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rontiers

2024 年 5 月第 3 期 总第 15 期

2024 3

国政学人学术共同体

编辑委员会

主 编：宋亦明

副主编：张 耀

审 读：丁伟航 施 榕 李 源 赖永祯

执行编辑：邱意雯

责任编辑：封欣怡 严瑾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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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ef editor: Yiming Song

Executive Deputy editor: Yao Zhang

Reviewer: Weihang Ding, Yuan Li, Rong Shi, Yongzhen Lai, Yao Zhang

Managing editor: Yiwen Qiu

Responsible editor: Xinyi Feng, Jinyi Yan

学 刊 简 介

《国际关系前沿》（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rontiers，后简称《前沿》）是国政

学人学术共同体发起创办的电子刊物。《前沿》旨在述介国际关系领域具有开创性、前沿

性、学理性、实证性、思辨性的研究成果，梳理国际关系领域主要期刊新近发表的学术成

果，以此搭建了解国际学术前沿的便捷窗口。在 2018 年 10 月推出的“SSCI 期刊论文

编译计划”和 2021 年 1 月推出的《国际关系前沿》电子学习资料的基础上，2022 年 1

月《前沿》全新改版为双月刊。《前沿》每逢偶数月的月初发布，同时按需印制纸质版。

《前沿》具有 2 个常设栏目：“前沿编译”栏目每期精选 8-10 篇文章，其筛选自国政

学人新媒体学术平台往期发布的较具有重要学术研究价值的推送。“新刊速递”涵盖 25

本学科主要 SSCI 期刊所刊发的最新文章的题目和摘要。《前沿》作为非正式出版刊物，

以公益性学习分享为目的，不涉及第三方利益。

国政学人学术共同体

《国际关系前沿》编辑部

2022 年 1 月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rontiers

2024 年 5 月第 3 期 总第 15 期

前沿编译

- 国际关系理论 -

如何发展国际关系理论：来自核心与边缘的启示 ............................................. 巴里·布赞 1

三个世界：西方、东方、南方和塑造全球秩序的竞争 ............................. 约翰·伊肯伯里 8

混合方法是否比纯粹的定性或定量方法更有说服力？ ................................... 安东·皮兹 16

历史、国际关系与综合方法：思考更强的跨学科性 ............................... 史蒂夫·耶蒂夫 23

- 技术与国际关系 -

双重用途骗局：技术如何塑造国际关系中的合作 ............. 简·韦曼 特里斯坦·沃尔普 31

新兴技术、战略与国际秩序 ....................................... 简·考夫曼 凯瑟琳·赫奇科克 等 41

经济与安全的权衡：东南亚国家对中美技术竞争的反应 ....................................... 郭清水 48

- 国际安全 -

如何理解地缘政治“回归”？ .................................................................. 卡斯滕·尼克尔 56

联盟政治的信任视角：不对称、抛弃与联盟凝聚力 ............. 马蒂·佩苏 维尔·辛科宁 64

- 国际政治经济学 -

半导体供应链中的跨网络武器化 ............................. 纪尧姆·博米尔 麦迪逊·卡特莱特 72

产业政策与价值链升级的政治经济学 ................................................... 阿米尔·莱比杜伊 82

前沿动态

《国际组织评论》（Th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 91

《欧洲国际关系杂志》（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97

《国际事务》（International Affairs） ........................................................................ 105

《国际研究评论》（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 111

《政治分析》（Political Analysis） ............................................................................. 118

《剑桥国际事务评论》（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 124

《中国国际政治季刊》（The Chin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 128

《太平洋评论》（The Pacific Review） ...................................................................... 132

《亚太国际关系》（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 137

2024 年第 3 期（总第 15 期）

1

如何发展国际关系理论：来自核心与边缘的启示 ∗

巴里·布赞 [著] 张倍祯 [译]①

 文章导读

为何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占据了学界主流？西方和外围地带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展

为何存在如此之大的鸿沟？巴里·布赞指出，西方和外围的国际关系理论是如何

发展的这一话题并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本文核心目的在于回答如何弥补以盎格

鲁圈为代表的中心地带与外围地带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展鸿沟。对于一个国际关系

理论而言，何种要素是重要的（What counts）？从分类学的角度来讲，理论是简

化的现实，从一种基本的情形出发，各种事件都不是独一无二的，而是共同享有

某些极为重要的相似性。这一观点不仅为学术工作者提供了一种基础，也为非学

术工作者比如实践家、公共知识分子等提供了框架，使其可以形成自己的理论体

系。对于非学术工作者而言，他们的理论体系往往来源于实践，理论宏大且具有

总体性，采用“现实—简化—共性”这种模式来提出理论。

作者从西方与其他国家在国际关系理论生产方面存在巨大差距这一事实出发，通

过比较历史的方法，分别对比了国际关系理论的西方（核心）模式与外围（边缘）

模式的理论产生动机、理论来源与理论生长的环境。本文也对于那些似乎对不利

于国际关系理论成功产生的条件和环境进行了研究。作者在文章中最后提出了对

国关理论发展的未来展望，国关理论需要的是将本土的历史与文明财产相结合，

产生特色的理论，作者同时也表达了希望以世界历史的视角将整个世界文明体系

都纳入整个理论体系的期待。

∗ 文章来源： Barry Buzan, “How and how not to develop IR theory: lessons from core and periphery,”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11, No.4, 2018, pp. 391-414.

①

巴里·布赞（Barry Buzan），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关系名誉教授，研究领域为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安全与世

界历史。张倍祯，国政学人编译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研究兴趣为国际政治理论与国际组织。

2

 思维导图

一、引言

Anglosphere）和欧洲的一些地方有国际关系理论，而其他大部分国家没有。因此，本

文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缩小其他国家和西方之间的国际关系理论差距。本文将通过考

察国际关系理论兴起的动机、来源和环境以及似乎不利于国际关系理论迭代演进的环境

来回应上述核心问题。

本文的有效性基于以下假定：在一个地方和时间形成（或没有）某种行为的事物将

与在其他地方和时间产生（或没有）这种行为相关。首先介绍何为国际关系理论，然后通

过比较历史的方法分别研究西方（核心）模式和外围模式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展，最后得

出具有指导性的结论。

二、何为国际关系理论？

基于本文的研究目的，本文将对国际关系理论采取一个广义的定义。理论是简化现

实的。它从这样一个假定出发：在某种相当基本的意义上，每个事件都不是唯一的，而是

可以与其他具有重要相似之处的事件聚集在一起。这种观点从分类学出发，同时为学术

2024 年第 3 期（总第 15 期）

3

界的学术意义上的理论和非学术界的大框架思想开辟了空间。在学术领域内，本文在狭

义的理论定义上也将遵循上述观点，将更硬和更软的路径都算作理论。本文也同样包含

规范理论（normative theory），即某些结构或者实践的哲学倡导，因为其出发点是好的。

本文这种更广泛的方法跨越了作为国际关系理论生产者的学术界和实践者的领域。

无论是西方还是其他国家的政治领导人的思想或世界观，都应该被视为对国际关系的思

考，甚至应该被视为国际关系理论，如果它们是强大的、有影响力的、系统的和/或足够

概括或易于概括的。

基于上述理解，本文将开始对西方在国际关系理论的成功进行考察。

三、西方模式（The Western Model）①

欧洲具有从广义理论思考国际关系的悠久历史。现代国际体系以及为人所熟悉的概

念（民族国家、政府间国际组织等）和制度大多是在 19 世纪形成的。在现代国际关系的

整个过程中，英国和美国是占主导地位的大国，盎格鲁圈在国际关系理论学术学科知识

生产中尤为突出。本文将从两方面讨论其作为知识来源的成功：什么让这些国家成为国

际关系理论化的丰硕来源以及它们创造国际关系理论依靠的资源是什么？同时，本文也

将讨论在结果上，在盎格鲁圈或者更广泛的西方国家中，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是否以及

为何存在差异。

在国家性质上，最明显的特征是，英国和美国都是或者曾经是全方位超级大国，其

在全球范围内都有经济利益和联系，也是各种广泛的全球网络的中心。较小的盎格鲁圈

国家（如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和新西兰）对国际关系理论也有很大兴趣，这些国家的

反常可以用其与上述两大国在文化和学术上的密切关系和互动来解释。这种解释同样适

用于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作为小国，其在和平研究与安全研究方面富有成效的研究可能

同样来源于与美国和英国的密切联系。其次，英国和美国（以及上述的较小盎格鲁圈和

斯堪的纳维亚国家）都是富有的自由民主国家，具有就社会、经济科学和政治问题进行

公开辩论的悠久传统。并且这些国家都支持高质量的大学，有鼓励独立研究的强大传统。

①

下文亦称核心模式。

4

作为高等教育体系的一部分，这些大学为理论工作提供了实践、资金和职业激励。独立

的学术组织也是重要的促进理论发展的工具。

动机和研究能力为国际关系理论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环境，那么什么为国际关系理论

提供了来源？首先，西方历史和西方政治理论为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了重要的来源。几乎

可以认定的是，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是西方历史的抽象概念，并与西方政治理论相互

交织。例如，现实主义是 18 世纪欧洲均势和 16、17 世纪的结合，甚至可以包括古希腊

的政治理论。自由主义是从 19 世纪和 20 世纪西方政府间组织和政治经济学理论中抽象

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则是对 19 世纪和 20 世纪欧洲政治经济学和历史社会学理论的另一

个分支的抽象。英国学派是对 19 世纪欧洲外交行为的抽象，也是欧洲悠久的法律理论传

统的抽象，其基础假设是，包括国际法在内的所有法律都必然以一个社会的存在为前提。

建构主义并不是那么明显地从西方实践中抽象出来的，而是从知识哲学中汲取出来的。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部分伎俩是制造和维持欧洲中心的假定，即西方历史和西方政治理

论是世界历史和世界政治理论。只要西方保持全球主导地位，这个神话就相当容易维持。

但是，随着非西方国家对现代性的适应，并越来越多地拥有财富、权力和文化自信来维

护自己，这个神话开始破裂。

理论发展的一条具体路径是对当前事件带来的压力和激励做出反应。详细来讲，国

际关系理论的许多发展受到以下因素的共同作用：拥有全球利益、 全球知识和意识并需

要有助于其外交政策的知识的富国和强国；这些国家的教育和公共领域鼓励和允许公开

辩论，重视“科学”方法，并奖励学术贡献；在当时流行的一般思想对公众和学术思想家的

影响；一系列为国家和社会提供挑战和机遇的各种刺激。由特定事件引发理论发展的一

个集中例子是 1919 年国际联盟成立后，人们对政府间组织的兴趣激增。这构成了所谓的

“理想主义”或“乌托邦主义”阶段。上世纪 90 年代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当时，在冷

战结束后为盎格鲁圈创造的良性国际环境下，民主和平论、霸权稳定论和制度主义等自

由主义理论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广受欢迎。国际关系理论的来源，或者说受欢迎程度，

