企业规模和企业生命周

期方面的异质性作用，信贷支持和市场准入则分别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加剧企业过度投资的方式影响数字企业的全要素

生产率。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政府制定更为精准有效的产业政策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产业政策；数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融资约束；过度投资

中图分类号：F4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980X（2023）9—0041—12

一、引言

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数字技术的应用与创新愈发成为大国博弈和全球竞

争的关键支点，将进一步在世界经济与科技竞争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要加快发

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强调要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

率。在全球数字竞争愈发激烈的背景下，发达国家密集出台支持数字经济发展的各类政策，试图巩固和提升

现有优势，抢占未来科技发展先机。对中国而言，尽管在发展数字经济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例如，2022 年

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 50.2 万亿元，占 GDP 的 41.5%。①但也存在数字企业科技创新能力不足、关键核心技术受

制于人、对国内大市场较为依赖等突出问题，数字经济发展的“质”亟待进一步提升。因此，发挥好我国特有

的制度优势，借助有效的政策手段推动数字企业形成核心技术优势、有效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既是提高我国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方式，也是抢占未来科技制高点、促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应有之义。

近年来，数字经济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明确了数字经济所发挥的的各项

作用，充分肯定了发展数字经济的重要价值和意义。然而，关于如何提升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现有研究多

是基于机理路径的定性研究，缺乏从实证角度定量探索究竟哪些因素能够有效促进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

经济作为一种新兴经济形态，技术较为密集且更新迭代迅速，市场需求和演进方向具有高度的不稳定性和不

确定性，需要一定力度的政策扶持以帮助其发展兴盛（郭克莎，2019）。各级政府目前正积极作为，出台了包

括数字基建、税收优惠、研发补贴和技能培训等一系列政策，旨在支持企业数字化转型、推动数字行业发展兴

盛，这也引发部分学者从产业政策视角展开定量研究。秦文晋和刘鑫鹏（2022）以“宽带中国”试点作为准自

然实验，实证检验了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发展数字经济的促进作用。邓峰和杨国歌（2021）发现，固定资产加

速折旧政策能够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来提升数字企业的创新效率，且对中小规模和国有数字企业作用更为明

收稿日期：2023‑09‑01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向 2040 年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愿景研究专项项目”（L2124005）

作者简介：李平，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技术创新与产业经济；李同舟，中国社会科学

院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数字经济与政策评估；董康，博士，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研究方向：数字经济。

①数据来源于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的《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2 年）》。

41

技术经济 第 42 卷 第 9 期

显。黄华等（2022）从政策环境角度出发，验证了数字产业的政策环境对企业创新行为的促进作用。还有学

者从政策比较的角度，探索不同类型的产业政策对数字经济创新的异质性影响（余长林等，2021）。产业政策

是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变量，会对数字经济主体的生产活动和经营决策带来深远影响，但当前研究仅涉

及前者对后者创新的作用，研究视角颇为单一。科技创新的目的是为了推动生产力发展、提高效率水平，因

此在研究产业政策对数字经济的作用时，效率尤其是全要素生产率也是需要考量的重要因素，但目前尚未有

学者对此展开探索。

基于此，本文从微观企业角度入手，采用手工收集的数字行业上市企业 2007—2020 年的各项财务数据，

实证检验政府补贴、税收优惠、信贷支持和市场准入四类产业政策对于数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对

不同产权、规模和生命周期的数字企业进行异质性分析，最后进行作用机制检验。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

①鉴于目前针对产业政策影响数字经济发展的研究尚不充分，探索性地从全要素生产率视角研究了产业政

策对数字企业的作用效果，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有研究的缺憾；②从正反两个方面分析了不同类型产业政策

对数字企业的作用机理，深化了对产业政策的理解与认识；③通过对比分析不同产业政策的作用情况，并进

行不同产权、规模和生命周期数字企业的异质性分析，可以明确各类产业政策在不同情况下对数字企业全要

素生产率的作用效力，能够为政府制订更为精准的产业政策提供借鉴参考。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产业政策作为国家对于产业发展和结构调整进行干预的各类政策总和，具有鲜明的调控和培植作用，尤

其是在以数字行业为代表的新兴产业领域，产业政策发挥着扶持初创企业（周文斌和后青松，2021）、促进企

业创新（陈雄辉等，2020；Wang et al，2022）、降低经营风险（邓峰等，2021；董鸿源和袁潮清，2023）、推动多方

合作（李文鹣等，2021；周晓阳等，2022）等多个方面的重要作用。但与此同时，产业政策若使用不当也会对数

字企业的经营绩效带来负面影响（Riccardo et al，2023），造成市场扭曲和不公平竞争加剧，引发资源错配、重

复建设和产能过剩等一系列问题（陈小亮和陈彦斌，2019），不利于数字行业的良性发展。由此可见，借助产

业政策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并非易事，必须深入剖析产业政策对数字经济主体的作用机制，合理评估各类政策