取决于其与当前事件的契合度，例如现实主义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到 40 年代的兴起。

国际关系理论的第三个来源是“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国际关系跨越了许

多如经济学、法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学科，加上世界史，更多通过其所关注的范围来定

义自身，而不是某种特定形式的社会行为。由此，国际关系必然是更多地从其他学科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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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的，而不像其他社会科学一样拥有自己的核心理论或者方法来定义。例如格雷厄姆艾

利森引入了组织理论，罗伯特·杰维斯引入了心理学，肯尼思·沃尔兹引入了社会学等。国

际关系也同样引进了定量的和后结构主义的方法论。

西方模式内部也存在因文化与制度和本国所面临的外交问题而产生的理论分化。由

此，为应对西方中心-边缘体系的边缘地位，欧洲国际关系共同体发展了三种应对策略：

学术自立（法国）、顺从的边缘（意大利、西班牙）和多层次研究合作（北欧、荷兰语和

德语区）。日本则并不关注理论。欧洲和盎格鲁圈的其他国家也有理论，但与美国的理论

存在差异。

从西方模式中可吸取的经验可被总结如下：

大国，尤其是超级大国，更有可能拥有资源和动力来培养对国际关系的思考，而实

现这一目标的必要条件是大学系统资源充足，可以相对自由地追求思想，并拥有促进和

奖励研究的激励机制；

至少到目前为止，西方已经非常成功地从自己的历史和政治理论中汲取了国际关系

理论，并将其转换为普遍有效的理论；

国际关系作为一个领域的性质使其对来自其他学科的思想和对当前事件作出反应的

需要都是开放的。这两方面都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资源充足、相对自由和开放的大学体系；

文化与外交政策议程的性质和国际关系理论类型的发展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关系。

四、外围模式（The Periphery Model）

外围地区国际关系思想直到最近才得到相对较少的关注和尊重。与西方相比，外围

模式的国际关系思维很少以学术形式出现。本文将采用与研究西方模式相同的方法来研

究外围模式。

从国家的性质方面，外围地区在文化、实力和发展水平上是多样化的。在某些重要

方面，它们认为自己不仅与核心国家疏离，从属于核心国家，而且对核心国家的统治和

种族主义感到不满。因此，对这些国家来说，国际关系往往是一个更加强烈和直接的政

治主题，往往与反殖民主义和反种族主义密切相关。这些国家中很少有开放和资源充足

的大学，但当国际关系思考更多地是在实践者而不是学术方面时，这一点就不那么重要

6

了。高等教育的管理和资源仍然是核心和外围之间的一个显著差距，尽管，至少在资源

方面，随着中国等地的目标是产生世界一流大学，这一差距正在开始缩小。

国际关系理论来源方面，外围国家有一些植根于地方历史和政治理论的外围国际关

系理论例子，这是西方模式的主要方法，也是相当成功的欧洲中心论的基础。当其他文

化获得现代性的财富和力量时，它们也会希望将自己的历史和政治理论发挥作用。但是，

除了中国之外，这种方法还不是外围国家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来源。如印度学者本诺

伊·库马尔·萨卡尔（Bennoy Kumar Sarkar）的基于印度古典概念和著作的研究。目前试图

在历史和哲学基础上建立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项目是所谓的中国学派。在某种程度上，

这是关于挖掘中国历史和政治理论，为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产生新的概念和见解。它是关

于将儒家文化实践与西方假设区分开来，并考察这对思考国际关系的影响。中国也有国

际关系的理论化研究，它将自己定位在主流（西方）理论话语中，几乎没有具体的中国差

异。

这些发展，尤其是中国的发展，已经很重要了。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它们很可能成为

一个更加多元文化和以世界历史为基础的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来源。他们可能会加入类

似的尝试，挖掘伊斯兰世界的历史和知识资源。然而，回顾过去两个世纪的国际关系思

想史，其主要动机仍然是对当前事件带来的压力和激励作出反应，特别是以那些被剥削

的人的名义，挑战占主导地位的西方正统观念和实践，突出的反应例子是依附理论、后

殖民理论和泛地区主义。反殖民主义、反种族主义和对西方统治的普遍不满构成了外围

地区国际关系思想的主要共同点，但是这种团结的区域分化也带来了理论的分化。

从外围模式中可吸取的经验可被总结如下：

不应仅仅因为国际关系这一学科及其理论在西方变得更加学术化，就忽视政治领导

人和公共知识分子作为理论思想的来源；

对现行秩序的反对可以作为国际关系理论的动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视为“解决问

题”的理论，就像西方关于国际关系的理论对特定事件和发展的反应一样；

本土历史、文化和政治理论将越来越多地挑战欧洲中心主义。

五、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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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国关理论发展的三个困境在于资源、干预与竞争。首先，作为外围地带的国家通常

缺少相应的资源与激励在大学中鼓励与支持国关理论的研究。其次是资助者的干预，研

究经费越来越多地依附于资助者定义的议程。第三是大国竞争，失败方通常会失去成为

理论主流的机会。

本文提供了对核心和外围国际关系理论成功的发展以及不利于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要

素的见解。一个相当明确的结论是，其他国家需要借鉴自己的国际历史和自己的文化和

政治理论资源，就像西方和一些外围国家所做的那样，就像“中国学派”现在所做的那样。

更全球化的国际关系理论所需要的不是对全球故事的国家版本的竞争，而是对所有国家

故事的适当的世界历史综合。

 译者评述

巴里·布赞在本文中提供了一个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比较历史视野，系统分析了西

方模式与外围模式的国际关系理论来源、发展与经验，并分别总结了西方模式和外围模

式在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过程中可供参考的经验和特征。在文末，布赞提出了一系列对所

谓“中国学派”的未来展望，并且表达了对“中华中心主义”出现的担忧。秦亚青老师

在 2023 年的一篇论文《知识涵化与社会知识再生产——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路径为

例》中回应了这种担忧，他指出发展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目的不是以“中华中心主义”

取代西方中心主义，而是向着建构人类共同知识的终极目标迈进。布赞在文中认为以阎

学通老师道义现实主义理论为代表的理论使用的论据仍然局限于中国古典政治理论，这

种认识仍然具有文化上的局限性。关于中国学派的讨论，译者更倾向于支持“国际关系

理论的中国贡献”的说法与秦亚青老师所讨论的双向知识涵化过程。同时，译者认为，

本文在最后回归对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特性的讨论而非展示可吸纳的共性，本身就是一种

西方中心论的局限。对于国际关系理论的未来发展，译者认为可以以贾斯廷·罗森伯格

为代表的历史社会学家的研究为基础，对被现有国际关系理论所遮蔽的政治社会多样性

与复杂性进行更深层次的讨论。

【校对审核：李源 陈扬】

【责任编辑：封欣怡】

8

三个世界：西方、东方、南方和塑造全球秩序的竞争 ∗

约翰·伊肯伯里 [著] 于依言 [译]①

 文章导读

近年来，世界秩序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变化，其中最显著的是美国代表的世界西

方与中国代表的世界东方之间日益加剧的地缘政治竞争。这种竞争不仅影响了全

球政治与经济结构，而且重新定义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本文以俄乌战争为背

景，探讨大国竞争如何促使世界秩序向三个主要阵营——全球西方、全球东方和

全球南方——竞合关系的方向演变。该文章表明，俄乌战争不仅是一个地区性冲

突，更是一场关于未来世界秩序的全球阵营辩论，这场辩论直接触及各国的利益

和未来。

文章旨在回答的核心问题是：在当前全球大国重新定位及区域力量重新分配的背

景下，三个不同的世界（全球西方、全球东方和全球南方）将如何影响并可能重

新定义 21 世纪的世界秩序？

文章采用了综合地缘政治分析与国际关系理论，分析了各大阵营内部的政治动力

和对外的战略行为。作者首先识别并定义了这三个“世界”各自的特征和战略目

标，然后探讨了这些集团如何通过自身的外交政策和国际行为在全球舞台上争取

影响力。研究方法主要基于历史资料的分析和当前国际政治时事的实证研究，通

过比较分析来揭示不同集团之间的互动和竞争。

作者得出的结论是，没有一个集团能够单独“赢得”全球领导权的竞争，三个世

界的相互作用和竞争将定义未来的全球秩序。全球西方和全球东方的主要目标是

继续争夺全球南方的支持与合作，而全球南方则可能利用大国竞争发挥“摇摆”

∗ 文章来源： Ikenberry, G. J. “Three Worlds: The West, East and South and the Competition to Shape Global

Order,”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100, No.1, 2024, pp.121–138.

①

约翰·伊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和普林斯顿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政治与国际事务教

授。于依言，国政学人编译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专业硕士研究生。

2024 年第 3 期（总第 15 期）

9

状态的优势，来增强自己的全球地位和话语权。这一过程不仅将为未来的国际政

治格局做出贡献，也可能推动国际社会朝着更加多元化和包容性的全球秩序发展。

 思维导图

一、“三个世界”的变动与回归

为了试图描绘冷战时期新兴的联盟，法国人口学家阿尔弗雷德·索维于 1952 年创造

了“第三世界”概念。“第一世界”由美国及其资本主义盟友组成，包括西欧、日本和澳

大利亚。“第二世界”由共产主义苏维埃联盟（苏联）及其东欧卫星国组成。“第三世界”

是一个更加不明确的国家集团，这些国家并不积极地与任何一个冷战集团结盟，它们主

要是来自非洲、中东、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后殖民国家。作者指出，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

10

索维的世界地缘政治地图已经失去了用处。西方民主国家有时仍被称为“第一世界”，但

随着苏联和共产主义集团的解体，“第二世界”已经消失，而“第三世界”现在更常被称

为“发展中世界”，其利益和取向日益多样化。

作者指出，俄乌战争最重要的影响可能是它标志着历史逆转的时刻——将世界重新

推向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集团的方向。具体来说，是朝着“三个世界”的方向。乌克兰战

争已经阐明并以各种方式引发了一场关于基本规则和秩序机构的深远的全球辩论，参与

这场辩论的国家集团与索维所指的旧时的地缘政治地图上描绘的国家集团非常相似。作

者将这三个集团称为全球西方、全球东方和全球南方。第一个由美国和欧洲领导，第二

个由中国和俄罗斯领导，第三个由印度、巴西等非西方发展中国家组成的无定形集团领

导。每个世界都对乌克兰冲突的利害关系以及其如何适应国际社会的宏观问题和 21 世纪

世界秩序前景提供了宏大的叙述。

二、俄乌冲突是一场争夺世界秩序的斗争

对于美国和欧洲以及更广泛的西方世界来说，这场战争不仅仅关系到乌克兰的政治

生存，更事关国际秩序的未来。俄乌冲突在多个层面上挑战了现行秩序。乌克兰战争在

另一个层面也对美国和欧洲很重要，因为它是对西方战后安全秩序以及美国领导力的可

行性和可信度的考验。乌克兰不是北约成员国，但它是欧洲成员国，乌克兰领导人和人

民将这场战争视为一场争取自由和民主的生存斗争，以及获得更广泛地加入欧盟和西方

世界的权利的斗争。这正是整个美国战后全球计划背后的道德主张。美国已将自己置于

自由秩序的中心，其权力和领导地位的前提是承诺在世界各地的联盟和伙伴关系体系内

维护自由和民主价值观。俄罗斯对战争利害关系的看法与西方的观点完全相反，但双方

也互相补充。普京用美国和西欧侵略的历史叙述为这场战争辩护。这是一场因对北约和

美国霸权侵犯不满而引发的战争。

与此同时，许多南方国家仍保持观望态度，并利用旧的中立和不结盟原则来应对双

方的诉求。许多非西方国家并没有明确支持俄罗斯的入侵，但也没有支持制裁，更没有

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2022 年 3 月，包括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大多数国家在内的 141