的实施状况和作用效力，才更有助于发挥好产业政策的推动作用，避免和减少因政策设计和实施不当带来的

负向影响。此外，根据黎文靖和李耀淘（2014）、余明桂等（2016）的研究，产业政策大致包括市场准入、特许经

营权和环保规制等直接干预类，以及资金支持、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和政府采购等间接引导类。考虑到具体产

业政策对于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程度及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取并考察政府补贴、税收优惠、信贷支持和市

场准入四类产业政策对数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全要素生产率是对经济增长质量和技术进步状况的衡量，也是近些年我国在发展过程中反复强调的重

要指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源于创新能力的提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尤其对于知识与技术

高度密集的数字企业而言，创新能力的高低是影响其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因素。本文重点从创新能力和资

源配置效率两个维度分析四类产业政策对数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政府补贴是我国应用十分广泛的一类产业扶持政策，一直受到产业界和学界的重点关注。政府补贴可

以为数字企业的创新活动提供资金支持，增加其研发投入并与之共担创新风险，从而激发出数字企业的创新

积极性，有助于数字企业创新能力的提高。与此同时，政府补贴可以传递出政府认可数字行业的发展前景这

一重要信号（Li et al，2019），会吸引资金资源大量涌入推动数字行业发展壮大。行业规模的扩张一方面会

增加数字企业可利用创新资源的数量；另一方面则会引发行业内竞争烈度的增加。为了在激烈竞争中获得

生存和发展空间，数字企业必须加大创新研发力度，以增强自身竞争力并获取超额利润（王宏伟等，2022），从

而进一步通过创新能力的提升来提高自身全要素生产率。但从另一角度看，政府补贴也可能带来负向影响，

引发企业的“偷懒”和寻租行为，还会致使部分企业“沉溺于”低质量的创新研发中（黎文靖和郑曼妮，2016），

从而导致挤出效应、资源错配等一系列降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问题出现（Howell ，2017）。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1：

政府补贴有可能促进数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H1）。

税收优惠作为政府引导产业发展的核心政策工具，也是影响数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因素。税收

优惠可以通过增加数字企业净利润的方式改善企业财务状况，使其拥有更多资金投入创新研发，从而带来对

42

李 平等：产业政策提升数字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了吗？

数字企业的创新激励效应。税收优惠可以通过引导资源的流向，促使数字企业将有限的资源朝着政策所倡

导的高效率领域投入，进而改善资源配置效率，减少数字企业的非效率投资（Rego and Wilson ，2012）。此

外，根据贺炎林等（2022）的研究，税收优惠的一部分会用来提高员工薪酬和增加员工职业培训，这在一定程

度上可以激发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并提高员工的技能水平，从而可以通过提高人力资本水平的方式提升企业

全要素生产率（郑宝红和张兆国，2018）。但与此同时，税收优惠也无法避免对数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向

影响，原因同政府补贴较为类似，政策寻租、资源错配和道德风险等问题的存在可能导致政策的实际效果背

离初衷。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2：

税收优惠有可能促进数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H2）。

信贷支持是指政府帮助企业获得银行信贷的一类产业政策，会对企业的投融资活动产生重要影响。对

于创新性强、技术含量高的数字企业而言，融资约束是影响其创新投入的重要因素，而创新又是一个长期且

持续的过程，因而银行信贷这一稳定性强、持续性好的融资渠道显得尤为重要（郑世林等，2023）。一方面，信

贷支持可以提高数字企业的银行信贷可得性，帮助其缓解融资约束，减少企业为获取信贷资金而产生的非生

产性投入，有助于数字企业更专注于生产经营和创新从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另一方面，信贷支持能够帮助

数字企业获得一定额度的低息贷款，降低企业的资金使用成本，增加其在创新研发方面的可用资金，进而有

利于数字企业创新能力的提高。此外，缺乏稳定的融资渠道是我国多数企业所面临的突出问题，进而对企业

的创新活动带来了不利影响（马光荣等，2014），这也更加凸显了信贷支持对于数字企业发展的重要价值。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3：

信贷支持能够促进数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H3）。

市场准入直接影响某一行业的市场竞争强度，是干预性较强的一类产业政策。市场准入政策可以通过

降低审核门槛的方式促使更多企业进入数字行业，提高数字行业的竞争程度。在竞争压力下企业的创新动

力得到激发，行业的创新活力也进一步提升，从而有利于数字企业的技术创新（余长林等，2021）。放宽数字

行业准入限制能够减少各种形式的不合理限制和隐性壁垒，使各类要素进出流动更为自由，从而促进资源的

高效率配置，有助于数字行业整体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但与此同时，市场竞争的加剧也会强化数字企业的

危机意识，促使企业进行多领域投入和超前布局，以期找到新的风口“先下手为强”，在未来竞争中抢占先

机。由于数字行业具有知识、技术密集度高的显著特征，投资金额大、研发风险高，企业若竞相采用扩张性手

段不断开辟新领域，很可能导致过度投资行为的出现（章琳一和张洪辉，2015），从而给数字企业带来效率

损失。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4：

市场准入有可能促进数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H4）。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 2007—2020 年我国沪深 A 股数字行业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根据证监会 2012 版行业分类，选择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业、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四类行业中的上市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并依据下述原则进行数据剔除：①剔除 special treatment