个国家投票支持了一项谴责俄罗斯行为的联合国决议。但投票并不会让这些国家利益受

2024 年第 3 期（总第 15 期）

11

到多大损失，而且为许多国家拒绝支持西方制裁提供了掩护。一方面，许多非西方发展

中国家支持联合国禁止使用武力改变国际公认边界的原则。另一方面，支持西方惩罚俄

罗斯并将其赶出乌克兰的行动将为这些国家带来他们所不希望承担的成本。作者分析，

在某种程度上，由西方主导的对乌克兰的支持被视为美国霸权的体现，但这并不是他们

想要采取的初衷。俄罗斯的行动被视为对北约扩张的强烈抵制以及对西方对莫斯科侮辱

的回应，这使得西方的初衷变得更加成问题。

作者将巴西总统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对俄乌

冲突的看法作为全球南方立场的象征。卢拉谴责俄罗斯“侵犯乌克兰的领土完整”

（violation of Ukraine’s territorial integrity）并呼吁通过调解结束战争。但他也在多个场合

（包括 2023 年 4 月访问北京期间）表示，双方都对俄罗斯的入侵负有责任，然而由于

西方国家没有在早期解决冲突，反而加剧了冲突。这一立场为巴西带来了双重红利。它

使巴西能够保护与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包括与中国广泛且不断增长的贸易关系。此外，

巴西可以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其所设想的日益多极化的、不再受美国主导世界的领导者。

正如马蒂亚斯·斯佩克托（Matias Spektor）所说，这一结果为巴西和南半球其他国家提供

了回旋余地。巴西不必在未来与全球西方或全球东方中的一个联系起来，而是可以利用

其自身的“骑墙派”（fence-sitting）身份在最有利可图的地方追求经济联系，同时利用这种

不结盟立场来增强其自身的实力、全球地位和影响力。

三、全球西方 vs.全球东方

在这一章节，作者对全球西方的代表美国和全球东方的代表中国对国际秩序的看法

进行了分析。美国及其盟国有着建立自由秩序的悠久传统。1945 年之后的几年里，在冷

战的阴影下，美国及其盟国建立了一种新型的国际秩序。这是一个广泛而复杂的政府间

关系和机构体系——全球、区域、经济、政治、安全。该秩序是围绕机构、联盟、讨价还

价、伙伴关系以及共同价值观和利益而建立的。

中国对国际秩序的看法并不那么长久，或许也不那么连贯。但随着中国变得越来越

强大，中国不断地提供替代全球西方的方案。深层力量正在发挥作用，使中国成为美国

系统性的竞争对手。这是传统意义上的权力转移，这种权力转移一直是西方大国体系的

12

一个决定性特征，保罗·肯尼迪等历史学家记录了这一点。但除此之外，中国的崛起也是

一次权力转型，因为它是第一个成为真正的全球超级大国的非西方大国。这是从西方到

东方的权力转移。

全球西方和全球东方之间关系的两个特点加剧了竞争和冲突。一是西方世界的扩张

性。如前所述，全球西方是一个政治集团，其政治原则和亲和力与其地理位置一样重要。

至少在原则上，无论远近的国家都欢迎加入西方世界。其次，全球西方同时具有两层含

义：围绕开放、基于规则的关系和自由目的组织的全球体系，以及美国领导的霸权秩序。

曾经有一段时间，1945 年后体系的设计者试图建立一个不由美国管理的国际秩序，但随

着冷战的兴起，战后自由秩序的运作逐渐与美国的实力和领导力融合在一起。安全保护

从联合国转移到北约。旨在管理世界经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与美元和庞大的美国国内经

济挂钩。自由国际秩序和美国霸权被混为一谈。这使得西方国家与外界的互动变得复杂

化。全球东方和南方的许多国家似乎希望保留自由秩序的各个部分，尽管它们抵制和反

对美国霸权。

四、全球南方的联合力量

接下来作者探讨全球南方如何在东西世界夹缝中生存。世界秩序斗争的主轴线在西

方世界和东方世界之间。全球南方较弱。它不是由一个既定的大国领导的。全球南方国

家没有一个在联合国安理会拥有常任理事国席位或否决权。它是一个无定形且多元化的

国家联盟，具有广泛的意识形态和计划。其成员位于世界边缘，处于主要大国的核心圈

子之外。全球南方也由其对发展、发言权和地位的集体愿望所定义。

尽管如此，南方国家并非没有能力。毕竟，这是大多数人类居住的地方。作为一个全

球国家集团，全球南方至少有两种能力在世界秩序斗争中维护自己的地位。其中之一就

是它在各种区域和全球格局中加入与全球西方或全球东方联盟的能力。它是一种“摇摆集

团”（swing grouping），可以加入其他国家，从而使世界政治朝不同的方向倾斜。中国和

东方、美国和西方都承认这一情况并采取行动。美国和欧洲正在积极争取南半球国家对

乌克兰国防的支持。这种支持可能以直接军事援助或参与制裁计划的形式出现。或者，

2024 年第 3 期（总第 15 期）

13

更有可能的是，它可能以象征性的方式出现，例如在联合国大会上对谴责俄罗斯在乌克

兰的行动的决议进行投票。

俄罗斯也在俄乌冲突中争取全球南方的支持，向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国家派遣外

交官，寻求贸易、投资和有利的公共关系。反过来，巴西和全球南方的其他领导人正在寻

求利用其作为独立摇摆国的政治影响力来推动通过外交手段停止战争。这种全球南方联

盟政治也可以在地区环境中发挥作用。例如，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作为全球南方

最持久的区域组织所施加的影响力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与其在该地区强国之间博弈和操

纵的能力有关。

其次，与此相关的是，南半球国家也可以赋予大国集团的行动“合法性”。这并不是说

南半球国家一定对世界秩序的正确组织持有更开明的观点。正如一位学者所说，“出于分

析和政治目的，重要的是不要简化或浪漫化全球南方的概念”。但全球南方可以充当某种

第三方（全球受众）的角色，可以发挥影响力，帮助塑造关于世界政治中什么是正确且可

接受的行为的全球叙事。

在培养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关系方面，东方和西方都在努力。中国有很多吸引力。首

先，它为南方国家提供了发展途径。除此之外，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日益增长的贸易和

投资来源国。几乎所有南方主要国家与中国的贸易额都超过了与美国的贸易额。除了与

中国可能存在意识形态上的密切关系外，这些国家还有加强与北京关系的务实动机。美

国和西方国家也在尝试吸引南方。西方仍然是世界上最富有和最强大的世界，并且仍然

是战后自由国际秩序的核心支持者。由于这些原因，简单地“绕过”西方是很困难的。相

反，有必要与西方接触并寻求与他们达成的最佳交易。

全球南方可能是三个世界体系中的弱势方，但它的结构特征将使其成为不断发展的

世界体系中持久而重要的群体。它代表了世界人口的很大一部分。从人口统计学上来说，

它的人民代表着未来。在南半球国家中，从长远来看，许多关键国家在地理和经济上都

将成为重要的参与者。亚洲的印度和印度尼西亚、拉丁美洲的巴西、欧洲和近东的土耳

其——这些国家和其他全球南方国家将有助于塑造更大的全球伙伴关系和联盟格局。

14

五、三个世界体系的演化政治

如果西方国家和东方国家都将有动力扩大联盟，向南方国家伸出橄榄枝。随着时间

的推移，这种竞争会对全球规则和制度的演变产生怎样的影响？作者预计至少会产生三

个影响。

首先，东方和西方将越来越多地寻求与各自轨道之外的主要国家建立联盟。如前所

述，两个代表性大国都没有达到足够的“临界量”（critical mass）来仅依靠其轨道内的国家

来塑造全球体系。西方和东方都有理由担心对方会建立更大的全球联盟。因此，两方将

越来越多地寻求在亚洲、拉丁美洲、非洲和中东地区培养战略伙伴。其次，西方和东方也

应该有越来越大的动力来展示其作为全球领导者的美德。南方国家寻求建立联盟，支持

其在西方和东方的集团，因此向世界展示自己的领导品牌具有更广泛的全球利益是实现

这一目标的一种方法。因此，每个国家都应该努力成为全球公共产品的主要提供者。从

这个意义上说，东西方阵营之间的竞争可能对世界有利。最后，全球西方和全球东方之

间的竞争应该对世界秩序的基本规则和规范产生一些影响。每个大国都会努力颁布具有

更广泛吸引力的规则，这正是美国和欧洲在支持乌克兰时遇到的困境。当乌克兰被视为

西方自由民主国家（更不用说美国霸权）与俄罗斯之间的斗争时，全球南方国家不想支

持乌克兰。美国应更频繁地谈论战争中面临的更大的全球原则，首先是《联合国宪章》。

这种动力应该在未来几年内发挥作用，从而带来创造性的新方式来谈论世界秩序的原则

和规范。透明度、主权平等、多边主义、最佳实践和可持续发展——联合国以各种方式体

现的这些原则可能越来越成为全球规范领域的通行证。

 译者评述

本文由约翰·伊肯伯里撰写，探讨了全球秩序的三大分支，即全球西方、全球东方和

全球南方，如何在当代地缘政治竞争，尤其在俄乌冲突的时代背景下塑造世界秩序。作

者将当前的国家集团分为三个：由美国和欧洲领导的全球西方、由中国和俄罗斯领导的

全球东方以及由印度和巴西等非西方发展中国家组成的全球南方。作者认为，俄乌战争

标志着历史的逆转，使世界重新走向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集团的方向。作者分析了三个

阵营的利益动机和秩序目标，揭示三方如何互动，以及这种互动如何对未来国际秩序产

2024 年第 3 期（总第 15 期）

15

生决定性的影响。该文章的结论是：三个世界中的任意一方都不能成为未来全球的领导

者，但三方的互动、竞争和合作有能力定义将来的国际秩序。

文章的创新点在于提出并详细阐述了全球三大集团对未来世界秩序的形态和功能的

潜在影响，这不仅丰富了我们对地缘政治动态的理解，也对国际关系宏观理论提供了新

的视角。理论上，文章对“三个世界”理论进行了现代性的重新解释和应用，实际上，它

提供了解读俄乌冲突的新框架。

尽管文章提供了深刻的洞见，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例如，文章在分析三个世界的角

色和策略时，可能过于简化了集团内部的利益复杂性和目标多样性。内部的矛盾和分歧

可能对阵营统一战略带来影响，并分化和重组阵营板块。

文章对三个全球集团如何塑造国际秩序的分析，为未来的国际政策制定和学术研究

提供了新的启示。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如何通过这三个集团之间的合作与竞争，

促进全球治理和国际合作。此外，对全球南方内部多样性的深入研究，以及它们如何影

响全球政策和国际关系的动态，也是值得未来学术界深入挖掘的课题。

【校对审核：袁歆 潘天祥 施榕】

【责任编辑：封欣怡】

16

混合方法是否比纯粹的定性或定量方法更有说服力？*

安东·皮兹 [著] 邵良 [译]①

 文章导读

一些社会科学家认为混合方法研究（mixed-method research）是一种很有前途的因

果推论方法，而另一些社会科学家则认为混合方法难以提高研究有效性。针对这

一方法论的学术热点，本文讨论了以下研究问题：相比纯粹的定性或定量方法而

言，混合方法是否更为有效？

基于描述性统计和回归分析方法，本文系统回顾了主流国际关系，特别是国际安

全研究中混合方法的使用情况。文章发现，自 2000 年代以来，混合方法研究被

用得越来越多；混合方法在比较政治学（主要针对一国之内的政治现象）研究中

使用得比国际关系学（研究的政治现象涉及多个国家）研究中更为频繁；国际关

系学者引用混合方法文章的频率低于引用纯粹定量研究文章的频率；国际关系学

者引用混合方法研究的频率与引用纯粹定性研究文章的频率相当。这表明，混合

方法在国关领域的影响力一般，不比定量研究更有说服力。不过，这种情况近年

来有所好转。

译者更加深入地分析了作者统计分析结论背后的因果机制。译者认为，不同研究

领域所面临的研究结论的时空一致性限制不一样，从而影响了混合方法的适用性。

混合方法的本质是将定性的案例研究中发现的因果机制放到更多同类案例中进

行检验以测试其外部有效性。对于比较政治学这样的研究领域，从一个案例研究

中得到的因果机制，在时空环境不同的同类研究对象上也能起作用，从而可以采

* 原题为《多方法研究比单一方法研究更有说服力吗？1980-2018 年国际关系期刊文章分析》，文章来源： Anton

Peez, “Is Multi-Method Research More Convincing Than Single-Method Research? An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Journal Articles, 1980–2018, ” Security Studies, Vol. 33, No. 1, 2024, pp. 55-87.

① 安东·皮兹（Anton Peez），法兰克福大学博士后研究员和法兰克福和平研究所 (PRIF) 副研究员。邵良，国政

学人编译员，哈萨克国立大学国际关系专业，曾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

2024 年第 3 期（总第 15 期）

17

用混合方法将定性研究的结论推而广之。而对于国际关系这样的研究领域，从某

个案例研究中得到的因果机制，在其他时空环境下，很可能会因为时空差异带来

的干扰变量而失效，从而无法应用于其他同类案例。而造成这样的原因是，比较

政治学的研究现象空间影响范围较小，从而容易在研究现象所涉及的空间范围之

外找到时空条件基本一致的同类案例；国际关系领域的研究现象空间影响范围较

大，排除研究案例本身所涉及的地理空间之后，地球上剩下的与研究案例有可比

性、时空差异较小的空间区域就很少了，从而很难凑齐满足定量分析要求的样本

量。因此，国际关系研究者很难像比较政治学研究者那样广泛地采用混合方法。

 思维导图

一、引言

混合方法研究（作者称之为多方法研究）指的是在一项研究中同时采用定性和定量

方法，将二者有机结合。与之相对的是单一方法研究，即在一项研究中仅使用定性或定

量方法之一。2000 年以来，方法论学者发现，国际关系和比较政治学中，混合方法有走

红倾向。混合方法的支持者认为，这种方法比单一方法更有效，能兼顾内部和外部有效

性。然而，这一结论需要被实证研究检验。

本文从国际关系，特别是国际安全研究的期刊论文中采样，来研究混合方法在国际

关系学科中的有效性。具体来说，除了描述性分析外，本文还以混合方法和单一方法研

18

究文章的引用率作为因变量进行了回归分析，探讨了不同研究方法在国关学术界的说服

力和影响力。

基于 39 年的大样本研究，本文发现：

1.混合方法研究只占 4.1%，但近年来比例有所提升，达到 7.5%。

2.混合方法研究常用于研究国家层次问题和国内问题（如内战、政权类型、国内政治），

较少用于研究国际现象（如国际组织、国际规范）和典型国际安全问题（如均势、国家间

战争、威慑）。作者认为这反映了混合方法起源于比较政治学而非国际关系，同时有一些

问题领域更适合混合方法。

3.基于 1980-2018 年的国关期刊论文数据，混合方法的引用率低于纯粹定量研究，和

纯粹定性研究大致相同。不过，近年混合方法与定量研究的引用率差距正在缩小。

4.相比于期刊论文而言，采用混合方法的国际关系专著图书的引用率更高。对此，作

者认为，期刊论文的篇幅可能限制了混合方法的使用。因此，国际关系研究更需要进行

方法论分工，然后由部分学者用研究综述来统合定性、定量两类研究。

二、文献综述

支持混合方法的学者有如下观点：

1.混合方法可以在一项研究中同时关注外部有效性（即靠定量研究讨论研究结果在

其他案例中的普适性）和内部有效性（即靠定性研究增加研究案例内部因果机制的论证

强度）。

2.混合方法可以实现方法之间的协同和分工。

3.混合方法中，不同研究方法可以嵌套在同一个因果链中，从而回答某个研究问题。

4.定性和定量方法结合起来，可以平衡研究中的“理解”与“普遍化”。

总之，混合方法可以利用定性和定量方法各自的优势：用定性方法探查单一案例中

的因果机制或生成理论；用定量方法进行跨案例因果推论和解释变异等等。

反对混合方法的学者有如下观点：

2024 年第 3 期（总第 15 期）

19

1.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认识论基础不同，因此无法结合。（译者补充：根据相关方

法论文献，定性研究的认识论基础主要是贝叶斯定理、决定论、布尔逻辑和集合论；定量

研究的认识论基础主要是归纳法和概率论。）

2.在一项研究中同时采用多种方法引发很多了负面后果，因此有必要进行学科分工，

一部分人专攻定性，另一部分人专攻定量。

3.有定量研究表明，在定性研究中加入定量环节不仅不会增加文章的说服力，甚至还

会削弱。

作者认为以上两种观点都有合理之处。

三、研究的工具变量和数据集

本研究的目的是用实证方法比较国际关系和安全研究中混合方法与单一方法的实践

和接受情况。为此，本研究采用引用次数作为评价论文实用性、说服力和影响力的工具

变量。本研究认为，引用次数代表了一篇文章在说服受众方面的效用以及学者希望与被

引用作品联系起来的愿望。

本研究调查了 1980-2018 年间 12 种有影响力的期刊，包括 8 种国际关系期刊和 4 种

普通政治学期刊。文章从中选取了这一时期主流的、高度可见的、英文的、期刊论文篇幅

的学术研究样本。

四、研究结果

描述性数据表明，1980-2018 年间，混合方法文章不断增加，从 1980-2000 的 2.4%涨

到了 2001-2013 年的 4.5%，随后涨到了 2014-2018 年的 7.5%。定量和定性传统期刊，如

JPR、AJPS 和 EJIR，不愿意发表混合方法文章；安全研究子领域的期刊比其他国际关系

子领域期刊更少发表混合方法文章。研究国内问题的论文，如内战、危机、援助、选举、

政权类型和国内利益集团，更多使用了混合方法。研究国际问题的论文，如国际战争、地

区一体化或均势研究，更少采用混合方法。因此，安全研究中的很多传统议题都难以采

用混合方法进行研究。这种情况也反映了政治学混合方法起源于比较政治学，同时更适

用于某些主题和研究问题。

20

在采取措施控制了一系列干扰变量（如年代、问题领域、期刊特征、作者特征、学科

范式等等）之后，本文以引用次数为因变量，以“混合方法”“纯粹定量”“纯粹定

性”“概念研究”“其他方法”的五种分类作为自变量，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发现，

纯粹定性方法研究的引用次数大约是纯粹定量方法研究的 80%；混合方法研究则是纯粹

定量的 83.4%。分别剔除高被引文章、概念性和方法论文章之后，混合方法研究的引用率

仍显著低于纯粹定量研究。在安全领域中，纯粹定性研究和混合方法研究的引用率分别

是纯粹定量研究的 85%和 83%。另外，随着年代接近，混合方法研究的影响力有所增强。

作者随后调查了国际关系专著图书中的情况。作者发现，在专著中，混合方法研究

与引用次数有着不显著的正相关性。

五、结论

本文认为，混合方法在最近五年使用频率有所增加。另外，混合方法更常用于研究

国内问题而非国际问题。混合方法研究的引用率低于纯粹定量研究，与纯粹定性研究的

引用率大致相同，但最近几年差距正在缩小。

本文的研究局限在于：

1.引用率不能代表混合方法研究的说服力或认识论的有效性。

2.没有调查美国和西欧之外的期刊。

3.可以使用文本匹配等更复杂的工具来研究本文的研究问题。

4.可以使用访谈等定性研究方法来研究本文的研究问题。

5.需要考虑和定量研究相比，定性研究本身更难被期刊发表.