（ST）类公司；②剔除关键数据缺失较严重的企业；③剔除成立年限不满五年的企业，最终获得了总计 1995 个

样本观测值。此外，为避免异常值的干扰，对样本数据进行 2% 的双边缩尾处理。文中所需的所有数据均源

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

（二）变量定义与说明

1. 被解释变量

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目前学术界应用较广的方法包括索洛余量法、固定效应法、Levinsohn‑Petrin

方法（LP 法）、Olley‑Pakes 方法（OP 法）、数据包络分析法（DEA）和广义矩方法（GMM）等。不同方法的优劣势

各有差异，例如，固定效应估计值无法体现时间变化信息，OP 法虽然能较好地解决内生性问题但要求投资非

43

技术经济 第 42 卷 第 9 期

负，GMM 法对于样本数据的要求较高等（鲁晓东和连玉君，2012）。本文同时选择 LP、OP 和 GMM 三类方法对

数字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度，以便于进行后续回归结果的比较，避免因测度方法本身的局限性影响结

论的稳健。

2. 解释变量

（1）政府补贴。政府补贴反映政府部门对企业的资金支持力度，本文借鉴孔东民等（2013）的处理方法，

从企业财务报表附注的营业外收入中选择“政府补助”一项，并将其除以总资产以消除公司规模的影响，以此

来衡量政府补贴。

（2）税收优惠。当前学术界对税收优惠政策的衡量大体可分为直接和间接两种方式，前者多以企业收到

的税费返还来衡量，后者多以企业实际税率来指代。由于间接衡量需对企业原始数据做更多处理，为尽可能

减少因数据处理计算所带来的误差与信息损失，本文借鉴柳光强（2016）的做法，以企业“收到的各项税费返

还总额/总资产”来代表税收优惠。

（3）信贷支持。信贷支持对于企业降低融资成本、增强流动性具有十分关键的意义。参考 Aghion 等

（2015）的研究，以“利息支出/流动负债”代表企业的借贷利率，并将行业的平均借贷利率减去企业的借贷利

率，该差值越大，说明企业获得的信贷支持力度越大。

（4）市场准入。截至目前，学术界对于行业准入的衡量并没有一个公认的指标，代表性的研究中多以行

业竞争强度进行表征。本文借鉴陈志斌和王诗雨（2015）的处理方法，以行业主营业务利润率标准差的倒数

进行衡量。该值越大，表明行业内企业的竞争强度越大，市场准入门槛越低。

3. 控制变量

根据数字企业的基本特征，结合钱雪松等（2018）、陈熙和朱玉杰（2021）等相近研究的做法，选择企业年

龄（Age）、总资产（Size）、总资产利润率（ROA）、资产负债率（Lev）、资本密集度（Asset）、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Top1）、托宾 Q（TobinQ）作为本文的控制变量。

（三）模型设定

为检验四类产业政策对我国数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构建如式（1）基准回归模型。

lnTFPjt = β0 + β1 Subjt + β2TaxPjt + β3 Loanjt + β4 Marjt + Controljt + μj + μr + μt + εjt （1）

其中：lnTFPjt 为数字企业 j在 t年全要素生产率的对数值；Subjt 为政府补贴；TaxPjt 为税收优惠；Loanjt 为信贷支

持；Marjt 为市场准入；Controljt 为一系列控制变量；μj

、μr

、μt 分别指企业、地区和时间固定效应；εjt 为随机干扰

项；β 为待估系数。

（四）描述性统计

表 1 报告了主要变量 2007—2020 年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发现，由三种方法测算出的数字企业全要

素生产率具有不小的差异性，采用 LP 方法估计出的全要素生产率均值要显著高于使用 OP 和 GMM 方法的估

计值，说明采取不同方法进行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和计量结果对比是必要的。产业政策对不同数字企业的

作用力度也差异较大，以政府补贴为例，个别企业获得的补贴额达到了其总资产的 18.1%，而另一部分企业

得到的政府补贴相比其总资产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此外，四类产业政策的均值和标准差显著不同，说明不同

产业政策的实施状况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可能会对数字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带来异质性影响。

表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TFP_LP

TFP_OP

TFP_GMM

Sub

TaxP

Loan

Mar

样本量

1995

1995

1995

1995

1995

1995

1995

均值

7.195

4.538

3.309

0.008

0.011

0.000

4.054

标准差

0.810

0.645

0.610

0.011

0.017

0.023

1.022

最小值

5.456

3.004

1.743

0.000

0.000

-0.309

3.102

最大值

9.764

6.719

5.840

0.181

0.252

0.027

5.575

变量

Age

lnSize

ROA

Lev

Asset

Top1

TobinQ

样本量

1995

1995

1995

1995

1995

1995

1995

均值

9.130

21.837

0.043

0.383

2.172

0.308

2.809

标准差

6.008

1.115

0.078

0.190

1.482

0.135

2.217

最小值

1.000

19.345

-0.959

0.025

0.088

0.053

0.113

最大值

26.000

27.146

0.964

2.861

27.643

0.886

33.475

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