6.需要考虑本研究的结论能否推广到其他社会科学学科。

本文对发表和国际关系研究设计的启示是：

1.同时精通多种方法比只精通一种方法更难，而且期刊论文篇幅也限制了混合方法

的实施。

2.由于引用次数对期刊和学者很重要，混合方法未来用得可能更少。

3.混合方法比单一方法研究策略更复杂、结果更混乱而且更难相互调和。

2024 年第 3 期（总第 15 期）

21

4.学者可以在一项研究中只采取一种方法，同时学术界可以用专门的综述性文章将

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的研究结论结合起来综合分析。

 译者评述

译者认为，研究对象时空一致性问题可以解释作者提到的国际关系学者和比较政治

学者对混合方法的偏好差异：

混合方法的本质是将定性的案例研究中发现的因果机制放到更多同类案例中进行检

验以测试其外部有效性。然而，在社会科学中，任何研究结论都得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

才能成立，找不到牛顿三定律那样穿越时空普遍适用的因果机制。只不过在有的研究领

域中，时空差异给研究对象带来的干扰变量普遍不显著。在这种研究领域中，某一个研

究案例内存在的因果机制往往容易推广到其他同类案例中。这类研究领域就非常适合实

施混合方法。研究对象往往局限在一国之内的比较政治学正是这样的领域。而在有的研

究领域，时空差异给研究对象带来的干扰变量非常巨大，这就使得某一个研究案例的因

果机制很难推广到其他同类案例之中。研究对象涉及多个国家甚至整个国际体系的国际

关系则恰好基本属于这类研究领域。

例如，同样是国际体系“极”的变化，我们很难说威斯特伐利亚时代的权力转移机

制还能用于后冷战时期，毕竟这段时间世界的宏观环境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高科技武

器的出现和普及已经让沙俄在大北方战争中的胜利模式难以在海湾战争中重演。哪怕是

将冷战时期同时存在的美式“海洋霸权”和苏式“大陆霸权”进行比较，都存在一个霸

权和霸权不一样的问题，让有关霸权稳定论的混合方法研究变得困难重重。但是，如果

研究后殖民时代第三世界各国内战中的因果机制，如族群和自然资源是否重叠对内战爆

发的影响，我们基本上可以假定这些国家的宏观环境差别不大，或者可以轻易进行控制

变量，从而探讨中东国家的一些机制能否应用在非洲国家。

做一个不太恰当的类比，比较政治学领域中相当多的研究对象相当于物理学宏观低

速环境下的物体，在研究其运动轨迹时，常常可以忽略相对论效应，直接用牛顿定律；国

际关系领域中相当多的研究对象相当于物理学宏观高速物体，如果要讨论其运动轨迹，

22

必须考虑相对论效应带来的干扰变量，很难把某一参考系中得到的物体运动参数直接用

在其他参考系中，在计算物体运动路径时也得考虑特殊位置时空曲率的爱因斯坦张量。

国际关系和比较政治学的上述差异来自各自研究对象空间影响范围的不同。比较政

治学研究的政治现象往往局限于一国之内，甚至局限于一些次国家机构之中。这样一来，

研究者可以轻易地在其他国家甚至同一国家的其他地区找到相当多的时空条件基本一致

的同类案例。与之相对，国际关系研究的政治现象有着极其宽广的空间影响范围，往往

涉及到一段时间内整个国际体系或至少某一区域内多个不同国家的局势变化。这样一来，

排除研究案例本身的影响空间之后，地球上剩下的有可比性、时空差异较小的空间区域

就很少了，从而很难从中凑齐满足定量分析要求的样本量。例如，如果国际关系学者想

要研究区域一体化问题背后的因果机制，他们面对的时空一致性相近的可选案例只有欧

盟、东盟、非盟、阿盟寥寥数个。哪怕是核危机这样可选案例似乎较多的国际关系研究议

题，学者勉强能凑出来的案例数量也不超过 50 个 ①。至于国际体系层面的国际现象，学

者就只能从不同的历史时代中寻找纵向案例，从而不得不面对不同时代特有的宏观环境

干扰变量。而比较政治学者想要研究国内族群冲突背后的因果机制，其可以从去殖民运

动以来有过族群冲突历史的众多国家中提炼出至少数百个同类案例，从而得以凑齐足够

开展定量研究的样本数量。

总之，面对国际关系这样时空一致性限制较强的研究领域，进一步观察研究结论的

时空限制条件，比讨论研究结论的普适性更有意义。相比于肯尼思·华尔兹和亚历山大·温

特分别从牛顿力学和量子力学中寻找国际关系理论灵感的尝试而言，相对论力学对国际

关系理论发展的借鉴价值更加值得深思。

【校对审核：丁伟航 张耀】

【责任编辑：封欣怡】

①

参见 Sechser, T., and Fuhrmann, M. (2013). Crisis Bargaining and Nuclear Blackmail.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67(1), 173–195.

2024 年第 3 期（总第 15 期）

23

历史、国际关系与综合方法：思考更强的跨学科性 ∗

史蒂夫·耶蒂夫 [著] 周谷子 [译]①

 文章导读

本文探讨了历史如何为国际关系学科做出贡献。作者认为，历史可以通过多种方

式为国际关系研究服务，尤其是对理解“变化”十分重要；其次，历史研究可以

帮助我们以“补充”的方式联系各个时间点，这有助于我们辨别跨时间的因果关

系以补充国际关系；此外，历史可以帮助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理论构建、建模和检

验，定量方法也可以受益于深入的历史研究。然而，在评估历史对国际关系的价

值时，至关重要的是，我们需要了解所指的历史学家和国际关系学者的类型，并

意识到他们之间的差异，同时也要认识到历史的局限性，防止其被滥用。

本文同时提出了一个更广泛的问题：我们如何整合国际研究中各个学科（包括历

史和国际关系）的概念和见解？本文提出了“综合方法”（Integrated Approach）

这一概念，并展示了研究外交政策行为的一种综合方法。该方法能够系统地利用

多个学科来解释诸如缔结条约、发动战争或与其他国家结盟的决定等行为。

∗ 文章来源： Steve Yetiv, “Histo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Integrated Approaches: Thinking about Greater

Interdisciplinarity, ”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s, Vol. 19, No. 4, 2011, pp. 94-118.

① 史蒂夫·耶蒂夫（Steve Yetiv），美国政治学家，欧道明大学（Old Dominion University）政治学与国际研究系

教授。周谷子，国政学人编译员，曼彻斯特大学和平与冲突专业硕士，研究兴趣为和平与冲突及安全研究中的建构主

义、后结构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理论。

24

 思维导图

一、历史与国际关系研究：二者间的差异

在探索历史如何为国际关系做出贡献之前，了解这两个学科的不同之处是很有用的。

尽管不绝对，但整体趋势是，与国际关系学者相比，历史学家更有可能关注和阐述单个

事件或更有限的时间段。此外，历史学家会更满足于提供一个历史时期的完整历史，而

国际关系学者通常不会满足于提供历史叙述本身。

国际关系学者也经常寻求“归纳” （generalizations），而许多历史学家更有可能将

事件视为特殊事件，尽管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都无法真正避免简化。如果国际关系学者

更倾向于寻求归纳，他们也更倾向于根据现有的归纳来看待事件，他们对理论的意识要

强得多，并将其视为终点。对于国际关系学者来说，概括用于预测，而历史学家则将归纳

用于简化历史，以便对其进行解释。这带来另一个区别，即国际关系学者有时会试图做

出预测，而历史学家却不会。国际关系学者也更有可能将大国解释为对大战略的追求。

外交政策研究的一个特定分支声称，各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追求连贯一致的战略——即

他们的行为符合大战略，如均势或霸权大战略。相比之下，历史学家不太可能从宏大叙

事的角度来看待世界事务。总之，虽然二者间有着确切差异，但也有着趋同性，能使历史

回归，从而让国际关系学者更好地利用历史学家的成果。

2024 年第 3 期（总第 15 期）

25

二、历史对国际关系的贡献

理解历史对国际关系的贡献取决于我们指的是哪些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两个学科

的不同流派带来了关于本体论和人类状况和世界政治中互动性质，以及产生结果的关键

参与者、过程和相互作用等的不同核心假设。举例而言，对于新现实主义者来说，无政府

状态使国家社会化，而国家能力的变化是核心，而建构主义者则在梳理结果时优先考虑

思想和社会建构的规范，而不是物质结构和能力。这些本体论上的差异从根本上影响了

哪些国际关系学者向哪些历史学家学习。此外，定性国际关系学者比定量国际关系学者

可以从历史学家的工作中受益更多，因为定量学者更有可能接受抽象化并脱离历史分析；

尽管两者都肯定可以受益。

从经验学的角度来说，不同的历史学派对国际关系的启发不同。激进历史主义学派

（radical historicism）假定正确的历史必须考虑塑造事件的特定时空背景，后殖民主义研

究作为该方法的示例，使其更接近国际关系中的建构主义学派——尽管缺乏一定的宏观

分析；而传统历史学家的目标是通过档案工作和原始文件来捕捉真相，国际关系的实证

主义者 （positivists）很可能认为他们的工作最值得借鉴，因为能以实证主义的方式检验

他们的理论。历史社会学家（historical sociologists）并不关注“一系列随机的孤立运动”，

而是关注更广泛的事件中的普遍性。历史社会学涉及经济学家，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努

力，他们通过对历史的研究以揭示现代世界的核心特征如何演变，这包括对资本主义，

民主和工业化等的普遍分析。总言之，如何将历史融入国际关系研究取决于不同的方法

论、理论和经验。

三、将历史融入国际关系学科的三大作用

在具体考量历史与国际关系的结合时，本文认为历史对国际关系有以下作用：

1. 探索 “变化”

通过比较方法，历史研究对于旨在揭示因果关系的历时比较（diachronic comparisons）

以及相对较短的时间内的变化的国际关系具有很大的价值。历史研究能够通过帮助阐明

在相互作用和不断变化的变量的更广泛背景下发生的变化，从而在历时比较中发挥作用。

26

历时比较差异法可以推动国际关系研究跨越一系列关键问题领域，因为它能够更好地解

决控制变量的问题——仅随时间变化的变量比同时随时间和区域变化的变量少。需要注

意的是，采取这一方法前需要消除两个基本威胁以区分相关行为的影响与其他变量的影

响，一是除正在研究的行动之外可能解释观察到的影响的特定事件，二是与时间流逝相

关的规律性变化，这种变化与历史的区别在于，它指的是过程而不是离散的事件。

历史不仅有助于理解短期变化，而且有助于把握长期动态。首先，历史对于判断变

化至关重要，因为要知道变化是否以及如何发生，有必要划一条“过去—现在”的基线进行

比较和对比。这有助于研究帝国的兴起和衰落等问题。

其次，在理论层面上， 国际关系主要理论对变化做出了基本的假设。国际关系学者

可以参考对不同历史时期的分析以提供有助于比较不同时期的信息，在历史学家和政治

学家间产生更富有成效的交流，并对可能引起变化的条件进行归因。通过这些历史著作

来理解变化有助于理论建设，如霸权战争理论、权力循环理论、权力转移理论和长周期

战争理论等。

2. 揭示因果关系和路径依赖关系

历史不仅有助于理解随时间推移的变化，还有助于理解事件间的联系或认识到路径

依赖的重要性。这指的是先前的事件和过程与当代事件和过程间存在因果依赖关系。

单个、详细的案例研究，或对许多研究有选择的组合，有助于了解一个事件如何导

致另一个事件。这使得对因果关系的归纳变得更加容易。这样的联系能为更广泛的问题

提供信息：如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国是否倾向于追求霸权战略等大战略，或者他们是否

倾向于对他们无法控制的事件做出反应？为什么国家使用武力来代替讨价还价的结果？

战争会导致未来的战争吗？权力失衡会导致战争吗？

我们也可以提出以理论为导向的问题。除历史社会学外，比较历史分析（它关注的

是随时间推移过程中的因果分析，例如社会革命的原因或国家的形成）和历史制度主义

（它主要揭示为什么在跨越几个世纪的宏观层面上，各国沿着不同的发展道路发展，以

及国家机构如何从持久的政治斗争遗产中产生）两种思想流派的工作都对国际关系学者

有着不同的重要性。

2024 年第 3 期（总第 15 期）

27

四、理论构建、建模和检验

对历史和变化的研究可以被输入进国际关系理论的建立和检验。一般的理论构建或

建模，无论是统计学、博弈论还是各种形式的模拟，都需要了解事物在现实中是如何结

合在一起的， 即变量之间的关系。这样的研究可以增强对关键变量的探索，即这些变量

首先应该是什么，以及它们如何相关或因果联系。

历史证据对于检验假设和理论也至关重要，特别是在元数据或人为证据显著的领域。

历史也可以成为研究反事实的“实验室”，作为推论或检验理论的手段，这可以帮助确

定假设不存在的假设变量的重要性。通常，这些变量可能与更广泛的理论联系在一起，

如果有效地使用反事实方法，就可以检验这些理论。

在某种程度上，历史也可能有助于校准模型。国际关系和社会学的技术方法也可能

有助于理解历史，产生双向互动。例如，建模者试图在模型中表示历史中的关键节点，以

便更好地理解历史过程。利用社会网络分析，学者们试图回答这类问题：单个事件（若存

在）何时会改变历史？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将为理论建设提供关键信息。

五、历史的局限性

虽然历史学家可以帮助国际关系学者理解正在发生的变化，但这前提是我们对历史

的了解足够充分，以可以将其作为基准，并且我们也清楚地掌握了现在，以便与过去相

适应。我们不能将历史学家的工作视为“没有问题的背景叙述，从中可以引出理论中立

的数据来构建问题和检验理论”。

历史可以服务于为决策者提供信息的实际目标，前提是，他们了解越多的历史，他

们就更有可能做出更好的决策。正如约瑟夫·奈（Joseph Nye）所阐明的，理论，历史和政

策是相辅相成的，不应被视为单独的努力。但是，历史也会误导我们，譬如历史可能被滥

用于党派或政策目标以推动他们自己的议程。在建构主义者看来，那些援引历史的人可

能正在利用历史来构建现实，以实现政治目标。即使历史是准确的，其教训也可能因为

过于复杂而无法理解，受到不同行为者的不同解释，或太痛苦而导致无效。

28

六、加强跨学科研究的综合方法 （Integrated Approach）

本文现在试图探索论文的第二个问题，即如何加强国际研究的跨学科性，即“综合方

法”。综合方法包括使用不同的视角来帮助解释政府行为：决策是如何做出的，以及政府

为什么要这样做，或者他们采取行动的原因。其目标是利用从不同模型或视角得出的对

现实的不同切入点来解释外交政策行为，例如选择开战、签署和平条约或结盟。

分析者通常倾向于假设国家试图仔细权衡处理手头问题的各种选择的成本和收益，

然后选择或试图选择促进国家利益的最佳选择。因此，我们在描述政府行为时，往往将

其视为一个协调的行为者，而不是相互竞争的团体、官僚机构、委员会和个人的组合，他

们有自己的利益、偏好和行为模式。以国家为中心的理性行为者模型明确体现了这种政

府行为的概念。这个单一理论解释当然可以阐明政府行为；但综合方法中使用的观点（如

表 1 所示）提供了替代的、有时是相互竞争的解读。使用这五种视角可以对同一政府行

为产生五种不同的解释。

这五种观点基于不同的假设，即在解释政府行为时，哪种分析水平最关键；在视角

（目标或结果）中假设的核心行为者的直接或间接目标或结果是什么；以及该行为者如

何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做出决策。对于所讨论的每个案例，我们首先会对所研究的行为提

供理性行为者模型的解释，然后提供相互竞争的解释。

与理性行动者模型相反，认知方法通过关注决策者的思想，为政府行为提供了不同

的解释或部分解释。它来自心理学并与历史联系在一起，它假设个人有意识或无意识地

使用思维捷径，例如对历史事件的类比，以简化现实以促进决策。认知方法可以补充或

挑战理性主义的解释。

2024 年第 3 期（总第 15 期）

29

国内政治模型强调了政府行为是如何由领导人塑造的，这些领导人构建现实以实现

自己的国内目标，即使不是比国家目标更重要，也至少同等。与其他模型不同，该模型借

鉴了政治学和哲学对建构主义的贡献，假设领导者关注他们在国内的地位、影响力和声

誉。

相比之下，群体思维的社会心理学理论侧重于群体动态对决策的影响，以及群体中

个人的从众压力。政府政治模型则源于政治学和商学，主要以委员会环境中的个人为中

心，他们与他人讨价还价，并采取受各自领地利益和政治驱动的立场。通过官僚主义的

视角来看待政府的行为，可以凸显出对决策方式的其他可能解释。

不同的观点带有一些不可调和的假设，但当它们结合起来作为对现实的切入时，就

能将国内和国际关系的理论和变量融为一体。这是因为理性行动者模型是关于国家如何

互动的国际关系理论，而其他四个视角是以国内层面的变量为特征的外交政策理论。综

合方法允许对外交政策的三个关键领域：过程、选择和结果进行结合，这能够更好地解

释对政策的偏好。

七、结论

本文首先研究了历史对国际关系的贡献，认为在研究短期和长期变化以及检验国际

关系理论方面，历史对国际关系最有用，但历史对国际关系的有用性取决于历史的类型

和所讨论的国际关系类型以及历史的使用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两个领域在方法、

理论和经验问题上都存在着差异。

本文谈到的第二个问题是如何加强包括但超越历史和国际关系范畴的国际研究的跨

学科工作。本文提出了“综合方法”和一种旨在研究政府行为的特殊综合方法。综合方

法不仅有助于学术追求，而且有助于在一个需要多种理解的相互联系的世界中解决问题。

 译者评述

本文作者提出了国际关系和历史的跨学科方法。作者认为，尽管两个领域存在认识

论、研究视角、方法及方法论、研究目的等的差异，但两者间可以形成互补，这种跨学科

的“综合方法”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国际关系研究。作者进而从“变化”，“因果关系”，

30

“理论检验”三个角度阐明了历史学科在国际关系领域里的应用价值。总言之，历史学

可以帮助国际关系学者把握短期的改变和长期的动态。通过历史学揭示的演变的规律和

趋向而产生的“时间性”思考能够帮助避免对事件孤立、片面的看待与判断，并从其背后

的时间线索推导其变化规律，了解事件前后存在的因果关系或多个事件间的时间联系或

因果联系。这可被用以解释其现状及推测其未来的演变趋势，最终帮助建设理论和检验

理论在一定时空范围内的有效性，因为历史对经验与事实的强调能够证伪国际关系理论

和概念或提出的假设，支持其分析与解释的框架。

然而，历史与国际关系的跨学科结合也存在局限性，因为经验和理论都存在边界。

若对历史事件或进程缺乏了解，就不能辨识出其与研究的理论、事件或问题之间的相互

联系，甚至产生误读与误解。这会影响对于历史和国际关系两个学科的知识卯准，从而

导致知识的“错位”或“脱轨”。此外，历史叙述的真实性也十分重要。因此，对国际关

系学者来说，需要充分考虑如何将历史作为基准，将什么历史作为基准以及借鉴什么历

史叙事、经验与事实以引出理论中立的数据来构建问题和检验理论。

这种“综合方法”不仅是对方法论的强调，也是对从立体、多面的思维方式看待研究

对象的着重。正如作者在文章第二部分所提出的，跨学科和跨领域的系统性结合能够思

考更多的变量及变量存在的动态作用与意义，对同一事件或事实产生多维度的分析与推

测，以提供对研究主题的不同解释。总之，对于国际关系研究来说，有必要在学科内部和

学科间建立桥梁，考虑不同层次的分析中产生的协同作用，以突破单方面思维的限制，

最终解决问题。

【校对审核：赵伶卓 曲弘毅 施榕】

【责任编辑：封欣怡】

2024 年第 3 期（总第 15 期）

31

双重用途骗局：技术如何塑造国际关系中的合作 ∗

简·韦曼，特里斯坦·沃尔普 [著] 张学玉 [译]①

 文章导读

几乎所有技术在某种程度上都具有民用与军用双重用途，而技术的这一特点使

合作陷入两难。国家可以设计军备管控机制来避免代价高昂的军备竞赛，但国

家同样也不想放弃这些技术所具有的民用价值前景。本文认为，技术的双重用

途性本身并非问题根源，导致合作难以进行的是技术双重性对军备控制机制设

计中信息约束的改变方式。回顾已有研究可以发现，国际关系研究中普遍缺乏

对“技术”这一概念的清晰界定和标准化处理，因此难以将技术属性作为开发

和测试中层理论的有用变量。

鉴于此，本研究首先对“技术”这一概念进行界定，包括识别跨领域的技术属

性、理论化其影响，并制定衡量标准，以实证地将技术的各种能力归入到不同

类别中。随后，本文从双重用途的两个维度描述技术的变化：（1）军事用途与

民用用途之间的区分程度；（2）军事企业与民用经济之间的整合程度。可区分

性决定了违规检测所需的监控级别，整合程度则提高了国家向另一国披露信息

的成本。综合考虑上述维度，本文对国家在试图就各种技术达成协议时可能面

临的具体信息问题进行分析，并通过引入新的定性数据集，评估两个变量以及

其对所有现代军备技术合作产生的影响，认为国家在控制新兴技术时应当将技

术双重用途属性的变化如何影响侦测和披露之间的紧张关系纳入考量。

∗ 文章来源： Jane Vaynman and Tristan A. Volpe, “Dual Use Deception: How Technology Shapes Coopera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77, No.3, 2023, pp. 599–632.

①

简·韦曼（Jane Vaynman），美国天普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研究重点为敌对国家之间的安全合作、军备控制

协议的设计以及技术对国际机构的影响；特里斯坦·沃尔普（Tristan A. Volpe），海军研究生院国防分析系助理教授，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核政策项目客座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技术如何塑造国家间的强制、合作与竞争关系。张学玉，

国政学人编译员，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

32

 思维导图

一、引言

几乎所有技术在某种程度上都具有民用与军用双重性，即使最致命的武器也能在民

用经济中找到其具有和平属性的对应物。正是技术的这种双重性导致了国家在相关领域

的合作陷入困境。在外层空间，各国已经就建立军事空间站与反卫星武器展开竞争，并

着手设计国际机制进行军备控制，避免军备竞赛恶化。但与此同时，各国在外层空间竞

争中涉及的相关技术，也可以在民用经济发展中起积极作用，如建立以和平为目的的导

航系统。然而，这些民用技术与军事武器往往难以区分，清理太空碎片的良性网络与试

图击落卫星的武器似乎别无二致。

除太空技术领域外，技术的双重用途性也困扰着国家在其他领域的合作，如网络能

力建设与生物技术领域。虽然各国对“一国假借和平开发技术之名，实则暗中壮大军事

力量”普遍存在担忧，但这种担忧并不一定会导致合作失败。事实上，任何一种现代军

控协议都限制了军事资产的部分民用效益。这意味着，民用与军用的重合属性并非是绝

对的，在不同的技术领域，技术的双重用途性既可能阻碍军事协议的达成，也可能推动

其实现。考虑到目前并没有对技术双重用途差异对国际关系中国家合作前景影响的系统

性研究，本文提出了一个更宽泛的技术双重用途概念，旨在全面反映现代武器技术中涉

及的双重用途特性。本文的理论框架深入剖析了技术这一核心特征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国

2024 年第 3 期（总第 15 期）

33

家合作。需要强调的是，本文并不认为技术是影响合作的唯一因素。因此，本文采用了控

制变量法以确保研究结果准确。

二、技术双重用途的两个维度

技术双重用途性可以从两个维度来描述：可区分性与整合度。

可区分性指区分一项技术是军用或民用的相对难易程度，这决定了各国核查军备控

制协定履行情况所需要的监控级别。例如，战列舰很容易与商业货船区分开，但军用无

人机却似乎与民用无人机无异，而后者就会要求国家通过更全面的情报收集与更具侵入

性的检查以达到更高的监控级别。

（一）可区分性与监测约束

技术的高区分性使得国家更难以实施欺骗，因为高区分性军事资产不能被轻易伪装

为民用设施。而低区分性的技术则给国家留下了转圜空间，使其能够通过模糊军用民用

的界限来实施欺骗。在本文中，我们从四个方面对“可区分性”进行了说明（表 1）：

1. 物理特性：技术的物理特征（如大小或其他检测特征）所设定的具体基线。例如，

生物技术因为在使用过程中常处于微观状态，使人难以判断其最终用途是军事还是和平。

2. 发展路径：技术的发展路径会影响各国以追求和平为借口将技术用于军事的程度。

一些技术在进行民用开发与军事用途时的运用路径会产生重叠，有些则不重叠。例如，

民用客机和军用飞机遵循不同的设计与生产流程，这使得从一种生产途径切换到另一种

生产途径的成本很高。

3. 技术相关原则与部署决策：通过某项技术的相关原则与部署决策进行观察，可以

通过判断其行为模式来推知该项技术的实际用途是军用还是民用。例如，尽管采用的技

术相同，但美国与苏联的民用太空发射中心的地面液体燃料火箭显然与 20 世纪 70 年代

两国在冷战环境下开发地下军事导弹的意图截然不同。

4. 转换速度：即某项技术从民用能力转变为军事资产的转化速度。更快的转化速度

会提高其他国家观察某项技术发展与部署的难度。相反，当一项技术从民用转向军用的

耗时越长，给其他国家的观察时间就越充足，该国进行技术转换的意图就越容易被发现。

34

监测有助于区分技术的民用和军用属性，要实现通过合作方式开展军事监测，被监

测国必须允许其他国家或组织进入其领土与敏感设施，甚至是军事力量。鉴于技术用途

难以区分，国家对监测等级提出更高的要求，而被监测国也需要更充分的准备以应对侵

入性或频繁军备控制检查所带来的风险。然而，深入或频繁检查所带来的风险严重程度

不取决于技术的可区分性，而与技术整合度密切相关。

（二）整合度与信息披露约束

由于技术的双重用途性会加剧军控检查带来的安全风险，作者引入“整合度”这一新

概念，用以描述允许监察国家或组织监察一项技术的特定军事或民用应用时可能给被检

查国带来的损害。

整合度指一项技术在军事企业与更广泛民用经济中的使用范围与结合深度。利基技

术（Niche Technologies）的整合度很低，因为它们常在极小领域内发挥作用。例如，尽管

长程火箭（Long-range rockets）在力量投射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但由于它们的作用仅限于

战略打击与太空发射任务，因此整合度较低。整合度增加了军控检查带来的安全风险。

相反，当一项技术的使用范围越来越普遍，就给核查人员收集协议之外的军备与民用资

产情报创造了机会。如在检查造船厂以确保某国符合核战列舰限制标准时，该国制造其

他军用船只与商业船只的情况也可能被曝光。高风险信息泄露可能带来的安全损害，给

各国不得不更为谨慎地对待军备控制协议中的监控选项。

在理解整合度时，作者选择从技术的应用普遍性与边际成本两个特性切入。这两种

特性来源于对拥有广泛民用范围的“通用技术”的经济学研究。通过调整这两个特性的

定义，文章更好地说明了技术在军工企业与民用经济的中的整合度（表 2）。

2024 年第 3 期（总第 15 期）

35

1. 普遍性：一项技术的普遍性反映了它在每个领域使用的范围和深度。本文沿用了

这一特性，以反映不同技术在军事和民用两方面的变化。无处不在的武器技术与平台技

术，如炸药与海军潜艇，可以广泛用于执行许多军事任务。利基技术则只能在狭窄领域

发挥作用，如到 19 世纪中期步枪才在某些特殊军事行动中被使用。在民用领域，炸药和

海上船只可以被用于矿业开采与货物运输，而“和平使用步枪”则十分罕见。

2. 边际成本：一项技术的边际成本影响了其被广泛应用的倾向。经济学家发现，随

着时间推移与技术改进，应用一项技术的边际成本会降低。延续经济学中的这一发现，

本文认为开发和部署技术的单位成本越低，相关国家就越可能应用这项技术。就成本而

言，具有“溢出潜力”的军事技术创新对政府更具吸引力，也更能吸引政府对其进行投资，

因为这种技术创新可以转化为商业利益。

总而言之，整合度限制了各国在达成军控合作上的监测选择范围，因为高整合度使

得国家军事秘密与经济秘密更容易在检查中被泄露。相比于强化经济实力，政府更关心

军事力量的保护。但本文认为，在国家由于科技军事整合度高带来的安全风险而拒绝军

控侵入性检查的同时，也会将高整合度民用技术的调查可能造成经济损失的现实纳入风

险考量。

上述两个变量使我们可以预判国家在设计技术控制协议时所要面临的具体问题（表

3），同时也能推知在可区分性高且应用范围狭窄（Niche，即利基）的技术领域较为容易

达成理想的军备控制协议。相反，可区分性低且具有高度整合度的技术则会创造一个“死

亡地带”，在其中任何监测和信息披露问题都可能毁掉合作前景。除极端情况外，本文

也关注介于“高区分低整合”与“低区分高整合”之间的混合双重用途性技术。在这一

区间内，合作障碍在某种协议形式较容易克服。

36

三、从双重维度审视技术二重用途性

本研究弥补了当前学界对“技术如何塑造国家间合作”的三种主要描述中的空白与

不规范问题。首先，一些人认为，当军事技术能够给国家带来特定优势时，国家限制军事

技术发展的动力会降低。例如，一项新技术的早期采用者会获得军事优势或进攻先机。

然而，这一论点很难从防御角度解释为什么一场有益合作会走向失败。其次，也有人认

为当技术对未来的影响不确定时，各国会更倾向于依托技术武装自身而不是限制技术。

竞争性投资的确可以用来对冲不可预见的技术突破给国家带来的风险，但也有学者指出

国家能够通过建立制度灵活应对不确定性技术并从中获益。最后，有观点认为技术会给

国家带来信息问题。当一国能力的军事能力难以观察，尤其是因为技术军事用途与和平

用途之间界限模糊时，其他国家就会通过频繁监测来确保该国遵守协议。虽然这种观点

认识到了技术的双重用途性，但却对其理解过于绝对化。

2024 年第 3 期（总第 15 期）

37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文引入新型定性数据集，从“可区分性”与“整合度”两个维度切入，

对技术双重实用性对整个军备技术群体合作的影响进行评估。为了确保理论成立并证明

其普遍适用性，本文对现存每种技术进行分析，而这也弥补了当前文献中“常规使用武器

技术列表”的缺失。通过处理数据，本文发现现代各国用于武装自身的技术有 24 种。通

过案例研究，本文对 24 种技术的军民两用变量进行衡量，并对其如何影响各国设计军备

控制机制时面临的信息问题进行调查。

本文案例范围包括了现代国家已经用来武装自身的不同武器或不同武器平台所涉及

的全部技术，排除了不能独立成为武器或独立成为武器平台的技术。武器指用来对地方

人员或物资造成伤害或破坏的物体（从常规爆炸物到网络攻击工具），武器平台则指一

种或多种武器组合，并带有可以接近地方目标的交通工具或运载系统（例如海军舰艇与

火箭）。同时，研究团队回顾了从 1816 到 2010 年的全部军备控制协议全文来确定本文

研究范围已经涵盖全部符合条件的技术。（表 4）

通过分析，本文得出四种技术双重用途性对军备控制机制影响的前景：

H1: 最佳前景：高区分性低整合度技术给合作带来的监测与披露障碍最小。关于战

略能力，特别是远程弹道导弹的军备控制属于这一范围。技术高度可区分性使各国在缔

结军控协议时在核查部分拥有更多选项，从而改善了合作前景。

H2: 最差前景：低区分性高整合度技术造成了严重的信息问题，导致“合作死亡地带”。

在这一范围内，从无人机到网络武器与太空能力，几乎没有国家就上述技术达成军备控

制协议。各国谈判代表在就此类技术进行谈判时，都面临着难以克服的监测风险与信息

披露问题，冷战期间美苏两国在遏制反卫星武器军备竞赛上的失败就是例证。

H3：中性前景：低区分性低整合度技术造成了严重但能够克服的监测合作障碍。例

如，核领域军事用途与和平用途的难区分性使监测更为困难，但核技术的相对狭窄应用

领域使得国家面临的信息纰漏风险处在可控范围内，这使各国能够在多边军控协议中接

受高级别监测。

H4: 中性前景：高区分性高整合度技术造成了严重但可控的信息披露风险。许多常

规军事力量都属于这一技术范围内，且涉及该范围内科技的军事协定并不要求高监控级

别。例如，为了监测某国遵守军用飞机或海军舰艇军控协议，国家需要通过国家情报或

在有关国家地理与物理边界准入范围内的监测情况进行判断。

38

2024 年第 3 期（总第 15 期）

39

四、结论

军民两用技术常常给限制军备竞赛带来额外挑战。本文通过分析技术的两重用途性，

解释了军备控制中合作困局的出现原因，指出技术两重用途性改变了通过检测确保国家

遵守军控规范的所需信息多少，但不会导致更深层次的军事与商业机密泄露。而随着技

术两重用途性在可区分度与整合度两个维度的变化，国家间展开军控合作的前景也在变

化。

本文的实质性贡献在于揭示了军民两用技术属性如何限制国家间建立合作机制的选

择。同时，本文也注意到监测与信息披露问题同其他影响因素交织在一起影响了国家的

军备控制结果。例如，国家可能出于对国家间权力制衡的考量而改变其在军备控制上的

态度，使技术两重用途性在合作问题上的影响程度有所降低。

本研究也为未来几年管理新兴技术提供了可行的替代选择。当人工智能等技术落入

军备控制“死亡地带”时，如果各国能够更多的关注管理行为而非限制人工智能能力，

国家达成合作的前景就更加光明。这一选择方案意味着国家需要更关注与技术有关的行

动效果，而不是拥有或发展某项技术本身。虽然这种方法可能导致国家无法提前避免技

术发展与应用带来的损害，但这种方案仍能够通过“退而求其次”避免军控落入死亡地

带，从而引发更多不可控危机。因此，当技术双重性用途使传统军备控制协定中的检查

无法进行时，相关政府在展开国际合作与构建国际机制时应当考虑这一选择。

 译者评述

在评估目前已经存在的军民两用技术外，本文还颇具前瞻性的探讨了军用人工智能

系统可能会面临的合作与裁军困难问题。目前，人工智能军事化使用已成为部分国家的

研究重点，但针对此技术的国际裁军合作与有效风险管控工作的顺利开展仍面临重重挑

战。

就人工智能技术本身而言，大数据训练与系统自身建设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歧视性、误

判性使得军用人工智能在提升国家军事打击能力的同时，极有可能造成冲突风险升级，

或引发其他伦理难题。同时，人工智能技术在军用与民用领域内的巨大潜力，以及高整

40

合度，使得各国可能对披露自身人工智能算法犹豫不决，因为即使是某些看似有限的信

息，也可能导致敏感军事力量或商业产品的机密泄露。

目前，世界各主要国家均已意识到人工智能技术的重要性，并将快速发展与妥善利用

人工智能技术作为国家重点方针。但人工智能技术在现阶段所具有的运行不透明性、不

可靠性与易错性，使得国家事实上难以准确判定当前人工智能的各类风险级别，而人工

智能技术在国家经济发展与国家军事能力建设上的重要甚至未来将成为基础的地位，也

使得国家不得不较为审慎的推进人工智能合作。与此同时，正如本文研究所指出的，人

工智能作为一项具有高度技术二重性与高军民整合度的技术，以及国家在这一问题上可

能故意持有的保留态度，使得现阶段本身龃龉的国家很难在人工智能技术上达成深度互

信，不容易建立起真正具有约束力与执行力的裁军合作与后续监管。

除却政治博弈，上述技术因素或将阻碍国际上对军事人工智能应用进行控制的前景。

本研究对技术的细化界定与对过往裁军协定的重新审视极具启发意义，为当前国际政治

研究如何更准确的观察“技术与政治”的互动提供了有益经验，同时本研究采取的分析

方法，也对译者在现阶段所关注“如何更有效的界定人工智能风险类型”带来了启发。

【校对审核：王京 张倍祯 李源】

【责任编辑：封欣怡】

2024 年第 3 期（总第 15 期）

41

新兴技术、战略与国际秩序 ∗

简·考夫曼，凯瑟琳·赫奇科克，南森·赫奇科克，奥莉维亚·雷克曼[著] 聂涵琳 [译]①

 文章导读

2024 年 5 月 14 日凌晨，OpenAI 在首次「春季新品发布会」上搬出的新一代旗

舰生成模型 GPT-4o、桌面 App 向我们展现了技术对产品形态的颠覆，OpenAI

用行动给全世界的科技公司上了一课。而在国家安全领域，同样很少有什么话题

能比新兴技术的揭秘更能引发轰动。先进技术和自动武器长期以来一直吸引着公

众的想象力，几十年来一直是科幻小说的主要内容。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和生物

技术等新兴技术的确有可能改变战争中交战、收集情报和进行外交的方式。然而，

除了战场效应之外，新兴技术可能会对国际秩序的稳定产生更大的影响：新兴技

术被誉为游戏规则的改变者，可以改变国家之间的力量平衡，扰乱现有的联盟，

重塑全球秩序。

本文的研究问题是：新兴技术如何影响战略与国际秩序？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研

究、案例分析等方法，本文概述了影响的三种方式：对技术效应的认知、联盟的

整合和可操作性，以及对自由秩序原则的遵守。本文向决策者提出三项建议。首

先，战略性地实施围绕新兴技术的“炒作”。接下来，在将技术整合到联盟原则

中时，要小心地解决“被抛弃”和“被牵连”的担忧，以确保盟友的认同。最后，

技术进步已经改变了武装冲突水平以下政策制定者可以选择的一套方案，从而影

响了人们对自由国际秩序的看法，并为国家结盟开辟了替代途径。研究结论表明，

新兴技术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它们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同时也带来

∗ 文章来源：Jane Kaufmann, Kathryn Hedgecock, Nathan Hedgecock and Olivia Raykhman,“Emerging Technology,

Strategy,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Defence Studies, Vol. 24, No. 1, 2024, pp. 141-147.

①

简·考夫曼（Jane Kaufmann），美国空军军官，斯坦福大学政治学系的博士生；凯瑟琳·赫奇科克（Kathryn

Hedgecock），美国陆军军官，西点军校美国军事学院国际事务助理教授；南森·赫奇科克（Nathan Hedgecock），美

国陆军军官，西点军校美国军事学院系统工程系运筹研究中心研究分析师；奥莉维亚·雷克曼（Olivia Raykhman），西

点军校美国军事学院外语系学员。 聂涵琳，国政学人编译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专业。

42

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因此，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需要更加谨慎地评估新兴技术的

影响，并制定相应的战略来应对这一挑战。

 思维导图

一、技术认知

对新兴技术的炒作是对它带来的未来不确定性的反应，人们和机构利用这一不确定

性来推动实现其目标，而这种炒作也将其推到了政策制定者、军方领导人与国内受众担

忧的前沿。炒作的表演性影响可以增加政治权力和国际地位，威胁安全并刺激经济。政

客们可以在他们的政府中借助尖端创新行使权力，将其作为成功政策案例，或者展现出

对支出的宽容态度。在国际舞台上，他们可能会因为拥有技术或使用技术投射权力而寻

求承认。在这种用法中，技术的效力往往次于地位目标。当军队确定威胁的普遍性和严

重性时，新兴技术也会在战术层面造成干扰。最后，围绕新兴技术的炒作可能会有利于

企业的营收，例如在 ChatGPT 推出后人工智能公司的兴起。

2024 年第 3 期（总第 15 期）

43

新兴技术的不确定性使它们被允许用于多种目的，这往往会导致其影响被夸大。例

如，炒作潜在武器系统的能力可以为发展中国家及其工业吸引资金和经济利益，但也可

能导致对其有效性的夸大评估，并侵蚀公众对新兴技术的信任。在许多情况下，与一项

技术相关的炒作并不是由追求这项技术的国家推动的，而是由媒体、行业观察人士和参

与者推动的。因此，国家可能会失去对叙述新兴技术影响的控制权。再加上虚假新闻、错

误信息和虚假信息的泛滥，受众被巨大的信息量淹没，无法辨别何为真何为假。

这种所谓的“炒作疲劳”已成为安全领域中的一项重大挑战，对手利用虚假信息运动

破坏对民主机构效力的信任。因此，应该仔细剖析这种炒作，仅是夸张，还是为了跟上战

略竞争对手的步伐而必要的关注？炒作的表演效果可以被用来团结国内受众，在国际舞

台上投射力量，并在战场上分散和威慑敌人。此外，对能力和潜在风险的夸大评估可能

会扰乱决策。尽管新兴技术可能被夸大了，但各国不能忽视及早采用技术的潜在好处，

也不能忽视新技术扰乱国际秩序的威胁。对自主武器或人工智能发展耸人听闻的报道，

可能会导致其他国家将这些技术视为重大威胁，导致技术安全两难境地，加剧国家之间

的紧张局势。

在讨价还价理论中，因为战争是代价高昂的，所以在战争之外必须存在一种选择，

使双方都比开战更好。在这种模式下，讨价还价失败，当国家不能可信地承诺时，或者当

国家拥有关于战争成本的私人信息和歪曲这些信息的动机时，战争就会发生。随着新技

术的出现，各国会被激励歪曲有关其拥有该技术及其功能的信息，新技术的不确定性体

现了扭曲的威胁结构。有学者认为不完全信息是战争的主要因素，特别是预防性战争。

他们的论点建立在这样一种理论之上，即力量对比的巨大而快速的转变为战争创造了条

件；权力的转变是由国家投资于军事能力的内生决定推动的。新兴技术可能会增加军事

投资将如何转移为权力的不确定性，从而使天平向战争倾斜。因此，研究人员应该负责

任地预测新兴技术的未来实施，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技术炒作产生的干扰。政治和军事领

导人应该注意他们的炒作意图，以及与他们的沟通相关的潜在战略反响。军备控制界还

可以采取前瞻性措施，帮助减轻与新兴技术有关的风险。

44

二、技术对联盟动态的影响

联盟是国际秩序的核心，它使国家之间正式结盟以应对共同的威胁和挑战。新兴技

术可以通过转移国家之间的相对权力来塑造国际秩序，还可以通过技术输血创造国家之

间一体化的新途径。技术的使用可以塑造联盟的原则和战略，并确定盟友有效合作的能

力。AUKUS（澳大利亚、英国、美国）安全伙伴关系是体现联盟动态的技术基础的最新

例子。值得注意的是，AUKUS 的第二项举措完全专注于技术进步、创新和可操作性。核

武器的出现降低了核国家联盟的重要性。在核武器出现之前，像朝鲜这样的小国都依赖

联盟来生存。获得核武器后的国家，无论常规武器规模如何，都拥有超强的国际实力。作

为反核扩散运动的一部分，美国更新了联盟的措辞，将保护包括在内，以换取一些国家

在扩大核保护伞的情况下不发展核武器。

即使在不那么极端的例子中，技术进步也会影响联盟的动态。联盟中的原则必须调

整以纳入新技术；随着联盟经历理论上的变化，它们面临着两个关键问题——被抛弃

（abandonment）和被牵连（entrapment）。被抛弃和被牵连指的是在联盟中造成安全困境

的相互竞争的力量：国家希望确保自己不会被盟友抛弃，同时也保留“足够的行动自由，

以避免被这些盟友拖入不受欢迎的冲突”。

军事准则有三个来源：理性、组织和文化。理性主义逻辑认为，准则源于国家面临的

威胁、可用于对抗威胁的技术以及国家的地理位置。组织驱动力认为，所有因素都是通

过主要军事行为者的自身利益来解释的。最后，服务和战略文化对准则何时改变以及如

何改变很重要。军事准则的每一个驱动力都受到技术变革的影响，使新兴技术在联盟凝

聚力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了解技术是如何影响联盟的，对于让成员参与投资技术并将

其整合到准则中至关重要。未能将技术变革融入联盟原则增加了互操作性问题，并使联

盟的实力受到质疑，而成功地将技术融入理论需要解决盟国的抛弃和牵连问题。

三、技术与国际秩序的关系

本文认为，新兴技术既可以帮助政策制定者成功管理对国际秩序的权衡，也可以加

剧国际关系中的挑战。现代技术使国家保守秘密或隐瞒行动的能力复杂化。互联网、智